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翻墙交流电报群
RSS/FEED订阅
简体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连载:中国社会道德危机之紧急救援(15)
圣者曰“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
“人类不遵守人的道德规范──社会将大乱不治，天灾人祸。”
（续上篇）
§9.3.6 史无前例的法西斯式冷血杀人：活摘法轮功器官
当人没有了基本人性和道德底线，在权力、金钱和欲望的支配下，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当一个政党以阶级斗争、金钱权力为信条，在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下，什么毁灭人性的坏事都干得出来。把修炼真善忍的人群当作敌人，当作异类，当作妖魔鬼怪，当作你死我活的敌人，它就对待他们“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这是共产党杀人不眨眼的理由，因为它把好人、老百姓当作它永远的敌人。
共产党一旦把你当作敌人，它就要从肉体上把你消灭。江泽民就这样下令，不但要把法轮功“从精神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还要把法轮功“从肉体上消灭”。什么叫肉体上消灭啊？就是杀人啊，江泽民直接下令对法轮功“杀无赦”。杀死前还要把器官活体摘除高价出售发横财。于是就组成６１０办公室、军队、警察、医院、医生、国际器官移植网路等一系列秘密组织，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健康人的活体上血淋淋的摘取器官，高价出售海内外，谋取暴利，杀害法轮功学员。
这不是耸人听闻的讲故事，这是得到国际社会和人权律师通过严格调查取证后得到证实的当代最重大而史无前例的血腥群体灭绝罪案。到目前为止，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国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详细可参见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事务司司长大卫‧乔高的《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
http://cipfg.org/cn/news/1578.html
我们仅从能够得到的截至2005年中共官方零散发表的中国器官移植的数据进行独立分析，得出结论：中共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在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忽然增加，即使除去它声称的来自常规死刑犯的器官外，中共无法向公众社会解释至少四万到五万人次的肝脏和肾脏器官的合法来历。这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与上述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事务司司长大卫‧乔高的调查相吻合，成为指控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数据依据。下面就我们的分析结果，分别用以下诸图表说明如下：
肝脏移植的数据分析：从1977年至1998年期间，中国进行的肝脏移植仅仅135例。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开始，肝脏移植病例突然急剧增加(如上图箭头所示)。到2005年年底，中国肝移植总数达到10,198例，这是1999年前的20年间肝脏移植总数的75.5倍之多。在中国唯有中共以政府行为才能得到如此大量的器官来源。而这个来源正与中共1999年开始在肉体上消灭法轮功学员的政策相吻合，也佐证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调查报告。这里的数字只是截至到2005年底。其实到了2006年和2007年，中国每年肝移植竟达到4000多例。
肾脏移植的数据分析：中国肾移植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71至1989为缓慢的技术发展阶段。1990至1989为肾移植技术成熟阶段。在此期间，如同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由于器官来源的有限，肾脏移植在一个合情理的增长速度上进行（１９３例的年增长速度，回归系数0.82）。然而，如上述回归分析所表明，1999年开始，中国的肾移植曲线突然上升，以每年８３８例的速度（回归系数0.93）增长，这就是第三阶段：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的肾脏移植猛增阶段。增长速率大约是1999年前的４．３倍，高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肾移植增长率。器官移植不同与其他项目，制约起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是器官的来源。无论技术上多么先进，在没有捐献器官文化背景的东方中国，没有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庞大器官来源无法做到。中国肾脏移植的年代曲线于1999年突然上升，曲线斜率的突变，除了有一个突来的大批器官来源外，无法解释。而该年正是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同年，据报导此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消失、抓捕和关押，家属无从得知；关押期间被打死的学员尸首经常去处不明，或不让家属确认和尸检。这些都极大地支持了迫害法轮功与活摘器官的相关指证。
