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家貞送我這部大作。花幾個晚上一頁一頁讀完，最直接的感覺是很親近。我們是重慶老鄉，書中頻頻提及的那些地名：和平路、七星崗、較場口、大田灣、兩路口等等，都與我的幼年生活交叉。她比我年長，我可以通過她的文字來重新認識故鄉重慶。我家也住過和平路。這條和平路，在我幼年的記憶中狹窄、陰暗、泥濘。我不願回憶這條和平路。我十幾歲的大姐被一個接一個的“運動”與示眾性的集體處決嚇瘋了。每天半夜，她會站到床上，扒著牢房似的高高的小窗朝街上慘叫，攪得四鄰不安。我記憶中的和平路就是這一聲聲慘叫。因此，家貞筆下的街景與生活氣氛對我有治療的作用。

書歸正傳，談談讀後感。

年輕時，我讀到過一位俄國作家寫下的如下文字，大意是：每一個反抗沙皇專制的囚徒，都會獻給我們一部苦難的關於監獄生活的自傳。我實在記不清是誰說的，但那種含有否定性意味的語調使我極度驚奇。為什麽這麼說？不是揭露黑暗嗎？於是，這段話我一直記在心裡，難以忘卻。歲月飛逝，當我經歷了流亡，習慣從遠處回望故國並漸入老年之境，開始有了理解。我不反對揭露黑暗，我自己也是從那裡出發的。但黑暗，或者具體地說共產極權那種邪惡的創造力是無與倫比的，任何一個作家，任何人類想像力無法企及。我們曾把寫作《一九八四》的奧威爾奉為先知，因為在他的著作中，對於極權黑暗的想像和預言達到極點。但是，面對眼下的中國，奧威爾能說什麽呢？極權主義的最新變種竟然可以控制空氣，人工製造“閱兵藍”，實名購買菜刀、剪子，實名吃飯、實名如廁……那麼奧威爾和他的《一九八四》還有多少價值呢？

對於每一部囚徒自傳，我都是比較苛刻的。每一位反抗共產極權的囚徒，都需要重複一遍我們早已熟知的殘暴嗎？只是因為家貞人好，只是因為她的邀請，我才放下自己的寫作，開始閱讀這種令人嘔吐的血腥。

先讀了序言，寫得不錯，沒有過度溢美，平實地介紹了一個父女兩代人尋求自由的血淚故事。讀畢掩卷，我完全認同兩位序言作者的推薦：這是一部公正的令人迴腸蕩氣的書。最難得的，是齊家貞的誠實。她並沒有自我美化，而對自己進行了嚴格的審判。她不加掩飾地寫出在獄中的自我改造、“活學活用”、被獄卒的“信任”所奴役種種。十年鐵窗出來，為共產黨辯護，令家人驚訝到極點，說她“比省委書記還要進步”。父親是被她連累的，她先出來，探監時還要批判父親的頑固不化。這種懺悔精神是絕大多數自傳性作品所缺乏的，是本書亮點，至為珍貴。父親、母親、弟弟興國都寫得好，光彩奪目的人物。出賣齊家貞的線人蔣忠梅一家也寫得好。許多細節也寫得好，如拿馬桶當鏡子，吃蛔蟲，吃死孩子，餓得要死，“連長在樹上的青花椒米米也抹下來吃。吃了過後，兩片嘴唇麻得像兩塊木板，失去知覺。”真是匪夷所思。

時間有限，我祗能談談令人最感震撼人物：齊家貞的難友——幾位瘋狂的女囚。

性格豐滿而令人敬重的，首推與毛澤東勢不兩立的熊興珍。

這是一位家庭婦女，性情溫柔的女人。她的罪行是用毛語錄塞老鼠洞，加上被逮捕時高呼“打倒毛主席”，更多的沒有了。她的解釋是：拿毛語錄塞耗子洞是因為大小正合適，呼喊“打倒毛主席”是因為來抓她的人把她激怒了。有意思的是，她根本不認為自己錯了，似乎有一種不明世事的天真。獄卒命令熊興珍向毛像低頭認罪——精彩的場面出現了——熊興珍低了頭，“身子卻不露行跡地一點一點偏離毛像，直到轉過去四十五度。”獄卒發現了，叫犯人把她的身子扳正，她又一點一點偏轉。又扳正，又偏過去。到後來，叫犯人把她的身子夾緊再扳正，再偏過去，沉默不語，卻像牛一樣犟，就是“不轉過來正對毛主席”。針對這一肢體語言，獄卒濫施淫威。家貞如是記敘：

