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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无耻的洋人》第四章 4 《江青同志》的谬误
维特克的江青传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披着军大衣的侧影。书前印着上面提到的江青题写在赠给维特克的庐山汉阳峰照片后那首诗的手迹。
这本书既没有象《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畅销，也没能让读者投奔中共，毕竟共产革命象江青一样已是昨日红星，江青自己也陪王光美成了红牢女囚。但维特克无疑是给江青唱了一首挽歌，让不明真相的读者误把害人精当成了牺牲品。
二零零六年，在“文革”四十周年，江青下台三十周年之机，《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在香港出版。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是《红都女皇》。
其实，《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不相干。《红都女皇》的作者不可能是维特克，因为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不是黑色讽刺，而是粉红宣传，我在大陆的一个毛派网站浅尝辄止，实在不愿费时。
在《江青同志》中能够显示维特克是史学者的地方在于，书中罗列了延安时期的外国访客对毛泽东身边的女人的正面描述，其中也提到了斯诺：“每一个外国观察家都根据他自身的文化背景来看江青。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中国西北报告中说，毛泽东从来不强迫自己的妻子会见来访者。因此，斯诺的报告中有关贺子珍与江青的记录也是只言片语。斯诺因此而失去一次为江青作传的机会。但是，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中，斯诺加入了有关江青背景的传记材料。书中有些摘自秘密来源上的有关江青生平的断言，与她后来履历表上的内容是互相矛盾的。斯诺在延安与江青的会面很短。那是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几个月之后，斯诺期待已久的一个时刻。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江青是一个苗条而又富于吸引力的少妇，‘她扑克打得很好、并且是一个出色的厨娘’。”
除此之外，维特克照搬连张颖都质疑的江青说法，成为江青的洋话筒。维特克写到：“一九三五年仲夏，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七次大会，王明依靠莫斯科的权威，对毛泽东的每一种主要观点都提出了反驳”。“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可能，主席仍显得气量宏大，每每在王明遇到危险的时刻去拯救他。”
还原了被斯诺们美化的毛泽东凶相的张戎夫妇却查证，为了除掉异己，毛甚至给王明下毒！
维特克还不加思考地转述：“江青说：‘如果说实话，王明不像个中国人；而据此看来，虽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美国人，但她比王明倒更象中国人。’”
王明确实不象中国人，因为王明和康生等都是苏共培养出来的斯大林分子，但康生变成了毛的追随者，王明一直是毛的挑战者。 所以，江青要贬损王明。被江青称赞的斯特朗则是毛泽东的洋喇叭。毛泽东就是通过她向世界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言。
一九二五年，斯特朗第一次到中国来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后，就一直从事吹捧中共的红色宣传。 一九五八年，斯特朗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第六次到中国，并从此定居北京，其时毛正发动导致至少四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而斯特朗则为毛主编《中国通讯》，美化共产暴政。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西藏后，周恩来派专机送了一批红色记者去拉萨，斯特朗也是其中之一，是周恩来点名要她去的，并给她派了个护士。于是，她又写了《西藏农奴站起来》。斯特朗不仅善于写作，还乐于表演。《 “文革”中的洋造反派》透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照片：毛泽东为一个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太在一本《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这个外国老太脸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胳膊上戴著一个醒目的红卫兵袖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又在《人民日报》上报道：“毛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因此，斯特朗与史沫特来一样在中共的红榜上名列斯诺之前。不过在江青表扬她时，她已于一九七零年在北京去见马克思。
