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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无耻的洋人》第一章 11 挨贺子珍打骂
史沫特莱在全程参与了中共通过张学良逮捕蒋中正，强迫国民政府放弃剿匪计划的“西安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请和安排下进入延安。
《纽约时报》则分别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报道了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起的负面作用。
共产国际则于一月十九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答曰，“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这当然是撒谎，因为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是周恩来的话筒，如果她违背了周恩来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请到延安。
放荡不羁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得到了男同类的青睐。正是她把交际舞带到了延安。事后，史沫特莱写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和朱德之间是否也有奸情，不好判断，但康克清与贺子珍都因此吃醋却有据可查。 史沫特莱还与贺子珍打起来。
陶铸的革命伴侣曾志在其回忆录中说，她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其实史沫特莱与毛虽打情骂俏，但双方没有奸情，毛看上的是为他俩翻译的吴光伟（英文名Lily Wu），而史沫特莱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怀和朱德。
史沫特莱不光乱谈情，还借钱不还，凡此种种让史沫特莱在延安引起众怒。最好笑的是这位“共产共夫”主义的实践者却被吃醋的贺子珍扣上了 “帝国主义分子”与“破坏共产党党风、红军军风的坏女人”的共产大帽子。
史沫特莱不仅被拒绝加入令她如鱼得水的中国共产党，她的延安行还因贺子珍到吴莉莉（吴光伟英文名的音译）的窑洞捉奸而被中断。贺子珍负气去了苏联后，吴莉莉与史沫特莱也难以再在延安停留。
史沫特莱九月离开延安，先跟随朱德当了九个月的“随军记者”，这可能是掩盖中共假抗日的宣传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莱镜头的原因。这期间史沫特莱与朱德分别向印度的孙中山—尼赫鲁写信求援，促使尼赫鲁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其中就有象白求恩一样死在中国的柯棣华。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借抗日之名为共军向国内外募捐和申请各种援助。有资料称，“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美国对华政策在中共篡夺政权中起关键作用，所以，不难想象史沫特莱会对上述美国要人施加影响。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莱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并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国， 开辟红色阵地， 继续为中共宣传。一九四三年，史沫特莱写成《中国的战歌》，借国民党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产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莱说：“我们音信断绝已经多年，现在终于有可能建立联系了。” 最迟从这时起，史沫特莱就投入在美国支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宣传战， 她写信告诉“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嘱我相信中国人民，你还指出你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你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
一九四六年九月，老舍在免费招待艺术家创作的雅门（XADDO）与史沫特莱相遇。史沫特莱住在美国富人的庄园里为谋害了无数中国富人的朱德立传。她“无时无地不给当时的中国的解放区与苏联作宣传。在作这种宣传的时候，她还是针对着对象，适当的发言，不犯急性病。比如，有两次她到新从战场上退役的士兵里去活动，教他们不要追随着老退伍军人作反动的事情，她就约我同去，先请我陈诉蒋介石政权是多么腐烂横暴，而后她自己顺着我的话再加以说明”。
还有资料透露，史沫特莱与冯玉祥一起，开着车身贴满宣传画和标语的汽车在纽约四处演讲，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反对政府援助中华民国。象共产党一样不仁不义的冯玉祥，最迟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在美国协助红色势力抹黑蒋中正。冯玉祥骂蒋中正为 “帝国主义之狗”，其实他自己已沦为共产国际的狗。这个“大老粗”还在红色势力的支持下，写出《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竭力抹黑蒋中正。 因此毛泽东不惜花大价雇苏联客轮去纽约接冯玉祥回国，岂知客轮失事， 冯玉祥葬身大海。
史沫特莱则继续在美国为中共混淆是非，欺骗世人，比如，她在芝加哥作“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时宣称: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支持那个政权，我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个做法。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虽然他们侵犯了民主的各个方面，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而且凭武力进行极权统治。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史沫特莱滥用言论自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受到调查。
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部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奉命调查左尔格间谍网疑案，毕竟日苏双方各执一词。调查结果被编写成《远东国际间谍的真相》的小册子，又名“威洛比报告”，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公布。可是面对事实，史沫特莱一如既往地撒谎并质问麦克阿瑟，“一个大权在握的将军，利用豁免一切民事诉讼的特权，诋毁一个无职无权、连政治组织背景都没有的一个弱小的美国公民的名誉，该当何罪！”
共产国际在美国的走卒比如斯诺竭力支持史沫特莱撒谎。杨国光在左尔格传中，引用斯诺说，“最后迫使美国陆军部不得不作出书面道歉。它向一介平民道歉，这是史无前例的”。同时还透露，陈翰笙受命向史沫特莱转达中国共产党对她访华的邀请，并为此留下了盘缠一千美金。陈翰笙其时也潜伏美国，他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史沫特莱是中共篡夺政权约一个月后收到访华邀请的。
一九四九年深秋，史沫特莱想从英国转道投奔红色中国，于一九五零年在英国病死。死前，史沫特莱指定朱德为其稿费接受者并表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因此，史沫特莱在伦敦去见马克思一周年时，中共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上述老舍对史沫特莱的回忆，就是他当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红色宣传。那时老舍没想到，十五年后，他会作为北京文联主席被打得遍体鳞伤而投湖自尽。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共烈士陵园，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被称为“中国人民之友”的史沫特莱显然只是中共之友，或曰朱德的“白肤女皇”。
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象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都是洋奴美化共匪及其头目的代表作。
然而，即使是朱德也没有在红色中国免遭迫害。红色暴政建立后，朱德开始享有特权，一个人就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 在毛泽东打倒高岗、饶漱石以及彭德怀后，朱德被迫作过两次检查。一九六六年五月他又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遭到与会者批判。其时他虽然身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但已没有任何权力，身边也只剩下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文革”中，“批判朱德大会”虽临时被取消，但康克清则被打成走资派，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被卡车拉着，在北京游街、批斗。后来她还被迫扫厕所，七十年代后才官复原职。朱德的子女则被禁止进入中南海。连朱德纪念康克清的前任伍若兰而养的兰花，用朱德孙子朱和平的话说， “也同样遭到厄运。”
值得一提的是，康克清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听了有关罗马尼亚的红色暴政轰然垮台的文件后中风，清醒来后她的第一句话，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怎么样了”？
侵扰了全世界，占领半个世界的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各国都被人民推翻，中国人也必然会解体共产党的极权专制。 史沫特莱这样的共产间谍到时自然会成为反面教材。 ——连载自徐沛《无耻的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