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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悠悠:如果做昧良心的事,还不如不活!(数文)

2014年07月17日 7:35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 严自律 来源:正见网

一、吃亏是福,营私舞弊是祸

唐朝时代,有个人名叫钱徽,是礼部侍郎(掌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职的礼部副长官)。科举考试结束后,朝廷有两位高官,悄悄把自己心目中要选拔的考生姓名,塞给钱徽,要他“照顾照顾”,录取了一定有他的好处。钱徽不干,那两个人恼羞成怒,便数次在皇帝面前说钱徽的坏话。还写了奏章,诬告他贪污受贿。

当朝皇帝有些昏庸,也不去考察,就把他贬到边远地方去任职。有人劝钱徽不要那么傻,都遭贬官了,赶快把那两个官员给他写的条子,呈给皇上看,这样准能让真相明了,而逃脱厄运。

钱徽说:“我问心无愧,自己也没做什么亏心事,我干吗要去澄清什么呢?”他不仅不到皇上面前辩白,还叫他的弟子们,把那个条子烧掉了。

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是每个朝代都有的事。但钱徽无愧于心,不去辩白的气度,却不是每个朝代都有的。他(钱徽)认定:清的最后总是清的。吃亏是福,营私舞弊是祸。上苍有眼,都会看得清的。

最后,他官至吏部尚书,一生清廉,做了很多好事。

二、小小少年,光明磊落

南北朝时代,有个少年名叫吉翂(读分)。有一回,他父亲受小人诬陷,被判死刑。吉翂那时只有十五岁,他知道父亲没有罪,心里又急又气,赶忙跑到官府里,咚咚咚!就鸣冤击起鼓来。鼓声惊动了官员,经过严密调查,最后判定吉翂的父亲无罪,就把他的父亲释放了。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有个叫王志的县官,很欣赏吉翂的孝顺和勇气,就想举荐他为“孝廉”(孝廉:选拔官吏的一种科目,由各郡推举那些孝顺清廉的人,充任官职),但没想到,吉翂却对王志这样说:“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也太小看我了。我的父亲,被人诬陷了,做儿子的,肯定要努力营救才是。我只是遵循一直以来大家都应该遵守的道义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你要举荐了我去做什么孝廉,那岂不是说明了我营救父亲是为了出名、谋取功利,才这么做的吗?如果我接受了,那才是天底下最大的耻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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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耕评论此事说:“依吉翂的性格和品质,击鼓喊冤后,哪怕是县官不同意撤消他父亲的罪名,又惩罚吉翂去死,他也会愿意。他的心胸自有正义在。在那个时刻,他早已把生死抛之云外了,哪里又能想到名誉这些琐碎的事呢?读了这个小小少年的正义严词,就仿佛看到了他的真人、真心和光明磊落的品性。”

三、皇帝赞他:小小年纪,如此廉洁!

宋朝的卢革,还在幼年时,就被举荐为有品行的人。卢革不仅有德行,诗文也写得好。

那时,杭州有个叫马亮的太守,看了卢革作的诗后,非常惊奇,不相信是一个少年写的。恰好那一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马亮是主考官,他怕手下人疏忽,特意嘱咐他们要注意一份名为“卢革”的卷子,生怕录取时,因忙乱而漏取。

没想到这事被卢革听到了,他说:“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参加考试。因为情面而被录取,对别人来说是好事;但对我来说,却是耻辱。我还是回家去,第二年再来参加考试吧。”说完,竟真的回家去了。

过了两年,卢革参加考试,一考就中了状元,那时候他只有十六岁。

卢革追求真实的美名,传播开了以后,连宋神宗皇帝,也对他的宰相说:“朕听闻本朝竟有如此廉洁的人,小小年纪,就这样有德行,如此人才,值得重用啊!”

许止净评论说:“科举考试,事关前途和命运,有多少人,就是卖掉房子、卖掉一切值钱东西,也不惜换取主考官的青睐和宠幸。更有某些无耻小人,威力劫持,明目张胆,恬不知耻,企图捞个一官半职。而卢革能做出那样的事,确实是壮举啊,壮举!”

四、如果做昧良心的事,还不如不活!

宋朝的范纯仁,曾和司马光,同为朝廷大臣,但他们在处理政事上,经常意见不合,碰到一起,就互相争论。

后来,司马光因为得罪了皇帝,而遭到打击,同时被治罪的还有司马光那一整个圈子的人。有个叫韩维的,原先属于司马光那个党派,但后来也是因为与他意见不合,日益生疏,这次治罪就被幸免了。

范纯仁在本质上还是属于司马光那个党派的,这次也同样遭到了治罪。有人就用韩维被幸免的事,劝范纯仁也去跟皇帝表明心迹,范纯仁说:“我跟司马光是因为处理政事而意见不合的,再怎么争怎么斗,只是处理方法不同,并不属于私人恩怨;但是要把它作为逃脱责任的借口,别人怎么样做,我不管,我有我自己处世的原则。一个人,最难得的是讲求良心,要坦坦荡荡活着才好,我如果做下昧良心的事,还不如不活(原文是:“有愧心而生,孰若无愧心而死乎?”)。”

范纯仁曾对别人说他一生中学得最深刻的是“忠恕”两字。他经常这样对子孙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别昏。苟以责人之心贵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步!” 范纯仁的家训如此,是以毕生无愧于心也!

