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胡德平吴敬琏拉弦儿 向既得利益集团开炮
胡德平:《决议》若贯彻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 2013-12-0815:24:32|来源：大公网综合 胡耀邦之子、原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日前出席某门户网站举办的《致敬变革者——我的时代我的国》年会论坛。胡德平在论坛上提到，我们每回的决议都很好，但是落实的成果却大不相同。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什么问题应该落实要先研究清楚再说。取得共识的必须得坚决贯彻，如果贯彻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
原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
大公网12月8日讯胡耀邦之子、原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日前出席某门户网站举办的《致敬变革者——我的时代我的国》年会论坛。胡德平在论坛上提到，我们每回的决议都很好，但是落实的成果却大不相同。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什么问题应该落实要先研究清楚再说。取得共识的必须得坚决贯彻，如果贯彻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
胡德平还以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可以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为例，说明政策的贯彻落实并不如文件上描绘的那样好。胡德平表示，同地同权这个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说了这个事，又过了五年，还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做的。
以下为胡德平演讲文字：
主持人：其实这些年胡德平为企业改革呼吁，包括早些年追究民企原罪，我想胡德平先生也是旗帜鲜明反对，请您谈一谈?
胡德平：我先回应您的依据，主持词也说到在商鞅变法的时候有这样的话，就是知道一个问题很容易，但是要改革这么难，你是这么个意思。其实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哲学是知难行易。我是觉得李克强同志说的现在推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我觉得这是时间论的观点的认识不容易，改造世界这更难。
三中全会之后，我觉得用这个哲学观点和利益观点来看如何落实三中全会的有关决定，是最关键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回的决议都很好，但是落实的成果却大不相同。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刚才志强也是这么个意思，什么问题应该落实，什么问题研究清楚再说，我就说这些问题，取得共识的必须得坚决贯彻，如果贯彻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
比如说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问题，首先我们这回《决议》重新认识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这种认定马上贯彻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要避免公权力的乱用，对项目征收农村土地，强买强卖能够起到叫停的作用，以前以租代征被视为非法，现在是否这种以租代征也为缩小征地满为找到合法的道路，我觉得应该马上就做。
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可以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即使农民建设用地以增值又可以大大降低周边地价，这个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说了这个事，又过了五年，还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做的。
第三个比较难，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问题，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一个最大弊病是什么呢?就是在集体经济的体制中，没有农民个人名下的财产权益，现在集体经济成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蔑视个性的经济组织，你只见森林每个树不研究，是不对的。集体经济日益成为股份合作制的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农民的利益直接挂钩，这是几十年了，现在已经又说明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应该积极推进落实，我是这么认为。
这些问题，这三点决定的意见都是利国利民，既合宪法又细化了宪法，也不要一时混乱把我们根本的改革又吓回去了，这个真是要大胆行动。
吴敬琏：要小心“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
央视2013-12-06
吴敬琏资料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发布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讨论和期盼。为此，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专门采访了经济学、法学界泰斗吴敬琏、厉以宁、江平先生，来听听他们如何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今天，《经济半小时》记者带您走进吴敬琏先生，听听他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评价。
吴敬琏力挺市场经济担心既得利益者成改革最大阻力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吴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对于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有着非常高的期待，那么从已经公布的全会的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决定的方面来看，其实大家期待感是非常高的，您对公报和决定整体评价是如何？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我也是这样，我对这个《决定》我的评价是很高的，几次三中全会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意义都很重大。我看起来呢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像十四届三中全会。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最像十四届三中全会。
吴敬琏：它不但提出了目标，而且有一个整个路线图的设计。但是呢十八届三中全会跟十四届三中全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要求建立市场经济，我把它叫做2.0版的升级版的，这个市场经济跟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那个初级版的市场经济那又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所以总的对它的评价，我觉得应该是很高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是一个2.0版，是一个相对于十四届三中全会来说有质的飞跃的一个升级版。
