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中共创始人访谈录》
来棣先生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既反映当事人对历史敍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极左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给人们带来的局限和恐惧。唯其如此，这部书稿更显出研究的价值。
英文书名：Interviews with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页数：340
作者：王来棣(Wang Laidi)採访 编辑
书号：1-932138-63-3
定价：21.00
《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经搁置了整整半个世纪。採访者、整理者、编辑者是同一个人，近现代史专家王来棣先生。
时间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共初创的历史资料，如今有了较过去远为丰富的发掘。但是再丰富的发掘，像来棣先生这样的访谈，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当年访谈的对象都已作古，无一在世。当年受访者为尊者讳，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删节，或叮嘱採访者删节，隐去不少史实；此次编书，来棣先生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既反映当事人对历史敍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极左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给人们带来的局限和恐惧。唯其如此，这部书稿更显出研究的价值。
目录
序………………………………………………………李 锐 3
前言……………………………………………………编 者 12
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林伯渠 17
我所知道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 38
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经过……施复亮 50
中共上海小组的建立和它的几个据点………………沉雁冰 61
回忆上海建党和知识界的情况………………………邵力子 76
关于“一大”前党组织的名称问题…………………李 达 89
关于上海建党、上海大学、萧山“农村学校”
等情况的回忆……………………………………杨之华 94
建党时期女学生的遭遇和“平民女学”……………丁 玲 106
17岁少女投身革命的故事……………………………王一知 124
党成立时期的工农运动………………………………徐行之 130
建党初期上海的工人运动……………………………董锄平 141
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朱务善 145
关于北京建党和中共“一大”等情况的回忆………刘仁静 173
介绍李大钊、周恩来等人的一些情况………………于树德 179
回忆天津“觉悟社”…………………………………邓颖超 192
关于天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旅欧支部的回忆…刘清扬 200
山东建党的情况………………………………………贾石亭 213
我在济南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馥塘 218
我的父亲和山东建党、建团活动……………………黄秀珍 222
武汉建党前后的情况…………………………………吴德峰 229
武汉党组织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夏之栩 237
忆“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和旅欧
“少年共产党”…………………………………萧 三 242
关于上海建党和旅欧勤工俭学的回忆………………陈公培 249
回忆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和四川建党经过…………吴玉章 268
1922-1925年海南岛的革命运动……………………冯白驹 280
回忆湖南衡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曾希圣 290
后记──关于“走俄国人的路”的思考……………编 者 295
附录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版原文)…………毛泽东 305
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王来棣 315
作者介绍
王来棣，1926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9~1952年在中共杭州市青委工作。1952~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1987年离休后与许良英合作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
主要论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五四运动》、《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的演变和所揭示的问题》、《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中国人接受人权概念的艰难历程》、《论希腊民主制》、《历史的启示—斯巴达和雅典之比较》、《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
序
交给我的这部书稿《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经搁置了整整半个世纪。採访者、整理者、编辑者是同一个人，近现代史专家王来棣先生，她让我写篇序言，乐意为之，是自己也可增长见识。
上个世纪50年代起，来棣先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时期的历史。由于文献资料极少，研究困难很多，她从口授资料的搜集入手。那时，经历过中共初创时期历史的当事人，还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来棣先生请求所长、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介绍她採访有关的外地代表。范老热情相助，介绍她採访了李达、冯白驹、曾希圣，以后又介绍她採访了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到1957年，她先后採访了三十多人，还包括陈望道、施复亮、沉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整理出来的访谈记录稿，受访者大都作了仔细修改、补充和订正。她还搜集了不少文献资料。
研究刚刚有些进展，来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场“横祸”：1957年那个“急风暴雨”的夏天，夫君许良英先生因仗义执言，被打成“极右分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研究中共历史的资格也被取消。访谈计划不得不中止，採访记录连同搜集的文献资料全部交公。后来所里倒是将资料退给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来，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极度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下”，她不得不忍痛将可能引起麻烦的资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访问的原始记录保留了下来，这才有了这部书稿。
时间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共初创的历史资料，如今有了较过去远为丰富的发掘。但是再丰富的发掘，像来棣先生这样的访谈，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当年访谈的对象都已作古，无一在世。当年受访者为尊者讳，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删节，或叮嘱採访者删节，隐去不少史实；此次编书，来棣先生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既反映当事人对历史敍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极左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给人们带来的局限和恐惧。唯其如此，这部书稿更显出研究的价值。