维特克最可耻的地方在于她居然为“延安整风”评功摆好。《江青同志》写到，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方法具有一个国民背景。为了要把他的革命信息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头脑中，毛泽东采用了一句大众语言，叫作‘治病救人’。如此通过再教育与心理手法来治理人们的头脑是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之处。斯大林采用的是臭名昭著的肉体残害方法来对付不同政见的‘肃反对象’及其他无用之人。当斯大林的处理方式带有沙皇传统，毛泽东却深入地探寻了中国历史的经络。像可以把任何人都能教会的孔夫子一样，毛泽东则可把任何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或者称作‘思想’改造好。跟随毛主席，也就是跟党走并不是不同宗教的转变；也就是说：不是要一个人因‘被劝说’从而放弃其一生的信仰与行为模式，再去接受一种全新的信仰与行为模式－特别是这种不可避免地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信仰。刘少奇的那篇精练的理论短文（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最为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列举了这种转变的历程。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不断革命的理论读物精粹。”
这位身在自由世界，能够获取各种信息的美国学者居然认为毛泽东搞的精神虐杀加肉体残害比斯大林搞得高明，因为毛泽东美其名曰“治病救人”、“思想改造”？！维特克还把践行“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孔子与反孔批孔，自视“马克思＋秦始皇”的毛泽东相提并论。这说明维特克不仅是江青的洋写手，还象江青一样是个毛分子，失去了正常的思辨能力。维特克也忽视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刘少奇缺乏论修养的资格，他自己拍毛马屁，帮毛整人，到头来也挨毛整，其时已被毛整死的事实！
维特克还写到：“而周扬，这个江青十分怨恨的人，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作为毛泽东在文化事务方面的掌权者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稳固地位，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时才被江青打了下去。”维特克的轻描淡写“被江青打了下去”掩盖的是以周扬为首的八十多位红色笔杆子及其家属的悲惨遭遇。 周扬们被游行、批斗、隔离审查，周扬自己很快被投入秦城监狱，遭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周扬从此失去长达九年多的人身自由，并被迫与家人断绝音信，连他在北京的户口也被注销。
不只是遭到鲁迅抨击的周扬等人在中共国遭受迫害，当年得到鲁迅支持的胡风等人下场一样悲惨。连鲁迅二奶许广平也在“文革”中因心脏病发作时得不到及时治疗去见鲁迅。其时是一九六八年，许广平既是中共党员，还有“人大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红色官衔。这之前，许广平既象江青一样助毛为虐，仗夫欺人；还象江青一样唯毛是从，吹捧与毛泽东使用同样的强盗逻辑的鲁迅。许在“文革”一开始便发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表示“我深深感到，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一九六六年十月，当中共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时，许广平还指着主席台上的郭沫若大喊：“同志们，就是他，郭沫若！当年竭力反对我们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而江青则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当面指责八十二岁的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如果说毛泽东与鲁迅是借国际共运登上中国政坛与文坛的恶霸的话，那么，江青与许广平就是在他们的语言暴力下训练出来的狗腿子。知夫莫如妾，看妾便知夫，是一再验证的人生经验！
上述宣传片说，张颖丈夫章文晋一九八三年出任中共驻美大使后，一九八四年，张颖在美国碰到维特克。维特克对她说，还想写本有关江青的小说，希望张颖提供帮助。张颖则不帮她，也不见她。如果此话属实，那么，维特克比张颖还红，至少张颖知道厌恶江青，虽然江青曾当着张颖的面对维特克表示自己“敬仰毛主席”，是毛的“哨兵”。
一九九二年，张颖从美国回到大陆不久，接到陈香梅寄给她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
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张颖看到这篇采访以后，觉得维特克“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二十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曾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当然啦，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篡改的。”据此来看，是维特克促使张颖自己动笔写下相关回忆。
据《江青同志》来看，维特克不了解中共党史，她不知道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江青不可能保住喜新厌旧的毛泽东妻子的名份，也不可能成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透露，他“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在四十六岁那年，赤身裸体地带着一副镣铐死于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简言之，周恩来对毛江卑躬屈膝，哪有胆量指使张颖写作《红都女皇》， 张颖又怎么可能写得出《红都女皇》？
不过，维特克认为张颖是“周恩来的特务”还不离谱。
中共媒体称中共外交部有“二章一乔”之说。“二章”就是指章汉夫、章文晋，两人都任过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一乔”指乔冠华，任过外交部正副部长。