吴敬琏：升级版的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建国之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论战和重大的经济抉择。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风雨之路，也正是吴敬琏的经济理论日臻成熟的思想历程。他以始终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立场，以及敢于诤言的士人风骨，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其实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的历程当中，无论是初级版还是升级版，始终都伴随着一些探索和争论，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比如说还有是大政府还是大市场，但是我们都知道，您是非常坚决的市场派，所以大家给了你一个名字是吴市场，这一次您觉得在全会当中，把市场的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强调决定性作用，写进了公报，您认为这是表达了中央的一种怎样的决心？
吴敬琏：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是非常的重要。它回答了一个过去将近10年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就是中国要往哪里走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后，就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建立起来这么一个市场经济，它确实有它还有缺陷的地方，它大致上是一个东亚模式，就是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它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遗产，这就是政府的作用，比成熟的市场经济还要来的大一些。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是一个市场还没有形成的国家，政府当然要担负更多的任务，问题是往前怎么走。往前怎么走它是一种过渡性的东西，它有两种办法，此涨彼消，或者是此消彼涨。很不幸的是大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这个前进到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这个方向，它开始是放缓，后来甚至是有些部分往后退，所谓往后退就是增强政府的作用。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不但没有，市场不但没有起基础作用，相反政府起了主导作用，同时在理论上，在思想认识上就发生一场大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存在的缺点、弊病，比如说自然消耗还是比较厉害，市场无序通货膨胀、腐败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改革还不够彻底，不够彻底。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吴敬琏：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改革，更进一步消除体制的遗产，使得市场更加成熟起来，这是一种意见，还有另外一种意见，是所谓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造成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是因为市场化带来的弊病。
吴敬琏：带来的弊病，腐败，以至后来说看病难，看病贵，什么买不起房子还有等等问题吧，都是因为市场化，甚至形成了一种好像占优势的理论。它就造成一种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加强政府对于市场，对于社会的管控。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你越加强市场的管控，这些毛病就会越严重，那么有两个问题就表现的最突出。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哪两个问题？
吴敬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增长方式粗放，粗放的增长方式转不过来。本世纪初开始吧，因为城市化加速了，所以这个各级政府手里就拿到了一个很大的资源土地。有了土地财政，就是用政府投资来搞形象工程，搞政绩工程，特别是要投资在那些资本密集型的，所谓重化工业上。所以这个更加粗放了，以至于到了现在，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造成的问题变得非常的严重。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就是说有很多的后遗症？
吴敬琏：这个后遗症非常严重，你比如说那跟我们切身的利益最密切的，我们这生存的基本的条件，三个基本条件，土、水、空气，现在都因为这个粗放的发展方式，变得不适于生存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腐败，因为它的制度基础越来越大，所以它就变得非常猖獗，引起了官民关系紧张，群众对政府不信任，很多一系列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很多矛盾。
吴敬琏：社会政治问题。所以就像习总书记在解释三中全会决议时候说的，或者十八大就提了，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在哪里，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习总书记在解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时候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它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关键就是到底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作用，那么我说三中全会这个提法，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最大的意义就是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争论了将近十年这个问题。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也就是刚才像您说的，这个起决定作用是指明了中国要往哪里去，这个方向如果您用一句话来概括会怎么说？
吴敬琏：就是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吴敬琏：如果不能够把这种要走回头路的逆流挡住，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就在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这场论战持续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黄金的发展期。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十年，是中国GDP翻了近两番的十年，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的十年。
正是依靠市场化改革，中国赢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然而，高增长的成绩单似乎让人们淡忘了改革的出发点：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核心地位没有得到有力的法制保证，行政干预和垄断频繁地超越市场，甚至代替市场。
