台灣大劫難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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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下載

帖子admin » 2012年1月1日

對於任何珍惜台灣民主自由、關心台灣和中國自由的人,《台灣大劫難》都是一本必讀之書。《台灣大劫難》自2009年11月在台灣出版發行后,立即成為最暢銷的政治經濟類書籍。袁紅冰教授在台灣各地演講達一個多月,引起各界和民眾的廣泛關注。書中曝光了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三個核心機密文件:《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關於對台軍事鬥爭準備預案》、《統一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而引起海峽兩岸高層的震撼。

該書所揭示的有關中共的內政、外交、軍事和經濟等領域的大量內幕,都屬當前中共最核心的政治外交戰略機密。這些資料的曝光,很可能對海峽兩岸關係,以及中、美、日、台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台灣大劫難》目前由博大書局代售(broadbook.com),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現場買書,並請作者簽名。聯繫人:博大書局蕭先生/Judy,電話:1-718-886-7080。

台灣的民主制度對中共極權造成極大壓力,它便更加不擇手段、無孔不入地滲透和破壞台灣的民主。《台灣大劫難》是對中共破壞台灣的陰謀的全盤大揭露。面對台灣大劫難,如何保衛台灣的民主自由?袁紅冰先生在書中提出了他的見解。他認為,了解中共真相,才能直面和化解中共帶來的大劫難。

《台灣大劫難》已引發中共高層政治海嘯
【人民報消息】據希望之聲報導,著名中國流亡作家、法學家袁紅冰最新著作《台灣大劫難》即將在台灣震撼出版。發行人是台灣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英文報業《Taiwan News》。
如果說袁紅冰的《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聖山》、《回歸荒涼》等巨著已經進入中國文學史的話,那麼《台灣大劫難》一書必將成為強烈震撼現實的大揭秘之作,大警醒之作。
《台灣大劫難》不僅全面揭密中共2012年之前全面控制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戰略和策略準備,中共對國民黨和台灣各階層的大規模統戰滲透活動,而且揭示出中共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正在進行的國家利益交換,同時也揭示了中共國安和美國相互配合,收集提供陳水扁家族在海外洗錢證據,等一系列敏感問題的內幕。這些內容讀起令人驚心動魄。
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台灣大劫難》一書還沒有出版之前,中共情治部門就已經通過秘密手段竊取到書的內容,並立即上報中共最高層。2009年10月 28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就此作出決議,認定《台灣大劫難》的出版是中共建國以來性質最嚴重的泄密事件,要求儘快查清泄密原因。
中央還特別批示,要求中共「涉台工作的各個部門,都要認真研究《台灣大劫難》,並在對台灣的戰略和策略上做出相應調整。絕不能讓我們將來對台灣的行動是在印證《台灣大劫難》這本書的內容」。
另據知情人士講,這次把中共絕密的對台戰略和策略泄露出來的,都是因政治和經濟罪受到整肅或者處決的原中共高官家族的成員。這些人目前均已經安全離開中國。
《台灣大劫難》既是大揭密之書,也是大警醒之書。此書不僅語言生動、華美,更充滿深刻的政治哲理。作者把中共專制對台灣自由的威脅,放在人類精神大危機的背景下來審視,並提出保衛台灣自由免受中共專制暴政摧殘的「大智慧之策」和「大英勇之策」。這使得《台灣大劫難》一書具備了深沉的歷史感和人類大視野,同時也顯示出發人深省的政治智慧。
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中共情報部門用秘密偵查手段竊取《台灣大劫難》的內容之後,經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批准,已經秘密印製了1000本,分發給中共各相關部門的高層進行研究。中共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讀後在一次會議上哀嘆:「這本書把我們對台灣戰略的底牌全給露了!下一步工作還怎麼做?」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讀後說:「這本書是一枚信息核彈。十四萬字的內容就濃縮了這麼巨大的信息能量!」
可見,《台灣大劫難》 出版前就已經引起中共高層內部的政治海嘯。現在這本書的公開出版,相信必定會在台灣、美國、日本,甚至更廣闊的範圍內引發強烈震撼。

台灣大劫難——前言

【按語:
這是一本台灣人必讀的好書,有謹嚴的解析,有浪漫的抒情,更有警世的訊息。
——郭正昭(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史博士)

"台灣大劫難"——
一個自由苦索者為台灣升起的烽火。
一位中國流亡作家為台灣敲響的一次暮鼓晨鐘。
——李敏勇(詩人、文化評論家,台灣國家文藝獎獲得者)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先生所著"台灣大劫難"(《台灣自由三部曲》第一部)自出版以來,現已銷售七萬余冊;甫一推出,即雄踞誠品、金石堂、博客來等書店社科類書籍銷售冠軍。該書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印刷,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二版印刷,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版印刷。到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已是第五版印刷。在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即售出兩萬余冊。創下同類書籍在台灣島內的新紀錄。熱銷程度可用「洛陽紙貴」、「一書難求」形容。其英文版與日文版亦全球發行。

"台灣大劫難"不僅全面揭密中共2012年之前全面控制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戰略和策略準備,中共對國民黨和台灣各階層的大規模統戰滲透活動,而且揭示出中共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正在進行的國家利益交換,同時也揭示了中共國安和美國相互配合,收集提供陳水扁家族在海外洗錢證據,等一系列敏感問題的內幕。這些內容讀起令人驚心動魄。

"台灣大劫難"既是大揭密之書,也是大警醒之書。該書不僅語言生動、華美,更充滿深刻的政治哲理。作者把中共專制對台灣自由的威脅,放在人類精神大危機的背景下來審視,並提出保衛台灣自由免受中共專制暴政摧殘的「大智能之策」和「大英勇之策」。這使得"台灣大劫難"一書具備了深沉的歷史感和人類大視野,同時也顯示出發人深省的政治智能。

現全文連載,以饗讀者。】

前言:台灣大劫難 迫在眉睫──人類的危機與台灣的大劫難

「活著,還是死去?」——這個哈姆雷特之問,對於個人,是終極之問。
「中共極權是世界經濟的救星,還是人類的政治大劫難?」——這個時代之問,對於人類,乃是終極之問。因為,世界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將決定下一個歷史時期人類的命運。
任何重大的人類危機,本質上都是生命哲學的危機。現在,人類又一次處於大危機之中。從虛擬數字經濟迸裂的傷口間湧出的金融危機,具有比經濟本身更深刻的哲學原因。這次經濟危機的根,深植于當代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們普遍遵循的基本生活態度——自由狀態之下,理想主義的凋落和對物慾的無節制追求。
只有以人類的名義,對生命的意義,以及實現生命意義的方式作出哲學的反思,才有可能找到走出危機的思想之路。否則,即使透過技術層面的操作,使危機緩解,經濟暫時復甦,也只能是為危機下一次更猛烈的爆發積蓄能量。因為,危機之源在於自由世界人們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在於人的心靈對物質享樂的貪慾。
進行人類基本生活方式的哲學反思,需要出類拔萃的智者和偉大的政治家群體。然而,當代能夠找到這種有能力直接同真理對話的智者和政治家群體嗎?
正值自由世界的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刻,中共極權體制的經濟卻在奇迹般地崛起。這種經濟奇迹對於世界意味著什麼?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戰略指揮中心深藏於北京西山的洞穴內,這座豪華的地下宮殿般的指揮中心,向西南方可通過千里隧道直達太行山區的戰略導彈部隊的司令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鄧小平、王震等人便是在此洞穴內指揮鎮壓北京學生。從那之後,中共黨的最機密的會議,也都在此召開。
二○○八年二月,中共又在這個戰略指揮部中,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委員共同參加的聯席會議。剛剛全面接掌黨、政、軍大權的胡錦濤為會議作報告。報告的題目為《下一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大戰略》。報告是由胡錦濤的親信、中辦主任令狐計劃領導的一個秘密寫作小組擬稿。在這個被列為絕密級的報告中,胡錦濤講的下列幾段話,特別值得注意。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剛剛開始,還要繼續發展。它將重創資本主義的理論和精神價值體系。… … 這次危機證明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論斷完全正確,證明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論斷完全正確,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終將佔勝資本主義的論斷完全正確。… … 蘇聯東歐巨變之後,有人以為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了。這種觀點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他們忘了還有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只要我們黨還掌握著政權,社會主義就不會崩潰。… … 鄧小平同志曾提出我們要「韜光養晦」。為應對八九年六.四政治風波之後險惡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同志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十九年過去了,我們已經擺脫六·四事件,特別是蘇聯東歐巨變的不利影響,開始進入戰略發展期。…… 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充分運用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交流,擴大、加強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歷史上,西方列強曾經用炮艦和鴉片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現在歷史反過來了,我們要通過對外開放政策,抓住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利歷史機遇,採取有效措施,逐步把它們變成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文化的殖民地。當年他們對我們的殖民地化,性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我們對他們的殖民地化,是共產主義理想戰勝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肩負起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最終用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這個使命就是中國共產黨下一個歷史時期的政治大戰略的核心。…… 解決台灣問題,是我們實現政治大戰略必須邁出的第一步。台灣問題過去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矛盾的焦點,現在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同虛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間矛盾的焦點。不解決台灣問題,國內外敵對勢力圖謀顛覆我們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活動就會越來越猖獗;不解決台灣問題,我們就難以消除後顧之憂,放開手腳在世界範圍實現政治大戰略。所以,儘早解決台灣問題,關係到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黨的根本利益…… 。」
胡錦濤的這個報告與中共所有的政治文件一樣,充斥著黨文化的套話。如果用最簡明的方式來解讀,上述引用的內容可以歸結為兩句話:中共將利用世界金融危機,通過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滲透,加速實行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為實現其政治大戰略,將儘快控制,進而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
胡錦濤所表述的,才是隱藏在中國經濟奇迹深處的中共政治意志。經濟危機雖然給人們帶來生活的艱難,但卻並不可怕。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人們終究會找到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所需要的只是時間而已。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利用自由世界的經濟危機,在全球推行共產極權政治的文化意識,從而在思想意識的領域,為共產極權主義的全球政治擴張作準備。而更可怕之處在於,國際社會對此卻似乎一無所知——不知危機的臨近,比危機本身更加危險。
中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詭詐的政治動物。中共通過被它全面控制的中國媒體和它以國家之名豢養的百萬御用文人,製造出遮天蔽日的謊言,掩蓋其經濟崛起後面的政治意志,並企圖讓世界相信,中共正在「和平崛起」,中共的經濟發展將成全球復甦的發動機,從而為人類利益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等一系列偽理論。世界各國的所謂「漢學家」,特別是華裔的「中國問題專家」,則以中共及其御用文人製造的政治和學術謊言為根據,撰文著書,為中共實現欺騙世界的陰謀作註釋。據中共國家國家安全部前部長許永躍的秘書透露,在二○○五年召開的一次有外交部、統戰部、中聯部和國安部派員參加的海外統戰工作會議上,以「世界最丑外交部長」聞名於世的李肇星,曾粗俗地說:「收買『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比收買貪吃的狗還容易,只要扔一塊小骨頭就夠了。」就是這個比狗還容易收買的族群,為中共隱藏真正的政治意志欺騙世界,立下汗馬之勞。
中共的經濟奇迹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對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價值的冷血剝奪,一是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毀滅性開發。前者深刻地傷害了人性與良知,後者正對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致命的威脅。這種泯滅人性與良知,嚴重危害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的經濟崛起,本身就是一個對人類命運的惡毒詛咒,理應受到人類的譴責與抵制;一個對這樣的經濟崛起頂禮膜拜的時代,是墮落的時代,並定然將因為自己的墮落而受到歷史的懲罰。然而,整個世界正在物慾的誘惑之下,隨中共暴政的謊言的節律起舞。世界各國俗不可耐的實用主義政客,其中包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竭盡全力讓他們的國民相信,中共的經濟崛起乃是世界經濟的拯救者。
人類又一次面臨重大的危機。我不是指金融或者經濟危機。真正的危機在於,一個仇恨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理念的鐵血強權,正趁世界性經濟衰退之機,迅速崛起,並試圖主宰人類的命運。
上個世紀,英法等國的政客引導世界相信納粹德國的和平謊言,最終使人類在幾乎毫無警覺的狀態下,突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雨腥風。現在,情況更加危機,因為,中共暴政擁有比納粹德國更強大的人口資源和國土資源的能量,而且中共製造的和平謊言比戈培爾更精緻,也更有欺騙性。
這是一個缺乏智者的時代,這是一個沒有偉大政治家的時代。人類政治大危機已經如太平洋上的颶風升起在歷史的長空,可世界各國對此卻視而不見。命運選擇台灣作這次人類政治大危機的第一個犧牲。這是台灣無法迴避的大劫難。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大劫難的內涵,那就是:中共暴政要使台灣人民,從自由人變為一個鐵血強權的政治奴隸。然而,台灣人選出的總統馬英九卻告訴台灣人,他已和中共暴政「建立了互信」。這真是令人慾哭無淚的悲劇。在國共兩黨刻意營造的「兩岸關係和諧」的假象之下,中共的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的全面統戰活動,正如錢塘江大潮,滾滾湧入台灣。台灣的自由命運已處於現實的危險中。
我相信,自由是人類的共同事業。基於這個信念,我決意撰寫《台灣大劫難》一書。我不是書寫預言或者推斷,我書寫的全部內容都以中共高層的良知人士冒著重大風險傳達出來的資料為根據。這些資料所表述的是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實。只不過在中共極權鐵幕和謊言的遮蔽下,這些事實很難為外界知曉。
鐵血強權與自由即將以台灣為焦點,作生死決戰。對於台灣,決戰失敗,意味著淪為強權的政治奴隸——還有什麼比喪失自由更大的劫難;決戰勝利,則意味著從此能夠以自由人的姿態,在人類歷史之巔昂視闊步,贏得不朽的榮耀——有什麼比自由的榮耀更值得驕傲。
我撰寫此書的全部目的只在於為台灣敲響一次暮鼓晨鐘;為鐵血強權與自由的決戰已悄悄拉開序幕,向人類報警。無論自由將光榮的凱旋,還是悲壯的失敗,我都將同台灣的自由在一起,歡歌或者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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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一章 共產中國

帖子admin » 2012年1月1日

第一章 共產中國──不是你理解的中國


一、中國已經亡國 ——中共暴政是東方皇權的繼承者,還是西方極權文化的現代復活

美國知名學者亨廷頓斷言,當代歷史的主題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但是,亨廷頓錯了。

迄文藝復興至今的全部歷史,都在表述一個基本事實:率先從科學理性中獲得巨大物質能量的西方文化迅速崛起,並主宰人類的精神命運,與此同時,東方文化一潰千里,逐漸邊緣化,甚至趨於滅絕。所以,當代時代精神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構成當代文化衝突主題的,也不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東方文化還沒有從歷史失敗中復甦,根本沒有能力成為時代衝突的主題。當代文化衝突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即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文化傳統,同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前者的當代政治表現是自由世界各國;後者的當代政治經典表現,便是中共暴政。

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因此,考察任何人類歷史的進程,都要以精神價值作為基本尺度,才能準確理解歷史邏輯的本質。如果以上述理念為基點進行考察,就不難發現,中共暴政本質上與中國文化無關,也不是曾經綿延數千年的中國皇權文化的繼承者;中共暴政在文化的意義上是徹頭徹尾的外來政權,它的全部精神價值體系都是西方的。無謂余言之不確,請看事實之如左:

中共的哲學基礎,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前者是古希臘的唯物論和詭辯論雜交之果,後者則與黑格爾的宿命邏輯學直接有關;中共政治學的核心理論,即階級論中,可以明顯看到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等級論的幽靈;中共稱共產黨員是最先進群體的理論,與歐洲中世紀教士階層對自己神聖地位的定位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政治經濟理論則是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改造;中共的共產主義理想不過是西方《烏托邦》理想的精緻化。甚至中共入黨宣誓的儀式也完全是西方文化式的。

中共政權的憲法序言中規定,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都必須接受一個德國猶太人的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意味著中共要用國家暴力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的地位,意味著中國人不僅是中共的政治奴隸,也是德國人馬克思的精神奴隸;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被中共奉為中國的國教、國學;意味著精神信仰與鐵血強權結成同盟的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在東方的復活。

中共政權從建政之日起,就開始用國家恐怖主義,迫使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精神統治。中共政權以反馬克思主義的罪名,對追求精神自由的中國人實施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而每一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的鋒芒,不僅指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理念,更指向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共政權在精神上完全是外來政權,它對中國半個世紀以上的極權專制,是中國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殘並趨於滅絕的過程,是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過程。在文化的意義上中國早已亡國;那是比國土淪喪更可悲的滅亡。因為,滅亡的是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中國的國魂。而全體中國人既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也是精神亡國奴。

中共政權在摧殘中國文化精神之後,又為中國文化的屍骸塗脂抹粉,企圖用這具無魂的行屍走肉引發的謊言效應,扮演中國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為其對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統治,增加合法性。但是,血寫的歷史早已確認,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罪惡最為深重的賣國賊集團。因為,它背叛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摧毀了中國人精神的家園和心靈的故鄉。

中共政權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中共暴政是犯有大規模屠殺人民罪、奴役人民罪、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罪、文化和肉體的民族滅絕罪等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的罪犯集團——約八千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非正常死亡;中共暴政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貪污受賄的犯罪集團——幾千萬貪官污吏構成中國普通民眾沉重至極的經濟負擔;中共暴政是實行警察統治的政治黑手黨——暴政可以允許人的道德在物慾中徹底腐爛,卻絕不允許人們擁有政治選擇權和思想言論的自由權。

擴張是極權的天性。獲得巨大經濟能量的中共暴政已經重新建立起全球擴張的自信。踏碎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共暴政的擴張必須邁出的一步。中共暴政的擴張與千年之前的十字軍東征遵循的是同樣的精神邏輯,即消滅一切思想的異端,用唯一的絕對真理統治人類的心靈。不同之處只在於,十字軍東征的發起者是教皇和教士階層,中共暴政擴張的發起者是中共黨魁和中共官僚階層;十字軍的旗幟上書寫的是天主教的箴言,中共暴政的旗幟上書寫的則是共產主義的理想。

我之所以首先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質,是為了告訴世界和台灣,對自由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準確理解威脅的來源,恰是戰勝命運的前提。

希望對中共暴政本質的揭示,有助於立志衛護台灣的自由與尊嚴的台灣人認知下述事實:對台灣的自由與尊嚴造成威脅的,不是中國文化,也不是中國大陸的十數億普通民眾,因為,中國文化精神早被中共暴政摧殘殆盡,趨於滅絕,根本不可能威脅任何人;中國大陸民眾處於中共政治奴隸的地位,政治奴隸連自己命運都無權決定,更沒有能力對其它人造成政治威脅。台灣的大劫難之源,乃是中共暴政。中共暴政不僅不代表中國文化精神,也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原因在於,中共權貴雖然長著中國人的面孔,但他們的靈魂卻屬於那個早已化為枯骨腐肉的德國猶太人馬克思;中共暴政雖然竊據中國之名,但它的文化價值的主體卻源自西方中世紀的極權主義文化傳統。

在自由的立場上,中國大陸民眾、中國文化同台灣的利益是一致的。擺脫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的地位,擺脫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殖民地地位,依據精神多元化的原則,重建文化的祖國——這是中國大陸下一個歷史時期的命運主題。抵抗並戰勝中共暴政吞併台灣、控制進而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陰謀——這是台灣下一個歷史時期命運的主題。

願一切熱愛自由的人們,以自由之名,同仇敵愾,共同書寫抗爭極權暴政的史詩。


二、中共經濟改革 ——並非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

現實常在誤解中運行,真相往往只會呈現於歷史的回顧中。但是,為了應對危機,必須及時走出誤解的迷霧,逼近地注視真相。

近二十年來,對中國只有隔靴搔癢式理解的「漢學家」們和「中國問題專家」們,用喋喋不休的學術論證,散布一個巨大的謊言:經濟改革使中共走上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更可悲之處在於,這個謊言相當程度上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共暴政發展趨勢的依據。

其實,只要稍具政治法律常識,就不會得出與上述謊言一致的結論。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可缺少法律基礎之一,是法律主體間在法律權利上的一律平等;平等的法律權利構成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公正性的前提。然而,中共暴政之下,不可能存在真實的法律權利的平等。

法律並不具有當然的應該被遵守的權威。早在數千年前,睿智的亞里士多德就對法律作出良法和惡法的區別。唯有良法才有利於全體國民利益,從而應當被遵守。依據現代法的精神,良法必須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必須通過有效立法程序保證其體現全體公民的利益。中共暴政實施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剝奪人民的政治選擇權,從而也就剝奪了法律體現人民利益的可能性。中共以暴力對國家權力的壟斷決定了,中共暴政之法必然是中共權貴階層意志與利益的法律形式,因而是專制惡法。一切專制惡法都有共同的天性,即肯定特權,否定法律權利的平等。所以,在中共暴政之下,根本不存在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前提——法律主體的平等的法律權利。

中共二十余年的所謂經濟改革,最後形成的是一個經濟體制的怪胎。對這個怪胎,可以稱之為權力貴族市場經濟。其主要特徵在於,以腐敗的國家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通過市場運作,使社會財富以瘋狂的速度,流入中共權貴階層和依附於權貴的奸商惡賈的錢袋。

由腐敗的專制權力操控的市場經濟顯然與公平競爭無關。在這種經濟體制怪胎下的競爭,根本上表現為向腐敗權力獻賄爭寵的能力競爭,以及不同權力掌控者之間的利益的競爭。但是,中共暴政的非正義的經濟體制卻湧現出巨大的經濟能量。這種情況主要產生於下述三個原因:

據中共民政部高級官員透露,至二○○五年止,中國的實際人口為十五億三千萬。中共官方公開宣傳的中國人口數量至今還是十三億餘人。中共不願公布真實的數字,既是為證明其計劃生育的國策取得了偉大成就,也是為避免中國真實的人口數量引起世界的恐慌。

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調查報告稱,中國的十五億三千萬人中,十二億五千萬生活在農村;其中五億左右的人口為「多餘勞動力」,即有限的農村耕地無法容納的勞動力。這個龐大的悲劇性族群構成了中國「農民工」的概念。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的經濟奇迹,就是建立在對遍布中國城鄉大地的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作進行冷血剝奪的機制之上。

中世紀般的勞動條件、極長的勞動時間、每天不到1.5美元的工資、沒有任何社會醫療保障和退休養老保障、大量女工和童工的非人道使用等等,這些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才會存在的現象,都以中國「農民工」的名義,出現在標榜人權的當代。由於中共暴政的憲法剝奪了罷工權和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農民工」雖然有數億之眾,卻無法以集體的力量和受到法律確認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在與腐敗的權力勾結在一起的強勢的資本面前,個體的「農民工」只能是被任意欺凌的弱者。「農民工」像野草一樣活著和死去,從他們奴工般的勞動中湧現的被剝奪的超額價值,築成中共權貴和姦商惡賈的天堂和中共經濟奇迹的基石。

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

八九年中共享數十萬大軍佔領自己的首都,大規模屠殺自己的同胞,使其反人類的兇殘本性裸露在陽光之下;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中共官僚集團試圖通過高速發展經濟,重建執政的道德基礎。這種以極權體制的政治利益為基本出發點的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是急功近利的、自私的,也必然以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作為不可避免的後果。

據二○○七年國土資源當局向中共政治局提交的一份內部參閱的調查報告所載,由於礦藏的大規模開發和草場的過渡放牧,內蒙古從錫林郭勒盟往西至伊克昭盟和阿拉善盟的沙漠化趨勢將加速發展,長城以北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地區;黃河重度污染,下游斷流時間將在每年平均兩個半月的基數上逐年增加;長江河水系的生態平衡可能在十年之內崩潰;除青藏高原外,中國百分之六十九的湖泊均深度污染,已經變成魚蝦不能生存的死湖;除拉薩外,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的空氣污染指數與十年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升高;渤海沿岸五海里以內百分之七十的水面已經變成死海。

中共政權為維護極權政治體制而推進的經濟高速發展,也高速把中國變成不適於人類居住的毒氣污水之鄉。在東亞大陸這片廣闊地域上發生的自然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悲劇,必將形成對整個地球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致命威脅。

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經濟奇迹發生的第三個原因,則是外來資本為獲取高額利潤大規模湧入中國。

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和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為資本獲取高額利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間。雖然高額利潤是建立在對人類良知的踐踏和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毀壞之上,包括台資在內的國際資本仍然經不住利潤的誘惑。在道德良知之間,資本選擇了利潤;在理性對人類根本利益的認知和個體短期利益之間,資本選擇個體的短期利益。大資本的擁有者一般應當是人類中精明的一群,但是他們的選擇卻顯示出人類最愚蠢的一面:利欲熏心,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為利潤不惜向魔鬼出賣良知與理性。

長時間以來,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一直有兩類完全不同的預言。一類認為中共經濟將持續穩定高速增長,另一類則不斷發出中共經濟體制即將崩潰的警訊。

對於第一類預言,在進行嚴肅討論時我們顯然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相信一個建立在非人性、非理性基礎上的經濟體系會長久地成為時代的主題,不是庸人的愚蠢,就是為中共自我吹噓的謊言作傳聲筒。不過,以往對中共經濟即將崩潰所作的預言至今並未得到事實的證明。其根本原因在於,作出預言的那些「漢學家」、「經濟學家」、「中國問題專家」都傲慢而自信地迷失在一個誤區中,即他們是以自由民主世界或者國際間通行的經濟標準,研究並判斷中國的經濟,而中共的權貴市場則是按照其被專制鐵幕遮蔽的自身的邏輯來運行。在這種情況下,預言者被他的預言嘲弄就理所當然。

單純從經濟角度研究極權政治命運,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從本質上講,極權政治之下,沒有單純的經濟危機,中共政權首先是政治的動物。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於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等反人類、非理性的暴政,造成餓死近四千萬人的大悲劇,但是,卻並沒有出現所謂「經濟崩潰」。

中共體制的危機,包括其經濟體制的危機,根本上是政治的,或者說由政治所決定的。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共大危機的爆發方式有下列兩種:第一,以中共內部政治權力鬥爭為危機爆發之源,其典型表現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以經濟問題為源頭,引發社會危機,從而激化黨內政治矛盾,使政治權力鬥爭衝破宮廷鬥爭形式的限制,全面社會化,其典型表現就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二十年來,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在創造經濟能量的同時,每時每刻也都在為中共政治大危機的爆發積累能量。社會財富的極度兩極分化和中共官員不可遏制的腐敗趨勢——這兩項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必然的社會效應,正在點燃中共政治大危機的導火索。

由於中國人的基數巨大,因各種原因進入中國的國外人士在大中城市往往看到一派繁榮景象。但是,繁榮的表像之下卻掩蓋著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最極端的兩極分化。王滬寧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都是暴政的首席御用文人。二○○○年,他主持的一個研究小組,在一份關於兩極分化的內部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大中城市是現代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只要佔中國人百分之十四的大中城市人口如果保持穩定,中國就不會發生大的社會動蕩。這份報告為中共權貴階層在瘋狂積斂財富的同時,刻意保持大中城市繁榮,以維持社會穩定的方略,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根據。

但是,我不相信,犧牲十余億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換來的近兩億人口的大中城市的繁榮能夠長久;近年來,每年數萬起民眾自發的維護基本權利抗爭暴政的事件,既是對極度兩極分化的抗議,也是對王滬寧偽理論的否定。現在,大中城市繁榮的後面,十余億人對社會不公正的憤怒正如地火奔行;歷史很快將證明,以非正義為基石的社會穩定,不可能長久。

權力操縱經濟利益,經濟利益腐蝕權力——這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另一定律。中共政權早已無官不貪,無吏不腐;貪污腐敗成為官員正常的生活方式。普遍腐敗對中共極權的致命政治威脅在於,官員完全喪失政治理想之後,將以個人利益,而不是中共的整體利益作為行使國家權力的出發點。在受到嚴峻挑戰的關鍵時刻,官員將基於個人利益作出政治選擇,而不會為中共的政治存在出生入死。前蘇聯崩潰之際,近千萬蘇共官員鮮有人挺身維護蘇共政權,就是歷史的前鑒。關於腐敗對中共的致命政治威脅問題,本書後面還有更詳細的論述。

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因其非人性、非理性、非正義,必然導致社會危機,並引發政治危機。現在,財富的極端兩極分化和官員普遍的深度腐化,都在呼喚中共暴政的政治大危機。人們所等待的只是一次歷史的機遇——中共官員在醉生夢死中等待,中國普通民眾在憤怒中等待。

就在這種時刻,我聽到馬英九總統告訴台灣人,中共的經濟體制將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經濟發展前景。同時,我也預先聽到了歷史對馬英九的嘲笑。

三、中共經濟發展的政治效應——走向民主,還是強化極權

經濟的發展將促進中共逐步放棄政治專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相當長的時間以來,這種論斷成為一種思想時尚。但這是醜陋的時尚,因為,它虛假。

最初,是中共的御用文人製造出上述論斷。靠中共施捨學術機會為生的各國「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和乞盼中共對其招安的中國偽自由知識分子,則群起鼓噪,把這個論斷奉為不可質疑的真理。世界各國的小政客也願意相信中共御用文人製造論斷。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個論斷,為自己犧牲民主政治和人權的原則同中共交換經濟利益的行為作政治道德的辯護;國民黨上層的某些人士,更把上述論斷當作國民黨諂媚中共的合理性根據。

蘇格拉底曾說,「知識即美德」。然而,知識卻常以作強權的婢女,來論證其墮落。在此,我們不得不又一次面對知識墮落:為證明中共通過經濟發展會自願放棄專制,實行民主政治的論斷,海內外眾多同中共暴政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利害關係的文人,殫精竭慮,搜腸刮肚,製造出許多理論。現擇其重要者列舉如下。

其一曰「中產階級論」,即經濟發展必然產生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強化到一定程度又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則會順應這種要求,逐步放棄專制;其二曰「私有化論」,即中共經濟改革的私有化,必定導致民主政治;其三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論」,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定數量,就必然引發政治民主化進程。

事實已經證明上列各種理論,均是偽理論。不過,為以理服人,仍有必要對這些偽理論的謬誤,作理論的揭示。

「中產階級論」的謬誤首先在於對歷史史實的曲解。歐洲中世紀末期,確實是中產階級率先提出實現自由、民主、人權的政治要求。然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實現主要是以人民革命的名義,而不是專制者自動放棄專制的方式來實現的。儘管歐美各國革命的激烈程度有所區別,但革命是由專制轉向民主的歷史邏輯。認為中共會應中產階級的要求而自我放棄專制特權,沒有歷史的根據。

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是腐敗的國家權力主導的經濟過程;在專制權力主宰一切的國度,資本本質上不過是腐敗權力的奴僕。以權力貴族和依附於權力貴族的奸商惡賈為一極,以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為另一極的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構成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所以,產生一個占人口多數的強大的中產階級只是幻想。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成為中產者的群體,也不會是民主政治的追求者,因為,他們所具有的超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中產者的地位,以中共專制的存在為政治依靠。

「私有化論」的謬誤則首先在於思維的基本形式邏輯的錯誤。「民主政治一定要以私有製為基礎」這個判斷是對的,但是,卻不能因此得出「只要實行私有制,就必然實現民主」的判斷。因為,那違背幾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已經說出的關於形式邏輯的真理。事實上,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專制皇權與待定的財產私有制並存的狀態中。民主政治與財產私有制聯袂出現只是近代史以來的現象——或許在古希臘時期,也有不成熟的民主制與私有制共生。縱覽歷史,可以看出,私有化一定導致民主制的斷言,不過是淺薄的小文人為中共政權美言的偽理論。

中共建政之後,通過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將農民土地收歸國有或者集體所有;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這種政治式的搶劫,將私人資本收歸國有。但是,由於中共以憲法的名義規定,自己是唯一的不可變更的執政黨,從而剝奪了人民的政治選擇權,所以,整個國家都為中共官僚所有,所謂「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本質上是中共官僚集團的集體私有制。中共官僚集團因此也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資產者——它擁有全中國的土地和財富。

上個世紀「文化大革命」社會大悲劇的落幕,同時也意味著中共理想主義騙局的破產。連中共官員也普遍喪失對中共政治信念的信心。

一切極權政治都是用理想主義騙局和利益誘惑來維持其政治凝聚力。理想主義騙局破產之後,便只有靠利益誘惑。於是,出身於四川黑社會世家的老政客鄧小平,或許憑著家傳的對人性貪慾的敏感,決定實施所謂經濟改革。而其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將原來的財產「國有制」,即實質上的中共官僚集團集體私有制,改為財產的中共權貴階層的個人所有制,使官員更直接地體驗到從中共極權政治中得到的巨大物質利益,從而增強極權政治的凝聚力。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召喚,很快便通過所謂經濟改革和「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進程,轉化為中共權貴階層迅速暴富的現實。隨中共權貴階層一起暴富的,還有依附於權貴階層的奸商惡賈和百萬御用文人。極少的一部分人利用專制特權攫取絕大部分財富,絕大部分普通民眾卻根本沒有通過「私有化」獲得財富的機會。中國的現實表明,極權政治背景下的「私有化」,是權力擁有者對社會財富的「合法搶劫」;在人民被剝奪政治選擇權和其它基本人權的情況下,「私有制」不會給絕大部分普通社會成員帶來獲得財富的公平機遇,而只能帶來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公正和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由極權政治操控的經濟改革和「私有化」,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可能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其根本的政治目的在於強化極權統治,維護權貴階層特權利益,以及相應的法律和經濟制度。

至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論」的荒謬則更為明顯。不分具體的時期、地點、對象,僅用某種數量的相似性,就得出定性的結論——這本身只意味著幼稚至極的學術玩笑。上一次民主化浪潮過程中轉向民主的國家,與同中共暴政有一個根本不同,即那些國家實行的是威權政治,而中共暴政是當代極權政治的巴士底獄。用威權政治變化的數量尺度,衡量極權政治,怎麼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許多人以中共的經濟改革為根據斷言,中共已經放棄馬克思列寧的極權主義。這種斷言是錯誤的。在哲學和政治學的範疇內,在政治法律實踐中,中共仍然毫不退縮地堅守馬克思列寧的極權主義。改變的只是維護極權政治的經濟方式,即過去用計劃經濟體製為極權政治服務,現在則用權力貴族市場經濟來強化極權政治。

中共暴政現在允許人們有瘋狂追求物慾的自由,有道德淪喪、良知泯滅的自由,有聲色犬馬、奢侈淫亂的自由,卻絕不允許中國人擁有政治的選擇權和思想言論、精神信仰的自由。在政治和精神的領域,中共不僅沒有放鬆極權控制,而且實施最極端的極權控制,即秘密警察統治。

中共的經濟改革沒有,也不會導向民主政治。因為,中共經濟改革的政治目的不在於實現民主,而在於強化極權。由此,經濟改革的後果,也必然趨向極權政治的強化。

中共以權貴市場體製為經濟基礎,建立起腐敗權力、骯髒金錢和墮落的知識三者間的罪惡同盟。但是,權力市場經濟造成的財富極度兩極分化,正在血淋淋地撕裂社會的穩定。中共不得不越來越依賴國家暴力和官方謊言,來延續其獨裁統治。依賴國家暴力,便必須強化中共對軍隊、警察、官員的極權政治性的控制;依賴官方謊言,中共便必須強化對媒體、學校、出版、研究機構和人民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極權政治的控制。所以,中共的經濟改革導致中國極權政治的極端化,乃是正在發生,並將繼續下去的趨勢。唯有中共暴政如前蘇聯帝國那樣,事先幾乎沒有任何預警,就在突然爆發的人民大起義中頹然崩潰,強化極權的政治趨勢才可能終止,中國民主建政的進程才可能進入歷史。

四、簡要結論

世界處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的前夜,但卻很少有智者意識到這一點;台灣正面臨政治的大劫難,這次劫難很可能使台灣喪失最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即自由,並淪為一個鐵血強權的政治奴隸,但台灣的眾多的庸人政客卻對此視而不見。我通過本章的表述,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質,是試圖讓世界看清人類政治大危機之源的真相,看清台灣政治大劫難之源的真相。認識真相,才有可能戰勝危機與劫難。

