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朝宗的西周

(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0年)

  

散氏盘(西周)通高20.6厘米 清乾隆年陕西省凤翔县出土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而得名,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为中华文物之宝。)
 

  一出殷商史刚刚落下帷幕,一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周史又拉开了序幕。在这幕启幕落之际,不知我们是否注意到:无论表面的形式如何的不同,历史却在某些方面惊人的重复着。譬如关于一个朝代的兴衰,过去的夏商王朝皆兴盛于施行仁德之政的贤王,如禹和商汤;皆亡于残酷暴虐之王,如桀和纣。而且那些仁德之主都敬天畏地,遵循着上天的警示,不断修德于天下;反之,那些暴戾的君王则无视上天反复的警示,逆天叛道,而最终走向毁灭。那么新开启的这幕历史又如何呢?在此后中华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大戏又如何呢?或许,答案就在这历史大戏台的幕启幕落间;或许在这不断上演的大戏落幕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了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让我们先继续看这新的一幕历史正剧。

  周朝(公元前1066年-前206年)是继殷商灭亡之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周朝前后共有三十七代天子,历时八百多年,到公元前二百零六年,才被秦国灭掉。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儒家、道家思想贯穿并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历史。

  以公元前 770年为界,后代史家根据都城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将此之前的周朝称为西周,之后的称为东周。西周时,周王朝属地较为辽阔,包括西畿和东畿。西畿以周最初的都城丰镐二京(今陕西境内)为中心,东畿以后建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中心。公元前770年,周幽王死,平王迁都洛邑,不仅失去了对西部属地的控制,而且周王朝从此基本上处于衰弱状态,并受到列国的欺压。《左传》中就有:“周之东迁,晋、郑焉依”之句。

  关于西周的历史,传于后世的如夏商之史一般,只是后世认为的共主之国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则十分茫然。西周王朝,先后出现了文王、武王、成王以及周公等效法五帝的贤王贤臣,尚保留了大道的遗迹。

  东周之后则不然。所传于后世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地区的史实为多,而所谓的天子之国,则似乎处于无足轻重之列,此外,周天子中平庸之辈较多。东周之时,天下格局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列国之间的竞争也从不甚激烈到十分激烈,依此后世史家又划分为春秋和战国时期。“春秋”缘于孔子所著史书《春秋》得名,“战国”则大概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战事频繁而得名,西汉刘向曾著书《战国策》。

  春秋之世,各诸侯国依大小、强弱分为一等国和二、三等国。因各国实力有限,对周之礼制尚能遵守,所以诸侯之争只限于争霸,但是在尊崇周天子的前提下,强国间的战争也比较少;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北方诸侯,已不再将周天子放在眼中,而先后称王。每个诸侯都希望凌驾于诸王之上称帝,并进一步实现统一的欲望,因而当时战事十分频繁。

  生于这一乱世时期的孔子认为,此时“天下无道久矣”。他临风长叹道:“大道之行的时代,以及夏商西周的贤王治世我没有赶上,但是古书中有记载。大道之行的时代,天下为公,选拔贤明而有能力的人治理社会,人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不把财产视为私有,而把劳动视为美德,没有阴谋和盗贼。可是现在大道已经没落了,天下成了统治者的家天下,父死传子,兄终弟及,人们仅仅照顾自己的亲属和子女,货力为己、各私其私。”以往人们所尊崇的“德”而让位于现实的权力欲望和利益,人离道愈来愈远,人类的道德自此开始走向衰败。

  当人离大道愈来愈远时,为了使人们的道德不至于下滑得太快,一些神以圣者的形象降生到人间来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老子的真道和儒家思想主导后世中国历史数千年。

  周朝的祖先

  周的始祖后稷,名叫弃。关于他的出世,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他的母亲是有邰(tái,台)氏部族的女儿,名叫姜原。姜原是帝喾(kù,酷)的正妃。一次,姜原来到郊野,看见一个巨人的脚印,心生爱慕,想去踩它一脚,一踩就觉得身子振动像怀了孕似的。十个月后姜原生下了一个儿子。姜原认为这个孩子不吉祥,就把他扔到了一个狭窄的小巷里,但不论是马还是牛从他身边经过都绕着躲开而不踩他;于是又把他扔在树林里,正赶上树林里人多,所以又挪了个地方;把他扔在沟渠的冰上,但有飞鸟飞来用翅膀盖在他身上。姜原认为他是神,就抱回来将他抚育成人。由于起初想把他扔掉,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弃。

  弃小的时候,就很出众,有着很高远的志向。他游戏的时候,喜欢种植麻、豆类的庄稼,种出来的麻、豆长得都很茂盛。他成人之后,喜欢耕田种谷,仔细观察什么样的土地适宜种什么,适宜种庄稼的地方就在那里种植收获,民众都来向他学习。尧帝听说了这个情况,就任弃为农师,教给民众种植庄稼,使人民受益良多。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舜帝把弃封在邰,以官为号,称后稷,另外以姬为姓。后稷的兴起,正在唐尧、虞舜、夏商的时代,这一部族都有着非常好的德望。后稷死后,他的儿子不窋(zhú,竹)继位。

