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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记者来鸿：日本人为什么无辜也认罪？组图
日本人素有奉公守法之口碑，日本人也非常看重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国度之一的声誉。一旦发生犯罪，日本的司法体制立刻重拳出击：刑事案件的定罪率超过99%。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几起错判、误抓案引起了公愤。BBC东京记者大井真理子发现，无辜人有时候也认罪……
我想搞这样一项实验。我跟上司提议，“能不能在东京不同地点放上10个钱包，里面装1万日元的现钞，价值相当于刚刚超过100美元。还有，每个钱包里都放一张名片。”
我很自信，就算不是每个钱包、绝大多数的钱包都会物归原主。
实验的风险，当然是10个钱包全打水漂，我的上司可不是那么容易说动。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实验能充分显示出日本到底有多安全。
日本是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日本的谋杀率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甚至仍然有人不锁门。我小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担心过自己会成为任何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日本司法体制也使用“无罪推断”原则
这样说，其实是没有把地铁或者公共汽车上的“咸猪手”(偷摸女性)包括在内。
许多日本妇女上下班途中都曾遭遇过咸猪手的骚扰。我上高中的时候，每次早上出门或者晚上下学要去挤公交，都会犹豫一阵子。因为，说到女性被偷摸的发案率，我乘坐的那条地铁线这可谓臭名昭彰。
所以，当局开始采取行动严打咸猪手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的是，无辜的男人受到指控，对他们来说有多恐怖。
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说咸猪手是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火车上作案，你怎么判定到底这是谁的手呢?
一旦由于偷摸被警察逮捕，在日本，此人将面临巨大的社会耻辱。不管有罪没罪，事实上，人们肯定已经会把你当变态看。
在最近发生的一桩案件中，一个男人被指控偷摸，他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在被释放之后，他自杀身亡。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因为他无法承受媒体报道带来的耻辱感。
其他的刑事犯罪分子也会面临同样的社会压力。
前侦探小林嘉树说，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警察的权力有限
根据日本的司法体系，一个人被逮捕的时候，司法体系在他被证实有罪之前、应该假设其清白。但是，前侦探小林嘉树(Yoshiki Kobayashi)说，事实上，公众和媒体都会假设嫌疑人是有罪人。
他说，“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会问嫌疑人的姓名、身份。在有些案例当中，嫌疑人、甚至嫌疑人的亲属还丢了工作。”
这是因为，社会对警察和司法体制抱有极高的期待值，认为他们从来就不犯错误。我年轻的时候看新闻报道可能也是一样，曾经假设嫌疑人一定有罪。
小林还说，正因为如此，他在逮捕人之前总是非常小心。因为，被逮捕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但是，错误的确发生过。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和调查日本的司法体系是否过分依赖于坦白交待。我遇到过的故事很多，无辜的人被迫承认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
今年64岁的樱井昌司(Shoji Sakurai)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岁的时候因为涉嫌抢劫、谋杀被逮捕，一生最好的时光—-确切地说，29年的时光—-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判罪，并没有物证。樱井被定有罪的基础是他认罪。他说，认罪是因为受到了严厉的审问。
樱井用了44年的时间证明自己的清白，一生中，他和妻子受到过数不清的羞辱、偏见。
樱井无辜地住了29年监狱(图片为樱井和妻子)
错判、悲剧性的受害者并不是日本的特有现象。但是，有两个字，我在采访过程中经常听得到：耻辱和压力。
耻辱感，能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力，甚至足以让无辜的嫌疑人承认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以便减少家人在社会中可能遭遇的伤害。
同时，当局也可能因为太丢脸而不认错。
再有一个字眼，就是压力。前检控官市川弘(Hiroshi Ichikawa)就曾向我讲述了他这样的经历：嫌疑人认罪前他不能回家。在一个案例中，他并不确信嫌疑人真的有罪，但是，上司认定嫌疑人确实有罪。
在日本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听从上级。
所以现在，我少年时代眼中一清二白的日本司法体制，看上去也不再绝对完美了。
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