許多台灣朋友基於複雜的情感原因,不願真正關注中國和中共暴政。但是,命運已經把台灣逼到角落,台灣人不能不關注他不願關注的對象。我說明中共暴政是一個背叛自己文化祖國的外來政權,中國已經文化亡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是為了闡釋中共暴政同中國文化、中國人之間的原則區別。認清這種區別,對於台灣認清劫難的真正來源,並戰而勝之,至關重要。

我說明中共暴政的經濟改革不會產生公平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也不可能趨向民主政治,而只會強化極權專制,是為了從原則上表明,我們的認知與台灣統派政客散布的謊言的不同——他們正在把中共暴政,這個台灣的政治大劫難之源,描繪為台灣經濟的希望之星。

最後,我希望通過本章的內容,引發讀者思考一個問題:中共暴政,這個犯下重重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貪官污吏集團,對人類和台灣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在本書以下各章中的表述,都是試圖回答這個希望讀者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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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

帖子admin » 2012年1月1日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戰而勝台灣

一、中共暴政對台灣政治戰略的確定——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台灣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團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對於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決台灣問題意味著最終解決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半個世紀以上的愛恨情仇;以中共最終的完全勝利結束這一段歷史,構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後的政治激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曾在中共內部的秘密會議上和中共公開發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內解決台灣問題。只是由於八九年六.四慘案,使中共和鄧小平個人受到政治的重創,十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計劃才被擱置。

對於江澤民和胡錦濤等新中共官僚,台灣仍然是插在他們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轉瞬間便在人民大起義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礎也在六.四事件中徹底崩潰——新的中共官僚集團是在這樣極端危險的政治狀況下走上權力之巔。恰在幾乎同一個歷史時期,台灣掙脫威權政治的陰影,走上自由民主進程。台灣實現自由民主的意義遠遠超過台灣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團意識到,台灣民主化在十五億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和政治召喚效應,已經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脅。於是,通過國家政權統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並進而消滅台灣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這成為中共新官僚集團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確的政治戰略。

另外,六.四之後,中共暴政企圖通過經濟發展重建其統治合理性。但是,權力貴族市場體制運行的結果,在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同時,也造成極端的財富兩極分化。從兩極分化中湧現出對中共極權的不滿和憤怒,已經超過經濟能量對社會的安撫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官僚集團也急需揮舞民族主義旗幟,解決台灣問題,從而以「民族英雄」的資格,為其用鐵血暴力鎮壓中國大陸民眾對極權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辯護。

鄧小平死前作出的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現在依然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當時也只傳達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一級和軍隊的大軍區正職一級。現將鄧小平遺囑的最關鍵的內容引述如下:

「… … 幾年來,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動,想要效法所謂台灣經驗。還有人勸我們學習蔣經國,開放黨禁。這個政治動態應當引起我們百倍警惕。要教育全黨明確認識,台灣問題現在超出了我們同國民黨的歷史恩怨。… … 台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共產黨的生死存亡。… … 要創造條件,儘可能早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條約,所以百年後還可以解決。台灣沒有條約,拖下去,對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難解決。… … 台灣問題要在胡錦濤同志的兩屆任期內解決。不要超過二○一二年。希望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慶功會。… … 江澤民同志不要爭功,不要冒進,要踏踏實實為胡錦濤同志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毛主席,還有我和許多老同志,幾十年都在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只是由胡錦濤同志代我們黨去收穫。」

鄧小平的遺囑用典型的中共黨文化語言表明,這個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經意識到,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對大陸的政治示範作用,構成對中共政權的致命威脅,因此,他也把所謂「解決台灣問題」當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脅的基本方法,併為解決台灣問題制定出最後時間期限。

江澤民最終交出黨軍大權之前,愛將陳良宇曾極力勸其發動台海戰爭,然後以戰爭狀態為名,中止向胡錦濤交權的程序,從而繼續掌握黨軍最高權力。王守業也在二○○一年升任海軍副司令員后,用寫血書的方式,勸江澤民果斷解決台灣問題。江澤民沒有接受勸告,並非由於擔心美國介入台海作戰,而是因為鄧小平遺囑中已經直接告誡他不要爭功,他怕用對台作戰的方式阻止胡錦濤按正常程序接掌權力,引發黨內針對他的反對浪潮。他自知在權力鬥爭中積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險。陳良宇和王守業則由此為自己種下禍根。二○○五年胡錦濤接掌軍委主席之後,立即拿王守業開刀,對其實施「雙規」,即變相逮捕,終至軍法起訴,判死緩。陳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員之高位,也不免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這兩位官員的罪名都是貪腐。在中共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的狀況下,貪腐乃是整肅權力鬥爭對手的風流罪名。對於中共官員而言,政治罪名尚有平反之望,以貪腐被治罪將萬劫不復。胡錦濤不可謂不毒。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表面上竭力宣揚「和平崛起」,不過是疑兵之計,暗中卻全力推動於二○一二年十八大前以武力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計劃。二○○八年初,中共注意到國民黨有在選舉中獲勝,重新執政的重大可能。國民黨失去政權的八年間,中共有計劃地對國民黨權貴階層進行收買利誘,眾多國民黨上層家族已經在大陸開設企業或商號,使自己的經濟利益與中共政權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眾多國民黨高級知識分子也通過同大陸的學術交流,把自己的學術命運與中共嚴密控制下的大陸學院和研究機構連接在一起;更有國民黨主席連站之類,除其家族在大陸經商之外,其本人更通過「聯共制台」的方針,親共、媚共、投共,使自己的政治利益與中共極權暴政的政治利益形成唇亡齒寒,休戚與共的關係。鑒於上述情況,胡錦濤判斷,國民黨一旦重新執政,中共就有用「和平方式」為主,即用統戰方式為主,迅速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在二○○八年台灣大選還沒有結束之前,胡錦濤就已指令其首席幕僚令狐計劃統籌,王滬寧副之,組建一個寫作組,以國民黨重新執政為前提,起草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政治戰略。

馬英九如中共的判斷當選總統之後,中共於二○○八年六月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部門部署對台戰略。為了保密,會場設在北京西山洞穴深處的中央軍委第一戰略指揮中心。參加會議的除中共政治局成員外,包括書記處成員、軍隊大軍區和軍兵種副職以上領導;國務院辦公廳正副秘書長;統戰部、外交部、公安部、國安部副職以上領導等,共計二百餘人。

胡錦濤在會議的發言中講到:「… … 毛澤東同志早就英明指出,統一戰線是我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經過多年有計劃、有步驟的工作積累,我們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成果。這次國民黨重新執政,為我們用和平方式迅速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重大現實可能性。這是我們重新修訂對台政治戰略的事實根據。」

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胡錦濤還特別表揚了中共國安部和外交部。他說,「國安部通過高效、縝密的工作,從兩年前起就發現掌握了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行的確鑿證據,一些愛國台商也向我們有關部門揭發了陳水扁家族向他們勒索的情況;外交部的工作也很有成績,經過努力,使美國政府同意給我們提供幫助,一起說服瑞士銀行和新加坡政府,用充分策略的方法,把陳水扁家族貪污的罪證透漏、轉交給台灣司法當局。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陳水扁很快就會被捕。他的被捕將給台獨勢力造成重大打擊,也會進一步加強國民黨政府控制台灣局勢的能力。這次美國在陳水扁問題上同我們的配合也說明,國際關係形勢對我們迅速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十分有利;美國確實把『台獨』視為麻煩製造者。現在,日本對移送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證的問題態度還比較曖昧。外交部要就此進一步加強對日本的外交工作。日本當局一旦同意移送罪證,其影響就會超越案件本身,對分化日本同台獨勢力的關係,起到積極作用。」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的三個文件:《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關於對台軍事鬥爭準備預案》、《統一台灣的政治法律 處置預案》。重點是第一個文件。

在《解決台灣的問題政治戰略》中,中共關於新情況下對台灣的總體政治戰略任務是這樣表述的:「全黨要緊緊抓住國民黨重新執政的時機,通過加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統戰工作,務必於二○一二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不戰而勝,政治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徹底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台灣的所謂『民主經驗』,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這個文件中還對政治統戰方案、經濟統戰方案、社會文化統戰方案、相關的外交戰略方案作出了指導性和原則性規定。對上述各個方案,本書將用專章介紹。

《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最後提出:「在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 ,全黨、全軍的工作重心要轉到實現二○一二不戰而勝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上來。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工作,都要主動為對台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 … 要把解決台灣問題提高到關係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高度來認識。… … 在努力爭取用統一戰線的方式,即用和平方式為主解決台灣的同時,全黨全軍也要繼續毫不鬆懈地作好軍事鬥爭的準備。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鄧小平同志的遺囑確定的,也是我們這一屆黨中央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靈所作的政治承諾,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一些台灣朋友聽到關於中共對台政治戰略的介紹后,第一反應是震驚,而且不相信中共會實施這個政治戰略。這些台灣朋友斷言這個政治戰略「是不理性的」。

是的,在這一點上台灣朋友們說得沒錯——中共的這個政治戰略確實是非理性的。但這些台灣朋友們沒有認識到,所有極權政治體制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上的高度理性」。

關於極權政治體制的這個共同特徵,首先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不斷被歷史史實證實的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政治家或者軍事家預見到德國會主動發起兩線作戰,但德國就那樣作了,這顯然是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與之同時,德軍的「閃電戰」等戰術,卻又顯出精確的理性安排,甚至理性得像一架機器。仍然是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很少有人相信,在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情況下,日本會發起對美國的戰爭,因為,那是不理性的。然而,日本政治與軍事家群體恰好選擇了戰略上的非理性。不過,日本海軍對珍珠港的偷襲又具備極其高度理性策劃的素質,即戰術執行上的充分理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果根據理性判斷,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既無空軍掩護,又缺乏後勤保障能力的中共軍隊會投入韓戰,與剛剛用原子彈轟擊過日本的美軍抗衡。但是,理性又一次在戰略決策的意義上被極權政治忽視,而中共軍隊的戰術則達到了以弱搏強所能達到的理性的極限。

上述這類史實還可以引證許多。為什麼極權體制會具備「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共同特徵呢?對於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數千年前關於人治與法治的論述,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的治理優於人的治理。因為,人都是理性與感情的結合體,所以,人的統治會由於個人感情的作用而偏私。不過,儘管每個人都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然而,人卻又有能力創造超越個體,因而超越情感的純粹理性形式,這個純粹的理性形式,就是法律。所以,法的治理就是理性的治理。

亞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對於理解極權體制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有直接的意義。極權體制與人治是同一回事。極權體制之下,獨裁者或者寡頭集團的個人情感是其戰略決策的根據,而以個人情感為根據的戰略決策,不可能理性,只能是非理性。以中共對台灣的政治戰略為例,在決策過程中,起作用的只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寡頭集團的愛恨情仇和寡頭們對極權利益的認知,台灣民眾的意志、願望、情感、利益則完全被忽略。這種完全忽略台灣民眾存在的對台政治戰略決策怎麼可能是理性的?

長期以來,國際上多如過江之鯽的「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共的判斷少有準確的時候,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不懂極權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用理性的標準判斷極權戰略決策,必定得出錯誤的結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誤導世界,也在誤導台灣。台灣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共對台戰略決策的非理性,就不可能真正看清台灣面臨的危險,更不可能找到戰勝命運大劫難的方法。胡錦濤等中共寡頭的個人心理狀態,在此次中共制定的「2012不戰而勝台灣」的政治戰略中起到關鍵的實質性作用。從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共對台戰略決策不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瘋狂的。這正是我在緊接下來的一節中要討論的問題。

二、胡錦濤個人心理因素在確定對台政治戰略中的作用——是歷史的荒謬,還是人性的荒謬

民主政治之下,權力意志之魂在於法律,而法律以公民的意志與利益為依歸;極權政治之下,最高獨裁者和寡頭集團的個人意志就是權力意志。當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構成中共權力意志的首要的興奮點。所以,這個政治戰略的最終決策基礎,就在於胡錦濤和中共寡頭集團成員個人的心理狀態。只有剝去表面的官樣文章的外衣,我們才能發現,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真實背景,是多麼陰暗,多麼瘋狂,又多麼荒謬。為此,我們首先需要對中共黨首胡錦濤的人格與心理狀態,作必要的探討。

極權政治要求用奴性人格與阿諛逢迎之術築成陞官之路,因為,向上負責是極權政治的基本邏輯;極權政治是陰謀政治,所以,華麗謊言修飾的偽善與偽善深處隱藏的陰狠,就構成專制官場中生存與發展必須具備的人格條件;極權政治以對獨裁權力的貪慾,以及獨裁權力帶來的榮耀和特權,作為基本的政治動力,因此,對權力的貪慾必定是專制者心理的聚焦點。

奴性、偽善、陰狠的人格,對權力的沸騰的貪慾,構成中共官員普遍的基本人格與心理特徵。不過,要想從中共暴政兩千余萬貪官污吏中脫穎而出,踏上權力之巔,除了命運的機遇之外,還必須是奴性、偽善、陰狠至極者,必須是把追求權力視作生命的唯一意義者。胡錦濤正是這樣的人。

對於胡錦濤,貪婪與權力已經成為唯一的生存價值。在奴性、偽善和陰狠人格的養成上,命運也為胡錦濤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胡錦濤出身於大學的政治輔導員。凡在中共建政后的大學里學習過的人都清楚,大學里共青團幹部、學生會幹部和政治輔導員一類人,是學術上無知無能,醉心於幫助中共對大學師生實施政治控制的告密者群體。在大學里,與其說他們受到學術訓練,不如說受到中共控制人的政治陰謀和權術的訓練更準確。而這種訓練正是養成純熟的奴性、偽善和陰狠人格的搖籃。

胡錦濤雖然具備成為中共獨裁者的全部人格條件和心理素質,但他的仕途卻並非都一帆風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等與共青團淵源甚深的中共領導人在權斗中失勢之後,得勢的中共頑固派對共青團出身的幹部的政治可靠度產生懷疑;胡錦濤擔任過共青團第一書記,順理成章處於懷疑之列。於是他從貴州省書記任上被調為西藏自治區書記。這次調動雖說屬於平級調動,但由貴州調到更偏遠的西藏,本身就是有貶謫的意味。而且從中共歷史上看,西藏的書記幾乎沒有能繼續升遷的。一時之間,胡錦濤的仕途似乎已到盡頭。胡錦濤心灰意冷之際,赴藏不久,便託病返回北京住院療養。

一九八九年是胡錦濤命運轉折的起點。年初,在北京養病的胡錦濤接到中共西藏黨委轉來的一份文件,文件中稱,根據公安部門秘密偵查掌握的證據,藏人僧侶準備在三月發起動亂。最初,這份文件並沒有引起胡錦濤的重視。這時令計劃找到胡錦濤。胡錦濤任團中央書記時,令計劃作過其秘書。按中共官場的潛規則,官員與其秘書之間是親密的主僕關係。令計劃得知那份文件的內容之後,向胡錦濤建議:馬上返回西藏,作好平息藏人僧侶動亂的準備;一旦事態出現,立刻高調平息動亂。令計劃指出,這可能是胡錦濤進一步發展的最後機遇;只有出現重大事態,胡錦濤的個人命運才可能出現轉機。

據知情者透露,五年之後,令計劃曾向人講起,他當時為胡錦濤獻的此策乃千古奇策,堪比漢張良當年為劉邦所獻的暫入蜀為王之策。

胡錦濤接受令計劃的建議,很快返回西藏,並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未經事先請示中央,就以西藏黨委名義,強令西藏軍區警備團和駐拉薩武警總隊,全副武裝,開進拉薩城區,用大屠殺的方式平息藏人僧侶的和平起義。胡錦濤本人竟然也完全違背中共官場規則,以文職人員的身份,頭戴軍用鋼盔、手執自動武器,赫然出現在大屠殺第一線。

據西藏公安廳一份秘密文件記載,此次大屠殺中逮捕僧侶一千三百多人,平息暴亂的當場擊斃所謂「暴徒」四百八十三人,后在關押中又有一百二十三名受傷的暴徒死亡或者自殺。胡錦濤,這個平常拘謹呆板,微笑總像不會凋謝的塑料假花一樣掛在臉上的人,竟會如此兇狠,連一些中共的老軍頭都感到驚嘆。一些曾與胡錦濤共過事的官員對此更覺得匪夷所思。

其實,胡錦濤的表現完全符合奴性人格的邏輯。在長期尊嚴被踐踏、情感被壓抑的奴性人格中,都如深海暗流一樣涌動著盲目報復的陰狠獸性。我預言,胡錦濤在對待藏人僧侶時展現出的兇殘,將在他「解決台灣問題」過程中的關鍵時刻,再次血淋淋地裸露出來。

事件后,中央軍委和武警總部的一些高級將領對於胡錦濤未經請示中央就調動部隊十分不滿;認為這嚴重違背了軍事紀律,一度試圖正式提報告,要求對胡錦濤作出處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隨後爆發的六.四事件,不僅使胡錦濤完全擺脫受處分的可能,而且使他受到鄧小平的垂愛。鄧小平決意用自己沾滿六.四之血的手,把權力交給手上沾滿藏人之血的胡錦濤。這個精明老政客認為,只有如此,他死後才不會因六.四血債受到清算。無奈當時江澤民獲得李先念、陳雲的鼎力支持,鄧小平已不得不同意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他只好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和人事安排,隔代制定胡錦濤作未來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並用政治遺囑的方式,把解決台灣問題的權力和功勞「恩賜」給胡錦濤。當然,這絕非出於鄧小平對胡錦濤的個人偏愛,而是老謀深算的鄧小平為防止自己死後因六.四血案被鞭屍,一定要強化同他一樣有血案者,即胡錦濤的權力地位——鄧小平最怕的是他的後任者為六.四「平反」,因為,以共產黨的名義給「六.四」平反,意味著鄧小平及其家族徹底喪失所有政治依託,並直接承擔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滔天罪責。

總括而言,促使胡錦濤二○一二年之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決策的個人心理因素,主要有下列各項:

首先,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的兩屆任期已滿,按規定應當交出權力。對於獨裁者,交出權力比交出生命更痛苦。所以,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如果出現重大事件,或者主動製造重大事件,胡錦濤便會找到推遲中共十八大召開的理由,從而「合理地」延長自己掌握最高權力的時間。

其次,即便找不到延長執掌權力的理由,在權力還屬於自己的時候,運用權力「建功立業」,不但可以鞏固胡錦濤個人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而且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障胡錦濤交出權力后,其家族利用腐敗權力斂聚的資財的安全。

再次,成功「解決台灣問題」可以使胡錦濤對黨內權力鬥爭的對手取得絕對政治優勢,從而按照他的意願組建下一代中共領導人的核心團隊。這樣,即使交出了權力,胡錦濤也能夠繼續以太上皇的資格垂簾聽政。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胡錦濤決策二○一二年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每一項心理因素後面,都是其奴性、偽善、陰狠和貪婪權力的人格在起作用。

同時,胡錦濤的這個決策不僅得到鄧小平政治遺囑的支持,而且也符合中共寡頭集團成員的利益。

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可以使這一代中共寡頭集團以「集體領導」之名,分享「豐功偉績」,滿足他們對榮耀的貪慾。不過,長期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洗腦,使中共官員基本上屬於極端功利主義的一類。因此,他們對榮耀的渴慕之下,隱藏著更加實用主義的考慮。

當今中共寡頭集團成員及其家族,無一例外都是利用腐敗權力貪污受賄的犯罪者,其中相當一部分還犯有屠殺人民罪、酷刑罪、群體滅絕罪等反人類罪行。在台上時,他們可以用權力保護自己,一旦下台,失去權力之盾,他們的罪行就很可能成為權力鬥爭的對手整肅他們的理由。而參与「解決台灣問題」的大功,則會為他們下台之後提供歷史功勛意義上的地位保障,極大增強其安全感。

胡錦濤的個人慾望與寡頭集團成員的慾望和利益的契合,使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成為中共暴政整體的權力意志。那些相信中共戰略決策會遵循理性規則的人們,其實自己最缺乏理性,因為,他們缺乏對極權政治戰略決策的特點作出準確判斷的理性能力。

遙想當年,慈禧太後為維持其專制皇權的安全,便把台灣出賣給日本。在那個過程中,沒有誰想到要考慮台灣人民的情感、意願和利益。台灣的命運就這樣被一個衰朽荒淫的老太婆所決定。今日,中共政權,一個對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極權統治的外來寡頭集團,卻又要以「統一」為借口,用極權專制的鐵鏈鎖住自由的台灣。在此過程中,台灣人民的情感、意願仍然被忽略不計。難道台灣的命運又要被腐敗至極、貪婪權力的中共寡頭集團決定嗎?這既是人性的荒謬,也是歷史的荒謬;或者說,這是獨裁者的荒謬的人性書寫的荒謬歷史。所幸,歷史並不總是由獨裁書寫。所有渴望自由的人們,現在已經到了必須握住歷史之筆,書寫自由命運的時候——為歷史免於被獨裁者的意志主宰,渴望自由的人們必須書寫歷史,即便需要蘸著血淚書寫。

三、中共對台戰略的策略和戰術設計 ——非理性下的精確理性

過去,智者告訴人類:貪慾是萬惡之源。現在,我願說:對專制權力的貪慾是萬惡之首。

正是對權力的貪慾構成專制者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基礎;權力的貪慾像一團猩紅的火,日夜燒灼著專制者的心,使他們成為非理性的動物。不過,專制政治的官場又是陰謀遍地、險惡至極的叢林。只有最具實用主義生存理性的人,才可能生存下來,並成為黑暗的叢林之王。專制官場的這種極端實用主義的生存理性訓練,又把專制者培養成深諳人性弱點的理性動物。專制者權欲沸騰的靈魂是非理性的,專制者的權謀之術則極端理性。專制者的這種分裂的人格特徵決定了,極權政治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的極端理性的特徵。而這也正是極權政治的可怕之處——通過精確的理性設計和運作,來實現專制權力的貪慾中的反自由、反人類內涵。這種極權政治的可怕之處已經成為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

從中共官員的身上,人們可以明確地發現非理性和權謀理性集於一體的雙重人格。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三個決議,是胡錦濤授意,由令計劃統籌的三個工作小組擬定的。那次會議上,令計劃在對三個決議進行說明的報告中講到:「… … 有同志提出疑問,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是不是倉促了一些,時機是不是成熟。… … 胡錦濤同志和常委班子,是在對未來我黨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局勢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之後,才果斷作出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這個決策一點也不倉促,時機也早已成熟,即使有一些條件暫時不具備,也要用開創性的工作使之具備。… … 我們處於戰略機遇期,但也處於改革深化,深層矛盾將逐步暴露出來的時期。未來的五年之內,在經濟、社會和思想政治領域,可能集中出現不穩定因素,甚至可能出現大規模社會動蕩。在這種情況下,果斷把解決台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有利於凝聚全黨、全軍的意志,有利於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有利於預防可能出現的各種危機。… … 而且,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也是鄧小平同志對胡錦濤同志和這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囑託。鄧小平同志在遺囑中就高瞻遠矚,提出要儘早解決台灣問題;指明這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關係到我黨的生死存亡。」

令計劃的這番話對於不熟悉中共黨文化的讀者,可能不容易準確理解。因此有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翻譯」。令計劃的上述發言的中心意思如下:由於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運行二十余年造成的極端兩極分化已經到達臨界點,中共將在未來五年進入經濟、社會和政治思想的大危機期。因此,實施二○一二年之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可以把大陸的重大矛盾引向外部,同時有利於煽動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情緒,用以欺騙大陸民眾,緩解沸騰的民怨,為中共暴政度過危機創造條件。

顯而易見,令計劃在戰略決策的層面上完全非理性。他只為中共度過危機的一黨私利,並根據一個化為飛灰的老政客的個人願望,就同意把專制的枷鎖加諸于台灣的決策,這不僅是偏私的,而且是極端的,是極端非理性的表現。但是,為實現二○一二對台灣不戰而勝的政治戰略,由令計劃主持擬訂的一系列具體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統戰方案,即戰術執行層面上的方案,卻顯示出迥然不同的風格。這些方案是本書下面將要介紹的主要內容之一,相信讀者會從中明確感受到下述這種風格:其對人性弱點之洞察、考慮問題之全面、分析判斷之冷靜、思想表述之縝密、行動設計之合理、權謀思辨之詭譎難測,等等都全然是高度理性的產物——沒有偏頗的激情、沒有極端的衝動,只有冰冷如鐵的堅硬的邏輯。

中共官員的非理性與理性的雙重人格,在中共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身上得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另類表現。中共將領中,包括公開用核戰爭威脅美國不得干預台海戰事的朱成虎在內,共有十一名將領曾先後分別寫血書給中共中央軍委,要求儘早發動對台灣的作戰。王守業就是寫血書者之一。後來,王守業因得罪胡錦濤被逮捕。在審訊過程中,王守業精神完全崩潰。他供出,自己寫血書要求儘早開始台海作戰,除了為使江澤民有借口繼續掌握軍權之外,還有其個人目的。他說,在眾多權力競爭的對手虎視眈眈的情況下,通過權錢交易斂聚的大量財富使他寢食難安。而對台作戰無非兩種結果,一是戰勝,統一台灣;一是戰敗,國家大亂,中共垮台。無論哪種結果都對他有利——戰勝了,他作為主站的鷹派和對台作戰後勤主官之一,定然獲得「民族英雄」的無尚榮耀和不可動搖的政治地位,在此情況下,那些權力競爭的對手和政敵也會知難而退,他的財富和個人的政治生命就都安全了;如果戰敗,中共倒台,天下大亂,他也可以得到解脫,因為,根據蘇聯的經驗,蘇共垮台後,前蘇共官員用腐敗權力獲得的財富不僅沒有受到清查,反而以私人財產的名義受到法律的保護。

據中共軍事法院的良知人士透露,胡錦濤在王守業的供詞上批示:「我軍的高級將領的思想意識竟會腐敗墮落到這種程度,難道還不應當引起全黨的高度警覺嗎?」其實,在戰略決策的選擇上,王守業遵循的是和胡錦濤同樣的邏輯,即以個人的主觀心理願望,而不是客觀理性,作為戰略決策的根據。區別只在於,兩個人的地位和處境不同,其戰略選擇的非理性的內容也有不同而已。

不過,就是同一個王守業,又具備出類拔萃的戰術設計的理性能力。王守業作為主管後勤保障的海軍副司令員,曾受命領銜設計台海作戰的後勤保障預案。在王守業主持下,由海、陸、空三軍種的後勤將領組成的設計組,僅四個半月就完成了預案設計。以遲浩田為首的退居二線的老軍頭組成的鑒定組,對預案鑒定后大為滿意,稱讚其設計之縝密與巧妙,超過當年日本海軍奇襲珍珠港的作戰謀略。

在人格的非理性和理性的雙重性問題上,胡錦濤則是中共官員的最經典的代表者。如前所述,中共二○一二年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實質上是圍繞著胡錦濤個人的權力貪慾與野心作出的非理性選擇。然而,只要沉降到如何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術層面上,就可以看到精明的理性的權衡開始發揮作用。所謂「不戰而勝台灣」的戰術方式設計,正是理性權謀的選擇結果。

胡錦濤確定用「不戰而勝」,即用統戰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既不是基於對中國古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原則的理解,也不是像某些賣身中共的國民黨權貴人士宣揚的那樣,「中共不願看到兩岸同胞兄弟相殘的悲劇發生」,而是為實現胡錦濤個人權力野心所作的理性權衡的結果。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無非兩種基本戰術方式選擇,即武力方式和統戰的非戰方式。中共軍方極力主張用武力為主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以便為軍人「建功立業」,提高軍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創造條件。但胡錦濤與軍隊素無淵源,如果武力解決,整個過程將由軍方主導,胡錦濤只能作一個政治木偶,難以真正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而且,武力解決台灣之後,軍方將領的權威和政治影響力將極大加強,從而造成對胡錦濤政治主導地位的威脅。正是出於上述理性權謀的考慮,胡錦濤才否定以武力為主的戰術選擇。相反,用「統一戰線」的和平滲透、利誘收買的方式,不戰而勝台灣,則可以使胡錦濤在整個過程中處於理所當然的主導地位,使台灣問題的解決首先成為胡錦濤個人的「不世之功」。國民黨的重新執政,以及國民黨權貴階層的親共、媚共、投共、賣台的政治取向,恰又為胡錦濤確定「不戰而勝「的戰術方式,提供客觀可能性的現實基礎。

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戰術方案,引起中共軍方極大的反感與反彈。為安撫軍方,胡錦濤同時要求令計劃統籌擬定《關於對台軍事鬥爭準備預案》。這個預案的主要內容本書後面也有介紹。除安撫軍方之外,胡錦濤在選擇「不戰而勝」方式的同時,又制定「軍事鬥爭」準備的預案另有深意。這個預案為其在統戰過程中用小規模戰爭方式激化局勢,從而找到在大陸實施緊急狀態的理由,提供了根據。緊急狀態之下,胡錦濤便可合乎邏輯地推遲中共十八大的召開,並繼續超期控制最高權力。書寫到此,不禁感慨:中共狗官的權謀理性,真是機心萬端,陰暗如晦,鬼神難測。

中共戰術層面的極端理性不僅表現在戰術方案的設計上,而且表現為實施過程中對既定戰術方案的及時有效調整。現只隨手拈來一例說明之。

台灣實行開放陸客來台旅遊的政策之初,由於馬英九當局刻意鼓動起的樂觀情緒,許多台灣人滿懷乞盼,等待大批陸客如「及時雨」從天而降,給台灣帶來商機。但是,最初數月,大陸客每日入台只區區數百人,多者也不夠千人,使台灣眾多景點建起的各種旅遊設施大部分置閑,投資者面臨慘痛損失的前景。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系已經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開始步入危機,而國際經濟危機此時發生,又給其雪上加霜。在此情況下,大陸一般民眾缺乏旅遊消費的能力,而中共國務院也沒有能力為大規模公款赴台旅遊支付賬單。

二○○八年十月,中共統戰部給中共書記處的一份報告中稱,由於赴台旅遊的人數遠低於預期,不僅開始影響馬英九政府在台灣民眾中的聲譽,甚至可能對馬英九加強同大陸經濟聯繫的戰略政策產生重大消極影響。此份報告提交僅三天,中共書記處就在令計劃主持下,作出應對決定。這項決定的保密層次為「絕密」。該決定要求,由統戰部牽頭,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參加,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的任務是,促使在中國贏利的海外華人投資的企業(不包括台資企業)和中國的民營企業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對積極響應這一號召的企業,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要給予工商管理和稅收方面的合理優惠待遇,對於不響應這一號召的企業,要從工商和稅務的角度,依法嚴加管理,對其在工商和稅務上的任何違法行為,都要及時查辦,從重、從嚴處罰。對於其他性質的企業願意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也要積極鼓勵。

該決定還要求,在中共統戰部協調下,工商總局、稅務總局和國家旅游局要確保二○一二年徹底解決台灣問題之前,每年赴台旅遊人數達到五十萬左右;並聲稱,「上列各單位必須以對黨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把這項任務當作重大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中共享上述方式逼迫華商企業和中國民營企業為陸客赴台旅遊,這個被稱為「政治任務」的活動買單,與黑手黨收保護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共統治下能夠長時間生存的華商和民營企業,以及其他企業,都學會了奴僕的乖巧。對中共這種敲竹杠式的號召自然至少表面上大力支持。因傳銷而常受打壓的直銷集團此次搶到獻媚的先機,不僅首批組織並資助員工赴台旅遊,而且責令其員工必須按照行前中共統戰與國安部門培訓的要求,把旅遊當作「統一祖國的政治任務」,要向台胞展示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宣傳只有和祖國大陸在一起,台灣經濟才有出路的觀念。如此這般一來,才出現了直銷團員在台灣猶如暴發的土財主式的表演。

相信在中共暴政強權的逼迫之下,不斷會有企業組團赴台旅遊,人數定可達到每年五十萬人次左右。只是這種以二○一二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為期限的政治任務式的旅遊經濟,對於台灣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中共給予台灣的經濟利益,是要在二○一二年收回政治利息的,——政治利息的實質,就是自由的台灣要淪為中共極權專制之下的政治奴隸。

我們用較長篇幅論證中共極權政治「戰略決策的非理性與戰術執行的極端理性」的人格分裂的特徵,是為了明確表達一個事實:中共享極權鐵手扼殺台灣自由命運的非理性的戰略決策,正在而且將繼續由極其富於策略理性的戰術設計來推行,即非理性的罪惡的政治目的是被遮蔽在用精巧的理性編織的騙局後面;只有等到中共在二○一二年條件成熟之後翻開政治底牌時,其政治目的才會裸露出來。所謂圖窮才會匕現。可是,台灣有能力洞察騙局,看清中共政治目的對台灣自由的致命威脅嗎?

四、簡要結論

一個社會養活既不作工,又不務農,也不經商,還不搞科研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體,是為了經過這個群體,實現特定的社會職能。這種特定社會職能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便是當重大的危險逼近時,政治人物能夠憑藉其政治敏感性,文人能夠憑藉其智能與知識,為社會敲響警鐘。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台灣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體,辜負了養育他們的台灣。

現在,政治大劫難已經逼近台灣,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中共又用精緻的理性鑄成華美謊言的幕障,阻斷普通台灣人看清事實真相的目光。這正是台灣需要大政治家和智者的時刻。然而,我們看到——歷史也必然看到了,眾多國民黨的政客、馬英九與其政府的官僚、利欲熏心的文人,以及俗不可耐的電視名嘴們,都在隨著中共的謊言歡歌醉舞;他們試圖讓台灣人相信,對中國人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造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社會悲劇的中共貪官污吏集團,已經天良發現,洗心革面,由嗜血的暴政變成樂善好施的菩薩,從而將給台灣帶來豐饒的財富和永久的和平安寧。

這群台灣的小政客和無恥文人在幫助中共傳播謊言,也是在幫助中共暴政推行其反自由的政治戰略。無論這次大劫難將來以何種方式落幕——是台灣的自由被劫難所摧毀,還是台灣人戰勝劫難,歷史都將把這批台灣小政客和無恥文人,作為永不饒恕的詛咒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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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三章 中共的政治統戰

帖子admin » 2012年1月1日

第三章 寵絡國民黨 裂解民進黨 組建傀儡黨──中共的政治統戰

一、對國民黨上層的統戰方案
——一笑泯恩仇,還是招降納叛

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國民黨仍然缺乏實行民主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卻要用權威對抗中共極權。那是試圖用較少剛度的專制對抗堅硬至極的專制,結果不問可知。在對台灣實施權威專制的過程中,國民黨至少犯有下列三項重大罪錯:

其一,製造二.二八血案,以及其後長期以戒嚴法的名義,摧殘台灣的自由;其二,實行黨國體制,壟斷國家公權力,用中華民國國庫公帑養活國民黨的系統,滿足其一黨私慾私利,並斂聚巨額黨產,從而摧毀台灣的社會正義;其三,國民黨官員公權私用,貪賄腐敗成風,黑金政治橫行,摧毀政治道德的基礎。

在台灣自由民主運動大潮的衝擊下,國民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措施,顯然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行為。但是,國民黨整體仍然缺乏必要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對其摧殘自由、摧殘社會正義、摧毀政治道德的三大罪錯進行深刻反省,並作出必要贖罪行為,請求台灣人民的寬恕與諒解。相反,國民黨的政客群體中文過飾非者有之,避重就輕者有之,曖昧不明者有之,諉過於歷史者有之,就是沒有敢於直視自己歷史罪錯的大政治家。當時國民黨真可謂「西風殘照, 漢家陵闕」。

民主選舉,一敗再敗,國民黨權貴階層中大批人如喪考妣,丟魂失魄,仇視民主政治,紛紛前往大陸,接受中共恩賜的「經商機遇」,企圖作「亡國失權」后的富家翁,以終余年;更有墮落不堪者,竟把民主政治下不同政治觀點的黨派視為不同戴天的仇讎,只為一黨一己私利,便置台灣的自由民主于不顧,走上「聯共制台」之路,企圖用出賣台灣人民政治選擇權為代價,換取中共暴政對其的政治垂愛。

國民黨失去政權后,經過一段冷眼旁觀,中共便斷定,這個過去的政治對手已經徹底喪失自己的政治理想,並決定抓住時機,在「多做少說」的原則下,大規模展開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江澤民於二○○一年就此作出批示:「力爭使國民黨由過去解決台灣問題的阻力,變成今後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助力。這是『營糧于敵,為我所用』的最高智慧。」

二○○一年底,中共統戰部作出一項決議,名稱為《新形勢下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與策略》。該決議中規定,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是「注重上層,注重退役將領,注重知識界」;對國民黨統戰的策略則概括為十二字方針,即「動之以情,實之以利,歸之以名」。如果對上述原則與策略作明確的表述,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要用感情拉攏,名利引誘,對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力量,進行全面統戰。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重申了上述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與策略,以及「多做少說」的原則,稱:「實踐證明,這些原則和策略是正確有效的」;並要求以「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加速推進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一定要在二○一二年實現促使國民黨由解決台灣問題的阻力變為助力的歷史性轉變」。

多年以來,中共堅持對國民黨權貴階層的感情拉攏和名利引誘效果顯著,成績斐然,可謂「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給。

至今為止,眾多國民黨權貴的家族都在大陸開設了自家的商號、企業,國民黨權貴的子女與中共權貴的子女之間推杯換盞、花天酒地、稱兄道弟、互訴衷腸之情景,早已司空見慣。可謂「其樂融融一家春」。中共相信,經濟決定政治,物質決定精神是真理。現在看來,中共信奉的真理至少在眾多國民黨權貴身上得到了驗證:只要中共能讓他們活得華富貴,那還管它政治的民主,人權的良知和台灣的自由。

傾向統一的台灣知識分子是中共統戰的重點之一。此類知識分子幾乎無人沒有受到過中共嚴密控制的所謂學術機構的邀請,免費或者基本免費,以學術交流之名赴大陸旅行玩樂,不知此身在人間還是天上。二○○五年終,在一次聚會中,只因我談到中共官場的貪污腐敗之情狀,一位國民黨籍的「著名」台灣學者竟然惱羞成怒,惡言相向,大有拔劍而起,為維護中共官員的聲譽而與我決一死戰之勢。天可憐見,統派文人何時已淪為中共暴政的「紅顏知己」?