  不窋晚年,夏后氏政治衰败,废弃农师,不再务农,不窋因为失了官职就流浪到戎狄地区。不窋死后,他的儿子鞠(jū,居)继位。鞠死后,儿子公刘继位。公刘虽然生活在戎狄地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四处考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并伐取木材以供使用,使得出门的人有旅费,居家的人有积蓄。民众的生活都依靠他的德行好起来。很多人都感念他,很多人都来归附他,诗人们创歌谱乐来歌颂他的功德。周朝事业的兴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公刘去世后,儿子庆节继位,在豳(bīn,宾)地建立了国都。

  庆节去世后,经过七代,传至古公亶父(dǎnfǔ,胆,甫)继位。古公亶父重修后稷、公刘的大业,积累德行,普施仁义,国人都非常爱戴他。戎狄的薰(xūn,熏)育族来侵扰,想要夺取财物,古公亶父就主动给他们。后来他们又来侵扰,想要夺取土地和人口。人民都很愤怒,想奋起反击。古公说:“民众拥立君主,是想让他给大家谋取利益。现在戎狄前来侵犯,目地是为了夺取我的土地和民众。民众跟着我或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民众为了我的缘故去打仗,我牺牲人家的父子兄弟却做他们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干。”于是带领家众离开豳地,到岐山脚下居住。豳邑的人全城上下扶老携幼,又都跟着古公来到岐下。邻国听说古公这么仁爱,也有很多来归从他。于是古公废除戎狄的风俗,营造城郭,建筑房舍,把民众分成邑落定居下来。又设立各种官职,来办理各种事务。民众谱歌作乐,歌颂他的功德。

  古公的长子名叫太伯,次子叫虞仲。他的妃子太姜生下了小儿子季历,季历娶太任为妻,她也像太姜一样是贤惠的妇人。太任生下昌,有圣贤的祥兆。古公说:“我们家族有一代要兴旺起来,恐怕就在昌身上应验吧?”他的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想让季历继位,以便传给昌,就一块逃到了南方荆、蛮之地,并依照当地的习俗,在身上刺上花纹,剪掉了头发,把王位让给了季历。

  古公去世后,季历继位,这就是公季。公季继续实行古公的德政,努力施行仁义,诸侯都归顺于他。

  周朝的缔造者--文王和武王

  文王西伯的德行和功绩

  公季去世后,儿子姬昌继位,姬昌被商纣王封为西伯侯,所以被称作西伯,也就是文王。他虽然与九侯和鄂侯被列为商王朝的三公,但并不被商王朝看重。西伯继承后稷、公刘的遗业,效法古公、公刘的法则,一心一意施行仁义,敬重老人,慈爱晚辈,礼贤下士。有时到了中午都顾不上吃饭而来接待贤士,许多士人因此都来归附于他。在孤竹国的名士伯夷、叔齐,听说西伯非常敬重老人,也投奔了西伯。

  商朝大臣崇侯虎向殷纣王進谗言说:“西伯积累善行、美德,诸侯都归顺他,这将对您不利呀!”于是纣王就将西伯囚禁在羑(yǒu,有)里。归附西伯的那些贤士都为他担心,就设法找来美女,骏马,还有其他一些珍奇宝物,献给了纣王。纣王见了这些宝物非常高兴,于是赦免了西伯,还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西伯回国之后就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这一残酷的刑法,纣王答应了西伯的请求。

  此后,在吕尚,也就是姜太公的辅佐下,西伯表面上耽于游乐,对商纣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更为积善修德,和悦百姓,大力发展生产,使更多的诸侯前来归附,诸侯也都来请他裁决争端。

  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明西伯的德行。虞国人和芮(ruì,瑞)国人之间因田界发生了争执不能断决,就一块儿来到了周国。进入周国境内后,发现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因为人们都有谦让长者的习惯。虞、芮两国发生争执的人,还没有见到西伯,就觉得惭愧了,都说:“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周国人以为羞耻的,我们还找西伯干什么,只会自讨耻辱罢了。”于是各自返回,都把田地让出然后离去。诸侯听说了这件事,都说:“西伯恐怕就是那承受天命的君王。”于是,诸侯尊西伯为王。

  西伯称王后,改变了殷商的律法制度,并制定了新的历法。他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意思就是说,大概帝王的瑞兆是从太王时开始兴起的。

  西伯还去征讨那些不驯服的诸侯和商的盟国。他先后征伐了犬戎、密须和耆(qí,其)国。殷朝的祖伊听说了,非常害怕,就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纣王。纣王并不在意,说:“我不是承奉天命的那个人吗?他这个人能干成什么!”后来,西伯又征伐了崇侯虎等,还营建了丰邑作为都城。迁都的第二年,西伯因年老患病去世,太子发继位,这就是武王。

  西伯在位大约五十年。他被囚禁在羑里的时候,据说曾经增演《易》的八卦为六十四卦。西伯去世后,被谥为文王。

  武王的德行和功绩

  武王继位后,决心继承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他拜吕尚为师,让兄弟周公旦、召公作助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联络同盟者,还将都城扩至沣水以东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境),积极做灭商的准备。

