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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的初期的顽强抗战
对国民政府军队而言，可以说，最初的一年，是最为艰难也是最为惨烈的时期，因为一方面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一方面日本试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進，抄堵国民党西南后方，切割华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国民党于死地。但是国民党军队以弱小之躯，让日军的每一步推進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7 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讲，他这样说道：“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担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你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蒋介石决心对日一战！中国人民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下，对日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就此开始了。
面对着日军最初凶猛的攻势，国民党军队为了拦截日军的南下，进行了节节的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南進、东進战略。另外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夺取“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需要将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疾西撤，以巩固国民党持久抗战的大后方。为此，国民党军队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并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功，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首先，鉴于日军急于巩固华北战场，以图迅疾南下，進攻中原，蒋介石乃命令平汉、津浦、平绥沿线守军，予以坚决抵抗，并借黄河的天然屏障，形成以忻口、太原为中心的大型会战，使分兵平汉、津浦与平绥三线進攻的数十万日军，因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不能迅速结束华北战局。因此，自七七芦沟桥事变直至11月太原失守，华北战事告一段落，不仅拖住日军达四个月之久，使日军不敢弃华北，下郑州，打武汉，以从西线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并且被迫与国民党沿平汉线次第打响了保定战斗和石家庄战斗；沿平绥线打响了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沿津浦线打响了平津之战、姚官屯之战和德州之战等十数次大型战斗。
据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称：在此十数次大型战斗中，天津之战“经保安队奋战，予敌以重大创伤”；南口之战“与敌鏖战旬日，给敌以重大之打击”；姚官屯战斗中“庞炳勋部顽强抵抗，激战四昼夜，歼敌甚众”；“德州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全团壮烈殉国”；“平型关战斗，几歼敌板垣师团”。忻口大型会战历时一月有余，是为最激烈者，“是役，歼敌三、四万，我军伤亡亦甚为惨重，郝梦麟、刘家祺两位将军壮烈殉国。”
其次，为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避免出现日军逼迫国民党由西向东退却的劣局，诱敌由东向西，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集中主力于华东，主动发起進攻，形成八一三淞沪大战（1937年），使原驻上海的一万八千日军，鉴于国民政府先后投入五十余师，七十万人，诚如决战态势，只好从华北及国内抽调十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赴援，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人，大炮三百多门，战车两百多辆，飞机二百多架，兵舰数十艘。“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
淞沪大战双方伤亡之惨重，举世震惊。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使国际观感为之一新，令国际间对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始抱敬意。其次，它将日军死死拖在上海三个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长江中、下游的工厂、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奠定了基础。再之，它使侵华日军由北向南的速胜战略破产，使侵略者在华不能任意行动，使其因抽调华北兵力以助淞沪之战，乃造成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终于使国民党达到了对日消耗战的战略目地。据日本陆军省1937年11月宣布的战况称：“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军在上海死伤达四万人”。为此，日本军心重估国民党兵力，抗战的军威和士气，以及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八一三淞沪大战后，中国抗战已赢得实现战略退却的第一步。
第三，中华民国政府在淞沪大战后，一方面确定为保卫首都而顽强一战，是为“人心”而战；一方面则在南京弃守后，仍然坚持东守津浦，道行，即为堵敌西进、保卫武汉而诱敌北上，造成徐州决战之态势，使津浦线南北两端的日军，既不能从速打通津浦线，又为徐州决战所诱惑，从而拖延了它西向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即为实现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第二步。
在这个阶段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一是命令海军封锁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军迂回江西，东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弃守后，命令主力北上，回首与自沪西進、求从南京北上的日军，反复纠战于津浦线两侧与淮河两岸，使之不能与津浦线北面日军会合。三是在韩复渠拥兵自保，弃城失地，致使济南失守之后，命令张自忠率第五九军增援庞炳勋部，死守临沂，造成两军夹击日板垣师团，并迫之仓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县城内，沿途遗尸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师团已成瓮中之鳖，并不能与自兖州南犯的矶谷师团对台儿庄形成夹击形势后，与敌矶谷师团大战于台儿庄，并获大胜，使三分之一日军被阻于徐州西北，不能对国军实行由西向东之包围和聚歼。五是于台儿庄大捷之后，当敌人为打通津浦线而合围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万，而国军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时，国军决定于五月初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退，并于规定时间抵达豫南豫北等指定战略地点。
根据上述战略安排，自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守至1938年5月19日徐州弃敌，政府军乃与日军在津浦线上周旋达五个多月，超过预定的四个月时间，进一步实现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迫使敌人按照政府军的作战方略，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使敌既不能速亡中国，又不得不一步步的陷进了长期战争的泥淖，更使国民政府一步步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胜利，从而日益增强了中国军民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念。
第四，针对日军重新决定沿淮河西進大别山，和沿扬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汉的战略，为避免与敌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作战，和防阻敌人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西進，对中国人力行军实现超越性追击，经第一战区建议，最高统帅部乃决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军。对此，李宗仁曾说：“六月九日因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与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進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
但是花园口决堤，也使河汛地区的人民遭受了惨重损失，并造成了人员的重大伤亡，该行为也是应该受到上天的谴责的。
第五，面对日军欲攻占武汉以灭亡中原的战略企图，与其纠结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划江分由南浔路、瑞武路、并沿长江北岸及沿大别山北麓进犯武汉的攻势，和“武汉为天下中”、并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及全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于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决计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战，重点放在外翼，“无论攻守進退，皆可立于主动地位”。并预期与敌作战四至五个月，以消耗敌人、粉碎攻势为主，并“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实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武汉会战自日军1938年6月12日攻陷安庆开始，至10月31日国军主动撤离武汉为止，前后五个月，大小激战数以百计，歼敌二十万，极大消耗了敌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为10月12日，日军在百余架飞机及数十艘军舰的掩护下，已强行于海南大亚湾登陆，并于10月21日攻陷广州。至此，“粤汉交通既已截断，武汉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战作最后胜利之根基”。
犹如蒋介石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進，消耗敌人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進行西南之建设。盖惟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峻，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资，始得充实供给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及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行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周边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之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并称：“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是我国积极進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切不可认为战争失利与退却，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蒋介石还坚定的说：“自今伊始，必须更哀切、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日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至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而进行的“以时间争取空间”之艰苦卓绝的前期抗战，算是告一段落。它确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不仅达到了既定的战略退却之目标，又极大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主义三月亡华的狂梦，从此将侵略者死死拖在长陷不拔的著名“中国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后的失败。其间政府军官兵用鲜血谱写的一幕幕抗日壮歌，永远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国民党的继续英勇抗战直至抗战胜利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历经浴血苦战，确实达成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目标。南京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搬迁至重庆。自此，尚拥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其后将近七年的岁月里，凭借着西南大后方而继续坚持艰苦而持久的抗战，直至最后打败了日本的侵略。1938年 11月25日至28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从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进行的主要战役如下：