2011年，湖南邵东县成立新的电镀中心，32家渴望转型升级的民营企业却被排挤在门外；2013年，双汇以具有优势的价格进入江西弋阳县的鲜肉市场，却遭到一纸政府文件的打压；十余年间，中国民营石油企业纷纷遭遇到了不公平待遇，其中许多倒闭关门，被拒于石油市场的门外；行政审批、行政干预、资源垄断，让民间企业苦苦徘徊和寻找，更让市场的效率低下，缺乏竞争、缺乏增长的动力。
在改革的新十字路口，在一场市场与政府的力量争论中，守望在市场一方的吴敬琏看到，有不少人已经迷失了出发时的方向。不仅改革的进程放缓，甚至改革成果倒退的现象俯拾皆是。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对于这个市场的作用，您刚才也谈到了有很多的表述，特别是您说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那么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这个表述就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有更大程度了，那么到了十八大的时候，它的表述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有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从文字上这个是不断地在往前推进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现实，可能又是有一些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些争论，甚至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时候，不光是一个缓，甚至还有一种后退，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现象，您怎么来解读呢？
吴敬琏：因为这个所谓政府行政权力对微观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它就造成一种我们经济学上叫做寻租的环境，这个寻租活动它的特点就是因为有行政群体的干预，就造成了租金，于是你找到了这个权力，就能够拿到租金。当你这个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它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多，那么这腐败活动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这就有了一个利益，有了寻租就会有人设租，坚持原来的权力不退出经济生活，而且要扩大这个权力，它就有一个利益的基础在这里。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从而也就形成了一个……
吴敬琏：特殊的既得利益。特殊的既得利益者他就不但要保持这个权力，而且会要扩大这个权力。所以这个改革，中央有一个提法，它一到执行的时候，它就会受到阻碍，甚至扭转方向。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那这些年当中大家都还记得您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既得利益集团，还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改革的阻力。那么这样的问题，您认为还会出现吗？
吴敬琏：当然会出现，当然会出现。因为你侵犯他的利益了，你一个决定，侵犯了许多人的利益。所以是要清醒的意识到它是会有阻力的，会有障碍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在过去的30多年的改革当中，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难忘的过程，而且是波澜壮阔，有争论也有妥协，如果说让您回过头去再回望一下过去的30年的岁月，您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您最愿意谈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吴敬琏：我想这就是说，执政党、政府和大众，形成一种共识，能够有比较强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重大成就的根本性的原因。这种共识的形成，它是有一定条件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很快就形成了共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山穷水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非改不可。可是到了后来，你看，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是不是这个党中央的决议也指出来了，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所以一定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但是那个情况之下，好像这个共识就有点不那么一致了，因为有些人觉得一方面你这个改革会损害我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这个经济很好，二十一世纪初期这个经济不是很好的吗？那为什么要改呢？所以他就放慢下来了。这次因为十八大前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好像在多数人里面又形成了共识，所以十八大通过决定大家都表示拥护，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公布以后，这个支持的群众的声音就更强烈了。但是要警惕，要警惕。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要警惕什么？
吴敬琏：要警惕因为它到底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许比八十年代要小一些，但是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碍，也许比那个时候要更强。现在这个既得利益可是不得了，那个权力能够寻租，这个数额是大的不得了。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变化整整用了二十年。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多年高速增长过程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仰仗公共权力或资源而获得既得利益的群体正在考验着中国改革的决心。那么对于改革中的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吴敬琏先生有着怎样的观察和思考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说法备受瞩目。那么农村土地究竟该如何入市？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小产权房究竟何去何从？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决定的内容？一起来听听吴敬琏先生的判断。
农村土地改革引发热议小产权房能否流动存在困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