上图综合肝肾移植的数据，我们看到：从1971直到1999年迫害法轮功前，中国的总肝肾移植共27,536例。而从2000年到2005年的仅仅６年间，中国进行了52,528例肝肾移植，比过去３０年间的总移植数近乎翻了一番。我们姑且减去官方声称的１．５％(实际仅为０．５％)的捐献器官７８８件和最多来自中共处死的死囚供体来源9696件的话，那么我们得到：至少有42,044个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根据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和国际追查组织的调查指证，这数万个器官被质疑来自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活体器官摘除。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报告写到：“根据公开的报告，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中国总共有大约三万宗移植手术，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六年间总共有大约一万八千五百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分会常委石炳毅说，至二零零五年总共有约九万宗移植案例，也就是说，自从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从2000年到2005年这六年间，约有六万宗移植手术。
另一个已确认的器官移植来源，即自愿的亲缘关系捐献者和脑死亡者，一向是数量很少的。二零零五年，血亲肾脏移植数是总移植数量的百分之零点五。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全中国历年脑死亡捐献人总数是九。最近几年，这两种来源的数量未显示有显著增长。假设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九年六年间的一万八千五百宗器官移植手术提供器官的已确认来源，为接下来的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的六年间的器官移植手术提供了同样数目的器官，这意味着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这六年间，有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
这些数据跟我们的上述分析基本吻合。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只能从中共官方不完整不定期的报告所提供的数字进行最保守的分析，上述数字是最保守的底线，实际数字可能远远大于上述数据。
上述图表显示中共1999年后投入巨大资金大兴建设人体器官移植中心和医院，从1999年的22个猛增了25倍，到2005年竟然在全国兴建、开创或扩建了568个器官移植医院或者中心。这些移植中心和医院设备齐全豪华，技术服务精良，通过网络等媒体广泛在海内外进行广告宣传，高价出售人体器官，层层牟取暴利，器官移植成为国家机器保护下的黑社会化热门商品经营。最为令世界医学界惊讶的是，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配型周期，竟然在一两周到一个月之内，不可思议的快速供体来源和供体配型，医学理论上、技术上和操作上的惟一解释是一个随时可以利用的超庞大活体器官供体人群的秘密存在和一个按需随时处死供体活人的绝对方便和权利。
我们的研究员以海外患者的身份用电子信与上海悦生国际医疗服务中心［悦生国际医疗服务中心サービスネットワーク，其网址yeson.com在海外调查中共活摘器官之后已经撤除］联系，对方次日及时回覆：
“在二至四周内可以得到全肝的移植。对供体的一系列检查业已完毕﹐关于器官的质量﹐不必担心。患者可以随时来访﹐时间不必由医院方面考量﹐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患者对时间的选择﹐只要患者认为时机合适﹐本院将予以合作。”〔注：该医疗中心与以下医院合作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上海中山医院﹐上海瑞金医院﹐长沙湘雅医院。〕在海外要等待两年到三年甚至更长的全肝供体，在中国竟然仅仅两个礼拜就可以找到，在没有器官捐献风俗和系统的中国，除了极有限的死刑囚犯外，哪里来的如此按照需要随时随到的合适配型全肝供体呢？
一个人只有一个肝脏，一个全肝的供体就意味着一个活人的死亡，也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保证在两周到四周内随时让一个活着的中国人死去来提供一个全肝给一个随时到来的外国人做肝移植！肝脏移植在技术上严格要求的血型配型和组织配型的成功机率很低。单从血型配型而言，除了９．４％的AB万能受体外，９０％以上的患者都是条件配型。组织配型、毒性试验、抗体试验等就更为复杂严格，成功机率很低。中国如此的快速肝移植，只能直接证明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人数极其庞大的肝脏供体人群在那里随时等待着被配型选样，以保证极高的配型成功机率，一旦找到这样的配型，还必须可以随时摘取肝脏而后处死以提供肝脏供体！这是惟一的可能性！也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事实！海外之所以要长期等待就是因为配型机率和供体人数的有限而造成。只有极权下的中共中国才能集中大批活人供体并能随时强行处死活人提供供体！这是不可置否的逻辑和事实！