我有过与来棣先生类似的经历。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费力搜集过毛泽东早年的生平资料，同毛泽东早年的师友亲属周士钊、李达、毛宇居、易礼容、陈书农、蒋竹如、田士清、薛世伦、王季范、张干、罗元鲲、杨开智、李醒安等人作过交谈或托人收集过资料，向当时被关押的相关当事人彭国钧、熊梦飞做过瞭解；还在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旧报刊中、在准备送造纸厂化纸浆的废纸堆中，翻找出不少难得的史料。经过整理，编成了一部《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但招来严厉指责：“有害无益”，并要求全部上交。我当年三十多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着书，写出一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90年代再版时改名《早年毛泽东》）。书正是来棣先生罹祸的1957年出版的，其时我已“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转行水电、投笔从工了。两年后，我也遭遇“横祸”，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追随者”，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关进秦城监狱，二度坐牢（延安“抢救运动”时曾关过保安处），直至1975年出狱，“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复职。
来棣先生的书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近些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党、理论、历史。因为这个党、这个党所奉行的理论，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发生、仍在发生或许还将发生至深且巨的影响。这部书稿正是探究这三者的源头，一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访谈录的中心内容是学习十月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人学习十月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是二十世纪最初二十来年的事情。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处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后一个皇权，却没有摇动专制主义的基础；建立了中华民国，却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先是帝制复辟，后有军阀溷战，一片乱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识界开始寻求新的救国济民的良方。一时间，党派林立，异说杂陈。各种学说、主义中，“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新潮的一种。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包含了诸多流派。瞿秋白说过一段为研究者广为援引的话：“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煳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创始人原来大多信奉无政府主义，在“纷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
促使中共早期创始人做出这个选择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们最熟悉的说法，就是毛泽东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中国人知道马克思而言，毛泽东所说并不准确。有充分的文献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就有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译文马恩着作。就对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泽东又没有说错。中共早期创始人几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必说了，来棣先生访谈的林伯渠、沉雁冰、邵力子、邓颖超、刘清扬、夏之栩、陈公培等人都回忆了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影响。十月革命到底什麽地方吸引了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从他们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宣佈放弃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十月革命从制度上解决了俄国的问题；第三，十月革命採用了动员群众、组织军队、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凭着对十月革命的这些传说，他们心中的天平开始倾向苏俄，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又在共产国际来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
对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终究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的”。参与筹建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陈公培在访谈录里就坦陈：“当时我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很模煳的”。岂止“模煳”，今天看来，应该说是蒙蔽。单说所谓放弃不平等条约，苏俄除了一纸空文并无任何实际行动外，甚至连“放弃”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还要求中国政府通过与苏俄的谈判，使它在外蒙驻军“合法化”。无怪乎今天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宣佈“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可是当年的中国人却被蒙在鼓里，还“无任欢喜”。
重要的还在于十月革命本身。有学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那场被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佔冬宫起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只是发射了一颗信号弹，用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当天通告的说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所谓“震撼”，无从谈起，即便起义发起者也相当低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其实是十月革命只响了一炮。倒是两个月后，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强令解散立宪会议，要求将权力交给苏维埃，这个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国，引起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连左翼作家高尔基都悲愤地说，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美梦”！这场所谓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毁坏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断了“二月革命”开启的由专制传统转向宪政民主的进程，革了“宪政”的命，演变成了一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对此，当年中国人竟有“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讚誉。十月革命事实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了，连后人都是今天才知晓，遑论当年的知识分子。