人老思鄉,魂歸故里,本人之常情。不過,中共對大陸籍的國軍退役將領的統戰,卻不是為了慰藉老人的鄉情故意,而是為了讓他們成為中共的政治喉舌。多年來,通過各種管道邀請國軍退役將領返鄉,已成中共統戰官員的重要工作之一。國軍退役將領返鄉時都受到隆重接待;想起當年敗逃的凄慘之景,看今日之禮遇有加,老軍人們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撫今追昔,感激涕○之餘,有許多退役國軍將領便在大陸添房置產,甚至續娶小妾,似要開始生命的「第二春天」。一位退役的國軍少將曾向我吹噓在昆明購置的房產,不僅驕傲之情溢於言表,而且還拿出中共昆明市政府為其頒發的「老年優待證」炫耀。這位少將對我說:「過一兩年台灣和大陸就統一了。我們選馬英九就是要讓他搞統一的。再過兩年他還不搞,我們也要到總統府去靜坐,示威。」——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驚詫之餘,我不禁為台灣人感到悲哀:你們用稅金養活的退役將領中,已有人願作中共暴政的馬前卒,為中共享極權專制的鐵牢囚禁自由的台灣而效命。

國民黨權貴家族、上層文人和退役將領的政治墮落,其根源並不在這些人本身,而在於國民黨整體上精神的崩潰和政治意志的腐爛。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因,便是國民黨的「聯共制獨」政策,標志著國民黨親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命運的確立。

其實,國民黨「聯共」是真,「制獨」則有其虛假性。國民黨宣稱倡導「聯共制獨」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利益。但中共暴政在精神上不是中華兒女,而是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子孫;因為,中共暴政是摧殘了中華文化,在神州大地實行政治和文化的殖民統治的外來政權,是來自西方的馬克思極權主義的政治代理人;因為,中共暴政建政半個多世紀以來,造成數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是一個人神共憤的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是一個人類歷史上最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是一個對中國人實行秘密警察統治的政治黑手黨;因為,中共享鐵血暴政滅亡了文化的中國,淪為背叛文化祖國的賣國賊集團——中共乃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死敵和千古罪人。

許多國民黨人以「制獨」之名,行投共之實,其意不在中華,而在個人私利。台灣民主選舉中的失敗,使國民黨權貴階層意識到,民主政治下他的命運只能如秋風枯葉,落花流水。為重溫國民黨威權專制下的富貴之夢,便向中共暴政的極權專制投懷送抱。

面對國民黨權貴的熱情,中共自然欣喜有加,寵愛無限。中共中央書記處轉發給相關部門的一份統戰報告中,要求給予這些人給予高規格的待遇。中共常委、政協主席賈慶林親自召見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的領導,向他們交代了一個必須給予工商管理和稅收管理方面優待的台資企業名單,而國民黨權貴的企業通常名列榜首。


二、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
——陰暗的心理對人性弱點的洞察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不僅規劃了對國民黨的統戰方案,同時也規劃了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而且對民進黨的重視絲毫不亞於國民黨。

中共對國民黨統戰的目標在於,讓國民黨由解決台灣的阻力,變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助力。中共對民進黨統戰要達到的目標則複雜得多,充滿陰暗的權謀,令人驚心動魄。

《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對民進黨的統戰作出一系列策略原則的安排,規定要「開拓多方位途徑,密切各層次聯繫,廣泛建立個人間關係,潛移默化發揮政治影響」;還明確指出,對民進黨的全部統戰工作都要圍繞實現四個政治目標進行。下面,將分別具體介紹這四個政治目標的內容。

第一,運用具有高度策略思想的方式方法,把民進黨內以及「綠營」內激進分子對「外省人」的仇視情緒引向極端。在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就此點作解釋時說:「這樣作有一舉三得之效應」。

首先,令計劃認為,這可以有效促進台灣社會政治結構的分化,而一個分裂的台灣,一個被互相仇視的族群撕裂的社會,有利於中共解決台灣問題,也有利於台灣問題得到政治解決后,對台灣社會分而治之。根據令計劃表達的這種策略思想,可以有充分理由懷疑,台灣轟動一時的「郭冠英」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為激怒民進黨內某些人士實施的策略方法。

其次,令計劃認為,刺激、鼓動仇視「外省人」的極端情緒,有利於限制、縮小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使其在自我束縛中難以成為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象徵。而這樣一個自我限制、以族群情緒而不是社會整體利益為政治基礎的民進黨的存在,有利於防止「台灣獨立」形成台灣各族群的共識,也有利於阻止超越族群意識的台獨政治力量的形成。令計劃說:「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指出,超越族群的台灣獨立意識,以及把獨立和統一說成是民主與專制之爭的政治傾向,才是最危險的。」

最後,令計劃還認為,激化族群間的感情衝突,能夠把台灣社會的關注焦點吸引在島內矛盾之上,有利於掩護中共對台的統戰進程和政治意圖。

中共對民進黨統戰要達到的第二個政治目標,是加深民進黨內部的矛盾,使其持續處於實質性的分裂狀態,無法形成堅定統一的政治能量。

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對此作解釋時認為,民進黨內派系林立,組織結構極不健全,再加上失去權力和陳水扁貪瀆事件的雙重衝擊,造成黨內極大的思想混亂,所以,現在正是通過精心設計的統戰方案,分化民進黨的有利時機。令計劃特別指出,中共要達到的政治目標並不是從組織上造成民進黨的公開分裂的局面,而是要使民進黨「裂而不分」,矛盾叢生,在內鬥中耗盡政治能量。用令計劃的原話講:「一個內鬥不止、貌合神離、精神分裂的民進黨,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而不能發揮推動台獨的政治作用,可以有效減輕國民黨的政治壓力,有利於我們爭取國民黨的協助,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

對於分化民進黨的策略指導方針,《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也有規劃,即「有打有拉:打要一擊必中,不留餘地;拉要培養感情,成為朋友。」令計劃就此提出要求:「分化民進黨的統戰工作要求高度策略性,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既要作到不露痕迹,又要讓人感覺到我們強大的政治存在。這樣才能既產生有效的威懾力,又使敵對勢力找不到攻擊我們的政治借口。」

二○○八年七月,中共對台工作辦公室為實施《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制定出具體方案。根據這項方案,陳水扁及其親密支持者被列為當前打擊的重點,這樣作的理由如下:

其一,「經我國安部長期的秘密偵查,陳水扁及其家族的經濟犯罪的主要線索均已被我掌握。在美國的協助下,已說服瑞士銀行和新加坡當局同意,用適當的方法把罪證全部移送台灣司法機構。因此,打擊陳水扁,有其經濟犯罪的鐵證為基礎,可以得到台灣絕大多數人的同情和支持」。

其二,根據專家分析,民進黨現在的狀況,完全沒有能力成功應對陳水扁經濟犯罪被徹底揭露后的政治危機。打擊陳水扁及其親信團伙,將加深民進黨內部的思想裂痕,使民進黨長期處於政治思想的混亂狀況,極大減弱其阻礙「我們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能力」。

其三,陳水扁曾是台獨勢力最主要的政治象徵之一。通過證據確鑿的經濟犯罪事實打擊陳水扁,不僅可以將其本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且在社會道德的意義上,可以給台獨意識以沉重打擊。

其四,美國很討厭陳水扁,認為他是麻煩製造者。打擊陳水扁會在相當程度上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認同與支持。

上述具體實施方案的內容,是中共對台工作辦公室在二○○八年七月制定的。今天回顧過去一年的台灣局勢,可以發現陳水扁案的司法進程,基本是按照中共設計的政治邏輯在運行。

中共對民進党進行統戰要達到的第三個政治目標,是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競相同中共進行聯繫和交流的態勢,從而使中共 處於左右逢源的主動的政治地位。在二○○八年六月中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曾就此作指示說:「所有從事對台統戰工作的同志,都要有一個明確意識,那就是我們不僅要同國民黨加強交往,也要同民進黨加強聯繫。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左右逢源,運用自如,佔據主動。 … … 要認識到,民進黨雖然反對國民黨同我們交往,但那是因為民進黨中的一批人害怕我們只同國民黨交往,使民進黨逐漸被邊緣化。加強同民進黨的聯繫,也會使國民黨產生危機感和緊迫感,更急於向我靠攏。要認識到,儘管國民黨上層實質上已經同我們開始新一輪國共合作——當然這次國共合作同過去不同了,完全由我黨主導——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國民黨內還有一部分死硬的反共分子,還有所謂『本土派』。所以,同民進黨發展關係有利於抑制國民黨內部堅持反共的反對派。在國民黨執政的情況下,台獨勢力掀不起大風浪。所以,無須擔心同民進黨交往會產生什麼消極影響。」

對於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共也採用截然不同的統戰策略。胡錦濤在指示中說:「在同國民黨各界人士的各種交流中,都要強化統一的政治意識和時間的緊迫性;要讓他們明白,已經到了對台灣和自己的前途作出最後選擇的時機了。總之,要千方百計推動國民黨走上協助我們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光明大道。但是,在同民進黨的聯繫中,要遵循另一種策略原則。這個原則《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寫得很明白,那就是『不談政治,只講實務;不作爭論,只講感情;密切聯繫,為我所用』。同志們務必明白一個道理:在國民黨已經開始同我們進行密切的政治交往的情況下,只要建立起和民進黨的密切聯繫,就有利於形成國民黨同我進一步加強聯繫的緊迫感,也利於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爭相同我們搞好關係的趨勢。所以,現階段在和民進黨的交往過程中,我們不要計較政治上一城一地的得失。民進黨人員來大陸說一些統獨方面的過頭話,只要不是太過分,暫時就要寬容。要懂得『欲取故予』的道理,也要理解民進黨人員的苦衷,他們是要靠說台獨來拉選票的,真搞台獨他們沒有這個膽量。陳水扁當了八年總統,不是也沒有膽量真搞台獨么,只是靠嘴裏喊台獨,斂財騙選票。總之,為了對國民黨施加壓力,進一步促使其加快協助我們完成統一大業的步伐,現在有必要加快和民進黨建立更密切關係的步伐。」

正是根據胡錦濤的上述指示,中共才公開向民進黨搖動橄欖枝。而國民黨整體和民進黨的個別人,已經開始隨中共政治權謀的節奏起舞,登台表演。二○○八年五月中下旬,先是以國民黨人為主體的六千台灣鄉里長以及其他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台灣人士,登陸福建,參加中共政協主辦的「海峽論壇」。論壇之上,國民黨副主席朱立倫,成為中共擺出的最耀眼的政治花瓶。接著,民進黨中常委、高雄市長陳菊急忙開始「破冰之旅」,先上北京,後下上海,北南奔波,風光無限。更有少數民進黨人士既羡且慕,為之喝彩之餘,也躍躍欲試。不旋踵之間,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又率陣容龐大的團隊,應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之邀,赴北京作豪華的政治之旅,大有老驥奮蹄,揚塵播土,不甘人後之勢。

冷眼看國民黨、民進黨人士的上述表演,人們不禁要問:台灣的政治人物都怎麼了?難道國民黨和民進黨真要為中共暴政而演一出爭風吃醋的政治醜劇?

為應對質疑,陳菊曾有一言曰:「生活不只是政治。」毫無疑問,陳菊說得沒有錯,生活中不只有政治,還有經濟、文化,還有藝術、愛情,還有詩與歌、舞與樂。但是,問題在於,中共暴政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江澤民提出的要全部共產黨員一體凜遵的所謂「三講」,首要的就是「講政治」。而對於台灣致命的問題更在於,當前,中共對台灣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個領域的統戰活動,都是為了實現其政治戰略,即用極權專制控制並進而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面對如此嚴峻的政治局面,陳菊輕輕一句「生活不只是政治」,客觀上恰有幫助中共享花樣翻新的統戰謊言,掩蓋其對台灣的政治圖謀之功效。此次陳菊的「破冰之旅」,據說中共恩准其不用親自換台胞證。於是,陳菊得以手持中華民國護照,過關免檢,直進北京,一副英雄形象。殊不知,她的特殊禮遇是中共恩準的,中共也可以隨時讓她灰頭土臉。此時中共讓她顯得像英雄,是為實現下述政治目的:吸引更多民進黨人士開始同中共建立密切交往的個人關係,從而刺激國民黨人的爭寵之心,最終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爭先恐後,向中共示好獻媚的政治態勢。對此,作為民進黨中常委的政治人物陳菊是否稍有了解?

中共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要達到的第四個政治目標在於,最終控制或者瓦解民進黨——不能控制,便瓦解之。中共當局為實現這個政治目標所確定的主要方案,便是「斷敵糧道」。

中共統戰部政策研究室曾寫出一份關於民進黨組織狀況的內部分析報告。該報告中稱,民進黨整體上缺乏基層組織建設,一旦喪失精神誘惑力,很可能出現雪崩式的突然潰散的局面。民進黨各派系中,具有較深厚組織基礎的,是新潮流派。因此,只要取得對新潮流的實際控制權,也就在極大程度上取得了對民進黨的組織系統的控制權。從目前情況分析,實質上控制新潮流派的最有效而且可行的辦法,是首先控製作為新潮流的經濟來源的台灣商人和企業老闆。 建議有關部門在招商引資時,要著力吸引這部分人來大陸投資設廠,讓他們贏利,逐步使他們主要的經濟利益與大陸密不可分。然後,通過這些商人和企業老闆去控制新潮流,就會收水到渠成之效。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採納了上述報告建議的辦法,並稱之為「斷敵糧道」。在二○○八年六月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就此作出解釋說:「這個報告是兩年前一群青年專家提出的。對報告的撰寫人要重獎。報告中的建議很有遠見,我們採納了這個報告提出的策略,稱之為『斷敵糧道』。這個策略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政治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具體的客觀情況。… … 經過相關部門的大量細緻穩妥的工作,現在我們所掌握的新潮流的『金主』,大部分都已來大陸投資,或者有投資的強烈意向,正在談判中。隨著陳水扁貪污罪證據逐漸公開,民進黨的資金來源必將出現重大困難。所以有理由相信,在時機成熟時,我們通過對新潮流『金主』的經濟控制,可以相當程度上實現對新潮流系,進而實現對民進黨的政治控制。」

當然,令計劃的上述判斷現在還只是中共的一廂情願。民進黨未來的歷史,還要由民進黨自己書寫。不過,中共是從極其陰暗的心理出發,在洞悉人性的弱點的基礎上,制定出對民進黨的政治統戰方案的。因此之故,民進黨未來是否能書寫出高貴的歷史,還要看它的政治人物能否戰勝人性的弱點。

三、籌謀公開組建以中共為背景的台灣社會民主黨
——借民主之名準備埋葬民主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並逐步從江澤民手中接掌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二○○五年末,王滬寧不失時機向胡錦濤提出一個具有政治戰略性的構想,即籌謀在台灣公開組建以中共為政治背景的社會民主黨。胡錦濤看后大為讚賞,稱之為極有前瞻性、極有創造性的構想。王滬寧也由此得到胡錦濤的寵愛和倚重。

王滬寧的上述《構想》一文第一部分,是論述在台灣組建受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民主黨的必要性。王滬寧認為,對於民進黨,在政治意識上必須禁絕,在組織上要予以瓦解,即使「一國兩制」實現后,台灣的「民主制度」下,也不能允許台灣獨立的思想意識「自由泛濫」,否則後患無窮。國民黨雖然可以通過統戰工作成為中共的政治盟友,可是,國民黨的基層和本土派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十分仇共,而且國民黨在台灣命運大變動中的社會控制能力也很值得懷疑,所以, 從政治立場和政治能力兩個角度考察,完全相信國民黨,把所有政治雞蛋都放在國民黨這一個籃子里是不穩妥的。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以及在統一台灣之後,在台灣必須有一個完全服從北京政治意志的強大政治組織,才能確保中共的政治戰略順利實現,才能確保統一后的台灣不再繼續成為政治麻煩的製造者。

王滬寧特彆強調,以「一國兩制」的方式統一后,「如果我黨不能作到對台灣的所謂民主的實際政治控制,台灣很可能變成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策源地。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未雨綢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王滬寧提出,組建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民主黨,並讓其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是統一后中共實現對台灣民主的絕對控制的唯一之途。他寫道:「『一國兩制』實現之後,繼續讓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個黨在台灣政治舞台上輪番作表演,不應當是我們的目標,也不符合政治邏輯的強存弱亡的規則;在大陸優勢而強勢的社會主義制度背景影響下,性格中有極強的實用主義基因的台灣人,選擇受到我黨政治、經濟強有力支持的台灣社會民主黨執政,將是歷史的必然。通過確保社會民主黨以選舉的方式執掌台灣的權力,牢牢控制住台灣的所謂民主制度,也就一勞永逸地消除了台灣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隱患,從而確保我黨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實際執政地位永不動搖。」

王滬寧在《構想》一文的第二部分,重點分析了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可行性。他認為,在大陸投資,或者與大陸建立密切經濟關係的二百萬台商,以及受這些台商影響的範圍更廣泛的台灣人,是中共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最主要的社會基礎,他寫道:「自古『商人重利輕別離』,視利潤為生命是商人的天性。大陸有充分的能力讓台商得到在其他地方投資無法相比的利潤,但同時要讓他們明白,獲得利潤的前提是在政治上支持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當然相關機構這樣做的時候,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要含蓄、委婉,不要讓人家感到威脅,不要傷害人家的自尊心。… … 在台灣社會中,資本是最具能量的社會要素。對於二百萬台商,以及他們在台灣各階層輻射的影響力如果運用得當,我們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方案就具備了成功的基本社會條件。」

王滬寧還指出,通過以前長期秘密滲透和秘密的統戰工作,中共已經在台灣社會中形成階層分佈廣泛,數量可觀,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秘密力量。如果繼續以往那樣只限於在收集信息、引導輿論等方面使用這隻秘密力量,是「大材小用,浪費資源。」通過組建社會民主黨的方式,利用台灣所謂的民主制度,使這隻秘密力量由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公開合法地形成統一的政治組織,實際是中共的政治能量在台灣的一次大提升。因為,從非組織化到組織化就是政治能量的倍增器,同時由秘密狀態轉變為公開合法的存在,也會擴大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活動空間。王滬寧寫道:「經過長期培育的這隻秘密力量,政治可靠,又與台灣社會水乳交融。是我黨寶貴的政治財富。好鋼要用在刀刃上。現在到了打造解決問題的政治寶刀的時候了,這把政治寶刀就是我黨在台灣的政治經理人——台灣社會民主黨。我黨在台灣的秘密力量這塊好鋼,也到了用在刀刃上的時候了。這隻秘密力量要成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核心和思想靈魂,再加上二百萬台商及其用資本的能量在社會各階層的輻射的影響力,那麼,台灣社會民主黨一旦公開宣布成立,一定能產生震撼性的政治效應,並迅速在台灣社會站穩腳跟。」

王滬寧這份《構想》由於得到胡錦濤的極力支持,很快就進入實際的操作過程。二○○六年,由中共組織部、統戰部、公安部、國安部、總參二部抽調的人員,共同組成「台灣社會民主黨籌建工作組」,全面負責這項任務的實施。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更把籌建台灣社會民主黨列為政治統戰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上述「籌建工作組」組成后,開始統一協調中共全國各相關單位在台商中的相關工作。為了使所謂台灣社會民主黨更具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籌建工作組」花很大力氣,篩選將來可能作為該黨檯面人物的候選人。列入這個候選人名單的,有台灣演藝界的明星、著名教授、宗教界人士、著名企業家、電視台名嘴等。

王滬寧擔任上述「籌建工作組」的首席顧問。他要求「籌建工作組」要特別注意從國民黨和民進黨中拉出一些標誌性人物,將來加入社會民主黨,並委以重任。王滬寧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中的標誌性人物,轉而成為社會民主黨的標誌性人物,對國民黨和民進黨可以起到強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它們弱化了,社會民主黨就相對得到強化;「這就是辯證法,這就是政治相對論。」

根據王滬寧的意見,「籌建工作組」曾把宋楚瑜、許信良等二十余名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已被邊緣化的標誌性人物,列為重點工作對象,爭取他們同意將來出任台灣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後來根據情況,上述名單不斷調整變化。比如宋楚瑜已被從名單中刪除,理由是「此人積怨甚多,另組新黨后影響力迅速下降,且為人詭詐多變,不足依靠。」

在王滬寧指導下,「籌建工作組」對於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籌建提出一個總體方針,即「秘密籌組,適時公開」。所謂「秘密籌組」,就是黨綱黨章的起草,組織系統的構建和完善,運作模式的設計等政治組織的要素,都要在不公開的狀態下完成。據知情者透露,王滬寧曾就此說:「公開前的準備工作必須達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完備程度。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十月懷胎要在保密狀態下進行,一朝分娩,出生的就不是一個嬰孩,而是一個強壯而充滿活力的青年。」

經過反覆討論,《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最後確定,在台灣公開註冊社會民主黨的時間,定於二○一二年春台灣大選之後,到新當選總統就任之前的時間段中。根據不同的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公開成立的第一項政治任務也不同:如果民進黨勝選,社會民主黨就要在新總統就任之前,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時限內,以台灣出現『台獨』的重大危險為理由,聯合國民黨,要求中共立即派軍隊進入台灣,控制事態;如果是國民黨的候選人繼續當選,社會民主黨就要採取有效措施,發揮最大的政治影響力,推動國民黨當局在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前,同中共簽定以撤銷中華民國國號,廢止中華民國憲法,統一實施中共憲法為前提的兩岸統一的政治協議。

中共內部對於在台灣扶植、組建一個受其絕對控制、代表其政治意志的政黨,意見高度一致。只是在政黨的名稱上曾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這個政黨應當直接命名為台灣共產黨,其理由在於,這樣命名可以更明確體現該政黨與中共的政治淵源。但王滬寧堅持要用「台灣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他認為,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方案應當既具備堅定的原則性,又要具備充分的策略性。如果起名叫台灣共產黨,是一種缺乏策略性的選擇。因為那會直接暴露中共同台灣共產黨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不利於該黨在台灣民眾中爭取人心,擴大影響。而且,台灣已經有一個叫「共產黨」的組織,如果搞出雙胞胎來,從起步那一刻,就會人為造成不必要的困撓。這顯然是不智之舉。而起名台灣社會民主黨,則既可以實質上為中共所控制,表面上又顯示出自主性,是一個同時具備了原則性和策略性的明智選擇。最後,在胡錦濤支持下,王滬寧的意見被接受;中共決策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作為將來中共在台灣的政治代理人。

四、簡要結論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中,政治只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極權社會雖然也有經濟、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領域,但所有這些領域最終都在專制權力的作用下,歸結為極權者的政治意志。所以,極權社會是政治社會,極權政治則是陰謀政治。

中共對台灣的政治統戰方案,顯示出極權政治陰謀性的經典表述。雖然中共制定了詳盡的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統戰方案,但其意卻在「山水之間」——中共政治統戰方案的底牌上只寫著「台灣社會民主黨」。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公開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然後,通過對社會民主黨的操控和政治、經濟的全面支持,幫助其獲得並保持執政黨的地位,從而以台灣社會民主黨為政治代理人,實現對台灣的政治統治——這是中共對台灣政治陰謀的最終目標。一言以蔽之:中共要借台灣的民主之名,埋葬台灣的民主,使之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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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四章 中共的經濟統戰

帖子admin » 2012年1月1日

第四章 從"市場一體"過渡到"政治一統"──中共的經濟統戰


一、市場一體化與金融一體化——經濟機遇,還是經濟絞索

中共將物質決定精神的哲學觀念,以及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築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奉為"聖誡"。這就決定了,中共的諸種對台統戰方案中,經濟統戰方案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由溫家寶對經濟統戰方案作出解釋說明。溫家寶明確講:"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要循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經濟在前台,政治在幕後』的原則進行。要通過推行經濟一體化方案,首先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為政治統一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只要實現了經濟統一,政治統一就順理成章,指日可待。』

溫家寶指出,國民黨重新執政給中共加速推行"經濟統一"的政策提供了政治條件;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則為迅速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他特別就全球經濟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作出分析:"正反相合,福禍相倚。世界經濟危機雖然已經給我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衝擊,而且隨著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對我國經濟會產生更大的壓力。但是,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也給我們解決台灣問題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台灣能源和礦產資源匱乏,島內市場狹小,空間有限,所以,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進口和產品的出口,就是台灣生存和發展的兩條生命線。目前這次源於西方世界的全球經濟危機,必然造成商品需求量的全球性萎縮,這對於主要靠出口型經濟才能生存的台灣,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產品出口萎縮,又必將影響進口自然資源的能力,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台灣東邊面對浩瀚的太平洋,西邊一百多公里就是大陸。對於台灣,這正應了佛家的一句話,叫作『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驚濤駭浪面前,只有依靠大陸,台灣的經濟才能有出路。我們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場,容納台灣產品出口,就像大海容納河流一樣容易;我們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完全能滿足台灣的需求。當然,台灣想從大陸得到經濟發展的空間,就要同意和大陸實現經濟一體化。要用協議的方式確定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框架規則。經濟一體化的實質就是經濟統一。台灣得到經濟實惠,我們實現統一的政治目標。這才叫雙贏互利,各有所得。對於二○一二年前率先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我充滿信心。雖然我們可能會為此付出一些經濟代價,但同完成統一大業,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遺願相比,付出這些經濟代價是值得的。"

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是軍中主張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性人物。可能是基於對胡錦濤等人決策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不滿,梁光烈在會議上很不禮貌地打斷溫家寶的話,質疑道:"當初台灣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主要是靠自己的科技創新能力。對這個你怎麼解釋?你根據什麼說,這次台灣的經濟非靠我們不可呢?"

針對梁光烈的質疑,溫家寶作出解釋說:"過去台灣能自主創造經濟奇迹首要的是精神原因。當時台灣政治的自信還存在。政治的自信中又產生出一定的精神凝聚力,台灣社會和台灣人還能以這種精神凝聚力為依託保持自信心。在這種政治精神背景下,才產生了台灣的經濟奇迹。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台灣不再有政治的自信,也失去精神凝聚力和自信心。國民黨連談三民主義的興趣都沒有了,陳水扁和民進黨也主要是把所謂台獨理念當成拉選票的工具。整個台灣社會藍綠分裂,族群分裂,喪失政治目標,思想混亂,人心離散,連許多政治人物、大資產者和社會名流都人人一本外國護照或者綠卡,隨時準備作鳥獸散。在這種情況下,在完全喪失自信心的情況下,台灣已經沒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渡過經濟危機,走出經濟困境。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這就叫精神反作用於物質,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綜上所述,中共經濟統戰的總體目標就是通過經濟一體化,形成兩岸經濟統一的事實,從而為中共利用政治統一的方式控制,進而扼殺台灣的自由民主,創造經濟基礎。中共實行經濟一體化的方案主要表現為兩方面的內容,即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市場一體化的主要協議表述方式,就是《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金融一體化的標誌性的協議表述,就是以《金融管理合作備忘錄》(MOU)為起點的一系列協議。
中共《對台經濟統戰方案》規定,在市場一體化方面,務必達到下列要求:大陸市場要成為台灣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出口市場,其中出口到大陸的農產品,要儘快達到台灣農產品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大陸要成為台灣能源等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的主要來源地,為儘快實現這一目標,可以採取降低價格等有效措施;要確保二○一二年之前每年赴台的大陸遊客接近五十萬,如果有必要,還可以適當增加,以實現大陸遊客成為台灣旅游業的最主要收入來源的狀態。

根據中共《對台經濟統戰方案》的要求,金融一體化要實現下列目標:要逐步控制台灣的銀行業和保險業,要不惜代價,操控台灣的股市;要迅速開始並加強對台灣能源、大型公共交通設施等戰略領域的投資,儘快形成大陸和台灣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的金融和投資關係。

上述《方案》中還特別提出,實現金融一體化過程中,為達到既定目標,可以採用各種靈活的方式;要特別注意對已在大陸投資的台商的運用。必要時可以"借雞生蛋,借池養魚",即與在大陸有重大經濟利益的台商達成秘密協議,由中共出錢,借台商之名,對台灣的銀行、保險等金融企業,以及能源、重要公共交通企業進行投資,從而突破台灣對上述領域中外來投資比例的限制,實際實現中共資金對這些台灣戰略經濟領域的控制權。

二○○八年六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克強也曾就兩岸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作過解釋性發言,他說:"實現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也就實現了兩岸經濟上的統一。當然,為此我們要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比如,接納台灣的出口產品,會對我們的一些產業產生衝擊;為吸引台灣把大陸作為它進口戰略性自然資源的主要選擇,我們需要用比國際平均價格低一些的價格向台灣出售自然資源。再比如,為突破台灣設置的投資屏障,控股台灣的銀行、保險和其他戰略性的經濟體,我們不得不借諸一批台商作我們的代理,對這些台商我們當然要支付比較豐厚的報酬;要操控台灣的股市,使其基本按照我們的意願升降,也需要一定的資金付出。但是,所有這些經濟代價都是值得的,都會得到政治的回報。正像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在台灣問題上首先要算政治賬。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是我們當前的政治戰略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關係到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戰勝資本主義的重大問題… … 雖然我們不得不付出一些經濟代價,可只要實現了市場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我們就立刻在兩岸關係上取得了具有決定性的戰略主動權:台灣的出口市場由我們控制,台灣必須進口的戰略資源在我們手中,台灣的銀行、保險和戰略性經濟行業由我們控股,我們有能力操控台灣股市,甚至有能力決定台灣旅游業的興衰。在控制台灣的經濟命脈之後,我們的政治意志,就決定了台灣的政治意志;台灣問題按照我們的政治意志解決,就是歷史的必然。有同志擔心,這樣付出的經濟代價會不會太大。事實上,主要用統一戰線這個法寶解決台灣問題,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經濟代價,都比以武力為主必須付出的代價低得多。而且在經濟利益上對台灣較大幅度傾斜也是有時效的,二○一二年,完成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戰略之後,台灣就主要還是要靠自己來發展。"

從溫家寶到李克強所表達的政治意圖,是中共對台灣的經濟活動追求的真正目標,即中共經濟活動的價值歸宿不在於經濟,而在於政治。台灣如果把自己的經濟前途主要寄託于大陸,就等於把自己命運的韁繩交給中共掌握。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根本上源於人類過度消費的生活哲學中產生的虛擬數字經濟;這是整個人類為自己的生活哲學的錯誤而不得不承受的艱難。連美國,這個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內的人群都必須承受,台灣又怎麼可能迴避艱難?事實上,也只有那些通過智慧的反思和自己不懈的努力,戰勝了艱難,戰勝了經濟危機的族群和國家,才會贏得屬於自己的未來。可是,目光短淺而又缺乏智慧的馬英九政府,正在向台灣人灌輸一種完全機會主義的思維,似乎只要傍上中共這個大款,台灣就可以僥倖躲過這次全人類都正在經受的經濟艱難。在這種思維指導下,馬英九為實現中共兩岸經濟一體化的設想而鞍前馬後,並竭盡所能,幫助中共把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這兩條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命運之上。歷史將證明,當中共的政治鐵手拉緊這兩根經濟絞索時,被絞殺的將是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自由人的尊嚴。

二、台商,一個被強權綁架的族群——利益與良知之間

在大陸,"台商"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並很快開始風行一時的概念。當時,正值中共黨內兩個良知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主政,中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思想比較自由的時期。不僅經濟改革狂飆突進,政治改革也成為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術機構中,知識分子討論的主題之一。在這種大背景下,隨著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台灣資本開始進入大陸,"台商"也逐漸成為具有時尚性的概念。

統戰部是中共負責對台事務的最重要部門之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任統戰部秘書長。有一次談到台灣時,他對筆者說:"我們了解到,台灣都已經在考慮逐步放開民主了,我們黨內卻還有人要反『自由化『。這樣下去,我們在政治上要被台灣拋在後面了。"胡德平對台灣的這種良性的認知,代表了當時中共黨內良知派的普遍觀念。所以,儘管開放台商來大陸投資仍然有統戰的考慮,但當時統戰考慮中隱藏的政治陰謀的因素並不多。由於處在經濟改革的熱潮中,那個時期很多中共官員更傾向於把"台商"視為經濟因素。

八九年六.四血案之後,中共黨內的良知派被徹底清洗,中共走上全力強化極權專制的不歸之路。鄧小平等六.四血案的原凶,完全清楚他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只有極權專制才能保護他們免受政治的清算和法律的懲罰。所以,從確定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到隔代制指定同樣身負血案的胡錦濤為接班人,都是鄧小平為強化極權統治所作的政治安排。經濟的開放雖然還在持續,但政治改革已被禁錮,強化極權專制已成為中共首要的政治意志;解決台灣問題的目的,也由原來的解決中共與國民黨的歷史恩怨為主,轉為用中共的專制控制台灣的民主制度,從而一舉消除台灣民主的示範作用引發大陸民主化浪潮的危險——對此,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就是權威的證明。

鑒於以上原因,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共越來越把台商作為統戰的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因素來看待。本世紀初,胡錦濤執政之後,他以鄧小平的遺囑為尚方寶劍,將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確定為中共的戰略重點。從此之後,"台商",這個本應該屬於經濟範疇的概念,在中共的視野中已經完全政治化;通過對台商的運用,實現統戰的政治戰略,現在成為中共官員對台商價值的基本定位。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專門確定了利用台商進行統戰的五個主要方面:其一,充分利用台商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輻射的影響,加強大陸對台灣人民的親和力。其二,在大陸資本不便公開進入的領域,比如傳媒、教育等,以及在不準大陸資本控股的經濟領域,用台商作代理人,進行收買和投資,以實現文化和經濟等領域的統戰工作目標。其三,二○一二年三月之前,要加強對台灣的招商引資工作,要達到台商人數比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的目標,以便擴大台商在二○一二年台灣大選中的影響力。其四,作好過去或者現在,公開或者秘密給民進黨提供政治獻金的台商的統戰工作,利用他們影響,分化民進黨,並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進黨的政治行為。其五,加大力度,在台商中進行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思想、理論和組織的準備工作,為中共將來利用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名義控制台灣社會,打下堅實的政治組織的基礎。