一位高风亮节的道德勇士“沈阳老军医”，在中共军队内部以亲身经历，多次揭露活体器官移植法轮功学员的秘密血腥事实。下面引用他的揭发原文：
“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份上，实际上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例如：如果官方公开的是一年是三万例，那么实际进行的数量应是十一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剧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的军事背景的医院在公开上报的同时，私下也大规模的进行独立的器官移植，导致实际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我在之前讲过，在这些人眼中，这些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已经不被作为人类看待，而是如牲畜一样的动物，作一例，两例或许还心有余悸，但是一旦经过几千几万例的过程后，一切都被改变，活体移植，活人焚烧都变得麻木。人人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产品出口，但是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还有巨大的活体出口，所谓的活体出口就是境内外势力结合将符合要求的人员以商品的形式卖到国外，在国外进行器官移植，移植后人体同样焚毁［注意：中国在海外有机构专门处理被活体移植的尸体，很多中国在海外的使领馆都参与其中］，一切与人类活体有关的出口产品中，中国的产值是世界第一。这些出口的活体几乎都有伪造的自愿资料，具体的方式不详，了解的是2005年出口活体超过九百四十人。在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有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成绩。”
可见我们能够了解的表面数据根本无法反映真实发生在中国的现实。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早已成为中共的一大国策，自上而下地系统而秘密地进行了十三个年头。有多少鲜活无辜的生命在极端痛苦中失去生命，不得而知，不堪设想！
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医学心理显现是，许多参与器官移植的大陆医生，甚至是很著名的移植医生，因为良心受到谴责和道德心理的极大压力，长期以来出现心理和身体病变，诸如失眠、盗汗、做噩梦、癌症、甚至自杀等，尤其是军方的移植医生。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肾脏病专家、84岁的中国肾移植鼻祖黎磊石，于2010年从南京自家14层高楼跳楼身亡。黎磊石的小研究室，在迫害法轮功后很快成为中国最大、实力最强的肾脏病研究所。当初家底只有一万块钱，几年后便拥有几个亿，不算更多的无形资产。该所号称具有多个“世界第一”。提及发展奥秘，黎磊石称：“在全军、全国都找不到像我们这样干的，我们每周两、三个晚上组织学习和学术活动。院里要求过双休日，而我们科全体人员都是星期六要上班。”2004年他的病房就做了1,000例以上的肾移植手术，平均每天3台手术以上。哪里来的如此又多又快的供体？令人质疑，不可思议！
无独有偶，2007年5月4日下午四点左右，44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李保春，从医院肾移植大楼12层跳下死亡。李保春是中国透析移植协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协会委员，上海长海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知情人士披露，李保春死前几个月经常睡不着，靠吃安眠药维持，后来吃药也不见效了，最先进的药吃了都不管用。有一次还无故摔倒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有器官性疾病。到了“五一”前，抑郁症比较严重，住进了该院神经内科的病房，并开始吃抗忧郁的药。李保春跳楼那天，从他担任科室主任的七楼肾内科，去到12楼的泌尿外科，这是他做肾脏移植的地方，病人要进行肾移植，一般先到12楼的泌尿内科登记，然后等待肾源。“从自己工作的大楼跳下，没人知道他当时想着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句话。”知情人叹息地说。
2006年，首位站出来揭露沈阳苏家屯集中营的女证人，披露她前夫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刀医生之一。她描述由于活体器官摘除和焚尸的惨烈，先生和家人受到摧毁性的心理打击和难以描述的痛苦。她说，“慢慢的，他开始晚上盗汗，做噩梦。床单湿透了一个人形……”。直接指挥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王立军也经常情绪暴躁、歇斯底里，夜不能寐，甚至不敢关灯睡觉，等等。这些症状令人质疑乃参与活摘器官犯罪引起的恐惧心理综合症。这跟正常治病救人的器官移植医生的心理现象大不相同。值得心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成为江泽民、周永康、罗干、薄熙来、王立军等江系集团的滔天罪恶，也是最近国内外全面关注的中共内斗的核心事件，罪恶昭雪天下之时必将为天灭江周集团、中国向民主道德迈进之日。