……熊興珍逆來順受地任憑兩個人拿繩子在她身上折騰，骨頭咯咯作響。‘大紮’後繼續要她向毛低頭請罪，她堅持把頭歪在一邊，直到滿身大汗，臉色蒼白，人倒在地上幾乎虛脫才鬆了綁。鬆綁後，她睡在地上好一陣才回過氣來，但她的頭始終沒有正對過毛主席像。

熊興珍沒有發怒，也不曾大叫，只是用一個小小的執拗的動作堅持她的全部信仰。我對她如此不加掩飾的對抗精神深深震動。

在座的有不少是當年的好漢，我不知道“誰敢？”我經歷過這種“批鬥”，捫心自問，我不敢。在那種場合，這一個小小的動作，可能招致當場打死。讀到此，我想起了一個成語：勢不兩立。還想起了一個故事：“太原五百完人”：在中共席捲大陸的那場戰爭中，太原保衛戰打得漫長、殘酷、決絕，半年之後城破，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為首數百軍政官員，按照閻錫山“不做俘虜，屍體不與共黨相見”的指示，相繼自戕殉國。自盡之前，山西省國大代表、閻錫山堂妹閻慧卿在最後絕命電中寫道：“……軍民千萬，浴血街頭。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雖女流，死志已決。目睹玉碎，豈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國家狂瀾於萬一，死後當遵命不與匪共見。臨電依依，不盡所言……”部下舉火焚屍，成就了他們的誓言：“生不與之兩立，死不與之覿面”。

熊興珍這個小小的動作，同樣是一個“勢不兩立”的精神象徵。毛澤東曾辯解：“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其實他心裡明白，他正是靠殺人來統治。從“富田事件”到“鎮反”、文革，最重大的幾波屠殺甚至濫殺，都是毛親自發動、指揮的。它傳遞了一個信息：祗要你敢於反抗，哪怕僅僅是一句話、一個動作，殺無赦。絕大部分受害者都把這種殘暴歸咎於執行者，而善良地認為毛並不知情，被蒙蔽，經是好的，被念歪了。熊興珍很了不起，她接受了理解了這個信息，並對信息的發出者毛澤東做出明白無誤地回覆。

接下來，齊家貞寫道：“不能說我對（熊興珍）反共反毛的行為有什麽共鳴，那個時候我事實上是擁護毛主席和共產黨的，儘管已經是它們的階下囚。我被熊興珍的固執與堅守震撼、感動……”

熊興珍因為與毛澤東的直接對抗被捆綁多次，從不認錯，捆著還說：“我當死反革命，當反革命死。”齊家貞心有不忍，勸誡她說，“你不興好生點，牟光珍死了，下一個該輪到你了。”她不改一臉的溫柔，答道：“我不得死，我曉得。”她完全理解齊家貞的善意，溫和地微笑著說，“真的，齊家貞，你不要擔心我，我肯定不得死。”熊興珍堅定的信心令人不解，追問下去是因她做過“實驗”：拿兩個廣柑放桌上，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結果代表共產黨那個廣柑爛了，“國民黨”還好好的。因此，共產黨要垮台，國民黨要回來，這就是結論。齊家貞說：“胡扯！熊興珍，你好生讀讀報，看一下現在的形勢……”熊興珍不為所動，平靜地笑著說：“我不看報。我曉得。”齊家貞的感嘆是：“熊興珍在兩個廣柑上建立起她全部的信仰，穩如泰山，沒有人把她扳得回來。”