《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关于农村土地改革，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不绝于耳，对于下一步改革中有可能遇到的农民利益受损、国家粮食安全威胁、土地收益市场分配不公以及小产权房等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如何解读《决定》中的改革新方向？下一步应该如何执行？更加现实和紧迫的问题都摆在了改革的面前。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那么在这个决定当中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段话，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有了这样一段话以后，但是我们看到，在前两天两部委对于这个小产权房的声明，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些困惑，就是一方面大家拿了这一段话，另外一方面也拿着部委的对于小产权房的声明之后，不知道应该怎么解读，那面对现实的情况你如何来解读呢？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那这个最后的决定，我想希望中央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很快地工作起来，碰到这样有争议的问题，由他们来解释中央的决定，由他们做出决断，针对我个人的意见呢，我认为这个土地产权的流动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当然这里就牵扯到好多原有的法律问题。土地所有权，其实是包含好多种权利，现在的叫产权概念，跟过去的所有权概念，有点不同。过去这个所有权概念，他是好像是说，就是任意处置甚至毁坏的权利，现在这种概念是产权，产权是一个附属词，是一组权利。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用益权。就是通过使用取得收益的权利，这个用益权，也是可以买卖的。那现在呢，现在如果我们进一步改革，我就认为就是主要是用益权，给农民，农民是可以出让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出让的，是可以抵押的，可以交易的，可以流转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不是说有一个承包期，而是有一个永久的(用益权)。
吴敬琏：对，因为现在这个承包期，他转给了譬如说一个大农户，一个个体农户把这个承包期的使用权，转给了大农户，那承包到期了怎么办？这个就弄不清楚，他就不愿意投入了，越接近承包期就越不愿意投入。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在。
吴敬琏：我看我们北京很多农民工，他们那个宅基地是空在那的，而且他永远可能也不会回去了，农村的宅基地，至于他们的子女更不可能回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不是资源的浪费吗？如果能够流转，有一部分可能卖不出什么钱来，有一些可以变现，能够改善他在城里面的居住条件。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期待小产权房转正的人这个期望还是在的，但是目前来说，这个宅基地是违章建筑的，这个说法也是成立的。
吴敬琏：我们就是期望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很快建设起来，对这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他要做出裁决，否则就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歧义，而且发生一些矛盾。而且要跟有关部门协作，该改法律的改法律，该改行政法规的要改行政法规。还是要在法制的基础上，推进改革。
不仅是土地市场，改革的新一轮风潮也将会深入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此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吴敬琏仍然希望，他能够守望中国的改革走得更深、更远。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大家现在读得非常仔细的，各行各业的都在解读，那么解读之后，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吴敬琏：那就是执行了，所以要清醒的认识到，执行会有阻力和障碍，还会发生一些实际的困难，这些阻力和障碍，需要打破，那些实际的困难要大家共同想办法缓解，把它解决。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其实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在仔细解读的过程当中，更为艰巨的挑战还在后面。
吴敬琏：对，它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但是还是取决于能不能够落实。
【舒立观察】全面改革、政改与十八大
来源于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42期出版日期2012年10月29日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改革成为媒体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与以往重点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不同，近来的主流舆论多次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改革的主张，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更是引人注目。可以预计，未来深水区的改革将会全方位推进，那些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交集的改革，可能因其重大且不可回避而成为重心；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仍会坚持审慎原则，但决心、力度会大为增强，在加强法治、增加透明度、提升公民参与度等方面，会有实质性步骤。
社会各界对全方位改革如此关注，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发展阶段和形势有关，特别是与公众对未来十年的高度关切有关。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改革不仅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民的自我认知及精神风貌。中国已经与全球经济体系深度融合。这种近代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新形势，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提出了新要求；以往支持中国创造奇迹的各项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需要改革深化，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难点正与政治、文化与社会领域的问题相交织；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带来挑战。加速全方位改革必然地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从经济领域，主要是从农村改革寻找突破口，对社会和国家实施深刻、全面的改革，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关键地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纲领性讲话中提出，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这一弊端被看作造成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极“左”路线长期盛行，最终导致“文革”浩劫的根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早期被描述为“分权式改革”，所面对的也是相似的局面。1987年7月1日，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足见当时推进改革时对“经济和政治双平衡”（道格拉斯·诺斯语）的着力把握。
应当承认，由于各种原因，在改革过程中，相比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相对滞后，成为中国全面改革总格局中的短板，文化、社会改革也因此难以深入。