  *武王顺天命讨伐商纣

  武王继位第九年,决定出兵讨伐纣王。武王乘船渡河,当船走到河中央时,一条白鱼跳进武王的船中,武王俯身抓起来用它祭天。渡过河之后,有一团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住的房子上,而且转动不停,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乌鸦,还发出叫声。当时,八百多个诸侯们虽然未曾约定,却都会集到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这个地方。诸侯都说:“现在可以讨伐纣了!”武王却说:“你们不了解天命,现在还不可以。”于是率领军队回去了。

  过了两年,武王听说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而且杀死了進忠言的比干,囚禁了箕子。太师疵、少师强为了避祸,抱着乐器逃奔到周国来了。于是武王向全体诸侯宣告说:“殷王罪恶深重,不可以不讨伐了!”于是遵循文王的遗旨,率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披甲战士四万五千人,东进伐纣。第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日,军队全部渡过盟津,和联合伐商的各国诸侯订立盟约,检阅军队。盟津距商朝的首都很近,在这里演武检阅,就是向商朝的试探和示威。武王作了《太誓》,向全体官兵宣告说:“如今殷王纣竟听任妇人之言,以致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疏远他的亲族弟兄,又抛弃了他祖先传下的乐曲,竟谱制淫荡之声,扰乱雅正的音乐,去讨女人的欢心。所以,现在我姬发要恭敬的执行上天的惩罚。”

  次年二月甲子日的黎明,武王一早就来到商郊牧野,举行誓师。武王左手拿着黄色大斧,右手拿着有旄(máo,毛)牛尾做装饰的白色旗帜,用来指挥。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任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最终将招致殷的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誓师完毕,武王与前来的各诸侯军队会合,共有战车四千辆,在牧野摆开了阵势。纣王听说武王来攻打自己,也发兵七十万来抵抗武王。武王派师尚父率领百名勇士前去挑战,然后亲自率领战车三百五十辆、士卒两万六千二百五十人、勇士三千人的大部队冲进殷纣的军队。纣王的军队人数虽多,却都没有心思打仗,他们都痛恨纣王的暴虐,心里都盼着武王赶快攻进来。武王攻过来后,很多纣王的士兵掉转兵器攻击殷纣的军队,并给武王做了先导。殷纣大败。

  *武王灭纣并昭告上天

  殷纣战败后,返回城中登上鹿台自焚而死。诸侯跟随着武王进入商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商都的百姓都在郊外等候着武王。武王命令群臣向商都百姓宣告:“上天将赐福给你们!”商都人全都叩头拜谢,武王也向他们回拜行礼。武王进入城中,找到纣自焚的地方。武王亲自用黄色大斧砍下了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

  次日,武王命令清除道路,修治祭祀土地的社坛和商纣的宫室。武王在社坛将灭纣的过程昭告上天。群臣都跟在身后。祭祀前,大臣毛叔郑捧着明月夜取的露水,卫康叔封铺好了席子,召公奭(shì,式)献上了彩帛,师尚父牵来了供祭祀用的牲畜。伊佚朗读祝文祝祷说:“殷的末代子孙季纣,完全败坏了先王的明德,侮慢鬼神,不进行祭祀,欺凌商邑的百姓,他罪恶昭彰,被天皇上帝知道了。”武王拜了两拜,叩头至地,说:“承受上天之命,革除殷朝政权,接受上天圣明的旨命。” 武王又拜了两拜,叩头至地,然后退出。自此,周朝正式确立。

  为了统治商朝的遗民,武王把原来商王直接控制的领地分成三个区:原殷都朝歌以北地区(今河南省汤阴县一带)爲豳(音宾),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一说霍叔居豳)掌管;朝歌以东地区(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为卫,封给自己的弟弟管叔鲜掌管;朝歌以西地区(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封给自己的弟弟蔡叔度掌管。武王又把尚父封在营丘,国号为齐。把弟弟周公旦封在曲阜,国号为鲁。

  武王怀念古代的圣王,就表彰并赐封神农氏的后代于焦国,赐封黄帝的后代于祝国,赐封尧帝的后代于蓟,赐封舜帝的后代于陈,赐封大禹的后代于杞。

  据说,周初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十五个,同姓之国四十个。封邦建国的目地,是加强对各地的统治,并作为周王室的屏藩。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治理国家。

  武王下令将被纣王关押的箕子从牢狱里释放出来,又释放了被囚禁的百姓。他还命令散发鹿台仓库的钱财,发放钜桥粮仓的粮食,赈济贫弱的民众;命令展示传国之宝九鼎和殷朝的宝玉;命令给比干的墓培土筑坟;命令主管祭祀的祝官在军中祭奠阵亡将士的亡灵。这之后,武王才撤兵回国。路上武王巡视了各诸侯国,并分封诸侯,颁赐宗庙祭器。

  *武王修德于天下

  武王回到周都镐京,夜不能寐。周公旦来到武王的住处,问他不能入睡的原因。武王说:“上天不享用殷朝的祭品,从我姬发没出生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郊外怪兽成群,害虫遍野。上天不保佑殷朝,才使我们取得了今天的成功。上天建立的殷朝,曾经任用有名之士三百六十人,虽然说不上政绩显著,但也不至于灭亡,才使殷朝维持至今。我还不能使上天赐给周朝的国运永葆不变,哪里顾得上睡觉呢?”