大面积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一案，打破了人类道德伦理的最底线，也开创了道德心理学史上道德心理扭曲和破灭的先例。为了帮助读者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贴切了解，下面引述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名特别调查员的调查报告。该调查员和一位匿名人士﹝以下称“证人”﹞进行了一段持续近
30分钟的对话，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对谈话进行了录音。证人披露了几年前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
2002年，证人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
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来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法轮功学员转移到另一场所，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的全过程。
下面是根据调查员与证人对话录音整理后的文字记录：
问：你看到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证：女的，女的。
问：年轻的么？
证：30多岁吧。
问：那她口中还喊着法轮大法好吗？
证：还喊着，还喊着。
问：你说一下她当时是怎么说的。
证：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她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电棍电，她已经神智不清……神智不清，把她打的，已经就是，反正她又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强行的给她灌牛奶，往她的胃里，她不喝就强行的给她灌。你知道那个，把她的鼻子捏上，于是维持着。她7天瘦了将近15斤，磅过体重。而这个时候不知道，可能是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了两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具体反正一个是岁数大的，一个年轻的，在某、某，就是给她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一套东西。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进行过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戴着口罩拉出来。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她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
问：从胸口划下去的时候她喊的法轮大法好？
证：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么？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她就进行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证：当时，这个人身份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老师，在中学教书的老师，她的儿子今年可能12岁了吧。她的老公是个没什么能耐的一个，也是一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她受过的羞辱更大。我们的民警有不少就是变态的那种，给她进行，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所见，我当时没照照片就是遗憾，对她进行属于是猥亵，她长的有点姿色，比较漂亮，对她进行强暴……太多了。
问：就是在你所待过的那个公安局里面你就亲眼看……
证：当时我没在公安局里做，是在一个就是培训中心，就在一个宾馆的后院，包了十个房间，一个小楼上，就是小别墅那块儿做的。
问：黑监狱。
证：差不多。
问：就是祇要法轮功学员就往那边送吗？
证：嗯
问：还没有判刑之前就往那儿送吗？
证：反正我们这块临时都改变地方。……
问：哪个时间你还没有告诉我？
证：2002年4月9日
问：4月9日？
证：对4月9日下午5点开始解剖，时间进行了3个小时。之前已经连续一个月了。
问：什么叫连续一个月？
证：连续一个月的刑讯逼供。……
问：你只有对他们逼供一次？还是很多次？
证：很多次。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斩尽杀绝”[注：录音完毕]
以下再引述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事务司司长大卫‧乔高的《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中一段调查员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医生的电话对话录音的文字抄录。（2006年3月16日）
M：我就问啊，（病患）等要等多久（做肝移植）？
戴医生：供体有啊，天天有哎。我们今天就在做。
M： ……不是说有新鲜的，有活的人的……
