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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迷之谜》绪论三.文献综述

2014年08月26日 19:32 PDF版 分享转发

自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的7年时间里。法轮功的练习者达到了7千万人。在此期间,除了中国官方为了掌握情况,国家体总曾于1998年派出调研组到长春和哈尔滨对法轮功进行调研。1998年5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派人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长春,广泛深入群众之中,了解情况。局长伍绍祖也去了[8]。国家气功评审调研组在长春、哈尔滨召开各界法轮功学员座谈会。调研组组长丘玉才发表了讲话:「这一次健身功法评审,关于法轮功的问题,国家体总委托我和管谦、李志超,到长春对法轮功做一个了解。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对于功法、功效,包括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没有疑义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通过调查了解,长春有10几万人在炼法轮功,而且层次较高,有10几所大专院校的教授、博士导师、高级干部,还有从工人到知识份子各个层面上的都有,确实功效很显著。这一方面没有疑义……。我们希望这些大的功法能够纳入国家的管道,便于更好地发展。小平同志讲几个有利于,我们就去做。如果说这个功法从根本上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有利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我们就应该大力支持。因为我们国家性质决定的,你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只要老百姓拥护的,对老百姓的身心健康有好处,我们就应该支持,应该做的。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如果里边有不足的地方可以改进,可以完善。因为任何事情都在发展当中,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完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在不断完善,向前发展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9]

法轮大法的官方网站《明慧网》详细介绍了这次的调查,并有照片、录音和录影。中国中央电视台1998年5月15日晚间10时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导了国家体育总局伍绍祖局长视察长春,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的盛况,时间大约10分钟,这是国家电视台罕见地对法轮功修炼做开明的、很正式的正面报导。[10]

1998年,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进行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3万5千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医学调查。

在中国的科学界,被誉为「科学泰斗」的钱学森[11],在80年代创立了中国人体科学,并热情支持和参与了研究。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体科学,必将在2l世纪对整个科学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他在《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谈》提到:「气功所涉及的问题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气功的研究会使我们找到一把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我们要把人和生物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于是在外界给它一个信号,它就可以自己去完成一套行为。把这个信号叫做资讯或密码都行。它们的能量可以很小很小。关于生命资讯,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是有条件了。因为有了气功和中医研究的发展。我们不能怪西方医学,因为它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中医没有西医许多规律、原则的束缚,所以有许多问题反倒猜对了。但是,对中医也不能句句都信。因为中医是产生在它的那个时代的系统辨识结果,而我们今天必须前进。我们要把人看成一个巨系统,用系统辨识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他进一步认为:「我原来说的中医、气功、特异功能等都是指人而言,所以叫人体科学。今天的概念扩大了,扩大到整个生命科学,可以应用于动物和植物,可以应用于工业和农业。」[12]

钱学森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出发,在《论人体科学》中谈到:「我以前就认为以气功为核心的中医理论、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是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一把钥匙,但因为设想不具体,也就不能制订研究计划。从前面所讲的来看,我们现在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构思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而且我们又进一步把它同现代科学技术的系统学、物理学联系起来,同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联系起来。它的整体观又与科学的新成就,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和宇宙学的人天观不谋而合。这使得我对这个粗略认识有信心,认为可以作为人体科学基础的出发点。」[13]

「物质和精神、大脑和意识,现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世界科学上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假使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那是不应该的,而研究这个问题,就和人体特异功能有密切关系,它涉及到更长远的开发人的固有潜力的问题,人怎样能动地来锻炼自己的大脑,使自己的智慧有更高的发展?」

这涉及到人体科学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我叫这个过渡的桥梁为「人天观」,涉及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大脑的问题。「人天观」的研究有三个层次,最大的层次是宇观的层次,就是外国人搞的「人择原理」等等,讲人的所以出现和宇宙的整个安排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微观的层次,就是量子力学已经证明:世界上没有东西是不相关的,独立性不存在。这些都是现代科学研究结果。我国遗产中最丰富的是宏观,也就是中间这一级,讲「万物以息相吹」——万物相关。[14]

