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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教授揭江泽民死穴引热议-习亲信要替下江系老

2016年05月25日 7:16 PDF版 分享转发

教授去年12月在讲课时说:“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政府资本家联合拿走了”,被教育部巡视员告发而受到学校处分,引热议。现任教育部长曾长期在江泽民姘头陈至立手下任职,有分析称,去年底旧部朱之文升任教育部副部长,或准备替换袁贵仁。经济学家曾披露,江时期的国企改制,被江作为拉拢官员腐败治国的工具,国企都改造成高官私产,造就了权贵资本主义,造成中国财富分配极度不公,也将中国经济拖入危机。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级教授张应凯。(public domain)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级教授张应凯

近日有媒体披露,根据网传通知显示,去年12月3日,武汉理工大学学院四级教授张应凯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在关于“剩余价值”和“经济危机”内容的讲授中有“不当言论”,“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严肃纪律,教育本人及他人”,给予张应凯记过处分,处分期为12个月,自2015年12月13日起至2016年12月12日止。

有关通知没有写明张应凯发表的“不当言论”是什么。

不过,据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有消息称,张当日在课上表示“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政府资本家联合拿走了”,被指污蔑中国是“权贵”。

自由亚洲报道,2015年中国教育部专项检查组的便衣巡视员听课时给张应凯录了音,并向学校告发,学校紧急处理。除了张本人外,主管张应凯的一名书记也被党内警告处分,学院院长、副院长被通报批评。

该消息引发舆论不满,指责中共当局不断压缩高校的言论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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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瓜分中国财富(网络图片)

对此,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5月23日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他(张应凯)所说的完全正确。的的确确,中国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那种缩影,一个再版。中国完全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同时怂恿一些不良的资本家、老板来剥削、欺诈工人。”

教育部长被问责,教育部或面临整肃

教育部过去曾被江泽民姘妇把持多年,导致大陆教育腐败严重和全面崩塌。而公开简历显示,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于2001年4月从北京师范大学升任教育部副部长,正是陈至立主政时期。此后,袁贵仁一直任副部长,直到2009年10月,接替周济出任教育部部长。

2015年年初,袁贵仁年初因发表〝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的言论,招来网上一片骂声。特别是九月份习近平在访美时,亮出自己的书单,大都是西方的世界名著后,更引发一些质疑,袁贵仁言论是否和高层背道而驰?

2015年12月2日,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前对教育部长袁贵仁的采访报导。《中国纪检监察报》接连向袁贵仁追问四大问题:一周内两次通报4所高校党员干部违纪问题,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教育部“党建”第一责任人,怎么看通报的这些案例?当前教育系统还存在哪些具体问题?教育系统将如何直面问题、吸取教训?

同日,与习近平阵营关系密切的财新网发文披露大陆教育危机与乱象,被认为直指教育部。

随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习近平旧部朱之文进京出任教育部副部长。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已年满65岁。有看法认为,朱之文或将接替袁贵仁的职务,出任教育部部长。

权贵家族长期染指,习近平动刀国企

香港《南华早报》刊发文章指出,2015年9月13日,国务院最终批复了国企改革计划。由此,“一部分人的权力将被转交到另一部分人的手上”。

文章说,习近平反腐和改革遇到了强大阻力。既得利益者不会善罢甘休。因而习近平需要更多的自己人布局到各个系统的关键部位。

有分析认为,中共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是江派权贵,众多重点国企被江泽民及其亲信家族占据。公开报导显示,江泽民、曾庆红、吴官正、刘云山和李长春等家族资产都过百亿,甚至超过千亿。

其中江泽民的长子1994年用数百万元“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几年间建立起庞大电信王国,控制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十多家企业。网通号称国企,实际上是江绵恒的“私人企业”。江绵恒因此有“电信大王”、“中国第一贪”之称。

曾庆红家族从鲁能集团改制中,获取高达几百亿的财富。

刘云山之子刘乐飞2008年出任新成立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公司董事长兼CEO,管理着四个基金,总规模达350亿元人民币。

李长春女儿李彤是中银国际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李的儿子李慧镝2008年7月进入中移动集团,2012年就被提拔为中国移动集团的副总经理。

吴官正次子吴少华布局国企光大集团,他从一个中专生,摇身一变成为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经济学家:江泽民贪腐治国,国企被掏空

中国经济专家、《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认为,江泽民时代的特点,就是通过国有企业改制,把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而且最后落在了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手里,帮助他们发了横财。使几千万工人失业下岗,“这也使包括江的儿子江锦恒,以及其他一些太子党们都趁机捞到了不少好处。”

2011年7月,经济学家綦彦臣接受大纪元电话采访时,谈到江泽民时代在经济方面对社会造成的沉痛影响时说,江时代的跛脚国企私营化,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现在名义上的国企,实际上几乎成了私有化了,比如曝光的一些‘天价茅台事件’、‘天价吊顶灯事件’,都是个人利用权利,把所谓国有企业当成自己家一样。这就是权力资本化的一个体现。”

綦彦臣认为,江泽民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可以总结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党的高层,以腐败换团结,整体腐败使党的高层形成利益共同体;另一个是在整个社会层面,特权普遍化。哪怕谁的舅舅是个小股长,都能沾光捞到点利益,这两个方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2015年9月,陈思敏在《习近平国企改革的背后》一文中表示,江泽民时代国企改制中的典型,一方面资产被掏空,一方面改制后的国企被特定权贵资本幕后控制官方股份,垄断的国企不是没有能力获利,而是垄断的获利多数落入私人口袋。

在习近平上任后推行国企改革的同时,透过王岐山打“老虎、苍蝇”也包括针对中央、省级及市级国企的一系列人事汰换清洗,特别是“恐龙”级的国企三大电信商与三桶油,这是江泽民集团的传统利益与根深错节至今的地盘。

文章指,国企除了垄断市场,还可以操纵。A股及H股市场皆以国企为主,百大股票中,国企占逾65%,江泽民利益集团掌握绝大部分,曾多次在反腐关键时刻利用国企交叉持股的复杂股权结构,以及监管单位难以有效勾稽查核的大量附属公司作空股市,引发恐慌性卖压、制造暴跌,威胁习近平政权。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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