在前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上，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采取并坚持了“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新一轮持久战略，不断发动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大型攻势。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仅国民党军队的对日大型作战就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枣宜会战、缅甸会战、豫中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反攻腾龙战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大型战斗则有阻止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阻止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中条山战斗及晋东南诸战斗，冀省游击战，湘东战斗，鄂中战斗，鄂西战斗，鄂北战斗，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鄂、豫、皖边区之粉碎日军十月攻势，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诸稽附近战斗，豫鄂皖边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江浙闽赣方面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良口战斗，克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斗，清远战斗，克复福州连江福清长乐战斗和朗溪战斗，郑州战斗，凌川附近战斗，克服五原战斗，绥西战斗，袭击开封战斗，皖东反扫荡战斗，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第二次惠博战斗，雪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区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反攻广州作战。”
而在整个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即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 1985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有85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1986年已经达到115位。
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1989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
在八年抗战中，中华史册记载着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让我们简单举例如下：
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1937年10月3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1938 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1939 年5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1940 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军队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1942 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1944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企图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
勿需再举例子了。正是因为国民党军人有着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国民党除了正面战场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台湾资料显示，以1941年初统计数位看，国民党游击队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的2.63倍，作战次数是中共全部军队作战总数的402倍。国民党游击队最初多由奉命留在敌后的国军，或由国军干部、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力量。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国民政府抗战的骄人战绩
如前所述，国民党在整个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每次战斗都给了日军或大或小的打击，并粉碎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根据1994年大陆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军将领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国民党军队击毙的，只有三人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
1937 年的淞沪抗战，日陆军省公布日军伤亡达四万，同时争取了三个月的有效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此外，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并迫使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10月著名的忻口会战打响。这一仗，歼灭日军四万人，形成了华北战斗中最有利得战局。
1938年3月的台儿庄大战，歼灭日军三万余人，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5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灭日军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国民党军队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中国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1939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日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日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国民党军队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9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伤亡三万余人。在同年11月至次年1月的桂南会战中，日军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地，完全没有达成。
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歼日军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同年3月的上高会战，聚歼日军主力，日军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1941 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国民党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国民党军队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而《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1942 年1月，国民党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1943年5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国民政府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11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国民党军队川、鄂、湘间的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进犯常德，桃源等地。国民党军队顽强抵抗，12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1944 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3月5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1945年1月27日中国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1945 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国民党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国民党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国民党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4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5月8日在中国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5月27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
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
美国人易劳逸在其《毁灭的种子》一书中写道：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 ── 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 ── 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的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的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的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的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而1989 年后的一些有良知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承认：“蒋介石自始至终的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证明，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的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的领导着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获知真象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
但是，在大陆一言堂的宣传下，在中共一贯的谎言攻势下，广大大陆普通百姓对于抗战中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英勇事迹还是知之甚少，甚至还抱有诸多的误解。而许多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在1949年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这冤情上天自有清算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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