钱学森的这些论段在中国引起了巨大震撼,一时间这位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的这些话成为「名言」在大陆、台湾以至海外的科技界、学术界、气功界广为流传。加上各地不断涌现出的「特异功能」实例一次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超常现象极大的兴奋和关照。这一完全超越现代科学的气功和特异功能,正被现代科学聚精会神的「研究」者。气功也就是在这种环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因条件限制,马克思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与气功理论的矛盾和对立,导致了理论研究的空白。直到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上访和江泽民决定。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组织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这些都是文革似的一边倒的文章。只能反映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大陆和,正在进行着一场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又一场史无前例的「镇压法轮功」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一种社会环境,为的是进行又一次的「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洗脑运动。没有发现什么有学术意义的关于法轮功的研究论文。

各界对法轮功的关注也是从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上访和江泽民决定镇压法轮功时,即1999年7月20日开始。其实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这之前已经在理论上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工作,否则,人民日报等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文章在一夜之间一齐出来。其中最具备核心作用是当时的江泽民曾当面亲自向克林顿总统赠送的《欺世害人的李洪志及其「法轮功」》[15] 一书。这本书至今依然被全文放在中国大陆各主要网站和中国驻世界各国的网站主页上。

这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批判「法轮功」的书,是针对李洪志在以前办气功学习班传功传法时的讲话进行批判,这些批判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的,有些言论甚至是被人捏造出来的[16]。其主要来源就是长春宋炳臣、赵杰民、刘凤才等人的所谓揭发材料。

其主要罪状是:

(1)改出生年月是头条大罪;

(2) 散布 说「地球爆炸」,什么「推延30年」、「说某些领导人(这里指的是『江泽民、李鹏』–笔者注)对他说:『你什么也别干了,你的任务就是把地球爆炸时间往后推移,越往后越好。』」[17];

(3)敛财;

(4) 就是各地大量没有第三方证实的各种「杀人、自杀和自残」的及其恐怖的极端例子,以及「1400」死亡案例……等等。

然而,后续的各式各样的、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从民间到学界、从无神论到信仰神的所有宗教团体、从社团组织到各级政府以致到驻各国使领馆的所有的批判文章,几乎无不采用这本书的「材料」。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内容被作为所有揭批法轮功材料的基础,进而洐生出各式各样的材料对法轮功进行批判。长春宋炳臣、赵杰民、刘凤才等人据查是因为频频违背法轮功的修炼原则,而多次受到李洪志的批评,最后被撤换下来的长春辅导站负责人,由于嫉恨誓与法轮功一斗到底的几个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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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所谓的罪状,做证据以外的理性思考和分析如下:

(1) 改 出 生年月:李洪志是把原本弄错的生日改过来,凑巧碰上了「佛诞日」,却成为中共批判他的最大的「罪行」。而佛诞日并非就是这一天:在诸多佛教经典中,关于佛诞日的说法亦多有出入。《长阿含经》卷四等经书定佛诞日为2月8日、而《修行本起经》卷上,记载佛诞日为4月7日或4月8日;宋代南方用4月8日,北方却改为12月8日(腊八)等为「佛诞日」。「于中国而言,其历法认为阴历4月8日是最吉祥的日子,故一般把佛诞日定在这一天,但也有2月8日、12月8日等说法。朝鲜、的佛教可说源于中国,基本上沿用了4月8日的说法。其他的,如等地,因藏传佛教,把日期定在4月15日」[19]。再说,这一天出生的人何只千万,也许还有许多坏人生于这一天呢。

(2) 散布说「地球爆炸」,什么「推延30年」这种事,还有些「自信」或「基本常识」的人都会感到可笑。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何祚庥反复引用来批判「伪科学」的就是这个(说法)例子。可是在所有的法轮功资料里都找不到类似的言论。

(3) 关于「敛财」问题,从调查研究的资料来看,其结果也是与其揭批文章说的相反。法轮功办班10天一期,新学员收费人民币40元(折合5美元),老学员收费人民币20元(折合2.5美元),这是全中国气功办班中收费最低的。因为与当时社会上其他气功班收费标准形成很大反差,各气功师都提意见。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多次要求李老师提高学费,但李老师为了照顾学员的经济能力,一直坚持不提高学费。

