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全集』作者:蒋介石 | 转到底部 | 禁书网       
 
蒋介石全集
类别:政治  |   作者:蒋介石  |   2004-11-25 5:41:00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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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 要旨 本文  

中庸要旨
说明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 原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序言 中庸要旨
附 录(一) 自勉四箴 附 录(二) 中庸章句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第一章 退却、防御与攻击 第二章 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 第三章 攻心战术 第四章 矛盾战术
第五章 接触、渗透、组织战与群众运动 第六章 贸易战与基地战 第七章 伪装、诈术、奇袭与宣传战 第八章 和平谈判与停战协议
第九章 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第十章 联合政府    

苏俄在中国
第一章 绪论——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结果
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第一章 俄共侵略计划步步进展之主因——在其对方的错误 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的几个基本观念问题 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演变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第二章 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基本原则 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战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及其进行的方略——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 第四章 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  

西安半月记
西安半月记 引言 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十二日
十二月十三日 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六日
十二月十七日 十二月十八日 十二月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十二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杂著(诗、联、歌曲、箴勉、题画)
杂著(诗、联、歌曲、箴勉、题画) 咏 竹 述 志 穷理研几之联
海滨口占韵语一则 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养正气之联 更衣亭题字
沉潜仁义之联 福州军幕中所作箴言 生活生命之联 操心虑患之联
常平站感吟一绝 挽  总理联 挽阵亡将士联 四十岁生辰感言
出发校阅撰歌二则 集句联语 挽谭延闿院长联 游峨眉口占
挽天主教雷鸣远神父 大中华歌 挽戴笠将军联 挽戴笠将军联
挽戴笠将军联 六三自箴 四箴 阿里山祝山观日出
联 语 建党六十周年书勉全党同志联语 挽胡适之院长 挽陈辞修副总统
为夫人题画      

家谕
家谕 上编 家谕 下编 附录 蒋经国致母亲的一封信  

中国之命运
第一章 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第二章 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第一节 清代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衰落及其对内政策根本的错误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与国民的反应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的教训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对社会的影响 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对伦理的影响
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对伦理的影响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对心理的影响 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第二节 北伐的成功与革命的教训 第三节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 第四节 抗战对国内的影响 第五节 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抗战期间及战前对日战略与外交战的经过
第五章 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的撤废与平等互惠新约的意义 第二节 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 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建设与革命哲学之建立问题 第二节 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问题
第三节 自由与法治观念之养成问题 第七章 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第八章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结论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 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 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 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上篇 大 学 之 道 下篇 附录一  大 学 章 句 附录二 大 学 古 本
附录三 王阳明大学问 附录四 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    

中国经济学说
一、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与范围 二、中西经济学说的分别 三、中国古来的经济规模 四、民生主义的经济的道理
五﹑将来的经济理想 附录一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 附录二  土地国有的要义  

国父遗教概要
说明 序言 序言 第一讲 总理遗教概要
第二讲 政治建设之要义 第三讲 物质建设之要义 第四讲 心理建设之要义 第五讲 社会建设与民生哲学之要义
第六讲 研究 总理遗教之结论      

反共抗俄基本论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一节 帝俄与赤俄对华相继侵略的传统 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二节 赤俄侵华的工具 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三节 俄帝侵华的方案及其亡华的三步骤
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四节 俄帝侵华的目的 第三章 反共抗俄战争的特质 第一节 反共抗俄战争的意义 第三章 反共抗俄战争的特质 第二节 中国国民革命的时代使命 第三章 反共抗俄战争的特质 第三节 反共抗俄形势的分析
第四章 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本质 第四章 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 第二节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第四章 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 第三节 国民革命的方略 第五章 三民主义的哲学观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 第一节 人类进化的原则
第五章 三民主义的哲学观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 第二节 民生史观 第六章 三民主义现阶段的提纲 第一节 民族主义方面 第六章 三民主义现阶段的提纲 第二节 民权主义方面 第六章 三民主义现阶段的提纲 第三节 民生主义方面
第七章 汉奸必灭与反共必胜、侵略必败与抗俄必成 第八章 结论--反共抗俄的总目标    

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
要旨 本文    

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
第一章 序言 第一节 育乐两篇的补述 第一章 序言 第二节 自由安全社会的建设 第二章 育的问题 第一节 生育问题 第二章 育的问题 第二节 养育问题
第二章 育的问题 第三节 教育问题 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一节 康乐的意义 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二节 康乐的环境 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三节 心理的康乐
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四节 身体的康乐 第四章 结论 第一节 民生主义建设的物质与精神条件 第四章 结论 第二节 民生主义建设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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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

隶属章节:序言

  先总统蒋公,惟睿作圣,承周孔道统,受国父感召,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尝言:「国父祖述汤武,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三民主义,一心物,合知行,通天人,赞化育,明德至善,光辉日新」,用是「终身秉持遗训」,壹以继志承烈,保国卫民,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光大固有历史,扫除国民革命一切障碍为毕生志事。是知公思想渊源,近本乎国父,而国父之思想,实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流也长,其积也厚,故发为论著,阐圣道,明典制,尽人性,穷物变,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揭橥三民主义本质三事,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前者明其体原,后者增其未备。又本知难行易之旨,创为力行哲学,谓「人之生也,为行而生,力行即是革命,革命之本务在行仁」。示人生以大道,启革命之周行,胜义宏纲,闻之者可以汗出泪下,行之者足以致修齐治平矣。

  公自黄埔建军,东征、北伐,荡决群丑,一匡天下,旋倭寇启衅,共匪跳梁,抗战、戡乱,兼筹并顾,戎衣宵旰,存亡俄顷。而几沈物先,虑周百度,庶物每出于神明,书告盖等于训传。言教育以变化气质为先,敦道德在日用寻常之际,并以礼义廉耻之四维,纳于食衣住行之生活,成效丕着,风气聿新,此韩昌黎所谓「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者欤?

  公道协时中,言为世则,巨制鸿篇,多自精勤淬砺、笃实践履中来,博切高明,金声玉振。然搉其大较,壹出善政善教二端,举凡治军、主政,建立制度,发展组织,以至于抗战建国,内安外攘一切言论,皆善政之属也。其对教育之指示,青年之训迪,新生活之倡行,以及峨嵋、庐山、复兴关、阳明山训练之所讲论,皆善教之类也。顾三民主义之善政,亦即三民主义之善教,内圣外王,交光互影,立论虽千门万户,原皆归本于民生,致力于仁爱,条贯于哲学、科学、兵学,斯盖公思想之全体大用,亦上承国父「历史之中心为民生,革命之大道曰仁爱,仁者仁民,爱者爱国」之训示,交推旁达,以自铸其崇论闳议。世之诵公功德者,必曰征伐戡乱,而不深觇其善政善教,则所见者犹管蠡也。

  自共匪肆逆,神州陆沉,赤水群飞,民随波沸。 公深悯生民之倒悬无告,又复困心横虑,重张区宇,奠复兴之丕基,为兆姓所托命,忧患纷乘,立言益复精切,以定静安虑得之涵摄,为危微精一中之操持,寓理帅气,主敬立极,尤益显其思想之邃密,人格之粹美,昔阳明弟子徐爱谓阳明先生曰:「先生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此言在当日阳明心目中之辞受不可知。顾五百年后,公则已尽践之矣。

  民国五十五年,孝仪曾辑印「将总统思想言论集」,祝公八十纯嘏,距今已十八年,而公之升遐,亦近十年矣。羹墙如见,謦欬莫闻,每展遗编,怆然涕下!因复裒辑五十五年十月至六十四年四月之遗稿,及前此未曾公布之文件,分为专著、演讲、书告、文录、别录、谈话、书面致词等类,并系以总目录、大事年表及论著年表三种,都四十卷,计壹仟五百余万言,敬题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并先送请夙以文学侍从先总统蒋公之萧自诚、曹圣芬、唐振楚、楚崧秋、周应龙诸先生分别校阅,俾臻完备。

  夫有其德者,未必有其言,有其言者未必有其功,三者备矣,又未必有其位与有其寿,并德功言于一途,合齿德爵于一尊,旷览瀛寰,盖无与俦。孝仪幸获亲见述作之美之富,又躬承编校之役,但觉蟠天际地,经纬万端,义理昭融,教戒深切,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将同尧典禹谟,周情孔思,长存于天壤之间,敢懿告乎万世。

  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衡山秦孝仪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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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一、全国各学校教职员及学生与政府完全是整个一体,彼此应肝胆相照,共同一致为救亡复兴而奋斗!

  二、当此外患紧迫,国难严重之际,全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表现浓厚之爱国热情,实为最可乐观之现象。

  三、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与中日战争之始末:

  1、日本侵华,以南守(海洋政策主守)北进(大陆政策主进)为传统政策。

  2、东北之沦亡与今日华北之危机,即四十年来日本大陆政策演进之结果。

  3、中日战争之起因,经过,结果,及其影响。

  四、中国国民党之传统政策——「收复高台,巩固中华」。

  五、欲图御侮复兴,必先认清世界大势:

  〔第96页〕

  1、中国问题与黄白种界之歧视;

  2、英美俄对日关系之分析;

  3、第二次海军会议之决裂与日本之退会;

  4、法俄协定与英法协定之用意;

  5、意亚战争中英意之对立;

  6、欧洲集体安全运动及其破绽。

  六、日本之假想敌及其对中国之策略:

  1、日本之假想敌——海军敌对英美,陆军敌对苏俄;

  2、日本对中国之策略——希望不战而屈,以达不血刃而灭中国之目的,其手段:

  甲、反党反蒋——视国民党及蒋某为眼中钉;

  乙、威逼利诱——压迫爱国之志士,制造卖国之汉奸;

  丙、挑拨离间——使中国内部分裂,以便各个击破;

  丁、利用汉奸——图逞其「以华灭华」之毒计;

  戊、造谣生事——尽力摇惑人心,破坏政府。

  七、中国对日外交情形与最近国家情势:

  〔第97页〕

  1、外交情形:

  甲、「九一八」前后;

  乙、「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协议」之内容;

  丙、长城抗战后「塘沽协议」及所谓「申合事项」之内容;

  丁、华北交涉:

  (一)六月忍痛撤兵之原因;

  (二)「何梅协定」之无稽。

  2、最近国家情势:

  甲、赤匪踞赣时期之危险;

  乙、统一川滇黔,乃国家最后生存基础之稳定;

  丙、日本之战略在包围外蒙,战胜苏俄,对华不敢急进。

  八、甲午之役中国失败之原因:

  1、内部不团结,军政不统一,帝后两党暗斗于上;翁李两派倾轧于  下,既无强有力之中央政府,复无共同信仰之统帅。

  2、清庭之昏庸腐败与人民之愚昧无知;

  3、无整个主动之政略与战略——对敌情认识不足,对外交运用失当。

  〔第98页〕

  4、交通不便,一切无准备。

  过去失败之原因即今后成功之宝训。

  九、日本对我民族性与新近之进步和优点毫无所知,因而判断错误,吾人果能发扬民族精神,埋头苦干,必可复兴!

  十、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本方针:

  1、善用策略,充实国力;

  2、忠党爱国,安内攘外;

  3、一心一德,贯澈始终。

  十一、御侮复兴之根本要件:

  1、信任政府,拥护中央;

  2、服从统帅,统一指挥;

  3、信仰主义,坚定自信;

  4、修明内政,整军经武;

  5、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6、训练民众,充实民力。

  十二、政府之外交政策与本人之决心:

  〔第99页〕

  1、对日整个交涉——本人决负责解决一切纠纷;

  2、努力保持和平——但决不签订断送主权之条约;

  3、准备最后牺牲——自信必获最后之胜利。

  十三、对于教育之意见——应即订定以国防为中心之非常时期的救国教育计划:

  1、提高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2、养成「明礼义,知廉耻」之德性;

  3、养成「负责任,守纪律」之精神;

  4、养成「劳动服务」之习性;

  5、培养救国之体力与智能;

  6、以学校为中心,推进各种救国工作。

  十四、今后学生应注意各点:

  1、爱国青年必须持志养气,刻苦自励,以求最后的胜利!

  2、爱国必须能救国而不误国,救国在循正当途径,采有效方法,从事 实际工作。

  3、爱国者必先养成现代国民之高尚人格;

  4、爱国者必须充分培养救国之智能与体力;

  5、爱国者必须有「卧薪尝胆」,「自强不息」之精神。

  〔第100页〕

  十五、结论:

  1、严守纪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为救亡复兴之根本要件。

  2、多难正可兴邦,吾人应加紧的充分准备一切!

  3、人人应坚定「有我在国必不亡」之自信心,坚忍奋斗,以完成救国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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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各位校长,教授先生,各学生代表:

  昨天各位所提出的意见,已经逐项记载,分别整理,政府对各位的意见,已十分明白。今天兄弟负责对各位作一个总答复。在未答复以前,自己有一点意思,先对各位说一说:我以为就整个国家的立场而言,各位校长教授,不是某一个学校的校长教授,而都是国家的校长教授;各学生也不是某一个学校的学生,而都是国家的学生。再就政府的地位而言,各学生也就是政府的子弟,而各位教授先生就是政府所聘请来教授一般子弟的先生。各位都是爱国家的,所以今天到场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与政府完全是整个一体的。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以内的人,彼此都应该肝胆相照,一切意见都应该尽量交换,共同一致努力奋斗,向救亡复兴的总目标前进!

  此次各位到南京来向中央陈述救国的意见,同时来听政府救国的方针,本来是用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召集的。但是今天雅不愿以行政院院长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来对各位说话,各位都是教育界的人,兄弟也是教育界的人。中央军官学校和中央政治学校自创办以来,就是兄弟担任校长,自己平时对于教育很有兴趣,并且到现在已有十二年的经验,所以今天兄弟完全是以教育界一份子的资格,即中央政〔第101页〕治学校和军官学校校长的资格来和各位讲话,将我对于国事的意见贡献于各位,希望各位注意。

  现在我们国家外患紧迫,环境险恶,国难严重,真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地步。所幸全国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各位青年学生都能一致觉悟,抱?满腔的血忱来爱护国家,并且迫切的要求政府明示救亡图存的大计,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这是政府在坚苦撑持之中,最感兴奋最抱乐观的一种现象。(鼓掌)

  现在为使各位了解政府如何解除国难的大计,先要对各位讲明日本对华的传统政策与中日战事的教训。必须明白这点以后,纔能了解政府对日的方针和我们国家今后的出路。(鼓掌)

  我们知道: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可说完全是一部惨痛的国难史。在这段国难史中,外交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日本。换言之:日本就是侵略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敌人!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并非从「九一八」起,更非从去年十二月华北事件起;远在公历一八七四年即亡清同治十三年,就侵略我们的台湾,到一八七九年即光绪五年又侵占我们的琉球,到一八九四年即甲午年再侵略我们的朝鲜;因此引起中日之战,中国一败涂地!于是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割与日本,到一九一○年,朝鲜也被他并吞。到现在再占领我们东四省,更进而侵略华北。推究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的经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自从明治以来,早就有一贯的政策,即所谓北进的大陆政策与南进的海洋政策。而两者之间,尤其以北进政策为主。他们整个的传统政策,可以名之为「南守北进政策」。所谓南守,就是向南只发展到台湾和南洋菲列宾为止,以防御英美封锁东洋为主;所谓北进,就是要占领满蒙并吞中国独霸东亚,作无止境的发〔第102页〕展。为什么要南守北进呢?因为向南发展,则为英美两强国的范围,极不容易达到目的;如果漫无止境,会遇到强大的阻碍,他们感觉此路不通,所以对于海洋政策,只取守势,相机行事,只在太平洋攫得各种利益,以为发展的根据。对于北进的大陆政策,则用全力来发展。因为北进只有俄国是比较强的敌人,日俄战后,俄国势力,一落千丈,日本人认为并不足畏,尽可自由发展。他们以为大陆政策如果成功,则海洋政策当然亦可随之成功。日本就可独霸东亚,称雄世界。他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就是灭亡朝鲜,早已成功。第二步就是所谓满蒙政策。以朝鲜和南满为根据,用全副力量来侵略东三省,即热、察、绥和蒙古以及贝尔嘉湖以东的俄国领土。他所要占的这些地方,除东三省有最大的经济价值,他们认为一经占领,足以与世界为敌,其重要可不言而喻之外,其它的地方,也有无量的富源可以开发,而且在战略上都是战胜苏俄与并吞中国所必取的地方。所以他要贯澈大陆政策,一定要侵占满蒙,一方面驱逐苏俄在远东的势力;一方面即以制中国的死命,然后可以长蛇封豕的姿势,从大陆与海洋两面来完成他独霸东亚的野心。这种野心,我们只要看看田中内阁对满蒙积极政策的奏章所说的几段话,就可以完全明白。奏章有云:「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张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由此可见日本之侵略满蒙,并不是现在纔发动〔第103页〕的,已经早具决心,早有计划,自甲午至九一八为止这三十五年当中,他们上自天皇,下至一般国民,用尽心血,想尽方法,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准备一切,来侵略我们,最后到「九一八」纔实际下手占领我们的东四省,最近更进窥外蒙察绶和华北。这是早在他们计划之中,并不是临时所发生的野心。东四省之亡,如果我们拿历史的眼光来看,所以说并不是亡于「九一八」,而是肇端于甲午之役,成熟于日俄之战,最后纔实际沦亡于「九一八」。所以我们现在的国难,是由甲午之役一贯而来;我们要认识现在国难的根源,研究解除国难的途径,必须研究甲午之役的始末。

  讲到甲午之役,以我们这样一个堂堂大国,为什么会一败涂地,而屈服于小小的日本呢?今天我可以将他前因后果约略的报告。中日甲午之战,其根本起因,就是由于日本想并吞朝鲜,作为侵略满蒙灭亡中国的根据地,来实现他传统的大陆政策。朝鲜是几千年以来中国的藩属,我们对于朝鲜,当然有保护的责任,而日本要想吞并朝鲜,所以他头一步的手段就是使朝鲜与中国脱离关系;换言之,就是要使由中国的藩属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便可以实行并吞。因为日本有此决心,所以中日间的冲突,便无可避免。到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朝鲜有东学党之乱,请求中国替他平定,中国在派兵以前,据驻日公使报告,说日本政府和议会冲突甚烈,断定他一定无暇过问朝鲜的事情,中国便决心派兵前往,那知道日本政府得到中国派兵的消息,就立即将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件事,奏请明治天皇裁可,毕竟政争停止,派兵向朝鲜进发,并且占据汉城各要隘,先发制人。当中国军队开到牙山,东学党的乱事,即已平定。中国向日本提议同时撤兵,日本包藏祸心,坚拒不肯;反而向中国提议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第104页〕其蔑视中国的宗主权,与决心干涉朝鲜内政的心思,已十分明显了。这时中国仍想以外交途径解决。但是日本已决心和中国开战,迅速增兵,中国因准备不及,为避免战争起见,将军队概行撤回牙山。日本则??进逼,数日之间,陆海并进,遍布要津,在仁川汉城便有日兵七千多人,中国方面只有叶志超一军孤寄牙山,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不过当时因为中国所持同时撤兵的理由,非常正大光明,深得各国同情,而日本始终反对,各国都不以他为然,在外交上我们中国是居于主动的地位。当时中国负军事和外交责任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一方面知道中国的实力不够;一方面看见当时外交情势又大有可为,就想藉外交的方法来制胜日本。但是因为满清政府之昏庸与牵制,和日本人之奸险狡猾,后来外交亦复??落,一筹莫展。继而日本驻朝鲜公使大乌圭介以武力胁迫韩王宣布废除中韩条约,脱离中国,并开始驱逐中国在韩军队。情势演变,已到非决战不可的地步,中国方面纔?手准备战事,由李鸿章指挥一切,李鸿章调动陆军一万五六千人分由天津旅顺奉天进发,因日军已在汉江口遍布水雷,海道梗阻,只能由陆路自辽东分起前进,渡鸭绿江入朝鲜,兵机既钝,道途又迂,牙山军队待援甚急,李鸿章然后调济远广乙威远等舰并租英国商轮高升号装运陆军增援,但这些战舰被日本海军轰击,广乙首先受创,逃而触礁,济远逃回旅顺,高升号被日本兵舰击沉,从此朝鲜海上就不见中国兵舰的踪影。本来当时就海军而论,中国海军的实力比日本要强大得多,结果黄海一战,来远,扬威,致远,超勇,广甲等舰,又均被轰沉,从此全军覆没,其腐败的情形,可想而知!当中还有令人最可痛最可耻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海军舰队中,有所谓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之分。当时南洋有一只兵舰名「镇海」,在黄海附〔第105页〕近,为日本兵舰所俘获,舰长被俘以后,便跪在日本舰长面前求免一死,他说:「现在和日本作战的是北洋舰队,镇海是南洋舰队,驶到这里并不是和你们日本作战的,请你饶恕我罢」!这种没有国家观念没有骨气没有志节偷生怕死的人,那里配做国家的军人!各位想一想:同为一个国家的舰队,当本国和敌国作战的时候,还分你北我南,可以你打我不打,敌人只知凡是你中国的军队以及一般中国人,都是他所要消灭的对象;如果你们分南分北,是你们自己分散力量,自取败亡,正合他的意思。如果他的力量够的话,当然一举可以将你消灭;但是因为当时他知道中国海军实力比他大,没有这个把握,同时看到中国军人的弱点,所以极力声言只打北洋不打南洋,只打李鸿章,不打别人,来达到他各个击破的策略。果然中国人不争气,被人家料定,中国海军之惨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镇海舰长之廉耻丧尽,实在是我们中国人莫大的耻辱!至于陆军方面,因援军陆行迂远,海道隔绝,驻守牙山的叶志超军队,孤立无援,不待开战,一直退到平壤,只有聂士成在承欢抗战一次,势孤不支,也退到平壤和四部援军会合,援军之先到者,多不服叶志超,将士因此渐渐失和,又以为平壤易守,并不严于戒备,日军一到,便仓皇失措,一败涂地,一直退到鸭绿江,从此朝鲜境内便无中国军队,并且接连败退到辽河以西,弄得京师震动,清廷没有办法,不得已只好屈服,听从美国的调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日本议和于马关。结果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签订马关条约。凡十一款,其主要内容:第一,中国认朝鲜为完全独立自主国;第二,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与澎湖列岛让与日本;第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虽然辽东半岛经俄德法三国的干涉,退还了我们,但是仍旧增加赔款三千万两以为交换,并且俄〔第106页〕德法三国也乘机要索了许多权利。总之,自中日战后,中国东北边境和沿海的藩篱尽撤,国家的主要生命线,完全断送无遗;从此中国东北到东南,便整个的为日本势力所包围,国家的生命,时时在他控制和威胁之下,失了保障!日本占据了台湾,就成为他侵略华东华南的根据地。不必说空军,他的海陆军由台湾出发,只需几小时就可以到达福州厦门。只在十二小时以内,就可以占领福州厦门。他并吞了朝鲜,就成为他侵略满蒙和华北的根据地。再加以日俄战后,旅顺大连租借权及南满铁道又为日本所夺;并且压迫中国开放满洲各商埠,因此日本势力,便笼罩南满,而满蒙和华北便从此多事。一直弄到现在这样危急存亡的境况。所以大家要晓得:自从甲午战后,高台丧失,便是藩篱尽撤门户洞开,再不配讲真正的国防。要讲真正的国防,就先要收复高丽台湾,恢复我们国家的生命线!也必须如此,纔可以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鼓掌)

  以上是讲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以及中日战后我们中国被他围困的情形。其次,再要讲到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大家都知道:专就武力而论,现在我们中国固然不够抵抗日本的侵略压迫,但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却大有足使日本传统政策不能安心遂行而时刻感觉忧虑者在。今天在座的各位想必很多人看过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所发的小册子,他那种小册子的内容,完全代表他们日本政府的意向。其中最露骨最注重的一点就是极刀反对中国国民党和我蒋介石;一定要想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一般日本人心目中认为要灭亡中国必先消灭国民党;而要消灭国民党,先就要打倒蒋介石。日本人内部不惮公开的说,打倒了蒋介石消灭了国民党,中国必然四分五裂混乱不堪,完全变成一〔第107页〕盘散沙,没有力量起来反抗,那时就毫不费力的可以灭亡中国。日本何以这样视国民党和我蒋介石为眼中之钉呢?使中国混乱分裂便于他们下手还是一种形式上的说明;骨子里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有他侵略中国的传统政策,而我们中国国民党也有一个挽救中国的传统政策,彼此的传统政策恰好针锋相对,绝对冲突。如果我们党的传统政策颠扑不破,日本虽然能够贯澈他的政策占据南满,也永远不能安心的。这就是日本人要极力反党反蒋的真正原因。所谓国民党的传统政策是什么呢!今天我对于在场的各位先生和学生,当作自己的先生和子弟看待,可以提出来明白的告诉大家:我们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就是总理中山先生定下来的两句口号:「恢复高台,巩固中华」?(鼓掌)我们国民党一天存在,这个政策一天不能放松!我们不仅要收复满蒙的失地,而且要收复高丽台湾,恢复我们国家固有的生命线,纔能够讲国防,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鼓掌)日本因为知道中国一天有中国国民党存在,这个政策就一天不能消灭;这个政策不能消灭,虽然他占了我们地方而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永远不会忘记,他就永远不能安心侵占我们的领土,安心做他大陆政策的迷梦,所以极力的来反对我们的党,压迫我们国民政府,使我们的政策根本不能存在,使我们一般国民以及子子孙孙不复知道高台和东四省是中国自己的领土,到这个时候,他纔可安心侵占,任意宰割。完全并吞灭亡我们的国家而没有人来反对他。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这种关系,坚定我们的信念,就是巩固我们精神的国防;不要为日本威胁利诱和种种煽惑所动摇。现在虽然我们国家一时力量不够,被他占领了东四省,拿不回来,祗好忍辱负重,发愤自强;所谓「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但是大家总要卧薪尝胆,坚忍刻苦,时时刻刻将恢复一切失地这一句话,牢〔第108页〕记在心!要知道:不仅满蒙是我们祖宗的基业,高台更是我们中国固有的生命线!一天不能恢复;我们国家便一天没有独立的资格,没有生存发展的把握!这次各位都希望政府确立安定华北的政策,现在我可以负责告诉各位:政府当局不仅对于华北以至东四省的事情没有一刻放弃责任,就是对于丧失了几十年的高丽(朝鲜)和台湾也绝对没有忘记!(鼓掌)收复一切失地的责任,政府始终担在肩上,一刻不忘;也惟有认真负起这个责任的政府,纔不媿为中国国民全体所拥护的革命政府!(鼓掌)如果我们只知道要收复东四省而忘了高台,就算东四省能够恢复过来,而在日本势力威胁之下,也没有安定太平的时候。所以我们挽救国家,复兴民族,一定要贯澈我们国民党「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传统政策。现在政府一切策略,都是根据这个根本国策来定的,决不是因循苟且,亦决不粉饰虚张,完全本此信念坚忍奋斗,尤望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我们一般知识分子都要明了政府的意思,大家要刻骨铭心,矢志记住我们「恢复高台,巩固中华」两句口号,共同向这个目标坚忍奋斗!虽然这种救国的远大事业我们未必能及身完成,但还有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继续不断的起来奋斗,只要我们将这个政策传之子子孙孙,使他们人人脑筋中都镌刻?永远不忘,「恢复祖宗的基业和国家的生命线,纔配做黄帝的子孙和中国的国民这一个信念」。如此我敢断言:我们国家和民族决不会亡!我们民族固有的地位和光荣,一定可以恢复,而且一定可以继续不断的发扬光大!(鼓掌)

  我们要想恢复高台,巩固中华,使国家能够在国际间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而屹然独立永远适存于世界;就目前的情势而论,当然与日本势不两立,要和他来拼命奋斗。不过我们要知道:现在国际的关〔第109页〕系非常复杂,一个国家在这种复杂关系的国际环境中,要想求生存发展,尤其是要想从危亡中求复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直截轻便的事情,必须就各方面认清时代环境的诸般关系,从而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纔能看清自立自强之道,而妥筹适合时代应付环境的办法,达到御侮复兴的目的。中国自海通以来,因为国际交通和科学文明发达的原故,早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主要的一分子,而且是整个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一环,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各方面的演变,无不受国际环境的重大影响。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出路,一定要先认识世界大局。讲到现在世界的大局,当然内容复杂变化多端,不知从何说起,不过有几件特别重要的事实,可以说一说的:

  第一就是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我们知道: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以前,全亚洲的黄种民族,都因为科学文明落后的关系,受欧美白种民族的欺侮压迫。因此欧洲人就产生了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以为世界上只有白种民族是聪明优秀的民族,有色人种都是劣等人种应该淘汰,世界应归他们白种人统治。后来日本人发奋为雄,努力维新,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头等富强的现代国家,凡是白种人所能做的事,黄种的日本人也能做;从此白种人纔转变从前的观念,不敢再轻视日本人,推而至于对一切黄种人都有戒惧之心。不论是畏惧或是轻视,白种人对于黄白种族之见,至今始终没有打破。尤其是我们中国天赋很厚,国内的进步太迟缓,白种人固然没有一天抛弃其垂涎并吞的观念,而同种的日本人,更是抢先下手,变本加厉的来侵略我们。白种人一方面恐惧黄祸;一方面又不甘心日本的横暴,因此,在黄白的歧视〔第110页〕以外,白种人又一齐的忌妒和怨恨日本人。总括的说一句,世界列强现在直接间接都为?所谓远东问题太平洋问题,即中国问题而彼此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其情势愈演愈凶,中国便愈将陷于危亡的地位。在欧美各国中与日本利害冲突最大的,除俄国外就是英国,因为他在远东向来很占优势,在中国所得的权益也特别大,在欧战前因为嫉妒俄德,乃和日本同盟,藉以保障其远东利益,但是又因此助长了日本的发展;尤其是欧战以后,更感受日本的威胁,日本积极的和英争取远东的霸权,不仅在中国发生根本的利害冲突,即在英国殖民地的贸易上的冲突,也日形严重。其次,就是美国,美国在日俄战争以前,是想利用日本防制俄国,以维持远东的均势,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结果,日本打败俄国,其势力便由朝鲜侵入满洲,而深入东亚大陆之本部,日本自从有了这个基础,在东亚便一天一天横行起来。原来美国在远东最恐惧的是俄国,那里料到日本把俄国打败以后,又利用欧战的机会发展国力,到「九一八」竟悍然不顾的以武力侵占中国的东四省,公然高唱所谓「东亚门罗主义」,排斥欧美在东亚的势力,尤其不许美国的资本和商品侵入满洲,于是美国在远东商业和整个太平洋势力的发展,就遇?重大的打击。日美关系,日渐恶化,而处于敌对的地位。总之,日本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在英美看来,完全与欧战前德国相同。不仅对于他们向东亚方面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敌人,而且将来还不免威胁到他们固有的领域和本国的生存,所以他们对于日本是很忌妒的。但是他们两国因为相互间的矛盾太多,要想联合制裁日本,目前却不可能。这一点我们大家还应该注意!以上是讲黄白之歧视与英美对日的态度。 

  其次,要讲到日俄的关系。原来俄国在近百年以来是世界上野心最大的国家,在他帝政时代,专讲〔第111页〕侵略政策,专以扩张领土为事。在西进政策失败后,便加紧的实行他的东进政策,一心一意的要侵略中国夺取海口,以实现其宰割东亚之野心。这和日本的大陆政策固然是正面的绝对冲突,同时和英国在远东的企图也根本不能相容。中日战争之后,日本排除了中国在朝鲜的全部势力,俄国很嫉妒日本;认为是他东进政策最大的障碍,因此联合德法两国逼迫日本退还远东半岛给中国,不久他又和中国缔约,租借旅顺大连,大有囊括满洲的野心。庚子之役,出兵东三省,延不撤退,企图永久占领,这时各国都表示不满,日本尤其不能忍耐,随即缔英日同盟,以谋对抗俄国,到一九○四年日俄之战,日本把俄国赶出南满之外,并获得俄国在南满一切权利。日本势力,从此深入满洲,笼罩南满。此后十多年间,俄国因战败与革命的关系,无暇和日本在远东竞争,日本势力便一天一天向北满进展,在俄国革命的时候,还联合美国出兵西伯利亚,阴谋占领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以东各省。后来虽因种种关系,不得不将进入西伯利亚的部队撤退;但是从此以后,总是自命为远东防赤的先锋,藉防赤的名义来掩护积极侵略满蒙的阴谋,并乘机伸张势力于西伯利亚。这样日俄关系,当然是日趋紧张。日本自从占领满洲以后,对于俄国更加紧侵逼,俄国因为他的第二次五年计划尚未完成,国力未能十分充实,同时西方的国际环境,还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对于日本一方面明示限度故作强调;一方面相机退让,加紧准备。彼此猜忌冲突,日甚一日。现在日本正作种种准备,非使俄国退出贝尔加湖以东之区域不可;俄国当然也竭全力在准备远东的战争。日俄之间,早已演成严重对立的局势,迟早必然爆发战争。最近俄国因为国力比较以前充实,对欧美的外交也??成功,对日的态度也就是日趋强硬,而日本军人对俄的战意,亦比以前更加深〔第112页〕刻而狂躁。所以日俄战争的危机,一天逼近一天,爆发必不在远。但是他们竞争的重心在中国,作战的地点也就在中国的境界,必须我们中国能够加紧自强,从各方面努力准备一切,将来纔可自主的决定国家的命运,不致随便做人家牺牲品!(鼓掌)

  以上是就直接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来说明英美俄三国对日的关系。现在再就国际情势之间接对于中国有重大关系者略为说明: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海军会议。现在世界上海军最强的要算英美日三个国家。英国向来是靠超绝的海军实力,来握海上的霸权。不过自美国和日本海军的勃兴,在西大西洋与整个太平洋,便遇到不能制服的劲敌。大家竞争造舰。为避免这个竞争起见,先有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五,五,三,的海军比率。继有一九三○年的伦敦海缩会议,同意维持华盛顿海军条约的规定。不过这两种条约都已满期。继续召集的第二次海军会议,最近在伦敦举行,日本雄心勃勃,目无英美,竟因要求不遂,决然退会。英美因此拟成立单独的海军协议,这显然表示两国有合作对日的趋势。我们知道:如果英美真正能够联合起来,日本必不敢如此飞扬跋扈,一意孤行!所以英美能否合作对于中国的前途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关键。而海军问题,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便是英美能否真正合作的根本问题。

  再讲国际间近来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最近欧洲国家几种重要的协议。现在国际的情势一天天复杂而严重,故纵横捭阖的情形,也就变化莫测,竞巧争奇,非可臆断!就已成的事实来说,最可注意的就是法俄协议和英德海军协议。在欧战以后,德国人忍辱负重,努力自强;同时英国依?对欧〔第113页〕陆传统的外交政策,也不时扶德抑法,于是德国有今日的复兴。法国感受德国的威胁,一天一天的严重,为防止德国报复起见,不得不联合利害关系一致的国家做他的与国,结成联合向德包围的战线以自固。最重要最新近的一件大事,就是利用德俄的冲突,拉拢俄国,使成为反德战线的柱石;并欢迎苏俄加入国联。同时俄国也因为德国的勃兴,为防制他东进的危险,保障西方国境的和平,也乐于结交法国加入国联,到去年(一九三四)五月二日法俄两国正式签订互助协定,其目的完全在对付德国。由此以法国为中心而结成之对德严密包围战线,就愈加巩固起来。

  法国对德包围政策的成功,就是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之稳定。这在德国方面,当然感受莫大的威胁和压迫。在英国方面,他看到法俄结合,德国孤立,在这时候,也就乘机与德国缔结英德海军协议,以维持欧陆的均势,而力保欧洲的安定,以便应付远东问题。我们由俄法协议与英德协议这两件事来观察,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是现在各国都在努力寻求与国,准备战争,正是合纵连横结友孤敌的时候。第二,在欧洲各国间尽管旧仇新恨很多,悲欢离合不定,然而他们各人骨子里都有一个远东问题存在,都不愿白种人在欧洲再有战争。换句话说,将来再共同来解决远东问题。具体的说,就是大家来制服日本瓜分中国。

  再次,要讲到最近国际间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意阿战争。大家都知道:在大战以后,列强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分赃,本来不均,尤其意大利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他积愤不平,兼以近年国力膨胀,所以这次才有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发生。这次意大利之所以敢于进攻阿比西尼亚,听说法国事先已有默〔第114页〕契,故意为难英国,示惠意大利。英国因为阿比西尼亚在地理上与经济上对于英国都有密切的关系。阿比西尼亚如果被意大利侵占,英国在北非一切属地以及地中海的航线都受到最严重的威胁,因此由意阿之战而演成英意对立的形势,英国一方面也准备军事;一方面极力拉拢法国,利用国联的力量来制裁意大利。直到现在意大利对阿的战争,因为地理上的关系不能顺利的进展,而国联的所谓「经济制裁」,又因为多方面的牵制,不能澈底实行,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未尝没有引起英意直接的冲突,而酿成大战的危机。自去年以来,因为意阿的冲突,欧洲已闹得纠纷难解;继此以往,乘机捣乱者大有人在,恐怕欧洲更要多事。欧洲多事则各国不能顾及远东,即予日本放胆侵略中国的机会。如果因意阿冲突而引起欧洲大战,我们中国前途的危险,更不堪设想!所以没有力量的国家,随时有被人家灭亡的可能。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务必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加紧努力来准备一切,以突破来日的大难!

  最后,国际间还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所谓「集体安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都饱受大战的痛苦和教训。凡是比较满意于现状的国家,都想维持现状以保持本身的安全。譬如英法两国的一切外交活动,便是以此为中心目标。但是因为现在国际关系的复杂,无论何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求一国的安全和国际的和平,必求之于多数国家的相互保证,(如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之缔结)与国际和平机构之健全充实,(即国联之充分运用。)因此,最近国际间盛倡建立所谓「集体安全制」。本来所谓「集体安全制」并不是现在新出的和平理论,所有欧战以后的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以及苏俄与各国所缔的互不侵犯条约,都不失为维持世界和平的工具,都是根据「集〔第115页〕体安全制」的理想。但是在事实上因为各国始终只是为自身利害打算,一到和他的利害发生冲突时,便不惜破坏集体安全制度,推翻一切国际条约,以遂其企图,而扰乱世界的和平。例如日本就因反对国联干预满洲问题而退出国联,为侵略中国以图独霸东亚而声明废除华盛顿条约,撕毁非战公约。德国为要求重整军备不遂而退出国联。意大利为要侵占阿比西尼亚而不顾非战公约。可见国际的集体安全制,还是不能真正发挥他的效用,要想藉以维持世界的和平,在目前还不过是一种理想。所以我们要抵御外侮挽救国家,完全靠自强自立,无论个人或一个国家,只有靠自己纔靠得住!亦惟有能自强自立自助自救,然后纔能得到人家的尊重、同情和帮助。有资格和人家为敌,然后有资格和人家为友!

  照上面所说的几点,我们对于世界大势,大体可以明白了;尤其日本在东亚的企图和列强的对立关系,显然是以侵略中国为其出发点。现在日本侵略中国独霸东亚,最大的敌人就是英美和俄国。英美俄三国对于远东各有其远大的企图,各有其特殊之凭借,并且都是世界的头等强国。英美在太平洋以海军威胁日本,俄国在北方以陆军空军威胁日本,日本要想并吞中国独霸东亚,必先征服俄国,制服英美。至于他在军事上对付中国是不成问题的,在他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中国;他所顾虑和畏忌的就是英美俄三国。非先将这三个国家压下,将太平洋问题整个解决,掌握太平洋的权威,就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日本一切军事准备,都是以英美俄三国为目标。此次在海军会议坚持海军实力的平等,因要求不遂而不惜退出会议,就是决心扩充强大的海军来对付英美,以争取太平洋的霸权。关于陆军一方的准备,完全在对付俄国,整个夺取满洲还不够,再要夺取外蒙,更要夺取俄国贝加尔湖以东各省。所以他的假想敌〔第116页〕人就是英美俄三国。以俄国为陆军的目标;以英美为海军的目标。而空军则同时以对付三国为目标。他们军部整备国防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准备最恶的场合」!意思就是说日本要准备和全世界作战!其自负之雄,野心之大,可想而知了!

  至于他对我们中国,并不和他对英美俄一样,他根本上就眼中没有中国,没有把中国算作他的敌人,因为中国的实力够不上做他的目标,所以对于中国的策略,也就不以军事为主,而是想利用中国种种弱点,以种种不同的手段来达到他不战而胜,不血刃而灭亡中国的目的。他第一个毒辣的手段,就是反党反蒋。为什么他要反党反蒋呢?前面我已经说过:因为国民党有「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传统政策,和他的大陆政策根本冲突,而且现在中国全靠国民党来负起领导安内攘外复兴救亡的革命责任。如果他不推翻国民党,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就不能消灭,中国的革命,就不能破坏;他的侵略政策也就不能遂行。即使他占领了整个的满蒙和华北,也不能安心。他又知道:我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军队的统帅,是立志要贯澈国民党传统政策的一个人,如果不将蒋介石打倒,中国便有军事的领袖和革命的重心,他就不能对中国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来达到他不战而胜的目的。中国有一个蒋介石,是日本人所最不甘愿最引为痛恨的事情。所以他对于中国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反党反蒋,并消灭中国的革命势力。第二个毒辣的手段就是威逼利诱。他对于中国政府和忠爱国家的有力分子,总是不断的以武力来威胁,要使我们屈服于他;而对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和个人意志薄弱的中国人,他就采用利诱的手段,使他渐渐变成汉奸;甘心受日本人的指挥来做种种危害国家出卖民族的事情。再有第三个毒辣的手段就是挑拨离间,利用〔第117页〕中国人向来你猜我忌争权夺利的恶劣心理,使甲反对乙,乙怀疑丙,使北方人恨南方人,使南方人不相信北方人,使地方反对中央,人民不信政府而且制造谣言,策动变乱,总使得你中国人互相猜忌,互相仇视,不能统一,不能团结,弄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永远不能造成统一的国家,他就可以枝分节解,各个击破。他总想利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达到他兵不血刃唾手而得中国的目的。现在日本人在中国各方面作种种活动的不知有多少;最显著的就是住在华北的土肥原和住在平津的多田,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那里想方法来破坏中央,分裂中国,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的一点。再第四个毒辣的手段就是利用汉奸,他收买一批无知无耻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人,使他们作汉奸,替他做侦探的工作,并且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做他的走狗,从事独立、自治这一类卖国运动。这就是日本以中国人来亡中国的办法。这些汉奸,就是敌人的内应,是我们家里的敌人,我们一定要严密防备,澈底铲除!最后还有一种毒辣的手段就是造谣生事。不仅破坏我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一切有知识有能力有血性的爱国人士,他都要斩尽灭绝。最普通的一个手段就是随便造作谣言,尽情诬蔑诋毁,使其不能立足。现在中国境内到处都有日本人,老实讲:都是侦探,都是天天在那边造谣捣乱,随时随地都含沙射影,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在这里便说那里已经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便说这里已有了什么变动。不是说党部政府如何如何,便是说某人如何某人又如何。总要使你人心惶惶,社会紊乱,尤其要使全中国国民特别是一般青年对于国民党和政府失去信仰,使中国政府没有统治的力量。然后他有机可乘,无往不利,到处可以利用汉奸使中国分崩离析,那时他不必调多少军队到中国来,只在各地派少数人指挥汉奸,就可以〔第118页〕假手傀儡组织,将整个中国统治起来,这样便可以灭亡中国!但是实在讲起来,与其说他毒狠,不如怪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国民缺乏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知识和自信力,更没有组织纪律,不能绝对遵守国家的纪纲,服从中央的命令,信任政府的政策,造成坚固统一的国家。如此,人家当然可以利用我们一切的弱点来分解我们,侵略我们,并吞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国民尢其是一般知识分子都有国家民族的观念,都能矢忠于国家和民族,有组织,守纪律,更能坚定民族的自信,发扬民族的精神,他就不能再作不战而亡中国的妄想!他要想扰乱我们的人心,摇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心和社会更加坚定;他要来煽动中国人破坏政府,鼓动内乱分裂国家,我们就格外要拥护中央,服从命令,精诚团结,巩固统一!大家一心一德,拥护政府,使能专心负责自由运用一切政略和战略。政府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退就退。如此,他日本就无所施其技,没有办法可以屈服我们!更没有办法达到不战而胜安然并吞中国的目的!(鼓掌)

  现在再将「九一八」前后以至现在对日外交的情形提出来向各位报告。(鼓掌)刚纔讲过:我们东四省不是亡于「九一八」而是亡于甲午之役。这并不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话;现在政府不仅不避开这个责任,而且正如我刚纔所说:政府要担负收回一切失地的责任!而全国国民尤其是一般青年学生都要共同一致负起这个责任。本来自甲午年日本占了台湾之后,灭了朝鲜,便全国上下处心积虑图占我们的满蒙进而灭亡我们的中国。我们革命党感觉国家一天天的危亡,不能不推翻满清,复兴中华,所以在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起来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满清,恢复国权;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辛亥之役〔第119页〕,虽然推翻了满清,建立民国,应该可以贯澈我们革命的主张,但是不幸民国以来,国家完全落于一般假革命反革命者之手;酿成分崩离析,内乱相寻的局面,以致外患日急,国难益深。革命党继续奋斗,到民国十三年纔辛辛苦苦的得到广东做革命的根据地,十五年便出师北伐,来打倒一切军阀,以谋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只因当时革命的实力,非常有限,打到长江,已经觉得很费力;可是日本已十分惊惧,异常妒忌,后来我们打到济南,日本便直接出兵来阻碍我们革命的进展,经我们坚忍奋斗,毕竟打到北平,统一了本部十八省,然而已经很吃力,再想长驱直入,使革命的势力伸展到东四省去,实在做不到!我们能一直打到北平,这种成功,日本人是没有料到的。他看到我们革命势力这样膨胀,进展如此迅速,对于他的满蒙政策是一种莫大的威胁,所以我们革命力量虽然还没有达到东三省,而他已经十分恐惧,非常忌刻。对于我们革命的破坏,从此便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阴谋阻挠,实际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到民国二十年「九一八」的前后,他看到我们国家统一更见巩固,革命势力越加雄厚,认为此时不加以打击,将来更无下手机会,因此他便乘?国际多事,不暇东顾的机会,就悍然不顾国际间任何条约的关系,而公然占领东四省,其后国联仅有道德的制裁,欧洲各国也没有实际的行动,使他更无忌惮,到现在更进一步来侵略我们华北。由此我们应当知道:国难的加重是因为我们革命势力的增长;我们革命的势力愈增,反动的势力亦愈大,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大家要坚确的自信:只要我们革命势力能够继续不断的增强,最后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

  〔第120页〕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家力有未逮,没有办法和日本去拼命,这是无可讳言的。这次事变,当然是我们国家空前的耻辱和创痛!但是我们政府虽然不抵抗,却绝对没有放弃东北;绝对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东北!在「九一八」以后,接连就是上海「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之后,因为我们一切准备来不及,环境又很困难,我们政府为避免一时的牺牲,作将来整个牺牲的准备起见,便和日本成立了「上海停战协议」,这个协议纯粹是军事的性质。我们所受惟一的限制,就是承认在吴淞和上海不驻兵,并且不运兵经过这些地方,此外再没有什么秘密条款。后来长城抗战的结果,又订立了同样性质的「塘沽停战协议」。这个协议中,除关系停战的规定外,附带规定所谓「申合事项」,就是日本人要求与古北口、天津、北平这几个地方通邮通航。此外要求在日本军队未完全退出战地以前,指定几个地方让他暂时驻兵和采办给养而已。并无所谓「战区」的规定,更绝对没有其它秘密条款。为什么后来弄成所谓「战区」呢?原来「塘沽协议」成立以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就将暂时驻兵地的要求,强词夺理的当作一个正式条件,压迫我们要成立「战区」,所谓「战区」,完全是冈村口里讲出来的,我们政府并没有和他订约成立「战区」。又如去年六月,日本方面宣传说我们又和他成立了所谓「何梅协议」,其实那有这一回事!现在何部长本人在座,问他看有没有这一回事?我可以对各位说,绝对没有这个协定!这件事怎样讲起来的呢?就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消所有平津冀察党部与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但是他就拿了这封信〔第121页〕就无中生有张大其词,说是成立了什么「何梅协议」,其实并没有一点把柄给他。他这种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挑拨离间的作用,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他们惯用的诬蔑中伤的一箭双鵰的政策,如果我们国民轻信敌人这种宣传,那末一方面是政府大员丧失了信誉;一方面又加深了国民与政府间的隔膜,你们看这是多么恶毒呢!总之,我现在要告诉各位一句话,就是我们革命的国民政府绝对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鼓掌)日本人造作谣言,宣传说我们政府如何如何,完全是挑拨离间,不战而屈的策略!

  在这里我还要告诉各位:为什么去年日本忽然提出要求,要我们中央军队退出河北,并要求省市党部和特务机关都要撤消呢?当时我们中国并未和他发生一点纠葛,他只借口说在日租界的报馆有一个姓白和一个姓吴的被蓝衣社的人打死了,所谓「蓝衣社」根本就是日本人捏造的东西,我们现在且不必讲,但是这件事情是在他日租界发生的,中国的权力不能及于租界,租界里发生什么事情,和我们政府是不发生关系的。为什么这事会酿成去年撤退中央军撤消党部和特务机关这一回事呢?这个原因很简单明显,就是他们为实现传统的大陆政策所必然的一种阴谋。我们要明白这个阴谋的必然性,必然明白去年以来国家的情势。在去年以前,国内最大的危险,就是江西的赤匪,成为国家心腹之患。随时有冲出长江颠覆政府以至捣乱全国的可能。我们国家在这几年以来,因为有这种大患,一切建设都受了牵制,我们实在没有余暇可以培养国力,充实国防。同时每当剿匪的工作很有进展的时候,也每每因为外患的压迫而功亏一篑。历年以来,匪与外患,事实上成为两个内外策应互相利用的敌人,向我们不断的进攻!因此,国家的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一天天更加严重,全国的人心,日趋骚乱;国家的基础,渐渐动摇〔第122页〕,当时那种危险的情形,凡是稍微留心时事的人,未有不感觉忧惧!直到去年,国军纔以最大的努力,把江西的匪巢根本摧毁,赤匪一路溃窜由湘入黔,由黔入滇,最后入川,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的根据地。日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不安,以为这三省如果统一起来,中国便有了复兴的根据地,从此不仅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这就是日本将来的致命伤,所以他无论如何总要想方法来打破我们统一川滇黔三省以奠定整个国家生存之基础的计划。他的手段,就是要使我不能安心驻在四川来指挥一切,而使三省仍然不能走上统一发展的道路。他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所以就借题发挥,藉租界谋杀的事件,提出毫无理由的要求,并尽其所能向我们挑战,使华北局势突然恶化,逼我离开四川来应付华北的危局,以遂其破坏川滇黔三省统一的阴谋。我当时看穿日本的诡计,无论如何,驻在四川不动,专心肃清川滇黔三省的赤匪,并推进三省的政治。当时政府的决策,也就是无论情势如何危急,无论敌人如何阻挠、压迫,只好忍辱负重,必须完成川滇黔的统一,然后我们政府和国民,纔有御侮复兴的根据,国家民族的生存,纔有最后的保障。在这种决策之下,所以日本要求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我们政府就撤退中央军;他要求撤河北平津省市党部,我们中央就撤消河北平津的省市党部;他要求我们取消河北境内的特务机关,我们政府就取消特务机关。只要对于国家领土主权没有损失,只要是对于我们根本的政策妨害较小的事情,都不惜忍痛让步,权且退却。其实日本人没有想到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和第二师与二十五师并没有什么分别,番号都是由中央规定的,官长都是中央任命的,饷糈也都是由〔第123页〕中央发给的,所以实际上都是中央的军队。日本人还是以过去五年甚至十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军队,以为那几个军队,还是地方军队;那几个军队是中央的军队。将中央军队逼走以后,他就可以胁迫并利用地方军队,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看法,当然是要失败的。在第二师和二十五师撤退以后,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当然要对中央负责,自动的去接防,结果,和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没有撤退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同时,在这种和平让步之下,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之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我们的政策完全成功,日本的阴谋并未实现!这就是我们抗日最大的胜利!如果我们政府去年不顾国家民族的根本政策,对日不能忍气吞声,因一时愤激来和他冲突,我随便离开四川,来指挥作战,不仅川滇黔三省不能统一,恐怕现在国家已经被人家分成华北国,华中国,华南国,成为四分五裂非亡不可的局面!今天我们也不能在此聚集一堂讲话了!可是现在日本对我们的情形如何呢?在去年九月以前,我们一和日本交涉,他总要求中国首先承认「满洲国」,纔能谈到其它的问题,不承认「满洲国」就不能开口;九月以后,因为四川的局面已经稳定,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个生存基础,他便不再向我们提出要求承认「满洲国」,一切态度,都比以前和平得多,对于各种问题,也有和他交涉的余地了。同时,我们已有了最后奋斗的根据和把握,以后便没有后顾之忧,比较可以放胆做去。由此可知:当此国基未固,敌人谋我日亟,时刻要想来灭亡我们国家的紧急关头,我们何能不小心谨慎,老成谋国。全国国民更何能不信任政府,拥护国策,上下一心,共同努力!要晓得: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挽救国家复兴民族,这是一丝一毫不可移易的。至于达成此目的之一切政略和战略,则贵能因应时势,只要能够有效〔第124页〕的达到目的,当然可进可退,能屈能伸,有刚有柔,然后可以临机应变,因应咸宜。国家的事情,关系非常重大,牵涉的方面非常复杂,决不是逞意气走直线所能成功。一定要善用我们的理智,发挥我们的毅力,走很多曲线经过很多困难纔能成功。天下事物,必须善退然后能进,知屈然后能伸,能柔然后可以克刚。举个最粗浅的例来说:譬如我们要挥拳打人,一定先要将手收回,再握紧拳头伸出,然后有势有力,可以打击敌人,个人自卫的动作如此,一个国家政策与战略的运用也是如此。在某种场合,虽然表面上是退,而实际上则以退为进;表面上是屈,而实际上则为先屈后伸;表面上是柔,而实际上则是以柔克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看见政府向敌人表示退让与忍辱或是态度和柔一些,就以为是失败;也不可看见人家向我们进逼伸展,我们就怕他。就去年华北撤兵这件事情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在去年六月以前,我们国家可说毫无基础,朝不保夕,日本在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将我们中国整个的灭亡!所以在去年六月以前,我们国家真是危险万分!但是从去年六月以后,因为我们已经统一了川滇黔三省,国家生存之最后的基础,从此稳定!以后国家便有新的转机。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国家的危险时期已经过了,也难保日本不再侵略蒙古和华北,引我们到华北作战;而且毋宁说这还在我们意料之中。不过现在危机虽是四伏,而我们国家的情形,已和去年六月以前不同。我还可以告诉各位一句话:即使将来他再继续侵略华北,我们都有办法来抵抗和挽救,我完全负责任!只要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是教育界和一般青年学生能够团结一致,在一个政府命令之下,各尽己责,共赴国难,什么敌人都不必顾虑,国家决不怕任何威胁,相信国家决不致灭亡,一定可以在我们手里转危为安,转弱为强!(鼓掌)

  〔第125页〕

  现在中央因为适应特殊环境,使行政便利起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负责的一个行政机关,这种组织,现在两广也有,而一般人对于冀察委员会却看作自治独立的政府,实在错误。刚纔讲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实际上是中央的部队,宋哲元是我的部下,他是绝对服从中央的,听我的命令的!现在日本人当然是企图在华北造成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绝对没有那样容易!殷汝耕在滦东设立自治政府,是因为滦东没有国军,政府的力量,不能贯澈,所以他在日本势力卵翼之下造成现在这个汉奸组织。这种卖国的汉奸,政府当然是要讨伐他的,不过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这并不是政府怕他,实在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刚才说过:我们革命的政略和战略,是可进可退有伸有屈的。我们现在要忍受暂时的退屈,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讲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看俄国的史例,俄国在革命的时期,四面都是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之中,也是因为力量不及,远东地方曾经被日本利用俄国的叛徒做他的傀儡来造成所谓远东共和国,和现在「满洲国」和「冀东自治」伪政府是一样的情形,但是到后来俄国力量增强,一切叛逆完全肃清,全部领土,依然完整。现在就华北整个局势来看,虽然是很觉得危险,却相信决不致再和从前俄国远东共和国一样的情形。因为平津两个地方,有很复杂的国际关系,如果日本不顾一切独占平津,造成「满洲国」第二,一定要和各国直接发生利害的冲突,结果,日本一定吃亏!所以现在他至多只能维持冀东的伪组织,不敢再扩充到平津来造成整个华北的伪组织。而且目前日本野心所最?重的地方,还不在华北平津,而是取包围外蒙的姿势进展。他对于华北之所以如此加重压迫,无非是要作进展外蒙,战胜苏〔第126页〕俄的准备。前面已经讲过:日本要灭亡中国,一定先要向北征服俄国,完成其满蒙政策。在满蒙政策完成以后,纔可安心并吞整个中国。这是他一贯的政策,我们应该注意。

  关于日本侵略我们中国的情形以及我们国家最近的情势,已扼要的说明了。现在再要回头补述甲午年中日之战,我们中国失败的原因,以为今后御侮图存的前车之鉴。大家知道:甲午之役,我们中国以堂堂大国之优越的实力,惨败于蕞尔岛国之劣势的实力之下,这次失败的教训,凡是要想雪耻图强复兴国家的人,都不可不明白,尤其在现在外侮日亟国难严重的时候,大家格外要警心惕励,反省过去的错误,共同作最善的努力,我们国家纔有新的转机!甲午之役中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由于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当时无论军事政治都不统一,既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无共同信仰的统帅。就军事而言,则军心不统一,军令不统一,军制不统一。在陆军方面,就有所谓湘军,淮军,和巡防营之别;在海军方面,就有所谓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之别。各自为政,各不相谋,军制、军令既完全不统一,军心自然纷歧,力量自然分散。例如李鸿章统率淮军对日作战非常吃紧的时候,张之洞这些人却在东南方面宣言保障东南和平,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再看政府方面,在甲午以前,光绪已经临政,并且能够觉悟图强,励志维新;但是在慈禧太后控制之下,一无所施,宫中府中,分成帝后两党,总理大臣又贪污昏庸;再则户部尚书礼部尚书这些人都反对李鸿章。帝后两党暗斗于内,翁李两派倾轧于外,政治如此纷乱,要想决定一个国策,非常困难。总之,当时国内无论军事政治各方面,都是派别分歧,意见不一,权力不能集中,国力因之涣散,结果便只有被日本人各个击破,陷于惨败。这完全由于当时〔第127页〕一般负责的人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只知争权夺利,为个人而不为国家民族。直到现在,我们全国上下,还不能真正精诚团结共同一致,拥护中央政府,来统一军事政治,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日本人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毫无顾忌的侵略我们,压迫我们!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的第一点。其次,甲午失败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人民之愚昧无知。当时满清政府上自慈禧太后下至一般朝臣和各地方官吏,大都是昏瞶胡涂,骄奢淫佚,对于国际大势,冥然罔觉,而且妄自尊大,毫无振作图强的气象。一旦有变,又不能信任大臣,使能自由运用才智,行使权力。在甲午前后负外交和军事重要责任的是李鸿章,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和北洋大臣,他曾经到过外国,对于国际大势,当然只有他比较明了。在甲午战争将要爆发以前,他从各方面情形观察的结果,就知道:中国如果和日本开战,一定要失败,所以他不主张对日作战。但是满清政府一般人昏庸腐败,不明白敌我两方的情形,也不知道战争的利害,又不注意加紧准备,祗是虚骄自大,盲目主战,不愿和日本和平解决,结果一败涂地,失土丧师,种下现在国家危亡的恶因,使我们受到如此的耻辱和苦痛。这就是由于满清政府不能信任李鸿章,以为他是汉人,不放心给他军政大权,所以随时随事都牵制他,不许他自由行使权力,以致不能尽量发展他的才智,自由运用他的政略和战略。如果当时慈禧太后真能将全权付托于他,使他能自由行使一切策略,我相信甲午之役,决不致弄到这样失败的地步!这一段是讲当时满清政府应付外患的情形。再看当时一般国民对于国难的态度又是怎样呢?从刚纔所说,当时政府一般人之昏庸腐败,军事上一般人之无国家民族的思想,就可以推知当时一般人民之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尤其那个时期已经在满〔第128页〕清入主二百五十年之后,一般人民所受的奴化教育之影响很深,更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和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应该负一种什么责任,格外不知道如何自救救国的道理。毫无组织,无能力,无精神,无勇气来共赴国难。这种国民对于国家当然没有作用,尽管有四万万之众,也不能敌人家四五千万人,甚至在人家眼光里如同没有一个人一样。这样的国家,当然被人家侵略压迫;和人家斗争,当然要失败!由此可见:我们要御侮救国,一方面固然要政府一般人精明能干,负起责任;一方面更须全国国民都知道爱国家爱民族,都有组织,有纪律,有精神,更有民族的自信,然后可以发挥整个伟大的力量,突破国难,完成复兴的事业。再其次,甲午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对敌情认识不清,缺乏适当的整个政略和战略。要晓得:凡是决定一个政略或战略,第一必先将敌我两方一切的情形及其所有种种的关系认识清楚,从而推知其将来可能的变化,如此所决定的一切政略和战略,纔能适合应用。第二必须随时立于主动地位,不可陷于被动地位。所谓立于主动地位者,就是能进能退,能攻能守,可伸可屈,可刚可柔,一切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能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纔有运用之妙,能收克敌致胜之功。第三必须先发制人,攻破敌人的弱点,同时,注意补救自己的弱点。第四必须根据国家内部各种人事物力的现况以及外国环境的种种条件,就于全盘的利害得失详密打算,来决定整个的政略和战略。不可枝枝节节,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应付。根据这四大原则来决定政略和战略,一定可以发生最大的效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我们研究甲午之役的情形,便不曾如此决定整个适当的政略和战略,从开始冲突到战败为止,满清政府对日本的一切情形以及国际间的整个关系,始终没有认识明白。起首不知道日本早有〔第129页〕与中国开战的决心,以为中日问题总可以依赖外交的方法来解决,因此军事上的准备,??落后,使日本处处立于主动,得制机先。至于外交方面,当初中国在朝鲜乱事平安后,即约日本同时撤兵,日本坚持不肯,各国都不以为然,中国在外交上获得各国一致的同情,可说已占到主动的地位;但是后来只注重结好俄国一国而漠视其它各国的利害关系,因此惹起各国的妒忌,日本就乘机活动,使各国对中国的同情,渐渐减少,日本便由被动而转为主动的地位。一方面中国虽结好俄国,但俄国也很少帮助,中国因而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可见当时对于外交运用,完全失当。在外交上还有一件事情,事虽小而关系非常重大,就是在反对日本出兵到朝鲜的时候,便抗议说朝鲜是中国的藩属,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后来在反对日本干预朝鲜内政的时候,便抗议说朝鲜是自主。中国既以「自主」字样形诸公牍,日本自然更可借口侵略朝鲜。后来为这一点小错引起外交上的大纷争,这种失败,完全自取。至于军事方面,因为事先毫无准备,及至战端一开,便手忙脚乱,??失败。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远不及中国,如果中国海军能够先发制人,先以全力对付他的海军,一定可以消灭他们,夺得制海权。但是当时中国方面没有这种自信和识力,一切军事行动,事前既毫无准备,又因道路较远,交通不便,行动非常迟滞,非两三月不达。日本到朝鲜则非常便利敏捷,就此一点,凡是懂军事的人都可以知道,中国不宜和日本在朝鲜作陆地战,否则日本即可操必胜之权。但是当时中国当局不明白朝鲜实地交通的情形,要赶到朝鲜去作战。果然中国军队刚纔出发,日本军队已经在汉江口遍布水雷,断绝海道,并且占据很多要隘,以逸待劳,中国军队不得不由陆路绕道前进。当时牙山的中国军队孤立无援,非常危急,中国便用舰队护运军〔第130页〕队辎重赴牙山应援,竟为日本舰队所截击,全军覆没。同时陆路援军已不能赶到,牙山军队便一直退到辽河以西,不仅朝鲜完全丧失,旅顺大连威海卫以及辽河以东的地方,都被日本占领。陆军经平壤一战,一败涂地,海军经黄海一战,全军覆没。这完全是战略的错误,如果当初根据先发制人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先以海军的全力消灭日本海军,夺取制海权以后,再来运输陆军入朝鲜,在海上就毫无阻碍,更不怕被人家袭击,而安然登陆和日本陆军对抗,我们海陆并进,日本非败不可的。乃计不出此,而用兵舰护运军队,以致陷于被动地位,??受制于人,而归于失败。由此可知甲午之役之所以失败,并非中国武力不及日本,而是失败于武力以外的种种原因,这种种失败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御侮救国最宝贵最切实的教训。语云:「失败为成功之母」,只要我们全国上下切实反省,根据过去一切失败的教训,奋发自强,共同奋斗,国家一定可以挽救,民族一定可以复兴!

  刚纔讲过:我们要抵御外侮,打败敌人,必须先明白敌我两方一切的情形来决定对策。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谓「知己知彼」,就是我们对敌作战取胜的第一要诀。现在中日两国的情形是怎样呢?先就日本来讲,论他的实力,中国当然有望尘莫及之感;他现在已有九十万吨的海军,四百万陆军,两千架飞机,一切战争用品和军事设备都是现代化。除武力以外,无论内政之整饬,经济之发达,教育之普及,科学之昌明,一般社会组织之健全,人民爱国精神之普遍,都不愧为现代的国家。以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和他比较起来,我们还在革命建国的时期,因为人才物力的缺乏,和环境的恶劣,一切还不能尽量发展,顺利推进,概括的说一句,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第131页〕国家如果不成为现代的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就不够和人家竞争!各位要晓得:现代的战争,不是完全武力的战争,也不是要等到双方开枪开炮纔算战争,而是在平时整个国力的较量。所以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各方面,无时无地不在和敌人斗争之中。要能在一切斗争中发挥力量,赶上人家,第一紧要的条件,就是组织。所以现代的战争,就是组织的战争。军事和政治固然要有组织,就是经济也要有经济的组织,文化要有文化的组织,社会要有社会的组织。推之于一切人事、物力,都要有组织。有了组织,然后能统制,能统制然后可以集中力量,并发挥力量!现在我们和日本作战,在武力方面既不能敌他,惟有尽量发挥组织的力量来抵抗敌人!一切新式武器,如飞机大炮兵舰这一类的东西,固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充实得起来;但是只要我们大家真正觉悟,努力去做,要健全各方面的组织,并不是难事。还有一层,所谓战事,不是纯粹物质力量的战争,除物质力量以外,还有一种最根本的精神的力量。物质力量须以精神力量为基础,然后可以充分的发挥,所以精神的力量常能克服物质力量,而获得最后之胜利。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和科学落后,一切物质力量,一时虽来不及充实,而精神则为我们人人所固有。所谓精神,就是讲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生于民族的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只要我们全国国民能够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发挥民族固有的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一定可以战胜敌人优势的物质力量。如果说,人家有多少飞机,有多少兵舰,有多少大炮,我们也一定要有多少飞机,有多少兵舰,有多少大炮,纔能和人家作战,那就错了。我们武器不精良,物质力量不充实的国家,当?这样严重的国难,莫说我进一步,人家也进一步,而且重重牵制,重重困难,那〔第132页〕里还能够如我们的理想而从物质方面赶上人家呢?一定要从根本有效容易成功的方面去加紧努力,这就是要充分发挥组织和精神的力量;只要真能发挥这种力量,虽然武器和一切物质不如人家,也一定可以抵御外侮,复兴民族。这一段是我们就中日两方一般情形来比较国力并且说明我们抵抗外御的根本方法。以下再就日本人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和对于中国国情的判断,来判断彼此的成败。

  我们要晓得:对敌作战,胜负之事,表面上虽属决于战时,事实上早已判定于平日。这就是说战争的失败,不是到失败的时候纔算失败,而是失败于失败之前;反之,战争的胜利,也不是到胜利的时候纔算胜利,而是胜利于胜利之先。胜败的重要关键,即在于平时能否「知己知彼」。所以我们平时不仅对于敌人的一切情形一切思想行动,务必洞澈于心,同时,对于本国的一切,也要估量精确。尤其是敌人对于我们国情的认识和判断,我们格外要知道;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就可以推测敌人对于我们所取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决定我们的对策。战争的事情,无论那一方面对于敌情的判断如果有一点错误,则全盘计划策略亦必随之而错误,结果他必然陷于失败。日本现在对我们的判断就是有不少的错误。他们对于中国一切情形,例如我们有多少军队,有多少枪械,有多少粮食,有多少其它出产,所有事事物物,一丝一毫他们都不放松的调查得明明白白,甚至于比我们自己还要清楚,而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一切,就莫明其妙。不过,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一切情形,虽然看得很透澈,但对于我们中国民族之历史观,却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就是判断我们中国民族是惯于做亡国奴的劣种。因为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以为宋朝末年被蒙古人侵略,经崖山一战,就归灭亡,而一般中国人并不知国耻,一样的称臣〔第133页〕纳税安居乐业。明朝末年被满人侵略,也没有激烈的抵抗,只经扬州一战,就归灭亡;一般中国人也若无其事,而称臣纳税,歌功颂德,不知有所谓国耻。由此他们以为中国民族,生成是亡国奴的劣种,只要以武力加重压迫,就可以随便灭亡;而且中国人大半都可以做汉奸,只要加以威逼利诱,或可以里应外合,为外族尽忠效力。这种判断、实在错误已极。这种错误的判断,就是引起他们压迫和侵略中国最大的一个动机。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作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他看透了中国虽有四万万人,实际上如同无人;凭借他们的武力要占那里,就占那里,没有一点顾忌的心理。除此以外,他们日本人尤其判断错误的就是民国元年以来看见袁世凯时代那一批军阀和官僚,都是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卑鄙恶劣,没有一丝一毫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一丝一毫救国救民的精神,他们就由此认定:中国官吏和军人都是如此的。中国人个个是劣种,什么人他们都可以收买利用,可以控制压迫。因为抱定这种偏见,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敢于横行无忌,以为中国,尽可不战而屈。他们日本人观察中国民族,只是就坏的一方面来看,对于优点,完全没有看到,或是看到而未能注意到。只看到宋亡而没有注意一般宋末殉国的忠臣烈士,更没有注意到明朝之所以兴者。只看到满清入关的情形而没有注意深蕴于民间的革命思想,更没有注意民国之所以兴。只看到民元以后袁世凯而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革命领袖 孙总理;只看到北洋军阀的军队,而没有注意我们革命军。他们看中国民族,是根据一部分坏的事实,抹煞一切,以为一坏便什么都坏,再没有好的了。这种逻辑的错误,固然由于他们民族狭隘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与偏见所造成,大半还是由于对事物的认识不清。因为他们认识不清,判断错误,到将来情形演变的结果,当然要出其意外〔第134页〕。譬如在革命军北伐以前,他们只看到北洋军阀势力很大,天天想法来控制北洋军阀,以威逼利诱的手段,使北洋军阀卖国,并且帮助北洋军阀来消灭革命的势力,以便安心侵略中国。当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的时候,他们以为革命党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起来的,誓师北伐,简直是笑话。后来我们革命军一直打到武汉,占领南京上海,他们便非常惊奇,不知革命党为什么能够如此摧枯拉朽的忽然从广东可以打到长江流域来!于是心慌的了不得!后来革命军又继续北伐,打到济南,他们日本看到大势不同,如果让革命党将北洋军阀消灭,统一了中国,对于他非常不利。所以他就直接出兵济南来阻止我们革命军前进,想要破坏我们革命;但是我们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毕竟又打到北平,并且用革命的政治方法恢复东三省,从此统一中国,这种革命的成功,他们日本人完全没有料到!这就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情形判断错误的一个例证。现在他们又以看北洋军阀官僚的眼光来看华北的一般军人和官吏,以为仍旧是自私自利只图升官发财,不顾国家民族的人,可以威逼利诱,可以挑拨离间,使其反叛中央,做他们的傀儡,造成第二「满洲国」。老实讲:他们这种看法又根本错误。现在华北地方政府和军队,绝对是革命的,尤其现在成立的政务委员会完全是听从中央命令对中央负责的。政府绝对不是独立的政府,军队绝对不是地方的军队。他们日本人认定华北军队是地方军队,不是中央军队,完全错误。各位要知道:现在华北军队和原来中央军队在编制、训练和历史方面虽然稍有不同,而系统和精神完全是一致的,尤其经庐山训练以后,意志格外统一,精神格外团结,抗日的敌忾心,格外强烈。我可以说二十九军在华北,无论日本势力如何压迫,一定听中央的命令,坚守不移,和中华共存亡,绝对不会脱离中央〔第135页〕,反叛国家。现在日本人不仅对中国政府军队认识错误,对于中国其它一切情形,至少还是以二十五年前的眼光来观察,尤其对我们中国知识阶级和国民教育的程度看得太差。要晓得:现在我们一般国民教育虽然还没有普及,知识水平却一年一年的提高起来,其它不必说,自从革命军北伐十几年以来,全国国民那怕是一般小学生,十有九至少都知这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至少都知道日本是我们国家的仇敌!现在一般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固不待言,未有不知道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就是一般不知不觉的同胞,他虽然不一定知道民族主义这一个名词,但没有不知道民族主义的实质,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的敌人是日本,这是他们日本人所不及料的!我们国民智识有了这种进步,就是国家最后胜利的基础,有了这种基础,自信我们国家决不会被日本所灭亡!总之,日本人对于我们的国情,在其它各方面都看得很透澈,只对于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最近特有的进步和优点,还没有见到,他们对于我们的判断错误,是他们的失败,也就是我们的利益。反之,如果我们一切都被他们料透,那就是他们的胜利,是我们的大不利。所以我们全国国民尤其青年学生要知道:我们一切事情,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对于敌人的一切情形,要一丝一毫都认识清楚,自己的一切情形,要力守机密,尽量隐蔽,更要以孤臣孽子之心,含沈?,切不可略露给敌人知道,最好使敌人所料想的与我们实际情形完全相反,使他们的策略根本失败,就可以保障我们的胜利和成功!

  中日战争的教训以及中日两方的国情,我们已经约略说明。现在再要讲到我们今后御侮复兴的根本方针和必要条件。所谓「根本方针」,可以分三点来说:第一要善用策略和充实国力。一个国家必须有〔第136页〕一个国家的策略。策略有「政略」和「战略」两种,无论政略和战略,都关系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尤其我国是一个弱国,在这样外患紧逼,国势阽危的时候,要抵御外侮,挽救危亡,更要善用革命的策略。策略之决定与运用,必须机敏稳健,不好丝毫轻妄。如果在这种危急存亡的关头,策略的决定与运用,稍有不慎,就要亡国。以后如果亡国,据我测度,至少要亡九百年,我们国民要做九百年的亡国奴!这话并不是随便说的,乃是从历史上的事实推算而来。我们知道:元朝灭亡了中国,不过九十年,明朝就复兴中国。后来满清入关,就差不多将中国灭亡三百年,比较元朝灭亡中国的期间,增到两倍以上。为什么中国在被元朝灭亡几十年以后,就可以复兴转来,满清灭亡中国以后,差不多要三百年纔能复兴呢?这就是由于军事、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各方面的情形前后不同的原故。在满清入关的时候,一切都已比较元代进步,所以灭亡人家的手段和统治人家的能力,比较厉害。到了现在,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各方面的进步,一日千里,和满清时代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敌人灭亡我们的手段和控制我们的能力,不知道比满清要厉害几多倍;这样推算的结果,倘若中国被日本灭亡,不是至少要亡九百年吗?!——亡了九百年是否可以翻身,还是问题。因为现代强国灭亡弱国,最阴毒的手段,就是根本消灭他固有的历史文化。使亡国的国民忘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永远不发生国家民族的观念,只知道俯首帖耳,做他的奴隶牛马!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亡,一般国民因为知识不够,对于国家民族的观念,已经很淡薄。例如失了高台,还不过几十年,现在一般国民,就差不多忘记了高台是我们中国固有的领土;而且大多数人就根本不知道高台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一旦灭亡了我们国家,更用极毒辣〔第137页〕的手段一步一步的消灭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的子孙还会记得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和黄帝的子孙吗?由此看来,将来亡国九百年以后,我们中国能否复兴,尚不可知!如果不能复兴,岂止亡国,还要灭种!国家民族的前途,真是危险极了!古语云:「祸害要想到尽头」,我们既然知道将来的祸害,就要及时奋发,努力救国,而对于一切政策和战略的决定与运用,不可不小心谨慎,如果有了什么错误,就足以使国家民族灭亡,不必说同胞现在要受苦痛,将来子子孙孙所受的浩劫大难,更不知伊于胡底!今后要救亡复兴,当然我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人,如果大家同胞不能同心协力绝对拥护政府的政策和战略,共同一致来做救国的功臣,那就大家都要对国家民族和世世子孙负亡国的责任,而且也成为我们民族远祖黄帝的不肖的后裔和罪人!我们即使不为后世千万年子孙久远的利害打算,也要为自己以及现代四万万同胞眼前的祸害设想!务必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拥护政府贯澈革命救国的计划。

  其次,大家要晓得:我们御侮救国,当然要靠政略和战略之妙用纔能成功;不过一切策略要能充分发挥功效,贯澈实现,还有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一定要有相当的力量以维护国家生存的基础。现在我们国势弄到这般危急,并不是由于政府没有国策和战略,也不是没有决心,完全是因为国力的基础太脆弱,不能使一切策略尽量发挥功效。要晓得:现在我们的革命政府成立不过十年,并且接二连三的经过若干次战事,直到现在,内部赤匪未清,外来侵略日甚,在这样内外交迫之中,虽然政府没有一时一刻不注意充实国力,但是毕竟因为时间精力财力和环境种种关系,至今尚不能达到政府所预期的目的。人家一切至少都有五六十年的基础,我们在最近这十年纔开始奠定基础,还要遭受内忧外患两重不断的打击〔第138页〕。所以如果大家将现在中国的政府视为寻常一切基础已完全稳固之现代国家的政府,而动辄以柔弱屈辱来毁谤,那就错了!现在有很多人说:欧战后的复兴国家如波兰、土尔其、俄国,人家革命最多十年便可以复兴国家,我们中国革命革了这多时候,为什么还不成功,甚至反而要被人家欺侮压迫,弄到现在这种危亡的地步?又说:意大利这样强大的国家进攻阿比西尼亚那样弱小的国家,为什么阿国可以抵抗意大利?阿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也是人,为什么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其实这些话大家都晓得讲,不过我们只要真实就一切客观情势作一个比较的观察,就知道一个国家的安危兴亡,不是偶然简单的事!就波兰来讲,波兰虽然亡了一百五十年,但是他复兴的根本条件始终没有消灭,这种条件是什么?就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民族历史和文化不仅没有消灭而且在外力压迫之下继续发扬,全国国民都知道有他们的祖国,都能同心协力,为祖国牺牲以求复兴。这种力量,就是最根本最强大的国力,比什么武力都要大!波兰有了这种力量,当然可以乘机复兴!现在我们看看中国一般国民的情形如何呢?试问有国家民族的观念而真能为国牺牲来团结奋斗的人有多少?!由此便可知人家之所以能复兴和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迅速完成的道理了。再讲土尔其和俄国:就可以晓得无论那一个国家的革命环境,都没有中国这样困难的。人家革命的目标很简单,只要推翻帝制,拿到国家唯一的政治中心地点,国家就完全统一,然后竭全国整个的力量来和外国抗战一次,国家便可以由稳定充实而复兴起来。我们中国就不是如此;内则推倒满清,又来一个袁世凯,打倒袁世凯,还有第二第三继续不断的袁世凯起来,为革命的障碍。外则有一百年来列强以无数不平等条约层层束缚,使国家成为积弱久困的情况。而一般国民又蒙昧无〔第139页〕知,一切反动势力更可以随时藉帝国主义做背景,来破坏革命!革命成功愈慢,国力就愈不容易培养。加以我们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辟,根本就没有国防,敌人可以随时侵入。尤其是日本的海陆军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就可以大举进攻中国,并且他的海军在我们内地,平时就已到处密布,随时可以开炮。俄国就不然;不仅他革命的时候一切基础已比中国好,而且根本没有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论天时地利,在自然环境上又占了优势。只要内部统一,国外的敌人要干涉或侵略他就不容易。俄国在一九一八年革命后,各国都出兵围攻他,但是一年之中只有六个月天气比较好,宜于进攻,其余几个月都是冰天雪地,并且交通不便,各国要输送军队和辎重,非常困难。俄国因为有这种天时地利,在一年之中,只有六个月和敌人作战,还有六个月可以休息和准备,养精蓄锐,尽可从容应付外患。所以各帝国主义者不能攻进俄国,俄国革命当然可以成功!但是他虽然有了这种优良的条件,在革命时期,还不免丧失西伯利亚,被日本人利用白俄造成所谓「远东共和国」。然而俄国上下一心,忍辱负重,革命力量不能及的地方,日本人要占就听他占,等到内部统一,力量充实,所谓「远东共和国」就自然崩溃。俄国的领土依然完整。土尔其也有同样的情形,在革命时,大半领土,都被帝国主义者和希腊军队占领,甚至连首都君士坦丁也不能保存,但是土尔其革命党领导全国国民从昂哥拉那一小块荒凉地方艰苦奋斗的结果,毕竟获得最后的胜利,完成伟大的复兴事业。这种事业,当然可以增加我们革命必成的信念。然而土尔其直接的敌人只有很小的希腊一国,土尔其本身境域不大,又没有层层外力的侵入,要全国统一集中力量来对外,自然也比较简便,比较容易,所以不能以土耳其的革命与中国的革命相提并论。再讲到〔第140页〕阿国,为什么他那样弱小落后的国家也能抵住意大利呢?我们要晓得:关系作战最大的有三件事:就是天时地利与人和。阿国之所以能够抵抗意大利,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三个条件。阿国的气候,每年只有六七个月便于作战,四月以后,便是雨季,惟有土人能自由行动,外国人没有方法可以作战。这是天时的优点。因为有此优点,所以阿国敢和意大利抗战,他只要支持到四月以后,便可以休养了。再则阿国多山,交通又非常不便,军队和一切辎重的运输,非常困难,不像中国一样,日本军队随便可以进到内地,所以利用地势的险阻,尽可以抵抗外患,这就是地利的优点。此外就国际的环境来说,英法和阿国,都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虽然法国为结好意大利,默认意大利侵略阿国的行动,而英国则完全反对意大利对阿的侵略,阿国如果真被意国灭亡,英国在北非和地中海方面所感受意大利的威胁太甚,所以不能不帮助阿国。至于阿国国民,虽然文化落后,但团结坚固,在阿王领导之下,都能同心协力,为国效死,也是值得赞叹的。这就是人和的优点。(按:阿国发现叛将,系以后事,)他有了这三个优良的条件,当然可以和强敌来决战,将来或许能得最后的胜利,亦未可知!反转来看我们中国就缺乏这些优点,天时地利,既没有特别可以阨止侵略的特点,而人和一方面,外乏与国,内缺团结,更是不必详言。因此抵抗外侮,也就不是阿国抵抗意大利那样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们为实行主义,挽救国家,复兴民族而革命,不能顾虑种种的条件,只要时机一到,自不惜任何牺牲,但是除牺牲的决心以外,一定还要有相当的准备,最要紧的根本条件,就是「人和」,必须我们全国国民能够发挥民族的精神,坚定民族的自信,在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同心协力,刻苦奋斗,纔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我们抗敌制胜,要能迅速〔第141页〕成功,也少不了外援,如果人家真来帮助我们,当然也是我们所愿意,但是必须先能自强自立,自信自助,然后纔能引起外国人的同情,得到人家的帮助。再就反面来说,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靠自己争气努力,靠人家总是不可靠的。俗语说:「东山老虎咬人,西山老虎也咬人」,这是我们讲外交所最应注意的一点道理。如果说,自己力量不够,非求助人家不可,难道人家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不能作战,不抵抗敌人吗?所以我们自己惟有坚定民族的自信,充实国家的力量,同时善用救国的策略,准备牺牲一切,以求最后的胜利!

  其次,我们御侮救国的根本方针,就是忠党爱国,安内攘外。这个方针,和日本维新时所定的方针相似。当时他们一般爱国志士,知道要救亡复兴,必须确立全国国民的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于是定了「忠君爱国」的口号;又为指明全国国民尤其军人努力的目标,于是定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果然他们全国上下都一致觉悟起来,在这两句口号之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整齐步伐,集中力量,奠定国家的基础,先打败中国,再打败俄国,由此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本来他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的,尤其所谓「尊王攘夷」更是我们中国东周时代的一句老话和当时诸侯立国的主要方针。日本拿这两句话去极力发挥和运用,就能转弱为强,转贫为富。现在我们国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国难已严重万分,我们要想抵御外侮,复兴国家,非将这种自古立国的根本精神恢复起来不可!现在没有君,当然谈不到「忠君」,但是我们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全国国民御侮救国的中心,如果没有国民党,国家就没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没有中心的领导,就不能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第142页〕力量来实现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国家民族就要灭亡。我们要爱国救国,就要忠于我们的党,也就是要尽心尽力实现三民主义而效忠的意思。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标明一个口号,悬为救亡复兴的根本方针和今后一切教育的主旨,就是「忠党爱国」。全国国民尤其国民的中坚之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今后要共同一致的效忠三民主义,爱护中华民国。其次,我们要御侮救国,一定先要统一内部,内部能够和平统一,然后纔可以培养国力,充实民力,集中全国的力量,奠定国家强固的基础。否则内部不能安定,对外动受牵制,例如长城抗战之际,后方赤匪,乘机猖獗,就影响到前方,不能专心一志的应付劲敌,我们必须内部团结巩固,一无顾虑,纔有把握来对付我们的敌人。所以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团结为御侮的根本。凡是中国人,只要不作汉奸,都要不分彼此,通力合作,向救亡复兴的总目标前进。如果内部不能先统一安定,一切力量便只有互相抵销,互相摧残,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自己先已丧失了立国的条件,还谈得上对外抗战么?所以我们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就提出「安内攘外」这个口号,唤醒国人,意思就是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然后复兴!我们对外能否攘除强敌,就看对内能否安定国家,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现在我们在这种危急存亡的关头,要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只有激励奋发,一致在「忠党爱国,安内攘外」的口号之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整齐步伐,集中力量来抵抗外侮。如此,我们相信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能灭亡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我们都有办法可以突破,在我们手里一定可以完成复兴的大业!

  此外还有一个御侮救国的根本方针,就是 总理遗训的两句话:「一心一德,贯澈始终」。我们全〔第143页〕国四万万人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应该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合四万万人之力为一力,向安内攘外救亡复兴的共同目标,努力奋斗,不达目的不止。决不因任何危难险阻而中馁,决不因任何威胁利诱而易操,永远要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到底。只要我们民族还剩有一个人存在,我们国家决不许人家随便灭亡!如此不必说全国同胞有四万万人之多;只要我们全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能够同心同德,为国奋斗到底,相信亦足以复兴国家而有余。反之,如果大家离心离德,不能同舟共济,或虽同心同德,而无恒心毅力,不能贯澈到底,那末,我们虽有四万万同胞,亦无法抵抗小小的敌国,达成复兴的目的。所以我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必须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忠党爱国,拥护政府,善用国策,充实国力,自强不息,奋斗到底!纔能完成安内攘外救亡复兴的大业!

  以上是讲我们今后御侮复兴的根本方针,至于要想根据这些方针达到救亡复兴的目的,更当遵循一定的途径。第一要信任政府,拥护中央。政府是发号施令为国为民来服务的机关,中央更为全国最高的首脑。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这个国家就根本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因为成立国家的根本要件,就是领土、人民、政府(即运用主权之机构)三者。如果只有广土众民而无政府的组织来行使权力,就只可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或是一盘散沙,不能说是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有这样的中央政府,必须一般国民对中央政府能深切的信任和忠诚的拥护。尤其一个弱国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能应付非常的时机,挽效非常的国难,使国家转危为安转弱为强,更非举国一致绝对信任政府拥护中央,服从命令,遵守法纪不可。对于中央一切革命救国的政略和战略,格外要〔第144页〕一致信任和拥护,政府纔能充分自由行使权力临机应变尽其运用之妙。前面讲过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一个根本关键,就是由于李鸿章受慈禧太后的牵制,不能自由发挥他的才智,运用他的政略和战略,实行他的一切主张。到后来战败了,又不能不负责任,忍气吞声,跑到马关去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现在可以想到那时候李鸿章所处环境是如何的困难!如果当时慈禧对于李鸿章能够言听计从,一意信任他去运用适当的政略和战略,我敢说决不致弄到后来那么惨败。其所以弄得如此惨败的结果,最大的一个原因,对是西后牵制李鸿章行使权力之自由。拿当时的情形和现在来比,现在已经是民国,上面没有皇帝,中央政府负责的当局,应当没有李鸿章所处的困难,尽可以自由决定一切,运用一切了。但是各位要晓得:现在政府当局的环境,比较李鸿章当时更加困难百倍。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李鸿章当时上面只有一个西太后来牵制他,现在虽然是民国,表面上没有皇帝,而实际上四万万人民就是四万万个西太后,政府随便实施一种策略,不是这个怀疑,就是那个反对,不是这个淆乱黑白,就是那个造谣生事,上下四方都来牵制他,使他毫无自由发挥才智运用策略的余地,再加以一般人民不体念中央的困难,不服从政府的命令,还要自己破坏各方面的秩序,弄得举国骚然,使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更不能专心致志对外!各位大家想一想!一个西太后牵制李鸿章,已经弄得一败涂地,种下现在国家危亡的祸根,使我们受痛苦受耻辱;如果四万万个西太后来牵制政府当局,那么,不知国家将来更要失败到什么田地,贻害后世子孙到什么程度!现在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主人翁,尤其各位青年学生更是主人的中坚分子,兄弟现在当行政院长,不过是一个公仆。好比一个大家庭,四万万人都是主人,兄弟是仆人,主人对于〔第145页〕家政,当然大权在握,不能放弃,但是要使家业兴隆,必须信任忠实有能的仆人代为负责去办理一切事情,至于一切事情最后的责任,主人当然要负起来。如果将责任义务都让仆人来负,主人对他,到处干涉,遇事牵制,用而不信,信而不坚,那么,国家这样大的责任,仆人是负不了的,纵使勉强负起,亦必不敢自由发展他的特长,尽量运用他的才智来相机处理一切事情,不是劳而无功,就要消极无为,这个家庭就要日趋衰落。就国家而言,也是一样。所以我们 总理孙先生主张权能分开,以致权(四权)属于国民,治权集于政府,国民应该信任政府行使治权,然后纔可以有效的办好国家一切事情。 总理对于这一点,曾经举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车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纔可以进步。进步纔是很快。如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我们由这段话看来,可知我们全国国民不好不信任政府,拥护中央,尤其在这个国家存亡绝续之交,好像汽车在悬崖绝壁的窄路上走,如果坐汽车的主人,不能一心一意信任车夫,而左右牵制他,不是自取覆亡吗?!所以我们要抵御外侮,挽救危亡,就要信任政府,拥护中央,要绝对相信政府〔第146页〕整个救国的计划,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政府要我们左就左,右就右;要我们进就进,退就退。同时全国国民都要坚定自信,确立互信,笃守共信,一致努力,这就是我们救国的基本要道。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日本侵略中国的一种手段,就是要使我们中国人反对政府,脱离中央,变成无组织无力量分崩离析紊乱不堪的局面,他就可以达到不战而屈的目的,灭亡我们国家!所以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对于这一点不可不特别看清。总要晓得:惟有建立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后可以统一国家,惟有统一国家,然后可以集中力量,达到救亡复兴的目的。

  第二,要服从统帅,统一指挥。刚纔说过:我们要统一国家集中力量,然后可以挽救国家复兴民族。但是国家何由而统一,全国力量何由而集中,则必须有最高唯一的指挥者,这就是军事上所谓「统帅」。即普通所谓「最高领袖」。要由他来决定一切政略战略,发号施令,指挥全国军民共同奋斗。国家的强弱对外战争的胜负以及国策的成败,固然要取决于统帅之是否贤明能干,同时也就要看全国上下是否至诚一致信仰统帅,绝对服从统帅的命令。如果我们以个人的利害为转移,或轻易为敌人反动宣传所蛊惑,而不以整个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祸福为念,对于贤明的统帅不能一致信仰,共同拥戴,离心离德,各不相下,那就自己分散力量,自己灭亡国家!前面讲过:日本人为什么要反对我蒋介石,制造很多谣言来诋毁我蒋介石?就是因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的统帅,是领导中国革命军与全国国民和帝国主义奋斗,以求贯澈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实现 总理的三民主义!对于日本绝对不利,所以他总要想方设法来打倒蒋介石,打倒了蒋介石,中国军事上便没有首领,中国国民便失了重心,中国便回复到十三年以前的状〔第147页〕态,四分五裂,内乱相寻,他就可以达到不战而屈的目的,来灭亡中国。所以我们全国国民务必要看破敌人的阴谋,除非丧心病狂,甘心为汉奸或甘心做人家的奴隶牛马,要为虎作伥,供人利用者外,务必全国一致竭诚拥护统帅,统一指挥,纔能集中力量,完成我们安内攘外的使命!要晓得:拥护统帅并不是空口讲讲而已,必须见之事实。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绝对服从统帅的命令。譬如说:我自己,教的学生,到现在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他们都绝对相信我的话,听我的命令,我要他们左就左,右就右,要他们死就死,活就活,这样在一个命令指挥之下,团结精神统一行动,就可以发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力量,来抵抗敌人。语云:「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又云「众志成城」。不必说我们全国国民,只要我们全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真能服从命令,同生死,共患难,那这种力量还了得!从前少康以一成一旅而致中兴,我们现在有这样多的爱国志士联合起来,还怕不能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吗?我做统帅的人,自信有这个把握!而且决不使在我领导之下的人,作无代价无意义的牺牲。一定可以使他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自己一定和大家同患难,共生死,站在最前线来领导大家和敌人拼命!必不偷生怕死,躲在后方唱高调,只叫别人牺牲。从前北伐的时候,我随时都是处在前线,和一般学生一般部下在枪林弹雨之中冒死奋斗!我曾经对部下和学生说过:「如果我偷生怕死,躲在后方不和你们一般学生和部下同在前方奋斗,随便那个学生那个部下都可以打死我」!我能这样讲就能这样做,我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是永久一贯的!所以我的一般学生,可以绝对信仰我,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无论当前遇?怎样的危难,只要我的命令一下,他们没有不是绝对服从,誓死奋斗,不得到最后的胜利不止!我的一般学生因为能够绝〔第148页〕对服从,团结一致在我的命令之下来誓死奋斗,所以无论什么危难都可以打破!如果今天日本人出动陆海空军要来攻取南京,我可以相信,那怕南京只有军官学校五千学生和政治学校五百个学生,也可以和他抵抗,来坚守南京,为什么这少数人能够负起这个责任呢?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绝对信仰我,服从我的命令。人家说政府或蒋某个人如何如何卖国,他们很明白事实,绝对不相信,人家的高调怎样唱得热烈好听,他们也明白事实,决不动摇。总之,他们知道我是真正抗日的,真正救国的,我要他们左则左,右则右,死则死,活则活,那怕只剩下一枪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大家要晓得:日本人不怕我们人多,只怕我们全国人心能够安定,大家能够信仰政府,服从统帅,如果我们全国国民都能做到这一点,日本自然不敢再来侵略我们。即使全国国民不能完全做到,只要全国各学校的学生都能在各校师长领导之下,恪守校纪,服从校令,拥护政府,信仰统帅,共同一致为国家民族而奋斗,我们国家民族无论如何危险,不必待四万万人都觉悟,也有办法挽救,有把握复兴!所以现在我们要救国家,必先救学校,要救学校,必须各校学生在师长的教导之下拥护政府来实现救国的计划。也必须大家精诚团结,一致守纪律,注重秩序,然后可以发挥救国的力量,最紧要的一个起点就是学生一定要听师长的话,服从学校的命令,否则东听一句谣言,西听一句谣言,弄得心无主宰,随便乱叫乱闹,不仅学校不成学校,整个社会和国家也要骚乱起来,给敌人一个很好的侵略机会,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大家要晓得:我们要救国,必先团结精神集中力量;要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就必须遵守法律,服从命令。命令的「命」字,可以说与生命的「命」字同一意义。一个学校的命令,就关系于全校的生命;一个军队的命令,就关系于全军〔第149页〕的生命;政府和统帅的命令,就关系于全国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服从命令,而要自由行动,那就等于自绝生路,极其所至,不仅可以断送自己的生命,而且可以断送全校全军甚至全国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挽救国家的危亡,维持民族的生命,惟有信仰统帅服从命令。只要大家真能绝对服从统帅,在统帅一个命令指挥之下,共同奋斗,要我们进则进,退则退,要我们生则生,死则死,我做统帅的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老实讲:他们那一般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但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挥统一!

  第三,要信仰主义,坚定自信。现代各国,尤其是新兴诸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主义」。我们为发挥并集中国力起见,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和一个统帅存在,尤其是只容许有一个最精实确当切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主义。现在我们 总理的三民主义,就是最切合国情的一个救中国与救世界的革命主义。我们要挽救危亡,建设一个庄严灿烂的新国家,惟有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完全是和平的王道,和帝国主义的野蛮的霸道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王道克服霸道,所谓「仁者无敌」,「仁」就是王道的根本精神,亦即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我们以三民主义来抵抗帝国主义,一定可以获得最后最大的胜利。所以三民主义不仅是我们雪耻御侮革命建国最高的原则,而且是最大的力量。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文化和固有美德的遗传,所以三民主义就是我们国家的国魂,我们要救转国家,一定先要唤醒国魂,要发扬国魂,就是要信仰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的中心信仰之下,来坚定民族的自信,统一民族的意识,发扬民族的精神。〔第150页〕我们物质上虽然不及敌人,以我们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一定可以战胜敌人一切物质的力量。各位都知道:现代许多复兴的国家,论他们的武器实力,那里堪与压迫他们的敌人相比拟,为什么他们能够复兴?主要的原因,即在他们能够发挥民族的精神。能够发扬民族的精神,就可发挥一以当十,一以当百的革命力量。有了这种伟大的力量,当然可以突破危险,达到复兴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复兴民族,只有信仰三民主义,坚定自信,共同一致,向前奋斗!

  第四,要修明内政,整军经武。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政治和武备,如果没有政治和武备,便不成一个国家。因为国家最大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存和增进人民的福利。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政府来管理众人的事,有军队来保障国家的安全。我们国危民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原因当然很多,最显著而最主要的就在政治和军事不行。所以国家的基础未能奠定;国家的力量未能充实;至今还要受外国人的欺侮压迫,不能够抵抗。我们革命最主要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要修明政治;一方面就是要整军经武。必须修明内政,然后可以奠定国基,充实国力;必须整军经武,然后可以巩固国防,守护国土。这两件事就是我们自立自强救亡复兴的两大要道。修明政治,所应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急要的一点,就是肃清贪污,集中人才,造成廉洁有为的政府,然后可以从各方面来推进国家一切建设事业,为人民谋最大的利益,充实国家的力量,奠定御侮复兴之坚强基础。至于整军经武,主要的目的,在使现有国军能够为精强的部队,作国家的长城。但是我们要巩固国防,决不能专靠军队,一定要使全国一般国民都能够以军人的精神来尽到国民在平时与战时的一切义务。一般国民尤其是一般军人,应当如何来养成军人的〔第151页〕真精神以奠定我们国家之精神的国防呢?就是要发扬我们中国固有的武德——「智,信,仁,勇,严」。现在我们的科学、武器和一切物质方面的东西都不及日本,但是我们只要能够充分发扬武德,一定可以从精神方面来战胜他。我常常说:我们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战胜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这就是说,要拿我们固有高尚完美的武德,来打破日本偏颇残暴的武士道。我们晓得:日本的武士道,不过是偷袭了中国一部分的美德「智仁勇」之「勇」及「智」的一部分,根本就是一个偏跛不全的东西,他们的发展,也只能有畸形的发展,其成功亦止于一时的成功。如果我们今后能恢复并发扬固有整个的武德,其力量,当然比他们褊狭的武士道所发挥的力量要大过多少倍,还怕不能打破他们的武士道吗?如果把他们立国的基本精神的武士道战胜以后,他们只有向我们屈服,我们不必用武力和他们决斗,就可以达到我们御侮复兴的目的。

  第五,要改进教育,发展经济。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臻于文明强盛之域,第一件紧要的事情,就是改进教育。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和民族的优劣,从根本上讲起来,可以说完全在乎教育之良窳和文化程度之高下。一个国家只要教育能不断的进步,文化一定能不断的发达,那么政治自然随之而进步,经济当然随之而发达,武力亦就随之而强大。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腐败,文化落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也一定都要腐败而落后,虽有十分强大的武力,亦将流为野蛮横暴而最后归于失败。现在我们中国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危急存亡国几不国的地步呢?在表面上看来,是由于我们国家贫困,武力不竞;但是国家为什么贫困,武力为什么微弱?探本穷源,完全由于我们教育腐败,科学落后!因〔第152页〕为教育不行,所以一般国民的精神道德,科学智识,体魄能力等一切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要退步,国家的一切事业当然也只有衰败而不能发展。其实,以我们中国这样高美深厚的文化基础,以我们中国这样优秀的民族,再加以土地之广沃,历史之悠久,在现代世界上应该比那一个国家或那一个民族都要进步和强盛,为什么到现在还比不上毫无文化基础的区区三岛,而反要受他的侵略压迫?就是因为我们教育不行;不能继续发扬我们民族固有高尚的道德文化和伟大的智慧纔能。试看日本,日本以毫无文化基础的落后国家,在几十年工夫以内,居然成功一个富强的国家,先打败中国,后打败俄国,现在更敢与世界为敌,随便侵略我们中国;其所以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的原因,也就是明治维新以后教育的成功。我们再看德国,从前德国之强盛,归功于教育,这是举世所承认的。欧战以后,受协约国严重的压迫,国几不国;但是不到十年,他又复兴起来,依然称雄于世界!他们的复兴,决不是靠武力!根本还是得力于教育。由此可见教育确是立国的根本要图。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挽救国家,必须由教育入手。我们中国新式教育差不多是和日本同时开始办起来的,为什么日本的教育在二三十年中能使科学进步,政治修明,经济发达,建设起一个现代的国家?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却得不到什么好的效果,国家至今还是贫弱衰败,要受人家的欺侮压迫?就是由于我们中国从前办教育的人,没有从根本上注意教育的要旨,或是注意到了而不能按照要旨去做,所以教育不能发生功效。最多只能有表面的发展,而少实质的进步。我所谓教育的要旨是什么呢?就是要普遍的增进一般国民「德,智,体,群」四育。一个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完全根源于国民的道德之高尚,智识之优良,体魄之强健和群性之发扬。现在我们中国〔第153页〕一般国民的精神道德之堕落,智识程度之低下,体魄之衰弱,社会之散漫,无一不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主要病根。这些主要的病根不除,决不能转弱为强救亡复兴!所以我们今后一切教育,一定要针对这些亡国灭种的病根来克治,就是要以「德育」来提高国民的道德,发扬民族的精神。使国民都要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能够「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坚定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养成宏毅勇敢、刻苦耐劳与为国牺牲的精神。要以「智育」来增进国民的智识,使国民都要有国民的常识,科学的头脑,清晰的理智,和自动的能力。要以「体育」来增强国民的体魄,使能养成强健的身体,活泼的精神,和刻苦耐劳的性能。要以「群育」来增进国民合群的德性,使能养成亲爱精诚的精神,组织的能力,与守纪律守秩序的习惯,更要养成「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为社会国家而劳动服务,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牺牲的精神。所谓「群育」,可说就是军事化,我们要使一切教育都普遍的军事化,就是要实施军国民教育,使一般国民发扬军国民的精神。这是现代国民必须的修养,亦为立国最主要条件。亦惟有以此种精神为基础,然后一切学术智能可以为国家民族而用。总之,我们的教育,今后必须根据这四育的要旨起弊振衰,切实改进,然后一般国民纔能健全起来,有健全的国民,然后纔可以共赴国难,挽救危亡,建立文明富强的现代国家!

  除教育之外,救国和立国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经济。经济是国家的命脉,所以发展经济,完成物质的建设,为建国复兴之本务。现在我们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民众多,但是国民经济一天一天的凋敝,弄得国贫民困,岌岌垂危;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内受天灾人祸的摧败,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最根〔第154页〕本最紧要的一点,还在我们一般国民不能尽量运用心思劳力,从事于生产的事业。所以我们要发展经济,必须提倡国民劳动服务,要全国国民刻苦耐劳,努力生产,务使「人尽其才」,以求「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和「货畅其流」。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多的金钱资本来做建设事业,但我们国民人数很多,这就是国家一切建设事业的资本。只要我们能领导国民共同一致为社会国家而劳动服务,则一切事业都可以兴办起来,所谓「以劳教民富」,实在是我们贫弱国家要求富强的不易之原则。我近来所提倡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其用意就在于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复兴国家。现在政府方面既极力推行,还希望我们教育界各位先生和学生以身作则,鼓舞群伦,领导民众,共同努力,来促进国民的经济建设,达成民生主义的目的。此外政府对整个的经济建设,已经决定整个的新计划和新政策,并且以最大的毅力,逐步施行,只要我们全国同胞本爱国救国的热诚,拥护政府的一切经济计划和政策,上下一心,努力实行,相信我们中国国民经济一定可以解除一切外力侵略的痛苦,而发荣滋长,我们 总理的三民主义一定可以实现!

  第六,要组织民众,培养民力。前面我已说过:现代的战争,不是仅仅武力的战争,而是整个国力的战争,也就是一切人力物力组织的战争。谁能组织得更好,谁的力量就更大,谁就可以得到胜利,这是一定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一切都散漫凌乱没有组织,被人家讥为一盘散沙,不成其为国家。平心而论,我们国家在组织方面,实在够不上一个现代的国家;不必说一般无知识的民众无组织无纪律,就是一般学校机关的智识分子,也一样无组织无纪律。譬如说在一个学校里,学生不服从师长的命令,师长〔第155页〕也每每不能尽到爱护和教育学生的责任,因此全校便无组织无纪律;学校尚且如此,则一般社会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形更不必说了。试问以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要来和人家有组织有纪律的国民从事斗争,怎么会不失败呢?现在一般国民不仅不能群策群力共同一致来积极的参加战争,恐怕敌人飞机一到上空,个个人就要手忙脚乱,惊惶纷扰,弄得一团糟。不晓得那些人应该如何防毒救火,那些人应该抵御袭击,一切都没有组织和准备,没有负责的人来领导指挥,不被敌人炸死,亦必互相蹂躏而死。现在一般人只顾高叫要抗日,这种爱国的热诚,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全国国民平时无组织无训练,无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习惯,到临时后方就要自相扰乱,不仅不能帮助军队,且要妨碍军队的行动,使军队失败。如果再使这种无训练无组织无纪律的国民和敌人作战,那就只有化作敌人的炮灰!所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如果听凭人民受这样毫无代价的牺牲,视国事如儿戏,将国家随便亡了,政府要不要负责任!各位看看他们日本人就很有组织,他们每一个人对于国家都负有他的特定的任务和作用。他们在国内的不必讲,凡是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也都有严密的组织。随便那一个日本人到那一个地方,都和当地的日本人和机关有密切的联络,这个人不论做什么职业,对于他们国家都负有特定的使命,具有特别的作用。譬如上海和南京,虽然相距五六百里,但是一旦有事,这两地的日本人就可在几小时以内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我们一般国民不仅在异地不能团结一致,即在同一地点甚至同一学校机关或团体之内的人也不能群策群力,精诚合作。尔为尔,我为我,各不相谋,各不相下,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样可以抗日!?这并不是我怕打战,不愿抗日,我当然不怕!并且当然要抗日!(鼓掌)日本〔第156页〕这样侵略我们压迫我们,难道我们堂堂大国民就是这样含垢忍辱让他宰割下去就算了吗?我们全国国民当然要和日本不共戴天,要起来抵抗他,拼个你死我活!(鼓掌)不过我们要抗日作战,必须先要有一个把握,尤其身为民国主人的国民之中坚的青年学生,格外要认清本身的责任和力量,远虑国家民族的前途,不好随便轻举妄动,必须励志图强,埋头苦干,先将国力充实起来。有了力量,然后才纔以谈得上和人家一拼,至于充实国力最紧要的基本方法,即在组织民众,准备一切。换句话说,就是要民众军事化,必须民众有了组织和训练,达到普遍的军事化,然后可以增进国家的力量,才纔以集中国家一切的力量,然后我们抗日纔有基础,纔有把握。我有两句话常常拿来训练军队的,就是:「用兵不如用民,教民要如教兵」。因为民众是军队的基础,必须先有健全的民众,然后有精强的军队;而且军队很少,民众极多,如果一般民众都有组织有训练,成功军事化的现代国民,不仅可以随时无限量的补充军队,而且全国皆兵,到处都有广大的军队可以捍卫国家。那么,敌人还能进到我们国内一步吗?所以我们要抗日,就要明白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而加紧充实与准备,如果不度势量力而贸然决战,结果只有失败,国家只有灭亡。所以我们在危急存亡之际,必须「持其志毋暴其气」,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鼓掌)尤其有血性的爱国青年男儿,格外要坚忍宏毅,发扬蹈厉,一面健全本身,一面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个个人都能成为为国牺牲的战斗员,如商鞅所谓「举国而责之于兵」,我相信:以我们四万万人的优秀民族,有这样悠久的历史,高尚的文化,广大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决不致为小小的日本所灭亡,他也绝对不能灭亡我们的国家!我们四万万人各有两只眼睛一个口和一双手足,不必说我们还有很多〔第157页〕枪炮可以利用,有一枪一弹,一定要和他拼到底!就是没有枪炮和其它武器,我们还有八万万个手和脚可以打他们,踢他们,手足断了,还有口可以咬他们,日本人绝对不能杀尽我们!现在一般人都不知道本身有力量,不把各人固有的力量发挥出来,只看到人家有力量,受人家的威胁,以为自己没有枪炮就不能抵抗日本人,这实在是太没有自信力了!所以我们要抗日救国,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之下无法讲国防,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一县有县防,一城有城防,一乡有乡防,一村有村防,一校有校防,这无论如何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做到这个地步,他们日本人一定不敢深入我们的国土,更不能灭亡我们!我们总理在北伐时曾经说过:「只要有三百个党员绝对听我的话,就可以横行中国,一切不怕!」现在我们一个学校,普通都有几百人,如果真能团结一致,已经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如果全国学生都能在政府命令指挥之下,团结一致,那这个力量何等伟大!再推到全国国民,如果都能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发挥各人本身固有的自卫力量,不怕任何牺牲,来和日本人拼命,国家决然不亡!(鼓掌)所以以后复兴事业的成败,国家民族的存亡,完全取决于我们有无这种自信力以及能否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 我们要抗日救国,必先训练民众和组织民众,纔能发挥伟大的力量,获得最后的成功!

  现在再将政府以后所采的对日外交政策和本人的决心,约略向各位报告。中日两国间自一八七九年日本灭琉球以后,纠纷一天天的增多,这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其它的问题又继续不断的发生出来,弄成现在这样复杂纠结万分险恶的情形。本来一切纠纷,未有不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可说都是日本一方面所造成的。他是利于有纠纷有悬案的,纠纷愈大,悬案愈多,他就愈有利益。如果一切纠纷不解〔第158页〕决,日本便有所借口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中国便永远无安然休养生息自立自强的机会。所以现在政府订了一个对日的外交政策,就是对日作整个的交涉,解决一切纠纷,不再和他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谈判。本人身任行政院院长,一定负起这个责任。外交部长已经将这个意见向日本当局提出,对他们讲过:以后两国间一切纠纷,不要就一件事或一个地方的问题来讲,要就整个的国交谋得调整,将一切纠纷全盘解决,在整国交涉中不管你们政府提什么条件,彼此都有商量的余地,祗要本?和平公正的精神诚心诚意来讨论,则无不可解决的纠纷。现在日本方面已有赞同的倾向。我们所以提议这个政策,乃是以堂堂正正的立场,来确保东亚的和平,使我们国家可以避免多少无谓的牺牲,亦即所以保存国家的元气和实力以为雪耻图强救亡复兴的张本。不过各位要绝对信任政府,政府虽然努力保持和平,要和日本整个解决一切纠纷,但决不签订断送主权的条约!(鼓掌)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鼓掌)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危急的非常时期中,都应该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一致作最后牺牲的最大准备,纔能达到我们和平的目的。(鼓掌)我刚纔已经讲过:从前那样毫无根基朝不保夕的危险时期已经进去,以后无论敌国外患如何压迫,国家的生命,已有确实的保障。如果全国上下真能团结一致努力准备一切,并且服从中央政府和最高统帅的命令,将来的抗日战争,必获最后的胜利!(鼓掌)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作有准备有计划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鼓掌)

  在这里我还有一点意思要附带说明的,就是在「安内攘外」原则之下,只要中国人不作汉奸而赤心〔第159页〕为国,任何党派的人,我们都可以和他合作,并且不惜让与政权,使能参与政事报效国家,共同一致来完成救亡复兴的使命!

  关于国家的情势和政府救国的方针等项,已经尽可能的限度向大家宣示了。现在再要将本人对于教育的意见,扼要的与大家谈谈。大家都知道:我们救亡复兴的根本要图,在于改进教育。我以为国家民族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必须实施非常时期的救国教育计划,(鼓掌)换言之,就是要订定以国防为中心之教育计划而实施之于全国。一切教育都应以非常时期的国防为目标,本「德、智、体、群」四育的要旨,来训练一般青年学生和一般民众,使成为真正健全的战斗员!第一要养成并加强国民之国家和民族的观念。现在一般国民大多数不知道有国家民族,只知有个人和家庭,就是一般有知识的青年也很少有深刻的国家民族的观念。一个人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当然不会爱国家爱民族。甚至要为日本人所煽惑和收买,甘为汉奸,来危害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所以我们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起来救国家救民族,必须使他们养成浓厚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而激励其精忠报国的志气,来为国家民族而牺牲个人的一切,以尽国民之天职,求国家民族之复兴!(鼓掌)

  其次,要养成「明礼义,知廉耻」的德性。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所谓「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精神上的国防。国民必须能明礼,尚义,守廉,知耻,纔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纔能建立起现代的社会和国家,如此,外国人自然不敢欺侮和压迫我们,就是要欺侮和压迫我们,我们也一定有办法可以抵抗他,战胜他!所以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第160页〕,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现在我们国家如此贫弱,社会如此紊乱腐败,就是由于一般人不明礼义,不知廉耻。一般青年以为讲礼义廉耻是陈腐空洞的东西,不足以救国,殊不知这种立国之精神的条件,比什么物质的条件都重要得多,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的条件做基础,就个人论,不成其为「人」,就国家论,不成其为「国家」,虽具有丰富优良的物质条件,亦终不足以自立!我们现在要救国家先要改良社会,要改良社会,先要转移风气,即须扫除纷乱麻木,自私自利,腐败苟且,卑鄙龌龊的积习,使人人能「明礼义,知廉耻」,造成自强自立刻苦耐劳,纯正刚健为国牺牲的新风气。有了新风气,然后可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造成新兴的气象,奠立精神的国防,发挥复兴的力量。我近年来提倡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就是在此。希望大家努力推行,来奠定复兴民族之基础!

  第三,要养成「负责任,守纪律」的精神。大凡能明礼义知廉耻的人,一定能负责任守纪律。如果全国国民在种种事业方面对于国家都能负起他的责任,在社会上都能遵守纪律,国家未有不强的道理。这些各位校长先生和学生代表,都是定了最大的决心,担负救国的责任,这是不待言的。但是我以为我们要尽到救国的重大责任,最重要的条件,即须大家养成重秩序守纪律的精神。这是现代国民应有的修养。现在的中国国民,尤其要注重这一点。因为有纪律有秩序,然后能发生伟大的力量;否则就如一盘散沙,不能团结。现在我们有四万万人,日本只有六千万人,他们应该怕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到处乱叫乱动,纷扰不堪;不能整齐严肃团结一致,所以人家不仅不怕我们,而且要来欺侮压迫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我们要晓得:团结就是力量,纪律就是生命,一个人必须守纪律,纔〔第161页〕能成为现代的国民!一个国家必须有纪律,然后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学校或团体,必须有纪律,然后成为一个学校或团体!希望大家要以身作则,做一般民众的表率,个个人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回校以后,更要劝告一般同学都如此做到。如果有那个同学违犯学校命令,破坏学校纪律而规劝无效的时候,大家就要对学校对国家负起责任,革除这种害群之马!因为害群之马不除,大家都要遭受他的祸害,同时又是大家的耻辱!譬如这次浙江大学少数学生鼓动风潮,赶走校长,不仅大多数学生不能负起责任来制止这般捣乱的同学,共同维持学校的秩序,就是一般教职员也不能挺身负责来处理风潮维持纪律,弄得全校乌烟瘴气,闹得不成样子,这还成一个学校吗!?这种学生在学校里既然要随便驱逐校长,到了家庭,岂不要随便凌辱父兄吗?!一个家庭出了这样的子弟,还成家庭吗?这实在是浙江大学全体学生最大的耻辱!我们全国学生要引为鉴戒!现在一般国民都缺少责任心,只要不妨害他个人的私益,就不管社会国家的事情弄得如何坏,都不负责。大家都是对于权利则互相竞争,对于责任则互相推诿,不尽本分,不守纪律,社会国家焉得不乱!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大家不重纪律,对于社会国家不切实负责,国家当然要灭亡。所以我们要救国,一定先要使一般国民养成「负责任,守纪律」的精神,尤其青年学生,一定要自任以天下国家之重,然后可以见危授命,见义勇为,担当起救国的事业!

  第四,要养成「勤劳服务」之习性。人类一切文明,一切功业,并不是自然成就的,都靠我们人力劳动创造出来的。所以一个国家之富强与否,即取决于国民劳动的程度如何。如果一般国民好逸恶劳,不肯用脑力或体力,只是得过且过,靠天吃饭,那这个国家一定日趋于贫弱以至于灭亡!如果一般国民〔第162页〕能刻苦耐劳,自强不息,努力向上,那这个国家一定是文明进步,日臻富强。所谓「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中国事事物物不如人家,弄成这样国危民困的情形,是什么原因?论民族的质量,本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论物质上的凭借,则有四千万方里广袤的沃壤,有极丰富的资源;论历史和文化更是光华灿烂有五千年之久!总之,一切天赋与历史的条件,都比现代列强好得多,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赶不上人家,贫弱到这个地步,要受人家的欺侮侵略呢?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自己养成了懒惰的习性,不肯尽心尽力,刻苦耐劳来研究一切学问和办理一切事业。所谓「得过且过」,这种苟且偷安的弊病,差不多已经成了我们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难怪一切科学和事业只有落后,没有进步!在这优胜劣败兼弱攻昧的世界,我们国家当然要被人家欺侮侵略,时刻有被敌人灭亡的危险!我们今后要想转贫为富,转弱为强,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必须使全国国民根本铲除好逸恶劳苟且偷安的劣根性而极力提倡劳动。惟有劳动然后可以创造文明,发展经济,充实国防,改造社会,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所以我常常提出「劳动,创造,武力」的口号,这就是我们御侮救国最紧要最根本的一个方针。现在我们的一切虽然落后,但是我们国民很多,物质的凭借很优越,只要大家以「人一己百」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尽量运用聪明才力,为社会国家而劳动服务,一定很快的可以迎头赶上外国,造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尤其是现在我们社会国家急待兴办的事业太多,而国家财政又非常困难,要想都靠政府筹出经费来办,实在是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靠全国国民大家起来本?为国牺牲的精神,为社会国家而劳动服务,运用我们国民的劳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这是我们自救救国最必要最有〔第163页〕效的途径。所以我近年来极力提倡国民劳动服务,在改革国民生活习惯和社会风气方面,就有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的组织之推行;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就有征工服役制度的实施。这都是我们在非常时期中服务社会效力国家之办法。本来我们革命的人生,必须以劳动为本分,以服务为目的。我们的教育,必须根据这种要旨,来养成国民「劳动服务」互助合作的习性,拔除以前懒惰自私的病根,然后纔可以发挥自力,救起国家!(鼓掌)

  第五,要培养救国的体力和智能。语云:「健强的精神,寓于健强的身体」,如果身体不好,精神也一定不好;精神不好,当然聪明才智都要为之减损,一切学术便难望有精深的造诣;任何事业,也不能有伟大的成就。尤其是要做现代的国民,必须做一个健全的战斗员,如果我们身体不好,如何能刻苦耐劳,入死出生和敌人作战呢?何况我们的武器不如人家,在战术上最利于强迫敌人和我们短兵相接,决于肉搏,更须体力比人家健强,纔有最后胜利的把握。现在我们一般国民的体魄实在太差,一般学校也不注重锻炼学生的体魄,试问现在一般青年学生当中真是体魄强健,真能刻苦耐劳的人有几个!?民族的体格,这样一天一天的衰弱,实在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这种危机, 总理在民族主义中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挽救危亡,力图复兴,根本的前提,就是要具备救国的体力,就是要加紧锻炼国民的体魄。有了强健的体魄,然后可以养成刚健活泼的精神,刻苦耐劳的能力,任重致远的本领和艰难奋斗的勇气。现代国家尤其是复兴的民族,无不极力提倡国民的体育。所以人家国民的体魄非常高大健壮,精神非常刚健活泼,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力而为国家效用,担当得起救国建国的事业。如果〔第164页〕我国任令民族体魄衰退而不思补救,便不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是人家不来灭亡,亦必然受天然的淘汰而归于消灭。所以今后我们救国的教育,不能只注重「教」不注重「育」,一定要注重体魄的锻炼,精神的振作,使一般国民都能造成雄壮刚强的体格,真能担负起救国的重任。讲到锻炼体魄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天然。我平时训练军队和学生有一句口号:「日光,空气,水」,这三种天然的东西,是锻炼体魄和精神之最好工具。在夏季烈日如焚的时候,我们要不怕晒不怕热;在冰天雪地之中,我们要不怕冷;在狂风暴雨之下,我们要不怕风吹雨打!这样在平时和天然斗争的结果,我们的体魄精神一定可以好起来。以后遇?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致畏怯,而且必须能够这样征服天然,然后纔能利用一切天然的事物,成功一切事业。关于这点我不仅以此训练一般部下和学生,并且自己向来就是如此实行。我从前在日本高田留学,高田这个地方是很冷的,我看见他们日本人每天早晨起来就用冷水冲洗身体,毫不怕冷,习以为常。我的体格本来不好,后来也学他们那样锻炼,体格就渐渐好起来。虽然到现在已经五十岁,每早起来第一次洗脸,还是用冷水,无论怎么冷的天气都不改变。我现在虽然已经五十岁,我的体魄精神,自信无论比你们那一个青年学生都不会差!大家总要晓得:要救国家,必须先救自己,使柔弱萎靡的体格,练成刚强健壮的体格,纔能担当艰难重大的责任,完成所负救国的使命!其次,要养成救国的体力以外,还要养成救国的智能。现在我们一切事业办不好,就是由于我们智能不够。在科学时代,人类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完全以智能之高下为转移,譬如说:我们要救国,固然要有飞机大炮等一切新式的武器,要讲求一切攻守的方法,要改进社会和政治,要发展经济和交通,但是这些事情都非〔第165页〕有高深科学智能,不能办到。所以我们要救国,必先养成救国的智能。智能之养成,当然要靠教育。我们多受一分教育,多增一分智能,就是多增一分救国的力量。普法战争的时候,巴黎在敌人炮攻之下,法国学生还是弦歌不绝,拼命读书,读到「最后一课」,他们这样重视教育,无非为要养成救国的智能。后来毕竟藉教育的力量,洗雪国耻,复兴国家!可见努力读书,研究救国的实学,增长救国的智能,是我们青年学生救国的根本要务。至于智能的种类当然很多,并且需要同时发展,不过有几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我以为现在关于课程方面,文学院要特别注重国民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指导培养与鼓舞发扬!法学院要特别注重国家战时经济财政的研究,理工学院要注重国防化学工业与机械工程和一切防空防毒的研究。总之,救国的教育就是要以国防为中心,就治标与治本两方面同时注重。各位校长先生和一般学生,应该大家本此意旨,在政府指导之下来达到我们「教育救国」的目的!

  第六,要确定救国的途径。学校是训练国民的场所,学生是国民的中坚。而现在我们一般国民缺乏智识和组织,一般社会都是腐败不堪。我们要挽救国家,必先使国民都成为健全的现代国民,使社会成为现代的社会。尤其要使一般青年都要有革命的精神和救国的智能与体力,使一般民众都要有组织,社会的风气都要革故鼎新。如此,救国事业纔有真实的基础和把握。这个责任就是要由我们全国各地学校全体师生担负起来,即以学校为中心,就各校所属区域加紧的普遍的训练一般青年,组织一般民众,改良一般社会。我们一个大中学生,至少可以感化领导十个人,十个人就可训练组织一百人,以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师生来训练和组织全国青年和全国民众,一定不难成功。全国民众如果都有训练和组织,不仅〔第166页〕社会可以立即改良,而且要想做什么就可做到什么,这个力量何等伟大!虽然我们没有日本那样多精良的飞机大炮,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双手足,只要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日本人还能侵入我们中国一步吗?所以只要我们全国一般知识阶级大家能够努力于训练和组织民众,改良社会,用一分精力,一定发挥一分功效,产生一分力量,亦即做到一分救国的工作,尽到一分救国的责任。只要大家精诚团结,一致尽到这种重大责任,政府一定有办法,可以很快的复兴中国!尤其要知道:我们要救国,必须先树立全国的中心信仰,然后纔可以团结精神,产生共同一致的力量;必须认定一种至当不移唯一有效的救国方针,然后可以达到共同一致的目标。具体的说,就是要奉行 总理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必须全国民众都深切了解与实心奉行三民主义,然后可以产生救国的力量,达到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目的。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尤其国民中坚的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必须普遍的宣传三民主义,唤醒全国民众,一致起来救国。同时大家必须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集中力量,以从事于安内攘外的种种工作,达到救亡复兴的目的。此外,如铲除汉奸,防制敌探,组织民众,改良社会,推行新运等等都是我们救国的紧要工作,希望我们教育界负起责任,设法进行;更希望各位大学校长院长会同教育部共同讨论,以御侮复兴为原则,很审慎的订出一种非常时期救国的教育计划拿来实行,以期达到教育救国的使命!

  还有几点意思,希望各校学生特别注意的,我们一般青年学生是国民的中坚,国家的主人,对于国家民族之兴亡,要负最大的责任,应该知道国家环境险恶到怎么样,我们如果措置稍有失当,必至不可挽救而陷于灭亡。我们怎样可以轻举妄动,徒然逞快一时,而不顾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当此国家存亡〔第167页〕绝续之秋,我们有智识的爱国青年,必须以孤臣孽子之心为心,操心虑危持志养气,忍辱负重,以求最后的胜利。现在一般青年学生爱国的热诚,非常可贵,不过总要知道:第一,爱国与救国有别。爱国者不必能真正救国,如果爱国不以其道,必至害国;反之,凡能真正救国者必为真正爱国者。如果我们只知爱国而不知如何救国,更不愿为救国而切实努力,那就算不得真正的爱国者!所以我们要爱国,不可只在口头讲讲,尤其不好只顾喊口号贴标语,和罢课游行,这不仅不能救国,而且足以破坏社会的秩序,伤害国家的元气,更予敌人以可乘的机会,引起敌人更进一步的侵略和压迫。我们要爱国,一定要救国,要救国一定要知道救国的正当途径和有效方法,从实际工作行动上表现出来,然后纔可算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第二,爱国者必须有高尚的人格。要晓得:我们国家之所以贫弱,受人家的欺侮侵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缺乏现代国民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所以不但国家一切事情办不好,弄得这样贫弱,而且国家的人格地位也随之而低落,启外国人欺侮侵略之心。我们现在要救转国家,和外国讲自由平等,恢复国家民族的地位,使人家不敢随便轻视,和侵略我们,必须首先树立国家的人格。要树立国家的人格,即须首先养成国民的精神和人格。尤其我们爱国的青年是国家的中坚,社会的表率,格外非以身作则,发扬民族的精神,树立高尚的人格不可!要晓得:我们弱国和强国的国防的根本基础是不相同的,他们强国国防,除精神基础以外,特别是注重物质上的国防,可说他们的国防,是以物质为中心基础;我们弱国科学工业和经济等等都落后,要想和强国从物质上来竞争军备,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除尽力建设物质的国防以外,特别要注重精神的国防,可说我们的国防是要以精神为中心基础〔第168页〕。精神可以克服一切物质,一切物质必赖精神乃能发挥效用,所以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发扬民族的精神,树立高尚的人格,来建设我们国家精神的国防,一定可以抵御外侮,恢复我们国家民族固有的地位。亦惟具有高尚的人格,然后可以配讲爱国救国,负起救国的责任。第三,爱国者必须同时充分培养救国的智能与体力。我们爱国者不是空喊救国所能有济,必须具有救国的真正本领和体力,纔配得上讲爱国和救国。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如果说只要我们一喊救国,就可以救,说到什么就可做到什么,像这样轻而易举随便可以救国,那末,我们革命党又何必这样辛辛苦苦的革命这多年?各位这次也尽可不必辛辛苦苦的到南京来请示政府救国的办法了。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爱国者必须有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大家知道救国是最艰难的革命事业,既非轻而易举,尤非逞快一时所能成功。语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全国国民必须有卧薪尝胆坚忍图强的精神,共同一致,刻苦奋斗,忍受一时的屈辱,以图最后最大的胜利。如齐襄公复九世之仇,如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成沼吴之功,这类前例历史上正不知多少。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是我们要做爱国志士的人所必具的修养。总要知道:我们要复兴一个国家,决不是凭血气之勇而一蹴可几的,一定要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然后可以达到目的。更简明一点讲,我们要救国必先救己,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志士,必须真得自救救国之道而实实在在做到以上这几点,始足以言救国。

  我们国家现在到了这个非常危急的时期,尤其在今年——世人所谓「一九三六」年危险的难关,不仅如「九一八」「一二八」以及长城之役和去年六月那样危难的事情随时可以发生,而且还有更危险更〔第169页〕艰难的国难恐怕都要出现。我们要想打破这些危难,决非随便讲几句话或罢课游行或逞一时血气之勇贸然牺牲所能有济;完全要靠全国国民尤其我们一般知识分子,血性男儿上下同心发愤努力。总要认清我们的敌人只是一个,大家救国的目标也只是一个,我们要抵御外侮,克服敌人,达成复兴国家民族的目的,必先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必须拥护中央政府,信仰最高统帅,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大家持志养气,刻苦努力,加紧的充分的准备一切来作最后最光荣的牺牲!(鼓掌)尤其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人人要坚决自信:『有我在国必不亡』,(鼓掌)虽然国家的前途危难正多,但是我们已经奠定了国家生存的根本基础,有了最后成功的把握,一定可以死中求生!我们不战则已,要战就非胜利不可!(鼓掌)我身为统帅,一定有办法!(鼓掌)老实讲,敌人愈压迫,国家愈危险,就愈是我们复兴民族最好的机会!(鼓掌)只要大家埋头苦干,切实准备在中央领导之下绝对服从政府命令,遵守纪律,我相信:一旦机会到来,一定可以达到革命救国的目的,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

  今天兄弟已经讲得很多,关于政府救国的紧要方针,和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情形,以及本人的主要意见,都很诚恳坦白的告诉各位。不过,今天兄弟在这里所讲的话,都是负责代表政府所说的话,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关系非常重大,我告诉各位,各位只可默识于心,回校以后,也只好密告同学,切不可随便口传,更不可形诸文字。要知道:现在社会上不仅拿我所说的话要当作很好的宣传材料,就是各位回去所说的话,一般人都很注意,要想法打听拿作很好的新闻材料。万一不慎,泄漏一点,为日本人或汉奸知道,那就要使国家民族蒙受非常恶劣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向来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不守秘〔第170页〕密,因此不知坏了多少事情。关于个人的事情,我们不守秘密,只能影响到自己个人,倒还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如果事关国家民族而不能严守秘密,那就要误尽国家民族的事情,甚至酿成亡国灭种的大祸。现在在中国各处,都有日本的侦探,来刺探我们一切国情,尤其对于我们这次集会,他们一定格外注意,希望各位对于我所说的话,特别严守秘密纔好!前面曾经讲过:我们要救国,一定先要厉行军事化。所谓秘密,就是军事化最紧要的一个条件,亦即救国最重要的一个要诀。这是各位应该注意的!今天兄弟要想说的话还有很多,因为时间不够,就此作一结束,以后有机会再和各位面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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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书去材于秦孝仪主编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民国七十三年),内容来源、隶属章节、版面原件以及方括号里的页码均指向实体书,用以标定相关内容在实体书中的位置,方便引用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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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

隶属章节:序言

  先总统蒋公,惟睿作圣,承周孔道统,受国父感召,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尝言:「国父祖述汤武,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三民主义,一心物,合知行,通天人,赞化育,明德至善,光辉日新」,用是「终身秉持遗训」,壹以继志承烈,保国卫民,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光大固有历史,扫除国民革命一切障碍为毕生志事。是知公思想渊源,近本乎国父,而国父之思想,实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流也长,其积也厚,故发为论著,阐圣道,明典制,尽人性,穷物变,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揭橥三民主义本质三事,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前者明其体原,后者增其未备。又本知难行易之旨,创为力行哲学,谓「人之生也,为行而生,力行即是革命,革命之本务在行仁」。示人生以大道,启革命之周行,胜义宏纲,闻之者可以汗出泪下,行之者足以致修齐治平矣。

  公自黄埔建军,东征、北伐,荡决群丑,一匡天下,旋倭寇启衅,共匪跳梁,抗战、戡乱,兼筹并顾,戎衣宵旰,存亡俄顷。而几沈物先,虑周百度,庶物每出于神明,书告盖等于训传。言教育以变化气质为先,敦道德在日用寻常之际,并以礼义廉耻之四维,纳于食衣住行之生活,成效丕着,风气聿新,此韩昌黎所谓「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者欤?