更重要的是，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后来还加上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那句名言，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有许多相异和相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比方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係容纳不了生产力时，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恩格斯明确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列宁偏偏要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封建帝国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说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还比方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就把它变成共产党专政；斯大林则将党专政乾脆简化为领袖专政，实际上转化为他个人专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个人专政。于是，中国人接受苏俄的观念，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俄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被神化了。中共党人不仅对它的动员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独钟，而且对它后来建立的专制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严酷和铁腕的党制无比嚮往。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就是一边倒”，还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74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能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只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国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
但是，中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并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两国国情相近，产业落后，基本上是农业国度，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比较起来，中国更加落后，更加缺乏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两国都有长久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又没有经历像西欧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样，比较起来，中国三纲传统的专制主义历时更长，国民处于蒙昧状态，普遍存在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根本不具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国与俄国又有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受外国入侵，是在被动的条件下开始发展产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这种社会转型不仅费时（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国资本的驱动，也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付出的社会代价极高而鲜见成效。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人步履维艰。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中滋生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毛泽东1921年元旦说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1. 社会政策；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 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泽东文集》第一册）
在毛泽东看来，议会、自由等等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只有列宁的“激烈共产主义”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
上述这些，说明中国有着移植俄式革命的适宜土壤和气候。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民智未开的蒙昧状态，奴隶主义的国民人格，加上乌托邦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想像、激进主义的心态，使得苏俄革命和苏联模式很快就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并且浸润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结果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倡导人权、自由、公正、宪政，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而抛弃，尤厌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创始人转向崇尚革命而鄙视改良，崇尚突变而鄙视渐变，崇尚暴力而鄙视和平，崇尚对立而鄙视妥协，崇尚群体而鄙视个体，崇尚党性而鄙视人性。刚刚朝人类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国，再次脱离人类文明主流的轨道，并且渐行渐远，完全背道而驰。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执政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要把中国建成国际共运的新样板，不仅把“苏联的今天”变成了“中国的今天”，而且使“中国的今天”大大超过了“苏联的今天”。从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迟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举世公认，物质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依旧禁锢重重，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钳制异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真正维护，而且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甚而至于发生“六四风波”，动用军队，弹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导致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场悲剧。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们应该感谢来棣先生。她的书稿，提供了回顾历史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反思。经过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产革命历史，特别是经过五十多年劫难相继的当代历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会再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了吧。
2007年12月9日
前言
这是26位中共创始人和早期党员的口述历史，是我1956年4月至1957年5月间所作的採访记录。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现代史研究组工作。组里指定我研究中共建立时期的历史（附带搞清楚无政府主义对建党的影响）。因为有关这段历史的文字资料很少，工作很难深入。1956年5月，我开始进行採访工作。同年9至10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我请求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同志（以下称“范老”）介绍我採访几位从外地来的代表。范老立即介绍我去拜访李达、冯白驹和曾希圣同志，后来又让我去拜见林伯渠、徐特立和吴玉章同志。在1956~1957年整整一年内，我共採访了三十多位。在当时，就我所知，还没有其他同行为这段历史採访过这麽多人。因为有研究所和范老的介绍，我的採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令人感动的是，受访者当时大都公务繁忙，每次採访往往只能安排一个小时，一次谈不完，还主动约我第二次再谈。更难得的是他们对採访记录的认真态度，如冯白驹同志在百忙中亲自向当事人的亲属核对事实；林伯渠同志和吴玉章同志都亲自对记录稿进行修改；朱务善同志和刘清扬同志根据记录稿重新撰写了回忆录。