(4) 那些没有也不让第三方独立机构认证的一些极端例子,很难说是什么罪证。众所周知,炼法轮功强身健体,这些不仅有许多医学调查报告,而且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是最真实的证据。

因此对于来自中国大陆官方、半官方、民间组织、宗教界、或者说通过被中共管制和被中共插足的新闻、出版发行机构的关于法轮功的堆积如山的文章和资料很难有客观真正的学术研究意义。不过这些会是很好的历史阶段的记录材料。

在有些文章中,偶尔出现把法轮功作为社会现象来对待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康晓光的《关于「法轮功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法轮功问题』是『现代化』向中国提出的问题,并将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伴随始终。『法轮功问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执政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政府与法轮功之类组织的斗争将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对于此类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只能解决,无法绕过。……可以有把握地预见,『法轮功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因为确立信仰、开放结社、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巩固合法性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之类组织的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且什么时候这场战争结束了,什么时候中国也就完成了现代化。可以说,这场战争也是一项社会建设工程,即建设现代社会的宏大工程。这一工程完工之日,就是『法轮功问题』解决之时」[20]。很显然,康晓光有把法轮功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同时建议政府如何彻底杜绝此类信仰的再度产生。从满足人的精神追求出发,为官方出谋划策,他给出了一些建议。我们可以看出在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中国共产党政府采用了他的许多方面的建议。

美国资深记者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的《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第一本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观察角度报导法轮功并且评析西方世界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导和反映。这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才引起西方人的注意力。这本书的2004年中文版〈序〉中说:「令我惊讶的是,竟然几乎没有媒体同行会依循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明训对这修炼运动进行调查。」[21]书中提到:「这一桩当代人权史上的严重恶行,竟无媒体报导公诸于世,不但中国媒体被禁止报导,西方媒体竟然也没有承担报导真相的责任。法轮功冲突是『传播界的悲剧』。」[22]「中国资讯封锁,西方媒体『可耻地沉默』」[23]……丹尼.谢特在书中,引述各种来源分析中共打压的原因和作法,记录了中共劳教所、监狱与精神病院中的惨不忍睹的酷刑凌虐,并提出各种证据质疑所谓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疑点。

《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一本「研究镇压法轮功」极好的来自独立第三方的参考资料。

法轮功也正是因为中共的镇压,才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在被镇压之前海外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就更不会有人去研究了。中共也许本来就打算在几个月或很短的时间内消灭掉,这也就避免了引起国际社会的说三道四。谁知法轮功反倒在海外的声势越来越大,法轮功问题也不断引起各国的重视,法轮功学员要求的基本人权问题不断被正义的人士支持。

中共政府为什么非要坚持这一毁坏国家名声的迫害,不顾一般中国人的反对,而且在世界上带来许多疑惑?为什么?一位真正的新宗教运动专家,德国学者伯恩.汉姆(Bernt Hamm),点出了一些原因,丹尼.谢特在书中也探讨了其中一部分:「从一个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实在很难了解,中共领导层为何会在迫害法轮功并希望终能成功这件事情上投入如此多的面子(象征性资本)赌注。外界(主要来自西方世界)要求停止这场迫害的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加,但在投入如此多『面子』之后,要中国高层立刻住手几乎不可能。因此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的今天,还要一条胡同走到底?我有几个可能的答案:

法轮功或许不是严密组织的运动,但是他们的确可以动员大批信众(在中国境内截至1999年4月,在世界则持续至今),同时也可以长期激励勇敢的抗争行动……

法轮功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是中国领导高层(高龄又与世隔绝)无法(期望能够)应付的。这种本来不具实体的运动,藉现代通讯工具之助,快速实体化了。这些工具包括手持工具(全球通讯系统、行动电话)及互联网(全球网际网路、电子邮件、无线网路运用)……」[24]