戴医生： 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M： 那你们这儿（肝移植）做了多久了？
戴医生：4、500例……你的任务就是上这儿来，带上钱，把钱带够，来就行了。
M： 要多少钱啊？
戴医生： 一切顺利的话，15万到20万吧。
M： 要等多久？
戴医生：我得给你验血……你今天要能过来的话，我一周内就能安排做……
M： 一种啊就是炼法轮功的那种，身体很好的。
戴医生： 。我跟你一下子在电话上说不清楚噢。
M： 能找到这种我很快就会来。
戴医生： 可以的，来呀！
M： ……你贵姓……
戴医生： 我戴医生。[注：录音记录完毕]
由国家系统地实施法西斯式的灭绝人性的杀人，那些本当治病救人的医生都在这样的社会中变得如此冷血残酷、杀人不眨眼，如此社会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人性道德，冷血残酷到无以复加的地方，社会道德危机已经毫无奇怪，过路人的冷血无情、见死不救又何以奇怪？
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的人由６１０办公室人员﹑警察﹑军警﹑军队和医院人员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杀人系统。比如当年薄熙来当辽宁省省长时伙同手下铁血公安局长王立军，就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王并无相应学历，但在他简历中却有一段他任职内与公安局长工作毫不相关的研究文章，题为“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研究”。根本不是本专业出身的王不可能做移植医学实验，然而王却成了该文的作者之一，显然这证明他对该研究的贡献是提供了人体鲜活器官，佐证王直接参与了摘取法轮功器官的罪恶勾当。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政府系统地、自上而下地把大批的官员、警察、医生、护士、犯人、流氓、打手、黑社会等等，训练成有组织的杀人凶手，用国家的资源对一群最善良的真善忍修炼人群实施无穷无尽的、不择手段的、为所欲为的、灭绝人性的残害、迫害、摧残、蹂躏、羞辱、杀戮，而非直接参与的十几亿人在一旁看着、漠视着、冷漠着、幸灾乐祸着、随波逐流着、甚至也助纣为虐和落井下石着。还有许多中国人和世界上的人们不了解真相，无意中被动地冷血漠视着。
正是出于对上述血腥迫害法轮功罪行遭到清算的恐惧心理，迫害元凶江泽民派系多年来一直惊恐万状，罪孽报应的心理压力和天谴人怨的道德力量，使得它们千方百计地在后任中央高层领导权中争得席位，暗地里结党营私，密谋篡权，以期将迫害法轮功维持下去，免得遭到清算，其他派系更拼命摆脱干系，避免背黑锅，使得迫害法轮功的罪责成为中共内斗的焦点。对于真善忍的认同与迫害，成为正与邪、善与恶的分水岭，多年来迫害元凶一意孤行、罪上加罪，其他派系回避姑息、随波逐流，事到如今，中共内斗大白天下，无可回避，每个人必须做出选择。
§9.3.7 基督教家庭教会受到普遍迫害
中共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对了法轮功以外，也包括迫害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教友和领袖。这种迫害逐年有增无减，愈演愈烈，迫害有五大特点：
（1）针对家庭教会领袖的迫害和判刑；
（2）针对城市的家庭教会的迫害；
（3）逼迫教会停止聚会；
（4）重判教会领袖和信徒并高额罚金；
（5）深化控制三自教会。
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因为信仰被当局抓过四十多次。2011年７月24日，他代表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向胡锦涛发出第六封公开信，但从未得到回应，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也未有所好转，反而打击力度不断升级。疆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因为传教而被判刑15年；无数基督徒教会的牧师、教徒和家庭教会受到逼迫、关押、驱赶、迫害、监督等案例，屡见不鲜。下面仅列举一个张明选牧师公开信中描述的案例：
“河南省范县公安局对一个无辜的基督教会牧师张铁岭进行殴打、关押，还把其家门封了半年多。公安局纵容大队支书把张铁岭家的大门，用砖块封上。后来，张铁岭牧师到北京天安门喊冤，北京公安责成范县公安把堵住张家门的砖扒开了。但一个多月后，他们再次把门用砖块水泥垒上了。张的妻子还被支书打倒，住院半月，脑部受伤，公安却不予解决。六月份张铁岭牧师回家割麦时，公安局无故把一个张铁岭牧师抓去拘留五天，诬赖说张打了支书。当时支书殴打张妻的时候，张牧师没有在场。后来他们却谎称张牧师打人，将其拘留五天，还收走了八百多元钱和手机，至今不还给张铁岭；张牧师拒绝在拘留书上签字。现在，张牧师的全家有家不能住，在外漂荡。这就是今天的和谐！基层的一群官匪流氓，不顾法律尊严，想怎么害百姓就怎样害百姓，把黑白颠倒。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宗教自由与和谐。”
张明选牧师给胡锦涛的信中谈到：“我作为一个基督教会牧师信主二十六年。我蒙受主耶稣基督的厚恩，是他把我从贪官的陷害中屡次救出来。二十六年来，我被公安抓、打、赶，软禁坐牢共42次，只是因我信耶稣作为一个好公民，说真话，传福音。我感谢上帝，也感谢政府。国家迫切需要公义和公平；但我不理解的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牧师，从来听主耶稣的话，拥护国家各级政府，教导基督徒遵纪守法，结果反而是我的公民权利常常被剥夺。我多次办出国护照，都被卡着不办，限制我作为公民的出入境自由权。我一生没有违法乱纪，只因我是基督教会牧师，就侵犯我作为公民的外出旅游权。这难道就是您所希望看到的和谐与公正吗？”