  公道协时中,言为世则,巨制鸿篇,多自精勤淬砺、笃实践履中来,博切高明,金声玉振。然搉其大较,壹出善政善教二端,举凡治军、主政,建立制度,发展组织,以至于抗战建国,内安外攘一切言论,皆善政之属也。其对教育之指示,青年之训迪,新生活之倡行,以及峨嵋、庐山、复兴关、阳明山训练之所讲论,皆善教之类也。顾三民主义之善政,亦即三民主义之善教,内圣外王,交光互影,立论虽千门万户,原皆归本于民生,致力于仁爱,条贯于哲学、科学、兵学,斯盖公思想之全体大用,亦上承国父「历史之中心为民生,革命之大道曰仁爱,仁者仁民,爱者爱国」之训示,交推旁达,以自铸其崇论闳议。世之诵公功德者,必曰征伐戡乱,而不深觇其善政善教,则所见者犹管蠡也。

  自共匪肆逆,神州陆沉,赤水群飞,民随波沸。 公深悯生民之倒悬无告,又复困心横虑,重张区宇,奠复兴之丕基,为兆姓所托命,忧患纷乘,立言益复精切,以定静安虑得之涵摄,为危微精一中之操持,寓理帅气,主敬立极,尤益显其思想之邃密,人格之粹美,昔阳明弟子徐爱谓阳明先生曰:「先生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此言在当日阳明心目中之辞受不可知。顾五百年后,公则已尽践之矣。

  民国五十五年,孝仪曾辑印「将总统思想言论集」,祝公八十纯嘏,距今已十八年,而公之升遐,亦近十年矣。羹墙如见,謦欬莫闻,每展遗编,怆然涕下!因复裒辑五十五年十月至六十四年四月之遗稿,及前此未曾公布之文件,分为专著、演讲、书告、文录、别录、谈话、书面致词等类,并系以总目录、大事年表及论著年表三种,都四十卷,计壹仟五百余万言,敬题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并先送请夙以文学侍从先总统蒋公之萧自诚、曹圣芬、唐振楚、楚崧秋、周应龙诸先生分别校阅,俾臻完备。

  夫有其德者,未必有其言,有其言者未必有其功,三者备矣,又未必有其位与有其寿,并德功言于一途,合齿德爵于一尊,旷览瀛寰,盖无与俦。孝仪幸获亲见述作之美之富,又躬承编校之役,但觉蟠天际地,经纬万端,义理昭融,教戒深切,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将同尧典禹谟,周情孔思,长存于天壤之间,敢懿告乎万世。

  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衡山秦孝仪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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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序言

内容来源:卷一 总目录

  隶属章节:序言

  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恭逢先总统蒋公八秩岳降之辰,因恭辑「蒋总统思想言论集」三十卷,迄今忽忽十有八年矢。先总统桥山长掩,至今亦将十年!爰再以五十五年十月以迄六十四年四月间遗稿,重加增益,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并仍以原序敬弁其端,庶几终始条贯之意云。

  左氏记叔孙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总统蒋公盖以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之本体,伦理、民主、科学之贯通,与礼、义、廉、耻之新解,寓理帅气之修持,为我民族立不朽之德;以东征之校军,北伐之义师,全国之统一,对匪之围剿,对日之抗战,与戡乱、复兴之大业,为我民族立不世之功;以三民主义的本质、育乐两篇补述,科学的学庸,以及中国之命运,中国经济学说,苏俄在中国……为我民族立不刊之言;正唯其德盛而言亦盛,功大而道益大,故德被于国家,功洽于百世者,一皆见之于平日之叮咛周至,所以语大而天下莫能载,语小而天下莫能破也。

  维我立国之远模,成教之指归,建军之基准,为政之极则,国父皆发其端,而总统承其绪;国父明其体,而总统践其实; 国父成其大,而总统浚其深,虽先圣后圣,其揆则一。

  今奸匪毛贼,乃壹以破灭我五千年以来圣圣相承之道统心传,以为其盗窃乱贼、流毒据恶之资!毛贼且复腼颜无耻,敢以其所谓「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以祸我国家,祸我人类!其思想者何?则皆悖逆诈伪,淫佚作乱——盗贼、汉奸、蛇蝎、枭獍之思想是已!

  至于我总统之思想,则言必宪章国父,行必根于道义,虑必动关民生,其思想则天下之至明,天下之至公,天下之至诚——大智、大仁、大勇之思想也!

  以毛贼之邪恶,撼我总统之思想,乃直以其绵惙梦呓,以撼我五千年之伦理道德、历史文化,无以异于「蜉蚍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惟是毛贼之毒虽暂,而其行则险,如我国人犹不知相与愤发,体总统之用心,践总统之垂教,以上承总统复国、建国、救人、救世之志事,则大患大难,方未有已!

  爰体此义,谨尽裒。

  总统自黄埔以来垂教、成军、秉轴、四十余年间之谟告、论著,纂次增益,得专著七卷,演讲十有六卷,书告三卷,谈话一卷,文录一卷,别录一卷,总目录一卷,分类目录及论著年表一卷,都为三十卷,谨颜之曰:「蒋总统思想言论集」,既所以别于以往之「汇编」、「选辑」,亦所以使读者知总统言论即总统思想之所在,思想者,乃所以成其言论之髓理者也。

  在此三十卷中,有自反自修盛德之教,有可久可大功烈之方,有宜民宜人立言之则,苟我国人皆能蚤暮精严,诵习一章,操持一愿,躬行一事,循环往复「虽久不废」,则毛贼丑类不足诛,世变祸难不足定矣。当兹

  总统八十嵩寿之辰,次第成书,所以祷我总统纯嘏不已,亦所以祷我中华民国,亿万斯年,以似以续,此之谓不朽。

  秦孝仪谨识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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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要旨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75页,第76页,第77页,第78页,第79页,第80页,第81页,第82页,第83页,第84页,第85页,第86页,第87页,第88页,第89页,第90页,第91页,第92页,第93页,第94页,第95页,第96页,第97页,第98页,第99页,第100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

  〔第75页〕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在南京陆军大学讲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在台北国防研究院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九月在阳明山第三次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八月在阳明山第四次订正

  一、中国道统及其传授的心法。

  二、训练军队的根本要务在造成无形的纪律——智信仁勇严,并以「仁」为中心。

  三、孙子兵法所指的「道」,源于人人所同具的理性,就是中庸「率性之道」的「道」字。

  四、研究中庸的方法与次第。

  五、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谓道必须是至正不偏,所谓理必须是一定不易的。

  六、中庸之体与用及道之体用的区别。

  七、全书精义之析——(一)「天命」「率性」与「人心」「道心」的精义;(二)戒慎恐惧为军人致胜成功的要诀;(三)「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诠释与秘密的精义;(四)慎独存诚为造成大无畏精神的要素;(五)孙子所谓「民不畏危」,首要在自己存诚无畏;(六)中和位育的诠释;(七)率性之道的「道」字本质,以及其体用与功效。

  八、顺应天性与克服自然是一贯的——惟合乎天理方能克服自然。

  九、贯彻「率性之道」的要领,和克奏「民不畏危」的功效,就全在一个「诚」字。

  今天要将我国四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哲学,亦就是总理所说的「中国道统」,自尧、舜、禹〔第76页〕、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即中庸的道理,讲授给大家。这是我们个人修己立身、成德立业之要道,我们将领要完成今天这样革命救国的艰巨任务,不可不透澈明了这个哲学及其理论。

  在未讲到本题以前,先要说明我们训练军队的基本要务。大家都知道:军队所最重要的是纪律,无纪律即为乌合之众,就不成其为军队了,但纪律有「有形的纪律」与「无形的纪律」之分,有形的纪律,就是法纪严明,行动齐一,信赏必罚,这是军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要知道这种有形的纪律,必须另有一种更高尚、更健全的精神——无形的纪律贯彻其间,而后才能成为节制之师,发挥其军人最高的本能,否则即使法纪如何严明,行动如何齐一,因为他没有明了修己立身、做事处世的要道,具备「智、信、仁、勇、严」重德的修养,那这种军队亦可以凭借「纪律」之名,而做其自私自利、背越伦常的勾当。我在力行业书及庐山训练集中,曾说及总理所著军人精神教育中之「智仁勇」以及孙子所说「智信仁勇严」之武德,都是以「仁」为中心,这「仁」更是我所说「三信心」的根源,亦是无形纪律的基础。但这「仁」字,是有其一定的标准,如失其标准,或用之不当,必将陷于「宋襄之仁」。此即对敌人讲仁义,来放纵敌人,而致自己军队失败,国家丧亡,这样的所谓「仁」,就要变成不仁之至了(关于此仁与不仁的意义,我在军事哲学中已有解释,望加注意)。因为智、仁、勇三者的关系,可说是以仁为体(即如前面所说,以仁为中心),以智与勇为用的。如果军人只有智与勇,而缺乏其以「仁」为中心的要素〔第77页〕,就是失了体,那就不能称为一个健全的军人。但如仅具有其为体之「仁」,而缺乏智与勇以为之用,那亦就不能称为完备之「仁」了。所谓「仁者必有勇」和「仁者无敌于天下」之「仁」,乃必有其智与勇为之辅,方得称为完备之「仁」,这样的军人,亦才可成为一个健全的革命军人。否则有仁而无智,不能料敌制先、当机立断,就成为一个优柔寡断的庸将。如果有仁而无勇,不能勇往迈进,乘势决战,亦就成为一个犹豫不决的懦夫了。这样,无论其有形的纪律怎样好,结果不仅要损害军誉,而且要身败名裂。由此更可见我们训练军队的基本要旨,最应注意的,就是在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智、仁、勇三达德的重要,也可见你们做了将官要操几千万人的成败生死之权的,更不可不明白这国家最高尚健全的传统精神,及由此精神所产生的人生哲学与军事哲学的精义,而讲求其实践有效的方法。

  讲到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要推孙子兵法为最精微。孙子十三篇中之第一篇提到五校之计,第一项目就是「道」,以下次第论到天、地、将、法等各要目。孙子说: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

  这里所讲的道,其要旨就是在「令民与上同意」之中,这里所谓「民」,实在亦是指「兵」,古代田猎、戎事、农功,都是人民的天职,兵即是民,民即是兵——我们现在亦须做到民即是兵的程度,方能立国于今日世界。凡在管区内之一般民众,就是我们的士兵,故都要当他作为自己士兵一样的来爱护他们,来管教他们。孙子所谓「道」,既可以使民与上同其意念,共其生死〔第78页〕,则其必能因乎人人所同具的理性,就是天赋的中庸率性之道,而加以启导,使能同仇敌忾,发挥大无畏的勇气和杀敌致果的功效。不过孙子没有说明这一个「道」字的内容,而中庸全书,却可以说是完全在解释这个「道」字的意义,至于中间相通的道理,等到后面讲正文时,再加以阐说。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最古的哲学是易经,这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宇宙之理的要书,但是易理精微广博,不易了解,而中庸一书所讲的比较简易明白,而且其中有许多处足与易理相互发明,或者可以说两书本是从我国古代一贯的哲学思想出来的,我们如果能细心研究中庸一书而得其要旨,则立身处世,便可以受用不尽,也可以说是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现在我先要将研究中庸一书的方法和次第,以及书中最重要的第一章扼要的向大家讲述,关于研究中庸时,第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大学中庸二书是不可分的,一般所谓学庸,便是指这两部书互相贯通的要旨而言。程子谓:「大学者,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又言:「中庸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我们再看两书的要点,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就是可以看出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当然共匪与唯物论者,就要指其为唯心论或者斥之为封建时代的产物,而加以极力排除,甚之非使之彻底毁灭不可了。我对于大学之道,已经多次讲述,近来觉得中庸的道〔第79页〕理还要探本入微,简要精切,而与军事哲学更有密切关系,故我们做将领的人,对于中庸一书,不可不详读精思,并与大学参互研究,而后对于我国古哲学之精髓,与政治军事之要道,才可以洞察无遗。

  其次,关于研究中庸的次第,我常对大家说,无论阅读何种书籍,最要是看他的序文,或是绪言,这就能得全书纲要之所在,而后再请全书,才能得到明体达用的结果。现在就中庸这一书来说,然朱子章句,全篇共分三十三章,而以第一章为全书的总纲。这一章就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而第一章之前,还有朱子传述程子的一段绪言,以及第一章后面朱子所附录的一段说明,也是必须首先阅读研究的。我们研究中庸,不仅要读其各章正文,还要细看其传注的解释,最好是先看程子绪言、朱子序文及其第一章附录之说明,然后再看第一章本文以及依次通观以后三十二章,读完全书之后,再来将朱子序文彻底精讨,这样必能得其所谓「大义微言」之要旨,而后乃能豁然贯通了。

  现在先讲朱子所引程子的绪言: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第80页〕这里上半段是说明何谓中庸,就给中庸二字下了一个最确切的定义,所谓「不偏之谓中」,就是说「中」有一定的方向和位置,譬如一个圆形或三角形,其中心祇有一点而不能有二点,中就是不偏于上,不偏于下,不偏于右,不偏于左,现在物理学上之所谓重心,亦是不偏不倚而恰落于一点的,以形体言则有中心,在力学言则为重心。天下无论何事何物,未有无重心而能成立的,亦未有中心不定而能成事的。所以说是「中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所谓「主敬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故朱子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决非如世俗政客之流,依违两可,可左可右,首鼠两端,两倚两偏者,假借中庸或中立的美名,而实行从中取利,以掩饰其骑墙投机丑态之所为。所以孔子答子路问强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未达也)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惟有这样「强哉矫」者,方得称为中庸,亦才配称为中立,决不是今日左右两可、惟利是图的无耻之徒所可假借的。所谓「不易之谓庸」,朱子曰:「庸,平常也。」可知「庸」就是至正,日常所见,日常所行,而无可变易的意思,亦就是永久不灭之意。科学上所谓物质不灭,能力不减,这是不灭的定则,亦就是「庸」的精义。由此推而至于天空现象,如四时之运行,地球之旋转,日月之万古照临,都已证明其为不变不易的自然之定理。就人事上说,亦即自强不息之理。又如一个人见了不是我自己本分应得的事物,就不敢妄取,见了人家有患难危急的时候,就要设法营救,这是只有〔第81页〕一个心,一个理,而没有可以更改或变易的,这不可变、不可易,就谓之「庸」,所以说是「庸者天下之定理」。我们读了这「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语之后,不仅了解中与庸的意义,且可了解「道」与「理」的意义及其关系所在了,所谓「道」,必须是至中不偏之谓,所谓「理」,必须是一定不易之谓。关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尤其是应该明白,天下事物,都有一定不易的道理,而不是什么玩弄奇巧的方法,可以徼幸一时,投机取巧,而能成功的。所以我们越是到最危险艰难的时候,亦只要平平常常的照正常的道理做去,不要慌张,不要纷乱,只求合理,只要适度,这样,终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中庸之道。中段是说明中庸传授之由来,既称孔门传授心法,便知道是以心传心,不能用口头说明,因为他极其精要,所以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我今天所讲的,也不过为大家开一个研究之门径而已。末后一段,则说明此书所言之「道」,极精微,且极广大,因其本末一贯,所以广博的推演开来,可以弥纶六合(就是宇宙),无所不包,而其大无外,精约的归纳起来,又是退藏于至微至密之境(即人心之微妙),而其小无内。所以本书正文第十一章所说:「君子之道,费而隐(费、显也。是说显而微,现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中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亦就是说明中庸之道和革命之道一样,其对知难行易学说的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又如我们革命,尽管将这个革命道理(主义)到处发挥其一切事功,使全国乃至世界人类都受到影响和感应,而推究其由来,则皆出乎各人心中固有的传统精神及其同具的理性,亦〔第82页〕就是所谓中庸之道。由此可知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乃是融会贯穿,又是步步踏实。为我们人人所能实践笃行,祇要善读而玩索之,必觉得其味无穷、受用不尽了。

  以上是讲明朱子传述程子的绪言,下面我要将本书第一章,向大家详细的阐说,这第一章是全书的纲要和精义,但必要先将朱子在本章后面所附录的说明,加以参照,乃可使大家更易了解。本章照朱子所说的略可分为四段:

  (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二)次言存养省察之要。(三)终言圣神功化之极。(四)最后总结「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袪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这是前三者之总结,亦就是求得道体的要领。我现在先将第一章的原文读一下: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句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此二句说明道之体,备于己而不可离)。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言存养省察之要的省察工夫)。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言存养省察之要的存养工夫)。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言圣神功化之极的功效)。」 

  〔第83页〕

  不过这是就各节文字的内容分析而言,若将其各节意义综合起来,则自「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以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止,这段整个文字,皆不外阐明其「修道之谓教」的体与用的作用,及其「教」的具体工夫和最终所得的效果而已。

  读完了全文以后,大家已可得到一个段落分明的概念,我现在先要说明「天命之谓性」的「天」是什么?大家应知,这里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所说:「良知即天也。」又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之外,去别求一个天。」学者必先了解这个「天。」的意义,而后才可以研究中庸而无误。

  以下再把本文逐段说明:

  (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是一气相承的,乃是中庸全书之纲要,而中间「率性之谓道」一句为承接上下两句之枢纽。「率性」不应作任性解,而率是循的意思,率性就是循其性,亦就是顺应天性,所谓「道」就不外乎顺应着人人本身之天性而已。孙子兵法第一篇只言道之功用,对于道是什么,并没有解释明白。而中庸全书对这个「道」字的意义,特别在其第十二至三十二章中,解释更为彻底。尤其是玩索这开章的首三句,更可以了解天性与人性本是一体,率循这个天性,则日用事物之间,便莫不各有至当不易之理,此即所谓「道」。这亦就是孙子五校之计中的「道、天、地、将、法」的道之本质,而其所谓「智、信、仁、勇、严」五德,亦皆由此道而生的。依照朱子序文所说「率性之谓道」的「道」字,就是阐明「人〔第84页〕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信也)执厥中」,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的中国历圣一贯相传之「道」,我以为这四语,实在就是中国道统所传授的心法中之要诀。乃可名之为「道统四语诀」。亦如王阳明为便于传授其「致良知」而作的四句「究竟话头」一样意思。所以当时阳明说:「以后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可知道这「道统四语诀」,乃亦为便于传授道统,并为免于后来失了其道统宗旨而作的。至于道之本质,乃在于「允执厥中」的「中」字,这「中」字,即指中庸之「中」而言。而在修养工夫上说,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意思,亦兼而有之(据朱子说:这一句「允执厥中」,乃是最先由尧以传诸舜的,其它三句是后来由舜阐明这一句「允执厥中」的精义,而加以补充传诸禹的)。至于人心与道心之分,只要看朱子序文所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其后又说明:「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知此就可了解「天命」「率性」与「人心」「道心」和「精一」「执中」的精义,及其对「修道之教」的关系和中〔第85页〕庸全书概要所在了。这二段文字可说是中国道统,亦就是中国一贯相承的正统哲学的原理所在。我们做将领的人,尤其是应该切实研究,求其了解才行。在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明「道」与「理」的关系,在绪言中所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事亦物也),末复合为一理」,这三句连贯起来说,正是阐明「心物合一」的道理,而这篇绪言中三个「理」字,乃是指天命之「天」,亦兼指「天命之谓性」的「性」字而言,而与「率性之谓道」的「道」字相对的,亦就是说明中庸乃以理为体,以道为用,是理与道不能分离的。此乃言「中庸」整个的性质,并对道与理的关系之阐明,亦就是道不能离理之意,所以说「末复合为一理」了。因之亦就可知普通所说的「道理」这两个字,乃是不偏不易之谓,而且这两个字,总是相联并称的。如其一有偏差或可以变易的东西,就不成其为道理了。换言之,所谓「道理」就是不可偏差、不能变易的东西,亦可以说「言道则理即在其中,言理则道亦即在其中」,故能修明这一个本乎天性的道理,或是指正不合乎道理或不合乎天性之事物,而使之合乎道,合乎理,这就是所谓「教」。所以朱注说:「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因之我们无论教民教兵,都只要由其本有之天性而发挥之,便可收莫大之功效,即如我们抵抗日本强权,裁抑其不合天理之行为而纳之于理,也就是〔第86页〕一种「教」,普通所谓「使他受到一些教训」,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至于「天命之谓性」的意义,古今来许多经生学者,聚讼纷纭,都说得太玄妙而不着实际,依我看只是平平实实照字面讲,「天命」就是宇宙自然推演无尽之生命。我故曰:「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亦就是这个道理。这所谓宇宙自然无穷之生命,乃是天所赋予人类万物的,而决非任何人力所能作为,亦非任何科学所能解释的。故这天命之命。亦可作赋予之意来解释,因之所谓天命,就其本体言,就是天性。而其对于宇宙万物的功用言,乃是自然运行的天理。所以朱子亦批注其「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赋也,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此即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乃是天赋之性,我以为这是「天命之谓性」的正解。大家还应该知道这天性的「性」字,就是绪言中所说「其书始言一理的『理』字」,论其迹象,就是一切动植飞潜繁衍无穷的生命所在。我们总理曾说:「人类历史以生存为中心」,自然之理即是生存,反之即是死亡,这个最基本的自然之理,惟有中庸说得最明白透彻。

  现在再说「率性之谓道」的意义。中庸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但在科学发达,天空现象,地层厚薄,以及日月距离都可以推测而知,但是宇宙存在如此之久,成毁生灭,已不知经过几多年了,而吾国吾族何以生存至今?为何今日有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为何又经过这许多盛衰兴亡的变迁?推而至于本身的我,适生在这个中国,又为何却生在这个时候〔第87页〕?而我的本务和做人,又是应该怎样?这就不是科学家所能说明的了。如要明白此理,就要应用到上面一句话,所谓「道不远人」。盖人道天道,本是一体,即人即道,道与人之间本没有丝毫间隔,所以说「反求诸身而自得之」,就是说道即在你本身的内心。只要你能自反于心,其道就能自得了。

  至于自得的方法,只要将被外物所诱,私欲所蔽,自私自利的私心袪除尽净,则本然天性之善,就彰明较着,充沛自在。可知一个人只要能「存天理,去人欲」,即可「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合为一体,只要你真能「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阳明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赅,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性即心之体,言心则性即在其中。」又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又曰:「理一而已矣,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可知阳明所讲的心,不仅兼性,而亦指理而言,故阳明认为「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这就是朱子在第一章之后附录中所说「以袪乎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的自得之道,这自得之道,亦就是指「与生俱来」的天人自然之「仁」心。所以我们要穷究人生之理,即亦当求之于内心之「仁」。所谓「仁者人也」。人之性即天性,亦即自然之理,如违反自然之理,就是反乎人道,〔第88页〕拂乎人性,其人必败,其国必亡,有人性与无人性,即国家兴亡所由判,所以大学说:「拂人之性,菑必逮乎身。」总之,我们复兴国家,就要把自己汨没的人性与仁德修明起来,恢复转来,如此则道亦就在其中了,这就是「率性之谓道」的所在。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勉强的工夫,因为天命天性与天道本是一贯的,所谓修道,实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无论何事何物必有此理存乎其间,能研究此理而求合之,一切事业未有不成功的,大学所谓即物穷理的工夫,我们做将领的人不可不知,尤其是中庸所讲天命天道与人性一致之理,我们如能真实领悟,便可成为合乎天理、循乎人性、堂堂正正、俯仰无愧的一个人,这样自己立定做人的基础,再以做人的道理来教导部下,使之成功立业,只要这样来做,那教育就有把握,这亦就是「修道之谓教」的意义所在。

  (二)「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朱子对此二语的说明,是说「道之体备于己,而不可离」,盖谓天命不过是道之本体,而吾人生存于宇宙之间,每个人便各具有其与自然之理——与天性相通的道,所以说道之本体,即具备于吾人本身以内,而不可须臾以离,一离开了道,便是违背天性,反乎自然之理,亦即违反天命,就要凌乱纷扰,茫昧昏迷,有如歧路,有如黑夜,不但人生本务,觉得茫然,而且妄行谬说,颠倒混淆,结果未有不败德丧身的。另一方面说:我们既知所谓「道」,必然合乎人之天性,纵使其一时为人欲私利所迷,而自童稚以至老耄,这个「道」存在我们各人心中,是没有一刻离开的。所以我们立身处世,要问所行是否合乎正道?更要自己省察我所萌的意念如何?我所做的这件事情自问良心安不安?譬如恻隐之心,羞恶之〔第89页〕心,是非之心,都为人性所本具的,有时为了某种私念所蔽,作了反乎人性的事,过后思量,总觉得有些不安,这就是道不可须臾离的证明,这亦就是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的所在。凡是合乎道的行为,当清明在躬时,必然觉得非这样不可,否则凡是违理背道的行动,虽然做了,过后总不免发生怀疑,乃至愧悔,觉得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这种行为,便是「非道」的行为,故说可离「非道」,而道是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离开的。

  (三)「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是朱子所谓「存养省察之要」的「省察」工夫,实质上此「戒慎恐惧」,是对人心惟危而言,「不睹不闻」是指天命而言,因为人心乃出于形气之私,易为物欲所动,私心所蔽,甚至戕物圯类,骨肉相残,到了无所不为的危险时候。是故学者必须戒慎恐惧,常存天理之本然,而使之不离须臾。古之所谓「上帝临汝,毋贰尔心」是也。这戒慎恐惧的省察工夫,如洋析之,乃是属于省察之「省」的工夫,亦就是反省工夫。但就一般而言,所谓「省察」者,就是对于一切事物言行,都要时时内省,时时体察,不过大家要知道,这戒慎恐惧并不是害怕,而是求其所以不怕,「戒慎」就是警戒、防备、慎重的意思,「恐惧」就是「自反」「自省」「自强」的工夫,其在个人修养上来说,不但大众耳目彰闻的地方,不敢苟且,就是暗室之内,独居之地,也没有一刻懈怠。如拿到军事上来应用,就是时刻留心,时时戒备,对于容易忽略或没有发见的地方,更要严防密察、顾虑周到的意思。再进一步说,凡是已经所见所闻的东西,无〔第90页〕论他如何险恶,都不过是如此,只要我们能运用其人人所具有的理性与技能,总有克制他的方法,即使一时无法克制,那亦可设法来避免这已经发见的险恶,而不为他所克制或消灭。不过大家应知道这种主动的避免其不可克制的险恶,亦就是无形的克制险恶的一种方法,乃有其戒慎恐惧积极精神的作用,而决非如畏难却顾,被动的逃避者可比。但是你所未曾发见、未曾听到的东西,就是你所未曾料及或不及预防的东西,倒是更要特别小心,时时检察,不致突然的为敌所乘,而险遭不测之变,指致无端的失败,这真是最要戒慎恐惧的了。所以我们无论在作战之先草拟计划,或是临时与敌对战,都非戒慎恐惧不可,军情唯恐丝毫泄漏,时刻防范敌人窥知我方的虚实,而且要预防不测,所以准备唯恐有丝毫不周,或竟为敌人所乘,故一切准备设计,都要特别注重弹性与机动,这才是将领的本务、制胜的要诀。所以我常以无声无臭、主宰虚灵、不睹不闻、战战兢兢为箴,这就是指戒慎恐惧而言的。中国古今来多少成功立业的名将,据他们自己所说的,如诸葛武侯以至于近代的曾胡,其得力全在戒慎恐惧四字,运用其全副精神在计划与戒备方面,唯恐不周到,唯恐不严密,决没有一些慌张忽略的习性,反之凡是疏忽大意,骄矜自满,以不知为知,以不能为能,或未备而诡言已备,或小胜而夸张大胜,那未有不害事误国,乃至身败名裂的。

  (四)「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是承上文而来,乃说明其「慎独」工夫的重要。所谓慎独者,就是「惟精惟一」的「精一」之谓。亦可说是慎者精也,独者一也。因为道心之微,如没有慎独精一工夫,不易显现。所以这莫见莫显的省察工夫,如详析之,乃是属于〔第91页〕省察之「察」的工夫。就是上面所说「精则察乎二者之间而不杂也」的精察工夫。此即古之所谓「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就在人所不见不闻的隐微之处,也不敢有丝毫忽略,时时保持其本性之灵明,而加以慎独精察,不使有违天逆理之所为。因之这莫见莫显四字,亦就是阐明其天性之本质,与天性隐微的状态,亦即指「道心惟微」而言。除此之外,再无法形容其天性与道心之真相了。但这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两句话,骤观之,似乎矛盾不可解,其实乃有至理,所谓「莫现乎隐,莫显乎微」者,是说天下显着彰明的事物,莫过于隐蔽与细微的所在。所以正文第十一章说「君子之道费而隐」,「费」就是「现」的意思,「隐」就是「微」的意思,这话怎样说的呢?诗经里有两句话:「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其意思是说无论掩藏在地下水底的隐蔽事物,虽然潜伏在底下不见不闻之处,也都是很明显的,这是说天下本没有隐蔽的事物,只要你能留心观察,没有一件不是很彰着显露的。所以我常常说,军事上无所谓特殊的秘密,凡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见之点,才是真秘密,才是最大的秘密,要从人人能知能觉而却容易为人忽略的所在,去寻求发现,才是探索秘密的最高方法!举例来说,前天遇到一位海军将领说:「他们举行参谋测验时,问牛起立的时候,其前后四脚是那一只先站起来?没有几个人答得出来,其实牛起立时,是两只后脚先站起来,乃人人所见的,这是很浅显普通的一件事,只是平常人不留意罢了!」又有一个陆军将领说:「他们从前考陆军大学时,其口试题目是问你刚才上楼的时候,楼梯共有几级?此极平常而易答之问题,你只要上楼的时候略为留心一点,就不难回答,但如你不〔第92页〕留心,就成为最难答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学习军事的,必须懂得「莫现乎隐,莫显乎微」的道理,刻刻注意,事事留心,一点不大意,一丝一毫也不肯疏忽随便放过,这样方可以致胜,而且就能立业。现在一般人所认为奥妙隐微的秘密,实在皆是日常浅显之事,有时或暴露在我们前面,而不加注意,更不知戒慎与恐惧,这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凡是这种「心不在焉」的人,决不能即物穷理,如此当然要以易为难,虽明亦昧,难怪他见到很平常的事,亦要作为极秘奥而惊恐了,这样那里可以任大事做将领呢?我还可再进一步的说,军事上无所谓奥妙隐微,总不外乎天理与人情,遇到极危险困难的时候,祇是平平常常诚诚实实的照天理人情做去,切不可有一些取巧的行为,亦不可存有一点徼幸之心,如果你平时只想取巧投机,或临到危险,仓皇无主,就想徼幸求免,那是未有不败的道理,我们只要存着「始终不渝」的诚意,和最后牺牲的决心,还有什么可怕!这在正文第十四章已说得很明白,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乃是指我们做官长的,指挥作战,当然随时可有出奇制胜,和冒险犯难的行动,但决不可投机取巧,越分犯礼,自居于「行险徼幸」的小人!以上是就「莫现乎隐,莫显乎微」的道理,说明我们军人对事对物注意之点,不可稍有怠忽之意。至于就个人修养上说:则所谓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其几已动,人虽未知,己则知之灼然,在这个时候,便应该痛下慎独存诚的工夫,这就是我所谓「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的道理。要知道存于中者,未有不形于外,若不趁你初有恶念私心萌芽的时候,诚诚实实的立刻戒惧,立刻遏止,则这个恶〔第93页〕念便会潜滋暗长,凡存有这样私心恶念的人去带兵,不但不会成功,而且必将失败,不但其心理要怕死,而且还要怕见其部下了。

  要知道我们将兵之道,最主要者就在如何能如孙子所说:「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的一点上,如你真要使民不畏危,无他,那就在你自己先要无畏,就是先要你自己不怕死,如何能做到不怕死,那就要如总理所说的军人要「别是非,明生死」,而且要「以死为荣」「以死为乐」,亦就是古人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凡是这样能为道为主义而死,以身殉道、以死为荣为乐的人,必然是对其道与主义的认识,具有至诚,而毫无私心存于其间了。否则如其不能这样存诚袪私,并无诚意为国家为革命为主义来牺牲,而分心于身家生命做官发财的自私观念,则在临危之际,当然就要多所牵虑,亦就要偷生怕死,这样就是有私,即不能存诚,亦即不能有勇,临到危险的时候,就不能为其部下的表率了。因为你既心里怕死,则你虽不说,而你的部下看见你所表现的一言一行,早已知你心中存有不可告人的私念,则你的人格,必然为部下所鄙贱!即使你在表面上如何掩饰,即使你对上官可以欺瞒一时,而对部下是万不能隐瞒过去的。因为部下与你,是无时无地不在共同生活和作业之中,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如见肺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那样,亦就是等于你心里已着了鬼,就不但要时时怕死,要时时怕部下,而且又要怕上官怕同事,既然一切都怕,更提不起大无畏的精神了。所以我们要达成革命军人的最高本务,第一步着手之处,即在能慎独存诚,屏除自私观念,保持无〔第94页〕畏精神,视此自私观念,如同魔鬼蛇蝎一样,必须努力袪除这个毒害,而以慎独存诚来代这私欲恶念,随时随地,要以堂堂正正,做一个俯仰无愧的人来自勉,亦就是一切行动,都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决心为革命主义来牺牲,如抱定了这样不成功便成仁的大无畏的决心,即诚意之所存,行动之所著,必然光明正大,必能使部下信从,民众感服,如此即所谓「无欲则刚」。以身作则,来领导民众,统率部下,自然可以做到「可与之生,可与之死」的境地。因之我们教兵教民之道,第一要自己公正无私,存诚无畏;第二才可使部下与民众人人能信服无畏。换言之就是总理所说我们革命军人要学「不怕死」。譬如现在国势危急,民族被辱到此地步,我时常听到人说:「我们即使要打败仗,也须一战!」或说「姑且一战」。这种话最要不得,我们军人作战的决心,必须是不开战则已,若既开战打了仗,当然要操必胜之权,所谓「姑且一战」云云,便是徼幸和投机心理之表现,这徼幸和投机心理,其动机完全是一种失败主义,而其实就是一种怕死心理从中作祟所形成的。须知我们不战则已,如决心作战,就非打到最后胜利不可,所以作战必先要有必胜的信心,而且要上下一心,共同一致,发挥其大无畏精神,使部下知道只要有你这个上官在他上面领导,就必不致失败。这就是要引起部下对于你作将领指挥官的全人格的信仰,相信你能操最后必胜之权,无论其经过如何危险困难,遭受如何饥寒痛苦,甚至挫折失败,临到绝望时候,他们仍是相信你必能打破难关,挽救危局,虽死不畏,这样才算能做到了「民不畏危」的功效。所以我们修德立业,无论治兵治民,首先要在无私无畏、慎独存诚,而这无私无畏、慎独存诚的〔第95页〕工夫,就要在不睹不闻的地方做起,所谓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亦就是仰不愧,俯不怍,这样久而久之,自然人格光明正大,就没有可怕之事,亦没有不可告人之事,那样还有什么部下敢畏危怕死的呢?因为你自己这样无畏,那他人即使要畏危怕死亦有所不敢了,更没有不愿与你生死与共的部下了。不过这亦只有慎独精一的工夫,而能修养保持其率性之道者,乃克奏此「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的功效。综合以上三、四两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段来说,乃是阐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命」「性」与「道」的意义,这一段不仅说明「命」与「性」的本质,且亦说明「道」的本质所在,所谓「率性」乃是循性,即顺应天性,凡是顺应天性的事物,就是「道」。换言之,「道」就是在顺应天性的事物之中,所以特提「戒慎恐惧」以警惕学者,而又以「慎独」为「率性」与「修道」工夫之要领,以指示学者,希望大家对此加以特别注意。

  (五)「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未发之中,与发而皆中节之「中」,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中」,亦就是说明这中和之「中」,乃是「修道之谓教」的基本工夫,以此修己、以此教人的道理。这一段朱子解为「圣神功化之极」的所在,其实功化之极,是指「天地位,万物育」两句而言,而「致中和」则为圣神之事,亦就是修道臻于功化之极的基础。因之必须先有圣神之功,而后乃能达到功化之极——「天地位,万物育」的效果。现在首先要说明「中」〔第96页〕是什么?「和」是什么?照原文所说:「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时的现象,亦就是我所常说的「无声无臭,惟虚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的现象,「和」是喜怒哀乐发现时,一切言行皆能中节,而并无过与不及之处,这样的「中」就是天下之大本,这样的「和」就是天下之达道,所谓大本,就是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故曰大本。所谓达道,就是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达道。于此我对于「中」与「和」的本义,还要补充说明一下,依照朱子所说,这「中和」的性质就是「中庸」的释义,「其所以变『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故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我以为这中和之「中」,只是形容其心理现象,而与中庸之「中」的性质及其范围是不尽相同的。因为这未发之中的「中」字,乃是心未发动时之本体,澹泊冲漠,本然自得,一切无所沾染无所执着的现象,此乃专对内心和精神而言。我们祇有在内心存?天理本然之善,而无外诱之私,更不为威武所屈,私欲所蔽,既不偏于悲观而失望,也不偏于乐观而放佚,止定静安,泰然自得,这就是未发之中,乃是存养省察的「存」的工夫所由致之,亦就是修身立业之大本,此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亦就是朱子所谓「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稍偏依,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的境域,这实是阐明「允执厥中」的精义。但他与中庸之「中」的性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中庸之中,所谓「中者,天下之正道」也者,这正道之「中」的范围,乃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分内外,亦不论心物,皆包涵于此道之中。所以这两个「中」字,即「中」者天下之正〔第97页〕道,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其含义虽有相同之处,而其范围,则后者(未发之中的中字)乃包涵于前者(中者天下之正道)之中,故其性质,亦不尽相同了。所以他说:「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则可」,但中和之义,并不能代表中庸二字整个的涵义。至于「和」的意义,乃是心理现象,已经发动时,其一言一行皆能中乎节度,就是喜怒哀乐都不过分,都能恰当,应喜则喜,应怒则怒,当哀则哀,当乐则乐。这中节之和的现象,乃是存养省察的「养」的工夫所由致之,亦就是处世接物的圭臬,此即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以军事来说,我们对部下,应用恩的地方则用恩,适当其量;应用威的时候便用威,不过其度;应赏则赏,赏当其功;应罚则罚,罚当其罪;这就是做到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亦就是朱子所谓「自慎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稍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的地步。就以上所阐述「中和」两字的意义而言,我认为是皆在发挥「允执厥中」一语的工夫及其致力之所在,其在静而言谓之「中」,在动而言谓之「和」,亦可说「中」为静中之「和」,而「和」为动中之「中」,故无论其言「中」与「和」,皆不出乎「允执厥中」的「中」字工夫之外。这是我最近研究所得的结果。今天我们有多少部下,待我来教育?有多少事物,待我来处理?如果动静云为,皆能中节适度,合乎情理,便是「中和」,亦便是「允执厥中」,则无事不举,反之若恩威倒置,赏罚不明,便是失「中」伤「和」,则处事无不舛错,更不能带好部下,建立军队了。我们看古之名将,有判处部下死罪,其至行刑的时候而部下尚且感激涕零的,这固然得力于其存诚慎独的工夫,养成大公无私〔第98页〕的人格,足以感动人心,但也是由于恩威赏罚、喜怒哀乐皆中乎节度之故。以上是讲明「致中和」的意义,而实是「修道之谓教」的准则。至于所谓「天地位,万物育」两句,不是简单的所能说得明白,大概的意义,就是说中和之极致,不但万物各得遂其生存,便是宇宙一切现象,也各循其合理轨范而无不得其所。譬如就天空现象来说,日球居太阳系之中心,没有日球便没有太阳系,这便是「中」为天下之大本,但天空中恒星各有其位置,行星各有其轨道与运用旋转之躔度,于复杂之中有和谐之致,所以能各循其度而不相冲突,这便是「和」为天下之达道,就是万物各循其性,各得其所,而不相悖,亦就是「率性之谓道」的批注。我们因此还可以说:天理人情本是人人所共具,此即经常万古不变之定理,人人皆有天赋之性,天性皆具有五达道与三达德的中庸率性之道,我们教民教兵,只要穷究天理人性之本原,就人人所本有者阐发而笃行之,此即所谓「率性而行」,凡率性而行者,决无畏危苟免之心,更无怕死贪生之理,其视世界一切,必事无难事,行无难行,此亦即大智大仁大勇之表现,吾总理之所谓「行之非艰」的大无畏精神,即由此中庸的「率性之道」所自出。因之就可知道孙子所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之「道」,亦就是中庸的率性之道。若再推演而用之于军事与政治,则不特可以驭众统军,而且就可以治国平天下。所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实际上这「中和」就是指「率性之道」,乃为治国平天下之大道。如其反乎中和,即为偏激,为暴力,为矛盾,为冲突,必使天翻地覆,斗争无已,国家就无安定,人民就无养育可言了,这是我们为将领者,所不可不知的要道。

  〔第99页〕

  举例言之,我们如能秉持天理本然之性的中和之道,凡事凡物皆能反求诸身,以袪乎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即去人欲,存天理,至诚无息,择善固执,坚定信仰,贯彻始终,做到无念不正,无施不当,接物处事,修己教人,一切皆中乎节度,合乎事理,则不仅可以完成革命,保障民族的生存,还可以造成和平康乐的世界,使万物皆得其用,人类各遂其生。你们做了官长的人,如真要完成革命大业,必须有此修养,与实行此率性之道纔行。

  最后,再要将率性之道的「道」字本质,及其体用功效,总括说明一下。第一章本文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一段,是说明道之本质。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句,是指道之体,所以其后说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乃指明「中」即为道之体。「发而皆中节」句,是道之用,所以其后说明「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乃指明其「和」即为道之用。大家如能将本文第十二至二十各章,详加研读,则道之精义,更可彻底了解无遗了(此与第一节中所说的「中庸」整个的内容,乃以理为体,以道为用,其以道与理合一并称,乃阐述「道理」二字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与此处所言「道」的体与用,乃是单指道的本质而言,故其与前者性质自不相同,希望大家对于这一点,不可有所误解)。至于戒慎恐惧与喜怒哀乐之发与未发,皆言修道工夫,而总结于慎独一点上。此外还要将朱子所谓「圣神功化之极」的意义补充说明,我在前面说过「致中和」则为圣神之事,而「天地位,万物育」乃为功化之极致,这个「圣神功化之极」的道理,就是「孔门传授心法」,只有心领神会乃能得之,惟综观中庸全〔第100页〕书要旨,其所以能致「圣神功化之极」的具体工夫,只是一个「诚」字,这个「诚」字,在第一章中虽未曾提起,但其所谓「致中和」,所谓「慎独」,所谓「率性」,所谓「修道」,无不是有「至诚」寓于其中。直到了第二十章,更阐扬了这个「诚」字的作用,乃是贯彻天下之五达道和智仁勇三达德的枢纽。至其功化之极的效用,则可举正文第二十三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读此就可知道实行此中庸率性之道,全在于行「诚」。所以第二十章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大家更应知道,这「诚」字,尤为智仁勇三达德所自出的原动力。所以朱子说:「五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此三达德(智仁勇),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所以程子曰「所谓诚者,止是诚实此三者(智仁勇),三者之外,更别无诚。」所以智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而至诚为行道之本,亦所以为实现中庸之法则。大家如能对于正文第二十至三十三章,切实研究之后,不仅可以了解其「诚」的精义,且可澈悟其「诚」与天道人道相互关系,果能体察而实行之,自能终身受用不尽了。

  总之,中庸所说的道理,完全是天理人情之必然的正道,惟其关键即在「率性之谓道」,而贯彻此「道」的要领,全在乎「至诚」之道的一个「诚」字,就将我们修己立身处世作事的要则统统说尽了。大家或者以为「率性」二字既然作顺应天理解,未免与我们平常所说「克服自然」〔第101页〕与「人定胜天」的话有些冲突,其实这并不冲突,譬如自然之秘,必须由人来探索,天灾地变,必须以人力与之奋斗而战胜之,这正是发挥天性的本能,求其合乎自然之理。因为江河泛滥,是水性就下而有所壅阻,所以导水疏河,一方面是克服天灾,一方面也是顺应自然之天理。又如吾人应用蒸气做发动机关,一方面是改造交通,克服自然的障碍来缩短距离,但一方面仍然顺?液体汽化膨胀而生推动力量之物理,这物理亦就是天理,所以顺应天理与克服自然和人定胜天的意义,一些也不矛盾,而实在是一理。我们可以说明合乎天理者方能克服自然,唯顺应天理人情者,方能战胜一切困难,我们既然有这样古代传授下来的高深而健全的哲学,便是我们成功立业的宝物,我们陆大将官训练班的同志,将来都是要操千万人生命之权,司国家民族存亡之机者,决不仅以具有勇力技能为满足,必须彻底明了做人处事的大道,更要以「诚」贯彻始终——「至诚无息」,来教化部下士兵和民众,古人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诚之所至,不仅能以感格人心,而且能动天地泣鬼神。现在要问如何能做到「诚」字?其工夫如何着手?那就要分二方面来说:其(一)为内心修养的诚意工夫,此即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其(二)为行为修养的修身工夫,此即要从中庸所指「澹、简、温、微」的暗然日章中做起。中庸最后第三十三章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朱注云:「絅,禅衣也,尚,加也(即衣锦之外,加上外衣),古之学者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第102页〕然,衣锦,故有日章之实,淡、简、温、絅之袭于外也,不厌而文且理焉,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则暴于外而无实以继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了。远之近,见于彼者,由于此也,风之自,着乎外者,本乎内也,微之显,有诸内者,形诸外也,有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则知所『谨』,而可入德矣。」我以为这「所谨」之「谨」字,乃是至诚必谨之意——亦可兼作「诚」字解,则更为完备了。本章重引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又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这就是说明「诚」的工夫,是在人的不见之处,只求其内心不疚而已。换言之,就是对人不要表现其所能,不要表现其德色,更不要自我宣传。就是不矜不伐,不夸不妄,而以澹简温微,不求人知,为至诚工夫?手之处。此乃说明闇然日章之功效,是由隐而见,由微而显,实与第一章所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之意,互相参证,其意以为此三语,不仅为恶者之警戒,而亦为善者之勉励。凡事只要其能求诸己,存于内,则其诚于中者,必形于外,不患人之不已知了。所以下文又说:「不显惟德,百辟(僚也)其刑(效也)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最后结语又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朱子注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然后乃为不显之至。」惟有这样「不显」,即不求人知,才可算是「至诚」。我们修己教人,必须要由这样不见不闻,无声无臭中做起,才能做到诚意正心的「诚」字了。所以我的自修箴说:「不睹不闻,慎独诚意,战战兢兢,莫见莫显」,亦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须知,我们治军治国,无〔第103页〕论到如何境地,不怕国弱战危,只怕自己不诚,不能感格部下,只怕部下不诚不实,不成其为一个人,如真能教成人人有诚,人人能实,使其官兵都能做一个堂堂正正革命军人的军队,则其部队数量虽少,也就能发生极大力量,而且愈在非常危险时期,愈能发挥他天性所发的大无畏精神。我今天特地举中庸一书之要义为大家解说,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能再加共同检讨,或各自的研究透澈,真能了解人生的意义及其究竟所在,从此建立其一定不易的人生观,这就是我今天所要提出中庸之道特来讲授的意思,若大家真能本此努力,即知即行,那我相信大家就都能建功立业,雪耻图强,自不愧为我们 总理的革命信徒,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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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一) 自勉四箴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104页,第105页

  〔第104页〕

  一、养天自乐箴 澹泊冲漠 本然自得 浩浩渊渊 鸢飞鱼跃

  优游涵泳活活泼泼勿忘勿助时时体察

  二、畏天自修箴 不睹不闻 慎独诚意 战战兢兢 莫见莫显

  研几穷理体仁集义自反守约克己复礼

  三、法天自强箴 中和位育 干阳坤阴 无声无臭 主宰虚灵

  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主敬立极 大中至正

  四、事天自安箴 存心养性 寓理帅气 尽性知命 物我一体

  不忧不惧 乐道顺天 至诚无息 于穆不已

  王阳明致良知的「究竟话头」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第105页〕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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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二) 中庸章句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106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第113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17页,第118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1页,第122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25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30页

  〔第106页〕

  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第107页〕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尹、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传,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说,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第108页〕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第109页〕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离去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岂率性之谓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见音现○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第110页〕,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乐音洛中节之中去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所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焉,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结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

  〔第111页〕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变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鲜上声,下同○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无难事,但世教衰,民不兴行,故鲜能之,今已久矣,论语无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声○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智愚贤不肖之过不及,则生禀之异,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贤者行之过,既以道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常明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道不可离,人自不察,是以有过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举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知,去声,与,平声,好,去声○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几,何以与〔第112页〕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声,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与避同,期,居之反,○罟,网也,擭,机槛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兽者也,择乎中庸,辨别众理,以求所谓中庸,即上章好问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祸而不知避,以况能择而不能守,皆不得为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举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颜渊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犹着也,膺胸也,奉持而着之心胸之间,言能守也,颜子盖真知之,故能择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难也,然皆倚于一偏,故资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于中庸,虽若易能,然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此民之所以鲜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问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与平声,○抑,语辞,而汝也。宽柔以教,不敬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宽柔以教,谓含容巽顺,以诲人之不及也,不报无道,〔第113页〕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也。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属,革,甲冑之属,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此四者汝之所当强也,矫,强貌,诗曰,矫矫虎臣是也,倚,偏着也,塞,未达也,国有道,不变未达之所守,国无道,不变平生之所守也,此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不能择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于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按素汉书当作索,盖字之误也,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此知之过,而不择乎善,行之过,而不用其中,不当强而强者也,圣人岂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己矣。遵道而行,则能择乎善矣,半涂而废,则力之不足也,此其知虽足以及上,而行有不逮,当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圣人于此,非勉焉而不敢废,盖至诚无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不为索隐行怪,则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涂而废,是以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尽,仁之至,不赖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犹不自居也,故曰,唯圣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故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废其一,则无以这道而成德矣,余见第二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费,符未反○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第114页〕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与,去声○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盖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侯氏曰,圣人所不知,如孔子问礼问官之类,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尧舜病博施之类,愚谓人所憾于天地,如覆载生成之偏,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鸢,余专反○诗,大雅旱麓之篇,鸢,鸱类,戾,至也,察,着也,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故程子曰,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读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结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计反○诗,豳风伐柯之篇,柯,斧则,法也,睨,邪视也,言人执柯伐木,以为柯者,彼柯及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犹有彼此之别,故伐者视之,犹以为远也,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着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张子所谓以众人望人,则易从是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违,去也,如春秋传,齐师违榖七里之违,言自此至彼,相去不远,非背而去之之谓也,道即其不远人者是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第115页〕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子臣弟友,四字绝句。求,犹责也,道不远人,凡己之所以责人者,皆道之所当然也,故反之以自责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践其实,谨□□其可,听不足而勉,则行益力,言有余而讱,则谨益至,谨之至,则言顾行矣,行之力,则行顾言□□慥慥,笃实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岂不慥慥乎,赞美之也,凡此皆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远人者,夫妇所能,兵未能一者,圣人所不能,皆费也,而其所以然者,则至隐存焉,下章仿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犹见在也,言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难,去声○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常声○此言不愿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易,去声○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愿乎外也,徼,求也,幸,谓所不当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正,音征,鹄,工毒反○画布曰正,栖皮曰鹄,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结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无子曰字者仿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第116页〕乐且耽,宜尔室家,乐而妻帑。好,去声,耽,诗作湛,亦作耽,乐,音洛○诗,小雅常棣之篇,鼓,琴瑟和也,翕,亦合也,耽,亦乐也,帑,子孙也。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夫子诵此诗而赞之曰,人能和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则父母其安乐之矣,子思引诗及此语,以明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愚谓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为德,犹言性情功效。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鬼神无形与声,然物之终始,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是其为物之体,而物所不能遗也,其言体物,犹易所谓干事。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齐侧皆反○齐之为言齐也,所以齐不齐而致其齐也,明,犹洁也,洋洋,流动充满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发见昭著如此,乃其体物而不可遗之验也,孔子曰,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正谓此尔。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诗作斁○诗,大雅抑之篇,格,来也,矧,况也,射,厌也,言厌怠而不敬也,思,语辞。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诚者,真实无妄之谓,阴阳合散,无非实者故。其发见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见不闻,隐也,体物如在,则亦隐矣,此前三章,以其费之小者而言,此后三章,以其费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费隐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与平声○子孙,谓虞思陈胡公之属。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舜年百有六岁。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第117页〕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材,质也,笃,厚也,栽,植也,气至而滋息为培,气反而游散则覆。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诗,大雅假乐之篇,假,当依此作嘉,宪,当依诗作显,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极其至,见道之用广也,而其所以然者,则为体微矣,后二章亦此意。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书言王季其勤王家,盖其所作,亦积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缵,继也,大王,王季之父也,书云,大王肇基王迹,诗云,至于大王,实始翦商,绪,业也,戎衣,甲冑之属,壹戎衣,武成文,言一着戎衣以伐纣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追王之王去声此言周公之事,末,犹老也,追王,盖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于无穷也,制为礼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而父母之丧,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达,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谓之孝,犹孟子之言达尊也。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继志述事之大〔第118页〕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礼,通于上下者言之。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祖庙,天子七,诸侯五,大夫三,适士二,官师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之属是也,裳衣,先祖之遗衣服,祭则设之以授尸也,时食,四时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杏之类是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昭如字,为去声宗庙之次,左为昭,右为穆,而子孙亦以为序,有事于大庙,则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焉,爵,公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职事也,旅,众也,酬,导饮也,旅酬之礼,宾弟子,兄弟之子,各举觯于其长,而众相酬,宗庙之中,以有事为荣,故逮及贱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毕而燕,则以毛发之色别长幼,为坐次也,齿年数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践,犹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亲,先王之祖考子孙臣庶也,始死谓之死,既葬则曰反而仁焉,皆指先王也,此结上文两节,皆继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庙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尝,秋祭也,四时皆祭,举其一耳,礼必有义,对举之,互文也,示,与视同,视诸掌,言易见也,此与论语文意大同小异,记有详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问政。哀公,鲁君,名蒋。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方,版也,策,简也,息,犹灭也。有是君,有是臣,则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夫音扶○敏,速也,蒲卢,沈括以为蒲苇是也,以人立政,犹以地种树,其成速矣,而蒲苇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举,其易如此。故为政在〔第119页〕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为政在人,家语作为政在于得人,语意尤备,人,谓贤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达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杀去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礼,则节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郑氏曰,此句在下,误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故又当知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故又当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声○达道者,天下古今共由之路,即书所谓五典,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德之理也,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谓诚者,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强上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谓达道也,以其分而言,则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吕氏曰,所入之涂难异,而所至之域则同,此所以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资为不可几及,轻困知勉行谓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第120页〕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并去声○此言未及乎达德而求所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为知,三行为仁,则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吕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故好学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对己之称,天下国家,则尽乎人矣,言此以结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经之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经,常也,体,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爱其子也,柔远人,所谓无忘宾旅者也,此列九经之目也,吕氏曰,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修身为九经之本,然必亲师取友,然后修身之道进,故尊贤次之,道之所进,莫先其家,故亲亲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体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国,故子庶民来百工次之,由其国以及天下,故柔远人怀诸侯次之,此九经之序也,视群臣犹吾四体,视视百姓犹吾子,此视臣视民之别也此。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此言九经之效也,道立谓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所谓皇建其有极是也,不惑,谓不疑于理,不眩,谓不迷于事,敬大臣,则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也,来百工,则通工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故四方归,怀诸侯则德之所施老博,而威之所制者广矣,故曰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第121页〕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齐侧皆反,去上声,远好恶敛并去声,既许气反,禀彼锦力锦二反,称去声,朝音潮○此言九经之事也,官盛任使,谓官属众盛,足任使令也,盖大臣不当亲细事,故所以优之者如此,忠信重禄,谓待之诚而养之厚,盖以身体之,而知其所赖乎上者如此也,既读曰饩,饩禀,稍食也,称事如周礼着人职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朝,谓诸侯见于天子,聘,谓诸侯使大夫来献,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来,谓燕赐厚而纳薄贡。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此九经之实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跲其劫反,行去声○凡事,指达道达德并九经之属,豫,素定也,跲,踬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诚,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诸身不诚,谓反求诸身而所存所发,未与真实而无妄也,不明乎善,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然。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并去声,从七容反○此承上文诚身而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择善,学知以下之事,固执,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有弗〔第122页〕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明者择善之功,强者固执之效,吕氏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善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之能立而已矣,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夫以不美之质,求变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以变其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明其所传之一致,学而措之,亦犹是耳,盖包费隐,兼小大,以终十三章之意,章内语始详,而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又按孔子家语,亦载此章,而其文尤详,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复以子曰起答辞,今无此问辞,而犹有子曰二字,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删有不尽者,今当为衍文也,博学之以下,家语无之,意彼有阙文,抑此或子思所补也与。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自由也,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第123页〕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虞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其次,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积中而发外,着,则又加显矣,明,则又有光辉发越之盛也,动者,诚能动物,变者,物从而变,化,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盖人之性无不同,而气则有异,故惟圣人能学其性之全体而尽之,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曲无不致,则德无不实,而形着动变之功,自不能已,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不异于圣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见音现○祯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祸之萌,蓍,所以筮,龟,所以卜,四体,谓动作威仪之间,如执玉高卑一其容俯仰之类,凡此皆理之先见者也,然唯诚之至极,而无一毫私伪留于心目之间者,乃能有以察其几焉,神,谓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导○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第124页〕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盖人之心能无不实,乃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无不行矣。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知去声○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

  故至诚无息。既无虚假,自无间断。不息则久,久则征。久常于中也,征验于外也。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此皆以其检于外者言之,郑氏所谓至诚之德,着于四方者是也,存诸中者既久,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悠远,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博厚,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远,举内外而言之也,本以悠远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见音现,○见犹示也不见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动而变,以配天而言也,无为而成,以无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此以下,复以天地明至诚无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者尽,不过曰诚而已,不贰,所以诚也,诚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诚一不贰,故能各极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第125页〕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夫,音,扶,华藏并去声,卷平声,勺市若反,○昭昭,犹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处而言之,及其无穷,犹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盖举全体而言也,振,收也,卷,区也,此四条,皆以发明由其不贰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实非由积累而后大,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于音乌,乎音呼,○诗,周颂维天之命篇,于,叹辞,穆,深远也,不显,犹言岂不显也,纯,纯一不杂也,引此以明至诚无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纯则无二无杂,不已则无间断先后。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圣人之道。包下文两节而言。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极于至大而无外也。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优优,充足有余之意,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此言道之入于至小而无间也。待其人而后行。总结上两节。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谓其人,至道,指上两节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犹寻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第126页〕。倍与背同,与平声○兴,谓兴起在位也,诗,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好去声,灾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复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度,品制,文,书名。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行去声○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氏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后,征,证也,宋殷之后,三代之礼,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礼既不可考证,殷礼虽存,又非当世之法,惟周礼乃时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则从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王去声○吕氏曰,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过矣。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谓圣人在下,如孔子虽善于礼,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议礼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诸身,有其德也,征诸庶民,验其所信从也,建,立也,立于此而参于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所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者也。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第127页〕,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动,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则而言,法,法度也,则,准则也。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恶去声,射音妒,诗作斁○诗,周颂振鹭之篇,射,厌也,所谓此者,指本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骄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时者,法其自然之运,袭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内外,赅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帱待报反○错,犹迭也,此言圣人之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所,犹背也,天覆地载,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并育并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络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无穷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见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知去声,齐侧皆反,别彼列反○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而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条理也,密,详细也,察,明辨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周遍而广阔也,渊泉,静深而有本也,出,发见也,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也。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第128页〕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见音现,说音悦○言其充积极其盛,而发见当其可也。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施去声,队音坠○舟车所至以下,盖极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广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州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夫,焉于虔反○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肫之纯反,○肫肫,恳至貌,以经纶而言也,渊渊,静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广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渊其天,则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圣知之知去声○固,犹实也,郑氏曰,唯圣人能知圣人也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此篇言圣人天道之极致,至此而无以加矣。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衣去声,絅口回反,恶去声,暗于感反○前章言圣人之德,极其盛矣,此复自下学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极也,诗,国风卫硕人,郑之丰,皆作衣锦褧,衣,褧,〔第129页〕絅同,禅衣也,尚,加也,古之学者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暗然,衣锦故有日章之实,淡简温,絅之袭于外也,不厌而文且理焉,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则暴于外,而无实以继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远之近,见于彼者由于此也,风之自,着乎外者本乎内也,微之显,有诸内者形诸外也,有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则知所谨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诗言谨独之事。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恶去声,○诗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也,疚,病也,无恶于志,犹言无愧于心,此君子谨独之事也。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相去声。诗,大雅抑之篇,相,视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后敬信,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诗并言其效。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假格同,鈇音夫○诗,商颂烈祖之篇,奏,进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进而感格于神明之际,极其诚敬,无有言说,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钺,斧也。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周颂烈文之篇,不显,说见二十六章,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笃,厚也,笃恭,言不显其敬也,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輶由酉二音,○诗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谓不显之德者,正以其不大声与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为声色乃化民之末务,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则犹有声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显之妙,不若烝民之诗,所言德輶如毛,则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为谓之毛,则犹有可比者,是亦未尽其妙,不若文王之诗,所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然后乃为不显之至耳,盖声臭有气无形,在物最为微妙,而犹曰无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显笃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别有是三等,然后为至也。

  〔第130页〕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反求其本,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乎之盛,又赞其妙,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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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退却、防御与攻击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06页,第307页,第308页

  〔第306页〕

  本书各编中所叙述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与我们的「和平共存」,在实质上就是他侵略我们中国的一种基本策略。战争失败了,他就要求和平共存。待他实力长成了,他就要破坏和平谈判,发动武装叛乱。而且他正对我们和平谈判的时候,也就是他对我们准备武装叛乱的时候。这就是他「辩证法」所谓「矛盾的统一」和「对立物的转变」。所以我们对共作战,必须观察并把握他的战争思想及其行动规律,纔能判定自己所取的战略和战术是否正确。我们与共党相持三十年之久,第一个经验就是依据辩证法来研究其战争思想,并把握其行动规律。而且我们认为要拿这一实际经验所得的各种作战方式,公之于世,尤其是对于自由世界反共国家,更有其贡献。故特在本书各编之后,另成一编,为之补充,以供参考。

  每次莫斯科提出「和平共存」的口号,一般人总以为苏俄是在退却。但从俄共和中共对华侵略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知道他「和平共存」的要求,有时他用作退却的掩护,有时他用作防御的手段,也有时他用作攻击的方法。

  〔第307页〕

  (甲)退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八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了「统一战线」的战略。共匪即展开其「人民阵线」的活动。(注一)到了二十五年二月以后,匪军困处陕北,无法生存,乃自延安发出「停战议和」的通电。此后他就要求与国民政府和平商谈,至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订定了四项原则。这就是他提出「和平共存」的要求,来掩护他的退却,最显明的实例。(注二)(乙)防御 共匪为了防御而要求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和平共存与合作,最早的事例,就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之后,鲍罗廷接受本党「整理党务办法」。(注三)中共这时的和平协议,其作用是保持国共合作,准备在北伐过程中,再对本党伺机反噬,这就是他运用「和平共存」来作政治上的防御战的实例。

  到了抗战时期,中共与国民政府五次和谈,他就从防御转变为反攻,第一次至第三次和谈,还是掩护匪军的发展,到了第四次及其后的和谈,那就是他政治上的攻击战了。(注四)

  (丙)攻击 共匪以「和平共存」为攻击的手段,最显明的事例,就是抗战结束之后的和平商谈。(注五)这次和谈乃是他对国民政府的政治上积极的攻击战。

  我们要判断苏俄及其国际共党的行动规律,首先必须把握他对于防御与攻击,以及退却与前进,是依据辩证法的矛盾律和质变律来运用的。谁都知道,军队的退却是为了反攻,防御是为了攻击。但是共党的战法不止于此。他的退却不仅是为了反攻,他的防御不仅是为了攻击,并且他的退却和防御,同时使用,而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就是分散敌人的力量而集中自己的力量,松懈敌人的斗志而加强自己的斗〔第308页〕志。尤其是他退却或采取防御的态势之时,乃积极施展其政治心理渗透战术,从敌人的内部瓦解其反共壁垒,并分化其反共盟友,而后施行其最后的一击。我们把握他这一特点,纔能看出为什么苏俄和国际共党,无论在其退却、防御或攻击之时,都可运用「和平共存」的口号了。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页,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第二三节,第九八五至九八六页;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页;第三十二节,第九九九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六节,第一○一○至一○一二页;第十四节,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第十八节,第

  一○三二至一○三六页;第二十一节,第一○三九至一○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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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08页,第309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3页,第314页,第315页,第316页

  〔第308页〕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俄共与中共「和平共存」的斗争方式,就要对他的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加以检讨。

  第一节 中立主义

  中立战术乃是国际共产党「和平共存」的主要战术。「和平共存」不过是一个口号与一种姿态,而〔第309页〕其中立战术纔是他具体的斗争方式。今分两项,说明如下:

  一、先说明共党怎样施展其中立主义的斗争方式。共党对于中立者的要求,最初甚为平常。第一、他不要求中立者来帮助他,只希望中立者不去帮助他的敌人;第二、他不要求中立者附和他,只希望中立者反对他的敌人;第三、他只要求中立者不帮助双方,只希望其反对双方,就是要中立者对双方一齐批评,一齐斥责。如此第一步先使其中立化,再进一步就使其批评政府、反对政府,而在无形之中,使他离弃政府,自陷于孤立。一到匪势猖獗,政局动摇的时候,这些中立者乃自然而然,不得不向共匪附和靠拢了。这样岂不是完全达到他中立战术的目的?其实例如下:

  (子)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以后,所谓「抗日救国同盟」的各种活动,就是中共对国民政府施展其中立战术。(注一)

  (丑)抗战的末期及战后,所谓民主同盟的各种活动,也是他的中立战术。而其在民国三十五年,对美国调处国共问题的外交斗争,亦不外乎这一中立战术之运用而已。(注二)

  二、再说明共党怎样助长其中立主义的实施。共党为要克服敌人的意志,改变敌人的阵容,首先就要混淆你的耳目,变乱你的印象,使国家社会中,是非混淆,利害不辨,务使一般民众,惊惶恐怖,无所适从。而最后只有慑服他的淫威,接受他的意志。这种方式,可以助长中立战术与和平商谈,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其实例如下:

  (子)抗战胜利之后,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使一般人误认苏俄侵华第五纵队的变乱为中国的「〔第310页〕内战」,同时误认我政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戡乱军事为「制造内战」。(注三)

  (丑)就在这个时期,共党透过其外卫「民主同盟」,利用「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在政府和社会中,或正面提出主张,或侧面散布谣言,使一般中立者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对政府与共匪一齐斥责,一样反对,而认为中国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进行和平商谈,组织联合政府。(注四)

  中共这两次对于中立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用法。我们先对统一战线和孤立战术,加以说明,然后再分析这两种用法不同之所在。

  第二节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攻击战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中共曾经多次反复使用这个战略,来进攻我们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兹举其最重要的二个事例:

  第一次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后,中共对我们本党提出统一战线的要求。十三年我们本党改组,中共即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之下,与我们合作,并使其党员加入本党。(注五)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以后,中共要求与我们「一致抗日」,并且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四项原则,实行参加抗战。(注六)

  共党的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是联合盟友,共同对付一个敌人,但在实质上,他是在对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从盟友的背后,扼杀他这个共同作战的盟友,达到他自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一九二○年,〔第31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社会革命党谈判合作,列宁对他的党徒说道:「要记住这一个不可靠的友人,也就是一个敌人。」(注七)一九二四年,季诺维也夫对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说:「我们不必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明:我们不与其它劳动党结成统一战线,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是反革命的话。我们宁可告诉他:我们准备与你们结成统一战线,只要你们的领导者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大家都知道,这些条件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中共匪党,屡次与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和平合作,也就是这种态度和作风。到了后来,他无法在统一战线中并吞我们,于是就要与我们决裂而对我们作战了。这就是他的「统一战线」本来的目的。

  第三节 孤立战术与反孤立战术

  要攻击一个敌人,先要孤立这个敌人。要攻击一个战场,先要孤立这个战场。孤立敌人的方法,是离间他的同盟者,瓦解他的阵营。孤立敌人战场的方法,是切断他的左右翼,破坏他的后方交通线。这是任何一个将领指导作战时,应有的军事常识。共党把这个军事作战的方法,应用于政治作战,而构成他的孤立战术。

  共党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组织,绝对要封锁自己的战场,不许开一道门,甚至留下一点空隙,让敌人渗透进来。但是共党为了防制他自己的孤立,并展开他自己的工作,绝对反对其所谓「关门主义」。列宁在一九○二年说道:「这里绝对需要的,是首先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划一条界线,只是单独的、特定〔第312页〕的、排他的、把无产阶级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必须宣布,我们要求所有的人解放,要向所有的人号召,要向所有的人申诉。」(注八)这就是共党的反孤立战术,而其所谓「既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也不过是他反孤立战术的最高方式而已。

  中共的反孤立战术及其孤立战术,是他经常使用的政治斗争方式。今举其最显著的实例于下:

  一、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赣南的匪军,化整为零,逃出我国军的封锁线。此后透过其中共的外卫「抗日救国会」,组织「人民阵线」,打破其政治的孤立状态。直至二十五年五月以后,陕北共军向我政府投诚,中共与其它政党,以同等地位,参加对日抗战,他的反孤立战术纔得到新的发展。(注九)

  二、三十五年一月至五月,斯大林对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战术,同时亦就是孤立战术。他企图离间中美的合作,使我们中国陷于孤立地位。但是他这一孤立战术,当时为我们防止,故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注一○)

  三、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共匪通过其外卫「民主同盟」,以中立主义的伪装,对我政府施展其孤立战术。(注一一)

  四、三十五年一月,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亦在会议的内外,展开其孤立战术,企图联合各党派,以「民主自由」的口号,和「联合政府」的要求,来打击国民政府。但是我们政府代表,在会议举行之初,即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并宣布其「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方针。这一着,打破了共党的孤立战术,反而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于是共党乃只有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以致国大召开的日〔第313页〕期,不得不从这年五月五日,延展至十一月十二日。(注一二)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会期,各民主党派应出席的代表都报到了,而中共及民主同盟仍拒绝提出代表名单,参加大会。(注一三)他所施展的孤立战术完全失败,就转而实行其全面武装叛乱了。

  第四节 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孤立战术的并用

  共匪与我们的「和平共存」,最显著的两次,都是把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孤立战术并用。这三者并用,乃使其「和平共存」与中立主义发生两种不同的作用。

  一、民国二十五年以后,共匪对我国民政府,是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攻击。具体的说,当时共匪「和平共存」的要求,在战略上是为了防御我们对其残余部队继续围剿。所谓「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就是这个战略防御的口号。而其所组织的「人民阵线」,就是他这战略防御之中的一种反孤立战术。同时,他通过抗日救国会所施展的中立主义,却又是对于国民政府的攻击。在其要求「两党合作抗日」的运动中,把一切侮辱和诬蔑,如「法西斯」「不抗日」种种名词,加到我国民政府的头上,使我们国家与政府的信誉,受到莫大的损害,而为共匪来开拓他政治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共匪这次的「和平共存」,是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攻击。

  二、抗战结束以后,共匪对我国民政府的和谈,却改变为战略的攻击与战术的防御。换句话说,他的「和平共存」,在战略上是为了瓦解我们反共的势力,束缚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双手,以便利他的进攻〔第314页〕。但是他在战术上,却采取防御的态势,并提出和平的要求。他只是要求得「和平」,争取「民主」,只是要求党派退出军队和党派退出学校。他博得一般社会的同情,和一般投机取巧和随风转舵的人们的鼓掌和喝彩,来施展其对我国民政府的孤立战术。所以我们说:这次和谈,是他战略的攻击与战术的防御。

  三、俄共指使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对我们中国屡次使用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孤立战术,由上述已可了解其大概。今再就俄共对整个自由世界,在其「和平共存」的烟幕之中,所施展的混淆国际视听,转变世界反共阵营的方式和步骤,亦略加说明:

  (子)一九一七年布尔雪维克政权建立之后,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成为严重的威胁;他的苏维埃制度和计划经济,亦对世界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破坏的作用。正在这个时候,世界反共运动之中,法西斯主义乃复乘机兴起。因之当时俄共就一面进行其和平外交,甚至加入国际联盟;一面更采取统一战线和中立战术,促成民主国家与轴心的斗争,于是极权主义的苏俄竟一变而为「民主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这个最民主的国家,在第二次大战中,乃乘其民主盟友以其全力对轴心国家作战的时机,在国际会议中,骗取他们的诺言,作为他战后侵略中国和并吞东欧的张本。

  (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的侵略行为,迫使自由世界不得不结成反侵略阵线,以自卫图存。于是俄共重新施展同样的政治战术。他第一步,以「和平共存」的口号,来欺骗民主国家,使之松弛其〔第315页〕反共斗争,动摇其反共立场;第二步以中立主义的战术,来挑起东方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使自由世界自启分化,自相矛盾,而陷于一团混乱之中。于是侵略主义的苏俄乃竟自居为「和平势力」,而且是「和平」的代言人。

  在俄共这一和平共存阶段之中,中立主义乃是其主要的枢纽。「中立」对于一个个人,好像是「自由」,其实他是要使之「是非不明」,不负其应有的责任。「中立」对于一个国家,好像是「独立」,其实他是要使之「敌我不分」,失去其应有的立场。俄共的中立主义,就是要叫自由世界一些国际政客们「是非不明」,一些非共国家「敌我不分」;而他更可在这错综纠纷的环境中,施展其矛盾战术:以其敌我不分,他就可混淆视听,扰乱阵线;以其是非不明,他更能颠倒黑白,以假乱真。然后他纔能对反共国家实施其各个击破的手段,对非共国家展开其「和平转变」的技术。

  综括上述,在分析共党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孤立战术这三种斗争方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之运用。苏俄及其国际共党为了从群众中瓦解敌人的阵营而增强自己的盟友,他就运用其统一战线。他为了从群众中削弱敌人的组织而准备自己的进攻,他就运用其中立主义。所以在本质上,统一战线乃是共党对矛盾律的运用,而为其攻击战略的张本;中立战术乃是他对否定律的运用,而为其防御战术的张本。至于孤立战术和反孤立战术,则在其整个战略计划之中,发挥其攻击和防御二者并行不悖的作用。但在实际上,他把这三者综合运用,而形成上述两种斗争方式,其一为战略上的防御与战术上的攻击,其二为战略上的攻击与战术上的防御。于是和平共存与中立主义,也就发〔第316页〕挥其积极的作用,而都成为他攻击的武器了。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七节,第一○三○至一○三二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二节,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三节,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及第八节,第九二○至九二二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七)列宁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八册一四三页。

  (注八)列宁全集第六册,五九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第十一节,第九六二页至九六五页。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一节,第一○二○页至一○二一页。

  (注一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三节,第一○二三页至一○二五页。

  (注一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一○三九页至一○四○页。

  (注一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第一○四三页至一○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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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攻心战术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16页,第317页,第318页,第319页,第320页,第321页

  〔第316页〕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以为「物质力量的行使,乃属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纔是目的」。(注一)苏俄和国际共党的政治战术,要从敌人的内部攻击敌人,其主要目标就是打击敌人的「意志」。

  共党为了施行他这一攻心战术,首先要接触敌人。就是因为他要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必先要与他〔第317页〕接触。先有接触而后能渗透,有渗透而后能宣传,有宣传而后能动摇他敌人的决心,改变他敌人的政策,分化他敌人的阵营,最后在他对敌人接触渗透与宣传战的中间,使他能从容选择时机,予以决定的一击。中共匪党在这一战术上所取的方式如下:

  第一节 对时间上的心战

  共匪要与你取得接触,纔能进行其说服的工作。共匪的说服工作之特点,就是无限期的使用时间来游说你。今日说服无效,明日再来;本周说服无效,下周再来;今月今年说服无效,下月下年再来。他甚至于作五十次以上的说服,不达到其转变你的思想和决心而不止。他这无限期的利用时间来说服你,就是他要与你直接接触的方式。

  第二节 对空间上的心战

  如果共匪不能与你直接接触,或是你坚决拒绝他的游说,他还有其间接的接触的方式。他联络你的左右来说服你,或运动你的亲属子女来包围你。尤其是他渗透政府的决策机构或某些行政部门,来妨害你反共政策及其执行。换句话说,他无限度的利用空间,来包围你。这是他运用间接接触的方式,来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

  〔第318页〕

  第三节 对敌人环境上的心战

  这一种对敌人环境上的攻心战术,又可分二项来说明。

  一、施用压力 苏俄的第五纵队国际共党,为了执行其侵略的任务,对于一个自由国家,要渗透他的政府,偷窃文件,采取情报,来供莫斯科决定其战略和战术之用。尤其要煽动群众,操纵舆论,造成一种压力,与苏俄对这个国家的压力互相策应,迫使这个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有利于苏俄侵略者的政策,或使这个政府采用其错误的战略。

  列宁认为布尔雪维克不应该相信敌人自动的让步。一九○三年,列宁说:「在会议中作战,不惜决裂,不惜一切代价。只有如此,反对派纔会让步。」(注二)这就是说,布尔雪维克只有不顾一切后果,对反对派施用压力,纔能使他让步,而这种让步才是可信的。这一方法,他们在中国所施用的最显明的事实就是:

  (子)民国二十五年,共匪与我们取得联络之后,商谈如何收编共军,并使共党与其它党派在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共同参加抗战的途径,但是他就借此机会在社会上发动其所谓「抗日救国同盟」的组织,联络各省地方军队,煽动大城市的学生群众,游行示威,制造一种压力,企图迫使国民政府联俄容共。(注三)

  (丑)抗战期间,共党虽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但是他对于国民参政会,屡次以退席或拒绝出〔第319页〕席为要挟。例如二十九年新四军事件(注四)发生之后,以及三十三年西安谈判之时,(注五)他都曾采取这种手段,对我们政府使用压力,并企图引起参政会对政府的责难,制造一般国民对政府的误解。到了抗战结束以后,美国军事调处的期间,为了张家口事件,共党的代表即以「全面决裂」为威胁,而对马歇尔特使和我政府施用压力,企图迫使我政府接受其无理要求的条件。(注六)这都是

  最显明的事例。

  二、制造恐怖与多方胁制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说道:「在资产阶级阵营里,他们是否相信,这没有先例的破坏之革命,能够从容、平静,以和平的方式,不加苦楚,不施痛苦,没有恐怖,也没有惨酷来进行么?」(注七)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从容、平静,以和平方式来进行,而必须采取恐怖和惨酷的手段。中共匪徒亦是如此,而且比俄共还要变本加厉。共匪为了控制他的组织和群众,其惯用的手段,一面是诈术,一面是暴力。而其使用暴力,又必制造恐怖并肆行胁制,使其党徒和群众不知其将置何人于死,且不知其死于何时,死于何地,死于何种惨酷的方法之下。并且他不仅掌握你的生命和自由,威胁你的财产、事业、地位和名誉;并且控制你的父母、夫妻、儿女,乃至你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使你顾虑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无论你的意志如何坚强,只要你听到他们的哀号,看到他们的惨状,如此百般的连累和多方的胁制,必使你的意志,由动摇而屈服,由屈服而丧失而后已。

  (子)共匪对于他暴力控制的匪区,将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混合使用,使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一般民众也就陷入恐怖,受其挟持。自民国十六年湘西赣南的农村暴动直〔第320页〕到今日,这种暴力控制,三十年间,始终是普遍的继续的实施无已。(注八)

  (丑)共匪对于其匪区之外的自由地区,凡是他的组织之所在,也就是他对于党徒及群众使用暴力的处所。并且他利用人事的牵连和胁制,即令在他的组织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地区,亦可组织其外卫团体或是布置其间谍网来制造恐怖,胁迫群众,使他们不能不跟着他走。(注九)

  第四节 制造环境

  共匪为了要与你接触、商谈并举行会议,他不仅制造目标、转移目标,使你不能不与他接触、商谈乃至举行会议,并且他还要改变你反共的气氛,制造和谈的环境,使政府与社会上反共的意志皆为之动摇,反共的战线亦因之混乱和瓦解。最显著的实例,就是我们抗战胜利结束之时,共匪一面实行武装叛乱,而一面推行其反内战运动。国际共党夸大宣传我政府制造「内战」,同时指责我国「内战」是国际和平的威胁。在这种气氛与环境之下,我政府不能不与共匪进行政治协商并接受美国军事调处。(注一○)

  共党在其攻心战术中,特别运用其辩证法的否定律与质变律。共党攻心战术的作用就是他要动摇敌人的意志,而使其服从他的意志。所以他要对你施用一种压力,制造一种恐怖之外,还要制造一种环境,务使你的意志由动摇而屈服。尤其是在你与他的中间,制造一个中立地带,在表面上是和平、安全,乃至于志得意满,而实际上,只要你放弃其固有的立场,踏入了这个陷阱,那共党就可使你不知不觉之中,从量变到质变,而后不由自主的被他牵着你的鼻子来走,这亦就是他否定你的时候了。

  〔第321页〕

  (注一)战争论第一篇第二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册,第七九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三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七节,第九七五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二节,第一○四一至一○四三页。

  (注七)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册,第一四○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节,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页。

  (注九)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一○九一至一○九四页,说明共匪外卫团体及其间谍组织,渗透各种群众的情状,可以参看。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一○二二至一○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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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矛盾战术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21页,第322页,第323页,第324页,第325页,第326页,第327页,第328页

  〔第321页〕

  利用矛盾,乃是共党运用其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战术。他为了动摇敌人的意志,而改变其政策,分化其阵营,挑拨其内部的斗争,并在敌人的中间促成战争,其所采取的方式如下:

  第一节 制造矛盾

  在敌人中间制造矛盾,而施展其渗透和颠覆战术。列宁在一九二○年说道:

  〔第322页〕

  「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最精细、最留心、最谨慎、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敌人中间的各种嫌隙(即令是最小的嫌隙,也要利用),利用各国中间及每一个国家内部各种资产阶级中间的各种利害冲突;而另一方面要利用各种可能(即令是极小的可能也好)以获得同盟者。」(注一)

  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是一个社会,无论你怎样制止共党的渗透,只要你自己内部有了矛盾,被他利用;或是留下了一点空隙,使他在你的中间,能够制造矛盾供他利用,其结果,他就能在你中间煽起斗争,并且他利用这一斗争,不仅控制那被斗争的一方,并且控制那斗争的一方。这就是他共党「获得同盟者」的方法。

  一、制造阶级的矛盾 共党要渗透一个国家,首先要分析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他就从各职业、各地域、各宗教、各团体的中间,发现其矛盾,利用其矛盾,并且制造其矛盾,乘机争取群众,或制造群众,而展开其阶级斗争的宣传,并建立其共党的组织。今略举共匪的实际事例如下:

  (子)自民国九年中共匪党成立以后,即在铁路职工和大企业中,进行其劳工运动。但是中国的社会阶级的分化,并不显明,产业工人的数量,在全国人口中更占少数,共匪单是利用劳工运动来发展他的组织,并企图转化劳工运动为政治斗争,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所以共匪必须依附我们的国民革命,透过本党的组织和机关来接触群众和组织群众。换句话说:共匪不能单纯凭借社会运动来建立他的政治势力,而必须凭借本党领导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来发展他的社会势力。(注二)到了〔第323页〕民国十六年清党以后,共匪脱离了我们国民革命,他再要在城市中发起暴动,就只有失败了。(注三)

  (丑)民国十三年以后,共匪透过本党的组织和机关到农村去做农民运动。他的企图是要利用「农民革命」来推翻本党而建立其苏维埃政权。但是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再要在农村中制造暴动,也不可能,毛泽东的秋收暴动之失败,就是最好的实例。(注四)此后共匪制造农村暴动,也只有采用流寇的方法,烧杀奸掳,极尽其残忍凶暴之能事了。(注五)

  二、制造民族的矛盾 苏俄帝国主义者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对于亚洲各国的渗透和颠覆工作,利用民族问题,比他利用社会问题,更为重要。就共匪对中国的渗透和颠覆工作来说:

  (子)俄共对中国民族运动的利用。民国十三年我们本党改组之后,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就是相信苏俄是来援助我们「民国统一之成功,及国家独立之获得」。(注六)但是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却就是他对我们国民革命渗透和颠覆的张本。如果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匪的阴谋叛乱成功,或是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本党的清党失败,那我们中国早在三十年前已成为共产主义的试验场。(注七)民国二十五年以后,共匪再度利用我们民族抗战,来发展他的武装势力,并企图施展其民族失败主义来颠覆国民政府,转变中国为苏俄的附庸,但是他这一企图也没有成功。(注八)

  (丑)共匪对中国国内民族的分化与煽乱。一九一三年,列宁对俄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提纲」,是一面要求「一切民族的自决权」来瓦解俄国的国家组织,而一面又坚持「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的最密切最圆满的联合。」,来建立布尔雪维克的统一政权。(注九)这一提纲也就是共匪对中国国内〔第324页〕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的根据。

  我们三民主义的民族政策乃是「国内民族一律平等」。这一原则是我们本党的政纲,也载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但是共匪为了煽动边疆民族及省区以内的少数民族,使其反对政府,他诋毁我们是「大汉族主义」,而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来制造「民族自治运动」。到了共匪控制了这些民族之后,他又划分其所谓「民族自治区」来分化他们,煽动阶级斗争来瓦解他们,并利用匪党的组织来控制他们。现在略举共匪制造民族矛盾的实例如下:

  1民国九年以后,苏俄历次声明其对外蒙古,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并承认我中华民国在蒙古的主权。但他在另一方面,自民国十年起,即制造其外蒙傀儡组织。到了我国抗战结束时期,苏俄复侵入我热察,与中共互相勾结,制造其所谓「内蒙自治」运动,并制造内蒙傀儡组织。(注一○)

  2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苏俄军队侵入我热河察哈尔,与共匪勾结,制造其所谓「内蒙自治区政府」。(注一一)实际上,三十五年十一月,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热、察、蒙古人民的代表,与其它各省代表,在一个会场上,共同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尤其是宪法上「边疆地区」一章,就是我们三民主义的民族政策,也就是边疆民族共同的愿望和要求。

  3自民国三十二年以后,新疆省边界上的事变以及伊宁叛乱,都是苏俄驻新疆的总领事馆及其间谍人员所制造的。这些事变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中华民国的国家组织,劫掠我新疆省的领土和资源。(注一二)

  〔第325页〕

  三、制造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共匪为了转变我们民族革命为阶级斗争,使其乘机夺取国家的政权,首先就要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制造矛盾,煽动斗争。最显明的事例如下:

  (子)民国十三年以后,共匪对我们本党内部制造矛盾。在他打击其所谓「右派」的时候,「右派」固然受了他的打击,而「左派」亦受了他的控制。(注一三)

  (丑)民国三十四年以后,共匪为了分化我们政府及本党,乃制造其所谓「顽固派」和「民主派」的名词。当他对其所谓「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时候,而所谓「民主派」也就被他麻醉和操纵,最后也就不能不向他靠拢了。(注一四)

  第二节 制造目标

  共党为了分化一个团体,乃至渗透一个政府,必先制造一个目标,才能煽动其内部的斗争,使他获得渗透与颠覆的机会。最显明的事例就是:

  一、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后,本党与共匪的「联合战线」的共同目标原为北洋军阀。但是共匪为了要对本党渗透和操纵,企图假冒本党的名义,劫持本党的组织,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工作,乃在本党内,制造其各种目标,即指其所谓「右派」为「资产阶级」,而联合「左派」之「小资产阶级」来打击他。使我们抹煞其原定目标,而自启纷争,以供其共匪份子的利用。(注一五)

  二、民国十五年,共匪在武汉,首先联合左派即其所谓「小资产阶级」,来反对南京的中央政府,〔第326页〕造成宁汉分裂。他再进一步,又以其所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来打击左派「小资产阶级」,而演成武汉的悲剧。(注一六)

  第三节 转移目标

  苏俄及国际共党不仅制造目标,在其敌人的中间挑拨斗争,并且转移目标,使反共势力不能不与他接触乃至合作。他的「统一战线」就是这样构成的。最显明的实例,就是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之间,在欧洲则有纳粹主义的兴起,在中国则为中共匪军的西窜,当时莫斯科为了打开他这个危局,乃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指使国际共党在西方各国,制造其「对法西斯的恐怖」,而发动「反法西欺主义运动」。同时在中国,共党本身已无法作公开的活动,乃透过其外卫团体,以中立的姿态,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之下,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这就是他转移目标的战术。(注一七)当时我政府对共匪的五次围剿,已告成功,如再继续追剿,必能肃清其残余部队,消灭其党团组织。但是国际的「反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内的「停战抗日」运动,把我们反共的目标转换为抗日的目标,而我政府也就不能不决定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与其开始商谈合作了。(注一八)

  第四节 制造战争

  莫斯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际共党最险恶的手段,就是促成战争并制造战争,而乘机扩张其侵略势〔第327页〕力,来并吞欧亚自由国家为其附庸。最显明的就是下列的事例:

  一、民国二十八年即一九三九年八月,斯大林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助协议,促成欧洲战争。(注一九)

  二、民国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四月,斯大林与松冈洋右订立苏日中立协议,促成日本的南进。(注二○)

  本来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以后,莫斯科是以其统一战线政策,在西方联合英法来对抗德义,同时在东方联合中国来对抗日本,但是斯大林却在其一只手联合民主各国之时,他另一只手又向轴心各国伸出,到了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之间,他就利用德国在欧洲对英法作战,并且利用日本在太平洋对英美作战,而使德日轴心国家完全替苏俄从火中取栗,到了民主集团对轴心同盟的战争展开以后,斯大林又摇身一变而加入民主阵营来对德日作战了。

  以上列举共党的各种斗争方式,都是他运用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矛盾律。他使用这些战术,改变你的思想,转换你的环境,动摇你的政策,改变你的目标,促成你对他的敌人作战,役使你替他火中取栗,而其最后的目的,就是他扩张其侵略势力,向征服世界的目标前进。

  (注一)列宁:「左倾幼稚病」,选集第十册,第一一二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九四一至九四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九四一至九四二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节,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页。

  〔第328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第十四节,第九三三至九三七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九九○至九九二页。

  (注九)列宁:「民族问题提纲」,见「民族殖民地论纲」专册。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节,第九七八至九七九页;第四章第九节,第一○一五至一○一七页。

  (注一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第一○一五至一○一七页。

  (注一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八至九七九页。

  (注一三)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九二八至九三○页。

  (注一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注一五)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节,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页。

  (注一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一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三页。

  (注一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第九五六至九六二页。

  (注一九)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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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接触、渗透、组织战与群众运动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28页,第329页,第330页,第331页,第332页,第333页,第334页

  〔第328页〕

  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战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其敌人从外部的进攻与从内部的颠覆之协调。为了协调这内外两方面的攻击,必须将军事的武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武器综合使用。为〔第329页〕了使用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战术,首先要对敌人的社会结构加以分析,来决定其如何接触这个社会、渗

  透这个社会,应该组织那些政治社会势力,而攻击那个政治社会势力。

  第一节 接触与渗透

  国际共产党的组织战,第一个战术就是接触群众的战术。我们必须知道共党所谓「群众」,就是他进行争取的目标,也就是他企图建立的基地。无论是政府、军队、工厂、产业组织,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民众和社会团体,凡是他要争取同情,建立组织,或是他所要分化瓦解和破坏颠覆的目标,他就先要使用各种方法,接触他、渗透他。这种方法,也就是他施用颠覆战术的第一步骤。今举例如下:

  一、民国九年以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中共)屡次要求我们中国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假借本党的组织与机关,来与一般革命民众取得接触,以便利他的渗透,而最后的一着,就是他假借国民革命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其赤化中国的目的。(注一)

  二、民国二十三年,国民政府五次围剿已告成功之后,共匪与我们不断的接触,屡次要求停战议和。此后抗战期间,他更是与我政府五次进行商谈。(注二)

  三、民国十三年我们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而接受了苏俄第一次的援助。二十六年我们为了对日抗战,而接受了他第二次的援助。他这两度对我们的军事援助,当然有利于我们的北伐和抗战,但是我们接受他这种援助,同时也是他共党对我们北伐抗战中政治渗透的媒介,和颠覆我们国家的惟一导线。〔第330页〕(注三)

  四、抗战结束之后,共匪对政府一面和平商谈,一面武装叛乱,造成边打边谈之局。(注四)

  总之,苏俄及中共对我们国家社会以及其对于我们革命抗战,最初乃是以和平共存的姿态,或道义与物质的援助,利用我们国家的需要与国民的好感,而施展其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渗透的方法。到了他的党的组织和武装暴力滋长蔓延的时候,那就是他对我们进行其斗争和颠覆的时候了。但是我们政府对共党及其匪军的方针,如能始终采取封锁隔绝,积极对他全力作战,即无论其武力增加至如何程度,匪区扩展至如何范围,他最后仍必失败在我们手里。否则假使我政府一旦容许他接触、商谈并举行会议的

  时候,那他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埋伏渗透、分化挑拨各种战术,就接踵而来,我们政府也就不能不中他的诡计了。

  第二节 组织战的各种方式

  共党的非军事武器,以组织武器为其主要的一种。如他没有这个组织武器,那无论是宣传战、情报战、群众战,或是谋略战,他都无从做起。换句话说,宣传是一种组织,情报是一种组织,群众运动亦是一种组织,并且他要协调这宣传、情报与群众运动等各种组织工作,纔能发挥其总谋略战。共党的这些组织所构成的非军事武器的无形战力,其效用比任何有形的军事武器为更强。

  共匪的所谓「党的建设」,就是他在群众中建立党团的组织。但是他对敌作战,并不是直接使用他〔第331页〕这一组织。他要组织各种战线或外卫与前进岗位来作战,其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如下:

  一、在我政府宣布共匪为非法而禁止其活动的时期,他组成各种外卫团体,替他提出政治主张,煽动群众,并掩蔽共匪的本来面目,而不用共党的名义来活动。民国二十四年上海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就是最好的实例。(注五)

  二、共匪为了接触广大的群众,开拓自己的前途,乃渗透其它党派,使其受他的操纵,替他做工作,而不居共党的名义。民国十六年武汉的「左派」,名为中国国民党,而实际上乃是共匪的傀儡工具。(注六)

  三、共匪在特定的群众中,组织特定的团体,来执行其所赋予的任务。无论是工会、商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学生会,或是其它群众团体,只要是共党策动和操纵的,都是他的组织武器。例如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北平,以及其它各地的职业学生,鼓动学潮,群赴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政府肆行示威和侮蔑(注七)。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南京、上海、武昌、昆明等地的职业学生,到处煽动反美运动。(注八)关于中共的反美运动,将在下面第六章另作说明。

  四、共匪为了筹集政治活动的经费,并掩护其政治通讯和军事交通,乃组织各种金融商业机构。关于中共的贸易战,亦将在下面第六章另有说明。

  五、共匪为了采取情报,或进行其「兵运」与「城工」,而组织其间谍网。这种组织常以各种形式,如银行、商店、教会、学校、报馆、书铺、旅馆、妓馆、戏馆、黑社会,以及国际团体、科学团体,〔第332页〕为其掩护。

  以上各种团体和机关,都是共匪的组织目标之所在。但这些团体和机构的本身,虽已被其完全利用,而其中还是有许多仍在懵憧不觉之中,甚至毫不自知其已为共党所欺蒙与控制的,可是他对这些懵憧不觉的组织武器,亦就是他从敌人的内部攻击敌人最为有效的工具。而组织武器与其军事武器之综合运用,乃构成共匪的总体战。

  第三节 群众运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对共匪的群众运动,加以说明。我们民主法治国家里面,在宪法与法律保障之下,人民享有政治的自由权利。政府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居住、信仰和言论出版,不能加以干涉,且应予以保护。但是我们应当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只要有共匪存在和发展的处所,他就要假借自由来破坏自由。凡是共匪份子渗透的群众团体,和他发起的群众运动,都是利用他少数人的组织来对多数人控制和利用。政府如对这种团体,和一切为共匪张目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集体请愿,各种暴行,加以取

  缔,或予以解散,一般人就不免直接间接的受共匪的影响,反而指责政府不尊重人权,和不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权利。殊不知政府如不取缔共匪及其外卫所组织的群众团体,并解散其所策动的群众运动,在实际上,即不能保障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甚至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宁秩序。最显明的事实,就是到了共匪以其组织武器从我们政治社会的内部的攻击,与其以军事武器对我们军队的前线的攻击,两者协调,而〔第333页〕使我中国大陆关进苏俄共产帝国的铁幕的时候,我大陆上全体人民的自由权利也就在俄帝共匪两重压迫之下,剥夺净尽了。

  第四节 矛盾律与质变律的运用

  共党在其接触群众,渗透社会,而建立其党团的组织,并煽起其群众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与质变律之运用,不仅极尽其诡诈,并且是极尽其残酷的手段。他运用矛盾律,不只利用敌人社会政治组织已有的矛盾,并且使用狡诈残忍的手段,制造其矛盾。来进行他的渗透和发展他的组织。他运用质变律,要把群众的经济和社会的要求,转变为政治斗争和武装暴动,在这种转变的关头,他利用其组织的力量,对一般群众,造谣构煽,威迫利诱,使其游行示威,并激起其与军警的冲突,制造流血惨案,来扩大事变,到了最后,大多数群众是解散了,但是只要他共党能够把那些失去理智而盲目冲动的少数份子转入地下活动,受他的控制和指使,做他的武装暴力的器材,这就达到了他群众运动的目的。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页;第十节,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关于商谈各节,第九七二页,第九八五页,第九九二页,第九九八页及第九九九页。

  (注三)本书第二编第三章,第四节;第一一○七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关于政治协商及军事调处各节,第一○二五页,第一○二六页,第一○二九页,第一○三○页,第一○三二页,第一○三七页。

  〔第334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九五二至九五三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第九四八至九五○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一○四九至一○五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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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贸易战与基地战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34页,第335页,第336页,第337页

  〔第334页〕

  第一节 贸易战

  在共党的渗透和组织战的各种方式中,我们对于其贸易战,要特加说明。

  列宁在一九二○年的一个演说里,解释他为什么特许外国工商业者以优惠条件,说道:

  「我这演说的主要命题,是证明如下的两点:第一、每一战争都是平时政策之继续,不过是另一方式;第二、我们特许的条件,乃是战争的继续,不过是另一方式与另一手段。如若相信关于这些条件的和平协议,是对于资本家的和平协议,那是错误的。这种协议是等于战争的。」(注一)

  我们要特别警觉的,就是这「对资本家的协议,乃是战争的继续」的一句话。中共匪区对外贸易所用的斗争方式,更可作为列宁这句话的证明。我们从过去中共的贸易战中,所能发现的重要事例,略举于下:

  一、抗战期间,中共突破我们国军对日军占领区的封锁线,来进行其走私。他走私所得的款项,乃〔第335页〕用作他的政治斗争与其组织宣传的经费。(注二)

  二、中共在其匪区内种植鸦片,向自由区走私,并经营外来鸦片吗啡及海洛英的贸易。其目的为筹集政治斗争经费,尤其是毒化我们抗战的军民,使其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且趋于颓废。(注三)

  三、抗战结束之后,我政府努力控制金融市场,来维持法币的币值。而中共从其匪区及其对外贸易中,大量搜刮黄金银元,以及法币,向我大城市金融市场,破坏政府的金融物价管制法令,以投机行为,助长金融物价的风潮。

  四、一般投机商人,进出匪区,替他走私,或在我工商城市中,替他进行贸易。中共乃以控制他们在匪区中的存款或存货,或控制他们在匪区中的商店等方法,使其不能不为匪工作。

  五、一般商人,如有商店沦入匪区,中共即控制其商店,而迫使其在上海或其它城市中的本店或支店,容纳匪干,且加以掩护。于是这些商店也就变成共匪的城工特务机构。

  第二节 基地战

  在前章中所说的中共群众运动的各种方式中,我们所应特别注意的,就是抗战结束之后,美国调处期间及其后来之反美运动。中共反美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军在中国的驻军问题。而他乃指为美军驻地为美国的基地,而加以攻击。他这一斗争方式就是今日各国共党对于美国基地争夺战的先例:

  一、滥用国家主权的观念,作为其反对美国在华驻军的口实。谁都知道,美国派遣军队来华,乃是〔第336页〕根据盟约,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这并不能算是什么基地,因而对于我们国家主权行政的完整,是没有任何侵害的。但是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却是强词夺理,称之为美军侵华的基地,并指责美军驻

  华,是侵略我国的领土,损害我国的主权,并指责美军协助我军在天津、青岛等地受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注四)

  二、诋毁中美条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契据,并诬蔑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援助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行为。(注五)

  三、利用并制造案件,挑拨中国人民对美的仇恨。例如三十五年十二月北平发生沈崇案,中共即借口发起所谓「抗暴运动」,来煽动群众,使其反对美国在华驻军。(注六)

  四、直接袭击美军,为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撤退驻华美军运动,提供宣传数据。(注七)

  共匪在其贸易战中,对于矛盾律及质变律之运用,尤为显明。共党知道资本家乃至一般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匪区,一方面怀拖着恐惧的心理,一方面又愿与其通商。这一矛盾,遂为共党所利用。只要他们与共党在贸易上发生了关系,也就由无形而有形,由无意而有意,受其控制,供其驱使。到了他们全部的资产和营业,都沦入匪区,于是他们在共匪三反五反,(注八)公私合营各种斗争方式之下,家破人亡,也就后悔无及了。

  共匪在其反美运动中,利用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感情,来排斥美国驻华军队,诬之为美国侵华的基地。但是到了他控制了中国大陆,整个献给苏俄,作为他东侵太平洋的基地的时候,他在苏俄的面前,〔第337页〕不仅不再提有什么国家主权,并且对于中国一般国民,更施用其极尽残酷的「洗脑工作」,要把民族感

  情毁弃无余。他这样假借民族主义来破坏我们中国的国际合作政策,然后再用苏俄的国际主义来摧毁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显然更是他矛盾律与否定律之运用了。

  (注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册六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节,第九九六至九九八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节,第九九六至九九八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七节,第一○一二至一○一四页。

  (注五、注六、注七)均参看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一○四九至一○五一页。

  (注八)民国四十一年之初,共匪由其「三反运动」发展为「四反」和「五反运动」。所谓「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这个运动乃是直接针对着他的干部,而间接打击工商业者。所谓「四反」,就是「反行贿」、「反漏税」、「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资财」。所谓「五反」,就是「四反」之外,再加「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种「运动」的目的,乃是对于工商业者的财富,展开其原始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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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伪装、诈术、奇袭与宣传战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37页,第338页,第339页,第340页,第341页,第342页,第343页,第344页,第345页,第346页,第347页,第348页

  〔第337页〕

  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政治战术之中,伪装与诈术有其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他要施展其任何一种战术,和他运用各种卑劣手段,都要先以这伪装与诈术为之掩饰,而其主要目的,又在使其政治军事的攻击能够发挥奇袭的效用。我们可以说,共党在其政治作战中,无论其一言一行,一静一动,以至于一颦一笑,一啼一哭,随时随地所施展的,无不是他的伪装,也无不是他的诈术。

  〔第338页〕

  至于他共党的政治战术,可以说全部都是他军事的伪装;他的宣传,也可以说全部都是他政治的诈术。共党的外貌宣传,是与其实际行为和真正的事实,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伪装」和「诈术」的一节中,分析他在宣传战中所经过的事实。

  第一节 伪装

  共产主义的伪装就是利用其它思想和行动方式,来隐蔽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三十年来,俄共及其侵华工具的中共,对于其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常利用各种伪装,来隐蔽其共产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现在略举其显明而且重要的事例如下:

  一、思想的伪装 共党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三度和平共存的时期,都是以三民主义隐蔽其共产主义,而在三民主义的伪装之下,宣传其共产主义。

  (子)在第一个时期,民国十三年一月,李大钊向我们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申明书」,代表共党份子声明其加入本党,是服从 国父的领导,为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来奋斗。(注一)但在实际上,中共党徒乃是假借三民主义来宣传马克斯主义。(注二)

  (丑)在第二时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发表宣言,表明「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注三)

  (寅)到了二十九年六月,毛泽东发表其所谓「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第339页〕两阶段革命」的谬说,而在其「第一阶段」中,解释其「新民主主义」为新三民主义,他仍然要伪装三民主义来隐蔽其目的。(注四)他在第三时期中,即是在这一伪装之下,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来进行其对我们政府和本党的政治作战。

  二、民族的伪装 自民国十年,俄共制造其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组织,即是伪装民族主义,来隐蔽其国际主义的目的和内容。现在举其经过的事例于下:

  (子)十二年一月,越飞声明苏俄协助我们中国的统一独立事业。(注五)此后五年之间,中共的企图,就是要利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假借我们国民革命的名义,来达到其统一中国而实行苏维埃化的目的。(注六)

  (丑)三十二年,正是我国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就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的时期。莫斯科为了破坏我们抗战的成果,阻止我们中国战后的复兴,乃解散共产国际,以隐蔽俄共与中共的直接关系。(注七)当时中共已经进行其整风运动,提出「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表示其为中国的一个政党,而不是苏俄的工具。他披上了民族伪装之后,乃开始对我政府作全面的政治攻击,并准备其武装叛乱。(注八)

  三、民主的伪装 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国民革命战争,在其实质上,就是民族独立自由战争。共党要把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利用民主的伪装,来施展其「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的政治战术。换句话说,他先要利用民主斗争,来分裂〔第340页〕我们民族革命的阵营,而后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之下,发展其阶级斗争,来颠覆我们政府,而建立其傀儡政权。今举其显明的实例如下:

  (子)民国十六年,共党在武汉所用的口号,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就是民国二十九年以后,共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前身。(注九)

  (丑)民国二十六年以后,共党参加我们抗战阵营,最初是利用民族的伪装,后来却为了转变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而改用民主的伪装。(注一○)到了抗战结束以后,共党对我政府所施用的政治战术,更是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伪装之下,来进行其颠覆工作的。(注一一)

  四、土改的伪装 抗战期间及战后,国际社会久已盛称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但是,中共的「土改」,实际上是他制造集体农场和军事动员的手段。(注一二)而国际共产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也就是替中共制造其伪装,以掩蔽其控制农民,全面动员,来建立其武装叛乱最后决战的根基。

  第二节 诈术

  诈术的目的,是要敌人误解其对方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使其作战更易进行,且更有效力。

  共党最怕的是中敌人的诈术,而又惯于对敌人施用诈术。无论是情报、宣传、和谈或军事,都是他施用诈术的领域。除了宣传上的诈术,留在后面再说以外,本节举其最显著的诈术,略加说明于下:

  〔第341页〕

  一、情报上的诈术 世界各国的共党,都是苏俄的间谍组织,中共匪党当然亦是如此。他在我们政府中偷取情报,同时他封锁匪区的情报,更进一步捏造关于我中国政府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虚伪情报,供给西方国家,来紊乱其对我国的观感。这就是他在情报上最为惯用的诈术。

  二、攻防并用的诈术 以防御的态势而施行攻击,这亦是共匪在斗争中所惯用的一种伪装战术,同时也是他的重要的诈术。我们知道,共匪的军事行动常取攻势,但是他惯常的战术,是采取防御的态势,来掩蔽他的攻击。在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之间,他就是使用这种诈术。他到处袭击我们国军,而于国军应战时,却在国际上诬蔑我们破坏停战协议。(注一三)

  三、和战并用的诈术 共匪另一个重要的诈术,乃是将战争威胁与和平商谈,交互使用,造成一张一弛的局势,或将两者同时使用,造成边打边谈的局势。这种诈术可以打击我们前方的士气,阻碍我们后方的动员,动摇我们政府的内部,混乱国际社会的观听。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共匪对我们政府所施用边打边谈的诈术,就是最好的实例。(注一四)尤其是共匪在其和战并用的时候,对于和平商谈,又有其全副的诈术。他屡次与我们政府进行和谈,都有其一定的方式。在商谈军事问题时,他必然提出政治问题,在商谈政治问题时,他必然主张召开一种会议。在举行会议时,他首先对议程作疲劳的争执,或者达到他拖延的目的,或者先在这初步的谈判上,争取其突击的胜利。至于他在战力不足或军事失败时,就要求和谈,来掩护其军事整理和战力的补充。这是他的一种通常的诈术,自然是不足为奇。但是他在胜利时,或战力相等时,也要利用和谈,来分化我们反共的阵营,使其胜利更加容易与彻底。这〔第342页〕是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希望大家对此特别留心才行。尤其是他在停战协议或和平条约上签字,就是要破坏这个条约来准备着随时翻案。他在和谈破裂时,更转嫁其破裂的责任于政府。所以和谈更是共匪一种伪装的战法,亦就是他一种惯用的诈术。

  第三节 奇袭

  秘密、机动、伪装、诈术,都是攻击构成奇袭的条件。这些都是中共所惯用的手段。所以他历来在政治战、宣传战和军事战上,常能施展其战术的奇袭。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在政治战上,中共对我们政府进行其斗争,常从一个方式转换为另一方式,而使其新斗争方式发挥其奇袭的效用。即如其在军事作战中,突然提出和议;又如其在和谈进行中,突然施行武装攻击,乃使我们政府陷于被动的地位。这都是他惯用的战法。

  二、在宣传战上,共党认为「最好的防御是攻击」。这一原则在他的宣传战上更是应用得最得意的。当敌人对他的甲点施行攻势宣传,而使其无法辩护时,他转换一个角度,就是在其敌人猝不及防的乙点上,施行奇袭。如此乃使其敌人不能不放弃其对甲点的攻势宣传,而转换为对乙点的守势宣传,而其敌人的宣传战亦即从主动转为被动。这也是他惯用的战法。

  三、在军事战上,共匪自夸其「红军的作战,一般都是奇袭」。但这是在其敌人进入他匪军所组织的民众及其游击战所能达到的地区之内,不能不分兵防卫自己的阵地,因而陷于被动的地位,他纔能集〔第343页〕中其兵力,而施逞其突击和奇袭。反之,如其敌人步步为营,坚壁清野,使匪军无法展开其游击战,亦无从寻找空隙来进行其突击,那他的奇袭即无所施其技了。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国军第一次围剿开始,至二十二年一月第四次围剿结束,匪军的战法,是以游击战,牵制我们国军的正面或侧翼,而集中其兵力,向国军的两个部队之间的空隙,对国军实力比较薄弱的部队的侧翼或后方,迂回突袭。第一次围剿的龙冈之战,第二次围剿的富田之战,第三次围剿的良村之战,以及第四次围剿的黎川之战,匪军的奇袭,都得了手。

  但是我们第五次围剿,采取战略的攻势,和战术的守势,处处设防,步步为营,束小了匪区的范围,使他的小部队不能展开其游击,而他的主力亦不能施逞其突击。以前四次团剿时期,匪军的一切调度,必期其第一个战斗能够得手,来影响其整个战局。到了第五次围剿时期,他第一个战斗,即第二次黎川会战,完全失败,以后他展转作战于我们国军的主力与碉堡之间,始终不能取得主动,获致胜利。到了最后,他就只有化整为零,向西逃窜了。

  第四节 宣传战

  宣传战是使用文字语言或其它符号,影响敌人的心理和情感,使其依照我方的意志而思索和行动。我们知道,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宣传战乃是直接诉诸敌人的意志,使其动摇、改变或屈服。所以宣传战就是俄共不使用军事武器,不进入军事战场,而击败其敌人的主要战术。

  〔第344页〕

  要使敌人接受我方的宣传,必须将宣传隐蔽起来,使敌人不知其为宣传,他才能接受。俄共不承认宇宙间有什么真理。但他偏要用「真理」的名义来说服群众,或克服敌人的意志,这「真理」在其本质上,不过是隐蔽宣传,使群众或敌人不知其为宣传而予以接受的一种武器。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从俄共及其国际「同志」和同路人的文字语言中,发现任何真理。我们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共党的宣传,都是撒谎诬陷,欺世骗人的诈术。共党的宣传战的特征如下:

  一、诡辩 共党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他的思想武器。他的唯物论是要打破他人的一切理想和信仰,他的辩证法就是运用其诡辩,使他人相信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矛盾和斗争,而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诡辩,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否认民族性,甚至否认人性,而认为人类只有阶级性,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点!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要准备我们中国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以便其出卖民族,制造其俄共傀儡苏维埃政权。所以他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整风运动的阶段,先使其一般干部丧失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然后才能达到其最后目的。(注一五)

  二、造谣 听信谣言也许是一般社会的习性。共党利用这一社会弱点,乃以传布谣言来夸大他的力量,打击政府的威信,动摇国际观感,制造社会恐慌,瓦解反共心理,这是共党在宣传战中,最重要的一种战法。例如抗战期间,他时常散布谣言,说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进行和谈。更进一步,他又利用这种谣言,作为他对国际宣传的资料,使盟国人士相信我们国民政府内部有投降派,要对日妥协,乃是为了要对共党发动「内战」的原故。(注一六)

  〔第345页〕

  又如三十七年戡乱期间,共党及其外卫团体,散放谣言,说我们政府与他要求和谈,以造成社会的疑团,希望和谈的实现。到了他宣传奏效,一般人相信国家非和谈即无出路的时候,他又散放烟幕,说「蒋总统要下野,纔有和谈」了。(注一七)

  三、撒谎 对群众的宣传要简单,要反复,才能发生影响。共党的宣传战,更进一步,惯用「假逻辑」,制造一种简单的口号,反复鼓吹,来欺骗群众。即如共党及其外卫团体所宣传的「反共即是法西斯」,就是一个假逻辑(注一八)。事实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反对民主政治的。我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中国为民主国家。所以我们反共,亦反对法西斯。但是共党为了破坏我们剿匪戡乱的政策,乃提出「反共即是法西斯」的口号,使一般人误信共党要民主,要自由,甚至误信他是民主党派,和土地改革派,反而指我们的反共是独裁、是法西斯。(注一九)

  四、威胁 我们如对于某一问题,发表意见,提出两个以上的解决方法,这是讨论,而不是宣传。对于群众的宣传,一个问题,只给他一个答案,才能发生影响。共党对于这一要诀,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限。他的宣传,常为狂妄的武断,且带有猛烈的威胁性。他要屈服你的意志时,他就在中外的社会上,发动无数的报刊、无数的会议、无数的讨论、无数的耳语,无形的来攻击你,但在表面上,他好像是劝告你,而实际是威胁你。他一面与你和谈,而另一面对你威胁,这种威胁的宣传战,最显著的实例,就是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间,本党中央在广州时,一般党员几于没有人敢说一句反共的话,而本党中央到后来也就几于完全被他控制。(注二○)又如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之间,一般政治和社会人士,几于〔第346页〕没有人敢反对和谈,也没有人敢提戡乱动员了。(注二一)由此可见共党的威胁宣传,在社会政治上的影响如何了。(注二二)

  第五节 矛盾律与否定律的运用

  共党的伪装、诈术和宣传战,就是他对辩证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的运用。例如他以政治战术掩蔽其军事战术,以防御的姿态掩蔽其攻击的行动,以及其宣传战乃是诡辩与撒谎,诱惑与威胁的结合,都是基于「矛盾的统一」的原理。又如他以和谈否定敌人对他的战斗,同时又以战斗否定他与敌人的和谈,就是基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总之,共党的宣传战法,不仅是无恶不作,而且是无中生有。尤其是他虚构事实,捏造伪证,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更是他认为宣传的道德。他如以「人」为对象的宣传,乃可使魔鬼变为上帝来造就他,亦可诬上帝为魔鬼来毁灭他。他如以「物」为对象的宣传,乃可使地狱变为天堂来诱惑世人,亦可指天堂成为地狱来恫吓世人。因此更可了解共党的外貌宣传,是与其实际行为完全相反的。最显明的是他自己剥夺民众的自由,而对政府要求一切政治自由。他所侵占的地区以内,完全是黑暗和控制,而对外宣传他政治的民主和光明。他所谓「人民」,就是榨压人民的共党本身。他所谓「解放」,就是奴役。他所谓「和平」,乃是战争的另一方式。他所谓「共存」,就是由他单独统制的变相。所以他所扮演的笑容,亦就是他最狰狞的另一面目。这是我们自由世界,对俄共卑劣的宣传战法,应该彻底认识,而且必须予以随时戳穿和反击,那才可打破他一切宣传的邪恶伎俩,而不〔第347页〕为其挑拨离间的诡谋所乘,亦不为其威胁利诱的诈术所动。这是目前团结反共力量的第一要务。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八节,第九二○至九二二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节,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四)毛泽东妄以三民主义为其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最低纲领」,而以社会主义为此阶段的「最高纲领」。其实,他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仍为过渡阶段,他要从此过渡到苏维埃的阶段,纔是他所追求的目的。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五节,第九八七至九八九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十〕共党企图转变我抗日的民族战争为内战,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他利用「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来打击国民政府,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页。

  (注十一)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一○九一页。

  (注十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四节,第一○四五至一○四八页。

  (注十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注十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页。

  (注十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

  (注十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九八九至九九○页。

  (注十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第348页〕

  (注十八)勒朋所著「群众」,英译本,第六六页至六七页:「一连串的逻辑的辩论,是群众根本不能了解的。可以说,他们并不推理;或是说,他们是假推理,他们不受推理的影响。……群众所接受的判断,只是加给他们的判断,而不是他们讨论所达到的判断。」共党使用假逻辑作宣传,即是如此。

  (注十九)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第一○七○至一○八三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九二八至九三○页。

  (注二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二节,第一○二二至第一○二三页。

  (注二二)一九三三年德国宣传专家哈达莫夫斯基所著「宣传与国家机构」,以为「宣传与恐怖不是相反的。事实上,暴力可作为宣传中必要的一部分。暴力的作用,是激起群众的注意,使其受宣传者意志的操纵之闪电式的效力。」纳粹主义的宣传如此,共产主义的宣传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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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和平谈判与停战协议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48页,第349页,第350页,第351页

  〔第348页〕

  共匪在「和平共存」的口号之下,有两种斗争方式,最容易使自由世界认为他真是争取和平,或真是实现和平的途径。

  第一节 和平谈判

  一般人认为和平谈判是从战争转入和平的途径。凡是苏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谈判」的时候,自由世界的人们,立刻认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战争,而愿意和平了。其实共党的「和平谈判」不是和平的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和谈,不是为了达到和平的结果,而是为了达到作战的目的。以中共匪〔第349页〕党与我们国民政府历次的和谈为例,和谈的作用有下列的几种:

  一、和谈可以延缓我们对他的攻击。如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共匪提出「停战议和」,就是缓兵之计。(注一)

  二、和谈可以掩蔽共匪的武装变乱。如抗战期间,第一次至第三次商谈,即是他武装变乱的烟幕。(注二)

  三、和谈可以增强中立主义的声势,而扩张其外卫的后备力量。如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在重庆的和谈,就是这个作用。(注三)

  四、和谈可以打击我们的士气。如抗战结束以后之和平商谈及军事调处,即是这个作用。(注四)

  五、和谈可以使自由世界发生「两个中国」的印象。(注五)

  所以俄共与中共都善于疲劳谈判。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信给他的「同志」说道:「你来信说,你疲于通信和商谈。我完全了解你,但是你必须耐烦。你一旦担任谈判工作,便不许你慌张或失望,否则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注六)他这话,就是布尔雪维克与其它党派商谈方式的教条。由此亦可见俄共与中共的疲劳谈判,也就是他共产集团的一种斗争方式。

  第二节 停战协议

  「喘息战术」是俄共惯用的一种方法,他为了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不只与敌人和平谈判,并可与〔第350页〕敌人签订一个停战协议,甚至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协定。列宁对他的党徒说:「除非我被迫不得已,我并没有意思履行他。」又说:「这个条约是

  可耻的么?每一个真诚的农工将要说我是对的,因为他懂得和平是集结实力的一个手段。……历史告诉我们说,和平是为了另一战争的喘息,而战争乃是取得一个或者好些或者坏些的和平之方法。」(注七)这是俄共喘息战术的一个最显明的教条。

  共党这个战术并不是单纯的防御。共党利用和谈与停战,来整补他的部队,准备下一次攻击,或是为了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分化敌人的同盟者,打击敌人士气,瓦解敌人内部的团结。这都是他和谈与停战的积极作用。

  一、共匪向我们要求停战,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五年,他从陕北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议和的要求。(注八)二十六年中共的四项诺言,也就是他所签订的停战协议。(注九)

  二、共匪与我国民政府签订停战协议,最后一次是三十五年一月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与马歇尔特使「三人小组」的协议。(注一○)共匪这次的和平谈判,接受了美国调处而又破坏这个调处,签订了停战协议而又破坏这个协议。他利用这一协议对我政府所加的约束,而他自己不受其中任何条款的一个字句的约束。于是他在政治和军事作战上,处处都能保持其主动,时时都可肆行其攻击。这一实例最足以说明他的「喘息战术」不是单纯的防御,而具有攻击的作用。(注一一)

  我们如依辩证法的否定律来判断苏俄及共匪的和谈与停战,即可把握其本质。为什么苏俄及共匪对〔第351页〕于一个战争,要进行和平商谈,要签订一个停战协议,但是他一面尽管实行和谈而一面仍在进行作战,并且一面签订停战协议而一面随即破坏这停战协议呢?我们要知道,在苏俄及共匪的思想上,认为和谈与停战乃是战争的否定,而破坏和谈与停战协议乃是他「否定之否定」。当他的武力战不能制胜的时候,他就否定战争而与其敌人进行和平商谈,甚至签订停战协议。到了他的政治战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动摇了敌人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士气,以至完成了他作战准备的时候,他再否定其和谈与停战,而实行其最后决战,以收获其战果。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第二十三节,第九八五至九八六页;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六节,第一○一○至一○一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二五页以下。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九八九至九九○页。

  (注六)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册二四七页。

  (注七)列宁「战争与和平」,选集第七册,第三○一页至三○二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页至九六五页。

  (注十)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注十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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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52页,第353页,第354页

  〔第352页〕

  共党「和平共存」的斗争方式,还有两种,不祇使自由世界误信他是争取和平,并且使自由世界误认他是争取民主。但在实质上,这两者仍然是共党惯用的战术。

  第一节 合法地位

  在自由国家里,如果共党的斗争正在发展,他就要「转变合法为非法」——叛乱。如果他受了政府的打击,而不能不退却,他就要向政府争取合法地位。争取合法地位乃是他的防御战之一种方式。

  民国十六年四月,国民政府实行清党。此后共匪即成为非法的组织,而他们即在湘赣豫鄂皖等省的山区,以流寇的方式作武装暴动。到了二十三年十月以后,匪军从赣南展转流窜而到陕北,乃于二十五年五月乞降。此后,他每次商谈,必要求合法政党的地位。(注一)我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一面收编匪军,一面以政治方法解决共党的问题。其解决的方针,就是容许共党参加对日抗战,至于其政党的合法地位,要到宪政时期,依宪法办理。

  为什么我们不许他享有政党的合法地位呢?因为共匪惯用的伎俩,就是他利用其合法地位,在群众中发展组织,并准备武装暴动的各种条件,一有机会,就乘机而起。所以争取合法地位,乃是他防御战的一种方式,而随时准备着转守为攻。我们要防范他利用合法地位而实施其非法活动,亦就是要制止他〔第353页〕「转变合法为非法」的狡计,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给他以合法地位。

  第二节 议会政治

  马克斯主义是反对议会政治的。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更确定「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革命唯一的政权形式。列宁说:「所谓专政的科学定义,就是直接基于暴力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绝对不受任何规程的限制。」(注二)这种暴力政权,当然是与议会政治和法治主义完全相反的。

  但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共党并不是不参加议会。列宁在一九二○年说道:「布尔雪维克参加过最反动的国会。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参加,对于布尔雪维克准备第二次革命(指十月革命)不但是有益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共党参加议会,不是赞成议会政治,而是为了破坏议会。列宁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参加国会,不但无害于无产阶级,而且使我们更容易向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国会必须解散。」(注三)

  在抗战时期,共匪参加国民参政会。(注四)他的参加,并不是他赞成议会政治,而是他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当做政治作战的场所,而他最后的手段,乃是退席和拒绝出席,来抵制国民参政会不利于他的决议。这就是他参加议会而破坏议会的一种战术。(注五)到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大会开会,共匪拒绝推选代表出席,企图阻止大会,破坏政府威信。他这一着没有成功,就公然发动全面武装叛变。(注六)

  〔第354页〕

  共党为了准备其非法叛乱而争取合法地位,并且为了破坏议会政治而参加议会活动,他这种斗争方式,如依辩证法来分析,也不过是矛盾律与质变律的运用而已。共党认为每一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而当其矛盾发展而由量变质的时候,这个事物必然转变为其相反的事物。所以他争取合法地位,是为了破坏法律,而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叛乱;他参加议会就是为了破坏议会,而转变民主政治为独裁专制。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第九八五页;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页,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册第四四一页。

  (注三)列宁「左倾幼稚病」,选集第十册,第一○一页及一○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第一○四三至一○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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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联合政府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版面原件:第354页,第355页,第356页,第357页

  〔第354页〕

  前面所说共党在其国内所施展的一切政治战术,都是为了他最后决战,来夺取政权。现在要说明共党和平共存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其最后的一步就是他所谓「联合政府」。

  民主国家的一般人士误认共党所主张的「联合政府」,就是议会中两个以上政党联合起来,组织内阁。这联合内阁,或是网罗议会中所有的党派而成为举国一致的政府,或是联合其议会中的几个政党而取得议会中多数的支持。民主国家在紧急危难时期或是对外战争时期,往往成立这种联合政府,来克服〔第355页〕国难,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是共党他的所谓「联合政府」,乃是一个政治口号和一种渗透与颠覆的政治战术,而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采取的联合政府的精神。他这种战术是从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所采取的「两重政权」的战术,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这样「联合政府」,亦是国际共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主要战术之一。

  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把这个战术应用于我们中国,演成了「联合战线」和「联合政府」口号的政治斗争方式。分析说明如下:

  一、民国十三年,共产份子加入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形式上是采取其所谓「联合战线」,而在实质上,他的企图是要在「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中,煽起工人和农民暴动,来打倒本党,而制造其所谓苏维埃政权。(注一)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党制造中山舰事件,就是要实行政变,达到其组织苏维埃的目的。但是他这一企图是失败了。(注二)

  二、民国十六年,斯大林指使共党,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要把武汉左派的政权转移到共党的手里,而后组织其所谓苏维埃。但是他这一企图又因武汉实行「分共」而失败了。(注三)

  三、民国二十四年以后,中共奉行其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在抗战期间,始终以「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为其政治主张。(注四)但是他直到三十三年十一月,纔正式向我政府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我政府拒绝了他这一要求。(注五)