大卫. 欧文比[25]教授在他的最新出版的《法轮功和中国的未来》(《FALUN GONG AND THE FUTURE OF CHINA》published by OxfordUniversity Press. Inc.)比较系统的描述了气功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气功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始终随着中共在中国开展的政治运动而起伏。着重叙述了法轮功在中国的发展经历和过程。他认为,气功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把「气功」当成一个「全新的」、甚至于是「全能的」能使中国强大的有效途径。他列举了一部分例子[26]:比如气功促进农业生产、气功促进军事技术、气功使社会和谐和安定,更具体的表现形式是许多气功练习者得到了身心健康。而法轮功是气功高潮中出现的、影响力最大的气功。也是中共当局严厉打击的。他用了一定的篇幅述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

著名中国自由派学者李慎之[27]在中共建政50周年的时候,发表《风雨苍黄50年》的长文。他站在民主和法治的立场上指出:「……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28]李慎之的这段话反应了相当一部分大陆学者的真实思想。

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胡平[29]的《从法轮功现象谈起》一篇长文中也谈到:「法轮功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到庞大规模?」他从八九民运的角度出发谈到法轮功的迅速发展的原因:「在八九后的短短几年间,法轮功从零开始,迅速发展到数千万人的庞大规模。这当然应从八九后的中国社会去寻找解释。」然而对于法轮功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到庞大规模的真正原因,他的认为是:「法轮功能够迅速流行,因为它满足了现今人们的很多需要。例如交往与归属的需要」。「……由于当局严禁自由结社,于是,那些无结社之名而有集群之效的活动便大行其道。法轮功既有经常性的集体活动形式以至仪式,又有一套理念以至信仰,按照一位练功者的描述,法轮功学员通过练功,调剂了生活,交结了朋友,密切了邻里,增添了温情,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外,更在精神上互相支持,互相勉励。法轮功使这些在变化剧烈、物欲横流、道德失序、乱象频生的社会里感到挫折、感到失落、感到孤立无助的人有了自己的认同,有了自己的归属。我不能确定这位练功者的描述是否合乎事实,不过我认为这至少是可能的。宗教性活动的意义和功能就在这里,如果法轮功不是,也会有别的是。」[30]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法轮功为什么能迅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可能远远不只如此。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另外观点。

关于法轮功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才显得极其重要和突出。所以在研究法轮功发展迅速的问题时,不免触及到关于这场对法轮功的旷日持久的镇压,以及法轮功学员对这场镇压的与任何其他形式所不同的和平、非暴力的反抗运动。在这方面学术界就更少有研究论文发表。只是胡平在他的《法轮功抗暴3周年》从人权角度谈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对法轮功一类超自然的信仰持何种态度,而是你是否承认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野蛮践踏基本人权的非法暴行不置一词,却对法轮功的所谓迷信、愚昧嘲讽讥笑的人,无非是充当专制暴君的可耻帮凶而已。」他对法轮功学员表现出的奇迹般地毅力表示惊诧:「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权下令镇压法轮功。3年来,一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暴虐的专制政权,动用了一切它可能动用的手段,对一个大部分成员都是老妇病弱的群体,实行了极其残暴凶狠、极其卑鄙下流的野蛮镇压。然而,让一般人几乎想象不到的是,法轮功居然打不垮,压不倒,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坚持抗争,巍然屹立。令全世界为之惊叹不已。正如我早先指出的那样,『像法轮功这样一种良顺柔弱者的群体,竟然不期然而然地扮演了抵抗世间最暴虐政权的吃重角色,这在历史上无疑是非常罕见的』」并进一步指出:「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当今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道德沦丧,信仰破产,理想主义沉沦,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泛滥。在这种形势下,宗教的正面作用更显得不可缺少,而法轮功作为一种新兴宗教,它的出现、发展,以及它在高压下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显示出它的存在意义。我们可以期待,法轮功在未来中国将会获得极大的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中富有生机的一支精神力量,在未来中国道德重建中发挥强大的积极作用。」[31]他充分肯定了法轮功给社会带来正面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非理性的镇压可以发现中共领导人的无能、无知以及不厌其烦的「折腾」和鱼肉自己的百姓。胡平还在《对法轮功定性的不断升级说明了什么?》认为:「当江泽民政权宣布,法轮功『已经』『堕落』成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的『反动的』『政治组织』,堕落成『台独势力的工具』时,它实际上已经承认,本来法轮功并不反动,也不政治,更和西方反华势力或台独势力毫无关系。不是别人,正是当局自己,生生地把一个和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毫无关系,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群体变成了所谓『勾结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动政治组织』,变成了所谓『台独势力的工具』;不是别人,正是当局自己,硬是给自己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敌人』,而且还是一个越来越『敌对的』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局自己,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努力地、不辞辛苦地帮助『敌对』势力发展壮大力量。江泽民没有本事化敌为友,却只会制造『敌人』,没有本事化解矛盾,只有本事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激化矛盾。若说当今中国最大的制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不是江泽民还能是谁呢?」[32]

