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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无耻的洋人》第二章 5 为毛战斗过的王安娜
王安娜既为毛战斗过，也吹捧过鲁迅。她在回忆录中有一章为鲁迅唱赞歌，声称：“鲁迅则用当时被认为是不文雅的大众化的语言写文章，他把长期以来束缚中国文学的封建枷锁砍断了”。王安娜不懂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和中国文学，但她会用共产术语。中国文化讲究文以载道，鲁迅反其道而行之，对古典文学宣扬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道理竭力讽刺、大加挞伐，与反传统反道德的共产党完全一致，自然会得到共产党的吹捧。
王安娜在鲁迅病入膏肓时到过他家一次，在回忆录中她写到：“我告诉鲁迅，我在一位中国女朋友的帮助下，正开始把《祝福》和他的其他小说译为德文”。这再一次证实，共产国际那时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翻译鲁迅，推广鲁迅。
最好笑的是王安娜在回忆录中透露，她在一九三八年，“收留了一个中国朋友住在家中……她叫胡关露，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关露是北方人，说的是中国最漂亮的、我认为是最理想的北京话。炳南得知她住在我们家里，非常高兴地说难得难得。”
不知王安娜是真傻，还是装傻，总之，她的回忆录表示她对自己面对的人事都知之甚少，比如，她似乎只知道谢葆真“和杨结婚时是一个才十五岁的女学生”，而不知谢葆真和关露一样都是地下党员。关露在潘汉年策划和安排下，打入汪精卫组建的亲日反共政府，为共党搜集了大量情报。王炳南与关露有恋情，一九四五年，王炳南与王安娜离婚后，王炳南曾有意与关露结婚，可是周恩来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因为关露是名声在外的“汉奸文人”，中共惧怕世人获知关露是中共党员。为此关露深受打击，后来终身没嫁。在红色中国，关露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十年之久，出狱时仍然背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黑锅。一九八二年，关露随着潘汉年平反后，服安眠药自杀。对此曹汉撰写的《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关露—记中共党员关露的生与死》有详尽地披露。
不过获准嫁给王炳南的张浴云更不幸，她在六十年代就因王炳南被打成特嫌受到牵连而上吊自杀。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学者坎鹏（Thomas Kampen），曾发表《两个德国人在西安：王安娜和赫尔伯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从中可以获知，这两个德国人都与史沫特莱有联系，都是为共产党效劳的德国人。与王安娜同龄的赫尔伯特学过牙医，于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进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间谍网。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下，他于一九三六年夏天到西安开诊所，以此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活动”。丁玲也曾以厨娘名义隐藏在这个红色诊所。 然而，不过半年赫尔伯特就把命丧在他自己促成的“西安事变”的乱枪中。
从王安娜的自传中可以获知，最先在“西安事变”中替共产党搞英语广播的是史沫特莱，后来接替她的是受斯诺影响的新西兰人詹姆斯•贝特兰。当英国领事馆给贝特兰打来电报，要求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后，王安娜便接替了混淆黑白的红色宣传。红色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唯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
“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咸鱼翻身，颠覆中华民国的关键一步。张学良、杨虎城都是历史罪人。对此连闻一多当时也表示：“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在当时多么不得人心。 而蒋中正却深得人心，对此司徒雷登在一九五四年为他的回忆录撰写的前言中写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在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或计划中，他一直没有动摇过。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里，尽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产党的战争，但是国家统一的进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圣诞节那天，他从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释放，我对委员长和他那能干的夫人有了忠诚的敬意，并且和中国的人民一道，感到欢欣鼓舞”。
促成张学良和杨虎城绑架蒋中正不是王安娜参与的唯一红色活动。