  〔第356页〕

  四、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伊宁事变之中,叛党向新疆省政府要求和平解决。新疆省政府为了和平解决事变,乃容纳伊犁叛党首领,并且任其为副主席。这可以说是斯大林在第二次大战最后阶段重新提出的两重政权战术的一个公式,在中国境内新疆省首先应用,亦就是他在东欧附庸国家所设立的「联合政府」的一个典型。(注六)

  五、民国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所协议的国民政府改组案,就是要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注七)后来因为中共和民主同盟要求其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保持否决权,而为其它各党派所反对,(注八)并且他共党屡次拒绝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企图阻止国民大会的召开。(注九)直到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三十六年元旦,由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乃与制宪各政党组织联合政府,但没有共党在内。于是共党以「联合政府」的方式而实行渗透颠覆的企图,亦终于失败。(注一○)

  两重政权的战术乃是共党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质变律和否定律的综合运用。列宁与斯大林虽同样运用这一战术,但列宁所运用的力量是群众暴动,而斯大林所运用的力量是组织武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有「工农兵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并存的事实」,列宁的两重政权战术就是利用这一事实,促使两者的分裂和斗争,而以苏维埃的群众暴动来打倒临时政府,取得政权。到了第二次大战结束期间,斯大林却是定下一个「联合政府」公式,指使中共及东欧各国共党,来制造政变。第一步由共党要求参加政府,第二步由他利用其政府机关的掩护,制造和发展其反政府的组织武器,第三步再来实行政变。可是我们对〔第357页〕于斯大林这一公式,是看得特别清楚的。因为他这一公式是从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之间,中共在我们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斗争经验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政府也就依据这同一时期的痛苦经验,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中共乃又采取暴力决战的方式来发动全面叛乱了。(注一一)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九一二至九一三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九至九八二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五节,第一○二六至一○二九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一○三九至一○四○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第一○四三至一○四五页。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注一一)关于共匪的暴力决战,参看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一○九一至一○九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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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版面原件:第13页,第14页,第15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

  〔第13页〕

  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距美国独立宣言之后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开始宣传其革命主义。至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创立其革命总部——兴中会于檀香山,成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就揭橥其推翻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的君主政体的主张。惟其当时的号召,虽为推翻满清专制,而其最后的目的则在使中国自列强侵略下获得解放,并使中国步入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革命成功以后,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遂相继而起,许多君主专制政治支配下的欧美各国,乃建立了民主政体,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若干曾为欧洲殖民地和保护国的亚非民族,亦获得了独立自由,其间两个主要的革命潮流,一个就是个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断争取,另一则为民族意识之逐渐觉醒,最后形成民族主义的怒潮,尤以在亚洲国家最为显著。

  〔第14页〕

  故美国革命之成功,乃为全世界被统治的民众,及其各民族,要求独立自由的愿望,实创一历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国父孙先生正当此中国海禁初开,中西文化接触的时期,乃潜心中国典籍,复深受西方教育,故能从现代的革命潮流,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更从中国的政治哲学,来评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其具体的一例,就是他汇合中国古来的考试和监察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主义于五权宪法的理论之中。更显明的一点,就是他所手创的三民主义完全符合美国林肯总统所称「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以为建立其中华民国的惟一蓝图。故其政治思想,无疑的是受美国独立及法国革命的理想之影响。

  一九一一年, 国父孙先生领导其革命党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断奋斗,在其革命运动十次失败之后,卒为中国人民建立了共和政体,就是产生了中华民国。惟在其革命政权初建,而基础尚未巩固之时,帝制余孽袁世凯乃凭借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结帝国主义,颠覆中华民国,恢复君主政体。于是国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体,因此而遭受其第一次的失败,这一帝制虽不久即归幻灭,惟北洋军阀割据纷争,使国家终陷入于混乱和破碎的状态,而 国父所手创的中华民国亦等于名存而实亡。

  国父孙先生为尽其革命建国的责任,乃继续奋斗,致力于国民革命,直至民国六年,始以广州为基地,准备北伐,以期削平军阀,再造共和,恢复其国家独立与自由。当时西方国家与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不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积极援助军阀,以阻挠国民革命之进行。故此十年之中, 孙先生为了革命建国的事业而寻求外援,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第15页〕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在俄国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新政体,并且使欧亚两洲人文主义的文化,都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共产制度的思想,创始于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宁的手上,更有其显著的发展。列宁推翻临时政府而建立其苏维埃组织,在理论上自称其为「转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且宣传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大多数民众的解放」,好像布尔雪维克是世界上最前进的革命政党,而共产主义,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上,马克斯主义乃是法国革命中的一种反革命的运动,亦就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列宁所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后继者所谓「人民民主」的极权主义政体,自是师承马克斯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马克斯主义在俄国渗入了大斯拉夫主义及沙皇专制主义的特征,倘如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苏俄和中共所谓苏维埃制度的残暴行为,亦必将大为惊诧。

  苏俄共产主义诱惑群众的宣传,就是使他们误信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为达到其乌托邦的惟一快捷方式,他为了世界革命,认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要他们的理想能够实现,即可为整个人类创造永久的理想国家。当时俄国革命对亚洲的民族运动,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因为一百余年来,西方殖民地主义的统治,在亚洲激起一般民众极端的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这一情势,对这些国家,施展其渗透和颠覆的阴谋,而推行其从亚洲向欧洲迂回的世界革命计划。

  当时中国在列强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之下,沦为次殖民地国家。俄共认为这是他在东方散播共产主〔第16页〕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齐釆林报告,和民国八年加拉罕宣言,声明苏俄准备放弃其在华特权,立即引起中国人民之向往,并博得其空前的好感。于是苏俄一面派遣外交使节,与北平政府开始谈判;一面派遣其国际共党党员与我 国父孙先生联系。但在此必须注意的,就是苏俄同时更在另一方面进行组织其共产国际支部之中国共产党,并供给其财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导和操纵。

  民国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孙先生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孙先生手订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国家统一的事业。俄共更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服从我 国父孙先生的领导,从事国民革命。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从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的联俄容共,至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的全面清党及国民政府对俄绝交。这一次尝试,就很快的归于失败。然而此后我们中国国民政府又经过了第二和第三次与苏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时期。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一年中苏复交,及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对日抗战发生,中共的乞降投诚,至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与五次和谈。第三次是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由中苏条约,政治协商,经共匪全面的叛乱,乃至大陆关入铁幕。而中共毛泽东在苏俄卵翼之下,凭借其武装暴力,来破坏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要骑在我全国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极权主义的统治。这不啻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为我们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时袁世凯挟帝国主义以击败 孙先〔第17页〕生所领导的革命新兴势力,而后帝制自为的历史重演,而其卖国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残暴方法,更不是北洋军阀所能企及。这就是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后结果。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第二次失败的惟一原因。

  关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败之后,仍不得不与俄共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再作两度「和平共存」的试验之环境,及其经过之事实,我深觉其有向我全国国民和世界各国举实相告的责任。大家应特加注意的一点,就是在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们政府的决策往往对于国内和国际上各种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虑,而受其牵制,所以我们反共斗争的行动,亦就不能不经由曲折迂回的路线,以至于中途遭受挫折。

  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们中国可说是世界上领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经历最久的国家,然而事势的演变与环境的压迫,使我们本党和政府虽看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仍不能不再三堕入侵略者的诡计。我们纵能确立坚决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与国际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而终于失败。所以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遍洒?我们爱国军民的鲜血和反共斗士的热泪。在另一方面,我在这反共斗争的经历之中,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本于 国父的遗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八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以及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广州参加革命政府,以至于今日,始终自矢为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而且确信中国全体同胞,对于革命建国的途径,亦惟有始终遵循着 国父所手创的〔第18页〕三民主义,乃为自救与救国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产、反奴役的斗争时期,更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我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的目标。

  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如其能唤起我全国同胞以及自由世界爱护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认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对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与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过是要你单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让他俄共独自生存,并听其第五纵队自由发展,而最后任其从外部来武装征服,或从内部来「和平转变」之一个简单符号。他这个「和平共存」的符号,换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后统制世界,奴役人类的一个代名词而已。故本着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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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     发展及其结果

  版面原件:第18页,第19页,第20页,第21页,第22页,第23页,第24页,第25页,第26页,第27页,第28页,第29页,第30页,第31页,第32页,第33页,第3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38页,第39页,第40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4页,第45页,第46页,第47页,第48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第52页,第53页,第54页,第55页

  〔第18页〕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时期(民国十三至十六年)

  〔第19页〕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注一)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第一个典型的附庸。

  如果不是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注二)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党,(注三)使中国的统一与独立,在我们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完成,那我中华民国早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布尔雪维克的试验场和苏俄的附庸国,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这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和四亿五千万人民,为其世界革命战争取之不竭、雄厚无比的基地与资源,向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战了。

  今日世人谁都认识俄共侵华的结果,造成了今日世界这样的危机。而且谁亦了解唯有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纔对于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贡献。我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从「联俄容共」到「全面清党」与「对俄绝交」(注四)的历史,在今日应当重新估定其在亚洲反共史上的意义及其对自由世界所发生的影响。

  (注一) 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五章中说:「吾国俗呼养子为螟蛉,盖有取于蜾蠃变螟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为『螟蛉』云。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蠃螟蛉蔽而〔第20页〕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蠃则生卵于螟蛉之体中;及蜾蠃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蠃之子也,是蜾蠃并未想变螟蛉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为己子之粮耳。所谓蔽而殪之者,即蜾蠃之蔽螟蛉于泥窝之中,并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于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却知觉,毫无自动能力,即使之活而不动,而暂保其躯体,不使腐烂。否则,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腐烂,不适于为粮矣。若其活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故蜾蠃者,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于螟蛉,而为将来适于其己子之食粮而已。」

  (注二)本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

  (注三)本章第十四节,第九三四至九三七页。

  (注四)本章第十七节,第九四三页。

  第二节 中国的革命建国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至五○),西欧的列强从海上叩中国的门户,帝俄亦从陆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东北。他们在中国取得租借地和租界为根据地,以领事裁判权与协议关税为保障,以铁路建筑及管理权,与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为线路,向内地伸张其经济政治的影响。一八九五年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计划如果实行,帝俄将取得中国黄河以北将近全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到了一九○○年,美国反对中国的瓜分,并提倡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在名义上乃得保持其独立而不亡。但是帝俄与日本对我们从东北〔第21页〕到西北的广大区域,仍不放松其领土要求。一九○四年日俄战争以后,战败的帝俄乃与日本成立谅解,在这区域内划分其势力范围。

  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倡导国民革命,其目的要从列强殖民地主义的压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建设独立自由的国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役,推翻了满清专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当时,革命建国的运动仍然没有完全成功。帝制余孽、北洋军阀——以袁世凯为首,凭借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专以恢复帝制、推翻民国为谋。尤以日本军阀从中鼓动各省地方军阀,割据自雄,以逞其干涉内政,宰割中国的野心。因而中华民国主权行政不能保持其完整,现代工业不能发达,而农业手工业趋于衰落。所谓民主政治者,不过是政客豪绅争权夺利的口实,一般民众的自由没有保障,生活益趋贫困。

  民国三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主战场,西方各国与帝俄都卷入战争漩涡,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一时减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信心是逐渐恢复了,新工业乃有长足的进步,国民经济亦有显著的发展。这是我们国民革命发展的契机。那时中国国民党虽然没有什么革命的武力,也没有得到什么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其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却深植于全国国民的心中,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普遍而激剧的影响。

  第三节 中俄和平共存开始之前,苏俄对华第一次友好宣言

  〔第2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接近中国西北边境的俄罗斯帝国内部发生了革命。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领导布尔雪维克政变的成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标榜,马克斯共产主义的号召,使世界为之震惊。

  大战结束之后,西欧列强都转向中国,企图恢复他们的特权。苏维埃俄国却单独对中国作友好的表示。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釆林(G?V?Chicherin)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oKarakhan)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釆林这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它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

  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他这一个宣言真是使中国全体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百年来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苏维埃俄国是首先自动撤废了,故其对中国影响之大,而其所收获之富,亦是史无前例的。但在实际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三月才到达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才派越飞(AdolfJoffe)来和北京政府谈判。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第23页〕,再派加拉罕来继续谈判。他们在谈判中间,屡次食言翻案,最显著的一着,就是否认宣言中关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的一段。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才得签订。

  这一长期谈判所达到的中俄条约,从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来看,就是苏俄与我国「和平共存」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第一个根据。

  第四节 共产国际制造中国支部

  莫斯科的对华外交计划是两面的。在一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到中国来组织其中国支部之中国共产党。苏俄对中国的交涉,虽极尽其反复之能事,但是中国国民心理从苏俄笑脸外交所得的印象,却被共产国际利用,来推销他共产主义,制造中国共产党。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春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长胡定斯基(即胡定康GregoriVoitinsky)到中国来,与李大钊及陈独秀等筹备中国共产党。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莫斯科再派荷兰人马林(Maring又名Sneevliet)来参加指导。这就是今日苏俄帝国主义者侵华工具中共匪党的起源。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结合,接受马克斯的教条,具有亲俄的感情,向劳工运动发展其组织。但是莫斯科并不听任中共自然发展,还要继续加工,揉造其为阴谋暴动的间谍集团。

  第五节 中共的「联合战线」

  〔第24页〕

  早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宁亡命在布鲁塞尔。当时社会主义的「人民报」发表我们 国父孙先生宣示「中国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国目标之论文。列宁乃在「火星报」发表其「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论文,把国民革命比之于俄国民粹主义,并且说这是「亚洲的资产阶级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到了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订定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其第八条指使各国共党「从殖民地驱逐帝国主义」,并且「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煽动其武装部队,反对其对殖民地的压迫」。同时,列宁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规定了共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策略。于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更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目标。

  民国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在他的宣言里,有如下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第25页〕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说,中共目前与国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战线,并且使他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共必须保持独立组织,不做国民党的附属品,并且防制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中,以「农民革命」来造成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注)列宁「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选集(英文本)第四册,三○七页。

  第六节 国父联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为了进行这一秘密计划,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马林特到桂林谒见 国父,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

  马林为了取得 国父的同意,向 国父陈述苏俄并不实行共产主义,而改取新经济政策。当时国父致廖仲恺等的电报说道:「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

  到了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 国父离粤赴沪。十二月,越飞到上海谒见 国父,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条〔第26页〕就是 国父联俄政策的根据,其条文如下: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急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及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国父与马林谈话后致廖仲恺的电报,和他与越飞共同宣言,对于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显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国父认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二、中国最急要的问题是民国统一的成功及国家完全独立的获得。苏俄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乃对于此项大事业的援助。中国国民党与俄共合作,也就是为了此项大事业的成功。

  孙文越飞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国共和平合作的根据。在这个宣言发表以前, 国父本已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准备改组本党。其时滇湘粤桂诸军,奉命进讨陈炯明,占领广州以后,乃恭迎 国父回粤,复行大元帅职务。 国父回到广州,在内即遭沈鸿英的通敌叛乱,而陈炯明又退踞东江,负嵎顽抗。尤其是外受西文殖民主义的压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实行。而党的组织亦益形涣散,虽有三十万党员散布全国,而有志者人自为战,不肖者挂名投机,革命建国事业更是无由着手;因而实行改组本党,并派我到俄国去考察俄国革命后的党务与政治军事的组织,以资参考。

  〔第27页〕

  第七节 我的游俄观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 国父。这时候, 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 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与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第28页〕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Kronstadt)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第29页〕诚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 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它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 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 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釆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斯大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第30页〕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至于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而言,本团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份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杷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后,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为借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 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第31页〕。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西泽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 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至于当时革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只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乃为英法旧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里集结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里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家可觅。适于此时,俄国共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扶助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于他的援助,自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致疑。 国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第32页〕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 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但是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当年四月,复感于 国父函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复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我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

  第八节 李大钊的声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发表之后,共党份子首先加入国民党的就是李大钊。(注)其后共党份子纷纷入党。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制定党章,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与严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之中,就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等共党份子在内。在大会中,方瑞麟、江伟藩、黄季陆等提议,在党〔第33页〕章中加一条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乃代表本党内的共党份子,提出「申明书」,陈述他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其中说道: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

  「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光是革命党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第34页〕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李大钊的声明好像是很坦白的。这是因为共党份子要加入本党,就不能不接受 国父所确定的条件和范围。这容共的条件和范围,是 国父对莫斯科历次派来的代表胡定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等郑重而周密的商讨,而确定下来的。李大钊的意见,不过是公开加以申述。但是他这一笑脸迎人的申明书,而又添上了以下的最后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党以公开的「跨党」为名,而为其它日颠覆本党的阴谋之伏笔。他说:

  「我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加入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本党对于跨党分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于是共党以党团的组织与活动,来把持、操纵、分化和破坏,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注)李大钊,字守常,民国七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为陈独秀。民国八年冬,陈为北京政府所不容,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来北京,与李接洽,并由李介绍到上海与陈商谈,筹组中国共产党〔第35页〕。共党成立之后,陈为其中央书记,并负南方党务的责任,李负北方党务的责任。

  第九节 国父对共产主义的驳斥与三民主义的阐明及其建国大纲的颁布

  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国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讲三民主义。自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学演讲一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各讲六次,民生主义只讲了四次,没有全部讲完,即往韶关督师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师,随即北上。

  国父在演讲中,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共党份子对民生主义的曲解。他演讲民生主义的时候,第一讲就驳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认为历史的重心不是物质而是生存。他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都有贡献于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于大多数人的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主张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用和平方法,而不可使用阶级斗争与群众暴力。

  因为要预防共党使用其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国父又于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发布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并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申述其确定三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影响及于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第36页〕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踰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后秩然不紊者也。」

  建国大纲可以说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宪章。我们遵循这一宪章所规定的程序,以武力扫除革命的障碍,而以和平建设的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预防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方略和建国程序,不仅与共产主义没有相同之处,并且是国民革命过程中防制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

  国父对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许任何人曲解的,而且其对于共党将来阻碍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不加考虑而预为设法防制的。所以我个人服膺 国父的教诲,始终相信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没有马克斯主义和俄国布尔雪维克的成分在内。

  第十节 共党颠覆工作的开始

  本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分设八部,即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妇女部、海外部,后来又增加商民部与实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各部负责人选的时候,共党份子最注重组织、工人和农民三部,但他们为了避免本党党员的怀疑,竭力隐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谭平山为组织部秘书,冯菊坡为工人部秘书,林祖涵为农民部秘书,而不愿居任何部长名义。

  当时八部之中, 国父本拟以共党份子一人林祖涵为农民部长,其它七部皆由本党老党员担任,并以廖仲恺为组织部长。后因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的党员担任其指导者为宜,故廖仲恺自〔第37页〕愿担任工人部长,而由他转推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因为谭原是本党党员,当民国九年共党组织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参加共党的。廖先生认为谭担任这一职务,必能忠于本党,为三民主义来工作。殊不知谭任组织部长以后,他就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马克斯主义者,于是组织部就在其共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共党的渗透工作了。

  廖仲恺先生担任工人部长之后,以其兼职很多,部务皆交秘书冯菊坡办理。冯是共产份子,于是各地工会和总工会就多被共党份子操纵。

  林祖涵任农民部长以后,推荐其共党分子彭湃为秘书。他自己乃辞去部长职务,以分散本党党员的注意。其后部长屡次更易,但部务始终由彭湃把持。其所设农民讲习所,皆由共党份子包办,录取的学生,都是共产派及其外卫分子。各地农民协会和「农团军」都亦为共产派操纵。

  共党以「向导」周刊为其机关报,并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斯主义。一方面更渗透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共党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阶级斗争思想来曲解三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三民主义,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党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国父当时致力于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党,并鼓励其参加基层工作。即如广州市党部,就是本党的忠实分子所组成;又如广州机器工会始终是在本党的领导之下而共党无法渗透的。其它各省市的知识青年和各界民众相率集结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其所组成的党部,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究竟〔第38页〕不是共党分子所能完全操纵和把持的。

  共党分子对于本党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党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党党员受了共党跨党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党分子才能乘机把持本党的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后,赤色气焰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

  第十一节 本党对中共的弹劾与国父的指示

  十三年三月共党所刊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刊载其「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接受共党的指示,教育他的团员在国民党中进行组织和工作的方法,并明白规定:「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共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并且在此以前,共党早已指示他的团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于是广州市党部于六月一日,向中央党部提出跨党分子破坏本党组织的检举案。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亦于六月十八日,根据共党阴谋文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谴责跨党分子的弹劾案。他们郑重说明弹劾的主旨,不是反对共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之个人,完全是为本党的生存发展起见,认为不宜党中有党〔第39页〕,并且他们既有党团作用,即不忠于本党,而其行为又与李大钊申明书所表明的跨党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请从速处分。

  国父当时曾对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明白指示说: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他们首先认为俄国革命政权,必须西欧工业国家的社会革命成功,才能巩固,后来他们认为东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对于中国,要帮助我们的民族革命,因而与本党合作。 国父看到了这一层,又在民国十年与十一年间,听到了马林和越飞等国际共产党人的话,相信他们要帮助中国国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所以才定下联俄容共的政策。故本党是以国民革命独立自主的立场,与俄合作互助而联俄,更不因为联俄而对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国父又对邓泽如等最后指示,说:「如果中共分子借本党的名义来推行其共产主义,从事阶级斗争,来破坏国民革命,本党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陈独秀想要破坏本党的组织,本党也不难加以制裁,而弃绝他于国民革命阵营之外。」这就是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们必须明白指出的,就是 国父的联俄政策,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不是认为共产主义可行于中国,更不应该为了联俄而受共党的要挟,或对共党有所姑息。所以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这一弹劾案之决议如下:

  「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

  〔第40页〕

  第十二节 国父北上及逝世以后

  如果 国父亲手领导革命的时间,能再延长五年至十年,同时本党的领导干部,能深切体会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对马克斯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训示和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北伐不会受到共党分子的阻挠,北伐时期国民革命阵营也不至发生分裂。不幸我们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不过一年, 国父离粤北上,随即在北京逝世。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国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开国民会议」的两大主张,唤起全国国民的觉悟,指出了唯有与国民结合的革命武力,才能永绝与帝国主义结合的军阀,达到中国独立自由和统一的目的。 国父本于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的宗旨,而直达北方军阀势力范围的中心之北平,这一刚毅果决的行动必将为全国国民所拥护,亦将为北方军阀所嫉忌。本党的一般党员都认为此行危险,且力加阻止。但是 国父仍于十二日起程,船经黄埔, 国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视军校,并到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第一期学生的筑城工事。他回来的时候,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我看见了这个学校的精神,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就是死了也可安心。」

  在 国父起程之前,鲍罗廷(MichaelBorodin)传达莫斯科邀请 国父访俄的表示。 国父问我的意见,我力加反对,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而与俄合作; 国父此〔第41页〕时访俄,将使共党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的耳目,更使我们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此后 国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访俄的计划了。

  国父北上之后,共党分化本党的阴谋活动,益加积极。他们分化军校学生,并进而夺取军校的企图,更是显明。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分子发起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军校及其它部队中的跨党分子,甚至散布谣言,说我本人也加入了共党组织,来诱惑军校学生向他投靠。军校学生及部队中忠于三民主义及本党之官生,不堪其组织的压迫,于是陈诚等乃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广州,又发现滇桂军勾结北方军阀,以反对本党联俄容共为名,乘我党军未回广州以前,积极图谋叛乱。我乃再往潮梅,亲率党军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变,卒于六月十三日收复广州。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其时本党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第42页〕

  共党这时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终受其煽惑,并在共产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于是共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于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

  第十三节 中山舰事变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残部负嵎东江,重起叛乱,我率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广东既告统一,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

  东江战事初告结束,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对我诬蔑中伤。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后,汪兆铭对于北伐,均表示赞成,鲍罗廷亦未表示异议。惟开会后,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Kissarka)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最后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划。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于是本党处境的阽危,已到了极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消极的引退以放弃革命的责任?还是积极的冲破难关,完成 国父北伐的志事,以报党国?忧思不能自决〔第43页〕。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九日复呈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等职。汪兆铭对我的辞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发者半月之久。我乃于二月二十七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李山嘉回俄。三月八日,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之所在。于是共党与季山嘉更肆无忌惮,明指我为背叛革命的新军阀。到了三月十四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辞呈,而间接的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

  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第44页〕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于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注)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二十二日,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代表为了这一事件来见。他问我:「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我答以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汪兆铭的意见,决议令俄顾问季山嘉等离粤回俄。但是会后,汪即称病,迁居就医,并致函中央监察委员张人杰,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离粤,赴法养病。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于五月十五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这办法一共八点: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 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第45页〕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它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恪守 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所以我们的会商能够达到这八点的协议。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注)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广州的总工会发起对香港的罢工,乃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原由廖仲恺领导,而实际上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纠察队且持有枪械。共党认为这一罢工委员会,等于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的「工农兵苏维埃」,并认为这一工人纠察队等于俄国当时的「赤卫军」。共党把这种组织当做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第十四节 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这时候北洋军阀的势力:吴佩孚所部号称二十五万人,据有河南湖北,远及湖南四川贵州,并结纳〔第46页〕两广残余部队。孙传芳亦拥二十万众,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张作霖所部及依附奉军之直军鲁军,合计不下五十万人,据有东北、热河、察哈尔,及河北、山东诸省。国民政府既已统一两广,克期北伐,于是吴张妥协,共谋对付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孙虽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其实他与直鲁军仍是彼此呼应,反抗我们北伐的。我国民革命军无论兵力或财力,都远不如北洋军阀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务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

  民国十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北伐军动员令。国民革命军的部署,是以第三军集中茶陵,第四军集中攸县,第五军集中桂阳,第六军集中安仁,第七军集中永丰,第八军集中衡山,而以第一军主力集中衡阳为各军的策应。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肃清湖南省境内的敌军,以便会师武汉。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表宣言,指出「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号召全国军人,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并要求全国人民,共负国民革命的责任。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克复长沙。于是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前进。中央军为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以武汉及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右翼军为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和独立第一师,由我亲自督师,以南昌及九江为作战目标。另以第一军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转进,再会合右翼军而以上海南京为作战目标。左翼军为第九军和第十军,以荆沙为作战目标。十月十日,中央军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军克复南昌。国民革命军声势之盛,进展之速,不仅使北洋军阀为之胆慑,亦且使世界为之震惊。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第47页〕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做他「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谓「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农民革命合而为一。」具体的说,就是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M?N?Roy)和谭平山来到中国。

  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右翼军克复南昌时,我在前线督师,当即进驻南昌,策定讨伐孙传芳的计划。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戡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份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到了十六年三月,三中全会开会,我更向全会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表明我开诚布公,促成团结的〔第48页〕诚意。

  三中全会之后,共产派更加猖獗。武汉「中央」在共党操纵之下,破坏二中全会「中央各部部长不得任用跨党分子」之规定,对于二次全会决定「共党交出跨党分子名册」,及「组织两党联席会议」等条款,都一笔勾销,似乎根本没有这一回事。我们至此更加认识,无论与中共或俄共签订什么协议,都是等于废纸,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当时本党在武汉的工运和农运的机关,全被跨党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变本加厉。于是武汉的总工会,和各地的农民协会,拥有武装,到处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业与乡村的农业,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胁之下,亦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而且对于江西浙江作战的部队,扣发饷械。右翼军要从长江上游调遣部队到江浙增援作战,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转战东南的国民革命军于绝境。但是我国民革命军右翼军,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奋勇迈进,克期完成其所负以上海南京为目标的作战任务。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南京市内忽发生军人侵入英美领事馆,杀害馆员,同时又有侵入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之事。当北伐军事开始之时,我以总司令名义于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对外宣言」,剀切声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统一中国,实为完成世界和平。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所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无论到了长沙、汉口,或是九江、杭州,从来没有违令杀害外人的行为。现在南京竟发生这种暴行,显然是〔第49页〕部队中的共党分子,制造事变,企图激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的直接冲突。

  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上海本党所领导的劳工群众实行总罢工以为响应。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冲突。正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我即于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亲自镇摄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免为武汉之续。四月十二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于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吴敬恒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革命,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尔雪维克做试验场,更没有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党中央常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秉承 国父的遗志,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第50页〕

  第十五节 武汉左派的悲剧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中国问题决议案」原是斯大林的作品。斯大林对于武汉政权的构想,就是要组织其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它被剥削阶级的民主独裁制」,简单的说,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就是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接?在中国制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蓝本。

  民国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产国际以本党国民革命形势,北伐进展之速,实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仅利用武汉左派的组织,和联席会议的名义,决不能与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达成其毁灭本党、阻碍北伐之目的。此时他唯有力促汪兆铭由法经莫斯科回国。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这一宣言显然就是斯大林的决策之重申。于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再容忍俄党的渗透和劫持,更不能听任赤祸的蔓延和持续,而毅然决然清党了。

  此时莫斯科共产国际之内,托洛斯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左派」组织,以组织苏维埃。斯大林为了打击他的政敌托洛斯基,仍坚持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国组织苏维埃的时机未熟。他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就是斯大林在他〔第51页〕党争的气氛中强制作成的。

  武汉以汪兆铭为首的「左派」中央党部及其政府,其会议完全受共党分子的劫持,其民众运动的部门亦都由共党及其同路人任首长。例如农民部长就是谭平山。他执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决议和指示。驻在两湖的国民革命军,其各级政治部大抵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各军之间,更饱受共党的挑拨离间,彼此意见无法融和。但是共党虽操纵着武汉政权,而莫斯科的党争,鲍罗廷与罗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内部的争议,又形成一团混乱。

  实际上,两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党的恐怖政治和社会斗争,更不能忍受其「现金集中」与「粮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之后,各地农民蜂起反抗共党的操纵和控制。这些农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革命」的引诱而欢迎共党的农民。这一事件对于共党的农民运动乃是致命的打击。

  武汉的「左派」和中共的内部,到了这时,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关于军事,有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是主张北伐和东征,企图打破武汉的孤立,力谋政治军事局势的扩张;一是主张南下,企图在两湖和两广发展农民革命,以巩固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并对东南采取包围的形势。鲍罗廷与「左派」主张前者,罗易则主张后者。

  关于农民运动,他们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为保持国共合作,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一是主张农民的武装革命。鲍罗廷主张前者,罗易主张后者。

  〔第52页〕

  这时候,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是什么呢?(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过火」的行动;(三)清除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军队;(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斯大林的电报是六月一日到达武汉的。鲍罗廷主张不要告知汪兆铭,罗易却拿给汪兆铭看。武汉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们国民革命来达到他赤化中国的目的之阴谋和野心,乃决定分共,而与中共决裂。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的政策,维持两党合作。七月三日,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于是鲍罗廷也就不能不离开武汉,经过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而回俄国。

  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GeneralBlucher),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雪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国十四年底,应召回俄,由季山嘉继任其军事顾问团团长,竟演出中山舰事变。民国十五年春夏之间,我要求俄国派他再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与我相处,仍甚融洽。他在无形之中,对鲍罗廷所作所为,流露其深恶痛绝的心境。宁汉分裂时,他由南昌被召赴汉,直到武汉分共,他特来与我作别。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消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第53页〕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辞。后来中俄复交,我屡次要求斯大林派嘉伦来华,任军事顾问,终久未得斯大林的答复。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立法院长孙科赴俄,我托他当面问史,史乃答复说,布鲁辙已因犯日本女间谍之引诱而处决了。

  第十六节 斯大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动

  武汉分共事件迫使斯大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张,就是采取苏维埃路线。他派遣纽曼(HeinzNeumann)和罗明纳兹(BessoLominadze)来到中国,传达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会议」就是在纽曼指使之下举行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处处为斯大林作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谭平山的头上,指斥他们是「机会主义」。于是陈独秀丧失了中共「书记长」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为常委,领导共党,转向暴动政策。

  斯大林为了准备在俄共十五次会议中打击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制造城市暴动,以图夸张中共的气势,证明他指导的正确,掩饰其消灭「反对派」的暴行。

  南昌暴动是由罗明纳兹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本是一土共,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时乃受共党煽动,要抢劫南昌的财富和鎗械,再行拥兵南下,到广州设立「新政府」。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他本人是共党,其部队中的干部亦多为共党分子,此时接受共党的〔第54页〕命令,开到南昌。这两枝军队乘第三军和第九军分防各地,南昌守军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三十一日的暴动。从夜间起,匪军劫掠中央银行,并搜刮商店,拘捕国民党员。八月一日,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者,发出布告,其主席团列名者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但是不过四天,张发奎即与朱总指挥培德会同围剿匪军。所谓「革命委员会」内部又发生争执,谭平山等主张南退广州,叶挺坚持退往汕头,匪军到汕头,肆行烧杀劫掠之后,乃窜入海陆丰一带,与澎湃的土共会合,建立苏维埃。

  「八七会议」之后,共党指派毛泽东到长沙组织暴动。其目的在利用共党「土地革命」的残余基础上,建立工农军,组织苏维埃。但是事实上,城市工人暴动绝不可能;在乡村里,除了零星的烧杀劫掠外,毫无成就。所谓「秋收暴动」完全失败。毛泽东与少数匪徒窜到湘赣边界上的井岗山落草。

  南昌暴动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它都市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GerhartEisler)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并由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执行的。这所谓「教导团」,就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训练所的学生改组,其中不少共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子。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军长李福林军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区,第四军薛岳亦赶回广州,而广州机器工会工人亦组织敢死队,参加作战,这一叛乱遂告消灭。

  〔第55页〕

  第十七节 对俄绝交——和平共存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

  关于对俄绝交一事,我曾对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京沪记者高桥发表谈话,其中说道:

  「吾人之对俄绝交,仅与俄国共产党政府断绝关系,而于中俄两国人民间之感情上并无变动。

  「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

  中国国民党为保持国家主权与自卫计,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计,为实现三民主义计,且为东亚和平计,出于断然之手段,自是当然之举。」

  中俄两国的关系至此遂告断绝。五年来共产国际指使其中国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以图接近群众,煽起斗争,颠覆本党,然后他再假借三民主义的旗帜,由他来领导北伐,独占中国,这一野心企图,是失败了。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迟延了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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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     发展及其结果

  版面原件:第56页,第57页,第58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2页,第63页,第64页,第65页,第66页,第67页,第68页,第69页,第70页,第71页,第72页,第73页,第74页,第75页,第76页,第77页,第78页,第79页,第80页,第81页,第82页,第83页,第84页,第85页,第86页,第87页,第88页,第89页,第90页,第91页,第92页,第93页,第94页,第95页,第96页,第97页,第98页,第99页,第100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04页,第105页,第106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第113页,第114页

  〔第56页〕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个时期

  (民国二十一至三十四年)

  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在广州的制共定乱,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党,对中共颠覆本党,假借国民革命来赤化中国之阴谋与暴行,予以致命的打击。中共此后的苏维埃路线,至民国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于是他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指使之下,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采取中立战术,先求政治解围,再图武装发展,使其死灰得以复燃,更企图在我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以散播失败主义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达到莫斯科独占中国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对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号,及其对民主各国所用的政治攻势和中立战术,都是以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对我国民政府所用的方法为蓝图,因此我认为这一段历史事实,在今日尤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第二节 中东路事变与李立三路线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正是斯大林于击败托洛斯基「左派」之后,转向布哈林「右派」斗争。为了进攻「右派」,斯大林的政策转向左倾。在他这左倾的动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继续其过去已告失败的暴动政策,并且更加激化。大会决议案以「推翻国民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第57页〕李立三路线」的根据。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军队侵入我东北之满洲里与海拉尔,压迫东北地方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订立伯力协定。苏俄承袭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对中共加紧鞭策,要他们承认「革命高潮是到来了」,要他们配合城市暴动与农村暴动,「夺取几个政治和工业的中心」,「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匪区内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组织叫做苏维埃,其土地政策由农民平分土地转向农奴式的「集体农场」。十九年(一九三○年)七月

  二十八日,匪军乘我们中央讨伐西北叛军的时机,乃侵入长沙,并企图进攻武汉。莫斯科共产国际兴高釆烈,炫耀其「工农兵联合行动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匪军被我们当地的部队进剿不支,乃于八月三日从长沙溃退,同时他进攻武汉的企图也化为乌有了。

  李立三执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胜利了,那就是斯大林的成就。现在是失败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恶。于是这年九月以后,中共的党乃转入米夫(PavelMif)所领导的留俄的国际派之手。

  第三节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

  民国十六年,中共「八七会议」的指导者纽曼,亦名纽堡,乃是苏俄的暴动专家。中共在当时的南昌暴动、汕头暴动和广州暴动,都是采用他俄共暴动的理论和方式来实施的。十七年以后,纽堡的「武装暴动」(ANeuberg,TheArmedUprising)乃成为中共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的教程。从我政府所〔第58页〕搜获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各地组织「行动委员会」煽动群众、实行武装暴动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据这个教程为其组织与行动的准则。

  当时共匪对于城市,组织「赤色工会」为工人的基本组织。一方面在总工会之下,组织各种产业「同盟罢工行动委员会」,发动总同盟的政治罢工;另一方面,组织赤色先锋队,使其党员受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暴动。对于农村,仿效苏俄的贫农团(Kombyed),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当地团队武装,以武装其匪党农民队伍,实行「农民协会专政」。然后由其所谓「工农军事委员会」纠合城市与农村的武装暴力,组织「工农革命军」,来「争取数省或一省的首先胜利」。

  但是共匪学会了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了中国旧时流寇式的暴动方法。据共匪自己的军事训练教材「中国红军发展小史」,说明民国十六年间共军流寇化的起源,是这样的:

  「井岗山是湘赣边区的罗霄山脉。山里原有两股土匪,一个叫王佐,一个叫王文才。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到了这里,不能不和他们讲统一战线。」

  此后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索、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

  最初在「李立三路线」之下,共匪还是相信「以城市领导农村」的原则,而其在农村中所制造的武装暴力,仍以夺取大都市为其最后目标。这个时期,俄共的暴动方式还是占?优势。到了十九年九月「立三路线」被清算之后,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渐次抬头,而流寇式的方法〔第59页〕,乃亦成为共匪暴动的主要路线了。

  不过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特别要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炙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

  于是匪军每当侵入一个乡镇之时,他就肆行其烧杀劫掠,煽动其清算斗争,到了他从这一乡镇撤退之时,当地的壮丁被其裹胁以去,而残存的老弱妇孺,仍受其地下组织的控制和监视,不敢与国军交谈,更不敢与国军合作。

  特别是其共匪所盘据的地区,他对于民众的控制与消息的封锁,乃是以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第60页〕学方法,混合使用,来发挥其暴行的效用。至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发生心理的变态和生理的畸形,为惟一的手段。他们这样的刑具,据当时各地民众向我政府所控诉的,乃有七十二种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详举这种恶毒秽亵,残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刑具名称及使用的残酷方法。这是他们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其在各省匪区制造暴动,以及今日大陆上,在各乡镇中控制民众的情景,自始至终,还是有加无已的在那里实施。我们在这一点上,认为中共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于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其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了。

  第四节 九一八以后之剿匪安内

  国民政府于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两次集中兵力,围剿湘赣山区的匪军,都没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无端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沈阳。于是国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调剿匪的部队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机会,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动学生,集合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国民政府毁谤侮蔑,无所不至。同时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离间,造成「非蒋下野,无法对日」的局势,使我不能不于当年十二月下野。于是共党匪军重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此后中共匪军的活动,就是对准这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着着进展,无异是其双方对国民政府,内〔第61页〕外夹击,互相策应。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十一月,国民革命军击溃了豫鄂皖边区,徐向前匪部西窜川北。同时鄂西洪湖贺龙匪部亦败窜鹤峰。但是正在国民革命军决胜的关头,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又侵入了榆关;三月,长城之战继起。国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调大军北上增援。于是第四次围剿计划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长城之役停战以后,我即于当年十月,复在南昌召集剿匪会议,订定第五次围剿计划,对江西匪区,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一面禁运物资,封锁其经济,建筑碉堡,截断其交通;一面开拓公路,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正当剿匪??胜利的时候,共匪乃策动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琛等的叛变,在福州组织所谓「人民政府」。但是事变不到一月,迅归平定,剿匪工作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赣鄂豫皖五省匪区乃束小至赣南山岳地带,其面积不过四千方里,与二十一年相较,几乎是五十与一之比。

  〔第62页〕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赣南的所谓苏区,外受国民革命军的压迫和封锁,步步紧缩其包围圈,而其内部农业的集体化又造成农业生产的衰落,和农业人口的减退。到了最后,就只有流窜与崩溃的一条路了。

  第五节 匪军的西窜

  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共匪奉行其共产国际命令,作成决议,认定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企图进攻长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究竟能否成功,俄共与中共内部屡起争执。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再度来到中国,视察匪区。罗明纳兹回俄后的报告,认为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必归失败,主张中共放弃瑞金,西走四川,作长期斗争的打算。斯大林对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到了二十三年,在我国民革命军围剿之下,八个游击区完全瓦解,残余匪军不能不化整为零,突围流窜。于是莫斯科共产国际过去在其六次大会指使中共的武装暴动、苏维埃组织、「土地革命」、对中国整个的赤化计划,至此乃告一结束。

  徐向前部窜入川北,企图入陕,我国民革命军迎头截击,并由军事委员会参谋团联络川中各军,督率会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泽东部亦由赣南窜到贵州,企图偷袭贵阳不成之后,潜渡大渡河,与徐向前部会合于懋功松潘一带,两路残匪在毛儿盖会议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转入云南。毛泽东彭德怀率部北上,展转流窜,转入陕北,投靠当地土共刘子丹与高岗的老巢。其所残余部队共计不〔第63页〕过五千之数,在军事上实已不成问题了。

  第六节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势

  民国十八年苏俄侵略者的满洲里事变,与二十年日本军阀的九一八事变,明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要从日俄两个邻国夹攻之中,打开一条血路前进。中东路事件虽以「地方事件」而暂告解决,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装暴动策应日阀的侵略行为,仍然是这两面夹击的变形。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安内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谋抗日。这一决策的坚持不变,就是第五次围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军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围剿政策,到了最后只有分股流窜。他到了军事已走到绝境的时候,乃假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口号,求作政治的解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对于中国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斯大林的决策,也当然成为大会的决议。中共此后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一决议,在斯大林指使之下,执行其「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新战术了。

  这时候,朱毛匪军转徙川黔,渺无出路。八月一日,他们从毛儿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其所谓「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

  〔第64页〕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为了解救陕北的粮荒,派刘子丹部,伪称「红军抗日的先锋」,渡河侵入晋西产粮地带。但匪军在同蒲路被国军击败,刘子丹就歼。朱毛至此自知无力再作军事冒险,便不能不向国府乞降,要求「停战议和」了。

  第七节 共匪的中立战术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谓「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九一八」四周年纪念宣言,以中立的姿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种中立团体在共产国际操纵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国各大城市青年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立和发展。

  就华北来说,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了反对日军在华北设立「冀察自治区」,游行示威。这本是爱国运动,却被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来执行其中立战术。单在北平天津和华北各省,就有所谓「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三十个以上的团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产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平津华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样的不能例外。

  「人民阵线」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开政客式的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对政府与匪军,采取中立路线,来破坏政府剿匪安内的政策。

  〔第65页〕

  「人民阵线」的作用是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

  第八节 中俄复交与中国的国际环——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军事上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后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阀在我东北制造伪「满洲国」,接?又制造内蒙自治,制造冀东特区,并且制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国二十三年之秋,发表一本「敌乎?友乎?」的小册,对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说明日本军阀如不彻底觉悟悔改,停止其对华侵略,则中日两国斗争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并且一再明白的说:「日本必能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但是日本军阀并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继续施用压力,企图孤立中国,以遂其军事的侵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兵变,威胁其天皇及政府。广田内阁成立之后,把他们侵华的计划,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这是我们对日外交的一面。

  〔第66页〕

  九一八之后,莫斯科即不断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复交。二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颜惠庆与李特维诺夫在日内瓦公布中俄复交。但此后中苏关系没有进步,并且苏俄侵犯我中华民国主权的行为继续发生。二十四年三月,苏俄不顾我国抗议,出卖中东铁路于伪满洲国。这对于日本侵略政策,当然是一种鼓励。到了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广田三原则,我认为对苏交涉应该积极进行。我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亚和平的途径。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协定是公布了。鲍格莫洛夫企图阻止我国民政府的抗议,竟到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布秘密谈话相要挟,我政府对于他这一无赖的插曲,置诸不理,仍于四月五日

  ,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

  这时候苏俄的对外活动是两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缓和国际间对他的防范,故他对外进行?「和平外交」。而他的国际共产党部却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对西方各国进行?反战运动和颠覆工作,他的远东政策也就是这两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对中日冲突表现一种中立的姿态,并且对日本力谋妥协;他的共党对中国则通过其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各种团体,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时发起「联俄」运动。这是我们对俄关系的一面。

  然而当时环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并不是单纯的日俄两国的斗争。具体的说:日本要求我们与他「共同防共」,并不是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对付苏俄。共匪及其外卫团体的联俄运动,也不是要求中俄两国联合对付日本。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要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第67页〕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固然各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但是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所以当时如果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广田三原

  则,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又或于抗战发生以后,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停战议和,则日本究竟是北进,还是南进,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抗日而联俄,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的覆辙,则莫斯科究竟是为了独占中国而对日作战,还是挟持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促使日本南进,亦是不可得而知的。总之,当时我们中国无论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后受祸者总是西方国家。如果这样,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将要改变一个写法了。

  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生存,并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后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蒋廷黻继颜惠庆为驻苏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

  第九节 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侵占芦沟桥事变发生。中苏的谈判更是加紧进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其主要的条款就是:

  「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第68页〕,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它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第一条)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议,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第二条)

  我中华民国是受侵略国。我国此后与日本的「冲突全部期间」是八年,中苏协议应该是这八年之内,两国和平共存的准则。我们且看协议订立后,莫斯科对于这个协议,实行到如何程度,并且看他这八年间的作为,及其所发生的事实与结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手对苏交涉,一面亦?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后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第69页〕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它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份子及其外卫组织的活动,于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第70页〕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

  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的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即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立即下令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了圣〔第71页〕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即如今日在日内瓦代表匪伪与美国詹生大使举行谈话的王炳南,就是当时杨虎城的私人秘书,于此亦可了解共党对此案的策动及其关系为如何了。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么重要消息么?」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它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谣言,不要说他,自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么?」他忽现惊骇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果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第72页〕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它一切问题更为紧要。他就问我对于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目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它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第73页〕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

  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于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于不伦,所以其它一切推断,亦就大错而特错了。

  最后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划,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前所想象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第74页〕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于第三日才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卫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 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卫团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

  第十一节 中共问题的解决——「共赴国难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手收编共军;其关于党与政治的问题,由周恩来到南京续行商谈,仍以四项原则为根据。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商谈的结果,致电本党三中全会,提出如下的四项原则: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第75页〕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本党三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根绝赤祸案」,针对共党的四项原则,决定四点如下:

  (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义之武力;

  (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

  (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兼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

  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第76页〕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我为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于二十三日发表谈话,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它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

  不料共党此后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大过,卒致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第77页〕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于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于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

  第十二节 国府收编投诚的共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军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三个师,其兵额是二万人。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长官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

  此后又收编叶挺项英的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以叶项为副军长,共辖四个支队,其兵额是一万余人,列入第三战斗序列,归顾长官祝同指挥。

  以上所述本党的「根绝赤祸案」,中共的四项诺言,以及共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战时期国共「和平共存」的根据。现在我们就拿这些根据,来检讨此后共党在和平共存的背后,他是怎样发展和转变的。

  第十三节 国民参政会与抗战建国纲领

  〔第78页〕

  二十六年七月,长期抗战决策之初,中央召开牯岭茶话会,实即为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集会。抗日战事既已开始,中央复邀约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领袖,成立国防参议会,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其第一次大会即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这一纲领确定了三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最高统帅的统一领导权。

  这一纲领确定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这一纲领确定了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这一纲领更是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据。

  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议会。每当开会时期,政府提出军事政治报告;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政府亦随时提出报告,征询大会的意见,并取得大会的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建议案虽提供政府采择或参考,但其重大的决议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实施。

  一般人常以为国际共产党反对议会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实际上,在这抗战期间,中共所坚持的战略原则及其最后目的,虽为「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是他亦与其它政党一样,仍然指派代表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我们看得出此后八年中间,四届国民参政会里,共党的议会战术是这样的:

  〔第79页〕

  (一)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使一般国民相信共党是坚决抗日的,共军是勇敢作战的;

  (二)联合各党派无党派一部份参政员,以中立的姿态,在共党对政府作斗争,及共军与国军冲突时,转嫁其责任于政府;

  (三)在他的宣传不能发生效果,或一般参政员不予以支持时,共党即拒绝出席,或中途退席,来破坏或阻碍大会的进行。

  但是国民参政会仍然得到一般国民的信任。抗战建国纲领更是全国国民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准绳。

  我国民政府对于这个议会始终是尊重的,对于这个纲领始终是信守的。

  第十四节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80页〕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

  (一)「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即共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

  (二)「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

  这就是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路线。此后八年之间,他的行动,当然是跟着这一路线。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斯大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后的行动,得到确切的证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开会的时期。斯大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二十七年,日德义三国缔结同盟已具体化。莫斯科对于我们中国对日抗战,认为可解其东顾之忧。莫斯科这时对中国抗战的长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后,日军企图进攻武汉之时,苏俄与中国的密切友谊,及其对抗战的援助,都是基于他这一希望。而中共对政府的态度不过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斯大林来函对中国抗战的必胜,表示其「坚决信念」。九月间,中共所谓「中央六次全会〔第81页〕」在延安开会。周恩来不待会毕,即携毛泽东函到武汉来见我。其中说道: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

  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发生疑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们本党建议四点:(一)是停止两党的斗争;(二)是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第82页〕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间的惨痛经验,是不再上当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对着民族抗战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以及全体民众心理与舆情压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诺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来努力。

  第十五节 斯大林的转变

  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内阁总理达拉第,为了安抚希特勒,而举行慕尼黑会议。这个会议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欧洲局势已临到爆炸的边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斯大林突然在俄共第十八次党大会发表演说,指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第二年,这个战争从上海到直布罗陀,卷入了五亿人民。」他强调苏俄今后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并且说苏俄为了和平而努力与一切国家保持和平,与邻邦建立亲切的友谊。这一演说就是斯大林从「统一战线」转变为「保卫祖国」的信号。

  斯大林这一演说,显然鼓励了纳粹主义的侵略行为。三月十四日,希特勒分裂捷克,接?就把捷克整个并吞了。斯大林此后与德国秘密交涉,同时仍然公开与英法谈判。我们国民政府当然希望苏俄与英法的谈判成功,来阻止欧洲的烽火。这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莫斯科,于六月十六日与苏俄订立商约,他向斯大林转达我的一封信。我在这封信里对英苏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斯大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语句:

  〔第83页〕

  「我们与欧洲诸国的谈判,如果这谈判可得圆满的结果——并非不可能——那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步骤,使爱好和平的国家在远东也可以联合起来。现在时机已到,使这种集团可以成功。」

  这一段话的意义是含混的。他所谓「与欧洲诸国谈判」与「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可以解释为英美法苏的联合,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联合,但是他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德日义苏的联合,那就是日本军阀与德国纳粹所希望的了。

  斯大林这时还不希望我们发生过大的怀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说道:

  「因为两年战争,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开始慌张,不深加考虑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苏以及外蒙共和国。这实际已是日本力量是在衰弱的征候,日本此种行动将使大家一致对付他。苏联已给日本以应得的反击,英美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加害日本。我们不怀疑日本在很短的将来,会得到中国的一个一百倍的打击。」

  他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我们抗战表示好感,并且标榜其俄日在我们东北诺门罕冲突的战役,来证明苏俄亦从事反日斗争。(注)但是他提到日本攻击「苏联和外蒙共和国」,这里面就伏?一个苏日谈判的根源,并且抵触我中华民国对外蒙的主权。

  八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竟公开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助协定,促成了欧洲战争。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中立协议。

  (注)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日俄两军在我东北与蒙古边界上之诺门罕,发生激战。这一战事延续至九月十五日,〔第84页〕日俄两方才成立停战协议,并且俄国与伪满洲国开始谈判「勘界协议」,至二十九年六月八日,「勘界协议」成立。

  第十六节 中共的转变——第一次商谈

  国际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进行的。此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苏俄,竟一转而与纳粹主义的德国订立互助协议,促使其对西方民主国家作战,于是国际的共产党,不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并且要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之下,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互相策应,来破坏西文国家备战和作战的工作。中共此时亦跟随莫斯科而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赞扬苏德协定是苏俄外交政策的胜利。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以为「这个协议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

  了义、德、日、反共集团对于苏俄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的和平,保障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进步。」到了欧战爆发之后,中共更公开指斥其为帝国主义战争。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演讲「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明白指出「不论是德、义、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争」。所以中共在这个时期,公开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攻击我们国民政府与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发起其联俄运〔第85页〕动,并企图将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其所谓「革命战争」即内战。

  (二)在军事行动上,中共的「七分发展」,乃更趋于表面化,而在其实质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国际反战运动的一个支流。同时,毛泽东更企图从此实现他在抗战初期所预定的「三阶段论」

  之第三阶段计划。(注)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改名)进入山西。此后即自由行动,最先建立晋冀察军区及晋冀豫军区,并继续进入冀鲁豫平原,更到处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以扩充其实力。其进入冀中的吕正操部,在博野一带围攻中央的抗日民军张荫梧部。进入冀鲁边区的邢仁甫部,在盐山袭击中央的第五十三游击支队,杀害其司令孙仲文。刘伯诚徐向前部在冀中鲁西收缴团队枪枝,攻击河北山东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职权。

  二十八年三月以后,中共的态度更是恶化。他组织了陕甘宁边区,成立特区政府,又在镇原宁县一带策画暴动。其「山东纵队」进入苏北,肆行暴动。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团军更成立「五台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又在晋南煽动韩钧部队叛变。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见周恩来叶剑英,规诫共军,应信守诺言,服从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解决各地的纠纷。二十九年一月,参谋总长何应钦对共军参谋长叶剑英提示:中共违令扩充之部队及军区应加纠正。但共党的要求是十八集团军的兵额扩充为三军九师;其「陕甘宁边区」不仅保持,且再加扩展。商谈乃陷于停顿。

  〔第86页〕

  此后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锺麟部及朱怀冰部,为共军所迫,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晋西北之赵承绶部,河东之王靖国部,均为共军所袭击,全省局势更趋混乱。山东方面,鲁西之孙良诚高树勋各部亦为共军所迫,退至黄河以北。共军更从鲁西向豫东皖北伸展,企图与江南向北移动之新四军打成一气。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统帅部为消弭各地冲突,作成提示案,由何总长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同意,交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到陕北交朱德彭德怀等遵行。我统帅部同时命令各部队避免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冲突。提示案之要点如下: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战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

  (注)参看本章第十四节,第九六七页。

  〔第87页〕

  第十七节 新四军事件

  各地军队对于统帅部的避免冲突令,虽一体服从,但十八集团军对于提示并不遵守。这年(二十九年)八月,鲁西共军向鲁南进攻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之鲁村。省府主席沈鸿烈为避免冲突,撤出鲁村。同时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

  统帅部鉴于共军在鲁苏各地造成的严重局势,乃于十月十九日,由何总长以皓电重新布达这个提示案,限新四军于十一月底以前,开赴提示案指定的黄河以北作战境内作战。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对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下令,将黄河以南的十八集团军,于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十二月卅一日以前,移至江北,并于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

  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于三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将叛军解散。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拿获,交军法审判。

  第十八节 苏日中立协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于访德之后,访问莫斯科。苏俄外交部次长于〔第88页〕三月二十七日对我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四月十一日,驻华之俄大使潘友新对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议竟于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布了。

  这一协定,日本承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俄亦承认所谓「满洲国」,不仅妨害中华民国领土主权,而且是更进一步粉碎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与中苏互不侵犯的协定。我们只要看他共产集团的首脑部——莫斯科破坏国际条约到了这个地步,而其中共对于他的一切诺言是怎样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十九节 德俄战争与中共的态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战争爆发,迫使斯大林再转变。在斯大林转变时,毛泽东也就随着转变。中共此后对于国民政府,保持着一段平稳的态势。

  三十一年八月,德军深入苏俄的高加索,进逼伏尔加河。九月,德军直迫斯大林格勒,由十月到十一月,俄军与德军就在城里逐屋作战。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派林彪到西安来见我。林彪陈述意见,极力表示中共拥护抗战建国,及其「精诚合作,永远团结」的诚意。他对我陈述,有如下的要点:

  「毛泽东一再告学生,今后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精诚合作』,更求将来『永远团结』。此种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第89页〕治上全党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决不能照恩格斯马克斯列宁与斯大林之具体办法,依样实行。彼等所主张与实行者,决不能依样行之于中国。

  「即如 孙总理在三民主义中所指示革命救国之方略,与中央对于抗战建国所决定之方针,凡此规定,中共均无异议。

  「目前因为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吾人唯依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期无违国民之公意,而共趋团结抗战与统一建国之鹄的,此则中共所盼于 委座领导之下,奠立稳固基础以底于最后成功者。」

  毛泽东这一态度仍然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反映。也就是这年十月,潘友新回俄述职。他返任时,携来斯大林十二月十一日函,斯大林和平共存的表示,显然就是毛泽东和平共存的意见的蓝本。这封信的要点如下: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艰苦尝试过程中,处处表现。将来必能坚而且笃,久而不渝。

  「在战争完全胜利之后,此种友谊,必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之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第二十节 苏俄侵略外蒙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

  〔第90页〕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苏俄乘德苏战争的时机,进一步并吞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梁海,本节略述苏俄侵略我外蒙古的经过,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的步骤。

  民国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发表宣言,明白表示苏俄放弃其在蒙古的特权。但是民国十年,西伯利亚俄军即借口追击白党,侵入外蒙。这年七月,俄军进入库伦,即由俄共所制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设立其所谓「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国十年八月,西伯利亚俄军侵占我外蒙所属一部之唐努乌梁海。苏俄政府即制造其「土文独立国」,并公布其俄式「宪法」,乃成为苏俄的第一个附庸。

  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成立,其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俄政府并承诺两国将来商定有关苏俄由外蒙古撤退其驻军的问题。

  但是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其俄式「宪法」,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的条款,一笔抹煞。于是外蒙古乃成为苏俄的第二个附庸。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军侵入苏俄。土文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式的「呼鲁丹」大会,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苏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请愿」,并入苏俄领土。至三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才正式宣布其为苏俄的一个自治区。于是唐努乌梁海乃从苏俄的一个附〔第91页〕庸,转变成为苏俄赤色版图的一个自治区。这一转变,也就是此后苏俄处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历史先例。(注)

  (注)苏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乌梁海,并为其一州,实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时期,帝俄策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成立所谓「大蒙古帝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帝俄公布其所谓「俄蒙协约」,并由其驻华大使要求中国承认其协约有效。民国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与帝俄订

  立「中俄协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民国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与俄蒙签订「中俄蒙条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而实际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独占贸易与建设铁路的特权。同时复将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分离,而纳入帝俄的版图,直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称为唐努土文。民国六年,俄国革命爆发。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愿,重回中华民国的怀抱。但苏俄仍袭取帝俄的传统手段,卷土重来。

  第二十一节 新疆归向中央

  苏俄并吞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的同时,新疆脱离苏俄的控制,而归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盘据东北,窥伺冀察的时期,也正是苏俄侵入新疆,操纵行政,掠夺资源的时期。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苏俄策动新疆政变,以盛世才为督办。苏俄对新疆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说是步步加紧。

  二十三年一月,马仲英部队围攻迪化,苏俄派遣红军侵入新疆,助盛攻马。这就是他对新疆的初步军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苏俄以防止日本侵略为借口,派遣正规军「红军第八团」进驻〔第92页〕哈密。于是苏俄对新疆的军事控制计划,及其隔绝中央与封锁新疆的企图,完全实现了。

  苏俄对新疆的侵略,是军事与经济并进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苏俄假借「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中国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获效果。二十七年,苏俄引诱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产党。此后苏俄对新控制更为加强。全省各机关密布苏俄人员。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十一月,苏俄乘德苏协议之后,欧战方殷之际,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签订「租借新疆锡矿条约」,托词开采锡矿,将新疆全省随地设置铁路、公路、电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与驻扎武装守卫等权,一律归于苏俄,其期限为五十年。此无异是苏俄并吞全新野心的一个铁证。

  前面(注)说到毛泽东残部,于二十四年八月,从川北向西北流窜,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图从新疆取得苏俄的支持。后来因为他在陕甘边境被我国民革命军中途阻截,才转往陕北,依附刘子丹和高岗的土共。

  新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久已列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亚洲心脏部的战略基地,只有完全隶属于我中华民国主权之下,才有贡献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民政府虽在这抗战期间,全副力量都用到对日作战,而对于我大西北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仍尽力保持,决不许苏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国际路线,与苏俄打成一片,来改变整个亚洲的形势,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苏俄对新疆压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胁。三十一年四月间,苏俄在新疆的领事及特工人员共同制造政变,企图推翻盛世才,来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我在是年八月间,巡视〔第93页〕西北陕甘宁青各省,并派蒋夫人同朱绍良将军飞往新疆省会之迪化,慰劳当地军民,乃与盛世才商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与还政于中央问题。于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机,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输诚了。此时苏俄闻讯,立派其外交次长赶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苏俄所作

  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之诺言,并以此相要挟,未得结果,怅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军政各机关主管长官入新到任,于是新疆之收复工作,大体就绪,乃由我中央要求苏俄将其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及在迪化郊外头屯河飞机装备厂之驻军及其它机关,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与主权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苏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军进驻哈密。此正苏俄宣告第三国际解散的时候,也正是苏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国家强作笑貌的时候。

  但是斯大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势已不可挽回,乃令苏俄大使潘友新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递一个节略,指责盛世才对俄的措施为「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另外他把「盛苏密约」交给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坏中央对盛世才的信任,同时制造盛世才对中央的疑惧。但是这个密约,盛世才在决定归顺中央的时候,已经全部报告了,所以他这种反间计不曾得手,徒然显出他自己邪恶的无赖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复新疆以后,莫斯科立刻策动苏俄与新疆阿尔泰山区域的哈萨克游牧民族,发生边界上的武装冲突,来寻找他侵略的借口,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间,苏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员,又发动其挑拨反间的惯技,从事活跃,几酿政变。但是中央立即采取宽大政策,公正处理,旋即平定;并调盛世才到中央〔第94页〕服务,将新疆军政事权直接听命中央,纳入常轨。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苏俄认为其在迪化,已无隙可乘,乃只有利用其潜伏在伊犁之俄谍及共产分子,给以大量军械,突袭伊宁城市,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

  共和国」,嗣后并攻陷我飞机场军事据点。三十四年迪化苏俄总领事馆人员,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态和方法,促使伊犁叛党对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决。省府为谋取暂时的平定,乃允其叛党首领,加入省府,任为副主席。在中央以为此一宽大之处置,可以化除当地反侧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的阴谋,自有其一贯的步骤。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战局不利之际,这一「联合政府」中所收容之分子,遂首先策动叛变,推翻中央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我们必须指出:这第一个俄共所倡导的小型「联合政府」,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在其附庸国家所设联合政府之典型。

  (注)本章第五节,第九四九页。

  第二十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在华特权的撤销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同时进攻菲律宾、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造成了中美并肩作战的形势,也注定了日本侵略主义失败的命运。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华民国与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表示共同作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我们认为这一共同宣言签订之〔第95页〕后,全世界只有一个战争,一个同盟和一个前途。而我们中华民国的任务,不仅是与同盟国共同「解决日本事件」,并且要与同盟国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这年十月九日,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向我国驻美英的大使馆表示,两国政府为了加强其对中国盟友的友谊与合作,决定放弃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并将于最近期内,向我国提出新约的草案。次日为我中华民国国庆节,美、英两国政府复同时就此一决定发表声明。

  我在战时首都重庆各界庆祝国庆纪念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并且说明:「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 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期无愧为同盟国的一员。」这时我全国国民,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国必成的热望。

  但是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却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战争未爆发以前,俄共希望中国长期抗战,阻止日本的北进。中共更要在长期抗战过程中,发展他的武力,扩大他的地盘,达到他分裂中国和征服中国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国参加华盛顿同盟宣言以后,斯大林就要打算怎样破坏中国抗战胜利的成果,阻止我们独立统一而强大的中华民国的复兴。毛泽东也就要替莫斯科这一全面转变作准备。而其首先的一着,要使美英两国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的重大步骤,不影响中国国民,使其发生任何亲西方的倾向。莫斯科及其国际共产党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苏俄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引起中国国民对俄的好感,乃成为中共组织建立与发展的契机。而美英两国在中国抗战艰苦的时期,作如此重大〔第96页〕的宣布,这在俄共对我们中国正在进行及将要进行的野心企图,不只是对其政治阴谋上一大阻力,而亦对于其历来虚伪宣传上一大讽刺。所以俄共与中共从此集其全力,要在国际间,破坏我们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誉;并在中国国民中间,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此其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但是中国全体国民都珍视盟国美英这一历史性的友好行动,而且竭诚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对于他们这些反宣传,都认为是谎谬怪诞,更知其用心叵测,故在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丝毫影响。不过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恶意宣传,却指摘这一平等新约的行动,是美英「对中国统治阶级的安抚政策」,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向日本投降」,并且是「为了增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帮助他战后对于全国的控制」。这一派的国际共党同路人的论调,可以爱卜斯坦所著「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作为他们的代表。

  (注)这当然是对于我们国民政府有意的毁谤,同时也是对于我们盟国歪曲的诬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与中英平等新约公布。我全国各界人士热烈讨论战后建设的各种问题。我政府确立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方针。我更提出战后十年建设计划,要求全国国民集中其意志与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准备抗战胜利之后,善用独立自由的地位,欢迎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合作,建设中国为统一民主的现代国家。这一要求,得到全国国民一致的支持,却受到国际共党恶毒的攻击。当然,我〔第97页〕们如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以独立完整的主权,本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与西方盟友合作,来开发我国家丰

  富的资源,提高我国民生活的水平,建设中华民国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自是我们全国国民所企及的。这一计划却是莫斯科及其侵华工具中共党徒所不能容忍,而必须加以阻挠和破坏的。

  (注)爱卜斯坦所著「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对于盟国撤废其在华特权之诬篾,乃有露骨的叙述。

  (LsraelEpstein,TheUnfinishedRevolutioninChina,pp?341-343)

  第二十三节 第二次商谈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军驱德军于斯大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军开始肃清高加索区的德军。就在这个时候,中共的态度又转强横。江苏山东的共军乃重新起而袭击各地的中央抗日部队。

  其在长江北岸新四军残部,复乘我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部与日军正在激战之际,他们就在我江北作战基地之涟水,袭击中央军的预备队一一二师。同时十八集团军亦在山东方面袭击中央所指派的于学忠部队。

  而其周恩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晋谒何总长时,亦提出四项新的要求,即(一)共党取得合法地位;(二)其军队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三)其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改组;(四)黄河以南各军〔第98页〕开入中央指定之作战区域,请俟战后。何总长重申二十九年皓电提示的原则。周恩来表示其对原则业已

  接受,但对开拔的时间与军队的数量,要求重新商谈。

  这次商谈,周林显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而没有得到具体结果。

  第二十四节 中共全面转变的准备——整风运动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这整风运动乃是中共准备全面叛变的基本工作。在这抗战期间,民族意识发展到最高潮。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必须从他每一个党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于民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

  其对于党徒的最后要求,就是「以阶级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说了一句话:「斯大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的检讨,最后是失踪了。这「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第一个宗旨。

  中共这次的整风开会,参加的干部前后总计三万人。自三十一年二月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中间还举行了四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建立「毛泽东的一元领导」,就是整风运动的第二个宗旨。

  〔第99页〕

  苏俄布尔雪维克以其自己的模型,来制造各国共产党。所谓「毛泽东主义」就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的一元领导」也就是斯大林个人独裁的中国型。自斯大林格勒之战以后,斯大林更加彻底使马克斯主义俄罗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废弃了的帝俄时代一些偶像重新标榜起来。例如彼得大帝、古图佐夫(Kutuzov)、沙伏洛大(Suvorov)、米宁(Minin)、波兹哈斯基(Pozharsky),这些俄罗斯民族战争的人物,至此都成为民族英雄,而斯大林亦俨然自比于彼得大帝,于是共产主义也就成为大斯拉夫主义的外衣。中共为什么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为什么要建立「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显然出自斯大林的指使,要共党杷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好叫他翻云覆雨,卖国害民,不仅要将现在四亿五千为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并使我中华民族灭绝人性,世世充当他大斯拉夫的奴隶牛马,而不复自觉其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他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及其实质之所在。

  第二十五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使全世界为之震动。我亦信以为这是俄共对美国精诚合作的表现,而决不是伪装的姿态。因为我相信,如果像共产国际这样各国共党的司令台,并且是他们共同信仰的中心,而斯大林竟将其撤销,这还不是真实的而是伪装的话,那就是他对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产,此后就没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为了。所以我当时曾对罗斯福总统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这第二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

  〔第100页〕

  不料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在表面上,是针对?德日义三国反共盟约,而促进世界反轴心的民主战线之团结。但在实际上,这仍然是斯大林的政治战术与宣传手法,也就是他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得到胜利之后,对世界施展其国际阴谋的张本。因为共产国际既已「解散」之后,各国共党在莫斯科的战略计划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阴谋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负任何政治责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其统一战线以后的决议,共产国际系统之下的劳工国际、青年国际以及妇女国际这一类的组织,逐渐改变为区域组织并改变其名称,以便利其在外卫群众中发展。直至此时,共产国际本身亦转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布其解散,完全是斯大林当时运用其「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政治战术与宣传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战略计划之中,我们中国仍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他为了开始对这一目标进行攻击,首先就要隐蔽莫斯科与中共的直接隶属关系。于是延安的整风运动,提出了「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指出「毛泽东思想」,认为他就是「中国的马克斯主义」,这一着亦是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作准备。所以中共的整风运动是从三十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为止,而共产国际也就在这年五月宣布「解散」了。

  自此时起,在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宣传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产党,不再是苏俄的工具,而是中国农民的「民主党派」和「土地改革者」。自此时起,莫斯科与延安就开始对我国民政府毫无忌惮的作猛烈的政治攻击。

  〔第101页〕

  美国共产党接着亦改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以掩蔽其苏俄间谍的本质。但莫斯科赋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美国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乌托邦的理想实现了。

  第二十六节 罗果夫通讯——「两个」中国之说的由来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Vladimir Rogov)批评中国政府的长篇通讯,诋毁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说「他们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想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动」。他在通讯中明白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导致美国朝野误信中国国民党内,真有一班制造内战的「顽固派」。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积极为中共全面转变时作宣传的准备。于是美共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及其它二三报纸转载罗果夫的通讯。中共的通讯社「新华社」更引用这篇通讯,说是「同盟国家的舆论,猛烈攻击重庆当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学会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远东研究」,刊载毕生(T?A?Bisson)「中国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更提出「两个中国」的论调,指中共匪区是「民主的中国」,中华民国是「封建的中国」。今〔第102页〕日国际社会中所流行的「两个中国」的论调,也就是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旧调重弹。

  自此以后,国际共产党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独裁」的名词,反复积累,加以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于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于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图,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第二十七节 日苏瓜分中国的蓝图和两个战争合流的征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革命之后,列宁乘德军的神秘棚车,穿过德军的前哨,回到俄国,策划改变。「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宁立即发布两道命令:一道是土地归于农民:一道是对德表示和议。这一种利用失败主义来取得政权的阴谋故智,中共于民国三十二年整风运动结束之后,即企图其在中国照样实施。

  远在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湘沪战争爆发之后,苏俄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由虹口迁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苏德协定激起了欧洲战争,俄总领事馆又由法租界迁回日军事区虹口的原有馆址。此后日本军部特务机关与俄领馆之间,联系日密,亦并不因苏德战争而有所间断。其实当时南京汪伪政权之成立,乃是受到苏俄的鼓励。因为俄总领事透过日军特务机关,表示莫斯科对汪伪组织,将于适当时间予以承认。

  〔第103页〕

  日本与苏俄秘密谅解的基础,就是两国瓜分中国领土的计划。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日本参谋本部驻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立即与汪兆铭积极进行其「组府」的谈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说明了日本军阀与俄共分割中国的全盘企图。他们在北方以东北伪满洲国为其大陆政策的根据地,而割取其所谓「蒙疆自治区域」及「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与山东各省;对华中,以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沿长江而上,直达宜昌;在华南,以台湾与海南岛为其海洋政策的

  根据地,而以福建广东为其外缘。至于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则承认其为苏俄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为苏方所谅解的条件。当时我获得这个情报,并不为奇。我相信苏俄之志,决不在此,日本军阀出此一着,徒见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年)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来,而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乃大白于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苏中立协定」不过是这个野心计划的一角。上海苏俄总领事对汪伪组织的支持,更是不成问题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段之战,中共将我国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后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抗战根据地。所以国际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的全面宣传攻击,其幕后还有全面军事攻势,着着进行。

  在中共与日军呼应的时候,苏俄亦与日军侵华战事相呼应。三十三年三月,日军对华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蔓延粤汉路。其时陕北共军集中兵力,企图乘此时机,侵入甘肃,打通延安与苏俄〔第104页〕的交通路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也就在这一年内,策动新疆一联串的事变。(注)

  这是中俄及国共「和平共存」中的一个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对华直接而公开的战争,与苏俄对华间接而无形的战争,这两个战争合流的一个事实及其内容。

  (注)本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九页。

  第二十八节 第三次商谈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苏俄对德军的夏季攻势,恢复了俄境以内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国的最后失败已见端倪。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全盘的计划,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确立。他拒绝参加开罗会议。他于这年十二月,怀抱?整套阴谋,到德黑兰与美英首长举行会议。在欧洲方面,他击败了丘吉尔所主张的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提议,促成了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划。这是斯大林世界战略第一回合的胜利,注定了战后东欧沦亡的命运。

  三十三年一月,俄军解了列宁格勒之围。二月至三月,俄军收复了畿夫,从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进,并击退了克里米亚的德军。在这个时期,中共对我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当然也更进一步的积极展开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谈,中共的要求,愈谈愈高,最后更完全变质。从这一谈判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全面政治斗争的动向。

  〔第105页〕

  中共代表林祖涵于五月四日至八日与政府代表王世杰等会谈中,提出十七条,其内容还是与过去两次要求,相差不远。关于军事问题,中共要求四军十二师之数,于战后转移至指定的防地。关于边区,要求改为行政区,隶属行政院,不受陕西省政府指导。关于党的问题,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此外则首次提出「撤除陕甘宁边区军事封锁」。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乃将历次商谈的内容,几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关于共军数目,改变为要求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改组行政区,改变为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关于移防问题,改变为「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中共关于边区问题,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二、「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消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此次更提出「关于全国政治」的条件如下:

  〔第106页〕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这次商谈,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变,其所提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当然得不到何种结果。

  第二十九节 史迪威事件——中共对魏德迈将军的排斥

  我对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别说明的,就是中共关于盟国军援的分配及边区封锁之解除两点。这两点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症结。

  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工作,在缅北作战,我时时感怀他的劳绩,对于他平时的各种建议,亦无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缅战场的时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爱国民主党派」,同时诬蔑我个人是顽固和反动法西斯的时期。他也是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之一人。他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他向我要求把国军和共军同等装备起来,将共军开出边区作战,同时也将晋、陕两省被共军牵制而防备其叛乱的国军,开出作战。可惜他对于共党的阴谋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

  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后,将取何种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史迪威将军后来对我的争执,完全是共党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两国军队在中缅战场上的合作,几乎因此而完全破坏。

  〔第107页〕

  我自己觉得我对史迪威将军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他来华服务之初,不管他对我所说的话,信与不信,我应该把俄共对中国革命与抗战的阴谋及其目的,以及经过事实,明白告诉他,使他事前能够了解和预防。但是我以为自己与他初次共事,互信的关系并未完全建立,所以没有向他切实说明。惟有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错误。这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C?Wedemeyer)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来华就职之后,纯粹尽心于军事的反攻,而中共问题则由赫尔利大使接洽和处理。(注)

  但是魏德迈将军对于中共问题,仍然继续研究其实情,把握其焦点之所在,并且赫尔利大使就其对共商谈所得的经验,和史迪威将军在华任职的经过事实,予以分析,作为左证。所以魏德迈将军深切了解中共的阴谋,而毫未受其任何宣传与包围的影响。他与赫尔利大使二人,在华任职期间,对我中国军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无间,而其成绩亦更是优越显著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迈将军为了策划全面的反攻,巡视华北,遍历陕西绥远的前线。他途经延安,却拒绝了中共的邀请,没有在延安下机访问朱毛。因为共党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阴谋诡计的人,魏德迈将军就是了解共党真相的一人。于是中共对他怀恨在心,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也就毁谤他,反对他在华任职。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国在中国调解国共,统编共军的时期,而魏德迈将军亦就不能不调任离〔第108页〕华了。

  (注)赫尔利将军初以美国总统特使来华。三十三年十月,罗斯福总统任命其为驻华大使,三十四年一月八日,呈递国书。

  第三十节 中共的军费和政治资本

  (一)军费转作政治活动

  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指责国民政府歧视十八集团军,不按照他扩充的兵员给予待遇,并且不给以国军同等的待遇。实际上,国民政府所核准为第十八集团军,其所编成的三军六个师及五个补充团,即是依照国军同等的待遇,按期发给军费的。但是中共从国民政府所领取的军费,并没有用到他的军队,却在就地津贴其外卫团体和文化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营的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工作的政治作战经费。如重庆新华日报,各地的生活书店,以及群众杂志、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都是由我国民政府发给他十八集团军的军费来支用的。而其各地共军的粮饷,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区」和「边区」民众,以及就地用土改斗争与制贩吗啡等各种税捐征发而来的。

  (二)走私为其经费来源

  中共的政治作战经费第二个来源,是日军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走私贸易。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封锁日军占领区,中共却由五条路线走私。

  〔第109页〕

  第一条路线是由包头经绥德入陕北,再由陕北往陇东宁夏。如绥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就是买卖日货的总机关;

  第二条路线是陕北边区沿黄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团军驻防的渡口,都有日货运入河西,向陕西的中部及陕南倾销;

  第三条路线是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

  第四条路线是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

  第五条路线是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

  中共走私贸易所筹得的利润,就地使用其为对自由区作宣传战、组织战和颠覆工作的经费。

  (三)推销鸦片与私发伪钞

  中共走私之中,破坏国民政府禁令,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种贸易,就是推销鸦片。鸦片的来源有二:

  第一是从日军占领区特别是热河等产烟地区,经十八集团军驻守的道路与渡口,向自由区倾销,中共收取过境税,每两鸦片要缴纳法币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

  中共由其「特区」向自由区运销鸦片的路线有二:一条是由特区运至宜川韩城;一条是由「特区」运至耀县柳林。

  〔第110页〕

  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上述的事实,可以说明中共指责国民政府对其十八集团军不发军费以及克扣军费,乃是他完全伪造的谎言了。

  第三十一节 第四次商谈

  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从第三次商谈以后,更加积极展开,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无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断的邀约美国特使赫尔利将军亲赴延安,商谈要务。赫尔利将军乃于七日,偕林祖涵飞往延安。十日赫尔利将军偕周恩来飞回重庆,携有毛泽东与赫尔利共同签署的「协议」。这一协议显示了什么是中共的政治条件: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中国所有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立即宣布一新民主政策,规定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之改革,并使其发生实效。军事委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组织之。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 孙总理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施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第111页〕及民主,树立正义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项军队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之合法地位。

  这一「协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所最爱听的名词,并且把「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等西方国家所感觉其为冠冕堂皇的字句,亦全盘托了出来,而要求其订为条款。当然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失为国共和平合作的一个很进步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后灭亡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战术。我们今天是在波兰被卖和捷克政变之后,自然是已经熟悉「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统制东欧的这一个公式,我们只是拿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国共合作的历史所得到的教训来处理。我决定对这个协议中「联合政府」一点,拒绝同意之外,其它各项尽可一一商谈。但是周恩来回延安后,致函赫尔利将军,谓中共中央对所商各条都不同意。

  第三十二节 第五次商谈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来到重庆。这次商谈,完全是他一种政治的宣传〔第112页〕攻势,其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联合政府」。其所摆出的面貌亦愈变狰狞。而他在此次宣传攻势之中,不但公然诋毁政府,而且公然诬蔑赫尔利大使。因马赫尔利大使曾经声明:「美国不以武器支助中国拥有

  武力之政党」,所以他到了最后亦成为中共攻击的对象。

  这样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谈,自然无法得到结果,至五月遂告停顿。

  第三十三节 宪政实施的决定

  我们中国国民党秉承 国父孙先生的遗教,国民革命的目的,对外求国家的独立平等,对内为建设民主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本党的训政,乃是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对日抗战的发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大会即已召开,民主宪法早已实施。当抗战之初,本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举行于武汉,发表宣言,预期抗战胜利之后,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间,抗战虽极艰苦,而胜利已经在望。我战时首都重庆对战后建设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共惟恐我国民政府获致胜利的果实,所以他在此时破坏抗战、颠覆政府的阴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我为了完成民主政治,准备战后建设,决定提早实施宪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演说,宣布政府准备于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制颁宪法。七月七日,国民参政会开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但是中共对于这一决定民主政治进行步骤的会议,反而拒绝出席,并且另筹召开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对抗。

  〔第113页〕

  第三十四节 中苏谈判中之共党企图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的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胜利。关于波兰问题、德国占领问题,以及联合国宪章上的否决权问题,都是斯大林占了优势。特别是我中华民国在外蒙的主权与东北的主权行政完整,竟成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牺牲品。同时,斯大林对我中华民国的整个阴谋策划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国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其「反华倒蒋」的宣传活动;同时中共及其外卫党派在中国的任务,是政治颠覆和军事变乱。此后的事实都是确切的证明。

  这年六月,正是中苏谈判互助同盟条约的时候,陕北的共匪煽动淳化保安团队,占据县城,与当地国军冲突。同时浙东、浙西与绥南、绥北等地匪军到处袭击国军。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机大肆宣传,反诬蔑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以军火援华。美共与中共执行斯大林所赋予的任务,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第三十五节 第二个时期的结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时期,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发展,及其所得的结局。他们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对我政府输诚求和时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与卑恭的笑脸,以及其在抗战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项诺言,毛泽东所谓「永远团结,精诚合作〔第114页〕,彻底统一」等谎话,到了抗战末期,乃就转变为其全面的武装叛乱与颠覆国家的张本。这时候,中共何尝不想蹈袭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败主义颠覆其临时政府的故智,来夺取我国家的政权。但是我全国国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终是集中的。国民政府对于战局的控制,始终是稳固的。而且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共军的防范,始终未稍松懈,再加以抗战胜利之提早来临,未曾给予中共以颠覆政府的机会。但是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划,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时,便全面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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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结果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版面原件:第114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17页,第118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1页,第122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25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2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37页,第138页,第139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3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6页,第147页,第148页,第149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52页,第153页,第154页,第155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60页,第161页,第162页,第163页,第164页,第165页,第166页,第167页

  〔第114页〕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三个时期

  (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与支持之下,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乘日军深入我后方之际,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因为我政府与全国军民,上下一心,抗战精神始终坚定,不受共匪的煽动,不为国际阴谋所乘,卒能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又因抗战胜利提早到来,日军专诚向国民政府缴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达成其藉抗战来夺取政权的目的。于是俄共和中共重弹「和平共存」的旧调,来束缚国军的双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动员和全面叛乱,最后乃揭破其狰狞的面目,撕毁中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条约和各种协议。三十年来,中俄与国共之间三度和平,三度决裂,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关进铁幕,〔第115页〕作为苏维埃帝国征服亚洲侵略世界的基地。

  第二节 国府受降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请降书,由瑞士瑞典转达盟国,声明「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国代表盟国,请瑞士转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实施投降条款,最后并声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

  在开罗会议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罗斯福总统亦能谅解此意,乃赞成此议。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缴械投降。同时日本国内秩序,亦以其天皇为之维系,得免于混乱与破坏。

  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华民国、台湾及越南的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我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处理全部日军投降事宜。总计日军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人。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就是盟军总部将我们中华民国东北领土上的日军,划归苏俄受降。事实上,日本政府于八月十日声明请降,苏俄直至八月八日纔宣布自九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苏俄军队是〔第116页〕在日军投降以前三天之内纔进入我东北和热河察哈尔。这一事实乃成为第二次大战役,苏俄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中共对国民政府的颠覆工作之新起点。

  第三节 中共的七道「命令」与六项要求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日本宣布投降后,立即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其颁发第十八集团军的电令并详明指示:「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勿擅自行动」。

  但是共匪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亦于八月十日,发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军全面暴动。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军动向是这样的:

  一、「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李运昌部由河北热河现地,向辽宁吉林进发;?韩共军随同进入东北;

  二、「为配合外蒙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贺龙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三、山西全省的共军「由贺龙统一指挥,进据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

  四、为占据及破坏全国「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沧石路、正太〔第117页〕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它解放区一切交通要道两侧之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议和条约时,须事先和解放区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商得一致意见」;

  二、「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受降办法,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

  三、「解放区及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代表,参加接受敌人的投降,及处理敌人投降后的工作」;

  四、「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代表,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请蒋委员长制止内战,其办法是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一切政治经济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项要求,其企图极为显明,就是破坏国家统一,破坏军令系统,采取自由行动收缴日伪武器,占据及破坏交通要道,扩大匪区地盘,特别是依附俄蒙军队,割据我东北及热察绥,分裂我国家,并以「联合政府」的口号,向国民政府展开其政治斗争与颠覆活动。

  〔第118页〕

  第四节 和平建国方针

  我们中国百年来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民生贫困,国力衰弱。中国国民党为革命建国而奋斗,北伐统一之后,致力于建设事业,但外患内忧,接踵而来,终竟不能不奋起抗战。在这抗战八年之中,征发兵员一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支出军费计法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亿元,一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尚不计算在内。所以抗战既经结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复员,国家所需要的是建设。尤其是日本侵略主义已告失败,我中华民国与西方各国之间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只要我们国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环境,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革命建国的事业必可成功,所以抗战胜利之日,我们政府就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根据这方针,来决定对外对内政策。

  我们对外政策是为求国家统一独立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虽对国家权益有所让步亦所不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 国父孙先生说道:「为万国互助者,当能有成;为个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当消灭于无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也抱定这同一信念。下列几项原则就是基于这一信念而来的。

  一、我们是联合国宪章起草国之一,联合国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我们应以维护正义的立场,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二、我们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应以宽大政策,为促成对日和约而努力;

  〔第119页〕

  三、我们应力谋与苏俄和平共存之道。我们知道,在日本侵略主义消灭之后,对亚洲的唯一侵略强权是苏俄,我中华民国唯一的外患在苏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四、我们对于韩国,依照开罗会议宣言,努力助成其独立与统一,以保障东亚的和平和安全;

  五、我们对于泰国,希望其恢复战前固有的独立平等地位,与中华民国重建其正常友好的关系;

  六、我们中华民国两度派兵入缅甸作战,但为尊重盟邦主权,恪守国际信义,我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任务一经完成,立即撤回本国;

  七、我们中华民国依同盟国的协议,派遣军队入越南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军投降。但是我们对越南没有领土和其它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独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序安定以后,所有国军全部撤回本国;

  八、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划入中国战场之香港,不愿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们对内政策,是以建设现代民主统一国家为总目标。下列几个原则必须在这里特为叙述:

  一、我们要完成民主宪政。在抗战期间,我们预定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这一决定为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所阻挠而中止实行。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决定于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始宪政;

  〔第120页〕

  二、我们要保持国家统一。我们要把全国军队化为国家的军队,不许再有私人军队和一党的军队。党派的政见应该遵循民主宪政常规,取决于议场,不能再以武力作政争;

  三、我们要以国际资本与技术合作,发展生产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尤其要把东北的资源,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提供于世界,以贡献于人类的福祉。

  我在九月三日(胜利日)曾以如下的语句,申明和平建国的方针如下:

  「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所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抗战期间的牺牲真正有其代价,更必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

  「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的工作,实行国父的三民主义,纔能同臻于国力充沛,民生

  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这个最大最后的成功。」

  国民政府对外和对内的设施,即依上述方针进行。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也就集中力量来破坏国民政府这个和平建设的方针。

  第五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第121页〕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的密约,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拘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革政策所加于中苏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三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华民国代表团赴美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已携带着对苏谈判的方案。当然我们的方案是沿袭民国十三年「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两大根据,寻求战役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我们并没有准备着莫斯科一笔抹煞这两个协议,而完全恢复一九○四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

  但在莫斯科中苏谈判中,我们仍然对于下列的国家权益,不得不作重大的让步:

  一、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苏俄在这条约及其附件中对于中华民国所承诺的各款,则如左记: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份,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第122页〕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关于苏俄参加对日本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撤退之问题,「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并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现在我们把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和斯大林的诺言,作为苏俄外交与军事上的国际行动的尺度,来衡量此后事势的发展。

  第六节 毛泽东的重庆会谈

  国民政府与苏俄谈判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与中共商谈和平共存的途径。自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我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大使亲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泽东飞抵重庆。

  此后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内,举行了五次会谈,至十月十日发表「会议纪要」,其重要事项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第123页〕

  「蒋主席所倡导之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问题,未获协议,双方同意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提出政府应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区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之下,中共愿由现有数目缩编为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并将应整编的部队移至

  陇海以及苏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于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之」。

  五、关于受降问题

  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第124页〕

  毛泽东离重庆回延安的前夕,发表演说,依中共机阅报之新华日报十月九日的记载,有如下语句:

  「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口头上说他不作「其它打算」,但在事实上,他正在作「其它打算」。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此后的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复。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协议及其一切诺言,都彻底破坏无遗了。

  第七节 共匪阻挠受降

  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蔽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并威胁了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九月十一日之后的一个月,正是国军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间。总计国军在十一个受降区内,受降的日军为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人,均依照盟军总部的规定,遣送回日。但是匪军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包围缴械的日军,将近三万人,均扣不遣送。

  〔第125页〕

  共匪一方面阻挠国军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区积极扩大反美的宣传。

  抗战结束以前,中美两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并肩作战。日本投降之后,美军协助中国军队受降。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美军与我军共同作战,以及协助我军受降,都是衷诚信任,热烈欢迎的。但是共匪横蛮指斥美军在天津、秦皇岛和北戴河、青岛、烟台等地协助国军受降的活动,是「干涉中国内政」。

  共匪的宣传者说:俄军从东北撤退,美军却在华北登陆,美军显然是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们这种宣传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响美国的舆论,压迫美国政府撤退其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军队:

  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国军到华北受降,特别是阻止国军到东北接收主权。

  共匪在这一大宣传运动的背后,做了一些什么?他做的是:

  一、破坏交通:所有北方各铁路的干支线,都遭受共军破坏,总计数百次,其破坏最为严重的处所,需要长时间始能修复;

  二、决溃黄泛堤:河南省太康一带,造成数百里灾区;

  三、炸毁及拆毁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矿场;

  四、焚毁及捣毁工厂:单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厂被其破坏五百余家;

  五、烧平村镇: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到处都发生这种暴行;

  六、屠杀人民:张家口附近崇礼的屠城,尤为惨酷;

  七、强拉壮丁:凡共军到过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被迫「参军」;

  〔第126页〕

  八、扩大地盘: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谓解放区已由七十县扩大为二百余县;

  九、滥发「抗币」和「边币」等伪币,强迫人民使用,破坏国家的币制。

  第八节 苏俄在东北的违约背信

  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苏此次共同作战,苏俄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役,苏俄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 第二条及第五条规定如下: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之领土执行左列任务:

  甲、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

  乙、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合作。」

  「(五)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直至八月三十日,赫尔利大使以美国驻俄大使哈立曼电文相告,斯大林对哈立曼还是说:「迄至现在,红军并未与中共取得接触」,又说:「在东北之红军并未发现有何共军游击队。」但在事实上苏俄军队乘日本投降的机会,进入我东北,收缴日军的武器,扣留日俘,同时,对于我国民政府派遣军队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处处阻挠,并正式拒绝,而为中共匪部进入东北争取时间,并将其所收缴的日军百余万人所使用的武器给予共军。

  〔第127页〕

  十月一日,苏俄大使彼得罗夫通知我方,谓苏俄政府决定十月上旬开始撤兵,请我派员于十日以前,到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接防办法。我政府即派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飞往长春,并通知彼得罗夫,谓我方决定于十月十日自九龙船运部队往大连登陆,进入东北接防。五日,我驻俄大使傅秉常电告,苏俄外交部表示:「大连马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俄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我军在大连登陆的计划因而中止实施。熊主任到长春后,于十三日及十七日,两度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提出我军在葫芦岛与管口登陆的计划,马答以「并无意见」。但至二十七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葫芦岛,竟遭岸上匪军射击,不能登陆,折回青岛。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转往秦皇岛登陆,循北宁路向山海关前进。

  十一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芦岛已被共军占据,营口已有共军进入,他对于国军的营口登陆,不能负责。他又说俄军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他对于我方编组地方团队,及派联络员偕同我政府人员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绝同意。这时中共由山东海运北上的部队已进入安东。十一日竟有共军进入我东北行营所在之长春市。同时沈阳亦有共军准备作战。

  第九节 苏俄盘踞外蒙并侵占热察

  前章说过,民国三十年六月,苏俄对德作战,唐努乌梁海的傀儡组织亦即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于是唐努乌梁海也就并入苏俄的版图。(注)到了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将这一公式,应用〔第128页〕于外蒙古。这年八月九日,苏俄对日宣战。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组织亦对日宣战。次年(三十五年)

  二月十三日,俄蒙重订新约,于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谓「独立」的名义之下,并归苏俄的统治。

  苏俄对日宣战之后,其军队随即侵入我东北。外蒙对日宣战之后,其军队亦即侵入我察哈尔。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匪军在俄蒙军掩护之下,窜入张家口。俄共与中共乃即制造「向蒙自治」的运动。俄军更以外蒙傀儡组织的名义,向「内蒙」输送军火,并派遣其所谓「苏蒙军使节团」到张家口,对匪军予以训练和装备。三十五年一月,竟在兴安之南的葛根庙,召开其所谓「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其所谓「东蒙人民自治政治」。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东西蒙的傀儡举行会议,将东蒙自治政府并入其所谓「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企图于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时期,亦举行其所谓「内蒙人民代表会议」,设立「内蒙自治区政府」。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苏俄的红星飞机掩护外蒙军队,从蒙古与新疆边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后三十七年一月至四月,这一冲突,仍继续发生。我政府对苏俄政府屡提抗议,莫斯科反而栽诬我国国军侵入外蒙边境。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政府为了中俄两国友好,并望长期和平关系,乃接受苏俄所提外蒙独立的要求。我政府对外蒙的政策,向以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指导原则,如外蒙从此真能独立自由,而为中俄两国互不侵犯之中介与保障,虽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不料我们承认其独立之后,苏俄对外蒙的控制,更变本加厉,而我外蒙民族乃沦入奴隶牛马的境域。并且外蒙傀儡〔第129页〕组织,在苏俄指使之下,即于当年策动我内蒙的叛乱,同时不断扰乱新疆,而且历次参加新疆事变。可知外蒙这种傀儡组织不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并且完全是苏俄侵略中国和破坏东方国际和平的工具,绝对不能构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注)本编第三章第二十节,第九七七页。

  第十节 斯大林采取行动

  三十四年八月以后,苏俄违约背信,对我热察及东北领土的野心企图,及其对中共叛国阴谋的指使与策划,暴露无遗。至于俄军对于我东北人民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更不忍在此有所叙述。

  我们认清了俄方对东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诈手段,乃决定将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自长春撤退,移至山海关。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项决定通知俄使彼得罗夫。同时我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指出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纔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杜鲁门总统表示其必与我密切合作,妥商办法。

  我政府关于东北行营撤退长春的决定发表以后,俄方态度乃临时转变,而突然软化,对我方极力表示友好,并声称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而无不可以协商解决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针,令行营移驻榆关,所有调往东北的部队,决定放弃大连、营口等港登陆计划,皆由陆上沿锦榆〔第130页〕路两侧前进。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军从榆关进驻锦州,占领葫芦岛。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沈阳前进。我政府对东北,决心不再进行接收工作,一任俄军非法占据,再看他将来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和平安全所关的东北问题。

  但是当时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国政府同时复以诚意拨给大量运输舰只,协助我从海道运兵进入东北,期待我早日接收东北主权。于是我原定停止接收东北的政策乃又动摇,而改取积极进行全面接收的行动。十二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亦派员与我方谈判国军由锦州向沈阳推进时双方联络问题。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军进驻沈阳。

  至此,斯大林忽亦采取行动。他邀经国访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以我私人代表的资格往莫斯科,至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国。斯大林在其与经国两次谈话中,表示他对于中、苏及国共两党和平共存的意愿,并且表示他赞同中美苏三国的合作,但反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第三者的势力进入东北,而力劝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

  斯大林最后对经国表示其希望我访问莫斯科,或在中俄边境上适当地点会谈,实则此次斯大林邀经国访俄,其目的全在于此。我曾以此事征询马歇尔特使的意见,马歇尔特使的答复是「如有助于中俄的邦交,他无不赞同」。于是我对他亦未便再道其详,否则,他或许以为我有挟俄自重的心理。我乃决定婉谢斯大林的邀请。

  到了五月五日(三十五年),苏俄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接莫斯科来电,要见经国。六日,经国与罗〔第131页〕申晤谈,得知斯大林再度邀请我访莫斯科,与他会晤,其时间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后。七日,莫斯科又电罗申,催我答复。这个时候正是华盛顿对华五亿借款突然停止的消息传布于中国的时候,亦

  正是马歇尔特使行将回华而未回的时候。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后,认为这是我国今后外交政策成败上,一个最后决定关头。如我接受其邀请访俄,则今后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对华一贯的策略,就是国共合作,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向苏俄一面倒,以达其对我「和平转变」的目的。我们如果走上这一条路,那就是断送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以及整个民族命脉。否则,拒绝他的邀请,使其断绝对我的希望,则他对扶植其傀儡共匪侵华的行动,必更表面化,而再无回旋的余地。但是当时国际舆论已在共产国际宣传笼罩之下,民主各国对于中苏关系,多半姑息苏俄,其对我政府的态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极度悲观,而其对中国的前途及其本国在华的利益,几乎都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国当时,无论采取苏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线,其所得后果如何,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最后,我与中央干部更加以彻底检讨,佥认为今日我国的外交,只有以本国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祸福阅系为基础,来决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政策,而决不能以国际上一时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为转移。自中苏同盟条约订立之后,我们在这样重大的牺牲之下,尚不能餍足其欲望,那他非彻底统制我中国,灭亡我民族不可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苏俄未能履行此条约,以事实证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线希望之前,我实无与斯大林会晤的必要。

  这时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危机,正以我们东北为起点,而在加速发展之中。大家认为这一危机,〔第132页〕非中美彻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继续恶化。莫斯科当然知道,为了他要独占东北,并促成中共的叛乱,必须要先破坏中美的关系,而使中国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们不能拒绝他的邀请,而与他会晤,无异于提供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离间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数据。当时中美关系已潜伏?一股国际暗流,中国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双方要以其两国对俄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来商讨共同对俄的政策,实不可能了。所以此时,我们只可不问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态度和政策如何,而坚持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对俄共侵略者作孤军奋斗,与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对于斯大林第二次的邀请,乃再度决定予以委婉的拒绝。

  后来美国驻华大使馆员却来向我探询,说是我两次要求会晤斯大林,而皆为斯大林所拒绝,其内容究竟如何?我纔把经过事实告知他。由此更可见斯大林这一举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疑云,中伤中美两国关系。苦是我在当时,真是接受其邀约的话,那他对中美挑拨离间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亦是我们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十一节 斯大林对中国的建议——中国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仅消极的中伤中美的关系,并且积极的企图操纵中国的外交与内政。斯大林屡次对我政府表达下列的意见:

  一、他说明他与中共的关系时,希望中国不再认定苏俄与中共混为一体。他与中共在政治上并无任〔第133页〕何关系,只是俄共在国际上对各国共党一样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认苏俄曾有代表驻在延安,但此时已经召回。他自称其对中共派遣军队进入东北一点,曾经拒绝同意;

  二、他不仅要求中国拒绝「第三者」进入东北,并且希望中国采取「独立政策」。他指责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并要求中国实行与苏俄积极的「共同防日」,并希望中国重新采取民国十三年的「联俄」与「容共」的政策。当时他所谓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其实就是要求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陷于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一面倒」。

  三、他表示苏俄对中国的道义与物质的援助,决不给予中共,而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如果对国共和解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认为必要,则苏俄必不愿参与其间。他希望国民政府对中共的要求,多作让步。他主张中国国民党与中共作「和平竞争」。

  四、他极力说明第二次大战之后,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内,没有世界战争。

  这是苏俄在抗战胜利之初,三十五年的阶段,对华的中立战术,亦即为斯大林的一个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当时只要我采取他的所谓「独立政策」,对外以美苏两国和东西南方的桥梁自居,采取中立路线,而对内经由莫斯科的调停而与中共及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是整个中国「和平转变」为苏俄的附庸,苏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个中国,从此他不仅可以和平的征服亚洲,而且更可以转化太平洋为俄罗斯的内湖。因此我乃决心拒绝斯大林这一切建议。

  〔第134页〕

  第十二节 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

  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知道,要在战场上征服中国,必先在美国的舆论与外交上击败国民政府。同时他亦知道,非推倒中华民国亲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贯的谋略,作有计划有程序的逐步实施,来排除美国的势力,以达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

  在抗战结束时期,共匪的军队虽自称四十七万人,但若国民政府顺利推行其复员建设计划,全国国民趋向于还乡复业,各安生计,共匪虽欲以武装力量分裂国家,夺取政权,终必为国民所共弃。他只有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国民政府放手动员作战,亦必能重获十年以前在赣南五度围剿最后的胜利。这一胜利足以保持国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对于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与破坏。国民政府对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我在当时选择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同时对共匪的武

  装叛乱,亦有控制与戡定的把握与自信。

  共匪当然知道,国民政府无论是和平建设或是动员戡乱,只要是顺利进行,都足以打击他的企图,甚至消灭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对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装叛乱,以武装叛乱助长其政治攻势,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的地位,堕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呆境。

  当时国内外人士如能作公平与冷静的观察和评判,必然达到如下之两点。但是他们受了共产国际及〔第135页〕其同路人宣传活动的影响,对中国问题的本质,没有明确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装叛乱,就是苏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战争的执行者是中共匪军,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众口同声,指为「内战」,并诬为国民政府所制造,以掩蔽其侵略主义的本质。

  二、在法律上,国民政府与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一样,对于国内的叛乱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维持政治社会的秩序。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政府的权力。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反内战」的宣传,竟使国内外人士抹煞国民政府的应有职责和合法权力,误认国民政府为穷兵黩武的侵略主义的法西斯,而加以诋毁;同时误信共匪的叛乱为民主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而寄予同情。

  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传活动,在国际间造成一种逻辑。当然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共匪制造武装叛乱迫使国民政府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而一般人士却指责这种军事行动即为挑起「内战」,而「内战」乃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以耸动世界的观听。在这种逻辑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国际的谅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待共匪到处袭击,扩大叛乱。其结果,国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国家秩序的权力,于是共匪的武装暴力全面发展,而乃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了。

  第十三节 共匪对中立主义的运用

  在这国际共党对中国一面制造「内战」,而一面又「反内战」的政治宣传攻势之中,共匪再度展开〔第136页〕其中立战术。抗战以前,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到了抗战期间,更与几个政团结成所谓「民主同盟」。

  抗战结束之后,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态,扩大活动。三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临时全国大会发表宣言,自己承认其为中立主义者。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即以独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场,对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有继续不断的努力。」

  同时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内战」与「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宣言说道:

  「中国今天还是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对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后,对立的形势更增加了内战的危机。倘若这种形势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便谈不到和平、统一、团结,更谈不到民主。」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谓「联合政府」的主张,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当时的局势如果是「国共两党对峙的局势」,而有人采取独立的中立的立场,为国家「和平、统一、团结与民主」来努力,这个人是何等时髦?于是这一宣传攻势之中,一般游离的政客,失意的军人,以及一般对政治无远见,和对苏俄的侵略主义与共匪的颠覆活动无认识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个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机。就是在这样中立主义的空气笼罩之下,社会反共的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于孤立地位。

  〔第137页〕

  同时在无形中,共党既孤立了我们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这些中立者本来是对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对共产主义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机取巧,混水摸鱼是图,他们就是这样在政府与中共两者的中间,纵横捭阖,过?骑墙的生活。他们以为即使共匪得势,亦可待价而沽,不患无利可图。不料到了我们政府遭受挫折之后,这些自命为中立者一经沦入铁幕,却就丧了其「使用价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汇的宰制了。

  三十五年这一年中间,国际调处与政治协商,更是造成一种姑息妥协的气氛,使中立主义愈益猖狂。这中立与民主的伪装,掩蔽了共匪的军事行动,伸张了他的渗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后破坏了政府动员戡乱的政策。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动,发生了更大的效力。

  第十四节 美国调处的开始与第一次停战令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其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特使就在这一天启程前来中国,执行这一声明所赋予的使命。

  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商谈,这次是第七次。从前六次商谈,都是以失败为结局。这次商谈的前途,中外人士自然亦不抱乐观。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与马歇尔特使首次在南京会晤之后,有一位美国将军即问我,马歇尔特使此次来华调处国共问题的前途如何?我当时很简单的答他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全在苏俄,应该问莫斯科纔行。」我又反问这位将军说:「你看莫斯科是否能允许你美国在华调处国共问题〔第138页〕成功呢?」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将这意思,直告马特使呢?」我答道:「现在尚非其时,待后再说吧。」不过,当时我仍相信马歇尔将军在世界上的信誉和地位,是可完成他这个使命的。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马歇尔特使以调解人资格参加之三人小组,举行了六次会议,停战命令全部得到协议,并于十日,由政府与中共双方将停战命令下达于各指挥官。其要点如下:

  (一)一切战门行动立即停止;

  (二)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之行动必须停止;

  (四)为实行停战协议,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第十五节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就在停战命令发布的这一天开幕。我在开会词中,诚挚表示:「政府对于本会的决定,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有裨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同时我宣布了政〔第139页〕府对于保障人民自由,尊重政党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及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决定实施。中国国民党代表更首先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之前,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均将容纳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准备实施宪政。

  政治协商会议,在二十一天之中,成立了五项协议。其要点如下:

  (一)政府改组案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定为四十人。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

  二、国民政府委员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由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

  三、行政院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二)和平建国纲领案

  在国民政府扩大组织之后,宪政实施以前,以和平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施政的准绳。这一纲领对于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文化、善后救济、和侨务诸般施政,广为规定。其总则之四条如左:

  一、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二、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三、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第140页〕国必由之途径;

  四、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

  (三)军事问题案

  军事问题协议案分为四项:一为建军原则;二为整军原则;三为实行以政治军办法;四为实行整编办法。其重要原则如下:

  一、军队属于国家;

  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秘密的党团活动;

  三、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国防部内设一建军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

  四、军事三人小组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

  中央军队应照军政部原定计划,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

  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

  (四)国民大会案

  国民政府原定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因中共及民主同盟坚强反对,逐至延期。政治协商会议关于这一问题,得到协议,其要点如下:

  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二、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台湾及东北等新增区域及职业代表一百五十名;

  〔第141页〕

  三、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五)宪章修改原则案

  政治协商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公布的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提出修改原则十二项,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修改原则,参酌各方提出的意见,加以整理,制定五五宪草案。

  第十六节 军队整编及统编案

  在这五项协议中,关于军事问题,另由三人会议及军事小组继续会商。二月九日,三人会议召开恢复交通会议,其全部协议,由国民政府公布。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军事小组连开五次会议,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中共在双十协议及政治协商会议中,要求共军编为二十个师。整编统编方案协议为第一期十二个月的整编,政府从三百五十四师缩编为九十个师,中共可保留十八个师。第二期六个月的整编,政府保留五十个师,中共十个师。政府军队对中共军队始终保持五比一之比例。

  二、共军编入国军的步骤,协议为第一期统编为四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以政府军与中共军各一军编成。至第二期,始以师为单位,统编为军,即国防军二十个军中,有六个军由政府部队与中共部队合编而成。

  〔第142页〕

  三、共军与政府军的配置,协议为第一期,华北配置政府军与共军统编的四个集团军之外,再驻三个政府军。东北配置五个政府军,一个中共军。华中配置一个中共军,九个政府军。至第二期,华北配置中共军七个师,政府军十一个师;东北配置政府军十四个师,中共军一个师;华中配置政府军十个师,中共军两个师。

  一般人以为停战令及恢复交通办法的颁布,军队整编与统编共军为国军方案的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设立与开始工作,及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使国家从此进入和平建设的阶段,人民从此得到复员还乡安居乐业的机会。马歇尔特使也自觉他的调处工作告一段落,回国述职。国民政府亦决定整编方针,无论共党执行协议与否,政府必按照既定的办法和程序,切实实施。但是共匪对于他自己参加议定的命令、办法、方案和协议,是不是实行了呢?下面所说的各项事实,就是确切的答复。

  第十七节 美国调处与中立主义

  马歇尔特使第一次启程回美之时,我对他与吉伦将军说:中共认定武装军队是他「革命的资本」。今天的统编计划虽于他们最为有利,但是要把中共的军队统编于国军之内,可以说是「与虎谋皮」。如果我们真要希望中共履行这个统编方案,那只有仰赖上帝,能使中共「弄假成真」。

  马歇尔特使回美之后,共匪乃即从事破坏停战命令,对于恢复交通与军事整编统编案等所订的各条款,一概抹煞,拒不执行。而且匪军大量窜入东北,扩大叛乱。当马特使由美返华时,我鉴于停战令以〔第143页〕后三个月之中,中共对于所有协议与重要条款几乎破坏殆尽,乃特别对马特使说:「这次美国参加国共和谈,调处军事冲突,务须中美两国政策互相协调,更要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互相了解,免为共党离间中伤的奸计所乘才好。」我始终坚持这个方针,并时加警觉,所以我对于共匪反复无常,荒谬狂妄的要求,总是委曲求全,忍耐到底,无论如何不使中美双方发生裂痕,使苏俄共匪乘机得逞。

  但是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这一件事,是关乎美国、中国与苏俄三方面的。因此,他的调处工作对于中国的局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影响,也要从这三方面来考察。

  从美国来看,他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调虚国共冲突,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使其战后复员建设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十分诚意的,并亦自认其为十分公正的。但在这调处进行的中间,美国为使各方接受调处并遵守协议,不得不施用其政治影响。他这一政治影响,对于中共的匪区,以及苏俄的铁幕,都不能发生什么效用,而其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民心理以及我们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却造成重大的结果。这是当时美国政府预料所不及的。

  在苏俄方面,他对于美国的调处,是作为「中立战术」来利用的。第一是他所供给中共之百余万人的日军武器,还要有补充编训约需一年以上的时间,方能发动全面叛乱,故其利用美国调处机会,来争取这一年余的缓兵之计。第二、他利用这个调处,不仅要求施展其普通的中立战术,乘机来分化中美关系,瓦解我们反共的阵营;而其中还另有一个最大的企图,就是他决不允美国调处有所成就。因为在俄共看来,如果马特使在华调停有所成就,那就是苏俄对华政策的根本失败,所以他不只是破坏这一调处〔第144页〕,而且他希望中美两国在此调停期间,发生冲突,而致破裂。于是他指使中共一面背约捣乱,另一面且对美国恣意指责,时加污辱,到了最后阶段,其反美的诬蔑狂妄态度,更令人不堪想象。这是莫斯科预定阴谋的实现。他要在美国无法调停,而马使离华回国之后,乘机来调处国共冲突,干涉和操纵中国的政局。但是俄共这一个企图,早已为我们所看破,而卒成幻想。

  第十八节 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俄军从长春撤退,中共匪军随即擅入长春市。国军受了停战令的限制,不能抵御,更不能攻击,只得退避。二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宣布东北有所谓「民主联军」三十万人。共匪发言人更提出解决东北问题办法四点:

  一、要求政府改组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与各省政府,吸收东北「民主人士」及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

  二、承认并整编东北的「民主联军」;

  三、承认东北各县的「自治政府」;

  四、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部队,其数量应予限制。

  依据一月十日停战令,国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不受停战令限制。苏俄装备匪军并帮助其接替俄军,占据东北的县市,显然是违反中苏协议;共军阻碍国军接收主权的部署,并攻击接收主权的国军,乃〔第145页〕完全违反停战命令。而且根据这一次共匪发言人所发表的正式谈话看来,那他们简直对于一月十日以前三人小组所订立的一切协议,已经一概抹煞,毫无实行的意向,亦就很明显了。

  马歇尔特使回国的前夕,三人会议于三月十一日集会,商谈东北问题。马特使提出「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其第一至第三条,规定军事调处的程序。其第四及第五两条有如下的规定:

  「(四)政府部队有权占领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并特别指明政府军队在沿中苏条约中所载明两条铁路之两侧三十公里,有单独管辖之权。」

  「(五)政府军队为重建主权所必须占领之地区(包括煤矿)需要共军由之撤退;苏军所撤出之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

  中共代表周恩来对于第四条不肯同意。马歇尔特使回国后,由吉伦将军参加三人会议,继续商谈。依照周恩来自己所拟订文字,将四五两条改为三条如下:

  「(四)政府为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路两侧各三十华里在内;」

  「(五)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执行小组协议行之;」

  「(六)以后东北驻军地区依整军方案另定之。」

  周恩来携本案回延安请示,延安竟不予同意。最后中美双方作最大的让步,将马歇尔原案四五两条〔第146页〕历次修正文字一概删去,只存留第一至第三条关于军事调处程序的规定,周恩来始肯由延安回到重庆。于是三月十一日马歇尔特使回国前所定「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案」之协议,完全被

  共匪违抗破坏,不能执行,而无效了。此后三月二十七日及四月八日与九日之会谈,更无任何结果。

  这时匪军在东北扩大变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往东北的小组,对于俄军支持之下的匪军行动,无由进行调处。匪军并集中四平街,阻止国军从沈阳北上接收主权,遂引起战争。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它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三年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后,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时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在此时,马歇尔特使,初由美国返华,遂与我进行商讨如何停止战争与继续和谈的方法。我乃于五月二十一日,亲飞沈阳,视察战局,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痛深之余,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议等诺言,仍可予其悔祸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

  五月二十四日,我从沈阳致马特使函,表示国军在东北可以接受停战的决心,只要中共能实践其停战协议与恢复交通办法,以及实行统编方案等条款。我回到南京与马特使讨论数度之后,乃于六月六日〔第147页〕接受马歇尔特使的建议,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并将已经越过小松花江停止在双城附近的追击部队,乃复调回至陶赖昭与德惠县一带,仍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同时并发表声明如下:

  「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议。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中美双方与中共之间,在这十五日之内,对于东北停战与整军问题,以马特使「结束东北之战争」方案为底案,反复商谈,未能得到协议。至六月二十一日,我再度宣布,将停止前进攻击的命令延长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为止。

  但在这八日之内,中共又提出其更高的条件,以致商谈毫无成就。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苦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

  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这不仅是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第148页〕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第十九节 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

  就在这个期间,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加紧进行,而其对东北经济独占的企图,更是露骨了。

  俄军进入东北后,即开始拆迁重要工业设备。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俄方更向我方提出:日本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俄军认为其应作战利品;其伪满及中国人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交还中国政府;至日伪合办的工厂企业,由两国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马林诺夫斯基对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再度声明「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军事工业,动产部门应为红军战利品。但为对中国表示友好起见,苏方愿将战利品之一部(工矿)财产权之一半,分让中国,并由双方共同经营。」又说:「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迅速办法解决,并不愿第三者参加,尤不愿东北再成为反苏的根据地。」这一声明,显系破坏我政府对东北的门户开放原则,而其排美的独占政策更是鲜明。

  二月一日,我方就经济合作问题提出具体对案。我对于俄方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一切事业资产皆为红军战利品一节,不能承认;关于「合办」,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合办之列。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声称:「苏俄不愿使东北再成为反苏的根据地。此种经济合作计划,仅为对自身安全之一种戒备手段。」他对于我方从合办案中剔除各处厂矿,均不同意。

  〔第149页〕

  恰在这时,我政府所派之接收工矿特派员张莘夫,率领技师及警员九人前往抚顺视察,被共匪拒绝接收,折返沈阳,中途在李岩车站,被匪军加以杀害。这一事件更激起我国一般民众的愤慨,我东北同胞尤为悲愤。

  美国国务院于二月十一日,向中苏两国政府致送照会,认为东北工业绝对由中苏共管,使美国及其它盟国人民未能获得参加东北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为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

  美国对我东北门户开放的主张,是与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经济政策相合的。但是美国的照会并未能阻止苏俄对东北工业及资源的劫掠暴行与独占企图。经济合作的谈判固然没有结果,工业装备的劫掠和破坏,一直继续进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关于东北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说道:「估计该地于俄军占领期内,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质量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这个数目就是苏俄对东

  北产业和资源劫掠的成绩。

  第二十节 匪军的全面攻势

  三十五年五月,匪军为策应其东北的军事行动,在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等省,到处破坏停战协议,发动攻势。

  〔第150页〕

  一、热察方面

  一月十日停战令颁布之后,匪军进入赤峰,国军受停战令的限制,只得退避。六月六日停战令颁布后,匪军又进入承德。九月二十日,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到张家口的小组,在匪军压迫之下

  撤退。

  二、山东方面

  六月六日停战令后,匪军于九日进占枣庄,十日进占德州与泰安,以及高密、胶县、南泉、蓝村等城镇,同时在青岛外围结集部队五万人,在济南外围结集十余万人,向两市进攻,于是激

  起青岛济南两处的战争。

  三、苏北方面

  六月三十日,政府发布政治解决的声明以后,匪军结集十六个团的兵力,围攻泰兴,国军仓卒应战,伤亡惨重。匪军于攻陷该城之后,续向泰县及长江北岸之口岸镇攻击,企图威胁首都的

  安全。国军被迫抵抗,于是发生苏北战争。

  四、晋绥方面

  一月十日停战令后,匪军攻占侯马与集宁。六月六日停战令后,复攻占闻喜、朔县、新绛、榆次、介休等二十二县,逐步完成其对太原与大同之包围,于是激成晋南与大同的战事。

  政府至此为保持平津的安全,要求匪军退出承德。为打通南北交通,要求其撤离津浦。为保持首都〔第151页〕的安全,要求其退出苏北。但共匪态度蛮横无已,使军事调处无法进行。

  第二十一节 国民大会延期与八一四文告

  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但是共匪主张国大开会要在政府改组之后,而对于国民政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力争共匪与民主同盟共占十四名,即超过府委四十名的三分之一,使其对于国府委员会重要决议,有否决权。这一蛮横的争执,为其它党派所反对,因而不能解决。共匪也就迟延不提国大代表的名单。国民政府遂不得不将国民大会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当时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必须军事问题解决,再谈政治问题。共匪却借口苏北的行政问题,要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综合小组,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同解决。这是五月五日国民大会延期之后,双方争执的焦点。

  八月十日,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为军事调处遭遇困难,发表联合声明如下:

  「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以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几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渴望终止战争。但有若干立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于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第152页〕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于军队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八月十四日,我为了打开僵局,乃发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项主张: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国民大会,必须如期召开。

  二、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必衷诚遵守,尽力推行。关于宪法草案,只求荟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见,提供国民大会讨论抉择,以期制成完善可行的宪法。

  三、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务求迅速实现,并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的准绳。

  四、关于停止冲突,仍必遵守原议,忠实履行。而且我们并不要求共军全面退出在停战令后所攻占的地区,只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的地区。

  五、关于政治纷争,仍采取政治解决的方法。只要共党军队忠实执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成议,遵行调处,实施统编,使军队国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层一有保证,政府随时可与之具体商谈所有未决问题。

  六、当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于安居乐业,所以政府必当尽力解除和平的威胁,更必竭尽职责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153页〕

  第二十二节 中共对美国调处之正面拒绝——调处工作无形终结

  九月三日,我接受马歇尔特使的建议,于三人会议继续调处军事冲突之外,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这是政府的一大让步,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得以平行的商谈和解决。

  但是九月二十日,军事调处小组被匪军所迫,退出张家口。匪军这一举动不仅破坏停战协议,而且企图割裂我热察领土,并威胁我华北之平津重镇,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平津,使其免于威胁,不得不对侵占张家口及集中于其周围的共军作战。但周恩来竟肆行要挟,向马歇尔特使作强硬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即认为政府已公开宣布全面破裂。」他随即离京赴沪,回避交涉。

  十月五日,我又接受马歇尔特使的意见,决定停战十日,在此十日之内,由三人会议商谈军事问题,由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

  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商谈,原是共匪的要求,但在政府接受其要求之后,共匪又藉张家口问题翻案。至此,政府已宣布张家口停战,而共匪的条件又复增高。

  这时,政府提出的条件,仍依政协的协议及整军方案,为如下两项:

  一、中共应即提国府委员中共方面之名单,及国民大会代表名单;

  二、为实施整军方案,先行迅速规定中共十八个师的驻地,并遵照规定期限,进入驻地。

  〔第154页〕

  共匪提出的条件,则如下列:

  (甲)关于军事问题的三条:

  一、双方部队,在关内者恢复一月十三日之位置;在关外者恢复六月七日之位置;

  二、从现在起至军队整编之期间,双方部队之位置应予确定;

  三、一月十三日政府军队凡曾移动者,应归还原来位置,俾便利军队之缩编。

  (乙)关于政治问题的八条,其重要者如下:

  一、中共及民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内必占十四席;

  二、国府委员会组成后,应即进行改组行政院;

  三、在中央政府改组完毕后,各党即依照改组后的政府所同意的国大代表席次,提出名单。

  十月九日,马歇尔特使为图打开僵局,前往上海亲晤周恩来,邀其回京继续商谈。但周恩来坚持下列各点:其一为政府对张家口必须无限期停止攻击;其二为中共与民主同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保持否决权;其三为国民大会的日期与代表名额,要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解决。周恩来更一转而对马歇尔特使提出责难。他对马特使「申述」两点如下:

  一、「中共对于美国政府适于内战进行间所给予国民党政府之支持,不能同意,至于美国驻华军队之不能如诺撤退,更为反对」;

  〔第155页〕

  二、「我更注意阁下与司徒大使每次发表声明,辄在共党拒绝政府条件之后,而绝不在政府拒绝共党条件之时。阁下声明文内对共党虽无显明之谴责,但其发出之时机,则实引使外界人士产生误会。」

  他这第一点,不是针对马特使的调处,而是针对着美国驻华军队。至此共匪已不把马特使当做第三者看待,反而把他做对象来打击。他的第二点,更是明白指责为马特使的调处是偏袒国民政府的。这就是说,共匪不再信任他了。

  因之马歇尔特使这次到上海,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回南京。这亦就是他中共所需要的缓兵时间已经争取获得了,也就是他欢迎美国调停的笑脸时期已经过去了。从此以马歇尔特使为中心的和平商谈与军事调处,都为共匪彻底破坏,而无形宣告结束。这一年余的和平商谈,竟与从前六次商谈是同样的结果。

  第二十三节 第三次停战令与国民大会的举行

  停战十日之期已满,中共仍无恢复协商的表示,国军乃收复了张家口。十月十六日,我发表「关于处理目前时局声明」,重申和平解决的政策,并主张一切军事问题,均依照三人会议的成议来解决,其中共所指的地方行政问题,可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来解决。但中共代表仍悍然拒绝。

  这时政府及中共以外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第三方面」的地位,出面调停。十月二十五日、二〔第156页〕十九日及三十日,连续举行会谈,其所提条件也不为共匪所接受。同时,共匪及其外卫民主同盟在平津京沪各城市发起了反美运动。

  十一月十日距国大开会只余两日,周恩来对马歇尔特使提出「或者国大延期,或者单独进行召开国大,任何政治会议即将无举行之余地」。至此,共匪的真正企图,是阻止国民大会的召集,破坏民主宪政的实施,同时从根本上破坏和谈与军事调处,揭开其武装叛乱,颠覆国家的阴谋,其用意已极显明。但我总希望他中共天良未泯,最后仍能悬崖勒马,参加国大,恢复协商,以挽救民族的危机。故于国民大会召开的前几日,(十一月八日),作最后的呼吁,以期其在开会之前,或开会期间,仍能提出其在国大应有的名单,参加会议,达成举国一致实行宪政之目的。因此发表如下的声明:

  「政府一贯之政策,在促进国内和平,全国统一,以求达到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之目的。政府真诚期望我全国能获得永久之和平及政治之安定,为实现此种期望,兹已明令关内外国军,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止其它军事行动。」

  「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唯一合法的步骤,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

  「余在十月十六日之声明,实已表示最大之忍让,希望中共予以接受,以解决一切未决问题。政府对于中共,期待其与各党派,同循民主之轨辙,而在军事上,须使任何政党皆不能拥有军队,而任何军队均应为国家之军队。」

  〔第157页〕

  「因此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之代表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各种会议,根据余十月十六日声明所提之各点,商谈停止冲突办法与今后军队驻地分配以及恢复交通与整编统编等办法,以期从速施行。」

  「关于国府委员会之改组,望能早日获得协议,俾能正式改组成立。至于行政院则为实际负责之机构,其改组必须更加慎重。故国民大会闭会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变更。」

  「关于宪草,政府拟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会未完成之修正草案。此次大会闭会六个月内,即依照宪法举行全国普选,各党派与全国人民届时均可自由竞选,以产生下届国民大会,根据宪法所规定而行使其法定之职权。故各党派在下届国民大会对于宪法如有修改意见,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这时各党派国大代表都报到出席大会,只有共匪代表拒绝提出国大代表名单,民主同盟也撕毁他自己独立的中立的面幕,跟随中共,拒不出席。政府再接受社会贤达建议,立即决定延会三天,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开会,等待共匪及民盟代表出席,仍无结果。

  第二十四节 中共土改的手段及其最后目的

  在和平商谈的期间,共匪的「土地改革」正在剧烈转变。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的四项诺言,声明「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战期间,共匪在其共区之内的土地政策,是一面减租减息,〔第158页〕一面交租交息。这就是他利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控制地主,同时控制农民的生活。到了三十四年四月,共匪「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其战后的土地政策,是「首先在全国实现减租减息,然后有步骤的达到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在表面上是温和的。但在实际上,他所谓「耕者有其田」,就是共匪在江西苏维埃时代以「平分土地」的口号,发动斗争和清算的办法。

  三十五年十二月,共匪撤回其驻京的代表团,随即在延安召开各地高级干部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定「彻底复查土地改革」。所谓复查,就是复查地主的田地、房舍、财产,交给「贫雇农」平分。土地复查运动,是「一切由贫雇农小组为主体,领导斗争」,达到经济上政治上的「大翻身」。

  到了三十六年九月,共匪公布「土地法大纲」。这一大纲,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贫农团为改革土地制度的机关,分配土地。在「平分土地」、「彻底翻身」的口号之下,「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至「查三代」。每一个农民都陷入恐怖。

  为什么共匪要在匪区普遍发动三查四查运动,以平分土地、挑起斗争呢?因为他的土改运动同时就是参军运动。匪区的农会告诉农民说:「今后不准地主阶级,封建富农,当八路军。必须把武装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上。农民都应当踊跃参军。」这就是说,土改运动发展到高潮,就转变为参军运动。所以共匪的土改运动,其实就是军事的动员。

  共匪自称其为农民民主改革派,自夸其「土改」是要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并高唱其所谓「工农联盟」,以保障工农共同利益。而且他至今在大陆上更强调其匪伪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第159页〕」的把戏。其实这些都是他在二十三年以前,共匪在赣湘等省的农村中骗诱农民的一种幻术,不过他的

  手段毒辣,至今更是变本加厉而已。须知他假借这个「工农联盟」的名义,不仅诱骗了农民,且亦诱骗了工人,徒然在政治斗争上供他驱使,及在经济关系上供他压榨的工具罢了。其实他的所谓「土改」,及解决农民问题,乃与真正之农民的利益,并无任何关连。他的「政权」乃是以恐怖屠杀的手段来控制民众的暴力,更无「工农联盟」可言。与其说是他为了工农关系的话,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匪农间主奴关系较为确切。更进一步,戳穿的说,这亦就是共匪所惯用的「统一战线」与「和平共存」的幻术中,用来骗取农民另一套的变相手法而已,那有什么「工农联盟」保障工农共同利益可言?须知依照其共产党之理论,凡持有生产资料或为经营主体而非藉出卖劳力为生者,均在资本主义阶级之列,连农民小手工业者亦包括在内,故其列宁说「农民为最后之资本主义阶级」。(注)资本主义阶级为共产主义之敌人,故农民当然亦为其共产主义之敌人。共产党对一般资本主义阶级,采取没收、合营或集体化的手段来消灭他们。因此,他对农民亦只有采取剥夺与没收的手段,以期消灭其农民阶级最后之存在。惟以「农民为最后之资本主义阶级」,尤其是因为农民数量巨大,平时饱受地主商人及官僚之压迫,且有不满现状与反抗现实之普遍情绪,因此当他武装叛乱未完成以前,他就要利用这农民雄厚之潜力来供其驱使,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他对此种利用的关键,就是通过这「工农联盟」的名义来遂行其阴谋的。同时,复因其农民本身间经济条件,亦有若干不同程度之差别,故匪对「工农联盟」之运用,乃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之分化策略为基础。所谓依靠贫农,即以其从打击地主富农所得之财物,〔第160页〕利诱贪农,以激发其积极之斗争意志;所谓团结中农,即以贪农对中农之威逼与胁制,专为共匪夺取政权与「改造」经济制度而献身。