台商投資大陸本是為了利潤,是一種正常的經濟行為,然而中共政權卻要把政治的命運強加到台商身上。台商如果服從中共政治意圖,作中共的統戰工具,便可以獲得利潤,否則便要面對中共運用國家權力給不服從者造成的經濟困境,甚至絕境——中共享強權綁架了台商,而經濟利益成為迫使台商就範的"人質"。"台商"由經濟概念變成政治概念,是違背人類社會正常邏輯的荒謬現象,但卻又有其必然性。

中共專制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現代經典,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表現;中共的經濟改革所造就的,是權力貴族市場經濟體制。所以,無論中共的政治體制還是經濟體制,專制權力都具有至上的權威,都是最終的裁判者。中國存在兩套法律,一套是公開宣布的,一套是實際作用於社會的:公開宣布的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欺騙世界和中國人,為中共製造"依法治國"的假象;實際起作用的法律則在中共各級政法委的控制下,成為實現中共政治意志的法律工具。

極權政治之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政治權力是法律的主人,法律是政治權力的婢女——這本是政治法律常識。但由於中共令人眼花繚亂的欺騙宣傳,人們常常忘卻了這個常識。以極權政治的背景來審視,台商被中共強權所綁架就是合乎邏輯的結果。不過,中共之所以對迫使台商作它的統戰工具懷有如此充滿傲慢的自信,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西方各國和日本在中國的投資者,以及投資中國的跨國公司或者國際財團,也都被中共列入統戰的政治視野之中,但中共對這些投資者卻不敢進行肆無忌憚的政治綁架,而只能迂迴曲折地作一些政治小動作。因為,這些投資者不僅有很大的國際影響力,而且每個投資者後面都有其所屬國的主權和法律為其提供保護,中共不能對這些投資者為所欲為,而必須遵守通行的國際經濟法規則。台商則不同。一方面絕大部分台商資本規模較小,不具備跨國公司或者國際財團那樣巨大的國際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台商沒有國家主權為其提供法律保護——中共徹底否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可見,台商實際是在沒有任何主權保護和法律依託的情況下進入大陸投資的。大陸的法律的終極目標不在於保護台商的利益,而在於體現中共的政治意志。由此一來,台商的命運便只能完全由中共的政治意志左右;台商的投資利益更是完全由中共腐敗的官權予取予奪。

中共極權之下,利益和良知是對立的。大部分台商自投資大陸之日起,內心就處於利益和良知的衝突中。由於腐敗權力是中國社會和經濟運轉的軸心,所以,僅憑誠實的工作並不能得到利益,獲得利益的前提是必須通過行賄這種法治國家視為的犯罪方式,與腐敗的官權結成骯髒的同盟。行賄的方式花樣百端,從金錢到美色無所不至。在中共的腐敗官員眼裡,台商毫無尊嚴可言,只是他們的活的"錢包"而已。同時,大陸投資的高額利潤,主要是來自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台商只有首先殺死自己心中的人性,才能心安理得地賺取這種非人道的利潤。

台商想在大陸獲得經濟利益,首先必須蒙蔽自己的良知。不過,那還不是最壞的情況。現在,中共要以經濟利益為"人質",要求台商群體,成為其統戰台灣的政治工具。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台商為經濟利益而泯滅天良,背叛其故鄉台灣的根本的政治利益——想要經濟利益嗎?那就把台灣的政治自由出賣給中共極權專制!對此,胡錦濤曾一語道破天機。他在一份中共國稅局和工商總局關於台商政策的報告上批示:"我們當然不能允許有人一面在大陸大發其財,一面又支持台獨,甚至把在大陸掙到的錢拿去支持台獨。允許這種情況存在,就意味著犯罪。"——胡錦濤的這句話表述出中共暴政的一個自認為理所當然的政治邏輯:經濟利益的得失,要由政治立場決定;經濟利益要以限制政治和思想的自由為代價來換取。

關係到台灣的自由,"台商"在利益與良知之間會作出怎樣的抉擇?歷史正在等待答案。然而,中共暴政對此問題卻已經表現出充分的自信。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曾說:"對於台商我是有信心的;相信他們絕大多數人會服從我們的政治安排。當然,各部門還要從各自的角度去做細緻入微的思想工作,也要對相關政策作出必要的調整。對台商同胞要動之以情,明之以理,曉之以利,示之以民族大義。… … 許多台商在大陸生活多年,習慣了大陸的風土人情,社會制度,不僅經濟事業在大陸,感情上對大陸也產生了歸屬感,有不少人還在大陸娶妻生子,真正安家落戶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存在狀況決定了,他們一定會支持我黨統一台灣的事業。"

台商整體上是否會像胡錦濤相信的那樣,背叛台灣的自由,出賣良知,換取個人利益,淪落為中共統戰的政治工具,這還需要等待未來的歷史作出最後的回答。不過,即便胡錦濤相信的,變成了事實,責任也不能完全由台商來承擔;應當受到指責的,首先是台灣的政客群體。

人性中本就有對物慾的追求。能夠抗拒經濟利益誘惑的,唯有精神信念。可是,台灣的政客們正從不同的角度摧殘屬於台灣的精神信念。馬英九摧毀台灣人的自信,把中共描繪為台灣的唯一出路;陳水扁則以其貪瀆之行傷害了台灣的政治價值,並繼續用小政客的表演加深這種傷害。在上述情況下,台商很難找到可以作為其心靈依託的屬於台灣的精神信念——商人的社會職能不在於創造精神價值,而在於創造物質能量;創造精神價值是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天職。精神信念一旦喪失,趨向經濟利益就成為人性的必然選擇。所以,隨經濟利益的誘惑而作中共希望看到的政治之舞,很可能將是"台商"在下一個歷史劇幕中的表演。改變這種狀況的唯一希望在於,艱難時世之中,能有大政治家和智者群體橫空出世,重建台灣自由的精神信念和政治自信,包括"台商"在內的台灣人民才可能因此而找回對正義、良知、真理的信心,才可能抗拒來自強權的經濟誘惑,堅守台灣自由的原則。


三、實施經濟統戰的權謀——陽光後面的黑暗

專制權力是中共官僚集團的生命線。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權、財富、榮耀、地位全部源於專制權力;也只有憑藉專制權力的保護,中共才得以規避諸如海珊、米洛塞維奇、紅色高棉等反人類罪的罪犯的命運,即因其罪惡受到法律審判。專制權力構成中共官僚集團生活內容的中心,而專制本身屬於政治的範疇,中共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

不過,這個政治的動物卻又崇拜物慾的力量。中共的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國家哲學是源自西方文化的辯證唯物主義。所有唯物主義的基點都在於,把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本質歸結為物——在唯物主義的內心深處,人活著就是一塊隨物慾的誘惑醉生夢死的物質,死去就變成一塊腐爛發臭並歸於塵土的物質。基於對人的本質的這種陰鬱的觀念,中共相信,物性力量是左右人的精神和政治取向的根本性力量。所以,中共又把經濟的手段作為實現其政治意志的最重要的方式。中共讓經濟變成充斥著政治權謀的領域。

中共對台灣的政治圖謀十分明確,即把專制的鐵鏈套在自由台灣的頸項之上。而中共的全部對台經濟活動都圍繞其圖謀的主軸轉動。由於對物性力量的崇拜,中共對經濟手段的運用遠遠超出經濟統戰的範疇,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廣泛的領域,都可以感覺到政治權謀操縱的經濟之手在起作用。中共經濟統戰的直接目標就是:通過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從而在以專制政治的名義統一台灣之前,先行實現經濟的統一。除此之外,在其他統戰領域中,經濟的權謀運用,也成為重要的運作支點。這種情況具體表現為下述各個方面。

首先,在對國民黨上層的政治統戰中,經濟手段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二○○二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轉發到省軍級的一份統戰部的秘密文件中明確規定,對於國民黨上層和其他有重要政治社會影響的人士,無論是直接以其本人的名義,還是通過其親友的名義在大陸的投資,都要給予保護,要確保其投資的經濟效益。文件中寫道:"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在相當程度上關係到我們黨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統戰工作的成敗。各有關單位和部門務必要認真對待,堅決執行。"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統戰部的一次對台工作會議上,就此講過一個很粗俗的話:"我們先讓國民黨上層把經濟利益的屁股坐到大陸上來,他們的政治屁股坐過來的哪一天還會遠嗎?"

其次,在對台商的政治統戰中,中共也把經濟手段作為最重要的權謀來運用。台灣的投資者雖然都統稱"台商",但地位卻完全不同。有的"台商"如國民黨上層和所謂有重要政治社會影響的人士,是作為中共的政治統戰的目標性人物被"邀請"到大陸投資的,享受和中共權貴家族資本相差無幾的"特殊禮遇"。而大多數台商最初則是懷著發財之夢,進入大陸的。進去之後才發現,他們的投資實際沒有任何法律保障——中華民國的法律中共不承認,同時中共也不承認台商有國際法的地位;中共的法律首先保護的是中共官權的意志與利益。在此處境之下,台商往往成為中共官員利用腐敗的權力任意宰割的羔羊。所以,很多台商開始都有一部投資虧損,甚至瀕臨破產的血淚史。經過多年磨難,台商終於學會通過權錢交易,與腐敗官權結成同盟,來換取骯髒金錢的生存方式。恰在此時,中共又開始運用具有政治權謀的經濟方式,利誘逼迫台商成為中共的"第五縱隊",為其用專制統一台灣效命。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說得很清楚明白:"對於支持擁護我們黨對台方針政策的台商,要滿足他們合理的經濟要求,要讓他們感到大陸是投資者的天堂;對於暗中反對我們黨對台方針政策的台商,要加強監管,進行經濟制裁,必要時可以讓他們傾家蕩產,血本無歸。"

再次,經濟權謀在控制民進黨"金主"和瓦解民進黨社會基礎方面,也得到充分運用。如前曾述,中共視"新潮流"為民進黨內最具組織能量的派系,因而將其列為統戰的重點目標之一。而統戰的具體方式,就是把"新潮流"的金主誘入大陸投資。以胡錦濤為組長,令計劃具體負責的中共內部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就如何對待"新潮流"的金主,作出過邏輯清晰的政策規劃,即"第一步,示以優厚投資條件,促其決心投資;第二步,使其得到超額經營利潤,進而促其擴大投資;第三步,要求其終止對民進黨的經濟資助;第四步,根據其政治態度,決定今後如何對待其在大陸的經濟利益。"該規劃中還提出,"促使其擴大投資,是我們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一步;其在大陸投資的規模越大,將來轉變立場,採取有利於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態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根據《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在瓦解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問題上,經濟手段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共的電視台拍攝關於台南水果的電視片,聲稱要把台南水果介紹到中國;大陸廣西大批量訂購台南水果等充滿善意的經濟行為的表像之下,都隱藏著冰冷的政治權謀——要讓台南,這個構成民進黨最主要社會基礎的地區,在經濟上依賴於大陸市場;要讓台南民眾的經濟收入,由大陸的市場來決定,以促使台南地區民眾的政治立場逐步轉變。就這個問題,胡錦濤專門作出指示:"對台灣的統戰工作,特別是對台南的統戰工作,首先要算政治帳,然後再算經濟帳。主要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無論怎樣都比主要使用軍事方式的經濟代價小。如果付出一些經濟代價,能夠瓦解民進黨的社會基礎,讓台南人民通過切實的經濟利益感覺到,大陸是他們切身利益之所系,對於我們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划算的。"

另外,經濟權謀的運用也成為文化統戰的重要支柱。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一章中專門介紹。

在此有必要特別指出,儘管中共決定主要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從沒片刻放鬆所謂"軍事鬥爭"的準備。以經濟活動的名義掩藏軍事準備的活動,乃是中共運用經濟權謀的不可忽視的 部分。而中共享豪華的宣傳活動推出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概念,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

中共公開宣傳的設置"海西區"的目的,全屬於經濟範疇,表面上似乎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兩岸的經濟交流,方便台商投資,有利於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但設置"海西區"實際卻是由軍方提出決策方案的軍事準備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主體是福建,同時包括江西的縱深地區和浙江、廣東的毗鄰地區。這個所謂經濟區正是中共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進攻出發地。中共公開宣稱的"海西區"經濟基礎建設的重點是海西大通道和廈門與梅州兩個深水港經濟能量的開發。"海西大通道"是指兩條由江西腹地分別通向廈門和莆田的運輸大通道的建設。這兩條通道的建成,能讓隱蔽于江西山地藏兵洞深處的中共軍隊以及作戰設備,在九個小時內高速抵達福建的兩個港口,而此前已經建成的五條橫向高速鐵路,則滿足了中共軍隊沿福建海岸高速展開的運輸條件。同時,江西山地中共軍隊的戰略藏兵洞,又有隧道和軍事專用鐵路,與大陸縱深其他軍事基地相連。所以,海西大通道的建設使中共對台作戰的前線與後方,聯結成一個高效、高速的軍事交通系統。

中共軍方早就選定廈門港和梅州港作為對台兩棲登陸作戰的進攻出發地。為彌補運輸艦和登陸艦的不足,中共軍方在二○○○年擬定了利用民用船舶運送登陸部隊的計劃,並對民用船舶改為軍事用途時必須解決的技術問題,作出具有實戰可行性的安排。而海西大通道的建成,可以使大批登陸部隊,不到十個小時之內,便能從江西山地的藏兵洞中趕到廈門港和梅州港,直接搭乘事先雲集在港口內的民用船舶,發起渡海作戰,從而達到戰役,甚至戰略的突然性。對於中共在經濟表像之下隱藏的軍事圖謀,馬英九總統看來是懵然不知,依然向中共低吟"不武"的小調,麻痹台灣人的警覺性。他真的是不知大難之將至,還是另有深意?

維護馬英九兩岸政策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威信,確保二○一二年春天的大選馬英九連任——這是中共要充分發揮經濟權謀作用的最重要的政治戰略領域。在中共的政治視野中,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基本符合按中共確定的時間表,以統一之名,用極權政治對台灣實施政治控制的戰略構想。所以,維護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台灣人心中的威信,同維護中共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一致。

中共不僅這樣想,而且早已開始這樣作。比如,如前所述,為證明馬英九的"三通"和開放陸客來台的政策的正確性,中共不惜運用類似黑社會要保護費式的手段,強令一些企業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再比如,為證明馬英九把中共描繪為台灣的經濟救星的正確性,中共即使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也要保持台灣股市不致大幅下跌,甚至有所上揚。

中共要通過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政治統一之前率先實現兩岸經濟統一。但中共的最終目的在於專制政治下的統一。中共與馬英九"先經濟,后政治"的邏輯正可謂心有靈犀,不點亦通。而馬英九的連任對於中共完成其二○一二年政治統一的構想則至關重要。所以,運用包括經濟權謀在內的各種手段,確保二○一二年春馬英九當選,乃是中共關注的重點。中共也已下令要求各相關機構就此未雨綢繆,早作預案。雖然距二○一二年春尚有三年,可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卻為爭得頭功,在二○○九年三月就向中共中央呈遞了名為《關於確保國民黨二○一二年勝選的工作方案的建議》。其中有關經濟權謀的運用,張銘清提出四項建議:其一,在下一個台灣大選年度,大陸遊客數量應當翻一倍,達到一百萬。大陸遊客增加,不僅可以在選舉年給台灣帶去經濟景氣,還會產生拉近台灣人對大陸的感情的廣泛的社會效應,有利於馬英九當選。其二,至遲在台灣二○一二大選前三個月起,保持台灣股市的"景氣"。這是股票換選票的策略。其三,要用不言而喻而又明確無誤的策略方式,讓二百萬台商人人都明白,他們的選票投向將決定他們大陸投資的利潤走向。其四,在下一個台灣大選年用高於一般市場價的價格全部購買台南的可供出口的水果等農產品,以瓦解民進黨的民意基礎。從辯證的角度理解,瓦解民進黨的民意基礎同保證國民黨當選是成正比的。

中共和國民黨政府共同在用經濟之筆,描繪兩岸關係陽光燦爛的圖案。但這個圖案本質上是虛假的。因為,經濟的運作只是權謀,中共的政治目的才是實質。政治目的一旦實現,作為權謀的經濟運作,必將由於失去必要性而終止。那麼,隨這種權謀性經濟運作產生的經濟利益,也只能煙消雲散——為政治利益而給予的經濟利益,必定隨政治利益的實現而消失。只不過政治利益屬於中共暴政;台灣人最終從中共那裡能夠得到的,只有政治的枷鎖和經濟的失望。

四、簡要結論

人世往往是荒謬的;在兩岸關係的範疇內正出現一個荒謬至極的現象。

一方面,先有中共黨酋江澤民嚴厲要求其黨員必須把"講政治"放在首位,作為一切工作的思想出發點,後有胡錦濤批示要學習政治上一貫正確的北韓,並要求在對台統戰的活動中"首先要算政治帳"——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都擔心中共官員忘記,維護專制政治是其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活動的基點,因為,失去專制政治,中共官僚集團就失去一切,並將因其反人類罪、大規模貪污和攫取社會財富罪而受到審判。

另一方面,先有陳菊為其與中共之間的"破冰之旅"辯護道:"生活不只是政治。"接著呂秀蓮奮勇跟進,聲稱不要再把中共看成六.四黨。躍躍欲試之情溢於言表。從陳菊到呂秀蓮似乎都致力於通過弱化中共政治性的言說,來替真實而冷酷地存在的中共對台政治戰略陰謀遮羞。如果是連戰如此作為,那就毫無令人驚詫之處,中共政治走狗的天性之一,就是為中共對台的政治陰謀遮羞擋丑。然而,從陳菊到呂秀蓮都是民進黨的"女天王"式的人物。她們也如此作為,難道在向中共投懷送抱的問題上,她們已決意不讓國民黨和連戰專美於前,而要後來居上嗎?

呂秀蓮所說中共已不是六. 四黨的斷言,更是對中共的實質一無所知的昏話。經濟遺產的繼承,既包括財富,也包括債務。政治也是如此。中共當今領導人在繼承中共的政治權力的同時,也必須繼承中共的反人類罪的罪責。實施六.四大屠殺不僅是鄧小平、李鵬的個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整個中共權貴階層的意志與利益,代表了中共極權政治的意志與利益。六.四血案已成為對中共的政治惡咒,只要中共暴政還沒有因其反人類罪受到審判和懲罰,這個惡咒就永遠不會解除。為了規避由於六.四血案被審判、被懲罰的命運,中共只有不斷強化極權統治一途。從這個意義上講,從八九年起直至中共崩潰,中共都將是"六.四黨",即在"六.四黨"惡咒的陰影下,竭盡全力逆歷史潮流而動,千方百計加強極權專制。但那只是逆天而行的徒然之舉。逆天者必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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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五章 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帖子阿星 » 2012年1月3日

第五章 控制傳媒、馴化學者與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一、控制媒體和出版
——在自由的表像下實現思想專制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極端注重對人的心靈的絕對控制。納粹德國更發展出一整套嚴密控制媒體與出版的黨國體制。或許因為希特勒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都以德國乃至西方極權文化為背景,中共的黨國體制完全繼承了納粹德國極端重視控制媒體與出版的政治基因。「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人的思想乃至是非判斷,都會隨持久有效的宣傳而改變」、「宣傳會使人對痛苦甘之如飴」等等,這些納粹時期關於精神控制的箴言,同樣是中共的宣傳原則,只不過使用的語言或者表述方式略有差別而已。

在中共對台灣的統戰活動中,控制媒體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已經制定並實施思慮周密的控制面板灣媒體和出版的統戰方案。胡錦濤更曾在二○○三年中共宣傳部和統戰部共同擬定的對台灣媒體統戰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道:「不要滿足於已有成績。要讓有關部門的同志們樹立一個信念,通過對台灣社會思想輿論的引導,使兩岸統一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要思想統一先行,用思想統一引導經濟統一和政治統一。要作到這一點,必須有效實現對台灣媒體和出版的掌控」。胡錦濤的這個批示,作為指導思想,在二○○八年六月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被再次引用。

中共控制面板灣媒體和出版的內部戰略,表述為十六字方針,即「以台制台,為我所用;由點到面,全面控制」。之所以要「以台制台」,是因為這個領域相當敏感,直接通過中共或者大陸的機構實施控制,極可能引起台灣社會的警覺,而用台灣人作為代理,則可以起到「暗度陳倉」之效。「全面控制」的方針則顯示出中共控制面板灣社會輿論和思想自由的決心與自信。決心源於中共一定要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非理性的戰略;自信則來自於中共對其實行文化統戰策略的有效性的預見。

中共實行控制媒體和出版的統戰策略,無非是運用經濟利益的槓桿,撬動台灣相關業者的貪慾之心,然後,用經濟利益交換政治思想上的服從。

中共對台灣出版業者統戰的具體方法是,「拋出兩個釣餌,提出一個條件」。所謂兩個釣餌,一是對大陸廣大圖書市場的准入;一是允許其作大陸廉價圖書在台灣的代理商。所謂一個條件,就是不準在台灣出版政治上對中共不利的圖書和音像製品。從二○○五年起,中共宣傳部每年年初都通過中間人,以非正式但卻明白無誤的方式,告知與大陸圖書業務有合作關係的出版業者,絕對不能出版哪些人的作品,否則,同大陸的圖書業務便將終斷。五年以來,每年在中共宣傳部禁書作者名單上都出現的,有袁紅冰、辛灝年、何清漣、達賴喇嘛等人。

通過利誘與威脅,中共已經相當程度成功地控制住台灣的出版業。對中共可能產生不利政治影響的書籍在台灣出版困難重重,而為中共歌功頌德或者按中共意志篡改、歪曲現實和歷史的各種各類圖書,則汗牛充棟,在書店中隨處可見。此情此景與中共享政治警察和嚴格的出版檢查制度控制下的大陸圖書出版市場幾乎毫無二致。現在,台灣除少數幾家出版社還不受中共利誘和政治控制,堅守出版自由的原則之外,眾多出版社已經淪為中共和金錢的政治與思想奴隸。

控制面板灣的媒體則是中共統戰工作的第一重點。中共是靠暴力和謊言奪取並維護其政權的,媒體則是中共享以製造謊言的主要工具。所以,重視控制媒體是中共的一種政治本能。原中共首領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就曾對中宣部作出指示,稱:「控制了台灣的媒體,就等於控制了台灣的一半民意。這種控制比派軍隊去還管用。這是對思想意識的控制;思想意識又指導人的行為。」

中共對台灣媒體的控制,遵循「利誘與收買雙管齊下,硬體與軟體兩面並重」的思路進行。這個思路也是當年江澤民提出的。

「利誘」的涵義不言自明,即以利益作為籌碼,要求台灣的媒體業者為中共在台灣進行統戰的思想宣傳服務。只是對於台灣媒體,中共的利誘可謂出手闊綽,不計血本。媒體業者如果同時經營出版業,則前述對出版業者的兩個釣餌依然有效;如果媒體業者兼營或者主營其他經濟項目,並在大陸有企業,只要該媒體業者願意犧牲新聞自由的原則,為中共的統戰作宣傳,那麼他在大陸的企業便擁有了只會獲得利潤而不會虧損的特權——在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之下,腐敗的官權是王者,可以隨其意志決定企業的虧贏生死。

所謂「收買」,具體是指由中共秘密出資,由已經成為中共統戰工具的「台商」公開出面,收買台灣媒體。之所以由「台商「公開出面,是為掩蓋中共對台灣媒體實施思想控制的政治陰謀,讓媒體繼續保持非政治性的假象,增強其實質上作為中共輿論代言人的對台灣人宣傳的欺騙性;而由中共秘密出資則可以使中共比用利誘的方式更直接、更方便地控制媒體。中共通過台商購買台灣媒體的統戰行為,早已展開,並取得極大成果,而其勢頭並未減弱,甚至有一浪高過一浪之勢。君不見,有台商泛太平洋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在一次眾多中共官員出席的會議上,急中共之所急,公開宣稱他要斥巨資,回台購買電視台。真可謂對中共剖肝瀝膽,以示忠心,唯恐不及。

所謂「硬體與軟體兩面並重」,是指一方面要控制面板灣媒體本身,即控制硬體,還要同時對媒體的工作人員進行統戰工作,以達到思想控制之目的。多年以來,諸多台灣媒體的記者、編輯,都曾受到大陸相關單位的邀請,免費赴大陸作業內交流,兼之以觀光旅遊。而大陸方面的接待必定是美酒與鮮花齊舉,熱情與豪華並至。中共」投之以瓊瑤「,台灣的記者和編輯又怎能不「報之以桃李」?於是,撰文編輯之際,自由、客觀、公正的媒體職業道德原則,常被感激圖報之意侵蝕。更有甚者,某些名記者、名編輯,在中共著力「統戰」之下,已因一己之私情私利,主動作中共代言人,實質上把自由台灣的媒體,變成了中共的宣傳機器。人的道德良知有時竟如此脆弱,亦良足為之扼腕而長太息。

台灣電視節目中有一個奇特的群體,即「名嘴」。「名嘴」們大都有一個與知識分子身份相關的頭銜,但其中許多人神形之猥瑣庸俗,語言之粗鄙無聊,思想之淺薄無知,均堪稱絕唱。從他們相當一部分人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企圖影響社會輿論的努力中,能夠清晰地看到中共統戰的陰影。他們有的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在因統獨之爭而至於族群撕裂的台灣傷口上撒鹽;有的搖唇鼓舌,為某些國民黨權貴的媚共投共行為作合理性詮釋;有的油嘴滑舌,為中共粉飾太平。其中最過分者,竟有膽量公然違背《中華民國憲法》,在中共中央電視台的「海峽論壇」節目中,稱中華民國的總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真是視台灣的法律如無物,有恃無恐達于極致;其所恃者,無非中共背後的政治撐腰。

現在,台灣也只有少數報紙如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孤獨保持著立場的獨立性;一百多個電視頻道中,仍然沒有被中共利誘和收買的也所剩無幾,可謂寥若晨星。翻開台灣的報紙,打開台灣的電視,所看到的絕大多數關於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的情景,都是一派鶯歌燕舞,太平盛世的偽宣傳。似乎台灣的報紙和電視台已在中共宣傳部的絕對控制之下。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就進一步加強對台灣媒體的控制,提出極為具體的計劃,即要求有關部門在二○一○年年底之前,採取有效方法,控制自由時報集團、蘋果日報集團、三立電視台和民視電視台。令計劃講:「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已經作出決定,台灣下次大選前,我們一定要作到輿論清場,以保證國民黨勝選,為簽訂兩岸統一的政治協議打好政治基礎。所以,對於我提到的那幾個媒體的控制工作,要由專人負責,要立下軍令狀,務必按時完成。即便暫時需要付出比較大的經濟代價,也再所不惜。」

中共統戰的鋒芒已經明確指向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三立電視台和民視電視台等。在中共的利誘和威脅前,這幾個碩果僅存的獨立媒體,還能夠堅持住媒體的職業道德的底線嗎?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中共正在推進由經濟統一到政治統一的進程。冷酷的現實是,在此之前,中共通過對媒體和出版的控制,已經率先實現了另一種統一,即台灣的媒體和出版已經基本成為中共統戰的第一片淪陷區。中共初步具備了通過台灣媒體和出版,左右台灣社會輿論的能力;中共正在借諸台灣的思想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制度,利用受其控制的輿論工具的片面、虛假的宣傳效應,對台灣人實施實質上的思想專制。

更可怕之處表現為,台灣社會正在形成對待與中共有關問題上的「自律」現象。所謂「自律」,就是在思想和言論上,自覺地不去觸動中共的政治底線,以免激怒中共,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因中共的報復性行為而遭受損失。這種「自律」現象在投資大陸的台商中滋生、蔓延,現在已經廣泛滲入台灣內部的社會各階層。其最典型的表現之一就是,台灣的各大酒店,包括眾多著名的國際連鎖酒店,由於擔心中共報復,影響其在大陸的業務,都接受了中共代理人的「勸告」,自動關閉三立、民視等電視台在酒店內的頻道;與之同時,受中共直接控制的電視台的頻道卻暢行無阻。

台灣社會各階層出現的對中共的「自律」,既是中共控制媒體與出版必然產生的社會輿論後果,也是台灣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喪失思想與言論自由,處於中共思想專制之下的標誌,同時更表明一種政治奴隸的心態,即在強權之下,為了生存的利益,自動放棄精神自由的權利。以「自律」的方式放棄自由,比鐵血強權用國家暴力剝奪自由,更具生命的悲劇性。因為,前者意味著人性的最深刻的墮落——為了物慾而背叛自由。
儘管控制媒體和出版的統戰取得重大成果,中共卻並不以此為滿足。根據胡錦濤的指示,從中共國台辦到海協會,都釋放出信息:鼓勵大陸媒體到台灣發展,也歡迎台灣媒體到大陸發展。這個信息看來是雙方對等,實際是只有利於中共。因為,台灣媒體基本被中共控制,到大陸發展也不會造成中共對傳媒失控的現象;大陸的媒體都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意志的直接宣示者,這些媒體登陸台灣,與中共的政治意志登陸台灣是同一回事。

中共鼓勵大陸媒體登陸台灣還另有深意。二○一二年台灣大選前具備全面控制台灣社會輿論的能力,從而通過輿論導向幫助國民黨籍總統連任——這是中共至關重要的統戰目標之一。在此之前如果能完成大陸媒體登陸台灣的設想,顯然有利於通過中共自己的媒體的政治存在,直接實現上述統戰目標。

二、對知識界的滲透
——把教授馴化成文化奴僕

六.四血案之後,為走出中共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造成的困境,鄧小平決定改變過去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此前,中共主要是用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肅的方式,來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成為暴政的精神奴僕。鑒於六.四反人類罪行引發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中共急需收拾人心,重建統治的社會基礎。在此情況下,鄧小平決意用經濟收買的方式,驅使知識分子就範。或許是由於中共暴政經過一次又一次政治整肅,特別是六.四之後一段時間的逮捕、流放,已經基本肅清了知識分子中的人格高貴者;或許是由於中共長期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地統治之下,中國文化精神趨於滅絕,中國的知識分子已成無文化之魂的群體,鄧小平的經濟收買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無文化之魂的精神卑賤的群體,必然把物慾的追求當作生命的主題。於是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歸附於權貴階層,數百萬御用文人成為專制與金錢的雙重奴僕,並把為中共極權政治和權貴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辯護,作為其最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功能。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為擴大中共極權統治的社會基礎,推動修改黨章,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實際就是允許靠買通官權而暴發的新生資本家,加入聲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先鋒隊」的共產黨。以此為標誌,在中國,腐敗的權力、墮落的知識、骯髒的金錢形成了支撐中共極權統治的政治同盟。正是由於該同盟整合了權力、知識和金錢,這三項最具社會能量的因素,中共極權才得以延續至今。而權力、知識和金錢的結盟,也被奉為中共重要的政治經驗之一。

現在,中共已經把上述經驗用於對台灣的統戰。最早對此作出理論論證的,便是中共首席理論顧問王滬寧。二○○六年,王滬寧曾向中共中央提交過一份只供高層參閱的內部研究報告,題目為「在台灣知識界中建立統一戰線的幾點思考」。該報告認為,「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最成功的經驗便是建立起權力、知識和資本三足鼎立的穩定的政治結構;如能把這個經驗有意識地運用於解決台灣的過程中,將會使對台的統戰工作的思路更清晰,方針更明確,方法更有效。

在上述報告中,王滬寧寫道:「… … 權力、知識和資本結成的統一戰線,是我們黨在大陸成功的經驗。這個經驗對於主要用統一戰線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應當同樣有效。經過前幾年的工作,二百萬台商將來在我們最終對台灣問題作出政治解決時站在我們一邊,基本不成問題。這是由他們的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所以是靠得住的。我們完全有信心掌握台灣社會資本因素的政治趨向。… … 我們黨同國民黨高層在對待台獨的問題上已形成高度共識;現在看來,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也具備現實可能性。美國視陳水扁為麻煩製造者,也將轉而支持國民黨。因此只要我們加大力度,創作性地作好對台灣知識界的統戰工作,二○○八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在台灣就會以我們黨為實質的核心,形成權力、知識和資本的統一戰線。這個意義上的統一戰線將會為我們解決台灣問題提供可靠的社會能量的保障。」

王滬寧上述思想提出之後,很快便被中共高層接受,並一直作為對台灣知識界統戰的指導思想,發揮作用。中共對台辦公室據此提出對台灣知識界統戰的策略原則是「以學術交流為基礎,抓住重點,全面覆蓋」。在具體執行中,中共教育部又把「抓住重點」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學術單位。國立大學的台大、政大;私利大學的東吳、銘傳都被列為學術交流的重點對象。第二個層次則是教授學者個人;被列入中共統戰重點對象的台灣教授學者已達三千多人。中共教育部還要求不折不扣地執行「全面覆蓋」的原則。所謂「全面覆蓋」是指,要同台灣的每一所國立和私立大學都建立起學術交流的關係。表面看來大陸各學術單位同台灣的學術交流是各自分別獨立進行的,實際上則由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在背後統一協調操控。

大陸各學術單位同台灣的學術交流的花費,也獲得單獨列支的特權;經教育部批准后,由中央財政撥付。

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要求,對台灣知識界的統戰工作要實現的具體目標是,作到台灣教授和學者對大陸的兩個依歸,即「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為作到這兩個依歸,就要進行相關的學術投資和情感投資。

中共教育部的相關內部文件明確提出,為實現「學術依歸」,要在各學術領域專門為台灣教授學者設立系列的科研課題,同時歡迎並支持台灣教授學者自己選擇有關大陸的科研課題。同時,要為這類課題提供學術數據和經費保障,要為其科研成果走向國際舞台,被國際學術界接受,提供有效幫助。

二○○七年王滬寧就相關問題曾給教育部官員作過一次報告,他講:「… … 隨著我們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長,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課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成為顯學。台灣地域狹小,國際影響日漸萎縮,缺乏學術研究的課題容量。所以,台灣學者的學術出路只能在大陸,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趨勢。… … 有的同志擔心,我們資助台灣學者的研究課題,如果最後得出政治上同我們敵對的研究結論,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擔心其實沒有必要。道理很明顯,他們進行大陸課題的研究,只能依賴我們提供給他們的學術數據和數據。這就意味著,我們從學術源頭上把握了研究的學術結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理,我們提供的是大米,台灣學者就很難煮出高粱米飯來。當然,這就要求我們給台灣學者提供學術研究的數據和數據時,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識和策略意識,也就是說,絕不能提供那些可能導致對我們不利的研究結論的數據,相反,要通過有選擇地提供研究資料,有意識地引導研究者趨向我們預計的研究結論。這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建議教育部領導組成專門的班子,對學術資料的提供工作,深入研究,統籌安排,以策萬全。」
王滬寧的上述講話暴露出一個事實:中共在用機心百端的權謀,設好統戰的陷阱,以學術名利為誘餌,引誘台灣的教授學者進入陷阱,使之成為中共的學術奴僕。而眾多台灣的教授學者也確實沉醉於對中共的「學術依歸」,正爭先恐後地奔行在中共為他們安排的命運之路上。對此,我有直接感受。

二○○八年十一月,我受邀作為論文評論人,赴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會上幾位台灣教授介紹了他們關於大陸的論文,題目涉及經濟、法律等領域。令我震驚的是,這些台灣教授竟然同王滬寧預言的一樣,完全以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和數據為根據得出結論,而且論文的行文風格和結論的價值取向,都與中共嚴格控制的大陸所謂學術刊物上的文章毫無二致。從這些台灣教授的論文中,人們已經根本無法分辨他們是屬於自由世界的學者,還是屬於數百萬中國大陸的御用文人和思想奴僕群體。這次研討會上,我在對這幾位台灣教授的論文評論時說:「你們把中共官方發布的數據和數據作為論文的依據,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這些垃圾數據和數據連中共狗官都不會認真對待,因為他們知道,那是為政治宣傳製造出來的。而你們卻奉之為瑰寶,把你們的學術聲譽同這些垃圾資料聯繫在一起;你們建立在中共享以欺騙世界的虛假數據上的所謂學術結論,只能有一個價值,即幫助中共欺騙世界。這是台灣學術的悲哀。」(大意如此,原話無法準確回憶)

後來更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據說,由於袁紅冰這個名字和我的評論,邀請我參加會議的長者竟然受到同事的強烈抨擊。抨擊的理由在於,因為邀請我參加這次研討會,可能會對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同中共學術單位今後的學術交流,以及他們的某項學術研究經費的申請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聽到這件事,令我心神黯然,不禁想問太平洋的萬里波濤:難道台灣的某些學者真要以中共極權政治作為他們現在的學術依歸之所,將來的學術埋骨之處嗎?難道台灣的某些教授真要放棄學術良知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作中共的文化奴僕嗎?