经济改革本身，无法与政治改革相切割。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国有垄断企业非正常膨胀，都在影响市场运行、压制竞争的同时，使寻租泛滥，腐败盛行。现代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对权力加以有效的制度性约束，但它未能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步建立起来，结果，全面改革的设计者担忧的前景变成了现实，有些甚至超出了他们当时的想象。缺少制度约束的公权力，在社会肌体上冲撞出道道裂纹，极易分化政治共识，加深社会分歧，拉大收入差距，激化官民对立。公众对于社会的极端化和碎片化深感忧虑。薄熙来事件的爆发充分说明，如果不能够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成果确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未来深水区的经济改革也与政治改革直接相关。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人们对社会公正格外关注，对收入差距异常敏感。诸多社会怨怼与之相关。据此可知财税体制改革已时不我待。而财税体制改革直接牵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牵涉集权与分权，牵涉预算公开与透明，牵涉公共选择过程，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的双维度的改革。改革的成败，更多地系于政治向度。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也是一例。城市化是中国的未来。但是，造成目前的“半城市化”状态的直接原因是户籍制度，而户口壁垒无法消除的根源是福利体系的割裂状态。当前，建立统一的、可持续的、异地可接续的社会福利体系，既是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社会管理改革的迫切需要。因社会保障改革同样关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事实上又增添了政治维度，实为三维度改革。
目前，全面改革进入了需要大胆闯关的攻坚阶段，最大难关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在过去十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以局部试点、渐进推行的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也处在渐进变革与试点先行的过程中。目前，支持全面改革的舆论氛围已经初步酿成，改革条件也已基本成熟。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执政者对全面改革的风险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对政治改革突破口已经有了基本的选择。
未来全方位地深化改革，是一项伟大而又充满风险的任务，需要踏实推进。目前，无论是在执政党内部，还是在社会公众中，政治浪漫主义都没有多大市场，稳步推进、慎选切口的意识占据了主流。在改革准备阶段，除了舆论先行，需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周密设计，这一点也已为决策层所认同。
这一切，为未来全面改革的推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只要朝野一致，精心规划，慎重操作，渐进推动，就一定能够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跨过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隘。最紧要的是记取邓小平当年的告诫：“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本文为2012年10月29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42期社评）
黄苇町：党内决不允许存在既得利益集团
2013年11月12日14:41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原标题：党内决不允许存在既得利益集团
随着将对改革做出总体部署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对“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的发声明显增多。改革和既得利益，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而原有体制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或明或暗地反对和阻挠一切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改革，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但对于谁是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转型社会中，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都属于正常现象，但也大大增加了统筹改革的难度。因此，厘清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真正对改革构成重大阻力的，主要是那些具有强势地位的既得利益群体
人们对既得利益者存在的种种不同认识，不等于可以把各种“既得利益”都等同化。真正对改革构成重大阻力的，主要是那些具有强势地位的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依靠他们在占有和支配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源上的优势，依靠不正当竞争和非正常手段获得最大利益的一部分社会群体。他们依靠权力占有资源，依靠市场把资源变现，可以说玩得如鱼得水。因此，他们最希望把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不合理的、但对自己有利的利益格局长期化、固定化。有人说，邓小平同志讲过“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现在则是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因为在河里摸到了“宝贝”、摸到了好处。而大批市场主体在权力的竞争而不是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使财富集中的速度和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大大加快。
他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舆论动员能力，甚至还能包养一些有学者头衔的人为自己讲话，把这个特殊群体的私人利益冠冕堂皇地包装为“社会利益”、“公众利益”。因此，他们也具有影响政策制定的实力，导致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迫在眉睫的改革，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一直谨慎地躲开敏感或要害之处，而打着“改革”旗号“甩包袱”、“与民争利”甚至“劫贫济富”现象却屡有所见。有人说，如果我们在贫富差距还不那么悬殊的时候就及早地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在规范一次分配的同时，加大二次分配力度，并通过强化税收征管和对偷漏税的惩戒来保证贯彻实施，问题也许不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同样，如果在官员们还没有多少财产和房产的时候，我们就推行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会不会比拖到今天实行的难度和阻力要小得多？历史发展到今天，再谈更多的“如果”，已没有意义。我们需要从中汲取的重要教训是，有些问题已经不能再以得过且过的心态长期拖下去了，我们必须拿出啃硬骨头的精神，向一些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因此，三中全会对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正当其时。