王安娜协助斯诺等进入延安后，一九三七年春，还自己陪她称之为“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从西安到延安，途中列夫对王安娜表示，“埃德加•斯诺给他写的书取名叫《红星照耀中国》”，“我的书就叫《苏维埃月下的爱情》”。由此可见红色记者多么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可以还没抵达延安，就罔顾事实，为了美化匪区而凭空幻想。斯诺的榜样有多坏，从中可见一斑。如果列夫到了延安能够自由采访，那么任何一位红军女战士都可能向他透露，她们在苏维埃与“月下”，与“爱情”无缘。贺子珍饱尝怀孕生产之苦后被抛弃；康克清则还不到十八岁就被可以当她父亲的“朱军长”看上，于是由妇女组的组长曾志出面告诉她：“组织上希望你能跟他结合”；萧月华则在二十三岁时被“党组织”分配给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饱受“德国毛子”地摧残……
而王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也用下列描述，掩饰上述事实：“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窑洞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毡，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颇有住家的雅致。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中国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首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1929年，当时43岁的朱德在江西娶了康克清时，她只有17岁，但两人真诚相爱，被视为模范夫妻”；“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
北京青年报上一篇题为《八路军的洋“少校”王安娜》称，王安娜后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千里行军，坚持不骑骡子；长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如果真有其事，只能说明来自德国农村的王安娜还不如毛妾江青有教养。至少江青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蓝苹之名在上海《大沪晚报》上发表文章《家庭里的事》，明确表示“清洁卫生，是必须讲究的”。 王安娜甘愿被毛泽东欺骗，也帮着毛泽东骗人，实在可悲可叹！
从王安娜的回忆录和曾当过王炳南秘书的程远行的相关著述来看，王安娜在大陆的十九年，主要协助王炳南、周恩来和宋庆龄，以诸如“保卫中国同盟”代表和“八路军少校”的身份，为共产党做联络、宣传及统战工作。王安娜也曾负责把国际援华物资偷运给躲在后方的共军，为共产党趁机发展壮大出了不少力。
中日战争时期，王安娜在上海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位在柏林结识她的日本人出面安排她去了一趟东京。王安娜没有因“日本之行”改变其亲共立场，但这趟没有请示中共的自由之行却激化了共党对她的不满与猜疑，本来她就被怀疑为“双重间谍”，这下给王炳南带来更多麻烦。程远行写到，“王安娜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跑印度支那、跑香港、跑敌占区、跑前线，从来就没有一句怨言；而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她决定和王炳南分手。”
王安娜最迟一九四一年又回到重庆，因为红色卧底冯亦代在回忆录中表示那年在重庆结识她。毛泽东制造了借国军之手，清除党内异己项英的“皖南事变”后，王安娜积极配合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联系，向他们说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中共媒体对王安娜的赞美，从中可以得知，王安娜一直被中共利用来散布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的红色谎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同情和支持中共，但没有加入中共的王安娜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在上海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向红区运送紧缺物资。
一九五五年，王安娜离开红色中国。 王安娜不是斯诺，毛泽东不需要她，从此她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无法与唯一的儿子见面。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红色中国的大门才为民众开启。王安娜才得以作为中共的朋友到中国参观访问，受到她在延安结识的邓颖超和康克清接见。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时，王安娜和我都在德国，或许她也象我一样从此看穿中共，总之，她一九九零年才病逝。
王安娜自己说：“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而是新领导人的朋友，是他们事业的参加者”。王安娜不仅属于挑动支持杨虎城与张学良武力绑架蒋中正，要挟国民政府停止剿匪计划的红色势力， 而且为国际共产势力打着爱国救亡的旗号混淆视听，暗中发展势力，最终颠覆中华民国发挥了难以估计的作用。
与萧三的德国妻子叶华相比王安娜还算幸运。“文革”中，叶华和萧三被以“苏修特务”等罪名关押了七年多，出狱后又被软禁了四年多。而王安娜只是饱尝了与儿子分离的痛苦，没有尝过红牢的滋味。不过王安娜的中国丈夫王炳南和她在回忆录中赞美的林彪们与沈钧儒们就没她在西德这么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