教授學者是以學術為生存方式的族群,「學術依歸」就足夠保證台灣知識分子對中共政治意圖的理解,甚至支持。但中共並不以此為滿足。為確保在二○一二年之前形成以中共政治意志為核心,由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台商的資本和台灣教授學者的知識之間的聯盟為內涵的台灣社會能量系統,中共還要實現台灣教授學者對其的「情感依歸」。

在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的統籌策劃之下,中共各學術單位和統戰部門對台灣學者的情感投資早已全面展開。迎接時如火如荼的熱情和鮮花掌聲,送行時的依依不捨與贈別厚禮;宴會上的傳杯飛盞,旅遊中的著意安排與豪華接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於是,便有台灣教授學者熏熏然、陶陶然、昏昏然,不知今夕何夕,並用一片真心、萬斛真情回報中共的情感投資,混不覺把真心真情獻給中共極權就意味著對學術良知的徹底背叛——因為,極權專制是精神自由不共戴天的死敵,沒有精神自由的地方便沒有真正高貴的學術精神,而只有專制的文化奴僕,暴政的御用文人。

大劫難正逼近台灣。劫難的實質在於,中共要用極權專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鐵牢,囚禁自由的台灣。值此艱難時刻,教授與學者群體應當承擔起知識分子對台灣命運的責任——用知識的名義,向台灣人民預警劫難,提出用以堅守自由原則並戰勝兇險命運的精神價值與策略原則。然而,人們看到的卻是眾多教授學者完全放棄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與社會責任,一心一意走上對中共的「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之路。這條「依歸」之路也是背棄並遠離自由的台灣之路。台灣養育出一群在名利誘惑下把冷漠的背影對向台灣命運的忘恩負義之人。

行文至此,悲憤之情實難平抑,故有一事不吐不快。我多次親身體驗過,某些具有統派國民黨籍的大學教授對中共的「情感依歸」,已至喪心病狂之境地——只要我對中共作出些許批評,教授們便如祖墳被掘,又似衣食父母受辱,勃然大怒,對我大加撻伐,以維護中共極權政治的聲譽。其對中共真有感天動地的孝子賢孫之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只是不知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屠戮的二百余萬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如果泉下有靈,是否會為其政治子孫之不孝,作千古不絕之長哭?

除教授學者外,台灣的大中學生也被列入中共對知識界統戰的視野。胡錦濤特別指示,要把西藏的成功經驗運用到兩岸大中學生的交流中。所謂在「西藏的成功經驗」具體是指,將藏人少年送到大陸內地接受共產黨文化教育,經過幾年十幾年後,再把他們送回西藏。於是,這批長著藏人面孔而心靈已經受到共產黨文化改造的藏人,便成為中共政治意志在西藏的代理人。現在,中共也要通過兩岸學術交流,從台灣學生胸膛里挖出他們的台灣心,然後換上一顆共產黨極權文化的心。

從促使台灣教授學者對中共的「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到對台灣大中學生的「換心」策略,都已列入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政治戰略》,從而成為中共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陰謀的構成部分。面對這個政治陰謀,台灣知識界整體上是否還有能力堅守對自由的忠誠,對台灣命運的忠誠?

三、宗教與黑社會中的統戰
——政治污染的信仰和黑手黨化的政治

中共的哲學信仰源自古希臘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和詭辯論——這個哲學信仰被稱為辯證唯物主義。所以,中共本質上是拜物教性的政治組織。同時,由於中共要用鐵血權力實現其哲學信仰對人的精神專制,因此,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具有「國家信仰」的地位。但是,其他宗教信仰只不過是「人民的精神鴉片」,需要像禁毒一樣禁絕之——這是中共對宗教的基本態度。
中共建政之後,立刻在東亞大陸推行用國家暴力消滅宗教的政策。從中原到內蒙、新疆、西藏,宗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佛廟、道觀、清真寺、教堂被摧毀或者廢置,僧人、尼姑、道士、阿訇、教士被大批屠殺、流放或者關入黑牢。十余年間,宗教人士、宗教組織、宗教場所摧殘殆盡。

摧殘精神信仰是中共拜物的哲學本質所決定。不過,中共對人類精神所犯的最兇殘的罪行,還不止於對宗教的摧殘,而在於在用國家暴力殺死宗教精神之後,又扶植起各種官辦宗教,借宗教的外殼,實施其統戰的政治陰謀。極權政治所污染的宗教,正是對宗教精神最深刻的蔑視和侮辱。

在中共嚴密控制之下,建立起遍及各個宗教領域的偽宗教組織;從佛教協會、道教協會、伊斯蘭教協會到「三自」教會,可謂花色齊全,水陸紛呈。這些屬於中共暴政的御用宗教組織中的神職人員,竟然是按照中共官員的品秩劃定級別,領取公薪,因此出現「科技和尚」、「處級尼姑」、「局級教士」等荒謬至極的概念。中共御用宗教組織的神職人員中遍布秘密警察系統的告密者和線人,而眾多高級神職人員本身就是宣誓以唯物主義為信仰的秘密共產黨員。就這樣,中共把本應神聖的宗教改造成實現骯髒的政治意志的陰謀組織。佛祖、上帝、阿拉、三清聖者,如知他們創立的精神原則淪落為極權政治用以欺騙世界的謊言,定會號啕痛哭,涕泗滂沱,淚盡繼之以血。

現在,中共正在利用其御用的宗教組織,在精神信仰的領域內,全面展開對台灣社會的統戰。

中共的統戰部門很早就注意到,台灣具有宗教信仰基礎深厚、宗教情感社會影響巨大的特點,因而宗教統戰一直是中共對台統戰工作最受重視的方面之一。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統戰部就成功地邀請台灣一位著名的「政治和尚」訪問大陸,並給之以由國家主席楊尚昆接見的禮遇。胡錦濤執政后,為實現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目標,中共更把對台的宗教統戰的原則、策略、目標等系統化,形成一個完整的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也體現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

以對台灣各種宗教信徒數量分析為基礎,中共對台宗教統戰方案,把統戰的重點放在佛教徒、道教徒和兼具佛道特色的媽祖信徒群體上。該方案要求,充分利用大陸豐富的宗教名勝資源,吸引台灣信眾朝拜、旅遊;中共控制的各種宗教組織也要加強同台灣民間宗教組織的聯絡,通過各種宗教文化活動拉近同台灣信眾的宗教情感,樹立所謂「宗教不分彼此,兩岸信眾一家親」的觀念。

該方案特彆強調,根據福建和台灣都有人數眾多的媽祖信眾的實際情況,福建的中共宗教文化統戰部門要縝密構思,精心組織同媽祖有關的大型活動,從而不僅讓福建以「海西區」建設為支點,成為對台經濟統戰的前沿陣地,而且要成為宗教文化統戰的前沿陣地。

該方案還單獨提出道教中的一貫道問題。中共建政之初,在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曾把一貫道作「反動會道門」加以嚴厲鎮壓,屠殺了數十萬大陸的一貫道徒。在該方案中,中共仍然堅持當年屠殺大陸的一貫道徒是正確的,對穩定其政權是必要的,但又認為,現在對台灣的一貫道實行統戰也是必要的;還指出,據不完全統計,台灣一貫道的信眾達二百余萬人,有比較深厚的社會基礎,所以,化解歷史問題,同台灣一貫道建立宗教文化聯繫,是宗教統戰工作成功的指標之一。

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對宗教統戰方案進行解釋時,說:「… … 胡錦濤同志指示我們,『道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和媽祖信仰的根都在大陸,台灣信眾的宗教信仰的根也在大陸,進行宗教統戰工作要牢牢把握這個關鍵,使台灣信眾心系大陸。情系大陸,魂歸大陸。在兩岸政治統一之前,要率先作到宗教統一。要廣泛建立兩岸宗教組織交往的紐帶,要特別注重台南地區的媽祖信眾同福建之間的宗教文化聯繫』。胡錦濤同志的這個指示,是我們擬定宗教統戰方案一直遵循的原則,它明確了宗教統戰工作的最終目標和方向。」

另外,中共對台的宗教統戰方案中還制定了利用宗教的社會基礎,影響台灣政治選舉,確保國民黨二○一二年大選連任的一系列具體方法和策略。其中特彆強調對宗教領袖人物統戰的重要性,並列出一個包括佛家、道教、媽祖信仰和伊斯蘭教在內的各宗教領袖性人物的名單,共計870人;要求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統一協調中央和各省的相關單位分工負責,對這870人進行統戰工作,要作到「統籌安排,專人負責」,務必于兩年之內,同這批人全部建立起經常性的宗教文化的聯繫。

極權政治必然以警察特務統治作為歸宿,而警察特務統治的最墮落的形式,便是政治的黑手黨化。現在,中共已經全面退化為政治黑手黨。六.四屠城之後,中共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只能靠赤裸裸的物慾引誘、國家恐怖主義性的暴力、國家謊言和秘密警察系統維持政權,而這種性質的統治,便是政治黑手黨的統治。黑手黨式的政治的突出特點之一,便是對異議人士或者政敵實施黑社會性的直接人身威脅,中共的秘密警察不僅早就開始對大陸的異議人士普遍採用這種墮落至極的方式進行控制,更在「澳門回歸」的過程中,與澳門黑社會連手,用直接人身威脅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住了社會各階層人士中不滿中共的情緒,轉化為實際的政治抗議活動。

中共統戰部和公安部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曾聯合完成一份關於台灣黑社會狀況的報告,對台灣黑社會的組織狀況、活動特點、社會影響、頭腦人物都作出詳盡的說明。二○○八年六月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則提出,根據台灣黑社會發育比較充分的特點,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共公安系統就開始了對台灣黑社會的系統工作,而且取得很大成績。現在,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要儘快由公安部牽頭,國安部協助,制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完備的對台灣黑社會實施政治控制的方案;制定方案時,要緊緊圍繞二○一二年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這個總戰略目標,並充分吸取「澳門回歸」過程中利用澳門黑社會力量實現社會政治穩定的成功經驗。

二○○八年七月,中共組建了「對台灣黑社會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局長孟宏偉,另由國家安全部十局選派一名副局長作副組長。這個小組直接向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並受令計劃的領導;其職責就是制定並秘密執行對台灣黑社會實施控制的方案。

事實上,中共秘密控制台灣黑社會的努力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台商大批登陸,中共對台灣黑社會的統戰更取得長足進展。二○○八年十月,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訪台,同議員王定宇發生衝撞而跌倒。一個中共小官輕輕跌倒,馬英九政府竟山搖地動,一時成為台灣新聞焦點。受中共控制的台灣黑社會也聞風而起,聲稱中共小官張銘清是其「大哥」,對王定宇進行人身威脅。從此事中可以看出中共對台灣黑社會滲透之深。

不過,事件發生之初,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便給令計劃提交了一份報告,對張銘清擅自動用台灣黑社會力量作出嚴厲批評,並要求今後必須杜絕此類事情。孟宏偉在報告中稱:「把黑社會力量運用於政治領域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務必要慎之又慎。處置不當則可能使我們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甚至可能對我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帶來不利的影響。… … 建議在小事上和一般時期,一律不用台灣黑社會力量介入;對台灣黑社會力量要採取『長期培育,慎重使用』的原則,要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即只在下面兩種情況下,才對其加以使用:第一,二○一二年台灣大選前使用之,以保證國民黨繼續執政;第二,二○一六年,由我們黨組建的台灣社會民主党參加競選時,要動員一切能量確保競選成功。對台灣黑社會勢力,不用則已,一旦使用,就一定要發揮奇兵之效。我們判斷,對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施加直接人身威脅逼其就範,短時間內會產生重大而明顯的政治效應,從而促成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實現我們的政治目標。」

令計劃對於孟宏偉的這個報告讚賞有加,稱之為「深謀遠慮,思路清楚」。令計劃更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下達指令,今後除經孟宏偉負責的「對台灣黑社會工作領導小組」報中央書記處批准之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在政治問題上擅自運用台灣黑社會力量。

黑社會本就是陰影中的過程,是公權力之外的非法的權威。儘管如此,它還是有持續存在的社會歷史原因。按照黑格爾「凡存在的,都具有合理性」的哲學箴言,黑社會總還能為自己找到某些存在的人性根據和歷史基礎。然而,如果在中共的統戰陰謀之下,最終淪落到作中共這個政治黑手黨的政治打手,台灣黑社會將喪失任何存在的合理性,並成為叛賣台灣的根本利益,即政治自由的千古罪人。

四、簡要結論

中共政治陰影已經深深滲入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黑社會各個領域,並在相當程度上開始左右台灣社會的走向——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無論承認不承認,它都真實地存在。

中共通過對媒體和出版的控制,正在實現對台灣社會輿論和思潮的控制;中共中宣部的意志每天都在通過台灣的媒體,傳出關於大陸的片面和虛假的信息,「自由」地為台灣人洗腦;中共所追求的在政治統一實現之前首先實現思想和輿論的統一,正在成為現實。基於對中共的恐懼,或者害怕經濟或者學術利益受到損害,台灣各界人士——從商人到知識分子中,都出現了「自律」的現象,即在關於中共的政治問題上,甚至在同台灣政治前途相關的問題上,都「自覺」地不發表與中共不同的意見,不作可能與中共政治意志發生矛盾的行為。

上述這些情況表明,雖然台灣人的自由名義上還受到中華民國的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但由於中共的全面滲透,台灣人已經在實質上失去了思想和新聞自由權。這恰是台灣大劫難即將在二○一二年降臨的先兆。

在這個兇險而艱難的時刻,台灣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表現則完全令歷史失望。幾千年前,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斷言「知識就是美德」;幾百年前,英國哲人培根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可某些台灣的教授和學者,卻把知識當作向中共乞討學術資源和學術地位的乞丐之缽,為一己之利,背叛了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和尊嚴。對於這些人,知識不是美德,而是諛媚強權的資本;知識也不是力量,而是意志軟弱的小動物滿足卑微物慾的工具。他們侮辱了知識,也就意味著使自己的人格蒙羞。因為,他們被稱為知識分子。無論台灣的前途如何,這批正在被馴化為中共文化奴僕的教授學者都必將受到命運的詛咒——為他們對台灣自由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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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六章 當前中共外交戰略的重點

帖子阿星 » 2012年1月3日

第六章 當前中共外交戰略的重點
一、總體外交戰略的調整
——扼在台灣脖頸上的鐵手

從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為讓上帝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信仰而發動的十字軍東征,到希特勒要實現「高貴的亞利安人」對世界的統治,再到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意志——不同歷史時期中,各種西方極權主義文化政治形態的一個不變的主題,便是以神聖的理想主義旗幟的名義,為實現一種意識形態對人類心靈的絕對控制,進行全球性擴張。西方極權主義思潮的這種天性,恰構成中共的外交戰略不變的魂。只不過隨政治命運的起伏跌宕,擴張的野心有時公然裸露出來,有時又被刻意隱藏起來。
中共的外交戰略根植于全球擴展的野心,同時,決定其外交戰略時代性目標和戰略樣式的,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獨裁者或者寡頭獨裁集團的個人政治野心,一是維護極權專制的政治存在的需要。
中共建政之初,為鞏固其極權專制,中共外交全面倒向蘇聯,與自由民主陣營為敵。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起,具有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毛澤東的個人政治野心開始主導中共的外交原則。同蘇共爭奪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並以「第三世界領袖」的資格推行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這個毛澤東個人的政治野心,成為中共外交戰略的興奮點。由此,中美關係渡過冰河期,兩國建交,從不同的政治意志出發,共同以蘇聯強權作為敵手。
鄧小平時代初期,中共外交戰略仍然沿著毛澤東時代的慣性運行,即聯合美國抗拒蘇聯。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遺留的巨大政治危機,特別是六.四事件引發的致命政治危機,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不得不採取所謂「韜光養晦」之策,收斂起毛澤東時代那種全球性擴張的外交鋒芒。這個時期發生的兩個歷史性事件,促使中共對外交戰略作出根本性的調整。
一九九○年,蘇聯東歐巨變,歐洲的社會主義陣營轉瞬間土崩瓦解,冰消雪融。雖然中共長期同蘇聯爭奪共產主義運動世界霸主的地位,不過,蘇共的崩潰還是令中共深感「唇亡齒寒」。同時,蘇聯強權的消失既解除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又消除了政治「領袖」的競爭對手,中共自然成為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和政治象徵的繼承者——中共長期夢寐以求的政治野心竟然通過命運恩賜的方式得到實現,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從軍事存在和政治存在兩個角度審視,蘇聯退出歷史都要求中共必須調整過去的外交戰略。因為,以一個已經消失的強敵繼續作為外交重點是沒有意義的。
促使中共調整外交戰略的另一個歷史性事件,是台灣的自由民主進程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東亞地區,台灣是唯一不借諸外力,主要靠內部的政治進化,實現自由民主制度的範例。台灣的自由民主進程在中共內部引發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以胡耀邦為典型的中共黨內的良知人士認為,大陸也應當像台灣那樣逐步開始由思想自由到政治民主的進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為代表的中共極權頑固勢力,則從台灣的自由化進程中看到前所未有的危險。這群殺人如麻的中共老政客僅憑藉政治本能就意識到,台灣的自由民主在中國大陸十余億民眾中必然產生的政治示範效應,將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的威脅。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政治腐敗的最具根本性的標誌在於,黨內良知人士被清洗殆盡,政治的頑固派和貪官污吏卻主導了中共政治的意志,並牢牢控制住政治權力。由此,徹底消除源自台灣自由民主化對中共的政治威脅,便成為中共政治意志和政治權力的基本戰略目標。
中共頑固派消除上述政治威脅的具體方法,便是用所謂「一國兩制」統一台灣。而「一國兩制」既是一種侮辱,又是彌天之謊言——對中國大陸人是侮辱,對台灣人是謊言。 因為,「一國兩制」的提出,表明中共權貴認為大陸中國人只配永遠生活在極權專制之下,作中共貪官污吏的政治奴隸,而一個試圖永遠剝奪十多億中國人政治自決權和選擇權的極權政體,怎麼可能真正讓台灣人保有自由與民主;一個本質上仇恨自由民主的鐵血強權,怎麼可能 成為台灣自由民主的守護者?
如果剝去政治謊言的外衣,中共對台灣的基本戰略內涵,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以統一之名,用極權政治的中央政府的權威,矮化、控制,並進而滅絕台灣的自由民主政治。
政治戰略決定外交戰略。鄧小平時代後期,中共外交戰略靜悄悄地發生根本方向性的變化,即與俄國結成實質性的戰略同盟;與美、日既聯繫,又鬥爭,無論聯繫或者鬥爭,都是以按照中共的意志解決台灣問題為出發點;同時,利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利班和北韓,以及其他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牽制消耗美國的力量。
平庸的江澤民基本繼承了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戰略。不過,隨著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以社會極端兩極分化為代價積累起巨大的經濟能量,中共外交戰略中全球擴張的野心再度成為興奮點——屬於極權專制的經濟能量,必然從政治擴張的方向尋找出路。當年的德國納粹如此,如今的中共暴政也如此。不同之處只在於,納粹的擴張直接表現為軍事侵略,而中共的擴張現在還主要表現為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滲透。然而,無論如何,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共的外交戰略的重心,仍在於為解決台灣問題服務。
當時中共判斷,解決台灣問題只能用「軍事鬥爭」為主的方式進行。所以,中共外交的絕大多數動作最終都指向一個目標:盡量爭取美國與日本不用軍事方式干預台海戰爭,或者盡量爭取降低美、日用軍事方式干預台海戰爭的強度。與之同時,中共外交部于上世紀末曾制定一個計劃,要在從東南亞半島,經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直至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個廣闊的弧形地域內,通過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滲透,使相關國家實質上變成中共的政治殖民地,從而形成對台灣的外圍大包抄。爭取台海戰爭爆發之後,這個廣闊弧形地域內的國家給中共以外交和國際輿論的支持,從而壓迫美國放棄或者降低對台海戰爭的參与度。
二○○二年,中共首席政治理論專家王滬寧主持完成了一個供中共高層內部參閱的關於外交戰略的課題,題目是「大國外交戰略」。在這個課題中,王滬寧深化了以解決台灣問題為外交重心的戰略思想的內容。他不僅重申鄧小平的相關思想,即解決台灣問題是保證中共專制國內政治安全所必須的,而且更從中共全球擴張視角來看待台灣問題的解決。他認為,經濟能量的高速積累的結果,將合乎邏輯地導致中共的政治擴張,並聲稱「共產主義全球化的理想,很可能要由中國共產黨人來實現」;「為衝破國際敵對勢力利用太平洋島鏈封閉我們通向太平洋,以及東進美洲、南進大洋洲的大國崛起必然邁出的步伐,我們也一定要解決台灣問題。要讓台灣成為我們走向大國輝煌未來的踏腳石。」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對中共外交政策作出指示性講話,這個指示標志著,中共已經完成了外交戰略的調整。胡錦濤指示的主要內容如下:既然黨中央決定二○一二年完成政治上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任務,那麼外交活動也就有了明確而具體的方針;從現在起的一個歷史時期之內,全部外交活動都要圍繞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這個戰略目標來進行;外交活動的總任務,就是要為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創造儘可能有利的國際條件,特別是要有針對性地作好和重要的相關國家的外交。
胡錦濤在這個講話的最後說:「外交戰線的同志們要深刻認識到,台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我們的核心利益。它不僅有利於鞏固我們的政治制度,粉碎敵對勢力妄圖在中國搞資產階級民主的陰謀活動,有利於保持西藏、新疆的穩定和長治久安,給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勢力以沉重打擊,同時也是我們在下個歷史時期開拓更廣闊的國際活動空間所必須的。」
胡錦濤的上述指示最終確定了當今中共外交戰略。從此,中共外交的全部能量都將為實現中共對台灣的政治控制服務;外交,成為中共試圖用以扼住台灣脖頸的一隻鐵手,直至台灣喪失自由,這隻鐵手決不會放鬆。在此種情況下,馬英九的所謂「外交休兵」,只能令世人啼笑皆非。
二○○八年七月,根據胡錦濤的指示精神,中共外交部制定出對美和對日兩個外交策略方案。據中共外交部知情人士透露,其主要原則如下:為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要繼續加強與俄羅斯的實質上的戰略聯盟關係,同時,要採取有效外交措施,促使美國和日本在台灣這個關係到中共核心國家利益的問題上讓步;為換取這種讓步,中共將不惜暫時犧牲一部分外交利益。與之同時,中共會減弱對於同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的外交力度。因為,這些小國對台灣問題的解決與否無關緊要。減弱對這些小國的外交活動的力度,既可以呼應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增強馬英九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威信,又有利於掩護中共以解決台灣問題為中心,加強對美、日外交的戰略意圖。另外,為麻痹台灣島內的「敵對政治勢力」,使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騙取更多台灣人的支持,還可以逐步放鬆對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加入國際組織的控制。事實上,「中華台北」和「中國台北」在英文、法文等主要西方語種中並無區別。這種稱謂在國際間的使用,有利於淡化,進而消除 「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中的地位,而且這種稱謂包含著台北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意思,所以,這個稱謂被國際組織接受,也有利於為中共實施控制面板灣的戰略製造國際輿論。
中共外交部在這個方案最後一部分寫道:「只要我們重點作好同美國的外交利益的交換,就具備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條件。在這個方面,過去我們已經取得一定成績,今後將採取更有效的措施,爭取儘快同美在台灣問題上達成戰略利益交換的意向。」可見,中共外交的鐵手已經伸向台灣的脖頸,而馬英九卻為中共恩准以「中華台北」名義參与國際衛生組織而歡歌曼舞,並要求台灣人同他一起歡欣鼓舞。我不禁困惑——究竟是馬英九蠢得近乎白痴,還是馬英九把台灣人當作白痴?然而無論如何,中共都會為馬英九的獻歌獻舞喝彩。
二、對美外交
——政治商人間的利益交換

面對中共如狂瀾即倒般的對台統戰攻勢,為數不少的台灣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仍然沒有對台灣的前途表現出應有的憂患意識。很可惜,他們的無憂的心態不是建立在自信之上,而是寄託於美國保衛台灣的意志。當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不是把自己命運的希望建立於自信之上,而是寄託於他人的善意時,這個人或者這個族群的命運就已經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
迄今為止的歷史表明,任何國家的外交戰略,都是由該國核心的國家利益所決定;道德理想主義雖然有時會對國際關係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卻從來沒有能力成為國家間外交關係的主宰者。美國也不例外。只不過由於美國以自由、民主、人權為立國理念,所以其奠基於國家核心利益的外交常與自由民主的歷史潮流一致。然而,由於歷史的複雜性和命運的偶然性,美國的外交又會同一些自由民主國家的利益錯位,甚至衝突。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會毫不猶豫地依照維護自己核心利益的邏輯行事,即使因此傷害了其它自由民主國家的核心利益,也在所不惜。其實,台灣對此已經有過痛苦的經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對抗蘇聯,保障其在歐洲的核心利益,而有必要同中共結成政治聯盟。於是,美國便果斷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並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困境和日益萎縮的國際活動空間,就直接肇因於美國的這一次幾乎沒有任何事先預警的背叛。儘管美國國會隨後又通過「與台灣關係法」,但那也並非出於對台灣利益的關切,而是基於對中共的政治信任還有待驗證。
根據當今的國際局勢,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不在台灣海峽。從地域的範疇來審視,美國的核心利益的重心在中東,因為,那直接關係到美國的能源安全;從政治力量的範疇來審視,美國的核心利益在於摧毀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精神之源的恐怖主義,因為,當代恐怖主義早已對美國宣戰,並曾重創美國的國家利益。與之同時,中共卻把解決台灣問題視為其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所在。這樣一來,中共和美國之間就客觀上具有了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作政治交易的巨大空間。中共早已意識到這個空間的存在,並展開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
事實上,美國為和中共作核心利益的交換而放棄台灣,已經出現了危險的先兆。如前曾述,陳水扁家族的貪瀆的線索最初是由中共在海外的秘密力量所發現,美國則配合中共,對瑞士銀行、新加坡和日本秘密施加外交壓力,促使其將陳水扁貪瀆的證據交給台灣的檢調機關。瑞士銀行和新加坡已經這樣作了,日本還在觀望。毫無疑問,稍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都會對陳水扁家族的貪瀆罪行表示義憤,不過,美國配合中共揭露陳水扁家族的罪證,既不是出於對貪瀆的義憤,也不是由於關心台灣政治的廉潔,而是美國認為陳水扁的政策激怒了中共,不利於台海局勢的穩定,從而可能危及美國的利益。這件事情的警示價值在於提醒人們,美國可能在任何時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中共作政治交換;特別是關係到其核心國家利益時,這種可能性必定會轉化為現實性。
二○○八年六月之後,中共外交部已經為在二○一二年之前同美國完成雙方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換,開始了前期的準備和試探。中共在對美外交中的「示弱」也好,示好也罷,都是這種前期準備的構成部分。二○○八年以來,中共不惜給自己帶來重大經濟損失,繼續購買巨額的美國國債。海外「中國問題專家」對此作出種種愚不可及的分析,或者認為這是中共的無奈之舉,或者判定中共的經濟決策者智商很低,或者推測是中共內部的美國代理人在起作用。事實上,中共此舉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向美國發出明確的信號:在美國處於困境的時候,中共有願望也有能力為美國提供幫助。
中共和美國之間不僅有在台灣問題上進行利益交換的空間,而且中共也擁有作利益交換的籌碼。
中東是承載美國核心國家利益的區域。在這個地區,中共至少有兩個籌碼可以用來同美國作交易,即同伊朗和伊拉克的關係。
伊朗基本上仍舊屬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國家形態。伊朗的國際政治存在既是對美國的能源供應地的直接威脅,也為主要針對美國的國際恐怖主義力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基地。而這兩個方面都關係到美國核心的國家利益。就美國而言,只有用戰爭或者政治的方式改變伊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國家形態,才能解除對其核心國家利益的威脅;根據伊朗國內的狀況分析,通過政治方式改變伊朗國家意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戰爭由此成為美國唯一可能的選擇。而伊朗對抗美國的政治軍事能量的最重要的國際關係來源便是中共政權。中共不僅在國際政治上給伊朗以強有力支持,而且秘密給伊朗提供包括導彈技術在內的實用有效的軍事援助。上個世紀末,中共甚至秘密對伊朗作出意向性承諾:美伊開戰後,中共可採取當年援越抗美的模式,即不公開宣布,但實際派軍隊,經巴基斯坦和俄羅斯,進入伊朗,直接參戰。在此情況下,美國對伊朗開戰,陷入越戰式的噩夢的可能性極大。畢竟美國在東南亞實質上並不是敗於越南,而是敗於中共和蘇聯。所以,如果中共以撤出對伊朗的軍事援助為條件,交換美國在台海的利益,對美國無疑是極具誘惑力的。
中共在中東的另一個籌碼便是伊拉克問題。美國為維護其核心利益而果斷展開對伊拉克作戰的過程中,真可謂打在獨裁者海珊身上,疼在中共暴政心上。海珊政權崩潰之後不久,中共就在中國大陸西北地區,選擇同伊拉克地理類似的沙漠地帶,設立了六個營級規模的訓練營地,培訓反美的伊拉克游擊隊員。訓練營地由中共軍隊總參謀部負責,由公安部和國安部派員協助;現任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國安部副部長董海舟,都曾先後受命協助組建這類訓練營地。為避免受訓的游擊隊員將來被俘后暴露訓練營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受訓者前往訓練營地的路上一律遮住雙眼;受訓過程中,身著中共的預備役軍服;教官只講阿拉伯語,受訓人則不準學中國話,等等。
中共訓練一個游擊隊員只需花費不超過一萬五千元人民幣。這些游擊隊員取道敘利亞、伊朗和土耳其潛回伊拉克后,卻給美軍造成重大威脅。美軍每天在伊拉克的軍事花費同中共訓練游擊隊員的支出相比,完全是天文數字;在伊拉克的軍費已成為美國重大的負擔。如果中共享停止此項游擊隊員訓練計劃,來換取美國在台海地區的讓步,美方也必會認真權衡利害。
中共已經開始了在中東地區對美國作出重大讓步的準備。最明顯的標誌就是近年來,中共不斷作出努力,減少對中東地區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開拓俄羅斯等新的能源供應通道。二○○九年內,中共將簽訂在土庫曼境內開發天然氣田的三十億美元的協議,正是這種努力的一個表現。
中共可以同美國作政治交易的另一個地方在東北亞的朝鮮。中共和朝鮮的關係是被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搞得最混亂不堪的問題之一。當然,中共的有意誤導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中國問題專家」有一個普遍的認知,即朝鮮在核武器和導彈等方面的舉措,是由朝鮮獨立決定,並違背中共的意志。但是,這種認知完全不符合客觀真相。蘇聯還存在時期,由於也可以從蘇聯獲得政治、經濟、軍事援助,朝鮮還曾對中共表現出一定的獨立性。蘇聯解體之後,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就成為朝鮮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唯一來源。對於朝鮮獨裁者,失去中共的援助,就等於失去政治存在的可能性,就等於死亡。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朝鮮完全處於中共政治意志的控制之下。金正日的核表演不過是為中共以朝鮮核問題為籌碼,逼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作交易所提出的要價而已。中共就地下核試驗對朝鮮表現出的憤怒是虛假的,而世界似乎正在被虛假的憤怒欺騙。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東北亞地區與美國當代的核心利益相距甚遠。然而,由於在中共意志的主導下,朝鮮成為伊斯蘭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而朝鮮的核武化和長程導彈,不僅構成對美國的亞洲戰略支撐點日本和韓國的現實威脅,同時也對美國產生潛在的威脅。這使得朝鮮的政治存在與美國的核心利益發生正面衝撞。對於中共,叫停朝鮮的核計劃和導彈計劃易如反掌。現在朝鮮的核與導彈實驗,以及戰爭威脅,都是中共在未來兩年內同美國作利益交換的前奏。金正日加重中共同美國交易的籌碼,中共為金正日家族對朝鮮的獨裁統治提供政治、經濟保障——這便是中共和朝鮮關係的真實表述。
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同美國的政治商人之間的交易很可能成功。在中共確定以主要用統戰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下,情況更是如此。歷史正在走進另一次台灣的悲劇:美國犧牲自由的台灣,向中共極權者換取美國的核心利益。因此而譴責美國沒有任何意義;美國沒有義務拯救台灣。如果台灣沒有意志和能力自己拯救自己,那麼就連上帝都靠不住。又何況許多美國人信奉的《聖經》里早有明訓:上帝只拯救自救者。
以色列復國,美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身處十余億人構成的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世界包圍中,以色列能以強國的姿態持續存在,則主要取決於以色列鑄造出強悍的國家意志,以及從國家意志中湧現出的令任何強敵都望而生畏的軍事自衛能力,其中包括違背美國意願而創造出的潛在的核武能力。以色列的經驗在對台灣表述一個真理:「面對強敵,自強自立是唯一的生存之道——要想得到天助人助,必須首先自強自立。」只是不知那些把台灣的前途寄託於美國的台灣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是否還有能力聽懂這個無聲的表述。
三、對日外交
——利誘與威脅