  武王又说:“我要确保周朝的国运不变,要靠近天帝的居室,要找出所有的恶人,惩罚他们,像对待殷王一样。我要日夜勤勉努力,确保我国的安定,我要办好各种事情,直到功德在四方放光。我南望三涂,北望岳北,观察黄河,仔细察看了洛水、伊水地区,觉得这里离天帝的居室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

  后来,武王在洛邑进行了测量,准备在此修建周都。武王还命令全国修养生息,把马放养在华山南面,把牛放养在桃林区域;让军队把武器放倒,进行整顿然后解散:以此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

  又过了一段时间,武王生了病。周公斋戒沐浴,祷告上天,为武王消灾除邪,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代替武王,武王的病这才渐渐好了。武王时期,周朝颇有新兴之气。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成王。

  周公摄政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是西伯侯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因为年幼,所以由他摄政七年。摄政期间,他出师东征,平定了管蔡和武庚的叛乱;并进一步分封诸侯,营建东都,制礼作乐。成王长大后,他还政于成王。

  周公的德行

  周公姬旦从小就孝敬父母,诚实忠厚,而且多才多艺,聪明伶俐,深得文王的喜爱。姬昌在世的时候,姬旦和他的哥哥姬发(武王)常在他的左右,帮助处理政务。

  周武王继位后,姬旦成为武王的助手。这时候,姬旦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当,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共同筹划灭商大计,完成父亲姬昌未完成的大业。

  两年后,姬旦和武王,联合各国诸侯在盟津订立盟约,检阅军队。盟津会盟后的第二年,武王在姬旦等人的辅佐下,统率军队渡过盟津,并在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牧誓》为姬旦所作。

  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灭商后,在如何处置殷人的问题上,武王征求大臣的意见。姜尚表示,这些人应该统统杀掉,不留后患。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大臣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觉得有罪的人,不分轻重一律杀掉也不行。于是,武王又找来姬旦。姬旦的意见是: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姬旦这种给降者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武王深为赞许,并進而采纳。这赢得了殷人的拥护。

  灭商归来,在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武王同姬旦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之事。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姬旦焦虑万分,虔诚的向先祖太王、季王、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 武王的病这才渐渐好了。但过了不久,武王还是病故了。武王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姬旦,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姬旦涕泣不止,不肯接受。

  周公的功绩

  武王死后,姬旦立武王之子诵继位,这就是成王。成王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应付复杂的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姬旦肩上,他理所当然承担了摄政一职。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禄父的管叔和蔡叔,对姬旦摄政很不满意,妒忌心大起。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姬旦排四,管叔是兄,姬旦是弟,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姬旦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服。蔡叔虽然行五,但他支持管叔。于是他们散布谣言,说姬旦“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

  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竟鼓动封于豳的旧商朝的领主──武庚禄父一同起来反对姬旦,企图夺权。回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良好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建国不久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不平息叛乱,周朝先世经营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于一旦。此时的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周公东征

  姬旦临危不乱。他首先说服姜太公和召公,以求得内部保持团结,。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顔回报太王、季王、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

  在赢得众人的支持后,周公于第二年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的叛乱。出征前进行了占卜,周公向臣子们表示:“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为了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一次,上天要来帮助我们,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周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臣子们听了,众志成城,随同姬旦一起东征。姬旦的话被史官记载下来,这就是《尚书》里的《大诰》。

  周公东征,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争,是武王伐纣之战的继续。这次战争持续了三年。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蔡叔的儿子胡品德高尚,为人善良,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蔡叔死了之后,周公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姬旦又把他封到新蔡。讨伐平定管、蔡之后,周公继续向东进发,消灭了参与叛乱的五十多个小国。周公东征的胜利,也将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周公重新分封诸侯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给周王室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商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建立卫国,为卫侯。并分给他殷民七族,大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的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还有八师兵力,用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为了使康叔封强化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封发布《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经过战乱后安定下来,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

  康叔封受封上任时,周公特别嘱咐他说:“小人是难治理的,你要尽心竭力去作,不要贪图安逸玩乐,那样才能把殷民治好。人说:‘民怨不在大,也不在小,在于使不驯服的人驯服。使不努力的人努力’。你的职务就是把周朝发扬光大,安定殷民成为顺从的百姓。”如果殷民反抗,周公告诉康叔封,要实行坚决镇压。他说:“若当政者不对罪犯行惩戒,神给人的法便会紊乱和废弃。我们当依照文王时制定的刑罚,去惩处不可宽大赦免的人。但执行刑罚要慎重。人有小罪,若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明知故犯、坚持不改,其罪虽小,不可不杀。人有大罪,如果出于一时过失,不坚持错误,不顽固到底,能自首悔罪,无所隐瞒,其罪虽大,也可不杀。”

  周公又将长子伯禽,封到鲁(今山东省曲阜市)地区,建立了鲁国。分给伯禽殷民六族作为领民,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业氏族。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城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北),这次姜太公平定叛乱有功,封地非常大,“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建立了齐国。

  周公的同姓召公被封在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此外,唐叔(成王的弟弟)封在从前夏朝的所在地(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建立了晋国;纣王的哥哥微子反对纣王,也反对武庚叛乱,因此也受了分封,在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了宋国。姬旦还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记载:姬旦“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姬旦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安插在全国各个重要地方,这样,周王室就处在安全的屏障之中。此外,各诸侯国又在国内把一部分土地分赐给大夫,称为采邑。

