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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弗里德曼：连衣裙与防暴警服的对抗
在昨天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一名枪手打死三名警察之前数日，一张精彩的照片流传开了，它展现的是该市抗议7月5日奥尔顿·斯特灵(Alton Sterling)遭枪杀的场面。它比其他任何图片都更有力、更最完整地反映出美国当前动荡种族关系中，蛮横与文明之间的对峙。照片上是一位身穿夏季连衣裙的女子。
那张照片是摄影师乔纳森·巴克曼(Jonathan Bachman)为路透社(Reuters)拍的。照片中的年轻非裔美国女子身穿长长的黑白连衣裙，裙摆在风中优雅地飘扬。她平静地注视着两名来抓捕她的身穿黑色防暴服的警察。他们身后是一大群同样穿着防暴服的警察。
事件之后的几天中，这张照片被疯狂转发，不过照片中的女子伊莎·埃文斯（Ieshia Evans，她因妨碍交通被关押了一夜）只发表了几条简短的声明，让图片自己开口说话。这张图片也的确胜过千言万语，它已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的标志，人们称赞它是“传奇的”、“标志性的”、“了不起的”。
这张照片是反映当代社会暴力分歧的许多照片中的最新一张：2013年，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反政府示威活动中，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在防暴警察施放催泪瓦斯时把头扭向一旁；1989年，一名身穿白衬衫和黑裤子的男子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对峙；1967年，一名身穿宽大毛衣的小伙子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把花插进警察卫队队员(National Guardsman)的枪管。
在所有拍摄于情绪和身体激烈对抗的场合的照片中，为什么这些照片如此强烈地感染我们？埃文斯的那张照片可能是因为她的姿态——昂头挺胸，眼睛似乎越过眼前的骚乱，望向远方更美好的地方——不过她的照片以及其他所有这些感染我们的照片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衣着，虽然这可能听起来有点简化论的感觉。
在视觉年代，我们赋予图像叙事功能，衣着就是这种叙事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共同语汇的原料。我们每天待人接物中匆匆作出的判断与评价，都从衣着开始。
这些图片都因其中人物的衣着被我们辨识出来，是有原因的：身穿夏季连衣裙的女人，而非与警察对峙的女人或巴吞鲁日的女人；穿红裙子的女人，而非遭到催泪瓦斯袭击的女人。
这些衣服进入我们潜意识的联想，把遥远的事件与我们的自身经历联系起来。它们传达出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些人都是普通公民，为了他们所坚信的东西而站了出来。它们强烈突显出平常与超常之间的碰撞。它们让事件显得个人化。
毕竟，一方是成群的黑衣人，脸被挡起来，端着枪——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男是女。衣服下面的人被掩盖了，没有面孔、杀气腾腾、没有个性的一大群（在Twitter上，巴吞鲁日照片中的警察被比作《星球大战》里的帝国冲锋队）。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只是一个男人或女人，他们早上起来，穿上平常的衣服。
中国照片中的那个男人穿的是典型的办公室着装：前襟有钮扣的白色衬衫和西装裤——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的男人每天上班都会穿的那种。
土耳其照片中的那个女人穿的也是大部分女性上班穿的那种简洁的连衣裙：圆领、短袖，配上平底皮鞋，肩上挂着大手提包——仿佛是午间休息或者外出办事的样子。
路易斯安那州那张照片中的服装是一件背心裙：长及脚踝，很有女人味，很细的吊带。是你在炎热夏季或与朋友外出聚餐时穿的那种裙子。那种裙子是如此普遍，形象如此鲜明，欧文·肖(Irwin Shaw)1939年的短篇小说就以它命名：《穿背心裙的姑娘们》(The Girls in Their Summer Dresses)。
这些都不是通常会与抗议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着装，不是那种把政治态度别在袖子上的服饰表达，那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一见就会排斥的着装。它们不是从军需品店买来的迷彩服，不是中山装、切·格拉瓦帽，不是写着口号的T恤衫，甚至也不是牛仔裤。它们不表现反叛或者行动主义，而是充满人情味：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衣装。
那种服装你有，我也有。看到它们，我们也就看到了自己。
来源：纽约时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