信奉上帝、博爱为怀、遵纪守法的基督徒，受到政府的迫害，申述冤情反而更遭到逼迫打压甚至坐牢，没有了社会公道和人权的社会，公然迫害有信仰向善作好人的人，如此的社会本身就丧失了社会公德、本身就是冷血社会，又如何能不表现出社会道德危机的各种表象呢？过路人的冷血无情、见死不救还奇怪吗？
然而中共对基督徒的迫害并没有阻挡国人信神的信念和勇气，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一亿人，让中共感到第二个法轮功的气势蓬勃发展。中共越迫害基督徒，越迫害法轮功，基督徒和法轮功反而越发展壮大，人数有增无减。信神向佛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文化，五千年经久不衰，魔高一尺，道高一尺，邪总是不压正，信仰神佛的国人越多，社会道德步入正轨的风气就越大，这是无神论的共产党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9.3.8 无神论的党领导令宗教自由有名无实 拜佛敬神无非有求保佑
有人也许会说，文革结束后中国不是有了宗教信仰自由了吗？宪法也规定信仰自由了，全国到处有寺庙、教堂，人们有了自由去拜佛敬神了。其实，当今中国的宗教必须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要在它的监督和监视之下进行；甚至宗教领袖也要由共产党指定，要由不信神的共产党员或者积极分子来当宗教领袖才行。许多宗教头目，实际是卧底宗教团体来监督宗教活动的，用宗教的名义，对于不听共产党话的那些真正宗教信仰和气功修炼进行迫害和打压。
中共规定其党员不许加入宗教、也不许炼法轮功，从另一面证实了它宗教自由的虚假性、它反宗教信仰和与正教教义背道而驰的邪教特点。然而，荒谬的是不得加入宗教的共产党员却被强行派入宗教来领导宗教，可见其限制宗教自由的实质。所以家庭教会、法轮功等真修团体退出中共的宗教和气功组织，从而遭到中共的长期迫害和打压。
中国的宗教活动要符合共产党的要求，必须始终在共产党的监督之下活动；凡是不符合共产党意愿的宗教、信仰、气功等，就要被取缔、镇压、迫害；凡是真正修佛、信神、独立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如法轮功、家庭教会、西藏佛教等，中共就决不容许，那么你就真的遭殃了，要被当作你死我活的敌人对待，全国发动政治斗争攻势加以批判和消灭。比如，对待法轮功就是要采取“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政策。不信神、反神佛的共产党，不会真的让人信神信佛，因为它清楚地知道，如果人们真的去修心向善，得到真经真法，就一定会看到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共产党就不能用谎言和暴力维持下去了。
中国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形式，不过是在表面上应酬国人和国际社会而已。
对于一般的民众，初一十五节假日去庙里、教堂，烧烧香、拜拜佛、磕磕头，祈祷祈祷，这些对中共政权没有影响，它不管。人们也不了解什么是佛法、基督，也不去真修，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真正提高，不过是求个平安吉利，消灾解难，升官发财，生儿育女，或者有求神佛保佑罢了。至于能否达到目的，就另当别论了。这样的宗教信仰对于社会道德的维系或提高根本毫无益处，与本来修心向善的信仰和修炼，更是风牛马不相及。
§9.3.9 封锁新闻 控制媒体 剥夺人民了解真相权是最大的不道德
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于他人权益的尊重。包括尊重他人了解真相的权力。中共封锁新闻与网路，控制媒体和一切宣传工具，是对全国人民的最大不道德。它把老百姓当作动物和奴隶一样，封锁起来，让人们仅仅知道它让知道的，而决不让人们知道它不想让知道的，这种控制是极其不道德的，也是不人道的。人们不了解真相，就无法判断事物的善恶是非，也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更无法实行正确的道德判断、认知和行为；反而，因为封锁消息，掩盖真相，人们就会错误地判断事物，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选择，甚至做出不道德的邪恶的判断和选择，这是中共的不道德引起整个社会不道德的祸根所在。这种由不道德导致连锁反应式的不道德，正是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和特点。如果人们不了解政府强拆民房、私买土地、官员腐败、官商勾结、司法不公、残酷迫害法轮功和西藏新疆宗教团体及基督教同胞，不了解四川地震时小学校豆腐渣工程害死无数儿童、不了解各地百姓抗争中共贪官污吏和一党专制的无数群体事件的真相，不了解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的真实背景，不了解北约等西方国家对他们的支援的真实意义，等等，那么新闻封锁和虚假宣传就防碍了人们了解真相，误导民心，让人们无法做出正常和正确的道德认知和判断、丧失了应有的德道德敏感性和理解力、也无法采取正确的道德行动，甚至做出非道德的判断和选择，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颠倒、扭曲和丧失。