  *周公建立国家机制

  周公还设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中央有太师、太保,辅助周王统治天下;有三事大夫:常伯、常任、准人,分别管理地方民事,选任政府官吏,负责司法审判等;有六大: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别负担诸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活动;还有司徒(管农田耕作)、司空(管官职事)、司马(管军事军赋)、司寇(管司法)、虎臣(管宫廷侍卫)、膳夫(管出纳三命)、趣马(管天子马匹)等等。这些统称“内服职官”,都是专管朝廷事务的。

  此外,还有许多“外服职官”,如侯、甸、男,是处理诸侯国事务的。在诸侯国内和卿、大夫的采邑里,也设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组织。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著从属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和周天子保持着严格的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的中心是确认嫡长子的继承权。嫡长子的继承权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不仅可以继承财产,而且可以继承政治地位。

  周朝实行同姓不婚制度,异姓之间结婚不受限制,这样,周天子和异姓诸侯之间,就可以依靠通婚建立起血缘联系。所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伯,称异姓诸侯为甥舅。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在周公之前就有,但是到周公执政和辅佐成王期间,这些制度更加完备了。周公通过这些制度,凭借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军队,把对付殷人的政策贯彻下去。实行这套办法是卓有成效的,经过10年努力,到成王当政时,政令可以下达到各封国的各国官吏。周朝的统治终于巩固了。

  *周公修建新都

  周朝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远离中原,偏于西部。周公东征班师以后,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西),以便有效地控制东方。周公摄政的第5年,正式营建洛邑。这年5月,姬旦来到洛邑,全面观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建成。内城方1720丈,外城方7O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又称洛邑。

  *周公制定礼乐制度

  在洛邑营修建时,姬旦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所谓礼,指的是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礼非常复杂,几乎包括了贵族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概括起来有五类:一为吉礼,用于祭祀神明。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三为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为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为嘉礼,用于饮宴婚冠。所谓乐,就是音乐。这在当时是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奏什么音乐,有相当严格的区分。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姬旦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姬旦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公劝勉成王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淫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他举例说:当年殷王中宗在位,作事严肃谨慎,行动瞻前顾后,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纵情享乐,荒废政事。祖甲长期当下民,懂得民间疾苦,因此继位后,能爱护百姓,施以恩惠,不欺侮鳏寡。此后继位的国王,生下来就只会享受,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晓得耕作的辛苦,不重视小民的劳动,所以国力渐渐萎靡。他谆谆告诫成王,教导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土,治理好国家。

  周公为了周王朝的事业,殚精竭虑。到了晚年,他回到封的地方。后来临终前嘱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不敢离开成王。”

  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姬旦葬在毕原(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那里有文王陵和武王陵。把姬旦和文王、武王葬在一起,是表示姬旦的功劳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事业。

  成康盛世

  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和辅佐,是有效果的。成王执政后,能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了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

  成王临终时,担心太子钊(zhāo,招)胜任不了国事,就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位。成王去世之后,召公、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去拜谒先王的宗庙,用文王、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难反复告诫太子,要他一定力行节俭,戒除贪欲,专心办理国政,写下了《顾命》,要求大臣们辅佐关照太子钊。太子钊于是登位,这就是康王。

  康王即位,通告天下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业绩,反复加以说明写下了《康诏》(康王之诰)。所以在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一切刑罚都放置一边,四十年不曾使用。康王命令毕公写作策书,让民众分别村落居住,划定周都郊外的境界,作为周都的屏卫,为此写下《毕命》,记录了毕公受命这件事。

  此时天下安定,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手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西周此时处于盛世之时,可以说是西周的黄金时代。

  西周的发展

  *一代雄主穆王

  康王去世之后,儿子昭王瑕(xiá,霞)继位,昭王在位的时候,王道衰落了。昭王到南方巡视,没有回来,相传是因为当地人憎恶他,给他一只用胶粘合的船,结果淹死在江中。他死的时候没有向诸侯报丧,是因为忌讳这件事。后来立了昭王的儿子满,这就是穆王。穆王继位时,已经五十岁了。国家政治衰微,穆王痛惜文王、武王的德政遭到损害,就命令伯冏(jiǒng,烱)反复告诫太仆,要管好国家的政事,写下了《冏命》。这样,天下才又得以安定。

  后来,穆王西征犬戎,南摄夷人,对边远民族的侵扰进行积极的防御,制止了掠夺。穆王又平定了东平徐偃王所率徐夷诸部的反叛,南讨楚国,大会诸侯于涂山。

  为了恢复周王朝的威望,穆王新设太仆一职,作为太御众仆之长,以加强王朝的中枢管理。他施善政于天下。诸侯有不亲睦的,甫侯向穆王报告,于是制定了刑法,减轻刑罚。按照墨、劓(yì,亦)、膑(bìn,殡)、宫、大辟五种刑的规定来判决。如果五刑不合造,就按照用钱赎罪的五种惩罚来判决。如果用五刑不合适,就按照五种过失来判决。五刑的条文规定,墨刑类有一千条,劓刑类有一千条,膑刑类有五百条,宫刑类有三百条,大辟类有二百条。这套刑法因为是甫侯提出来的,所以叫做《甫刑》。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去世。其在位期间,西周依然处于强势地位。但他死后,西周再没出现这种盛况。其后,穆王的儿子共王繄扈(yīhù,医户)继位。共王去世后,他的儿子懿王囏(jiān,艰)登位。