從鴉片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侵略曾經給中國造成重大的國家傷害。儘管如此,中共自毛澤東始,便對日本有一份難描難述的親切之情,並且不絕如縷,直至今日。究其原因,主要有下述三項:
其一,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在國民黨政府軍的進剿之下,遠竄陜北荒僻之地,勢窮力竭,即將被殲。恰在此時,日本大舉侵華,張學良背叛國府,蔣介石被迫放棄剿共,舉兵抗日。中共因此得以命懸一線而未絕,並找到發展壯大的契機。為此,毛澤東向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直言感激之意,甚至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其二,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共為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地位,與蘇聯決裂,進而勢如水火,中共也因此承受極為兇險的政治、軍事壓力。在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後,日本更急速跟進,同中共建立起緊密的經濟和國際政治關係,形成對抗蘇聯的事實上的同盟。其三,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暴政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一時之間,神人共憤,舉世聲討,全球抗議;自由世界各國紛紛以經濟制裁等方式,證明自己對中共暴行的憤怒的真實性。然而日本卻逆潮流而動,在那個血腥的時刻,繼續保持並趁機進一步擴大對中共政權的經貿關係,為中共渡過危機,提供難得的國際政治的援助和經濟支持。日本,這個曾在二次世界大戰侵華過程中,殺死兩千余萬中國人的國度,顯然完全不在乎中共殺死數千名中國學生。六.四血洗北京的主凶鄧小平對此感激莫名。據中共元帥、前外長陳毅之子陳昊蘇透露,六.四之後,鄧小平親自主持的外交戰略的基點之一,便是保持並積極發展同日本的密切的經濟、文化和國際政治的關係。
然而,由於日本過去對中國的多次入侵,中國民間蘊藏著對日本的強烈仇恨之情。這恰與中共當局對日本的親切感形成強烈反差。中共當局則有意既利用又強力控制中國民眾中的反日情緒,作為同日本進行外交談判時的砝碼之一。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發生在中國民間的多次反日浪潮,開始會現出風起雲湧之勢,很快便又風平浪靜。
日本人總體上對中共的六.四屠殺的態度是冷漠的,不過,日本對於台灣卻懷著一份極為複雜的心情。這既是由於清朝曾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有半個世紀處於日本的統治之下,也是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又使日本失去了對台灣的統治權,而且是永遠的失去,因為,日本不僅戰敗,同時也被國際法認定它對亞洲各國人民犯下反人類性質的戰爭罪。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之下,再加上實用主義的國際關係的利害權衡,日本顯然不願看到中共統一台灣。
中共完全洞悉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心態,同時,也相信可以通過以利誘為主,威脅為輔的策略,讓日本就範。根據中共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共外交部於二○○八年七月,就以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為前提,制定出《對日外交策略方案》。在該方案中,中共外交部提出下列可以對日本實施利誘的領域:其一,在東海油田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其二,在北方四島問題上,支持日本的主權要求;其三,在日韓獨島爭議上,支持日本的立場;其四,在能源和稀土等戰略資源的中日貿易問題上,作出有利於日本的安排;其五,在釣魚島問題上作出有限讓步;其六,支持和促進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進程。
中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中,提出可以對日實施威懾的兩個領域,一是朝鮮的核武和導彈發展計劃對日本國土和領海安全造成的威脅,一是中國民眾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可能對日在華投資,以及其他重大經濟利益造成的損失。
上述《對日外交策略方案》認為,在解決台灣的問題上,只要對美外交取得實質性突破,日本的立場就會隨之轉變;需要注意的只是日本右翼的態度。該方案中特別指出,日本右翼勢力會堅決反對中共解決台灣問題,而且其態度改變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右翼的這種態度會對日本輿論產生重大影響,但還達不到左右當局政治立場的程度;日本右翼中的極端勢力甚至主張把台灣和日本統一,作為日本國家戰略目標。台灣社會中部分有「皇民」情結的人,也與這種主張相呼應。
據中共外交部高層的人士透露,二○○八年七月,中共外交部領導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向胡錦濤彙報時,胡錦濤就日本極右勢力的對台態度,講出一系列極富權謀性的看法。現將胡錦濤相關看法的主要內容綜述如下:
「日本右翼極端勢力主張日本和台灣統一,以及台灣部分人群中的『皇民』情結,不僅對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無害,而且有利。台灣從日本回歸中國,是二次世界大戰世界正義力量勝利的結果,也是由美蘇英主導的國際協議所確定的。因此,日本極右勢力的主張不可能得到美國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贊同,相反可能會引起美國的反感,甚至被認定是『麻煩製造者』。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國內社會基礎在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記憶猶新。日本極右勢力和台灣有『皇民情結』的人主張台灣與日本統一,必然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怒,更加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這樣就會進一步加強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國內的政治基礎。所以,我們不但不要採取任何行動去壓制日本極右勢力的主張,而且還要通過隱蔽的方法鼓勵他們宣傳其主張——我們當然不能公開支持傳播那種主張。對於台灣的『皇民』勢力也要採取同樣的策略,即不露聲色地運用隱蔽的方法,鼓勵他們發表親日言論,而且言論越極端,越情緒化越好。他們表現的越猖獗,越有利於我們凝聚國內十三億人的人心,也越有利於我們在解決台灣問題過程中,得到廣泛的國際同情和支持。」
從胡錦濤的上述看法中,人們可以發現中共對待美國和日本的微妙不同。如果說中共把自己同美國的外交,視為政治商人之間「公平「的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換,那麼,中共對待日本更像黑社會老大對待黑社會小弟的方法,即充分運用利誘、威脅和詭詐的權謀,使其為我所用。
中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最後總結道:「從戰後半個世紀日本外交的總體特點分析,日本並不注重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對於『和平演變』中國也從不積極;它注重的只是同日本本身的生存與發展有關的問題,並以此作為自己外交方針的出發點。此外,日本外交的另一個特點是十分理性,傾向於接受既成事實。所以,只要我們在其他方面對日本作出足夠的讓步,滿足它對於一些利益的要求,同時通過有效的方法讓它明白,在台灣問題上與我們為敵,它的重大國家利益將遭受到不可彌補的損害,就會成功地促使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作出對中日雙方都有利的理性選擇。」
當年,毛澤東為對抗蘇聯,同美日密切國家關係,竟然不惜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意願,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由此可見,中共及其獨裁者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可以出賣重大的國家利益。現在,為防止台灣自由民主化對大陸民眾的政治示範作用,演進為大陸實際的政治社會運動,危機其政權專制,中共官僚集團已決意解決台灣問題,即通過所謂「統一」,用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國家體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控制自由的台灣。根據中共以往的作為,可以預見,為實現其政治戰略,中共將會用重大的國家利益交換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妥協。同時,我也可以預言,在極端自私的考慮之下,日本將像當年無視六.四中國學生如花的生命中湧出的血河一樣,也無視台灣人的自由和利益。
四、簡要結論
中共確實已經與馬英九政府達成默契,不再向中華民國現有的那些邦交小國發起外交攻勢。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共為維護馬英九在台灣人中的民意支持度,但更本質的原因則在於,圍繞二○○八年六月制訂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共已經對其外交戰略和策略作出相應調整。中共不再理會那些中華民國的邦交小國,因為它們在國際關係中無足輕重,而把外交重點放在同美國和日本就台灣問題進行國家利益交換的領域。
在中共和國民黨共同導演之下,兩岸關係似乎柳暗花明、鶯歌燕舞、春風和煦、春情蕩漾,然而,借兩岸關係春光萬里的假象掩護,中共已經開始了絞殺台灣自由的外交戰略。夜深人靜之際,我常聽到中共外交進軍的金戈鐵馬,戰鼓如雷。令人悲愴的是,我聽到了,馬英九則宛似雙耳失聰——聽到者「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握有可挽狂瀾于即倒之重權者,卻充耳不聞,這豈能不令人悲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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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七章 軍事攻台預案

帖子江蘇 » 2012年1月3日

第七章 「軍事攻台預案」與統一后對台灣的處置
一、「軍事鬥爭準備」
——微笑後面的鐵血陰謀

創立一個只服從真理的世界,是古往今來諸多聖徒與智者的理想。可是,迄今為止,人類的命運往往仍然由強悍的力量主宰。中共暴政是物質力量的崇拜者;它相信物質力量是強權存在的第一支點,所以,即使在上個世紀餓死幾千萬中國農民的經濟大災難過程中,中共依舊花費巨資,獲得核武器的能力;所以,為了讓朝鮮這樣一個窮如乞丐的小國產生震撼美日神經的力量,從而具有在國際關係角逐中被利用的價值,中共才暗中全力支持朝鮮的核武和導彈項目。
「軍事鬥爭」是中共的一個專用政治名詞,是為用戰爭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一種「委婉」的說法。江澤民主政十余年間,雖然對台統戰從未止息,不過,通過「軍事鬥爭「解決台灣問題,一直作為中共的政治興奮點而存在。江澤民之所以對「軍事鬥爭」感興趣,主要基於兩點考慮。首先是為了獲得軍人的效忠。以戰爭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便為軍官獲得「軍功和榮耀」提供了歷史的機遇,從而也就把軍官的利益同效忠於江澤民聯繫在一起。江澤民的另一個更重要的考慮則在於,通過發動台海戰爭,實行緊急狀態,從而找到推遲向胡錦濤全面交權的合理理由。但由於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中,明確指定在胡錦濤任內解決台灣問題,並要求「江澤民不要爭功」,同時,也由於中共「老幹部」對江澤民浮華輕佻的個人風格極度反感,不斷催促其向胡錦濤交權,江澤民最終沒有敢踏入戰爭的門坎。
胡錦濤全面執政后,中共對台灣的戰略迅速發生重大轉變,即由「軍事鬥爭」準備為主,轉為全方位推進統戰工作。促使胡錦濤推動這種轉變的根本性原因,在於中共黨內鬥爭的態勢和胡錦濤的個人野心。當然,國民黨權貴徹底而全面的親共、媚共、投共政策,也為上述轉變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江澤民時代中共的「大內總管」曾慶紅隨江澤民黯然退出權力之巔時,這個痴迷於搞政治陰謀的人,還是向胡錦濤射出一隻暗箭——為胡錦濤及其「共青團派」勢力,設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權力競爭者,即習近平。在習近平以及他所代表的「太子黨」心目中,胡錦濤的「共青團派」只不過是一群既不懂經濟又不懂軍事、專靠阿諛逢迎得到升遷的佞臣,根本沒有資格執掌中共最高權力,而只有「太子黨」才配繼承中共的最高權力。鑒於「太子黨」在中共軍隊中的勢力遠比在中共黨內和政府內雄厚,經曾慶紅暗中協調,「太子黨」形成一個共識:抓住台海戰爭的時機,進一步加強他們對軍隊的控制,並以軍功為基礎,通過黨內鬥爭,必要時採取解決「四人幫」的模式,從胡錦濤及其團派手中奪回政治主導權。
在二○○七年春節期間「太子黨」的一次私下聚會中,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酒後對在場的十余位將軍狂言:「古有明訓,太監主政,必會禍國殃民。胡錦濤和他的阿貓阿狗團派,像不像一群太監?全他媽連鬍子都沒有!」薄熙來之語雖屬酒話,卻也說出了「太子黨」的真實心聲。胡錦濤對此洞若觀火。於是,他接受了親信令計劃的意見,以中共總書記之權威,確定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如此一來,對於「太子黨」利用台海戰爭收回本屬於他們父兄的最高權力的圖謀,無異於釜底抽薪。同時,胡錦濤也有能力主導統戰台灣的政治進程,而不必像用戰爭方式那樣,實質上由軍方主導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這樣,也就為胡錦濤滿足個人「建功立業」的野心創造了基本條件。
不過,胡錦濤卻不會像馬英九那樣說出什麼「不武」的蠢話;他仍然是武力崇拜者。在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對此說得很明白:「我們根據客觀形勢確定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並不是要取消軍事鬥爭的準備。恰恰相反,越是想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越是要作好軍事鬥爭準備。我們能夠用統戰方式達到戰略目的,主要依賴於我們強大的經濟、政治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沒有強大的軍隊和充分的軍事鬥爭的準備作後盾,和平統一是不可能成功的。全黨全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戰略。但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要以無堅不摧的戰力為基礎。」
胡錦濤一方面運用諸如「不戰而解決台灣問題,可以用最小的民族犧牲和經濟政治代價實現統一」之類冠冕堂皇的理由,壓制軍內主戰派的聲音,同時,他又通過擴充軍費等措施,安撫收買軍隊——公開宣布的中共軍費已達世界第二,而根據中共不透明的政治運作體制,其現在用於軍事和戰爭準備的經費,至少比公開宣布的軍費多一點五倍。
在確定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同時,胡錦濤又指令軍方制定《軍事鬥爭準備預案》。胡錦濤這樣作並不僅僅基於平息主戰派的反對意見的需要,而是蘊涵著更深刻的政治陰謀。這個《軍事鬥爭準備預案》已經被列為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附件。
該《軍事鬥爭準備預案》中聲稱:「全軍各參戰單位決心作好萬無一失的充分準備,實踐『首戰用我,用我必勝』的誓言。… … 只要黨中央、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將以強大戰力,克敵制勝,一舉解放台灣。」
該《預案》確定,中共軍隊對台灣作戰的基本戰略是速決戰,即動用除核武器以外的全部作戰能力,用猛虎搏兔之勢,在七至十天之內,完成對台灣軍事目標的毀滅性打擊,並採用機降和海運相結合的方式,實施對台灣各戰略目標的佔領。
該《預案》還以《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為根據,在遵循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總方針之下,具體提出幾種需要對台灣實施軍事佔領的情況。現將這幾種情況分列如下:
「第一,二○一二年如果國民黨敗選,則應在選舉結果公布之後至新當選的偽總統就職之前的時間段內,發起進攻。這個時間段內,台灣的權力移交沒有完成,有利於我軍的突襲;另外國民黨政府此時還掌握著行政權力資源。在敗選的情況下,國民黨願意 把權力交給我們,而不是交給民進黨的可能性極大,所以,國民黨利用手中的權力配合我軍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也極大。
「第二,二○一二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如果背信棄義,拒絕按照我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規定的方針,簽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央政府,廢止中華民國的憲法、國號、國旗的和平統一協議——這種情況如果出現,說明國民黨自己關上了和平統一的大門;通過軍事鬥爭來解決台灣問題就是歷史的必然要求。
「第三,二○一二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在同我們黨簽訂和平統一協議的過程中,如果民進黨發動大規模抗議活動,造成社會混亂,威脅到協議的簽訂,這就說明台灣島內出現了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重大事變。在此情況下,我軍必鬚根據《反國家分裂法》迅即出動,一舉佔領台灣,平息動亂。如果能爭取到由國民黨出面請求中央政府派軍維持秩序,政治效果會更好。」
從該《預案》對中共出兵台灣的幾種預設情況的表述中,人們不難發現,中共享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很可能演變成一個大騙局;中共溫情脈脈的對台統戰的桃紅色面紗後面,是鐵血強權的猙獰面目。該《預案》特別指出,「用統戰方法解決台灣問題,當然可以避免戰爭給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可能造成的破壞,以及帶來的經濟社會損失,也有利於爭取美、日等國對我們解決台灣問題採取不介入的態度。但有一利必有一弊。由於我國領導人已經表達過台灣和平回歸后,我們不在台灣駐軍。所以,只用統戰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至少短期內不便於向台灣派出軍隊,建立軍事設施。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面,台灣對中國在國際軍事戰略中的地位就會受到重大局限,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政治作用也會大大減少。同時,沒有派兵權也不利於我們對台灣社會政治局勢的控制。」
該《預案》在權衡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利弊得失之餘,提出建議,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和平方式與大規模、小烈度的作戰模式相結合的策略原則,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策略指導。《預案》中對上述策略原則作出了具體說明:「… … 第一步,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統戰工作,形成和平統一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為統一創造良好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條件,並要確保國民黨與我們黨在統一的基本立場上保持高度一致;第二步,二○一二年台灣大選之後,以台灣出現造成社會動蕩或者國家分裂的事變為理由,迅即對台灣實施大規模軍事佔領。在國民黨執政的情況下,我軍的軍事行動原則上不會受到有力的軍事抵抗;如果能作到國民黨出面請求我們出兵平息事變,則是一種最有利的態勢。… … 據專家判斷,二○一二年台灣大選出現國民黨繼續當選的情況,民進黨極可能發動街頭抗議活動,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混亂。所以,對台灣實施軍事佔領的理由很可能自動出現;當然如果不能自動出現,也可以全面動員我在台灣的地下力量,採取恰當的、有效的舉措,促使出現足以證明我對台灣實施大規模軍事佔領合理性的事變發生。」
該《預案》最後對所謂「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的策略原則的綜合性效應,作出如下總結:「既可以避免戰爭可能造成的經濟、社會破壞,有效減少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阻力,又能通過我軍的實際佔領,充分發揮台灣在國際政治軍事上的戰略價值,也有利於威懾台灣的敵對勢力,確保台灣的社會政治穩定。」
現在不清楚之處在於,上述「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的策略原則,是軍中主戰派自主提出的,還是在胡錦濤授意下提出的。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分析,無論情況如何,中共最終採用這個策略原則的可能性極大。因為,二○一二年胡錦濤應當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實際交出權力。他繼續保持權力的唯一機會,便是展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然後以此為理由,推遲中共第十八次大代表大會的召開。同時,這樣做胡錦濤也不會喪失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因為,主要問題都是通過他直接主持的統戰工作加以解決的,軍事行動不過是最後一刻的「錦上添花」。
當然,最終會不會出現這種局面,還要由當時中共黨內鬥爭形勢的的具體狀況來決定。對於台灣而言,則已經到了必須準備直接面對中共的鐵血陰謀的時刻。可悲的是,人們沒有發現一個台灣政治人物或者知識分子,真正理解局面的嚴重性和中共陰謀的兇險性。
二、統一后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有兩個附件。一個是我們已經介紹過的《軍事鬥爭準備預案》,另一個就叫作《統一后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在令計劃統籌下,從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總參二部、宗教事務管理局等部門抽調相關人員組成工作組,完成第二個預案的起草。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就《政治法律處置預案》作出說明時,談到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他說:「『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為解決港澳和台灣問題提出的偉大設想。但是我們要清楚,『一國兩制』是實現統一的策略方法,是為我們統一大業服務的,而不能被敵對勢力利用。鄧小平同志去世之之前,針對有人利用香港反共,曾明確指出,如果香港變成某些人進行反共活動的基地,那就違背了『一國兩制』的本意,就不能允許。鄧小平同志的這個思想,是我們起草統一后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令計劃的這番話如果去除虛偽的修飾,其中心意思便在於,所謂「一國兩制」只不過是統戰的策略,至於統一的目的達到之後,如何理解和實行「一國兩制」,則完全取決中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在《政治法律處置預案》中,對中共以「一國兩制」之名控制台灣后要達到的基本政治要求,作出明確規定。中共的基本政治要求被概括為「一個有利於,兩個堅決防止和三個務必做到」,即「台灣的統一要有利於鞏固和發展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堅決防止敵對勢力把台灣當做反共基地,堅決防止敵對勢力利用台灣引發大陸的資產階級化和社會動亂;務必做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為指導,佔領台灣的輿論和教育陣地,務必做到由我們黨培養的政治力量主導台灣的政治趨勢,務必做到通過台灣的選舉制度,實現我們黨和中央政府對台灣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實際控制。」
令計劃要求中共高層官員認識到,如果沒有實現「一個有利於,兩個堅決防止和三個務必做到」的基本政治要求,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就是不成功的。令計劃實際已經講明,「一國兩制」對於台灣只是一個騙局,中共企圖在台灣實現的基本政治要求才構成「一國兩制」的實質。當然,所謂「一國兩制」對中國大陸人也是極度的蔑視與侮辱,它意味著在中共的視野中,中國人只配在極權專制下生存,永遠作中共的政治奴隸。
《政治法律處置預案》要求中共官員始終牢記中共統一台灣的基本政治要求,始終對台灣社會的複雜性保持高度的警覺。該預案還列出台灣社會中阻礙中共實現基本政治需求的力量,具體包括:第一,以民進黨和台聯黨為主要組織依託的台獨勢力;第二,暗中追求台灣與日本統一的「皇民」勢力;第三,極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第四,宗教界的敵對勢力,特別是天主教勢力;第五,國民黨中殘存的一部分極端反共勢力。
針對上述五種勢力,《政治法律處置預案》規定了相應的處置辦法。該《預案》要求,「對台獨勢力和『皇民』勢力必須旗幟鮮明地用法律給予嚴厲懲處。 … … 要以《反分裂法》為依據,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刑法規定,要制定針對台灣實際情況的煽動分裂國家罪的條款,為徹底杜絕台獨的理論思想宣傳夯實法律基礎。… … 通過司法程序,宣布台聯黨是觸犯『反分裂法』的犯罪組織,予以取締。這樣作是為了打擊台獨勢力的氣焰,起到普遍的震懾作用。對於民進黨要以違背『反分裂法』為理由,責令其限期取消台獨黨綱,逾期不取消,則宣布其為非法組織;如果民進黨在強大的政治法律壓力下同意取消台獨黨綱,也就自動取消了它存在的政治基礎,它的分崩離析、自我消亡將指日可待。」
令計劃對該《預案》的這一部分內容作說明時指出,用堅決的法律措施摧毀台獨勢力,可能會引起一定的社會騷亂,但他認為這是徹底清除台灣政治社會動亂之源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說:「毛澤東同志有一句名言,『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何況我們面對台獨勢力,政治上沒有任何退路和迴旋的餘地,只有堅決果斷地加以處置。這樣做很可能會引起暫時的社會動亂,但只有堅決平息動亂,換來的社會穩定才是可靠的,才有生命力。這是我們黨成功處置六.四風波的基本經驗之一。如果實施『以統戰工作為主,以軍事鬥爭為輔』的策略,在二○一二年尋找或者創造相應的政治機會,在最後一刻對台進行軍事佔領,我們就可以運用軍事法庭審判的方式,迅速、徹底地對台獨勢力的所有代表人物加以清理,一次性解決問題。」
《政治法律處置預案》強調天主教勢力的「危險性」,指出「天主教長老會」是台獨勢力重要的社會基礎之一,務必要運用政治和法律的處置方法,予以取締;還要注意嚴格防止其它的天主教教會,通過統一之後兩岸必然更加頻繁的交往,把梵蒂岡的天主教勢力輸入大陸,破壞中共官方的所謂「三自」教會在信眾中的權威和精神控制力。
該《預案》把「極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也列為中共在台灣實現其政治要求的一種阻力,並斷言,「極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絕大部分都有台獨的強烈傾向,所以,對其中一部分最極端的分子可以在處置台獨勢力過程中一併處置之;對於其餘的人,要運用經濟壓力、學術限制,必要時運用特殊社會力量,迫使其放棄與我們黨敵對的思想觀念;對於堅持不改者,則要採取有效措施,使之在台灣社會徹底邊緣化。」在此,願提醒讀者注意,上述引文中所說的「特殊社會力量」,在中共的政治字典里是指黑社會勢力或者秘密政治警察。
《政治法律處置預案》聲稱,「要實現我們黨在台灣的基本政治要求,最終通過我們黨培育的政治力量控制台灣的立法、行政、司法、監察和考試權,治本的措施還是要徹底改變台灣社會的政治和思想意識的生態環境。」為此,該預案提出,統一之後,要在台灣實施下列六項具體的社會控制方案:
其一,中共官方控制的大陸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紙、雜誌、出版社,要儘快登陸台灣,實現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主導台灣輿論的能力;其二,中共官辦的基督教「三自」教會以及官辦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組織,要儘快登陸台灣,開設分支機構,對台灣當地各個宗教團體實現組織和宗教精神兩個層次上的控制;其三,中共官辦的大陸最著名的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四川醫科大學等,要儘快在台灣開設分校,運用經濟的和學術的方法,吸引台灣一流學者入校任教,吸引台灣優秀的學生入校學習,逐步形成由這些學校主導台灣大學教育的態勢;其四,大陸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要在台灣設立辦事處,在處理經濟、文化、宗教等日常事務的同時,深化對台灣社會的了解,加強同台灣社會個階層的聯繫,及時向中央反應台灣的政情、社情;其五,公安和國安要分別在台灣建立自己的秘密力量系統,香港的經驗表明,在中共原來的各種社會組織基礎比較薄弱的社會裡,形成立體性地廣泛分佈於社會各階層的秘密力量系統,對實現有效的政治控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六,大陸作為「政治花瓶」存在的所謂「參政黨」,也要儘快在台灣建立分支機構,分工負責,在各自的社會領域中積極發展組織成員,逐步擴大影響,從思想、組織、社會影響各個角度,全面削弱台灣原來的政黨和其它社會組織,促進早日形成中共培育的台灣社會民主黨一黨獨大的政治結構。
該《預案》特別指出,「台灣問題的解決並不是以國共兩黨簽訂政治統一的協議為標誌。只有通過上述六項社會控制方案的實施,達到對台灣社會全面政治控制的目標以後,才意味著台灣問題的根本解決。統一也並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終目標。最終目標是通過統一,消除台灣的資產階級虛假的民主制度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
中共《統一后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介紹至此,任何人,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會看清一個客觀的結果,即一旦失去中華民國的主權保障,台灣就只能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中共予取予求的地位。
三、台灣社會民主黨執政
——中共對國民黨的最後羞辱

當今世界上,最不應該親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力量便是國民黨。之所以如此說,主要並非由於國民黨與中共在近一個世紀中的血海深仇,也不是因為中共建政后屠殺了已處於平民地位的約二百余萬國民黨人,至今屬於大屠殺受難者的正義還沒有得到申張,而是基於一個最具現實政治性的理由,即國民黨此次大投共最終將得到的,不是政治利益或者歷史榮耀,卻是刻寫在國民黨政治生命之墓碑上的奇恥大辱。
然而,世界就是如此荒謬,最不該發生的事竟發生了。從連戰到馬英九,這兩代政客正通過親共、媚共、投共的政治表演,把國民黨的百年命運,引向恥辱的終點——這並不是政治預測,而是中共正在實施的對台政治戰略之劍鋒的最終指向。
中共內部曾經有人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名稱提出不同意見,質疑為什麼不直接叫作《統一台灣的政治戰略》。針對這種質疑,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有一段話,專門作出說明。他說:「有同志問為什麼不稱之為《統一台灣的政治戰略》?因為,統一併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終的政治目標,而只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形式。那麼我們解決台灣問題要達到的政治目標是什麼?我認為至少要達到三個基本的政治目標。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的敵對勢力用台灣實現所謂民主為例,論證在中國大陸也可以實行資產階級三權分立那一套政治制度。我們黨內也有極個別頭腦不清醒的人,跟著搖旗吶喊。統一台灣,就是要從實踐上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台灣為例證,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徹底清除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威脅。這應該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必須實現的首要政治目標。其次,解決台灣問題還是我們黨領導的國家和軍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邁出的歷史性一步。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僅能夠擊碎美日企圖利用第一島鏈束縛我們向太平洋和南半球發展的戰略設想,而且會為我們控制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進而控制東盟提供戰略機遇。我想順便強調一點,現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存在和在世界範圍內發展的責任,已經歷史性地落在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對外我們暫時不去講,但在我們黨內部,所有的同志對這一點都要有明確的認識。也只有認清了這一點,才算真正達到了共產黨員『講政治』的根本要求。下面,我要重點講一下解決台灣問題必須達到的第三個基本政治要求。這個要求就是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政治關係作出歷史性的結論。對這個必須達到的基本政治要求有正確、深刻的理解,是我們處理好現階段同國民黨的關係,作好統戰工作的思想基礎。」
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政治關係的內涵,胡錦濤的說明很全面。但由於他的講話中充滿中共黨文化的概念術語,台灣一般讀者不容易清楚地理解,所以,我把他的原意用更簡單易懂的語言表述如下。
胡錦濤認為,中共與國民黨百年關係的歷史結論,將只能是中共的全面的政治勝利,國民黨的全面的政治失敗。從此之後,國民黨或者成為中國政治歷史中的遺迹;或者作為中共的政治附屬物存在。如果最後沒有作出這個歷史結論,即使統一了,中共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也不算取得成功。
胡錦濤指出,對中共和國民黨之所以必須作出上述歷史性結論,是被國民黨殺死的無數中共黨員的要求,是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集體的遺願,是中國近現代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他斷言,如果不能實現上述歷史性結論,「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會瞑目,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也不會瞑目。」
胡錦濤要求中共黨員在向國民黨作統戰工作的時候,時刻牢記統戰是為了得出中共全面勝利和國民黨全面失敗的歷史性結論;對這個歷史性結論「不可須臾忘記」,否則很可能會在和國民黨的宴會、祝酒、擁抱中迷失政治方向,犯下不可饒恕的歷史性錯誤。
胡錦濤還要求中共黨員在同國民黨交往過程中提高警覺性,不要被大陸的敵對勢力和國民黨中的某些人利用。胡錦濤講,國民黨中還有少部分人幻想將來繼續和中共平起平坐,更有極少數頭腦不清醒的國民黨政客文人希望,獲得再一次在大陸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機會,甚至企圖統一后同中共以平等的政治地位,來競選全中國的執政權;大陸內部敵對勢力對國民黨的政治幻想也沒有完全破滅,有人借連戰、宋楚瑜訪問大陸的機會組織所謂「泛藍聯盟」,妄想以此為契機,公開組建政治反對派。
胡錦濤不給人留下任何想象空間地明確指示,要徹底消除某些國民黨人的幻想,這次同國民黨的互動的實質,並不是什麼「第三次國共合作」,而只能以中共對國民黨的全面政治勝利為歷史結論;對於「泛藍聯盟」和國民黨在大陸殘存的社會基礎,要以運用國安部的秘密力量為主,以公開的司法審判為輔的方式,堅決果斷地予以打擊。
胡錦濤還提到,國民黨中另有人想利用與中共的交往,取得對民進黨的全面政治優勢,在台灣形成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局面,從而長期保持不統不獨,偏安一隅,重建國民黨對台灣權力的實質性壟斷的局面。針對這種情況,胡錦濤強硬指出,任何人都不能改變中共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國民黨某些人試圖長期不統不獨,「偏安海島的想法,根本違背兩岸政治力量對比的客觀實際情況」;中共對民進黨的鬥爭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基本政治要求,而不是要給國民黨火中取栗,為了避免被國民黨某些人利用,中共在與國民黨密切交往過程中,也不要關死和民進黨交往的大門,與民進党進行適度交往,恰恰有利於爭取國民黨中的主導力量,放棄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依照中共的政治戰略規定的時間表,完成兩岸統一,並最終實現中共所追求的歷史性結論。
從胡錦濤的講話中人們不難發覺,老謀深算、詭詐多端、兇狠堅定的中共政客,與輕薄無知、目光如豆、充滿孩子氣的幻想的國民黨政客相比,具有政治權謀上的極大優勢。可嘆,百年國民黨正遵循胡錦濤為其規定的命運邏輯,走向最後的恥辱。恥辱的具體內容可以表述如下:國民黨依照中共的政治意志,把台灣的自由出賣給極權專制的歷史悲劇之後,中共很快便會結束與國民黨的政治蜜月,使國民黨變成政治棄婦,並開始由中共培育的台灣社會民主黨主導、壟斷台灣政治權力的過程。國民黨在中共對其的最後羞辱中,或是魂消魄散,灰飛煙滅,成百年一夢,或是忍辱偷生,作中共,甚至中共代理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婢女。
關於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中共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及其附件中都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劃。根據中共的規劃,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要遵循先秘密,后公開的原則進行;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基礎是二百萬台商,以及受台商影響的社會各階層,其骨幹力量是中共長期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培植的秘密力量;台灣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層要從社會各界有重要政治和社會影響的人士中遴選,中共相關部門已列出近百人的候選名單,並將對名單上的人開始進行秘密動員和說服的統戰工作,其中台灣政界的人士如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無黨團結聯盟主席林炳坤、新民黨秘書長泰金生、新民黨主席郁慕明、國民黨副主席朱立倫等,都榜上有名。
根據中共的規劃,台灣社會民主黨定於二○一二年春台灣大選之後,至新當選的「總統」接掌權力之間公開註冊,宣布成立。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總的任務是,擔負起徹底改變台灣社會政治生態環境的責任,形成社會黨一黨獨大,其他政黨眾星捧月的局面,代表中共掌握台灣的權力系統,主導台灣的政治趨勢。
同時,根據可能出現的不同情況,中共還對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具體任務作出下列規劃:第一,如果二○一二年國民黨勝選,出現民進黨開展街頭抗議的局面,社會民主黨則應當激化衝突,形成社會動亂的局面,然後,發表聲明,以台灣人的名義,請求中共派兵登陸台灣,平息動亂;第二,如果民進黨勝選,社會民主黨則應當聯合國民黨,發起大規模群眾街頭運動,越激烈越好,盡量造成流血事件,然後,單獨或者聯合國民黨共同發表聲明,用台灣已經處於分裂和社會大動亂之中為理由,請求中共派兵登陸台灣,穩定事態,消除危機;第三,如果國民黨勝選,而民進黨由於中共統戰工作的瓦解,已經無力發動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街頭抗議,則社會民主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從台灣島內對國民黨施加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輿論的全面壓力,促使國民黨在二○一二年十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和中共簽訂廢止中華民國國號、國旗、憲法,以中共政府為中央政府的和平統一的政治協議。
中共的規劃著重指出,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根本目的,就是結束國民黨和民進黨主導台灣政治的歷史,形成社會民主黨一黨獨大的態勢,從而為中共利用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永遠掌握權力夯實政治基礎;同時還規定,無論情況出現怎樣的變化,社會民主黨至遲要在二○一六年的選舉中獲勝,並取得政權,而且只能提前,不能拖后。
胡錦濤在其講話中也說道:「解決台灣問題有兩個時間決不能改變,一個是二○一二年實現政治統一,一個是不遲於二○一六年,台灣社會民主黨必須成為執政黨。有的同志只重視第一個時間,不重視第二個時間,這是片面的。第一個時間是我們完成統一大業的象徵,當然意義重大。同時也要看到,第二個時間的意義也同樣重大,甚至更重大。社會民主黨執掌台灣的政權說明,我們黨同國民黨將近一個世紀的政治鬥爭,以我們黨獲得全勝為最終結果;國民黨從此之後就會淡出中國政治舞台。」
中共關於社會民主黨成為台灣執政黨的規劃,顯示出中共具有把國民黨玩弄於股掌之上的自信。對於國民黨,這毫無疑問意味著侮辱。但這還是一種比較「溫柔」的侮辱方式。事實上,中共主戰派曾提出一種更加生猛的方案,即中共在台灣培育的政治力量公開之後,不應當叫作社會民主黨,而應該稱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直接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掌握台灣政權,明確表達對國民黨的歷史性羞辱。
中共主戰派還認為,中共曾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領袖群體划為戰爭罪犯,公開通緝;對於戰爭罪,法律沒有追訴時效的限制,現在戰爭罪犯個人雖然都已死去,但國民黨作為發動中國內戰的「犯罪組織」,還必須要受到審判;通過對國民黨的歷史罪行審判,才能可靠的樹立中共的歷史地位。
中共主戰派的上述意見被認為缺乏策略性和過分冒進,沒有寫進《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不過,中共政治局仍然把其視為「保留意見」。在中共的政治術語的詞典中,所謂「保留意見」是指,這種意見雖然暫時沒有得到確認,並付諸實施,但將來仍然有得到確認並付諸實施的可能。換言之,中共在以統一的名義,把專制鐵鏈套在台灣的脖頸上之後,最終是否會允許國民黨得到政治上的安樂死的結局,仍在未定之數;受到中共的專制之法的審判,仍然是國民黨可能不得不承受的羞辱。
四、簡要結論
斯大林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造就的典型的獨裁人格。斯大林曾說,看到政治敵人跪在地上求饒,是最大的快樂。中共暴政的獨裁者具有和斯大林同一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源流,因此,上述曾經主宰過斯大林的心理狀態的願望,很可能也會主宰中共獨裁者的心理——通過對被擊敗的政治對手的肆意凌辱,體驗「至上」的歡樂。
有鑒於此,我判斷,根據獨裁者和專制政治的人格邏輯,中共的全部統戰活動最終可能演化為掩護軍事佔領的騙局。統戰騙局既有麻痹台灣人的政治警覺性,瓦解台灣人的政治意志的效應,又有利於促使美、日以「兩岸自願和平統一」為託詞,放棄它們對台灣的關注和承諾,從而換取中共在「國家核心利益」 問題上對它們的讓步。但是,當統戰台灣的活動取得基本成功之際,很可能出現圖窮匕見的局面——中共極有可能在所謂「和平統一」馬英九政府已成定局的情況下,製造對台用兵的借口,突如其來出動大軍,在國際社會來不及反應的情況下佔領台灣。因為,軍事佔領最有利於中共對台灣任意作政治處置,而這正可以實現獨裁者心目中的最大快樂。更何況進入軍事行動狀態,又能為胡錦濤二○一二年之後繼續執掌最高權力,提供強有力的理由。
人世間所有的欺騙能夠成功,不僅取決於騙子的狡猾,而且也基於被騙者的愚昧。現在,中共正用其統戰活動欺騙世界和台灣,塗滿和平脂粉的騙局深處隱藏著刀光劍影,隱藏著中共極權暴政對台灣自由的仇恨,隱藏著試圖通過摧殘台灣自由獲得政治快感的黑色激情,當然,也隱藏著最終踐踏國民黨尊嚴的強烈願望。世界和台灣是否會被欺騙仍然是個問題,但是,國民黨已經如醉如痴地相信了中共的謊言,並在竭盡全力說服世界和台灣也相信。
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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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八章 台灣的政治現狀