  共匪这一策略在全面叛乱时期,乃至其「土地改革」阶段及「集体化」初期,均已收得相当的效果。惟自「农业集体化」进入其所谓「高级社」即「集体农场」阶段后,地主富农已告绝迹。农工商人皆成为共匪之奴役,而其农民间所谓贫农中农,在经济条件上之基本差别亦告消失。于是农民之间已无利害冲突的存在,故共匪之分化策略,不复发生作用,而其共匪与农民间之对立与仇恨,亦自必日益明显。于是匪农之间的利害冲突,就自然形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即划分为主奴两个敌对的阶级,而构成其共匪与民众的总矛盾之中最尖锐的矛盾。这样最后共匪政权,只有葬殉于农民反共革命之中,此乃必然之结果。回顾当时共匪在赣湘苏维埃区内,他最初亦以分田诱骗一般农村无产者,对地主富农斗争,到了其所谓贫雇农分田之后,他更进一步强制农民,以合作的名义,组织集体农场,一般农民都变为农奴,而一切农产物都收归匪党的控制之下。于是农场减产,农民逃亡;其不能逃亡者,也没有耕作的兴趣。并且由于私产没收和贸易的停顿,更增加其农村生产的衰败及农民的恐慌。于是匪军在赣南老巢,到了最后只有溃败之一途。这一过程,说明了中共是起于骗取农民,而亦败于农民之手。今日大陆匪区重演其二十三年以前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我们对此更可以断定其没落和崩溃之必然趋势,而且为期决不在远。这是三十年间历历可数的事实,无论他任何的辩证,亦决不能逃避这个败亡的实例。

  (注)斯大林着「列宁主义问题」,中文本,第四五七页。

  〔第161页〕

  第二十五节 中立主义者的转变——反美运动

  在中共尚未拒绝马歇尔特使调处之前,他早已指使其外卫民主同盟发动其反美宣传。到了他正面拒绝马特使调处的时候,这个民主同盟亦即改变其所谓「和平运动」为反抗政府,附随共匪全面叛乱,而其反美宣传亦即进一步为公开侮辱,且见诸实际行动了。

  民主同盟素以独立的中立的政团自命。实际上,中共所赋予这个外卫政团的任务乃是掩护共匪的颠覆工作,且为共匪对内对外宣传工作的应声虫。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决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共一面在华北扩大其非法的武装暴动。一面对国民政府作和平的政治攻势。在他这非法斗争与和平运动双管齐下的阴谋之下,民主同盟以其中立主义的伪装,「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欺骗一般国民,和国际人士,使其误认为他们真是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团。于是中共乃利用他们间接的从事挑拨中美两国政府的关系,而又暗中指使们组织「反美运动委员会」,实施反美运动。

  远在三十五年七月,军事调处尚在进行。中共的所谓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匪部,在河北省香河县西之安平镇,召集民众,举行「反美运动大会」。至七月二十八日,匪部在安平东南一带断绝交通,并武装戒备。二十九日,自天津往北平之美军陆战队护送队官兵三十余人乘车行经此处,匪部突然以步鎗、机关鎗及迫击炮,向美军射击。美军死三人,伤十七人。匪军直接袭击美军的这一暴行,显然是制造事变,来策应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迫使美国政府撤退其驻华军队的宣传运动。其间所最为遗憾的,〔第162页〕就是自这年四月间,中共破坏停战协议,而美国政府反停止其对我国民政府的五亿贷款,至此共匪的反美运动正在开始的时候,而美国政府反停止其军械运华。但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共破坏停战协议的暴行,并没有采取何种行动;即对于当时苏俄在我东北,利用日军的武器装备匪军的事实,亦没有施用任何措施。这事实更使反共力量日趋瓦解,中立主义益加猖獗。

  这年十一月四日,中美商约全文发表。这是中美两国依据三十二年一月中美新约的精神,采取平等互惠的原则来签订的。但是中共指使其各地所谓「反美运动委员会」,发起「反中美商约运动」,在南京、上海、重庆、成都各城市中,以座谈会、游行示威等方式,扩大其反美运动。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女学生沈崇案。中共及其外卫组织乃更藉此大肆宣传。首先是上海共匪职业学生组织其所谓「抗暴联合会」,并发起全国抗暴联合会,宣言「美军在中国一日,即反对一日」,并诋毁中美两国之间订有美军驻华及军事援助的秘密协议,而提出其要求「公开中美秘密协议」的口号。到了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共匪职业学生组织其所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总会」以为各地学生反美运动的总机关。这个机关随即发起一个签名运动,其名称就是「为敦促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全国学生签名运动」。

  当时中共,因见反对中美商约的运动,对我一般工商界并无任何影响,乃一转而为抗暴运动。复以抗暴运动对一般社会仍无多大反应,亦无以为继,乃再转而为「抵制美货运动」。当时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国军援剩余物资,以及善后救济物资,对于战后物资缺乏的市场,自有其重要的效用。他这一运动〔第163页〕更不发生什么作用。而在实际上,中共所谓「抵制美货」,就是反对美援。三十六年二月,民主同盟又在上海劝工大楼,继续号召「抵制美货」运动。此在表面上虽为仿效过去排斥日货来排斥美货,而其实际作用,乃是以「反对美援」及「驱逐美军出中国」为其唯一目的。

  因此,美国政府就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各地的美军,并停止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于是中美两国六年来对日共同作战,共同受降,共同维护东亚和平,这一段并肩作战的光荣历史,就为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肆意侮蔑,尽力摧毁,而中美两国百年来传统的亲善无间的友谊,亦留下黯淡悲惨的一页。

  第二十六节 宪政与戡乱的并行

  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于三十六年元旦由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一面制定各种选举法规,以期各种选举如期举行,宪政政府如期成立,一面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与行政院,由各党派人士与中国国民党共负国家的责任。

  改组后的政府,乃是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国民党共同组织而没有共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宪法上的各种选举就是由这个联合政府来筹备选举事务并监督举行的。但是中共的武装叛乱,继续发展。政府不得不一面开始宪政,一面动员戡乳。

  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政府下令动员戡乱之后,国军对个别战役,如延安的收复,沂蒙山区的决战,〔第164页〕山东半岛的战争,乃至三十七年夏季的豫东战役,都获得胜利。到了三十七年十月以后,正值徐蚌之战严重关头,而一般社会乃至政府内部皆受共匪渗透的影响,竟流行着一种「口号」,以为「非蒋总统下

  野,则美援不来」,并且「非蒋总统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我乃不能不于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从此我大陆军民就失却了重心,于是政治局势、社会秩序与人民心理,都受了共匪无形的控制,而军事作战也就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

  第二十七节 苏俄破坏美国调停的目的

  本章第十一节曾提到斯大林对国共的和解,苏俄是否参加调停的问题,(注)本节对此再略为说明。在三十五年春夏之间,民主同盟和自命为中立的报纸,已提出「美苏调停」的主张。此后他们接着发出一种论调,指责美国扶植日本。这一「反美扶日」的论调,与「美苏调停」的主张,互相对照,就可以看出莫斯科蓄意破坏美国的调处,而企图以其苏俄代之,最后由其单独出而调解,来操纵我们中国的政局。

  三十五年十二月,美国宣告放弃调处,马歇尔特使乃即回美,中共匪军亦就公开的全面叛变。但在马歇尔特使回美以后,苏俄与共匪即继续不断的向我政府作试探和谈的要求。特别是在三十六年秋季,国军向烟台、威海卫、蓬莱等地——渤海沿岸进展的时候,他们重开和谈与停止国共冲突的要求,更为迫切。

  〔第165页〕

  尤其是国内一般中立主义者,众口一词,以为国共冲突非由苏俄调停,不能停止,同时造成一种气氛,使社会中遍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使一般人认为剿匪戡乱没有胜利之可能,唯有要求苏俄出而调解,纔是国家的出路。

  但是我个人三十年与俄共相持的经验,看透了莫斯科企图调停的作用和后果。如果我接受了他对我们的调停,我们中国早在三十六年已成为波兰以「联合政府」而招致灭亡之续。所以对于他们历次的要求或试探,毅然决然,皆一律拒绝。

  (注)本章第十一节,第一○二○至一○二一页。

  第二十八节 和平共存的结果

  国民政府于抗战结束以后,接受了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的要求,同时与中共作一年余的商谈,以谋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之和平共存。但是每次和平商谈,政府的让步愈多,共匪的要求愈高,到了最后,就是俄共指使其第五纵队——中共发动全面叛乱,替他达成其独占中国大陆的任务,以此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其苏俄共产帝国肥美无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们所谓世界革命取之不竭唯一富庶的基地。

  在共匪执行莫斯科所赋予任务之过程中,他们对和平商谈有怎样作用呢?前面说过,他于美国的调处是作为「中立战术」来运用的。(注)换句话说,他运用美国调处来助长中立主义的发展,并且利用〔第166页〕停战协议来掩护共匪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只要停战协议一经订立,就达到了他接受美国调处的最后目的

  。他从头至尾,就没有履行或实施这协议中任何一条规定的条文。而我们国民政府为了遵守这个协议,乃使国军处处陷于被动地位,束手坐待匪军的袭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的说,共匪当初之所以接受美国调处,就是要破坏这个调处;他之所以签订停战协议,就是要破坏这个协议。由此造成了一种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局势。这亦正是他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运用其辩证规律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及其所预定的行动路线。因之三十五年这整整一年的岁月,完全是替他争取时间,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期,来对政府作最后决战的准备。

  中美两国国民素来都是崇尚信义、爱好和平的国民,尤其是两国明达之士,面对?这个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局势,都感觉惶惑失措。而国际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更从中施展其虚伪的宣传,甚至制造其虚伪的情报,挑拨煽动,破坏中美合作,孤立中国政府,各种伎俩,无所不至。于是自第二次大战以来,对我政府,积非成是,无中生有,诋毁诬蔑,造谣生事,有组织有计划的国际宣传攻势,发生了他预期的效果。而莫斯科对华的国际大阴谋,就是他独占中国大陆的幻梦,亦几乎完全实现了。

  但是俄共对于统治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么?不,绝对没有解决。我们不必多说,西起康藏,东迄鸭绿江的全国同胞,无时无地,不与他们作殊死战,决不为俄共所征服的事实,而只要看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率领全体军民,始终在我们自己本国领土之上,继续与他们积极战斗到底的实际行动就够了。我们敢说,俄共对这个中国大陆新殖民地的迷梦,毕竟还是一场幻想,不久就要为我们中华民国〔第167页〕全体国民的反击而幻灭的。

  (注)本章第十七节,第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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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第一章 俄共侵略计划步步进展之主因——在其对方的错误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版面原件:第167页,第168页,第169页,第170页

  〔第167页〕

  第一节 法国革命中,拿破仑在欧洲战胜一切的原因

  在克劳塞维茨阐述其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各篇中,认为每一时代的战争,都各有其独自的特质,也各有其独自的战争理论。他从法国革命之后的政治关系中,指出战争的新趋势。他说:

  「法国革命对国外所发生的影响,显然不能单单注意于法国采用兵法上的新手段及新见解,而应注意于其簇新的政治及行政技术,并政府的性质和国民的状态等。但是其它国家对这些事物,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仍旧以一贯惯用的传统手段,来对抗这势如破竹的新战争。——凡此种种,都是他们政治上的错误。

  「所以,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后二十年间的胜利,乃是由于其对方的各国政府,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的结果。

  〔第168页〕 

  「诚然,战争本身在其本质上和形态上,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法国革命在法国产生出新手段和新力量。于是遂使战争的性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状态。

  「总之,兵术的变化,实际也是政治发生变化的结果,这就是二者不可分离,而具有紧密连锁关系的有力证据。」(注一)

  这就是说,由法国革命直至拿破仑当政的时期,其对外战争是倾向于无限战争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状态。而其对方的各国,仍然以过去的现实战争,即有限战争的兵术,来对抗法军,所以招致失败。但是战争能否向无限战争的方向来演进,其关键在于政治。所以克氏说:「战争本来好像一柄可怕的巨剑,……然而一到了政治的手里,会变成一柄毫无锋刃的废剑。」(注二)这就是当时欧洲那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形态,使其祇能以旧式的有限战争,来对抗拿破仑的无限战争,所犯的错误;而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就是他们各国的错误所造成的结果。

  (注一)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一○五页至一○八页。

  (注二)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四页。

  第二节 俄共反时代与反革命的特性之导源

  我在这里必须指出,在法国革命潮流之中,有一股反革命的逆流。这一股逆流就是社会主义旗帜之下的共产主义。一八四○年代,民主革命潮流正弥漫欧洲的时期,马克斯亦于一八四七年为共产主义者〔第169页〕联盟发表其「共产党宣言」,鼓吹阶级斗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当时国际共产党在法国革命过程中,虽不断的发动阶级斗争,表现其反动的力量,但他并没有什么成就。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却在俄国革命中制造改变,夺取政权,实行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掀起了世界民主革命中的一股反动的逆流,竟形成了今日人类自由与世界安全的莫大威胁。

  本来社会主义乃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是本于公道正义的互助博爱康乐的社会,而其国家亦应该是独立自由和平,而不是专制独裁残暴侵略的国家。但马克斯则自称其学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指人道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为「空想的社会主义」。到了俄共的苏维埃政府,则其所谓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其对内与沙皇极权主义的历史传统结合,其对外乃成为大斯拉夫侵略主义的思想武器了。瓦里苏斯基说:「大彼得的俄罗斯乃是一座工厂和一个兵营。他把俄罗斯造成一个官员、工奴和士兵的国家。」(注一)恩格斯更批评大斯拉夫主义,说道:

  「在历史学的领域内,几个斯拉夫涉猎者的作品中,有一道反历史的逆流。这一逆流的目的,是要把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之下,把城市屈服于农村之下,把工业教育屈服于斯拉夫农奴制的原始农业之下。但在这滑稽的理论的背后,却站着一个恐怖的现实——即俄罗斯帝国——他每一个运动,都是要把整个欧洲,看做斯拉夫部落——特别是其中唯一活跃的俄罗斯——的私产。」(注二)

  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维埃俄罗斯,恰好就是建立于农奴和工奴的背脊之上的现代作战机构,而恩格〔第170页〕斯这段话,就是今日苏俄帝国主义最确切的描写,也就是今日共产主义的反动性最恰当的说明。

  自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而共产主义与大斯拉夫主义合流之后,世界上各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或是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战争,皆为其俄共所乘机利用并且有计划的裂造,而指使其第五纵队,「转变战争为革命」,并「转变民主革命为阶级战争」,来夺取其国家的政权,于是俄共首领们志得意满的自夸其第一次大战之末,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在第二次大战后征服了中国大陆。他们今日的企图,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完成他推翻西方资本主义,统制世界的计划。

  我们知道,今日苏俄集团所控制的人口,最多不过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反对共产主义极权暴政的。苏俄虽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部,而其海空优势并不超越于民主集团,而且其大部分尚掌握在民主集团之手。为什么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三十九年之间,他的侵略计划,能够步步进展?为什么他至今对自由世界每一地区、每一事件、每一斗争,几乎常能保持主动,且能达到他预定的目的?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亦以为是:苏俄侵略计划的每一步进展,都是由于他对方所犯的错误所赐予的。

  (注一)傅勒「西方世界军事史」第二册,一八五页。引用瓦里苏斯基的大彼得传。

  (注二)葛罗斯主编「欧洲的各种主义」,第二十二编「大斯拉夫主义」八○八页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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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版面原件:第171页,第172页,第173页,第174页,第175页,第176页,第177页,第178页,第179页,第180页,第181页,第182页,第183页,第184页,第185页,第186页,第187页,第188页,第189页,第190页,第191页,第192页,第193页,第194页,第195页,第196页,第197页,第198页,第199页,第200页,第201页,第202页,第203页,第204页,第205页,第206页,第207页,第208页,第209页,第210页,第211页

  〔第171页〕

  第一节 中国的国民革命与反革命——时代精神的重要性

  我们抗日战争初告成功,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次殖民地的时代已成过去,国家乃得到了独立自由的地位,但为时不出四年,而戡乱剿共的军事遽告失败,大陆各省关入苏俄共产帝国主义的铁幕,沦为亚洲第一个新殖民地,更进入了一个最黑暗的奴役时代,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惨痛无比的记录,也是中外一般人士惶惑不解的事实。我以为要推求这一大变局的由来,必先对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须有深切的了解。

  (甲)国民革命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方针

  美法革命所激起的世界潮流,由西方向东方发展,而我们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在这一世界潮流之中,都受到强烈的影响,发生各种不同的反应。其间最大多数的人士,都是力谋消极的抵制,而不谋积极的创造。但是我们 国父孙先生独以其创造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倡导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从美法两大革命的历史先例之中,研究中国国民革命所应取的方针。 国父为中国国民革命所确立的方针,可归纳为下列四点:

  一、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建设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注一)这一革命事业必须彻底,决不可半途中止。(注二)

  二、使国民革命成为全国国民共同的事业,以全民力量参加革命,求得国家之自由平等。

  〔第172页〕

  三、反对残暴的阶级斗争,以和平方法解决民生问题,并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合作互助的精神,为经济建设的基础。

  四、当革命破坏之后,就要继之以革命的建设,而以地方自治为民主宪政的基础。

  (乙)国民革命所代表的时代精神

  美法两大革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欧洲与亚洲先后进入这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世界潮流,在西方以民主主义为其主流,而在东方却以民族主义为其主流。现在要再加说明的,就是这一个时代精神,在西方乃是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的科学精神,在东方却是国家独立与政治解放的民族精神。故东方民族的觉悟与革命的兴起,乃是与西方旧殖民地主义,先天的站在对立的地位。

  但是这中间,我们 国父倡导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独有其远大的眼光和崇高的理想。由上述国民革命的基本方针之中,就可知我们的三民主义乃是汇合东方的民族精神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为一个思想体系。我们的国民革命,当然是要解除西方殖民地主义所加于中国的束缚和压迫,来建立中国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同时我们要在中国的主权之下,开放中国的资源与市场,与西方各国平等合作,来消弭国际战争与阶级战争。(注三)我们可以明白确切的说:中国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乃是十九世纪以来,时代精神在东方的结晶。这一时代精神,使我们国民革命,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新兴力量的主流。 国父说:「此种力量,全由道德与真理所合成。」(注四)其对于东方,为民族独立自由的先驱,而对于西方,为世界和平安定的关键。

  〔第173页〕

  (丙)国民革命中之反革命的逆流

  但在我们国民革命对于旧的反革命势力帝制余孽,正在前线作艰苦的斗争过程中,而新的反革命势力——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却从我们的内部进行其渗透和颠覆的阴谋。同时,我们对于旧殖民地主义者正在直接冲突的时期,而新殖民地主义者却对我们间接的肆行其阴狠的侵略政策。

  三十年来,我们中国对俄共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潮流对反革命逆流相激荡,争存亡的记录。这一历史记录,可以说明新殖民地主义和新反革命势力,对于我们为国家求自由平等的国民革命,是更大的威胁,而且这新殖民地主义和新反革命势力所使用的斗争方式——「和平共存」,实比旧殖民地主义者武装侵略的炮舰政策,要受到更深的危险与祸害。故自民国十三年以来,我们国民革命的环境,乃是对新旧殖民地主义及新旧反动势力两面作战的艰苦奋斗。因为旧殖民地主义和旧反动势力,从正面来阻止我们国民革命,所以我们有北伐与抗日的战役。因为新殖民地主义及新反动势力,从背面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在北伐与抗日两战役之间,更有剿匪戡乱之役。现在我们对国民革命中新反动势力的逆流,略加分析。

  在西方民主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与世界潮流中,俄共的极权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反动。他要把俄国革命的公式,应用于中国,使中共的反动性更加增强。他交给中共的公式是这样的:

  第一步参加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第174页〕

  第二步以民主斗争,来分化民族革命的阵营。

  第三步转化民主斗争为阶级斗争,而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农村革命:

  (1)初期的农村革命,是以全体农民对地主斗争;

  (2)次期的农村革命,是以贫农对富农斗争;

  (3)最后以其所控制的贫农,为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具。

  为什么俄共要在中国组织其第五纵队,必须走上这次阶级斗争来破坏民族革命,并且以农村革命来建立其专制政权的基础?因为,俄共征服世界的战略计划中,要利用东方的民族主义及其广大人口,来打击西方的旧殖民地主义,同时又在东方的民族斗争中,利用农村暴动,来瓦解其民族精神,而后才得建立其苏维埃附庸政权。当一九二二年,列宁强调「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纳入一个为了世界革命的革命斗争」,(注五)和一九二六年季诺维也夫高呼「拥有九亿人口的东方是觉醒了」(注六)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所以共产主义,在我们国民革命中,形成了惟一反革命的逆流。

第二节北伐抗战和剿匪战争的成败得失

  三十年来,我们曾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三度克服这反历史的和反时代精神的逆流。今日我们是第四度对这一逆流来继续奋斗。现在先检讨北伐抗战和剿匪战争的成败得失。

  〔第175页〕

  一、国民革命第一战役——北伐战争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俄共阻止我们的北伐,十六年北伐军事到达长江流域,俄共更进而破坏我们的北伐,所以十五年广州定乱与十六年全面清党,乃是我们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的两个关键。如果没有十五年的广州定乱,根本就没有北伐出师的可能。若是没有十六年的全面清党,那更是没有北伐成功的历史了。为什么俄共对我们北伐战争,定要这样事前阻止,并且中途破坏呢?我在第一编中,业已分别说明其实际的经历,本章只就我们北伐的战争思想和战略原则上,重加考察。

  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无论财力、兵力,和武器实力,都不及北洋军阀十分之一,而其所以克敌制胜,仍能在此三年之内,获得最后统一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北伐乃是革命战争,发挥了国民战争的精神。(注七)当时中国是在一个社会变动和民族觉悟的时期,北洋军阀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违反国民心理和时代的需要,所以他们虽有优势的财力、兵力,和旧殖民地主义的后援,仍不能抵抗我国民革命军,而在军事战场上宣告失败。

  我们的革命方略,是在军事力量到达长江流域之后,以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方针,求全国的统一;并在军阀割据一经扫除之后,立即从革命破坏转入革命建设的阶段。我们对外以外交谈判方式来撤废不平等条约,对内以社会民生建设来建立统一的基础。所以北伐完成以后,我们国民政府即着手建设,于是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之间,虽遭受下共匪与日本不断的侵略和破坏,而在政治、经济、财政、金〔第176页〕融、交通、教育各种事业上,建设的成绩仍得创造了中国的新纪录。

  当时俄共对于我们国民革命,只图利用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来发展其共产主义的侵略阴谋。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所以中国国民党始终警戒?他要在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过程之中,投入新殖民地主义的陷阱。因此,俄共要在本党中央还是局限于广州的时期,夺取我们的政权为其反革命的基地,然后由他共党假借三民主义的旗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名义,渗透全国社会各阶层,来进行其阶级战争,把我们整个国家转向苏俄而为其亚洲的第一个附庸。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州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使国家对内的统一,成为国家对外独立的基础。

  于是我们在北伐之前,乃有戡定中山舰事变,以及在北伐的中途,更要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份子,防制下阶级战争,并粉碎了他挑拨国民革命军在南京、上海、汉口各地与列强的冲突,为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地的阴谋,于是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北伐战争,纔能达到最后的成功。这两大事件,乃成为我们北伐战争成败的关键。

  二、国民革命第二战役——长江剿匪战争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三○——一九三四年),我们国民政府对中共匪军,实施了五次围剿,第一编中,已略有叙述。我在这里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剿匪战争的思想,乃是本于民族革命的国民战争的思想,这一战争思想,在第五次围剿之中,表现得最清楚,执行得最彻底,所以这次围剿就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第177页〕

  在这一时期,中共匪军窜扰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开辟了他八个苏维埃游击区,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实行他「战略的持久战,和战术的速决战,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包围歼灭敌人」的原则。无论他自称其这一「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如何「正确」,而在实质上,不过是俄国式的武装暴动和游击战法,与中国旧时流寇式的裹胁群众,望屋而食的流动战法,在其「绝对战争」思想之下,综合运用而已。

  当时我们国民政府,正是在日军与共匪两面作战之中。日军每次的侵略军事,常给予匪军以突破国军的包围,而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日军与共匪两面夹击的形势,使我们国军的战争,更限制于被动的地位,于是第一次至第四次,连续三年的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二十二年十月,乃在南昌召集前方高级将领顾祝同、蒋鼎文、陈诚、薛岳、孙连仲等,开剿匪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中,遵照政府「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之下,确定了第五次围剿的计划,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并确

  立了「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的原则。我们在军事上实施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的战法,来打击共匪的人海战术与游击战术。尤其是在政治和社会上,凡是及龄的壮丁,不分农、工、商、学,皆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一致参加剿共工作和防奸清匪的保甲组织。在经济与交通上,对匪区彻底封锁,杜绝消息,不使其有向外钻隙,超越渗透,和发展其宣传与组织的间隙,更不使其获有外援接济的机会,以充实其战力。因为在这样政治、社会、经济、交通的条件互相配合之下,国军的舰艇、飞机和重武器,都能充分发挥其效用,使共匪破坏我交通,截断我后方,孤立我据点,腰击我增援〔第178页〕,所谓「围点打援」、「猛攻速决」等等一切的战术,丧失其效用,皆不能阻碍我国民革命军进剿的计划。于是第五次围剿,乃继北伐之役,而完成了肃清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而贯彻了当时「安内攘外」的政策。

  三、国民革命第三战役——抗日战争

  时代精神在我们国民革命中所发生的力量,以及其在我们战争思想中所占有的地位,更不是旧殖民地主义者所能认识。这一事实,可以日本军阀对于中国国民革命,毫无了解,而招致失败为例,来加以说明。

  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日本军阀把我们的国民革命战争,仍看做北京政府时代的北洋军阀内哄,认为我们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不能越过黄河以北,统一中国。所以他在我们革命军进入黄河流域的山东省区时,他就借口保侨,出兵青岛、济南,无端挑衅,横阻我军北进。后来我们国民革命军,竟于当年收复整个东北,完全统一了中国,这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到了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清剿共匪,进行建设,对于日本,不

  惜委曲忍痛,暂维和平。二十三年,我发表「敌乎?友乎?」的小册,促使日本军阀觉悟。二十四年十一月,我对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外交报告,决定对日的方针,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仍然期待日本军阀能够放弃其军事侵华政策。到了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我在庐山谈话会中明白宣布:

  〔第179页〕

  「我们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日本军阀至此仍然不能了解我们抗战的本质是什么。他倡言只要使用其三个师团兵力,在三星期之内,就可依照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征服整个中国;故毫无忌惮的一意孤行,继续扩大其侵略军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为南京撤守,向全国国民宣布: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

  我今日率直的指出:这一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最后胜利的信心,乃是以三民主义的时代精神,发挥其民族革命的全民战争的特征。再明确一点说,当时我们亦抱定无限战争的思想,乃毅然决然采取长期抗战的决策,以消耗战略打击敌人「速战速决」的侵略行动,以焦土政策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战争思想,并宣布「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方针,来抵抗日阀「大东亚新秩序」的侵略战争〔第180页〕。最后乃以平汉与粤汉路以西交通困难的广大地区为根据地,转守为攻,而与敌人决战。

  我们这一战役的决定,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决定兵术」的原则。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

  四、国民革命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

  抗战期间,国民革命的逆流——共产主义,在民族精神的压力与我们政府严峻防范之下,他们企图转变民族战争为阶级战争,以及其转化外战为内战的阴谋,都被我们逐一粉碎,而终归泡影。但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反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其原因究竟何在?我在本章中,要对我们反共战争期间的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以及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分别加以检讨。而在这里先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对日抗战所依恃的力量,是精神重于物质。这一民族精神力量乃使我对日抗战前后继续至十四年之久,而屹立未撼。当抗日战争发动之初,我们政府早已预定这一战争为长期战争,并且预计这一对日长期作战之后,苏俄必将乘我国力凋敝之余,肆其外部侵略与内部颠覆之阴谋。因此我们确定「抗战建国方针」,要在抗战中加强精神动员,进行建国工作,并预期抗〔第181页〕战胜利之后,建设三民主义富强康乐的现代国家。当然俄共及中共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长期战争之中,始终与日军的侵略战事,互相呼应。一面对我国军乘虚蹈隙,内外夹击;一面更在社会各阶层乘机渗透,潜伏煽惑,运用其伪装欺诈之反宣传,无形中损害我政府信誉,沮丧我国军士气,尤其是阻碍我政府一切的建设计划。到了抗战结束之后,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卖国残民,全面武装叛乱的行动,摧毁我国家一切建设事业,阻绝我政府一切复员工作,破坏经济,扰乱社会,特别针对人民久战厌

  倦的心理,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最后卒致一般社会,是非颠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计后果。于是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斲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此为中国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现在我们要开始检讨反共斗争经历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推求这些缺点和错误的根源。

  (注一)民国纪元前六年十月十七日, 国父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为「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

  (注二)民国十年十二月,菲利滨分部党所落成,并开恳亲大会, 国父训词之一:「诸同志勉旃:作革命事业,必须彻底,如半途中止,必养廱而贻患。」

  (注三)实业计划结论。

  (注四)民国十年,在梧州对国民党员讲「党员须宣传三民主义」。

  (注五)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册,二九三页。

  (注六)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演说。

  (注七)本节所谓「国民战争」及「绝对战争」。参看本书第三编第二章,第一节及第二节,第一一四四页至一一四〔第182页〕七页。

  第三节 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

  在前节中,我对过去革命战役的成败得失,已作大体的评判。我在本节中,再针对着俄共的行动规律及其斗争方式,来对我们自己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之所在,作一总检讨。现在先对我们反共组织与技术上的缺点,加以分析:

  (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

  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是「不念旧恶」。我们中国国民党又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民国十三年容共与二十六年收共受降之后,我们对于中共是如此,民国二十二年对俄复交之后,我们对苏俄亦是如此。我们对共匪始终是重伦理、讲信义,相信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因而一向诚心诚意企图与共匪同循民主的正轨,完成建国的事业。 (注)那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于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只要是我们组织不密,戒备未周的处所,就是他乘机构煽、伺隙施逞的机会。这也就是我们以民族意识和民主观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战争,遭受挫折的重大因素。我们过去组织散漫而警觉不够的事项,分析如下:

  一、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余地。民国十六年清党以后,我们随即对俄绝交,自此以来,我国民政府始终未曾承认共匪的合法地位。这就是杜〔第183页〕绝他宣传煽动群众的一个根本方法。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

  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尤其是民国十三年和三十五年之后,本党两度陷于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于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而使共匪在此反共策略矛盾之中,有其可乘之隙,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

  二、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三十年来,共匪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抗战而破坏北伐抗战,其所用的战术,对于一般群众就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和「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其对于我们国民革命就是其所谓「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和「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我们对于他这种辩证法的质变战术,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得清楚,防范得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党党员,还有参加反共斗争为时甚久的份子,仍然

  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和,对于我们反共的组织和宣传,指为不民主;对于我们反共的措施和法令,斥为不自由;反而对于共匪的「新民主主义」,误认其为民主思想;对于他的「统一战线」,误认其为民主运动;对于他的中立主义,误认其为自由主义,对于他的「联合政府」,误认其为民主政治。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莫斯科征服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国版。依照莫斯科的公式,共匪所谓「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联合政府」,不过是他运用辩证法的否定律,来颠覆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阶段中的组织形态与战斗口号。到了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第184页〕」,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后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

  (注)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

  由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围剿的胜利,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三十四年抗战胜利,我政府对于中共问题,如抱定决心,以军事来解决,乃自有成功的把握。但是当匪党及匪军已告失败,穷无所归的时期,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制造下列几个论点,向社会上及政府中普遍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所以无法突破这国际政治心理攻势,亦不能伸张民族正气和国际正义,致令我们政府,受了国际上与社会上种种现实的牵制,虽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兹举当时共匪宣传的论点如下:

  一、第一个论点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民主政治卷入两道逆流而几于溃败。这两道逆流,就是苏俄的共产主义与德义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亦同为民主政治的敌人。但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指使各国共党,力求其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而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其共同目标。于是世界各民主国家,在共党及其同路人宣传煽动之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怖」,同时更造成一个「假逻辑」,就是「反共就是法〔第185页〕西斯」。在这一种气氛之中,我们虽仍咬紧牙根,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但在匪军溃败之后,我们仍不能不对共党问题,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后来抗战结束了,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传的攻势,环攻我国民政府为法西斯,其目的仍然是牵制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这两个实例,说明了我们宣传的失败,乃是我们对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

  二、第二个论点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党认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他的思想武器。他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证明共产主义自原始社会已经存在,更要证明现代社会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共党依据这个论点,在他溃灭的时期,就发出「共产党可以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灭」的「理论」。

  当然,在马克斯列宁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均产和共产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分辨,那种思想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今日马克斯的共产主义与此完全不同,可说他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并且是国际共产党制造仇恨和制造斗争的行动方针。而自俄国苏维埃政府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这种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他是残忍惨酷的暴君极权主义,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诈骗人类,征服世界的魔术圈套。这种共产主义是与马克斯列宁以前的均产和共产思想

  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并不是单纯的社会思想,而为苏俄帝国集团侵略政治的一种武器。因此,只要苏俄共产帝国主义集团存在一天,人类社会就不应该容许这冒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实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类〔第186页〕的共产主义存在。

  但在我们二十四年剿匪成功,以及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亦不能打破这共产党可灭而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这是我们反共宣传失败的第二个缺点。

  三、他第三个论点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这是我们抗战结束之后,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国际社会普遍散布的一个论点,照他们的说法,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党,并且国民政府如用军事方法解决共军,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而共产主义及共党组织必将更为发展,最后的失败者仍然是国民政府的本身。所以,国内外一般人士都误信这「剿共即是造共」的口号,来反对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而我们的宣传,又不能突破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这个政治心理攻势,于是我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共党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了。

  其实,莫斯科所规定而为共匪所坚持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革命的武装,打击武装的反革命」。这就是说,共匪对国民政府的斗争,必须以武力对抗武力。共匪自己知道,只要他解除了武装,他就丧失其存在的根据。因此,我们为了解决中共及其匪军,固然必须统合军事与政治的力量,击败他的武装部队,同时毁灭他的政治组织。但是如果我们只用政治方法而不用军事方法,那就只有听任他以武装叛乱来助长他政治的攻势,并以其政治攻势来准备其暴力决战了。

  抗战结束之后,这一「共党问题只可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所能解决」的论点,不仅使一般社会和国际〔第187页〕人士误信我政府只有这政治解决的一条出路,并且竟使我政府内部对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乃不得不与共匪进行政治协商与和平谈判,于是就造成了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而最后结果只有让他

  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乃使大陆各省沦入苏俄帝国主义的铁幕。(注)所以我们对国际反共的宣传没有力量,就是我们反共宣传失败的第三个缺点。

  (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五三至一○五五页。

  (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

  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对于他斗争的目标,不是控制就是毁灭;对于他接触的群众,不是压迫就是利用。所有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平谈判、政治协商乃至白纸黑字的条款与协议,都是他一时的斗争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他最后决战。用我国的习语来说:共党的性格完全是「阴性」的。他们的行动是阴狠的,他的一切手段,都是阴险的。你如不消灭他,则他终必要消灭你的。但是我们解决匪党和匪军问题的时候,常为内政外交乃至心理的条件所限制,使我们意志不能集中,手段亦不够彻底,所以要招致这样失败的结果。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

  克劳塞维茨所谓「无限战争」的观念,(注一)发展为莫斯科及其国际共产党的总体战。俄共与其第五纵队之中共对我们中国的侵略战,在本质上就是无限战争的总体战。

  我们在反共斗争中,常受国内国外现实环境的牵制,和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只能作有限〔第188页〕战争。只有民国二十三年第五次围剿,是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的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纔能获得全面的胜利。(注二)到了民国三十六年,国内政治与社会都受到共匪的组织渗透,致使失败主义弥漫

  全国,民族精神几乎消失殆尽,以致动员遭遇阻碍,教育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不能稳定,尤其是通货膨胀,金融混乱,再加以国际宣传攻势的包围,国际阴谋的压力,士气人心完全动摇,社会基础全部瓦解,只有军队单独对匪作战,而其战斗意志亦受到民族失败主义的影响。(注三)这种有限战争,决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其必归失败的。

  二、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的兽性与暴行。

  我们中国是亚洲一个大国,有其悠久的历史,高尚的文化,和民族固有的爱好和平崇尚信义的德性。我 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承接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适应当代的世界潮流,从君主专制之下为人民争自由,从帝国主义侵略与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为国家求平等。经半世纪的艰苦奋斗,乃使三民主义在国民中间,有坚定的信仰;国民革命,在社会中间,得到普遍的拥护。因此 国父对于革命建国的成功,始终怀抱?坚强的信心。我个人亦复如此。

  民国十二年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早已指出其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注四) 国父于容共之后,虽亲见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及其跨党份子小丑跳梁的恶劣行为,仍然自信他们中共不能对中国有什么危害,更不信俄共能赤化中国。我个人游俄回国之后,虽抱定反共的决心,亦由于同样的自信太过,竟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

  〔第189页〕

  所以自民国十六年清党至民国二十三年围剿成功,我们的政策始终是剿抚兼施。只要在军事上击溃其主力,在政治上破坏其组织,我们常用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去感化他们,希望他们转变过来,为救国建国来效力。因而我们对其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追剿,而对共党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注五)

  民国二十五年以后,匪军盘踞延安,其实力不过五千人。当时我们在日本侵华战事迫于眉睫之际,乃放松他一着,与他进行政治的谈判。此后抗战期间,我们一方面坚持对「特区」的警戒与隔离,尤其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国际路线。(注六)然而另一方面又与他进行了五次商谈,总以为抗战进行之中,无论共党如何背信食言,阴谋煽乱,而在此民族精神、国家意识与社会公论之下,始终有就范之可能。(注七)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国家需要建设,人民渴望复员,而不平等条约已告撤销,国家独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观念的一个中国人,必然是效忠国家,不敢再存这样丧心病狂的出卖民族的企图。所以我们政府决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接受盟国的调处,而与共党进行和平商谈。(注八)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阶级性和国际性的兽性与暴行,因而对待他都是以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

  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卫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

  共产党虽具备一个党的形式,而在其本质上不是一个普通政党。他的党之核心乃是一个阴谋暴动的组织。他的党之周围,乃有多数外围与群众组织。他从群众组织中训练干部、吸收党员,更以其干部和〔第190页〕党员组织群众,来制造其武装暴动。所以无论他怎样高唱「和平共存」的口号,宣传其「和平合作」的

  政策,而实际上,他不仅随时准备武装暴动,并且随时可作武装叛乱。

  共党的外卫团体和外卫份子,有各种组织方式,亦有其各种的用途。最显著的就是共党没有合法地位而无法公开活动的时候,他指使左派分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来活动。即令共党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开活动时,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对他敌人的后方或侧面,迂回袭击。所谓中立主义的活动,也不过是这种外卫团体的各个份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伪装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敌友不分的政客们,替他共党间接作战而已。

  今日我们检讨过去反共斗争的一个错误,就是防制共党不能如防制共军那样严峻,而对待其外卫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共党一样的重视。所以我们能够屡次击败匪军,而未能消灭共党的组织;我们能破坏有形的共党,而未能制止无形的共党外卫的活动。实际上,只要是左派份子和中立团体能够活动,则共党组织就有其潜伏和发展的基础。只要是其外卫组织能够发展,则其武装暴动就有其制造和扩充的根源。所以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然犹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这就是我们只防制有形的共党组织,而忽视无形的共党活动的一个重大错误。

  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

  中国百年来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致一般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救亡图存的运动,首先的一个根本工作就是心理建设。九一八以后,我们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实质上就是〔第191页〕要从国民生活上,推行这心理建设的工作。到了抗战期间,我们更实施精神动员,使一般国民在抗战中

  激发起来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总动员的中心力量,促进各种动员工作,争取抗战的胜利。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不平等条约早已撤废,国家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正是我们革命建设的良机。但在此时,我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尚在萌芽长成之初,乃一方面内受共党及其外卫份子散布其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而另一方面又外受苏俄共党帝国及其国际同路人对我政府以及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毁。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销,而归于失败。卒使一般国民的反共意志,趋于瓦解,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持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

  (注一)本编第三章,第一节,第一一○○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五节,第九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九七七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二节,第九六五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九至九八二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四节,第一○○六至一○○八页;第十四节,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丁)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通贷恶性膨胀

  苏俄是一个铁幕国家,且拥有国际共党统一的组织,渗透世界各国,执行其采取情报,煽动群众,〔第192页〕操纵舆论,制造恐怖,转移其所在国家的政策之任务。反之,我们中国是一个自由公开的社会,和民主初创的国家。我们对苏俄的外交,固然是站在极端劣势不利的地位;就是我们为了中共问题,要积极的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援助,或消极的解除国际的障碍和压力,也不易收到预期的效果,乃竟遭致国际重重包围,陷于孤立,而卒归惨败。其中最显著的事例:

  一、我们中国处处以诚信对俄共的诈欺,因而每次对苏俄的交涉,终至陷于被动的应付。

  三十年来,中国与苏俄签订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注一)互不侵犯协议(注二)和友好同盟条约(注三)。我们政府对于每一条约每一条款,都自动遵守,并引为交涉的根据,而莫斯科却是随手签订,亦即随手撕毁。最显明的实例就是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期,我们中国政府依据中俄条约及其附件的规定,接收东北的主权,而苏俄处处背信违约,事事阻挠破坏,使我东北成为其苏俄装备中共匪军,策动其全面叛乱之基地。(注四)我政府对于东北问题,受了中俄条约的拘束,和军事调处的限制,而在外交上乃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这是我们以诚信对俄共的诈欺所招致的失败。

  二、我们中国与各友邦是以个别的立场和纷歧的意见,对苏俄集团整个的阴谋计划。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对战后世界的全盘计划已经确立,(注五)而以我们中国为其侵略的第一目标。大战初告结束的时期,如果自由各国的政策能够协调,对共的认识能够一致,我政府必能控制国家的全局,制止共党的发展,保持国家的安全而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莫斯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集中国际共党的全力,先在美国的舆论和外交上击败我们政府,而后在中国战场上击败我们国军。斯大林为〔第193页〕了离间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对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战术,企图促成中国的中立化(注六);另一方面又在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处过程中,他以中立战术促成美国对华政策之中立化。(注七)其结果,美国政府撤回其驻华军队,并停止其援华贷款与军火接济。而其美共同路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莫所科这一着对美的中立战术的展开,乃使我们国家和政府,于敌人当面的压力之外,又受到国际上侧面的胁制,而完全陷入孤立的地位。这是我们自由世界以个别纷歧的意见,和孤立的地位,对苏俄整个的阴谋计划,所招致的失败。

  三、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经济陷于崩溃。

  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政府与人民对于战后建设,一致怀抱?热烈的期望。到了抗战结束之后,正是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急待进行。惟在这长期战争之后,通货膨胀的压力,已是日见严重,故一般国民对于和平复员与经济建设,期待更切,如果当时复员建设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这一通货膨胀的威胁问题自不难于解决。所以共匪对我政府的经济政策,乃力图破坏,无所不至。于是政府对共匪的斗争,不祇是军事作战和政治作战,并且是经济作战。

  当时我政府对共匪的经济作战,不只是在内政上努力,并且要在外交上斗争。就内政上说,我政府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而其主要原因是军费浩大。政府为了裁减军费,必须缩编军队,但是共匪亦看破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更要破坏马歇尔特使努力促成的「整编和统编方案」,一方面又破坏美国的军事调处,致使我政府整编军队和复员计划不能完成。同时,政府为了要恢复国家治安,乃不能不动员戡乱。〔第194页〕就外交上说,我政府的战后建设方针,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合作,来开发我国的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和建设我们的工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之,莫斯科的侵华计划,却是要孤立我政府,破坏我们的国民经济以及自由生活方式,尤其要破坏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而遂其颠覆我政府以独占中国的阴谋。他这一经济作战,不祇是对中国,并且是对美国;他一方面指使中共来破坏我全国的交通,毁损我们的各地工矿,阻挠我们的一切建设事业;同时更动员其美共和同路人,在美国的舆论和外交上,破坏其政府对中国的贷款,及其人民对中国的投资。其最显明的一个事实,就是三十五年三四月间,正在和平协商及军事调处进行之中,而美国对我国之五亿信用贷款,已经商定而突告停止。这在美方的用意,是要施用其压力,使我政府接受调处,获致和平;他以为这样,更有利于建设的进行。但在中共看来,这五亿美国借款如果成功,对他的叛乱暴行和颠覆阴谋,无异予以致命的打击,所以他非彻底破坏不可。而我们一般国民,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治乱和经济荣枯,全在于复员工作与和平建设计划之实行,而其能否实行,乃取决于友邦美国政策,对于中共所蓄意破坏我们国家建设的阴谋,能否予以阻止。换言之,就是这次贷款,是否能如约实践,表示其援助政府恢复全国秩序,促进和平建设的决心和诚意,惟有如此方能遏制中共明目张胆的叛乱,和阻止其颠覆国家的阴谋。亦可以说,这不仅是我政府对中共经济作战成败所系,而且是整个中国安危存亡的关键。

  不幸当时一经中共表示反对,而美国立即将这已经商定的贷款,无限期停止。这一举动,就是我们中美的经济合作基础,竟为共产国际的阴谋所彻底破坏。其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所发生物质的影响还小,〔第195页〕而其对我国的国民心理所发生的精神影响之大,乃是无法估量的。就是这样,一般国民对于国家建设的

  前途,丧失了信心的情势之下,我政府的财政经济措施,不仅不能发生其预期的实效,而且其间对经济的设计和行动,亦就不断的发生波折,并犯了各种错误。在战后第一任行政院,自三十四年九月至三十六年二月,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和金融的动荡,动用了整顿币制的基金,从此政府对于财政,就不能建立一个具体有效的政策,对于金融亦无法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计划。于是第二任行政院,在三十六年三月,发行美金债券,不久以后,又宣告停止。到了第三任行政院,于三十七年八月,乃采取了金圆券改革币制的计划,以致币信每况愈下。于是共匪乘机大肆其反动宣传,煽惑人心,动摇社会,尤其对于各大都市的金融与经济,施展其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破坏手段,最后影响了全国金融的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于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艰苦,而军政风纪亦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平。我们反共斗争之所以遭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这一失败,无论是主观的错误,或客观的情势之所造成,都值得我们重加检讨和警惕的。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第九○九至九一一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九节,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八至一○一○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第十八节,第一○三二至一○三五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第三十四节,第一○○一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一节,第一○二○至一○二一页。

  〔第196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七节,第一○三○至一○三二页。

  第四节 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以上四点乃是我们反共组织与行政技术上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还都是可以设法补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补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决心能够坚定,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那我们虽是以拙制巧,相信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现在我再对过去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加以检讨。

  我们反共斗争的政策上,最大的错误在那里呢?一般以为我们第一个错误,是我们接受雅尔塔的条件,而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因为雅尔塔密约是损害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来作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我中国接受了这些条件而与苏俄订约(注一),徒然给予苏俄对我东北的侵略行为以条约的根据,构成了中共祸国殃民的张本。但是我们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是承认雅尔塔密约而受其拘束。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谘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在日俄两面侵略之下,为国家独立自由与国际和平安全而奋斗。至此日本侵略主义者已告投降,我们为了结束东方的险恶局势,而要保持国家生存,不能不谋取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而望与苏俄和平相处的途径。这是我们当时订立这个条约的决心。我们亦预想到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如果他对这个条约破坏的时候,怎样办?那就是我当时在中央常会里所说的:「即令苏俄此后对我们中国继续其侵略政策〔第197页〕,则这个条约亦可以作为国际上衡量苏俄侵华行为的尺度,和我们中国对俄交涉的根据。」所以这一?

  并不能遽然断定我们的政策为有重大的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当然,中共接受美国调停,只是利用其一纸停战协议,来运用其中立战术的阴谋,阻止我们政府的动员,束缚我们的军事行动,以致坐待他匪军的袭击。(注二)我政府为什么要接受美国调停,签订停战协议,来作茧自缚呢?但是我们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如不签订中俄条约,并接受美国调停,将使我们更陷于孤立,政府此时虽有力量解决中共问题,却没有力量单独对抗苏俄共产帝国主义,而阻止其侵入东北,策应中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为了和平要仁至义尽,对待朋友要开诚布公;只要我们尽其在我,而在道义上无所愧怍,不能即认为我们在政策上有重大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三个错误,是我们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因为剿共作战,必须全国国民意志集中,而行宪时期,各省县市各职业各民族及各宗教的中坚人士,由于选举上的竞争,而分化乃至对立,不仅影响各政党间的主张纷歧,矛盾百出,并且使我们本党的组织和纪律亦呈分裂瓦解的现象。共匪及其同路人更乘这个机会,在「民主」与「自由」的掩护之下,加紧其渗透、分化,散布失败主义,因此逐使剿共战事归于失败。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中国为民主国家,而在抗战之初,我们预定抗

  战胜利之日,即为宪政开始之时。所以对日抗战军事一经结束,我政府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行宪政。在当时,倘如我们真是为了行宪而招致失败,那我们对于这种失败,是决无遗憾亦不后悔〔第198页〕的。到今天,事势的演进,更说明了我们民主宪政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我们确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治

  主义,纔是我们击败共产极权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这部民主宪法,与苏俄帝国铁幕统制相对照,纔能暴露共匪对人民施行恐怖和残杀的罪行,而注定其最后必归失败的命运。故在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对于剿共军事虽有若干不利的影响,但亦并非是我们什么重大错误。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以上三点是剿共失败的重大因素,那么我们在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又在那里呢?我以为下列四点,乃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八至一○一○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页;第二十六节,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甲)对俄复交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的北进,就希望中国对他复交。我政府对此极为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纔宣布中俄复交。(注一)此后的事实,可以证明下列四点:

  (一)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这五年中间,中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其与日本接近,最显明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伪满洲国,侵犯我中华民园在东北的主权。(注二)

  (二)到了二十六年以后,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注三)并订立了易货协定。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而他对我国输入的武器都没有预备零件,且不能适时应用,并于民国三十年即完全停止了。

  〔第199页〕

  (三)三十年四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议,(注四)鼓励日本的侵略,同时违反「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中俄互不侵犯协议」,事实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经丧失其根据。

  (四)中俄复交之后,苏俄派驻中国的使馆和领事馆,以及其贸易机构,就是他部署其间谍组织,和指挥中共匪徒,颠覆我国家的机关。西北的国际交通路线,为莫斯科与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苏俄驻迪化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变和纠纷的指挥台。(注五)

  由此可见我们对俄复交,对于我们抗战,不独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而抗战前后十四年的经历,可以说明当时一般人以为「只有联俄纔能抗日」的见解,完全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八节,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八节,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九节,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九九○至九九二页。

  (乙)收编共军

  民国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对俄复交,到了二十三年剿匪胜利之后,亦即着手于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注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更进而收编共军。(注二)这一政策固然是我们受了日本军〔第200页〕阀侵华战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战的时机,反得袭击我抗日部队,扩张其武装暴力,到了我们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更传播失败主义,企图与日军夹击我后方,而颠覆我政府。(注三)

  这一事实,说明了我们收编共军,并容许共党与其它政党以同等地位来参加抗战,对于我们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证明,九一八以后,一般人所谓「抗日不反共」的论调,完全是中了共匪及其外卫「人民阵线」虚伪宣传的流毒。而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二节,第九六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九九○页。

  (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

  二十一年,我们对俄复交,可以说是引致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导火线。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收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注)更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东北土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民,资源是我们国家建设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第201页〕。我们收复东北的主权这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的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丁)对停战协议的方针

  三十五年一月,停战协议签订了,而政治协商会议也开会了。这中间,中美双方坚持一个正确的方针,就是东北问题不列入政治协商的范围,而「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不受停战协议的影响」。(注一)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东北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东北领土的主权,而莫斯科也承认东北没有共军,因此不应受停战协议的影响。

  〔第202页〕

  二、我政府为了接收东北主权而对苏俄交涉,乃是根据中俄条约及其附件。这是国际外交问题而不是国内政治问题,因此不应列入政治协商的范围。

  但是,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与其外卫之民主同盟,要把东北接收主权问题转变为国共问题,而进行军事调处,而且主张其由「美苏调停」;同时要把东北的国际问题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而进行政治协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非法行动和非法的事实。所以中共为了苏俄对东北问题的阴谋策略,乃在热察冀鲁各地以及苏北,发动其全面攻击,(注二)致令三人小组不得不继续与其商谈东北的军事调处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终拒绝政治协商会议或其综合小组讨论这个东北问题。

  所以当时中共对政府的争执,实际的焦点乃是东北问题。政府认为接收东北,已非中俄两国双方所能解决,更不能作为国内政治问题,而中共硬要将其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中共利用关内的武装叛乱来迫使政府对东北问题的让步,而政府也只有决心阻止他这一企图的实现。当时政府如其对外关系不太过顾虑,以致处处陷于被动,而能积极的集中力量,执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战协议,对于共军违背协议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至于东北主

  权接收问题,我政府本已决心如前节所述,提交联合国解决,而不使其与关内的军事问题,互相牵制。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于这一个最重大的东北问题,在当初的决策,又因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遂使我们遭受这种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第203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第五节 共匪在中国反共斗争中所以致胜最重要的一个魔术——反战运动与暴力决战

  共党与我们三十年斗争中所施展的各种政治战术,我将在补编中,另行叙述。在此先述其政治作战中所使用的最后的一着,就是他一面以反战的口号阻止敌人的攻击,而一面准备其武装以展开他自己的攻势,实行准备决战。分别说明于左:

  (甲)失败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施展

  列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已提出「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说:「政府军队的失败,可以削弱政府,并使反抗统治阶级的内战较为容易。」(注一)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军事失败主义,乃击败了其临时政府,而建立他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年各国共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其第四条规定各国共党必须「在其本国军队中,坚决而有系统的进行其宣传与煽动,并在其每一军事机构中,组成共产党团」。于是施展失败主义,乃成为各国共党的重要政治战术。中共在我们国内所施展的失败主义,最显明的事例如下:

  一、中共施展这失败主义来制造变乱,最早是民国十五年一月至二月之间,季山嘉与中共宣传北伐必败的谬论,随即演成中山舰事变。(注二)

  〔第204页〕

  二、民国三十三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粤汉路,深入我西南的后方。中共此时一方面宣传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已经失败,必将投降,而一方面集中兵力,企图乘机突破我国民革命军的封锁,向西北打通他与苏俄的交通路线,并从我大后方与日军来夹击国民政府。(注三)

  三、抗战结束以后,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一面与我国民政府进行和平商谈,同时对我国民革命军到处肆行袭击;而一面在我国民革命军的后方,散布失败主义和制造厌战心理,使一般社会中间乃至政府里面,流行一种论调,以为戡乱军事没有胜利的可能,只有和谈纔是一条出路。(注四)

  民国十五年,我们制止了中山舰的变乱,誓师北伐,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我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奋战到底,卒能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都没有被他失败主义的战术所击败。但是到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他施展民族失败主义的反战运动,竟瓦解了我们的士气,颠覆了我们的政府,其影响所及,徐蚌战役以后,除了登步岛之战与金门之战以外,几乎没有坚强的战斗,而大陆各省就相继沦入了俄共的铁幕。

  当时中共匪党及其外卫团体,最显明的就是民主同盟,在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中,都保持着他的阵容,也就容易暴露其形迹。但是他的这些外卫组织变相的渗透工作,更以其中立的姿态深入于政府内部与民意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之中,甚至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宗教团体,和秘密结社的哥老会之流,而且曾对共党斗争、对匪军作战的军人,还有一些以奔走国共之间为其政治资本的政客,都被他渗透包围,而直接或间接的全为共匪所操纵利用。一般人以为落伍的军阀官僚、投机的商人掮客,总不会是共党〔第205页〕及其同路人吧!但是共党要想颠覆国家、扰乱社会的时候,对于这些愈是腐化,愈是落后的废物,更是无孔不入的来利用他们,为共匪明目张胆,奔走呼号,以其所谓反征兵、反征粮、反动员、反内战等口号,动摇社会的基础,瓦解士气和民心。我们政府虽明知其为匪作伥,但在民主法治制度的拘束之中,和共匪及其外卫之「自由」与「人权」的烟幕之下,只有听任一般宗教团体、秘密社会、三教九流、黑团体、流氓群、落伍政客、投机商人,受其煽诱和操纵,而成为共匪反对政府的后备军。这亦就是如本编第三章中所引述的列宁所谓对其敌人的燃火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为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似

  乎没有希望的东西,都要搅他起来」,供他利用,以达到他作战的目的。就是这样,他利用一切中立主义和失败主义,使其很迅速很广泛的传播社会里,散布于政府和军队之中,来挑拨离间,造谣生事,也就是这样在社会与政府中间发生了矛盾和离心的作用。于是我国民政府正在必须动员的时候,无法实施动员;而我国军正在最后决战的关头,亦不能集中力量与共匪作最后的决战,而遭受这样悲惨的挫败。

  (乙)暴力决战的准备

  无论是苏俄对自由世界,乃至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对其政府,不仅准备暴力,并且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所以苏俄集团的内部,固然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也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说:「直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后胜败决定以前,恐怖战争的状态必将继续下去。」(注五)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中国与共匪相持三十年的经历,指出了一个事实,共匪真是使用暴力来作战的时候,他胜〔第206页〕败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们的手上,而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他的。唯有我们在共匪的战争威胁之下,自陷于动摇与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谈,而以为从此可以获致和平,这纔是百分之百的失败。这个

  事例,在我国最明显的确证就是:

  一、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共党发展至八个游击区,蔓延至七个以上的省区,拥有武装部队号称五十万人。而我们国民政府对他五次围剿的结果,最后终能得到了全面的胜利。(注六)

  二、到了民国三十四年,抗战军事初告结束,当时匪军非法盘踞的地区不过七十县,即在受降时期,他一时发展,也不过二百县。如果共匪以暴力对我国民革命军作战,他的结果必定是与民国二十三年时在赣南一样的命运,被我国军消灭,毫无疑问的。因此可知其共匪对我们国家的颠覆工作,最后虽然施用其武装暴力来决战,但是他制胜的因素,并不是在于军事,乃是共党最后决战的规律,就是他对于「从量变到质变」和「从渐变到突变」的辩证法之运用。他在全面叛乱期间,其军事上所发生的效用最

  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其国际宣传与情报活动的力量之大,实在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余百分之三十;就是他在我们国内所运用的统一战线与中立战术,以及散布失败主义的宣传。而他全面叛乱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国民政府失却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运用其接触、渗透、宣传、情报、组织等诈术,复以其假和平的「反内战」口号为掩护,而来准备其最后的武装暴刀。故其真正的军事武力战争,不过为其决战阶段最后使用的武器之一种而已。(注七)

  (注一)列宁全集第八册一四九页。

  〔第207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九九○至九九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注五)列宁「新经济政策」,选集第九册二四二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第九四八至九五○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有关和谈与调处各节。

  第六节 我们在反共斗争挫败中,建立了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基础

  以上各点是我们过去反共斗争中,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以及共匪所以致胜的魔术,我们今日重加反省,乃是为今后反共抗俄战争,提供革命的教训。然而我们在此可以指出的,就是在我们与俄共相处的时期,我们政府和我自己尽管在反共抗俄战争中,曾经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在反共斗争的基本政策上,乃是有其坚定的立场和强固的决心。所以我们在这三十年之中,关于立国的几个原则,始终一贯的没有动摇,亦没有受到他俄共的损伤,而且已在这长期间迂回曲折的过程中,建立了最后反攻复国,克敌制胜的基础。

  第一、在俄共对我们三度「和平共存」的过程中,俄共的侵华工具中共党徒,自知其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家的需要与国民的要求,其先后一贯的阴谋,是假借我们国民革命的名义,来发展其阶级斗争,篡窃我中国六十年来革命历史所建立的中国国民党的名义,隐蔽其苏俄傀儡政权,企图其把我们的〔第208页〕三民主义,脱胎换骨,来实行其共产主义,对我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偷天换日,来建立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组织,最后乃转变我们独立自由的国家为苏俄帝国的附庸。但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始终坚持三民主义救国建国的最高指导方针,保卫了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严守国民革命为中国求独立争自由的立场,虽屡次为国际共产党所不断的围攻和袭击,并被中共匪徒长期的渗透和倾陷,而终竟突破其重重阴谋,不为其任何政治攻势与和平诈术所动摇,且使他不能不提出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名义,来证明他自己是苏俄共产帝国附庸之一员,以暴露其出卖中华民国的汉奸伪组织的滔天罪恶。

  第二、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虽在最后阶段中,招致了大陆上悲惨的挫折,但是我政府始终拒绝苏俄的调停,决计不在其所谓调停之下,而与其侵略工具的中共签一个字。而且再三拒绝其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亦决不在其各种威迫利诱之下,来换取一时的苟安。如此坚持到底,以维护我国家的人格,与民族的尊严。因此我们保持了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继续为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来奋斗。

  第三、 国父手订建国大纲,确定三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其民权主义建设的程序,就是革命战事结束,统一告成之后,首先普遍推行全国地方自治,然后由各县市各地区选民所选出的代表,举行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因此,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我们国民政府即依此一程序进行政治建设。后来国民大会虽因抗日战争发生而暂告延期,而政府当时仍对全国人民宣布其预定抗日胜利之日,就是宪政实施之时的约言。但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全力阻挠国民大会的举〔第209页〕行,惟恐民主宪政的实施。其目的即在组织联合政府,并在其共党操纵之下,转变为「民主专政」的「人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仍然依照建国大纲中所确定的建国方针,坚决执行,自然不顾共党反对国民大会的阴谋,亦不受共党武装叛乱的威胁,而毅然决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普选,成立民选政府,以贯彻 国父实施民主宪政的国民革命之宗旨,至今我们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及其在台湾所实施的地方自治,恰与大陆上共匪所谓「民主专政」的极权暴政,成为鲜明的对照,而我们反共抗暴必胜,和复国建国必成的基础,也就在这里奠定了。

  第四、我们在民国三十七年冬,剿匪戡乱战争逆转之时,遭受到内外夹击,四面包围,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环境之中,乃决定宁可放弃整个大陆,而不能不保持台湾一片干净土,以为反攻复国的最后根据地的国策。至今七年,我们仍在自己国土之上,屹立不摇,集结海内外爱国同胞,共同一致,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下,为太平洋的集体安全与复国建国事业,始终不渝的来进行反共抗俄战争,使俄共所预定的如期灭绝我中华民国,达成其统治大陆,独霸欧亚之野心,为之彻底粉碎。

  第五、我们在反共斗争中,以诚制伪,以拙制巧,虽曾遭受其重大牺牲,但我们并不因之气馁,而且自信其真理必可克服邪恶,公义自能战胜强权。因为我们与俄共三十年的经历中,凡是他们背约失信,甚至违反了盟约,毁弃了协议,而强占我国土,伤害我主权,扶植其傀儡,颠覆我政府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始终是遵守条约,履行义务,不愿违反在协议中任何一个条款。就是到了最后我们在联合国控诉苏俄违约的事证,以及声明废除中俄协议时,亦是依据法理,来采取行动的。所以我们与俄共在三十年〔第210页〕之中,一切行动程序,都是以法律与道义为根据,无论任何处所,绝不给他可以指摘我们为不合法或违约的行为,来作他侵略我们中国的口实。这是我们在法理与道义上的精神力量,自信其最后必能制胜强权的侵略,乃是绝无疑义的。

  第六、我们对俄共曾经三度和平共存,而始终不屑采取中立主义。最显明的事实,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共党的外卫团体,以中立的姿态,发起抗日联俄运动,企图迫使我政府跟随?莫斯科的路线来前进。当时我政府决心排斥他这个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促成国际的合作,为国家生存与世界和平来抗日作战。到了三十五年抗战结束之初,我政府又拒绝斯大林的建议,排斥其中立战术,保持国际正义,维护国家独立与自由的立场。这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一贯的精神。

  第七、我们始终认定中国的自由平等,乃是亚洲民族自由平等的先驱,并且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关键。所以我们过去对日抗战与今日反共抗俄,都是为了国家的自由平等,也都是为了亚洲和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我们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不对任何其它国家转嫁其战争的灾祸。我们本于中国「尽其在我」的古训,宁可首先当强权侵略之冲,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奋斗到底。尽管苏俄及其国际第五纵队,对我们盟友之间,极尽其狡狯阴险挑拨离间之能事,尽管国际舆论对我们的不谅解,而客观的事实可以说明

  ,我们无论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与国际逆流中,始终站在民主阵营的前哨,为反抗侵略强权,维护国际正义的一个忠实的斗士。

  这就是我们反共抗俄的立场和信心,足以保证民族独立与自由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211页〕

  至于当时内政上的财政、军事、经济、工商、教育、司法、社会等各方面很多缺点,自然也是反共斗争失败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失败的主因。如果我们在反共组织和技术上没有重大缺点,在政策和战略上没有什么错误,尤其反共斗争的民族精神,如果不致动摇,那我们这些行政上的缺点,还是随时可以改正补充,根本上并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长期战争之后,政治社会上发生各种缺点,不仅是我国如此,即在其它任何国家,亦恐不能避免。所以我们认为当时行政上的缺点,并不是反共斗争上的致命伤。但是我们今日在各种行政技术上应该改进的事项,在我们的组织与宣传上应该研究和发展的问题,以及在我们思想与精神上尤其是心理上应该改造的处所,实在还是大多了。特别是对匪的认识与警觉上,应该更加深入和更加提高;而对于国民革命的时代精神,就是三民主义的建国精神,更应加以恢复重建,使之强固不拔。惟有如此,国民革命反共抗俄的战争,方能恢复战力,再造河山,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而获得彻底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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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的几个基本观念问题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版面原件:第211页,第212页,第213页,第214页,第215页,第216页,第217页,第218页,第219页,第220页,第221页,第222页,第223页,第224页,第225页,第226页,第227页,第228页,第229页,第230页,第231页,第232页,第233页,第234页,第235页,第236页,第237页,第238页,第239页,第240页

  〔第211页〕

  第一节 战争目标与战争型态

  我们首先检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的战争目标。克劳塞维茨以为战争规模及其努力的大小,乃决定于战争的目标,即战争之政治目的。克氏以为在战争的相互作用来说,双方所用的力量,作战的规模,以〔第212页〕及其所追求的战果,应该是猛烈无比的竞争,没有限界的。但在现实战争中,由于政治目的之不同,而战争亦即有各种范围和程度。有些战争不过是对敌人的威胁或示威,而促使其谈判。有些战争不过是要占领敌人的一部分领土,而迫使其接受某种条件。这种战争,都是有限战争。反之,如果战争具有强大的政治目的,例如占领敌人全部领土,或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则其战争即可呈现绝对战争或无限战争的状态。(注)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轴心国作战的政治目的,在瓜分世界,而其战争即为绝对性的无限战争。同盟国的战争目标,是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而其战争亦为一种无限战争。

  但在同盟国之中,民主国家与苏俄虽并肩作战,而其战争目标,却各有不同。当时盟军最高统帅美国故罗斯福总统所抱的战争目标,乃是一个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而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就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方案,我中华民国政府竭力赞助这个方案,而且是联合国组织草案的起草国之一,也是联合国组织发起国之一。直至今日,我中华民国始终是基于正义的原则而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但是苏俄的战争目标,却是一个无限战争的现实性的计划。他对西方,要分裂复国,并吞东欧;对东方要毁灭日本,来打开他东侵太平洋的窗户,并且并吞中国,来实现其从北平经加尔各答,向欧洲迂回的野心。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都是他为了战后的世界战略而奋斗的外交战场。不料在这外交战场上,同盟国的战后理想方案,乃为苏俄的战后扩张侵略计划所击败。

  一九四五年四月和八月,德国与日本皆无条件的相继投降,一般同盟国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胜〔第213页〕利了,民主国家的无限战争也就结束了。但是,同盟国的胜利,祇是军事的胜利,而同盟国的战争目标,却被苏俄雅尔塔密约所毁灭,致使这一军事的胜利,同时就是政治的失败。而第二次大战也就没有真

  正结束。民主国家的原子武器虽然提早了日本的投降,却没有挽救其政治的失败,更不能阻止苏俄的侵略野心。于是苏俄在大战中所制造的逆流,到了战后,乃就发展为其对自由世界的无限战争,而长期的延续下去。

  纳粹法西斯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两者同在第一次大战末期以后发展,亦同为极权侵略主义,同为民主政治的仇敌。纳粹主义者的战争思想就是对其国内组成极权政府,来对世界进行其总体战。他对敌国施展其闪击战以前,亦要先用神经战使其敌人陷入心理矛盾,政策动摇的状态。他就敌国进行其武力战之时,更要指使其第五纵队,制造其奎士林式的傀儡政权,且大肆宣传其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欧洲是这样做,近卫和东条对亚洲也是这样做。他们这一战法是与俄共相同的。但是俄共

  与纳粹主义政治作战的战术,却有其大不相同的处所。第一、纳粹主义采取民族斗争的方式,反之,俄共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纳粹主义的民族优越感,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压制与征服;反之,俄共的大斯拉夫主义,则标榜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俄共乃以控制世界各国共产党为工具,来统治整个世界。第二、纳粹主义直接攻击民主政治,而煽动民主国家之内的反民主的运动,来破坏民主国家的组织。反之,俄共则在民主国家之内,利用「民主与自由」,使民主政治陷于混乱与瘫痪的状态。第三、纳粹主义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侵入敌国。反之,俄共并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而指〔第214页〕使其第五纵队,煽动敌国内部的阶级战争,或挑起民主集团内的利害冲突,相互斗争,特别煽动其东方民族对西方旧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战争,使其替俄共间接作战。俄共的侵略战争有了这三个特点,所以民主集团如以其对抗轴心国坐待错误的心理来对抗共产集团自铸错误,那必将招致不能自拔的错误。

  过去轴心国的侵略无止境,今日俄共的侵略更是无止境的。但是过去轴心国以其军队直接作战,而侵犯民主国家所不能放弃的盟邦,或袭击民主国家的领土,民主国家乃起而应战。于是希特勒终于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而招致最后的失败。今日俄共决不愿重蹈纳粹主义的覆辙。他并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侵入敌国或其敌国的任何盟邦,而采用其迂回战略与间接作战,就是一面利用其政治战术与和平攻势来麻醉其敌国,而一面又利用中立主义,来瓦解自由世界反侵略的盟约,同时指使其第五纵队即各国共产党,在中立主义国家及其敌国和他的与国之内,制造其「和平转变」。所以俄共决不像纳粹那样,先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袭击其敌国或任何民主国家的领土,而是施展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从其外部来孤立他,从其内部来瘫痪他,到了最后俄共使用其本国军队,对民主国家实行奇袭之时,这个国家已经在政治与心理战场上完全失败,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某一种武器所能挽回的了。所以民主集团等待俄共的军事袭击,再施行报复,是与其等待共产集团的内部自动崩溃,来求取和平,一样不能阻止俄共的侵略,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所以我在本章中,要对共产集团无限战争的特点,以及民主集团应该采取的对策,加以研讨。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至九六页。

  〔第215页〕

  第二节 共产集团的战争目标与民主集团对苏俄政策的对照

  苏俄对自由世界的侵略行为,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战争思想和政治目的,将在下一编中详加研讨。

  兹先就其侵略的行为和目的,略予分析如下:

  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实施其全民武装和长期动员;

  二、以共产主义,建立其集体经济和奴役社会,摧毁一切资本主义;

  三、以国际性阶级斗争,摧毁世界各国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

  四、以唯物主义,消灭人性与一切宗教信仰,箝制学术与信仰的自由;

  五、以共产帝国的苏维埃制度,为政治组织的典型,毁灭其它一切国家的组织,而统治整个世界。

  俄共为达到他这狂妄无比的征服世界的目的,采取了无限战争的绝对型态。他对自由世界的战争,没有时间的限期,亦没有空间的限界;他可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战场,从一个方式转换为另一方式;向敌人的内部展开其渗透、宣传、组织、政治谋略、颠覆工作,乃至武装暴动,而与其对敌人的正面所施行的经济、外交、文化、政治、心理的攻击,协调呼应;他每一行动都是为了配合其最后军事决战,他每一进展,都是从其最后决战的影响上估计其价值;如此继续不断无限度的向其最后决战的目标推进

  ,不达其终极而不止。

  今日自由世界与共产集团的斗争,乃是人性与兽性,光明与黑暗,真理与魔术之斗争;而不是为了〔第216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赌存亡,决生死。如果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一日不能消灭,则世界人类不仅无和平安全可言,而且人人的生命与生活永陷于黑暗地狱,万劫不复,亦就无人生之可言了。由此可见,民主集

  团对于世界人类所负的任务之重大,是史无前例的,但其对苏俄集团所持的目标,却与其所负的任务完全不能相称。民主集团所负的使命是什么呢?

  一、消弭侵略世界战争的威胁,保持世界的永久和平。

  二、保持全人类生活方式的自由,及其经济社会的和平发展。

  三、保障世界各国的独立,及其民族文化的交流。

  四、维护学术思想与宗教信仰的自由。

  五、解放共产铁幕,消灭共产主义征服世界的祸根,使国际社会成为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世界。

  但是民主集团今日反侵略斗争的目标和计划却是有限的。就是只要求其能维护现状,求得苟安而已。由于其所采取的现状政策与苟安心理,所以他有时虽能争取局部的主动,但终久是仍陷于被动的地位,他虽亦可以局部的阻止共产集团的军事进展,却不能防制其政治颠覆和经济的侵略。以下各节,将对民主集团所持的几个观念,及其所面对的几个问题,加以商榷。

  第三节 新殖民地主义与旧殖民地主义之争的结果

  前节说到俄共对自由世界作战的最后目标,是摧毁资本主义,破坏民族主义,消灭民主主义,箝制〔第217页〕人类自由。但在其无限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对于东方民族主义,仍然尽力利用,作为其政治作战的重要资本。俄共说道:

  「在世界各地飞扬的无数火花之中,我们不知那一火花将要燃起大火。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为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似乎没有希望的东西,都要搅他起来。」

  「我们不应该放过敌人政策之中,可以浸穿石头的任何一滴水。」(注)

  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旧殖民地主义,在东方所激起的民族主义,今日是在继长增高之中,而其所拥有的繁殖人口,又是俄共所认为「强大的后备军」。那我们就不难想象俄共要怎样来利用他,作为他打击这旧殖民地主义的主要武器了。

  三十年来,俄共侵略世界计划以我们中国为其第一目标,但是旧殖民地主义者对此并无警觉。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中国大陆上的侵略烽火,必然延燃中东,而俄共在中东燃起的火焰,就会直接烧毁到他旧殖民地主义的策源地。为什么他们对此没有警觉呢?在俄共的心目中,就是旧殖民地主义有几个传统观念,很可供他新殖民地主义者利用,作为他对东方施展其政治战术的凭借和助力。

  一、殖民地再分配的观念 俄共认为西方国家最陈腐的一个观念,就是把他苏俄的世界革命(新殖民地主义),当做旧殖民地主义同一性质和同一范围的东西来看待。西方国家以为他如没有方法来阻止苏俄的东侵,也就无妨与他求得谅解,来把东方国家的土地和资源,重新分配。他们以为这一「割肉喂狼」的政策,即令其不能满足苏俄的欲望,亦可缓和苏俄南进中东以及其西进欧洲,而使西方得到一时〔第218页〕的苟安。但是俄共新殖民地的政策,决非如此。须知今日俄共不是要分割亚非两洲的西方殖民地,而是要独占整个亚洲和非洲,以及其欧洲的全部的面积。

  二、现实主义 俄共认为旧殖民地主义者的「现实主义」,亦是助长其扩张侵略的现实武器。因为现实主义,其最显明的表现,就是背弃国际正义,而承认既成事实。苏俄的侵略无止境,则其所承认的既成事实亦无止境。

  于是由于这现实主义,就产生了姑息主义。当苏俄指使中共侵略我们中国之时,旧殖民地主义者以为姑息苏俄,可以延缓新殖民地主义的进展,至少亦可以避免大战的爆发。到了苏俄已通过其傀儡工具而侵占我中国大陆之后,他们又对中共,存「狄托主义」的幻想,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不要迫使中共倒向苏俄的怀抱」。于是他们对中共的政策就只有姑息主义。但是今日的事实,不仅说明了中共并没有脱离苏俄的可能,就是南斯拉夫的狄托,至今还是不能脱离共产集团的范畴,姑息主义到底发生了什么作用呢?

  三、均势政策 但是现实主义不限于消极的维持现状,而亦有其积极的政策。而他的积极政策,就是均势政策。不过这个均势政策,在俄共看来,乃是十九世纪的历史遗迹,至少亦是第二次大战以前的陈腐东西。并且他认为这个政策,正可配合其扩张侵略的计划,协助其提早的成功,故加以积极的利用。试观今日欧亚大陆上,苏俄渐次取得绝对的优势,西方国家对欧洲大陆,固然没有维持均势之可言,即美国对于欧亚大陆,亦无采用均势政策的余地。在这一形势之下而谈均势政策,那只有西欧国家幻想〔第219页〕美国与苏俄永保其均衡状态,来图一时的苟安。殊不知美国与苏俄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西欧各国如不能坚决的站在反侵略阵线的一边,而欲在美苏之间,实施其均势政策,其影响之所及,不仅给予中立主义以极大的鼓励,而且更给予苏俄以施逞其中立战术的良机。中立主义的发展,其最显著的结果,就是亚洲有一些非共国家,相率走进中立主义的道路,使苏俄得以把握东方民族主义与欧洲旧殖民地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伸张其政治侵略。这岂不是西欧国家间接帮助苏俄,增高其在亚洲的优势,来驱逐西方各国于亚洲之外么?

  四、欧洲第一主义 在俄共的心目之中,西方国家的欧洲第一主义,正是他们列宁迂回政策指导正确的明证。故西方这个欧洲第一主义,在无形之中,给予苏俄提早完成其亚洲第一主义的机会。今日苏俄的迂回路线,方从远东转入中东,几乎是他俄共走进欧洲门户的最后一步了。以上这些事实,证明了苏俄新殖民地主义的侵略计划,所以能够步步进展的主因,乃在其对方的思想与政策所犯的错误。

  (注)莱迪斯「政治局的作战典范」,十一页引用。

  第四节 东方民族主义彷徨歧路——共产集团与西方集团对东方民族政策的区别

  今日东方的民族主义,亦走到纷歧的十字路口。苏俄集团对西方民主集团的斗争愈为紧迫,这个路口愈没有他们停留的余地,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也就愈是艰险。他们对于这东西两个集团,有没有选择的自由,那就要看西方国家的政策,和他们领导的方法如何来决定了。

  〔第220页〕

  (甲)东方民族问题的症结

  民族主义当然有其物质条件的存在,但是民族主义的力量,大过其物质条件的总和。民族主义乃是一种文化意识,其中包括着民族思想,也包括着民族感情。一个民族珍视他自己的历史,爱护他自己的文化,维护他自己的尊严,恢复他自己国家的独立,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精神所在。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东方民族,在经济上给予以援助,从政治上要求其民主,这都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不顾他们的民族感情,或是伤害他们的民族尊严,那你虽然带给他很诚挚的友谊,但仍不能促进他们的谅解和合作。

  所以若干产业贫乏的东方国家或个人,就由于他要先求得国家独立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想,情愿过着他落后的经济生活,而不肯接受西方国家经济援助的好意。何况西方旧殖民地主义者,对于其原有经济利益的特权,还要积极保持而不肯放弃,更引起他旧殖民地人民往昔被压迫的余痛。这就是今日西方旧殖民地主义对东方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一个西方国家与东方民族矛盾的症结所在,俄共是看得最透澈,所以他利用这个矛盾,亦最为彻底。因之,苏俄对东方民族的政策,就与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政策绝对相反。简单说,苏俄对东方民族完全是「投其所好」,亦就是他的糖衣政策。而且他这糖衣里面所包的乃是最能引人兴奋的「海洛英」。但是西方国家的作风,就与他完全不同。

  第一、西方人士以为亚洲人民生活的贫困,乃是共产主义的温床,所以经济援助乃是解决东方民族问题的主要方法。殊不知俄共的东方政策,是间接利用东方民族主义,而不是直接发展其共产主义,他〔第221页〕是利用他们的民族思想和感情,而不是完全利用他们生活和经济的贫困。因之西方的经济援助,并不能遏制东方共产主义的蔓延。尤其是美国要以经济援助,来争取那些自居于中立主义的国家,我们可以断言,这种援助,无异于助长这受援国家的共党势力,使其反美运动更加猖獗。须知这对于物质的耗费之事尚小,而其对于打击反共精神所加之影响甚大。因为中立主义国家唯藉其中立以勒索美国的援助,故其所得援助不仅是直接的鼓励其亲苏的倾向,而且间接无形中增高其共党在社会的地位。如果西方真是断绝其援助,则他们是否即向苏俄「一面倒」,而背弃西方?我以为他们这种投机为业的政客,必没有如此胆量,亦不会有如此决心。因为中立主义者要凭借苏俄来敲诈西方,亦须依恃西方来见重苏俄。我们可以断定,美国停止其援助之日,亦即中立主义者不见弃于苏俄,即将受苏俄的凌逼,而倾向西方唯恐不及了。即使他投向苏俄,亦不过使其共产集团中多一矛盾,而一时里决不能增加其多大实力的。

  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亚洲国家的政治改革,希望他们走向民主主义,而不投入共产主义。这个政策方向,乃是正确而无可非议的。但是俄共的东方民族政策,就利用民主政治的改革,而使这一改革运动,就是其转变为阶级战争的关键。因之西方对东方民主政治改革的要求,乃适为俄共的「和平转变」战术,来铺平其道路。

  第三、东方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较西方为低,但生活水平之低,并不等于文化水平之低。事实上西方国家以其生活水平较高,而有文化优越感,同时东方民族以其生活水平较低,而其文化亦感受西方文化的压力。所以东方民族在进行其文化改革时期,常有两种现象发生,其一是由于其固有旧文化的衰颓,〔第222页〕而丧失其民族的自信心;其二是其新文化尚未具体长成而又随时遭受到共产思想之不断袭击,乃更陷于彷徨的境域。故其在文化改革的过程中,留下一段空隙,使共产主义以其民主与科学的面貌,独立与自由的口号,而乘机渗透,潜滋发育,侵占其民族文化的领域,也就是扼住了他民族精神的咽喉。这对于他民族前途的危险,要发生如何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发展,不是东方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自然趋势,而是俄共为了利用东方民族主义与西方旧殖民地主义的矛盾,而有计划的渗透煽动,及其制造而成的结果。

  (乙)俄共对民族主义的两个政策

  西方人以为东方民族的文化,是与共产主义不兼容的。而且东方人,就是我个人,亦一向认为共产主义决不能赤化中国的。然而苏俄共产主义今日竟能在亚洲很快的发展,尤其是他在中国的赤化,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呢?如要解决这个答案,就要先研究苏俄对铁幕内和他对铁幕外的民族政策及其方法,有什么特殊的奥秘没有?这个问题最好的说明是列宁一九一三年对民族主义的两个答案:其一、对于一个民族,应否反抗其它民族的压迫,他的答案为「绝对的是」;其二、对于一个民族,应否为了他的文化而求民族的发展,他的答案则为「绝对的否」。(注一)今日苏俄就把这二种性质相反的答案,却使用他的辩证法,给他巧妙地运用得十分成功。故其苏俄今日对于铁幕外旧殖民地的民族,应用这个第一答案的方法,就不去破坏其铁幕外东方各民族的固有文化,亦不来直接发展其共产主义的文化。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唯恐东方各民族觑破其共产侵略主义的本质,拆穿其援助民族独立的幻术,所以他积极伪装起来〔第223页〕,极端的要隐蔽其共产主义的一切真相,使他们这些民族,都不觉得共产主义对他们有什么危险或不利的地方。即使他们对当地的共产党的破坏其经济,摧残其文化的行动有所不满,但苏俄并不承认是与他有什么关系,这亦就是他今年所以要解散其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个最大原因。因之,苏俄对于东方民族,只有利用其固有文化,来反抗西方旧殖民地主义,而决不表示其有任何轻侮的态度。同时他对于东方各国现有的经济与生活,亦并没有直接加以剥削,而且只是为其经济与生活现状大抱不平,来支持其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但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一朝沦入其共产帝国铁幕之内,那就是要实行其列宁的第二答案,非在其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即其所谓「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公式之下,完全变成为斯拉夫的奴隶不可了。(注二)

  至于今日共产铁幕外的东方民族,其急迫的要求,第一是政治独立,第二是经济解放与生活自由,第三是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潜在于其民族感情之中,而力求保卫其固有文化。第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于其东方的殖民地大部分的放弃,使其在政治上皆能成为独立国家。当然这是旧殖民地主义者,对亚洲政策的重大进步。但是他们对于其旧殖民地的观念仍在留着,亦就如前段所说的,他们对其旧殖民地在政治上虽承认其独立,但在经济上仍想保持其特权,在文化上更

  于漠不关心之中,流露其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于是这个旧观念,就成为他们对东方政策的障碍,因为有了这些障碍,所以使东方民族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于是东方民族并不因其政治的独立,而解除其往昔被压迫被剥削的隐痛。

  〔第224页〕

  因之,俄共的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战术,乃得以投其所好,乘机施逞,使东方民族的心目中,认为中立就是独立,而又得到苏俄的援助,与中共的支持,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的口号之下,放手对西方国家作坚强的斗争。而在斗争中,民族主义的感情,愈加激昂,更顾不到将来有什么关进铁幕的后果。我要在此提出一个苏俄在中国事实的先例,当民国十三年夏秋之间,我们 国父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稳定期间,就有香港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筹集大量武器和金钱,接济广州反动商团,企图叛乱,来颠覆我们革命基地,苏俄乃自动提议愿以无代价的供给我们军械。后来反动商团实行武装叛乱时,苏俄武器亦正在这个时候运到了广州。第一批步枪八千枝,随后第二批包括野炮六门,步枪三千枝以及其它机关枪手榴弹等,共计总数为三千吨,这是苏俄与我们第一次和平共存时期在广州所供给我们武器的总数。后来在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俄根据易货协议,至三十年春季为止,供给我们大小各种飞机八百四十九架,还有其它高射炮,七六口径野炮等少数武器,这是苏俄在我们抗日战役中以易货的代价所接济的东西。当然,这对于我们当时孤军苦斗,单独抗战的四年期间,是有其相当效力的。但是我们在这北伐和抗战两大战役中,接受了苏俄这些武器的援助,其结果究竟如何?实际的经历告诉我们:苏俄与我们中国在这两次和平共存期间的援助,亦就是他的第五纵队——中共对我们这北伐和抗战的战役中,进行其政治渗透和武装颠覆阴谋的媒介。他对我们的渗透和颠覆工作,乃是与其对我们和平共存时期中的援助,同时开始。他决不让我们从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中获得独立自由,他是要乘我们反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中,扩张他第五纵队——中共的势力,来颠覆我们的〔第225页〕国家,奴役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中国在其和平共存中所得到的教训。这一教训,使我们对于今日苏俄中共对中东和南亚的整个阴谋,看了格外寒心,我希望亚洲和中东的非共国家,对我这一段现实的经历,乃能有所了解,而知所警惕。

  今日苏俄对中东和南亚的非共国家,提出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中共,在其俄帝指使之下,口口声声都是「和平共存五原则」,尤其是所谓「互尊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更未曾暴露其共产侵略主义的狰狞面目。于是俄共新殖民地主义乃乘机向这横亘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进行其政治经济的渗透。而「和平」与「中立」的口号,乃构成这一道桥梁,竟使东方民族一方面纔脱离旧殖民地主义残余的势力,而一方面又走到共产帝国铁幕的边缘,堕入其新殖民地主义的深渊,亦不知自悟了。

  以上的说明,乃是根据共产主义在我中国进展的过程,亦是我们在大陆上所亲历的教训,并且体认俄共三十年来,在亚洲侵略行动的辩证规律中所得结论。恐怕西方国家和东方民族,到今天都还不甚了解这些历史的事实吧?

  (丙)东方民族的敌人是谁?——西方国家

  与东方民族如何协力互助来抵抗其共同敌人。

  今日俄共的迂回战略,把他的侵略的锋铓,从中国大陆转到南亚和中东。这一广大地区的非共国家,成为冷战的对象,而共产集团乃是这一冷战的主体。共产集团进行冷战的目的,就是要转移中东民族主义到共产集团的那一边,改变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双方实力的对比,并且改变其亚洲和中东战场的战略〔第226页〕形势。

  大家知道苏俄乃是西方国家在亚洲和中东的敌人,因为他利用东方民族主义来打击西方国家。但在实际上,苏俄亦是东方民族的真正敌人,因为他要驱逐西方势力于中东之外,纔能对东方民族施行其「和平转变」的政治战术,和各个击破的军事战术,来完成其在亚非新殖民地的铁幕奴役政策。这就是说,西方国家与东方民族的共同敌人乃是苏俄。但是他们双方却在这个共同敌人的「和平共存」与中立战术的安排之下,互相斗争。这亦就是今日中东危机之所在,而实为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所应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国家对于东方民族,乃有重新研究其整个亚洲政策的必要。

  如前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铁幕以外的东方民族,已经多数得到他政治独立,现在不过要求其经济的解放和主权完整。而在共产铁幕以内的东方民族,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归还其统一的祖国,解放其被奴役的生活。这铁幕外的民族主义运动,与铁幕内的反共革命运动,实为自由世界中反共产反侵略的最大潜力,而且这也正是东方时代精神的焦点。西方国家今日如能协助东方民族主义,解放其被奴役的同胞,共同一致,来抵制俄共新殖民地主义,则其为时尚未为晚。否则无论其为旧殖民地内被经济剥削的民族,或是新殖民地内被极权奴役的人民,亦无论其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以及民族独立主义,皆将在共产的世界革命及其阶级专政之下,同归于尽而已。西方的政治家倘能言念及此,自当寒心戒惧,积极奋勉,来袪除其过去殖民主义、自私主义的旧思想、旧〔第227页〕观念,而代之以平等独立,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互助合作,同仇敌忾的新精神,以期共同挽救此空前绝后,人类无穷的浩劫,重建永久和平的大同世界。这一切就要看旧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今后的反共决心及其实际行动如何而定了。

  (注一)列宁全集第十七册,第一四六页。陶斯特「苏俄的政治权力」第五四至五五页引用。

  (注二)苏俄一九二五年所定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族文化是什么?就是一个文化——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其目的在教育群众以国际主义,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陶斯特「苏俄的政治权力」第八七页引用)

  第五节 共产集团心目中的民主集团的战争思想

  俄共对自由世界进行其无限战争,而其胜利的希望,乃寄托于民主集团所犯的错误,已如前述。在俄共的心目之中,民主集团错误的根源,就是寄托于他西方旧式的现实战争和有限战争思想上。并且这一旧式现实战争和有限战争思想,又构成下列几种错误观念:

  (甲)在军事上,唯武器论的思想

  军队的组织,战争的原则,都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战争胜败的结果,多半是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和心理的条件,不是单纯取决于军事,而军事作战的胜败,亦不是单纯取决于武器,这是俄共军事教育的要则。因之他苏俄及其国际共产党,对于其敌国,必先渗透其社会,影响其舆论,动摇其国家政策,打击其军队士气,结果乃使其虽有精锐的武器,亦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争取胜利。在俄共的心目〔第228页〕中,西方这唯武器论乃是唯军事论的末流,决不适于对抗他俄共今日间接路线和迂回战略的战争。

  所以俄共对于今日西方国家的军备思想,尤其是对西方唯氢弹的战略观念,不仅为他所无畏,亦且为其所欢迎。因为一个战争如在社会政治的战场上宣告失败,即不是军事作战所能挽回,而军事作战亦不能完全倚恃单一武器(氢弹)来制胜敌人。所以俄共今日居于核子武器劣势而未转变为优势以前,他就要以政治战和心理战来冻结其对方的核子武器,使西方虽握有威力最大的武器,而没有使用的机会。这样纵使西方国家核子武器的新发明,军事技术的再进步,始终超过俄共,而俄共侵略主义的发展,亦不会因此受到其任何的阻拦。因为西方国家发展更新的核子武器,来阻止其敌人使用核子武器,亦即是冻结其自己的核子武器而已。所以西方这唯氢弹的战略观念,乃是俄共冻结其对方核子武器,争取时间,来转变其劣势为平衡的地位,他所求之不得的战略观念。

  (乙)在政治上裁军谈判与裁军运动

  当第二次大战初告结束之时,民主国家努力复员。斯大林不仅申述其二十年至三十年没有战争的意见,并且利用其与中英法各盟国所订二十年或三十年和平友好的协议,(注一)来加速民主国家的复员工作,使其及早完成。而苏俄则乘此时机,推行其膨胀政策,几乎是从心所欲。但是到了他发动侵韩战争的时期,民主国家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并加强其军备竞争。于是苏俄乃在韩战结束之后,一方面在联合国组织之内,进行其裁军谈判;一方面又在西方国家的内部,重新煽起其裁军运动。

  一、先说明国际裁军谈判。我不拟在此讨论西方与苏俄双方裁军方案的细目,只是依据民国三十五〔第229页〕年间,中国政府与共党谈判整军的经历,来推论将来俄共对于裁军谈判所采用的斗争方式。

  (子)在谈判裁军问题时,共党最后必另提政治问题为裁军的先决条件。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我们谈判整军时,他同时提出政治问题,就是要成立政治协商会议与改组国民政府,但是他最后又要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持有否决权。(注二)将来俄共对于国际裁军会议,最后是否能不提政治先决条件?若其获得了这政治条件之后,能否不再提类如其否决权等最后的要求呢?

  (丑)在谈判军队数字时,共党必使其对方减低其所保留的军队数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亦可减低他自己的数字。等到其对方实行缩编其军队的时候,他的军队并不缩编,且更加紧其军事动员。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我们所商定的第一期国军从三百五十四师缩编为九十个师,共军缩编为十八个师;第二期国军再缩编为五十个师,共军再缩编为十个师。我们政府就照这样实行了。但是他不仅没有缩编为他自己承诺的十八个师乃至十个师,反而加紧动员,尽量扩编。(注三)今日苏俄主张美俄各缩编其军队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我们可以预料,如果美国实际缩编到这个数字,而他俄共是否会实行缩编呢?并且还有欧亚两洲的附庸军队隐蔽在铁幕的后面,其结果如何,是不待多言而可知的。

  (寅)在谈判撤兵时,共党只求其对方从其所保持的阵地撤退。到了对方已实行撤退时,他却提出一个政治条件,作为他拒绝撤退的口实。这个政治条件就是他撤兵之后,必须维持他占据时期的政治权力。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我们政府谈判苏北问题时,他答应从苏北撤兵,但要求政府承认他在苏北的行政组织。(注四)今日苏俄所提的裁兵方案,要求美国从北大西洋公约国撤退其基地,他纔撤退其华沙公〔第230页〕约国的驻军。我们可以预料,如果美国实行撤退其在欧洲的基地,则苏俄亦可撤退其东欧驻军,但是他必将保持东欧的共产铁幕与附庸政权。这样他就可一面撤军,一面仍可随时进兵和增兵。这种谈判即令其达到协议,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究竟是否有实际利益?还是更使其加速大战的爆发呢?

  (卯)在谈判国际观察时,共党必使国际观察的组织,有共党份子参加,可以供他利用来作宣传,并刺探其对方的军事部署。到了国际观察团体要进入他的铁幕时,他就要借口政治问题来拒绝了。民国三十五年,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的军事调处小组,到我们国军的阵地来执行任务时,都得到我们国军的协助。但是那派到赤峰、张家口,以及东北和苏北等地的小组,就被中共的匪军拒绝或驱逐了。(注五)这共党不仅是三十五年在中国如此,而其对于目前在韩国的停战监察委员会的实际情形,恐亦不能例外吧!今日西方提出国际观察以及天空开放计划,亦复如此。我们可以预料,即令苏俄完全接受这个计划,到了实施的时候,俄共可以利用这个计划来侦察西方的军情,反之,共产铁幕之内,决不容许其国际观察团体执行其任务。

  总之,共党的裁军谈判会议这一斗争方式的目的,在一方面是瘫痪其对方动员备战的努力,改变其军力的优势为劣势;另一方面是掩蔽他自己的扩军备战,并准备他第二步的军事攻略,简言之,这是他「和平共存」的政治战术中之另一方式而已。

  二、再就西方国家内部的裁军和反战运动来加以说明。我以为西方国家唯氢弹的战略观念,尤其可供俄共利用,来推行其裁军和反战运动。于是他一方面渲染氢弹的毁灭性战争,是只有同归于尽;而一〔第231页〕方面又使西方人士误信只要核子武器的发展和进步,就可使苏俄不敢冒核子武器战争的危险,亦即使其不敢向民主国家挑战,因此世界也就没有战争。再简单一些说,他要使西方人士在无形中发生一种错觉,以为没有核子武器战争,就没有一切战争。于是民主集团的内部,裁军与避战运动就会随之而起。这两个运动,如果发展下去,将使西方国家的军事与政治乃至战略与政策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在军事上,增加火力与紧缩兵员,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军事上的备战工作与政治上的反战心理,必不能长此并存,更无从协调一致。俄共乃利用西方这一军事与政治的矛盾,来推行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于是西方国家在其内部的和平主义与亚洲非共国家的中立主义,互相呼应的情势之下,对于俄共集团的间接作战和直接挑衅,都不能保持其坚定的立场,采取适时的行动。因之一般非共国家,鉴于西方国家的现状政策和反战心理,更感觉其无可依恃,便不能不让俄共牵?鼻子,来走上其「和平共存」之路。这更是核子武器在双方平衡时期的「唯武器论」和「唯氢弹论」,为共产帝国来争取其「和平共存」的时间,以达到其不战而胜的指路碑。这在时间上,已是显然有利于俄共集团的一方了。

  (丙) 在战力上,火力重于人力的思想

  一、今日科学极度发达时代,本来在工业上,机器愈是进步,愈可节省其劳力。在军队中,武器愈是精良,愈可紧缩其兵员。在战场上,火力愈为雄厚,愈可制压其敌人。这一原则本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民主集团今日准备机动的世界战略部队,拥有进步的核子武器与强大的火力,准备在未来对敌人的最后决战中,予以制命的打击,这一战略亦是正确的。但是共产集团正因为西方国家注重人道主义,重〔第232页〕视人的生命,所以只有使其火力来代替人力的不足,于是他乃更不惜以人力消耗其敌人的火力,而尽力利用其人海战术。因为他是视人民为刍狗,为草芥,对于人的生命是毫无怜惜的;而且他今日控制着欧亚大陆这样繁殖的人力,更可用以设计更多的方法来对付你的火力了。所以俄共认为西方这一火力重于人力的思想,决不能对抗他的人力与空间居于绝对优势的无限战争思想。

  二、西方集团对于共产集团的空间与人力,不能居于优势,乃只有氢弹威力为其惟一战胜苏俄的武器,而求其速战速决。但共产集团对于民主集团,决不与之轻易决战。我们中国古代有「守株待兔」的故事,兔既不来,株亦失其杀兔的效用。不但他在决战之前,必须先改变他与敌人的均势,而且他可永远站在其附庸国家与旧殖民地的幕后,指使他们与西方国家为敌,而始终不来出面对你作军事的挑战,以达到他不战而胜的目的。现在他在欧亚大陆的人力与空间上,既占了绝对优势,如西方集团与他作战,仅依恃其强大火力,即令你占有大量氢弹的优势,亦不能发挥其充分的效果,解决这广大无涯的战场的战局。因为在欧亚大陆这样广大无涯的空间上,毕竟火力不能处处代替人力,来达成其战争的任务。

  三、在韩国战争中,联军虽能以火海战术打击中共匪军的人海战术,但是今后俄共集团决不使这一段历史重新上演。中共在韩战中所以不能对抗联军的火力,是因为第一、中共侵入韩国,以客军的地位作战,其人海战术受了后方交通的限制,不能发挥其绝对战争的效用。第二、中共在韩国作战,当时没有充分的火力,尤其是没有强大的空军,与其人力互相配合。这是他所以招致失败的两个基本原因。今后俄共对自由世界进行战争,必将以强大的火力来装备其无限的人力。民主集团如能看清这一点,即须〔第233页〕特别警觉俄共集团对亚洲大陆上如此繁殖的人口,他是如何狡狯和狠毒的设法加以利用。所以民主集团必须注意争取这广大人力来参加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一方,不应拱手让俄共及中共无限制的作为他侵略的工具。我想民主集团的军事家,决不会忽视人口这样繁殖的广大地区,对于其政治、经济、社会、人心,完全不计入其战争条件之中,而竟把战争看为军事的单纯行动罢!

  四、假定核子武器力量,已到双方平衡时期,而其在战争之中,皆不敢使用氢弹,竟演成已往同样的传统战争,又或在氢弹战争发动以后,战争仍不能速决,而成为长期消耗战时,则人力的因素更为重要了。何况俄共今日无限战争的思想,必将已被其所统治的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空间),及其所控制的庞大人力为重心,来作为其战争基本力量,而再将其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相互配合,准备与民主集团来作长期战争,而且这是他将在其氢弹奇袭战术不能生效时,必然采取的一个作战准备,乃是无可置疑的。故西方国家在世界反共产反侵略的斗争中,对于人力更不能不加以重视,而弥补其反共战争中的弱点,以免俄共对于其优势人力,配合其广大的空间,有恃无恐的来作他无限战争的持久消耗战。

  今日在俄共心目中,西方国家这种旧式传统战争思想,所产生的军事观念,对他世界革命的总计划,不仅不能阻碍,而且只有使他更容易的发展而已。何况今日民主集团与苏俄集团之间的斗争,并不止于军备的对立。而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各方面都充满?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正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尤其是东方民族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信仰自由与阶级斗争,新殖民地人民的反〔第234页〕共心理,与旧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特别是铁幕之外的中立主义之发展,与和平攻势之激转,以及铁幕之内的人民迫切呼吁,和他们所急切需要的解放运动。在这些矛盾和演变之中,俄共及其国际第五纵队是积极的胁制和利诱,制造和操纵,处处不断的争取时间及其战略上各种的优势地位。反之,民主集团是消极的踌躇莫决,或因循补苴,至多亦不过是个别的孤立奋斗,徒使苏俄集团整个政治军事的侵略,更迅速的向其所追求的极限来发展而已。

  时至今日,民主集团必须确立其积极的反共政策,主动的来转移其世界战略形势,尤其对于人力与空间的优势,不使其永久的属于共产集团的一边,更为重要。惟有如此,方能重建世界和平,达成其拯救人类自由的最后目的。我们现在再进一步对于民主集团今后反共的政策和战略方针,加以检讨。

  (注一)苏俄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与英国订立为期二十年之合作互助条约。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与法国订立同样条约。此在大战后均有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莫斯科竟宣布取消两约。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一○三九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六节,第一○二九至一○三○页;第二十四节,第一○四五至一○四八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一○三九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页。

  第六节 民主集团反侵略的基本政策和战略之检讨

  我们在检讨反侵略的基本政策时,应该首先研究的,并不是对苏俄军事上如何作战的方法,而是在〔第235页〕军事作战没有开始以前,他俄共对于自由世界的政策及其所施展的政治战术是什么?我认为他最大的一个法宝,就是其世界革命基本的政治战术——「和平共存」的欺世幻术。这个幻术亦就是他列宁传统的间接作战迂回战略所产生的。这是民主集团讨论对俄共的基本政策以前,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一点。现在我们要讨论民主集团已经实际采取及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

  一、基地围堵政策 赫鲁晓夫对俄共第二十次党大会的报告,攻击西方的「实力地位政策」。自此以来,俄共及其国际第五纵队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到处煽动反美运动,而以迫使美国撤退其海外基地为其主要目的。但在俄共的心目中,西方基地围堵政策,仍是旧式有限战争思想的一种产物。如以此防制莫斯科的侵略战争,虽可有一时的功效,但是侵略者曲线战略的斗争方向一经变换,则围堵阵线,立即呈现其动摇的趋势。因为俄共及其国际第五纵队的政治心理渗透战术,是没有限界的。当反侵略的防线树立于侵略者的周围,而阻止其军事侵略进展之时,他的政治心理作战,已经突破了此一防线之外,在反共国家与反共国家之间,在反共国家与非共国家之间,并在反共及非共国家的内部,施展其挑拨、分化、动摇、颠覆的活动。到了这些社会政治和心理作战的工作做到某一阶段的时候,俄共乃更要伪装其军事战术为政治战术,而标举其「和平共存」的口号,掩护其军事战术之进行。于是基地围堵政策,遂不能保持其原有的阵线,而旧式有限战争思想的缺陷,便立即暴露于侵略者的面前,任他乘虚抵隙,狼奔豕突,而无法围堵了。这最显明的一个结果,就是中东和北非在转瞬之间,已成为不可收拾的危局。

  二、报复主义和吓阻主义 今日美国积极发展氢弹和洲际飞弹,同时?手策画其「大举报复」和「〔第236页〕局部应战」的弹性战略。这个战略,乃迫使俄共在短期内不能不放弃其军事冒险与扩张政策。故自越战停止以后,这二年来,苏俄及其附庸都不敢向外进行其军事侵略。这个政策,不能不说是已收到相当的效果。所以报复主义与吓阻政策,在过去可以说是合理的。但是俄共在亚洲和中东地区,这一年中间,又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扩张方式。只就他在亚洲地区所使用的各种方式来说,自去年冬季以来,中共对缅甸的政治与军事的侵略行动,以及其对高棉和寮国的经济渗透与政治威胁的扩张行动。这中间有些本是多年反共产亲西方的国家,乃亦不能不被他威胁利诱,渐次动摇,而倾向共产集团。吓阻政策在这里是否生效?假使说中共对高寮的扩张是政治和经济的,不在吓阻之列,那中共对缅甸侵略的事实,明明是军事的行动,那末,这是否应在吓阻之列呢?如果吓阻政策而不能吓阻共产集团的军事侵略行动,岂不徒使民主集团的本身力量与威信,无形减低,反而使其本身的困难问题,更是不断的增加,而且这对于共产集团的侵略政策及其日程,到底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呢?所以在俄共的心目中,这报复主义和吓阻主义的战略,亦是旧式防御战争思想所产生。

  而且民主集团采用这个政策,自须继续其军备竞争,永保其对于敌人的优势,纔有报复和吓阻的力量。如果敌人在军备竞争上,达到其与民主集团平衡或优势的程度,则这一政策更无法实行了。何况今日莫斯科,一面冻结民主集团的核子武器,而一面复以其社会政治作战,在民主集团的外部,改变其世界战略的形势,并改变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双方实力的对比,使其完全有利于苏俄的决战;同时更在民主集团的内部,散布失败主义和反战思想的毒素,培养「不惜任何代价求取和平」的病菌。这一情势如继〔第237页〕续发展,必使其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以及军事各方面,都为此失败主义所笼罩,到了苏俄主动的采取军事行动来作最后决战之时,西方民主国家早已自陷于被动地位,那时再使用核子武器,即使其仍能实施报复,亦恐难挽回其在政治社会和心理的各种战场上,早已宣告失败的颓势。所以这报复主义和吓阻主义,在俄共看来,决不能防制其俄共先发制人,乘虚突袭的最后决战思想。所以这种报复和吓阻的战略思想,虽其握有现代威力最大的新武器,亦并不能发生任何新奇的功能,和任何制胜的把握。

  三、「以战止战」即声罪致讨政策 就是民主国家对于苏俄将要发动战争之时,先发制人,对苏俄加以攻击。这种政策,只有共产极权国家方敢采用,而在民主国家,是不愿采用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政策,不必多加讨论。惟我在这里要有说明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始终不愿西方盟友,采取以战止战的政策,来主动的直接攻击苏俄本土,这一点将在下编中再加叙述。这里所要指出的,就是美国如首先发动对俄战争,那就是促使苏俄攻击美国的本土。当然,美国今日在自由世界反共产反侵略的斗争中,有其领导的地位与责任,但这并不是必要使他直接介入战争。我认为美国本土应该主动的建立其为世界反共的兵工厂,而不能只是被动的准备其为反共战争的主战场。所以美国必须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上反共国家,并协调非共国家与反共国家,巩固其反侵略阵线,增强其反侵略的力量,充实其对共产集团备战和作战的供应,而不使其本身卷入大战的漩涡,以免其本土变为大战的战场。所以我们认为以战止战的政策,不仅与民主国家的历史传统相违反,而且亦不是自由世界反共战争所必需的。

  四、解放政策 这是我们东方反共国家所认为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必然的一种政策。我们认为这个政〔第238页〕策,应当包括?全盘的战略和综合的作战计划。如果民主集团不能确定这个政策为反共产反侵略的基本政策,那其它一切战略和战术,都等于空谈。这个政策如何入手呢?我们所了解的解放政策,乃是西方国家支持我们欧亚二洲被苏俄共产侵略主义所强制分裂的国家,使其铁幕外的民族革命,和他铁幕中的反共革命势力,汇合为一个潮流,来恢复其国家的统一。我们相信,德国如不能统一,则欧洲没有和平与安全。我们同样相信,中韩越等国如不能统一,亚洲亦没有和平与安全。所以我们认定这解放政策,应该是自由世界反共的基本政策,但是这个解放政策,究竟如何实施,纔不落空谈呢?大家终不免于怀疑。因此,我要更进一步,为这解放政策提出其实施的方法:第一就是迂回战略,第二就是间接作战。

  因为俄共征服欧亚大陆,所采取的战略乃是从中国向南亚和中东迂回,更从中东向非洲和欧洲迂回。今日俄共侵略的锋铓,深入中东,并威胁西欧,而中国大陆已成为他的后方基地。在这种形势之下,为了挽回中东的危局,解除西欧的威胁,最健全的战略,就是对侵略者的后方基地实施间接的攻击。我要在下一编中指出,西方国家如选择战场,不应在欧洲和中东直接与苏俄作战,最好的战场是远东。因为这一战场上的战争,乃是东方民族为反抗新殖民地主义,争取其国家的统一与自由而战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当然是东方民族都能同情与支持的。而且这一战争,无须西方国家直接的参加作战。如果这一东方民族革命战争,在此苏俄大战准备尚未完成以前,就积极的进行,那无异予苏俄以间接的打击,而且这一间接的打击,乃是积极的消除大战祸根的战略,而较之将来俄共对西方国家的直接奇袭,发动大战的战略,其性能和功效,不啻有天渊之别。所以间接作战的反共战争的战略,乃是今日西方〔第239页〕国家解放政策所应取的最高指导原则。

  但是我对于民主集团的军事观念和反共政策的弱点,今日率直的加以指明,并不是说民主集团不必发展其新武器,充实其新军备;亦不是说苏俄集团的侵略,不必吓阻,或以加倍报复的战略为不合理,更不是说民主集团应该改变其防御战略为攻击战略,而积极的使用武力来对苏俄集团作战。我毋宁认为这些政策和战略,在世界反侵略斗争中,都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但是,新军备和新武器,必须要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民族的各种新的成分与之切实配合,使其在一个综合的政略及计划,和统一的反共斗争行动中,发挥更大的效能,同时斗争方式更须弹性的积极的针对苏俄的政策及其战略和技术来决定,以免时时陷于被动,而求其切实有效。

  总之,今日反共斗争中,武器和军事的力量所占有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效能,必须从社会形态和政治现状上,纔能作正确的估计。如其武器与军事行动脱离其社会政治及敌方客观的条件而孤立起来,作为报复吓阻的手段来使用,此正为苏俄侵略者所以今日伪装其爱好和平,而乘机鼓吹其「和平共存」的论调,来抵销你报复吓阻的政策。而且西方国家如欲在东方广大的地区中,准备以实力阻止苏俄的侵略战争,他就向亚洲民族,指摘西方的吓阻政策为「旧殖民地主义的炮舰政策」,来激起亚洲民族的反西方的情绪。西方国家如欲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而直接对共产集团国家施用其压力,来阻止其侵略行动,他亦可对其各国的人民,高弹其「帝国主义侵略」的老调,来发起其反帝的「爱国运动」。所以民主集团的反共斗争,不能采取直接的行动,而必须采取间接作战的迂回战略,提高自由世界反共抗俄合作互〔第240页〕助的信心,击破中立主义者和平共存的幻想,并且在一个积极的统一战略之下,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协调一致,铁幕外的民族运动与铁幕内的革命运动相互策应,务使其地利与人力上,皆能发挥其充分的功效,如此消极的自可阻遏俄共统治世界的野心,而积极的就能消弭世界大战,以确保永久和平。否则唯军事论或唯氢弹论,不过是徒对俄共的政治和心理作战,供其利用的数据,而围堵政策或报复政策的单一斗争方式,亦不过坐视俄共对反共阵营进行其政治渗透,对中立国家制造其「和平转变」的时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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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演变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     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版面原件:第240页,第241页,第242页,第243页,第244页,第245页,第246页,第247页,第248页,第249页,第250页,第251页,第252页,第253页,第254页

  〔第240页〕

  以上各编,已将俄共与我们中国「和平共存」的经历,作简明的叙述,并对中国和世界的反共斗争的成败得失,作扼要的检讨。本编再对俄共的战争思想,及其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战争方式,加以分析。我们从这三十年的经历中,看清了莫斯科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改变,影响我们中国的局势;而中国局势的改变,对于莫斯科的战略和战争方式,更有其决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先就此点,略为说明。

  第一节 从列宁到斯大林

  〔第241页〕

  我们要研究苏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时,首先应该注意其俄国历史上,对他们斯拉夫民族最深刻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他们俄国有史以来,从没有为其来自西方的敌人所征服,而却被他东邻的成吉斯汗后裔统治至二世纪以上(一二四一——一四八○年)。所以到了苏俄时代,他对于东方这个历史性的潜意识,乃就特别的浓厚而加以警戒,亦可以说,这是他布尔雪维克自列宁以来,对于东方赤化,比西方更为注重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今后第三次大战的最后基地,亦建立在这亚洲心脏地区。故今日对于苏俄问题,无论其为政治、经济、社会、种族、生活、习惯、历史、地理;特别是军事战略各种学术研究时,这一个历史因素,是决不能予以忽视的一点。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政变,使布尔雪维克取得政权。列宁最初认为必须西方工业国的社会革命成功,而后俄国苏维埃政权纔可巩固。所以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之间,他屡次准备以武力援助德国共党的暴动及匈牙利革命,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派遣军队侵入波兰,又招致悲惨的失败,于是列宁对世界革命政策,乃转向东方,而且更加积极的急进。

  远在一九一三年,即中国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列宁综结马克斯死后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说道:「在亚洲开辟了一个极伟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来源。……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和他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注一)到了一九二○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列宁起草的决议,关于东方民族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合作,说道:「与殖民地分离,及其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颠覆欧洲资本主义的体系。为使世界革命获得其完全的成功,这两种力量的合作是紧要的。」到了一九二三年三月,列〔第242页〕宁发表他最后的一篇文字,其中说道:「归根到底,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这个事实,即俄国、印度、中国等已成为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正是这个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年来,也非常迅速的卷入下争取自己的解放的斗争。」(注二)于是我们中国,在列宁这一急进的东方政策之下,乃成为其苏俄第五纵队——中共的渗透和颠覆的唯一对象。

  当时俄共世界革命战略的目标,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经过,最明确的说明,就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季诺维也夫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会议的演说,其中说道:「最初我们对于中欧,也许过于重视,那就是我们属望德国的时候。我们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之后,德国必将继起。到了一九二五年共产国际全体会议,我们不能不注重英国,其时德国革命似较辽远。现在有一个新的特出的重要因素出现了,就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打了许多惊奇的战绩。」(注三)季诺维也夫所指惊奇的战绩,自然就是我们国民革命当年的东征和北伐战役。可是这个北伐战役的胜利,不仅与他中共并无关系,而且他俄共始终是想要积极的阻止和破坏这个战役的。

  斯大林取得了独裁地位之后,对于列宁的战争方式,有两点重要的改变。第一是列宁的对外政策是以苏俄的力量支持各国共党的「革命」;反之,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即是以各国共党的「革命」,支持苏俄的政权。为了苏维埃政权乃至为了他个人的权力,虽牺牲其在某一国家的共党,亦所不惜。中国的共党,即曾经屡次做他苏俄和斯大林个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注四)

  第二是斯大林比列宁更着重东方。且自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对其国内实行五年计划,对西方展开其〔第243页〕和平攻势,而对中国则指使中共采取苏维埃路线,企图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政府。(注五)苏俄西守东进的政策,可以说是在斯大林的手上形成和发展的。

  (注一)列宁全集第十八册,第五四六页。

  (注二)列宁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

  (注三)德林「俄国在亚洲之兴起」,第二○一页引用。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第三章第二节,第九四四页至九四五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第九四四至九四五页;第三节,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页;第四节,第九四八至九五

  ○页。

  第二节 斯大林的历次转变

  从列宁到斯大林指导下的共产国际和俄共,对于战争问题,常在其各种会议,加以分析,作成决议。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决定的共产国际纲领及其决议案,把世界上的战争分为三类,并对各种战争中,各国共党的任务,有详明的规定。

  (一)「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战争」,即苏俄以外的列强之间的战争。苏俄对于这种战争。不去参战,同时各作战国的共党,应以反战运动,转变其战争为革命。

  (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即欧洲列强在亚洲或其它各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列强的战争。各地共党应支持这种反帝战争,再进而转变其民族战争为阶级战争。

  (三)「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战争」,即苏俄以外的国家〔第244页〕对苏俄的战争。各国共党应以反战运动,破坏各作战国的动员作战工作,并进而煽起其亲苏的革命。

  综合的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表现的斯大林对国际战争的方针,就是只有战争纔是达到共产党的世界革命和世界专政的道路。

  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苏俄对西方的和平攻势,虽扩大了英法与德国的矛盾,而其对中国的武装暴动政策却全归失败。于是斯大林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采取「统一战线」的战略。(注一)这次大会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六次大会的战争思想,只是把「统一战线」作为国际共党主要的战争方式来运用。而其运用「统一战线」的目的,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促成世界战争。

  列宁说:「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说,战争——一连串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注二)斯大林亦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战争一旦爆发,苏俄必将被迫参战,但是「苏俄必须最后参战」。一九三九年,他与德国订定互助协定,促成欧洲战争;一九四一年又与日本订立中立协议,促成日本南进。(注三)及至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之间,苏俄复乘大战的发展而尚未结束之前,在德黑兰与雅尔塔会议中,先击败其同盟的民主国家,而伸张其战后世界的战略阴谋,(注四)造成战后东欧及东亚今日这样险恶的局势。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册,第一二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五节,第九七○至九七一页。

  〔第245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及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八至一○一○页。

  第三节 从马林可夫到赫鲁晓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俄向欧洲与亚洲的侵略暴行,控制了东欧诸国,强占了东德。劫掠了中国的外蒙、新疆和东北,分裂了韩国,并指使中共匪党把整个中国大陆关进铁幕。于是世界反侵略的国家乃订立北大西洋公约、太平洋集体安全系统,以及已格达公约,结成反侵略阵线,来保障世界的和平。这一强大的压力,迫使莫斯科不能不改变其战争方式。早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俄共第十九次党大会,斯大林已提出「和平共存」的口号。此后三年来,莫斯科的政权由马林可夫转入赫鲁晓夫之手,而其

  对自由世界的和平运动及中立战术,仍继续发展。今年二月,赫鲁晓夫乃向俄共第二十次党大会提出其战略计划及战争方式。

  在形式上,赫鲁晓夫是改变了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相信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定世界战争是到达共产党统制世界的道路。反之,赫鲁晓夫以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阻止战争」。但在实质上,赫鲁晓夫这次「和平共存」的统一战线和中立战术,不过是一九三五年以后,斯大林的「统一战线」和中立战术的历史的重演,而以破坏自由世界反侵略阵线为目标。而且马林可夫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的口号,虽然是相同的,但就其实际的战争方式来说,马林可夫阶段的战略还

  是防御性的,而到赫鲁晓夫却转变为积极的攻击了。换句话说,在马林可夫的阶段,莫斯科的「和平运〔第246页〕动」还是企图阻止巴黎协议的成立,太平洋安全系统的结成,和中东联防的进展。而今日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则针对着这世界反侵略阵线而实施其战略的攻击,更要积极加以破坏了。

  第四节 俄共战争方式转变的枢纽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之间,列宁和托洛斯基等国际派的视线,正集中于中欧革命的时候,斯大林乃发表其「不要忘记东方」的论文,其中指出,只有在东方,「纔能打破欧洲所铸造而束缚整个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锁炼」。(注)到了斯大林专政之后,他集中其侵略的锋刃于我们中国,但是他同时亦并没有忘记西方。在俄共的长期侵略日程上,中国是其「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到了俄共自以为他控制了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从此可在东方九亿人口之中,制造「大风暴」,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候,他就转换其侵略锋刃,指向西方了。我们从这一点上亦可看出俄共的世界战略及其战争方式之演变,是以我们中国局势的转移为其枢纽的。

  (注)斯大林全集第四册第一七一页。

  第五节 中国反共斗争在国际上不能击破俄共「和平共存」阴谋的原因

  我们中国首当苏俄侵略之冲,也就首先站在世界反共斗争的前线。我们中国过去在这反共斗争中,所以不能击破俄共「和平共存」的政治战术,而反遭受了挫败的原因,其与国际政治有关的,至少有下〔第247页〕列二点:

  一、我们本身缺乏反共斗争的经验,世界亦没有这样反共斗争的先例。三十年来,我们每一次与苏俄及中共接触乃至商谈,每次与俄共及中共决裂乃至作战,都是一步一步的探索和研讨。有时我们不知其为俄共的陷阱,而冒然失脚;也有时我们明知其为共党的阴谋,而依然中计。因为反共斗争必须是全面动员,总体作战。纵令我们政府,看清了苏俄的侵略企图,揭开了共匪的狰狞面目,如不能得到国民的支持,和国际的谅解,就算我们的反共政策和方法是正确的,而其结果仍然是一场失败。

  二、国际社会亦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大阴谋的外交先例。所以当时并没有人能了解苏俄真是怀抱着这样统制整个世界的侵略野心;更料不到我们中国反共斗争的失败,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自由,竟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影响。因此,第二次大战之后,太平洋各国,面对着苏俄侵略的阴谋,虽在客观上实际利害相同,但在主观上彼此缺乏互信,甚至只信其敌人的谎谬宣传,而漠视其友邦被侵略的事实真相,其结果国际对华政策,与中国反共政策,发生了矛盾,乃给予俄共和中共以挑拨分化,各个击破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

  第六节 西方与苏俄在亚洲势力消长的转变及其影响

  中国反共斗争一经失败,大陆关进共产帝国的铁幕之后,除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本身惨遭空前浩劫的直接影响之外,而其对于国际上所发生的影响之大,亦是无法估计,而且这一恶劣的影响,正在不断〔第248页〕的继续发展之中。

  一、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因我大陆的沦陷,而突飞猛进,尤其亚洲各国共党之枭张,几乎有不可向迩之势。所以到了今日,赫鲁晓夫且自夸其共产主义已超越国界而成为世界体系了。

  二、苏俄在东方的声势与威望,提高到百尺竿头。除了各国共党之外,一般非共国家亦认为其只要亲俄媚共,即可保持其共存安全,而且认为苏俄援助东方各国,是有诚意而足以信赖的。于是苏俄所称为东方这一枝「广大的后备军」,乃就转变为其在亚洲反抗西方殖民地主义的先锋队了。

  三、西方国家在亚洲的信誉与地位,在亚洲人民心目之中,正与苏俄成为一个互相对照的反比例。这就是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声势,因中国大陆的沦陷,随之一落千丈。这一个亚洲反共的力量之中国政府,遭受了打击,使国际形势突然转变,不仅为苏俄与西方国家在亚洲势力的消长与成败的唯一关键,而且亦是世界安危与人类祸福的一个转折点。真不知这一形势,究竟如何能再争取回来,以挽救今后世界人类无穷的浩劫!

  第七节 苏俄与共产集团内部的矛盾及其不可克服的弱点

  今日俄共带领?中共,向东南亚和中东这广大地区急进,一面继续进行其战争准备和战争威胁,一面施展其「和平共存」与中立主义的政治战术。于是赫鲁晓夫就向自由世界炫耀他所控制的广大空间和多数人口的力量,并且夸大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的效力。他说道:「结果,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包括〔第249页〕欧洲和亚洲,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和平区域。这个地区所包括的广大区域内,居住着将近十五亿居民,即占全球人口的多数。」这就是他自以为现在是他准备其最后决战而实现他对于自由世界「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的时候就快要到了。

  但是我相信今日世界反共斗争已有其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历史教训。中国三十年反共斗争的整个过程,尤其值得我们重加分析和检讨,纵令俄共「和平共存」的诈术和中立主义的骗局,今日还能施逞于一时,只要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各国爱好自由的人士能够认识这些事实,且能体认我们中国这个痛苦的经验,并能同心协力,粉碎他俄共「和平共存」的口号之下所发现的国际阴谋和狡诈的政治战术,这就是他苏俄集团侵略主义失败的起点。

  并且我们对于今日赫鲁晓夫强调的「和平共存」及其「阻止战争」这种论调,以及其所施展的清算斯大林和取消共产国际情报局等魔术,相互参证,更可以看出他俄共现阶段在其国内和国际策略上,几个不可克服的重大弱点及其因果所在:

  第一、国际如无突变的原因发生,那苏俄在最近期间即在其第六个五年计划之中,至少在这三年内,他最后决战性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他不可能会主动的向世界发动大战,如果他被动的作战,那是必败无疑的。所以他要强调其「阻止战争」,和取消共产国际情报局,企图眩惑国际观听,使西方国家误信其停止侵略行为,且使亚非国家堕入其中立主义的圈套。

  第二、他苏俄本国人民,对于其共产政权暴力压迫,与对斯大林魔王二十余年的积愤,无法平熄,〔第250页〕尤其是赫鲁晓夫在所谓「集体领导」的政治上,不可克服的矛盾,无法统一,更不能像斯大林时代之能切实统制,因而无论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军队、思想,甚至在其党务上,矛盾太多,所以他不能不清算斯大林,期泄人民愤恨,更不能不强调和平,以安定其社会人心。如其对外一有战争,则其内部必将引起叛变,且有整个崩溃的可能。

  第三、今日苏俄对其附庸各国之组织,更不能如斯大林时代之控制有效。而其附庸各国对于苏俄帝国主义之暴戾专横,及其内心之恐怖怨恨,随时有爆发之可能。无论其在东德、波兰、捷克、匈、保与中共等附庸,已经是破绽百出。因此亦不能不清算斯大林和解散情报局的组织,更不能不迁就狄托,接受其意见,来变换其统制方法,使附庸各国的共党,以其所谓「独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新路线」欺哄一般民众,缓和其分裂的情绪,以弥缝其内哄的裂痕。他在如此情势之下,若其对铁幕之外再引起战争,则不待其附庸各国的傀儡对苏俄之背叛,而其各国内部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必乘机蜂起。如此则他即欲维持其共产集团的现状而不崩溃,亦不可得了。

  只举以上三点,亦就可以断定俄共在现阶段内,不仅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而且不能在其国外参加任何足以引起大战的局部战争,这就是他提出「阻止战争」与「和平共存」的口号的用意所在。

  第八节 自由世界今后成败的关键——对共产集团应该特别警觉的两点

  苏俄及其共产集团内部,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已如上所述。但是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必须特〔第251页〕别警惕的。

  第一、国际共产党的内哄和分裂,虽可削弱其对铁幕以内的控制,及其对铁幕以外的斗争力量,使其不能不改变其对内的控制方法和对外斗争的方式,以延长其征服和统治世界计划的时间表,但他们决不因此而革除其阶级性和国际性的共党本质,亦决不会改变他们的世界革命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共同目标。换句话说,尽管国际共党的内部进行?权力斗争,而其对于一般民众及其敌人「资产阶级」,是必须合力压制和摧毁的;尽管他们铁幕的内部发生了利害冲突及其如何自相矛盾,而其对于自由世界及非共国家,仍然要共同行动来胁制和欺压的。今日假定共产附庸各国,一旦都背叛莫斯科而脱离其领导的时候,那我以为其共产集团必会有另一个领导中心产生,不过其领导的名称或变更其一个新的方式而已。须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统一律」,是共产集团的唯一基本思想方法;以仇恨发展斗争,以斗争制造暴力,为其生存的社会根据;而以暴力控制群众,以群众供其奴役,为其共同的政治目的。所以共产集团的铁则,是无斗争即无生存,并从斗争中获得其统一。我们切不可忽略他们这一个传统的本能,及其永不改变的本质,这样对共产集团行动的判断,方能免于错误。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或以为其俄共附庸国家的叛变,将为人类带来自由,为世界带来和平,因之认为共产集团的内哄,即可消除他俄共侵略的野心,这一判断亦可以说是绝对错误的。须知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狄托叛变脱离了莫斯科,而俄共就在其明年(民国三十八年)侵占了中国大陆,扩张其比南斯拉夫的面积与人口大过数十倍之多的领域,这岂不是他一方面虽失了一个南斯拉夫,而在其它方面,反得了几十个南斯拉夫么?这一个事〔第252页〕实,希望自由世界勿再健忘才好。

  第二、国际共党只图利用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利用。无论他共党内部发生何种斗争,亦无论其对外遭受何种困难,任何国家或个人,若要乘机利用他,其结果必将为他所利用。我们应该一读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文选」中所说的一段话:「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不能跟?任何人的音调来跳舞。尤其不能让自己受反对者关于我们的话来指导我们。我们必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扫除那反对者欺骗的企图,和我们自己中间某些布尔雪维克使其自己成为反对者挑拨的牺牲的诸般错误」。(注)所以今日,无论共产集团内以及其国际共产党的矛盾和内哄是怎样的发展和表面化,应知共产党人毕竟是共产党人。尤其是各国共党领袖,他们就是死了的骨灰,亦不会变成民主主义或民族革命者。他们内部斗争,无论谁胜谁败,孰得孰失,而只是一种换汤不棋药的人事交替,归根到底,仍是共产党徒一丘之貉,这样从一手移转于他手的结果,决不会减少其对自由世界侵略的危险,亦不会改变其征服世界、奴役人类的目标。须知南斯拉夫的狄托,脱离了莫斯科至今已有八年之久,而其南斯拉夫的人民,并没有脱离其共党奴役的统治,亦没有得到任何的自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史例。所以只要俄国布尔雪维克的政权存在一天,或其附庸各国的共产政权存在一天,那不仅对于其人民自由,毫无关系,而且他共产国家之间,决不能脱离其共同依存关系,何况俄共更有其历史和地理的凭借,以及其辩证方法来变相的控制他们。

  因之自由世界如不能及时利用其分裂和内哄的时机,以援助其铁幕内反共人民的革命,来推翻共产制度,而等待他们共产党内部自动崩溃,那无异是缘木求鱼,到了最后,仍是徒供国际共党来施展其统〔第253页〕一战线和中立战术,乃至推行其反战运动的机会。其结果,真正因此而分化者,必为民主集团的自身,而不是共产集团。须知共产主义及其共产组织,如在一国之内,有其合法的政党地位,则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绝无安全之望;若在世界之上有其一个共产国家存在,则世界必无和平之日,而人类亦无自由的保障。所以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对于共产集团的崩溃,如持等待政策,必将对世界人类的前途,铸成大错。

  我以为自由世界今日只有针对俄共内在的危机,看准其内哄分化的各种矛盾因素,采取积极政策,使其铁幕内外的反共人民,互相策应而汇合为一个反共主流,以促成苏俄本国反共革命,扶助其人民,真正获得解放与自由。如此,不惟可以阻止苏俄向自由世界挑战,而且更可促进共产集团内部彻底崩溃,杜绝苏俄征服世界的野心,消弭世界大战的祸根,以确保世界永久和平。这实在是民主集团使苏俄不战而屈的良机,不可轻易错过。

  如自由世界反共人士研究俄共的情势,果能以其斯大林死后三年来所导演的「和平共存」、「阻止战争」,和清算斯大林、解散情报局等技艺,以及其附庸各国所发生的罢工暴动、反共抗俄各种事实,和他苏俄内部各处变乱与各种矛盾作整个的检讨,综合其中之激剧变化,内崩外溃的迹象,就可证明他若非自惑其岌岌可危,无法维系的事实存在,则他决不出此鞭尸暴恶、谢罪乞怜等各种非人所为大兽行。如果反共人士犹以为此仅是俄共历来所施展的一套欺世骗人的同样幻术,而忽视其共产铁幕内在的危机,则此种错误的判断,必将招致养廱贻患,又为俄共来造成其坐大反噬,从容统制世界的后果。

  〔第254页〕

  (注)斯大林「列宁主义文选」第七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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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基本原则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版面原件:第254页,第255页,第256页,第257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60页,第261页,第262页,第263页,第264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67页,第268页,第269页,第270页,第271页,第272页,第273页

  〔第254页〕

  俄共的战略目标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和中东,其战争方式从制造战争诡变为「阻止战争」与「和平共存」,已如上述。但实际上,他这三十年的侵略行为,乃是结合多数战役的一个战争。我们中国为了国家生存与人民自由,继续不断的与他进行各种战斗。这一长期的痛苦经验,使我们对于俄共的战略目标和战争方式的转变,每一步骤都比较了解。我将在补编中,说明俄共对我们中国所施展的各种战术,本章只研究其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战争的基本原则。

  我今日探讨俄共的战争思想的根据,第一是以马克斯和列宁对于战争的基本观念为基础,来研究其具体的战争原则;第二是综合我们三十年来与共党实际的作战经验,来分析其战争方式与战术;第三是参考俄共对内对外战争,自一九一七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战史,来解剖其战争的本质。至其苏俄军事上所谓「永久性的作战因素」的五原则,(注一)或其早已公开发布的各种教令以及其各军种或各兵种的战术问题,并不是我在此所要研究的对象,至于中共的战争思想,不过是俄共的一些余沥,更没有什么特别加以分析的必要。

  惟在研讨俄共的战争思想之前,所应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所谓战争思想,并不单纯是指军事作战一方面的战争思想,乃是连带着对政治作战的战争思想而言。尤其是他们世界革命的战争思想,更是政治作战的战术重于军事作战的战术之思想。但是他们政治作战的战术,最先还是应用军事作战的理〔第255页〕论,后来又运用其政治作战的战术思想,而反映到他军事作战的战术思想上面。例如他们所谓「普罗」军事思想,完全是受了他布尔雪维克政治思想的影响所产生的。

  我们若是就他苏俄军事的战争思想而言,那他们思想的来源,可说是由东方与西方两个不同方向融汇而成的。他们战争哲学的来源,在西方是师法克劳塞维茨,在东方是师法孙子。他的战争型态,在西方是学习拿破仑,在东方是学习成吉思汗。故其对于兵学的研究,特别讲求东方的孙子与成吉思汗的学理及其原则。这是我们探讨俄共军事的战争思想所不可忽视的。

  至于列宁的世界革命战争思想有两个主要的来源:一个是马克斯,一个是克劳塞维茨。他从马克斯所得到的,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结构及政治情势的分析方法;他从克劳塞维茨所学到的,是战争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指导的方法。斯大林承接列宁的衣钵,但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在第二次大战前后,却不断予以抨击,特别是他对其最高军事学校教授拉金上校所问,「应不应该批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基本理论」时,他所答的一段话,说:「克劳塞维茨是手工业战争时代军事理论的代表。他早已成为时代落伍的军事理论权威者。现在我们是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军事理论家。」我以为他这一段话,只能对于军事作战的战术思想而言。因为各军种的战术思想,自然是随?时代与武器的发展而进步,决不能墨守成规以甘居落伍的。

  但是他对克氏的战争原理,亦即是他们所指「军事基本理论」有关部分的抨击,我以为他如不是一个不懂军事学理的人,那他无非是为了夸耀其自己理论的高深,强词夺理,要胜过古今一切战争论权威〔第256页〕者,表示其战争思想并不是由外传而来,乃是皆由其自己独出心裁的天才而得的自大狂的心理罢了。我以为今日共产主义战争思想尤其是他们世界革命战争思想的理论,仍不能脱离其共产主义的祖师,马克斯和列宁传统思想的轨范。不过列宁对于其学术与理论方面,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自作聪明,自大自负的习性,而且他列宁自己亦不承认其是一个军事专家,就是在其论述中,亦没有关于战争思想的系统著作。但是他平生是特别注重军事科学和研究战争艺术的革命家,而且他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之间,读克氏战争论,曾作很精详的札记。我们今日可从克氏战争论中,特别是列宁札记所摘录和他所评注的部分,来对列宁的战争思想,加以检讨,更可了解列宁及其俄共战争思想的梗概。

  (注)苏俄军事上所谓「永久性的作战因素」的五原则,就是(一)后方的安定性。(二)军队的士气。(三)师的素质和数量。(四)军队的装备。(五)指挥官的组织能力。

  第一节 战争的绝对性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开宗明义,即确立「绝对战争」的概念。战争为了达到其使敌人服从我方的意志之目标,在概念上,暴力的发展与暴力的行使,没有任何限界,不达到极限而不止。这就是战争的无限界性或绝对性。(注一)

  克氏以为过去大多数现实战争,都是有限战争,因此过去一般人对于这一绝对战争思想,究竟有多少现实性,表示怀疑。但是克氏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发现了战争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就是战争急速向「绝对」的方向迈进。(注二)。

  〔第257页〕

  这一「绝对战争」或「无限战争」,与过去现实战争或有限战争相比较,其差异之点是什么呢?