  西周的衰落

  懿王在位的时候,周王室逐渐衰落了。懿王死后,共王的弟弟辟方登位,这就是孝王。孝王逝世后,诸侯又拥立懿王太子燮(xiè,谢),这就是夷王。夷王逝世后,儿子厉王胡继位。

  *厉王暴政害国

  厉王贪财好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ruì,锐)良夫规谏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喜欢独占财利,却不懂得大祸将至。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而有谁想独占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间的万物谁都应得到一份,哪能让一个人独占呢?独占就会触怒很多人,却又不知防备大难。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做人君的人,应该是开发各种财物分发给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万物都能得到所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还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来怨恨呢。所以《颂诗》说:‘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与地。种植五谷养万民,无人不向你看齐。’《大雅》说:‘广施恩泽开周业。’这不正是说要普施财利而且要警惕祸难来临吗?正是因为这样,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业一直到现在。而如今,君王您却去学独占财利,这怎么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人称为是强盗;您如果也这样做,那归服您的人就少啦。荣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败亡了。”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

  *天之警示

  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前853年),西周的西北连续六年大旱。《诗经》上是这样描述的:“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持续长时间的大旱,加上厉王的腐朽残暴,结果是饿殍遍野。

  旱灾结束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可是,身为一国之君的厉王,却变本加利的剥削和压榨人民。他在灾后进一步实行“专利”。就是把原来公有的山林川泽霸占为已有,不许人民樵采渔猎。厉王的所为引起了众怒。一部份人认为这种做法背离了周室“王人”的传统,“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国语.周语》)。另一方面,在遭受数年旱灾之苦之后,又断绝了鱼猎薪樵之源,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逸周书.商良夫解》),达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对于厉王的暴虐无道,放纵骄横,国人纷纷公开议论他的过失。

  为控制社会的言论,厉王从卫国请来巫师,借助巫术去侦察人们的窃窃私议。发现了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路上见面,以目示意。镐京城内,一片恐怖气氛。可是诸侯也不来朝拜了。厉王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苛,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大臣召公见厉王如此倒行逆施,便向他进谏。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堵住人们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厉害。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伤害人一定会多;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开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也应该放开他们,让他们讲话。民众把话从嘴里说出来了,政事哪些好哪些坏也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好的就实行,坏的就防备这个道理,就跟大地出财物器用衣服粮食是一样的。民众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能维持多久呢!”但是厉王根本不听劝阻,继续一意弧行。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折磨下,厉王三十七年(前842年),在小领主共伯和的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不可一世的暴君厉王,被国人暴动吓破了胆,逃奔到彘(zhì,智,今山西霍县),结束了其残暴的统治。厉王在外住了十四年而死。这次暴动不仅赶走了周厉王,而且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共和之治

  起义爆发时,厉王的太子静被藏在召公家里。国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围起来,召公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灾难。如果现在太子被人杀了,君王将会以为我对他们记仇而在怨恨君王吧?待奉国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更何况待奉天子呢?”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太子,使太子免遭杀害。

  此后,召公、周公共理朝政,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纪年。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而太子静已在召公家长大成人,召公、周公二辅相就一块儿扶立他为周王,这就是宣王。

  *宣王中兴及宣王之死*

  宣王登位之后,由二相继续辅佐,修明政事,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史称“宣王中兴”。

  此外,为了解除来自黄土高原上群翟部落的威胁,宣王派兵深入到太原讨伐,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三十九年(前789),宣王又在千亩打了一仗,其军队被姜戎打得大败,西周王朝开始走向衰落。而且表明,西周对隔河的地方,已经逐渐不能控制。

  由于偏信一首童谣,宣王不听忠谏,杀害了无辜的上大夫杜伯。杜伯临死时说:“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

  三年后,宣王大会诸侯于郊野游猎。临近中午,宣王打完猎回朝途中,突然见杜伯出现在道路左边,乘坐着白马,身着红衣,戴着红帽,手执红色弓箭,对准宣王发射,箭正射中宣王心脏。宣王一声惨叫,跌在马下,脊骨折断而死。

  幽王宠妇亡西周

  *天之警示和亡国预言

  周宣王末年(约803年),西周又发生了大旱灾。这场旱灾,持续时间更为长久。大旱不仅使河流、池沼完全干涸,而且森林、草木皆于枯而死。农田、庄园,都变成了一片荒野。没有粮食,连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因难。旱灾带来的是一派庶民逃亡,邑里空虚,村落萧条,田园荒芜的衰落景象。

  面对持续严重的旱灾,周宣王继用了先朝的祈禳。《春秋繁露.郊祀》载: “……王以不雨,遇灾而惧,整身修行,期欲以稍去之” (《帝王世纪》)。但是,宣王没有商汤的德行,无论他祭祝,还是“整身修行”,都无济于事。这场旱灾,一直持续到幽王上台继位时。这时,持续的旱灾已使西周处于危难之际。