帖子admin » 2012年1月7日

第八章 台灣的政治現狀
一、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
——愚蠢,還是叛賣

黃蜂尾上刺,毒蛇口中牙,兩般皆未毒,最毒暴政心;黃河九曲,烏江百折,亦難比中共之意曲折難測——中共暴政的政治陰謀之詭譎百端、兇殘偽善,舉世莫匹,冠絕古今。這既是因為中共的西方極權主義理論基礎的反人類性,也是由於當今中共權力意志的人格代表的變態心理。其實,當代中共官員凡能飛黃騰達者,必先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官場阿諛逢迎術的心靈閹割,成為精神閹人。而胡錦濤竟成為中共權力意志的主宰者,中共政治的極端陰謀化、惡毒化趨勢便不問可知。
中共官場中流傳著一項軼聞:胡錦濤在西藏任書記期間,因其總是微笑如儀,和藹可親,甚至給人軟弱的感覺。有一嗜酒如命的廳級官員認為其不像男人,一次乘酒醉之機,當面折辱胡錦濤,問之曰:「你為何不長鬍子?」一九八九年胡錦濤頭頂鋼盔,手持武器,親臨街頭鎮壓西藏僧人起義,這位廳級官員看到胡錦濤后,竟被嚇得當場小便失禁——當時的胡錦濤與平時判若兩人:臉色黑青如鐵鏽、目露凶光若巨蜥、神情陰冷似活屍。後來,胡錦濤上調中共中央不久,這個廳級官員便因膽病而亡。中共官場普遍相信,他的死是由於膽被胡錦濤嚇破了。
上述中共官場軼聞,初聽之時令我心搖神動——胡錦濤之陰沉可怖竟一至如斯,可使狗官膽破而亡。胡錦濤主持制定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觀之思之,其心機之詭詐,心腸之陰毒,相信鐵石之人都會心碎膽裂。然而,馬英九正在亦步亦趨,按照胡錦濤的統戰陰謀的引導,走在通向政治黃泉之路上。與那個中共廳級官員不同之處在於,馬英九不僅不知死之將至,因此毫無畏懼,反而鼓樂齊鳴,作凱歌行進狀。卻也可成人類政治史上的一道奇觀。
那麼馬英九究竟為什麼會如此篤定?是由於無知,還是因為他已經與胡錦濤達成叛賣自由台灣的共識——對此,我尚不敢斷言。不過,馬英九政府向中共的全面投降卻是有目共睹,鐵證如山。之所以稱之為「全面投降」,是因為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國防、精神價值各個領域,馬英九政府都自宮自殘,以應和中共統戰政策之節奏。毋謂余言之過分,試看我曆數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之斑斑劣跡如左。
(一),政治領域的投降。
政治領域的投降首先表現為馬英九對「一中各表」的推崇。在這個問題上,中共的意志表述極端明確,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代表,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的這個表述至少有下列政治含義:其一,徹底否定《中華民國》作為政治主體和國際法主體的存在;其二,絕對肯定中共享國家恐怖主義暴力和國家謊言維護的政權是中國的唯一政治法律存在;其三,完全否定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把台灣人視為中共極權國家的政治奴隸。
可見,中共的「一中」表述根本無視《中華民國》,以及其憲法的歷史和現實存在的事實。面對中共咄咄逼人的「一中」表述,馬英九的表述又是什麼呢?馬英九敢於作出針鋒相對的表述嗎?馬英九有膽量這樣說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大陸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沒有膽量或者沒有意願這麼說,那麼在中共取消《中華民國》的政治法律存在和否定台灣人民自決權的「一中」表述之下,馬英九奉為圭臬的「一中各表」,只能意味著投降。理由在於,中共的「一中」只意味著中共專制的國家形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馬英九由於在自己的表述中不敢否定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自然不能合乎邏輯地確認「一中」就是《中華民國》——既然只有「一中」,《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 不能並存,不共戴天的政治概念;企圖通過所謂「各表」掩蓋兩個政治概念互相絕對否定的邏輯關係,不過是掩耳盜鈴的欺人之舉。只不過,中共此時欺人是為了掩蓋其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統戰陰謀;馬英九政府欺人是為了掩蓋其向中共政治投降的真相。在中共氣壯如牛,馬英九政府膽小如鼠的情況下,「一中各表」實際只能起到為中共的表述張目的效應;馬英九政府的政治投降,本質上乃是國家意志的投降。
政治原則上的投降必定產生具體的社會效應。中共陳雲林訪台時,馬英九政府撤幟降旗的鬧劇;中共小官張銘清因政治挑釁被撞摔一個政治跤,而台灣司法卻要大張旗鼓為其找回「公道」的醜劇,都是馬英九政治投降的社會倒影。
按照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規劃,以確保國民黨連任為前提,二○一二年台灣大選之後,應當立即開始中共和國民黨兩個執政黨的領導人直接的政治談判,並於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前完成談判,簽訂統一協議。請允許我再說一遍:在這個意義上的所謂「統一」,其實質內容就是廢止中華民國的國號、憲法、國旗;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權,則以中央政府的權威控制台灣,台灣因此喪失為保持自由所必須的獨立的政治人格,台灣人將實際成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奴隸。
中共最高領導人同時出任國家主席已成定例。為保證中共與國民黨兩黨領導人將來簽訂的「統一」政治協議同時產生行政權力的效應,中共希望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同時也是「台灣地區的領導人」——中共外交中現在便是如此稱謂馬英九;顯然,雖尚未「統一」,中共已視中華民國如無物,視馬英九為可以任意擺布的政治玩偶。
我們確實不知道馬英九是否已同中共暗通款曲,或者雙方只是心心相印,情意相通;我們只看到,中共略顯欲聞弦歌之「雅意」,馬英九便隨即弦歌並呈—— 馬英九已決意兼任國民黨主席之職。無論真相如何,馬英九此意此舉恰恰應和了中共政治統戰策略的需要。用偶然性能夠解釋馬英九與中共之間政治舉措上的和諧嗎?
(二),經濟領域的投降。
中共確定的統戰步驟是,先經濟統一,文化統一,然後再實現政治統一;經濟統一的標誌則是建立兩岸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的機制,從而使中共的經濟體,成為台灣經濟的主導,台灣經濟淪為中共經濟體的附庸;實際上就是實現中共經濟對台灣經濟命脈的絕對控制,台灣經濟對中共經濟體的絕對依賴的最終目的。
我們斷言馬英九政府已在經濟領域向中共全面投降,是因為馬英九政府所有經濟意向和經濟政策,都在為中共推行上述意義的經濟統一大開方便之門。為實現以中共經濟體係為主導的兩岸市場一體化,馬英九政府竭盡全力推進ECFA的談判和簽訂,而且作賊一樣進行暗箱操作,以躲避台灣各界對其的質疑;為實現以中共金融體係為主體的兩岸金融一體化,馬英九政府不僅醞釀而且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實施金融「全面開放」的政策。更難以容忍之處在於,馬英九政府正通過散布與中共實現經濟一體化是台灣經濟唯一出路的意念,製造中共是台灣的經濟拯救者的神話,進而摧毀曾經創造過「亞洲四小龍」奇迹的台灣的經濟自信,並把擺脫台灣經濟危機的全部希望,都寄託于中共極權專制下的經濟體。
摧毀國家和人民的經濟的自信心,把國家的經濟前途的決定權完全交給他人——這是國家的敵人才會作的陰險至極的事。在這個意義上,馬英九政府正在做的,便是與中華民國為敵,與台灣人民為敵。最弱智的政客都會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對外經濟關係的多元化是一個國家獨立與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如果喪失對外經濟關係的多元化,任由國家的經濟命運被一個懷有覬覦之心的強權所左右,國家的政治獨立便自然喪失。對此,馬英九似乎完全沒有理解。他基本放棄開拓多元化的對外經濟關係的努力,而只專註于興高采烈地幫助中共,這個對中華民國和台灣人民懷有強烈政治敵意的政治存在,把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經濟命脈之上——中共也從不隱瞞它的政治敵意;它向來公開宣稱,它的目標就是要否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獨立的存在。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意向和經濟政策,則正在為中共消滅中華民國的主權,以及台灣人民受到中華民國主權保護的自由,創造經濟的條件。難道這就是馬英九同中共交往要「先經濟,后政治」的原則的價值歸宿嗎?
(三),國防與外交領域的投降。
在一個常常不會被真理說服而只相信實力的世界上,要想保持國家生存,就必須建立足以令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遭受難以承擔之損失的強大國防實力;沒有自衛能力者,沒有獨立存在的可能。面對十余億人組成的懷有深刻敵意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以彈丸之地能保持有尊嚴的強悍的政治存在,除了國家意志、精神價值等方面的原因之外,還在於它擁有令強敵膽寒的國防力量,在於它的潛在的核武器國家的地位。
外交是國家主權和政治獨立的國際關係表述;放棄外交同放棄國際生存空間是同一回事。外交之戰意味著政治之戰和軍事之戰的序幕;外交休兵則應當以相互共同放棄國家之間消滅對方的政治意志為前提。
中共已經將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作為其內政與外交的戰略重心。近年來,中共大力發展軍事能力,在戰艦、戰機、導彈、核武器以及太空戰能力各領域都有重大進展,已經取得對台灣的軍事優勢。儘管如此,中共強化軍事能力的努力不僅沒有放緩,反而呈現出方興未艾的勢頭;上一年度中共軍費升為世界第二,便是極具象徵性的指標。
外交領域,中共作出一定的調整,即暫時中止策反中華民國的二十幾個邦交小國,因為,這些小國對於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無足輕重,而把外交重心轉向同美日的利益交換領域——通過在與美日國家核心利益相關的問題上的讓步,換取美日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共的外交讓步。顯而易見,中共的外交調整絲毫不意味著外交休兵,而是企圖在外交領域對台灣一劍封喉。
中共強化軍事力量,調整外交方向,近期的戰略目標都直指用中共的極權專制統一台灣。可謂目標明確,殺氣逼人。面對鐵血強權如此兇險的威脅,馬英九的政治反應,恐怕連中共都會暗中笑掉大牙。一句國防「不武」,復之以外交「休兵」,馬英九盡顯政治無知風采。看來,馬英九在摧毀台灣的經濟自信的同時,還要摧毀台灣的防衛自信和外交自信。
中共極權者不會被政治白痴愚蠢的善意表示感動,而只會被強大的力量和堅定的意志「說服」;台灣要想在鐵血強權之前成功地衛護自由與獨立,唯有一途,即在屬於台灣的時間還沒有乾涸之前,重建足以震撼敵膽的強大武備,並同中共展開針鋒相對的外交之戰,向國際社會展示不自由毋寧死的意志。
馬英九的國防與外交投降,是在自毀中華民國主權實力基石,是在自毀台灣政治獨立的國際空間——馬英九在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毀壞衛護台灣自由的主權之盾。
(四),文化領域的投降。
用文化統一為政治統一奠定基礎,是中共對台文化統戰工作的總體目標。中共還為文化統一設立了兩個主要指標,一是通過直接或間接控制面板灣主要媒體,基本控制面板灣社會的輿論導向;一是通過全面的學術交流和研究課題的高額資助,使台灣的學者整體上以大陸作為學術的基本依託,形成兩岸學術整合的態勢。
現在,中共文化統戰工作的兩個指標已經基本達到。眾多台灣媒體淪落為中共統戰宣傳的喉舌;絕大部分台灣媒體表現出的輿論一致性,直追中共新聞檢查制度嚴密控制下的大陸媒體。台灣的絕大部分大學學術研究的重心已移向大陸;經中共官方嚴格審查后發布的學術資料,成為相當一部分台灣學者的基本學術依據。就實際情況而言,中共已經通過對媒體和學術界的統戰控制,實現了兩岸在中共黨文化意義上的統一;台灣的學術自由、新聞自由正在死亡,只等中共享政治統一,為台灣的政治自由送葬。
對於上述情況,馬英九政府不僅沒有試圖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從實質上保護台灣的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反而開門揖盜,對中共的文化統戰在台灣顯示出的社會效應,笑臉相迎,樂觀其成。更有甚者,馬英九政府的相關部門,竟準備允許台灣的考試中出現中共憲法的內容。殊不知,中共憲法序言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全體人民必須服從的政治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難道馬英九政府已經急不可待地要由文化領域的投降轉向政治領域的投降嗎?難道馬英九政府已經急不可待地要讓中共變成台灣人的政治領導,並讓台灣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嗎?
(五),精神價值領域的投降。
馬英九政府在政治、經濟、國防、外交、文化領域內的投降,最終都歸結為精神價值領域的投降,而精神價值的投降則是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的起點。
人類雖然有物性的一面,但本質上卻表現為精神的存在,人正是由於精神能力而理解自由,並超越萬物,獲得獨立於自然史之上的精神的命運和意志的歷史。在物質力量的意義上,中共現在比台灣強大;在精神價值,這個表述人類本質的範疇內,台灣卻遠比中共強大。因為,台灣所擁有的以主權在民原則為主導的民主制度,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精神自由,以人權理念為前提的法治,乃是與人性最深刻的追求一致的真理;中共的極權專制不過是「尸居餘氣楊公幕」,終將由於其反人性的致命弱點,而被歷史埋葬。
然而,馬英九自從加冕總統之後,在精神價值的領域竟然也像小媳婦一樣,對中共暴政這個惡婆婆曲意逢迎,關愛周至,甚至在六.四血案二十周年的感言中,馬英九也玩弄文字遊戲,刻意掩飾六.四屠殺的反人類罪的性質,把六.四之血,當作取悅中共的政治口紅。在與中共的交往中,馬英九政府完全放棄台灣的精神價值的優勢,背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台灣立國的理念,試圖換來中共的經濟恩賜。但是,用精神價值的投降換來的經濟利益,不過是鴆殺台灣的自由與尊嚴的毒酒。
儘管馬英九聲言執政期間「不統」,可卻也並不著力隱藏他對統一的情感認同。不過,關鍵在於,「統一」這一個概念之下,卻有兩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價值觀念的衝突——用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統一大陸,那是歷史的進步,因為,那意味著大陸十五億人擺脫了中共政治奴隸的枷鎖,成為自由人;相反,用中共的極權專制統一台灣,則是歷史的大倒退,因為,那意味著兩千三百萬台灣人喪失自由,淪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奴隸。中共正運用它所擁有的全部力量,追求二○ 一二年以極權的中央政府的名義,統一台灣。這種意義上的統一,是台灣的大劫難。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正為中共實現上述追求而效犬馬之辛勞,盡奴婢之心意。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其實也不難理解。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乃是國民黨權貴階層全面投共的政治反映。在中共的統戰之下,相當一部分國民黨權貴的利益已與中共暴政血脈相連,他們個人或者家族利益的主要支撐點已經不在台灣,而在大陸。當台灣的現任眾多高官其家族都在大陸有巨大的工商利益,馬英九政府又焉能不降。
約一個半世紀之前,英國兵鋒直薄廣州城下,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坐守愁城,「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終被俘,自盡于異國,史稱 「六不總督」。現在中共統戰陰謀直逼台灣,今日之總統馬英九卻以聲稱「不統、不獨、不武」,即什麼也不做應對之,可謂「三不總統」。「六不總督」與「三不總統」,隔時間之長河與空間之海峽遙遙相望,相映成趣,倒也可成一段歷史典故。
二、民進黨的狹隘
——理想主義凋殘的悲劇

民主進步黨曾是理想主義的政治之花。台灣也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託於民進黨;千禧年民進黨萬眾擁戴,昂視闊步走進權力的聖殿,意味著理想主義的勝利。民進黨執政八年,把台灣的社會自由推進到世界前列。這是民進黨對台灣作出的意義深遠的貢獻。台灣政治大學教授李酉潭因此而將陳水扁稱為台灣的「自由先生」,乃是代歷史立論的公允之言。
然而,曾幾何時,理想主義的政治之花便凋殘于權力的聖殿之上。勝於對理想主義的追求與堅守,敗於理想主義的凋殘——這將成為民進黨永遠不變的宿命。二○○八年的敗選,表明台灣人民在痛苦的失望中,收回對民進黨的理想主義的信任;國民黨的勝選不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治魅力,而是由於民進黨政治魅力的枯萎。
對於民進黨,喪失政治理想主義,就意味著喪失了一切。時至今日,民進黨仍然迷失在理想主義喪失后的精神陰影中,作苦苦的思想掙扎。這種思想掙扎就表現為民進黨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進退失據,首鼠兩端,捉襟見肘。現就選擇這些問題中最重要的兩個分述如下。
(一),陳水扁問題。
由於陳水扁曾被視為台灣政治理想主義的象徵,所以,陳水扁及其家族利用公器實施貪瀆的事實,是血淋淋地插入台灣人心頭的一根柄利刃;這個傷痕一日不痊癒,台灣人就一日不會原諒民進黨,並恢復對其的理想主義的信任。
陳水扁事件 曝光之後,民進黨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態度,而這兩種態度都與政治理想主義南轅北轍。其一是急於通過與陳水扁切割的方式,推卸民進黨對其前黨主席的罪錯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這種態度既愚蠢又狹隘。說其愚蠢,是因為其試圖推卸不可推卸的責任;說其狹隘,是因為陳水扁與民進黨的關係已成不可更改的歷史,通過拋棄陳水扁挽救民進黨只是庸人的小聰明。對待陳水扁事件的另一種態度則表現為不分大是大非,不辨原則對錯,無視陳水扁家族貪瀆的事實,一味挺扁,真不怕傷透了台灣民眾的心。這種態度亦是既愚蠢又狹隘。愚蠢在於不承認,或者不敢面對陳水扁家族貪瀆的事實;狹隘則在於以私情取代公理與正義,似乎要民進黨,這個民主社會中的政黨,這個對台灣負有重大政治責任的政黨,變成「哥兒們義氣為重,兄弟情誼為先」的江湖幫派。
陳水扁事件確是民進黨的重大危機。但恰如尼克鬆所言,危機意味著危險中存在機會。只要克服危險,抓住機遇,就能重新贏得命運的主動權。民進黨如果是一個具有政治理想主義道德操守的政黨,處理此種危機的原則應當極其明確:第一,不是與陳水扁切割,而是主動承擔民進黨對其前主席罪錯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向全體台灣人謝罪;第二,就民進黨及其領袖在權力腐蝕下的墮落,進行真誠而深刻的反省,公布反省的思想成果,並在此基礎上重建民進黨之魂——政治理想主義的道德操守;第三,在以黨的名義敦促陳水扁向台灣人民真誠謝罪的同時,對於來自國民黨,或者其它政治勢力企圖藉機進行司法迫害的行為予以揭露,並堅決反制,依法保護陳水扁的基本人權不受侵害。
正確的選擇往往簡單而明確,但民進黨在陳水扁事件上就是沒有作出正確選擇的政治能力。民進黨員在盲目切割和盲目挺扁兩個極端之間分裂,民進黨中央對陳水扁危機卻態度曖昧,欲言又止,一副沒有政治擔當的小男女狀。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對陳水扁事件的態度曖昧不明,可能比陳水扁家族貪瀆本身,給民進黨造成更致命的傷害。
(二),如何對待中共的問題。
理想主義的凋殘必然導致兩個相互補充的後果,即以整個人類為參照系的廣闊政治胸懷的喪失,以及眼界狹隘的政治實用主義的生成。目前,民進黨正處於這種狀態中。民進黨至今還沒有從選舉大敗的心理震蕩中恢復過來。在眾多民進黨人政治實用主義的狹隘視野中,國民黨幾乎是唯一的政治存在,當然,也是唯一的政治噩夢。由於民進黨中央沒有能力以更廣闊的社會歷史範疇為背景,對台灣的政治前途作出規劃,民進黨的議員和其它社會活動家常常只能通過對國民黨的執政方式提出凌亂瑣碎的異議,來體現自己存在的政治價值。
基於狹隘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制約,民進黨甚至沒有能力,也沒有真正的興趣,越過台灣的政治生態圈,去注視站在國民黨權貴階層身後的中共,更不要說看清中共的統戰陰謀正在醞釀台灣命運的大劫難。雖然民進黨也逐漸表現出一些關注中共的意向,但那種關注最終還是落在同國民党進行選票競爭的狹隘眼界內。從整體的角度看,民進黨對中共了解之不真切,連隔靴搔癢都談不到,遑論以清醒的預見性,去制定引導台灣應對正在逼近的命運大劫難的國策。
在遭受重創之後重建政治道德形象,以及於台灣危難之際制訂戰勝兇險命運的國策,這兩件事關乎民進黨未來的政治生命。可是,由於政治理想主義的凋殘,在這兩個領域內民進黨均少有建樹,甚至無所作為。不過,民進黨自身的政治危機並非自今日;從二○○○年起,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主義便受到權力的侵蝕——得到權力,卻喪失政治理想主義的道德情懷和寬廣的政治視野,這正是屬於民進黨的悲劇。
當年台灣人用選票把民進黨送上權力之巔時,台灣人在民進黨身上寄上無窮希望。人們希望民進黨能夠重建社會公平與正義;能夠政治清明廉潔,掃蕩國民黨時期的黑金政治;能夠以自由獨立的理念,引導台灣走上強國之路。可是,民進黨執政八年,給台灣人留下的卻唯有失望。
國民黨黨產是台灣社會缺乏公平與正義的標誌;創建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必從清理國民黨黨產始。雖然有張清溪教授等良知知識分子對清理黨產問題已作出充分的學術研究,可執政的民進黨卻在清理國民黨黨產問題上,很少實施具有實效性的政治或者法律措施。
對骯髒的政治與腐敗權力的厭惡,導致台灣人對國民黨的厭惡;人民希望民進黨能讓台灣的政治和權力變得乾淨。儘管陳水扁家族的貪瀆是其卸任后才揭露出來,不過,自台灣第一家庭開始貪瀆的那一日起,台灣社會就必定開始受到潛在的毒害,人們凈化政治和權力的希望也必定開始黯淡。
通過獨立建國以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尊嚴——這是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也是其政治之魂。然而,成為執政黨之後,民進黨的一些政客不再把獨立建國視為崇高的政治圖騰和神聖的政治事業,而是當作同國民党進行選戰的廝拼打鬧的說辭,甚至用以挑撥撕裂族群的情感,從而使獨立建國的理念變成各種競選中的政治表演,變成政治T型台上展現身段的政治「明星」的外衣。
獨立建國的理念從政治理想主義的高度,墮入以贏得選票為原則的實用主義政治的狹隘範疇,民進黨的政治淪落也就開始了;勝選是為保住權力,但試圖用背叛政治理想主義的方式保住權力,最後只能被權力拋棄。
對於任何族群,獨立建國不僅是一種政治理想,同時也是艱難的政治事業——需要超群的智慧、堅定的意志、周密的籌劃、長期的準備、艱苦的拼搏才可能完成的事業。然而,執政八年,陳水扁並沒有作出真正的努力,創造政治、法律、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條件,使獨立建國的理念更加接近現實,相反,只是偶爾發出幾聲語言的挑釁,把一個艱難的政治事業淺薄化為口舌之爭。
常有人以種種遁詞,諸如議會不佔多數、美國不同意等,為民進黨執政八年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辯護。不過,這些辯護不會被歷史接受。因為,歷史的指責不是針對結果,而是著眼於過程——民進黨並沒有以執政的政治優勢,用獨立建國的理想,引領台灣走上光榮或者悲壯的命運之路。更何況,沒有努力的過程就不可能有結果;看似不可能達到的結果,又常在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實現。當年為在強敵環伺之下保持國家的生存,以色列的政治家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果斷地使以色列獲得潛在的核武裝能力,而這種能力恰構成以色列生存安全的最重要的軍事依據,同時美國最終也接受了這個他們曾反對的現實。可見,以色列政治家事前的判斷充滿睿智,即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國家利益需要一個強大的以色列存在,美國並不需要一個對美國唯命是從但卻軟弱的以色列;沒有能力自立自衛的以色列終將被美國拋棄,強大的國家實力是以色列得到美國支持的前提。
很可惜,陳水扁不但沒有盧武鉉自裁以謝國人的源於道德的勇氣,也沒有以色列政治家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無視美國意願的源於智慧的勇氣。他執政期間太把美國當回事,不敢把台灣獨立建國的利益真正置於美國的意願之上。結果是美國反而不把他當回事,視其為「麻煩製造者」,並同中共連手,使其家族貪瀆的罪證浮出水面。
現在,中共對台灣的統戰陰謀已如黑雲壓欲摧之城。由於民進黨八年執政在強國強軍上鮮有作為,也由於當前國民黨政府的全面投降引發的台灣從政治意志到國家實力的全面弱化,屬於台灣自由命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屬於民進黨的時間也不會再有另一個八年。要想再次崛起,民進黨必須在重建政治道德形象和制訂應對大劫難的國策這兩個領域,都重新贏得台灣人民的信任。只是不知民進黨中是否還能湧現出天縱英才,重造政治理想主義,重新贏得人民的道德信任,併為台灣的自由贏得時間。
三、民眾的茍安心態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以色列有一道聞名於世的「哭牆」。那是古老歲月中入侵者焚毀的宮殿的殘垣斷壁。現在,重新建國的以色列早已成為地中海畔堅如岩石的政治存在,但以色列人卻依然常在「哭牆」之下,用淚水和悲泣,回憶千年亡國的哀痛和重新建國的艱辛。那「哭牆」下飄散的淚水和搖曳的哭聲,恰是回蕩在以色列人心靈間的憂患意識。以色列的強大與安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這種普遍的憂患意識。
返觀台灣,儘管中共從未停止宣示要用其專制政權控制台灣的政治意志,也從未停止用戰爭威脅或者統戰活動的方式,緊鑼密鼓地為實現其政治意志作急不可待地準備,但是大部分台灣民眾卻處於一種奇怪的無憂少慮的狀態,對中共欲控制台灣的政治陰謀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善良的台灣人似乎只按照一種最簡單的邏輯,對中共的行為和自己的前途作出判斷:我們台灣人又不去傷害中共,中共也就不會傷害台灣。
然而,生活常常不是簡單的,而是複雜的;歷史也往往不會按照看似合理的邏輯運行。中共對台灣的戰略,並不是由台灣的態度決定,而是基於極權政治對危險的認知,即,中共意識到,台灣民主化在大陸廣大民眾中的政治示範作用,已形成對中共專制的致命威脅,而消除威脅的根本辦法,就是借統一之名,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並進而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這就是善良的台灣人難於理解的中共極權專制者的政治邏輯,而這個邏輯正主導兩岸關係的前途。
普遍的茍安情緒在台灣社會中瀰漫,使得大劫難變得更加難以避免。對危機的警覺是應對危機的前提;茍安情緒之中只有對危機的麻木不仁,對平安的一廂情願的幻想。台灣社會在茍安情緒中昏昏然沉睡的如此之深,以至於少數智者對大劫難的預言,似泥牛入海,激不起驚醒的波瀾。
此次大劫難事關台灣自由的生死存亡;此次大劫難源自一個獲得巨大經濟能量的鐵血強權。台灣又一次被迫面對無可避免的冷峻的命運挑戰。而戰勝大劫難需要堅硬的國家意識、不自由毋寧死的良知、同兇險的命運決死戰的意志、用血與生命衛護獨立與尊嚴的勇氣,同時還必須有源於大智慧的戰略構想和策略設計。但是,普遍的茍安情緒卻使戰勝劫難所必須的一切都成為不可能。一廂情願的對和平生活的幻想,侵蝕了台灣的政治意志,自由激情和勇敢精神,也消融了台灣洞察命運的智慧。掃蕩危及台灣自由的茍安情緒,首先是台灣政治活動者的責任。可悲可嘆之處卻在於,絕大多數台灣政治活動者竟應當對茍安情緒的產生和蔓延承擔責任。
中共享統戰活動編織出對台灣一往情深、善意如海的騙局,來掩蓋其政治陰謀的戰靴在暗夜中踏出的鏗鏘聲。國民黨政客則抓住每一次政治表述的機會,讓台灣人相信中共善意的真實性;馬英九不僅把中共描繪成台灣經濟的拯救者,更企圖證實中共也將給台灣以國際生存空間的謊言。國民黨正在散布一種荒謬至極的邏輯,似乎中共暴政,這個剝奪十五億中國人政治選擇權和精神自由權的極權專制最後的巴士底獄,這個把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發揮到極致,以維護權貴特權利益的政治黑手黨,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最寡廉鮮恥、且腐爛至極的貪官污吏集團,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具有上帝般無私情懷的政治慈善家,它不僅要施捨給台灣經濟繁榮,還要給台灣帶來和平與安全,而為得到這一切,台灣所要作的,只是「不統、不獨、不武」,即什麼也不作,經濟繁榮以及和平與安全就會從天而降。國民黨權貴真是利令智昏達於弱智的程度,他們竟不懂極權專制從來不可能扮演政治慈善家的角色,世上也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共追求的不是「不統、不獨」,乃是「必統」,而且要以中共專制的名義統一台灣,即台灣眼前得到的經濟和其他利益,必須以台灣的自由與中共相貿易;而失去自由之後,台灣也就將失去曾經得到的一切,因為,專制控制下的政治奴隸,連命運都不屬於自己。
國民黨權貴有意散布茍安情緒,根本上是為了在台灣社會缺少警覺的狀態下,以最小動蕩的方式,將台灣的自由出賣給中共極權專制,從而換來自己家族的榮華富貴,衣錦還鄉。與之同時,某些民進黨政客的意識也成為台灣社會茍安情緒的另一個來源。之所以如此,則主要是由於這些民進黨政客對中共政治的基本無知。他們的無知就在於試圖與中共進行一種政治交換:只要中共不干預台灣獨立,他們對中共在大陸摧殘人權、踐踏自由的種種惡行就願意閉目塞聽,不予理睬。且不說這種政治交換本身就不是一個以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為立黨之本的政黨應為之事,只就實際可行性而言,也表現出對中共的無知。中共所要的,是通過控制台灣,一勞永逸地消除台灣民主在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作用對中共的威脅;中共所要的,是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將其統治的權威置於台灣政府之上,以凱旋者的資格,對中共與國民黨的歷史命運作最後的結論。所以,民進黨根本就沒有同中共進行政治交換的資本,除非民進黨也步國民黨之後塵,走上背叛與出賣台灣自由之路。
據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聽到有民進黨人士想作上述政治交換的情況彙報后,語帶譏諷地說:「這些民進黨人真是天真的可愛。不過可以繼續同他們談這個話題;讓他們有一點兒幻想也好,有幻想就不清醒,就可以為我所用。只要我們的同志目標明確,頭腦清醒,不對他們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就能夠使我們的統戰工作進退自如,遊刃有餘。」
無論何人,從賈慶林的這段話中都可以得到一個深刻印象,即同中共老謀深算的狡猾政客相比,某些民進黨政客天真得像處男。然而,這些「政治處男們」同中共作政治交換的幻想,卻潛移默化地強化著台灣社會的茍安情緒。當然,也有一批民進黨人意識到來自中共的威脅,並試圖向台灣人發出警訊。但是,他們卻又缺乏對政治概念進行政治戰略和策略分析的能力。他們看不到,或者不願看到,「中國」至少可以分為兩個概念:一個是數千萬人構成的中共官僚階層,一個是十余億大陸普通民眾,這兩個概念天然處於對立狀態;對台灣自由的威脅,來自中共官僚階層,而不是大陸普通民眾,大陸普通民眾最多只是中共享專制暴力挾持的人質 ——大陸普通民眾實際處於政治奴隸的地位,而政治奴隸連自己的命運都決定不了,又怎麼能決定台灣的命運。
由於缺乏進行上述基本區分的政治認識能力,這部分民進黨人的警訊只能籠統地把中國當作危險之源。如此一來,不僅愚蠢地把十余億本不是台灣敵人的大陸民眾置於敵對狀態,更模糊了危險的真正來源,因而使其警訊缺乏只有真實準確才會產生的震撼性。顯而易見,愚蠢而又不具備震撼性的警訊不但不可能讓人驚醒,相反會使社會的危機意識變得更加麻木。
一個族群的政治家的責任之一,便是對威脅族群政治安全的危險提出預警,並設計和實施克服危險的政治方案。台灣的政治人士群體卻沒有承擔起這個責任 ——國民黨故意掩飾危險,民進黨則缺乏有效預警台灣社會的政治智慧。社會中另一個對此負有責任的階層,是被稱為「民族智能之鏡」的知識分子。然而,世俗化和物慾化的重重污跡,卻使台灣的「智慧之鏡」變得模糊不清;眾多知識分子的心靈迷失於世俗的享樂,腐爛於物欲的追求,早已冷漠了自由的激情。自己都喪失了對自由的熱戀,又怎麼會有激情為台灣的自由而奔走呼喚,驚醒社會。
台灣知識分子中自也有風清月白、聰慧睿智之士,他們確也清醒地認識到台灣正處於大危險之中。但是,面對台灣社會昏昏然、熏熏然的茍安情緒,他們所作的,往往只是長太息以扼腕,心痛楚而黯然。對於這些朋友我願不揣冒昧,以進一言:命運不會被心疼感動,歷史也不相信嘆息;命運只可能被艱苦卓絕的努力征服,而可能感動歷史的,常是絕望中的奮起——知不可為便不為,非英雄的選擇;知不可為而為之,縱然不成,也可免千古遺恨。
四、簡要結論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乃百代真理,千古明訓。如果說知恥近乎勇,那麼知憂則近乎智。然而,當今之台灣,國民黨權貴興高采烈地從全面投共中尋求幸福的歸宿,民進黨在自身的政治危機中苦苦掙扎,民眾則在茍安的幻想中得到安慰。大劫難逼近之際,又有幾人為台灣的自由而憂心如焚?台灣的高山激流,雲海花影應為這種情況而悲愴。
「生於憂患」之憂,非「杞人憂天」的愚人之憂,而是智者之憂。愚人之憂,魔由心生,幻影重重;智者之憂則必以紛繁複雜的表像下之客觀事實為基石。撕裂中共統戰活動的騙局,越過國共兩黨共同營造的兩岸「互利雙贏」的假象,人們便可以看到,中共把自由的台灣關入極權鐵牢的政治陰謀和實際行動,猶如古代行刑隊血淋淋的屠刀一樣真實。
智者之智不僅在於洞察憂患之源,預見劫難,更在於將智者之憂,轉化為社會之憂,大眾之憂。唯有如此,人們才能從憂患中奮起,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集思廣益,戰勝劫難。不過,說服公眾往往比洞察真相困難得多。有人說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會成為事實,然而,真相即使被無數次的表述,有時也難以喚回公眾那一顆顆迷失在謊言中的心。我曾有言,「美是艱難的,自由是艱難的,高貴也是艱難的。」現在看來,讓迷失於謊言中的公眾理解真相,也是艱難的,如果不是更艱難。但,我準備承受這種艱難;我書寫本書就是在承受述說真相的艱難。
有好奇者或許會問:袁紅冰,你一個與台灣素無淵源的人,為什麼要費心表述關於台灣大劫難的真相?對此一問,我願答曰:我,一個從天雷撕裂的蒼穹之巔走入世間的自由的心靈,以自由為我的信仰,為我的宗教,為我的神;值此台灣自由面臨大危險的時刻,我自然不能置若罔聞。
昨夜,風急雨狂,我于夢中聽到以色列「哭牆」之下,悲聲如歌。不知有誰願與我一起,在善良的台灣人心靈間也築起一道「哭牆」;我相信,當屬於台灣的憂患意識在那心靈的「哭牆牆」間飄蕩而起時,台灣的自由或許會得到命運的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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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第九章 台灣的絕望

