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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在生命中的意义

2016年08月28日 19:40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 陆文 来源:正见网

善行在生命中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一则故事体现出来。

出生于公元390年的高允,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高允少年丧父,十来岁时,为祖父奔丧还归本郡,家中财产都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身归沙门,取名法净,不久又还俗了。高允喜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求学。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郡中召他为功曹。

神麚三年(430年),魏世祖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他已四十多岁。杜超因为春天快到而诸州囚犯多不能判决,于是上表让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头前往各州,共同评决狱事。吕熙等人都因贪脏枉法获罪,唯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赏。之后高允回家教书,受其学业者有一千多人。神麚四年(431年),他与卢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侍郎,与太原张伟二人都以本官兼任卫大将军、安乐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宠弟,西镇长安,高允辅佐他很得当,秦地人都称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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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曾召高允一起讨论政事,高允的言论很得太武帝赏识。帝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魏朝多禁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开辟田地三顷七十亩,百里方圆则有田三万七千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三斗,不勤则损失三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何可忧虑的呢?”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土地交给百姓。

给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机巧,老想呈显自己的才能,劝文成帝建造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太祖道武平定天下后才开始兴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农闲之季,绝不兴工。现在建国已经很久了,宫室也已经完备了。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来接受万国的朝贺,西堂的温室也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息,紫楼台高可以用来观望远近。如果要再修更壮丽的宫室,也应当慢慢地准备,不可急于求成。估计砍材运土以及各种杂役就需两万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饭,就合四万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会挨饿,一妇不织就有人会受冻。何况是数万之众无法从事耕织生产,他们所要耗费花销,实在太多了。往古时推论再来验证现在,必然有借鉴之效啊,希望皇上认真思考。”文成帝接纳了他的意见。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写《国记》涉嫌讥讽皇族被下狱,高允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内。第二天,拓跋晃入廷奏启太武帝,命高允随行。到宫门前,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去见皇上,我随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依我告诉你的应答。”高允说:“这是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说:“进去你就知道了。”

见了太武帝,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小心谨慎,臣很了解他。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贱,只有听命于崔浩。臣请求宽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见高允,对他说:“《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以及《今记》,是臣与崔浩一同写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注疏,为臣所作多于崔浩。”

太武帝大怒说:“这比崔浩的罪行还严重,怎能留给生路!”拓跋晃说:“天威严重,高允是小臣,一时间迷乱失次。臣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真像东宫太子说的那样?”高允说:“为臣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已到临死了,决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哀怜为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子,臣便没有这番话。既问了,臣如实对答,不敢丝毫迷乱。”

太武帝对拓跋晃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移,这就更难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像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愿漏一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你。”高允竟得免罪。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愤怒至极,命令高允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灭五族。高允表示怀疑而不拟诏,太武帝频频催办。高允请求再见一次皇上,然后再拟诏书。太武帝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所犯,如还有别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这一项罪行,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绑了他。拓跋晃又拜请。太武帝说:“如果没有这人招惹我,就该有数千人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五族,其余的人都被改判自身死罪而不夷灭五族。著作郎宗钦临受死刑时说:“高允仁恕心地,大概是圣人吧!”

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学识又有什么益处?在那种时候,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凤池,参撰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大凡史书,都是帝王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举动,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崔浩以蓬蒿之才,负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的节操,在私下里也无可称道,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但为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事,死生荣辱,义无反顾。能有今天,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不是为臣当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观,称叹不已。

文成帝曾到高允家中,看到只有几间草屋,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一点盐菜。文成帝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赐给绵帛五百匹,粮食千斛,拜高允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文成帝不答应。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游雅等大多已经官至侯爵,高允的部下有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为郎中二十七年没有升过官,当时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维生。但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其子窦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进县衙后放出。其亲朋故旧没有人敢资助他。高允可怜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予以保护,六年后,窦遵得到恩赦,才母子团圆。这就是高允的品行。高允的为人被当时人所推崇。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魏朝法律开始时很严苛,朝臣大多被杖罚过。高允经历了五代皇帝,出入三个省衙,五十多年,始终没有遇到过谴责与棒笞chī的处罚。当初,真君年间因狱讼新案太多,开始让中书用经义来决断疑案。高允根据律法评判行刑,三十多年,内外都称赞高允的公正公平。

孝文帝曾在西郊处理事务,下诏让用皇帝所乘的马车接高允到西郊皇帝所在的板殿去观看风景,忽然马受惊狂奔,车翻人伤,伤及眼眉三处。孝文帝与冯太后派御医携药前往护理治疗,抚慰探望。负责驾车者将给予重罪,高允奏称自己并未受大伤,乞请免了驾车人之罪。以前曾命令中黄门苏兴寿负责搀扶高允,曾经在下雪时遇到猛犬而惊惧跌倒,扶他的人都十分害怕,高允安慰劝勉他们,不让上边闻知此事。苏兴寿称接待扶持高允共三年,没有发现高允有过忿怒的脸色,对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里常常拿着书,翻看吟咏,对亲友笃厚,对故旧思念,虚己待人,虽然地位高贵,但志向贫素淡泊,素来喜好音乐,每当有歌唱人来为他歌舞演唱,他常常和着节拍而称赞。又很相信佛家之学,经常安排斋饭请僧人讲诵佛法,平生喜欢善行恶杀。生性又十分疏简,从不妄加交游。

显祖平定青齐后,将其中有名望的大族之人迁移到代州。当时许多士人因流动迁移到这么远的地方,都饥寒交迫。迁来的人中,有许多是高允的妻族之人,都走到高允门前,高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拿出来用来周济他们,慰问周到,人们没有不感谢他的仁厚的。高允又对这些迁移来的人根据不同才能上书请皇上任用。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刚归顺的人容易产生异心,高允说取材任能,不应当以此来压抑委屈他们。

高允常对人言:“我任中书时有阴德曾救济恩治过百姓性命,如果阳报不差的话,我的寿命在百岁上。”公元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岁。高允去世前十天左右,略有不舒适,但仍不愿卧床不起,呼请饮用汤药,出入行止,仍然吟咏不止。如此这样多日,夜间去世,家人都没察觉。去世后皇上下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一千斛用做送葬之费。魏朝自初建国至此,存亡蒙赐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满朝人都认为这是莫大之荣。下葬前,被追赠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爵位如故,谥号为文,赐给命服一袭。

高允的一生践行善行,验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善行在人的一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后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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