  四十六年(前782),宣王死后,他的儿子宫湦(音生。按又作“涅”)继位,即幽王。幽王二年,西周都城和附近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的地区都发生了地震。大臣伯阳甫预言说:“周快要灭亡啦。天地间的阴阳之气,不应该没有秩序;如果打乱了秩序,那也是有人使它乱的。阳气沉伏在下,不能出来,阴气压迫着它使他不能上升,所以就会有地震发行。如今三川地区发生地震,是因为阳气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而被阴气压在下面了。阳气不在上面却处在阴气的下面,水源就必定受阻塞,水源受到阻塞,国家一定灭亡。水土通气才能供民众从事生产之用。土地得不到滋润,民众就会财用匮乏,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不灭亡还等待什么!从前,伊水、洛水干涸,夏朝就灭亡了;黄河枯竭,商朝就灭亡了。如今周的气数也像夏商两代末年一样了,河源的水流又被阻塞,水源被阻塞,河流必定要枯竭。一个国家的生存,一定要依赖于山川,高山崩塌,河川枯竭,这是亡国的征象。河川枯竭了,高山就一定崩塌。这样看来,国家的灭亡用不了十年了,因为十刚好是数字的一个循环。上天所要抛弃的,不会超过十年。”这一年,果然三川枯竭了,岐山崩塌了。

  此后,西周还出现了一些异常气候和自然现象。《竹书纪年》载:“幽王三年冬,大震电。四年夏六月,陨霜。”这里所记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冬暖夏寒的异常气候。冬暖则害虫多,夏寒则伤庄稼。 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西周离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宠妇亡国

  幽王三年,他想废掉太子宜臼,而立宠妃褒姒(sì,似)之子伯服。太子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是幽王的王后。幽王除了想废掉太子,还想废掉申后,好让褒姒当王后。周太史伯阳诵读历史典籍,感慨道:“周朝就要灭亡啦。”

  传说,还是夏后氏衰落的时候,有两条神龙降落在夏帝的宫廷,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个先君。”夏帝不知道是该杀掉它们,还是赶跑他们,还是留住他们,就进行占卜,结果不吉利。又卜占要把他们的唾液藏起来,结果才吉利。于是摆设出币帛祭物,书写简策,向二龙祷告,二条龙不见了,留下了唾液。夏王用木匣子把龙的唾液收藏起来。夏朝灭亡之后,这个匣子传到了殷朝,殷朝灭亡之后,又传到了周朝。连着三代,从来没有人敢把匣子打开。但到周厉王末年,打开了匣子。龙的唾液流在殿堂上,怎么也清扫不掉。周厉王命令一群女人,赤身裸体对着唾液大声呼叫。那唾液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大蜥蜴,爬进了厉王的后宫。后宫有一个小宫女,六、七岁,刚刚换牙,碰上了那只大蜥蜴,后到成年时竟然怀孕了,没有丈夫就生下孩子,她非常害怕,就把那孩子扔掉了。

  在周宣王的时代,小女孩们唱着这样的儿歌:“山桑弓,箕木袋,灭亡周国的祸害。”宣王听到了这首歌,有一对夫妻正好卖山桑弓和箕木制的箭袋,宣王命人去抓捕他们,想把他们杀掉。夫妇二人逃到大路上,发现了先前被小宫女扔掉的婴孩,听着她在深更半夜里啼哭,非常怜悯,就收留了她。夫妇二人继续往前逃,逃到了褒国。后来褒国人得罪了周朝,就想把被小宫女扔掉的那个女孩献给厉王,以求赎罪,因为当初这个被扔掉的女孩是褒国献出,所以叫她褒姒。周幽王三年,幽王到后宫去,一见到这女子就非常喜爱,生下儿子伯服,最后竟把申后和太子都废掉了,让褒姒当了王后,伯服做了太子。太史伯阳感慨地说:“祸乱已经造成了,没有法子可想了!”

  褒姒不爱笑,幽王为了让她笑,用了各种办法,褒姒仍然不笑。周幽王设置了烽火狼烟和大鼓,当有敌人来侵犯时就点燃烽火。周幽王为了让褒姒笑,点燃了烽火,诸侯见到烽火,全都赶来了,赶到之后,却不见有敌寇,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都不相信了,也就渐渐不来了。

  周幽王还任用为人奸诈乖巧、善于阿谀奉承、贪图财利的虢(guó,国)石父在国中当政,国人都非常不满。

  幽王废掉申后和太子后,申后的父亲申侯很气愤,联合缯(zēng,增)国、犬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点燃烽火召集诸侯的救兵。诸侯们没有人再派救兵来。申侯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并俘虏了褒姒,把周的财宝抢掠一空才离去。后来诸侯共同拥立幽王从前的太子宜臼为王,这就是平王,由他来继承周朝的祭祀。平王即位时,关中遭受兵火洗劫,残破不堪,犬戎又不时前来骚扰。平王只得将都城迁到洛邑,史称“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中武王克商开始,到公元前770年周幽王死于骊山之下,前后共历十二王,约280余年。

  西周的文化

  *“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 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 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 “金曰从革”,是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此外,儒家经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时出现的,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堪舆等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10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