有一次被捆綁後，剛從樹上放下來，齊家貞被命令幫她寫悔過書，她的口授仍然是“打倒毛主席！毛主席來了吃不好，穿不好，耍不好。蔣介石萬歲！蔣介石來了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打倒毛主席！堅決打倒！”齊家貞勸不住，只好故意漏掉一些關鍵字句。但熊興珍還要檢查，要求把漏掉的一一補上，然後就滿意了，讚揚道：“對了，這下對了，齊家貞，你記錄得真好！”不出所料，這樣的一份“悔過書”把她送進了單獨囚禁的小監。她就從牆上挖石灰塊在地上寫，仍然是“打倒毛主席”和“蔣介石萬歲”。寫不來的字就畫一個方格，有人來問方格是什麽意思，她則迫不及待地詳加解釋。獄卒來拍照取指紋，準備重辦，熊興珍毫不畏懼，每天照寫不誤。齊家貞去看她，她得意地表演自己的新發明：用厚敦敦的牛皮菜桿當黑板刷子，不斷把舊標語刷掉，再寫新的。齊家貞無話可說，祗能恨她一眼。她則回報以友好的微笑。多年之後，齊家貞寫道：“這笑還是那麼溫柔，始終混合著一種階級鬥爭風浪中成長起來的女人們永遠缺乏的嫵媚。”觀察得多細緻，寫得多好，多準確！

這個把希望與信仰建立在廣柑上的溫柔嫵媚的女人終於被他們謀殺了。她被戴上手銬，在刺刀押解下去參加“寬嚴大會”，絲毫沒有覺察肅殺之氣，還以為即將獲釋回家。監獄長宣布“熊興珍死刑，立即執行”時，她嘔吐了。齊家貞寫道：衹是在這一刻，僅僅是在這一刻，熊興珍才相信了：建築她全部信仰的基礎——一隻爛廣柑的故事不足為憑。

齊家貞的回憶錄中寫到好幾個精神狀態十分微妙的女囚。她們游移在發瘋、半瘋之間，似瘋非瘋、清醒卻又不完全清醒。這種複雜的狀態，使我們的筆蒼白無力。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另一位女囚王大芹，優秀的女大學生。齊家貞第一次看見王大芹那個佈滿坑坑包包奇形怪狀的大鋁碗時，就確認它是舉世無雙的。據說王大芹父親是大地主，被新政權鎮壓後母親改嫁。王沒有和父親“劃清界限”，卻與母親劃清了界限。母親寄來一雙布鞋和一個大鋁碗，布鞋被她扔進馬桶，鋁碗則被她當作出氣筒在地上砸扁。砸扁千百次，同監犯人千百次撿起來敲平，給她盛飯。王大芹原判四年加刑五年共九年，刑期屆滿被獄吏捆了一繩，據說是想治治她的瘋病。鬆綁後，齊家貞試圖幫她把扭曲在背後的雙手放回前面，她卻像觸電一般尖叫起來。齊家貞這才明白久綁的手祗能讓它一絲一絲自行復位，否則如同再次上刑。齊家貞勸她不要再裝瘋，好好接受改造，滿刑回家同媽媽好好生活。一提起她媽，王大芹邊哭邊笑地說起了瘋話。叫她不要亂說，她卻憤怒起來，瞪大眼睛喊道：你才是亂說，我怎麼會亂說，“有人專門指揮我，指揮的人不得錯。”——看起來，王大芹確實瘋了。有一天，兩人一起掃地，王不掃，手握掃把站在那兒唱她的歌。齊催她往前掃，不要釘在那裡不動。不料王用掃帚柄重重地照齊家貞頭上一擊，打得齊眼冒金星。王大芹緊忙道歉，懊惱得哭起來，邊哭邊向獄卒大聲報告，請求處分。王做了一個看似推諉責任的解釋：“手是我的，但不是我自己要打”。——讀到這裡，大致可判斷王大芹確實出現了精神問題，很像是比較嚴重的雙重人格。又不盡然：和齊家貞一起站在報架前看報時，她東張西望並不認真，卻突然指著大批判文章說：“這又是在搞白色恐怖了。”又一次，她用尖瘦的手指戳著“三忠於”、“四無限”的新聞笑道：“這是辦不到的，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事物，‘無限‘就是把事物絕對化，就祗能流於形式了。”——一針見血，振聾發聵！齊家貞感到，透過王大芹似瘋非瘋的話語，她看到了真理的光輝，這光輝在自己一片渾沌的心裡閃亮。這一段也寫得好。閃亮的真理，閃亮的文字！