正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于2011年12月12日在捷克布拉格参加关于亚洲民主与人权现状研讨会上所发表的“在纷乱世界中寻找幸福”的演讲中所强调的：中共出现政治问题的原因是道德缺失。他批评中共当局对新闻的审查是不道德的。他认为，中国人不明白西藏人民为什么被镇压和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其根本原因就是新闻审查和歪曲报导。他说：“13亿中国人有权了解真相，一旦了解了真相，就会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说，严厉的新闻审查是不道德的。”他说：“我认识很多中国人，他们都知道法轮功修炼者和信仰者所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悲伤。这个制度控制严厉，没有任何独立司法体系，没有任何新闻自由。严厉的新闻审查，非常难，非常难…”。
央视等中共喉舌媒体，一贯做假新闻，撒谎欺骗国人、欺骗国际社会。媒体本来应当以客观公正报导事实真相为职业道德准则，但中共喉舌媒体做新闻要以党的政治需要和利益为目的，可以把事实歪曲、夸大或缩小、是非也可以颠倒、实在不利于党的利益的就干脆不报导，而且其他媒体还必须以它为标准统一口径地报导或者不许报导，一切要按照党的需要和意愿。这样以绝对权威控制媒体的制度性撒谎骗人，是全天下最大的不道德，说白了就是太缺德了。
德国的西德意志电视台（WDR）自由记者克莉丝汀‧鲁尔夫（Kirsten Rulf）在中共央视见习一个半月，她看到央视的内幕，深感中国官媒的报导完全受经济利益、外交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党的好恶来左右。比如她举例说：中共官媒对世界的看法与西方大相迳庭。“……比如对巴基斯坦的报导，这个国家在西方常被看作恐怖主义的庇护所，其政权也可疑。在北京则完全不同，对巴基斯坦的报导非常友好，称之为‘全天候朋友’，也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政局中都是伙伴，对巴基斯坦政府的行动描写得特别正面。原因在于北京的外交利益，比如通过巴基斯坦获得印度洋的入口。……北京的观点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很受经济和外交利益的左右。”其实，中共对反独裁的民主运动等国际事件从来是颠倒是非地进行报导，把反抗独裁者的民主运动说成是一小撮叛乱分子闹事，把独裁者的武力镇压说成是平息一小撮叛乱分子的暴乱；为独裁政权和恐怖主义政权大唱赞歌，拼命诬蔑西方国际社会支持民主革命运动的正义之举。
克莉丝汀‧鲁尔夫还看到，在报导本国发生的事件时，审查的程度不同。“每当涉及负面事件时，就总是很艰难。比如两列高速列车相撞事件，很多人受伤，一些人死亡，审查就很严格，而且采用的报导方式是将别的事故作为参照，比如德国艾雪德（Eschede）上百人遇难的高速列车脱轨事故，然后就说，看吧，类似的事故在德国死的人更多，这样试图将无法用审查完全抹掉的事件加以淡化。”
她还证实官媒有三大禁区：“绝对不能在图像中展现达赖喇嘛，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是绝对禁区，一些年轻记者还从未听说过这个事件，……。美国副总统访华，表示向台湾出售战斗机时，媒体就激烈批评台湾，称其投向西方怀抱。”其实，中共官媒把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讲演中不利于中共的内容如民主人权等内容公然删去，明目张胆地欺骗国内百姓。
闻名海内外的中国良心律师、基督徒高智晟为了法轮功和其他弱势群体讲真话而全家受到长期的跟踪、监视、威胁、甚至警察住进家中，完全无视法律和道德，使其全家人身自由遭受限制，未成年子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最后被迫流亡海外；高智晟律师受到极其残酷的酷刑和长期监禁，并被判刑；期间竟然被当局失踪长达一年多，直到2011年12月才得知又被中共关入囚牢。
高智晟律师与焦国标先生同行亲自调查法轮功遭受酷刑迫害的事实真相，为史无前例的迫害之残忍而震惊，先后写给胡锦涛三封公开信，详细报告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然而不但没有得到回复，反而受到当局黑社会式的跟踪、监视、软禁、殴打、绑架、酷刑、判刑；日夜思念亲人的高律师子女和妻子异国他乡经受着心理上的极大苦难，国内家属被多次拒绝面见高律师，他至今的真实踪迹生死令人忧心。高律师及其一家，跟他们所保护的法轮功同胞一样，多年来受尽迫害与摧残，真可谓罄竹难书，人神共愤！
还有许多为法轮功等受迫害群体站出来辩护的正义律师如郭国汀、郭飞雄、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朱宇飙、王永航等等，均受到警察、国安的围殴、迫害、监视、跟踪，甚至法院的判刑。
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如陈光诚、胡佳、刘晓波、高耀洁、许志永、郭泉、黄琦、谭作人、谢福林、赵连海、周勇军、王荣清、艾未未等等，他们都是关心民族命运的仁人志士，为了百姓说真话而受到迫害甚至判刑坐牢，其家人、亲友和支持群众也受到牵连与迫害。中共对一个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也不放过，即使服刑期满出狱还要受到人身软禁，连前来探望的朋友也遭受殴打迫害，不予探望见面。如此极其不道德的做法在中共看来根本不以为然，不以为耻。这样毫无道德道义和法律可言的做法，令人发指。高智晟、陈光诚、胡佳、刘晓波、艾未未等等这些有良知的仁人志士，正是看到社会的不公，百姓的冤情，站出来为民请命，他们正是见义勇为的民族英雄；这样见义勇为的人们反而遭到中共利用国家机器残酷迫害，如此国家制度化了的道德败坏、冷血残忍的社会，又怎能期待着有公益道德而言呢？又怎能不表现出道德危机的种种表现呢？过路人的见死不救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