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的丈夫许良英因反对反右运动，被错划为“极右分子”；我受牵连，被开除党籍，取消研究党史的资格，採访工作因此中断。部分记录稿来不及送受访者审阅、修改；原准备1957年下半年採访的董必武、李维汉、李富春、谭平山等同志的计划不得不停止。我所做的採访记录和收集的文字资料全部交公。不久，因发现研究组内资料失窃，又把它们归还给我。此后，所内外同行不断向我借用这些资料。有的人借走至今不还。
“文革”时，浙江大学地下党受诬陷，许良英在解放前曾经领导过浙大党组织，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我也是浙大地下党员，同样被视为“敌对分子”。浙大的造反派如虎似狼，威胁我交出有关浙大地下党的资料。我在极度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下，为应付抄家，把可能引起麻烦的文字，包括党史资料，付之一炬。
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同志告诉我，他领导的现代史研究室准备编辑出版《“一大”前后》，让我把50年代所做的访问记录交给他。我当即把自己保存的全部记录稿交给他。过了几个月，他把稿子还给我（有少数底稿未还）。后来我从他赠送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书中发现他们採用了我提供的访问记录17篇。我对自已的採访记录有机会公诸于世而感到欣慰，特别是我的部分记录稿当时来不及送受访者审阅，《“一大”前后》的编者于1980年补做了5篇稿子的送审工作，增加了访问记录的准确性，我是很感谢的。遗憾的是，《“一大”前后》的编者对记录稿作了过多的剪裁（如把林伯渠同志的访问记录上半部全部删去）,有的稿子做了修改。
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我前后丢失和烧毁的党史资料，现在记得起来的有：李达、徐特立、易礼容、罗章龙、何长工、张申府、包惠僧、刘仁静（部分记录）、邵力子（部分记录）等老同志、老先生的访谈录；党史文献方面有：中共“一大”文件、《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1~3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青年》1926年3月广州出版）。（以上资料是我借原件手抄的）。此外，关于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资料、无政府主义的资料以及我自己写的文章，是我在“文革”时烧的。使我最感到不安的是烧掉了巴金给我的两封亲笔长信（当时巴金因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而被批斗）。
80年代以来，史学界已发表了不少有关“一大”前后的史料与论着，我的部分访谈录已被删改后发表，加上我从1957年6月起已停止党史研究工作。从个人兴趣来说，我不想再在这方面消耗时间。但考虑到当年老同志们所以热情地接受我的採访，就是因为我是范老领导下的历史研究人员，相信我能忠实地把他们的心声传达给读者。现在他们都已去世，50年前的访谈录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他们原原本本地奉献给读者。
有几点需要向读者说明：
一是当年进行採访时，并没有单独出版访谈录的打算。採访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已有文献资料的不足，搞清楚某些问题。有的地区的文字资料比较多，如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利群书社等，我的採访资料就比较少。由于没有经费，我只能在北京活动，有关广东党小组的情况，在北京就没有找到合适的採访对象。因此，这本访谈录存在採访范围不够广泛、涉及面不均衡的缺陷。经过50年的磨难，我现在只剩下残缺不全的26份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录除记载各地区建党的经过、活动以及参加人员等情况外，许多受访者比较详细地敍述他们自己当时的处境和思想情况，为什麽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对这条道路的认识，以及无政府主义对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等。后者可能是别的党史资料没有注意到的，我却认为这些正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第二，在受访的26人中，有的入党时间稍晚，并非党的创建者。当年採访他们，目的是通过他们瞭解建党的历史背景，以及“一大”前后党的影响和活动情况。又如冯白驹同志是海南岛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曾希圣同志敍述当年青年团的情况，都很有史料价值。所以把他们的访谈录一併收入本书。
第三，大部分访谈录都经过受访者的审阅、修改。其中有的稿子修改得很多。按常情，凡是删改过的地方，不应收入正式出版物与读者见面。但仔细观察删改的内容，有的是忌讳触犯毛泽东的权威，不便实话实说。记得当年採访时，受访者往往把我当作自已的晚辈，象在家里聊家常似地轻鬆自如，坦诚地诉述自己的真实感受。但当见到将公开发表的访谈记录时，难免产生顾虑，为避免惹出麻烦，乾脆删去。考虑到这些被删去的部分很有史料价值；而且经过50个春秋，国内虽然仍旧没有言论自由，但毕竟有所鬆动，毛泽东的权威性早已动摇，因此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原始记录同修改过的记录一同发表。两者对照着阅读，会解读出新意。
第四，修改过的访谈录，一般以原始记录为底稿，删去的文字用虚线框（ ）表示，增添的文字用下划线（ ）表示（如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作中共“一大”）；字迹模煳，无法辨认的，用□□□表示。
第五，访谈录的标题，除朱务善和冯白驹两位自己定的以外，其馀都是编者加的。
第六，本书的採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首先是由于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同志的支持；现代史组同事单斌和刘明逵二位同志帮助我作记录；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思葳同志在收集、整理受访者个人简介资料和把访谈记录输入电脑等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此一併致谢。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非常熟悉和透彻瞭解的91高龄的李锐同志，为本书写了高瞻远瞩，对现实有巨大冲击力的，长达六千多字的序言。
由于我接触资料有限，没有编辑工作经验，本书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者
2008年1月
后记
──关于“走俄国人的路”的思考
访谈录的中心内容是学习十月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一是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那麽，中国人最终为什麽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呢？
中共“一大”前入党的50多位党员，都出生于清朝末年，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除少数象陈公博、周佛海之流投机者外，大都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有着强烈的救亡图存的责任感，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他们曾经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寄以极大的希望，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落入袁世凯之手，西方列强支持袁世凯篡位和借手北洋军阀进一步掠夺中国的事实，以及1919年巴黎和会作出牺牲中国主权的错误决定，激起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更加强烈的不满，从而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产生怀疑。孙中山为挽救民主共和制的努力一次次遭到失败后，象林伯渠这样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也发出“出路在哪里”的问题。
