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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系紧张社会不满加剧 北京继续强控

2014年07月13日 3:42 PDF版 分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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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7月4日的文章《官媒声讨徐才厚,社交媒体另有看法》文章写到,“徐老虎”本周被非常公开地开除党籍,中国国内普遍感到震惊形象不容玷污”。徐才厚被指控在军事人员的提拔上收取巨额贿赂。一些报纸在周四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有关7名官员因“严重违纪”在周三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其中包括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三名曾经的部下。一些评论者在社交媒体指出,“徐老虎”徐才厚是迄今被打的最大的家伙。笔者写到,当被问及开除党籍一事时,北京的一位退休妇女挥着拳头说,“真棒!继续干下去。”普通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问题十分不满,习近平根除腐败的努力得到广泛支持。文章说,社交媒体上对徐才厚落马的反应可分为两类:对其个人能力的批评(潜台词是这样的人怎么能升得这么高?)以及对其腐败指控具体细节的猜测。有的评论者批评共产党,而不是徐才厚本人。一个网名为“移民观察”的人写道,“每次听到‘xxx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都会感到忧心忡忡,”“这些人渣本来是属于党的,他们被开除了,必然会被推到群众队伍中来,如此,势必就破坏了群众队伍的纯洁性。”

中共约六名高管因涉嫌腐败或卷入重大政治丑闻被逮捕。纽约时报7月11日《央视与中行对掐,大国企怎么了?》文章写到,央视指责中银存在非法操作的报道震惊了全国观众,对此中银发声明说,“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发布后没多久,声明的内容出现了修改,删掉了指控的来源和其他细节。纽约时报7援引香港《南华早报》称,国有的中信银行也在提供类似的服务。报纸援引不具名的专家报道说,这些项目“不是非法业务”。《南华早报》援引央视的报道说,单是中行在广东的一家支行,今年就把约60亿人民币,约合10亿美元,转移到了海外。在新浪微博上身份为广东省经济学教授、《企业社会责任》杂志负责人黎友焕在财经网站一财网上说,“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银行都有这种业务,绝对不是中行是唯一,”他写道,监管部门是“不敢”曝光的,似乎在暗示有官方或其他强大的后台的参与。

广东省是遭曝光的中国银行争议性服务的中心,该省此前已经因为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被逮捕,以及针对数百名“”的一项调查而受到震动。央视的报道迅速引起了网友的反应,网友“Jessica杰西_卡”说:“我两个都不信。一个是国有银行,另一个是国有电视台。我不信。”文章写到,央视自身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几名高级雇员,包括央视财经频道总监、广告部主任郭振玺,已经因为涉嫌腐败而被拘留。一些内部人士匿名透露,央视主持人叶迎春因为涉嫌一些刑事指控也被拘留。这些刑事指控据称是针对她以前的情人、中国的前安全高官周永康发起的。周永康本人也已被控制。‏

七月一日香港五十多万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法广10日的文章《50年不变并不是事实,事实是香港已大变》文章援引了香港《苹果日报》署名的社论称:“扭曲民意一向是北京自欺欺人的拿手好戏。明明有近80万人参与公投,北京还要先斥为非法,再斥为没代表性,难道只有689票选出的特首才有代表性?明明7.1大游行是港人维护香港核心价值、要求落实真普选的行动,北京还要抹黑市民被‘激进反对派’绑上‘战车’。明明和平占中是未来针对没有真普选政改方案的公民抗命,北京还要抹黑为‘政治狂热度接近了向社会喷射破坏力的沸点’,甚至上升到‘利用占中捣乱整个国家’的高度。”“香港回归17年,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越积越多越厚,其中一大主因正是北京不愿、不敢正视香港民意,而是搏命扭曲民意,甚至横加恐吓、打压,进一步蚕食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空间,引发香港核心价值危机,引爆港人对北京的信任危机”。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称: “值得北京中央政府严肃看待的是,此次占中台前的主要推手都是年轻人,并非政坛老手。他们对香港年轻一代起着一定的号召力,从此次七一大游行的声势可以看得出来。新生代基本上是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下成长,而且,大陆过去几年不断在经济上推行利港政策,这不只无法拉拢港人的心,年轻一代的离心力反而由于香港特色被稀释而加强。”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认为:“以北京一向的强势作风,对于香港人连续以公投、大游行、占中的行动挑战它画下的红线,一般分析,北京退让的机率很低。”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既然北京必然强硬到底,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北京会如此强硬,到底背后有什么根据?”“其中一项根据是1989年天安门民运后的中国发展政策。八九民运后,制订了经济放宽和政治收紧的基本方针,一方面全力发展出口型经济,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希望藉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不致发生动乱;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极力收紧,打击异见思想,封杀任何民运迹象,以维持一党专政,紧抓权力。这种经济放宽和政治收紧的政策,不但一直在中国沿用至今,也成为北京对港政策的方针,所以香港特区17年,北京对香港的政治控制逐步加紧,特首已由‘疑似党员’的梁振英担任,立法会已被亲北京人士所控制,协助特首治港的行政会不是左派、就是亲中人士,50年不变并不是事实,事实是香港已大变。”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新规定,重申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为境外媒体供稿,或将工作中获得的信息向外发布,违者重罚。法新社报导,近日中共官方发布规定,以及中国维权律师被逮捕,慕容雪村被请“喝茶”更加引起外界的关注。法广10日的文章《中国加强对媒体信息控制力度》,文章说,中共广电局规定,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士的控制,外界评论,由于国家,商业机密和未公开披露信息涉及范围广泛,中国政府负责监控信息的审查大军可以随意解读,进行删除。而且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早有自我审查体系,会对政府下达的指令做出回应,对违禁词条过滤,删除可疑言论和报道,加强对信息媒体的控制,中国的媒体人更没有批评的权力了。外界认为,在中共高层政治关系紧张,社会不满声音加剧的时期,当局习惯使用加强对媒体和信息的控制手段,封锁那些可以让中国民众自由获得信息的网站。人权组织中国分部人士表示,即使中共不断加强对网络清洗和控制,但是中国政府应该知道是不能控制每个人思考的自由。