一九三六年，在共产党策划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变强迫国民政府停止落实剿共计划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徒被陆续派到国民政府心腹重庆暗中发展红色势力。这些周恩来随从中就包括二章一乔和在周恩来夫妇的撮合下后来与他们结合的龚普生、龚澎姐妹和张颖。二章一乔夫妇都是在红色宣传的迷惑下误上共产党贼船的韦君宜同代人。一九二七年，十四岁的章文晋在外公的资助下到柏林留学，不幸来到国际共运的中心，成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成员。而张颖一九三七年，十六岁就从广州投奔苏区。
鲁迅死前，曾公开嘲讽代表共党在上海领导文艺界的“四条汉子”周扬等，但鲁迅死后立即被共产党打造成红色偶像。一九三八年，毛泽东还在延安发起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还当上鲁艺副院长，专门以鲁迅的狂人精神赤化投共青年，张颖是其中之一。张颖于一九三九年被派到重庆曾家岩中共据点“周公馆”，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具体工作是协助周恩来渗透文化界。章文晋在日本投降前夕被派到重庆，不久，成为周恩来的秘书和英语翻译。他们都有幸逃过“延安整风”。在周恩来夫妇的撮合下，张颖于一九四七年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嫁给与江青同年生同年死的章文晋。
在中共获得美国承认的过程中，最早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中共外交官就是章文晋。在乔冠华和龚澎的继任章含之被打成江青同党而遭整肃时，章文晋夫妇却因是周恩来夫妇的心腹而高升。
二章一乔夫妇都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作过地下贡献，也都无一例外地在血色中国遭受迫害。章汉夫、龚澎和乔冠华都是含冤而死。二章一乔夫妇在中华民国都敢从事非法活动，但在所谓的新中国他们全都不敢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他们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整人运动。 五十岁的张颖虽身为中共外交部高官，但江青叫她穿裙子，她就不敢穿裤子。张颖夫妇即使人在加拿大还老老实实地接受共党的领导和监督，因而能赖活下来。所以，一九八三年，当开始有中共外交官弃共投美时，章文晋还能被邓小平任命为中共驻美大使。一九八六年，黄敬大儿子，中共国安高官俞强声也弃共投美。俞强声促使先在中华民国，后被派到美国为共党效劳的金无怠被捕。金无怠是龚普生、龚澎姐妹的校友，也是在燕京大学就读时被赤化。金无怠为共党当了一辈子两面派，最终却遭邓小平否认而在狱中“自杀”。
张颖不是金无怠，不是职业共特，但她是共党高官，她讲的话，写的书都有局限，不可全信。比如，张颖敢于表达对江青的憎恶，不仅因为江青血债累累，蛮横无理，而是因为江青已经被当作替罪羊被共党抛弃。张颖不敢质疑与江青是一丘之貉的鲁迅和毛泽东，还一再吹捧推崇鲁迅，紧跟毛江的周恩来。难道张颖不知道，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的所谓“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上吹捧江青，当众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周恩来还喊过“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的口号。
尽管如此，张颖还是比维特克了解中共，她的相关著述比《江青同志》更值得参考。比如，从她的回忆录《外交风云亲历记》中可以获知，当时斯大林怕美国军事介入，要求中共与国民政府谈判。但马歇尔却向周恩来透露美国无意介入，于是中共才敢把內战打下去，直至国民政府撤到台湾。
《江青同志》表示，“在江青为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作的强烈辩护中，她说她自己一直是艰苦朴素的。江青说：她第一次到上海时，住的是一座古雅的洋房；在延安，她住的总是土窑洞。她和主席吃的穿的都和劳动人民一样。尽管如此，她还是被中伤为一个生活方式奢侈的‘反革命分子’！”张颖至少知道江青的自我矛盾，而维特克却似乎认识不到，江青有多么歹毒，多么荒谬。否则，无法理解维特克对江青的态度。从《江青同志》的序言中可以获知，邀请维特克免费做红色之旅的是中共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妻子何理良。一九七三年五月，何建议她不要为江写个人传记，而写一部革命史，江只占一、二章；一九七四年一月，何甚至向维表示如果她答应，中共将给她奖金。但维特克却加以拒绝。
值得一提的是，何理良的父亲何思敬（一八九六－一九六八）于一九三二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为共产党颠倒黑白作了大量文字工作，比如，他驳斥蒋中正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抵制国民党推行宪政，因而毛泽东曾说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律学家”！然而，一九六八年四月， 何思敬却在他任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被活活打死。时年七十二岁。何思敬也难免死于“文革”，成为至少一百七十二万个“文革”受难者中的一个。
维特克不是一个地道的史学者。令人佩服的史学者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的作者王友琴。在美国芝加歌大学执教的王友琴利用业余时间，花了二十五年的义务劳动收集了何思敬等“文革”受难者的惨案，让后人得以获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及其帮凶“江青同志”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