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无耻的洋人》第二章 6 “七君子”的下场
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就提出：“开国以后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可惜沈钧儒们对此浑然不知，等到他们中的章伯钧们明白这点时，已经晚了。
章伯钧们刚开始象“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一样被中共任命为非要害部门的部长。章伯钧意识到：“民主人士担任部长是形同虛设”。即使如此，十年不到，他们及其亲属都遭到残酷迫害。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沈钧儒们主动解散了所谓的“救国会”。从史料来看，“救国会”叫“救共会”才名副其实。一来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变 ”后，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国会”的工作；二来，“救国会”在王炳南们的操控下没做过救国之事。在此仅举一例。一九四一年，苏联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时，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前苏联先与北洋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与民国政府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背信弃义，不是中国的盟友，最迟在《苏日中立条约》公布后，每个真正的爱国知识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抵制。
“救国会”的宗旨本来是抗日救国，但“救国会”却以补充为由收回了交给中央社发表的由王造时执笔起草的《致斯大林元帅的信》，因为此信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
中共刚上台时，除王造时外，还在世的“七君子”全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沈钧儒的女儿说，“在那个时期，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他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不过八年，那些跟他一起为共党奋斗过的人“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都被宣布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为他对毛主席崇拜得太厉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觉得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活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胡愈之在列宁死后，在《东方杂志》上以“愈之”等笔名发表了五篇文章，吹捧梅毒患者列宁，讴歌他的红色恐怖，是专门暗中赤化个人和组织的共特。
对此章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胡愈之不需要出卖沈钧儒，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却为了自保出卖了章伯钧。史良在红色中国名高位重，可象宋庆龄一样只是共党的摆设。章伯钧在被史良出卖后断言：“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即使出卖了良心，史良也没能保住自己，同样落到被迫弯腰挨批斗的地步。连她昔日的情书都成了罪证。史良孤独的死后，留下的漂亮首饰全是无人要的假货。
沈钧儒年老糊涂，逃过共党的迫害，但他的盟友与后代却不得不承受恶报。对此章诒和写到：“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象共匪头目，既共人产，又共人妻。章乃器在民国时期，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每月补助共军三万银元，但在红色中国出任粮食部部长后，业绩就是印发了在中国历史上从不需要的粮票！五年不到，章部长就被打成右派，失去官职。时年七岁的小儿子章立凡被安派在批斗会上发言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里，章乃器被红卫兵打成重伤，第四任妻子王者香是中学老师，死于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七年章乃器含冤病逝，三年后，中共才给他“平反”。
王造时在《致斯大林元帅的信》中批评《苏日中立条约》出卖中国利益。因此，当沈钧儒们被调到北京时，学位最高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只在华东文教委员会挂了个委员头衔，工作单位也没有。一直到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目睹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教授。
中共“反右”时王造时被打成“右派”，中共搞“文革”时王造时又首当其冲。一九六六年，“七君子”被捕三十周年之际，王造时被以“历史反革命—现实大右派”的罪名拘捕，关进上海第一监狱。一九七一年，反对国民党的王造时就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比国民党的监狱！九年后，王造时被凶手“平反”。
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则因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
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和其丈夫范长江也一样不得好报。
沈谱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日在重庆与范长江结婚。中共在中华民国办的《新华日报》于第二天专门报道了他们的婚事，“这没有仪式的婚礼，因此不同凡响。宾客没有特别的馈赠。我们都看到了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先生的贺诗，周恩来同志也简要地祝贺新婚夫妇‘同心同德’。”
范长江（一九零九－一九七零）曾是民国时期自由媒体《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美化共党占领区比斯诺还早。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其报道中公开称共匪为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西安事变”后范长江到西安采访了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与毛泽东一夜长谈。从此，范长江便象斯诺一样成为毛泽东的吹鼓手。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震动朝野的政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接着他在《国闻周报》发表《陕北之行》的连载，令毛泽东欣喜万分，三月二十九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没有他和斯诺的生花妙笔，韦君宜们恐怕不会把匪区当“圣地”而投奔。
《大公报》是中共一直渗透的自由媒体，一九三一年在《大公报》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身份泄露，但他只是被胡政之安排去日本留学，并兼任驻日记者。一九三八年，范长江参与发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也象“左联”一样，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其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就是中共地下党徒。范长江则于一九三九年经周恩来介绍在重庆秘密加入共党。
一九四一年，蒋中正命令逮捕范长江，李济深却把他放走了。范长江等人在香港创办《华商报》，继续充当共产党的喉舌。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就不需要这位红色名记了。“文革”期间，范长江、沈谱夫妇都遭到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范长江就被关押，受尽折磨。一九七零年，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庆祝中共国庆不久，比斯诺小十四岁的范长江就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沈谱用了八年时间，为丈夫的冤死而奔走呼号。一九七八年中共为范长江召开了追悼会，其后，又建立了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表彰他的红色劣迹。
沈钧儒的大儿子沈谦的儿子沈人骅娶了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的父亲，也就是周恩来的三弟周同宇，在“文革”时被周恩来亲笔批捕，关了七年。
在王炳南身边工作了近八年的程远行与友人一致认为王炳南是共党不可多得的外交家，是红色中国外交的创始人之一。在共党颠覆中华民国的过程中，王炳南做了大量赤化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在重庆时他不仅是周恩来的右手，还是周恩来的耳朵和嘴巴。一九五四年，王炳南担任中共日內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次年出任波兰大使。在中共为了获得民主国家承认的过程中，王炳南又以大使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包括代表中共和美国代表会谈，达成了“中美承认在中美两国愿意回国者的返回权利”的协议 。一九六四年，王炳南被调回大陆，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但也免不了于一九六六年被打成“国际间谍”，遭到迫害，妻亡家破。
综上所述， 违背天理人伦，为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的洋人与华人都没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