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大陆经济还有救吗？中国公知正在集体唱衰
牛刀：我也希望救市可是手段是什么天晓得
2013-08-08
所谓经济危机，那就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挽救。指望救市，那是天晓得。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搞起来的石化产业泡沫几次面临崩溃都被戈尔巴乔夫印钞维护资金链，这肯定不是不想救市，结果石化产业泡沫最终难逃破灭，很多人血本无归，社会由此动乱，最后被叶利钦夺走了权力。穆巴拉克、萨达姆、卡扎菲不都想救市吗?但是，救起来了没有?没有。结果如何，这些独裁者的下场大家都知道，滥用权力后的恶果一个一个体现出来。我希望救市，手段是什么?真的没有，再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来维护泡沫，终究难逃最后的破灭，越往后拖危害越大。所谓的货币存量就是银行包括影子银行坏账的量，这些坏账项目(多数应该是房地产)实质已经破产，随着融资数额越滚越大，利率不断抬高(参考理财产品收益)，其收益终将连融资利息也无法偿还，走向坏账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因此所谓的激活存量货币是无稽之谈，这些表面的富余货币已经套牢在房地产泡沫、亏损过剩产业项目中，是无效货币，是08年来无效投资(包括高铁)造成的坏账，是金融系统(银行和影子银行)内部失控，违规、欺诈放贷造成的坏账。而这些无效货币在金融系统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中被不断放大，继续放水只能不断吹大地产泡沫，加速企业、个人破产，走向社会解体。
来吧，这正是全球国际资本所希望看见的，或许他们正在等待这一天。中国楼市投机客的悲剧是，不知道当今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货币混战的时代，无数的资金都在寻找新经济体国家的金融漏洞和房价泡沫，只怕没有机会。经济危机如果救得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爆发一场场巨大的经济危机。不错，中国已经习惯救市，历来如此，手段就是印钞，当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印钞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远的不说，从2009年以来，就是已经发生三次，不妨再来。救市的好处是暂时掩盖了危机的爆发，让虚假繁荣继续下去;坏处是，不断走上绝路，直到走不通为止。这种危机的爆发，摧毁的可能不仅仅只是经济体系，也有可能影响到政权。只有集权资本主义才会产生这种危机，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会。
中国的危机已经不仅仅只是房价泡沫这么简单，而是全局性的。一爆发起来就不可收拾，想要再捂住已经不可能。我们一再呼吁和呐喊只是为了提醒当局注意风险，别无他意。如果不听，那你就再救市吧。1985年，当时全球新经济体国家是在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美联储只用3个加息，就有40多个国家经济泡沫破灭，其中，墨西哥国家破产;日本当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错下去的，最后失去20年;东南亚泡沫在1997年彻底破灭，香港房价在5个月内跌去68%。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在2014年的中国，现在迹象已经出现。救吧，我等着。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将蝉联了六年之久的全球市值第一大银行的宝座让给了富国银行(Wells Fargo& Co.)，财经界对此密切关注，各种评论都有。有人评论说，这凸显出中美两国经济命运的转变。我的评论是：这是中国信贷泡沫破灭的一个信号，表明危机即将爆发。对中国来说，政府的信誉主要表现在银行，而银行滥发货币已经表示失去信誉;而由此导致的银行的破产，将会导致政权的崩溃。这是中国和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地方的。千万谨慎!
顺便说一句，许多中国人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产生误解，我在《黄金崩溃》一书的附记中做过全面分析。美联储是无权滥发货币的。滥发货币的国家只有极权资本主义国家。
郎咸平：中国有330个底特律危机
东方财富网2013-08-09
8月8日，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微博上表示，底特律破产事件震撼全世界，但是中国却有330个底特律危机。
据审计署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约有53%的地方政府债务将于2013年底前到期。今年初以来，安徽、浙江等多个省份均坦言集中还债的压力很大，而这种压力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郎咸平认为，底特律负债180亿美金宣布破产，可是审计署公布中国36个地级市负债3.85万亿，平均每个城市负债高达174亿美金。以此类推，中国总共有330个地级市，负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国可能有330个底特律危机。
许小年：企业家信心不足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2013-08-09
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例如例如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阿波罗网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