  司马迁曾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太史公自序》)《识文解字》易部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八卦由阴爻和阳爻组成, “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象,其象也是阴阳。日为阳,月为阴。是以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来阐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都是如此。

  《周易》是中国传统医学之源,二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医张景岳在其著作《医易义》中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赐》,《易》不可无医”。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西周金文一般有较长的篇幅,如毛公鼎近500字,记述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临潼出土的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更加丰富了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虢季子白盘(西周)通高39.5厘米,口长137.2厘米 清道光年陕西省宝鸡市虢川司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铸于公元前816年,因作器者为虢季子(名白)而得名。它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为西周三大青铜器。以铭文字数而言,虢季子白盘字数稍逊(111字),但就制作之精良与体量之大,则以此盘为最。)


毛公鼎(西周)通高53.8厘米 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时(828~782B.C.)的一件重器,因器为毛公所作而得名。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计499字,为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全文可分五段:1、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的盛况,对比作鼎时时局不靖;2、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3、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4、告诫鼓励毛公以善从政;5、赏赐毛公车、兵、命服。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 )

  容庚《金文编》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3000个单字,近数十年间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周礼.春宫》)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诸侯谁宴招待来访使臣用小雅《鹿鸣》、《四度》、《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经孔子删定,汇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西周所用雅乐的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和《大雅》《小雅》。至于《国风》,只有时代稍早的《周南》《召南》,可以用于等级较低的“礼”,而且也只是较晚时代才出现的现象,因为二《南》基本上是西周晚期作品。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罘(草头)苡》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进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今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还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周礼·地宫·大司徒》说明当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成(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了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其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周礼·春官)》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以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男服服饰冕服: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弁服: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深衣: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

  女服服饰祎衣:为王后从王祭先王的俸祭服。褕翟:为王后从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祭服。是青色衣,画褕翟纹十二章纹,褕翟羽色亦为五采。阙翟:为王后助天子祭群小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祭服。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翟纹。鞠衣:为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亦为诸候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展衣:又称襢衣为王后礼见王及宴宾客的礼服,亦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亦为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纯衣:为贵族之女的嫁衣。

  可以说,古代的服饰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礼教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具有装饰的意义,而且还是当时人们身分和言行举止的指标。

  西周的科技

  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28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昏旦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这是我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的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医学

  *对疾病的认识与诊治

  根据甲骨文,可知早在商代就有对人体体表部位的记载,如:首、面、目、口、鼻、眉、耳、手、肘、肱、臂、足、胫、膝、趾、项、脊、腹、臀等;也有根据人体不同部位产生的生理功能而定名的,如孕、娩、乳、尿、血等。但对人体内部的脏腑组织记载不多,只有“心”字。

  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口(口病)、疾齿(齿病),疾舌(舌病)、疾自(鼻病)、疾项(项病)、疾手(手病)、疾肘(肘病)、疾肱(肱病)、疾身(腹病)、疾尿(尿病)、疾足(足病)、疾膝(膝病)、疾胫(胫病)、疾止(趾病)、疾育(产科病)、疾子(小儿病)等。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如“疾言”,即说话困难或发音嘶哑; “疥”,是因易于结痂而得名;“蛊”,表示腹中有寄生虫;“龋”,为虫蛀牙齿。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涉及到五官科疾病、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妇产科疾病、小儿科疾病。此外,甲骨文中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的记载,疾年指多病之年,雨疾、降疾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这些是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朝已出现针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药物治疗等治病方法。

  到了西周,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医学书籍,但有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较商代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认识到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并有了固定的病名。《诗经》中记载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周礼》中也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疾病内容。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在治疗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药物知识

  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此时虽还没有出现药物学专著,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述的 “五药”,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书中还有对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炼制的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诗经》中也有关于药物的丰富记载,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

  *病因学

  西周时期的人们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讲述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

  *卫生保健

  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甲骨文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殷墟的出土文物中也已有一些盥洗用具。

  西周时,人们对饮食卫生日益重视。《周礼·天官》中曾记载:“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食医》中也有“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记载,说明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

  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周礼》、《易礼》、《诗经》中都记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等。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穿地而凿的土井,至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井裙、井盖、井亭等水源卫生保护设施。殷墟发现当时已有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遗址也发现有较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早在夏商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周代在防暑降温方面已有具体措施,人们普遍试图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诗经》、《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医疗制度

  周代开始出现专职医生,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类似于营养医生;疾医相当于现在的内科医生,其职责是负责邦内群众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管兽病的治疗。

  周朝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其医政组织是:医师1人,上士2人,下士4人,府2人,史2人,徒20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役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要根据医生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制定其级别和俸禄。

  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正如《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说明当时已能对病人分别处理,并建立了治病的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数学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

  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周髀算经》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的。

  西周世系

  1、武王(姬姓、名发)——2、成王(诵)——3、康王(钊)——
  4、昭王(瑕)——5、穆王(满)——6、共王——7、懿王——
  8、孝王——9、夷王——10、厉王(胡)——共和行政
  11、宣王——12、幽王(宫涅)

  参考书目

  1、《史记》,司马迁, 西汉
  2、《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1884-1957),华东师大出版社
  3、大纪元和正见网上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