正当爱国志士寻找拯救祖国出路的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20年4月中国报刊冲破北洋政府的封锁，披露了《苏俄对华宣言》，宣佈废除沙皇政府同清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俄后来并未实现诺言）。《宣言》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称讚苏俄此举体现了“剷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是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认为他们奉行的“主义是合乎正义、合乎真理的。”《苏俄对华宣言》在中国发表的同时，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先后到达中国，他们为苏俄争取同盟者，力促中国早日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宣传十月革命，美化苏俄的政治制度及其对内对外政策。使人感觉到苏俄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按照苏俄革命的模式，世界大同很快就能实现。这种宣传鼓动，对刚刚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很快把来自北方的客人引为同志，并接受他们的建议和帮助，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走上学习“俄国人的道路”。
当时的中国左派知识分子是怎样认识“俄国人的道路”的？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思想基础是很薄弱的，包括李大钊、李达等被公认为理论水平最高的领导人，也都是十月革命后才开始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他们对苏俄的实际情况知之不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也缺乏正确的认识。至于一般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就更肤浅了。他们大多是带着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憧憬参加共产党的。如邓颖超说：“五四”时，我们“真是满腔热情，要求洗雪国耻，‘奔走呼号，痛哭流涕’，这几句话形容得很恰当”。“那时候宣传共产主义的书不多，……，直到我入党时，也只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后读过布哈林着的《共产主义ABC》、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我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也只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我们很嚮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苦大衆，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马馥塘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很少，只是嚮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
从《共产党》（1920年11月创刊）宣传的内容和“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看，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向俄国人学习：（1）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2）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3）“採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4）“废除资本私有制”；（5）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中共发起组一成立，就十分重视学习、宣传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的建党理论，批判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不符合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1920年9月他们把《新青年》改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各地许多宣传启蒙思想的报刊也从提倡人权、民主转而颂扬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当选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的陈独秀率先发表文章，用刚刚学来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根本否定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否定他自已曾经竭力倡导的人权和民主。1915年9月，陈独秀在他自已创办的《青年》（后改名《新青年》）发刊词中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到1919年1月，他把人权概念提升为民主，称之为“德先生”，并称科学为“赛先生”，以气吞山河之声振臂高呼：“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由此把1915年开始的民主启蒙运动推向高潮。可是仅仅过了一年，由于追随俄国人的道路，陈独秀亲手把自已所创导的启蒙运动扼杀了。他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佔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同年11月他又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第一号短言》说：“什麽民主政治，什麽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12月他发表《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文说：“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是他们“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与之相随，“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也都被视为资产阶级专有物，统统加以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所谓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和铁的纪律——要求人人充当共产党党魁的“驯服工具”。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11月制订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在以暴力夺得政权后，必须“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馀势力作战”，俄罗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抵抗国内外的仇敌。”[1]实际情况远非如此。1916年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2]这里说的“一部分人”是指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专政的对象不仅是中共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剩馀势力”和“国内外的仇敌”，而是“整个社会”。1918年，列宁就“直接暴力统治”作进一步解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3]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权力，对整个社会进行暴力统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俄政府于1917年12月（在十月革命后不到两个月）宣佈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1918年9月5日颁佈《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从此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时代。他们不但枪杀了十月革命前的政府官员、军官、地主、富农、企业主本人及其家属，而且对大批与列宁、斯大林持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和知识分子进行镇压。1918年5月（“红色恐怖”正式开始前）革命法庭就已授权对不肯向征粮队交出粮食的人判处死刑[4]。有关上述血淋淋的事实，包括陈独秀、李达等中共创始人在内的中共党员在建党时全不知晓。多数党员是在没有弄懂无产阶级专政精神实质的情况下走上俄国人的路的。