  一、有限战争祇是一次决战,或是几个战斗的结果。所以战争的胜利,乃是一次决战,或是几个战斗的胜利之总和。反之,无限战争乃是继续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又是一个不可分的总体。这个总体,虽包括着多数战斗,但各个战斗,其本身并无独立价值,而必须从其战争的总体上估计其价值。(注三)

  二、有限战争思想,把战争看做一种类似商业上的交易行为,估计其所负担的风险,及其所期待的利润的数量,拿出军队来作资本,而希望每一笔交易,所受的损失,不会超过他投资的数量。(注四)反之,「无限战争」乃是一个最后决战的概念。为了最后胜利,军队的数量、编组,以及政治谋略、外交行动,都是为了最后决战。好像我们把所有资本投入一个事业,每一笔交易都是为了最后的结算。(注五)

  三、有限战争的目的,是强迫敌人接受我方的条件来订立一个条约,或是割取敌人的一部分领土。所以这种战争要计算其所需用的时间,要计算其所得到的土地。反之,无限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除非毁灭了敌人的作战力量,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接受其绝对的统治,则时间多少,土地得失,都没有独立的价值。

  但在法国革命战争中,发生了共产主义和阶级战争的一道逆流。这一道逆流,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手上,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他们更将克氏「无限战争」的概念,应用于阶级战争,而形成其「世界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狂暴思想。马克斯为共产国际联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乃是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运动的起点。马克斯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暴动中,指出未来的民众〔第258页〕革命,「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把官僚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机器,从一手移转于他手,而是要把他彻底粉碎」。(注六)恩格斯在「法国内战」的绪论中,更明白的说:「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其信条载在「共产国际宪章」第一条,就是:

  「共产国际——国际工作者同盟——是各国共产党的结合,亦即是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及组织者,共产主义的原则及目的之宣传者,要努力争取劳动阶级,和贫农的广大群众,要为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为完全消灭阶级,并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奋斗。」

  苏俄及其所役使的国际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和各地区中作战,乃是以「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为其最后的目的。他们为了追求这一狂妄的目的,他们的战争,当然窃取克劳塞维茨所谓「绝对战争」和「无限战争」,而不是一般现实战争或有限战争所能比拟。

  (注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国防部译本)第一篇,第一章,第三页至九页。

  (注二)战争论第八篇,第二章,第一○页至一一页。

  (注三)战争论第八篇,第一六页附表参看。

  (注四)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八六页至八七页。

  (注五)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斯的信,特别对这个比喻,感觉兴趣。

  〔第259页〕

  (注六)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马克斯写给顾格曼的信。

  第二节 国民战争与阶级战争的并用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无限战争的趋势,再具体一些说,就是战争成为全国国民的事业。克劳塞维茨指出了欧洲在十八世纪中,战争只是政府之间的事;到了法国革命,战争一变而为法国三千万民众的共同事业,(注二)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性的本来性质,(注二)摆脱一切传统的限制,而能尽量发挥其本来的威力。(注三)

  克氏在战争论「国民战争」一章中,表现了他理想中的无限战争的型态。他认为一个国家在敌军侵入国土之时,本国军队向国内退却,而以正规部队支持其武装民众作战。敌军侵入国土愈深,则其兵力愈为分散,「于是国民战争的怒火,遂开始燃烧,终成燎原之势,达到决定战局的最高潮。」(注四)一个国家在战败之后,再起作战时,国民战争,更是御侮图存的战争方式。(注五)克氏的战争哲学,推论至此,其对于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可以说是有其宝贵的贡献。

  克梦塞维茨的理想中的无限战争的基础,就是他所谓全民武装的「国民战争」。因之,马克斯亦依据这一理想,从法国革命中寻绎其阶级斗争的战法。马克斯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暴动中,指出未来的阶级战争,将演成群众的大规模的军事的流血的斗争。(注六)所以他们极力鼓吹「全民武装」的论调,这对于列宁的战争思想当然有特殊的影响。

  〔第260页〕

  到了列宁,他完全袭取克氏从法国革命所指出的「无限战争」的趋势。他说:「法国革命民众,重新构成其整个战略体系,打破战争的一切旧规律和旧习惯,创造新的革命民军来代替旧式军队,并采用新的战法。」(注七)但是他对于俄国革命,则完全采取马克斯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来指导他的党徒的行动。他认为一九○五年俄国革命,虽接受法国革命的教训,但是「无产阶级」放弃了「国民的」和爱国的幻想,集中其阶级的力量于其阶级的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注八)后来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列宁指导十月政变,就是把俄国对外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来推翻临时政府,取得政权。此后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所采取的战法,更是把克劳塞维茨的「国民战争」的战法,应用于阶级战争。

  同时,列宁不仅未曾放弃克氏「国民战争」的思想,并且采取他这个思想来确立苏俄的军事政策。首先,他在内战中,决心建军。他对俄共的干部们说:「咬紧你的牙关,莫说大话,准备你的武力。」他力主苏俄军队要用现代的武器和现代兵术来作战。(注九)并且他在一九二○年波兰战争失败之后,即决定苏俄的红军,应以保卫其本国国土为主要任务,决不再为援助其它各国共产革命而出国作战。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俄完全以其正规红军为对德作战的主体,而以全民武装的国民战争方式,支持其前线红军,在爱国战争的口号之下,来击败德军,争取胜利了。

  (注一)战争论第八篇、第三章、第五○页。

  (注二)战争论第八篇、第三章、第五三页。

  (注三)战争论第八篇、第三章、第五四页。

  (注四)战争论第六篇、第二十六章、第一五七页。

  〔第261页〕

  (注五)战争论第六篇、第二十六章、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页。

  (注六)马克斯「法国的内战」对此点论述甚详。恩格斯亦在其「法国阶级战争」绪论中,说明革命群众对普鲁斯作战:「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人民,全数编入军队,采用枪炮、弹丸、炸药,其效力之大,是前代所梦想不到的,这使全部军事完全变革。」

  (注七)列宁在一八一七年所说,波莎尼「一个世纪的斗争」第八八页引。

  (注八)马克斯「法国的内战」英译本附录所载列宁一九○八年论文。

  (注九)列宁一九一八年五月八日演说,选集第七册,三一一页。

  第三节 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的协调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以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以其它手段,继续政治的对外开系」。列宁对他这句话,加以评注,以为「战争不止是一个政治行为,并且是政治的最后手段。」又以为「政治是全体,战争是局部。」列宁对于这一个观念,再加引伸,说:「和平是战争的继续」,「和平是继续战争的其它手段」。这列宁的引伸,更是构成了俄共战争思想的基点。所以关于克氏这一理论,应该特别说明。

  通常一般人都认为战争爆发的同时,政治关系即告中断。克氏则认为「战争不过是政治外交的一个手段,决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注一)因为战争的基础,以及规定战争重要方向的一切对象,诸如本军的兵力,敌军的兵力,两国的同盟者,两国的国民性,及其政府的性质等,都含?政治的性质,而与全般的政治关系相连,所以到底无法切断。(注二)克氏认为一个战争之中,军事与政治的一切活动,构〔第262页〕成一个整体,这一整体中,每一个肢节都不能分开,每一项活动都是和整体合流,而为整体所规定。而这一整体乃是由国家政策来指导的。(注三)他这一概念,开拓了现代总体战理论的道路,同时亦演变为俄共世界革命战争的构想。

  克氏对于战争的整体之中,心理作战及政治作战,应如何与军事作战协调,亦有精辟的说明。克氏以为战争的对象有三种:一是敌人的战斗力,二是敌人的国土,三是敌人的意志。为了影响敌人的失败心理,则对敌军作战,和占领敌人的土地,都成为心理作战的手段。并且,直接运用政治战术,影响敌人对于战争胜算的推测,更无需击破敌人的战斗力,而迫使敌人接受我方的条件,这比击破敌人战斗力的方法,是更为有效的。(注四)

  马克斯和恩格斯也可以说是现代总体战理论的先驱。他所谓辩证法的历史观,就是对于社会政治的各种势力,从变动的观点,把握其内在的联系,而加以分析。他们并不把战争当作孤立的现象来考察。他们认为战争要在政治、经济、心理各种领域中使用各种方法来进行,而军事行动乃是其最后的手段。所以一个战争,在其开炮之前,已经在经济和心理战上,决定了胜败。(注五)

  因之,在俄共的战争思想上,使用武力与使用和平方法,都是战争。惟其是各种方法,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纔形成苏俄集团世界革命战争的总体战。

  列宁在一九二○年说道:「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产生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乃是为阶级斗争而工作的道德,凡是有利于阶级斗争的一切方法,都可采取。」(注六)列宁明白指出了这「一切方〔第263页〕法」是些什么。他说:

  「布尔雪维克有了十五年(一九○三至一九一七)的实际历史。这种历史经验是丰富的革命运动的各种方式——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激烈的,秘密的与公开的,小组的与群众的,国会主义的与恐怖主义的各种形式,彼此交替……。」

  「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注七)

  一九二八年的共产国际纲领也明白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阶级斗争在新情势之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坚决的战斗——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对旧社会的势力及传统之战斗。」

  所以苏俄及其国际共党对敌斗争,不仅随时变换其斗争方式,并且要从一个方式变换为正相反对的方式。这就是他「辩证法」所谓「对立物的转变。」

  (注一)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一页。

  (注二)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二至九三页。

  (注三)战争论第八篇、第大章、第九八页。

  (注四)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第四九至五○页。

  (注五)欧尔主编「现代战略的诸作家」,第七编,「恩格斯与马克斯社会革命的军事概念」,可以参看。

  〔第264页〕

  (注六)列宁「青年联合会的任务」,选集第九册,四七五页。

  (注七)列宁「左倾幼稚病」,选集第十册,六二页至八四页。

  第四节 攻击与防御的统一

  军事学家往往批评克劳塞维茨对于防御,过于重视。殊不知克氏「战争论」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攻击与防御之辩证法的统一。

  克氏认为转攻为守是攻击战的「原罪」,攻击者常在此时招致失败。转守为攻乃是防御战最辉煌的起点,防御者常能从此获致胜利。所以攻击战是软弱的战争方式;而防御战是较强的战争方式。克氏以为「『保有』比『取得』为容易」。「所以攻击者浪费的时间,完全成为防御者的利益。防御者可在其未曾耕种之处,有所收获。」(注一)一般兵法家,常认为唯有攻击始可制胜,而克氏则认为攻击之所以制胜,这制胜之机,是要由防御得来的。所以克氏指出单纯的攻击战易致失败,并对于防御者向国内退兵而对敌作国民战争的战法,特加以详尽的说明。

  克氏对于攻击战,更有其独特的分析。他认为「战争的概念,实在不是由攻击而成立」,其意就是只要被侵略者没有抵抗的行动,那就不会有战争了,而且「攻击的绝对目的,并不是战斗,而在占有某些事物。」(注二)他有一句名言:「侵略者常抱和平主义。」因为侵略者深愿在不流血而毫无抵抗的状态之下,侵入敌国。(注三)他这句话,是列宁所最为赞许的。

  〔第265页〕

  列宁袭取这「攻击与防御的辩证法的统一」的原则,而构成其阶级战争与国民战争的辩证法的统一之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今日我们所应特别注意的,就是自列宁以来,俄共对其敌国,虽常用其国内的阶级战争来击败他;而对其苏俄本国的军事政策,却是以防御为攻击的原则。他对于国际战争,绝对避免参战,即在其本国受到敌国的攻击,不能不参战时,亦宁可向国内退却,再与其敌军抗战,而以爱国主义的口号,进行其全民武装的国民战争。列宁在他驳斥「左翼共产主义者」的论争中,说道:「若想

  真正防御一个国家,就必须彻底准备,和精密测定力量的相互关系,预先知道力量不足时,则向国内退却,就是最重要的防御手段。(若有人认为这仅是应用于某种特定场合的公式,那就请他读一读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之一,克劳塞维茨关于这个问题的教训吧!)但是左翼社会主义者中,竟毫未了解到力量相互关系底意义。」(注四)他这一段话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对于「向国内退却」的防御战法,并不认为其仅是应用于某种特定场合的公式;这就是说,他把这种防御战法,当做苏俄指导世界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

  (注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六篇,第一章,三页。

  (注二〕战争论第六篇,第七章,六一页。

  (注三)战争论第六篇,第五章,四三至四四页。

  (注四)列宁全集第十五册,二六一页。

  第五节 正攻与奇袭的统一

  俄共对于战术的整体,采取攻击与防御统一的原则;而其对于决战的行动,则以正攻与奇袭的统一〔第266页〕为其基本思想。

  克劳塞维茨认为攻击的唯一优点,就是奇袭;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不必要的迂回行动,都是战斗力的浪费。(注二)这正攻与奇袭的统一,亦是克氏战争思想上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亦为马克斯和列宁所袭取。马克斯在其「德意志——革命与反革命」中,论群众暴动,说道:

  「暴动与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其进行要依一定的规律。这规律如被忽视,即有损害于忽视的一方。一经进入暴动的过程,即须以最大的决心来行动,且采取攻势。每一暴动,守热即是灭亡。要在敌人的力量分散之时,袭击你的敌人;准备新的胜利,保持第一个行动所激起的奋发士气;争取动摇份子到你这一边,在你的敌人未能结集其力量来对付你之先,迫使其退却。」

  一九一七年十月政变的前夕,列宁引用这一段话,主张立即对其敌人袭击,发起武装暴动。(注二)一九二三年五月,列宁追述其「十月革命」的教训,更引用拿破仑的话,就是「要先行接战,再看情势的发展。」(注三)由此更可见列宁是怎样指示俄共来施行奇袭了。

  帝俄时代侵略主义的传统,是先发制人,袭击其邻邦。即如加萨林女皇的时期,一七六七年陆军侵入克里米亚,一七六八年舰队袭击希腊,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及一七九五年三次瓜分波兰,并对波兰人肆其屠杀。在尼古拉斯一世的时期,一八二八年侵入土耳其,一八五三年侵入达旦尼尔海峡,一八五四年侵入克里米亚。这些都是帝俄时代先发制人,乘虚蹈隙,肆其袭击的实例。他这一历史的传统思想,当然亦是今日俄共所一手承袭的。

  〔第267页〕

  苏俄建军之初,其战术思想特别强调攻击,甚至防御在其战术上没有地位。后来到了一九四二年对德抗战,纔把防御列为一种正常的战斗方式。但是他们直至今日,其基本信条仍然是「只有在主要的方向,作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攻击,纔能制胜。」他在其所谓「永久性的作战因素」五原则之外,增加一个「暂时因素」,即以「奇袭」为其唯一主要的战争原则。

  就纯军事来说,在现代战争中,战术的奇袭,虽然是常用的,而战略的奇袭要使其有效,几乎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俄共及其国际共党,并不期望其对方对于战争完全没有准备,而乘机施行战术的奇袭。他的企图,乃是在其对方虽有准备,而他仍然能够实施战略的奇袭。所以他实施攻击之前,其惟一惯用的战法,就是施用伪装和诈术,来隐蔽他自己的方法与目的,并转移敌人的视线和方向,如此则共党不仅对敌人所未能警觉和准备之处,施行其战术的奇袭,并且要在敌人有警觉并有准备之时,亦能施行其战略的奇袭。

  (注一)战争论第八篇第九章,一五七至一五八页。

  (注二)列宁「布尔雪维克能保持国家权力么?」选集第六册,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注三)列宁「我们的革命」,选集第六册,五一二页。

  第六节 战争与革命的互变

  马克斯以及列宁,都袭取克劳塞维茨的兵学和战术,但克氏从法国革命中,指出其国民战争的战法〔第268页〕,反之,马克斯却从法国革命中摘取其阶级战争的教训。

  但是战争与革命,毕竟是互相关联,互为转变的。法国革命之后,拿破仑乘法国三千万国民参加战争的威力,对外作战,造成辉煌的战绩。这就是国内革命酝酿对外战争的新方向和新兵术。反之,在第一次世界战争中,俄国对外战争却引起了国内革命,乃使布尔雪维克乘机夺取政权。这又是「战争为革命的产婆」之实例。总之,无论法国或俄国在当时情势之下,而其反专制和反封建的革命,是必然发生的。但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到底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或是共产主义暴力斗争的成功,那就要看当时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推移和消长,以及其各个政党的组织、政策、战略和技术怎样来决定了。

  自列宁以下,俄共一般领导者对于这一战争与革命互为转变的问题,历来都是特别敏感,并且全力运用。俄共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他对于苏俄铁幕以外的国家,期待并促成其相互间的战争。因为无论其为「帝国主义战争」,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都给予共党以机会,使其「转变国际战争为内战」,而夺取政权。所以苏俄对其本国以外的各种战争,指使当地共党参加,而苏俄除了其正式红军不允参战以外,其它一切皆予以间接援助和积极鼓励。但他本国对于国际间各种军事战争,是力求置身事外,而不愿卷入漩涡之中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列宁说道:「消极抵抗,是比一支不能作战的军队,更为有力的武器。」到了一九二○年,他对波兰作战失败之后,列宁的国策,对于其共产国际的敌人,要由其各国内部无产阶级革命,而不由苏俄集结军事力量来击败他们。但苏俄并〔第269页〕非没有攻击战争的计划,惟在其最后决战性的军事准备没有完成以前,决不参加任何军事战争,而对其敌国攻击的方式,只是用政治和心理等各种非军事的攻击战而已(注)

  (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我在莫斯科,托洛斯基说明列宁的军事政策,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七节九一七至九一八页。又欧尔主编「现代战略的诸作家」第十四章,「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苏维埃的战争观念」三二四至三二八页,亦说明如此。

  第七节 战争的曲折路线

  如上所述,苏俄及其共产集团的无限战争,乃是攻击与防御,军事与政治,战守与和平之辩证法的统一,亦即是阶级战争与国民战争,旧民族主义与新殖民地主义的辩证法的统一。这一战争的进行,当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折的。列宁说:「如果敌人的行动不是一个直线而是曲折的,我们也必须曲折纔能赶上他。」(注一)俄共这一战争的曲折路线,可从下列三方面来说明。

  一、俄共对敌作战,常估计战争的形势,来确定其战略和战术。在其所认为「革命高潮」之时,他采取攻势,实行武装暴动,或军事决战。在其所认为「革命低潮」之时,他采取守势,甚至于退即或屈服。他们以为「革命不是顺着一条直线的、延续的、上升的路线来发展的,而是顺?一条曲折的途径,高涨和低落的潮流」。(注二)

  二、俄共对敌作战,更常采取间接作战的方法。他要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战场上,战胜敌人,而后与他在军事战场上达到其最后决战的目的。因此,在列宁的战争思想上,「最健全的战〔第270页〕略是迟延战斗,最健全的战术是迟延攻击,直至对方的士气衰落,人心动乱,使其决定性的最后一战,可以施展之时为止。」(注三)他这样以政治与军事,和平与战斗交互使用的战法,亦使其战争的进展,不是直线,而是曲折的路线。

  三、列宁的迂回战略,在地域上,更有其最高的典型,就是苏俄征服世界的路线是从亚洲向欧洲。列宁以为「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经过加尔各答的。」这一迂回战略,亦使俄共的战争,形成其曲折的路线。

  由此可知,俄共自列宁专政以后,莫斯科的战争方式,虽有其多次的改变,但实际上都不过是在这一曲折路线上迂回战略中,着着进行而已。

  (注一)莱迪斯「政治局的作战典范」三三页引。

  (注二))斯大林「列宁主义」第一册,二二○页至二二二页。

  (注三)李德尔哈德所著「迂回战略」,对列宁的战争思想,撮要说明如此。

  第八节 一切为了决战

  克劳塞维茨以为无限战争的最后结局,是歼灭敌人的兵力,占领敌人的国土,并且强制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但是要使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必须事实上使敌人丧失抵抗力,或使其感受有陷于这种危险的威胁。所以军事行动常须以解除敌人武装为目标。(注一)为了达成决战目的,其所能使用的手段颇多〔第271页〕,而最主要者则为战斗。所以一切军事战斗动作,皆须从属于决战的最高原则之下。如以不流血而期解决战局的方法,决不能视为保存其战斗力的自然手段。如勉强为了保存战斗力而避免流血决战,反将使其军队陷于危险的境地,而致完全毁灭。(注二)可以说,无论任何不流血的方法,要想其代替决战而来解决战局,那是绝不可能的。

  马克斯是反人道主义和反和平主义的。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必须由流血战争产生。列宁亦以为共产主义的正确纲领,是「武装无产阶级,来征服和消灭资产阶级」。并且相信「没有一资本主义国家能在苏俄的手上,逃脱其败亡的命运。」(注三)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导演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在其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更明白规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意味着依议会的多数,以和平方法获取现存的资产阶级机构,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是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权力,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构,而以无产阶级权力代替他。」由此可知俄共及其国际共产组织。从来没有承认任何和平方法可以代替其「暴力」和「决战」的原则。

  但是俄共对自由世界进行「无限战争」,不是战争一经开始,即进入流血决战的阶段,也不是利用政治战及心理战来代替决战,以期获致最后的胜利。因为在无限战争中,休战的状态常较接战的时间为多,而其在休战状态中,并不停止其对敌人战争的行动。他的一切政治的心理的战术,主要的作用,全是为了他改变双方的均势,即改变其敌人物质的和精神的优势为劣势,同时亦即改变他自己物质的和精神的劣势为优势,而后进行其流血的决战。这亦就是俄共必须运用其「和平共存」战术的主要关键之所〔第272页〕在。

  因此,共党将要对敌决战,必先施展其和平共存的各种方法,尤其是政治和心理战。即令其进入决战阶段,他仍然进行其政治心理作战,来改变双方的均势,并隐蔽其决战的方法和目的。

  (注一)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第七至八页。

  (注二)战争论第一篇,第二章,第六一至六九页。

  (注三)列宁对俄共第八次党大会报告,选集第八册,第八七页。

  第九节 俄共战争思想体系中的基本原则

  苏俄建军之初,托洛斯基提出下列四点,作为其战争原则,就是(一)国家在其国内政策的基本(阶级性的)方向;(二)劳动者国家的国际动向;(三)红军在其组织上与国家的关系;(四)红军的战略和战术的知识。我认为这四个原则,过于抽象,而且与苏俄现在的军事本质,不相符合,更不能代表今日俄共的战争思想。

  我以为俄共今日的战争思想,应就其列宁所谓「打破战争的旧规律和旧习惯,创造新的革命军来代替旧的军队,并采用新的战法」为其目标,而寻绎他所指为新的军队和新的战法,并与其在目前实际上军事的本质和趋向相适应,乃可综合为下列四项原则:

  (甲)绝对性即毁灭性的无限战争之最后决战;

  〔第273页〕

  (乙)总体性的政治与军事综合作战之迂回战略;

  (丙)阶级性的「革命民军」之全民武装战争;

  (丁)国际性的「世界革命」之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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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战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及其进行的方略——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版面原件:第273页,第274页,第275页,第276页,第277页,第278页,第279页,第280页,第281页,第282页,第283页,第284页,第285页,第286页,第287页,第288页,第289页,第290页,第291页,第292页,第293页,第294页,第295页,第296页,第297页,第298页

  〔第273页〕

  以上所举的这些事实,就是我们三十年反共斗争中,由于痛苦经验所得的教训。现在依据我们的经历,来检讨今日克里姆林宫对自由世界「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他的构想就是对自由世界继续加强其和平攻势和中立战术,同时又传播其所谓「阻止战争」的反战运动,而在铁幕之内积极准备其全面战争计划。这就是他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换句话说,他要用和平攻势来瓦解世界反侵略阵线,而后以武力突袭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决战,达到其共产制度成为世界体系,而由俄共完全统治世界的最后构想。现在要研讨其最后决战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种作战计划。

  第一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政治作战计划

  我们从共产集团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冷战行动,以及今年二月俄共二十次大会所表现的一切,可以了〔第274页〕解苏俄今后对自由世界「和平共存」构想中,其政治作战计划是什么?

  (甲)对东南亚及南亚的「和平共存五原则」及其真实意义——我对亚洲非共国家贡献一页惭愧的实录

  苏俄对自由世界的政治作战,以亚洲为其重点之所在。这不只是说从东南亚到中东的非共国家,乃是他冷战的目标,并且因为亚洲民族的向背,将为苏俄与西方实力对比转移的主要条件,而亚洲局势的改变,将为整个世界战略形势改变的主要关键。因此我们首先要对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在亚洲的政治战术,加以检讨。

  一九五二年秋季开始,共匪在大陆上宣传其亚非各民族的文化、经济,应该有其共同组织,来求得合作互助的必要,从此就继续不断的进行这个计划。后来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南亚洲的五个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在哥伦坡开会,决定召开一个亚非会议。同年六月,尼赫鲁邀周匪恩来到印度。这个苏俄的传声筒,就在这时候,提出了其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即(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存。在周尼的「联合声明」中,指明下他们「特别希望在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中,适用这些原则」,且认为「采纳这些原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地区」。这一事件,说明了中共的企图,就是要拿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做幌子,来参加亚非会议;尤其显露了中共政治作战的箭头,是指向东南亚了。

  到了一九五五年四月,亚非会议在万隆开会。就在这个会议以前,周匪恩来在仰光,迎候纳塞,复〔第275页〕在万隆,经过他们多次会谈,最后公开的宣布他们同意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殖民地主义,于是更使纳塞再进一步的靠拢共产集团,从此就增强了中东局势的危机。

  从哥伦坡会议到万隆会议,乃是中立主义的发展过程,而中立主义也就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其为共产集团政治侵略中新增了一道战壕。通常所谓「中立」,是一个国家对于交战的双方,采取置身事外而无所偏袒的立场。但是万隆会议显然不是如此。他在事实上,由于中共之参加,更暴露其中立主义不过是俄共集团的政治侵略的武器,并且在实质上,由于中共对尼赫鲁和纳塞的特殊勾结,这个会议也就成为共产集团,展开其对东南亚和中东双管齐下的政治攻势,建立其一个重要的基地。

  周匪在万隆会议中,贩卖其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之后,北平共匪就在这五原则的口号之下,向东南亚及南亚进行其政治侵略。他支持越盟,准备其侵犯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对中南半岛的核心地区之高棉与寮国,于国际社会不加注意之中,一面积极施展其中立战术,一面主使其共党进行渗透颠覆活动,以代替其武装侵略而使其迂回间接「和平转变」为附庸。他对南亚,制造尼泊尔的变乱,并加强其印度与锡兰的关系,供其利用。我们在此应该指出万隆这个亚非会议,俄共虽未便亲自参加,但其在亚非集团中,所发生的政治作用,可说是完全达到了他预期的目标。

  现在要说共匪所提「和平共存」五原则意义及其真相所在。我首先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在俄共与我们中国「和平共存」的三十年中,这五个原则,岂不都是俄共对我中国政府,自一九一八年七月俄共对华第一次友好宣言,中经一九三九年八月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乃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276页〕历次所订各种协定及其宣言之中,每一条都有很详明的规定么?而且他还是对世界再三声明,向其盟友美国郑重保证的,试问其现在到底如何呢?

  今年二月,赫鲁晓夫对俄共大会的报告中,更在中共这一货色上,再加一条俄式的商标,要向自由世界大量的推销。赫鲁晓夫说:「这和平共存五原则」「提供下在目前局势下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使这些原则,成为全世界所有地区的所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的基础呢?假如所有国家都接受这五项原则,那将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的。」在赫酋这段话之中,更是证明这「和平共存五原则」,乃是共产集团由俄共领导的一个整套的阴谋。而且赫酋把「国家」

  和「人民」分为两段来说,更是在其中间藏着不少意义。他对亚洲自由国家说:你的「国家」如果接受中共的和平五原则,那将符合你的「人民」的要求。我们从这里就可知道他所说的「人民」的意义何在。这里面夹带?其「和平转变」的政治战术中的重大步骤。

  我们亚洲各自由国家,如果相信中共「互尊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乃至「平等互惠的通商」等项甘言蜜语,而与他共产集团「和平共存」的话,那必须警悟他中共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在形式上是对你「国家」现在的政府所提供的诺言,而在实质上,他却是对你国内的共党,即赫鲁晓夫所指为「人民」者,所给予的鼓励,你国内的「人民」——共党,这样就可在中共为俄共间接支持与策应之下,发展他的势力,制造政变,来掠取你的政权,到了那个「和平转变」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中共「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甘言蜜语,不过是对你现在政府的一包糖衣毒药。并且,到了你国内共党渗〔第277页〕透颠覆的政变已告成功时,而你国家的政权转入共党即其所谓「人民」的掌握之后,你的国家巳经沦为苏俄的附庸,还有什么「主权」、「内政」和「平等互惠的通商」之可言?这就是说,到了他这个「和平共存五原则」实行的时候,亦就是你们国家变成了苏俄附庸的时候,这就是中共所说「和平共存五原则」真正的意义和内容,其结果就是你无代价的断送了你的国家。这是三十年来,苏俄对我们中国的政策及其行动方式,也是今日俄共与中共以及东欧等附庸各国,成为彼此一家,整体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最好的说明。

  当一九一八年的时代,俄共对我中国宣布放弃其一切特权的第一次友好宣言之后,他与当时中国北京政府交涉,长期拖延,毫无实际放弃什么特权的迹象,就引起了一般民众怀疑其放弃一切特权的真实性。但是他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说,这放弃特权的交涉,必须等待你们国民党推翻了现在北京军阀政权,统一中国以后,纔得实现。不料到了我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且与他复交以后,他不仅对这些诺言,尤其与中东铁路有关的协议,不如约如期的实行交还我政府,而且竟将此铁路出卖给伪满洲国。及至

  我们与他订立了互不侵犯协议之后,他又与伪满洲国订立勘界协定。甚至第二次大战后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他对约内所有条款,不仅概不履行,而且立即撕毁,居然公然发动其违约背盟制造其在中国第五纵队共匪全面叛乱的侵略行动了。我以为这一个现实的历史教训,不仅是现在亚洲的非共国家,对于共产集团所提「和平共存五原则」的意义,应该彻底了解,而且世界各国的非共政党,亦更应该特别警觉,慎重研究,望勿再蹈我们中国大陆受俄共「和平共存」的覆辙。

  〔第278页〕

  (乙)中东的中立主义及其前途

  俄共于中共盘踞中国大陆之后,乃一方面由他本身从远东向南亚中东及非洲迂回,另一方面他以中共为其经纪代理人向太平洋东进和南进。今先说明俄共以中东为中心之政治迂回战。

  他对中东与非洲,以「反殖民地主义」的口号,使各地共党与民族主义的势力互相结合,以展开其中立运动。而其所护植的中立主义份子,就是南斯拉夫的狄托、印度的尼赫鲁和埃及的纳塞等领袖们。今后他必将更协助其中立集团势力之加强,予以积极的鼓励,务使他们能安心中立,而且仍将使他南斯拉夫的狄托扮演其重要的脚色。至于这些中立份子,亦以为其中立各国有其广大势力,不祇不怕俄共阴谋或暴力之威胁或侵略,并且尽可在东西两集团中间骑墙观望,唯利是图,沉醉在其「中立」与「独立

  」的幻梦之中。而俄共就在这样中立战术运用之中,一面施展其各国间利害冲突的矛盾法则,操纵他们,分化他们,而一面又在其中立各国内部,利用其接触和协助的关系,发展其共党渗透和颠覆的阴谋,不仅要使他们个别的孤立,而且必使他们自动的崩溃。到那时候,俄共就将更进一步,鼓励他们与其国内共党,组织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自然而然的踏上其和平转变的道路。而这些中立集团的中立份子,到那时候虽欲其不为中共朱毛与东欧各国之续,而成为苏俄附庸,亦不可得了。他们那里想到今日俄共的中立战术,就是要他们最后和平转变为其附庸的香饵。

  莫斯科为了施展这一中立战术,除了俄共自己的笑脸攻势和旅行外交之外,更须制造其经纪代理人为其间接的进行政治战。原来过去这一年间,南斯拉夫的狄托,就是他们在中东和东南欧代理人的理想〔第279页〕人物,但是他这一?现在似乎是失败了。而且今后狄托是否仍归俄共怀抱,亦将成为问题。不过狄托今后即使重回俄共的怀抱,为其中立战术的工具,那他亦决不能如毛泽东那样任其俄共指使,为所欲为了。我以为狄托主义的刀口是两面的。而赫鲁晓夫或其它俄酋如仍欲利用狄托,也更要冒?绝大的危险。赫鲁晓夫在过去一年间,所以利用狄托中立主义的招牌,就是要他在共产集团之内高唱「民族独立」的口号,一面固然是为要缓和附庸各国反俄抗暴的革命情绪,而其另一方面更是为使他可以欺骗铁幕以外的非共国家,拉拢中东的民族主义,来排除西方势力于中东之外。但是狄托的「民族独立」的共产主义如弄假成真,则东欧附庸都要反抗俄共的统制,而建立他狄托为中心的共产联盟,以代替今日俄共领导的地位,这样东欧铁幕的瓦解,也就是苏俄本身的安全直接受到致命的打击。所以赫鲁晓夫如没有控制狄托的把握,就不敢放手再利用狄托安抚其东欧附庸的任务,否则狄托如将其「民族独立」的共产主义果然实现,那不仅是赫鲁晓夫个人的权力就要崩溃,而且俄共整个的生命,亦将不可挽救。但是今后狄托的命运,亦将临于危亡的边缘。

  现在狄托也许自以为他这七年来反俄斗争的结果,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那里知道他这一胜利,就是过去在其对俄共破裂,与他断绝关系的政策上得来的。今后他如仍旧归还俄共的怀抱,只要予俄共以「彼此一家」的机会,那无论其东欧与中东的形势如何变化和发展,而他俄共对南国,外部的压力与内部的渗透和颠覆,必比其对印度和埃及的政权,更加积极和尖锐。谁都看得出他狄托今后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再与俄共破裂绝缘,精诚的加入西方反侵略的阵营,彻底改变其中立的立场,这是他惟一光明〔第280页〕的前途;第二条路就是完全「一面倒」向俄共,与中共一样接受莫斯科的指挥,再替俄共重做欺骗自由世界的工具。这样,他的政权生命,仍操在俄共手中,而且自由世界亦不会再相信他了,这是他自投罗网的一条绝路,除此以外,他再不会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丙)对欧洲的统一战线

  俄共对欧洲的斗争方式,我将于本章第三节另有说明。本节只指出其苏俄最近的企图和行动上,所应加以注意的一点而已。今日俄共对于北欧,特别是丹麦和冰岛,企图促使其中立化,以打开他大西洋北方的门户。这是我们所应特别注视的。惟他对于铁幕以外的西欧各国和对中东非洲的政治作战,是互相联系的,而且是两重的。就是第一间接利用其中立主义者鼓励「民族独立」,挑起中东和非洲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斗争,迫使西欧各国不能不退出中东和非洲。第二他直接指使西欧各国的共党,使其与

  各国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并经由议会政治,以控制其政府及政策。第一步使其外交转向中立化,最后使其「和平转变」,靠拢共产集团。

  (丁)对美洲的颠覆工作与孤立战术

  现在再就中共在共产集团对太平洋区域的政治作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略加分析。

  俄共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是有三条路线。第一条是通过北冰洋,直达北美。第二条由北太平洋经白令海峡而达北美,这是他苏俄对北美直接作战,实行奇袭的路线,但这两条路线非到他对美最后军事决战的阶段,是不会使用,而且现阶段中,他亦无法使用的。

  〔第281页〕

  第三条路线是通过西南太平洋而转到中南美洲。如果在军事作战上说,那他必要先瓦解西太平洋的链岛防线,纔能进入中太平洋;又必须瓦解东南亚联盟,纔能进入南太平洋,而达到中南美洲。本节对此有关军事作战问题,不拟多作详述。今日只就其在政治作战的路线一点上,加以说明,就是现在俄共对美洲的政治作战计划,是以其北平匪伪组织毛泽东为其经纪代理人,而间接的对北美作政治的进攻,且其所采取的战术是二方面的。

  第一方面,中共的正面攻击,就是直接对美国进行和平谈判。这一和平谈判,对美国内部,可以助长美共及其同路人「改变美国对中共政策」的运动,且其对南亚与中东,亦可以鼓励国际姑息主义与中立主义的声势。

  第二方面,中共的迂回路线的进攻,就是他经中南美而转入北美的一条路线。这更是他对西半球的政治作战的重点之所在。今日我们必须特为警觉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开始对中南美进行其和平攻势与贸易政策。正如其俄共本身直接的对中东和非洲的政治渗透,而间接的就是他对欧洲迂回作战一样,中共对中南美的政治攻势,亦就是他俄共对美国的迂回作战。正如俄共煽动中东的变乱,即可使西欧国家不能不放弃亚洲而退保欧非,最后又不能不撤出非洲而退守其本国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域。而其中共对中

  南美的战略,亦是如此。如其不能使中南美各国的反美运动连续发生变乱,普遍蔓延而动荡不定,则西半球安全无恙,他即无法迫使美国退出亚洲。所以俄共心目之中,由北平经东南亚绕道太平洋,向中南美全面发展,乃是俄共在其政治作战上从莫斯科到达华盛顿的一条最近的道路。

  〔第282页〕

  由此可知,共产主义对中南美的渗透和颠覆工作,并不是中共本身所能进行的,在实际上中共毛泽东不过为其经纪代理人而已,为什么俄共要指使中共在中南美做他的开路先锋,明目张胆向中南美这个区域全面进行其政治攻势呢?这是因为中南美各国对俄共的阴谋已有了相当戒心,所以他必须中共为其经纪代理人,加以掩护,而与他自己对欧非的扩张行动,互为策应,以增加其共产主义发展的速度。并且,中南美各国之中,如其对中共的政策,发生变动,则美共的同路人更可借口来推动「美国改变其对中共政策」的运动了。率直的说:美国对中共政策之改变,其真实意义,就是要美国从亚洲退回美洲。而中共今日的企图就是从中南美制造其迫使美国退出亚洲的动力。现在的问题,就是非洲与中南美两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渗透和武装变乱,其进行和发展的速度如何,就可决定其赤化非洲和赤化美洲的时间谁先谁后了。

  最后要特别指出,俄共对于北大西洋公约和太平洋集体安全体系的瓦解和破坏工作,在欧洲以西德为其焦点,在东亚以日本为其焦点。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世界反侵略斗争最大的成就,即是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与盟国对日和约的订立。因而俄共对于德日两国,不祇要阻止和破坏其重整军备的工作,并且要威迫利诱,达到其中立化的目的。

  (戊)俄共统制世界的里程

  俄共从莫斯科经由这三条路线到达华盛顿,亦即是从「和平共存」到最后决战的过程,民主集团对于这一迂回路线和迟延决战的战略,以及他在这「和平共存」的时间之内的政治作战计划,如不能深切〔第283页〕警觉,采取对策,那就是坐视世界形势一天一天朝?他俄共预期的方向和时间来转变,亦就是听任他统制世界的最后构想,依其预定的计划来实现罢了。总之,今日俄共对这一「和平共存」的整个政治作战计划,其对欧亚两洲的部署工作,经过这十年的时间,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可以说是其第一阶段计划,已告一段落。今后只要等待其全球整个时间表之配合,自不难一举成功。至于他目前第二阶段的基本工作,正是他在非洲与中南美洲同时并进的时期。只要这第二阶段的计划亦能如第一阶段十年中,顺利进行,则其第二个十年之后,就可进入其第三阶段最后统制世界的里程了。不过我以为只要民主集团,今日能够针对俄共内部的危机,把握其世界战略的关键,从远东解除中东的危局,并从东亚大陆捍卫太平洋的安全,则俄共的时间表上所预定的整个计划,必将全部粉碎。

  我在下节中,再就俄共「和平共存」最后构想中的战争经济计划和军事作战计划,加以探讨。

  第二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战争经济计划

  (甲)俄帝和中共的战争经济计划的三个特点

  莫斯科积极备战的工作,可从俄共二十次党大会所通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及中共去年发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再明显亦没有了。中共的计划固然是在俄共计划之前订立的,但到了去年年底,俄共计划提出以后,中共立即加紧改正,追随其后。最显明的,就是去年七月,中共刚才决定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纲领,而今年一月又拿出一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在一九五七年或者一九五八年〔第284页〕,基本上完成其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任务」。而其所谓「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就是俄式的集体农场。接着就是今年四月,米高扬来到北平,使中共立下契押,在苏俄控制之下,加紧其一百五十六种工业的进行,和阿、迪、兰铁路的建筑。这两件事,就是中共追随俄帝的战争计划而力求其配合的实例。现在我要略举俄帝与中共相互配合的战争经济计划的特点,亦就是我们所应特别注意的几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积极开拓亚洲心脏部的基地。苏俄在他本国集中力量开发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而其附庸中共亦以东北的工业基础,积极扩大生产,而以其余力支持西北和西南的工业发展,并以其东南的工业转移西北,建设西北的新工业地区。综合俄共与中共两个计划来看,莫斯科的企图,是要在一九六○年以前,在亚洲心脏部完成其战争经济的基地建设。这样他以为从此就可以不怕核子武器的攻击,而在欧亚大陆上,能对民主国家作持久的战争。

  第二个特点是他继续加紧发展其军事工业。在数量方面,苏俄本国预定一九六○年,钢铁产量达到一九五五年美国产量三分之二;煤产量赶上一九五五年美国的产量;电力产量要赶上美国。只是石油还赶不上美国,他当然期待着中东区域美英二国经营的油田,作为他后备的力量。至于中共的工业是以钢铁、电力、机器制造、燃料、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为重点,来配合苏俄作战的需要。

  在地域方面,苏俄新建的重工业、发电站和铁路,都?重西伯利亚地区。例如煤,主要的地点将为库茨涅茨克煤区、卡拉干达煤区和其它「东部」的煤区。又如石油,主要的地点将为乌拉尔与伏尔加河流域的油矿。水电站的主要地点,将为安加拉河上的布拉茨克水电站与叶尼塞河上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第285页〕水电站。并以这两个水电站与库兹巴斯、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地的火力发电,结成一个统一的动力系统。

  苏俄的原子能工业,亦将以西伯利亚与中国西北部为其主要基地。他现有的原子能工厂是在贝加尔湖西端的史流狄安卡。今后新的原子能工厂,也就是在中国西北部新疆省连接他西伯利亚统一的动力系统所在的地区。

  第三个特点是加紧发展战略交通线,建筑铁路和公路。莫斯科为了连结西伯利亚及中国西北与华北两大地区的战争经济基地,加紧驱策中共赶修阿克斗卡、迪化、兰州铁路,和乌兰乌得、库伦、集宁铁路,后者现在已经通车,前者亦将于一九五八年完成。同时中共已经建筑了西康打箭炉直通拉萨的康藏公路,以及甘肃河口经青海西宁黑河到拉萨的青藏公路,又建筑了联络青藏两条干路的西宁到玉树公路。

  苏俄企图从此严密控制亚洲心脏部,并使其势力从阿克斗卡,经过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横贯我中国大陆,而直达大平洋西岸的青岛、海州与上海各港口;并从贝加尔湖,经过库伦,纵贯我中国大陆,而直达南海岸的厦门、广州、钦州各港口。莫斯科侵略主义者自以为到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亚洲大陆心脏部的战争准备计划完成以后,他就有充分实力支持全面的世界大战,亦就可实现其世界革命的最后构想了。

  (乙)俄帝和中共战争经济计划的成败关键,计有四个因素

  俄共和中共这一战争经济计划,今后能否顺利的推进,或中途遭遇阻碍而不能不加修正和变更,甚〔第286页〕至根本失败呢?我以为他们这「五年计划」的成败,完全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是对农民的剥削。从斯大林的五个五年计划,到赫鲁晓夫的第六个五年计划,都是以重工业与集体农场为其中心。换句话说,他们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在农村人口的血汗之上,建设其以重工业为基础的作战机构。在这种计划之下,农民终年耕作,不得一饱,而其所生产的粮食和原料,配给其军政人员,配给其工业机关,并配给其都市人口;而农民从都市所得的轻工业品,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且不足以供应其农场的再生产。农民不堪其过重的剥削,工作兴趣只有低落,工作效率更是减退,而其结果就是农业减产,饥荒频仍,造成其整个经济体系的根本危机。这是他第一个失败的因素,如其不能彻底改善或转移,那他这经济战争计划最后必然失败,即使其中途有所修正或变更,亦是无法挽救的。

  第二是对其附庸的榨压。在俄共的五年计划之下,苏俄的经济组织,对于他本国一般人民是一具吸血器,同时对于其附庸更是一具榨油机。他榨压其附庸,不能满足其需要,只有加重剥削其人民。他对于本国人民的剥削,如长此以往,必然激起其抗暴运动。他对于附庸的榨压,若继续不已,更将激起其附庸的民族运动。这一事态演进的结果,就是附庸国家的独立运动及其本国农民的抗暴运动,结成其内外呼应的革命运动的潮流。这个革命潮流,如他不能挽回,那就是他战争经济计划必然失败的第二个因素。

  第三是对新殖民地的夺取和劫掠。俄共的战争经济计划,必须剥削其农民,更必须榨压其附庸。到了他的附庸的财富和资源已至榨无可榨的程度,又必须继续对外侵略,扩张新殖民地以供其劫掠。但他〔第287页〕对外继续扩张侵略,最后必激起世界战争。如其不敢冒大战的危险而停止其侵略,那就要招致其内部恐慌和绝望的革命危机。这是他战争经济计划必然失败的第三个因素。

  第四是对自由世界的贸易。俄帝及其中共,为了实现其战争经济计划,虽力求建立其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但在其自然资源及其工业水平不足之处,对于特殊物资的需要,仍不能不依赖铁幕外的贸易来维持和发展。所以俄共虽绝对垄断其附庸的经济,却不能断绝其对自由世界的贸易。但在俄共的战争思想中,贸易不是和平的通商,而是战争的继续,不过是战争的另一方式而已。尤其是在他对外军事侵略为反侵略势力所阻截,一时无法取得新殖民地来供其榨取,而不能不以对外贸易来获致其战争经济计划所必要的物资,他们的对外贸易更显出其战争的色彩。

  在中共侵韩战争的期间,联合国通过了战略物资禁运案,这对于中共当时的战争经济及此后五年计划的进行,当然是严重的打击。所以最近三年来,他不断的以贸易为钓饵,同时以国际中立主义者为说客,诱致那些梦想与中共通商的国家,破坏这禁运的限制。这一禁运的联合国决议如果为其所破坏,那亦就是他经济计划起死回生的一个转机。

  中共这对自由世界的贸易战,不仅是为了解除他战争经济计划所遭遇的难关,并且是为了执行俄共「和平共存」的政治作战计划,协同俄共及其它附庸,把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影响,排斥于东南亚至北非这一广大的「和平区域」之外。只要自由世界各国对于其战争经济计划成败所系的第四个因素,能够彻底了解,并对于共产集团的贸易攻势所包含的战争本质及其政治毒素,能够提高警觉,而予以防制〔第288页〕;同时对于战略物资禁运案所加于中共侵略者之打击,能够继续执行,而不使其破坏,那就可以加速共产集团的战争经济计划的失败,而增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了。

  第三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军事作战计划及其一般形势的分析

  (甲)俄帝世界革命战争的最后根据地

  今日若只就东半球的形势而言,即可在上节所述中,断定苏俄第六个五年计划,是以建设亚洲心脏部为其重点。具体一些说,苏俄的企图,是要建设乌拉山以东,贝加尔湖以西,帕米尔高原以北这中俄边境上三角地区的根据地,这三角地区亦就是他控制欧亚大陆,而对西方作战的最后根据地。同时又由如上节所述的铁道线,以新西伯利亚站至伊尔库斯克的铁路为骨干,经阿、迪、兰铁路与乌、库、集铁路,而控制整个的中国大陆,即从新疆至西藏,从蒙古至华北,从西北至西南,再从中国的西南控制东南亚洲,使这个东亚地区成为他战略物资和人力补给的策源地。如果苏俄真能稳定他这样一个广大而深厚的策源地,完成他这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他就可如列宁往日所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资源」,今日乃即为其苏俄取而代之了。而他亦即能由此达成其「世界革命」和「统制全球」的目的。

  (乙)俄帝在东半球的三个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虽已进入了空权时代,但是苏俄为了对抗民主集团的海空优势,乃力求〔第289页〕造成其陆空优势,企图从大陆控制海洋。故苏俄今日对西方的基本战略,仍不脱离其大陆决战,以陆战为第一之陆权的传统观念。今后苏俄的世界战略,其重点还是要从以上所说的亚洲心脏部最后根据地,向?三个战场,就是欧洲战场、中东战场和远东战场,策划作战。他对于这三个战场的关系及其特点可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欧洲战场

  西欧战场当然是东西二方都认定其为是惟一的主战场,但是西欧各国拥有高度的科学,进步的工业,繁密的交通,和人口集中的大都市。每一个国家虽没有足以自给的经济和自卫的武力,只要他们联合起来,仍然是世界反侵略运动中的一支强大势力。现在北大西洋公约已经是把他们联合起来了,所以苏俄决不敢轻易启衅的。但是苏俄利用他们中间,纷歧的经济利益,和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来挑拨其相互之间的猜忌,并离间他们对美国的合作。换句话说,今日莫斯科对于欧洲战场的惟一斗争方式,是在「和平共存」的口号之下,施展其威胁利诱的中立政治战术,使西欧各国趋向于中立化,而脱离美国的关系。

  第二、中东战场

  从南斯拉夫和希腊以东,经埃及阿拉伯各国至印度,乃是苏俄今日政治作战施展其中立战术的重要战场。在这一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洋的广大区域之中,文化上的特征是回教。其地理上的特征是依旁着地中海、黑海加波斯湾,乃至印度洋西北部的几个山岭沙漠地带。而在这个崎岖和荒漠的地带里,可是散〔第290页〕布着世界上主要的油田。

  苏俄对于这一连结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广大地区,断乎不会停止其侵略,而且是正在积极进取,志在必得的。这不仅因为中东是欧、亚、非三洲的桥梁,也不仅因为中东是世界主要油田的所在,尤其因为苏俄将来对西方国家作最后决战,而中东如仍为反侵略战线之一环,则苏俄西进欧洲,西方国家即可从中东袭击他的左翼;如果他东进太平洋,西方国家亦可从中东袭击他的右翼。倘如西方国家在中东对苏俄采取攻势,更可从此截断他欧俄与亚洲心脏部的交通,而使苏俄东西南面的作战,陷入绝境。亦可以说这一地带,真是苏俄主要的生命线,所以苏俄为了他将来的最后决战,必先对这一地带,第一步竭其全力,施展其「和平共存」和「中立路线」的政治战术,将西方势力驱遂于中东之外,而由其苏俄完全控制这个地区。

  第三、远东战场

  前面说过,三十年来,苏俄侵略主义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沦陷,虽使苏俄完全控制了亚洲的心脏部,且已将其侵略战线推进到西太平洋与东南亚地区,但是我们中国反共抗俄战争,至今仍在全面进展,而且大陆上的反共怒潮,更是日日高涨,有增无已。俄共侵华的阴谋,本来预期其先能彻底解决中华民国,而后统制整个东方民族,以建立其统制世界的基础。可是他这个野心,并没有像其所预期那样达到目的。现在不仅是我们中华民国仍在自己领土之上,屹立不摇的站在亚洲反共抗俄的前卫,百折不回的向他俄共作殊死的奋斗,最后终将予他以致命的打击,而且韩国与越南亦为其民族独立自〔第291页〕由,始终如一的对俄共傀儡,正在积极的继续斗争。但是远东战场与欧洲及中东战场皆有其完全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苏俄如对西方国家在欧洲作战,当然就是苏俄本身直接作战,亦就是热核子战争。但远东战场乃是由中共匪军间接为苏俄担负作战的任务,而不是苏俄本国直接作战的战场。

  二、远东战场又与中东不同。中东战场与欧洲战场,无论在地理与军事上,都有连带关系,故中东的战争,自亦为西方国家对他苏俄本土作战,当然亦是使用热核子武器的全面战争。反之,远东战争的主流,乃是我们东方反共各民族对苏俄傀儡——中韩越的共匪极权暴力,作民族革命的解放战争,而对其苏俄本土,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

  三、西方国家直接对苏俄作战,无论在欧洲或中东战场,都要遭遇民族主义的难题。反之,我们东方反共各民族对其共匪作战,乃是其各被侵略民族对于苏俄侵略者的各傀儡工具作战,亦即是东方各民族为肃清其本国汉奸卖国贼而作战。尤其是东方第一号汉奸卖国贼——中共的崩溃,更可使亚洲各民族都能免于侵略的威胁,而重获其普遍安全与永久的和平。

  我们在三十年反共斗争的经验中,更知道俄共与中共的关系,至少有下列二个特点:

  (子)各国共产党的一切手段,无论是军事的或非军事的,都是为了他本身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但各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其最后又都是为了维护其共产主义祖国——苏俄的政权为第一,即使牺牲其本身,亦所不惜。这是共产附庸政权,效忠苏俄,认为是他天经地义的职责,中共匪党更是如此。所以〔第292页〕我们断定,不仅中共不能脱离俄共的控制,而且到了中共溃败的时候,俄共为了他保存本身的实力和安全,而以中共为其牺牲品。这是俄共三十年来对中共的惯例,乃是历历可数的。(注一)

  (丑)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只认得实力,而不知其它。他有力量时,必然乘机侵略,他受打击时,亦可退却求和。只要我们反共的阵营团结坚强,使他觉悟其作战必归失败,他就会退却而放弃其侵略战争,再不敢对自由世界作挑战的姿态。(注二)因此,反侵略集团对共产集团的实力政策,决不会召致全面战争的危险。反之,只有姑息政策,纔足以鼓励其附庸,替苏俄作不断扩张的侵略战争。

  今日俄共自夸他已经控制了欧亚大陆八亿人口,建立亚洲心脏部为其全面战争的基地,并且自夸他到了最后决战时期,即能在热核子战争中获得胜利。但是他一切的一切,最后仍取决于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列宁所指的即在这「东方绝大多数人口」之中。我们中国大陆现在至少还留存?四亿五千万人口,这是一个东方民族独立自由战争的主力。所以中共在东方的成败,对于整个苏俄集团侵略主义的成败,实有其决定的影响。

  我们再综合这三个战场来看,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苏俄对西方决战的后方基地,乃在于中国大陆及其亚洲心脏部。而今日中共就是为他主子俄共,担负这保卫后方基地作战的任务。换言之,中共就是为俄共所豢养调教而看守俄共后门的一只家犬。我们民主国家如果让他这一后方基地顺利建设,且日渐强固,那将使苏俄在未来的全面战争中,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今日世界反侵略集团,如以东方中、韩、越等各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为前卫,能在精神道义与物质经〔第293页〕济支持他们,使其能够自动的解放其各国被俄共奴役的同胞,而对守卫苏俄后门的家犬——中共,一致反击,那就是对苏俄的后方根据地及其战略物资的策源地,加以间接威胁和根本解决,使苏俄的西进或南进的野心,亦都受到牵制,这样他自不敢发动大战。而阻止苏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策,亦自在其中了。故今日如欲消弭世界大战的来临,必先防制苏俄最后根据地之建立与完成。否则无异于养虎自噬,听候苏俄统制世界、奴役人类之祸至无日,殊非吾人防患未然之道。

  (丙)俄帝军事作战的四个方式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东方反共民族对中共的战争是否引起世界大战,使西方国家卷入大战的漩涡?我们要对这一问题,提出确切的答案,必先就俄共对于一个自由国家或地区,要使用武力作战时,所采取的各种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他对一个自由国家的内部,制造「内战」来达成其征服的目的。俄共为了侵略一个自由国家,乃在这个国家之内,组织其共党支部为其第五纵队。他这一第五纵队的渗透和颠覆工作,最后的一步就是以武装暴动来实行政变。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使用武力来抵制他,因而引起战事,那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就向全世界大肆宣传,说这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其实这一战事在本质上就是苏俄的侵略战。他这侵略战乃采取「内战」的方式,于是俄共就可以对这个自由国家,兵不血刃的实行吞并,而不引起世界大战。

  第二个方式是他对一个自由地区,制造国际战争,而俄共自居于中立地位来坐收渔人之利。他这一〔第294页〕方式,对于旧殖民地国家反对西方国家的运动中,最为有效。俄共利用这一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战争,间接的打击西方国家,而直接的施展其渗透、操纵和颠覆的手段,最后且转变这民族战争为阶级战争,来夺取这个国家的政权。于是俄共亦就将这个国家关进共产主义铁幕而不引起世界大战。

  第三个方式就是他冒用「志愿军」的名义,派遣其正规红军进入一个自由国家作战。这所谓「志愿军」,由中共的武装部队侵入韩国作战,开一恶例。就这一实例来说:中共所谓「志愿军」,又有四个特点:其一是中共侵韩的部队,都是其正规部队,乃由他中共直接指挥作战;其二是中共侵韩部队,不仅不受北韩共军辖制,并且转而统制北韩共军归其指挥;其三在韩国休战谈判进行时,中共派遣代表参加谈判,并且在协议上签字,这乃是中共自己明白承认其所谓「志愿军」就是他中共伪组织所直辖的正规军;其四,中共侵韩部队,在休战协议签订之后,至今继续占领北韩地区。这些特点,说明了共产集团所谓「志愿军」就是他的正规红军;而其以「志愿军」作战,不过是他侵略战的一个方式,并且是他直接作战的一个方式。

  第四个方式纔是他派遣其正规红军直接出国作战。这一方式是违反他俄共指导世界革命战略的最高原则,亦是俄共传统的战争思想所不许可,而乃极力避免其使用的。因为俄共直接作战,至少发生不利于他自己的两个结果:其一就是他的直接侵略战必将引起世界大战;其二就是他的直接侵略战必将引起那被侵略者的民族战争。所以我在本书中屡次指出俄共在其对自由世界最后决战的准备未能完成以前,决不肯且绝不敢采取这一直接作战的方式。

  〔第295页〕

  我们从以上的分析,达到这样的结论:自由世界要阻止俄共的侵略,并消除世界大战的危机,其唯一的方法就是杜绝俄共利用任何方式来间接作战,以及其冒用所谓「志愿军」的名义来直接作战。自由世界应该明白认定两点:(一)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之内,只要是共党发动的战争,就不应视为「内战」,而应视为国际战争。(二)任何一个地区,只要有苏俄的部队参加战争,即令其使用「志愿军」或其它任何名义,皆应视为苏俄正式军队。我们深信联合国如能确认这个原则,使俄共不能施用任何伪装和诈术,假借任何名义和口号,来掩蔽其军事侵略行动,如此方能阻止俄共的侵略,并消除世界大战的危机。

  (丁)侵略势力与反侵略势力之间的一个决胜的因素——共产铁幕之内的民众革命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

  我们若更深进一层来看,苏俄集团对民主国家作战,不仅是在上述三个战场上决定其胜败。而且存在侵略势力与反侵略势力之间,为其两者胜败决定因素的,就是共产铁幕之内,广大民众反共革命的力量,与亚洲民族的独立自由的力量。谁能取得这个力量的信任和支持,谁就得到最后的胜利和成功。西方国家如被迫而在欧洲与中东战场直接对苏俄本土作战,那莫斯科一方面还可以激起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即其在第二次大战时,对德国作战的所谓「爱国战争」来抵抗他;另一方面,他在中东亦可利用亚

  洲民族的反殖民地主义运动来牵制他。如此则这一铁幕中的革命力量和亚洲民族的力量,就不能参加反侵略阵线,反而为侵略者所利用。这一条是导入世界大战,而且胜败之数未可预卜的道路。反之,如果〔第296页〕我们东方反共各民族,能得到世界反侵略阵线精神与物质的支持,而向东亚各共产附庸国,并以大陆中共为中心目标,共同反击,那么这一远东战场上的战争就是民族自由战争,也是民主革命战争。这个民族战争,自将唤起全亚洲独立自由的民族违动;而这个革命战争,更能激起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而必将与我们团结一致,合力反共,求得其本身的解放。那是无须西方国家直接参战,而其民族的反共革命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

  我们认清了这一点,即可看出一九五○年韩战发生之后,西方国家因为恐惧苏俄和姑息中共,而反对我们中华民国派遣军队参加联军,于是造成了中共在韩战末期,有恃无恐,任意勒索,与反盗为主的结果。今日世人只知道,中共匪军进入韩国来作战之后,联军受了国际政治外交上的牵制,不能越过鸭绿江,只能局限于韩国战场,作有限战争,致使联军特别是美军付出了十五万人伤亡的重大代价,仍不能达成联合国所赋予的任务,使韩国亦不能获得统一,这固然是国际政治史上,尤其是美国对外战史上莫大的遗憾。但是当时联军纵令能够乘胜追击中共匪军,进入东北作战,这在中共,虽然战败,但他对于深入中国境内的联军,仍可以其正规军配合其所组织的民众游击队伍,进行其国民战争。即使苏俄并不参战,而联军亦将招致失败。反之,如果当时有我中国国民革命军加入联军作战,则这一战场的情势,必将完全改变。须知中共匪军脱离国境,侵入韩国,虽其在形式上仍采取人海战术,而其在实质上已不是在中国大陆上他所组织的被欺骗被胁制的民众中作战,即不能发挥其国民战争的力量。只要我们国民革命军进入战场,即可使匪军在作战中发生政治和心理的影响,在韩国境内,即可以瓦解中共匪军了〔第297页〕。如其有我国军追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则国军不仅是在我们自己中国的民众中间作战,并且在全国人民中,更将激起普遍的反共革命运动,使我们国民革命军无须后方兵员的补给,而转变联军的有限战争为中国的国民战争。所以我认为当时西方国家反对我们中华民国派遣军队参加联军,乃是韩战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最大原因。

  (戊)远东反共革命战争获致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

  我还要更进一步指出:远东反共战场,要由我们远东国家来负责承担,西方国家实在是没有直接参战的必要,否则,不仅对西方国家为不利,而且亦是不利于东亚反共战争的。同时,亚洲反共民族对共匪反击的时候,苏俄如以其正式军队参战,将使苏俄陷入亚洲民族革命的漩涡,并且容易引起其苏俄国内人民的反共革命,那就是他本身将要遭受其所谓「化外战为内战」的危机,这是与他苏俄对于世界革命的传统政策及其辩证法则,完全背反的,何况这样就会导致世界全面战争?因之,在苏俄最后突击必操胜算的大战准备没有完成以前,我们可断定他决不敢在东方民族革命战场上,冒昧从事直接参战。否则如其真敢参战,那就无须等到世界大战,而即可使他在远东战场陷入泥淖,招致根本的失败。所以为其根本利害计,他是不能对中国大陆反共战场直接参战,而重蹈日本失败的覆辙的。反之,西方国家如以其正式军队在东亚参加作战,将使共产集团以其反殖民地主义的口号,转变亚洲人民的反共革命运动,而为反西方的民族运动,这亦就是对于东亚反共战争最不利的所在,而亦就是韩战不能获致彻底胜利,以致毫无结果的实例。所以我并不赞成西方国家直接参加我们反攻大陆的战争,只要其在道义和物质〔第298页〕上,以及武器和技术上能积极援助就够了。

  但是民主集团如恐反共民族革命的局部战争有引起世界规模的核子战争的危险,于是只求避免战争,维持现状,无论其共产集团对自由世界如何推进其政治作战的间接侵略,或用其半军事的直接挑战,都无法抵制,更无从报复,那只有任令其无止境的渗透颠覆,无限度的挟制敲诈。如果这样,今日虽可保其一时的苟安,而明日的结果,就只有二途:其一为坐待其先发制人,偷袭毁灭;其二为接受其「和平共存」,听其宰割统制而已。所以今日民主集团不欲阻止世界大战之发生,避免人类毁灭之浩劫则已,否则只有以东亚局部战争代替世界全面战争,以普通传统战争代替核子武器毁灭性的战争。这个东亚的反共民族革命战争,乃是一条无须经过世界大战,而瓦解苏俄集团,并解放共产铁幕被奴役人民的道路,也是自由世界遏制俄共统治世界的野心,而且是重建世界和平、保障人类自由的惟一道路。

  民主国家,对这两条道路,究竟何去何从,亦就可决定其俄共统治世界的前途为成为败了。

  (注一)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七节,第九一五页,托洛斯基引述列宁的话。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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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

内容来源:卷九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苏俄在中国\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版面原件:第298页,第299页,第300页,第301页,第302页,第303页,第304页,第305页

  〔第298页〕

  第一节 中立主义对共党「和平共存」中的地位及其使用价值

  〔第299页〕

  我在前面各编中,叙述了我们中国以及我个人三十年来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的经历,说明了我们本党和政府为什么不止一次,而且是三次与共党「和平共存」的国内和国际的情势。

  我现在不惮重复的在结论中还要提起中立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三十年与俄共「和平共存」的经历,特别体认到中立主义的危险性,其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虽不像共产主义那样威胁之大,但其为虎作伥的罪恶,为害人类之甚,实有过之。

  中立主义的前提,乃是自由国家能与共产国家在和平与繁荣的状态之中共存。但是我们中国与俄共相处的经验,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只有共党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来巩固他侵略所既得的战果,或重新集结他的武装暴力,来准备下一次的战斗,他才运用这「和平共存」的口号,来制造中立主义的幻想,并且鼓励这种和平共存的心理,转而影响其敌人,使之自陷于瘫痪的状态,听任他来施展其政治和军事的袭击。

  中立主义的效用,在通常的情况之中,只有那些缺乏自卫的能力和自立的意志的执政者,纔会利用这中立主义,企图苟安自保。但在最近两三年间,中立主义是在两种情况之下猖獗起来的:其一是那些投机主义者企图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对立之间,得到了一些利益,并寻觅机会来坐收其渔利;其二是中立主义者为自大狂所动,企图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之间,自居于和谈的地位,而且自夸其为世界和平制造者以自重。每当共党准备其决战行动之先,需要这一段和平共存的时期,必有这种中立主义者大肆其活动。其最为确切的实例,就是我们中国所谓「民主同盟」,在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的时期所扮演的这〔第300页〕一脚色。这些政客们,以中立姿态来替共匪对国际社会作说客,对国内民众做宣传,使其误信中国的前途,只有对共和谈,并组识联合政府。而在实际上,他们这中立主义的活动,不过是为共匪的武装叛乱乃至为其暴力决战来作准备而已。

  基于上述,我以为任何国家,对于中立主义的任何鼓励,是与其对共产主义予以直接帮助,有同样的危险。我们至此,必须认清中立主义,乃是共产主义对民主主义作战的一道战濠,亦就是保护其共产主义的一种武器。我们尤须警觉,在今日这反侵略与侵略者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时期,中立主义的危险性更是特别重大。因为只有这个时期,中立主义者纔能抬高其使用价值,而对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进展,亦更有其特别的贡献。

  第二节 世界和平之路

  反共斗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仔细考察共党的「长期战争」的战略,我在前面各章中,已经提到了。有些人所谓战争,其特征是军事行动和宣战,但在共党的观念上,战争是一个永久的状态。就苏俄来说,战争只有在其世界革命计划完成之时,纔告终止。换句话说,俄共的长期战争状态,必须继续至其对象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及民族自由主义完全绝迹,纔算是他的成功。亦有些人仍然要问苏俄何时发动一个战争。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在战争之中,或许是一个冷战,但毕竟亦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以为自由世界对俄共长期战争的对策,应该先要策定一个总体性的基本方略。这一总体性的基本方略,〔第301页〕就是:

  一、世界反共斗争必须确定一个总目标,就是以维护人类自由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宗旨。

  二、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结合并协调下列的三种力量:第一就是西方民主集团的资本主义;第二就是东方民族的独立运动;第三就是共产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我们相信这三种力量的结合与协调,不仅能够制止苏俄对自由世界无止境的侵略,并且能够迫使苏俄放弃其对于附庸的控制,同时鼓励俄罗斯人民推翻其苏维埃极权暴力的统治。

  三、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结合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型态,而不能拘限于唯军事或唯武器的战略观念,和硬性的单一斗争方式。这就是说,民主集团要采取弹性的与多元的斗争方式,首在政治与社会心理战场上获得胜利,纔能迫使苏俄放弃其武装侵略的企图和世界革命的计划。

  四、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维持并加强其军事实力。因为政治与心理作战,并不能代替军事作战。政治与心理作战的任务,在转移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改变世界战略形势,使侵略者彻底觉悟其军事作战决无制胜的可能,纔肯甘心屈服。所以民主集团不能放松其军事准备,并且要加强各地反共武装的力量,使其随时随地对共党侵略,可以独立接战和决战。

  我在上述各编中,指出了俄共从南亚和中东向欧洲迂回,同时中共从东南亚向中南美迂回的雨条战略路线,共党集团这一迂回战略,说明了俄共征服世界的企图,其胜败的关键是在亚洲,也证明了亚洲〔第302页〕民族及其所拥有的广大人口在世界反共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今日俄共利用亚洲民族主义的意识和情感,来挑起其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运动。民主国家对于这一运动,我以为应该要主动的协助其成功,而且帮助这些民族,使其进入政治民主和经济建设的道路,使之领悟共产主义真是他们惟一敌人,而引导其共同反共,脱离其新殖民地主义的陷阱。尤其要维护其民族文化,重视其民族尊严,纔不致给予俄共以渗透、挑拨、制造纠纷,以便利其操纵和颠覆的机会。

  然而今日共产集团已控制亚洲的心脏部,并进而建设其为未来全面战争的最后基地。我们知道,和平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想象亚洲如此广阔土地与众多人口,听任其无限期的陷在铁幕之内的冻饿死亡在线挣扎,而残存的自由地区人民,仍可保持其自由。我们更不相信东方反共国家在其为俄共强制的割裂状态之中,而亚洲还有什么和平安全的可望。所以民主国家单是援助亚洲自由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区域安全,还是不够的,只有对亚洲反共国家予以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使其能自动的对共产铁幕,展开其民族革命战争,或能随时随地策应其铁幕内的反共革命运动,来解放其被奴役的同胞,恢复其领土的完整与国家的统一,纔是瓦解共产集团的唯一途径。

  我在前节中,提出反共总体性的基本方略问题。我知道一般人说到战争,不仅是想到军事作战,并且想到必须美国参加作战,纔能争取胜利。我的意见决不如此。我认为反共的军事作战,要在欧亚大陆上进行,而美国自应以积极的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兵工厂自任,但不能被动的只准备其本土为反共战争的主战场。

  〔第303页〕

  这并不是说,美国只是为一切争取自由或恢复自由的国家来制造武器,和供给物质的援助,而是说美国应该负起他自由世界所公认的领导者,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中所应负的指导责任。而且为了整个世界反共作战的根本问题,美国本身就不应该卷入战争漩涡之中。惟有如此,整个反共战局,方能运用自如,而不致限于被动地位。亦惟有如此,方能确保反共总兵工厂所在的基地安全,更可使反共斗争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认为美国对反共斗争,应该采取间接作战的迂回战略。而民主集团对于反共战争的基本方略,就应该确定其三个原则:第一、只要俄共对美国不首先采取奇袭行动,或俄共本身并未在其它地区参加战争,则美国本身亦不应随时随地参加战争。第二、反共战争必须在铁幕之内或接近铁幕的边缘作战,而不应在远隔铁幕的自由地区作战。第三、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侵略,采取重点主义,应该预先选定地区,只要其共产集团无论向任何一国挑战侵略,则自由世界仍照其预定地点,主动反击,而这一反击,就不应限定在被侵略的当地。因为共产集团狡狯的侵略手段,并不一定对准?自由世界有军事准备,或有集体防卫协议关系的地区,故美国亦不能被动的随时随地应战,予以反击,或就地报复。我以为领导反共的美国,不能采取普遍设防或到处参战的方针,而应采取间接作战的迂回战略,并采取重点主义,选择其主战场,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若对亚洲来说,就应该针对亚洲共祸的根源和俄共世界革命战争的最后根据地,来综核东方各民族反共革命武力的统一计划,负责指导,总以转变世界战略形势,阻止共产集团的侵略,使整个自由世界免于第三次大战为最高指导的原则,同时亦得以解放共产铁幕,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是今日民主集团对于反共战争的基本原则,我相信这个基本原则,如能适切〔第304页〕实施,则人类浩劫自可免除,而世界和平亦必能重建。

  第三节 自由而统一的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关键

  我们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今日威胁世界的焦点完全在亚洲,而亚洲共产主义的威胁,主要的来源,乃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共。中国大陆的沦陷不仅是世界上一个悲剧,而且整个世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亦就没有得到一天和平安全的日子,其严重性已为世人所公认。如果我们政府仍在大陆,必不至发生韩战和越战,以及北韩和北越为共党所占领的灾祸。所以亚洲的反共斗争,必以中国大陆为起点。

  我在本编第一章第四节中指出中国大陆乃是亚洲局势的枢纽之所在。因为苏俄的世界战略阴谋,是以中国局势为其转移的枢纽。今日我们中华民国正是在他这个枢纽上,始终不懈的与之苦战恶斗。并且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之中,我们反攻复国的战斗,乃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与民族革命反共战争汇合的关键。唯其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之一环,我们有要求国际道羲的权利;唯其是民族革命,我们相信这一战争发展的过程,将得到东方一般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族的同情;唯其是反共战争,中国大陆的同胞,必将群起策应,坚决参加这一庄严的阵营。因之,我更加相信中国反共抗俄的整个战争,必能与我们过去北伐剿匪和抗战诸役一样,最后获致全面光荣的胜利。

  以上各篇曾经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我许身国民革命,已四十九年,从来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一九四九年美国政〔第305页〕府发表其中美关系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着一个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塔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作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征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多数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只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伤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更使其称快而已。

  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我们全体同胞能保持自己国家的人格和民族的正气,只要我们能维护民族崇高的文化和悠久光荣的历史,只要我们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己的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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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半月记

 内容来源:卷三十五  文录

  隶属章节:文录\甲﹑文录\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67页,第168页,第169页,第170页,第171页,第172页,第173页,第174页,第175页,第176页,第177页,第178页,第179页,第180页,第181页,第182页,第183页,第184页,第185页,第186页,第187页,第188页,第189页,第190页,第191页,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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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167页〕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于溪口——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冑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督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第168页〕,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迭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即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罣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其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媿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托其概,以代口述。亦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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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会餐,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日来见时受余责斥,因之不快欤?或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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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闻间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等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岭,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稍择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第170页〕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纔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祗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见骊山下已满布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自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第171页〕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士兵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它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第172页〕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第173页〕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媿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餐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无损害,惟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即告退而出。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前来。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将移地疗伤矣。」其时,张虽退去,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阖之。宋遽〔第174页〕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亦不敢阖户也。」余知其监视,亦置之。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长转张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邵见余已决心牺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次辞职,但均以党国需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乃就床睡。郡再四珍重而去。

  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唯人格,余今日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作。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

  〔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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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三日

 八时起,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以委员长方睡,不敢惊动。余命再请邵主席来。未几,张又来,执礼甚恭如昨,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答以疲甚,无精神说话,彼无言退出。

  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谓:「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昨已终日未进粒米,今日务请纳我等诚敬之意,勉为进食。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余曰:「多谢尔等之意!余此时尚不觉饥饿,如需食时,当再告尔等也。」是日,仍竟日未食。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懃,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挚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十一时,力子又来见,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乃坐床侧与余谈。宋营长仍在旁监视,如昨日状。余命其暂退,宋谓:「奉张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务请原谅!」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邵曰:「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住。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谒。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邵言毕,余告以「决不能迁住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邵又言:「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每见必严词诃斥,致不能尽所欲言;如再进见,盍少假以词色?」余告邵曰:「余对汉卿期许过殷〔第176页〕,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甚至谓事余如父,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可告汉卿,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须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无论何国、何人皆不以为友,直将为举世所不齿耳。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信仰余,应知凡自称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汉卿日前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如再晤张时,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盖陈炯明之叛,总理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总理命,参加陈氏戎幕,陈氏初信任余,嗣陈氏知我信仰总理之心无法撼动,乃忽变态,时时加余以难堪,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一日共餐,叶举在座,大言诋毁总理,谓『孙大炮』如何如何,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余愤不可遏,置箸离座,邀陈至别室,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何以任令毁谤总理而不纠正之?陈漫词慰解,终无诚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总理,立即束装归里。迨陈炯明实行叛变,总理蒙难,余冒险犯难,驰赴黄埔,随侍总理于永丰舰中,与陈氏作殊死战,势不两立。凡人信仰领袖,必绝对服从;不可有丝毫之怀疑,更不得持中立态度。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朝一夕,乃仍矢言信仰余,服从余;此真未闻革命大道,宜其一切轻率,毫无诚意与定见,殊可悲也!」旋问力子:「曾见虎城否?何不令其来见?」并〔第177页〕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住,力子诺之,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令即以此室外大厅为茔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媿,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象而知,昔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时时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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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

〔第178页〕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媿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向,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侍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署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置。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即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张又泣下,久之始去。

  〔第179页〕

  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祇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它。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祗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苦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第180页〕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余责其食言无信,令勿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余谓:「今日余既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悔,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张半向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余问:「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第181页〕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久之,张又谓:「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想,而祇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祇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我今日若祇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第182页〕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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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五日

余甚盼黄仁霖来见,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张来时,余以此意告之;讵张不欲黄来见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同囚絷之真情,而归告中央,故令黄候于机场。对余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因天气不佳,恐飞行误时也。」余对张此种举动,意大不怿,遂不与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纳出告张,责其不应如此。张乃使黄来见余。黄未入前,张请余「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余不之答。黄来时,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媿对余妻,亦决不媿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书就后,为黄朗诵者再,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盖张本欲余妻来陕向余劝解,而余函尾有「切勿来陕」之嘱,则其计将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乃商于端纳,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盖〔第183页〕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下午,鲍文樾来报告,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仁霖:事后,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二)入山为匪云云。

  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郁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胡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

  〔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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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群情激愤,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陕,知陕、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

  是晚,张挽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即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在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少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明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旋张又来见,言:「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其意在以「退却」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以相恫吓,余置若罔闻。

  〔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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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而味张「余事再议」一语,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迁宕之伏笔,然亦听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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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阅墨子自遣。

  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于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称:「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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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臂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前日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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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料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毕,不禁泫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第187页〕彼此近状。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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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蒙眬中几不辨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便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颔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切勿来陕!」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曰:「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第188页〕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

  今日张来见,余询以:「前次遗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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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况,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寝。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甚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它。〔第189页〕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非义之言托以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如余签一字,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且更无离此之希望;即离此,亦虽生犹死也。」妻急慰余曰:「君千万勿虑!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审;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余决不强君有违背素愿之举。然余来,则君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余妻并为余言:「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念诸人以身殉职,均不媿余平日之教诲;然变起仓皇,忠良同殒,殊为之凄怆不止。而萧生乃华以文职人员,抗贼不屈而死,为尤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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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三日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徼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媿,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第190页〕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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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份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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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第191页〕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命、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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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媿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以自分殉国之身,乃得重莅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同胞之垂爱,〔第192页〕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始。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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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著(诗、联、歌曲、箴勉、题画)

内容来源:卷三十五  文录

  隶属章节:文录

  版面原件:第293页,第294页,第295页,第296页,第297页,第298页,第299页,第300页,第301页,第302页,第303页,第304页,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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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 竹

〔第293页〕

  ——中华民国前十三年就读嵊县葛溪溯源堂作——

  一望山多竹,

  能生夏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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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志

——中华民国前三年留学日本题赠表兄单维则以近照——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尽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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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理研几之联

——中华民国三年——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

  〔第294页〕

  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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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口占韵语一则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五日于福建鼓浪屿——

  明月当空,晚潮怒汹,国事混蒙,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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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溪口雪窦山——

  雪山名胜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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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气之联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于福建鼓山——

  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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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亭题字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于福建涌泉寺——

  〔第295页〕

  其介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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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仁义之联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于上海——

  从容乎疆场之上

  沈潜于仁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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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军幕中所作箴言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

  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过恶满身,曷不痛艾,日新又新,而今而后,庶葆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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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命之联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八日——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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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心虑患之联

——中华民国十三年夏于广州——

  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

  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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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站感吟一绝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十日于广东东征军次——

  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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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  总理联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三十日于广东兴宁——

  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星。

  横额曰:「高明配天,博厚配地」。

  〔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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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阵亡将士联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讨逆立功先我死,冲锋摧敌尽人惊。」

  横额题:「主义之花」「革命结晶」「死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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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生辰感言

——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于江西奉新——

  德学功业,一无所成,马齿徒增,盛名虚拥,上不克完成总理使命,下未能报答父母深恩,负疚良深,可不自勉乎!(按: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系农历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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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校阅撰歌二则

其一曰:五月三日是国仇,国亡岂许尔优游,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快来共奋斗,革命革命,牺牲牺牲,黑铁赤血,求我国家独立平等与自由,独立、平等,中华民国乃得真自由。

  其二曰:北伐虽完志未酬,男儿壮志报国仇,报国复仇在革命,革命未成死不休。

  〔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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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句联语

——中华民国十八年于南京——

  气节千载一日;

  精神万古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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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谭延闿院长联

——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于南京——

  持颠扶危,一片苦心垂党国;

  忧时悯世,千秋公论在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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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峨眉口占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朝霞映旭日,梵贝伴清风;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游金顶有感)

  步上峨眉顶,强消天下忧;逢寺思慈母,望儿感独游。(自金顶下山,回新开寺)

  〔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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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天主教雷鸣远神父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于重庆——

  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

  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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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歌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九日于重庆——

  战胜强权,复兴中华。协和万邦,威振迩遐。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平等自由大中华。

  民族解放,民权吐葩。民生乐利,自由开花。实现三民主义,建立富强康乐大中华。

  五权并立,五族一家。民国万岁,宪政孔嘉。厉行五权宪法,建立统一独立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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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戴笠将军联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于南京——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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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戴笠将军联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于南京——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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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戴笠将军联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于南京——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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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自箴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台北——

  虚度六三,受耻招败,毋恼毋怒,莫矜莫慢。

  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

  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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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箴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天自强箴

  中和位育干阳坤阴

  至诚无息主宰虚灵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

  主敬立极克念作圣

  养天自乐箴

  澹泊冲漠本然自得

  浩浩渊渊鸢飞鱼跃

  〔第301页〕

  瀀游涵泳活活泼泼

  勿忘勿助时时体察

  畏天自修箴

  不睹不闻慎独诚意

  战战兢兢莫现莫显

  研几穷理体仁集义

  自反守约克己复礼

  事天自安箴

  存心养性寓理帅气

  尽性知命物我一体

  不忧不惧乐道顺天

  无声无臭于穆不己(编者按:三十四年六月,蒋公有五箴之作,来台后修改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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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祝山观日出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

  云海云山云面寺;

  〔第302页〕

  道天地道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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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语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五月——

  千秋气节久弥着;

  万古精神又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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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六十周年书勉全党同志联语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匡复中华的起点;

  重建民国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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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胡适之院长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三月一日——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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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陈辞修副总统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三月五日——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觞,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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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夫人题画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

  (一)

  四十二年,夫人为余写一巨帧即代称觞为乐云

  笔意虽近仲珪,而才气过之,丘壑纵横,自成别趣,殊足珍也。

  (二)

  癸巳生辰,夫人为余写第二巨帧并献词

  半壁雄即墨,神州企宝岛。

  (三)

  癸巳十月三十一日,夫人为余写第三巨帧

  〔第304页〕

  风雨重阳后,同舟共济时。青松开霁色,龙马动云旗。

  (四)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生辰,夫人为余写第四巨帧

  云写松态,风写松涛。春瞻松色,山羡松高。青松自若,天意为劳。

  (五)

  乙未三月经儿四十晋六生日父题母画

  雪筠彰清节,耸翠傲岁寒。

  (六)

  乙未仲秋,夫人画荷第一幅

  风清时觉香来远,坐对浑忘暑气侵。

  (七)

  辛亥春,夫人写兰都二十有四页,辑刊成册,皆为其得心应手之作,诚大涤子有所未及。盖写兰之难,在乎气韵温穆,笔墨浑厚,前贤能兼擅此长者,未易多得,余乃以此而怡悦其清芬,并以此为

  夫人寿。

  中华民国六十年三月八日

  (八)

  〔第305页〕

  壬子岁首,夫人写竹,继去春刊出之兰册,皆二十有四页,其清妙相同。夫竹性直节高,而凤且非竹不食,今纤手成竹集册,正待有凤来仪尔。

  中华民国六十一年

  (九)

  癸丑春,夫人继兰竹二册之后,辑刊其所写山水二十有四页,虽清逸处落笔草草,而灵气浮动,沉厚处则笔墨苍浑,气象宏阔,是乃取径山水,发其内蕴,故机抒独运,走造化于毫端也。

  中华民国六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十)

  近三年来,夫人所写兰竹山水,相继成册,甲寅春,再选印花卉二十四页,所喜笔墨沈酣,敷色古艳,质象淳朴自然,此犹之璞玉浑金,光华内敛,神韵自高,非尽力学所可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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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谕 上编

 内容来源:卷三十五  文录

  隶属章节:文录

  版面原件:第306页,第307页,第308页,第309页,第310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3页,第314页,第315页,第316页,第317页,第318页,第319页,第320页,第321页,第322页,第323页,第324页,第325页,第326页,第327页,第328页,第329页,第330页,第331页,第332页,第333页,第334页

  〔第306页〕

  (一)

  经儿知之:去年顾先生清廉来上海时,言「汝已有启悟之意,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云云,闻之略慰。以后在家,当听祖母及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在学堂要静听各教习讲训,时自细心领会,务求明白,读书总以烂熟为度。

  父 字

  中华民国九年二月九日

  (二)

  经儿知之:兹寄汝说文解字四本,可请王先生照予所定课程教授也。此书每日能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便算。汝在家,对亲须要孝顺,对长上须要恭敬。走路不可轻佻,须要着重。与同学须要和,不可相打相骂。年岁渐长,更要自知道理,力求上进,不可再像从前小孩时一味贪玩弄也。此问近佳!

  再:买段氏说文一部寄汝,恐许氏说文太略,以此备参考;至认字,则仍依许氏说文可也。

  父 示

  〔第307页〕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四日

  (三)

  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尔雅读完时,小学书,可认许氏说文,或后读尔雅亦可,随尔先生定夺,余不遥制也。汝父在此甚忙,战事已得胜,并闻。

  父 示

  中华民国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四)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它之挂系。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既与家人脱离关系,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惟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

  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父 泐

  中华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308页〕

  (五)

  纬儿:我今日在桂林过旧历的新年,心里很想慕家庭今日的乐趣,自叹不能在家聚笑一堂,因之更加想念你的活泼神态,不能忘怀,又想起我的母亲逝世,不能再生,与我在家中过年,可怜我的人又少一个了,欢喜你的人亦少了一个了,从此以后,我永世不能与我母亲在家享受过年的乐趣,而且永远不能见我母亲的面,尽一些孝心了。想到这里,更加悲伤,但愿你在家要好好的孝敬你的母亲,友爱你的哥哥,少年立起一个做人的模样,不致如你父亲的伤悲老大才好。我在桂林, 孙公公及胡、许、吴各位伯伯,往来极其亲热,亦极其有趣,而且我住的八桂厅,亦极其幽雅,为桂林省城第一个好地方,今日在此地同各位伯伯拍几个照相,将来晒好了,我还要带二张来给你看,但是我的心里,无论如何快活,终不能忘记家庭的乐趣,及母亲逝世的悲痛,不知你们在家中亦有此感想否耶?我心里很想回家,但不知果能回来否耳?去年家中的帐目,及上海汇来银若干,最好写一封详细信来。你一月一日发的信,我已于前日接到了,远在他乡度岁之时,得见你们的笔迹,真是如获至宝,以后还要你们时常写信,来解慰我旅中的冷静为盼。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六)

  经儿、纬儿知之:我前日接到你们上月十一日所发的信,方才晓得你们快要搬到城中去过年了。过〔第309页〕年是在溪口家乡最热闹最快活的。你们不在家中过年,是错过了。近来仍旧搬回到溪口住了么?我家中

  当店屋改做学堂,我已经同校长陈先生商量妥当了。如楼上房屋有空余,你们只管去住在里面;否则,你们不如到新屋去住便当些。

  我大约下个月就要到湖南去了,你们有信,只管寄到桂林来,清明节边,我大约不能回到家中来拜扫祖母的新坟,心甚怏怏不快。到清明一日,要你托才火伯伯,到祖母坟上多种几百株树。至于如何种法,我已经告诉才火伯伯了,你只托他去买树秧去种就好了。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五日

  (七)

  经儿、纬儿知之:我接到你们正月十五日所写的信,非常欢喜。我到桂林,已有四十多天了,精神天天好起来,旧病亦已经好了。但是一天到晚,事情很忙,心思亦很烦。我近来天天骑马,而且骑得很高兴。将来我回家时候,必定给你买一匹小马,教你骑马,我自己买一匹大马,同你骑了游行就是了。你今年不晓得有否读书?你如其会写字的时候,还要你写几个字来,给我看看,或者我的心里可以快活一些,我清明决意不回来了,你快快把家里及学校里的事情,详详细细,写封信来,使得我可以放心。余言下次再说。

  父 示

  〔第310页〕

  中华民国十一年三月三日

  (八)

  经儿知之:我三个月没有见你了,心里非常记挂。我今日看见人家小孩子,在大本营前空地放风筝,我更加想起你去年在城中放风筝的趣味,不晓得你今年在家有做风筝去放没有?我在抽屉里,找出两张画图贺年片来,一张是富贵花,一张是小孩游戏,其中也有放风筝的,所以寄给你白相,不晓得你快活么?我下个月就要去湖南了,以后来信,请你寄把广东省公署古厅长转寄好了。

  此刻已七点半钟了,想必你还没有睡罢?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一年三月八日

  (九)

  经儿知之:来信已经收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语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每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定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定书方法,只消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了。不要忘记!

  父 示

  〔第311页〕

  中华民国十一年八月四日

  (十)

  经儿知之:我明日由甬上起程,要到福建去了,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你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所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子不当心呢?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过,你再自习,总要以澈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读熟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理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切不可厌倦懒学,遇有疑难问题,务求彻底了解。须知目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够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你上半年没有脱课,是最好的好处,我很喜欢,以后还要这样才好,如果从现在到毕业,不脱一课,则你的学问品行,自然而然会好了。学生最要紧的,就是上课时候,不顾闲野,教员所说的话,句句听得明明白白,则功课自然容易精专,学业亦自然容易进步了。寄我奖状附还,望你检收。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十一)

  〔第312页〕

  经儿知之:你托世和带来的信,我已经接到看过了。你每逢星期日没有功课的时候,应把读过的孟子读一章,挨次读完,使不忘记。其余英文、算学,均应随时学习。对师长要敬重,对同学要和气。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十二)

  经儿知之:你五月一日来信,我已经收到了。你的信,比从前写得好,如五字写错至五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后遇有写错的字,虽落笔已发觉,亦应写个完全,再为抹去。你的英文,既然有进步,更要当心学习。此次运动会,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欢。体育最是要紧的,以后还须常常练习才好。你每逢星期日,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个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了出来告诉我;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存储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的。再嘱你请果夫哥哥寄陈舜@银二十元,给其做学费为要。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十三)

  经儿知之:我现在已经到了莫斯科,路上很平安,你可勿念。你近来读书,自己觉得有无进步,须〔第313页〕常常禀我知道。如有信件,可托果夫哥哥写个封面寄出。你弟处,亦应常常通函问候为要。

  父手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四日

  (十四)

  经儿知之:我上次托果夫转交你的信,想必已经接收了。我在这里很好,可勿念。你现在的学业,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么进步?我很系念。要文章做得好,总须名词记得多,尤其双个字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记?,做文章的时候,就随笔可以写出来;无论中文、英文,都是一理的。如果平时名词记得不多,临时作起文来,就觉得无从下笔,这是读书为文最要紧的秘诀,你试学之,自有领悟。我在此不能常写信与你,你随时到环龙路四十四号林焕廷伯伯处去,问我电报消息,就知道了。如得到电报消息,便须写信转告你弟纬国。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十五)

  经儿知之:我接到你九月二十四日晚间所写的信,非常喜欢。你说你的身体,比上年不好,又觉很是愁闷。我前次写信给你,要你身体自己当心,并且要勤习体操。你每日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练习柔软体操,或哑铃体操;亦可叫铣夫同练,必于身体有很大的益处。你出鼻血同头晕,是十五六岁的人,身体发育时候必有的象征。但是你要时常自己当心。看书到一个钟头的时候,必定要休息游戏十分钟。〔第314页〕因为用功读书,总是低下头来,低头的时候太久了,自然要头晕的。就是出鼻血,也是这个缘故。你以后可以买一个看书的书架子,就是像从前你祖母看经的经架一样的东西。所看的书,或学字的帖,摆在那架子的上面,那么头脑不要低垂,头晕、鼻血这类的病,都不会发生了。如上海买不到这种书架,托守梅伯伯向奉化习艺所去做一个来,也是很便的。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十六)

  经儿知之:近来两个星期,没有接?你的回信,心里非常记挂。不晓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了么?你要知道;我费了许多工夫及许多心思,就是要你听信里的话,可以增进你的学问及智识;亦可使你照信里的话,学些写信的文字及格式。一个人第一要遵守规则,就是自己「道德高尚」,这个道德,并不是拘拘谨谨束缚不动的,只要守?一切规则,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帮人家忙的时候,自然要尽力去帮忙,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除了依循道德以外,总要时时活动,使得心里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觉得苦了,就放下书本,去游玩一刻,再来求学,那脑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来看看。但是小说不能作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郁、发性灵的读物罢咧。

  父 示

  〔第315页〕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十七)

  经儿知之:我接到你七日的信,非常快活;你的国文确已有了进步,我更加喜慰。但是你这信里还有错字,并且也欠清爽。现在我将你几个错字,拿红笔圈出来,望你自己改正。以后写字,总要笔画清楚,而且不可错落才好。你说「游安乐城记」,拿这城里的快活景况,来譬喻中国的政事不良,这个譬喻,就是不适当的。比方说,中国政治能够改良,要得到像这「安乐城」一样景况,如此说法,或者对些。凡做文章的意思,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如其正面意思说完了,篇幅还觉得太短,就把反面来说,因为反面的意思,能够显出正面的文章来。譬如说:「中国政治能够改良,人们就享福了。」这句话,就是说中国现在政治不良,所以人民不能幸福的反面话,更加可以证明中国政治不良的意思出来。你避暑雪窦寺记中,因山路难走,譬如求学一样,这就对了。这一篇文,必定是好的,将来我要看看。我写给你的信,你可藏?,时时拿出研究,于你的作文很有益处。但是你信里的字,要放大些,纔好看。如同我写给你的信里的字一样大就好了。你英文不知有进步否?英文不但是要讲究文法,而且要多说话。譬如同学会面的时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说英国话,你就常常同他说英国话,那就容易长进了。凡百学问,总要熟练了以后,才可应用。学英文能常常讲话,那就是熟练,后来就可与人家对谈,那就是应用了。不但英文如此,就是算学、国文,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记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我们家乡话叫做「书独头」,官话叫做「书呆子」,就是这类人〔第316页〕的绰号。总之,这些话,是说书读得多不能应用的人,就是虽多无益,也是越读越呆。所以读书求学,总要使得心里十分明白,拿一句话,实地可以使用?就好了。演说也是最要紧的,如遇开讲演会的时候,你可以想定一个题目,上去演讲,不拘话之长短,只要说得事理透澈,层次井然;临场不要怕羞,讲完从容下台。如此多讲几回,也就不以为难了。切记!切记!我二十九日由莫斯科起程,大约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可以到上海,并告。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八)

  经儿知之:我现在住在黄埔,你有信寄到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可也。你今年功课,须注重英语,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圣约翰学校二年级;否则亦要考入一年级也。写字,笔画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的一样大,不可太小。纬儿在沪出疹,你去看过否?现在有否痊愈?你近来对于功课,有何心得?曾看「曾文正公家训」否?每日学字几个?均须一一告我,并把最近所学的字,寄我几张,看有进步否。

  父 示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一日

  (十九)

  〔第317页〕

  经儿知之:你九日来信,我已接到。日前改正之文二篇,即于当时寄还,想可收到。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大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摹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二十)

  经儿知之:你抄来陈公革命计划及事略一篇,其中多有错字,如「请」字误写为「清」字,是太潦草不留心之故也。凡抄东西,须先读一遍,将其意思领解,然后再着手抄写,如有文章不通之处,即当改正;倘有疑难而不能自决者,即须问人,则抄写才有益处。如慌急慌忙,不管正误,祗要抄完就算,有何益处!凡事总要认真实在,不可当作还债看待。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手、耳五者,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凡读书写字,皆应当作办事看也。你须记之!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二十一)

  经儿知之:上月二十八日来禀已接阅。附来文体语体二篇文字,亦批改附还,意思与文法,皆无错处,欣慰之至。但字体嫌欠大,且欠清楚,以后切须格外留心!你没有看过「曾公家训」吗?为何来信总未提及?注意英文,只要将学校里的读本熟理便得;先要每日读几页,每页读几遍,以暑假日数,与〔第318页〕书之页数对计,必于暑假期内温读熟烂才好。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

  读孟子,切勿视为等闲也。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二十二)

  经儿知之:我接到果夫的信,知道你已经到上海了。前日闻纬儿亦已到了上海,但是他到了上海之后,没有写信给我,不知为何?你须同果夫兄到朱家去看他一看,写信告我。今日将你来信寄还,给你自己保存,将来拿出来看看,很有趣味的。我写给你的信,亦要封封存起来才好。父示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二十三)

  经儿、培甥知之:经儿三十日来禀,文字比较皆有进步,若能专心向学,则三个月后必能复旧或较前更有进步也,现在要文章进步,第一还是要多读古文,并须读得烂熟,背之再背;大约每篇古文至少要读一

  百遍以上,到月底并须将从前所读书全部理习一遍;如尚生疏,则再诵读,必将再能背诵,毫无阻格,然后方休。如此则三个月之后,约可三十篇长文可以背诵,则文笔必畅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烂熟于胸中,则能成文豪矣。习字尤为紧要,培甥之字较一般青年为秀丽;但尚须用工练习,以其字仅得之于天性,而未下苦工,故无根底也。我定今明日回沪,约住数日,待补牙完妥,即赴牯岭休息,以体未复元也。你们今年避暑可在相量冈厂内,较之他处为佳,且读书用工仍可不致间断也。

  〔第319页〕

  父

  舅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六日

  (二十四)

  经儿知之:八日来禀比三日之禀进步甚大,字体尤然,甚慰。你以后看书应多注意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具体之表现,译文决不能澈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之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了二遍之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与民权各主义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及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斯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主义之后,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集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你信中所说之家谱,是否为我之年谱,即「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乎?你看此书与家训,每日约可看几篇?你看书目力之快慢如何?可于下次详禀为要。牙痛之病,不如拔除为佳;以宁波牙医不但无正式之医师,而且其器具皆污秽不肯切实消毒,故医牙必被其医坏也。如果医镶,则一切器具必须亲见其消毒也。你所写报告不必等待全部写完,整个呈阅;可将每一段写完者,陆续另呈也。体育甚重要,每晨体操,每傍晚可拍球,不必乘骑也。          

  父

  母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第320页〕

  (二十五)

  经儿知之:十二日来禀:其文字反不如八日之禀为佳也。无论写字、作文、与做事,皆要有始有终,不可先勤后怠,亦不可先正后草:尔所来各禀,皆前正后草,即是有始无终之象,以后更要当心「精神始终贯注」,不分先后,写字尤要「平匀」。凡同行与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有左右歪斜,此乃学字初步之基本也。尔现在不必看自反录,应急看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原文,盖我之思想与言行,皆本于总理之哲学也;待以上诸书看完之后,再看我近五年来所讲授之庐山训练与峨嵋训练各集,则尔可以窥见革命之大道也。我下星期离沪,其地点未定,故暂时不必来禀,余再谈。

  父

  母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二十六)

  经儿知之: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省览,以为你历史之开始,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我身体大好,可问培甥即知其详。你今年一年内安心在家读书,与研究农村利弊,如有余暇,或可从易处略加改正,造福乡人;但不可开始时即用强勉方式,只可劝导之,使渐能改良,使之信仰,则以后当易为力也。你身体不甚健康,应于暑期时多注重体育运动,务于此半年内体格使之强壮为要。其它读书办法已述于徐先生信内,你可照办。暑期将到,应即上妙高台或相量冈避暑,如徐先生住妙高台或雪窦寺,你们住相〔第321页〕量冈,则每日可彼此朝往夕归,亦健身之法也。

  父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四日

  (二十七)

  经儿知之:近日在庐山颇忙,但见尔等来书文字思想皆有进步时,以此心为之一慰。倭寇今又来扰乱,令人嫌恶不堪,终必有以制之也。

  父 示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二十八)

  经儿知之:来禀改正寄回,希详加研究。旅俄报告请人不如自译,以自己不能自着国文,反要请人来译国文,亦一耻事也。惟待国文着成后,可请一懂俄文者修正则可也;我正代觅中,将来当介绍来家相见。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与习字着书,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近日在京虽忙,但精神甚佳,上星期日在赤炎之下,露天演讲有二小时之久,尚不觉疲乏;可知身体已完全复元,此则可为党国与民族自慰者也。

  父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晨

  〔第322页〕

  (二十九)

  经儿知之:得电悉已产生孙女平安,甚慰。其命名为「孝章」可也。望产母保养珍重为要。

  父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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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谕 下编

(三十)

  经儿:昨谈小组会议之重要,如编着时对于小组会议指导之要领与议案内容及其性质之分析,以及解决议案之讲评,皆应述其大概;而会员之在小组会议中之态度精神,对事理之分析,与服从多数之精神及其习惯,亦应详述。对于总理著作中民权初步一书,亦与此会议规律有密切关系,你可先行参看;将来在序文中可叙述民权初步与小组会议之关系为要。

  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三十一)

  敬电刻始接阅,莲姑逝世,甚悲痛。希代我经理其丧事,但战时应格外从俭,切莫奢侈,或暂厝殡;待培甥回国,再出丧亦可。

  父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323页〕

  (三十二)

  前托萧王庙孙表卿先生编着周公全集一书,未知其编至如何程度?如有便可到其家一询,并代候其起居。毛勉庐先生之病如何?亦代访候。周公全集事本由毛先生托孙代辑,即问毛先生亦可知也。我约日内到重庆。

  父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

  (三十三)

  经儿知之:所拟县政意见,可照余在全会讲稿一加研究,即可知其详。县政最要的是民政与土地及财政,应设民政与财政各科,而民训则可归并于教育科也。你如有志于政治基本工作,则可先任县政多得社会经验,做一番切实工作;则以后对于政治,当更能认识也。敌军昨晨在九江与星子之间姑塘附近登陆,谅已闻知,望努力为要。

  父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三十四)

  经儿知之:十三日来禀误写为「三十」,想以事忙所致。建设新赣南提纲草案,大致可用,间有字句不妥之处,已加修改;托俞秘书另函寄还,待收到后酌量改正。惟作事应注重当地实际工作,不必施〔第324页〕以对外宣传;以吾家子弟愈能隐藏,则愈不受人忌嫉,亦即吾家愈能积德种福,亦即所以报答祖先之福泽,为后世子孙多留余荫也。此乃壮年人,尤其汝等不可不知也,日前蒙巴顿来渝访问,会议交涉甚费

  心思,昨日辞去;今日得在黄山静养,顿觉清快无比。

  父

  母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三十五)

  马电悉。祖母阳历忌辰十三日已过,未知阴历计算忌辰在阳历何日?查报。望于阴历忌辰日,在赣遥祭。以后自祁增公以下各先人忌辰,皆应在赣照常设祭,以慰先灵,而尽孝道。

  父

  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三十六)

  赣县蒋县长转姑丈姑母:闻胞姊与姊丈到赣,甚慰。途中劳顿,老年辛苦,思之至为悬系!尚祈在赣静养,勿念乡事;惟望尊体康健,同胞早得团聚,则幸矣。嫂嫂有否同来?安否?甚念。

  弟中正妹美龄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二日

  (三十七)

  〔第325页〕

  我等星期一到成都,主持军校纪念典礼。昨日参观都江堰水利,甚有心得,惜儿未侍游耳。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切勿因誉生骄,盖善始者实繁,而克终者甚寡,不能不深警惕,勉为人子也。得电有感,特覆。

  父

  母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三十八)

  经儿知之:乡间亲友来赣者不论亲疏,皆应善为招待,总使之衣食住经费,皆不致困难;此种费用不可节省,在此患难时期,尤应表示同甘共苦也。儿文句用字颇有进步,惟字体仍须抽暇熟习,最好习写行书为宜。余近来每日必拨冗读易经,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非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益耳;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有时能选古文观止二三十篇,使之熟读成诵,能随时默识背诵,则提笔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亲族中在乡间不能远离者,如其生活困难,有法秘密接济时,亦可设法转给;但恐被敌奸察觉,反累亲友,则不如不寄也,安安之儿孝佐来函求接济,不知彼在何处?如有便可给其壹仟元也,余不一一。

  父

  母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三十九)

  〔第326页〕

  经儿知之:华秀回赣派员陪送,以慰悬念。七日来禀已接阅,勿念。本月二十六日即旧历十月八日,为祖父诞辰,余不能回家拜祭纪念,思之凄然!幸姑母在赣,你可团聚家人,在赣遥祭,以慰先灵;但不可有所举动,以免外人送礼。明年如能驱逐敌寇回乡纪念,则正为祖父百岁足寿,亦一幸事也。送上老参二支,转奉姑母服饮,劝其早服为要。鱼肝油两瓶,你父子皆可服用,但幼童每餐后只可服一小匙,不可太多,每日服一小匙,以后逐渐增加更好。近日事忙,不能多写,希自保重!各位亲戚均代为照料,以慰悬虑是盼。

  父 示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四十)

  此间近日气候已转凉,姑母康健甚慰。今春携赣之鱼肝油丸,壮年人每日可服一粒,则孝文幼孩,每日亦只可服一粒;其实此丸原料为各种维他命所制,而鱼肝油之分量甚少也。未知姑母服此丸相宜否?不妨一试之。夏令营结业后,纬儿在赣多住几日亦可,未知其习字工夫,每日能继续不断否?

  父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六日

  (四十一)

  经儿:宋姑丈逝世,丧事想已粗毕,思之悲戚不已。你来禀称,每日学习英文与算学约占六小时之〔第327页〕时间,此欲速助长之弊,为学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则必不达,助长无异揠苗,不仅无益而反有害也。你学数学只要知其基点,例如代数之方程式,几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种学问时与应用数学时,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必求其精进,亦不必牢记熟习,故每星期有六小时学数学为最多,如事务太忙,则减至

  三小时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时至六小时之学习,每星期继续不断,则两年之内,凡普通之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皆可毕业,故不必过急求速也。至学英文则每星期亦以六小时为限,先注重文法与生字,然后再进一步注重会话;总以先能看其文字为主,再进一步则习会话。你俄文已有基础,则学习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国语文之进步,只要有恒无间,而不在贪多务得耳。总之你年已过三十,记忆力已退,而悟力增强,若持之以恒,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脑太过,致蹈揠苗助长之害;故各种学问,不必强求不忘,但求其领悟学理与了解其应用方法可也。

  父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七日

  (四十二)

  铣电悉。数学与英文有否继续学习,望勿间断为要。

  父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四十三)

  〔第328页〕

  寝电悉。敌机来时为何不远避,而尚在宅?后此应切实改变!孝文微伤何处?盼复。

  父

  母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四十四)

  经儿知之:昨覆电谅达,你身任专员,此时自不能离职,甚为欣慰!如果专员已派员替代,而赣州人口亦疏散已毕,则当即日飞渝;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也。否则为小事而误大局,亦非得计,以你主要职务全在于渝也;但专员未交替以前,自当留赣负责也。孝文上星期以喉疾发热三日,今已复元,勿念。

  父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时

  (四十五)

  其一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此程伊川先生之言。适、往也,主于此事,则不移于他事,是之谓无适。余以为主于一,即主于理,使此心以此理为主,凡处事接物皆一本乎天理则几矣。」

  其二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录程若庸语。

  其三曰:「穷理至本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此语出草庐学案。余平生最爱读者,至本二字,原文本为知言,为余所修正。

  〔第329页〕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春节书此以示经儿,愿玩索之。中正。

  (四十六)「寓理帅气」跋文

  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五年来,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又尝玩索存心养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无声无臭,惟虚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为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未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寓理帅气」,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跋

  (四十七)

  刘蕺山曰:功足以格天地赞化育,尚矣。其或际之屯、亦无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终,幸矣。其或濒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爱,而死生两无所憾焉,斯已矣。而此之谓立命之学。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万物以为一体矣。此求仁之极则也。余于蕺山与梨洲之师徒,愿终身私淑,而继其绪统矣。

  中正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于日月潭寄于经儿

  (四十八)「主敬立极」跋语

  民国三十八年初春,方下野乡居中,适值经儿四十生辰,乃书「寓理帅气」,以勉其卓然自强,无〔第330页〕愧为蒋门之后。今寄寓台湾,忽忽亦已十年,而国难党仇,耻辱重重之际,又逢经儿五十初度,甚感岁月如驰,复国有待,不禁忧喜系之。因书「主敬立极」,用锡其寿。夫敬,正也,极,中也。十年以还,我父子惨遭无端之毁,历受横逆之来,其感戚酸楚,有非世人所能想象及之。今后更在革命将成而未

  成途中,其艰险痛苦,自将百倍于往昔,乃特书此致勉,以期益扩充往日寓理帅气修养工夫,其意在不褊不激,盈科渐进,事事皆能忍辱负重,尤望能逆来顺受,一以大中至正,无忧无惧处之,以期有成焉。己亥三月十八日周泰书于日月潭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日月潭

  (四十九)

  为纬儿五十生日作书勉之:恕人责己,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立业之要道也。

  中正于桃园慈湖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五十)

  经儿:明日为你五十晋九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其「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为无极之说近似也。故我国古先圣哲,对宇宙之理,早已发明于先矣。今日又重阅「宋元学案」一书,此为我国儒学〔第331页〕正传,余早岁曾用心穷究,以其书之内容太繁,恐妨碍公务,故未令你研阅。今观正中书局印行本之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十五则,约二十五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

  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但此书仅供中国哲学研究,存心养性,尽性知命之用,虽于格致治平有益,但究不如实用科学之急要耳。总之,此书为程朱陆王二派对理学异同之研究,最为扼要,其实皆不出于孔孟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而已。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至于朱晦庵则尚程明道与程伊川二程之穷理致知之说,则象山认为支离错综,更使学者入于迷妄而难解。但究其二者结果,均不外穷理以尽性,惜乎其只能尽人之性,而皆不重尽物之性。如其当时以讲求尽人之性者,并研究其尽物之性,则我国五百年前,已能发明今日之科学,则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

  父 示

  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四月十四日于日月潭

  (五十一)

  武孙:七月十日来信刻已接到,对于你自述忧虑太多之缺点,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异常,此乃你人生之一大进步也。你六月十四日来信,余本想修改之后一并与覆信寄还,因为近来太忙,总无暇修〔第332页〕改,故延稽至今,拨忙中抽暇先覆,但仍未能修改来函并寄为念。近日因故乡慈庵为毛匪炸毁,无限悲痛,此乃余一生最大不孝之罪孽,望你们亦应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一家仇国耻也。

  祖父  七月十五晨于角畈旧宅

  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五十二)

  勇孙:昨午电话未尽所怀,以你足疾延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病既如此,祗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强勉「自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祗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制与强勉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记毋忘。

  祖父、祖母示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五十三)「精一执中」跋

  余三十岁生辰,总理亲题教子有方一额,以赠先慈,嘉慰其守节抚孤劬劳报国之忱,而又授余静敬澹一四字,以为训勉,至今虽已事隔五十余年,而始终惕励,不敢或忽。今岁为经儿六十初度,犹〔第333页〕忆当其四十岁时,余正下野乡居慈庵,乃题寓理帅气以勉之。及其五十之年,父子同在日月潭避嚣,又以主敬立极勉之,使其能领会我民族传统之大道与实践之门径,有所自焉。时光流转,葱葱又且十年,在此十年期间,余对于我国中道哲学之研究,自觉有进一步之心得,乃以精一执中之语以授之,为其六十生辰纪念,并期其能身体力行有所传承也。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乃我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道统之正传,朱子序中庸章句曰:盖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器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尔,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乎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稍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余以为朱子此说,乃阐述道统危微精一中之正解,尤以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一语,以阐明中字之义,诚为开示蕴奥明且尽者矣。故余每晨默诵此篇,切己反省,未尝有所间断,今于经儿六十生辰,特手题此四字以训之,期其对我国道统深切自勉,而毋或怠忽,则庶几乎!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己酉三月十八日中正亲题于台北

  (五十四)

  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手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它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之丧,余〔第334页〕当亲自吊祭,故你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

  父 示

  中华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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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蒋经国致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像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

  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已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以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从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

  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但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能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人饿死的事吗?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从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

  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的人民的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作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10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地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工人和集体农庄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的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4万名工人工作着。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220卢布,今年增加到310卢布。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权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

  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记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敌人。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那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祝您

  您的儿子蒋经国

  193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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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页,第2页,第3页,第4页,第5页,第6页,第7页

  〔第1页〕

  我中华民族建国于亚洲大陆,已经有五千年之久了。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国,到现在多成了历史的陈迹,惟有我们中国,不独巍然独存,且正与世界上爱好和平反侵略各国,为世界的正义公理,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共同努力于历史上空前的战争,并正向光荣的胜利与永久的和平之大道迈进。

  我们知道:民族是自然成长的,国家是群力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在自然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集中群力以缔造其国家。中华民族因其宗支不断的融和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限,亦从没有向外伸张其国家武力的时候。如有外来侵略的武力,击破我们国家的防线,占据我们民族生存所要求的〔第2页〕领域,则我们中华民族,迫不得已,激于他所受的耻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图恢复,达成其复兴的目的。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软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秦汉时代,中国的武力彪炳于史册,而迹其武功,在北方则是为民族生存求保障,在南方则是为民族生活求开发。中国西北沙漠草原地带的宗族,往往向中原农业地带流徙,引起或大或小的战争,当时政府对于这些游牧宗族,于其侵犯则御以武力,于其归顺则施以文治。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领域,北度沙漠,东至辽东,西达于葱岭。同时,逐渐开发东南的农业,因之而西南的高原地带,与中原的经济已有密切的联锁。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南方的领域,南至于南海,东至于吴越,西南至于交趾。由于生活的互赖,与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数宗族,到此早已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

  三国时代,中原虽陷于割据分争,然而三国政府仍各为民族的生存,继两汉的余绪,或整顿边陲,〔第3页〕或开发荒僻。西晋遭五胡之乱,汉族南渡,黄河流域为匈奴鲜卑诸族所割据。然而此诸宗族,皆渐趋于汉化。故苻秦与元魏,虽统一黄河流域的时间有短有长,莫不袭中国的衣冠,行中国的政教。隋唐大统一的局面,实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民族融和的总收获。这个时期,民族之内,宗支之繁多,文化之丰盛,举葱岭以东,黄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领域的宗教、哲理、文学、艺术、天文、术数、法律、制度、风俗、民情,亦已网罗综合而冶于一炉。

  宋代的国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领域。契丹(辽)与女真(金)都是中国北部与东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同化的宗族。他们乘宋代民风委靡,政治纷乱,军事衰颓之际,并吞四邻各宗族而成为强悍的势力。他们虽先后入据中原,然他们仍先后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蒙古的兴起,与契丹女真,事同一例。成吉斯汗马蹄践踏的版图,超越了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称帝以后,中国固有领域以外的部分即与中国的国家组织分离,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独同化于中华民族之内。满族入据中原,其宗族的同化,与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

  由于上述,可知中华民族意识的坚强,民族力量的弹韧,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华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异族入据中原,中华民族必共同起而驱除之,以光复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华民族于解除他互相轧轹互相侵陵的痛苦与祸患的同时,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邻的宗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简言之,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被以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里面最为显?的特质〔第4页〕与特征。

  就民族生存的领域来说:我们中国国家的领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维系为界限。故我们中国在百年以前的版图,一千几百万方公里之内,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所必需,亦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国文化之所浸润。版图破碎,即为民族生存的割裂,亦即为民族文化的衰落。故全国国民必引为国耻,非至于河山光复,不能停止其雪耻救亡的运动。

  在中国领域之内,各宗族的习俗,各区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习俗,以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合各区域的生活,以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为中国历史上显明的事实。这个显明的事实,基于地理的环境,基于经济的组织,基于国防的需要,基于历史上命运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

  以地理的环境而论,中国的山脉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统。试由西向东,加以鸟瞰:由亚洲屋脊之帕米尔高原,北路沿天山阿尔泰山脉以至于东三省,中路沿昆仑山脉以至于东南平原,南路沿喜马拉亚山,以至于中南半岛。在三大山脉之间,有黑龙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诸流域。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即在这几个流域之间,没有一个区域可以割裂,可以隔离,故亦没有一个区域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局面。

  以经济的组织而论,在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之下,各个区域各有其特殊的资源与特有的土壤,所以各区域的生活,或为狩猎,或事游牧,或进于农工,或宜于矿冶,或专于鱼盐;其分工基于自然的条件,其交易出于生活的必需。故远在铁路轮船发明使用之前,彼此之间,商业往,即至为繁密。此经济共同生活,亦即为政治统一以至于民族融和的基础。

  〔第5页〕

  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汉之间,无一处可以作巩固的边防,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更由立国的资源来说,东北的煤铁与农产,西北的马匹与羊毛,东南的钢铁,西南的钨锡,无一种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素。这些资源的丧失,亦即为国基的毁损。

  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中国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四邻的「朝贡」,中国常答以优厚的赐与,从没有经济侵略的企图。四邻的战争,中国常保持「继绝世,举废国」的大义,从没有乘人之危以并吞其领土的政策。所以四邻各宗族,其入据中原部分,则感受同化。其和平相处的部分,则由朝贡而藩属,由藩属而自治,各以其生活的需要与文化的程度为准衡。并且每一藩属内附与同化的过程,常各有长期的历史。即如蒙古,由周代的玁狁,秦汉的匈奴,已开内附与同化之端。自此以后,突厥之在初唐,契丹之在晚唐与两宋,蒙古之在明清,皆迭有内附与同化的历史。新疆则春秋时代,秦国称霸西戎,继之以汉代之通西域,唐代之定天山,而成之以元清两代的开拓。这两个区域,归化中国的期间,皆绵互至二千余年之久。西藏则自吐藩改宗佛教,内向隋唐以来,元代则隶于宣政院,清代则隶于理藩院,其向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至于东北,则比其它边区之内向更早,肃慎的内附,始于周代。汉族的开发,盛于两汉。中经隋唐宋元明,都是汉族与东胡共存的区域。迄于清代,则农工商业的经营,更全赖汉族的努力,即满族亦同化于〔第6页〕中华民族之中。台湾、澎湖列岛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屹峙东南,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迄至明末,乃为荷兰人所侵据,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其事迹真可歌可泣。中国对于中南半岛各宗族关系更深。存亡继绝的义师,济弱扶倾的战役,真可谓「史不绝书」。总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此共同之记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

  这一部悠久的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我们知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在这八德和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所在,则纤介无私。不畏强梁,不欺弱小。积五千年的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知耻,故能自强。循分故不陵侮异族。自强故不受异族的陵侮。惟其忍辱,故民族的力量是内蕴的而不是外着的。惟其负重,故民族的志气是持久的而不是偶发的。由此种德性的推演,故中华民族的各守派及其国民皆能为大群牺牲小体,为他人牺牲自我,而养成其自卫则坚忍,处世则和平,更进而以「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仁爱之心,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忠恕之道。所以五千年来,东南亚各民族或内附而同化,或相依而共保,或独立而自存,各顺其民志民心,各随其国情民俗,各发展其文化之所长,以贡献于人类共同的进步。

  近百年来,中国国势陵夷,民气消沉,开五千年从来未有的变局。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既忍〔第7页〕受割裂的痛苦,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与压迫,更斲丧我国家民族的生机。纵观我五千年悠久的历史记录

  ,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存亡,虽相乘而迭见,然而这一百年间,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与心理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若非由我国父倡导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则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命脉,必已在日寇蚕食鲸吞之下,为朝鲜之续。幸赖我先知先觉的国父鹰扬其大仁大智凝结而成的武勇,以中国的自由平等为目的,唤起民众,奋斗至四十年之久,乃纳全国国民一致的要求于正轨;并在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和全国的国民,继续奋斗,迄于今日,终获初步的成功。于是民族复兴之机,国家再生之望,摆在我们全国国民的面前。中正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重新发轫之初,抚今思昔,策往励来,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尤望我全国国民深切认识我中国的命运,担在我全国国民的双肩,而决于战局发展的今日,绝没有瞻顾徘徊的余地,更不容有盲从倚赖的心理。愿我全国同胞共同体察而力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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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第一节 清代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衰落及其对内政策根本的错误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7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

  〔第7页〕

  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不平等条约订立的经过,全〔第8页〕为中国国耻的记录。而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国父说道:「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满清征服。」又说:「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人来做皇帝。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后来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字都不准人提起了。凡是书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要一律删改,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籍,一概定为禁书,完全把他消灭,非特不准人民阅读,而且不准人民收藏。」但是比之于日寇今日统治朝鲜,其手段的毒辣,犹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朝鲜亡国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而其国内的人民早已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鲜原有的历史文化,都已毁灭无余,不许朝鲜人存留一点民族意识。所以朝鲜人至今听到「韩国」这个名词,亦不知其意义了。我们看见了现代帝国主义者对于他所灭亡的国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祸患之惨酷,实在寒心。

  在满清这样一面奴化,一面残杀之下,中国固有的优良学风,乃为之大坏。当明代开国时期,所提〔第9页〕倡的朱学,到他中叶,这一派的学术,发生了流弊。一般学界中人,应科举者固然是寻章句,作八股,讲义理者,亦不过造语录,看话头。王阳明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要矫正这种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学者从烦琐的文体与支离的思想解放出来。这一派的学说不久也流于空谈无实。张江陵当政,又提倡「实学实用」的学说,兼救朱王两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际,虽有王学的狂禅,东林的虚矫,然而科学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等于天文历数,农政工艺,莫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颜(习斋)、傅(青主)诸大儒,更是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推衍,尤招满族之忌。几回文字狱之后,经世之学遂衰。到了干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考据之学,本由黄顾开其源,在黄顾本人,这种学问实在是经世之学的一个部门,离开了经世的大义,便失去本来的价值。干嘉的学者,舍弃他们实用的精神,专求学问于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学问既与人生脱节,亦与政治分离。一般学者于支离琐屑的学风之中,复误解「中庸」的道理,养成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风气,造成曾涤生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此二百六十年间,正是欧美现代各国,脱离中古黑暗时期,开国创业,发愤图强的际会。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第10页〕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决不致遭受此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耻辱,亦不致任日寇为祸于亚洲,乃可断言。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无如满清不惟见不及此,而且他专用一种残杀与奴化的政策,来统治各宗教。所以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虽乾隆时代号称郅治,然而满大臣之当国者,如和珅之流,私心自用,贪婪成风。自此以降,一般满官,大抵贿赂公行,诛求无厌;而投效满清为奴才的汉官和学者,又相习于崇尚虚文,不务实际,敷衍粉饰,聊以自保。尤其是一般寡廉鲜耻的豪猾,更不惜认贼作父,以编入「汉军旗」为荣幸,倚势横行,鱼肉同类。所以社会的黑暗,学术的败坏,皆日甚一日。而其对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发指。就是满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间,专施其挑拨离间的毒计,使之互相轧轹,和自相残杀,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克相制的状态之下,坐收渔利,维持他满清皇室的地位。所以他对于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灭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绝灭其宗族的人种。他对于汉回各族,则从政治与宗教制度上讲求箝制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制国内各宗族的手段,最为显著。然旗兵最大的缺点,亦就在于兵民之间,在宗族上有鲜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悬殊的距离。清廷以为汉人纳税以奉养旗兵,旗兵习武以镇抚各族,认为惟一的良策。殊不知兵农既分,则旗兵流于游惰。满族固举族皆兵,然其风气之所趋,乃到后来举族皆成为浮食的游民。到了太平天国时代,旗兵与绿营皆腐败无能,于是湘勇淮勇遂为地方军队的滥觞。

  满清政府这种害人自害的对内政策,相沿至道光同治之间,遂致立国的精神沦没,开国的遗规失坠〔第11页〕,政治解纽,国防废弛,瓦解土崩,大势已成。于此时期,中国在列强侵略之下,遂造成了「不平等条约」,继续不断有加无已的国耻,卒使我国势日蹙,而满清皇室的本身,亦难免于覆灭。我国父看了满清这种对内政策,足以致国家民族于灭亡,所以自兴中会至同盟会,即以此为革命的唯一对象。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国父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义,以解除国内各宗族的轧轹,而致之于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于今日,我国民政府仍一本我国父的遗教,以及中国国民党历次宣言,一扫满清对内的卑劣政策,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赋与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俾我中华民国,日益富强康乐,而三民主义亦得发扬光大于世界。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一贯精神,亦即是中国国民党对内政策的唯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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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与国民的反应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4页,第15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第19页,第20页,第21页,第22页,第23页,第24页,第25页

  〔第11页〕

  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南京条约就是这第一个国耻所造成的。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天津条约又是这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这个时期,列强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为基点,设立各种的特权。他们最初开辟的通商口岸是广〔第12页〕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就是所谓「五口通商」。他们取得的权利是他们的人民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居住贸易,反客为主,并在协议关税之下通商往来,漫无限制。其后英法等国,在他们各自企图扩张商业势力的地点,增开商埠,又利用满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权。每一国在他和中国订立的条约里面设定一个新特权,其余各国便援引「最惠国条款」的恶例,同享这个新特权所给予的利益。条约里明白规定的特权,又可以由他们在文字上的解释,加以扩充,或由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承认,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权。即如租界,在中外条约上本没有什么特权的明文规定,后来变成了喧宾夺主的怪象,却是由领事裁判权扩充而发生出来的。

  何以说天津条约是这一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呢?南京条约订立之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对中国通商,以广州一口为最繁盛;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济上思想上的影响,以两广为最深,民众的反响,亦以两广为最烈。广州的民众,反抗开辟商埠,反抗外轮进口,情绪至为激昂。南京条约订立后九年,为道光三十年(公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广西的金田起事,由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几至于颠覆满清。正在这个时期,英法联军,袭击广州、攻略天津,进扰北平。清室昏愦,在联军强制之下,而订立了这个天津条约。在此以前,清廷对外来的压迫,一本其传统的自大心理,藐视外国,以反抗洋人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清廷在国内民族革命,与列强的压迫之间,加以权量,乃渐趋媚外,于是与列强所订的条约,多已含有自动让与的作用在内。而汉族的士大夫对于列强的认识,于此也有重大的变迁。在此以前,他们对于列强抱有自大的心理,亦与清廷相同。到了此时,其大多数还在〔第13页〕浮夸蒙昧之中,鄙视洋务,不值一顾。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枪炮轮船的厉害,渐怀戒惧之心,乃主张模仿西洋,盛倡「格致」。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是此后清廷新政的先驱。然而所谓洋务,初不过设工厂来仿造西洋枪炮与交通的工具,设学校来教习西洋的语言文字。而通晓语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无整个计划之制造轮船以至修海防,筑铁路,亦不过震于西洋之「船坚炮利」,并非为全部国防计划与国民经济打算。但是他们所筹的新政经费,多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穷奢极侈之私欲。所有官员亦相率视新政为肥缺,舞弊营私,以图自饱,「海军衙门」在实际上忙于颐和园的内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挂名分肥的处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二百余年来满清上下积累而成的衰风敝习,遂暴露于天下。而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的各约共为一期,英法联军之后的各约又为一期。前一期的各约,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谓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条约,咸丰元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取得各种的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子)纯粹外国人案件,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第14页〕

  (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由外国领事馆先行调处,调处不成,则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理」,公平讯断。

  (寅)中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其各本国领事官按其各本国法律审断。

  列强既在中国设定领事裁判权,则中国的司法权为之破坏,国家主权亦因而毁损;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交易往来,更不复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国计民生两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击。

  乙、关税协议权

  (子)进出口之外国货物,除茶叶木材金属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余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国商船进口,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征船钞五钱,百五十吨以下者每吨一钱。

  自关税协议之后,中国的经济财政权于有形无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计为之凋敝,而国家的命脉亦因而断绝了。

  后一期的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有咸丰八年(公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十年中俄续约,咸丰十一年中德天津条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条约,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条约,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条约,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条约,同治五年中义北京条约,同治八年中奥北京条约,同治十三年中秘华盛顿条约,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六年中美条约。光绪七年中巴天津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增辟了沿海沿江多数的〔第15页〕商埠,并增取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列强在这些条约里面,除重申前述之领事裁判权各点之外,更确定下面两种特权:

  (子)观审权

  南京条约以后各约所谓「会同审讯」的一句话,原由于满清官员翻译约文的误译。到了天津条约订立之时,列强即凭此误译,确定其观审权: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案

  件,外国使领官派员观审。

  (丑)会审权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与英美领事议定「洋泾?设官会审章程」。自此以后,不独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民刑案件由「会审公廨」会审,即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亦归「会审公廨」会审,以后各国纷纷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汉口「洋务公所」,哈尔滨「铁路交涉总局」,鼓浪屿「会审公堂」,都是这样的畸形的机关。自列强驻在中国的领事官员取得了观审会审特权,于是外人不独消极的回避中国的法律的管辖,亦且积极的干涉中国的司法;不独消极的不受中国法院的审判,且积极的审判中国的人民了。

  乙、租界

  〔第16页〕

  在这个时期,各地的租界先后划定。除上海公共租界于道光二十五年划定,上海法租界于道光二十九年划定外,如光绪八年划定营口英国租界,咸丰十一年划定汉口英国租界,九江英国租界,镇江英国租界,厦门英国租界,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同治五年划定烟台公共租界。

  领事裁判权本来是对人的,不是对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后,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乃适用于其所划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国领土之内,设立了多数的国家。

  丙、军舰行驶停泊权

  外国军舰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岸,以前的条约原无明文,然而强曲解条约文字,已有行驶停泊的事实。天津条约以后的条约则有定为明文。

  自外国军舰自由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之后,中国不复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无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之下了。

  丁、海关税务管理权

  天津条约之前,上海海关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实。天津条约以明文规定中国海关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由此中国海关以英人为总税务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布「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许总税务司募用外国人,于是各口的税务司都用外国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们中国的海关,不独税率受列强的支配,即税款亦受他们的支配;不独进口〔第17页〕的外货受其庇护,即出口的国货亦受其检查和限制了。

  戊、协议关税权

  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重订中国的关税制,其要点如左:

  (子)修改税率,实行值百抽五。

  (丑)规定子口税为正税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减船钞为每吨四钱。

  (卯)定十年修约一次。

  此次修约的用意,在使外货进口的关税,依照实价征收,货价跌落,则税价亦相随减少,而子口税的规定,更使外货在中国各埠之间,可以自由转口,而不致加重负担。总之,中外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的规定,每有一次修改,则其对外货的保护,即必更加一层严密!

