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周永康落马后，《炎黄春秋》刊文指出，周永康执掌政法造成法治建设大倒退。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正是冤假错案频发的10年。冤案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又都是政法委“协调”的结果。虚报浮夸成风，政法系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阿波罗网评论员认为，江泽民执政时期，为了维稳和镇压法轮功，政法委权力得到空前扩张，这才是造成周永康和政法系统无法无天的直接原因。

文章列举周永康的种种措施毁坏已经和正在形成的司法制度、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

2014年周永康案刚刚发生时，法学教授崔敏在当年的第11期《炎黄春秋》刊文，反思周永康案，剖析周永康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提出切实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才能真正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

一、周永康主管政法10年，中国法治建设的倒退

文章说，在周永康主管政法的10多年，法治建设遇到很大阻力，举步维艰。

（一）思想作风溃散，大轰大嗡导致虚报浮夸成风

文章总结周永康时期的政策，导致政法系统的浮夸和造假成风。

1.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伊始，发布了“5条禁令”，其最大的功效是树起了周永康的权威。

2.随后，连续开展的“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等活动，浮夸和吹嘘的成分较多，实际作用有限。例如，“大讨论”主要是学习周永康的“重要讲话”；“大练兵”多是应付检阅的队列操练；“大接访”更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一面宣传“大接访”，宣称“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妥善处理”，一面又鼓吹“零上访”。实际的情况是，在局长接访日，事先把难缠的上访户控制起来不许他们“搅局”，媒体只报道光鲜的一面，使“大接访”成了掩盖矛盾的表演秀。

3.在周永康主政时期，出台了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硬性指标，作为考核干警的依据，尤其是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破案率，要求“命案必破”，导致有些地方为“达标”而造假或瞒报，造成不少隐案、黑案。

4.法院系统则是盲目追求调解率、结案率和息诉率，要求做到“原被告双方都满意”。推行诸如此类违背诉讼规律的做法，带坏了队伍，以致许多地方说假话成风，瞒上欺下，报喜不报忧成为常态。

5.不少地方申报的英模事迹，掺杂很多水分，甚至树起了一些假英模和伪标兵，例如，王立军原本就是一个最善于吹嘘和造假的小霸王，却对其大肆吹捧、不断贴金，不许有任何批评，以致纵容王立军长期作虐，最后酿成“大英雄”叛逃。王立军的闹剧颇具有典型性，足以说明周永康主政期间干警队伍的溃散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二）大批政法干警贪腐落马，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

文章称，周永康严重违纪的案件正在审理之中，从媒体陆续披露的情况来看，周的问题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巨额贪腐，二是滥用职权，三是结党营私。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首脑自身不正，焉能带出过硬的队伍？因此，在过去10多年间，政法、公安队伍中大批官员落马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从公安部来说，有前任部长、副部长和若干局处长落马；各省市的公安厅厅（局）长垮台的就更多了；至于市县公安局局（处）长和基层的科所队长，被罢官判刑的更难以计数，有的地方连续几任公安局局长相继垮台。法院、检察院以及政法委系统因贪赃枉法陆续垮台的也不在少数。大量存在的司法腐败，表明周永康治下的政法队伍已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

政法部门出现腐败现象，同其他部门又有所不同。由于政法干警经常与各种罪犯打交道，一旦腐败，往往会“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黑道手段。

文章举例说，身为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竟与薄谷开来共谋如何杀人。薄谷开来杀人后，王立军又指派部下为其掩盖，并将焚尸灭迹的情况通报给杀人犯。电话中只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文章说，这是最典型的黑道做派。公安、司法人员和罪犯原本是猫鼠关系，一旦政法干警涉黑，甚至成为黑帮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危害更烈。

已经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政法队伍中的问题十分严重，触目惊心！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严重败坏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今年1月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誓言要“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这样的重话，绝非无的放矢。

（三）冤假错案频发，急挫执法的公信力

文章认为，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正是冤假错案频发的10年。人们都还记得，2005年，一批冤错案件被集中曝光。先是湖北省佘祥林“杀妻”案，继而是湖南省滕兴善“杀人”案，紧接着又是山西省岳兔元“杀人”案，接二连三的奇冤假案，竟然都是以“亡者归来”的方式闪亮登场：原先认定“被杀害”的亡灵，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人间，它所带来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随后，河南省又于2010年曝出赵作海“杀人”冤案，其情节与佘祥林等被冤枉如出一辙：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又都是政法委“协调”的结果。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司法不能独立，很可能酿成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过去，忌谈政法工作中的阴暗面，认为揭露这些阴暗面，就是给政法机关“抹黑”，甚至说成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和污蔑”。报刊上全是高调的赞扬，自我陶醉，粉饰太平。甚至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是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的司法制度”。

文章说，掩盖问题只会养痈遗患，比问题本身更有害。从近年陆续曝光的这些现代罕见的奇冤假案中，人们看到了司法制度中不光彩的一面，它所产生的冲击波迅速扩散，使司法公信力急剧受挫。

（四）与薄熙来互为表里，恣意黑打和迫害律师，严重践踏法治

文章说，众所周知，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独出心裁地发动了“唱读讲传”运动，尤其是把“唱红打黑”作为宣示其政绩的主要标志。为此，特意把号称“打黑英雄”的王立军调到重庆，委以重任，直至提拔为副市长。二人配合默契，铁腕治渝，迅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打黑”狂潮。

文章总结，周永康主管政法工作10年，树起了个人的绝对权威，然而在他的治下，宪法与法律的权威却不见了踪影。周永康对法治的破坏集中表现在毁坏了已经和正在形成的司法制度、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尽管在口头上也常常标榜“严格依法办案”，但那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幌子。在他看来，长官意志就是法，薄熙来之流更把“永康书记的指示”奉为法。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宪法和法律，只有一人说了算的“王法”。周永康所推行的正是典型的人治，学者们批评“中国法治建设出现大倒退”，并非虚言。

分析：江泽民打造“超级政法委”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表示，在1989年六四之前，胡耀邦平反大量冤假错案，邓小平授命彭真健全法制，取消了反革命罪，那时是中共司法最好的时期。但是到邓小平1997年死后，江泽民大权在握，腐败治国再无顾忌，焖声发大财上行下效，压榨民众疯狂敛财，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江泽民为了维稳和镇压人民的需要，将政法系统打造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利益集团。

特别是2年后到1999年，江泽民下令3个月消灭法轮功失败后，推行的镇压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灭绝”、“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给几千上万的奖金，还可以升官发财。同时给从中央到地方610系统播发巨额经费，将政法系成功的系统的转变成了利益集团。

5月6日，时政评论员横河在希望之声就乐平杀人冤案难翻案发表评论称，此案发生的时间是在2000年，所谓破案是在2002年，那是在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候，司法部门在那个阶段，尤其是公安和政法委系统被赋予了超级权力，而法律被系统的自上而下的破坏了。

横河认为，公检法从那个阶段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公检法制造普通刑事冤案自然是更少顾虑。就是说当这个系统被赋予超级权力的时候，它可以迫害这一个群体，就是法轮功群体。与此同时，因为它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它肯定不会把它的超级权力仅仅限制在迫害法轮功上面，它一定会把它扩展到其它的案子，它又会制造出很多很多的新的、普通的刑事案的冤假错案。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法治被破坏以后，针对某一个特定群组被迫害以后，必然会扩大到其它的群体和普通的民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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