简单地把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划为既得利益者，这是不对的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凭借不合理的制度或社会整合错位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特殊利益群体，把维护其小团体或私人的利益放在公众利益之上是其主要特征。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有些人简单地把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划为既得利益者，这是不对的。党政机关干部和国企领导人员作为现行体制下的受益者，是客观事实，但这与反对任何危及自身利益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推动这场改革的主要引领者和中坚力量。这是与他们的执政党党员身份相一致的。
但也必须看到，尽管党的宗旨意识决定了党内绝不允许存在既得利益集团，但如前所述，在党内有些人中，确实存在着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倾向，这直接反映到他们对改革的态度上。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党内的阻力，很多还属于“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那么，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更多的已不是是非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反映到领导层中，使改革复杂性大大增加。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需要冲破的主要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更需要冲过的是利益雷区。其难度和危险程度都大大超过了思想雷区。我们党为什么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通过转变作风、解决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感情、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问题，消除党内一部分人对深化改革和利益调整的阻力，才能逐步消除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体制和制度扭曲，消除“四风”回潮的制度环境。因此，笔者认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中央大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前奏。如果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批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是为实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开路，那么今天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是通过强化宗旨意识，为下一步的深化改革和大幅度的利益调整开路。我们不可能一晚上解决所有问题，但要让民众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看到前景不断向好，给他们以希望、信心和信任。
改革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由于改革要触动方方面面利益，因此，不管算不算“既得利益”，如何处理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也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一直采取尽可能少触动利益存量，在增量改革这一块做文章，或者说是在人们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包括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时，也是在原有的公有制体制之外，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对外开放是先划出几块特区实行特殊政策。这对于减少阻力，增大改革的成功系数，是必要的，但由于改革发展的不平衡，在改革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既得利益群体和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更需要做到统筹兼顾，对改革配套推进。
首先要通过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经济活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要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搞活和放开企业的手脚，同时从多个方面创造条件，进一步开拓劳动者平等竞争、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而不是通过立即开征“遗产税”一类手段来“劫富济贫”。采取一些在现实国情下还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激进手段，除了导致资金恐慌性外流和富人的移民潮外，并不能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因此，我们的改革首先要从最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出发，使改革不超出群众的承受能力。还有，我们的改革不论有多么宏伟的目标，首先要争取实现最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最小公倍数，使绝大多数群众都能从改革中多少获益。例如养老金并轨的改革，如果原地搞“抽肥补瘦”的统一，肯定会引起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反对。一个解决办法是国家财政拿钱来填平补齐，否则只有企业退休金小步快跑涨得快一些、幅度大一些，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也要增长，但要比企业退休职工涨的幅度小一些、慢一些，逐渐缩小直至消除差距。还有，新型城镇化也不是搞不堪重负的大城市化，而是要更多地引导进城农民到中小城市定居，实现就地城镇化，同时以办分校、分院等形式，把大城市的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向中小城市扩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也要欢迎一些已经具备职业和生活基础的农民工和“北漂”、“海漂”们在大城市安家。不能只要人家创造财富、提供服务而不允许共享发展成果。当然，随着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会越来越少，有得有失的利益调整型改革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获得人们认可的主要办法就是要坚持民主决策，通过民主决策来打破既得利益者构筑的藩篱。有位学者说，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是民心、民生、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就要搞好民生；怎么搞好民生？关键看是否合民意。
（作者为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
来源：大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