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在《对法轮功事件的一点反思》一文中谈到:「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仅仅不到12年的时间,居然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来进行修炼,可以说几乎他是走过了过去宗教几百年上千年走过的路,他的规模形成几乎是一蹴而就的。我想就从这点来讲的话,很多人就是说如果真正抱着对这个国家、民族,对人类负责的态度的话,来看一看法轮功,来看一看《转法轮》这本书,看一看他到底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吸引这么多的人。」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法轮功还给中国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吧!就是说他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如果说他们真正信仰法轮功的话,他们在『真、善、忍』这个原则下重建了道德体系。这个民族的道德体系建立起来非常难,几千年的时间建起来的居然可能几十年就被毁掉了。那法轮功在一片道德废墟中重建这个道德体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法轮功非常了不起。」[33]他的这段话提醒人们来关注当今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

一位美国贝勒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研究所的教授封莉莉在《我回来,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一文中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谈到了她是如何开始认识法轮功的。当她因上访被中国公安人员问讯时:「……我告诉他们,我是4.25以后炼法轮功的(编按: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上访,表达学员遭地方政府的无理拘捕及不公正对待)。他们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他们也很吃惊,炼法轮功的人怎么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这么不要命。我说,我是在本地报纸看到关于4月25日法轮功的人到中南海请愿的一篇报导。他们安详的举止和平和的面容令我悸动不已。我惊讶,什么人面对如此严厉的政府,竟能置身家性命不顾而斗胆死谏?我感叹,什么人竟能天真地对有残暴名声的政府呈上赤子之心?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理念竟然使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显得如此坦荡?」

「我扪心自问,我做不到。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辛劳,早已把曾是一腔热血的我整得精疲力竭,谁又不是呢?在得知这些人奉行的是『真善忍』的当天,我决定了修法轮大法。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能在短短的7年内使中国人变得如此不凡的法一定是超常的。我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更知道人性和民族性是改变不了的,这一定是神创的奇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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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自:凌晓辉 《万迷之谜-法轮功发展之研究》

注释

[8] 维基百科:《1998 年体总对法轮功的调研》http://falungongtruthpedia.com/

[9] 明慧网:《录影:98 年国家气功评审调研组在长春座谈会上的发言》2000 年2月21日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2/21/8913.html

[10] 明慧网:《长春1998:三组珍贵的历史照片》2003 年4 月27 日,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7/49057.html

[11]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汉族,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8 年4 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太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1991 年10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2] 钱学森:《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谈》人民出版社,1996,第119~120页

[13] 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 年,第21~25 页

[14] 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 年,第207~211 页

[15] 季石:《欺世害人的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新星出版社,1999 年9 月

[16] 明慧网《揭露长春极少数人的阴谋(修订版)》1999 年7 月7 日

[17] 何祚庥:《有神论与伪科学是一对「双生子」》《科学与无神论》杂志1999 年7月试刊号

[18] 明慧网:《揭露长春极少数人的阴谋(修订版)》1999 年7 月7 日

[19] 维基百科:《佛诞》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8%AA%95&variant=zh-hans