1918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衆——也是经过个别的人——来实现的”[5]（这里将《列宁全集》中的着重点改为黑体字）。列宁十分强调“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他说：“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6] 这一个人当然是指布尔什维克党的党魁。按照上述观点，抛弃了民主、人权理念的陈独秀在筹组共产党的1921年5月就公开主张造成“‘开明专制’之局面”。[7] 1921年7月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后，在党内实行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要求以他的意志统一全党，使一些共同建党的同志无法容忍而宣佈退党。林伯渠说：“陈独秀在党内，象家长，开会时他一个人讲一通就完了，不让别人发表意见”。更不应该的是他很不尊重其他同志，每逢意见分歧，动辄拍桌子、砸茶碗，严重伤害别人的自尊心。1922~1923年间，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退党，就是因为不满陈独秀的独裁专制。陈望道说：“只要陈独秀当领导，我吃不消他的家长主义，我还是在外边为党做点事情好。”[8]
党内的个人专政，到了1943年成为合法的制度。那年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并明文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更有甚者，1945年“七大”通过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为以后的造神运动作了铺垫。但毛泽东并不感到满足，1950年拟定五一节口号时，他竟加上一条“毛主席万岁！”1958年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洋洋得意地说自己坑的儒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并且咬牙切齿地咒骂：“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9]（为揭露毛泽东蔑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现把毛泽东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拙文《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作为附录收入本书）。毛泽东不仅敌视知识分子，还仇视一切与他稍有不同意见的战友，包括中共的创始人。在本书26位受访者中，就有李达、冯白驹、朱务善、曾希圣、吴德峰、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刘清扬等在“反右”、“文革”中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遭受残酷的批斗，有的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毛泽东死后才平反昭雪。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不知道对当年选择“走俄国人的路”作何感想？
承袭毛泽东衣钵的邓小平，80年代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自封为“第二代核心”。1987年他罢黜了“反自由化”不力的总书记胡耀邦，接任的赵紫阳在就职时就提议：我们遇到困难时，还要向小平同志请教，小平同志认为需要，他有权作出决定。这一建议成为（1987年）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于是重演了清皇太后那拉氏垂帘听政的闹剧。
第一个从“走俄国人的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噩梦中惊醒过来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旗手陈独秀。1936年身处国民党监狱的陈独秀，在获悉斯大林借肃反之名，搞莫斯科大审判，镇压异见分子的信息后，以“孔甲”为笔名，在《火花》杂志上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更正包括他自己1920年9月以来关于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的错误观点。他说：“人们对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的误解”，“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他认为“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化之一种动力”，完成民主任务“并不限定是哪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作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10]
据濮清泉回忆，陈在狱中与濮等人议论时说：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是贱视民主”，变成了“官僚国家”，不应再称为“工人国家”。[11]
1937年10月陈独秀出狱后一个多月，就以他自己的真实姓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孔子与中国》一文，重新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反对法西斯逆流。他说：“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12]
陈独秀晚年贫病交困，去世前两年的1940年7月，他写信批评连根（托派组织成员）说：“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斯基）以下都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徵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衆所需要的，也是13世纪以来大衆以鲜血斗争700馀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统治的苏联”[13]。
同年9月，陈独秀给西流（托派组织成员）的信说：“我根据苏俄20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衆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衆民主；如果不实现大衆民主，则所谓大衆政权或无级（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衆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他还给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制列了对照表：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他还问：“每个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者）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14] 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的反思十分深刻。不过他仍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的思想框框，把民主贴上阶级标签，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只要认真考查从古代希腊以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瞭解到，民主没有阶级性。早在2,300多年以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指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15] 嚮往自由、平等、民主，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编 者
来源：明镜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