我仍然難以擺脫一種無力感。思想與藝術的無力。我們可以望到那遙遠的光輝，我們的筆力卻難以達到心靈的深處。在共產黨監獄的非人摧殘下，她們的神經與理性早就應該崩潰、也確實崩潰了。但女性所特有的堅韌、直覺和情感，仍然不離不棄地支撐著她們的大地和天空，並不時衝破精神的迷霧，閃現出人格的光輝。齊家貞說，熊興珍是在兩個廣柑上建立起信仰。更準確地講，兩個廣柑上建立的祗能是希望而不是信仰。信仰的對象不會是形而下的廣柑，祗能是某種神聖之物。在宣判死刑那一瞬間，熊興珍的信仰崩潰了嗎？我猜想沒有。古人早就說過：“慷概赴死易，從容就義難”——上刑場時，總會有某些難以抑制的生理反應。嘔吐祗說明她在一瞬之間意識到死亡來臨，卻不能證明信仰的崩潰。無論熊興珍、王大芹們是否信仰上帝，但上帝在創造人類時安置於我們心靈深處的那個良知是永不可摧毀的。我們透過她們精神異象所窺見的內心之光，正如爆發的火山，原是運行於心靈深處的地火。齊家貞的成功，在於她極其敏銳地感受到這光，並忠實地傳遞給我們。在這部600多頁的大書中，我以為，這些女囚不時閃現的心靈之光是埋藏最深，也是最明麗奪目的光芒。讓我再回過頭來分析熊興珍的那兩個廣柑，那或許是她的信仰、良知與絕望現實之間的搏鬥。在她溫柔平靜的笑容後面，是靈魂的受難。又髒又臭的熊興珍、王大芹們，與同樣又髒又臭被摧殘至精神異常的林昭、張志新、鍾海源等聖女一樣，是古希臘悲劇式的靈魂受難的英雄。整個極權統治是一場巨大的精神瘟疫，不僅摧毀了數以千萬計人的肉體，還摧毀了幾乎所有人的心靈。這些用生命守護著人格完整的女囚們，成為我們的精神拯救，成為聖潔。如果說這本書還有什麼不足，就是在幾位女囚身上用力不夠。這不是苛求，齊家貞具有這種條件：不僅觀察細緻入微，有文學修養，還跟她們朝夕相處多年，將來再版時，也許應表現得更豐富，開掘得更深。

在這個話題上，請允許我再多說兩句。家貞這部書中還記敘了一個“令人毛骨聳然的峨邊農場”，一萬多人，三年大饑荒下來，衹剩了一千多。“每天早上，任何一個還活著的犯人，必須先拖兩具屍體扔進山谷裡，才准吃早飯，二兩包穀饃饃。一個人拖不動，可以兩個人合力拖四具。……所以，犯人清晨醒來，知道自己還能穿鞋走路，就趕緊爬起來去搶輕一點的屍首拖。”這些死亡邊緣的犯人還要勞動，而且是拉縴，拉木船上灘。人餓得要死了，拉一條船，人數由幾個增加到十幾個、幾十個，縴繩還是拉不直。最魔幻的是，獄吏的鞭子不敢打下去：沒有人還能經得起輕輕一鞭，一鞭就打倒一個人；衹要一個人倒下，二三十個人就都會被拖倒，一個接一個，倒下便斷氣，沒有一個能再爬起來。——我的問題是：為什麽這樣震撼心靈的畫面沒有產生出像列賓《伏爾加河上的縴夫》那種偉大的作品？——無論是文學、繪畫、音樂。若以場面、背景、深度論，峨邊農場的縴夫比伏爾加河的縴夫豈止超越一個數量級！列賓創作這幅畫時，畫中每個人物都起了名字，還寫了小傳。——為什麽？要知道姓名與小傳是無法由色彩和畫布表達的。但偉大的列賓如此做了：他想觸摸人物的個性與心靈。由是之故，最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傑作之上，可以感覺到某種心靈之光：人物由內心透露出來的，以及藝術家由自己心靈投射過去的。我自然不是責怪家貞，而是在責怪以藝術為職志的中國文學藝術家，包括我自己。

關於文學藝術創作，初級的道理是複雜的，而終極的道理總是很簡單，簡單到就是一束光：信仰、希望和愛。

以上陋見，就教於家貞及各位朋友。

2015年10月4日於華盛頓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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