[20] 康晓光:《关于「法轮功问题」的思考》天益网天益思想库-学术,1999 年12月7日

[21] 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序》《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博大出版社,2004 年中文版

[22] 丹尼.谢特:《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博大出版社,2004 年4 月,第157 页;《Falun Gong’s Challenge to China: Spiritual Practice or “Evil Cult”?》by DannySchechter, 9-2001; Chapter 7

[23] 丹尼.谢特:《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博大出版社,2004 年4 月,第157 页;《Falun Gong’s Challenge to China: Spiritual Practice or “Evil Cult”?》by DannySchechter, 9-2001; Chapter 9

[24] 丹尼.谢特:《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博大出版社,2004 年4 月,第157 页;《Falun Gong’s Challenge to China: Spiritual Practice or “Evil Cult”?》by DannySchechter, 9-2001

[25] 大卫.欧文比:加拿大Montreal 大学历史学教授、东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

[26] 大卫.欧文比:《法轮功和中国的未来》(《FALUN GONG AND THE FUTUREOF CHINA》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英文版第10、12 至13、123 页:It is important to ask why qigong “boomed” when it did, and why theChinese state embraced qigong when so many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it appear soclearly –in hindsight – to be religious, superstitious, or magical. Answers to thesequestions may be found in the particular history of post-MaoChinaand its ongoingsearch fo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At the outset, qigong was a popular search for meaning which was sanctioned byChina’sleadership because it seemed to accord with the leaders’ own search for a renewedlegitimacy. In addition to its therapeutic virtues, qigong was nationalistic in its celebrationofChina’s rich heritage of cultivation practices and was at the same time scientificand modern, the material existence of qi having been proven and defended by some ofChina’s best scientists. Qigong was seen a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hinesescience” which would enableChinato achieve its innate capacity in a wide variety offields (qi-enhanced seeds were to increas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qi-enhanced soldiersChina’s military might), thus returningChinato its rightful place as the most powerfuland respected of nations. What better proof of the competence ofChina’s leaders in thefields of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management than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qigong? Furthermore, qigong preached a thoroughly conventional morality as the basisfor successful cultivation. This seemed to promise that qigong practitioners would berespectful of hierarchy as well as honest and kind in their daily lives; an improvement inChina’s moral climate,China’s leaders surely said to themselves, could only benefit socialand even political stability. Qigong also promised to improve the global health and wellbeingof the Chinese people, contributing yet again to productivity, to social stability, andto the image of competence the leadership hoped to nourish (among other things becausea healthier population would mean less funds tied up in health care and more available formega-projects, or poverty relief, or both). The happy moments of the qigong movementwere almost utopian in their ebullient optimism, allowing leadership, intelligentsia, andmasses to embrace a common cause which rapidly became a mass movement. In somesense, qigong was whatChinawanted to be: ancient and cutting edge; elitist and popular/populist; happy, healthy, and whole.

[27] 李慎之(1923—2003),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的代表人物。

[28] 李慎之:《风雨苍黄50 年──国庆夜独语》1999 年10 月9 日完稿,《李慎之全集》明报出版社

[29] 胡平(1947 年~),生于中国北京,现居美国纽约,《北京之春》杂志主编,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30] 胡平:《从法轮功现象谈起》2001 年3 月23 日,《胡平作品选编》独立中文作家笔会http://www.boxun.com/hero/huping/2107_1.shtml

[31] 胡平:《法轮功抗暴3 周年》2002 年7 月24 日,《胡平作品选编》独立中文作家笔会http://www.boxun.com/hero/huping/210_1.shtml

[32] 胡平:《对法轮功定性的不断升级说明了什么?》2001 年6 月12 日,《胡平作品选编》独立中文作家笔会http://www.boxun.com/hero/huping/121_1.shtml

[33] 章天亮:《对法轮功事件的一点反思》[ 大纪元],2004 年3 月24 日http://epochtimes.com/b5/4/3/24/n491442.htm

[34] 封莉莉:《我回来,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2003 年5 月22 日http://news.epochtimes.com.tw/112/33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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