  己、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

  南京条约以后之各约所开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强的轮船有沿我国海岸航行的事实,而未明订于条约。至天津条约订立的时期,条约上面始有明文规定。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增开长江一带各口,于是列强更取得内河航行权。

  列强在中国既有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不独外货可以遍销中国各地,并且中国航业的经营权,亦落在外人手里;不独外货由外轮运输各地,即国货亦倚赖外轮为我运输了。

  〔第18页〕

  自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公历一八九四年)至八国联军,为中国国际关系「第二个时期」。列强乘日寇欺我之余,竞取中国的领土为租借地,画分势力范围,或修盖兵营,或建筑军港,或取得铁路建筑权,或取得矿山开采权。琉球、香港、台湾、澎湖、安南、缅甸、朝鲜沦亡的惨剧,尚在眼前;领土全部瓜分的大祸,复迫于眉睫。于此雪耻图强的运动,奋起于中国国民之间。在此时期,士大夫亦渐知中国之所以衰敝,不单由枪炮轮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的积习腐败,而君主专制又为政治积弊的本源。要怎样才可以改革政治?见到这一个问题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国父顺应时代与民族的要求,主张革命,乃组织兴中会于檀香山,招集同志,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积极进行革命。其它各党各派都见不及此。即如康有为就维护君权的地位,组织「保皇党」,主张立宪,造成光绪二十四年之「戊戍政变」。戊戍政变的失败,更激起清廷的反动。以满洲皇族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讳谈洋务,排斥新政。其愚昧顽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强的武器,提倡愚民惑众的所谓「义和团」,以招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公历一九○○年)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公历一九○一年)的国耻。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之中,中日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这个时期的特点,则为满清与列强之间的各租借地的租约,各铁路借款合同,列强单独发表有关于「势力范围」的宣言,以及列强彼此之间订立有关「势力范围」的条约。今举其要目如左:

  甲、势力范围、租借地、铁路建筑权、铁路附属地、矿山开采权

  〔第19页〕

  (子)英国

  在甲午之前,列强已有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英国于割取香港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还舟山条约,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岛给与他国」的字句。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缅界务及商务专约亦明定清廷「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甲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威海卫租借条约划威海卫为英国租借地,九龙租借条约划九龙为英国租借地。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范围。这时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丑)法国

  法国占据越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光绪二十四年又取得「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在这个时候,他先后取得延长龙州铁路,建筑滇越铁路及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之权。光绪二十五年,他又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广州湾为其租借地。

  (寅)德国

  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并允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矿产。

  (卯)帝俄

  〔第20页〕

  帝俄于光绪二十二年与清廷订立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与东三省铁路合同,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复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租借旅顺大连湾,并以续约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分长城以北,为帝俄建筑铁路范围。

  (辰)日本

  日寇于占领我澎湖台湾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的保证。

  列强划分中国各地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亦即为瓜分中国的准备。瓜分的惨剧,虽未实现,而路矿工商等权已经被列强分割净尽了。

  乙、租界

  这个时期续划的租界,光绪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国租界,汉口德国租界,光绪二十二年有汉口俄国租界,汉口法国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三年有苏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汉口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五年有厦门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国军队驻扎权

  在这个时期,帝俄在中东铁路一带强制驻扎所谓「中东铁路队」。

  从此以后,列强在中国就有了驻兵权。

  〔第21页〕

  丁、邮政洋员任用权及外国邮局

  法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强迫清廷在邮局内任用洋员,而列强复各在中国自设邮局。从此以后,中国的通讯,就受了列强的控制。

  戊、设厂制造权

  日寇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缴纳所订进口税」。其在中国各口所设工厂出品,依进口货减免各项税捐。其它各国援用「最惠国条款」,就都享有这个特权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至辛丑和约遂入于「第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在「第二个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而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光绪三十年(公历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寇亦从此遂树立他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如辛丑和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马凯条约,光绪二十九年中美商约,中日行船续约,光绪三十一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光绪三十四年中国瑞典条约,均增设特权。其要目如左:

  〔第22页〕

  甲、使馆界

  辛丑和约规定,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划定各国使馆境界,由各使馆共同管理和防守,这就是「东交民巷使馆界」。在界内,有外国兵常川驻守,有特设的警察常川戒备,俨然成了「国家之内的国家」。

  乙、外国军队驻扎权

  依辛丑和约,除使馆界由外国军队驻扎外,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亦驻扎外国军队,来保护他们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线。并撤除我国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带炮台,剥夺中国建设海防的权利。

  丙、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俄之战以后,日寇占据旅顺大连和中东路的南部及其支线。清廷以所谓「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承认这种事实,致东三省南部所谓「辽东半岛」,乃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而旅顺大连亦成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这个时期增辟的租界,光绪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国租界,天津比国租界,重庆日本租界,光绪廿八年有天津义国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九年有天津奥国租界。

  戊、海关税务管理权〔第23页〕光绪卅三年,日寇取得大连海关税务司的管理权。

  己、关税协议权

  辛丑和约与马凯条约对于关税制度有所变更,其重要的项目是:

  (子)将进口货从价税实行值百抽五,并兼用从量税。

  (丑)各口岸之常关收入,由海关管理。

  (寅)规定裁厘加税的办法,即厘金裁撤后,进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这些规定,仍以减免外货对中国政府应缴的税厘为宗旨。辛丑和约既榨取中国巨额的赔款,中国要付赔款,自必加重税捐,然而外货则享有减免税厘的特权,因此赔款的负担,皆加于国货之上。从此国货更无法与外货竞争于中国境土以内了。

  庚、关税的支配权、关余的保管权

  关税为庚子赔款的抵押,故关税由外人充任的总税务司支配,即每年关税摊还庚款之外的余款,亦存入外国银行,而由其管理。从此以后,不独中国经济的精华,为帝国主义者所吸收,即帝国主义者的馂余,亦为其所并蓄兼收,点滴无余了。

  辛、整理内河及使用外国引水人建造灯塔浮标等项之权

  辛丑和约以北河(即由大沽进口之河)黄浦(即由吴淞进口之内)两内河的修浚权,给与外国〔第24页〕,并将通商各口使用外国引水人,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之权,给与外国。从此以后,中国重要的海港及内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实情,险要的真相,皆为帝国主义者所熟知,亦且为其所控制,还说什么海防呢?

  在此时期,初则辛丑条约,赔款议和,清廷之威信固从此扫地,而人民的生计亦从此日蹙一日。中国在此险恶的瓜分潮流之中,虽因列强国际政策的转变,徼幸于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惧外的心理,已达于极点,且因之进而发展其媚外的心理。继则日俄之战,日本竟胜帝俄,实予中国朝野以深切的影响。清廷既感于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强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于是废科举,立学堂,练新军,设兵工厂,开造币厂,修造船厂,并进而准备颁宪法,开国会,以粉饰其政治的腐败,外交的屈辱,而欺骗国民。国民看了国家外患如此迫切,满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愦无能,所谓立宪运动实际所得者不过清廷欺民的诰谕。于是 国父所倡导的革命主义,纔在蒙昧无知的无民族思想之社会中植其根柢。君主立宪派与保皇党的信念日坠,革命排满的怒潮日益趋于澎湃。举凡清廷所设施的新政,学堂则为革命思想传播之处,新军乃为革命运动发源之地。一般国民对于国父的革命主张,更加强信仰。国内的实际行动,以会党为首;海外的声援,以侨胞为主。内外情势的激荡至此,革命风潮遂不可遏制。但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宁赠朋友,不给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国民认识帝国主义与专制政治两重的压迫,已融会为一体,而民有与民治的要求,事实证明其决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图强,倒满即所以雪耻。中经我国父所创造的同盟会诸先烈提义兵,举义旗,洒热血,掷头颅,前仆后继,再接〔第25页〕再厉;从此革命的目标,愈益鲜明,国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于是辛亥年(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其间外患内忧,相因迭乘,经过的波折虽多,而历史的教训惟有一个:非国民奋发不足以雪耻图强,非国民革命不足以适应民心,齐一民志,以从事于雪耻图强的工作。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战建国,皆依此路线,不徘徊,不退转,勇往迈进,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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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的教训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25页,第26页,第27页,第28页,第29页,第30页

  〔第25页〕

  国民革命虽为一般人士所追随,而一般人士对于国民革命根本的意义,认识仍然不深。他们知道了单是枪炮轮船的仿造,并不可以图强。他们也知道了君主专制与封建割据,如果继续下去,则国家必不能自强自立。然而君主专制既已推倒,五族共和,既已宣布,他们便以为民族革命成功了。民主政治实现了。他们只知道摹仿西洋民主制度的形式,他们只以中央政府有总统,有内阁,有国会为满意。他们不知道民族革命的对象,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尤在于国民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养成骄奢淫佚的习惯,和媚事外国倚赖外国的心理。他们不知道民主政治的真理,更不知道民生主义为革命主要的目标。他们推倒了君主专制政体,他们却不能够改革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养成的泄沓贪婪,偷生苟活的恶习;为学做事,不?实际,发言立论,不顾实践的风气。在这种心理与风气之下,仿造西洋的枪炮,必至于用泥沙〔第26页〕代火药;推行议会制度亦必至于改约法,行贿选。即投身革命党的党员,积习既深,把握不定,一遭失败,亦不免信仰动摇,志气沮丧,畏难就易,行不顾言。所以中华民国虽在民国元年成立,而至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代,其间十有三年,不知道国民革命历尽了几多的磨难,受尽了几多的挫折!抚今思昔,真不禁怅惘之深。这十三年间的经过,约而言之,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说明。

  由辛亥革命起义到民国五年袁世凯之死,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 国父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其志乃在废除我们中国三千余年君主政体,至于他建立民国的主张,并不以为只有总统,有国会,有约法,有内阁就算为民主政治。因此他把总统的地位让给袁世凯。他主张革命党人,应以纯粹的在野党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从国民心理和国民生活上树立三民主义的基础。党中人士理解这个意思的极少。一般的眼光,集中于约法的文字,以为只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就可以箝制袁世凯使其不能够滥用总统的职权。又以为只要组织有力的政党来运用国会,即可以支持责任内阁,使其达成限制总统职权的任务。他们更从形式上摹仿英美政治,以为只要有两大政党并立,就是民主政治的雏型。殊不知两大政党虽一度组成,并无补于国会职权的提高。即令有多数党人在国会里面作法律上的活动,也不足以树立责任内阁,更不能支持责任内阁,以对抗袁世凯那样滥用职权的总统。袁世凯所顾忌的不是国会,而却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革命党的势力。故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于赣粤闽以后,解散国会者,就是国会所选出的总统,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者,亦就是对国会负责的内阁总理。待到国会一经解散,那副署命令的内阁也就坍台。从此以后,所谓国会,所谓内阁,乃至于约法的本身,在袁世凯的手,任意扮演,任意摆布。而〔第27页〕我们国父早已看出了袁世凯必推翻约法和他帝制自为的野心,所以自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时,立即主张问罪讨伐。可惜当时党中干部同志理解 国父主张者又是很少,而且精神颓丧,并无决心,只有坐待袁世凯借款备战,策画完成,任其宰割,于是革命遂遭惨败。民国三年,国父乃于一般同志沮丧之余,以严密的纪律,组织中华革命党,坚决的贯彻国民革命的宗旨。比及袁世凯洪宪称帝,则全国国民又信仰国父当时革命主张为不我欺。换句话说,历史的事实又证明了惟有国民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澈底的路线,也就是最正确的主张。

  袁世凯之死,使国内形势,转入第二个时期。全国的军阀由分化而入于混战。北洋派武力统一的梦想无从实现。封建割据的面幕之联省自治运动亦毫无结果。军阀政客交织而成的政治局面,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从这个最黑暗最悲惨的阶段里,获得了一线的生机。在此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绵亘四年,主要的战场,在欧洲大陆。英法德义俄土诸强正集中全力于欧洲的战场。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战场上面。美国正向欧洲贷借战费,运送物资,最后也派遣军队参加大战。于是中国国民在心理上,激起了绝大的希望和绝大的自信。以为中国从此可以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自立自强以进于独立自由。而且在经济上,中国的新工业,一时繁盛起来,尤以纺织业得到顺利的发展。清末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常为入超,至此却转为出超。社会经济的好转,更加增强国民的希望与自信。然而军阀政客,不识现代政治与经济为何物,更不能顺应国民的要求,不能发扬国民的意志,竟造成更大的国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第28页〕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就是白纸黑字的各种宪法运动,也不值国民的一顾。皖系的势力既倒,直系奉系的势力也得不到国民的支持。贿选事件,更不啻直系军人自掘坟墓。事实发展至此,除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以外,再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顺应国民的希望,代表国民的要求,集中国民的信心了!于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势力,乃顺乎天而应乎人,随世界潮流的汹涌澎湃,全国一致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万众一心,起而奋斗,力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以奠定复兴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初基。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以日寇所提「二十一条」最为凶狠。最为毒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变为独占政策了。现在略举其要目如左:

  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各条。

  第一号的四条,要求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胶州湾和胶济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与日寇;并划山东及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又要求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的铁路建筑权;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总之,日寇要划山东全省为他的「势力范围」。

  第二号是关于东三省南部与内蒙东部的各条。

  第二号的七条,要求延展旅顺大连湾和南满与安奉两铁格的租借权九十九年;要求日本人在「南〔第29页〕满」和「东蒙」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借权,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之权,及采矿权;要求在两地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要求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之权,并不许他国在两地筑路或投资。总之,他要划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为「势力范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各条。

  第三号的两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两国「合办」,并要求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的矿山,概归日本人独占开采和经营。

  第四号和第五号是关于中国全国的各条。

  第四号的一条,要求由日寇独占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第五号的七条,要求中国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中国内地享有土地所有权;合办中国的警察;供给中国的军械并合办中国的兵工厂,取得武昌与九江南昌,南昌与杭州,南昌与潮州之间的铁路建筑权,划福建全省为势力范围;及日本人在中国宣教。总之,日寇要获占及中国的全国,为他的藩属和奴役。

  「二十一条」的提出,固使国人为之共愤,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考其作用,实与历来中外不平等条约,并无二致。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条款,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而「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所以我常说「二十一条」的精神,实际上乃是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大成而已。国父说:「政〔第30页〕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我们也可以说:往日各国零星片段,陆续不断的压迫满清和北京政府订立他亡国卖身的条款,一般国民是不易生感觉的。而像「二十一条」这样整个明显的条款,是容易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压迫,就激起了国民全体的公愤,一致的反抗。殊不知过去满清和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这些不生感觉的亡国卖身的契券,却在国民麻痹之中,敲骨括髓的危险,比之「二十一条」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三民主义的革命,一方面要与日寇独占的侵略作生死的斗争,而同时一方面对于其它各国屡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亦同具恐惧的心理,非要求他彻底的废除不可,亦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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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30页,第31页,第32页,第33页,第34页,第35页

  〔第30页〕

  国家的忧患与国民的痛苦之所在,即为我们国民革命的要求的起点。革命失败,则国家的忧患与国民的痛苦只有加深。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未能由破坏而进于建设。第一欧战时期,中国又未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进于国际的自由平等。民国十年华府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太平洋国际关系再建的机缘,北京政府仍不能充分把握这个机缘,作积极的奋斗。九国公约虽确定门户开放领土完整的原则,而不平等约上重要的项目,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撤退外国驻军,或否决,或迁延,都不能获〔第31页〕得确实的解决。中日之间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订立,尤历尽困难而仍不能彻底。于是门户开放领土完整的原则,适足以加深中国国民倚赖外国而自恃不亡的怠惰心理。

  自天津条约后,满清的专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由对抗而转为勾结。辛亥以后,军阀的专横和割据,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进一步,其事实尤为显明。袁世凯的帝制,与日寇的二十一条件,本有交换的意义。大隈重信「赞助中国帝制」的谈话,更显然助长袁世凯的野心。这是我们熟知的一个实例。

  帝国主义者除以各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勾结军阀取得特权之外,其它直接干涉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尤以边疆问题为最着。外蒙古受帝俄的操纵,在满清宣统三年宣布独立,内外一切实权,都归俄人掌握。俄国革命之后,蒙人撤销独立,实行内向,归还中国。其时正日寇利用所谓「中日军事协议」,策动蒙匪和白俄,以窥我外蒙。西藏问题一样受外来的影响。藏人与川滇的冲突,亦为英人所利用。而英人之操纵达赖,与俄人之利用班禅,事正相同。我在民国元年「军声杂志」中公开的表示说:「征抚蒙藏,不可仅视其形势之难易,状况之利害,拘泥于战术之一隅而已。要当深省英俄之现况与关系于蒙藏之如何而决定……当英俄要求干涉之际,吾国虽无力宣战,亦宜据理力争,要求其归还我国主权。……何吾政府计不出此,一再隐忍,甘为退守,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一段话,把当时中国边疆问题的症结,明白的指了出来。

  边疆如此,内地又何尝不是如此?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西太后)对废立问题,已有受列强驻华使节干涉的恐怖。这种恐怖,即为「义和团」事件之由来。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期,日本即在幕内从中〔第32页〕鼓励,而他在表面上却明加警告和非难,你看帝国主义者的用心与手段是如何的阴险与毒辣?当时慈禧的昏乱,袁世凯的悖逆,固为中国国民所共弃,然而列强的干涉实开实际的恶例。而北平的使馆界,东北的铁路附属地,津沪的租界,实为干涉内政的策源地,保侨护商又为其干涉内政的口实。其干涉地方事件的实例,最著者是民国十四年郭松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于南满铁路附属地,阻止郭军通过,这一件事使日阀对东北的操纵,又更进了一步。

  帝国主义者在各地秘密的活动,实为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最大的原因。治外法权足以掩护其间谍和特务人员。租界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等特殊地域,与列强赋有特权的铁路航线,又足以供军火储藏与贩卖以接济土匪助长内乱的便利。我们还记得北平的使馆界与北宁路上国际列车,及天津的租界,在北京政府时代,是军阀政客策动政变的大路通衢:成功由此,失败亦由此,上台由此,下野亦由此。至于大连豢养满蒙的王公显宦,津沪收容失意的军阀官僚,使其俯首充作外人的傀儡,随时供帝国主义利用,而恬不知耻。最可痛心的就是本为中国领土,而中国的国法不得行施,中国的军队不得通过。足见不平等条约之为害,不只是使我国将不国,而且使我民亦非民。真使我们中国人格丧尽,廉耻扫地。试问有这种不平等条约存在,中国政治如何能上轨道?中国经济如何能够建国?言念及此,能不痛愤!

  不平等条约且更进一步积极破坏我们中国的国防。清光绪初年,李鸿章筹办海防,一方面训练海军,一方面在重要的港口建筑炮台。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失败了。辛丑条约更以明文规定,削平「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通海路线之各炮台」。于是首都的防卫,根本废除,而国家自卫权,亦完全放弃了。

  〔第33页〕

  外国与英美法日的天津条约,既许外国军舰驶入中国任何港口,并在通商各口岸停泊,其它各国亦依「最惠国条款」享有这种特权。由此中国的领海与内河,任凭外国军舰行驶停泊。而中国至此,真所谓「堂奥洞开」,而帝国主义者乃亦「行所无事」。他们集中的港口,都是经济发达的都市,或为政治文化的区域。遇有交涉事件发生,外国的海军可以卸下炮衣,威胁中国的官吏和商民,强制中国政府或地方官员承认他们要求的条件。在「炮舰政策」之下,中国只好听他们予取予求。

  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驻扎,有依条约,与不依条约的两类。租借地驻兵,与辛丑条约所定使馆界与北宁路沿线驻兵,是依条约的。其余外国驻兵都不是条约明文所规定。如中东路俄国驻兵,南满路日本驻兵不独驻兵不见条约的明文,即「铁路附属地」亦为曲解条约所造成的事实。租界驻兵更不见于条约,亦是由事实发展而成的。

  外国领事馆警察及租界警察,同样为条约明文所未定。因各国领事借口于领事裁判权的行使,必有警察执行判决,乃设置警察;而上海租界「会审公堂」的警察之外,竟还有「工部局」的「巡捕房」。

  军警的配备更使「使馆区」与「租界」成为中国「国家内的国家」。中国国家里面,从此发现了许多的国家,设立了许多的政权。而外国军警的活动又不限于界址以内。军警的数量与职务,更超过了领事法庭执行判决的需要。日寇在东北的军警,尤肆横行。如民国五年的郑家屯事件,八年的长春事件,福州事件,九年的庙街事件,珲春事件,都是日寇驻扎中国领土上的军警,任意行动,任意鎗杀中国人民,任意鎗击中国军队的实例。此外,租界警察与外国军队威胁中国军队,鎗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亦指〔第34页〕不胜屈。例如民国四年的老西开事件,十四年上海公共租界的五卅事件,汉口租界的惨案及广州沙基惨案,这尤其是国人熟悉深记的耻辱。

  在中国领土上面,帝国主义者的军警,可以向中国军警商民任意开鎗。而中国军警睁目举手不得还击。否则中国军警如有动作,帝国主义者就以战争相恫吓。他们的军队立即出动,各国的炮舰同时升火;他们的强硬外交文件,乃至于「哀底美敦书」即相继而来。中国政府与民众相习于惧外,奸吏愚民复乘机活动;而豪家富户的资财更要立即搬移到租界内,托庇于外国军警保护之下,相沿既久,则中国的银行、仓库、贪吏、巨商,都以租界为安身立命之区。因而少数外国军警,原不过帝国主义者的象征,而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竟有搤吭扼喉的威力。故帝国主义者恫吓与射击之来,中国官兵不仅无还击的勇气,甚至无还击的想念。国运的悲惨,竟到了这个地步!军人精神受了不平等条约的压,国家观念亦因之消失无遗了。

  列强对于中国收回法权的运动,常以中国司法制度与监狱制度不良为口实而加以反对,或予以延宕。然百年来中国司法权不行于外国租界。所以租界竟成为犯罪者的渊薮,由此以破坏中国法律的威信与尊严,损害中国人民守法的习惯。而租界里面的法庭和监狱,对人命法律的轻,对诉讼程序的玩忽,比之中国的法院与监狱,其缺点更不胜枚举。尤其是租界巡捕房对于华人的虐待,惨无人道,不忍卒述。华人被捕之后,即使经过公开的审判,受审之后亦不易获得公平的判决。其富者可以重金交保,逍遥法外;其贫者则在刑讯与虐待之下,沉冤莫白。其惨酷黑暗,即在中国改良司法制度与监狱制度以前,〔第35页〕亦所罕见。中国官员对于外国人的诉讼固无权过问,即对于租界捕房之内的中国人民,欲探问其冤枉拷剥,黑暗痛苦的情形,亦不可复得,更无法使中国人民受我本国法律的保护和制裁。由此可见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司法的影响,不独损害中国人民的正义与人权,亦且破坏世界人类的公理与人道。所以收回法权与关税自主运动就成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中的两个基点。这是中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亦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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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对经济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38页

  〔第35页〕

  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亦以外国租界与驻兵区域为根源。协议关税与治外法权可以说是列强经济侵略的两翼。而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口岸设厂权,铁路建筑权,矿产开采权,以及银行纸币的发行权,更助长他们经济侵略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受莫大损失,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畸形的状态。

  国父指示我们说:「经济力的压迫,比较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政治力的压迫是看得见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易生感觉。」国父首先指出海关受外人管理及关税与外国协议的损失。自辛丑和约规定中国对列强的赔款,中国海关税收就作为抵押。于是海关的管理权落在外人手里,就是关税中偿债所余的余款,所谓「关余」,也不免受外人的支配。其次海关税则由列强协定,致使外货进口,税率极低,而中国的生产事业,不能受关税的保护,以自维其生存和发展。其结果外国货物充斥我国〔第36页〕内市场,本国货物反而不能推销。于是固有的手工业从此衰落,新兴的机制工业亦无法繁荣起来。所以在国际贸易上,入超的趋势与年俱进,中国的经济祇有枯竭了。海关之外,盐务由外人稽核,盐税由外人支配,重要的铁路由外人管理,重要的航业由外人经营,即全国的邮电亦由外人监督。凡于中国经济与交通上重要的事业,无不掌握于外人之手。其结果中国不独是民生凋敝,并且整个国民经济都受帝国主义者的操纵。其次国父指出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使中国又受一重大损失。然而本国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却要信用他们外国的纸币。于是外国银行就用他们的纸币,换取中国的物资。此外国父指出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中国所受最大的损失。中国人把钱存到租界里的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即以中国人的存款向中国投资,吸取利息和利润。此外租界的赋税、地租、地价、和投机事业,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的营业,皆恃其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侵夺中国的利益。综计各种的损失,使我们社会事业疲敝不堪,使我们人民生机日竭一日,游民盗匪因之日多,而国势就亦从此日蹙了。

  我们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历史上本有三期的演变,秦汉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处所,是在黄河流域。自三国以至于隋唐,黄河流域的经济,稍形衰落,长江流域的经济发达起来。由宋到清,国家逐渐仰给于东南的财赋。元朝亡后,欧亚两洲陆路的交通中断,中国西部的都市日就衰。西葡荷英诸国海上通商的活动,直达我沿海的各区,东南的都市相继趋于繁盛。所以千年来中国大一统的规模,大体上可以说是「以东南之富,养西北之兵」。然而我们立国的基础,本是农业。全国的农业,除边疆省区外,分布既不失均衡,故全国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远。政府对全国交通的计划,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经济的〔第37页〕趋势,虽起自河流而倾向海岸,然而建国的成规,并不见有什么偏枯的现象。自从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各埠的租界为新兴工商业的中心,年复一年,成为我全国经济精华所汇萃。铁道航路,以通商口岸为起点,向内地伸张。我国固有的手工业破产,农业亦开始衰落下来了。在农村贫困之中,沟洫失修,堤防颓废,灾荒所至,邱里为墟,这都是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真使我们「老弱转死于沟壑,壮者散亡于四方」。然而租界里面,顺利发达的,祇是推销洋货,经理原料的买办商业。所以这些口,市场虽极繁荣,建筑虽称富丽,人口虽渐集中,而生产事业不能发达,因亦不能容纳农村散亡的人口。人口过剩的趋势,造成土匪,造成流寇。兵灾匪患,又驱使内地的游资,集中于这些口岸,尤其是租界的市场。生产事业既不能吸收游资,于是投机行为,风起云涌。这种行为,并没有生产事业做基础,以致盛极必衰,造成钱庄风潮,交易所风潮,信托银行风潮,标金风潮、接踵而来的破产惨剧。

  国防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部门。国防经济建设,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在如此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下,国防经济建设固无由?手进行;而国民经济畸形的发展,与国家自卫的需要,亦不能适应。我们的工商业,以租界驻兵区为中心,最繁荣的租界驻兵区大抵在沿海的口岸。大连、天津、胶州、上海、厦门、广州各都市,无一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控制之下,尤易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封锁。重要的交通干线,即以这些易受封锁的都市为据点,贯通内地各区。而我内地各区之间又缺少彼此往来的现代交通工具,甚至于内地各区彼此往来,还要经由国境以外的外国铁路和航线。于是中国的国民经济,割裂为几个区域经济,每一区域以一两处租界驻兵区为中心,受其支配,恃为门户,试想在这种经〔第38页〕济状况之下,中国若与帝国主义者作战,则帝国主义者封锁我少数口岸,即足以停滞我全国经济的命脉,阻塞我国内交通的血管。在这种经济状态之下,国防无从说起,这是最显明的事实。

  我们中国的经济受了不平等条约这种影响,所以造成了国不自保,而民不聊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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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对社会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38页,第39页,第40页

  〔第38页〕

  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从社会组织和社会风气看得出来。现在先说社会组织所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榖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实际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农村生活日趋于衰落,而都市生活复日趋于浮华。家族乡社〔第39页〕的组织,为之分解。自治的精神丧失,代之者为自利与自私。互助的道德沦亡,代之者为斗争与倾轧。一切公共的设备,昔归废弛。一切公共的业务,无人过问。不独社会丧失其自动自发兴利除弊的能力,即国家亦丧失其严肃整齐施政立业的基础。

  至于社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他们知道社会风气的转移,足以影响国家的治乱与民族的存亡。所以他们尽心于「树人」,致力于「种因」,以煦育忠厚笃实的人才,涵养温和质朴的习尚。所以历史上虽治乱相乘,兴亡递见;然而社会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我们分别检讨社会上的习尚,立即可以看见一般国民无秩序的恶习,则表现其放荡浪漫的现象;无条理的颓风,则表现其杂乱胡涂的现象。人人不笃实,事事不敏捷。处处皆见其轻浮虚伪,与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顾,丧失信念,不下决心。损人利己,重私轻公,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礼义扫地,廉耻荡然。民族道德之堕落,可以说莫此为甚!

  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每一个国民,必须在日常生活之中,检点他的思思行为;去私尚公,尽己为人;事事以国家为前提,处处以民族为本位;质朴无华,诚实不欺;纔可以尽人生的意义,为社会国家谋幸福。更要知道:历史上圣哲英雄,没有一个不是有功于社会国家,然后受国人的崇敬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就是社会上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效法圣哲,要崇拜英雄,〔第40页〕更要「尚友古人」,以培养自己的德性,砥砺自己的气节。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国民的日常生活,陷溺于颓风恶习之中。于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以其私欲定善恶。合于私利者为是,合于私欲者为善。于是刁玩者得势于乡里,狡狯者横行于都市,以公共的安全与他人的幸福,供自己欲利的牺牲。学说政论,更从而加以文饰,或进而予以利用。文饰者以利欲为个人的自觉而颂扬之,利用者藉利欲为社会的斗争而煽动之。效法圣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不独趋于消,亦且受人鄙弃。更相率以歌颂外国的人物,敝屣祖国的历史。共信沦亡,自信亦失其重心。民族因此成为一盘散沙。国家由是陷于分崩离析。殊不知民族国家濒于危亡,则个人的生存即无所寄托。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言念前途,能不战栗,能不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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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对伦理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40页,第41页,第42页

  〔第40页〕

  租界与领事裁判权对于中国的伦理,更有无穷的恶影响。我们知道南京条约订立于「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由于湖广总督林则徐禁止鸦片输入广州。当时鸦片进口每年值银二千余万两至三千余万两,真有如黄爵滋所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林则徐又痛心的说道:「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失败于鸦片战争之后,海关对于鸦片与其它毒物的进口,既无法制,而租界与领事裁判权更为其运输与储积的掩护。即令国家法令严禁吸食,而租界为国法所不及,吸食仍可以公开。且自〔第41页〕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领土的野心,以毒化政策为其实施的手段之一种。这种毒辣阴狠的手段,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中国政府事前无以预防,事后亦无法加以裁制。其毒化的方法,愈趋于简单,毒化的程度,亦愈趋于深重。鸦片之害不及红丸,红丸之害又不及白面。在东北与河北山东,若干区域,几至于全镇全村,没有不吸食白面的人。即在沿海与长江流域。日人贩毒。亦深入于川鄂。日寇更驱策朝鲜人横行天津,台湾人横行福建,各以贩毒为专业,以毒害我国民,非使我国亡种绝而不至。

  租界不独为毒化的策源,亦且为娼赌盗匪的渊薮。以言娼妓,则由于农村生活衰敝,内地经济萧条,人口向都市集中,而都市仍难寻职业,以致流民卖儿鬻女,沦于魔窟,奸淫诱拐,习以为常。于是百年以来,凡是繁华的市场,即成糜乱的地狱。以言赌博,则为害不止于豪富,亦普及于贫民。豪富固荡产倾家,贫民亦丧身沽祸。赌风所被,社会秩序荡然无存。驯至于国民的心理麻痹,伦理灭绝,而赌风的扇扬更不以赌场为止境。由彩票以至于市场上各种投机行为,举凡不依于生产交易的法则,徼幸于不确定的条件,以求意外的赢余者,无不是赌博的风习。租界为游资所汇聚,租界复无充分正常的产业以运用游资。于是人无论富贫,皆相率而活动于赌博,浪费于妓馆,麻醉于毒物。破产倾家之后,流为盗匪,仍复以租界为渊薮,肆意横行。中国五千年来,重勤劳,尚俭朴,布衣蔬食,女织男耕的风气,在烟赌娼妓盗匪的租界流风之下,乃洗扫净尽。

  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第42页〕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百年来,租界流风之所至,一般人士对于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弃。于是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尊卑长幼之间,邻里乡党之际,不复有相亲相爱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谊。遇事惟物质的利益是图,随处无道德的标准自律。义之所在则推诿,利之所在则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无所顾恤,贫病无所 济。视骨肉如路人,视同胞如敌寇。甚至于认贼作父,腼颜事仇,逆伦反常,而不自知其非。举中华崇礼尚义之邦,使化为寡廉鲜耻之域。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中毒之深,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民道德日就于衰败,且更影响于国民的体格,使其日就于萎弱。都市里面无数的失业民众,体力固易于耗竭,即一般的商民,沈溺于浮华颓废的生活里面,其身心的健康,也只有衰退下来。最迫切的危机,则为一般学校青年健康,不易保持。学校的体育,既不能遍施于全校的学生,学校的德育,复久已为校长教师所忽略,校外浮华颓废的生活,引诱学校青年,使其陷溺;刺激学校青年,使其颓靡。而都市传染病花柳病又从而袭击其生理的组织。身心颓败的青年,出校以后,如何能够昌明学术,改造民风,使之担当国家的任务,振兴社会的事业?国家的败亡,民族的衰落,诚不知其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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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对伦理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40页,第41页,第42页

  〔第40页〕

  租界与领事裁判权对于中国的伦理,更有无穷的恶影响。我们知道南京条约订立于「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由于湖广总督林则徐禁止鸦片输入广州。当时鸦片进口每年值银二千余万两至三千余万两,真有如黄爵滋所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林则徐又痛心的说道:「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失败于鸦片战争之后,海关对于鸦片与其它毒物的进口,既无法制,而租界与领事裁判权更为其运输与储积的掩护。即令国家法令严禁吸食,而租界为国法所不及,吸食仍可以公开。且自〔第41页〕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领土的野心,以毒化政策为其实施的手段之一种。这种毒辣阴狠的手段,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中国政府事前无以预防,事后亦无法加以裁制。其毒化的方法,愈趋于简单,毒化的程度,亦愈趋于深重。鸦片之害不及红丸,红丸之害又不及白面。在东北与河北山东,若干区域,几至于全镇全村,没有不吸食白面的人。即在沿海与长江流域。日人贩毒。亦深入于川鄂。日寇更驱策朝鲜人横行天津,台湾人横行福建,各以贩毒为专业,以毒害我国民,非使我国亡种绝而不至。

  租界不独为毒化的策源,亦且为娼赌盗匪的渊薮。以言娼妓,则由于农村生活衰敝,内地经济萧条,人口向都市集中,而都市仍难寻职业,以致流民卖儿鬻女,沦于魔窟,奸淫诱拐,习以为常。于是百年以来,凡是繁华的市场,即成糜乱的地狱。以言赌博,则为害不止于豪富,亦普及于贫民。豪富固荡产倾家,贫民亦丧身沽祸。赌风所被,社会秩序荡然无存。驯至于国民的心理麻痹,伦理灭绝,而赌风的扇扬更不以赌场为止境。由彩票以至于市场上各种投机行为,举凡不依于生产交易的法则,徼幸于不确定的条件,以求意外的赢余者,无不是赌博的风习。租界为游资所汇聚,租界复无充分正常的产业以运用游资。于是人无论富贫,皆相率而活动于赌博,浪费于妓馆,麻醉于毒物。破产倾家之后,流为盗匪,仍复以租界为渊薮,肆意横行。中国五千年来,重勤劳,尚俭朴,布衣蔬食,女织男耕的风气,在烟赌娼妓盗匪的租界流风之下,乃洗扫净尽。

  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第42页〕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百年来,租界流风之所至,一般人士对于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弃。于是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尊卑长幼之间,邻里乡党之际,不复有相亲相爱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谊。遇事惟物质的利益是图,随处无道德的标准自律。义之所在则推诿,利之所在则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无所顾恤,贫病无所 济。视骨肉如路人,视同胞如敌寇。甚至于认贼作父,腼颜事仇,逆伦反常,而不自知其非。举中华崇礼尚义之邦,使化为寡廉鲜耻之域。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中毒之深,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民道德日就于衰败,且更影响于国民的体格,使其日就于萎弱。都市里面无数的失业民众,体力固易于耗竭,即一般的商民,沈溺于浮华颓废的生活里面,其身心的健康,也只有衰退下来。最迫切的危机,则为一般学校青年健康,不易保持。学校的体育,既不能遍施于全校的学生,学校的德育,复久已为校长教师所忽略,校外浮华颓废的生活,引诱学校青年,使其陷溺;刺激学校青年,使其颓靡。而都市传染病花柳病又从而袭击其生理的组织。身心颓败的青年,出校以后,如何能够昌明学术,改造民风,使之担当国家的任务,振兴社会的事业?国家的败亡,民族的衰落,诚不知其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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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对心理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版面原件:第42页,第43页,第44页,第45页,第46页

  〔第42页〕

  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是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一样的创巨痛深。有些人列举外国人〔第43页〕在中国各地传教兴学的事实,以为这就是文化侵略。又有一些人看见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有许多办得很好,对于社会民众未始无益,便以为我们中国并没有受所谓文化侵略。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明了近百年来中国思想与文化问题的焦点。

  从历史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德性,是自尊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所谓「高而不亢,谦而不卑」,正是我们民族德性的正确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宗教和学术,即根据这种德性来定其趋向和态度。

  就宗教来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因此,魏晋以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输入中国;宋元时代,伊斯兰教输入中国;明末清初,基督教输入中国,皆有裨益于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民族能够如此,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欧洲中古时代那样的宗教战争。近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对于科学知识的灌输,与社会风气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以基督教义为思想的根本。即国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种而植其因。然而近百年来,基督教的教会,因为他有不平等条约的凭借,享有特殊的权利,而且不注意中国国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视外人传教为文化侵略,致其疑虑,甚至加以仇视和反对。这是基督教会受不平等条约的旧影响,以致教义受了莫大的损失。所以我尝说,不平等条约对于基督教会,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44页〕

  若以中国固有的学术而论,中华民族的智能,在历史上着有伟大的奇迹。如河淮江汉的疏导,远源于大禹。长城宏伟的建筑,成就于秦朝。运河的开浚,完成于隋代。其它如指南针、火药、武器、印刷文物,尤其是律数音乐医药以及各种机巧的工艺发明,只要翻阅我历代的史实,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学术的兴盛和悠久,当非现代西洋任何强国的历史所能比拟。虽然如此,但是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文化和学术,仍能尽量的吸收和接受以求进益。惟其能够如此融会各种的文化,所以他的文化愈能博大。惟其能够如此吸收各种的学术,所以他的学术乃能日新。然而中国文化与学术自有其固有的系统。中国能够吸收各种的文化和学术而融会贯通,就是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的。中国能够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融会贯通各种的文化,所以外来的文化移植于中国,即成为中国的国计民生的一部分。亦惟外国的文化能成为中国国计民生的一部分,而后可以长存于中国文化之中,近百年来,西洋的科学对于中国文化,实有很大的裨益,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以为外国之所以富强,在于鎗炮轮船,就去学习外国的鎗炮轮船制造的技术。甲午之战以后,中国人又考察外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西洋的社会科学名著,始有中文的译本。西洋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亦始见于杂志和报章。自此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介绍传习比较观摩之中,都有进步。有些部门,且有伟大的发明,以贡献于世界学术之林。科学的权威,且能屹立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中。

  然在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第45页〕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要知道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经甲午,历庚子,以至于辛亥革命,国民一致的要求,是雪耻图强,国民一致的努力,是富国强兵。质言之,我们当初要学西洋的文化,是不甘于做奴隶。所以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应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学,亦当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用。最不幸的就是辛亥以后,一般国人雪耻图强的志气,亦随革命的失败而消沉,而不平等条约的影响,更随我革命的失败而加深。国民于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倚赖盲从的风气。于是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之所在,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止于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各国的学说,既不断的变迁,所以他们无论那一派的学说,也是不得不随之不断的变化的。他们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他人的尾巴随时摇摆,随时变化,而其所变化的又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试回想辛亥〔第46页〕革命以来,流行一时的学说和政论,没有一派不是因袭外国的成说的。民国二年国会制、内阁制、总统制之争,只是英国、法国、美国中央政制之争。民国九年单一国与联邦国之争,也只是法国与美国地方制度之争。袁世凯的帝制,惟一的依据是美国人的一篇论文。曹锟的贿选宪法,又何尝不以德国的「威玛宪法」为蓝本?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纔易于实施。于是中国的学系政,或明目张胆,或旁敲侧击,或有意,或无意,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甚至对社会作宣传如此,对国民施教育亦如此,而使国民把帝国主义者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侵略和压迫,视若固然,漠然无动于。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我们国民应该及时觉察,彻底改革,方得救国自救,以造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中国和自立自强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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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47页,第48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

  〔第47页〕

  国父自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来,有鉴于革命屡次之失败,深知非健全党的组织,不足以顺应国民革命的要求,乃于民国八年十月,改定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十二年十一月即发表改组宣言,十三年一月乃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组始告成功。

  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 国父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里就这一点指示我们说:「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了实行这个主义。」所以国父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期,惟致力于订定实行主义的方法。国父说道:「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好方法。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智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智识,有了智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

  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国父的指示,虽在研求方法,实践力行,然而我们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时制宜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国父在民国十年已明白指示我们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类错误的艰难呢?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到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革命的方法已经有了充分的指示和讨论,革命的行动已经是知而后行,国父仍然指示我们说:「如果我们立意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做去,总是可以做得到。」由〔第48页〕此可知:革命的行动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动亦可以改进革命的方法。所以说:三民主义是不变的,而实行主义的方法不是不可变的。

  从前革命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对国父的学说没有真切的认识,和一致的信心,所以国父组织中华革命党,由他一人担当起来。国父追述那个时候的情形,说道:「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而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之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纪律,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又说:「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击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所以国父改组中国国民党,要我们有一致的认识,坚强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依照国民革命的目标和方法,实践实行。

  国民革命的目标,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更有详明的规定。在政治方面,宣言说道:「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则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我民以求逞。」在经济方面,宣言说道:「内乱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中国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第49页〕,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国外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所以国民革命的目标,为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其工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军阀,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的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步骤是由军政训政以达于宪政。这个步骤,是自同盟会以来,相沿不变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撮其要义,就军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与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更就训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族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在使三民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国父指示我们说道:「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又说:「有一种的志,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立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又说:「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策动众志,集中群力,首先要使国民对于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有了真知。本于真知,国民的思想便可以改造,国民的志气便可以齐一,国民的力量便可以集中。所以国父说:「从前所以不能行的缘故,是由于不知。」又说:「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第50页〕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国父本于知难行易的学说,在这个时期,订定建国方略,写成建国大纲,演讲三民主义,永为国民革命的典范。只要我们的同志能够接受国父的教训,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实践实行,领导国民发挥人类合群的天性,协力同心,则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大业,必然底于成功。

  主义已明,目标已举,步骤已定,方法已有具体的指示,国父对于我们的期望,只是立志有恒,与实践实行了。就于这一点,国父说道:「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就「立志」来说,国父要我们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就「有恒」来说,国父指示我们:假如真正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废止。」

  由此而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更有不同于各国政党的特点。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而国民革命的原动力是「诚」。由「公」来说,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由「诚」来说,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的力行实践,必求「择善固执」,必使「贯彻始终」。故其行动必遵循国民革命的方略。必遵守中国国民党的纪律。简括的说:中国国民党对党员只要求其行动不违背党的纪律,不违反三民主义的原理,而对其个人思想的自由,则不加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国民党里面,有曾为国家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凡是向来政见不同的人士,即令其〔第51页〕曾为政敌,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乃即毫无芥蒂,亦不问其既往如何。凡是党员,就同心一德,互助合作,深信其为忠实的同志。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有这样「天下为公」的精神,正因为他是为整个民族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之故。所以凡是中国的国民,对于中国国民党都享有入党的权利,亦应尽其入党的义务。而中国国民党,因为他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所以他对于全国国民和全党党员的地位,都是一律平等,毫无差别,决不有所歧视,且负有训导的责任,要他们人人有尽力于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机会和能力。故中国国民党不偏重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亦不舍弃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详细的说:中国国民党对于全体国民并无男女职业宗教阶级之分,且更进一步,非特爱护和培植国内每一个国,而且更不忍遗弃国内每一个人才。中国国民党欢迎全国有志革命的人,和全体国民,都要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一致,为革命建国而奋斗,来完成他国民革命应有的使命。总之,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出于至诚,所以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对不像过去其它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所以中国国民党自国父组党以来,至今已历四十八年之久,真若泰山北辰,昭垂屹立,不动不摇,再接再厉,永为中国惟一的革命政党,与其它无数党派为时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这是中国国民党无我无私与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致,而决非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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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47页,第48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

  〔第47页〕

  国父自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来,有鉴于革命屡次之失败,深知非健全党的组织,不足以顺应国民革命的要求,乃于民国八年十月,改定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十二年十一月即发表改组宣言,十三年一月乃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组始告成功。

  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 国父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里就这一点指示我们说:「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了实行这个主义。」所以国父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期,惟致力于订定实行主义的方法。国父说道:「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好方法。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智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智识,有了智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

  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国父的指示,虽在研求方法,实践力行,然而我们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时制宜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国父在民国十年已明白指示我们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类错误的艰难呢?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到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革命的方法已经有了充分的指示和讨论,革命的行动已经是知而后行,国父仍然指示我们说:「如果我们立意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做去,总是可以做得到。」由〔第48页〕此可知:革命的行动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动亦可以改进革命的方法。所以说:三民主义是不变的,而实行主义的方法不是不可变的。

  从前革命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对国父的学说没有真切的认识,和一致的信心,所以国父组织中华革命党,由他一人担当起来。国父追述那个时候的情形,说道:「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而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之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纪律,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又说:「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击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所以国父改组中国国民党,要我们有一致的认识,坚强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依照国民革命的目标和方法,实践实行。

  国民革命的目标,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更有详明的规定。在政治方面,宣言说道:「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则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我民以求逞。」在经济方面,宣言说道:「内乱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中国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第49页〕,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国外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所以国民革命的目标,为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其工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军阀,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的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步骤是由军政训政以达于宪政。这个步骤,是自同盟会以来,相沿不变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撮其要义,就军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与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更就训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族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在使三民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国父指示我们说道:「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又说:「有一种的志,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立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又说:「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策动众志,集中群力,首先要使国民对于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有了真知。本于真知,国民的思想便可以改造,国民的志气便可以齐一,国民的力量便可以集中。所以国父说:「从前所以不能行的缘故,是由于不知。」又说:「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第50页〕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国父本于知难行易的学说,在这个时期,订定建国方略,写成建国大纲,演讲三民主义,永为国民革命的典范。只要我们的同志能够接受国父的教训,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实践实行,领导国民发挥人类合群的天性,协力同心,则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大业,必然底于成功。

  主义已明,目标已举,步骤已定,方法已有具体的指示,国父对于我们的期望,只是立志有恒,与实践实行了。就于这一点,国父说道:「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就「立志」来说,国父要我们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就「有恒」来说,国父指示我们:假如真正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废止。」

  由此而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更有不同于各国政党的特点。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而国民革命的原动力是「诚」。由「公」来说,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由「诚」来说,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的力行实践,必求「择善固执」,必使「贯彻始终」。故其行动必遵循国民革命的方略。必遵守中国国民党的纪律。简括的说:中国国民党对党员只要求其行动不违背党的纪律,不违反三民主义的原理,而对其个人思想的自由,则不加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国民党里面,有曾为国家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凡是向来政见不同的人士,即令其〔第51页〕曾为政敌,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乃即毫无芥蒂,亦不问其既往如何。凡是党员,就同心一德,互助合作,深信其为忠实的同志。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有这样「天下为公」的精神,正因为他是为整个民族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之故。所以凡是中国的国民,对于中国国民党都享有入党的权利,亦应尽其入党的义务。而中国国民党,因为他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所以他对于全国国民和全党党员的地位,都是一律平等,毫无差别,决不有所歧视,且负有训导的责任,要他们人人有尽力于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机会和能力。故中国国民党不偏重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亦不舍弃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详细的说:中国国民党对于全体国民并无男女职业宗教阶级之分,且更进一步,非特爱护和培植国内每一个国,而且更不忍遗弃国内每一个人才。中国国民党欢迎全国有志革命的人,和全体国民,都要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一致,为革命建国而奋斗,来完成他国民革命应有的使命。总之,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出于至诚,所以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对不像过去其它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所以中国国民党自国父组党以来,至今已历四十八年之久,真若泰山北辰,昭垂屹立,不动不摇,再接再厉,永为中国惟一的革命政党,与其它无数党派为时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这是中国国民党无我无私与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致,而决非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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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伐的成功与革命的教训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52页,第53页,第54页,第55页,第56页,第57页

  〔第52页〕

  自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皆归于国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恐慌接踵而来,各国的革命运动,亦相随并起。苏俄的革命由战时的共产主义改取新经济政策,而苏俄建国的基础乃得以奠定于列强环伺之中,土耳其于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更使我亚洲民族激昂奋发。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在这震荡世界的风潮里面,发扬民族的精神,统一民众的意志,集中革命目标,增强革命运动,克服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军阀妨害革命的阴谋与活动,当时革命的根据地虽只限于广州的一隅,而革命的风气已风靡于全国。于是国父一方面在革命发源地训练国民革命干部于黄埔,并自领各军誓师讨曹。而一方面在曾锟既倒之后,乃抱病北上,本于国民的要求,号召全国各民众团体,主开国民会议。国父在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里面,告我国民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故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于国民会议之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并期望各地觉悟的军人,能以其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化国内所有的一切军队为国家的武力,亦即为国民的武力。

  当时北京政府没有诚意接受国父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又溺于媚外的心理,怵于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惧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父为了这两个主张,在北京反革命的空气笼罩包围之中,不顾一切,坚决奋斗,而未能成功,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饮恨长逝。但国父临终的遗嘱仍谆谆以开国民〔第53页〕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任,留给中国国民党全党党员和全国国民,期其实现于最短时期之内。其时国民革命军正讨伐陈炯明逆军于广东的东江,乃于极端哀悼悲惨之中,削平陈逆,统一广东,奠立军政时期的基础。到了十五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继国父的遗志,就誓师北伐。北伐的目的,就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所说的:「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所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民族主义的运动遂蓬蓬勃勃的风起云涌了。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承接五卅惨案、汉口惨案与沙基惨案所激起的潮流。英国政府看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不可遏阻,乃以备忘录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一俟中国成立有订约权的政府时,立即商谈条约的修改。即在此项政府未成立之前,各国仍当采取与九国公约精神相符合,且与现状相适应的政策,并尊重中国国家的愿望。」美国政府亦在国务卿凯洛格正式文告中,表示尊重中国之统一与独立:「美国愿与能代表中国之政府商谈中国关税自主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不料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之初,又发生了南京不幸事件,并有英美日法义五国的通牒,提出严重的要求。然而中国与英美法义之间,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就于这些事件,都能得到相当的解决。惟有日本军阀冥顽不灵,始终没有认识中国国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南京事件直到七七抗战发动以前,犹未能获得解决。至于长江流域北洋军阀各派的势力,在这九个月之间,皆为我国民革命军所消灭,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树立了澄清扫荡的初基。

  在此时期,我们要沉痛回忆国父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于此不能不重加复述的,就是〔第54页〕开会词里面所说的:「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并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全党的团结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这就是说:没有内忧,则外患便无由侵入。一国如此,一党亦是如此。当国民革命中心力量集中与统一的时期,不独军阀望风崩溃,即列强对中国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可以深入一层,外交进行更是顺利。不幸正在这革命成败的重要关头,而国民革命军内部遭遇了分裂,国父付嘱的重任,国民共赴的大业,几至失败于中途,这是一件最伤心的痛史。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但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这件事情始终是成了一个谜。然而汪共同谋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尤以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为最着。但当时的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违背了他个人资格入党的信约,而且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乘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又以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政党,不过是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要乘国民党的发展,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响导」各刊物里面对于这种理论,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详尽无遗。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动上,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第55页〕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它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因此国民革命军内部竟告破裂,而北伐军事亦遂陷于阻滞与内讧之中。这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深刻的教训,亦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总之国家大事,只有出于至诚,本于大公,方能成功。否则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于狼狈勾结,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时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后,毕竟是不能逃于「诚者自成」与「不诚无物」的公例,其结果是没有不失败的。何况革命是一件国家民族惟一的大事,决无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了。如果没有这六七年的内乱,则今日抗战局势,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势,亦必因之大变。敌寇决不敢向中国这样大举侵略;即使他来侵略,也早已被我们逐出国境之外,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所以这段教训是活泼泼的、是现实的、是最宝贵、最值得研讨的、是不会随事实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的。我要使国内爱国者,和有志于革命的分子,都能惩前毖后,引为殷鉴,那对于我们以后革命的前途,必有补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

  〔第56页〕

  中国国民党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为策国民革命的进行,为保障我中国民族精神,为护卫我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乃于十六年春季毅然从事于清党。其时国民政府虽在此悲惨险恶,分崩离析之环境中,仍本国父革命的精神,卒能定都南京,继续北伐。然而革命中心一经动摇,故北伐工作当时虽有一度发展,仍不能以此停顿。直至次年三月重行举兵北伐。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见了中国的统一就在眼前,乃直接进兵济南,以阻止我国民革命军北进,要使我们的北伐计划根本消除。我们国民革命军洞察他这个阴谋,毅然不变初衷,仍依照预定的计划,百折不回,向北挺进,竟于六月初旬克复了古都北京,达成了北伐的目的,而东北各省亦于同年年底易帜归心。于是统一事业,遂告初步的成就。

  济南的五三事件,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受尽了日寇的侮辱,也受尽了国内的指摘。我当时就对我全军将士告诫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达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域,亦非难事。」这一段话,是在「五三」事件中,我们国民革命军里面,上自统帅,下至士兵,复仇雪耻,含茹蕴积的惟一箴言。十五年来,我们的将士是没有一天忘怀的。

  北伐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重重压迫之下,翻转身来,写成这一页悲痛而壮烈的历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气的激昂,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础。回忆当时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势力破坏国民政府的手段之猛烈毒辣,尤其是流言蜚语和各种含沙射影的〔第57页〕诬蔑与谣诼,无所不至。然而一般国民对于国民政府排除万难,缔造独立新中国的信心,及其拥护的热忱,实令吾人感奋无已,为之深印脑海,而有终身不能忘者。所以国民政府精诚坚毅,百折不回,始终遵奉国父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向前迈进,决不间断,誓必完成使命,来安慰我们国父与先烈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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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57页,第58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2页,第63页,第64页

  〔第57页〕

  北伐的任务,从忧患危亡,困顿颠沛之中,初步完成。国民政府从此以为可以由破坏而进于建设,更期以国家统一的力量,树立民族解放的基础。在国民革命军收复平津的时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并祭告国父灵前。其最后两事,尤所以寄衷心的愿望。其一,关于战后的建设,说道:「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总理遗着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显明之规定,祇须全体同志笃信力行,即不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关于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说道:「溯自我总理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欲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捍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数逾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第58页〕今以往,宜使全国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惟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彻 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嗣后,国民政府虽在艰危困厄之中,而始终一贯的本?这个原定方针,着着进行。到了今日,我们中国还能对敌寇作如此长期的斗争,这个力量仍旧是由于这种革命建设的精神所产生的。

  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其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准则。至于宪政时期的开始,又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权衡,程序井然,无可争议。然而国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事实与理论两方面,都有足以妨碍训政的基本工作的进行,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在此十年之间,不独训政工作如何实施,成为问题,即训政阶段应否存在,训政时期何时结束,亦起了激烈的争辩。此种纠纷,不独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党中同志无意之间皆呈动摇的现象,竟使议论愈为滋蔓,而行动愈为纷歧。大家知道,训政是达到全民政治必经的阶段,非此即不能树立民权的基础,否则将来的宪法必徒为白纸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后,国民不知建设的革命为必需,惟致力于约法的条文与政制的形式,致启军阀窃国的阴谋,并授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张其侵略。前车之鉴,至此遂无人记忆,且亦不为身亲痛苦之同志所记忆,诚可痛心。

  实业计划为中国物质建设的宝典。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第59页〕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要知道济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第60页〕。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国父有十年国防计划的著作,毁于陈炯明叛乱之中,如今只存目录。然国父的意旨,在军事方面,具见于创设军校的训词之中;在经济方面,具见于实业计划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见于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之中。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力求所以达其和平统一与国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国家的外患与内乱相乘,统一与独立亦相因,故始终不为彼以外交的难关而为内争的口实者之各种的批评与攻讦所动;卒使军事的准备略具根柢,乃能发动全面的长期抗战。

  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政府之间,到这个时期,已濒于总清算的阶段。国民革命失败,即是他们的成功;如果国民革命成功,则帝国主义者势力即将永绝于中国的境内。在此一阶段之中,国民政府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相因互乘,明争暗算,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而侵略者的各种势力,彼此之间,复在我领土上面,钩心斗角,埤阖纵横,或强迫,或阴韧,极尽其光怪陆离的奇观。为祸之烈,可以说是百年以来所未有。若果国民政府当时处理稍一不慎,或方针略一动摇,则辛亥以后革命失败封建势力横行的历史,势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乱,是非颠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年来一致的要求,为雪耻图强;而雪耻图强的方法,以国民革命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已为事实所明证。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诋毁国民革命为过渡的、改良的、不彻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对,予以阻挠。大家也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三十年来的一致要求为统一,而统一的方法亦以〔第61页〕国民革命最为和平,亦最为合理。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暴乱,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之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甚至如汉奸汪兆铭之流,假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且冒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军之名,以破坏我三民主义与反叛国民革命,此尤为其十五年以来卖国叛党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贯惯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种的思潮,历史上所有各种的口号,皆曾为这些败类蟊贼来分化我民族国家之用,以宣传鼓吹于国民之前。国民的众志与群力,亦即相随分化,或趋于狂激,或流于颓废。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险,颓废者消极自弃。而尤以文化与道德方面之影响为最烈。北伐成功之后,对于国民心理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至此遂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经济国防所受的障碍,所感的痛苦,更难罄述。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的十年间,对于分化我国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动,犹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以教育而论,民国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国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趋重于民族思想的灌输,民族精神的激发,且必使学术文化能切于国计民生之用,欲一扫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影响下的支离忘本、浮华无实的积习。迄于今日的抗战,国民能够如此坚忍不拔,为国牺牲,仍有赖于此十年之中,三民主义教育所树立的基础。

  〔第62页〕

  内乱对于革命之损害,其影响及于外交的尤为重大。自国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的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复特别声明自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关税自主,并颁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准备实施。然其时北伐军事受外患与内忧的阻碍,而日寇更乘机倡议,反对新税则的实施,其它各国亦纷纷援例,革命外交遂归于停顿。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际,国民政府复作重订新约的声明。其条约满期的各国均开始谈判新约。条约尚未满期的各国,亦分别谈判,而以关税自主为中心问题。中美两国之间,「整理中美两国关系之条约」首先成立。其它各国亦先后与我国签订关税条约。惟日本帝国主义者屡加延宕,及至民国十九年,始签订中日关税协议,而于税则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在民国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内乱发生,各国即意存观望。国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权,皆受内乱的影响,以至于无成。二十年五月颁布的「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本定于二十一年元旦实施,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也就延宕下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消极的延宕之外,更积极的向我们中国借口挑衅,横施压力。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十年之间,列强对我们中国的民族运动,认识虽感不足,然而每当中国政治统一具有希望,国民政府着其威信之时,即能作相当的让步。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第63页〕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芦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开始的时期,我们中国的外交上中心问题,是对日问题;内政上中心问题,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对日。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为科学的战争,然而中国的科学发明与工业技术,自觉幼稚,不逮日寇。现代战争为全民的战争,然而中国的封建反革命势力尚酖于内乱。国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持忍辱负重的态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的方针。在政治上,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在社会上,发动新生活运动,振作国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军事上,励行保甲,训练壮丁,以期举全国皆兵之实。更在敌寇间谍横行之下,扩充军用工业,储备军事器材。中国为久居帝国主义者处处干涉重重束缚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间,我国内真能为国民政府设想的人士,实在不多。我中枢与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国内党争之烈,士气之浮,比之于宋末明末且有过之。其颓废的一方面,欲苟安于日寇之下,倡为不战论。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内哄之效,倡为催战论。他们忘记了宋末的和议,曾陷民族于危亡。他们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战,曾致边兵的巨创,乃至一败而不可收拾的亡国惨状。国民政府在此时期,亦不愿用口舌求谅解于各方,以自白战备于帝国主义者之前。此时国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个民族,在三百年满清专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识,在一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要求雪耻图强;与渴望统一独立的四万万五千万〔第64页〕国民,到了最后关头,必能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作我们国民政府的后盾。国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时代潮流,破坏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国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终必为时代潮流所淘汰,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国民革命的正确性,与现实性,亦终必为最后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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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抗战对国内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64页,第65页,第66页

  〔第64页〕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借口演习,强占我芦沟桥,夺取我宛平县,以截断我南北的交通,企图将我华北惟一重镇的旧都北平完全置于日寇控制之下。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亦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且知道日寇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不是轻易可以求得,不能不认为中国已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更知道最后关头一到,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而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亦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我们确定了全面抗战的国策,而抗战一经发动,就只有贯彻到底。

  在中国历史上面,民族战争,先例不少。然而此次的抗战,规模之广,牺牲之大,工作的艰难,关系的重大,五千年来,实无伦比。抗战的性质,尤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民族战争有所不同。要知道这次抗战,不但是国民革命必有必至的阶段,且将使国民革命随抗战的胜利而成功,将使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建设,毕其功于此役。故在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即确定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而其条〔第65页〕目订定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通过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复为国民参政会所接受,实为我全国国民,皆当共循。举其要义不外四点:在国际的外交方面,我们要本于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世界为和平人类所能共存的世界。在国内的政治方面,我们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的准备,并在宪政实施以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的意志,以利我国策之推行。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要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共同发展,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在文化思想方面,我们要发扬固有的道德,提高科学的知识,挽救颓风,使其日就于笃实,启迪民智,使其日趋于精密。由此可知抗战建国纲领实为三民主义的原则与国民革命的方略的结晶。故五年以来,虽国内外的形势,历多次的变迁,而纲领的条目,仍可以一贯无间。只要我全国国民同心协力,实践笃行,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如所期,毫无疑义。

  自七七以后,全国上下在不变的国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会的风习,政治的气象,莫不丕然焕发。而其影响之所及,在国内不战论者或潜形而默息,或露骨为奸宄而屏弃于人寰。而催战论者亦无所用其浮嚣。民族精神,随抗战的发展而蹈厉。民族意识,受抗战的洗炼而纯一。因此而军政的整饰,军令的统一,有空前的进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规划,亦能渐收运用灵敏的实效。且因此而生产的计划化,企业的社会化,亦有长足的进步,民生主义的经济得以树立根基。同时思想的分裂。言论的纷歧,亦泯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认识之中。于是抗战之初,国内各社团各党派,〔第66页〕即一致宣言,拥护政府,共赴国难。而中国共产党之宣言,并确切申述四项诺言:「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取销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销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责任。」当时中正发表谈话,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北伐告成之后,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遭受无穷的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乃日趋危殆。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贯的统一御侮政策,忍辱负重,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前提。而国人昔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一。保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总之,中国共产党此次发表的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由此可以证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一点显明的事实,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彻底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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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抗战期间及战前对日战略与外交战的经过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67页,第68页,第69页,第70页,第71页,第72页

  〔第67页〕

  我们中国的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可分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列强对于我国抗战的认识。

  就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而论,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国民政府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在世界大战未爆发之前,我们中国决不愿诿卸其对于国际和平的责任;在世界大战已爆发之后,我们中国亦不望减轻其对于世界战争的负担。五年半的抗战,已经把日寇平分世界的狂妄企图和他的主动地位打破了。从今以后,我们中国还要继续努力,与同盟友邦共期于彻底根绝日寇及其轴心伙伴扰乱世界的阴谋和实力。

  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根据他的大陆政策。提出所谓「三原则」来强迫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所谓「三原则」,就是「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而「中日亲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合并我们中国。「经济合作」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独占我们中国。「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我们东北四省为据点,蚕食中国领土,挟持中国政府,与欧洲轴心诸国互相策应,集中东西的兵力,来夹攻苏俄。我们国民政府觑破了这是日寇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始终以坚毅的态度,拒绝这「三原则」的要求。故于二十六年八月间与苏俄签订不侵犯的条约,以打破日寇的阴谋。日〔第68页〕寇乃改变外交谈判的手段,企图在「地方事件」的名义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断平汉路,占领平津,划永定河东北为后方基地,北进攻取苏俄的西伯利亚,我们国民政府不仅不为其所动,而且毅然决然地派兵北上,增援我平津的驻军,坚决抗战。到了「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以后,那日寇侵略大陆的阴谋,便完全为我们长期抗战的国策所破坏了。从这时候起,中国单独抗战了两年,始见欧战的发生;四年之后,纔有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中国的国策始终一贯,没有一点动摇。而反观日寇的国策,终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后,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国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来一贯的大陆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说:由「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间,中国全面抗战的发动,在政略与战略上,已打破了日寇传统的国策,而确立了我们胜利的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及抗战到底的决心,已明白昭告于世界。日本帝国主义者冥顽如故,仍不愿放弃他预定的阴谋。近卫内阁仍再三宣布其所谓「不扩大方针」。第一步他还想乘我首都危急的时机,利用德国的调停,达到速和速决的目的。比及我们国民政府拒绝言和,重申抗战的决心,他第二步又想以武汉会战为侵略军事的止境,一面向中国以和平攻势与政治攻势,结束战争,一面仍不舍他北进的冲动。张鼓峰事件与诺孟罕事件就是这种冲动的波纹。然而日寇对于中国已不得不变蚕食为鲸吞,已不得不以国家的全力来应付「中国事件」。他的「不扩大方针」,乃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不得不根本改变其为「长期作战」。而以「日支亲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三原则为基本条件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至此乃亦不能不揭开面幕,出现于所谓近卫内阁的声明之内。我们国民政府对于近卫的声明,又揭〔第69页〕穿其阴谋至体无完肤。于是近卫内阁至此乃不得不因之倒台。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日寇以「平沼」组阁。德国向日寇要求以共同防共协议为基础订定三国军事同盟,企图以此同盟发动世界大战。然日寇受中国抗战的牵制,已失去他主动的地位,不得不推宕迁延。直至秋季,希特勒乃幡然改图,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欧战旋即爆发。「平沼」内阁乃于八月,亦不得不在其举国惶骇之中崩溃,继起的「阿部」「米内」两个内阁,祇得声明「不介入欧战」以敷衍一时。在此时期,日寇于这年二月扩大其侵粤的军事,占领海南岛的港湾,树立日寇武装南进的先声,太平洋战略的形势,至此乃为之一大变。日寇的国策至此乃又不得不变其北进而为南进,而南进还是脱离不了我们中国抗战的牵制,于是徘徊瞻顾,又延误他对英美进攻的计划,将近三年之久。我们须知日寇他这一个基本国策的转变,就是我们国策整个的成功。这是日寇大陆政策失败的焦点,乃为世界有识者所公认的。

  当在民国二十九年五六月之间,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相继失陷于德军之手,日寇乃为之震惊。三国军事同盟的要求,又发动于军阀的内部。近卫再度投机,起而组阁,不久就订立了所谓三国同盟的盟约。其第一步的计划为北守南进,于是有三十年四月苏日中立协定。这两个文件,使他松冈洋右成为日寇内部所谓「超第一流的政治家」。曾几何时,苏德战争突然爆发,松冈去职,而近卫第二次内阁改组,军阀的气焰,不可复遏。故近卫第三次内阁乃于平沼被刺之后,亦不得不于当年十月宣告死刑而解体。于是东条以陆军大臣组阁,决然施行其所谓「先南后北」的战略,乃于当年十二月八日〔第70页〕,在美日谈判的骗局之下,突然攻击英美太平洋上的领土和战略的据点。

  综观以上所述,日寇国策与战略变更之过程及其必至的结果,不仅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日本军阀本身,也还是莫明其妙。时至今日,我不妨公开的说:日本军阀虽自以为机诈百出,实际上是冥顽不灵。他对我国作侵略战争,自以为他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且自以为他完全把我们中国控制了。所以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殊不知他的国策与战略,自开战以来,始终是受我们的控制。所以他们的作战行动,根本上受我们的支配,处处陷于被动的地位,追随?我们战略的指导方针,而向他们自然崩溃的道路前进。他始则陷于泥沼,不能自拔;而终至自投罗网,无法幸免之一日。因之,我们须知一国的政府,所定的国策之得失,对于国家的存亡,其无形的影响,比之于有形的战争胜负,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国民对于遵循国策的精神,与奉行国策的行动,尤应特别注意,切勿轻忽。否则正确的国策,执行偶一不慎,或被浅薄鄙陋、浮嚣狂暴之流所煽惑而破坏,则国家民族的前途,就会陷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必致后悔无及了。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而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反侵略共同宣言,实为人类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之结晶。我国民政府乃本于革命既定的国策,亦在这一天与反侵略各国共同签字,而我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

  在此时期,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准备不足,遂使日寇侵略的烽火到处燃烧,几成了「无往不利」的局〔第71页〕势。但是他在这个一帆风顺的时机之中,不料我军在长沙会战,给他一个歼灭战,使他在中国战场上一蹶而不能复振。这一会战,实在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战初期,精神上所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打击使他知道我国的军队实力所在,而始终是他的致命伤。因此他的军队对于西线,则于马来半岛与缅甸占领之后,就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对于南线,则于占领荷属南洋群岛与菲律滨之后,亦放弃了他进占领澳洲本土的野心;对于北线,则于侵袭阿留申群岛之后,更不能贯彻其处心积虑的北进攻苏的阴谋。在此日寇徘徊瞻顾之中,英美乃得从容布置其西亚细亚、南太平洋的战线,并充实美洲北部的国防,而苏俄亦得以专心致志于对德的战争。三十一年十一月以来,同盟国在各战场的胜利,使日寇真陷于束手无策四面包围的绝境。即轴心方面亦不能不致恨于日寇背盟失信,屡误时机。然而日寇之所以不能再向东西南北各线全力进展,以达成其「大东亚战略」任务的惟一的阻力,乃为我国的长期抗战;而我国抗战对世界贡献之大,不得不为各国所公认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局中的地位,古语所谓「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这两句话,实在是可以当之无愧。

  中国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既如此重要,故列强对我们国家民族的认识,亦随抗战的发展而益加深切。在抗战初期,列强以为我们的抗战在短时期内必告结束。英美等国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他们在华利益如何始可以不受日寇的摧残,如何继续保持其东亚的地位于中国抗战结束之后。至于德义等国则企图停止敌我的战事,使日寇得以跳出中国抗战的泥沼,与他们共同发动世界战争。比及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为事实所证明,德义等国乃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梦想,而英美苏俄诸国亦认识了中华民族力量之伟大,更认〔第72页〕识了中国的抗战,不独是出于中国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要求,不独是亚洲的安定力,亦且是世界集体安全与永久和平之坚强的一环。欧战爆发,轴心诸国与日寇暴露他们平分世界的野心,英美苏俄诸国始知道中国的抗战,牵制了世界最凶狠的一个寇盗,分担了同盟国最重大的一分负担。因之中国的抗战,不独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而同时亦是世界反侵略战争在亚洲方面的中坚,乃亦为事实所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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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的撤废与平等互惠新约的意义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版面原件:第72页,第73页,第74页,第75页,第76页,第77页,第78页

  〔第72页〕

  列强对我们中国的认识,随抗战的发展而加深,已如上述。然由此以达到不平等条约撤废的目的,仍有赖于国民政府外交的奋斗。五年以来,国民政府的外交,以宣示我立国的精神与抗战的目的为方针。这个方针,不因国际形势的变迁与国内批评的纷歧而有所动摇,所以能贯彻今日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宗旨。

  先言中国立国的精神。中国虽为不平等条约束缚下积弱的国家,欲抗御强寇的侵略战,自不能不取得国际的助力,然而国民政府本于「尽其在我」的古训,自抗战发动,即标明「自力更生」的主旨。抗战五年半以来,其间国际形势曾有多次的变迁。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始终一贯,决不以环境的黯淡而悲观,亦不以局势的险恶而馁气;不轻于树敌,亦不甘于迁就;不放弃可以要求友邦援助的机会,亦不〔第73页〕丧失「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精神。

  再论抗战的目的。中国不仅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而战,亦为世界不可分的和平与不可磨灭的公理而战。自抗战发动之初,这两大目的就已经确定了。国民政府深信世界的和平不可分,故能从列强的悲欢离合之中,知反侵略的国际阵线终必可以形成。国民政府更深信世界的公理不可磨灭,故能从盟邦的艰难挫折之中,知侵略主义者的强权终必归于失败。中国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必与世界正义和平的恢复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胜利同时获得。而中国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亦即为世界正义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条件。抗战的目的如此,所以国民政府的外交,在消极方面,不诿卸负担,亦不倚赖外援;在积极方面,不独「尽其在我」,亦将「推己及人」。

  由此可知,中国的外交,在过去所以能渡过重重的难关,以独立自由国家的地位,与同盟各国共进于最后胜利的坦途,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幸致的,乃是我全体国民历尽最大的痛苦,国家蒙受最大的耻辱,纔达到的。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列强与中国之间,关于撤消治外法权的交涉陷于停顿。民国三十年五月,中美之间,有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换文,美国同意于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的特殊性质的权利,但谈判的时期,留待「和平状况恢复之后」。至同年七月而中英之间,亦有同样的换文,英国同意于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其谈判时期,亦留待「远东之和平恢复时」。到了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美国与英国政府,同时通知我国民政府,废除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的特权,并〔第74页〕依平等互惠的原则改订新约。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及中英平等互惠新约签字。在签字的这一天,我告诉我们全国的国民说道:「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民国三十一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的目的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国战斗的力量,尤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以最大的打击」。我在这里更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个新约即将为中国与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各国之间的平等互惠条约的蓝本。并且在此次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与各国之间还要根据这两个条约的文字和精神,续订广泛的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因此,所有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文字和精神,从这一天起可以说是根本扫除了。综计这两约所撤废的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一)领事裁判权

  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

  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第75页〕

  (三)租界

  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权

  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

  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

  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

  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它问题

  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第76页〕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关税自主运动,北伐之后,已见成效。而收回法权运动,今日又达成目的。并更进一步,使平等互惠的精神,充满于中国与英美各国之间,使各种关系各种问题,莫不可以获得圆满的解决。只要国民把新约与从前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互相对照,就可以认识新约意义之重大了。

  然而吾人对于此次新约之成立,亦不无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但我国政府于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即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保留有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惟国人所当知者,即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确有相依恃的连带关系,且不能不同时解决。今日英国之有所待者,其故当在于此,无待详述。吾人且信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邦交,盖可断言。

  在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民国十三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之中,撤销其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中国在此时期,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尚在广东一隅,而中苏之间平等的条约,所以未见完全实施。比及国民政府迁都于南京,外患内忧,复相因迭乘,故中苏两国边疆的问题迄未圆满的解决。现在反侵略同盟各国相继撤废其对我的特权,则中苏本有传统的友谊关系,两国之间各种问题,自将获得正义公平的结果,当无容疑。

  在绪论里面,曾说到中华民族的德性,是忍辱负重,明廉知耻。因为我们能够忍辱负重,所以中华民族能够从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坚毅的精神与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独立自由的地位,使我们〔第77页〕的国家卒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使我们的国民亦能重新做了独立自由的国民。因为我们能够明廉知耻,所以国民政府对于撤废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独立自由的地位,和中国以后对世界的态度,不认为是权利,而认为是义务与责任。率直的说:我们的民族对于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反应,不取功利主义。而我们民族的反应,乃是义务感的激发,与责任心的加强。这是我要首先对我们国民指明的一点。

  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图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所以这些主张和运动,或以一年半载为一幕,或以三年五年为一期。甚至于欧美的国际形势有一度转变,各国的国内政治有一度的改革,某种思想一度抬头,某种学术一度演进,都可以在我们中国国内起一度的风潮。惟有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中国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份子。其行动的试炼,乃经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察往知来,我们只有格外惕励,特别奋勉。

  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我们中国的建国工作有国内的与国际的两方面。

  在国内方面,中国惟有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以后,纔能够实现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理想。换句话说,革命建国的工作,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实现。在民权主义方面,以「地方〔第78页〕自治开始施行法」所定的工作为基础,以至经过训政,完成宪政。并且我们对外建设中国国家为坚强的国防体,不陷于所谓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之弊;对内要训练全国国民行使全权,不偏于一阶级,使中国的政治为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政治。在民生主义方面,要继续抗战以来的生产建设,并准备战后实业计划的实施,要使生产为全民的生产,不流于阶级斗争,亦不陷于生产无计划的状态,以致不能存立于今日托拉斯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之中。

  在国际方面,中国的抗战已与世界反侵略战争合为一体。中国抗战的胜利,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亦相因相乘而不可分离。大战以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解放,必须中国与同盟各国共同奋斗,始可以求得。故中国于国家的建设以外,对于世界和平的奠定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更要准备分担重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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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版面原件:第78页,第79页,第80页,第81页,第82页,第83页,第84页,第85页,第86页,第87页,第88页,第89页,第90页,第91页,第92页,第93页,第94页,第95页,第96页,第97页,第98页,第99页,第100页

  〔第78页〕

  国民如不能竭尽其对国家的任务,则国家无由建立,民族无法生存,而对于世界问题,更无从过问,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中国国家今后责任的重大,既如前节所述,国民对于国家与世界的任务,自亦日加繁重,当不待言。

  「天下无易事,天下无难事。」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是中国全体国民百年来继续不断的奋斗,与五年来坚苦抗战的收获。由此可见「天下无易事」。但是最近三十年间,国民革命卒能将二千年君主政〔第79页〕体推翻,三百年满族专制颠覆,乃至于世界上最残忍最坚强的不平等条约撤废。由此可知只要是我们国民能群策群力,信仰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向国民革命的大道迈进,是没有不成功的。国父说:「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倒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万世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成功)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失败)者,此心败之也。」而今日不平等条约之撤废,以及今后抗战建国之必胜必成者,亦由于吾人遵奉国父遗教,继承遗志,贯彻始终的精神之所致。所以可以说是「天下无难事」。

  革命之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的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着。革命的成败,到今日又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照方略,顺?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来应付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变局,而与全体人类分担世界改造的伟大事业,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

  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不能有一点伪言妄行的卑劣行动,亦不能存一点取巧投机的徼幸心理。古人说:「诚者成也」,又说:「不诚无物」。何谓诚?「诚」就是无伪无妄,精益求精的力行。所以不诚则天下无能成之事,至诚则天下无不成之事。我常说:诚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简单说:「能公必能诚」。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就是打破个人利己主义,而要救最痛苦的人民,最危急的国家,就是以利他为目的。所以我们今日要完成主义,要尽人类一份的责任,求得人生最完满的境界,我们的所作所为,皆要本乎至诚。如此我们所贡献的劳力,所贡献的智慧,乃能创造,能进取,能建设〔第80页〕,而真正能有益于国家民族,亦真正能尽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把「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来确定我们的思想,认清革命的方向。就我们的本性,来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决心力行,一往直前,充其行之极致,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古人所谓「以杀身以求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本义。这样力行,就是革命。亦惟有其真正革命的行为,方能表现力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革命者为实行三民主义救国救世的唯一精神。总之,「诚」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不知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的做去,做到成功为止。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在革命运动上的意义,亦就是在此。

  我在前面说过:现在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是建国工作的真正开始。换句话说: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须知革命的破坏工作,不可以幸致,必须有百折不回的信心。自强不息的至诚,始可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而革命的建设工作,只要我们全体国民有不矜不伐的笃行,实事求是的实践,未有不可以如期完成的。国父有言:「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辛亥以后,建设的工作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忽视建设,并认为建设无须乎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我们今日切不可再蹈这个覆辙,我们必须使破坏与建设相需并进。我们对于建设,必须以革命与抗战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手段来进行。

  国父分革命建国的程序,为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而贯通于三个时期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这三个工作在本质上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可以说,三者并举则国〔第81页〕家富强,三者偏废,则民族衰败。不但是现代各国建国的基本原理如此。就是依照我们中国历代的建国史实来说,亦无不如此。我们现在要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以求生存于世界,并要进而尽我们对于世界的责任,故必须先求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方得完成国家整个的建设。若论教育,我们必须本于中国六艺教育的精义,以自卫的实力与求生的本能,训练国民,使每一个国民,都能致力于生产,献身于国防,手脑并用,智德双行,一改过去萎靡文弱虚伪浮夸的弊病。至论经济,我们必须本于中国获得的独立自由,使国民经济平均发展,以为国计民生的基础,而纠正过去破碎偏枯而有害于国防与民生的错误。对于军事,就是我们国防与文化必期于合一,而国防与民生,亦必凝为一体。能够这样,中国纔能够成为坚强的民族国防组织,以自存于世界,并尽其保障世界和平共求人类解放的责任。

  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政治受经济的影响,甚至为经济所支配。我们要改造百年来次殖民地破碎偏枯的经济,而为独立自由的经济,且期于适合国防之所需,则必以政治的力量转移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政治建设健全而有效,则必须社会建设,能为政治设施作切实的基础。至于社会建设的成功,又必须改变国民过去消极和被动的心理,与提高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故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五项建设有效,方能使教育、军事与经济合一的建国工作成功。

  以上所说建国的原则与程序,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小册里面,已有详细说明。我〔第82页〕在这里,更就此五项建设,指出其重点,确定其方向。成年国民,应各就其职业与职位,把握此中一个重点,以推进其业务。青年国民,应当各就其学业与志趣,选择此中一个方向,以发展其能力。每一国民都能如此,国家的建设方能够成功,国家的命脉乃有所寄托。

  (一)心理建设方面

  不平等条约对于我国民心理的影响,为丧失自信,为依赖盲从,为惧外媚外,为虚伪自欺,为中国固有文化系统的破碎。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了,国民应抚心自问:我们心理上种种弱点,是不是已纠正了!国民如果不能纠正这种种弱点,不能养成独立自主的思想,重新来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则思想上仍不免为人奴役,政治上仍不免为人藩属,为人殖民地。故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以言民族固有的精神,则中国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实为我民族德性的结晶。而国父的思想更远承百代悠久的源流,会通世界进步的学说,以为中国建国最高原理。其中尤以国父所著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对症下药,这是心理建设最宝贵的指针,故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必以此为准则。以言科学的知识,则不独采取西洋的科学方法原理,亦将一扫百年来倚赖盲从的积习,以恢复民族固有的创造力。综括的说,要我们的国民积极创造,自主自动,务化冷酷的态度为热烈进取的情绪,更化消极萎靡的精神为积极果敢的行动,养成整齐严肃践履笃实的风气,方能巩固革命建国的心理。〔第83页〕心理建设的最大的责任,尤在于我全国中小学校的教师,因为中小学教师乃是少年学生的德行知识和体格的保傅,其影响于青年和未来的国民,比大学教授更深更大。少年学生性情未定,知识尚浅,恰如一张白纸,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少年时代陷溺于颓废或狂激的一途,则青年时代便不易受国家思想民族道德的陶铸。青年时代不能自爱自强,则壮年中年时代又如何能担当国家建设复兴的重任?所以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存亡,系于此多数教养中小学生的吃苦耐劳的「无名英雄」之手;必须此少年学生的保傅,自觉其掌握国家命脉的责任,在次一代国民里面,播下国家生存民族独立坚忍不拔的种子,使国家民族一二十年之后,有接续不断为国应用的器材。政治社会各方面,更须深切认识此中小学教育使命的重大,特别加以尊重与爱护,予以鼓励与奖励,使中小学教育能与大学教育在经费与人材上平衡发展。中小学教育能够益臻于健全,则心理建设,自可以成功。抗战牺牲所获得的独立自由,始有其坚实的基础,而革命建国的理想,乃不致落于空谈。今日有志于教育的青年,不仅不得轻视中小学教师之职业,而应认此为报效国家第一等大事,与复兴民族最基本的急务。故青年能以担任中小学教师,特别是教育基层的小学教师为志节,埋头苦干,敬业育才,勿沽誉钓名,勿好高骛远,是为今日建国工作无上之至宝,如此国民的心理建设乃可以有成。

  (二)伦理建设方面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规定的项目,为建国的信仰和精神的改造,尤注重于救国的道德。此〔第84页〕后伦理建设的工作,即应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五千年来我中国国民所以能够保持民族的生命,维护国家的生存,并能够屡从危亡丧乱之中,拯救民族国家,致之于复兴的境域,就是我们国民所蕴积而益厚的,所锻炼而益精的救国道德的功能。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须知个人惟在国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发展。故国家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生命所寄托。而国家政府的命令,应引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国家民族的要求,且应成为个人自主自动的要求。逃法玩法固为国法所不容,避重就轻,亦当为国民所不取。每一个尽忠尽孝的国民,必敢任他人所不敢任的任务,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而后国家民族的命脉,始可维系于不坠,而国家民族的前途,始可以充实而有光辉。尤以我全国的青年,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为社会服务则必深入农村,为国家工作则必?重基层,一扫现在平时优游于都市,战时速避于后方之恶习,纔可以做一个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的国民。青年今后立志的方向,本节里面,各有说明。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个目标,作为青年爱国的典型。古人说:「战阵无勇,非孝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第85页〕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民国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三)社会建设方面

  新生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其目的在求中国国民之「现代化」。国民惟有现代化,纔配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民能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家纔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民族精神的焕发,国民道德的修养,必见之于国民日常生活,始不落空谈。而地方自法的推行,国民经济的建设,亦必以国民日常生活为依据。所以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五项建设的总运动,应为今后社会建设的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地方自治的训练,与公共之「乐」与「育」的设施。以言地方自治,要知道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助。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故国家建设的基层,实在于乡社。因之,我们中国国体虽久为君主,而民本民治的精神,实贯注于民间。可惜三百年来乡社的成规,竟废弛于满清一代。清末以降,一般学术思想,驰心外求,早忘却乡社是建国的根本。现在我们要?手于社会建设,仍必实行地方自治。乡镇的建设,又为地方自治的中心工作。乡镇建设着有成效,则地方自治乃可健全。而地方自治之健全,即为民权与民生主义实现的基础。以言民众的「乐」与「育」的设施,仍必为乡社的事业。娱「乐」与养「育」的两项,与食衣住行四者同为根本的民生问题;乐与育更超越于物质生活,而为精〔第86页〕神生活的基础。求乐与育设施普及而深入于民间,惟有乡社自主自动以从事于实施,始可以期成。如乡社的托儿所、保育院、俱乐部、公医院各种公共福利事业,必须合乡社的群策群力,以求充实。必以此为基点,始可以造成「老有所终,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新社会。

  由此可知社会建设的责任,首在于乡社自治员。惟有乡社自治员,始能深入于农村,负起指导乡社自治的责任,更于自治之外,倡导娱「乐」与养「育」的设施。所望我全国有志建国的人士,认识一切报国事业,皆应经历此自治员之一阶段,实习地方自治工作,认清乡社自治员和保甲长,为社会建设基层的职位;勿流连于都市,勿眩惑于虚荣;以简单朴素的生活,任建国的基层工作;则在个人为建立平生一切事业的基础,而在国家则军事、教育、经济各项的建设,乃有确实的保障。

  (四)政治建设方面

  「抗战建国纲领」对于政治建设有具体的规定,五年以来,已??见于实施。然而国民对于政治制度与法令规章,必须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而把握其重心之所在,始可以措政制与法规于健全有效之域。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则自主自动的精神,尤为独立自由的国民所必具。我常说:「自强始可以自由,自立始可以独立」。国民如不能自强自立,则独立自由的地位,必有得而复失之一日。故国民实为政治建设的原动力,而自主自动的精神,即所以充实政治建〔第87页〕设的基础,然后中国的国家组织始可以健全,而国家行政,始可以提高其效率。所以今后的政治建设应以国民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为基础,而其最基本的项目为培植民主制度与健全国防体制。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我国政治的建设必须树立五权宪法与全民政治的基础,不受空洞的口号所愚,不被虚伪的形式所惑,循序渐进,笃实践履,始可以使中国臻为现代的民主国家,而跻于国际社会之林。在这一方面,我希望全国有志于政治工作的青年,本于国家的需要与时代的潮流,确定其远大的目标,树立其崇高的志向。我们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都市有畸形的发展而为人口所集中,政治建设亦相率而趋于少数之都市。因之国土荒废,边疆空虚,以致国不成国,侵陵频至。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则今后的政治设施,必一扫过去偏枯的积弊,而期于全国全区域皆有平均的发展。故边疆的开发,应为全国就学青年立志的目标。所望我有为有守的青年,要恢复马伏波(援)班定远(超)的精神,立志在边疆,致力于政治建设,埋头苦干,做一个手脑并用的屯垦员。国父教训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须知边疆屯垦乃为今后建国第一等大事,而边疆屯垦员之贡献于国家的政治建设,论功效与品格,超越于大都市里面工作人员声价之上,何啻十倍?青年如要为国家做大事,为民族造大福,必须不求近效,不急近功,先要立定这个目标以为报国救民终身的抱负。

  (五)经济建设方面

  〔第88页〕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方案」早已指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的要目。这个方案,是本于国父实业计划的精义,规定具体工作,以期中国的国民经济能适应于国防的要求。抗战五年半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趋向于国防与民生的合一。不平等条约的撤废,更能使中国以独立自由的地位,迈进于经济独立「自力更生」的大道。而中国之「自力更生」,尤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故今后国民的经济建设,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其最重要的条目,为准备实业计划的实施,由此以完成我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至于国父的实业计划,其规模远迈汉唐,其精神更有以会通现代世界经济的变局,实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惟一的宝典。而其准备工作,自甚艰巨。故全国国民必须自今日起,立定决心,积极进行。

  于此有应为我全国有志于经济事业的青年指出一点。不平等条约的撤废,已为我们中国的工业解除其重重的束缚。然而中国今后的工业,仍须以最速的进步,与最大的努力,始可与先进诸国高度的技术与集中的经营,并驾齐驱。所以我全国的青年,必须立志为工程师,提高其技术的知识,致身于工业的发展。更要从实际的工作里面,求创造求发明,然后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方有完成的把握。

  总之,建国规模、计划,及其树立规模、执行计划的志节与本能,当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教训,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的地理环境,参之以世界形势的进化,而体会研求。至于实行,更须由小而大,由近及远。而实行之程序,又必须有重心,有基点。要知道:没有远大的志节,伟大的本能,则必至于忘本〔第89页〕逐末;不求切近的实践力行,则必至于好高骛远。所以我在本节里面,就建国的计划与实行,择其重心与基点提示于我全国国民之前,并指定明白的方向,作为我们全国青年立志的指针。

  在今日以前,我们中国的各项建设,都不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可以求其原因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然而从今以后,不平等条约束缚既已解除,则各项建设如再不能突飞猛进,其责任当在于我们为国家主人翁的国民全体。我们全国的国民要负起各项建设的责任,必须先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更须先问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试看那一种建设,不需要有能力和有信心的人才?试问我们中国现在所有的人才是不是足够担当各项建设的责任?建设的计划与实施,须有重心有基点。我们所说五项建设,自当同时并进,不可缺一,而其重点则不能不置于经济。国父曾指示吾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之基础为经济。经济不仅为各项建设之重点,而且为一切建设之先务。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本于「民享」的原理。我们要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尤须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实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至于经济建设必须以实业计划为准则。我们要完成实业计划所定的业务,首先要有实行实业计划的人才和完成实业计划的物资。今举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用的人才与物资,分别列表如下:

  一、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本表仅就土木、机械、电机、空运、水利、建筑、衣服、卫生、矿冶等九项计其数量,其它从略)

  项目全部工作量最初十年内工作量

  〔第90页〕

  (甲)土木

  铁路一四○、○○○公里二○、○○○公里

  (实业计划原列十万英里,折合十六万公里,现已有二万公里)

  公路一、五○○、○○○公里二二五、五七○公里

  (实业计划原列百万英里,折合百六十万公里,现已有十万公里)

  筑港一八六、○○○、○○○吨一○○、○○○、○○○吨

  (吞吐量)(吞吐量)

  (乙)机械

  机车二四、○○○辆三、○○○辆

  客货车三五二、○○○辆四四、○○○辆

  自动车七、六七七、二一○辆四五一、五七○辆

  (自动车数量包含各年折旧补充量,以维持三百万辆之数)

  商船一四、四一七、四○○吨三、○四三、三○○吨

  动力机四○、○○○、○○○马力一○、七○○、○○○马力

  工具机四、五○○、○○○部一五○、○○○部

  各类机械七、○○○、○○○部一、五○○、○○○部

  〔第91页〕

  (丙)电机

  电力(火电水电)二○、○○○、○○○千瓦六、二○○、○○○千瓦

  电信

  电信线路三六、○○○、○○○公里三六、○○○、○○○公里

  无线电台三、○○○所三、○○○所

  收音机一八、○○○、○○○具一八、○○○、○○○具

  (丁)空运

  民用航空机一二○、○○○架一二、○○○架

  (折旧补充在内)

  (戊)水利(水力发电工作量与火电工作量合并计算于电力项内)

  水运

  通行轮船者三○、○○○公里一八、○○○公里

  通行帆船者五○○、○○○公里二○○、○○○公里

  新辟运河通轮船者五、○○○公里一、○○○公里

  设商埠一、二○○处七○○处

  防洪堤防一八、六六○公里一八、六六○公里

  〔第92页〕

  灌溉二五○、○○○、○○○市亩一○○、○○○、○○○市亩

  水力一○、○○○、○○○千瓦 二、○○○、○○○千瓦

  (己)建筑

  居室五○、○○○、○○○间一○、○○○、○○○间

  (庚)衣服

  棉纺锭一○、○○○、○○○枚三、○○○、○○○枚

  棉织机三二○、○○○台九六、○○○台

  麻纺锭三七七、○○○枚八三、一○○枚

  麻织机一五、七○○台四、七一○台

  毛纺锭五八○、○○○枚一七四、○○○枚

  毛织机一六、五○○台四、九五○台

  缫丝机二三六、七○○台七一、○○○台

  织绸机九四、○○○台二八、二○○台

  漂染印整机甲种一一四单位三四单位

  乙种二八○单位八四单位

  针织机一六、五六○台四、九七○台

  〔第93页〕

  缝纫机三○○、○○○台九○、○○○台

  (辛)卫生

  大卫生院二○○所一○○所

  县卫生院二、○○○所二、○○○所

  乡镇卫生院一六○、○○○所八○、○○○所

  (壬)矿冶(十年后达到之年产量)

  煤一五○、○○○、○○○吨

  石油一、七七四、○○○吨

  钢铁五、五六○、○○○吨

  铜二五、○○○吨

  铅一三、○○○吨

  锌二、○○○吨

  铝一一、五○○吨

  钨砂二五、○○○吨

  纯锑二○、○○○吨

  精锡三○、○○○吨

  〔第94页〕

  精汞五○○吨

  二、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各级干部人才数目(本表系就铁路、公路、空运、水利、机车、自动车、电力、矿冶、港埠、电信商船、食品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卫生、机械、印刷等十七部门所需人才计算)

  (甲)大学或专科学校各科毕业生之人数

  一、土木科毕业一一○、○○○

  二、机械科毕业四一、九○○

  三、矿冶科毕业八、六○○

  四、电机科毕业一二、四○○

  五、水利科毕业一二、○○○

  六、建筑科毕业二五、○○○

  七、化工科毕业七、二○○

  八、纺织或染化科毕业三、六○○

  九、轮机或驾驶科毕业七、○○○

  一○、航空机械科毕业七、二○○

  一一、地质或地理科毕业二、四○○

  〔第95页〕

  一二、医科毕业二三二、五○○

  一三、文法商经济等一般学科毕业三一、○○○

  (乙)高初级职业学校各科毕业学生之人数

  一、土木科毕业七七、五○○

  二、机械科毕业九四、五○○

  三、矿冶科毕业二三、三○○

  四、电机科毕业二○、四○○

  五、电信科毕业四一、二○○

  六、航空机械科毕业一二、○○○

  七、水利科毕业二五、○○○

  八、建筑科毕业二五、○○○ 

  九、化工科毕业八、一○○

  一○、纺织或染化科毕业八、二○○

  一一、印刷科毕业一七、○○○

  (丙)航空驾驶学校毕业四三、二○○

  (丁)高中或高级职业学校一般学科毕业学生之人数一○三、四○○

  〔第96页〕

  (戊)初中或初级职业学校一般学科毕业学生之人数一八六、六○○

  (己)高初级医药或护士学校毕业一、○七○、○○○

  (庚)助产学校毕业二二五、○○○

  共计二、四六四、二○○

  三、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各项主要物资之数目(本表系就铁路、机车、公路、自动车、空运、水利、商船、电力、电信、居室、日用器皿、机械等部门所需各项主要材料计算)

  铁七、九九二、○○○吨

  钢二五、八八三、○○○吨

  铜一、○八○、○○○吨

  铅一、一一九、五○○吨

  铝五四一、四○○吨

  煤五○五、五○五、○○○吨

  汽油一三、一三四、二○○吨

  柴油二四、八二四、四○○吨

  机油一、○七三、○○○吨

  沥青二八八、○○○吨

  〔第97页〕

  油漆二八三、四○○吨

  水泥五六、五四六、三八○吨

  一、九七七、五○○吨

  玻璃一四六、九○○、六○○平方公尺

  三、三九○立方公尺

  五三、七○○吨

  橡胶二、七○九、四二○只(轮胎)

  三九、二○○、○○○根

  木材二四五、○○○吨

  四九四、二八○、○○○立方公尺

  实业计划全部的完成,要积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上表所列的工作、人才和物资,祇是最初十年之内所要作要用的数量。国民初见这些数字,或不免认为太大,而以为不易成功。殊不知这些数字,比之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少,决不为多。即就棉织机的数字来说,棉织机全部完成之后每人每年平均可得棉布亦不过十八公尺,而最初十年之内完成者,只有十分之一,则每人每年平均不过得到棉布一、六公尺。又以自动车而论,全部完成之后,平均每一百五十人纔有一辆,而最初十年之内完成者不过十分之一,则平均每一千五百人纔有一辆。更以人才而论,四万万五千万〔第98页〕人在十年之内,供给各级专门学校毕业生二百四十六万人,决不可以说是太多。只举现在所有军队的官长之数来说,已受过普通与高等教育而有充分管理技能的,就有五十万以上人数。这些官长将来复员时,若再授以专业的短期训练,就可成为经济建设现成的干部人才。大家只看这一点,就可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才,是如何的众多,只要我们大家有信心,能努力的去做,各项建设,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否则我们国民锢于旧习,如仍有「不易成功」的感想,这就是由于大家不能深切领会国父「行易」的学说,不能彻底体认「力行」的道理。三千年的君主政体,三百年的满族专制,甚于一百年的不平等条约,我们的国民有了一致的信心,共同的努力,就可以在短期间之内,或推翻,或废除。若以同样的信心,实行实业计划,决没有不成功的理由。更以中国与日本来比较,我将国父于民国七年在三河坝阵地上曾对我说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个计划必能成功的道理。国父说:「日本的人口与土地,皆少于中国八倍至十倍,所以日本八年或十年可以完成的工作,将来我们中国只要一年或二年就可以完成。」我们如果是国父的信徒,相信他的至理明言,那为什么还要存这些畏难怀疑的心理?中国过去建国工作的失败,乃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压迫。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了,只要我们全体国民能够力行,则上表所列十年计划成功的程度,我们相信只有超过这里预定的最低的数量,而决不患其太多,更决无不成之理。如照各国已往建设的经验,再征之我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十年间在内忧外患中修筑铁路公路的事实,则依我的估计,其中有几个部门,如铁路、公路、航空、筑港、堤防、灌溉、电力等项,将来实际的成绩,或可超过预定之数一倍以上,实至为平常之事。

  〔第99页〕

  但是就人才来说,实业计划的实行,要有大中各级学校教养的人才,有如上表所列的数字。我们现在的学校是不是能够训练这些人才,来供经济建设之用?就我们现有的大学专科高初中等各校来说,从民国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五年之中,各级毕业学生只有四七一、七三九人,而实业计划实行的最初十年就需二百四十六万毕业生,实业计划以外各方面的需要,自不在内。所以我们在抗战期间,这几年之内,务必赶快加强教育,扩充学校,来准备充分的人才。就此乃可知道,抗战以后,我们同胞只要他有一技之长,就不患没有贡献其能力于建国工作的机会。尤可知道各方面服务于建国工作的人员,必须能以一人来做二人的工作,一天要做二天的业务,纔可以供应国家社会的需要。那里还可以苟且因循下去?那里还有徘徊犹豫的时间?先哲说:「见贤思齐焉。」谚云:「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我们看见了世界上各国的富强,更必须发奋为雄,来求我们中华民国同他们一样富强,而且我们的民生更要比他们康乐。我们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对于民生的福利,必须达到我们国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二条规定的标准。就是「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房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这是我们建设的惟一目标,亦是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一步工作。我们中华民国既要建设这样一个富强与康乐的国家,就要我们每一个国民真有「惟日不足」之感。人不自弃,必不见弃于国家;人能自勉,始可以策同胞,共同奋勉。所以我恳切的期望全国国民自立自强,互相策励。尤希望全国的青年能立定志气,抱定决心,认定目标,朝?建设的方向急起直追,来完成这千载难得的建国使命〔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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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建设与革命哲学之建立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00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04页

  〔第100页〕

  在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建国工作真正开始的今日,国民一方面对于国家独立自由地位的获得,或不免有「骄矜自慢」和「一得自足」的错觉;而他方面对于今后应做的工作,亦不免有「畏难却顾」和「避重就轻」的心理。我对于这两方面,在前章已经有详明的解释。现在再在本章里面指出几个建国的基本问题,亦就是建国成败的关键所在。希望我全体国民有所警惕,而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我国民如果能领受这个深切的教训,今后建国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把中国三千余年的君主政体,满清二百六十年的专制政治,在极短的时间以内,澈底推翻。自此以后,袁世凯的帝制,张勋的复辟,莫不失败。所以我们不能说革命没有绝大的成功。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十几年间,又遭逢了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机,我们不但不能得到自立自强,而外患反而更深,内忧反而更凶,我们怎么不承认革命是失败呢?就说当时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知道这只是革命破坏方面的成功,而革命的失败,亦就是建设方面的失败。破坏的革命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满清末叶,国民的心志,集中于反对丧权辱国的专制政府。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对于革命必须〔第101页〕建设与破坏二者并行的道理,没有真切的认识,即有认识,也不能够趋于一致。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国民就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以为无须再用革命手段,从事建设了。不独国民如此,革命党中的同志也是如此。所以军阀政客得以为所欲为。初则假借约法,继而破坏约法;初则树立政党,继而割据自雄。在国家民族大有可为的时期,反而过醉生梦死,自杀自伐的生活。他们误国的过失,卖国的罪恶,固然不可胜诛,而一般国民,尤其是智织阶级文人学士,一面受军阀的压迫,一面受帝国主义工具反革命派的宣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因之多不能了解国父的主张,更不信奉三民主义。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不是旁观冷漠,即为反对敌视,更不能够认识中国国民党与整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生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也要负绝大的责任。所以国父在此时期,看出国民的心理建设,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设的要义,就是要党中同志和一般国民明白「知难行易」的道理。

  破坏的革命所以成功,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的缘故。 国父曾明确指示,这完全是由于国民的「知」与「不知」的关系。 国父说道:「夫破坏之革命成功,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革命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于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何以谓之容易?因破坏已成,而阻力既灭;阻力一灭,则吾人无〔第102页〕所不可,来往自由,较之谋破坏时,稍一不慎,则不测随之之际,何啻天渊?然吾人知革命排满为救国之必要,则犯难冒险而为之。及夫破坏既成,则以容易安全之建设,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续矣。此建设之事业所以失败也。」这一段话,把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本源,指示得何等的透彻,何等的真切!可惜当时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仍然不能够完全领悟!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完全领悟呢?这是由于我们国人深中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古说之害,而不知哲学的真理是「行之匪艰,知之惟艰」。国父说道:「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之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远而避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辛亥革命以后,一般国民与党中同志,不知建设的必要,更不知中国的建设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实行。虽有 国父真知,作我们的指导,一般同志和国民仍然以知为易,以行为难,忽视建设,尤不能了解民生主义,而只以具备民族民权主义的形式为满足,所以建设的革命就失败了。

  「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心理。在社会上,人人都依照自然的法则而行,然而知道自然法则的人很少。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者固然依自然法则而行,不知者仍然依自然法则而行。所以孟子说:「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第103页〕矣!」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足见得天 地万物,遵循的法则,是易行而难知的。

  古人的知,是从累代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所以我常说:「不行不能知。」惟有从力行得来的知,纔是真知,惟有真知,方纔易行。孔子以六艺教人,就是要学者从六艺的实行得到真知。洒扫应对,射御书数,都可以使学者得到下学而上达的真知。后世的学者,把古人累世的经验与毕生的力行得来的真知,看容易了。所以他们以知为易,以行为难。「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因而深入于人心,发生知行分离,与以易为难,以难为易的流弊。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意在纠正知行分离的流弊。然在科学时代,「即知即行」的道理,仍不足为人生指导的原理。依照科学的方法,每一个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专职的原理,知者与行者虽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须分工。故惟有 国父知难行易之说,纔是指导人生的真理。

  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然而就实质上说: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惟有「有得于己」的知,纔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易行。为什么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呢?他们笃信祇有革命纔可以救国救民,他们就力行革命的工作,死生荣辱,置于度外。他们的「知」本于天性,他们的「行」发于真知,纔造成了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体,与二百多年满清专制的伟大之业。为什么〔第104页〕辛亥革命以后,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不能够继续先烈的遗绩,接受 国父的指导呢?他们的理论与主张,都不过东抄西抹,人云亦云,反求诸心,无得于己。他们的「知」,不由于至诚,他们的「行」,不出于大勇。所以民元以后,社会政治,就在扰攘喧哗之中,过了十几年。而误国殃民的军阀,反革命派之所为,亦就横行无忌了。

  何以事实的经过已确切证明了正确的路线,而国民仍不能够有一致的认识?揆其原因,正由于在理论方面,他们自己既不能「实事求是」以探讨真切的学问,又不能虚心接受事实已有证明的真理。在行动方面,他们既不能够自拔于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风气,更不能追随先知先觉的指导,毅然决然的力行。总之,理论上的不正确,是由于不能真知,行为上的不振作,是由于不能力行。惟有至诚,始可以无要而达于真知;惟有至诚,始可以不息而见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顾,不迟疑,勇往直前,笃实践履。中庸说:「不诚无物。」国民的心理,社会的风气,不返于朴实诚笃,建国复兴事业,断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 国父自辛亥革命以后,在最艰难困穷的时期,以「行易知难」的学说,指导同志,晓喻国民,永为我国民革命建国复兴的基本哲学。即今日以后,建国工作的成败,亦必以我全国国民能不能领悟这个哲学为权衡。只要我们全国国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训,领悟国父「行易」的哲学,一致起而力行,则我们完成五项建设,以造成文化国防与经济合一的国家大业,是一定能如期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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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05页,第106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2页,第113页

  〔第105页〕

  过去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我们的建国工作,不能够自由发展。这些失败,还可以归其责任于不平等条约。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我们今后的建国工作,得到了独立自由,如果再有失败,那我全国国民就应自负其责任了。

  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常以社会风气为转移。我们中国的社会风气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以租界为根源,表现为各种的颓风恶习。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租界不复存在,则社会风气转移的责任,又将在谁的手里?

  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期其完成。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常系于少数政治家与学者的倡导和努力。历史上的先例如此。然而此所谓少数人的产生,决不是由于「神迹」,亦不是由于「气数」。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这少数人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天下为公」的抱负,以救国家救人民自任,即可以为转移社会风气的枢纽。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些话都是指示我们:只要看见了救国家救人民的本分,就应当引为自己的责任;随自己聪明才力的大小,力行实践,即可以转移风气。 国父说:「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至于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第106页〕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务。」我们可以说:无论聪明才力大小,只要立志救同胞,决心救国家,力行实践,则行之于一乡,即可以转移一乡的习气,行之于一县,即可以转移一县的风尚;推之于一国,莫不皆然。只要此少数人士,能够力行于前,则一乡一镇以至一国的民众,习焉不察,行焉不着,自然收风动草偃之效,而社会风气就能改造成功。

  在我们中国,当民族盛衰绝续之交,必有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兴起,来担当这旋乾转坤,改造风气的责任。东汉之末,豪家大族兼并土地,贫户细民流离失所,思想则趋于老佛,文学则崇尚浮华。黄巾之乱既起,中原残破,群雄分立,蜀地独得偏安,其风俗的奢侈,势豪的跋扈,更甚于东汉时期。诸葛武侯辅佐两朝,十二年间,在军事上以攻为守,在政治上以猛济宽,以讨贼雪耻,激励国民的志气,以循名责实,纠正浮华浪漫的风俗,故能以巴蜀一隅,抗曹魏中原全盛之局。后世的俗儒,以武侯实行法治而加以讥评。殊不知武侯为人,淡泊宁静,大公至诚,品格之高远,决不是俗儒所能企及。唐末五代,割据纷争达二百余年。赵宋虽收藩镇的兵权,开统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则流于佛道,文学则限于排偶,科举则局于注疏,政事则操于胥吏,经济则土地兼并,军事则内重外轻,以至于外患侵陵,内乱频发范忡淹首着四论以纠正颓废的思想,继上十事之奏,兴学校以养经济之才,改科举以取经济之。当时文学则欧阳修苏轼之流,经学则胡瑗孙复之辈,人才辈出,蔚成风气。张(载)程(颢、颐)的理学,王荆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兴。在明朝末叶,朝廷受制于宦官,社会相习于浮华。朱(熹)学既不胜其烦琐,王(守仁)学亦渐趋于玄虚。张居正秉政十四年,以「实学实用」指导思想,既以「循名责实〔第107页〕」整饬吏治,以「返本复始」挽救民风;其信心之强,志趣之笃,力行之勇,不计个人的成败,不顾一时的毁誉,比之于诸葛武侯与范忡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

  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学者转移风气的功效,其有关于我固有文化之兴废与民族精神之盛衰者更大。当战国初期,其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流行于一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天下不归于墨则归于杨」。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明「知言」「养气」之学,阐发恻、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以严人兽之别,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自东汉末年以降,佛老学说盛行,儒家学说闇然不彰;王通讲学于河汾之间,斥佛老之学,严夷夏之辨,初唐政制之宏伟及其学术之昌盛,亦皆受其影响。中唐时代,韩退之(愈)改文体,辟佛老,斥割据,倡集权,遂远开北宋道学的先河。比及道学既盛,学者习于空虚的性理,锢于烦琐的名词,于是王阳明(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论,「穷理致知」之说,一时翕然成风。到了明末清初,则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中孚)颜习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辈出,皆斥玄虚,重实用,以经世之学救民族,以性命之学导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从此蕴积于民间,历二百余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

  〔第108页〕

  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存养,和固有德性的锻炼,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业。国父所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的根基」,他们便是我们建国救世的模范。我们中国才智之士,要效法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首先就要从「穷理」和「知言」入手。我们革命最应该留心注意的,就是对于所处理的大小事物,都要「穷理」研讨。我们对于当前所见闻的学说主张,更要「知言」明察。所谓「穷理」,要看清楚现实,要认织环境,要剖析事物的内容,要把握问题的焦点,不含糊,不虚伪。所谓「知言」,要把各种学说主张,察其动机,明其意义,考其所用的方法,求其证据于事实,不模棱两可,不附和盲从。这样的做去,无论众说的理论怎样纷纭,辞句怎样巧妙,一到了我们的面前,就可以很明了的判断他的是非得失,乃至福祸成败。尤其要知道,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其为害愈大,其持论愈巧。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他说道:「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言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由此可见不正确不澈底的妄行邪说,必以巧妙的理论和动听的词句为掩饰。但是,他们的误谬和弊害,决不是巧妙的理论或动听的词句所能掩饰的。即令他们力图掩饰,我们也可以就他们所掩饰的论点,看出他们的毛病和错误来。所以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即如法西斯纳粹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理论,都是振振有词,头头是道的。他们的辞句是非常动听的。但〔第109页〕是我们要溯求他们这些主义发生的动机,更来考察民族思想消灭的实例,就可以知道在中国提倡这些主义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的。就纳粹法西斯和世界主义发生的动机而言。

  国父说道:「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就民族主义沦亡的实例而言, 国父说道:「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以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便不知道自己是高丽人了。」所以 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里面,把那些抛弃民族思想来谈世界主义的人,比之于得了彩票,却把收藏彩票的杠子抛弃的苦力。足见在我们中国,不讲民族主义,而讲纳粹法西斯主义或世界主义,便有亡国灭种之忧。由此一例,即可知「穷理」「知言」的重要。可怜这二十年来,我们中国才智之士,为这些巧妙的学说所陷害,以致误用其才力,枉过其一生的,不知凡几。这实在是国家最大的损失,亦就是革命惟一的不幸。往者已矣,惟望今后国民尤其是一般趋向未定的青年,更要特别知道「穷理」和「知言」的重要。这实在是青年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因之对于各种事物与学术的研究必须注重这一点。如此乃能认清方向,确定思想,不致走入歧途,以免后悔无及。

  满清以来,积二百六十年颓风恶习,加以大都市之中,租界领事裁判权之下,累百年骄奢淫佚的生活,麻醉渲染,遂使贫民则铤而走险,富户则倾家破产。其影响之所至,文官爱钱,武官惜死。人民视官场为罪薮,官吏亦自视为傀儡登场,敷衍应酬于案牍与奔竞之中。这种风气,自满清以来到民国初期〔第110页〕,还是有加无减。截至今日,他们的心理,仍旧不肯彻底的觉悟,痛加改革,这实在是我们政治上的奇耻大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树立民众的信仰,恢复政府的信誉,必须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能够秉承国父的遗教,实践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是不是能够誓不虚浮,崇尚笃实?假如反省而可以自信,正不必计外人的毁誉,顾一时的荣辱,以致重形式,轻实行,假如反省而不可以自信,则必须痛加悔改,免蹈过去军阀官僚的失败。

  更要知道;抗战发动以来,我们的力量虽是愈战愈强,不平等条约虽是已经取消,然而敌寇还在我们国境之内,还要我们作最后的努力,和最大的牺牲,方能收回我们的失地,救出我们的同胞,纔能说是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国家争取真正的独立,欧洲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剧烈变动之中。中国的前途,光明与黑暗,实相因而俱在。时至今日,同盟国的力量已能够转守为攻,侵略主义者的败征已显而易见。中国抗战胜利的光明亦已在望,而独立自由的地位之取得,更使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相随而愈重。预计世界战争的结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后,而今年的一年即为战局的决定关头。我们中国的主奴荣辱,生死存亡,决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以华府会议为最后的决定。质言之,中国主奴荣辱生死存亡的命运,不决定于战争结束时期的国际会议,乃决定于战局发展至于最后关头之今日。而全国上下能否自力更生,尤在于社会风气与国民生活能否涤旧更新,不愧为现代的国民。更必使抗战有胜利的把握,建国有成功的基础,纔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且以实现我们「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三民主义。如果我们像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瞻顾倚赖,苟且因循,则已〔第111页〕失的权利未必能恢复,已复的权利亦未必能够享有。总之,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国民本身是不是能够自立自强,以达成抗战建国的使命。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必须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痛切觉悟,彻底革新,袪除虚浮,务求笃实,力戒因循,崇尚果敢。思想必切实际,生活必循纪律,任事必负责任,行动必守秩序,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而后乃能树立现代国家的基础,使中国跻于国际社会,共负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

  政治风气的转移,于尤赖社会风气的改造,而教育实为改造社会风气  的动力。须知学术的讲授,与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不独思想的改革,直接影响于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即文学的改革亦发生重大的效果。古人说:「文学之变与政通。」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汉魏之间,轻笃行,重辞藻,士风从此趋浇薄。唐末宋初,文礼反于质实,则力行实践的风气因而复兴。明清以八股为思想的桎梏,为官者不习政事,于是权归胥吏之手。总之学术的讲授为国家命运之所系,历史的教训具在,无可推诿,亦无可置疑。

  须知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效果,无疑的归结于文化。所以此次战争,亦可说是文化战争。欧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兴亡,皆在此一役。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兴废,亦以此役为试金石。此战若不失败于侵略主义者的魔手,则人类文明即将刮垢磨光,而中国文化亦必发扬光大。务望我学术界真能了解今日实为我中国文化继往开来存亡绝续的最大关头。自清末维新,中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于国民革命时期,因讲学而改变学风,举凡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第112页〕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世界各国所有的思潮,都经试验。若深加考察,虽有不少的进步成分,散在社会,然而真诚笃实的风气,终竟没有造成。治学的人士,不能实事求是,身体力行;或思而不学,闭目空谈,自逞胸臆,妄立门户。或学而不思,东涂西抹,人云亦云,无有定见。崇西化则舍己从人,尚国学则闭关自大。讲学的人士,轻于发言,不负责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在这种潮流之中,求「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人,真不多得,为学讲学的风习既然如此,而欲求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之改造,岂不是缘木求鱼?然则今后学者与大学的师生应如何以自处,使在此国民革命时代中尽其革命一份之义务,我在前章「心理建设」一节内,已述其概略,总望我国学者,务使学术切于人生的日用,文化归本于建国的基业,切实体验 国父「行易」哲学的真理,与革命「力行」的精义;智育与德育兼施,文事与武备相应;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如此,则社会与学术的风气,方能根本的改造,而过去萎靡虚伪,浮燥夸诞的积弊,亦可以完全扫除,必须这样,而后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与智能,和国家本来的地位,乃可以真正的恢复,而立国的基础,乃能臻于巩固强大。

  国父说:「建屋不能猝就,建国亦然,当有极坚毅之精神,而以极忍耐之力量行之。」此极坚毅忍耐的精神与力量,要有实践力行的学术风气和质朴敦厚的社会的习尚,纔可望其发生。官吏是建国的工匠,教师更当为建国充实优良的人才。这两种人对于学术与社会乃至于政治风气的改造,比一般国民,〔第113页〕负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责任。从今以后,只要每一个官吏,每一个教师,能激发其义务感,能坚定其责任

  心,能够以改造风气的志士学者自任,则建国的坚强精神与忍耐力量,就可以发生,建国的大业就可以成功。 国父说:「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要使我中华民国渡过阽危,趋于巩固,则必须全国的教育家以国家观念为中心,以民族思想为第一。我全国的教师应当首先以此自勉,方可勉励一般的国民,相率以转移政治风气,来为建国工作,树立可大可久的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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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由与法治观念之养成问题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版面原件:第114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17页,第118页

  〔第113页〕

  在改造社会风气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改造国民对于法律和自由二个观念。

  合群是人类的天性。个人离开了人群,便没有生存的方法,所以自有人类以来,个人就是生于群,长于群,没有一天可以绝对离群而孤立,所以群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所寄托。群有发展,个人纔能够得到发展。在人群的里面,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体与全体之间,自然有其共守的规则,而后群的生命纔可以维持和发展。这种规则,在一方面是道德,在另一方面就是法律。人群的组织,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所包容的人口愈多,则道德与法律亦相随而益密。其维持道德的信仰者,为社会的公论。其执行法律的制裁者,为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讲求得最为详明。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道德与法律兼〔第114页〕用,不过有先后之分。贾谊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董仲舒说:「先德而后刑。」都是说道德先于法律,却并不专谈道德而舍弃法律。至于我们 国父的三民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更有精深的研究。要知道三民主义是渊源于中国正统的道德观念的。简单的说:「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救世的极则,无过于「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就是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法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三民主义的实行,则必依于法律。在军政时期,我们要行军法之治;在训政时期,我们要行约法之治;在宪政时期,我们要行宪法之治。由此可知三民主义的政治,是本之于道德,而行之以法律的。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也有详明的分析。孟子说国家要有「法守」,要有「法家弼士」,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就是说国家没有法律,便不能够治理,不过法律的施行,仍然是存乎其人。王荆公所谓「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张居正所谓「行法在人」,也都是这个意思。我国的国民革命,是要建设中国为法治国家,不过其本源则在于国民的心力。所以 国父说:「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惟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又说:「国家之所以成立,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其统治国家之权力,与夫左右此统治权力之人,亦常存乎国民合成心力为之主宰而纲维之。」由此可知国民革命是集合国民的心力,以建设法治的国家,并且是以国民的心力厉行法治的。

  〔第115页〕

  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对于情理与法的关系,尤为注重。中国的政治哲学以为情理必依于法治而后可以得其公平。所以诸葛武侯说:「法行而后知恩。」又说:「吾心如秤,不可为人作轻重。」中国的政治哲学,又以为法律必本乎情理而后可以合于实用。所以吕新吾说:「法者,本天理人情而定之。」又说:「法者,体其必至之情。」我们的三民主义,是会通情理法三者而并重的。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里面说:「我们人类所以异于一切动物与高于一切动物的原因,而且能够不断的自求进步,不断的进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感情,有法纪,而且又有理性的缘故。感情、法纪、理性这三种东西是维系人类生存,促进人类进化,所缺一不可的。我们通常论一件事,总说是情理法三者俱当,而后纔算是圆满。依照三民主义,就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感情;因为民族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是全民政治——即民权主义政治;要规定各个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就全靠法治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大多数利益相调和,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它主义完备,而且比其它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它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此。」由此可知三民主〔第116页〕义是情、理、法并重而各得其宜的。总括以上所说,我们知道有些学者,以为中国的政治哲学重礼治,主人治,而反对法治,是一种误解。我们又可以知道法治在三民主义里面是有重要的地位,有重大的功用的。

  自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从外国的学说。于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鲁索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殊不知鲁索的学说,并不合于历史的事实。 国父指示我们:「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人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鲁索所说的那种人权事实。这就是鲁索的言论,没有历史的根据。」鲁索的学说既没有历史的根据,其所以流行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成为欧洲人民为「自由」而战争的指导理论,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点,……人民久受了那样残酷的专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解除那种痛苦,一听到有人说『自由』,便很欢迎。」返观我们中国历史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所以国父说中国革命的目的与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要革命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抵抗外国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换〔第117页〕句话说,我们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像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更详细一点说:我们中国在战争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建立民族的国防体;在战后要与世界上独立自由国家共同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求得人类的自由解放,亦必须有同样坚强的组织。所以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说,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更就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说,自由与法治是不可分的。我们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国民共同组织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要求四万万五千万个国民之中,每一个国民都有「自由」。所以必须规定每一个人「自由」的限界,不许他为了他一个人的「自由」而去侵犯别人的「自由」。这种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念,我们建国时代,必须积极的养成,纔可使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能享受他自由的权利。所以「自由」必须在法定的限界之内,方是「自由」。若出了法定的界限之外,便是放纵恣肆。人人如可以放纵恣肆,必至于强欺弱,众暴寡。人人谨守法定的限界,始可以达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要人人都有「自由」的国家,纔可以说是「法治」的国家。所以法治国家决不许国民有放纵恣肆,强欺弱,众暴寡的现象。由此可知自己破坏国家的法律,而要求国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守法律,而批评国家不崇法治,都是不合理的言论。这种言论,只有混淆国民对于法治的观念,助长国民不守法律的风气,如不彻底纠正,则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世界上最放纵恣肆的人,要算「吉普西」人了。大家知道「吉普西」人的自由,不过是放荡,不过是流浪。他们内部没有法律,他们对外也不能结成团体,以自保他的安全。所以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低下〔第118页〕最堕落的一群,到处受人唾弃,受人欺侮。我们中国国民断不可一面自陷于「吉普西」人的自由行径,而一面还高谈现代化,法治化。要知道国家是祖宗百代的遗产,民族是子孙万世的根基。抗战是神圣的工作,建国是庄严的事业。我们绝对不应当存一点玩忽的观念,有一点儿戏的行动,而必须以神圣庄严的心理来接受法令,以自主自动的思想来执行法令。我们怎样还可以自比于「吉普西」人?