五、官吏们都该想想:你做官是为了什么?

宋朝有个人,名叫杜淦(读干),住在江南。年轻时候,尽管有贤能,但杜淦却不喜欢出去做官。

他住在河边上,不管酷暑严冬,都辛勤劳动。夏天,天气非常热,他就戴着草帽,到河边去开垦耕地或照料禾苗;晚上从田间回来,也不忘在油灯下读诗写文。这样辛苦而愉快地过了十五年,慢慢积累,杜淦家里竟渐渐殷实起来。

有人劝他:光有点钱,是不够的,还应去官府谋个官职当当。

杜淦却说:“做官?做官有什么意思!凡是做官的人,都要低了头,忍了耻辱,去听别人的使唤。不仅如此,每天还要战战兢兢过日子。你看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也不需要去求别人什么,我安安稳稳地过我的日子,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汗水换来的。我过得安心,过得踏实。日子已经如此潇洒,我还要去做什么官呢?!”

客观地说,杜淦的议论,未免过分了一点。做官,不是不可以,但要看做官的目地,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有德行,为官一任,造福四方,是积了大德。如果家里的老人、孩子要养活,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然后,我们要看他做官时的品行如何,如果为了蝇头小利,而欺上瞒下,无耻钻营;甚至贪赃枉法,鱼肉百姓…那么这样的人,确实是可鄙的!

那些一心要进官场,想捞一把的人,真的要好好想想杜淦的那一番话:你做官是为了什么?

六、“忌讳行贿及被行贿”

明朝有个叫王恕(1416-1508年)的人,曾经对别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宋代有句古训:‘凡是做官的,都应该忌讳别人给自己行贿;也应该忌讳自己去行贿别人。’但是这句话,到现在一点踪迹,都找不见了,那些处在官场的人,把‘送礼’两字时常挂在嘴边,一点都没有羞耻的样子,虽然没有人敢来贿赂我,但每次听了那两个字,我就要难受半天。”

王恕这个人,非常正直无私,他关心国家大事、民生痛苦,光是写给皇上的奏折,就有几尺高。那些经常要搞些小动作的大臣,看见他就绕路而走,实在走不掉了,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一眼。王恕死的时候,有九十三高龄。他的子孙中,出了很多贤良有德之士。

“忌讳行贿及被行贿”是官场里的一句至理名言。王恕不仅没有忘记,而且经常倡导,要发扬这样的风气。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任职几十年间,国泰民安,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附录:小辞典】王恕(1416~1508年) 明臣、文学家。字宗贯,号介庵、石渠,陕西三源人。正统年间的进士。累官南京兵部尚书、巡抚南畿。历劾中官钱能贪暴、宦官王敬渎职,终因多谏落职。孝宗召为吏部尚书。《明史》载其:“扬历中外五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皆一时名臣”。弘治间号为极盛朝,恕为首功。为学重在实用,求得心安;倡导“天理人欲,相为消长”的学说。

七、老莱子之妻不愿当官太太

周朝时代,楚国有个叫老莱子的人,逃避世俗,不愿做官。楚王亲自来到他家,请他去朝廷出任。老莱子答应了,楚王也就回去了。

走,老莱子的妻子,背着竹篮,挟着一些柴草,回家来。老莱子的妻子惊奇地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车子路过我们家门口的痕迹呀?”

老莱子说:“楚王来过,叫我去朝廷做官,我答应他了。”

他的妻子,却不同意老莱子去做官,说:“吃了人家的酒肉,拿了人家的钱财,就要受人家的管制。”她把身上的竹篮一扔,就夺门而出。

老莱子只好说:“你回来,让我再想想。”他的妻子并不理会,头也不回.一直走到江边,才停下脚步。老莱子就跟他的妻子,在江边的南面,住了下来,永不再提做官的事了。

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做官也好,务农也罢,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楚王能够放下自己的架子,亲自到老莱子家里,请他去朝廷做官,老莱子答应了,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他的妻子不以为然.反而觉得与贪恋官场的老莱子在一起,是一种羞耻,毅然把身上的竹篮一扔就走,她的节操,谁能比得上呢?我(本书原作者蔡振绅自称)收录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让那些贪恋虚荣的女人感到羞愧。

(以上均据蔡振绅《八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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