帖子admin » 2012年1月7日

第九章 台灣的絕望
一、無魂之邦必然衰落
——那將是永久的悲哀

人類歷史的本質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所以,人類命運之間的搏戰,首先是意志的對抗。而意志軟弱者必敗,無意志者必敗。無論對於個人或是族群,情況都是如此。當前,台灣與中共之間正處於重大的命運的搏戰之中;之所以重大,是由於搏戰的結果直接關係到台灣自由的存亡。
為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策辯護者常喜一言,即「台灣不能閉關鎖國,而必須同大陸交往。」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應當進行交往,而在於交往中台灣是否具備明確、堅定的政治意志和精神價值。人們看到,中共的政治意志從未稍有模糊——中共要賦予其極權專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取消中華民國及其主權,使台灣成為極權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地區。無論江澤民時期對台灣的軍事威脅,還是胡錦濤時期對台灣的統戰利誘,中共上述政治意志都沒有改變。
那麼國民黨政府是怎樣表述其政治意志的呢?有馬總統英九曰:「不統、不獨、不武」。看來,這位「三不」總統只懂得說明他不敢作什麼,而沒有能力告訴世界他敢作什麼,他想作什麼;這位總統的政治意志只意味著表述他的不作為。一方面,中共的政治意志如長劍出鞘,寒光砭骨,咄咄逼人,一方面作為台灣權力意志象徵的馬英九,卻絲毫不具有進取性的政治意志表述,在雙方政治意志狀態如此不平衡的情況下,台灣又如何能在兩岸的交往中主宰自己的命運?無意志者即行屍走肉,其命運只能被交往中意志強悍的一方主導——這是馬英九政府同中共交往過程中正在發生的事。
「三不」總統是腐朽沒落、喪魂失魄的國民黨權貴階層的政治倒影。國民黨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其政治意志。但那早已是昨日黃花,恐怕今日的國民黨政客都會把該黨過去的政治意志當作笑料。嘲笑自己的歷史的人,必定被現實嘲笑。當前的國民黨權貴早就凋殘了萬里之志,甚至連偏安的勇氣都已喪失,竟淪落至名義上「聯共制台」,實則「投共賣台」的中共的政治臣僕——一旦喪失政治理想和政治意志,就將在歷史的輕蔑斜視中成為政治笑柄;當前的國民黨權貴正在向歷史裸露出屬於政治行屍走肉的醜態。
國民黨已經沒有能力為台灣鑄造堅硬的政治意志,民進黨的獨立建國的意志也沒有成為台灣的國家意志。相反,民進黨的代表人物,從陳水扁到陳菊,面對中共時雖然表現不同,卻顯示出同樣的政治機會主義。
陳水扁執政八年,台灣的國家政治意志也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所謂「台灣已經獨立,不需要再宣布獨立」的說法,不過是沒有勇氣賦予「獨立建國」的理念以國家意志的權威,從而同中共企圖控制台灣的政治意志作生死搏的一種託詞,不過是用政治投機主義的方式迴避中共政治意志挑戰的表現。儘管台灣事實上不受中共管轄,但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法律要素遠不完備。獨立國家首要的法律要素便是據以立國的憲法。而現在台灣擁有的「中華民國憲法」,把中國大陸也涵蓋於其主權範圍之內,即大陸和台灣同屬「中華民國」的範疇。所以,在台灣還承認「中華民國憲法」權威的情況下,台灣的獨立建國就是還沒有完成的法律進程;換言之,如要獨立建國,就必須修訂憲法,為台灣獨立重建憲政法治的主權基礎。陳水扁並沒有運用執政的政治優勢,把獨立建國的理念推向台灣國家意志的高度,相反卻用 「台灣事實獨立,無須宣布」之類借口來自慰。自慰都是猥瑣的,無論生理自慰,還是政治自慰,都脫不掉猥瑣之氣;用政治投機主義的小聰明,來掩飾不敢同命運決死戰的怯懦,實際上意味著政治的自殺。正由於領袖人物對獨立建國理念採取政治投機主義的態度,民進黨也很快由政治理想主義的魅力型政黨,退化為只能聽懂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召喚的庸俗狹隘的政治存在。
陳水扁如此,陳菊亦復如此。數年前,連戰有國民黨對中共的「破冰之旅」。似乎不願讓連戰獨自風流,二○○八年又出現民進黨高官陳菊對中共的「破冰之旅」。看來,對中共「破冰」已成國民黨和民進黨政客的時尚。
陳菊去大陸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英雄之舉,便是對中共官員說了一句「中央政府總統馬英九」云云。不過,人們有權利質疑,聲稱以「獨立建國」為信念的民進黨人,對北京中共當局官員宣示「中央政府總統馬英九」究竟意欲何為?難道在暗喻「中華民國」才是中央政府,而北京中共當局只是地方政府嗎?如若是,難道民進黨高官也要開始「一中各表」了嗎?可見,在政治投機主義引發的精神價值混亂之下,根本不可能為台灣找到堅硬的國家政治意志。
從陳水扁到陳菊,在鄭南榕的雄魂烈魄之前,應當羞愧得無地自容。當年鄭南榕一介書生,兩袖清風,面對鐵血強權,雖萬般兇險,仍以自由之名,以大勇者的英雄之氣,慷慨直言:「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從此之後,「獨立建國」便有了自由之魂,便有了英雄燃燒的生命熔鑄出的理想主義情操。然而,陳水扁曾掌握強大的國家資源,手握數十萬重兵,陳菊是以「中華民國」的主權為後盾的市長,他們面對另一個鐵血強權,卻首鼠兩端,甚至語焉不詳,不敢把鄭南榕當年說過的話重述一次,更遑論讓「獨立建國」成為台灣的國家意志。鄭南榕在天之靈必然有知,夏日太平洋上湧來的暴風雨,便是他為台灣今日之狀況而傾瀉的萬里淚濤。
無魂之人難免墮落;無魂之邦必然衰落。今日之台灣:政客群體間,多出怕死貪財之輩,鮮有願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獻給台灣的獨立與自由的高貴之士;知識分子中,追塵世之名、逐物慾之利者,多如過江之鯽,視知識為美德、以真理為信仰者寥若晨星;普通民眾則于酒足飯飽之餘,袒腹陶然,只思安樂,不慮兇險。與之同時,又是族群撕裂,互為仇讎,內鬥不止。值此大劫難逼近之際,台灣毫無警覺,更談不到奮起應戰。其勢已大危險矣。台灣淪於今日之窘境,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政治意志的崩頹,精神價值之凋殘,人民自信之冰消雪融——台灣之絕望,就因為已淪為無魂之邦;就因為掌握政治資源和知識資源的人多為無魂之徒。
以色列亡國千年,苦難如山,血海淚濤,然終能戰勝命運,重建祖國,概因其國雖亡,其國家意志未絕,精神價值未死,民族自信未銷;古以色列形滅神存,只喪失了國土,卻沒有喪失心靈的祖國,故雖過千載,仍能復國。以色列生命力的頑強還在於,它創造的精神價值不僅屬於它自己的族群,同時也屬於世界——古猶太智慧中湧現出的宗教精神,直接構成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心靈之源,也間接為伊斯蘭教提供了靈感。凡對人類作出獨特的精神貢獻的邦國,無論其國土多麼狹小,都不會被人類遺棄。萬年歷史間,國興國滅也難以計數。對於那些國家意志不堅,精神價值不豐的無魂之邦,亡國意味著萬劫不復的沉淪,意味著在時間中的灰飛煙滅。對於族群精神價值豐饒的國度,即便亡國也不過是一次命運的磨難,磨難過後,終能以不死的族群文化之魂,向歷史重新奪回命運的主導權。
自當年清帝國戰敗割地,棄台灣如敝履,讓寶島于日本之日起,已過去漫長的時間。約一個半世紀以來,一代代豪俠英勇之人,慷慨悲歌之士,為台灣的自由與獨立,剖肝瀝膽,血灌百花,甚至有用燃燒的生命點燃歷史的聖徒。然而。歷經苦難終獲自由與民主之後,知識分子卻沒有發起具備歷史感的文化運動,通過精神的創造,讓台灣曾經的屬於英雄的百年苦難,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從而創建出台灣人心靈的祖國。為爭取自由而承受的苦難,是一個族群比黃金更寶貴的財富,但是,苦難只有通過文化的歷程獲得精神價值的形式,才可能成為不朽的族群之魂。令人痛惜之處就在於,台灣的百年苦難並沒有被知識分子用心靈之火和文化形式之錘,鑄成台灣的精神價值與國家意志,鑄成不朽的台灣之魂。
心靈的祖國是現實祖國的精神基礎;族群之魂是國家自由與獨立的文化原因。審視今日許多台灣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心靈,我們看到的往往是物慾的豐饒和精神的貧困。這一顆顆無魂的心,正論證了台灣淪落為無魂之邦的原因。
堅硬的國家意志源自國家之魂;無魂之邦如何能應對中共鐵血強權的逼迫?難道台灣,這顆亞洲的自由之星,真要在命運大劫難中隕落?難道台灣的自由史詩真得將湮滅于歷史,隨時間一起朽敗為虛無?這屬於自由的悲劇,思之令鐵石之人都會痛斷肝腸;念之令鐵石之心都會黯然神傷。如果悲劇真得發生,則千年易過,台灣自由的遺恨難消。因為,那將是永久的悲哀,那將是不朽的痛苦。
二、台灣政治戰略選擇之第一策
——需要超越島國的大智慧

黑雲低垂,蒼穹如鐵鑄;一片死寂,大野似無邊墓地。身處流亡之地,對萬裡外太平洋波濤中台灣自由命運的憂思,使我夜不能寢。於是,夜半而起,披襟當風,立於絕望之巔,卻仍願為台灣謀:思保台灣,存自由之戰略大策。
在中共鐵血強權前,台灣顯處弱勢。但對人類命運作縱橫觀,以弱勝強之例不絕於史,不勝枚舉。不過,以弱勝強者多數必仗恃充盈著大智慧之戰略。此類戰略雖然各依其所處具體歷史命運條件之不同而氣象萬千,但又至少具有下列共同素質:
其一,應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應。遭遇強敵,力戰可能大受損傷,所以,弱者之智在於,用謀略瓦解強敵開戰的條件,使之束手束腳,難下啟動戰爭之決心。
其二,應有變被動為主動的效應。強敵當前,弱者本就身處被動。如不能以進為退,以攻為守,變被動為主動,則勢必時時受迫,步步受窘,一退再退,只能最終敗亡。故弱者應對強敵,必思主客易勢之謀。
其三,應有以我之長,擊敵之短的效應。弱者對強敵,最忌全面出擊,處處應戰。強者百強,必有一弱;強者百長,必有一短。弱者百弱,必有一強;弱者百短,必有一長。故弱者必籌謀非對稱戰略,揚長避短,以我之一強,擊強敵之一弱;且要一擊而中,致敵于戰略絕境死地。
其四,要有化弱為強,化強為弱的效應。不戰而又削弱強敵,唯一之途在於用謀略分化強敵內部,以收營糧于敵之效。分化便意味著弱化,強敵因分化而弱化,便意味著弱者相對強化。所以,具備大智慧的謀略,必具有分化強敵之奇效。
謀划勝敵之策,必先知敵,而後知己。此乃千古不移之理。所以,首先應對中共作戰略的分析。
中共敢於制定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根本上是以其受到巨大經濟能量輸血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如果沒有藏在背後的這隻軍事力量的鐵手,中共的統戰活動就不過是花拳繡腿,不足為慮。而且如前幾章所述,中共利用統戰活動,先期達到經濟統一和文化統一的目標后,在完成政治統一前的最後一刻,為今後易於實現對台灣的絕對政治控制,很可能採用突然的軍事佔領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所以,軍事能力,或者說優勢戰爭能力,構成中共對台戰略的基點。
古有明訓,兵危戰凶。即便對於發動戰爭者,也蘊涵著大兇險。雖然極權專制之下,發動戰爭不需要徵得人民的同意,而是獨裁集團的特權,但是,極權政治總要用遮天蔽日的謊言,欺騙社會,為其戰爭構築謊言之上的「民意基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軍隊絕大部分成員源於民眾,必受民意和社會輿論重大影響,沒有 「民意基礎」,軍心動搖導致戰爭失敗,設甚至政治崩潰,都是很可能的後果。因此之故,古往今來之獨裁集團,都必先用欺騙宣傳,得到民眾的「支持」,才敢邁出戰爭的腳步。更何況,當今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之流,儘是靠背信棄義、阿諛逢迎而爬上權力高位的政客,全然沒有毛澤東那一代老共黨趟過血河,走進歷史的凶神惡煞之威。胡錦濤一類政客,雖野心如熾,但又怯懦如鼠;如果沒有通過欺騙宣傳構築的「民意基礎」,他們便寧肯老病而死於榻上,也不敢問戰爭之事。
就台灣問題而言,中共的所有欺騙宣傳都是圍繞「國家統一」這個核心概念展開的。其欺騙宣傳要達到三個直接目的,即首先激起十五億中國人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狂熱;其次,掩飾中共仇恨並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實政治意圖;再次,以「內政」的名義,阻止國際社會幹預其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和軍事行動。
中國普通民眾實際處於被徹底剝奪政治選擇權和思想言論自由權的政治奴隸地位。由於政治道德基礎的深刻危機,中共暴政越來越依靠國家暴力和國家謊言維持其存在。長期生活在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和無窮無盡的謊言之中,相當多中國人程度不同地生成變態的奴性人格。奴性表現為逆來順受,奴顏婢膝,任憑自己和國家的政治命運由中共權貴肆意撥弄;變態則表現為,政治與思想的長期壓抑下,卻又極端渴望受到中共政治奴隸主讚賞因而安全的情感瘋狂發泄。同時,由於謊言已成基本生存方式,所以中國人貌似瘋狂的激情也具有虛偽性——君不見中共駐南斯拉夫領館被炸后,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外抗議的人群如瘋如狂,但其中最狂熱的幾位學生領頭者,數月後卻又為中共獎賞他們去美國的留學機會,而設華奢之酒席,大宴親朋,泄露出視美國如天堂的真意。虛偽一至於此,其生命已成謊言。
中共當局有意把煽動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狂熱,設定為中國十余億政治奴隸發泄壓抑感的通道。所謂「狹隘民族利己主義」,是極端自私的物性貪慾的群體表現,是無視人類和其他族群權利與利益的黑暗意識,是中國十余億政治奴隸用來治療其生命壓抑之痛的精神鴉片。中共的宣傳機器則把「國家統一」的概念,當作製造這種精神鴉片的最主要的原料。
事實上,即使中共極權政治控制了台灣,也絲毫無助於中國普通民眾改變其政治奴隸的地位;中共主導下的「國家統一」,只對強化極權有利,而極權的強化對普通民眾而言,只意味著將承受強權更加肆無忌憚的欺凌。然而,人之愚蠢有時甚於禽獸。禽獸憑本能尚能準確判斷生存利益之所在,而十余億中國政治奴隸卻願意在中共的欺騙宣傳中,享受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的精神快感。這是可悲的,但這是必須面對的冰冷的真實。
對中國大陸民眾政治覺醒的恐懼,促使中共當局用「國家統一」的概念,來掩蓋其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本意。中國民眾儘管淪為政治奴隸,但其追求民主自由的良知並未泯滅。極權與人民的對立是必然的政治邏輯,踐踏基本人權是極權的天性;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運行二十余年,社會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已臻極端,官民相仇,不共戴天,民間反抗,如火如荼。正是由於極端恐懼台灣民主的政治示範作用引發大陸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才決意儘快控制消滅台灣的民主體制。當然,中共會千方百計把其真實的政治意圖深深地埋藏在「國家統一」的概念之下。因為,一旦暴露了真實的政治意圖,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意志便在大陸民眾心中徹底喪失合法性。
通過上述審視可以發現,中共的強大之處在軍事和經濟的物質能力,其軟弱之處則在極權政治以人民為敵的本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道德的缺失。正是出於掩飾其弱點的需要,中共才不得不借諸「國家統一」的概念作謊言的核心,煽動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隱藏真實的政治意圖,為其解決台灣問題製造政治道德基礎。如果這個虛假的政治道德基礎崩潰了,中共對台灣的整個戰略也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返觀台灣,同中共相比,軍事和經濟的物質能力處於弱勢,但政治道德基礎卻極其強大——台灣現在崇尚自由、民主、人權、多元文化的立國之本,由於符合人類的自由天性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而擁有強大的精神能量。對於單純的自然歷史而言,物質的邏輯是主導者。然而,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意志史,因此,對於人類的歷史而言,精神能量如果運用得當,便能夠起到舉足輕重,主導命運的作用。
面對中共鐵血強權以軍事入侵為後盾的政治逼迫,為「扼住命運的咽喉」,台灣要想不戰而屈人之兵,只有以己精神能量之長,反制中共之弱點,一舉擊潰中共動用武力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礎。以上述考慮為前提,台灣的戰略選擇第一策,可以簡單明確地表述如下:
宣示願用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多元文化的立國之本,和平統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之日,就是兩岸以聯邦製為前提統一的程序起步之時。
台灣的戰略選擇第一策雖只短短兩句話,卻是大智慧的結晶,蘊含著足以挽狂瀾于即倒,制強敵于戰爭未起之前的策略能力。如若不信,且聽我將其效應曆數如下:
其一,「國家統一」是中共享謊言為其製造「政治道德」基礎的唯一支點,也是中共迎合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用武力或統戰方式控制台灣的唯一理由,因而構成中共戰略主動性的起點和歸宿。如果台灣也有魄力宣布用台灣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統一大陸,那麼,不僅可使中共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礎消弭于無形,而且中共的戰略主動性也將完全喪失,同時台灣則取得了戰略主動性。
台灣之所以能在戰略上變被動為主動,主要並不是由於提出 「統一」,而是因為提出用自由民主、人權和多元文化這些構成台灣立國之本的價值原則,統一中國大陸。眾所周知,中共的統一模式是所謂「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模式中隱含著大陸永遠只能實行中共極權專制,大陸人只配永遠作中共政治奴隸的黑暗意識。台灣的精神價值原則則表明,只有大陸人民從政治奴隸變為自由人,兩岸的統一才有可能性。一方確認自由,一方肯定專制,兩者在精神價值上的高下立分——台灣如偉岸高崖,中共似陰暗低谷。或有人會言曰,「中共不可能接受自由民主統一的倡議。」此話不錯,中共絕不可能主動放棄專制特權,自願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只能通過人民舉行如前蘇聯那樣的全民大起義得到實現。不過,正因為中共沒有可能接受自由民主原則下的統一,中共和台灣雙方才會攻守易勢,主動與被動換位。
其二,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有撲滅中共煽動的狹隘民族主義狂熱,揭露中國讎視自由民主的真相之效。以台灣的自由民主統一中國,意味著中國十五億大陸人將一勞永逸地擺脫中共政治奴隸的屈辱地位,獲得政治上的大解放。這種自由的召喚將像一次政治外科手術,將「中國」的概念剖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以摧殘中國民眾基本人權為存在前提的中共權貴階層,一部分是對中共極權專制厭惡至極的廣大普通民眾。我相信,來自台灣的自由召喚,將比中共煽動仇恨台灣的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的謊言更有精神吸引力。只要台灣的戰略決策能做到使台灣面對的「中國「概念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分化成為根本利益尖銳對立的中共官僚集團和中國普通民眾兩個部分,台灣就不僅安全了,同時也會化弱為強——安全在於,中共喪失煽動仇恨台灣的狹隘民族主義狂熱的能力,也就同時喪失了發動對台戰爭的「民意基礎」,顯而易見,沒有受到武力侵犯之虞,台灣的安全就獲得基本保障;化弱為強則在於,中國大陸十五億人中的絕大多數,會在自由民主的意義上成為台灣的同盟軍,成為威脅台灣自由的中共暴政的共同敵人。從主動被動易勢,再到強弱的轉化,台灣已可立於不敗之地。
其三,台灣宣示大陸民主化實現之日,就是兩岸以聯邦製為前提的統一程序開始之時,本質上為台灣人民在統一和獨立問題上實現自決權,預留出足夠的政治空間。之所以能如此,關鍵在於「聯邦制」和「大陸民主化」兩個概念。按照現代法的精神,「聯邦制國家」乃是自由人民的自願組合,由此,各地區、各民族的人民通過政治自決權所作的選擇,是聯邦國家產生的必然前提。所以,台灣在是否加入聯邦的問題上完全擁有自決權——沒有各地區、各民族的自決權,就沒有聯邦制國家。另外,大陸一旦民主化之後,也就不再會有法治精神之外的政治強制,而尊重各地區和各民族的自決權,是大陸民主化的題中之意;一個自由的人民自願組成的聯邦才有生命力,也才符合正義的原則。
其四,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還可以造成一個時期之內兩岸和平局面,相對符合台灣民眾保持兩岸現狀穩定的普遍願望。理由在於,台灣宣示自由民主原則為統一的政治基礎之後,問題的焦點便由「統一」,轉為自由民主還是極權專制之爭。中共不可能為「統一」而民主,它的政治目的是通過統一消滅民主,同時,它又喪失了以「統一」之名發動對台戰陣的借口。如此一來,形格勢禁,「統一」便變成了一個懸案。這樣就為台灣重建堅硬的國家意志和足以自衛的國家實力贏得了時間。
其五,雖然人類世界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實施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但是,實力在國際關係中的運用,卻又往往要以多數國家普遍接受的道義原則為前導。當台灣與中共的爭議的焦點由「統一」,轉為自由民主和極權專制之爭后,相信國際輿論不會站在中共一邊。這既有利於台灣抗擊中共壓縮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陰謀,擴大台灣在國際政治中的迴旋餘地,也有利於贏得更廣發的國際同情和支持,壓縮中共發動台海戰爭的國際政治空間。
綜上所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的靈魂在於,以台灣精神領域的優勢為基點,運用國策宣示的方式,對中共主動出擊反制,剝奪中共對台戰略的政治道德基礎,剝奪中共利用狹隘民族主義的理論能力,摧毀中共發動對台灣戰爭的「民意基礎」,從而達到不戰而屈強敵之兵的目標。
曆數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之煌煌效應,不知不覺間已是朝霞漫空。然而,在我思想的視野間,台灣命運的漫漫長夜依然沒有被晨光劃破。只因為我突然意識到,蘊涵巨大精神能量的國策必要有超越島國的大智慧者,才能理解並實施之。可是,今日之台灣,何處才能找到以人類萬年歷史為基點,以亞洲大陸為背景,籌謀台灣前途與命運的大智慧者?!民進黨政治關注的目光超不出台灣的海岸線,缺乏在更廣闊的政治範疇內作出決策的胸懷與能力。國民黨權貴已如衰朽老翁,早就喪失進取的政治意志與豪情,只思通過投向中共強權,得卑微之平安,可恥之富貴,以度殘生。
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一策縱有回天之力,其奈無大智慧者何?投筆四顧,心思茫然;掩卷太息,只能將智慧之大策,束之於高閣。
當此神疲心倦之際,為免誤解,保我動機之凈潔,願解釋如下:
我籌思此策,絕非欲將中國民主化之責任轉嫁於台灣。眾多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以及混跡于中國海外民運中的小政客,常指責台灣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不力。在我看來,這種指責毫無道理,乃是小人之言。我曾多次在演講中公開說過,台灣人是靠自己的血淚充盈的努力贏得了自由與民主,中國人並沒有給台灣任何真正的支持,因此,台灣人沒有必須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義務;大陸的民主化只能靠大陸人自己去爭取,沒有能力自己獲得自由,創建民主,而責怪別人支持不力者,本身就不配享有自由與民主。
上述立場是我不變的原則,特此再次重申,以表明我籌思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時,只以有利於台灣的命運與前途作為唯一參照系。
三、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二策
——需要決死戰的英雄情懷

落日熔金,紫雲漫空;大野之上,流光溢彩,長風浩蕩萬里,正是可令英雄沉醉的壯美之景。我端坐于危崖之巔,舉鐵杯,邀流霞縈繞之金日,與我一起痛飲烈酒。一時之間,心動如戰鼓雷鳴,萬里之外台灣的自由命運又入我胸懷。
古往今來,以弱制強,無非大智大勇二途。如前所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為大智慧之策,志在以大智制強敵,不戰而將劫難消弭于無形。然而,大智之策需大智之人;無大智者,縱有大智之策,亦莫可如何。落日動人魂魄的魅力在於一個哲理的隱喻——英雄的生命意義只願在壯麗的死亡中達到輝煌的極致。既然大智不能用,便唯有求諸于大勇。當此落日之美所表述的英雄情懷,我願為台灣自由的命運再籌英勇悲壯之策。
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二策的原則可以用一言概括之:創建台灣共和國,作為台灣自由的政治象徵,作為自由的台灣人族群情感的歸宿;如果中共因此將戰爭加諸于台灣,便以自由之名,同中共強權決生死之戰。
根據以上概括表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二策之魂,在於同兇險命運決死戰的大英勇。
回顧人類歷史,創國立邦,常是需要用英雄的生命作血祭的重大事件。
建國大事如要成功,必須以精確縝密的籌謀和艱苦卓絕的努力為基礎。莽撞囂張,不謀而動,不思而行,乃匹夫之勇;謀定而後動,有踏平萬里艱難之能力者,方為英雄。就台灣共和國的創建而言,定然應當是由正名、制憲、強國、宣示、決戰諸範疇有機構成的系統工程。下面,請容我一一分析上列諸範疇的主要內涵。
第一範疇曰「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台灣建國之大事業,必自正名始。迄今所見為台灣建國正名者,多關注于對人民自決權原則的一般性闡示,而鮮有以台灣的歷史命運為基礎進行的論證。歌德有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我則願言之曰:「僅有一般理論原則的論證是蒼白的,唯有從具體的生活歷程中提煉出來的理論,才可能感動世界,說服命運。」僅停留在一般性表述人民自決權的程度上,不能為台灣獨立建國提供足夠的理論基礎。台灣獨立的合理性更深刻地根植于歷史強加給台灣的不公正的命運;根植于台灣堅守自由的需要——屬於台灣的自由,是台灣英烈之士的血海淚滔的結晶,是台灣寶貴至極的財富。
百年之前,清帝國敗於日本,台灣被當作戰爭賠償,割給日本。割讓之時,清帝國的重臣竟把寶島台灣描繪為天厭神棄的不毛之地,以為其喪權辱國之敗粉飾。台灣獨立建國的意志,最初就崛起於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艱難時期——獨立是因為清帝國背棄了台灣;獨立是為了擺脫殖民地的命運。
二戰之後,戰勝的強國又把台灣作為戰利品,獎還給「中華民國」。然而,台灣獲得的卻不是自由,而是威權統治和戒嚴恐怖。蔣介石沒有用民主自由對抗中共極權的精神境界和政治能力,反而通過摧殘台灣的自由願望,證明國民黨也有某些同中共暴政相似的政治基因。在此情況下再度崛起的台灣獨立意志,超越了最初只為擺脫日本殖民地命運的民族精神的界限,而與爭取人的自由,這項人類的普世價值融為一體。鄭南榕點燃自己,用化為烈焰的生命宣示了台灣人對自由的熱戀,逼使威權步步退讓,終至一潰千里。台灣的自由由此實現。
然而,台灣命運多桀。值此之時,中共暴政又感到台灣自由民主對其極權專制構成價值威脅,要通過「統一」,讓極權專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凌駕于自由的台灣之上,從而使自由的台灣成為中共極權政治的籠中之鳥,釜中之魚。這種反自由的「統一」,恰為台灣獨立建國提供了合理性的論證。
從當初被割讓,到後來被光復,再到今日中共極權要「統一」,從來沒有誰費心稍微徵求一下台灣人對自己前途的願望;都是台灣之外的強權在擅自決定台灣的命運。現在,又有一種觀念曰:「台灣的命運要由中國所有公民共同決定。」這種觀念出自中共暴政御用文人,一些海外民運垃圾也頻于鼓噪。何謂公民?中國現在有公民嗎?簡言之,公民者,擁有公法上之權利能力的普通民眾。公法權能的核心是政治選擇權,即通過公正、公平、自由、定期的選舉,決定政府權力的歸屬。這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全都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都是公法上之權利能力缺失的政治奴隸,所以,中國無公民。政治奴隸連自己的命運都掌握不了,還想要決定台灣的命運,自由人的前途,豈非咄咄怪事。中國大陸十五億人早已淪為中共暴政,一個文化精神上的外來政權的卑微的政治奴隸,卻又希望自由的台灣也淪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真是荒謬狂悖莫此為甚;陰暗寡毒莫此為甚。
歷史告訴人們,自清帝國背叛台灣,棄之如敝履之日起,中國就喪失了不允許台灣獨立建國的道德權利和法律權利;現實告訴人們,當中共 暴政,一個把中國變成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理論的政治文化殖民地的外來極權專制,要用統一的名義,控制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時,台灣獨立建國就構成人類追求自由的生命史詩中動人的一篇。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的第二個範疇曰「制憲」。在此,不能把制憲的概念僅僅理解為起草並公決通過憲法的法律程序。作為獨立建國事業最重要範疇之一的制憲,應當被理解為創建獨立國家意志的全社會性的文化運動。通過浩蕩的文化運動,讓獨立建國的意志成為精神凝聚力的政治象徵;成為一切認同台灣命運共同體的人們的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從這次文化運動中最終湧現出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至少應當具備兩項素質:其一,小邦立國,首當自信。因此,其憲法應當以該國的命運挑戰為基礎,對自由和正義作出法律理解,而不應當是對其它國家憲法的模仿抄襲;這種具備自己命運特徵的憲法,不僅會同國家對法治的實際需要緊密契合,有效發揮作用,而且是國家自信的最高法律表現——國家有自信,人民才有自信。其二,弱邦立國,更要有強大的精神能力。所以,其憲法要具備超越自己國家的命運,關注整個人類命運和世界前途的精神能力;要對人類數百年來推進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事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作出法律總結,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具有現實性和前瞻性的憲法原則,應對人類現在面臨的種種社會危機。關注人類的命運,是一項重要的精神能力;喪失了這種能力,強國會變弱,獲得這種能力,弱國就會由於對人類的關注,而受到人類的關注;當弱國對人類的憲政立法思想和實踐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之時,她就成為一個強國——強在精神,強在意志。
日前聽到看到一些關於台灣憲法的思想和文稿。這些思想和文稿均不具備上述兩項素質:或刻意模仿他國憲法,雖然模仿惟妙惟肖,卻缺乏應對自身命運的具體挑戰的能力;或極力抄襲歷史經驗,雖然因此獲得歷史感,但卻缺乏應對當代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危機的意識和能力——模仿是猴子的事,人應當永遠以創造性思維回顧歷史,走向未來。以上不揣粗鄙,為抒一孔之見,借用剴切魯直之言,對相關人士若有冒犯,尚請見諒。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之第三範疇曰「強國」。台灣獨立建國,必有來自中共暴政的戰爭。對此不可稍存僥倖之心。因此,強國是獨立建國的題中之意。為達強國之目的,固然要在政治、經濟、文化、國民教育、軍事各個領域全面推行強國之術,但為應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應當首重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內的強國規劃。
經濟強國應當借當年扶搖直上,成為亞洲四龍之一的經驗,實施以我為主,全面向世界開放,克服一切必須克服的困難,承受一切必須承受的艱難,建立多元化的對外經濟關係模式,儘快改變馬英九政府全面依賴中共的自殺性經濟方略。
軍事領域早有明訓:弱國欲迎戰強國,並戰而勝之,唯有一途,即運用超常思維,發展不對稱戰爭能力。現代科技的長足進步,又為弱小之國發展足以一擊制強敵于絕境的不對稱戰爭能力,創造出充分的空間。以色列以數百萬人敵十余億人的阿拉伯諸國,現已立於不敗不亡之地。蓋因以色列具備了令強敵望而生畏的戰爭能力——潛在的核作戰能力。當然,台灣也不必盡學以色列的自存方式,而可以依據自己的條件,尋找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的切入點。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之第四範疇為「宣示」。所謂宣示,即向歷史和未來,向中共暴政和國際社會,公開宣告台灣共和國成立。
弱小之邦臨強敵而建國,必取強勢之態度。無論強敵如何反應,也無論國際社會一時是否承認,只要台灣人民自己決意建國,台灣共和國就會成為任何其它人的意志都不可能抹去的政治存在。在宣布建國的艱難兇險的時刻, 台灣必須傲視天下,有我無敵,有我無人。
在正名、制憲、強國之後,宣告建國,毫無疑問要選擇最有利的時機。然而何時最為有利,殊難權衡。諸多歷史事實表明,最果斷選擇的時機,就是最好的時機。因為,命運也尊敬勇敢的人,而蔑視懦夫。
台灣的建國宣告應以自由為最高價值;自由要成為台灣獨立之魂。如果僅以族群利益為基礎,放棄自由的最高價值,台灣獨立建國就失去了自己的靈魂,就凋殘了感動歷史,說服人類的精神魅力。
關於「台灣已事實獨立,無須再宣布」之說,有投機取巧之心機,無果決堅定之意志,實不足法。對於此點,在前面已有論及,不再贅述。我于哲思之時,曾寫道:「在現象的世界里,表述就是一切。沒有表述,就沒有現象;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同理,宣告是台灣獨立建國的正式表述,因而是必作之事。不宣告,命運不會把打開歷史之門的金鑰匙交給台灣共和國;沒有宣告,獨立建國就永遠只是台灣之夢,而沒有進入真實的歷史。
台灣獨立建國的最後範疇叫作「決戰」。這個範疇將成為悲壯的史詩;決戰的結局關係到台灣自由的生死存亡。
對台灣而言,應戰並決戰如洪水猛獸的中共強權,必要有甘泉關斯巴達三百勇士視大敵如無物之氣勢,必要有郁州山海島田橫五百義士視死如歸之膽魄。台灣獨立建國本就是一需要英雄情懷的戰略選擇。大勇之中出大智慧,決死意志中出生路,血戰中方可尋得機遇。只要敢於破釜沉舟,著白衣抬鐵棺,作決死之戰,勝敗尚在未定之數;中共暴政雖氣壯如牛,卻也不過色厲內荏,有致命之弱點。關於此點,請待我在下章詳述。
思想台灣獨立建國之策,不禁逸興飛揚,蓋因此乃屬於英雄之策。想陳水扁執政八年之時,民進黨如能以獨立建國為神聖事業,胼手胝足,卧薪嘗膽,艱苦卓絕,全面推進強國之術,經四年生聚,四年教訓,當可為台灣的獨立自由奠定強大的國家基礎。只可惜陳水扁無勾踐之志,民進黨亦少古越國之志。光陰如箭,時間如燼,八年虛度,一事無成。時勢本想造英雄,無奈陳水扁不愛邦國,愛私家;不思強國,戀金錢。此乃台灣之大悲。
四、簡要結論
台灣之絕望,首在國家意志枯萎,本土精神價值未立,民眾自信喪失。在此情況下,官員怕死貪財,文人物慾熏心,軍士戰志不堅,百姓茍且偷安。無魂之邦驟臨大劫難,又豈能不令人絕望。
台灣之絕望還在於無大智慧之士,行大智慧之策。宣示以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實施和平統一,乃大智慧之策,當可剝奪中共武力犯台的全部政治道德基礎、大陸民意基礎和國際輿論基礎,從而銷強敵之利劍于無聲,彌大戰之禍於無形。只可惜這是一個庸人都很自信,智者銷行匿蹤的時代。除了絕望還有何事可做?
台灣之絕望亦在世無英雄,行大勇敢之策。台灣獨立建國,以主權之盾捍衛自由,將成為人類自由史上的悲愴而壯麗的詩篇。雖說獨立建國意味著同中共腐敗強權作鐵血之戰,但自由仍然有獲勝的機會——中共強權的深度政治腐敗,可能會把機會交給浴血奮戰的台灣。有一個真理如是說:「命運只 被英雄的血感動,而不屑於被庸人的淚說服。」但是,不屬於智者的時代,也不屬於英雄。
中共暴政外部相逼,統戰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之後,滅絕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陰謀,如霜刀雪劍,寒氣可裂虎骨;國民黨權貴內部蠧蛀,兩岸「和諧雙贏」 的花言巧語之下,出賣台灣自由以求家族榮華富貴之意,如蛇蝎之心,其毒可蝕鐵石。以無魂、無智、無勇之邦,臨內憂外患之境,怎免絕望之嘆。
但是,我仍願佇立於絕望之巔,縱目歷史天際,去尋找台灣的希望。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台灣,這方養育出自由聖徒鄭南榕的水土,一定會擊碎絕望;台灣,這片養育出大智大勇者鄭南榕的山河,一定會在踏碎萬里絕望之後,走向希望。否則,太陽都應當為不公正的命運而永遠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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