  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不尚法治的观念所以养成,不守法律的风气所以传布,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以及封建割据的存在,为其重要的原因。租界驻兵区域为中国法律的力量所不及,一般人士在那里面,可以放纵恣肆于本国法律范围之外,对于国家作违法犯纪的言论和行为。相沿既久,养成了一种消极则不负责任,积极则破坏法治的习惯,流行于国民之间,犹不自觉其非;不独不以为非,而且自以为是。封建的割据,更使法治的观念与守法的风气,荡然无存,一般军阀政客,以拥甲倒乙为事业,以朝秦暮楚为生涯,不独不知法治为何物,亦且以毁法乱纪为光荣。在这种情形之下,法治的观念如何可以养成?守法的风气如何可以造就?

  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不复存在,封建割据亦早归没落了。我们国民必须痛自反省,互相督励,以守法为道德,以负责为光荣,不以个人的利益,妨害国家的公益;不以个人的「自由」,侵犯别人的「自由」。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质;崇尚法治,必先修养法治的习惯。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人人必须养成此种自由与法治的观念,纔能把国家建设为法治的国家,进而建设为坚强的国防组织体,以与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各国,共同负起世界和平,人类解放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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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19页,第120页,第121页,第122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25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28页

  〔第119页〕

  由上面所说,我们知道建国成败的关键,在于社会风气的转移。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又系于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有见识,有志气,有血性,负责任的人士,以真知力行为倡导,使一乡一县一省乃至全国的国民,行焉不着,习焉不察,则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能达到成功。前面又曾指出,只要我全国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险犯难,进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边疆僻壤,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充实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国家社会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在这里,我还要作再进一步的讨论。要知道社会风气的改造,建国工作的实施,乃是民族复兴中最伟大的事业,必须恒久的力行。如以单独的个人,作孤立的奋斗,其成效必不能大,其事功亦不能久。所以一乡一县一省以至于全国的成年国民和青年志士,必须有共同的组织,有系统的联络,以为国家建设和个人立业的总机关。个人惟有在这个总机关之内,纔可以做到 国父所说:「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

  我们中国的成年国民,不能作广大的团结,即团结亦不能够持久,所以有「一片散沙」的耻辱,受「五分钟热血」的讥诮。须知不能团结,是由于自私,而救私莫如「公」。团结不能持久,是由于虚伪,而救伪莫如「诚」。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与。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惟有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发于至诚。故中国国民党的思想,能兼容并包,而中国国民党的行动,则「择善固执」。这在我〔第120页〕述中国国民党改组经过的时候已切实的指点出来了。

  现在一般青年,最大的毛病和他个人「百事无成」「潦倒一生」的总 因,根本当然是教育未得其道之故。而青年不受师长的指导,不知「组织」对于他个人成败的关系之重要,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纪律」的什么,所以行动流于浪漫,思想不切实际。他们一入社会,乃就自觉其没有担当实际工作的能力和信心,更说不上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了。所以青年要成为刻苦耐劳,任重致远,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人才,其思想必经科学的训练,其行动必受严格的锻炼。因之,抗战发动以后,我就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适应全国青年迫切的需要,而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和中华民族新动力的根源。

  国父对于全国国民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明切的指示说:「全国国民不但人人有入党的权利,也有入党的义务。」全国青年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亦是一样的有入团的权利,和入团的义务。要知道革命建国是整个民族和全体国民共同担负的大事业。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纔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族永久的安危。所以他们对于入党入团,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时,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有志气,有热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国民和青年,有要求他们入党入团的权利,也有容许他们入党入团的义务。要知道我们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遗产,都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改造,来整理,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亦要由这个党这个团来开创,来充实。本党本团,为了完成续往开来的责任,所以有权利要求全国国民来共同负责,也有义务容许全国国民来共同革命。

  〔第121页〕

  在今天以前,我全国的国民对于雪耻图强的运动,虽有一致的认识,而对于建国的方针,和立业的途径,还有纷歧的见解。到了今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初步工作,是已经做到了,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成绩,亦已经昭著于国民的面前了。我以为时至今日,各方面爱国的革命有志之士,都应该作深切的反省,和彻底的自觉,并肩携手,共赴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亲爱精诚的同志。要知道现在的时机,真是千载一时,也确是千钧一发。具体的说: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换言之,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国内政能统一,国力能集中,而全国国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奋斗,则中国的命运,就归纳于「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如此中国的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否则就是「诈欺虚伪,毁法乱行」八个字,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不独继续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华民族世代子孙将尽为奴隶牛马,永无翻身之日,更无复兴之望。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但是中国复兴是已经成为「命定」的事实,无论任何反动势力,亦不能为之摇撼。今日的中国,正是在中国哲理所谓「否极泰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江宁条约正满百年,甲午国耻亦足五十年,而我们民国二年第二次革命失败,至今亦正是一世——三十年了。凡是一个民族,只要其人心不死,精神不灭的话,那「剥极而复」「周而复始」的宇宙法则,是可以相〔第122页〕信他永远不会变更的。不过这个「命定」的事实,仍要看我们全国国民,尤其是全国革命份子的努力与觉悟的程度如何了。换句话说:「事在人为。」一切事业,决非株守坐待者所可期成;一切机运,亦非怯弱自弃者所能幸致;必须我们为之自动的创造。如果我们能够勇猛精进,发扬蹈厉,则自然现象,无不可以克服,而社会现象,亦无不可以改造。否则我们必致坐误时机,只有剥极不复了。所以国家民族之存亡兴废与团体个人之成败祸福的命运,仍在我们自定与自择,而决不可听天由命,自误其事业的前途,甚至自忘其人生的意义。所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常说「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其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我人类全体的生活。」这句话就是说:宇宙间一切新的生命,皆要由人来创造,亦要由人来决定。而国家的命运更要由我全国国民之本身来创造来决定,自无疑义。一八四二年以来,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致我国家民族于衰败与奴辱者,由我国民自启之;而今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使我国家民族获得平等与自由者,亦由我国民自得之。人生的意义之伟大和国民力量之雄厚,有如此者,我们可以不自勉自重自立自强么?我深信我们今日之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是决无问题。而且从此以后,凡违反民族利益,背逆时代潮流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反动势力,不只没有徼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在的余地。否则,国家的命运就要因此断送了。你看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到了今天的大时代中,而且又有我们 国父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指导的原则,岂有灭亡之理?

  全国同胞们!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祸福,就是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就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所抉择。国际形势与世界潮流,都不容我们有瞻顾观望,或徘徊犹豫的余地。所以我全国国民,尤其〔第123页〕有志报国的革命志士,为国家的独立,为民族的自由,为雪耻,为图强,为后世子孙不沦入奴隶牛马的悲运,那就应该要共同一致的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中,来完成我们国民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关于全国青年之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更当有正确明了的认识。今后全国青年们如果真要发展你革命大志,完成你建国大业,必以加入青年团为立身与报国唯一的程序,而且是必取的途径。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撤废与抗战胜利之后,唯一的目标,乃为建设三体合一(文化、经济与国防)的新国家。而建设基本的方案,为 国父手订的实业计划。实业计划所需要的人才之多,由前面略举的几个实例,就可明了了。此种基本工作的基本人才,皆要由我们现在就学与最近毕业的全国青年来充任。故每一青年在今日每一分钟的写读,每一分钟的练习,都是国家民族新生命新动力的来源。我青年何幸而生于此世界第二次大战之今日,又何幸而能实际参加此空前剧变的舞台,更何幸而能参加此伟大无比的建国事业,置身于此独立自由的历史前页?我青年在此人生发轫之初,就逢着这样千载一时的机会,务须冷静的考虑你个人的前途,和彻底认识现代国家的需要,再不可如往昔之盲从冲动,误入歧途,以致错过一生,造成永生的遗恨。须知三民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亦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而青年团为三民主义青年统一的组织,我全国青年惟有在青年团指挥之下,方能端其趋向,循其正道,而不致于自误以误国家。亦惟有在青年团工作计划之内,纔能依正确的方向,定一生的事业。我青年团团员,在青年团中所受者为严格的训练,所守者为严肃的纪律。而其所培植者为民族整个的生命,所保全者为国民全体的利益。他的事业为振衰起废;他的任务,为雪耻图强;为国家尽全忠〔第124页〕,为民族尽大孝;为圣贤,为豪杰,为民族的血管,为国家的骨干,皆在于此。故全国青年不独须认识其入团为事业的发轫,而且感觉其入团为光荣的开端。所以全国青年更应知青年团的生命即是我全国青年的生命;青年团的健全,即是我全国青年的健康。由此所造成的国家民族的新生命新动力,纔足以当此伟大的时代,尽其伟大的使命。

  总之,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不必再加分说。但这里还有一点,应该为我国民重行申述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如果全国革命份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与国家共存亡,和民族共荣辱,以国家的事业为个人的事业,以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的生命,那就应该要一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纔能够尽到国民最崇高的责任,达到人民最完备的境界,亦必如此,纔得完成我们共同建国的伟大使命。

  〔第125页〕

  上面的说明,或不免引起国人两种感想:有一种感想,以为这不过是劝导中国国民党党外的一般人士入党。还有一种感想,更进一步,以为这是对于中国国民党党外的各种党派或各种组织,积极的有什么作用的心理,甚至消极的有什么妨碍的意思。我对于抱前一种感想的,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期望全国革命份子,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和这个义务。只要他们有救民族救国家的意志,他们就应该要自主自动的来入党入团,不必要我来劝导。我对于抱后一种感想的,也可以率直的答复道: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我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的定见,是固执不变的。但是我对于任何思想或任何的组织,决没有什么成见的。不过我为了国家,为了主义,亦为了人民和朋友的关系,无论为公为私,都不能够不掬我的赤忱,尽我的天职,向国内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竭诚忠告:我先要请教今日对中国国民党持反对态度的各位朋友们:你反对中国国民党,是不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不良?还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不对?如果你认他的政策是对的,主义是好的,他的革命是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利益的,若只以为他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而不应该因此就反对他,破坏他,甚至不惜因破坏中国国民党,以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谁都知道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就是破坏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孙永久的生命,这个关系太大了。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历史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国家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第126页〕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除此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真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国家独立自由,所以他们在中国百年来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都已自动的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我是始终主张国民政府对国内的各种意见,和各种纠纷,都要用很宽大的态度来容纳,和很合理的方法来求得解决。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么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国家,爱民族的志士仁人,过去〔第127页〕各方面无论其有何种歧异的见解,或有任何敌对的行动,无不可以为国家的生命,为民族的前途消除他个人的成见,和彼此的芥蒂。使我国政治能够真正的统一,早上轨道,不致使外国人再讥笑我们是落后国家,是劣等民族;更期望训政能顺利推行,宪政可尽速实施;国家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国家;人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公民。这样纔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纔配得上成为民主国家的政党。我们革命党人要讲实话,做实事。而且要时常记?「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格言。我以为这样集团组织,名为革命,其实是破坏革命;名为爱国,其实是害国;不仅于国家民族不利,于革命建国有害,而且与个人的前途只有妨碍,而个人的事业亦只有归于失败。我很精诚很坦白的不惮重复的对各位再进忠告:大家如果仍旧保持过去的态度,继续过去的作风,无异于妨碍你们自己的前途,阻止你们自己的事业,而且使国家力量不能完全集中,建国不能圆满进行,真是于个人毫无利益,而于国家和民族有莫大的损失。我们须知国家的命运,正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凡是国家每一个人才,都不容他任意自弃;每一分力量,都不容他随便浪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国家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一致团结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之中。因为这是大家的权利,也是大家的义务,并不是我为了中国国民党对大家有什么企图或妨碍的意思。大家还应该知道:五十年来,中国国民党从不因为各党派的反对或妨碍,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所以纔有今日初步的成功。今日以后,中国国民党亦决不因为有各党派的反对或破坏,来阻止他的革命事业,而且他非至于最后的成功不可的。我们都知道,最近五十年来,凡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论其为如何强大的党派,或为如何雄厚的武力,尤其那过〔第128页〕去依赖日本帝国主义的凭借、作后盾的军阀与党派,他最后的结果,没有不失败的。须知这并不是中国国民党有什么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时代与历史的使命所造成的。这时代与历史的使命,决不是任何势力能反对或破坏的。反对愈力,只有使他们成功愈快;破坏愈烈,只有使他们力量愈大。所以我常说:如中国国民党有自败之道,那不待有人来反对他,而他自然会失败的。否则对他的任何反对或破坏,决不会生效的。所以各方面各党派的反对,于中国国民党本身革命的事业,决不致有所损害,亦不会被其阻止。但是中国建国工作,又恐受到不良的结果,我全国国民痛苦牺牲所得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亦未免因此遭受极不利的影响。而国内才智之士,不能够共同努力于如此伟大的建国工作,且将误用其才智,错过这机会,在个人实是最可惜的事情,而在中国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他对大家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不得不再三的唤起大众,共同勉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体谅我的话是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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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28页,第129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2页

  〔第128页〕

  我们知道:科学不发达,技术不进步,是我们中国衰弱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百年来,中国人士因为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遂至于崇拜外国一般的文化,不知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与国民德性,自有其优秀和特长之处。而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尤为民族固有的精神所汇萃。中国的政治哲学,在使战争与生产的技术,为人生服务,而反对战争与生产技术来役使人生。孟子说:「仁民而爱物」,就是说国家应为人民的生活而支配物资,不应为物资而役使人民。大学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第129页〕此有用」,就是说生产制度要归本于民生,更不应以生产技术而汨没人性。三千年来,这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原理支配中国国民的心理,而国民的德性,亦即与这种政治哲学与经济原理相因而并存。前面说过,我们中国国民固有的德性,是八德四维陶铸而成的忍辱负重,明廉知耻。中国国民有了这种德性,所以能不畏强御,亦不侮寡弱,且本其传统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所以历数千年能为亚洲民族「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柱石。因之在中国强盛的时期,亚洲民族从没有经济侵略与政治兼并的史实,亦不见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分。这种政治哲学与政治道德,为欧洲近代社会所蔑视而不具。其资本主义者,役使人生于生产技术之下,以为利润的追求。其帝国主义者,役使人生于战争技术之下,以求殖民地的开辟。因而在这些思想交织之中,国内的阶级战争,国际的民族战争,乃充满近代世界的篇幅。比及大战结果,人类临痛定思痛之时,厌战争论者又丛怨于科学,以为科学适所以改进杀人的工具,致战争的残酷,惨彻人寰。殊不知战争的终止,在于澄清战争的本源,而不在于限制战争的工具。孟子说:「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如果人类不能发挥其终止战争的思想与德性,则弓矢的杀人与飞机大炮的杀人,又有什么差别?更不知人类科学的进步,本以服务人生为动机。科学发明的滥用,致令人类因科学的进步而增加残忍,并不是科学的罪恶,而是我们中国高尚伟大的政治哲学不昌明,深远悠久的政治理想不树立的过错。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技术役使人生的制度和思想的结束,始可以奠定永久的和平,而向大同世界迈进一步。必须这样,我们反侵略战争纔有真价值、真意义。

  英国有一政治学者曾说:「吾人如不终止战争,战争必终止吾人。」这句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将〔第130页〕近三千年前,我国老子已指出「佳兵不祥」的定论。而中国的先哲,莫不以「扶弱抑强」为武德,莫不以「战以止战」为战争的目的。依于「佳兵不祥」的古训,黩武主义者必自趋毁灭于人类的正义公道之前。依于「战以止战」的原理与「扶弱抑强」的武德,我们反黩武主义与反侵略主义的同盟诸国,亦必于此次大战结束之同时,共同努力,以袪除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不能袪除,则第二次大战之后,必有第三次大战接踵而来,正如第二次大战之继续第一次大战毫无异致。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凡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带有侵略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意向与行为,及由此种意向与行为所构成的关系和制度,都是战争的原因。率直言之,战争的原因即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以为第二次大战的结束,必须同时为帝国主义的结束,世界永久和平纔有坚实的保证。

  我们中国所受于民族被压迫的痛苦最久最深。所以我们中国要求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亦最急最切。我们中国向世界提出这个最急最切的要求,并不如怀疑中国的人士所说,「中国要领导亚洲」。须知五千年来,中国对于四邻,只有民族自卫与「存亡继绝」的「义战」,没有侵略他国的「佳兵」。百年来雪耻图强的运动,出于中国国民一致的要求。然而中国雪耻图强有两种意义,要我们自己认识,也要世界各国共同认识。第一、中国自立自强之后,决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于他国之身,更不肯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传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衣钵,有「领导亚洲」的意向和行为。第二、中国的自立自强,质言之,就是求中国自己首先站得起来。中国要自己首先站得起来,必须在精神上物资上求自由,求独立;亦必在国防、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求进步,求发展。中国的自立自强,亦不是由于中〔第131页〕国的自私。所以中国求自由求独立,求进步,求发展,其目的在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更在与世界各国担负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换句话说:中国的自立自强,以义务感与责任心为出发点,而不以权利欲与功利心为出发点。所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存在于世界,亦决不肯自循帝国主义的轨迹,再蹈帝国主义者的覆辙。

  我们中国本于百年来自己的痛苦经验,依于传统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并鉴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实为世界战争的原因,故对于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不得不倍加关切。亚洲的面积,居全世界面积四分之一。亚洲的人口,居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亚洲各民族又多与我们中国有同样被压迫的痛苦经验,且其被压迫的痛苦,亦同样的至久而至深。中国不能独立自由,则亚洲各民族均将同陷于敌寇铁蹄之下,而世界的和平即不能有坚强的基础。故中国的自立自强,即所以安定亚洲;而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即所以保证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袪除世界战争的根源,使战争的恶魔不再发现于世界,以毁灭我们人类的安全和幸福。

  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的原则,应适用于战后的国际和平组织。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成立的国际联盟,所以终于失败,以抹杀这个原则为主因。所谓「世界强国」,所谓「势力范围」的观念,及由此观念所构成的制度,应该不使复见于第二次大战之后,国际和平的组织之中。

  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的原则,更当适用于战后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在世界经济的方面,资源的互助与贸易的自由,固为各民族各国家共遵的原则,而各国家民族生产能力的平衡发展,尤有重〔第132页〕要的意义。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亚洲企图实现其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亚洲」的野心,比之于纳粹德国所谓「大欧洲计划」,其毒辣正复相似。如果世界上各国家民族生产能力不能有平衡的发展,则政治的自由平等,仍将为经济的差别,甚至为经济的侵略所毁损。在世界文化方面,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以文化的自由独立为要素。日本帝国主义者倡导所谓「大日本主义」,与纳粹主义者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同为破坏世界和平的思想。自今以后,文化优越种族优越的理论必须永绝于世界,世界和平始可以保持于不敝。

  上述的理想,从中国抗战发动之日,已开其实现的端倪。而欧战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同盟国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联系,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沟通,更使其进到了具体实现的前夕。而理想的最后完成,乃须我中国全体国民,遵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依据抗战建国的信条,继续作艰苦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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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

  版面原件:第132页,第133页

  〔第132页〕

  综上面各章所述,撮其要义可分两方面:一、从历史的演进上来说:百年来由国耻所造成的不平等条约,激起我全国国民一致要求的雪耻图强运动,革命倒满由于此,抗战建国亦自此而来。在雪耻图强运动之中,事实的经过,已证明惟有国民革命的路线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时至今日,国民革命已着有初步的成功。今后我中国国民自惟有遵循此成功的路线,以达到抗战的目的完成,建国的理想实现之境域。二、从世界的变局上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时期,有中国的抗战而后亚洲各民族坚定其反〔第133页〕侵略的信心;而亚洲各民族的努力实为世界战争胜负之所系。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必以亚洲的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为起点。而亚洲的民族自由及其各国平等,又以中国的独立自由为先河。申言之,中国能获得独立自由,然后亚洲纔可以安定而进于自由平等之域。亚洲的安定,为世界和平的保证;亚洲人口的解放,亦即为世界人类的总解放。

  今日中国独立自由的地位,已随不平等条约的撤废而获得。然而我们中国国民正确的反应,是义务感的激发与责任心的加强。国家的责任与国民的任务,从此更加重大。建国工作的完成,建国理想的实现,皆有待于我们的奋斗和牺牲。

  「天下无易事,天下无难事」。只要我全体国民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有至诚的信心,对于建国的原理三民主义作热烈的爱护与积极的笃行,对于国民革命的宗旨与目的,有一致的认识,作共同的奋斗,如此则今后纵有排山倒海的艰难,亦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全国同胞们!不平等条约已经取消了!我们一回想到百年来的痛苦,更要继续我们殉国的军民同胞和革命先烈的遗志,祖述五千年立国的精神,恢复我们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气,抱定决心,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笃行国父「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各就其职业地位,各依其聪明才力,来改造社会习尚,刷新政治风气,养成法治观念,共同一致,指向建国的目标——就是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五项的建设,努力实行文化经济与国防合一的整个建设计划,期与同盟各国,来分担其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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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35页,第136页,第137页

  〔第135页〕

  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属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编,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民族之前途乎!

  中正三十九年九月

  〔第136页〕

  ——中日关系的检讨——

  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

  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一)日本如欲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海岸,将成为全世界公敌

  (二)日本如欲造成第二第三「满洲国」,决非日本财力及军力所许可

  (三)日本如对中国正式出兵,仍不能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

  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

  (一)失却时机的错误

  (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的错误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

  (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

  〔第137页〕

  (六)内部凌乱的错误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

  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一)对中国目前国情认识的错误

  (二)对中国历史与时代认识的错误

  (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

  (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

  (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的错误

  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

  (一)脱退联盟而孤立的错误

  (二)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

  (三)自造错觉的错误

  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一)中国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二)日本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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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38页,第139页

  〔第138页〕

  世上论述中日问题论文,已经很多,就是中日两国政治家及学者所发表的意见,不论专门的或一般的,也已经不少。但我敢断言一句,两国公私各方对于中日问题的见解,真能从国家终极的利害上打算,不为感情或意气所驱使,或一时错误所蒙蔽的,实在太少。我们至少可以说,对于问题正面的认识,实在太不够。国际间许多悲剧,都是起因于一时毫厘之差,致酿成万劫不复之祸。为打开中日两国彷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也为确奠东亚和平、消弭世界战机起见,对于中日问题,实在有作一番忠实的检讨,无避忌无隐讳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我不是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专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据常识和事实,而作一种纯客观的真实事理的指陈,以供中日双方的反省。凡是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

  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的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但至今为止,不但没有打开僵局,以更新两国关系的征象,而且也找不到一点曙光,只是苟且迁延,得过且过,任令自然变化。人类已进步到了〔第139页〕二十世纪,还不能直认事实,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气与真诚,真令人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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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39页,第140页

  〔第139页〕

  就中国方面说,现在支配中国政治的是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应该崇信中山先生的遗教,是没有疑义的。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说:「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为止,最多不过十天,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其它证明中日两国辅车相依,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的话,散见于各种讲演文件的还很多。本来从世界大势来看,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而没有交恶到底的理由。现在虽然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的气概,但中国国民党的当局,既然自任以全国安危之重,便应该从大处?想,堂堂正正的有忠于国家利害的打算。我们固然知道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当日本无意缓和时,中国无法单独缓和,但依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现在更有一类人,悬想到俄日或美日开战时,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中国将何以自处,因而有主张中国应绝对不参加战争且实行严守中立的。殊不知战端一启,中国决没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场,大约将不积极的站在那一方面,而是反对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说有那一面强迫我们或破坏我们中立的时候,我们便不恤牺牲的反抗他。但这样仍然是与加入战团无异,这样不能保持中立而处于被逼参加的被动地位,于中国并没有何种的利益,而〔第140页〕且必陷于最悲惨的绝境。所以我说与其说严守中立的话,还不如说是准备牺牲参加战争,若要说是站在那一方来参战,毋宁说是反抗那一方面之为当。因此可知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守住中立,或希望从中取巧,得到什么利益,就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以为目前中国,只有尽力消弭战机,纔是唯一可采之路。而欲消弭战机,至少须将足为引起战机原因之一的中日问题,求得一个解决。中日问题解决了,世界局势将为之一变,俄美与日本间之战争或者可以不发生,即使还有俄日或美日战争,在中国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场,自由应付,而不受丝毫的牵掣。所以无论由中山先生的遗教及国家永久利害上?想,或是因应现在国际间局势?想,中国方面断乎不应听任中日僵局无期延长下去,而不谋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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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40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3页,第144页,第145页

  〔第140页〕

  再从日本方面说,自九一八以至于现在,自内田以至于广田,自从侵占东北四省,其后退出联盟,乃至去年四月十七日强硬的声明,以迄于最近,虽然中间一再有「增进及维持东亚和平」之口头的标榜,但所作所为,无不是增重东亚和平的危机,而且积极遂行其对华强硬之政策,始终没有改变的迹象。我们固然知道日本既然在三年以前向中国向世界投下如此惊人的一颗炸弹,现在已欲罢不能的在某种理想之下,径行直遂的走去,彼国的政治家及军部,自有其对世界对中国的打算,或者其自身的计划已很周详,但我们局外静观,至少就日本对中国所取策略而言,可以直言日本的打算并不是算无遗策。论到日本对中国关系,我们必须将其对俄对美(与对英)之错综关系连带并论,盖在一方面,因为日本欲遂〔第141页〕行其大陆政策,与独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劲敌,混一东亚,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视,在另一方面,日本当局所持以欺骗其国民者,谓如不取得满蒙,无以解除日本国防安全之威胁,换言之,就是日本为对俄对美备战,所以必须经略满蒙。我们现在也以纯客观的态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国际上无论在战略政略上说,正面以外,当然应该算到侧面和背面,侧背方面如其有了对敌,这对敌的兵力如果运用得法,就可以当得过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这是世上无论任何政略家或战略家所了然无疑的。现在日本如欲东向美国启衅,中国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苏俄开战,中国即在其侧面,所以日本如欲对美对俄备战,如不消弭侧背方面的顾虑,岂但没有制胜的把握,直无开战的可能。但消弭侧背方面顾虑的方法,本来也有两途,一种是以力量绝对控制住这个邻国,使无能为患,一种是与这个处在侧背方面的邻国结成协调关系。现在日本人既不从协调方面与中国提携,则日本的打算,显然是采取以强力控制中国的办法,然日本能否绝对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呢?而且以我们所见,中日两国既已交恶到这般田地,只控制中国也还不是办法,而必须在对美或对俄开战以前彻底灭亡了中国,若日本不能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十天以内灭亡了中国,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因日本灭亡中国的时间,如要用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的期间,则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从容对付中国,而将迫日本以速战,然而我们就事实观察,日本占领东北,已有三年之久,不但东北义勇军尚不能消灭,而沈阳一县的民间枪械,何尝能如期缴清?由此事实推断,日本毕竟能否在最短期间,如十天以内,彻底的控制中国甚至灭亡中国呢?至于中山先生何以明言日本在十天内可以亡中国?要知中山先生之言,是看破日本早具有十天内占领中国要地之野心与其可〔第142页〕能,故特加重其词,以警惕国人,彼亦何尝不明知日本只能于十天之内占领中国重要交通地区,而不能消灭中国四千五百万方里之土地,与四亿八千万之人民?吾人既明此意,则可就种种之事实与情势上观察,日本有无彻底控制中国或灭亡中国之可能?

  (一)就控制中国来说——日本当然要先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的海岸,但中国现在尚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欧美各国对中国有错综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尤其是英国的关系为更切,岂止关涉一二国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将不止与中国为敌,不止与俄美为敌,而且强迫英国以及全世界作敌人。控制中国海岸本来为对俄或对美作战之便利,但在主战没有开始以前,便扩大敌对范围到全世界,是否为有利之战略?这是就海上说。

  (二)在陆上方面——我们可信日本所积极打算中者,即为造成第二第三的「满洲国」,亦即一般所传,将扩大侵占范围,以造成所谓「华北国」或「蒙古国」,但此是否为日本力量所容许呢?先就经济方面来说,日本自出兵满洲以至造成「伪国」以来,所支出的军费有多少的数额,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国内财政上赤字数额的继长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现在如扩大侵占范围,须知经略华北决不如强占东三省时可以唾手而得,一则当时事起无备,二则华北之民气民力与人民知识程,又与东三省久处日本势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响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华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组织,所消耗的兵力与支出的费用,视前必以倍计,而如内蒙一带,遍野荒凉,既鲜生产,毫无收入可言,强欲经略,倍多耗费,此就其直接经济影响而言。在间接影响说,日本如必须欲更进一步扩大侵略范〔第143页〕围,中国国民的抵货运动,将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时日本在华是否尚有商业或其它产业可以立足,也就不难想象。再就军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满洲国」为例,日本驻在「满洲国」的军队,表面上说是五个师团,实际我们知道在十万人以上,有十万人以下军队,至今尚不能确保所谓「满州国」境内的治安而时时要受义勇军的威胁,然则日本如再欲造成与「满洲国」同样的第二第三伪组织,至少也须派出二十万陆军,纔能对付得过。日本常备兵额总计十七个师团,全数调来尚且不敷,国内与朝鲜治安的维持镇慑,也还需相当的兵力,至此势必征调及于预备役及后备役,如此则日本就是与中国正式作战,与中国正式作战,就不是我上面说过,仅仅控制中国北部的范围以内的事,这样他就要以支战场作为主战场,就要完全抛弃他的主目的敌。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啻自取败亡。此种有意义的牺牲,将非中国之所畏,且无宁为中国之所乐受而不辞。

  (三)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但在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因中国尚在革命未成时期,俟下面再详论之)。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到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第144页〕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亦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即就东北四省被占为例,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的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盖吾人曾听到中国国民党当局说:「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其责任。」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对于此话,不欲断言其是否为国民党自圆其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但表面虽属沦亡,实际自东北被占以后,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东北人心,亦彻底认识民族主义的意义,精神上更密切归属于统一的中国之下。就此一段的证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继续侵略蹙削中国疆土为得计,其结果不过使中国踵行放弃欧洲退保亚陆时的土耳其的先例,缩短战线,出死力以争生存,彼时两国人民的生命牺牲,惨烈不堪预想,但兵连祸结,日本毕竟能否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呢?

  由于上面几点,可见日本无论为对俄对美备战,或为遂行其五十年前传统的大陆政策,而出于武力压迫中国或侵略中国之计,在日本立场上,决然为牺牲极大而毫无把握的企图。换言之,不论控制中国,或消灭中国,皆为不可能。至于国际上侧面而视,以及日本内在的危机,我此文已不用赘说。日本国内现在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十分忧虑于日本之将来的,但以我所见,日本实在没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开成见,认清事实,要改弦更张,那就回头是岸。

  国际上大错的铸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错误而必是双方均有其错误。我们综观自九〔第145页〕一八前后以迄于今,不论中国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对大势及对彼我认识之错误以及措置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有已成过去的,有继续仍循?错误之路而还不断制造新错误的,本文既欲忠实的检讨中日关系,当然应将两方所有的错误,一一指出,而后可定应采取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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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45页,第146页,第147页,第148页,第149页

  〔第145页〕

  中国方面对于造成此巨大事变,虽然不能与日本负同样的责任,但回溯九一八前后以至今日,造成如此难解的僵局,中国实不能说一无认识上或举措上的错误,这种错误,有属于政府的,有属于民众的,有政府与民间所应共认错误的,现在概举如下:

  (一)失却时机的错误——当民国十九年以前,我们也曾听得国民政府有解决商租权问题的倾向,彼时日本还没有签认关约,一切悬案尚在待决的时期,后来听说因为国民政府内部意见的不一致,把商租权问题搁起。本来日本对国民革命,疑阻百端,中国国民党引不起对日的好感,是无怪其然的,但国际之间,友敌何尝有一定刻板的标准,苟利于国,应屏绝嫌怨而为之,可惜当局无此勇气,坐失良机,否则彼时日本军人派尚未抬头,政党威望,也未减低,两国关系或可藉此好转,九一八事件的诱因,亦或可不致发生。及至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昂奋异常,但也有一部份人烛及危机,主张相机及早解决。例如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于迟回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第146页〕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以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的错误——上面这一段话,或者有人以为事后论人,失之太苛,中国对日仇恨,造因既远,深刻普遍,再加以如此突然的重大刺激,当局综欲委曲谋国,何能抑制人民的反感,而免内部之不安,殊不知我们所言,乃以责望于革命救国自任的中国国民党。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具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乃左支右绌,陷于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的地位。我们反顾九一八以来的经过,纵不言当局无挽回危急之意思,要不能不认为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于此吾人愈益追思国家当艰危之际,尤需要有伟大之政治家,今中国国民党当局既缺真诚,复乏智勇,结果自陷于进退不能的僵局,虽不谓为负国负民,亦何可得!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国民对于日本情形之判断,谬误不止一端。当时一般见解,以为中国兵力虽不如人,而抵货运动,即可为代用之武器,所以对日万不能妥协,祇要抵货运动支持一年半载,日本国内必大起经济及政治上之骚扰,虽欲不放弃东北而不可得。殊不知中国欲自固抵货运动的阵线,已将费甚大之力量,受很深的痛苦,而同时又没有看清楚日本支持能力的久暂,以及其军国主义支配下的国民心理,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再则中国在九一八以后,还以为日本虽肇〔第147页〕此巨祸,毕竟不能不顾虑国际的反感,也不能完全抛却对国际条约的责任,而岂知日本这一个国家,为独霸太平洋,混一东亚的野心所驱使,处心积虑,早已视国际条约为具文,而且认各种条约为束缚其野心发展的锁炼,本不能以守约守信义的通常国家相看待。中国当时并且有一部份人以为侵占东北祇是日本军阀的主张,民间开明的舆论,必能抑制军人猖狂,所以当时中国舆论,还纷纷揣度民政,政友两党势力的消长,以为因应之标准。岂知日本并非通常政党国家或立宪国家而为一种由特殊阶级军阀,把持一切的特殊国家,这种错误到后来日本脱退国际联盟及五一五犬养白昼被刺以后,亦已完全证明,但在当时,确甚流行。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中国当时不但不知彼,实亦不知己,对于自身力量,不是夸张太过,就是信赖过甚,祇判断敌人的缺点,无暇反省,亦无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一般人民激于义愤,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飞机,单靠无近代配备的陆军,可以参加现代的战争,高呼宣战,力促出兵,使当时政府解释无从,因应不易。这种虚骄的呼喊,暴露自身外强中干的弱点,适以张日本军人的气势,固可叹惜,其实也不仅民间观察错误,就是政府判断彼我情形,也有矛盾错误的所在。当时军事方,在日本发动侵入热河之时,过信东北军队为有利用险要,相当抵御的力量,以为日本如不从他国内再运六师以上的兵力,决不敢侵入热河,初不知东北驻守热河之军队,精神实力,颓败至此,这是审察自力的错误。

  (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中国当时不但对彼我两方缺乏真切的认织,即观察第三者的实情,亦不能尽得其真相,当时中国自政府以至人民,总以为国联盟约具在,日本为联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顾,〔第148页〕联盟必能依照约章,实施经济的制裁,同时又以为英美或其它国家,如友谊的斡旋无效,亦必能为保障盟约尊严,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不知英美诸国方各有本身之困难,苏俄亦正埋头作外

  交内政之准备,显然不能有积极的行动,世界经济凋敝之秋,各国愈惴惴于和平之破裂,日本愈无顾忌。其后英美诸国之干涉固然不见事实,而国联除几次决议以外无表示,除所谓道义同情以外,亦更无力量,当时这种判断的错误,三年后的今日,也已证明。

  (六)内部凌乱的错误——中国方面彼时一方面既以虚骄不能自掩其弱点,同时复不能固守外交之秘密,往往政府尚未决策,民间已自喧腾,一举一动,世界咸得窥见其隐微。实力上顷刻之间不能强,而体面上又种种牵制不能弱,中国愈表示其虚骄,日本军阀气势愈盛,中国对于日本之??逼进,既耻辱又愤恨,自祇有诉于世界的公道,而日本的当局,遂以中国信赖联盟及期望英美的事实,向日本国民高呼「中国袭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以激刺日本国民的感情,使开明派的主张愈见没落,而事变扩大更无止境,其时中国内部,当局与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间不能一致,中国国民党与党外不能一致,甚而至于中国国民党内部,更于此时因外交主张而显现分裂,因之内乱与外患益见严重,吾人回溯往事,真觉不忍毕言。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以上所举认识上及判断上措施上种种错误,有许多已成过去,也还有一部份沿袭未改。关于造成过去局势的诸种错误,已无须追求,所重祇在自今以后能否不再沿袭从前观事不审,决谋不勇的错误,吾人默察国内,此事亦祇能作为一种期望,而目前尚难为肯定。作者上文已明〔第149页〕言中日僵局必须打开,吾人明知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打开僵局的第一步,必先日本有觉悟之诚意与放弃侵占的表示,但日本如果表示欲开始交涉时,中国方面恐尚有不能赞成直接谈判者,中国受此空前的屈辱与侵侮,感情之激张,自是意中之事,但我人认为「同归于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日本如横行到底,中国自然应该出死力以谋挣扎,凡在国民,谁不同感,但「死中求生」毕竟是最后无其它办法时的办法,如果能从「死里求生」,总应该抑感情以重理智,为国家民族计及于久远。此一观念如不解放,恐中日僵局,亦尚留多少障碍,不能彻底打开,长此以往,一味的因循僵持,终非国家民族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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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49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52页,第153页,第154页,第155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58页,第159页

  〔第149页〕

  论到造成事变以迄今日不能打开僵局的原因,日本方面的错误,较之中国方面的错误当然更多。日本方面首先对中国的认识陷于根本上的错误。基于此种根本错误的认识,而下判断作打算,于是有种种计虑上的错误,现在且说日本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一)对中国目前国情认识的错误——我前文曾说日本没有方法消灭中国的存在,其最重要的理由,即中国现在方在革命期间,在革命未成期间的国家,与通常已有强固而确定的组织的国家完全不同。日本人以通常国家视方在革命中的中国,与中国人以通常国家,视军权支配下特殊的日本,其错误正复相等。在通常已有固定组织的国家,谁都知道其要素为「土地人民与主权(或政府)」,但近世革命的史例,已昭示我们在革命期中的国家,与通常国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则为「主义、领袖与群众」。这三〔第150页〕个要素,论群众,则中国有广大的人口,而因外侮的紧迫造成了许多民族意识坚强的爱国之士;论主义,则中国近七八年来三民主义毕竟已成为举国一致的国是,中国人容有不满意于国民党当局的措施,但绝少有反对三民主义者,中国的智识阶级,现在已公认唯有鞭策国民党努力自爱,中国始可以对外,而自九一八以来,在事实上中国已造成了一个可以提挈全国国民的党及其事实上的领袖。所以只要主义普遍深入,领袖健全存在,群众一致拥护,一时政府的成败或土地的得失,转成为次要问题。中国国民政府现在本自命为临时革命政府,而非革命完成后的政府,所以我上文说,占领了中国首都,不能制中国的死命,如果不能消灭他的领袖,则领袖之所在,即中国政府与国力中心之所在。日本人以为军事行动继续进行,国土日蹙,中国便不能生存,岂知革命期中之国家,不可以寻常国家相视。中国国民党尝鼓励国民,「已失之东北四省应认为一九二○年以前俄国之西北利亚」,我不是党员,对此语不愿下判断,但中国尚为革命期中之国家,则为不争之事实。由此以言,如领袖依然存在的时候,日本人决没有彻底消灭中国的把握,只可惜日本的中国通,对于中国事情,平时一切调查观察,异常精密周到,而独忽略此重要之一?。

  (二)对中国历史时代认识的错误——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国的历史,以为汉族为主的中国,在六百余年前可以亡于蒙古人,在三百余年前亡于满洲人,何尝不可于今日亡于日本人之统治,此又为一种观察之错误。因在宋或明末时代,中国人民除少数儒者外,几直不知有更易朝,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一回事,但在二十余年前推翻满清的时候,则不仅革命先觉起而奔走,也有多数民众参加其间,满清统〔第151页〕治的推翻,是同盟会「躯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所号召,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划一显明的时期,与从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后,至少人民已了解民族主义的意义,至于今日全国在学的大中小学生一千二百万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识的,加以前清以来,凡是识字的成年国民,以总人口百分之十计算,也有四千八百万人,皆知道亡国是怎样一回事。就以日本吞并台湾朝鲜为例,在三四十年前,或者中国多数国民尚不知台湾朝鲜与中国有怎样关系,因而不感痛痒的,在今日有许多地方,即在田夫野老,也知道东北四省被占的事实,这不是任何力量,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即使以六千万人来说,其数量也已与日本总人口数相近,日本的武力虽强,终不能除尽此六千万具有充分民族意识的国民,而使全中国帖然服从日本作顺民,所以拿宋明亡国史例来推断今日之中国,实又是一种错误。再则日本人观察中国历史,往往祇从坏的方面去找中国的缺点,而不从好的方面去研究中国民族的特性。中国历代以来所以能屡蹶屡兴,不受制于外族,就因为中国有见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传的所谓天地间之正气。这种精神和正气,在危亡末运之际,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为来表现,而历代师儒遗民著书倡导,播之歌谣戏剧,成为中国主要的社会教育,这一种递相传授的教育,根基异常深厚,几乎中国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带些这种教育影响的。即如近代中国的主要人物中,也还有常常引用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以及「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说法,作为砥砺志节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应该祇看见宋明亡国时的情形,而不看见元末清末中国民族再起时的情形,不应祇看见宋朝的秦桧张邦昌而不看见岳武穆与文文山,不应祇看见明末的洪承畴吴三桂而不〔第152页〕看见史可法郑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国时代,日本一般后起的中国通,更不应祇看见袁世凯等帝制自私的军阀行径,而忽视了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国的牺牲精神。要知道这种精神和正气,向来弥漫于中国民族之间,更加以近代民族主义的灌输,使这种精神更有所寄托而为更大的发挥,所以观察中国民族,决不能以少数无耻军阀官僚作代表,而以为一概可以威胁利诱的。这一层意义,在日本新进的「中国通」,实在太不了解,但日本现存的老师宿儒中间,还不少通晓东洋史实,了解中国民族的老辈,倘以此义相质,一定许作者之言为不谬。

  (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日本方面还有两种错误的见解,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又是根本的错误。我在本文开始时已说明:在中国,讲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道理,要算国民党 孙中山先生为最彻底。依理而论,日本在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时机,正是清算两国过去不快之关系,而彻底更新国交的绝好机会。在民国十六年以后的国民党,明白放弃容共政策,尤其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从国民党历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观,实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平心而论,一个拥有百万以上党员的党,其党内各个份子行动之不能绝对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国皆然,伴于中日感情之恶化,国民党员与一般国民怀抱同样对日怨望之心理,当然不免,但国民党的干部人员,自孙中山先生以下,与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谊交往与智识交换的,不在少数。所以在中国言,能理解东亚存亡关键,能理解日本并能理解中日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国民党向来的理论是比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论,日本试一翻阅一九三一年〔第153页〕以前的对华输出贸易额,并检取一九三二年以后各年的对华贸易额,而视其消长之数,即可见日本对华贸易数量显出逐渐恢复的趋势,(日货输华的数目,仅从海关统计,不能完全表现)即为国民党当局不愿两国关系更趋紧张的政策的反映。中国现在正有一部分国民对国民党此种缓和政策,深致其不满。余

  敢言国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两国关系益见紧张,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经济上之损失,必将不可以计数,所以日本如认国民党为策动排日中心,断然为一种错误。因此中国国民对日感情之恶化,一步一步都是日本自己所造成,决非国民党宣传鼓励之所能致,若谓日本不自动改善对中国之政策,而祇以排除国民党为消弭反日气势之手段,则我敢代表非中国国民党员之一般国民,直认日本此种观察为谬误。日本近来的用意,不知真如其表面所云为消除排日而要打倒国民党呢?抑或认定国民党为使日本不能绝对支配中国之障碍而要打倒国民党呢?无论由何种方面说,中国国民党在此十年以内是没有一种力量所能推翻的。试看在九一八以前,中国国内,还不少有反对国民党与蒋氏的呼声,而自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外侮日深,国民党之根基反愈见巩固,至今反对国民党与蒋氏之言论行动,转见其减少,国民党内部之支离破裂虽依然深刻,而国民则因日本倾力欲打击国民党,反从而表示其同情与爱护,这岂不是一个极明显的例证?且中国国民党之能存在于中国,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换言之,其存在的根据不全在于其本身,而无宁谓寄于客观之形势。国民党内部之一盘散沙,无可为讳,其组织与精神,违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甚至于各争意气,自相残害,即其内在的矛盾,实属不胜枚举,但外人欲以皮相之观察而断定其运命,则为不切于事理。试观民国二年以来北方军阀迭次假助外国最强的力量以谋消灭国民党者,无〔第154页〕所不至,而每次压迫的结果,转使国民党的势力益见扩张,虽以最阴鸷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亦不能达到消灭国民党的目的。民国十五年三月以后,苏俄鲍罗廷且自谓没有看清楚国民党内有如此坚强的人格,至于今日,则更非任何外力所得而推翻。因国民党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于三种的因素:一为历史的使命,有中国如此之历史,即必然有中国国民党。二为时代的使命,在今日的世界与时代,就必然在中国有担负时代使命的国民党。三为民众的心理,因中国处于如此情况之下,民族意识就自然要求有一个领导中心的力量和组织。所以无论国民党决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后,中国也还必然有领导民族对外的一种组织,无论国民党的领袖不能消灭,即使消灭以后,也还必有第二第三的或者更为坚强有力的领袖继之而兴。由此推论,如日本尚有此种误解,以为祇须推倒中国国民党或打击其领袖而使之没落,则中国即无对外之中心势力,此实倒果为因之论。即如日本人之意,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将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倒,然国民党目前之困境,为以一种革命的组织而正面当国家之难关,受了政治责任上的牵制与束缚,遂到处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态,一旦不居于政府地位,顾忌一空,行动自如,则其对外的力量必较居于政府地位时为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且国民党既居在野地位以后,其百余万党员及所能支配之军事力量,被迫而取不顾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难想象其结果为如何。所以日本如真为其本国利害?想,此种谬误,应当要根本纠正。

  (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对于人物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之强,这是日本人所向西方人自豪的。但对于中国主要人物,吾人殊未见日本人能认识正确。即以日本外交时报等刊物屡次对于蒋氏之〔第155页〕论评为例,在日本人的评论中,常以与中国过去人物如袁世凯李鸿章相提并论,这真是拟于不伦。袁世凯及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此处不必加以讨论,但蒋氏与袁李所处的时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国以三十年为一世),无论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环境不同,即其所处之时代,尤绝对不同,袁李两氏是帝制时代或科举时代出身的,蒋氏自幼年时代,即已参加革命组织,以后三十余年间,在人生可型性最丰富的期间。始终不曾离开革命的事业,其教育其思想可说一手由孙中山先生所陶铸,其生涯始终没有脱离过革命的环境。吾人不认世界有所谓超人,每个人都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蒋氏之为蒋氏,完全是在革命环境中成长出来,可说其血液其脑筋中没有一点前期帝制时代的意识习性之遗留,蒋氏与袁李之间的距离,可说是一个近代民国与几百年前专制国家间的距离一样,是属于完全不同之两个时代两种型式的,今以蒋氏与袁李两氏并论,以袁李的习性与识解来推断蒋氏,真如中国古语所称「老子与韩非同传」一样的滑稽。我所以断言日本人对蒋氏实在没有认识清楚,因为没有认清时代与人物,遂欲以从前所施于帝制时代遗留人物的方法,施之于现在,而希望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我在此处且举一例,我非中国国民党党员,当然不知国民党的对外方略的内容与底蕴,但知国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责问当时的军事统帅蒋介石「既要死守济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弃济南,何以又留一团兵力来死守济南城,而最后又命其退出?」蒋氏答称「这就是我们革命军的战略,第一当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第二是要顾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第156页〕牵制北伐的进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国军队,不作无意义的牺牲,只要济南抵抗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已暴露全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出,且使外间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对抗福田整个的一师团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间所发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然而这种政策并不是彻底的,国内当时亦有人极端反对,但由今追昔,不能不说这个政策比较是无法之法,因为国力兵力绝不相等的国家,只可用这个政策和战略与之相周旋。日本如明白这个道理,应知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可说是不能达到目的。此并非革命当局有如何突过前人的本领,就因为时代不同,从前帝制时代或军阀时代,遇到危险时期,就因为当局者有保全自身利益名位的观念,不能不畏怯而屈服,现在中国革命期内民族意识的高涨,已绝不容当局有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与国同殉」与「死而后已」的观念,还有什么畏怯顾虑的地方?中国方面采取这种「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战略与方针到底,相持不下的结果,也必使日本同归于尽。

  (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的错误——由日本近来对中国所取的种种步骤而言,不能不说「相煎太急〔第157页〕,而相知太疏」。日本人一面造成中国国民党绝不能与日本妥协的错误的前提,因而认为唯有消灭中国民族,日本纔可以安枕,而且认为消灭中国,非出以极毒辣之手段,使万劫不能翻身不可。关于第一点,我敢断言中日之间并没有绝对不能转圜的情形,此不必远征其它,即就中国对于英国来说,中国国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当然要竭力挣扎以求得真正之独立平等的,英国为帝国主义领袖的国家,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又是由对英鸦片战争而起,英国其始以杀人的毒物害我,其继以不能摆脱的锁炼困我,这是中国国民深入骨髓的仇恨。若说中国国民自二十一条以来对日交恶有十余年的历史,那么对英交恶就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在今日中国,可以说反英的感情并不如何浓厚,这固然因为英国近来已改变鸦片政策,最大原则由于英国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没有土地野心,所经营的祇在商业经济方面,所以祇要许多不平等条约得以更正,中国是愿与英国为经济的互利而与之友好的。日本人祇要认识此一点,便知道中国没有百世不可解的仇恨观念,而好恶友敌,完全可以事实相转移。日本如真能放弃土地侵略的行为,中国对西方各国,尚且愿引为朋友,何况同洲同种之日本?但日本为东方民族,应明了东方心理,东方人的特性,尤其是中国人,就是重感情,重气节礼貌与道义,今日本以占领中国土地极端伤损中国感情与尊严,复为防制中国复仇而施以违反道义的行为,中国即欲与日本提携,亦何能忍受此种屈辱形态下之提携?日本人唯其对中日关系看得太悲观,以为绝无挽回希望,所以日本为猜防中国,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个方针之下,日本人一方面则用种种方法使中国疲于奔命,不但使用兵力,而且直接间接放任莠民扰乱中国各地的法律秩序,破坏中国的善良风俗,以制中国目前之死命;在另一方面,又〔第158页〕不惜用极残忍方法,企图残害并断绝中国民族将来之生命,中国各地海洛英的贩卖,多由日本商民经营,至少日本官宪是放任的。中国受鸦片之害,民族健康已受斲丧,至今对英国,虽恢复感情,但此一仇恨,百世亦难磨灭其痕迹。日本现在踵行其事,毒害愈烈,将使中国世世子孙永难忘却。日本为消灭中国复兴力量,现在并且假手于各地无知汉奸或军阀官僚,来仇视并加害于中国知识分子,不知中国知识分子永难除尽,而日本此日利用最下等的汉奸,此等汉奸将来亦即为日本之大患,出尔反尔,其道正复相同。且日本所深恶者为共产党之方法,所标榜者为东方民族之特性,现在日本常常想利用中国过去的无聊军阀官僚,在各地造成日本式的政治,或成为日本傀儡的政权,此事正令中国人民回想从前第三国际,想在武汉、广州造成俄国式政治的情形,毕竟广州或武汉至今尚存有这类外力强造的政治痕迹没有?还不是因为民众共愤,起而驱除,归于昙花一现?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国家意识的国民,最难忍受的行为,即为欲消灭其民族性与历史文化。东方民族为讲道义的民族,东方人应尊重东方的习惯思想,凡是违反道义,出以暴力强制而近于虚伪残酷的办法,都不是东方人所能容忍的办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国种下世代的深仇,我以为应平心自反。

  总之,日本的错误,在乎以通常国家视革命期中的中国,在乎误认二十世纪为十八、九世纪而依然采用前世纪的手段或传统政策,在误认革命势力而视同帝制时代之遗留,在以对待官僚政治的手段而对付革命策略,而不悟日本之武力压迫,只能胁制无知识之官僚军阀,而不能屈服民族主义正在发达之国民。在另一方面,对于两国关系的恶劣又认为太悲观,而不悟迷途未远,只要抛弃武力与土地侵略,两〔第159页〕国国家间与人民间关系之好转,实大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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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59页,第160页,第161页,第162页

  〔第159页〕

  以上已备论日本对于中国认识的错误,现在愿进一步指出日本在对付国际所取举措的谬误,因本文为讨论中日关系而作,故祇以由对中国问题而引起者为限。

  (一)脱退联盟而孤立的错误——日本对中国既造成一发难收的形势,于是一方面则拒绝友邦的劝告,一方面则排斥国联的决议,甚至不惜脱退联盟,出以惊人的举动,在日本所以自己说明者,即为日本有独自之立场。但吾人局外观察,日本口头上以独立为标榜而实际则得到孤立的结果,实在就日本以言独立则可,孤立则不可。现在世界的趋势,为国际合作的趋势,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孤立于国际集团以外,譬如对于国际联盟,苏俄以主义不同的国家尚且断然加入,美国也放弃其传统的不合作政策而倾向于加入国联,今日本乃适在这个时期退出国际集团以外而愿意孤立起来,溯其原因,由于欲贯彻占领满蒙混一东亚,与独霸太平洋的政策所致,而不知完全陷于违反时代趋势的错误。世界上祇有一般革命未成的弱国,不得不主张独自立场而愿意孤立于国际集团或条约以外,因国力不等,加入以后不能取得均等的地位和利益,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宁以不加入为得计;若在已有基础的国家,断没有自愿孤立于国际以外的。日本在脱退联盟以前,谋及重臣,咨及学者,可知也认为问题严重,但欲罢不能,最后终出于毅然之一决。自从广田登台以来,虽然自命以各别折冲代替国联的束缚,但日本既不惜投一重〔第160页〕大之暗影于世界和平之上,在此国际关系日益密切之时,自己造成举世侧目的地位,终不是日本国家的福利罢?

  (二)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吾人仔细观察三年来日本的举动,便知道日本人要以对外雄飞独霸的企图,渡过国内的难关,而第一步则要做到亚洲绝对支配者的地位,从而对内对外,时时发露其东亚门罗主义的抱负,但吾人终认为一九三五年的今日,与一八二六年美国高唱门罗主义时代不同,不但时代不同,而情形也绝不相同,因为英国与法国彼等在美洲还没有如何了不得的深切利害关系,加以地方上辽隔重洋,彼时交通工具与技术没有像今日这样进步,所以,令美国人高唱美洲人之美洲,而实际以一国支配两大洲的政治与经济,但事实上美国在现在也不得不放弃当时门罗主义的政策,现在日本如果为便利控制中国而高唱亚洲门罗主义,则在中国尚未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以前,欧美诸国对中国是有错综复杂而且极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利害关系,甚至在军事上也有深切的影响的,日本此时欲排斥列国,以东亚人之东亚的口号而置中国于绝对支配之下,如此不仅美俄已敌视日本,欧洲诸国都要敌视日本,尤与英国利害极端相冲突,美国控制全美洲是与英国独立战争以后,而取得支配者的地位,日本的强大,则是受英国保育的结果,这是日本人、亦是英国人所不能忘的,今日本若悍然不顾,而以东亚主人自居,其结果非造成世界之上全是日本的敌人而不止。

  (三)自造错觉的错误——日本为鼓励鞭策其国民,统一其国内的舆情,从前既以种种夸张不实的理由,指满洲为日本生命线,九一八以后,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胁为词,辩解其侵略中国为不得已;一〔第161页〕面向日本国民狂呼其空前国难。不思此种国难,即或有之,亦为日本所自己制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只在日本心理一转移之间。日本常指中国施行排日教育,实际中国除叙国耻历史以外,并没有如何深刻的排日教育,而日本自造错觉,对其国民普及深刻排华的心理,几乎要每个日本少年与儿童的思想中,注入「有中国即没有日本」的心理,这样为达到一时国策之方便而制造普遍深入的幻觉,必有极严重的后果,吾人就事实而论,日本如果真正顾到其生存发展,照现在的做法,可说适得其反的,因日本如果不能整个消灭中国,使无一人之存留,则今日的悍然不顾,决不能如从前之灭亡朝鲜时代,朝鲜亡后至今三十年,然朝鲜人民今日犹不能说真正归属于日本,现在对于中国,如其侵略到底,永久占有满洲,或再扩大范围,一方面再以零星宰割办法,置中国于死地,则中国国民岂但三十年,即三百年亦不会忘却,如此在紧接近邻的中国,种下百世不解的深仇,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计的威胁,反之,日本如果真有自动更新国交的诚意,则日本国民生存上之困难问题,正可在解决中日悬案,确立中日关系,及保持东洋和平上谋取极合理的解决。中日两国地理民族相接近,风俗习性亦略相似,祇看两国国民通婚者家庭关系的美满,以及中日普通商民间相与来往之亲切融洽,可见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日本维新时代自强自立的好例,给与中国觉醒的国民以不少的鼓励,日本在学术文化产业经济各方面优越的成就,中国方面并不否认日本为先进,中国今在复国建国时期,需要经济文化之提携正感迫切,而日本刻苦勤俭的习性,又适为中国所易与合作,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国或见为过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给,或适为中国之所需要,所以在经济上言,两国如真能以平等互利相提携,两国民族生存发展上之问〔第162页〕题,便可以完全解决,平心以思,实在没有相阨相制以同趋绝灭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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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62页,第163页,第164页,第165页

  〔第162页〕

  明白了我上文所说的中日两国的诸般错误,便知道事变演化,以至造成僵局的原因,而僵局的不可再令延长,不待赘言,错误的反面即为真理,只要由上文所举的几点在反面上推寻,便可以发见中国与日本应认识之点,及其应取之途径,上文所论已极详明,所以祇须概括的举出如下:

  (一)中国所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打开中日僵局的主动,当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诚意表示时,中国方面应该怎样?我以为中国所应认识者,虚骄不是办法,拖延不是办法,僵化不是办法,期望或倚赖他人不是办法,为感情而牺牲理智也不是办法。过去的事就误于虚骄,所以今后举国上下应认清事实,自己的将来应有自信,自己的弱点不可忽视,再则国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一时的荣辱得失,只要不碍及根本,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所以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它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人民应洞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至于期望国际间发生波澜,以为中国可乘此以求收获,则须知日本战胜非中国之福,日本战败以至于灭亡,也非中国及东亚之福。目前日本自伦敦海缩谈判破裂以后,四面楚歌,已成众矢之的,完全陷于孤立的层围中,因此也有一部份人,以为多行不义,终必自毙,中国亦何惜一时痛苦,宁为〔第163页〕瓦砾之场的比利时,亦使日本蹈欧战时德国之覆辙,而遭更大之惨祸。故为中国计,处此形势,更须坚持,且当长其骄矜,以观其敝。作者之意,则以为人类意义不在相阨,而在共存于世界进步,应视正道重于意气。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顾,有类于狂夫之趋井,吾人视之孰不洞如观火,然中国本其固有之道德观念,唯有以自力挣扎图生存,无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便,应知日本所为,虽不惜以害人害己,而中国则应堂堂正正,秉持正义,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势可能,且当为日本开觉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国同归于尽,中国应从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随狂澜以俱到,相牵率以共趋于错误。若说留得强敌压迫的事实,可以鞭挞国民之志气,依我看来,祇要国民以昨死今生之决心,自力振作,再不像从前散漫萎靡、自乱步伐,虽无外患亦可复兴。至于饱受教训以后,还不脱观望国际形势,或存倚赖他人的心理,则非但不智,亦适以表示中国之无志气无觉悟。譬如现在仍有一部份人士,注意日本对九国公约及华盛顿条约之态度如何而随之为欣戚,其实须知所谓领土完整之保全及门户开放等等,如须保障于国际协议,这已是中国的危险所在,列国之所以为此协议,岂在为中国打算,表面上无非是维持均势,保护商业,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处置次殖民地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国不能以自力复兴,还一味依赖此等条约,则时势推移,即可为瓜分或共管的先兆。须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顾,是要夷中国为保护国,其要求为独霸;而欧美对于不能自强自立的中国,则其意想中之结局,为瓜分或共管,其口号,则为利益均沾;由中国立场言,无论为独占、为均沾,都是国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国所能自为计者,唯有依于自力,艰苦图存。对于当前障碍,尤其与日本之间的葛藤,应该当断则断,速图解除〔第164页〕,而对于自强自存之至计,则不可丝毫懈怠。须知唯自己站得起来,才是安全之保障,至若激于悲愤,动于意气,袭用亡清末年的口号,以为宁亡于欧美,不亡于日本,则须知中国为独立国家,寸地尺土,不能灭亡于任何国藉之种族。所以一切都似为次要,唯一要求,即为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

  (二)日本所应认识及应取的途径

  日本所应首先认识者,第一应知有独立的中国,始有东亚人的东亚可言,故第一要义应彻底扶持中国真正的独立,才为日本百年不敝的国策,有独立的中国以平等地位与先进的日本相提携,而后日本为能善用其在东亚之特殊地位与利益(广田之言),中国亦可发挥其对东亚的使命。第二应知时代变迁,明治当年的政策,不复适用,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第三应知过去中日关系的紧张,中国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责任,日本方面至少也应有十分之六的责任,而九一八事件以来,日本为贯彻主张,更由中日间紧张关系而造成与国际间的紧张关系,此种原因,实由日本对遥远而未实现的企图太乐观,而对于切近可能的解决,又太悲观之故。吾人相信国际间动荡的风云,实起于中日问题,而中日问题的解决,只须日本一念之转移。日本如真能觉悟长此僵化以共趋危亡之非计,勿再以浮词掩饰,勿再制造种种不实的理由,强作自慰自解之词,即应切实表示其「保全中国统一」且「对于中国之独立或利益,绝不予阻碍且无加害意思」(日外务省声明及广田谈话中语)两语的诚意,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使归属于中国的版图,一面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这种交涉,当然应由日本率先提议,但无〔第165页〕妨由两国直接谈判,定议以后,即由中国报告国联,国联为维持和平,必乐于接受。同时退出国联的原因既已消灭,则应重新加入国联,以消除因退出联盟而引起诸般困难问题的存在。如此则中日两国间的恶感,必可烟消,而世界上战机紧迫的惨雾愁云,也可立见澄清,世界人类,皆将受日本之赐,此于日本尊严及原来立场毫无损伤,而一面可免除后来无穷的荆棘,为日本计,唯此始为最妥善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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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内容来源:卷四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之命运\附录

  版面原件:第165页,第166页

  〔第165页〕

  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纵横的辩言,也不是专门家谨严的著述,在作者自信,并不夹杂有丝毫的偏见或成见,更没有什么忌讳,只是平平实实的就两国真正利害,也为东亚局势与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陈的,没有如何精奥的理论,实是一种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这些平庸道理上面。两国政治家如果有博远的胸襟和深切的识见,即应不顾一切的排除障碍,起而实现上段所说的途径,以打开今日的僵局,但是这个责任,几乎完全在日本方面,因为问题的前半段姑且不,后来一切解决途径的阻塞,是日本拒绝一切劝告的结果,自此以后,第三国或其它机关,固然大家只好束手,而中国方面既在国土被占的屈辱状态之下,也更无打开僵局的可能。我以为日人应知前路荆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头,坦途立现于俄顷,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难关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当。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那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第166页〕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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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 上篇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1页,第2页,第3页,第4页,第5页,第6页,第7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4页,第15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第19页,第20页,第21页,第22页,第23页,第24页,第25页,第26页

  〔第1页〕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庐山军官团讲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在台北国防研究院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九月在阳明山第三次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八月在阳明山第四次订正

  

  〔第2页〕

  总理在民族主义中,曾经提示我们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实,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总理说:「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洲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庸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甚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保存的。」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可说其是由内在的德性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乃是本末兼赅、惟精惟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于此,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军事,不过是政治的一部份,因为实际上军事是包括在政治范围之内的,所以凡是军人尤其是做了军官的,必须研究政治哲学,了解政治原理,更加要深明我们本国发明最早的政治基本原理——即大学之道。过去一般军事学校里,向来都没有将这些道理教授我们,现在一般普通教育,亦没有注重这大学之道,乃是做人——做国民、尤其是做军人最重要的学问,所以我们一般军官,都不知道这个最重要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学问,更不知道拿这个学问的道理来修养省察、身体力行,自然亦不知道遵循这个道理来教育部下、治理军队;如此,带兵作战以及从政理事,当然就不容易成功了。我国军官如此不懂政治哲学,连这最重要的政治原理也莫明其〔第3页〕妙,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健全的军官来望其建军建国呢?我们中国军队之所以没有进步,此即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做军官没有政治学问的基础,对于军国大事,就要宗旨不定,是非不明,人家说好,便跟?说好,人家说坏,便跟?说坏;只会跟人脚跟,随声附和,混混沌沌的过了一世,自己毫无处世做人的把握,亦无革命救国的定见,这种人可以说简直没有自立的人格,那里还能做国家民族的干城?天地父母生了我们下来,便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完善无缺的人,才有人生的意义,才能无忝所生!所以我们做一个人就要知道做人的道理,尽做人的本分,做一个军官,更要知道做军官的道理,尽做军官的职责。可是现在不仅是一般军人,就是一般学者,对于这些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大道理、大学问,没有几个人肯来切实重视,更无人能精研洞达,切己体察,而来竭力推行的,以致中国自古以来独有的政治哲学这件宝贝,无人能够认识,因此固有的民族精神和道德智能,也就随之泯灭,国家危亡,如何可免?所以总理曾说:「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之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工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民族精神失去了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都是习而不察,莫明其妙的。」以上总理所说的这种毛病,是很普遍的,你们各位想必都读过大学中庸,试问读了之后,有几个人能切实了解这里面所讲的道理和意义,这书对于我们人生,究竟有怎么样的关系?究竟有那几件事,能够切己体察,有得于心,而来实践笃行,真正做到?如果我们读过这书,只是费了很多的时间,而不能笃信力行,得不到一点读书的实益,为国家社会来服务尽职,那读书有什么用?所以现在虽〔第4页〕然读书的人很多,而国家民族始终不能收到教育的功效,这是最可痛惜的一件事。我今天特将大学的道理亲口讲授给你们,如果你们从此都能彻底领悟,照这些道理,切己体察,力行勿懈,就可以创造新生命,成功一个完完全全的军官,教好我们部下,治好我们军队,更推而至于影响全国国民,即可以创造整个国家民族的新生命,恢复我国过去汉唐时代在世界上最强盛最光荣的地位!这就是我今天要讲大学的目的,亦即我对于大家最大的希望!

  大学第一篇,依照朱子所说,本篇乃是孔子之言,而由他的门人曾子所记述的,本书的前面,朱子还做了一篇很重要的序,大家应首先一读。不仅读大学要如此,我们随便看什么书,都要先看序文,因为序文的宗旨,都是要将他全书的内容,提要的说明与评论,我们看了序文,就可以得到全书的要领,明了正文的意义与精神之所在,由此再读正文的时候,便格外易于理会,事半功倍,所以看书的要诀,就是先要看序文,把全书的要旨了解之后,再开始读正文。你们看大学序言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这一句话,就将大学全书的意义与精神都道破了,我们就此可以知道这部书的性质,更是?重教育的方法,不只是讲政治哲学而已。所以总理说,要把他当作知识范围内来讲才行。而我们做军官的人,就是教人治人的人,无论就知识范围的教育方法,或就道德范围的政治哲学来说,都不可不懂这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话,朱子认为是大学之道的三个纲领,可是阳明谓此三者,乃是构成其大学之道的整个体系,而其内容乃是上下一贯,不能并列为三个纲领的。〔第5页〕余亦认为阳明的解释,亦较朱子所说的合理而易解,但此三者虽是一贯而不可并列的,然其成分与功能,实有先后程序之分,虽不能并列为三个纲领,至少亦可说是构成大学之道的三个要则。这要则,就是天生蒸(众也)民,有物有则之则,乃是人与生俱来的理则。只要大家明了此三个纲领,乃是三个要则,而且是体系一贯,其进行程序,本末始终,亦是彻上彻下有条不紊的,这样就可在文字上免除咬文嚼字、再作无谓的纷争了。至于「明德」的意义,天地父母生了我们下来,就有一种天赋灵明的德性(即阳明所谓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这就是「明德」,但是他有时不免为气质所拘(朱注:人之气质,有刚有柔,有高明,有沉潜,倘任其偏向发达,不加修省,必至影响及于本体)为物欲所蔽(朱注:一切声色货利、功名权位之外欲,亦足以掩蔽本性,使之驰骋迷途而忘返),渐渐失其灵明以至于泯灭,而一切骄奢淫佚、失德败行的生活和恶习,乃从之而生。大学之道,第一就是要修明「明德」,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亦可以说是要存天性而除物欲,要使此「明德」——「天性」保持其本体之纯洁灵明,不为气质所移,不为物欲所蔽,不为利害所诱,日益发扬光大,充实完善,此即谓之明其明德,这是修己工夫的第一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乃是构成大学之道的第一要则和程序,亦就是朱子所谓第一纲领。

  其次,所谓在「亲民」,「亲」这个字,有两种解释,程子释「亲者,新也」,故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以「在亲民」作「在新民」,解所谓「新民」者,即是使民众能日新又新、进步不已的意思。所以本书第二章的释义作为新民释。而王阳明则照大学古本「在亲民」的「亲」字的原文意义,释「亲民」〔第6页〕为亲近民众,乃本其一体之仁心,以感化民众、革新国家与社会的意思。我们晓得:大学所讲人生最大任务,莫过于治国平天下,我们明明德修身之后,便要推而广之,将一般民众一切腐旧的不良的不适于时代环境的思想、风习、生活都能铲除,使其造成一种新的思想、风习与生活,俾能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以确保其生存与发展,这就是古人所讲「化民成俗」,亦即近来我们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之真正意义,必须如此,然后治平之功才有基础,因此朱子释「亲」为「新」并没有什么错误。同时大家要晓得:王阳明是一个大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与军事家,他依照大学古本原文的「亲民」释为亲近民众。所谓「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此乃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解说,亦有其深远的意义,且有其古本原文充份的根据。因为新民必自亲民开始,如果不亲近民众、深入民众中间,我们自己虽有好的主义、思想、道德、言行、生活,亦无从传授他们,感化他们,所以他不肯更改古本原义,仍要作为亲民的解释,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正因新民非亲民不可,而亲民则为新民应有的前提,所以我们讲新民便包括了亲民,而单讲亲近,还不能包括革新的意思,因之我在此还是依照程朱的解释易于了解,而且阳明亦说:「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可知他对以亲民释新民,亦并无反对之意。但他认为明德与亲民,虽有本末可言,而并不能分为内外相对的两物。以其明德亲民本为互相关联的一事,其内容乃是整体一贯,不可分列为二为三的。所以阳明又曰:「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方可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第7页〕可释而为两乎?」这实是阳明反对朱子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分而为三纲领之说的理由。而此亦即阳明发明此三者为一体而不可分的创意之作。在他的意思,以为此三者是脉络一贯,乃是大学之道的一个总纲而不能分为三纲的。可是他亦并未有如此明白的提出来。大家还要了解,这亦就是朱王二派解释大学不同的最大争论之点所在,应该特加注意。但无论其如何解释,我们认为亲民与新民二者之意,并无重大差异,不必多所争辩,因为我们亲近民众,必须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渐磨之以仁义,教之引之,鼓之舞之,使能涤除一切污,使其智能、德性、精神、体魄、生活、行动,都能追上时代,日新又新的道理,乃是决无错误的。我们训练军队尤其要如此,如果不能使部下的思想、习惯、生活、行动从根本上革新起来,成为一个现代军人,那我们革命便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现在我们一般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究有几个人能做到「明明德」的?究有几个人更能尽到其亲民与新民的责任呢?各位都是军官,有许多是在民国元年前后就做了军官的,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就是从民国十三年做起,也有十年了,试问民元或民十三时代的你们,与现在的你们,有没有两样呢?你们每个人在道德上、思想上、学术上、智能上、生活上,是否有新的进步呢?你们所统率的部下官兵,他们在精神上、学术技能上,又有什么新的进步呢?我可以代答一句,大多数还是同从前一样,没有革新和进步,各个人还是像过去一样的一个旧军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不学无术的腐败军人,他如做了高级军官,亦就成了如过去北洋军阀一样的一个新军阀而已。由此推而至于一般军队,从民元到现在止,也没有两样,军人的精神、品德、生活、学术、思想,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只有退步!大家想一想,你们对部下曾经〔第8页〕有些什么新的思想、精神、技能、学术传授给了他们呢?你们自己不能革新起来,自然也无法使部下革新起来,这是一定的道理,你们或许以为亲民与新民的「民」字,是指「老百姓」,不是指军人,这就是大错了!各位要知道,中国古代民与兵是不分的,凡是一个国民,就都要当兵,所以古人所说「亲民」,亦就是「亲兵」的意思。至于今日所谓「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教民要如教兵,教兵就是教民」,其原则与方针是一贯的,因之军官在军队中亲其士兵,也就是大学「亲民」之义。所谓「亲兵」,就是要与部下亲近,要视部下如子弟,要能爱护部下,就是要与部下共甘苦,同患难,又要能恩威并济,赏罚严明,以教育部下,感化部下,使能日新其德之谓。我们在过去,因为军官自己既不能新,当然亦就不能使其军队日新又新,一般国民,更加无法使他们建立新的品德、新的学术、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了,所以我们的革命,至今仍未能成功。这一段话,是讲明亲(新)民的意义和重要。总括一句,亲(新)民是一种治人建国的基本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构成大学之道的第二要则和程序,亦就是朱子所谓第二纲领。而其第一要则(纲领)「明明德」与此第二要则(纲领)「亲(新)民」的关系,可以说是体用合一而不可分的,故阳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关于此点,我认为阳明的解释是正确的,可使读者更易了解。

  现在再要讲到大学之道的第三个要则(纲领),就是「止于至善」。这止于至善的释义,在本书(大学)第三章所说的就是「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是说做人要有所止,而且要知其所〔第9页〕止,不能善恶不分、左右两可、无所适从的意思。这一句话,我以为在现在来讲,应该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精益求精」「以求至乎其极」的意思;一种是「择善固执」「止其所止」的意思。这样解释更容易了解,我们一个人明德(修己)亲民(治人)皆应当向理想的至善之境,不断进取;必求达到至善至美之境,而毫无欠缺的地步,亦就是要做到于理已无所不穷,于事已无所不尽,万物皆能各得其所,千古而不易其道,到这时候方得为止。所以阳明对于「至善」的解释曰:「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此其说明「至善」就是「真理」。亦即吾心之「良知」,而「良知」即「真理」之所在,乃在吾心之内,而不假外求的。我们为人、处世、作事、立业如能把握住此至善之道,而固执不变,信守不移,就不会驰骋妄想、见异思迁了。譬如我们带兵作战拟订一个计划,到了至善之中、完备无缺的时候,便不要再改变,只是依照吾心的良知,允执厥中,信其所止,贯彻到底,乃下定最大的决心,勇往迈进去彻底执行。推而至于我们做人也要如此,敦品厉行,明德亲民,必须做到尽善尽美,才算心安,尤必择善固执,明决果行,才能立身,才能立功!所以「止于至善」,不只是为学、处事、开物、成务、做人的第三要则(纲领),而实是总括以上「明德」与「亲民」两大要则(纲领)实践笃行的准则,而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者的总纲领。所以阳明说:「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则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剂矣;轻重〔第10页〕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各位现在来到军官团,就是学习明明德、亲民以求其止于至善,而完成革命治平之功。既知军官团所传授的道理,确是做人做事、尤其是做一个革命军官的光明大道,就要认识此至善之道,笃守此至善之道,照?来奋勉力行,这就是止于至善,即使我们革命作战,到了最后关头,自己即使牺牲而死,也是以身殉道,取义成仁,为革命主义救国救民而死,是为正命,就配附于总理和革命先烈的历史系统之下,而精神永远不死!这就是止于至善,亦就是古人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理。所以我们如能深明大学之道,不但可以修己成业,而且可以不愧为他人的教师和上官,无论教兵教民,都使之能为国家民族来奋斗,完成其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

  但是明德亲民以止于至善,究竟怎样才可做到呢?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讲止于至善的程序和功效,乃是正心修身的法则,亦是格物致知为学治事的工夫最重要的一段,但是朱子在本书中并没有释义,至其第四章「释本末」的话,我认为与此毫无关系,不足为法,还是阳明对于此段的意义,在其「大学问」一篇中,解释得很详明,他说:「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之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第11页〕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我以为本段文字的意义,阳明这样解释,本已很清楚了,无待我们后学再来赘述。不过我认为这段文字,不仅其对于为学的程序极为重要,而且对于学者思维的法则,更有密切关系,补益不浅,故不惮其烦琐,仍要将我本来的解释,补充上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能由格物致知的工失,求得真知灼见,把握住这一个独一至善之理,确定中心的信仰,这就是「知其所止」,也就是「止于其所当止」,然后在事既有不易之理,在心自有不易之趋,这样心才能定。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的意思。换言之,「知止」乃是求得真知,止于真知。如何可算为真知,就是知道真理。在阳明所说「我心之良知」就是真知,亦就是真理所在。因为必须认识这是真理之后,其心乃能坚定不撼,这样真知,亦就是良知,惟有求得这个真知,才能说是「穷理知本则知止」的「知止」了;亦惟有这样「知止」,而后才能「集义养气则有定」,以定其心,其心既能坚定不撼,然后妄念不萌,外物不摇,而能澄澈光明,虚灵烛照,这样就能做到静的工失,所以说定而后能静。静了之后,此心便能泰然怡然,无入而不自得。这样就能进入了安的地步,所以说「静而后能安」。安了之后,对于事事物物,便能深思远虑,精究熟察,调处一切,无往而不得其宜,亦无往而不收其功。这就是所谓「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意思所在。这亦就是我时常引用吴草庐所说的「穷理知本(原文为「知言」)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定则静矣,静如止水,安则无虑而不自得也」的意义。总之,其最后的目的,是要使事事物物止于至善,而其首要的工失,就是先要此心能「止于至善」,这个道理,我再可以就军事教育中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军队里面,一〔第12页〕切的动作,第一个口令就是「立正」。立正的意思,就是要他的动作与精神安定下来,使他的心思完全集中于一点。立正以后就要做到目不邪视、耳不侧听、无声无息的地步,就是「静肃」,军队上下真能做到静肃之后,乃能镇定安详,整饬严明,故必须平时先能养成此种静肃的习惯,战时才能不慌不忙,有周密的计划,至善的调度,尤其是在危险困难的时候,才能沉?果毅、生死以之、专心壹志的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凡此都是大学上「知止」的道理。至于本段「知止而后有定」的「知止」,与上句「止于至善」的「止于」两个「止」字,乃是上下联接相关的。这「知止」是「知」之归结,「止于」是「行」之开始,亦就是「知止」为知,「止于」为行,乃是知与行的程序所在,亦就是阳明知行合一关键所在。所以为学做事,必须要有一定的目标,就是「知止」;而在为学做事之初,必先要知道这个目标所在,而后专心壹志,向这个目标前进,而且必须贯彻到底,这就是「止于」,这更是为学的方法次第,学者所不可不知道的。

  以下再讲:

  「物有本未,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四句话,古人亦有认为是格物致知的正解,不要再有朱子第五章所补充的释义,但朱子以为这是上文的总结,提示我们做人做事的基本要诀,依照朱子原注所云:「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这就是说做人做事必要研究其事物的本末始终,而后就能决定其做事的先后程序,只要你做事的程序不乱,这就得到了做人成功立业的把握,亦就是接近了「明明德、亲〔第13页〕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所以说「则近道矣」。普通一般人做事,往往有始无终,不能成功,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本末先后次序的道理。须知凡是一件事,其中都是本末所在,如果舍本逐末,先后倒置,势必徒劳无功,甚至弄得倒行逆施,那就非失败不可!譬如我们军事教育和训练士兵,如不先从其内在的良知良能和固有的德性与日常生活着手,使他能发扬天性,认识真理(天理),实践四维,遵守八德,而只教以一些学科、术科和行军作战这一类的技术,而其军队中的官长士兵,都不知道明德、亲民为成功立业的基础,如此,他们既不知道其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亦不知道有尊卑上下的秩序,自然更不知道其做军官做士兵的义务;那么,这种军队随时可以作恶为非,害国害民,甚至要供少数野心家和反动派的利用,为他人所卖而不自知,你看可怜不可怜?再就朱子所谓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来说,因为明德是修己,新民是治人,你自己不能先修其身,当然不能感化社会,使众人信服,既不能善处人与人之间而得到尊重,就无法改造社会,管理众人。再从「知止」至「能得」的一段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终,我们如果不先知所止,不预定目标,既不知本末,又不知先后,这样做事怎样能够分别是非、判别得失、肆应咸得其宜呢?所以任何一件事,要看清本末,分别先后,更要能贯彻始终,然后才能有成,这样亦就合乎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了。即如我们训练军队,自然也有很多困难之处,不可遇有困难,就灰心起来,不去努力;同样,我们要救亡复兴,当然所遭遇的困难更多,更不可因为现在国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便灰心懈志,以为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玩愒因循,不知振作,以为军队有主义没有主义,能明德不能明德,能新民不能新民,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消极的心理,不是做人,更不是做革命〔第14页〕军人所应有的精神,譬如我们今日既然认定了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大道,那我们就止于这个主义,本着大无畏的精神,冒一切险阻艰难,以「之死靡他」的决心,来实现革命的主义。如果我们心无定向,不知所止,凡遇有一些危险困难,便畏难却顾或灰心懈志、不能奋斗到底,这就是有始无终,亦就是不知所止,那么你过去一切历史和成绩,都要毁于一旦,任何事业,便永无成功的希望!总理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所以对我们党员和革命军人,特别训诫,要我们「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只要知此道理,我们自己的身体虽为主义牺牲,而我们的精神还是万古常新!我们革命的事业,虽然一时不能完成,我们所有的部下与学生,以及后进的党员同志,一定要继我们而起,会来努力完成的!由此可见大学之道,是教我们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要诀,而我们中国有了这种宝贵的要诀,一般学校和军队,都不去讲究,而且弃之如遗,这样如何能希望其教出真能救国救民的学生和部下呢?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往往讥笑我们中国人做事既不知讲求方法,更缺乏科学智能,那晓得这些科学的方法和智能,中国自古就很完备了,在大学里面,所说的道理,群己内外,本末先后,逐层推展,层次何等分明,这些科学的组织体系又是如何的自然而精密。只怪现在一般学者和我们军官不知宝重,不能发挥,以致做人不得正道,做事没有效能,结果不仅个人——就是国家民族,亦要被人家来讥笑轻侮与压迫!所以今后我们要觉悟,无论教育训练与做人做事,必须要以此中国固有的大学之道为基本法则。

  现在要讲到大学里面修己治人一切工夫的程序,亦即成己成物以达止于至善的步骤。大学中说:「〔第15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再转过来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八个节目,就是从修己以至于治人所应有的先后程序。在讲「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的意义之前,我要先说明当时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夷夏纷纭的时代,故当时所谓天下者,并不是指今日世界,而实际就是对现在整个的中国而言,当时所谓国者,最大的不过是今日的一省,而其小国,则甚至有小到今日一县范围的(但是后来到了战国末期,诸侯互相征战,其大国的国境,始有兼及今日几省之大者),大家对此不要误解,故当时所谓平天下,实在就是统一中国之意,如要求其天下平定,便要使天下(全国)的人民都能明明德,都能实践礼义廉耻。但是,天下的范围太大,天下的人太多,如何能在一时里,使人人都能明明德,都能做好人?这样不是治平工夫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必须由小而大、由近及远,那就是要先从一国(一省或一县)起,先使一国治理得很好,一国的人大都皆能了解四维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再推而至于天下,这就是「平天下在治其国者」的意思,亦就是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道理。因此亦可知道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法则,乃是要在明明德,若在今日言,这「明德」就是主义(三民主义)。而其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就是实现。所以要「明明德于天下者」,就是要实现三民主义于天下(全国),而不是全凭武力,更不是使用暴行所能为力的,由此可知,我们三民主义,就是以「明德」为本,我们今日要实现三民主义,就是先要从「明明德」做起,而实现主义的方法,则在于新〔第16页〕民。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意义,是因为一个国的范围(一个省或一个县)很大,要想治理得很好,便要先从组织国家的单位即社会和家庭做起,先使一家的人,能够明明德,再推而广之,才可使社会上家家户户都能齐一平均,则社会进步,国家亦未有不达于治理的。所以传文第九章说:「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这是对于男子在家庭的本分而言;而他对于女子之在家庭,亦指明其应有的本分说:「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朱注「之子」就是言「是子」。妇人谓嫁曰归,此「之子」即指女子嫁者而言)因之这「齐家」的道理,乃是先要使家庭中男女长幼,齐正和睦,而不犯分越礼,然后使国人皆能效法的意思。这就是「治国必先齐其家者」,亦就是「齐家而后国治」的道理。所以我对于齐家,这个「家」字,可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指狭义的家庭之家,另一种解释是指「家家户户」之家,就是「社会」的意义。必使社会上家家户户都能齐一平均,而无贫富悬殊、苦乐不等的缺憾,然后才能由小康而致大同,亦就是总理重视大同篇——如要世界大同,必先要我国自己推行三民主义做起的道理。至于就狭义的方面以各个人家庭来说,那么所谓齐家的「齐」字,应当作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齐」字来解说,这「齐之以礼」的「礼」字,当然是四维中礼义廉耻之礼,就是要在家中人人能明礼重纪,各安其分,各守其序,而并无违忤越犯、颠倒纷乱或参差不齐的现象,这样就是在伦常要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在事物要有条理,有秩序,方可谓之诚正修齐、亲亲和爱的家庭,我以为这就是齐家的意义,因为只要其家庭能亲亲敦睦,明礼安分,有纲有纪,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家庭,就可为社会的模范。所以大学传文第九章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第17页〕国兴让。」他又引诗经说:「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这样家庭如能相习成风,自能够做到社会上齐一平均的地步,那么其国亦就不难治理了。这是我个人的见解,若照古批注释,就是说「一家的人,也有贤不肖,品德不齐,我们要使家里面品德良好的人,歉然而不自足,要求精进;家里面品德差一点的人,幡然而不自弃,觉悟他的短处,改过迁善」。但我以为你如要达到一家人都能明礼兴让,各得其所,那就必要你本人先修其身,所以无论你要平均社会或齐正家庭,都要从修养自己的品德行为与生活做起,必须成德立业,以身作则,拿自己的品德来感化全家之人,都能发挥天性,止于至善,这就是「身修而后家齐」的原意,亦就是「治国必先齐其家者」的道理所在。再讲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因为「身者,心之器」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皆以心为主,故必存养省察,慎独存诚,使此心常湛然清明,公正无偏,不为物欲所蔽,不为感情所胜,不然,如其一有忿怒恐惧或好恶便辟之心存?,则此心就不得其正了,如此最后便难免流为贪戾迷妄,甚至放僻邪侈,一切的错误罪恶,都要由此而生了,所以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工夫,亦就是「心正而后身修」的道理。故阳明对于「身」与「心」的解释最为正确,他说:「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其必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体形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但是欲正其心,又必先诚其意,本书第六章释义「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所谓「毋自欺也」,就是不宽恕自己,不欺蒙自己,不夸张自己,屏绝徼幸心,排除虚伪心〔第18页〕,不作昧良之举,不存苟且之念,一秉正觉,直认真理,勇猛精进,战胜一切的意思。所以诚意的工夫,又是要以慎独为始,所谓慎独者,就是要在人所不知、惟己独知的场合,「去人欲,存天理」,以虚心实意,惟精惟一,处理一切事物,而无愧于天地宇宙之间,这是讲诚意的工夫,亦就是意诚而后心正的道理。再进一层讲:「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更是当然的道理,因为诚意是善恶的关头。为好为恶,为圣贤为禽兽,固全由自己的心意而定,但辨别善恶,全靠自己有真知,有识力。如果识力不足,势必见理不真,察事不明,善恶是非,淆然莫辨,因此意无从诚,心无从正,则身更不能修,所以致知是迷觉的关头,诚意的前提,这就是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的道理。故阳明曰:「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良知)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也,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致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耳。」「今欲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所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第19页〕于此可知「良知」,必须经过诚意正心致知与格物各阶段工夫而实践之后,亦就是要经过一番存养省察、实践力行工夫,而后其良知乃能致也。故良知虽曰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但决非任性直觉而行,而即能致者也,故良知虽由天理与天性之所自出,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知,亦即阳明所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程朱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然必须于实事实物在实践之中,方能发见其功能耳,此即所谓致知在格物也。所谓致知在格物的「格」字有两种解释,据朱子解释:「格者,至也」,要对于客观事物能随时随地体察明白,就是要彻底认识其事物真理至于极处之意思,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科学精神。但据阳明新的解释:「格者,正也」,就是对于一切客观事物皆要本内心之良知所知者,而判断其好恶善恶,而决定其是非以正之。所谓致知云者,即致吾心之良知,而非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这朱子与阳明两种说法,在外表观之,似有内心外物,亦即唯心唯物之分,其实都不外乎穷理尽性的工夫,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待下篇讲解格物致知之意义时再作详说)但后者(阳明)所说的涵义,更易了解,除对其客观事物穷其所以然之「理」与「性」的工夫以外,还有其主观的(良知)选择判断而得到最正确的认识的意思,因为他对于事事物物穷极其真理之所在,正义之所归,以内心之良知而充实其工夫,以增进其真理的知识,而不是只从外表的物质所得的意识,算作其真理的知识,这就是格物致知的工夫所在。因之我们做人教人为学治事,既要穷理尽性,亦要格物致知。其实穷理尽性,就是为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亦就是要穷理尽性。这样近之可以修身齐家,远之可以治国平天下。我们作军人的,乃是以军为家,不但要修身齐家,还要治军如齐家,而且大家担负了治国平天〔第20页〕下的重大责任,更不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之,格物致知,无论何事何物,总先要从穷理尽性做起,就是先要认识客观环境,和剖析其内容真相,凡对于一切事物,都要研究彻底,合乎真理,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得真理,这就是阳明所说的致良知。这格物致知,若然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科学」,所以中国从前叫「格致」为「科学」,即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来求得一切事物的至理,就是「真理」「真知」,这就是「知止」,亦就是「止于至善」。但止于至善总要由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与天理即良知,来充实我们的智能,确定我们的信心,譬如我们研究总理三民主义的道理。便先要研究各种相关的学问,对这些学问有了基础,才能更进一步的认识「三民主义」,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是的确可以救国家救世界之惟一完善的「革命主义」。更可以知道,凡是各种偏颇的解释,都是断章取义故为曲解,逞臆武断不值一顾。我们既将总理整个的三民主义认识清楚了,便要坚定信仰而止于至善之道。如此,就能不惜牺牲自己一切,来实现此至善之道。惟有这样,才算能诚意正心,不愧为一个总理真实的革命信徒与中国的革命军人!这亦就是致知在格物的道理。否则我们如不能彻底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做起,只有一知半解,心无把握,那对于为学、处事、修身、立业皆不能止于至善,对于一切事物之来,都不能判别是非,对于革命大道,更无确实心得,信守不移,如此既没有中心信仰,就无从诚意正心,于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私自利,蒙上欺下,种种的毛病就要发生,这样下去,试问你的部下和一般民众,怎样会来信服你、听从你的命令呢?又有什么革命事业可以做得成功呢?〔第21页〕

  我们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军人,万不可以不明白这个做人做事、立德修身的大学之道,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讲到这里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在箭金学堂,顾葆性先生从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当我读到这两句话,看到「天子」两个字,乃认为大学一书,不过是讲论帝王,和如何统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论,觉得很讨厌,便从此丢弃,不愿再读了,一直搁了十年,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才知道大学里所讲的天子,不一定是指帝王而言,而大学的道理,更不是忠君保王的滥调。大家都知道,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古代在帝制国家称为帝王或天子,现在民主国家便称为总统或元首,其名义与体制虽然不同,而其代表国家的首领则一,所以大学所称的天子,我们可从广义解作国家元首,任何政治制度的国家都有统率群伦的元首或领袖,来负其保国护民的责任,我们不能因为帝制推翻了,便否定古代涉及君主帝王字样的一切文字,就以为都不足取,况且大学里面所说修、齐、治、平这一个体系,并不一定指政府人民的统属关系,乃是由个人以推至家庭、社会、国家与世界,平面的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逐层发展的关系。总之,本书所谓天子,决不是专指帝王而言,我们还是把他解作国家元首或首领为妥。因之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凡是人类无分上下、老少、男女,不论其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个个都要以修身为本,知此乃即所谓「知本」矣。这样就可知道学问无分上下,更无贵贱之别,而大学教人,无论元首与人民,皆要从修身学起,这亦就可知道,我们中国教育,自来是极平等的一个很好的〔第22页〕证明,「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修身)而错之耳。」修身实为内外关连、本末贯通的枢纽,所以阳明说:「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也。」各位无论是从第一步独善其身讲,或从第二步兼善天下讲,都必须痛下修身的工夫。从今以后,自本团长起,各位将领都要本此意旨,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省察克治,努力修身,然后才可以统率部下,指挥军队,达成治平之业,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

  最后,「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是朱子大学章句总结经文全章的几句话,上面两句中所谓厚薄,实指人伦亲疏远近而言,亦含事物之本末、始终、轻重、先后诸义。事物之本,自然为重、为先、为厚;事物之末,自然为轻、为后、为薄;此种关系与次序,必须以格物致知的工夫,来分别清楚,处理得当,然后作事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忽近图远,舍本逐末,先后混乱,轻重倒置,那就是厚其所薄,薄其所厚,这样决没有成功的道理。比方说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如果你不能先修其身,而就要想齐家治国,那就像无本之木,决不能得到治平之效,甚至治丝益棼,未有不败之理,如此亦即可谓不知本了。所以本书释文第九章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因为本身既不能自修,则孝友之道,自有所不能尽,如此而再要其对于关系较疏薄的社会国家天下,反能亲厚而使之治平,那绝对没有这一回事。此种道理,也是极普通的常识,而却是天命之性,亦即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阳明所谓「〔第23页〕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稍有拟议增损于其间也。稍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如能知至此,乃可以谓「知之至也」。又如我们做一个军官,如果自己不能秉持天命之性,明德修身,养成高尚的品德,建立完全的人格,当然不能教育部下,感化民众,亦就不能担当革命事业,为国家民族来奋斗牺牲了。再如对我们作战配备兵力而言,重要地点,应当厚的地方,反配备得很薄;不重要的地点,应当可以薄的地方,却配备得极厚,如此厚其所当薄、薄其所当厚,那种不能节约兵力,而且反要浪费兵力的配备,此种违反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亦即可谓「不知之至」,那就非失败不可了。这种道理,不但军事方面,可推而广之,无论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对个人方面,一切的事物,都无不如此。要在大家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随地随事类推万物,则大学虽寥寥数语,便可一生受用不尽了。

  以上所讲这一章,乃是大学正经的本文,即孔氏之遗书,以后九章,据朱子说乃是曾子就这一章内容意义加以阐发,再由其门人传记下来,可说都是这一章正经本文的脚注,但是其中第四章「释本末」的释义,我认为是没有意思的衍文。第五章「所谓知本,所谓知之至也」的释义,朱子则取程子之意加以补正,更是文不对题。其它章句释文,不甚合理之处,亦颇不少,是否此为曾子之意而真由其门人当时所传记,乃是一个疑问,此阳明所以主张仍要复大学古本原文为大学之正本,而对朱子之分章及其所传皆应删除之故也。而且此经文全章的末段,即最后数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第24页〕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段文意,不像是经文全章的结语,但大学古本,则在紧接此段之后即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段,而朱子以此列为第五章,再加上其自己所补为格物致知的释义,这显然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解释,不可以为法的,乃不如依照古本,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作为经文全章的结语,更可补正此缺点了。最后再要说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的法则,这个法则在释义第十章,就说得很清楚。当然有几点亦如朱子序文一样,其中已有不合时代的东西,自不能采取,但是其大部分理论,还都是今后治国的基本法则,特别是里面所说的有关理财行政的理论,与亲亲仁民、以仁义为本的道理,无论其到任何时代,还是用得?的。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政治道理,对此不仅要切实研究,而且还要采取实用的。你们自己回去细细研究,就可以明白。总之,大学之道,乃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哲学,是孔子继承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的真谛,亦就是我们总理思想学术的本源,故阳明说:「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大家更要知道,总理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种学问,对于古今中外的学术,当然是博大精深,我们亦无法窥测,不过他对于中国经书,其平时所最称道而笃信的,第一是大学篇,第二是大同篇,这至少是我个人对总理所能了解而又深信不疑的。并且深信总理是根据这个系统发扬光大,发明了今日博大精深救国救世的三民主义。我们做了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如要决心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就先要有革命政治知识,我们更要特别注意,总理所说对于大学道理「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而不只是把他属于道德范围之事」这句话,就是教我们凡要有政治知识的党员和军人,都不能不研〔第25页〕究这大学的道理,而加以彻底了解才行。今日我们要信仰三民主义,要研究三民主义,更须要了解三民主义的根本思想之渊源,是在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我在此还要说明的,就是大学的解释,向来是派系纷纭、莫衷一是的,其间朱王两派,尤其是各持一义,相争不息,而我研究两者学说的结果,乃是汇合两派学说,而执两用中,其实朱王为学主旨,都是以「理」与「性」为中心的,其最后归趋,并无不同之处,故特将此两派学说,融会贯通,以免学者时兴无所适从之叹!但是我今日亦只是以朱子章句本为主,而将其缺点,以王说补正之而已。因为阳明所说亦有其主观和偏见的缺点,而并不是完全合理无缺的,而且其对于朱子的指责,乃比诸杨朱之「灭理乱常」,亦未免过于偏激了。故我对两者,不敢偏于一义,只是裁长补短,使其相得益彰,此乃为余讲解大学之道的惟一的宗旨。各位来到军官团受训,最重要的就是要教你们做人,尤其是做军人的道理和实现三民主义的方法。我们大家都是天地父母所生,受了国家的教育,国民的供养,带了军队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任何一个人的工具,乃是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来奋斗,以救亡复兴为职志。大家责任既然如此的重大,怎样可以不知道这个修己治人、成功立业的大学之道?今日本团长告诉你们的,就是关于大学之道的一个门径,各位心领神会,就可一生一世受用不尽,以此立己,便为完人;以此居家,便为孝子;以此处世,便为益友;以此治军。便为良将;以此革命,便为信徒。古人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们既闻大道,就要知所自勉了!今日我把这番大学问、大道理传授你们各位,希望各位悉心研究、身体力行,更要将自己所听取的道理,传授给今天未在场的一般同事和部下,互相勉励,笃行实〔第26页〕践,则革命决无不能成功,民族未有不能复兴之理!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而民族的生命无穷,我个人那一天死是不可知的,只要今天所传授你们各位的道理,大家都能够明体用之实,笃践履之功,从此能发奋努力,完成革命,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发扬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那么,我无论什么时候死了,也是很心安的!同时,也必须如此,你们大家才不愧为父母所生的孝子、部下的贤明上官和总理忠实的革命信徒,方得完成本团学员对国民革命所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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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之 道 下篇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27页,第28页,第29页,第30页,第31页,第32页,第33页,第3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38页,第39页,第40页,第41页,第42页

  〔第27页〕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庐山军官团讲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在台北国防研究院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九月在阳明山第三次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八月在阳明山第四次订正

  一、哲学与知止定静的工夫

  穷理至本则知止

  集义养气则有定

  二、科学与格物致知的定义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

  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

  三、政治与治国平天下的法则

  甲、有关于国利民福的理财法则

  乙、有关于行政用人的人事法则

  丙、有关于爱民立国的政治法则

  丁、总结——以道为首,以德为本,以仁为宝,以义为利,要在与民同其好恶。

  前次讲解大学之道时,还有几点未尽之意,就是格致与科学的意义,知止与定静的工夫,以〔第28页〕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法则,今天再要就此继续补充讲述下去: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真能有功于国家与造福于民众的人物,没有不是深明和实践大学之道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贤固不必说,就是一般英雄豪俊贤相良将之立大业者,也无不由此致力而来的。反之,身败名裂甚至丧权辱国残民以逞者,往往亦都是由于不明大学之道所致,所以大学一书,是我国自古传下来的做人做事最根本的道理,我们如果不能深明其道和实践其道,无论有怎样的聪明才智,也将归于失败。不仅事业不能成功,而且人格亦将不保。古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两句话,是我们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最重要的格言。圣贤与禽兽之分,就是一个是人——堂堂正正的完人,一个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亦就是「非人」。非此即彼,人兽之分,其间并无多少距离。须知圣人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正人,一个人要成为圣人,并没有什么稀奇,就是他能知道做人的道理而身体力行之,亦就是他能知道大学的道理,只要其思想言行,皆能合乎明德修身和存诚慎独的要旨而已。即使其不能完全合乎这个道理,若其能自反自修和困知勉行,那至少亦可成为英豪,最后且可成为圣贤。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此意。如果人人能够如此,人人都可以为圣人;反之,如果不明这做人的大道,那这个人,或将沦为非人的禽兽,因为禽兽之所以为禽兽,就是不明白做人的道理,自亦不能实行做人的道理。所谓做人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这大学之道。

  上次已经讲过,大学之道,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理。所谓「明明德〔第29页〕」的意思,就个人来说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注重德性的修养,使良知不昧,无所愧怍。「亲民」的意思,就是说既能明明德之后,还要能亲近民众,并且要唤醒和感化民众,使民众都能自立自强,日新又新,以求人我皆能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是说明明德、新民,皆当尽其天性,止于至善,这所谓至善,就是真理,照阳明说,就是「良知」,止于至善,即止于良知,亦即本于真理,而再无可以变迁的时候。下面所讲「知止而后有定」的「止」字,还是跟?上面「止于至善」的止字而来,其意义是一贯的。所谓「知止而后有定」至「虑而后能得」的一段意义,已在上篇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惟此处再要重复的将我们军人的行动生活来补充说明,使大家更能注意,更易了解。如前所说的军队中第一个口令,就是叫「立正」,这「立正」就是要使受令的人,停止一切的杂念和动作,将全身内外安定下来,身定之后,乃能气定,气定之后,乃能神凝,神凝之后,才能静肃,静肃之后,长官才能教他,受教的人,也才能专心壹志来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以达于至善的境地,这就是我们军人对于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道理,可知一切动作之先,必求其定,再求其静,然后能安,如果不先求其止定静安,则「省身就不密见理更不明」,一切的事情,就做不好,一切的思想行动,就要杂乱无章终归失败,尤其是我们军队在作战的时候,定心的工夫,特别重要,因为作战,是要出入于千军万马、枪林弹雨之中,尤其是在冲锋陷阵、危急存亡之际,军人如果不能心定神静,势必惊惶失措,草木皆兵,非至溃败不可。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将领,在战地上〔第30页〕悲惨凄怆、千钧一发的场合,其所处的地位,止定静安的工夫格外重要,如果你自己的心不能定,首先慌张起来,那里还可能安定军心,振作士气,使部下沉着应战,杀敌致果?所以古人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后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又说「将以气为主,以志帅气……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者!」曾文正的箴言说:「前有毒蛇,后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气。」又曰:「配义与道,无是馁焉,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此皆言止、定、静、安、虑、得的工夫,亦就是「穷理知本(知言)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的道理。此二语乃是吴草庐依据孟子养气章「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及前面所举的「集义所生」之意,来解释大学「知止」与「定静安虑得」的意义的。所以他在这二语之下又说:「定则静矣,静如止水,安则无虑而不自得也。」我以为他的解释,大体没有错,不过他将孟子「知言」来阐说大学「知止」的意义,似乎太狭义些,所以我乃将其「知言」改为「知本」,即对每一事物只要穷究到了其根本(明德)所在之处,就是「知止」。所以我将他改为「穷理知本则知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自格致以至治平八目,皆各有其基本至理——即「真理」所在,亦就应各有其「知止」所在,而不仅是对「知言」为「知止」而已。而且此正与大学中「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的原文,足以相互参证,更易了解,所以我认为这「穷理知本则知止」〔第31页〕一语,亦不仅仅是研究哲学的法则,而且亦可作为研究科学的准则了。

  总之,定静安虑的工夫,是我们革命军人尤其是做指挥官最要紧的一个修养工夫,但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乃一定要在平时修养有素,一到临阵的时候,才可以安闲肃穆、定静坚忍,其命令足以禁制三军,其识见足以体察情伪、审度机势、承担任何艰危、战胜一切敌人!所以现在军官学校与军队中有一种课余运动,要使一般学生士兵在规定的场所和时间以内,齐声吶喊,彷如战时杀声震天的模样,意思就是要使一般师生养成不为周围扰攘纷嚣的声气所动摇的习性,平时来锻炼他定静安虑的工夫,如此练习成熟之后,一到战场上听到敌人吶喊或喧哗的声势,便知敌人相距的远近以及敌人的人数多寡,战意的强弱,就能沉着应战,且能临机应变,出奇致胜。曾文正说:「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富,次求变化」,因此带兵作战最要紧的前提,就是定静的工夫。所以他又说:「神欲其定,心欲其定,气欲其定,体欲其定」,这实在是带兵作战的一种基本修养工夫。由此可见大学一书不仅是一部政治哲学,而且是一部为我们做将领的人所必读的军事哲学了。

  其次,在大学的八个项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中,「格致」是做人做事最要紧的工夫,亦即修己治人的根本所在,有子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格致」的意义就是要穷究事物,至其根本道理所在之处,我们军人要致力治平,便非先了解「格致」的意义不可。因此,现在我要就这「格致」的意义,加以补充说明:〔第32页〕

  「致知在格物」,这就是说学者如要认识真理,求得真知,充实智能,便先要格物。对于格物致知的意义,我在上篇已有说明,这里我还要将阳明与朱子两人对这格物的意义解释上有所不同的一点,再加以补充。最重要的,就是阳明的「究竟话头」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又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意思就是对于一切事物,皆要以客观的态度来积极研究,以至穷理尽性,即以内心的良知为判断是非的基础,乃能得到其正确的认识,而后就来彻底实行。是其格物致知的宗旨,要在「致良知」,就是要使人为善去恶。所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又再说明心、意、知、物的本质、以阐明格、致、诚、正的道理。而他对「格物」特别重视,认为格物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实践的要领,所以阳明曰:「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虚,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工夫)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实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由此更可知正心、诚意、致知三者的修身工夫,皆以格物为其中心。若不知格物,则正心、诚意、致知工夫无从着手,而修身更无从谈起了。因此亦就可知他对格物的意义,并不只是指物质之物,亦是对于一切事物之事而言。所以他说「物者事也」,但其所谓「事」者,并不遗弃物质或抹煞物理之意,所以他又说「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故其格物范围,比专指自然科学的物〔第33页〕理之物更为广大了。总之,阳明所谓致知在格物的要旨,乃以致良知为其一切解释之根据,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无论科学进步与物质发明,以及一切政治、社会、军事的建设,皆要由人来研究来发明与使用,譬如今日的核子都是由人心之灵所发明而制成的,如果没有这人身的灵明主宰之心来发明,和人心之形体运用之身来使用,那么这个核子仍然是一种无用之物而已,这就可知道物理与心理的关系,亦就是人与物的关系,心理是为物理之主,而物理不过听命于人之心理而已。惟人心之本原出于天,亦即天性天理之所在,「而其所谓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所以他说:「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慌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为格。」又曰「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以上阳明所说致知格物与诚意正心的意思,很明显的无论事与物的作为与发明,必须根据于吾心之良〔第34页〕知,即如现在所发明的物质——核子,如能为人类与社会福利所利用,乃为致良知,否则制成为核子武器,作为战争之用,乃为杀害人命贻祸世界,即为不致良知了,因此我以为阳明致良知以格其事物,并未遗弃其物质,而专重于精神,不过事物之运用皆须决之于其心之良知而已。但是阳明言心,并不遗物,他的哲学,是心物一体的,而其知行合一之说,亦本此格物致知而来的。所以阳明复罗整庵信中,表明其对格物的意见,决不是「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亦决不是「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决不承认其为唯心论者,而他乃是发明其内外一贯、知行一致而为心物一体论者。所以阳明又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心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心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此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根据以上阳明所说「理」与「性」的意义,更感觉我过去对于阳明格物之说,终以为其是偏重于精神方面,而忽略了物质与科学的重要性,而以朱子的解说,接近科学,为比较正确。但在病中(五十一年夏季)再将朱子与阳明二者的格致之说,重加复习之后,乃知此二子对格致之说,自外表上骤然观之,似乎朱子以物为外,以理为外,乃注重物理,而以阳明「致良知」来解释格致,乃有专重于精神与心理,而忽视物质,不免违反了科学之念,自从此次重读之后,乃知程朱所谓「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所谓「〔第35页〕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亏,故其知有不尽也」,就觉得程朱所谓「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及其所谓「即物穷理」之「理」,其对物理的解释,莫不以理为本,皆不外于理,此其决非以理为外者也。凡所谓「理」者,无论人的心理与物的物理,皆由天赋之理,不过其理因其事物之不同,而各有其定分而已。故天下万物(人亦在内)皆出自于天。故其万物之理,亦皆一本于天,此即天命之性的天理。而为万物众理之所自出也。阳明解释「理」与性与心、意、知、物之要义曰:「理一而已矣,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事)。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阳明这一段文字的解释,其意义之精确,我以为乃发程朱之所未发,超越前人多了。故其对身、心、意、知、物与修、正,诚、致、格的解释,其内容皆有一贯的条理与工夫所在,所以他说「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其所指之一物一事者,无他,只是「一本于理」之「理」,即一本于「天命之性」,此亦即指「良知」是也。而且程朱亦在中庸绪言里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事亦物也),末复合为一理」,可知朱王皆承认万物之理,皆出于天命之性的理,这是朱王二派都认为理无内外之别,亦无心物之分的明证。朱子〔第36页〕所谓「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此所谓「天下之物」的「物」,与「已知之理」的「理」,以及「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的「理」,皆指出自「天命之性」的「物」与「理」而言,不过皆要由我们人心之灵的「知」」(即良知)来用力穷究之,以止于至善,方能将此理豁然贯通而已。所以阳明曰「理一而已」,于此更可知道朱王学说的内容,实质上归根结底,仍是一致的。所以无论朱王为学,都不外是穷理尽性,格物致知,不过其教人为学的方法,朱则要教人先研究事物而后归之约,王则要使人先发见其本心,而后使之研究事物,其实这只是在其逻辑方法上运用有所不同罢了。换言之,依照今日一般说法,就是:朱则用归纳法,王则用演绎法,朱则要由博而约,由外而内;王则要由约而博,由内而外,其实两者皆应互相为用,就可殊途同归。因之阳明在当时虽对程朱大学的解释,其意见是完全对立的,但在五六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以为此二子的哲学基础,皆是一本于「理」,一本于「天命之性」,其文字解释,虽各有不同,而其在基本精神上,并无多大出入,因为中国道统哲学,皆以天理天性为本,而且这天理天性不仅指人,而亦包括于天地万物在内。所以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又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观此就可以知中国道统哲学之伟大,不仅人已不分,而且是心物一体,内外一贯〔第37页〕的,今日之物理与科学,研究发展的由来,皆不能超越他这一个学说,所以阳明又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我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参证,不仅是心物并重内外一贯,而且是知行一致的最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的学庸」。

  就以上所述的诸说,很明白的阐述大学与中庸二书,都在证明心物合一的道理。我以为这「科学的学庸」之精神,乃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无论其说什么新文化或旧文化,如其离开了这学庸的精神——就是心物合一的哲学,决不能成为中国有益于复兴民族的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了。再讲「格致」两个字,想必大家在从前都听过的。前清末年,一般当国的人士和学者很感觉到国家要图强,非追求西洋物质文明不可,所以设立了所谓格致书院,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并且还翻译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就叫格致学。自然科学,无论研究声光电化、动潜植矿,都是以自然界的事物为研究的对象。例如:空气与水的成份如何?煤与铁又是怎样构成矿?其它各种物质的分解与化合又是如何?这种种事物的研究,当然是格物的工失,亦就是今日所谓科学。不过声光电化,只是「物」的一部份,不能概括「物」的全体,大学所谓格物之「物」者,乃是指一切具体的物与抽象的物而言,凡是一事一物,都有他的道理,我们随便遇到任何事物,便要运〔第38页〕用我们天赋特殊的灵明与知觉,来体察研究,无论表里精粗,都要知道他的整个内容和相互关系,更要精益求精认识其根本所在,以达到极点。如此,才可以求得真理,因之,我们的知识才可以完备,我们的见解,才可以透澈。于是亦就能「知止」而毫无疑窦了。这就是「穷理知本则知止」的道理。譬如我们对敌人作战,要定一个作战计划,我们须先要用力研究敌我两方情形、如天时地利、人数的众寡、战力的强弱、交通给养的难易等等,以求其彻底的了解,才可以定出一个妥善的计划,使能操必胜之权。这种计划确定之后,心里才可以泰然安适,相信这个计划决不会有所错误,乃就可很定心的坚决去实行,可见格致的工失,在军事上格外重要!我们身为高级将领的人,格外要用心研究。我对大学中庸认识的经过,在上篇已经有了叙述,此处不再多讲。不过我是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对我讲大学之道,才知道这部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政治哲学,将它彻底研究之后,我更体会到这部大学,乃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军事哲学。后来再不断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其深切的道理,于是我的革命人生观,由此更为坚强了。大家要知道,那正是民国三年第一次革命惨痛失败之后,亦是于党环境最黯澹的时候。后来我将研究的心得,做了一付对联,请总理看,当时,总理就替我写了这付对联送给我,这就是「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那已是民国十二年我将要赴俄考察的时候。这联语的意思,是凡百事物,都有他发生和存在的道理,我们做一件事情,或是用一种物品,尤其是使用武器,更要研究他发生和成立的诸原因。如此对于事物的本末,先有清楚的分析和认识,才能穷其性,然〔第39页〕后才能尽其用,这样我们的知识,始臻于完备。这是讲格物致知的根本道理。下面就是说诚意、正心、修身的基本工夫,这在上篇已有较详的解释,此处不再重复赘述。现在只说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有关的,亦即前面所说「研几」的「几」字的意义,这个「研几」的「几」字与动机的「机」字,其意义是相同的,所差的,只是其精微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自己心意,当其动机初起的时候,为善为恶,为是为非,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能知道。曾文正云:「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他又说:「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所以在心意初动的时候。我们便要安静安详的来研究省察一番,看这件事对不对,他究竟是为个人自私自利的呢?还是为国家民族大公无私的呢?究竟是卑鄙龌龊不可以告人的呢?还是光明磊落无不可对人言的呢?如果动机是为革命救国,便是正大光明的,如果动机是为自私贪得,便是卑鄙龌龊的,就应该要立即铲除这个恶念。推而至于一切的动机,都要能于初动之时,加以省察,来实行去恶存善。只要常有此研几与慎独的工夫,便不患德之不立了。正如曾文正所说:「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孟子之所谓自反而缩,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第40页〕心则馁之时!」大家更要晓得,凡是善恶成败的关键,都在于心意初动之时所决定的。故研几的工夫,要特别戒慎,小之则关系于个人品德之高下,事业的得失。大之则关系于整个社会国家的存亡和军事政治的成败。我们每一个革命军人,不可不慎独诚意。过去有许多军人,尤其是高级将领,是非不明,善恶不分,不顾整个国家民族的利害,只知自私自利,割据称雄,破坏统一,甘为国家民族千古的罪人,穷究其本,往往由于其一念之误,这就是没有研几的工夫,亦不知道格致、诚正、修齐的道理,所以其结果只有身败名裂,贻笑于天下后世,而其这样所作所为,亦就将与禽兽相差无几了。总之,致知格物就是研几穷理,这些都是修身的工夫,乃为做人做事立德立业的根本要道。我们做了军人,既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对此格外要彻底认识明白。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一付联语,应作为我们党员和革命军人的座右铭!