纽约时报11日的文章《新规定禁止中国记者为境外媒体撰稿》,文章写到,中国的《保守国家秘密法》禁止公民透露保密信息。但是对这类信息的定义非常广,有时还是事后定义。尚宝骏律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的省级和更低级别的司法管辖区有自己的安全部门,这些部门有权将任何信息宣布为机密,他补充说,“经常发生情况的是,安全部门发现你有麻烦后,会重新将文件订为机密。”之声7日的文章《中共政策为未来埋下不稳定的种子》文章援引《南德意志报》则发表社论指出,中共利用高压政策制造出平静的假相,但却无造稳定。社论中写道:北京政府很擅长于利用外界对它的这种想象来实现达到自己的目的。西方经济界和政界在同中国打交道时的这种盲目和天真,跟着北京的宣传鹦鹉学舌或者是听从于北京的吩咐……我们先放下政治伦理不谈,比如说,究竟什么样的政府能够为了做生意而出卖自己的价值观。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事实上,多少年来中国自身已经感觉到危机四伏。笔者认为,现在的中共当局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态度和手段更强硬,特别是公民社会在治下受到更重的打压。现在哪怕是警告共产党遵守也会被投入监牢。“为了巩固统治,中共在拿出胡萝卜的同时,也加紧挥舞起大棒。这也许暂时会制造出平静的假相,但是稳定呢?”笔者最后写到,共产党的政策为未来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对于(中共)领导人而言,任务就是消解反对派。”

法广7月10日的文章,“鼠族,生活在北京地下的贱民”,这是《费加罗报》今天中国报道的标题。该报驻京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中里地下人防工程中的民工,看到那里永不见日光、空气湿热、腐臭的恶劣的居住环境。报导写道:事实上,这些农民工面对的生活与他们原先的期望相距甚远。在北京两千五百万居民中,有六、七百万农民工。他们是被经济增长遗忘的人,通常情况下受到剥削,并被看作是二等公民。因为没有户口,所以,不能享受任何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也因此不能免费就学。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统计,大约有一百万人就这样居住在肮脏的地窖或早前的人防工程的恶劣环境中。

《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在恶劣的居住条件外,大部分民工无法与孩子共同生活,他们不得不把孩子留在村里,通常只在每年春节时才会与孩子团聚。文章引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指出,父母与孩子间的交流仅限于电话,和一年最多两次的见面。《费加罗报》文章还指出,地下生活也给这些鼠族人群带来心理障碍、、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不过,从这篇报道来看,在地面上生活的小区居民对这些鼠族人群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扰乱了小区的宁静,也破坏了小区的安全。北大社会学教授卢晖临指出,没有这些鼠族人群的贡献,北京不会有今天这样快速的发展,没有他们,北京就会瘫痪。政府应当给他们提供像样的、价格合理的住房。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是被经济增长牺牲的第二代农民工。政府需要找到一条公平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没有公平,就会有社会动乱。

责任编辑: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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