  最后,我再要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补充阐述一下:大学传文第十章,就是解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法则,军事的基本是在政治,所以我们军人更不可不知道这个政治法则,当然推行政治的基本修养还是要从格致、诚正、修齐工夫做起的,这第十章对治国平天下的释义其内容约可分为三点:

  第一是阐释财政经济有关于国利民福的理财法则,他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又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疾音捷也),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第41页〕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此谓国不以利,以义为利也。」这是孔子在论语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道理是一致的,亦是我国以仁为本的财政经济之基本法则,大家不可以不知的。

  第二是阐明用人行政有关的「善善恶恶」的法则,他说:「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惟仁人放流之,迸(逐也)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命者慢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此实行政用人法则,无论治国治军,皆不可以不知。

  第三是阐释「立己立人」「与民同其好恶」有关于爱民立国的政治基本法则,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又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背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朱注云:絜,度也,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又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朱注云: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义,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方「四周之人」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又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第42页〕矣。」「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朱注云:君子以位言,道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术,发己自尽谓忠,循物无违谓信,骄者矜高,泰者侈肆,章内三言得失,而语益加切,盖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

  总之,本章之意义,以道为首,以德为本,以仁为宝,以义为利,而以财为末,其意乃务在与民同其好恶,而不攘其利,则亲贤乐利,修己爱民,各得其分,而天下平矣,这就是我们中国政治的法则,亦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真是得此则兴,失此则亡。希望各位将领,能切己体察,悉心领会,以此自勉,以此来教导部下。我相信:果能如此,我们的革命一定可以成功,而且一定可以湔雪我们已往失败的一切耻辱,完成我们国民革命军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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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大 学 章 句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43页,第44页,第45页,第46页,第47页,第48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第52页,第53页,第54页

  〔第43页〕

  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八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第44页〕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釆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第45页〕

  大学章句大,旧音泰,今读如字。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后与后同,后仿此,○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虑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声,后仿此,○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第46页〕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治去声,后仿此,○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止,则知所至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错之耳。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谓身也,所厚,谓家也,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熟读详味,久当见之,今不尽释也。

  康诰曰,克明德。康诰,周书,克,能也。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大,读作泰,醍,古是字○大甲,商书,顾,谓常目在之也,醍,犹此也,或曰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书作俊○帝典,尧典,虞书,峻,大也。皆自明也。结所引书,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于信,旧本误在没世不忘之下。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沐浴之盘也,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闲断也。康诰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为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第47页〕

  史传之二章,释新民。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商颂玄鸟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缗,诗作绵,○,诗小雅缗蛮之篇,缗蛮,鸟声,丘隅,岭蔚之处,子曰以下,孔子说诗之辞,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于缉之于音乌,○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之意,于,叹美辞,缉,继续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于六反,菉诗作绿,猗叶韵音阿,@下版反,諠诗作咺,諠诗作谖,并,况晚反,恂,郑氏读作峻,○诗卫风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兴也,斐文貌,切以刀锯,琢以椎鉴,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鑢铴,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也,治玉石者,即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瑟,严密之貌,@,武毅之貌,赫喧,宣着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学,谓讲习讨论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栗,战惧也,威,可畏也,仪,可象也,引诗而释之,以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道学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栗威仪,言其德容表里之盛,卒乃指其实而叹美之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于戏音呜呼,乐音洛,○诗,周颂烈文之篇,于戏,叹辞,前王,谓文王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居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第48页〕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两节,咏叹淫泆,其味深长当熟玩之。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此章内,自引淇澳诗以下,旧本误在诚意章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犹人,不异于人也,情,实也,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此章旧本,误在止于信下。

  此谓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此句之下,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恶好上字皆去声,谦读为慊,苦劫反,○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慊,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第49页〕其几焉。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 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闲音闲,厌郑氏读为黡,○闲居,独处也,厌然,消沮闭藏之貌,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揜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恶而卒不可揜,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虽幽独之中,而其善恶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胖步丹反,安舒也,言富则能润屋矣,德则能润身矣,故,○胖,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结之。

  右传之六章,释诚意。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则其所明又非己有,而无以为进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当作心,忿弗粉反,懥敕直反,好乐并去声,○忿懥,怒也,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右传之七章,释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盖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然或但知诚意〔第50页〕,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自此以下,并以旧文为正。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辟读为僻,恶而之恶,敖好并去声,鲜上声,○人,谓众人,之,犹于也,辟,犹偏也,五者,在人本有当然之则,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谚音彦,硕叶韵时若反,○谚,俗语也,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是则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右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弟去声,长上声,○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于教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中去声○此引书而释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偾音奋,○一人,谓君也,机发动所由也,偾,覆败也,此言教成于国之效。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声,○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国而言,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不如是,则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喻,晓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通结上文,诗〔第51页〕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夭平声,蓁音臻,○诗,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兴也,之子犹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妇人谓嫁曰归,宜,犹善也。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小雅蓼萧篇,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诗,曹风鸣鸠鸩篇,忒,差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此三引诗,皆以咏叹上文之事,而又结之如此,其味深长,最宜潜玩。

  右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长上声,弟去声,倍与背同,絜胡结反,○老老,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孤者,幼而无父之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恶先并去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义,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乐音洛,只音纸,好恶并去声,下并同,○诗,小雅南山有台之篇,只语助词,言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诗云,〔第52页〕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节读为截,辟读为僻,僇与戮同,○诗,小雅节南山之篇,节,截然高大貌,师尹,周大师尹氏也,具,俱也,僻,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谨,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则身弒国亡,为天下之大戮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丧去声,仪诗作宜,峻诗作骏,易去声,○诗,文王篇,师,众也,配,对也,配上帝,言其为天下君,而对乎上帝也,监,视也,峻,大也,不易,言难保也,道,言也,引诗而言此,以结上文两节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谨而言,德,即所谓明德,有人,谓得众,有土,谓得国,有国则不患无财用矣。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内末,争民施夺。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内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货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财货以明能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诗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宁反复之意至深切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楚书,楚语,言不宝金玉而宝善人也。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舅犯,晋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时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爱也,事见檀弓,此两节又明不外本而内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第53页〕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贺反,书作介,断丁乱反,媢音冒,书秦誓,周书,断断,诚一之貌,彦,美士也,圣,通明也,尚,庶几也,媢,忌也,违,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迸读为屏,古字通用,○迸,犹逐也,言有此媢嫉之人,妨贤而病国,则仁人必深恶而痛绝之,以其至公无私,故能得好恶之正如此也。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郑氏云,当作漫,程子云,当作怠,未详孰是,远去声,○若此者,知爱恶矣,而未能尽爱恶之道,盖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恶恶,人之性也,至于拂人之性,则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恶公私之极,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台节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术,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为信,骄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诰之意而言,章内三言得失而语益加切,盖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恒胡登反,○吕氏曰,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不夺农时,则为之疾矣,量入为出,则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自此以至终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发,犹起也,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终,而府库之财无悖出之患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畜许六反,乘敛并去声,○孟献子,鲁之贤大夫仲孙蔑也,畜马乘,士初试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丧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釆地者也,君子宁亡己之财,而〔第54页〕不忍伤民之力,故宁有盗臣,而不畜聚敛之臣,此谓以下,释献子之言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上声,彼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阙文误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导之也,此一节,深明以利为利之害,而重言以结之,其丁宁之意切矣。

  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此章之义,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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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大 学 古 本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55页,第56页,第57页,第58页

  〔第55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第56页〕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第57页〕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第58页〕,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巨,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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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王阳明大学问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2页,第63页,第64页,第65页,第66页,第67页

  〔第59页〕

  ——读王阳明「大学问」的几点意见——

  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

  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恻惕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第60页〕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圯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则何以在亲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曰:然则又乌在其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第61页〕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盖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骛其私心于过高,是以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则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则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故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则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剂矣;轻重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说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

  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也,事有终始,先儒以知止为始,能得为终,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曰:终始之说,大略是矣,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第62页〕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本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于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亲民之说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问欲修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欤?曰:此正详言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第63页〕皆有之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书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实兼其义也。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为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第64页〕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慊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盖其工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工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

  〔第65页〕

  读王阳明「大学问」的几点意见

  (一)

  大学问中阳明所谓「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一段,乃以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谓如是而后「孝之明德始明」。其说近于「爱无差等」,而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及之意不侔。且以一人亲吾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不惟不近人情,而亦事理所不许。余意如以此处「亲民」之亲,作亲近民众,施以感化亦使其能如我之孝父者,以孝其父也,则孝之明德自明,而新民之意,亦即在其中矣。盖天下之人,未必人人皆能孝弟,故须以吾之明德修身,以身作则,而感化之,以使之孝弟,比即「新民」之道也,不过新民必自亲民始耳。且唯有如此,而后阳明下段「即以新民为亲民,亦无不可」之意,乃可通也。故吾始终以为此亲民之亲,应作为动词亲近之亲,而不应作为名词亲族之亲解耳。

  五十一年九月七日晚于草芦  

  (二)

  阳明「大学问」曰:「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此其所谓「物者,事也」,以物包括于事之中,而抹煞其实物之存在,所谓「意所在之事谓之物」,乃以事包括于物之中,而否定其事态之表现,似有语病。盖物为具体之物,而事为抽象之事居多。如〔第66页〕以事与物之相关连者,谓之「物事」或「事物」,以物与事并称,自无不可。若以物与事分而析之,则物有具体的物质实体可指,而事亦有抽象的意识形态可言,此即阳明「凡意之发必有其事」之谓。今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例,其中修、齐、治、平皆为事,而身、家、国、天下皆为物,即以阳明自己在其本文中所说:「身、心、意、知、物者,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此乃物与事各有定义,不容混淆,更足参证是则物自为物,事自为事,不能混为一谈,其理皆甚明。若曰格物者,事也(其余类推),那就无语病了。如是即使将物包括于事之中,自无不可。但将其事中之物,一概抹煞,而只有其事而无物,或将其物中之事完全否定,只有其物而无事,则犹格物者,有物而无格,有格而无物;或以物为格,以格为物,如此,乌乎可?而且此与大学原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以物与事,分明为二、并存之意,亦失之矣。我故曰格物者,事也,则可。若仅曰物者,事也,则不可。如其曰物者,事物也,则无不可。但曰事者,物也,即所谓意所在之事谓之物,亦不可也。

  五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三)

  阳明对于朱子三纲八目之说,皆加以否定,故曰:「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此乃否认明德、亲民〔第67页〕、至善为三纲矣。又言:「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修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是乃否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目矣。意者阳明当是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教为本乎?此乃对朱子大学章句释义,完全推翻,而非仅亲民与新民之辨异而已。

  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夕  

  (四)

  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者,此乃连接前后二段而言。故其前两语「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者,不仅对明明德至虑而后能得而言,其后两语「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亦不仅对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国治而后天下平而言,盖事与物皆有本末、终始与先后所在也。至阳明所谓「工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之说,乃其体道穷理之所得,用意良深,殊非一般学者所易了解,盖将以为既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则何有先后次序之可言?其实身、心、意、知、物者,乃对其条理之形言之,故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至格、致、诚、正、修者,乃对其工夫之神言之,自难有先后次序之可分了。余在上年九月七日记事中,颇有疑窦,但经数月之体念,至今豁然了悟,盖已无复容疑矣。

  五十二年三月八日记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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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

内容来源:卷六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科学的学庸

  版面原件:第69页,第70页,第71页,第72页,第73页

  〔第69页〕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谕,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心身,行着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第70页〕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大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求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误,而遂改正补辑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两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两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两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实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第71页〕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第72页〕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哉。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不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辩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呼!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而姑以〔第73页〕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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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与范围

内容来源:卷五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经济学说

  版面原件:第2页,第3页,第4页,第5页,第6页,第7页,第8页

  〔第2页〕

  甲﹑绪言

  近百年来,中国经济受西洋工商业的影响,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历程之中,一般人要研究西洋的工商业的组织,当然也要研究西洋的经济学说。因此,西洋的经济学说,便流行到中国的学者和社会里面,而以正统派经济学说与马克斯经济学说为最盛,中国自己的经济的原理反而没有人讲求。今天如果我们提起中国的经济原理,一般人一定不明白。他们不独不明白,还有些人各自拘泥于他们平日所信所学的西洋经济学说,对于中国固有的经济学说,就是经济的道理,亦未必能了解,更未必能接受。

  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学说,所以不能够远承我们中国古来经济学说悠久的渊源,近考我们中国经济变迁的实况,预察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并树立经济的理想,以为我们经济建设的归趋,其原因在于百年来我们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一般学术思想界都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的倾向,而〔第3页〕经济思想界更直接的受了次殖民地经济现状的影响,因而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没有创造发明的魄力。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在于条约的商端口尤其在于外国租界,经济学者研究的对象,也偏于条约商埠尤其是外国租界的工商金融事业。条约商埠和租界的工商金融业,既附庸于外国的工商金融事业之下,所以经济学者,只知道袭取外国的成说,却忘记了我们中国自有悠久的历史进化,自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自有立国的经济规模和理论,这是很可痛心的事情。现在我们经过五十年国民革命的奋斗,六年来抗战的牺牲,已经把不平等条约撤废了。只要我们全国国民继续以最坚毅的精神,最艰苦的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中国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建设,就可以依据独立自由的计划。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机,要研求独立自由的经济计划,更要树立独立自由的经济思想。还要知道,社会流行的经济学说,只是一意袭取西洋的成说。殊不知西洋的经济学说以西洋的经济状况为依据,而西洋的经济状况,有不断的变化。最重大的变化,就是自第十九世纪进入了第二十世纪,欧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转为独占与集中。此种趋势,在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愈益显明,国父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二十年后的今日,第二次大战爆发起来,规模更大,变化亦烈。世界的经济又到了急转的关头,我们在这个时机,对于中西经济学说应当重新检讨,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世界经济的改造,得一条光明的大道。

  乙、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与说明

  子、经济学的定义

  〔第4页〕

  从人与物的关系来说,中国称经济学为「经世济物之学」;从个体与全体的关系来说,中国称经济学为「国计民生之学」。我们可以说,经济的原理,就是经世济物的道理,亦就是国计民生的学理,简言之,经济学即致国家于富强之学,亦就是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的境域。简言之,即「建国」之学。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范围,比西洋经济学的范围要广得多。

  丑、经济学的本源与范围

  天地万物都有其构成与存在之理,所以诗经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人。」为万物之一种,亦有其所以为人之理,人所以为人之理,称为人性。人有求生之欲,与一般生物相同,而人有能思之心,则为人性之特质。书经说:「人为万物之灵」,即指能思之心与由此心所发生的思虑与理性作用而言。中国的经济学说,无论是儒家是法家,都讨论人与物的关系,而其讨论都以人类的理性与人类的欲望的关系为中心,儒家求理性之扩充,法家主欲望之制约。儒家注重理性,故其学说之本源为仁爱。法家注重欲望,故其学说之本源为法度。这是两家的分别。然而儒家的仁爱,是就人类的理性而言,法家的法度,是对人类的欲望而言。儒家之所欲扩充者为理性,法家之所以要制欲者亦为理性。所以中国的经济学说以理性为本源,不以欲望为本源。

  天地万物在宇宙之间,各依其所以构成与存在之理,而各有其地位。我们如果体认此理,便可以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中国哲学正统思想。依于这个思想,人不是彼此分离的个体,个体的小我是大我的一部分;物亦不是彼此分离的物质,任何事物都是全体的〔第5页〕一部分。人与物的关系须从大我与全体的法则(理)里面来观察来处理,故中国的经济学不以一个人或一个物为本位,乃是以人类和社会的全体为本位,与西洋各派经济学说截然不同。

  寅、经济学的目的及其哲学文化思想之关系

  就生产要素而论,西洋经济学举出资本、劳力、土地之三者,并认此三者为三种之物质而观察而处理。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说,对生产要素则从人的方面来讲求。大学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浅一点说:生产的要素是人力与土地,以人力开发土地,才有物资,才有财用。所谓物资,包含直接从土地生长出来的农物和矿产物,间接从农矿产物加工而成的工业品两类。中国的经济原理,不列货币为生产要素。中国的经济学说,认为物资不过是人力与地力的产物,而货币只是物资交换的一种媒介。故货币的本身并不能够成为生产要素的一种。

  深一点说: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其有求生之欲,更在其有能思之心。人与一般的动物不同,能以思虑与理性指导其求生的活动。故人力有体力与智力两种。人能以智力运用其体力,所以人的生产技术有不断的进步,而其它动物的生产技术只限于他们的爪牙。在人类社会之中,从狩猎畜牧的弓矢,渔夫钓捞的网罟,农夫耕耘的耒耜犁耙,以至于现代工业用的蒸汽电气机械,都是人力智力所发明。此种发明及其根据以为发明的自然科学,是人类能够增进生产效能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其能合群。人没有一般动物所有的爪牙,而人可以战胜一般动物,独有优美的生活,是由于人有合群之性。人所以能合群而不争不乱,又由于人有思虑与理性作用,以发展人〔第6页〕群的组织。人群最高与最大的组织是社会和国家,社会和国家之力,更大于构成社会国家的个人力量之总和。个人的力量亦惟有在社会国家的群力之内,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离开了这个最高与最大的人群,个人便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更没有发挥其智力与体力以增进生产的可能性。此种组织以及其依此发展的法则,是人类能够增进其生产效能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可以说,离开了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即物理与伦理),不独人的生活为不可能,亦且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人性)。此依照自然与社会的法则的生活方法,称为文化。一般动物不能体认此种法则,换言之,不能体认宇宙间本然之理,以改进其生活。只有人能够体认宇宙间本然之理,故求生的活动便构成了文化的活动,而有不断的进步。一切发明与创造都是宇宙间本然之理的实现。中国人崇拜的古代帝王和圣贤,没有一个不是能够体认宇宙间之理而有发明与创造,以改进人民的生活的人。五千年来,创造网罟耒耜的伏羲、神农,发明文字与弧矢的仓颉、黄帝,中国人都是一样的崇拜他们。要知道这些制作,都是为了改进人民生活,使其一步一步达到理想的境界,所以他们受后世的崇拜。如果离开了人民的食衣住行,来谈文化,以为生活之外还有文化,或竟以一知半解的写作为文化,未免轻蔑了文化。在中国的经济的学说上,文化与民生是一体不可分的,民生之外无文化,文化之外亦无民生。

  刚才说过,社会国家是最大最高的人群。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面,从古以来,论生产不过是手工业农业,论交通不过用人力兽力,仍然生长一个伟大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前贤和先民「经世济物」与「国计民生」的学问之高深。我们看一看古来大政治家大经济家,对于理〔第7页〕性与欲望之间的思辨,对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调理,对于文事与武备之间的配合,何等精密,何等周详?其中最基本的学问和规划,是求国计与民生的合一。在中国的经济的学说上,国家的任务,一方面是养民,一方面是保民。就养民而论,国计就是民生;就保民而论,民生就是国计,简单的说,就是国防,而其最精之一义即在于民生与国防之一体而不可分。由中国的经济学的意义来看西洋的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私企业学,或是市场交易之学。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的对象不止于私企业或市场上的交易过程,而是民生与国防的统一体。由这个统一体来说,民生之外无国防,国防之外无民生。

  综括上面讲述的话,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道理,是从宇宙的大我与民族国家的全体,来观察并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是以理性来指导人类求生的活动。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再来寻绎「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的意义,就可以明了经济学的目的。

  就生产的要素而论,中国的经济学指出人力与土地,由人力开发土地以有物资。经济学的目的,在以最小的时间与精力,发挥此三者的效能,至于最高度。 国父说「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就是说我们要发挥人力、土地与物资的效能至于最高度。而发挥人力、土地与物资的效能,有法则,有层次,有目的。在法则的方面,我们知道宇宙间万事万物有其构成与存在之理。此理之在于特定事物者,称为此一事物之性。我们要发挥人力地力与物力的效能至于最高度,必须依照人与土地物资的本然的法则(即本性)。我们要依照其本性,以发挥其效能,必须认识其本性。所以中国的经济学说,以为我们要尽人力与物力,必先「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在层次的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第8页〕原理,是推人以及物。孟子说「仁民而爱物」。中庸说「能尽人之性,故能尽物之性」。我们尽地力,必先认识人性,并发挥人性,至于最高度。人性的认识与发挥,最重要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是承继民族固有的伦理,恢复民族本然的智能。第二、是赶上西洋进步的科学,运用西洋最新的技术。这样才可以尽物之性,因而尽物之力。在目的的方面,我们用最小的时间与精力,本于文化的遗传,依于进步的科学,发挥人力与物力至于最高度,为的是民生的改进与国防的充实。换言之,我们的经济学,以养民与保民为目的。申言之,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充其所至,生产技术与国防技术,不独不能为民生服务,反而役使民生,甚至于毁灭人性。中国的经济学说与此不同,我们的经济学说以人性为出发点,以民生为目的,一切经济制度与政策,都要顺应人性,服务民生。孟子说「仁民而爱物」,最为切至。我们要为了人民,而爱惜物力;为了人民,而发挥物力。人民需要国家来保养,所以国家以最小的时间与精力,本于文化的遗传,依于科学的方法,发挥人力地力与物力,至于极高的限度,用之于民生与国防,这就是经经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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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经济学说的分别

内容来源:卷五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经济学说

  版面原件: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4页,第15页,第16页

  〔第8页〕

  甲、中国古来的经济学说

  上面说过的中国经济学的本源与目的,是我从中国各派共同的学理里面抽绎出来的要旨。我们中国〔第9页〕古的经济学说,原不止于一派。凡是健全的理论与政策必适合于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历史与民族精神、社会状况。所处的国家不同,所遇的时代不同。则学说自有不同。古人说「即物穷理」,又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是说理论与政策必须适合于时代,适合于环境,不能够一成不变。中国古来的经济学说有派别,有流变,就是这个道理。

  远在三千年前,周族从黄河上游向河淮江汉的流域发展,农工商业逐渐繁荣。这时候,我们中国产生了一位伟大的经济家,就是周公。周礼一书的著作与时代,古今学者虽辩说纷纭,未能确定,但其中多可考见为周制;更证以诗经里面,七月之章,大田甫田之什,以及孔子孟子称述周制的言论,都足以使我们想见周代立国以井田制度为根本,不独兵制基于井田,即庠序的制度,亦基于井田。我们可以说,文化、民生与国防合一的立国规模,创自周公,亦非过论。周公之后五百年,中国的农业很有进步,商业也发达起来。这时候,井田制度已经破坏了,周公的学说也湮没了。农商之间,互为影响,发生各种问题,而学术思想也分出许多的流派。自春秋时代,管子、计然、白圭诸人,下至于战国时代的百家,对于这些问题,都有讨论。最重要的学派里面,儒家与法家虽都认农业为本业,而对于商业的政策,两家主张各有不同。孟子荀子都主张「关几而不征」,是一种放任主义;管仲商鞅都主张管制商业,平准物价,是一种干涉主义。这种争论直至西汉时期,「盐铁论」作成有系统的纪录,可以与一千八百年之后,欧洲重商重农两派的争论作一个比较。

  西汉以前,我们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制度政策,渐统一于儒家之下。在儒家的内部又分为两个派别:〔第10页〕一派偏重于性理之学,一派偏重于功利之学。如北宋的张程(张载、程颢、程颐)一派即偏重性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一派即偏重功利。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偏重性理,陈同甫(亮)叶水心(适)偏重功利。但是历代的大经济家,都综合性理之学与功利之学而成为系统,并且兼取儒家之说与法家之说而得其会通。如宋之范文正(仲淹)王荆公(安石),明之王阳明(守仁)张江陵(居正)都是理论与事功两者并茂的大经济家。

  现在再就各派里面,特别提出几家来说明一下。春秋时代,齐国的鱼盐铁器蚕丝等业都很繁盛,故齐国商业的力量,在国内操纵农民的生活,在国外支配黄河流域。这时候便有管子的学说,对于农商关系,价格问题,统制政策,国营事业,兵农制度,有详明的讨论。管子认为生产要素只有人力与土地两种,而尤以人力为本源。八观篇说:「民非榖不食,榖非力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作无以致财,天之所生,生于用力」,这与大学所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是一样的说法。管子对于农商的关系从价格问题?眼来求解决。黄金是人民交易的手段,榖米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金多则物贱,金少则物贵;榖贵则物贱,榖贱则物贵,物贱则伤货,金少则伤事;榖贵则伤民,榖贱则伤农。管子的政策是国家要使金与榖的价格得到平衡,始可以平衡一般的物价,而求金榖的价格平衡,又必须取缔屯积而畅其流通。为达物价平衡的目的,金与榖必须操于国家之手,而不可以操于豪强之手,物贵则紧缩金币,榖贵则平粜榖米,如此则万物可以流通。为使国力增殖而民生不受豪强操纵,管子主张国家独占盐铁及山泽之利,并统制国外贸易。这种专卖政策与统制政策对于后世,有很大的影响。管子对于〔第11页〕兵农问题,有名的政策是「作内政以寄军令」。自井田制度破坏以后,土地分配渐趋不均,故兵农亦渐趋分化,管子乃用这个政策编制农民,教以军事,使齐国举国皆兵,而民生与国防更打成一片。商鞅的「农战」政策,即以管子为本,用于秦国,秦的军队竟能统一中原。这个政策对于后世的影响更大。

  在西历纪元前六世纪,中国已产生管子这样的大经济家。管子以后,经济学说历代都有名家,经济制度与政策,历代都有变易。在第十一世纪之时,中国从二百多年藩镇割据之中,重新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宋代)。土地的兼并,商业的发达,财政的困难,外患的侵逼,各种问题性质的严重,规模的宏大,远在春秋时代的齐国之上。这时候,范仲淹首先主张改革学制与科举,对于青年,要「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王荆公继范氏之后,实行变法。他的学说是本于孔孟相传的经学的,他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这就是说经学就是经济之学。不过经济的施设,必须依「所遭之变,所遇之势」而定,故后世对于经学,只可以法其意,不可拘泥于其迹。他有这样的见地,故与寻常的儒家不同。寻常的儒家多注重于节用,他独注重于增加生产,即所谓「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的政策以农田水利为本,更进而裁抑兼并,平均赋役,周转农本,使人尽其力。他对于国内商业,取缔团行与邸店,实行所谓「市易务」与「免行钱」等办法,使一般商贩,不受垄断,而后商品可以流通。他对于国外贸易,也与一般儒家不同,当时有一个传统政策,禁止铜钱出口,因而对外贸易在沿海沿边受极大的限制,他排除众议,解除铜钱出口之令,奖励输出入,以增国富。他对于国防,力主农兵制度,而从保甲?手,使国民受军事训练〔第12页〕,而期于举国皆兵。

  第十六世纪之中,明代开国的法度已坏,土地兼并,赋役不平;卫所的屯田废弛,外患的侵凌益急。这时候,中国又有一个大经济家,即张江陵。他的学说综合性理之学与功利之学,且儒法兼用。他说:「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凡是实学,必可以实用,而实学必贯通性命与经济。他为政的要旨是「实事求是而不釆虚声,信赏必罚而真伪无隐」,是「釆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简言之,即「循名核实,信赏必罚」。他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一般儒家批评他的政策是「霸道」,他说:「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我们要知道仁义与富强之道,本是一体。顺乎人性的富强之术就是王道,反乎人性的富强之术就是霸术,以义为本就是王道,以利为本就是霸术,所以说「在心不在迹」。江陵本于这个道理,抑制兼并,丈量田亩,平均赋役,开通商务,整饬兵制,都有盛大的功绩。

  这些大经济家的理论各有不同之处,但论其本源与目的,莫不脉络贯通。他们都不以人类的欲望为发点,尤其不以个人之小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他们的学说都本于人性,他们的目的都是国计民生,都是为国计民生而致力于经济的规划与统制。

  他们的政策也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但其间仍然有一贯的脉络。他们的政策都以土地问题为中心。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又都从农工关系和农商关系上?想。商业的垄断居奇与土地的兼并,是相〔第13页〕通而相因的现象。土地兼并不独影响国家的财政和人民的生计,亦且影响兵役和兵制,因而影响到国防。所以我们的 国父在同盟会时代,就提出「平均地权」政策,足见得我们中国的土地问题,在各种经济问题中的地位的重要,也足见得土地政策是各种经济政策里面的根本政策了。

  乙、西洋的经济学说及其最近的趋势

  西洋的经济学说不止是一个系统,各国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历史与民族精神、社会状况,各有不同,各国的经济学说也不一样。西欧在第十七第十八世纪时期,中古的农业经济转为近代的商工经济,于是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两派经济学说先后兴起。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取干涉政策以保护商业,振兴工业;重农主义者主张国家取放任政策,而以农业为唯一之生产事业。重商主义重视货币,重农主义重视物资。至第十八世纪与第十九世纪之间,西欧的工业革命完成,其时英国学者亚丹斯密综合两派而着「原富」,风靡欧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盛极一时。到了第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的经济思想便自成一个系统,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反对亚丹斯密的个人主义,而主张国家主义;反对亚丹斯密的放任政策,而倾向于保护政策,第二十世纪初期,斯盘的「经济学的基础」等著作,更使德国的经济思想转入全体主义的一路。美国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同其本源,然而美国经济学说对国际则采取保护政策。对国内则倾向于计划经济。此种倾向至第一次大战以后,更加有力。祇有英国还保持亚丹斯密的系统,而其中也有不少的变迁。在十九世纪之内,李嘉图的「经济学与租税原理」影响比「原富」更深〔第14页〕。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马尔萨斯数理学派代亚丹斯密与李嘉图的学说支配英国的思想界。霍布孙一派的福利经济学更渐臻于昌盛。马克斯经济学自命是由正统派经济学转变而来,然其思想方法乃是德国的思想主义的产物,与英国的经验主义,渊源各自不同。列宁的学说以马克斯为宗,而其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与考茨基竟有天渊之别。俄国革命的前后,列宁与考茨基之论战,亦即为马克斯学派之内,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论战。由此可见德俄两国的马克斯主义者持论也各有差别。

  西洋的经济学说虽派别纷歧,但考其本源,仍有相同之处。他们无论那一学派,总以个人的欲望为出发点,以推论经济现象而构成其学说的系统。以亚丹斯密「原富」为开端,西洋的经济学派聚讼的中心问题,就是价值问题。亚丹斯密以为社会是多数个人的集合,此多数的个人各为市场上交换价值而生产,各持其所生产的交换价值而自由交换于市场之中。货币即是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表现,社会经济不外乎无数的交换进程。故经济学乃是价值学说,亦即是多数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学说。马克斯的「资本论」虽为「原富」的反对论,仍然以商品的价值分析为出发点。他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的集合,而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的统一。他的学说仍然不出于价值学说的范围。我们再看西洋的经济学,论价值的本源,虽有各种的说法,而总以人类的欲望为依归。第十九世纪之末,奥大利学派倡「边际效用说」。这一派的学说以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类对于商品的欲望而来。例如从一个饥饿的人看来,第一碗饭的价值大于第二碗饭的价值,第三碗以上的饭的效用,便到边际,而价值也相随减少。他们由这种浅显的原则,推论价值的本质。这派学说,后来流行于美国。第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第15页〕的学者克拉克更推广这种学理,以解释利息工资及地租等问题。与「边际效用」说相反者为「劳动价值」说,这个学说是马克斯从李嘉图价值论引伸出来的。这个学说以为各种商品所以有使用价值,是因为他们能够满足人类的欲望,各种商品所以有交换价值,是由于他们含有可以衡量的劳动量。例如五匹布能换一石米,是因为五匹布所含的劳动量与一石米所含的劳动量相等,他们由此种原则推论价值的本质。至今共产主义者仍恪守成说,没有多大变更。两个学说虽持论相反,但推求他们立论的本源,都是人类的欲望。

  在第十九世纪之中,西欧以外,新起的工业国家,为与先进工业国家竞争,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美国的经济学说虽与英国同源,美国对于国际贸易则与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相反,而取保护贸易政策。这个趋势,对于经济学说有很大的影响。上面说过德国李士特「国家经济学」,就是受了美国保护政策的影响的。自第十九世纪进入第二十世纪以后,欧美诸国的工商业组织又从自由竞争变为独占与集中。至第一次大战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显明,于是各国的经济学说,也有相应的变化。如美国的制度经济学者卫勃伦对于个人自利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经济学说痛加批评,而以人类的天性为一个出发点,以寻求人类经济制度发展的法则。他对于人类的天性的本能倾向,特重视人类非自私的本能,如父母的天性,与服务的愿望,认为社会福利与种族生命所以能够发展的因素。又如美国福利经济学者惠脱,与德国的斯盘相同,痛斥唯物论与利润追求的经济观。他以为价值学说的经济学,不过可以明了私有财产制度上各种问题,如果经济学要达到最高的目的,即不可不建立社会福利的理论,故经济学应以福利问题为中心。〔第16页〕英国的福利经济学者霍布孙,指斥李嘉图以来的经济学者,只注重于财富之生产、累积、交换与消费,此种经济学不过为一种商业学,经济学的目的,不止于财富的增殖,而须注意于劳动的合理的管制与生产物的正当的分配,及消费的适宜标准,使社会渐进于健全的社会福利的理想。由这几家的学说,可以看出西洋的经济学说最新的趋势,亦是在人类的欲望之上,认识人类的天性,且于个人的小己之上,认识社会的有机体,因而经济学的范围,也超越价值学说之外,经济学的目的,也超越利润追求之上。我可以断定此次大战,将使这种新的趋势更加显明,更加深远,此次大战之后,西洋经济学必将废弃个人自利主义与唯物论,而以人性为本源,以民生为目的,和我中国固有的经济学说将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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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古来的经济规模

内容来源:卷五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经济学说

  版面原件:第16页,第17页,第18页,第19页,第20页,第21页,第22页,第23页,第24页

  〔第16页〕

  中国的经济的道理,不单是几个学派和几个大经济家发明的,亦且是我们历代的先哲和无数的先民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牺牲他们的生命财产,继续不断的实行的。我们不只要讲述古来的经济学说,更要探究历代的实际的经济建设,才可以彻底明了我们中国的经济的原理。国家的经济本务,有养民与保民的两方面,我现在从这两方面来说明我们中国古来的经济建设。

  甲、国家养民的本务

  人类要求生存,所以有各种的「欲」,有「欲」就有「求」。人类生存必需的「物」是有限的,人〔第17页〕类的欲与求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物资,供给人类无穷的欲求,人类便不免有斗争。农业社会的土地问题,工业社会的劳资问题,都是这样来的。这些斗争有没有止争的道理,有没有止息的方法呢?有的,人类的天性原来是仁爱的,当然也有止息的道理和方法。

  就人类的个体而论,人的耳要听好的声音,目要看好的颜色,口要尝好的滋味,身要穿好的衣服,以至于要住好的房子,要坐好的车辆。如果随顺他的耳目的欲求,这个人就受了物的役使,就跟?物去奔驰,这就是论语所说「小人喻于利」,也就是大学所说「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身发财」,就是「亡身以殖货」的意思。我们知道货财是为了人生的,现在因为耳目口体受物的汲引,反而使人生殉了货财,这就是「不仁」的现象。然而人的耳目,以心为主宰。心能思虑,能打算,能辨别。人从许多欲望里面,加以思虑:那一个欲望是不能够满足的,那一个物资是不应该满足的;又从许多物资里面,加以打算:那一个物资是不能够求得的,那一个物资是不应该求得的;又从自己已经得到的物资里面,加以辨别:那一个物资是不应该消费的,那一个资物是应该储蓄的;那一个是公而有利的,那一个是私而有害的。一个人能够这样,他的「求生」活动便成了有打算、有计划的,他就可以储蓄财富,运用资力,扩大事业了。

  就人类的群体而论,人群的里面,个人小己的欲望如没有度量分界,则个人小己的欲望,必引起纷争。荀子礼论篇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第18页〕者相持以长。」这一段话,将人类群体构成的法则,讲得很明白。我刚才说过,人的本性,以心为耳目的主宰,所以人群里面,便有一种理性作用。这种理性作用,为使人群里面各个分子,都能遂其生存,所以要有政府的组织,一面养人之欲,一面制人之欲。法则一定,分限一明,人便不至于跟?欲求走到斗争的路上去,社会上的财富也不至因为来不及供应个人的欲求而致困穷。无论是养欲或制欲,都需要一个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来办理。这一点是国家的经济哲学的基础。欧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以为国家不应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主张经济的自由与放任,反之,马克斯经济学说以为国家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以杜绝个人的经济自由。若由中国的经济道理来看,这两种学说都失之于偏。国家如不对人民的经济活动确定分限,确定计划,任人民流于斗争,只有招致社会混乱与民族困穷的结果。国家如不能养人民之欲,给人民之求,换句话说:如不能顺应人民的欲望,保护人民的生计,则政府即不能算是尽到应有的职责,而人民的生活不能安定,以至于生产也不能发达。现在再分开来讲国家养欲与制欲的实际设施:

  (一)国家的经济本务,由养育人民的欲求的方面来看——孔子说:「足食」,又说:「既庶矣,然后富之。」孟子说:「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荀子也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以养百姓而安乐之。」由此可知在我们中国的经济道理上,国家这种本务是积极的。依于这个积极的本务,历代的政府有一贯的经济计划政策,举其最重要的几项来说:

  〔第19页〕

  1?田制农民的生产以土地为本。中国古来的经济理想是人人都有田可耕。孟子屡次的说「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孟子以后的儒家也都主张「田野什一」。在历史上古来的政府,常有授田的制度,春秋以前的「井地」,魏晋以后的「均田」,都是实际的事例。晚唐以后,均田之制渐趋废弛,然而局部的授田办法仍然继续下来。

  2?水利灌溉是农业的必要条件,要农家的田地都有水来灌溉,必须由国家设计,由国家建设。大禹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第一个经济家,他的功绩就在于水利建设。所以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致力乎沟洫。」自禹以后,历代的水利工程,与水利管理,真是「史不绝」。为什么水利要由国家设计,由国家建设呢?水利的计划要为全体的农民利益来打算,不能为少数人来计划,尤其不能为一二富豪来把持。譬如堤防的建筑,围田的圈定,如不从全体农民?想,必不免壅塞河道,淤积湖床,把水驱到下游,酿成水灾;又如河渠的水量有限,如何分配,如何节储,要有一定的办法管制闸口;又如养鱼与用水,易起冲突,如何节制渔业以资灌溉,如何节制灌溉以利渔业,要有一定的法则;又如灌溉与运输有时互相抵触,如何节水以便河运,如何管制河运以便农家的灌溉,也要有一定的制度。这些问题,在民间有各种的惯例,在国家有详明的令典。如今一般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人,都为西洋的学说所蔽,不能够理解实际的经济,更谈不到发扬真正的经济道理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3?仓储养民必有储积,礼记主张「三年耕而有一年之蓄」,古人也常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所以中国历代政府注重于榖物的储积,而国富的均衡,即以仓储的虚盈为标准。这个道理〔第20页〕,与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说相反。自由贸易论者以国家货物出超货币入超为国富,直到今日,各国才明白国富须从资源开发与物资储积来讲求。

  4?交通农产必须交换,交换要靠运输。中国是大陆国,山脉河流多半是由西到东的,南北的交通,没有天然的水道,而淮北大平原上面,黄河易受淤塞,不便交通,且多水灾。中国的地理如此,而自古以来,仍能够建立伟大的民族与统一的国家,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历代交通建设的伟大,及其保护交通制度的周密。秦汉隋唐的道路,以首都为中心,向四方铺设,有如蛛网。自战国时起,为了贯通南北的运输,以人工开凿运河的工作,从无停歇,到了隋唐时代,贯通江淮河泗的伟大的运河,到如今还是世界最驰名的工程。在农业社会里面,有这样的规模,不能不赞叹我们先民的功绩。

  5?气象与土壤自古以来,颁历授时,是一代的大典。我们知道农业的耕作,要按照天时。历代政府不独制定历法,颁给人民。并且制定农书,按照时令,指示农民应做的工作。大家知道土壤的研究在西洋是一种较新的学问。中国自古对于土壤的考察,只要我们读禹贡,读管子就可以想见其精细。历代政府按照各地土壤之所宜。指导农民选择作物,史书记载,可以考见。上面所说,都是「养民」的制度和方法。

  (二)国家的经济本务,由节制人民的欲求的方面来看——孔子一面主张「足食」,一面又主张均富,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亦然,他一面主张「养民」,一面主张「经制」,并且说「仁政必自经制始」。自此以后,历代对于土地的区划和分配,学者不断有讨论,政府不断有政令,举其最重要〔第21页〕的几点来说:

  1?均产平均田产的制度,古来实行的次数不少,大抵土地兼并盛行的时期,总有均产的理想与运动发生。从历史上的记载上看,以强制的手段均产者必败,如王莽的「田令」,如太平天国的「田亩制度」,都是在推行的初期就倒坏的。如从历史上仔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得出问题的症结,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从田亩的强制分配?手,而要从养民的方法着手。农民的生活不改良,农业的生产不加多,均产政策是不能成功的,故历代的政治家只是实行下面的办法。

  2?均赋 中国古来税制的根本观念,是以田授丁,计丁出赋。后世的田既不能计丁授给,而赋仍计口征收,所以必须均赋,而均赋反必须量田,明末以来,税制更改为计田出赋,仍然要量田。量田的方法,有汉代的「自实」,即今之「呈报」,有王安石的「方田」,即今之「丈量」,有朱熹的「推排」,即人民呈报与乡官勘察并用的办法。这些办法各有利弊,总不及我们 国父平均地权的办法尽善尽美。

  3?均输农家物资的聚散,要靠商人,商人如能操纵物价,则不是「伤农」,就要「伤民」。要纠正这个弊病,古来有均输的办法,其大致是将某地因滞销而价低的物资,运到因这种物资缺乏而价高的地方去销售。唐代的刘晏,推行得最有成效,他的办法,是以「货畅其流」为基本原则,用国家的力量,统筹物资的分配,使商人失去操纵物价的力量和机会。

  4?专卖农业社会的理想是自给自足,但有几样物资不是到处都可以生产的。例如盐,就是人人〔第22页〕需要,却只有东南的海水,西北的盐泽盐井可以制成,假如盐商由商人买卖,则农家就要受商人的操纵,故古来盐法,经过多少变迁,终竟以专卖为归宿。此外,铁、茶等都曾经专卖。

  5?农贷 农家资本的周转,如靠商人,则利息必高。在消极方面,古来法律对于借贷利率有严格的限制;在积极方面,农业放款的办法,经过多少政治家思想的讨论,总期农家资本由国家周转,而不受商人的支配。

  总之,国家的经济的本务,有两个意义:一是养民之欲,二是制民之欲。前者是积极的培植,后者是消极的限制。前者可以说是「仁」,后者可以说是「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古来的仁义之说,决不是空谈。仁义的道理应用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各方面,可以构成各种恰当的制度和政策。

  乙、国家保民的本务

  国家的经济本务,一方面是养民,养民即是民生,他方面是保民,保民即是国防,民生与国防是一体的。由实际的设施上来说,我们中国古代的田制就是兵制,这是极重要的一点,必须讲求明白的。孔子连说「足食足兵」,孟子说「经制」而不说兵制,正是因为田制就是兵制。礼记的王制就说得很清楚了。兵农合一是我们中国古今一贯的理想。不过兵农合一又有王道与霸道之分,荀子说得很明白:「养民者王,养士者霸。」这是说以田养民,乃是王道;以田养兵,乃是霸道。儒家主张以田养民,法家主张以田养兵。以田养民则是为了保卫田园,全民皆兵,这是王道;以他田养兵,则兵虽可以力战而民不〔第23页〕免于困穷,这是霸道。孟子屡次举出「五亩桑,百亩田」的制度,又屡次说「仁者无敌」,他的计划是「仁政必自经界始」,而经界即是兵制的基础,经界一定,则全民皆兵,即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兵」。这里面非常踏实,非常具体,并不是徒托空言。

  由上面的讲解,我们可以从实际的制度与政策上看出国防与民生的一贯性。我们再从历史的演变来看,两者合则国强,两者分则国弱,历历不爽。现在分三个时期来讲:

  (一)两汉时期没有实现「养民」的理想,当时的兵制乃是普遍的民兵制。凡是人民都有两年的兵役,「宰相之子犹戍边」。人民最大多数既是农民,故汉代的兵即是农,所以汉代的武功,非常之盛。

  (二)南北朝隋唐时期实行均田与农兵制,而实质已在变迁。中唐以后,国家的常备兵大抵是豪家子弟避赋避役的渊薮,因之养成了骄惰放纵的风气,中国的农兵制从此坏了。我们又可以看出初唐武功之盛,和晚唐割据之弊,是与田制兵制的分合有密切关系的。

  (三)宋代以后,佣兵制行,农兵制衰。古来以田养民,以民为兵的制度,虽经王安石,明太祖,张居正诸人,力谋恢复,终竟以土地兼并太盛,不能持久。然而王安石之恢复灵州,戚继光之驱逐倭寇,以及曾国藩之平定内乱,仍然是农兵的力量。不适社会经济与国防经济既已分离,国运终竟不免于衰落,屡为外族所侵凌。

  现代的战争,是全民战争,我们必须恢复兵农合一的制度。兵农合一,始有广大的兵源。兵农合一,始有丰富的饷源。兵农合一,始可以使人民各为其邱墓田园而作战,战争始可以普遍而持久。我们今〔第24页〕后要厉行兵农合一的制度,不独是起宋元以来千载之衰,亦且是持久的全民的现代战争必至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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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生主义的经济的道理

内容来源:卷五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经济学说

  版面原件:第24页,第25页,第26页,第27页,第28页,第29页,第30页,第31页,第32页,第33页

  〔第24页〕

  甲、民生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综观历代相传的经济的道理,归纳成下面的几条:

  (一)经济以养民为本位 经济以人性为基点,以养民为本位。所以 国父说:「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的,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目的」。又说:「社会进化以民生为重心,不以物质为重心。」申言之,中国的经济的道理,不为了物而爱物,要为了民而爱物,即所谓「仁民而爱物」,亦即以民生为本位。

  (二)经济以计划为必要 经济以人性为本,故一面必须「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一面又须发挥理性与思虑的作用,对人民的欲求,予以分限。所以经济建设必有计划,而计划必有其根本的精神。民生主义的根本精神,一方面是建设国家的事业,培养人民的事业,使其可以改善民生;一方面是节制私人的资本,平均私人的土地,使其不能操纵民生。申言之,中国的经济的道理,不取放任自由,不取阶级斗争,而要以计划经济,使「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实现「民享」的理想,达到富强康乐的境域。

  (三)民生与国防之合一 经济以养民为本,故一方面国家要开发资源,要流通物资,要储积国富;〔第25页〕他方面平时的农民就是战争的士兵,平时的储积,就是战时的资粮。申言之,惟有以民生为本的经济建设,才可以与国防为一体。

  乙、几个学说的缺点

  依照这三个基本原则,中国的经济建设才可以有最大的成功。现在有些人不能了解民生主义的道理,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依据西洋的经济学说,提出歧异的主张,这些主张都是不适合于时代与中国的社会状况的。我现在指出他们最大的缺点和弊病:

  (一)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中国的工业化,要依照西欧的自由放任政策与自由贸易主义,才可以顺利进行。殊不知经济的自由主义,以自由竞争为客观基础。自由竞争是西欧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现象。在此时期,英法等国的工业,在国内有可以发展的市场,在国外更有开拓的销路,因此他们的企业家以自由竞争的方法,与自由贸易的政策,把他们的工业繁荣起来。到了后来,中欧的德国,北美的美国,先后发展为大工业区,他们与西欧各国彼此竞争,愈趋激烈。于是在国际则自由贸易政策衰落,保护贸易政策勃兴;在国内则企业家为了加强他们对外竞争的力量,用托拉斯,加迭尔的方法,把同业工厂的管理权联合起来,甚至于采取国家经营的方法,把工业管理权集中起来。这种趋势,可以叫做第二次工业革命。到了此时,自由主义经济学便失去了客观的基础。

  中国久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工业落后,不能够与工业发达的各国竞争,故在国际贸易方面必须〔第26页〕采取保护政策;在工业的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如果工业建设,付托私人资本去经营,他们便没有充足的资本,树立巨大的规模,以与外国的大托拉斯以及国营企业竞争,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最大缺点。 国父在第一次大战以后,早已看出此点。 国父说道:「近代经济之趋势,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 国父的办法是「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只有在这种方法之下,中国的实业才能够顺利发达。

  (二)马克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打倒资本家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学说以阶级私利为本源,已经错误。国父指出这种错误,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杜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所以 国父说马克斯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

  就生产要素来说,马克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劳动是生产的要素。资本是劳动的产物,利润与地租是劳动的盈余价值。殊不知生产以人力与土地为基本要素,而人力则包含智力与体力各种条件。工业生产物,不独是工厂里面工人,技术家、企业家各种人的活动的结晶,即工厂的机器的发明人、制造人,都有贡献于生产。至于工业的利润,也并不专是工人劳动的结果。企业的管理,技师的设计,铁路公路的运输,商店的贩卖,全生产与交换的过程,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过程,都是工业利润的来源。所以〔第27页〕国父说:「所有工业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份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是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要知道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活动,是全社会的人的活动的一环。每一个物的生产,是全社会的人的活动的结果。所以 国父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就人类的战争来说,最大的战争,还是民族战争,并不是阶级战争,第一次大战时期,欧洲各国的工人,抛弃第二国际的决议,各为其本国作战。此次大战,不独英美等国的工人为本国作战,并且苏俄与英美等国合作而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并没有横裂各民族的壁垒。这因为人性本来重在求生存,而个人生活必须依赖国家力量来保障,这可分两层来说:

  第一、由政治方面来说:一个民族国家如果灭亡,不止资本家要受亡国灭种的痛苦,工人亦一样受亡国灭种的痛苦,这正是民有而后民享的道理。各国的工人和工党不论标榜的主义如何,都看清了这个道理,所以到了祖国作战的时候,停止阶级斗争,共作民族战争。否则如同最近欧洲战败而被征服的各国,资本家固然要做亡国奴,就是工人阶级,何尝不是一样的被「法西斯」来驱使作牛马奴隶?试问阶级斗争用在此时,岂不是自取亡国之痛?不在国家民族为生存而奋斗的时期,以全国家全民族的力量树立经济建设的根基,要待国家灭亡以后,无产阶级再乘机起来暴动革命,求达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岂不是痴人说梦?

  〔第28页〕

  第二、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发达,于资本家可以赚钱,工人可以增加职业的机会,并改良生活的条件。工业不能发展,或是衰落,或是毁灭,不独资本家没有工厂可以经营,工人也没有工厂可以工作。在今日世界经济战之中,工业落后诸国正感受工业不发达的痛苦,工业先进诸国正感受工业要毁灭的痛苦。如果一旦民族战争失败了,国家全部工业为敌国所毁灭,则工人就无工可做,不仅要失业,而且更无生活可言。所以不拘那一国的工人都一致为了本国而作战,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马克斯只看见一时的病态,没有看见人性的本源,所以他的学说是药不对症,而中国人师法他的,自然要无病而呻吟了。

  中国正受工业不发达的痛苦,全体国民的生活,真是 国父所谓大贫小贫。在大贫小贫之间,并没有真正的阶级斗争。今日以后,随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独立自由地位的取得,假定中国的工业是在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之下发达,则随?工业发达,或者也会有阶级冲突甚至于阶级斗争。现在中国并不取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是采取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的民生主义,要把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具体的说,我们的民生主义,要以人性为基础,以民生为目的,一方面发达国营实业,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阶级斗争的病态,没有发生的客观条件。工人只有增加职业和改进生活的利益,并没有受资本家压迫的痛苦。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虽必达于完成的境域,而共产主义所谓阶级斗争,仍永无发生的可能。

  (三)民生主义的另一要义是平均地权。这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也〔第29页〕有很多的解决方法,留在历史上面。刚才已经提到,依照历史的教训,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凡以暴力或强制方法来解决者,必立即归于失败。我们中国的经济道理,以人为本位,所以说是「有人此有土」。详细的说,土地是没有价值的,土地要经过人力开垦和耕种才有价值。在地广人稀的区域,每人可以得到足够他尽其劳力的土地,当然没有土地问题发生。不过今后的中国地广人稀的区域,就要逐渐的减少了。凡是人口密集之处,就是工商繁盛之处。工商业对于农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商业的影响之下,土地卖买是必然的趋势。有钱的人投资于土地买卖,地权的分配因而不能够平均。中国的封建制度破坏了几千年,所以地权分配不均的现象,并不是古代封建制度的遗留,而是受了工商经济的影响。如果不从农工的关系与农商的关系上?想,单是用暴力平均分配土地,土地纵令可以平均分配,很短的时间以后,便会再起不均的现象。今天贫农杀富农,明天贫农有了一点积蓄,岂不又成了富农?这种毁灭人性的办法,是由于错认土地问题的本质,不从人生着想,而从物质?想,自然要追随历史的先例,失败下来。

  何以说土地问题要从农工关系上?想呢?我们中国古代生产制度的特征,可以用「男耕女织」这句话来说明。在一家里面,农工的生产是结合的。农工结合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经济。除盐铁等特产之外,农家无须购买外来的商品。所以盐铁专卖的问题,成了古代的重要经济问题。到了近代,农业和工业渐渐的分化。有许多工业,由城市里面的作坊去作,农村的自足自给的经济就渐渐的破坏了。农家为了买进外来的商品,必须变卖自家的农作物,商业经济的力量就渐渐的控制农村了。至于农商的关系,历〔第30页〕代经济家都有讨论,都有政策来处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现在要说的,是我们中国的商业资本总是向地价方面投资,所以商业越是繁荣,土地也越是集中,商业资本不流到工业方面去,却不断的流向地价方面去。在城市里,我们看见商业囤积,在乡村里我们就看见土地兼并。

  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要从平地价?手,就是不许商业资本流向土地方面来,亦就是要使土地买卖不复成为投资的对象。有钱的人对于土地买卖既不能或不愿投资,则不平均的地权可以平均,而已平均的地权不会再趋不平。在这个政策施行之同时,国家更实行各种方法,周转农业资本,调剂农产价格,改良农业技术,增进农民生活,土地问题一定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所以土地问题解决的时候,也就是商业资本,不流到地价方面,而流向工业方面的时候。至于民生主义的工业政策,是「废手工,用机器而国有之」。国有的大工业需要农村生产原料,又需要农村作销场,国有大工业的繁荣与农业的振兴,是相因而不是相反的。

  综括上面所说,我们可以说土地问题,要从农工关系尤其是农商关系上着想,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解决土地问题,不独可以消灭商业居奇与土地兼并的现象,并且可以促成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今后国防与民生建设的基础。

  国父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与马克斯经济学说,都有学理的精密批评,大家应当熟读深思,我在这里不过指示几点要义而已。

  〔第31页〕

  丙、实业计划的精义

  民生本位,计划经济,民生与国防之合一,这三点是我们民生主义的基本原则。详细的说,我们国父取西洋工业社会经济学说的精义,纠正他们的弊病和缺点,而以中国的经济的原理为本位,贯通起来,创造民生主义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构成伟大周密的实业计划。我们 国父的实业计划即是国防经济计划的基础。可惜 国父的十年国防计划只具条目,没有写成全稿,留给我们。不过从 国父的实业计划,就可以讲求国防经济的原则和方案了。

  国父的实业计划,论规模,比汉唐的道路水利计划还要伟大。论条目,比汉唐的经济律令格式还要细密。论其中的精义,恐怕真正懂得的人还不很多。所以我今天要简单明了的讲解一下:

  第一、国父的实业计划最根本的意义,是规定中国的经济建设,要以广大的大陆为基点,以繁荣的海港为出口。国际贸易要经海港,农矿事业要在大陆。平时通商,要以海港为门户,战时抗敌,要据大陆为后方。民生与国防的合一,在此一根本意义上最为显明,也最为扼要。所以从民生与国防合一的观点来读实业计划,没有一条一目不含蓄博大深远的意义在里面。

  第二、实业计划以交通与农矿为最根本的事业。一般人看见中国要工业化,只就工业而谈工业,殊不知要中国的工业发达,首先要开发辽阔的内地,改造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为工业产品的销场。要开发内地,必须以国家资本,建筑全国的铁路,开浚全国的水道。要中国的工业发达,又要开发农矿〔第32页〕。农矿是工业上供给原料的主要源泉。矿业开发了,机器才有原料。农业振兴了,工业才有资源。交通与农矿都能发达,工业既有销场,又有原料,则经济自然可以发达起来。

  第三、实业计划注重人口之平均分配。中国近百年人口集中东南的趋势,比宋明以来更变本加厉。实业计划要把人口由东南移殖于西北和西南,使中国大陆上各地的人口得以平均,尤其充实西北与西南的人口,以为抗战建国的基地。

  第四、实业计划所要建设的工业,必散在于农业矿业的中间。依照实业计划,大陆的内部,既有现代的交通,又有繁荣的农矿,更有平均分配的人口,则中国之工业,为了接近资源,为了获得销路,为了适应人口的需要,自然可以在大陆各地各区发达起来。由国防方面来说,散在内地的工业可以开发全国各地潜存的物力。由民生方面来说,都市与农村可以平衡调剂,不至于分化而各走极端,不复有近百年来海上都市生活与西北西南的农村生活,相差一两世纪那种偏枯的景象。

  第五、实业计划是要中国海陆平均发展,要中国各地平均发展。从篇章的里面,我们看得出 国父的眼光注射到中国每一个地域,要使其各得其所。自宋明以来,立国规模固然失之于萎缩,即在汉唐两代,规模总算伟大,仍然有重中原轻四裔的缺点。所以单从实业计划的规模来说,即可以使我们起衰立懦了。

  国父的实业计划,经纬万端,上面所说,不过是其中的精义。大家理解这几点精义以后,再研究实业计划的原文,不独可以省悟民生主义的真理,更可以了解 国父十年国防计划里面国防经济计划的纲〔第33页〕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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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来的经济理想

内容来源:卷五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经济学说

  版面原件:第33页,第34页,第35页

  〔第33页〕

  上面讲的是现在中国最高的经济原则,还不是我们中国最后的经济理想。我们先民推究经济的道理,最精最确,而我们 国父认识这一个道理最深。 国父平生讲政策办法,但 国父又推崇礼运篇的「大同」一章,这一章就是三民主义所要达到的最后经济理想,也就是我们所应该努力以求得的最后的理想。

  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具体事实,不可以预知,世界上一切变化的抽象法则,是可以全知的。经济的变化,也是如此。我们不能预知经济变化之事,我们可以全知经济变化之理。经济变化之理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在实际的世界上,此理虽逐渐实现,迄于今日,还未能全部实现。但此理并不因实际上未能全部实现,而有所欠缺或减损。我们中国古代的先知先觉,已经完全体会经济变化之理,礼运篇大同章的经济理想,即是此理完全实现的世界。

  大同世界的人性发展至于圆满的极限。没有人可以不劳而食,也没有人得不到工作的机会,凡是壮年的人都应该各尽其力。而社会制度,要使每一壮年人,都有义务,有机会,来各尽其力。这就是所谓「壮有所用」。各人所尽的力,是为了全民的生活,不是为了自己,所以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第34页〕

  大同世界的民生,顺遂至于圆满的极限,物质必须开发了为人生之用,不努力开发,是一种罪过。一方面由于生产之发达,使货财有余,此有余之货财,全无私有的制度与私欲的现象。所以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大同世界的经济,全依照最圆满的计划而进行。生产者为全民生活而生产,分配者,依各人需要而分配。过了工作年龄的人,不及工作年龄的人,以及一切不能自养的人,公众有义务,也有能力来扶养他。这样就是所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大同世界的经济为完全的民生本位经济。在完全的民生本位的世界之中,无犯罪行为,故无刑罚,更无侵略主义,故无战争。即所谓「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由礼运所讲的看来,民生本位与计划经济的原则,是达到大同世界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我们的经济理想。

  礼运的经济理想,虽不能在短时期内完全实现,我确信这一次世界大战,可以改造世界经济,向我们的经济理想前进一步。这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上经济侵略主义的总结算,经济侵略主义必然归于失败,全世界的民族国家,都可以依照各自的精神的物质的力量,得到平等和自由。要知道侵略主义者造成的战祸,是由于他们的科学与技术不能为人生服务,不能顺应人性,反而控制人生,戕贼人性。这个弊病如果不能改造过来,世界上的人类只有毁灭的一条路。侵略主义者虽滥用科学与技,取得一时的胜利,他们最后的结局,如不毁灭世界,便是他们自己的毁灭。科学与技术是世界上人尽的公绩,是为了〔第35页〕世界上人类的生存而发达的。我们中国经济的道理是「正德、利用、厚生」,是以人性为本,是以民生为本,是要使物为人所役,不要使人为物所役。这一点我们中国认识得最早,信奉得很久,三民主义所以能应乎人心,就是因为把握住这个最高关键。到了今天世界人类备尝痛苦,也都认识这一个道理了。这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爱好和平的各民族各国家,一定要改造世界经济制度和思想,使科学与技术顺应人性的发展而为人生服务。如此则战后的世界,一定可以向?我们的经济理想前进一步。我们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认识这一真理最早的中国国民,不祇要发扬我们经济的道理,还要努力实现我们的经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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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

内容来源:卷五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经济学说

  版面原件:第37页,第38页,第39页,第40页,第41页,第42页,第43页,第44页

  〔第37页〕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发表

  一、导言

  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之关系

  三、国民经济必须提倡一种普遍的运动之原因

  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涵义

  五、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目标

  六、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实施要项

  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初步工作步骤

  八、总结

  一、导言中国今日根本之危机,全在经济之残破。以致国民生活日益困穷,而民族之命运,亦因之岌岌危殆,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今日。故目前吾国唯一急要之问题,乃为如何挽救此已就崩溃之国民经济,而使人民获得相当之生活;为如何解决货弃于地而民困于野之矛盾可耻的现象,而谋国民〔第38页〕经济之发展。因此认为今日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之后而起,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也。

  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之关系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二者实相为表里,故必须相辅而行。盖新生活运动为民族的,为修身的,?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为主,实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证。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民生的,为生产的,?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为主;实亦为新生活运动之用。新生活运动所以奠立民族之精神的基础,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则所以充实民族之物质的基础,故二者实缺一不可者也。

  三、国民经济必须提倡一种普遍的运动之原因 论者或以为振兴国民之经济,救济人民之生活,皆国家政策中应有之义;只须政府努力行之可矣,何必别为一种运动?不知中国国民经济枯竭疲敝之所由,为人与物之脱节,为人与事之脱节,为生产要素生产事业间之脱节,亦为生产各部门间之不相整调,不相联系,而为整个之脱节。社会不知生产之重要,产业不能得良好之环境以遂其发展。是以欲谋中国国民经济之更生,非先唤起广大之自觉不可,非使人才或人力与天然资源发生极密切之关涉不可,非使各种人力与生产要素为全体适当之配置与全民共同之结合,而使为有效之发挥不可;非改变一切旧观念而消除有形无形之障碍不可;尢非调剂供求使生产状况相应不可。在此运动中,政府固有种种应为之事业;然尤非使人民积极参加成为推进此运动之主力不可也!其在另一方面,则此运动又非如其它之社会运动仅由人民团体鼓吹倡导,或其团体之分子遵守约束各自努力而即可以收效,以其往往关涉于国家之法令与政策,且其间有许多事项又必赖国家机关之政治力量以推行〔第39页〕;故又必集合政府人民各种公私集团一切之力量而后始能推行尽利也。

  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涵 义明乎前段所论之意义,则本运动之涵义不难自明。盖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为促起人民以自动改善国民之经济,即为集合全国社会与生产机关各部分之努力建设健全之国民经济,政府则以所有之力量为之排除障碍,且与以种种之助力与便利者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以建设国民经济即解决民生问题为目的,与国家经济政策范围有广狭之殊。盖国家经济政策于民生而外,更须注重于国计;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本位,则为国民也,其对象则惟民生也。 总理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中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实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亦即民生主义实现之初步也。

  五、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应有之目标 本运动之总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更分述之如左:

  在积极方面 甲、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乙、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丙、增加输出产品,藉谋贸易平衡。丁、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

  在消极方面 甲、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在的原因;(如捐税产业法规劳资关系等)〔第40页〕乙、解除阻碍经济发展之内在的原因;(如缺乏经营方法与人才等)丙、解除阻滞货物流通之障碍;(如交通金融运销制度等)丁、解除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劳动习惯及漠视经济等等)

  (说明)本运动之首要急务为使人尽其才,一方面使专门人才,有贡献能力于经济建设之机会;一方面使有劳动力之国民,尽量发挥其劳动力于经济建设;同时并须养成中级人员有实际之经验与指导之能力。盖必先人尽其才,而后地尽其利,此为我国从事国民济建设时所不可忽略

  者也。

  六、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实施要项:

  (一)振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悉以合作社为基础,指导并改进之,以达到粮食自给自足为初步目标。一方面增加农业原料之生产量,同时提倡农业之就地加工制造。

  (二)鼓励垦牧鼓吹大规模之移民垦荒与经营畜牧,实施军区屯垦制,恢复并增进牛羊马匹与农村各种副产物(如猪鱼鸭之类)之生产;同时提倡各省所有荒废土地之开垦与耕作,以地无旷土〔第41页〕为目标。

  (三)开发矿产 调查矿产状况及摧残矿业发展之原因,建议政府改善矿业法规,鼓励矿产投资,扶助矿商之独立经营与自由发展,以辟天然之富源,而容纳众多之劳力。

  (说明)总理有言:矿业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最大主因。中国过去矿业可谓一事无成,地方官吏与人民往往加以阻碍。此后务须采用积极之保护与奖励,首宜考虑矿业条例之改善,以减轻负担,便利开采,保障投资为主要。除有关基本工业之少数矿产外,应一概奖励民营,尤应欢迎外资,同时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及特殊势力把持矿权,与民争利。

  (四)提倡征工赞助政府实施征工制度,鼓励民众参加义务劳动。尤以开发交通道路,修治水利,培植森林,开辟垦地为征工之基本工作。同时实施兵工政策,与征工制并行。以军队补助各地征工工务之不足,并为建设地方公共工程之倡导。

  (说明)筑路、浚河、筑堤、植林、垦荒等等,均为开发天然富源之必要条件,且需要多数劳力,宜于以征工制度行之,吾人主张全国成年民众均应有对国家地方服工役之义务,宜由政府明定一生对国家服义务工役若干月日之期限,及每年为地方服义务工役若干日之期限,前者从事于较大规模之公共工程,后者则为其本县区或所在农村作有关农田水利、道路卫生、公共建筑等等之工作。又各地实施征工,必先之以宣传与训练,而继之以指导与实施,必须告以利益,且为准备一切(例如食物住所工具之类),事先必有负责人员与机关周到之设备,使时力不能延〔第42页〕旷,劳动出于志愿,则久之自成习惯矣。

  (五)促进工业对农村简易工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之简单工业,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统经营之。对于一般工业,由政府分别保护并奖励之。一面设立劳资调节机关。遇有劳资纠纷,经以公平调处。并须赋与机关以最后强制执行之权,藉以保障企业之安全与劳动之工作。

  (六)调节消费统计各地方尤其农村之消费品种类与数量,力谋供求之调剂,必须消费者尽量自己生产。其不能生产者尽量节约其消费。此项工作,须由当地职业团体及合作社协力进行,并须取得进口业同业公会之赞助。

  (说明)此项之主要目的,在防止内地与农村资金之耗溢,其进一步之用意,则在谋对外贸易输出入之平衡。故便利原料输出,减少输出品之负担,解除输出品之困难,亦为本运动任务之一,应征求出口业同业公会之协力赞助。

  (七)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通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一方面设立各重要地区之主要农产品如梅、麦、米、丝、茶等之公共仓库与运销机关。

  (八)调整金融鼓励民间之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由政府执行健全货币政策与汇兑政策,而人民衷诚拥护之。

  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初步工作步骤:

  〔第43页〕

  1?关于调查统计者凡与本运动有关之对人对事物之各种材料,均应有详细之调查统计及搜集。由总机关支持,并征求全国公私机关协助之,各地所需材料,总机关供给之。

  2?关于集中人才者设立专门人才之调查登记机关,类别其事务上或技术上之专长,遇有国内产业机关需要专门人才时,总机关应设法介绍供给之,如国内无适当专家时,则介绍国外之专家担任之,此项调查人才及供给人才之工作,尽量利用各学术团体之协助。

  3?关于研究及设计者 如军区屯垦制之实施,如兵工政策之实施,如征工制度之改进,如输出入贸易之如何使之平衡,如合作社之系统如何扩大运用,以解决生产消费运销及简易工业与农村之运销等,均应加以实地之研究,此项研究工作,由总机关主持或委托相当机关办理之,并征求主管机关及公私团体协作。

  4?关于训练人才者 关于担任初步宣传调查及指导之工作,招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志愿服务员,施以短期训练后分派服务。关于继续进行本运动所需之服务人员,委托各大学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各种训练班训练之。

  5?关于宣传及指导者 除技术上之指导需供给专门人才及曾受较高训练之人员外,关于本运动之初步宣传指导工作,应由(一)各地中等以上之学校员生、社会教育机关人员及小学校校长教员;(二)各地农工商会进出口同业公会及其它地方团体之主持者;(三)各地已成立合作社之职员;(四)各地驻在军队之高级长官;及(五)各地方政府及各级自治机关职员担任之。

  〔第44页〕

  (说明)本运动推行时,宣传工作殊为必要。举凡改变人民漠视生产之习惯,扫除迷信苟安之旧观念,阐明各种地方经济建设及接受国家关于经济建设政策之必要以及义务工役之意义,生产方法及经营方法之改进,其它有关于促进生产调节消费诸事项,皆须有多数人员及各种方法向人民宣传之。其已在进行中有关国民经济建设之事项,并同时解决其疑问,且指导其进行。

  八、总结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所包含之方面既多,其所赖以推行之人力物力亦无限量。政府固当尽主持推动之力量,而尤赖于全国国民对此生死存亡所关之一运动有衷诚赞助之自觉。必当专家尽其才,人民尽其力;有宣传指导之能力者,勿辞奔走工作之劳;其属于产业团体之分子,则又必发于自救本国经济危亡之热诚,乐受团体之约束而不惮有所牺牲。至于进行之道,不一其途:有宜于利用合作系统者,有宜于利用教育系统者,有宜于利用军队组织者,有必须学术机关或学术团体之协作者,有必须产业团体与生产机关本身之自动者。要之:须集结全国国民之热诚与联合农工商学兵之全力,以不分彼此之精神,分工协作之方法,向同一目标而努力,爰举本运动之主要意义及实施要点粗发其凡,以就正于国人,并以蕲求广大之同情与协助,至于如何组织与实施,除必须组织一种机关以资推动外,其具体节目至费研究,本文所举各点,不免挂漏,当有随时补充与修正之必要。甚望全国关心经济建设之专家,与实业家,发抒高见,以使此一运动能充分发挥其功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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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土地国有的要义

内容来源:卷五  专著

  隶属章节:专著\中国经济学说

  版面原件:第45页,第46页,第47页,第48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第52页,第53页,第54页,第55页,第56页

  〔第45页〕

  并阐明总理所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意旨

  (一名「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阳明山庄讲——

  一、三民主义绝对不同于奸匪的共产主义谬说——民生主义是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的

  二、民生主义的两大原则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三、「均富」是民生主义的真谛

  四、「均富」的方法

  五、总理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决不同于今日俄匪式的共产主义

  六、土地国有的涵义:就是「土地国有而民用」或「国有民享」

  七、在土地国有原则下,允许私有财产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的合理存在

  八、土地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道理

  最近我们党中研究党的主义、理论和方案的,不少很有见地的同志,而且很有成就的地方。就是我〔第46页〕党革命与建国的计划、法规,也可说已灿然大备。至于人才的话,实在全国有经验有能力的才智人士,大部份都集中在本党。所可惜的是我们虽有完善的主义、政策、计划和方案,却缺乏具体精密的方法,和笃实践履的行动。大家当然知道,我们是要担负革命与建国双重责任的一个革命民主政党,决不能空疏迂阔,离开实际,去空谈理论,而抹煞现实。过去我们的失败,就失败在虽有计划而没有行动。虽有行动而缺少方法,即使有了行动而又是与现实不合的。 总理说过「方法不是一种玄妙理想,不是一种空洞学问,是一种事实。」又说「三民主义能影响及于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这教训大家要切实记住,否则离开事实,就不能发生影响,没有方法,亦就不能获致效果。所以我们今后对任何事物,最基本的研究态度,首先就要针对现实,解决问题,不可再为夸大的方案,和空洞的理论,来贻误革命。换言之,就是要把握时间,即知即行,更不可徒逞唇舌,放过时机。革命者尤其是特别要注视敌情,两眼所看的,两耳所听的都要以敌情为前提,以敌情为研订对策和革命方法的有力依据,那才不会落空,不会失策。

  即如大家在研究三民主义的时候,就要知道针对朱毛奸匪的所谓共产主义,并要把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那我们的理论才不至于偏差,亦不至令人迷惘,这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民生主义,是要绝对的坚决的反对朱毛奸匪的阶级斗争。朱毛奸匪只许一个阶级存在,一个阶级专政,我们乃是要坚决消灭阶级观念,及反对阶级斗争。朱毛奸匪既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自然只顾一个阶级的利益,但其实在他所谓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也在不断的一层一层的自相剥削,无处不在清算消灭之中,他所〔第47页〕真正代表的,只是他极少数的奸匪头目的统治阶级,及其共产「祖国」俄帝的利益而已。我们的党,乃是代表全民的政党,我们所进行的是国民革命,我们所要求的是全民利益,乃为代表全体国民和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大家惟有把握住了这一点,那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武器,去打击朱毛奸匪,消灭敌寇汉奸了。

  讲到民生主义的精神, 总理在民生主义中揭橥的两大原则,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总理在解释平均地权时说:「平均地权之法:(一)照价征税;(二)土地国有。」并「听其自定地价纳税,但以土地国有权以限制之。」还说:「其法若何?(一)即照价征税;(二)即土地国有。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又说:「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又说:「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并曾声明平均地权,「非如封建时代井田之法。」同时也不是「从实均」。由这几段指示里,我们可以看出 总理所称的平均地权,无论对市地对农地,则皆以「照价征税」,与「土地国有」为其手段,以「地尽其利」与「耕者有其田」「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为其目的。 总理在解释节制资本时说:「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但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又说「各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人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又说「多征资本家之所得税和遗产税」,「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由这里可以看出 总理对节制资本的看法,是「不但要节制私〔第48页〕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而以「反对垄断社会富源」「由国家管理经营规模过大之企业」「多征所得税和遗产税」为达成节制之手段,以「做到人人生计上经济上平等。」「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平等。」「扫除社会之不平」为节制之目的。 总理还说:「我们实行民生主义,国家发了大财,将来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够读书,并且要那一般平民都能养活。」所以我以为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句口号,可以很简单地说,就是「均富」两个字,我今天为什么要提出这「均富」的口号呢?就是要使人人容易知道其民生主义的道理,再明白点说,「均富」是要使人人有田种,人人能发财,但是不许每个人在限田额数之外,再垄断土地成为大地主,亦不许财主集中社会财富,成为托拉斯,而再有社会不平的现象,这就是我们革命要为穷人打不平,而使社会没有太穷的现象。换言之,要使国内人民贫富相平,而无特殊阶级,这就是我所说的「均富」,亦就是总理民生主义的真谛。至于这个「均富」的方法,那第一就是要实行限田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亦就是要遵照总理所说的「照价征税和土地国有」的原则,使之实现。但这与朱毛奸匪的所谓「土改」是截然不同的,朱毛奸匪的土改是以兽性的、血腥的清算斗争为其手段,而其「土改」结果,则更是相反地使人口消灭,土地荒芜。第二就是节制资本。这节制私人资本的政策与目的,不但是要发达国家资本,而且要使每一个人民都有良好的生活,都有发财的机会,亦就是使大家能均享财富,而不再有独占财富与贫不自存的悬殊现象,若是像朱毛奸匪那样的共产,就是他要使全国国民共归于尽而已。真所谓是共惨而不是共产啦!由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了解 总理的民生主义,就是在使人人有土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权利,人人有自由,亦就〔第49页〕是人人能自由的生活,人人能自由的生存,人人皆能享受其康乐的幸福。所以 总理说:「民生主义……就是大家都可以发财……享人生的幸福。」然而在朱毛奸匪敲剥榨取之下的所谓共产,不仅是要将我同胞本有的土地,皆要一律清算铲光为止,即使人民在其土改时所分得的土地,「土改」以后,将来亦必将遵循他俄国所谓集团农场、国营农场的道路,及用合作农场等等各种合作名义,使农民原来分得的土地,再收归于其伪组织彻底统制,这在事实上就是要将其在土改时所分得的土地,仍求尽归于其伪组织,这不是等于完全「没收」和「充公」一样么?这样到了最后,不论人民为贫为富,都要使他同归于尽。至于一般国民个人仅有的生命,自然亦都要听他斗争残杀,根本无所谓人民的生命财产,更谈不上什么保障了。这样生命即无保障,生活又无自由,这些事实摆在大家眼前的,实在太多太多了,过去朱毛奸匪所谓「土改」「分地」的这套匪话鬼语,还有人能相信么?当然,我们对合作农场的原意和方法,其旨在使人民互助合作多得福利的政策,我们自不反对,但对俄匪今日所行的以合作为名,而以没收充公为目的的政策方法,是要绝对反对的。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的民生主义与朱毛奸匪的所谓共产主义,无论在内容与事实上,或方法与目的上,都是绝不兼容的。讲到这里,或许会有人要问,那末 总理所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话,究竟如何解释?不错, 总理曾经说过这句话,但是我要反问一句,总理有否说过「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的话呢?大家都晓得 总理只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并没有说「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由此可知 总理所指的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式的共产主义,而决不是指的像俄匪现在所行的这样「共归于尽」的共产主义,这样反转来看,更可了解我们〔第50页〕总理的民生主义决不同于今天俄匪式的共产主义,于此乃可证明 总理当时所指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意义,乃是只指其主义的原则,而不是指其主义的内容和方法,更不是指其民生主义的目的,就是今日俄匪所行之共产主义的目的,至于主义的原则,那是有很多不同与相反的主义,而其原则倒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主义的分别,要在其内容方法和目的上来研究,而决不可仅在笼统抽象性的原则上来争辩。那么 总理所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乃是指民生主义的原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 总理当时所指的共产主义,乃是以民生主义为原则的共产主义,而决不是说像今天俄匪那样共产主义的原则,就是民生主义的原则了。而且共产主义是有多种方式和多种不同的说法,而决不是仅限于俄匪所行的一种,因而 总理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亦可以说是指民生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当无不可。这样,我们可以了解总理所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意义,并没有错误,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话,不必特别注意辩解,而倒是将来或有人会说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的话,那情形就不同了,我们自然要严正的驳斥,关邪说正人心了。大家还要了解 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其不同于现在的时代,和不同于现在的环境的。当时俄帝试行共产,还只有六年,尤其是他们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其外面的人,更是莫明真相。特别是其所提倡的所谓「扶助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假面具,亦没有揭穿,谁也想不到他俄国当初所谓共产的意义和目的,其后果会有像今日那样空前绝后的浩劫发生呢?如果今日还要拿 总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话,为曲解民生主义,那我以为他除了甘心愿充俄匪走狗或有意诬蔑 总理以外,再无其它作用可言了,〔第51页〕我相信 总理如果至今还依然健在,看到俄帝今日这样侵略中国与征服世界奴役人类毁灭人性的共产主义,我敢代表 总理对我们党员说,我要首先坚决领导大家来抵抗俄帝侵略,彻底反对共产主义,并重加说明「我们的」民生主义,决不是「俄匪式的」共产主义。更要阐明共产主义决不是民生主义了。因之,我们今日要以民生主义的「均富」口号,和实践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现民生主义的行动,来作为粉碎朱毛奸匪「共产」和其「土改」的武器。总之,我们的口号越简单明了,越有力量,我们的行动,越坚定确切,也越能昭信于人民。所以我今日特别提出「均富」的口号,来消灭「共产」的毒素,这一点是今日要大家特别辨认清楚的。

  还有关于土地国有的涵义与界说,过去已有过许多争论,其实这在遗教中, 总理已经一再指示过,平均地权的方法之二,就是「土地国有」。又在建国大纲中标明「凡山林、沼泽、水利、矿场,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并且还解释「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由此可知, 总理对土地国有的原则,决非如俄匪榨取人民的土地,使之集中于政府,彻底予以统制,用作控制人民的生活与生命的工具。亦非如朱毛奸匪今日所谓「土改」「分地」的方法,作为其阶级斗争控制人民的魔术, 总理对于土地国有的政策与方法,曾经有了很多明确的指示说:「土地国有之法,不必要收归国有,若修道路,若辟市场,其所必须之田园庐墓,或所必须之田亩,即按照业户税契时价格,国家给价而收用之。」以及「……惟地不必尽归国有,收取其需用之地,斯亦可矣」的话,我们如能将 总理以上所说的话,再简单而明了地演绎出来,那就是〔第52页〕「土地国有而民用」,换句话讲,亦可说是「国有民享」。大家要知道,土地国有,不过是一个原则,至于这个原则,如何运用使之能有益于国计民生,更能增加国利民福,不违反我们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那就在于政策问题了。我今日对于 总理土地国有的思想,可以确定土地国有的政策,就是在土地国有的原则之下,允许私有财产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的合理存在,像前面我已经引用过总理所说的「听其自定地价纳税,但以土地国有权以限制之」的方法,这不是已经非常明显了吗?再以浅近的道理来说,如果土地国有的原则还有问题,那么民众为什么还将他私人的土地,仍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呢?这向国家缴纳其私人土地的赋税,岂不是明白承认私人土地,原是国家所有的吗?不过他向国家承领得来而已。古今中外各国的政治体制,容有不同,但是人民必须缴纳赋税的原则却是相同的。这不也是可以证明土地国有的必然性了吗?我认为土地、人民、军队三者,都是属于国有的,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能保有其土地,不能保有其人民,不能保有其军队,那其国还能成国么?当然,这样的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而非灭亡不可了。不过一般人也许要反问,国家不独对于土地要课征税收,就是对人民一切所得——例如货物、遗产、薪给、房屋等等,不也是都要课税吗?何以说土地课税,就证明土地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呢?这个观点是极不正确的,大家须知,田赋与普通税收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田赋,决不是普通的税收,田赋的制度,早在我国三千年以前,专是为土地制定的一种特例,就是禹贡的「厥赋惟上上」,以及周礼的「以时征其赋」。这种田赋的字义,就是特定于征收土地所得的,我们从夏后殷周以来,对田赋的制度,虽然代有改变,像「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第53页〕彻」,各个时代的制度各有不同,但究其实际,还是如孟子所说「其实皆什一也」,这所说的什一,就是十赋其一的意思。孟子又说:「耕者助而不税」,所谓助,可以说是助种公田,也可以说就是缴纳田赋,这意思也是非常明白的。再说田赋不同于普通税收的道理,我以为最明显的,还有两点:第一、就是田赋所课征的,是田地孳生所得的粮食,亦即「赋粟倍他日」的赋粟,所以又称为「完粮」,不像其它税收,是仅止于征收所得的孳息,和物产价值的羡余而已。第二、就是田赋的性质,实在还包括了「出丁」的义务在内,所以田赋在从前又称丁粮。在唐代还有过租、庸、调之分,租、庸、调就是都包括了输租、输绢、和役力的义务,这种义务对国家所赋予的责任之重要,与一般纳税的意义,不更是大相径庭的吗?归结来说,缴纳田赋的用意,就是要出其田地所生产的粮食,来缴纳他自己的国家,并出其丁壮,来保护国家和他的土地,所以田赋的意义,不仅是有田的人家要纳粮,而且还要其出丁服兵役。大家看,这田赋的意义,是不是可与其它租税并论呢?因之土地的性质,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自古以来,无不是属于国有的。不过这里所指的国有,是指国家所有,而不是指其政府所有,所以政府对于国家赋予人民的土地,必须根据国家法律,予以保护其应有之权利,亦必须根据国家法律,政府方能处理其人民的土地,决不能如今日朱毛奸匪那样借「土地国有」的名义,对国家所赋予人民的土地,为所欲为,以便其奸党伪组织将全国土地完全收集起来,归于他一个「专政」魔王毛匪的掌握,完成国中唯一「大私有主义」的大地主,这那里可说是土地国有呢?总之,我认为土地、人民、军队三者,是属于国有的,也可以说,土地、军队、国家都是人民的,我在前面曾引述 总理所说「国为民有,国有何异〔第54页〕于民有」的话,明白了这个意思,那不惟土地是人民的,就是军队与国家,亦都是人民所有的了。所以我们民主国家的人民,不怕土地国有,只要土地真能国有,亦就是等于民有,可是要彻底反对今日朱毛奸匪魔王利用土地国有之名,以达到其「大私有主义」的大地主的目的。全国同胞,都要大声疾呼的说,今日朱毛奸匪的所作所为,不是「土地国有」制,而是「大私有主义」的大地主制,大家都应该鸣鼓而攻才行。那末「土地国有」的制度,今日究竟如何才可名实相符的合理实现呢?无他,我认为以「在土地国有的原则之下,允许私有财产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的合理存在」的话,来解释 总理遗教,这是不会有什么差误的。当然这还是我一个人的见解,今天所以特别提出来,就是希望参加第十七期研究的同志,能够再加辨明民生主义,对于土地国有的内容方法和政策,是与共产主义绝不兼容的。总之,研究土地问题,大家不必在原则上有所争辩,我以为这土地国有的原则是天经地义,无论如何不能动摇的。现在大家对于土地国有原则,为什么要如此激辩不休,岂不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主张土地国有的,所以我们民生主义,就不要再跟到共产主义喊土地国有了!否则我们就会做他的尾巴了。大家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呢?大家如果为了这个心理来反对土地国有的话,那就是很错误的思想,切不可如此的。大家要知道,本党主张土地国有,早在民国元年, 总理就已经倡导了,那时候俄国还在沙皇统治之下,苏俄正在他帝俄胚胎难产之中。至于朱毛奸匪所谓「中共」也者,在那时候真是连影子都还没有一点的时候,怎么能说我们实践「土地国有」还会做他尾巴呢?现在如果你们有人以为「土地国有」,已经成为了朱毛奸匪所独占的口号,就不敢再提我们民生主义土地国有的大原则,那真是太怯懦、太自贱了。须〔第55页〕知我们革命者,非但对土地国有的问题,不应该讳言却顾,而且更应该设法使民众了解我们所主张的土地国有的真义是什么,共匪所诡称的土地国有的邪说又是什么,那才能帮助民众认识共匪,辟邪辨谬,也才能使民众更加信服我们的主义,奉行我们的主义。而且我们对这些革命建国的大问题,必须公开的来研究,并应该彼此放弃主观,用客观的态度来切实检讨,方不致错误,亦方不致被朱毛奸匪冒充抄袭,以伪乱真才行,大家切不可因为朱毛奸匪冒充土地国有的名词,而对我们自己的民生主义,就讳言土地国有,甚至反对我们自己三民主义的大原则,这种因噎废食的态度,岂是我们革命者研究主义的态度么?这是绝对不可的,我不是在研讨「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前段里说过,不要在其主义原则上,论斤较两的争辩,而要在其主义的内容和方法上,尤其是要在其目的上,着量研究才好,我们民生主义的土地国有的原则,固然是与共产主义土地国有的原则相同的,但是其内容方法和目的,是完全不同,而且是不能兼容的,所以我们对土地国有问题,今日所要详加研讨的,还是在政策与方法上来多加注意,尤其是土地国有与土地收归国有的方法及其目的,是大有区别的,大家要知道土地国有的原则,并不一定要将所有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关于这一点 总理所说「土地国有之法,不必要收归国有」的话,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和深切了解才行。我以为我们中国要消除土地兼并现象,而要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除了 总理平均地权的方法以外,再无其它更好方法了,我以为今后我们只要能照平均地权的法则,拟定计划,按照步骤,来切实推行,那是土地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道理,问题只在我们大家,能不能遵照 总理的指示,一致努力,实践笃行而已。

  〔第56页〕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只要我们有实行主义的决心,有实行主义的方法,躬行实践,守死善道,那时革命决没有不胜利、决没有不成功的。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六岁了,我坚信我们必能消灭共匪,打倒俄寇,及身完成复国建国的革命任务,你们大家更是年富力强,那更不用说了,现在正是你们建功立业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一经对大陆反攻,就不论朱毛奸匪的组织如何严密,朱毛奸匪的势力如何膨胀,凡属大陆上未死的同胞,未死的同志,就将必群起响应,对朱毛奸匪鸣鼓而攻,这是无可置疑的。在最初反攻的半年至一年期间,自然会遇?相当的艰难,但过此以往,就必能迅速展开扫荡,全力歼灭奸匪,这是我常说的「初难而终易,先弱而后强」必然的形势。特种党部第一届委员以及高级班第三期研究员,你们都是各级军事主管和上中级的将领,你们要认清自己在反攻时期的军事责任,十七期研究员你们在反攻期间,亦将多是党政负责的干部,你们更要认清自己在反攻时期,对战地党政的责任,惟有大家相互劝勉,相互策励,团结精神,协同一致,务期反攻一经开始,就能全面推进,迅速开展,争取胜利,完成任务。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将是大家重起炉灶、重建革命的里程与指标,希望大家在致力于复国建国的工作当中,要先完成你们这一个共同的使命,来开拓本党国民革命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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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书去材于秦孝仪主编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民国七十三年),内容来源、隶属章节、版面原件以及方括号里的页码均指向实体书,用以标定相关内容在实体书中的位置,方便引用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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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先总统蒋公,惟睿作圣,承周孔道统,受国父感召,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尝言:「国父祖述汤武,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三民主义,一心物,合知行,通天人,赞化育,明德至善,光辉日新」,用是「终身秉持遗训」,壹以继志承烈,保国卫民,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光大固有历史,扫除国民革命一切障碍为毕生志事。是知公思想渊源,近本乎国父,而国父之思想,实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流也长,其积也厚,故发为论著,阐圣道,明典制,尽人性,穷物变,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揭橥三民主义本质三事,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前者明其体原,后者增其未备。又本知难行易之旨,创为力行哲学,谓「人之生也,为行而生,力行即是革命,革命之本务在行仁」。示人生以大道,启革命之周行,胜义宏纲,闻之者可以汗出泪下,行之者足以致修齐治平矣。

  公自黄埔建军,东征、北伐,荡决群丑,一匡天下,旋倭寇启衅,共匪跳梁,抗战、戡乱,兼筹并顾,戎衣宵旰,存亡俄顷。而几沈物先,虑周百度,庶物每出于神明,书告盖等于训传。言教育以变化气质为先,敦道德在日用寻常之际,并以礼义廉耻之四维,纳于食衣住行之生活,成效丕着,风气聿新,此韩昌黎所谓「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者欤?

  公道协时中,言为世则,巨制鸿篇,多自精勤淬砺、笃实践履中来,博切高明,金声玉振。然搉其大较,壹出善政善教二端,举凡治军、主政,建立制度,发展组织,以至于抗战建国,内安外攘一切言论,皆善政之属也。其对教育之指示,青年之训迪,新生活之倡行,以及峨嵋、庐山、复兴关、阳明山训练之所讲论,皆善教之类也。顾三民主义之善政,亦即三民主义之善教,内圣外王,交光互影,立论虽千门万户,原皆归本于民生,致力于仁爱,条贯于哲学、科学、兵学,斯盖公思想之全体大用,亦上承国父「历史之中心为民生,革命之大道曰仁爱,仁者仁民,爱者爱国」之训示,交推旁达,以自铸其崇论闳议。世之诵公功德者,必曰征伐戡乱,而不深觇其善政善教,则所见者犹管蠡也。

  自共匪肆逆,神州陆沉,赤水群飞,民随波沸。 公深悯生民之倒悬无告,又复困心横虑,重张区宇,奠复兴之丕基,为兆姓所托命,忧患纷乘,立言益复精切,以定静安虑得之涵摄,为危微精一中之操持,寓理帅气,主敬立极,尤益显其思想之邃密,人格之粹美,昔阳明弟子徐爱谓阳明先生曰:「先生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此言在当日阳明心目中之辞受不可知。顾五百年后,公则已尽践之矣。

  民国五十五年,孝仪曾辑印「将总统思想言论集」,祝公八十纯嘏,距今已十八年,而公之升遐,亦近十年矣。羹墙如见,謦欬莫闻,每展遗编,怆然涕下!因复裒辑五十五年十月至六十四年四月之遗稿,及前此未曾公布之文件,分为专著、演讲、书告、文录、别录、谈话、书面致词等类,并系以总目录、大事年表及论著年表三种,都四十卷,计壹仟五百余万言,敬题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并先送请夙以文学侍从先总统蒋公之萧自诚、曹圣芬、唐振楚、楚崧秋、周应龙诸先生分别校阅,俾臻完备。

  夫有其德者,未必有其言,有其言者未必有其功,三者备矣,又未必有其位与有其寿,并德功言于一途,合齿德爵于一尊,旷览瀛寰,盖无与俦。孝仪幸获亲见述作之美之富,又躬承编校之役,但觉蟠天际地,经纬万端,义理昭融,教戒深切,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将同尧典禹谟,周情孔思,长存于天壤之间,敢懿告乎万世。

  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衡山秦孝仪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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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恭逢先总统蒋公八秩岳降之辰,因恭辑「蒋总统思想言论集」三十卷,迄今忽忽十有八年矢。先总统桥山长掩,至今亦将十年!爰再以五十五年十月以迄六十四年四月间遗稿,重加增益,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并仍以原序敬弁其端,庶几终始条贯之意云。

  左氏记叔孙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总统蒋公盖以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之本体,伦理、民主、科学之贯通,与礼、义、廉、耻之新解,寓理帅气之修持,为我民族立不朽之德;以东征之校军,北伐之义师,全国之统一,对匪之围剿,对日之抗战,与戡乱、复兴之大业,为我民族立不世之功;以三民主义的本质、育乐两篇补述,科学的学庸,以及中国之命运,中国经济学说,苏俄在中国……为我民族立不刊之言;正唯其德盛而言亦盛,功大而道益大,故德被于国家,功洽于百世者,一皆见之于平日之叮咛周至,所以语大而天下莫能载,语小而天下莫能破也。

  维我立国之远模,成教之指归,建军之基准,为政之极则,国父皆发其端,而总统承其绪;国父明其体,而总统践其实; 国父成其大,而总统浚其深,虽先圣后圣,其揆则一。

  今奸匪毛贼,乃壹以破灭我五千年以来圣圣相承之道统心传,以为其盗窃乱贼、流毒据恶之资!毛贼且复腼颜无耻,敢以其所谓「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以祸我国家,祸我人类!其思想者何?则皆悖逆诈伪,淫佚作乱——盗贼、汉奸、蛇蝎、枭獍之思想是已!

  至于我总统之思想,则言必宪章国父,行必根于道义,虑必动关民生,其思想则天下之至明,天下之至公,天下之至诚——大智、大仁、大勇之思想也!

  以毛贼之邪恶,撼我总统之思想,乃直以其绵惙梦呓,以撼我五千年之伦理道德、历史文化,无以异于「蜉蚍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惟是毛贼之毒虽暂,而其行则险,如我国人犹不知相与愤发,体总统之用心,践总统之垂教,以上承总统复国、建国、救人、救世之志事,则大患大难,方未有已!

  爰体此义,谨尽裒。

  总统自黄埔以来垂教、成军、秉轴、四十余年间之谟告、论著,纂次增益,得专著七卷,演讲十有六卷,书告三卷,谈话一卷,文录一卷,别录一卷,总目录一卷,分类目录及论著年表一卷,都为三十卷,谨颜之曰:「蒋总统思想言论集」,既所以别于以往之「汇编」、「选辑」,亦所以使读者知总统言论即总统思想之所在,思想者,乃所以成其言论之髓理者也。

  在此三十卷中,有自反自修盛德之教,有可久可大功烈之方,有宜民宜人立言之则,苟我国人皆能蚤暮精严,诵习一章,操持一愿,躬行一事,循环往复「虽久不废」,则毛贼丑类不足诛,世变祸难不足定矣。当兹

  总统八十嵩寿之辰,次第成书,所以祷我总统纯嘏不已,亦所以祷我中华民国,亿万斯年,以似以续,此之谓不朽。

  秦孝仪谨识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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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总理遗教概要

  本团第二期的功课,现在只有一个星期就要完毕了。在这最后一周内,就要将以前两周间所教所学的一切道理综合起来,求得一个纲领,才可以明了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办法。我们在军训团只有短短的三个星期,要想将一切学术一件件的讲授透澈,不必说三个星期,就是三年也学不完。但是大家既然集合到这里,就不能不求得基本的要旨,至少也必须认识今后做事的最高原则。我们无论是求学与办事,一定要特别注重提纲挈领,纔可增进效能获得实益。古人说:「举纲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又说:「一纲举,万目张;一本立,万事理。」我们无论研究何种学问,或担当何种事业,必须先本后末,得其纲领,然后循序渐进,纔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大家无论是军队里的军长师长以至营连长,在政治上负责的厅长专员至县长科长,教育界的校长和一般教职员,团警队的大队长和各级干部,都是为人长上,领导、一部份的部属和民众,担负、一方面的任务,对于这种治学和办事的基本方法,不可不深切体念!而对于今后求学问和做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必须遵奉的中心思想,尤其须先有一番系统的研究和明白的体认不可。我所谓「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与必须遵奉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总理的遗教。

  我们知道: 总理的遗教,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政治与伦理哲学之正统思想,而同时参酌中国的国〔第3页〕情以撷取欧美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之精华,再加以自己所独见创造的许多真理所融铸之整个的完美的思想体系。一方面是崇高博大的学问,一方面又是切实可行的方案。全部遗教所讲的都是做人立业、治国平天下之高明悠久而又易知易行的要道。我们详细研究一遍,比读十年书所得的知识还要多,无论立己立人自救救国,一切学问和方法,都不待外求。我们无论研究什么学术,都应当归结到 总理遗教的阐扬和实行。即如我们军官团各位长官和教官所讲一切政治、经济、军事课程及精神讲话,可以说都是要充实我们的知识,增进我们对于 总理遗教的认识与实行的能力,来完成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因为总理遗教如此重要,所以我想藉各位在军官团最后这一周的时间,将全部遗教的要义向大家作一个系统的说明,以为今后研究的门径,增进大家奉行的决心。

  刚才我讲过:无论为学与办事,首先要能提纲挈领。我现在为讲述的方便,就按照 总理所著建国方略的四大部门禹纲领,光列一个系统表,然后再逐步加以解释,使得大家对于 总理全部遗教有一个系统的概念:

  〔第4页〕

  总理遗教体系表〔图片〕

  〔第5页〕

  总理第一部最重要的遗教,当然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乃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诸如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建国大纲等等可说都不过是实现三民主义之具体方略,再说三民主义的内容分析起来,我们可以大概的说:民族主义为心理与政治建设的原则;民权主义为政治与社会建设的原则;民生主义,则为政治与物质建设的原则,综而言之:三民主义即为统摄心理、物质、政治、社会四大建设,以完成国家建设,即整个国民革命之最高指导原则。

  其次,关于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家建设方案, 总理的遗教很多,其中包括最完备规划最精密而最有系统的著作就是建国方略。建国方略的内容原分:(一)心理建设(孙文学说)、(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三)社会建设(民权初步)三部门。现在我再将 总理关于政府组织与地方自治的遗教归纳为「政治建设」,合为四大部门,所有 总理重要的遗教,就统统包括在内了。

  第一、关于心理建设者:——关于心理建设最主要的一部遗教,当然是孙文学说。孙文学说的要旨在:力斥千年来陷人民于思想的迷津之「知易行难」的谬误,并说明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和国家之所以积弱不振,最大的一个症结就是一般人「不求深知不起笃信」与「畏难不行」。今后我们完成革命,建设新国家,必须根本上铲除一般人此种心理的错误;建设「知难行易」之革命心理。使全国国民都能知「知」之难而能笃信主义;知「行」之易而力行主义,从而除「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苟且偷惰空疏颓放的积习,养成严谨勤劳求真崇实振奋进取的心性。这是我们每个革命党员首先要做到的「革心」的工作,也就是训练学生或部属以及一般国民最紧要的基本教育。

  〔第6页〕

  总理在建国方略中所讲的心理建设,本来是专指「知难行易」的学说而言。我现在所讲的「心理建设」的意义比较广泛,实际上就是「精神建设」。因此,除孙文学说之外,更应当包括民国十一年一月总理在桂林所讲的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以及在三民主义和其它演词与各种文告中对党员对国民关于人格修养的许多遗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主义、第二讲中所谓要恢复固有道德的道理;最精要的就是民国十三年对黄埔军校学生的十二句训词;亦即我们现在所唱的党歌。「知难行易」的学说,是从哲学思想上建立「力行」的哲学信仰,以振作人心,而推进革命,军人精神教育及 总理其它关于人格修养的遗训是从伦理道德上指示人生必由的途径,以增进民德而发扬国力。其要旨都是在发挥「智、仁、勇」的精神,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充实民族固有的智能,来挽救危亡的国家,复兴衰弱的民族!大家要晓得:我们如果没有心理和精神的坚固基础,一切物质建设不仅不能成功,就是幸而成功,亦决不足以救国。所以精神道德的建设,是我们一切建设最紧要的基础。

  第二、关于物质建设者:—— 总理关于物质建设的遗教,其中最体大思精的,莫如实业计划。总理说:「国家建设之首要在民生」,他的实业计划,完全以畅裕民生为出发点,实业计划实现之时,即经济发达物质建设成功之日,国民的食、衣、住、行、育、乐等一切民生问题就可解决,当然能成为一个富强安乐的新国家。更有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实业计划一部书其实就是一个伟大的国防计划。如那里要开辟河道海港,那里要构成铁路网的中心,又应如何开采煤铁矿产,兴办士敏土厂、

  炼钢厂、机械制造厂、造船厂、造车厂,以及如何发展食衣住行等工业,怎样移民于西北,怎样发展农〔第7页〕业与水利,都是、眼于国防上的需要,为国家民族策长治久安之图。名目上虽说是什么东方大港,北方

  大港,南方大港,渔业港,其实都是军港,所有铁路中心和终点,其实都是国防战略上军队集中的地点。实业计划中一切的节目,无不有重大的国防意义,为军事而准备的,这一点大家格外要澈底领会。我们如果不将实业计划研究得透澈,就不算懂军事,更不配谈国防,且不能算是一个有常识的国民,更不能做人家的上官。大家要晓得:我们讲军事是不能离开经济的,现在军人必须懂得经济,要研究经济建设,尤其要研究并实行 总理的实业计划。 总理关于物质建设的遗教,除实业计划之外,还有「钱币革命」一篇很短的方略。钱币革命的意思,以后当再另说。大概实业计划是关于物质建设之「事业」的方案;而钱币革命则为当时改革货币以稳定金融增加经费能力的一个政策,可说是关于解决物质建设之「资本」问题的一个方案。

  第三、关于社会建设者:——民权初步是 总理关于社会建设第一完善的典范。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凌乱散漫,毫无组织的旧社会,因此被人家耻笑,说我们国民是「一盘散沙」,我们的国家,为无组织的国家。我们要雪耻图强。复兴民族,必自改造社会做起,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有秩序,有纪律,合乎现代组织的新社会,民权初步虽然是专讲集会,然而推广来说,就是建设社会的轨范,更是实现民权主义,建立现代国家,对于一般国民实施基本训练的教本。因为我们中国一般人民一向就缺乏组织的习惯和团体生活的训练,连最基本的集会议事的常识也没有;所以我们要建设新社会,树立全民政治的基础来实现民权主义,一定先要照 总理的民权初步实施基本的民权训练。我们务须使每个国民无论何时何地〔第8页〕都能和开会时一样的遵守秩序,服从纪律。造成有组织的国民与社会,然后可以造成有组织的国家和民族。除民权初步之外, 总理还有关于社会建设的实际规范,就是国民党的组织。所以我们可以说:国民党自兴中会以来历次的党章,也就是总理关于社会建设最实际的遗教。不过民权初步是讲一般的原则和规范,而党章是讲特殊的革命政党的组织而已。

  第四、关于政治建设者:——就政治建设的广义而言: 总理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等全部遗教,都可包括在内。而我们在此处所讲的政治建设,比较的是采狭义,即指普通所谓「政治」的范围以内之实际事物,特别是指国家政治机构之建设与运用而言。基此意义,可知建国大纲就是总理关于政治建设最简要切实的宝典,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其补充的规定,至于五权宪法则为政治建设所要建设的理想制度。前两种是讲政治建设的步骤或方法,而五权宪法则是总理所苦心创制的政治理想和制度。

  总理的遗教,除「三民主义」系统括一切的最高原则之外,大概可分以上四大部门。而这四个部门,已可概括总理全部的遗教,这些遗教就是我们革命建国最主要的典则,和我们军队里的典范令一样重要,我们要建设国家,完成革命,一定要先将 总理的全部著作按照上面所举的纲领,研究明白。大家要晓得:上面所讲四大部门的遗教,就是整个国家建设的方案,也就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其目的在使中国四万万人个个能做成健全优良的现代国民,而共同努力造成现代自由独立的新国家。所以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或军队教育与社会教育,都要以此为基本。然后我们所教出来的子弟、学生、部〔第9页〕下和民众纔能为完完全全现代中国的国民,纔能担负革命救国和复兴民族的使命!

  今天已将总理遗教的重要以及研究总理遗教的纲领,扼要的说明。以后预备按照今天所讲的「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四大部门次第,和大家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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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政治建设之要义

  昨天已讲明总理遗教四大部门的内容概略。今天再继续昨天的话,专讲「政治建设」的要义。本来我们革命党自从十五年出师北伐不到三年便统一全国,军事上可算早就成功了,但是因为我们军事发展太快,政治的建设跟不上来,所以三民主义的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建设起来;同时是因为革命的声势很大,而国家的实力不足的缘故,我们国家就遭受了「九一八」以来空前的国难,弄到现在这样危急存亡的局势——我们现在要想挽救国家,完成革命,必须赶紧努力建设,充实国力。而当前最急要的中心

  工作,就是政治建设。因为政治建设的范围包括很广,内容也比较复杂,所以我今天特别先提出来和大家讲明。

  〔第12页〕

  我们要从事政治建设,一定先要懂得「政治」是什么?政治建设的目标和工作又是什么?更要知道政治建设的要领和步骤是怎样,关于这个问题。如果听讲的各位同志当中那个人能够答出来。我当然非常快慰;但是事实上真能确切的答得出来的人恐怕很少,我们如果做了政治上的干部,负了很重大的责任,而对于这些道理上还不懂,甚至不去求懂,那就是有亏职守,否则亦必劳而无功,自从民国元年到现在这二十四年以来,政治腐败,社会纷乱,使民生日加困苦,国家日益艰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以前军政界一般官史不懂革命主义,更不懂政治建设的道理,只知自私自利,对所负责任因循怠忽,敷衍过去,如果到了现在,我们大家再不改正已往的一切错误,我可以断言:今后国家的命运,绝对不能再延长二十四年,到了国亡家破的时候,不仅自己做亡国奴,世世代代的子孙亦要永远做人家的奴隶牛马!要晓得我们无论从事军事、经济、教育或团警的工作,都是整个政治的一部分,对于整个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于直接负行政责任的人,更不待说,都非先将政治意义、目的和方法计算清楚不可。

  讲到政治的意义, 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政治的意义虽如此简单,然而其内容却异常复杂,不仅因时因地而不同,亦且因人因事而变易,一面要能守正以持经,一面要能权宜而应变。这话讲是讲不尽,在乎大家去体察研究,要在达到政治的目的,能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现在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目标就是「全国总动员」,这个道理我前次已经讲过,如果政治的实施,违反这个目标,就不能算是政治,而是毁治、造乱、祸国、殃民了!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第13页〕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

  其次,要讲到政治建设的目标。 总理少年时有上李鸿章书,其中紧要的就是:

  「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抑郁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

  农务有学,耕耘有器也。……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蓄精;耕耘有器,则人力省。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事也。……穷理日精,则物用足;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明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转运也。……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道之载,则货物之盘费轻。……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财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上面这一段话,归结起来就是说「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为治国的大经大本,正就是我们现在从事政治建设的四大目标。不过大家更要晓得:所谓政治建设的目标,分开来讲固然应当同时举出这四个来,若就是政治的根本作用,将政治的建设的目标,讲得更简明更澈底一点,可以说政治建设唯一的目标就是「民生」。 总理在建国大纲中指示我们革命建国最重要的一句话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这句话真是一语破的,指明了我们政治建设的中心目标。我们之所以要革命,要从〔第14页〕事政治建设,我们所以要管理众人的事,要做到人无游民而各尽其才,地无荒土而咸尽其利,物无废弃而各尽其用,时无虚耗而用得其宜(即每日二十四小时,均须按合理之规律而生活;无一时一刻不用于有益身心德业之事),事无废弛而克举其效,最后惟一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事事物物皆安排妥当各得其所;全体人民,个个都能安居乐业,足食足衣。明儒吕新吾所说:「为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个个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协宜,这是本然职分。」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政治的内容,分析起来,虽然包括经济、教育、伦理、社会、军事、交通等等,但综合起来讲,就不外「国计民生」四个字。一切政治的设施,无非是要使国家富强,民生乐利,必须能够如此,纔算是政治。我们中国的政治进步很早,政治学说也很发达,我们无论从事实与学理来考究,可以说无论那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都是以民生为政治之大本。禹谟所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孔子主张「既庶加富」,「足食足兵」;到了孟子,更特别将政治以民生为主要的道理阐发详尽,所谓「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所谓「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至于管子所谓「仓廪实则知礼义,衣食足则知荣辱」,更是历来政治上最紧要的格言。我们由这些古训,已可认识政治与经济息息相关,简直是整个的,不可分的。不仅政治上最大部分的工作完全是属于经济的范围;而且政治的基础就在于健全的经济,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情形是决定政治的惟一主要因素。就国家的观念来看,也就是所谓「国计民生」。一国之现代政治必须是民生主义的政治,现代的政治建设,必须以民生为首要。所以总理在建国大纲中规定政府当与人民协力,〔第15页〕

  共谋开发一切富源增加生产以满足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并办理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所需之事业。 总理这种伟大精确的见解,是由博爱的胸怀用深远的眼光来体察

  政治的精义而得的一个结论。这是千古不磨的定理,与总理平时所最爱读的礼运一篇,所说的完全一致,礼运上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真是古今政治最高的目标, 总理以救国救民之热诚从事革命,而生平所最称诵勿衰的就是这一篇,实在因为这寥寥百余字的里面,确已包含了达到人类社会最高境域的途径,只要能去私心,谋公利,使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各尽其力,孤独残废,皆有所养,物产尽辟,自然秩序和整,不难达到大同之境界。我们一般从事政治的人员,不可不了解此篇之精义而求其实现之道。

  总之,大家无论是在军、民、政、教、团、警那一界服务的人,从此要认识并牢记政治惟一的目标是要使全国人民个个人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足衣足食,知礼知义。简言之,就是民生乐利,万物得所。必须如此,纔算是现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如果像我们中国过去一般情形,只知道收捐抽税,坐在衙门办几件公事,出几张布告,所有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安宁等等,一概不闻不问,对于国计民生,毫不在念;甚至还要败坏国计,摧残民生,这就绝对不能叫政治!我们要革命,要干政治,就是要根〔第16页〕本改革这种非现代的腐败政治,来建设真正使民生乐利的现代政治。

  以上是讲政治建设的目标。现在再根据总理遗教来讲一讲我们目前政治建设之要务。关于这一点, 总理在「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已经指示很得明白;照「建国大纲」第八条所规定:训政时期以完成地方自治建设之基本工作,其要政有五:(一)调查户口,(二)清丈土地,(三)办理警卫,(四)发展交通,(五)训练民众。又按「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所规定,应依次推进六种紧要的事情,以完成地方自治基础:一、清户口,二、立机关,三、定地价,四、修道路,五、垦荒地,六、设学校。后面又说:「以上自治开始之六事,如办有成效,当逐渐推广,及于他事,此后之要事,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等,此外更有对于自治区域以外之运输交易,当由自治机关,设专局以经营之,此即自治机关职务之大概也。」我们目前政治建设的要务,不外总理这几条遗教所指示的;其中发展交通一项,实为一切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之基本要务,大家格外要尽力来做,至于推行合作, 总理认为地方自治团体的要务,也是有特别道理。因为现代政治惟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民众人人能知礼知义,足衣足食。换言之,就是「民生乐利,万物得所」,所以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努力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之最重要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普遍推行合作制度,发展合作事业。合作的根本原则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果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都能依此原则努力不懈,不仅经济易于完成,而且可以发扬互助的精神,推进一切事业,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共同使命。总之,目前政治建设亟应、手的要务,就是以〔第17页〕下七项:(一)调查户口,(二)办理警卫,(三)清丈土地,(四)发展交通,(五)普及教育,(六)推行合作,(七)开垦荒地。民国十七年中央曾经规定推进党政工作的七种要务,即所谓「识字」、「卫生」、「保甲」、「造林」、「筑路」、「合作」和「提倡国货」七项运动,也就是根据总理的遗教,斟酌当前迫切的需要而订定的。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属于自治的范围,即从事政治建设的急要工作。这七项运动,本来很切实而扼要,当时中央特别规定这七项运动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可惜一般同志不能竭力进行,虽有良法美意,不能见诸实事而收到实效。从此以后,我们务必痛改前非,实事求是。要遵照总理的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和中央所规定七项运动的办法,集中力量来推进当前

  政治建设诸要务。

  讲到这里,为使大家对于政治建设的要务和推行的步骤,以及整个政治建设的方案更加明了起见,我们应当将总理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的几种遗教,分别说明:

  总理对于政治建设最简明精要的具体方案,就是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全文虽仅二十五条,但是所有革命政府施政的根据、目的、内容和建国的程序与方法,都在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中规定得明明白白。我们要建设新政治和新国家,就不可不将建国大纲澈底研究明白。而我们在研究建国大纲之前,必须先看序文,看了序文,对于全书纔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要领;再看内容,纔容易明白,这篇序文内有一段最重要的话如下:

  「自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所获得者仅中华民国之名,国家利益方面,并未能使中国进于国〔第18页〕际平等地位;国民利益方面,则政治经济荦荦诸端,无所进步,而分崩离析之祸,且与日俱深。穷其至此之由,与所以救济之道,诚今日当务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影响于人民,俾能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文有见于此,故于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义,一方面规定实行主义之方法与步骤。分革命建设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期于循序渐进,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辛亥革命以前,每起一次革命,即以主义与建设程序宣布于天下,以期同志暨国民之相与了解。建国大纲第一条至第五条,宣布革命之主义及内容。第五条以下,则为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其在六七两条,标明军

  政时期之宗旨,务扫除反革命之势力,宣传革命之主义。其在第八条以至第十八条,标明训政时期之宗旨,务指导国民从事于革命建设之进行。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势力为基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则所谓自治,始为真正之人民自治,异于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则国家组织始臻完密,人民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训练,以与闻国政矣。其在第十九条以下,则由训政递邅于宪政所必须之条件与程序……」我们看了这一篇序文,便可以晓得建国大纲的内容及其精神之所在了。现在再将建国大纲的内容逐条加以解释: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这一条是开宗明义,指明建国的根据。 总理说过:「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我们要挽救危弱〔第19页〕的国家,以建设新国家,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政治方面讲,最要紧的就要有一个很完善的政治机构来推行政务,所以关于政府的组织,要以五权宪法为根据。

  二、「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造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这一条是指明政治建设第一个最急要的目标。我们革命的目的,即在谋人民最大的福利,所以一切建设的目的,即在如何解决民生问题,使四万万同胞能安居乐业足衣足食。尤其是交通发展,不仅民行便利,而且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皆有莫大的益处。这「食」、「衣」、「住」、「行」四大需要如果都能满足,国民的「乐」、「育」问题,自亦可连带解决;国民的体格便可以健强,智识程度便可以提高,精神便可以振奋,对于政府自然发生信仰,对于国家自然忠诚爱护。所以民生的建设,实为建设国家、发扬民族的基本工作。无论是政府、教育界、军队、团警各方面的领袖和干部,都负有这种革命建设的责任。大家都要朝、「裕民生」、「充国力」的共同目标来努力!切不可以横征暴敛残民以逞为政治,而使民众冻馁流离,怨声载道。如果只顾少数人甚至个人的权利而不顾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反革命;做了反革命的人,任他有怎么大的学问,怎么大的才干,怎么大的权势,都要为国人共弃,绝对没有不灭亡的道理。你们晓得以前一般军阀官僚,他们的势力多么雄厚,也并不是没有才干,为什么到后来都被消灭?还不是因为他们只顾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不顾民众的幸福,成为反〔第20页〕革命吗?这种连民众都不顾及的人和官吏,简直是民众的公敌,这种人不失败天下还有公理吗?所以我们要认定: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在建设民生,为人民谋福利,舍此而外,便别无所谓政治,关于民生的建设, 总理所著的实业计划,实是我们实行的具体方案,大家应当详细的研究。

  三、「其次为民权。故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免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第一条是指明政治建设的第二个目标。我们知道:民权不外四种,就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必须人民能实行民权,然后可以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纔可以成功一个基础强固的真正的民国。像我们中国现在的一般民众,既无政治常识,又无组织习惯,怎样能使他运用民权呢?所以总理特别指示训导人民政治智识与能力之必要,下面提到的训政时期,就是根据这个意思。此外还规定民权初步,教我们先训练民众,使有根本的组织能力,能够了解运用民权的方法;初步做到了,然后逐渐前进

  ,就可以建立真正健全的民国。

  四、「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这一条是指明政治建设的第三个目标。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革命对外的最大目的,就是反抗强权,要求国家的自由独立与平等。国家一天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我们的革命一天没有完成,我们的责任便一天没有尽到。如果我们不努力以求尽此责任,达此目的,不仅个人不能成功,而且国家亦必被人〔第21页〕家灭亡。当此存亡绝续之时,岂可不及时努力!我们对国际既要求自由平等,那么对国内各民族,自当一律平等,其较为弱小者,更当以政府的力量,来扶植他们,使之自治。但不能让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用种种威迫利诱的手段来欺骗他们,更不是表面上标榜自治自决而实际上向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投降,凭借外来的势力,来脱离自己的中华民国。如果那一个违反这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就是卖国家卖民族的汉奸!就是甘为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公敌,人人得而诛之。

  以上四条,就是我们建国的主要政纲。虽只有寥寥二百十二字,全部三民主义的要点,可以说是在此,明乎此就可以了解三民主义。所以大家对于这四条先要研究清楚,然后对于革命和政治,纔有根本的认识。以下各条,就是讲实行三民主义的方法和步骤。

  五、「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我已经屡次对大家讲过: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必须定出先后的程序和进行的步骤,然后可望事半功倍。我们做革命建国的大业,尤其应该如此。所以总理将革命的工作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这三个程序:「军政时期,则以军队与人民结合的武力,用斩草除根的手段,打破一切旧势力、坏制度,以利建设事业的进行。到了训政时期,由本党负保育的责任,领导民众,指导民众,从事训政,实行建设,滋长人民政治的智识,养成人民政治的能力,使人民能够直接参加政治,管理政治;经过训政以后,人

  民了解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原则,开始宪政,以政权还于人民。如此,纔能建设真正民治的国家,人民纔能真正享受革命的幸福。」如果不照这样分别先后,循序以进,革命就要失败。我们一切政治的建设〔第22页〕,总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前进,纔有最后成功的把握。这一条是规定革命的程序。以下各条是分别说明三个时期内应办的事项和进行的方法与步骤。

  六、「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这是说明军政时期的工作,在以革命武力扫除一切建设的障碍,打破分崩离析割据分争的封建局面,完成国内的统一。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一切习惯思想言论制度等等,都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将这一切障碍扫除肃清之后,纔能从新建设起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由此可见,我们要从事政治建设,首须用武力来扫除建设的障碍。因此,政治必须武力为之推动与促进。反之,军事的胜利,又须赖政治之保障,加以发扬。所以文人如不懂军事,便不能干政治;军人如不懂政治,亦不能办军事。所以凡是

  现代的革命党员,一定要文武兼全。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这一条是说明军政训政以一省为单位。这实在是因时因地制宜的道理。那一省完全底定,那一省军政的目的就算达到,就可以开始训政,不必待全国军政结束以后,纔各省同时开始训政,如此就可以尽快推进革命的工作,而由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

  八、「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人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序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第23页〕曾受四权行使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这一条是规定在训政时期内以县为单位之地方自治的基本要务。第一调查户口,第二测量土地,第三办理警卫,第四修筑道路,第五训练民权,这五种要务,就是你们行政、教育、团警人员目前所应负责做好的工作。现在我们军政时期已经结束,训政已经开始好几年,有那个地方办好了这几件事情没有?我们一般负地方责任的人,简直没有尽到一点革命的责任,致使革命事业延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大家都有罪过!今后大家应该猛省,应当急起直追来达成这种任务,地方自治,是政治建设的基本工作,也就是建国的中心要务,因其异常重要,所以总理另外有一篇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遗教专讲这件事情,等一刻我们可以再来研究。

  九、「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并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这是说明一个县达到完全自治的程度时,人民应当充分行使的四种民权。也就是说,人民要充分行使这四种民权,必须完成第八条所列举的关于地方自治之义务而能誓行革命之主义。

  十、「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第24页〕

  我前次和你们各位讲过:经济的要素,是劳力、土地、资本三种,其中土地尤为民生的基础,我们政治建设的第一个目标即「平均地权」,所以总理特别提出「土地」问题,为一切建设之先。由此可见土地与国家和国民经济的关系,非常重大。对于土地的处理差不多历来就是政治上的中心问题,处理的政策和方法得当与否,对于国家的隆替经济的盛衰以至政治的成败,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一条就是说明我们国民政府处理土地的一个重要方法,即民生主义中所谓「平均地权」之具体办法。平均地权的精

  义,就是以和平渐进的方法,一步一步达到土地公有的目的。这一条的规定,就是「平均地权」最主要的实施方法。与我们革命的前途,关系最大,大家必须切实研究,认真实行。

  十一、「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这一条是规定地方政府应办的公共事业,与社会救济事业,以及办理这些事业的经济之来源。其要旨要尽量开发当地的富源,利用当地的财力来办当地各种增进公共福利的事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现代各文明国家对于各种公共事业以及社会救济事业,无不以最大的努力来推广和发展,就是私人对于慈善事业及各种社会事业,亦无不尽心竭力来举办,所以他们一般国民的幸福能够普遍的增进。我们中国一般军人官吏团警以及各界领袖和干部,能有几个人是

  真心实力来为社会谋福利的?许多人就是眼见民众饿死冻死病死,都好像与自己漠不相关,不去设法救〔第25页〕济,尤其不肖者,还要忍心害理,想尽种种方法来搜括民脂民膏,自肥其一身一家。这种人身为民上,

  真不知何以对社会国家?何以对自己的良心?大家要晓得,我们社会国家并不是真正贫穷没有办法,而是因为一般负责任的人,只顾敲刮百姓,不知道如何想方法来帮助和指导民众,改良和发展各种生产事业。你们看见现在到处闹水灾旱灾,到处很多荒地,到处疫疾流行,到处流亡载道;社会如此凋敝,民众如此痛苦,革命之谓何?政治之谓何?如果地方政府在消极方面能够重视职责,不贪不懈,爱护民众;在积极方面更能兴办水利,发展交通,开发富源,培植森林,开垦荒地,改良农产,发展各种生产事业,决不会有现在这样货弃于地,民困于野的情形。今后我们各地政府和各界负责任的人,务必尽力来补过尽职,救死扶伤纔好。尤其是提倡劳动服务,专举办义务征工,来兴办水利,开垦荒地,发展交通,以增进公共利益,更属政治上当务之急。

  十二、「各县之天然富源。以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资力不能发展与兴办而须外资乃能经营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所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这是说明中央对于地方兴办实业而资力不足时,应加以协助。

  十三、「各县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当以每县之岁收百分之几为中央岁费,每年由国民代表定之。

  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多于百分之五十。」

  这是规定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缴纳岁费最低与最高的限度。意思是要平衡国家与地方之负担而使两者均有合理的发展。

  〔第26页〕

  十四、「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

  这是规定国民行使民权与闻国家政事的办法。

  十五、「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铨定资格者乃可。」

  这是规定国家任官的办法。考试是拔取人才、澄清吏治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普遍确实推行考试制度,因而政治至今尚未修明,一切不能进步!政治的根本在乎得人,所以确立完善的考试与铨叙制度而厉行之,使整个政府的人事在一定的轨道上进步,是今后政治建设的根本要图。

  十六、「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的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导。」

  这是根据于上面所定军政训政的起讫时期,规定凡全省所有县份都已完成自治的省份,就可开始宪政,由全省各县国民推举代表选举省长,省长一方面为地方自治的首长,主持省自治行政;一方面又是受中央的委托,负监督自治与办理该省区以内「国家行政」的责任。

  十七、「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本条所谓「均权」,乃是指由国家最高机关,按事务之性质而将各种事权分别划归中央与地方政府,所谓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这是总理从事实上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一切不应有的争议之具体办法,可说是最合理的一种调整。我去年和汪先生连名所发「感电」的主张,也就是根据总理这一〔第27页〕条原则而来的,今后我们要达到全国一致的目的,在中央必须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使全国各地方都能够发展进步;既不要拘泥束缚,尤不可任意摧残,各地方则须完全改革过去割据的恶习,竭诚拥护中央的统一,来建设文明强盛的新国家。

  十八、「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这一条是规定自治以县为单位,同时说明省政府之地位与责任。

  十九、「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

  二、十「行政院暂设如下各部:一、内政部,二、外交部,三、军政部,四、财政部,五、农矿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廿一、「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以上三条,是规定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中央各主管部院人选的办法。

  廿二、「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

  廿三、「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这两条是规定制定宪法的方法以及正式颁布的时期。 总理规定宪法草案应根据「训政宪政两时期〔第28页〕之成绩」这是最有道理的。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必须切合国家实际的需要,又必注重实际的经验,庶几能订出最完善最适用的宪法,而能福国利民、永垂不朽!

  廿四、「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

  廿五、「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这最后两条是规定宪法颁布后、革命党将政权交还全国国民的办法,和以后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国民大会。则国民大会所产生的中央政府正式组织成立以后,国民政府所负之革命建国的使命就算完成,可以解职了。

  建国大纲,共计二十五条,最前四条是革命建国的根本原则,其余各条,都不外指示我们应如何根据这几个根本原则来推进政治,建设新国家之方法和步骤,这二十五条条文,无一条不是很重要,而为我们所应该详细研究的道理。尤其是训政时期各种必需的设施,都是我们当前所要紧的工作。我们现在已做了各界的干部,负有革命建国的重任,如果连这种革命建国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何能干政治?何能革命?所以大家不负政治、军事、教育或团警的责任则已,否则一定要对于建国大纲这一篇遗教,有深切的了解,纔可以得到政治的门径,达到革命的目的。

  关于建国大纲的意义,已如上述。现在再要研究总理关于政治建设的第二篇遗教,即地方自治开〔第29页〕始实行法。我们知道:地方自治是政治建设之初步,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国家建设的基本。因为地方自治是国家建设的基本,十分重要,所以总理再替我们订好一个「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具体的指示我们应如何来办理自治。「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里面首先讲,「地方自治之范围,当以一县为充分之区域,如不得一县,则联合数村,而附有纵横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为一试办区域。」地方自治在原则上是以「县」为单位,但小于一县的区域,亦未尝不可以试办,这是总理参酌外国自治的经验和中国的情形而定的。至于自治开始实行的时候,所应尽先举办的事业,约为下列六件:

  第一、清查户口:户口的调查统计,这是推行自治的根本工作。现在只有各剿匪省区实行保甲制度,实行清查户口。但因一般行政人员办事仍旧不免敷衍塞责,很少是办得实在收到实效的。如果一个地方连户口也不能调查确实,其它一切自治行政,民众组织,政治建设等事,都不会办得好的。所以大家第一要注意切实清查户口,先办好这件事情,以为办理自治的张本。

  第二、设立自治机关:这是讲推行地方自治,须设立必要的机关来办事。其中最要紧的,就是粮食管理局和各种合作社的设立。其目的在统制所属区域的粮食,藉以调剂粮食的分配,避免一切垄断及饥荒的弊害。现在各县统统要设立社仓或积榖局,就是这个意思。这一件事你们各专员县长要特别注意办好。此外,还要因地制宜,规定并实行人民义务劳动,使地方人民用自己力量,为公共服役,来做地方建设的事业。总理说:「每人每年当作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劳力,随人民志愿,立法规定。」现在行营规定的征工制度,其目的亦即在此。因为人民的劳力,就是国家的资本,我们如此贫弱的社会和国家,只〔第30页〕有藉人民劳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所以人民服劳役,是国民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前提,这一点也全靠大

  家切实研究,还要因地制宜,以身作制,领导一般民众去做。

  第三、定地价: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而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避免,

  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大家要晓得,经济的基本要素,不外三种:一种是人(努力),一种是土地,一种是资本。照古人所讲「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的话,当然一切是要以人为主;但我们不可忘记,土地实为一切生产之本,不仅为政治经济之基础,实为人类社会生存之根据。所以政治人员如果不研究土地,则一切政治经济之设施,必不能有所成功。现在中国除极少数地区之外,一般的都可说有土地而无地政,因此一切政治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根本上感到绝大的困难。所以今后政府一方面要竭力推行地政,达到平均地权的目的;一方面又须指导与扶助人民改良土地,使能增加生产。

  〔第31页〕

  第四、修道路:总理说:「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源之脉也。……故吾人欲由地方自治,以图文明进步实业发达,非大修道路不为功。……道路者,实地方文野贫富所由关也。……地价既定之后,则于自治范围之内,公家可以自由规划,以定地方之交通;而人民可以戮力于修筑道路。所谓人民义务之劳力,宜首先用之于此……。」道路是交通的要件。与经济的荣枯,文明的闭塞,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强弱,皆有莫大之关系;所以修筑道路,发展交通,是一切建设事业的前提,亦即我们政治上一种最

  紧要的工作。现在我所倡导的征工筑路的办法,就是实行总理所指示利用人民义务劳力来筑路的具体办法。

  第五、垦荒地:总理说:「荒地有两种:其一为无人纳税之地,此种荒地,当由公家收管开垦,其二为有人纳税而不耕之地,此种荒地,当科以值百抽十之税,至开垦完竣为止,如三年后仍不开垦,则当充公,由公家开垦。……开垦之工事则由义务劳力为之。……」前面已经讲过:土地为生产之源,如果有土地而任其荒废,就失了经济的价值,国计民生便要受到损失。现在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贫困,原因当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种,还是地利未尽之故,不仅有很多肥美的土地,未能尽量开垦;即现有

  的耕地,也荒芜不少。重以水利不修,灾患频至,荒地日见增多,民生更加困苦,这实在是由于我们一般负地方责任的官史放弃职责所造的恶果。今后我们要使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使社会趋于繁荣,务必讲求「地尽其利」之道,首先就是要竭力开垦荒地。无论如何,总要设法能开发当地的土地来养活当地的人民,这是地方政治最基本的要务。前面我讲政治建设的目标,已经根据总理的遗教,说明我们讲政〔第32页〕治建设,不仅要「地尽其利」,同时更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在此处,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更有一点意思,想顺便说的,就是社会上一般乞丐和残废的人,我们应该要想方法安置他们,好好运用他们来做种种生产的工作,使能化无用为有用,移消费为生产。不要以为这些乞丐囚犯,

  皆是老弱残废,不堪使用,其实只要我们官吏能设法教养,使之健全,按其能力善为支配,无论怎么老弱的人,必有可用,总比坐在那里徒然吃饭,要好得多了,如果国无游民,而且用得其当,这就是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再则对于一切物品,我们都要好好使用,不可随便毁损,用到破旧的时候,就想方法去修理,到最后实在不能修理,还可以废物利用,将残废的材料改做别的东西,使无用的又变为有用,总求尽物之用而后已。现在一般人使用物品,尤其使用公共物品,差不多完全不知道爱惜,随便用坏了就丢去,毫不顾及物力的艰难,国家的贫困。真是和卖国一样的罪过!我们中国人既不能积极的发展生产,又不能消极的节制消费,所以才穷迫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们一般负政治责任的人,一定要以身作则,切实来改革这个通病。

  第六、设学校: 总理说:「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由幼儿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教育少年之外,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或疑经费无从出。此不足忧也,以人民一月义务劳力之结果,必足支持此费,如仍不足,则由义务劳力之内议加,或十日至一月,则无不足矣。……自治区之人民,皆有双手,务使各尽其长,则万事具备矣。……学校之目的,于读书识字学问之外,当注意于『双手万能』,力求实用。……学校者〔第33页〕文明进化之泉源也,必学校立而后地方自治乃能进步。故于食、衣、住、行四种人生需要之外。首当注重于学校也。」总理在民生主义中前部讲「分配社会化」的二大点——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后部讲

  民生四大需要——食、衣、住、行。不过民生的全部,除此四大需要之外,还有「育」「乐」两种需要。

  总理虽然没有详细讲到,但是我们从总理生平的言论和著作之中,却可以体会出来。即如刚纔所引的一段话,就是指示我们:除食、衣、住、行四种需要之外,更当注意「育」。所谓「育」,是包括「养育」与「教育」两种意义而言。养教的目的:就是要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换言之,就是要使人民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不受流离冻馁之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无论道德、学问、能力,都能够得到健全的发展,成为完完全全的国民。在消极方面使不做盗匪不为非作歹,贻害社会国家;在积极方面使能尽其才智以贡献于社会国家,为人群社会来谋福利。总理对于教育,注重费用,更提倡「劳作创造」倡言「双手万能」,这确是我们教育最高的原则。凡有教育责任的人,应该特别注意。其次所谓「乐」,就是正当娱乐的意思,正当的娱乐可以调畅心神,没有娱乐,生活便要流于枯燥厌倦,因而不免转向悲观消极之一途。所以我们在第一步使人民足食足衣之后,进而注意「乐」,古来无论政治或教育,都是礼乐兼重,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射」与「御」到现在还是最好的娱乐。此外还有各种俱乐部,电影、球戏、图画、戏剧、音乐,都是正当的娱乐,现在一般民众一年到头,一天到晚,简直没有一点娱乐,他们的生活上,实在太单调无味了。我们〔第34页〕无论如何,总要使人民于日常生活之中,有相当余暇得到正当娱乐,使他的精神上有所慰藉。总须做全体民众「食、衣、住、行、育、乐」六大需要能够解决,纔算是民生主义实现了。我们要做到这件事并不算难,只要根据「因民之利而利之,择其可劳而劳之」的原则,想种种有效的方法努力去做,一定可以逐渐达到目的。譬如说民国元年以前,社会上虽然不能进步,但因有比较长久的承平时期,所以各地方都设有养老院育婴堂这一类养育的机关,此外还有其它慈善和救济的机关。所以乞丐匪盗很少,到民国以后祸乱时作,这类机关,渐渐减少了。到现在几于不可多得。为什么从前的人能够办,现在我们就不能办呢?这完全由于我们一般负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人,只顾自私自利,忘了民众的痛苦,不尽自己的责任。我们以后大家应该以「己饥己溺」为怀,竭尽心力来拯救一般饥寒交迫的痛苦民众,然后可告无愧于社会国家。这件事情只要大家有钱的多出一点钱,有劳力的多出一点劳力,自不难办到。讲到民众的娱乐,更不成问题,例如教民众每天在休息的时候,或射箭、或骑马、或弹唱,这都不需要多少钱,而且一教他们就会。尤其是唱歌更属容易,只要他们唱得音调合拍,节奏整齐,就可以令人提起精神,和悦心志。虽然一时比不上外国那种种娱乐设备的精美完备,总可逐渐改进。语云:「事在人为」,我们如能立志去做,天下任何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尤其我们中国处此异常贫困紧迫时期之中,一切建设,如动需巨额经费纔能举办,那便什么事都永无成功的可能。所以我们做事以不花钱为本,是政治上最大的要诀。要晓得:我们的劳力,就是金钱。能运用劳力,勤俭笃实,克苦耐劳,虽无资本,亦必能生产和创造一切事物。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大学上「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以及  总理所说的〔第35页〕「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这几句格言。所谓人、地、财三种经济的要素就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上没有别的秘诀,就在如何管理与运用这三种要素。而三者之中,又以人为首要。只要使人能尽其才智,竭其心力,则地未有不尽其利,物未有不尽其用,一切生产建设都很容易成功。这一般话是讲民生

  问题中「育」与「乐」两部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总理没有讲到就去世了,我很想详细加以补充发挥,反感觉时间太不够,今天附带讲了一点,还望大家再根据民生主义的精神,举一反三,多多研究。

  以上系根据总理遗教说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时,所应首先兴办的六件事情。这六件事办好之后,可再逐渐推广,举办其它种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例如创办各种合作事业,如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保险合作,及经营运输贸易的合作等事。合作事业不但可以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可以使人民的精神能够团结,行动能够统一,力量能够集中,即以造成健全的现代社会,而为新政治上的坚固基础。总之,地方自治各种事业都是救亡复兴,完成革命,最基本的急务,大家回去以后,不管人家办不办,由你一乡一县的地方先办起来,只要实心实力,一定可以收到成效。一个地方的自治事业能够成功,其它各乡或各县自必争先仿行。如此便可以风动一时,很快的使全省乃至全国焕然一新的建设起来!关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意义,大概如此。

  以上所讲建国大纲和补充建国大纲的地方自始开始实行法两种遗教,可以说是我们建设国家的方法和步骤,现在再要将总理关于五权宪法的遗教扼要的说明一下,使大家知道我们要建设怎样的一个政府和国家,明白我们政治建设的理想和目的之所在。总理关于五权宪法的遗教,最主要的只有两种:〔第36页〕第一就是民国十二年在广东省教育会关于五权宪法的专门讲演。第二就是民国十三年民权主义的讲词中,关于五权宪法的许多道理。此外散见于其它著述与讲演中的虽然很多,内容大概不出以上两种的范围,大家要晓得五权宪法的目的,就在于实行民权主义,我们研究五权宪法时,不可不同时研究民权主义中最精要的意义,以期彻底了解总理政治主张之全体。现在我根据上面所举的两种遗教,将总理所讲民权主义的精义以及五权宪法的原理和办法,提出几个要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主张充分的民权——总理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说:

  「民权是甚么作用?环观近世,追溯往古,权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要来维持人类的生存。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纔能够生存,养就是觅食。这

  自卫加觅食,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两件大事。但是人类要维持生存,他项动物也要维持生存;人类要自卫,他项动物也要自卫;人类要觅食,他项动物也要觅食;所以人类的保养和动物的保养冲突,便发生竞争;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权』是人类用来奋斗的。」

  「人类奋斗,可分作几个时期,……所以推求民权的来源,我们可以用时代来分析,……第一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第37页〕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鲁索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不过人民后来把天赋的权利放弃罢了。但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造就出来的。」

  由此可知总理是用民生史观的眼光来研究社会进化的事实,从而说明民权的起源是一般人民为要奋斗求生存而渐渐演出来的。并非如鲁索所谓「天赋」。同时,民权的作用,也就是要使一般国民能够获得美满的生存,并达成进化的目的。更有一点不可忽略的,就是 总理所主张的民权,不能随便赋予于不了解革命主义以及没有誓行革命主义决心的一切人,这并不是国家对于民权有所靳而不予,乃是为实现真正的民权而设定此必要之条件以为之保障,所以本党所主张的是「革命民权」而不是「天赋人权」。至于中国革命所以要主张民权制度的理由,总理也告诉我们:「一则为顺应世界之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之战争」。所谓「顺应世界之潮流」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民权时代,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便要主张民权。所谓「缩短国内战争」,意思就是总理所说的:「我们革命党于宣传之始,便揭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就是想免了争皇帝之战。」总理基于这两个最重大的理由,所以主张民权。不但主张民权,而且主张最彻底的民权。因此主张我们中国的民权制度,不可仿效欧美只求赶上人家就算了事,一定要参考古今中外的制度,自己想一个最完善最彻底的新办法,真正实现全民政治,所以总理说:「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和欧美的民权不同,〔第38页〕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徒仿欧美,要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总理因为主张最充分最彻底的民权,所以不满意现行的欧美民权制度,而特别发明五权宪法,要将我们造成一个真正实行全民政治的新国家。

  第二、提倡合理的自由——总理的民权主义第二讲,就是说明民权与自由的真义,与两者在事实上的关系,从而主张合理的自由。就是主张限制各人的自由,以保持人人之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以求得国家之自由。民权主义第二讲中,首先引用英国学者弥勒氏的话,说明自由的真义,即所谓「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之自由,纔是真自由。」其次再说明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争个人的自由,而且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来争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总理说:

  「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欧美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要将来能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个人的自由,如果说争个人的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我们革命的口号是民族、民权、民生。……因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和民族来自争由,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

  …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和民族上去。……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为学问上做工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第39页〕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当军人的能够牺牲自由,就能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中国现在是要做十多个国主人的奴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非有革命主义不成功。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纔能真自由。」

  这一段遗教,非常重要,我们要做一个革命党员,要做一个现代的国民,非深切理解,身体力行不可!总理所订的五权宪法,当然是提倡自由的,但是五权宪法所提倡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整个国家的大自由,不是绝对无限制的自由,而是有限制的合理的自由。

  第三、要求真正的平等——民权主义第三讲,首先说明革命的目的,是要打不平而求平。其次,再阐述人类天赋的聪明才力不平等,与不能求平等之事实,因而归结到: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求聪明才智的假平等,而是要在政治地位上求立足点的真平等。更要从真平等的立足点上发挥各人的聪明才力来为众人服务为国家造福。总理说:

  「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究竟是怎么情形?现

  在可就讲坛的黑板上,绘一个图来表明。请诸君细看第一图,便可明白。因为有这种人为的不平等,在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被压迫的人民,无地自容;所以发生革命的风潮,来打不平。

  〔第40页〕

  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为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后,便可了事。但是占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说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与的,人民反对他们,便是逆天。无知识的民众,不晓得研究这些话,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从附和,为君主去争权利,来反对有知识的人民,去讲平等自由。因此赞成革命的学者,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这一说,以打破君主的专制。学者制造这一说,原来就是想打破人为之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确是行易知难,当时欧洲的民众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赋之特权的,多数无知识的人总是去拥戴他们,所以少数有知识的学者,无论是什么方法和力量,总是推不倒他们;到了后来,相信天生人类都是平等自由的,争平等自由是人人应该有的事。然后欧洲的帝王,便一个一个不推自倒了。不适专制帝王推倒以后,民众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这一说,便日日去做工夫,想达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这种事不可能的。到了近来,科学昌明,人类大觉悟了,纔知道没有天赋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众信仰的那一说去做,纵使不顾真理,勉强做成功,也是一种假平等,像第二图一样,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压〔第41页〕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这样讲来,纔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个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是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后,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好像是第三图的底线,一律是平等,那纔是真平等。那纔是自然之真理。」

  「我们革命不能单说是争平等,要主张争民权,如果民权不能够完全发达,就是争到了平等,也不过是一时,不久便要消灭的。我们革命主张民权,虽然不拿平等做标题,但是民权之中便包括得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时是好,当然是采用,如果不好,一定除去,像这样做去,纔可以发达民权〔第42页〕,纔是善用平等。我从前发明过一个道理,就是世界

  人类其得之天赋者,约分三种: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有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者为发明家,后知后觉者为宣传家,不知不觉者为实行家。此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则人类之文明进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为人类当努力进行者;但是要达到这个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么样做法呢?我们可把人类两种思想来比对,便可以明白了。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重于利己者,每每出于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去夺人家之利益,渐而积成专制之阶级,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权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于利人者,每每趋于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渐而积成博爱之宗教,慈善之事业。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穷,慈善之事有不济,则不得不为根本之解决,实行革命,推翻专制,主张民权,以平人事之不平了,从此以后,要调和三种之人,使之平等,则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第43页〕之福,所谓巧者拙之奴,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成为平等,这就是平等之精义。」

  总理的五权宪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上面所说的真理而求得全体人民在政治地位上立足的真平等,从而造福众人之最彻底最完全的新办法。

  第四、建设最新的国家——我们知道:五权宪法是总理所特别的发明世界上最完善的一种宪法。而我们国民革命在政治上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实行五权宪法,创造一个完善的政府,使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最新进步的国家。为什么五权宪法是最完善的宪法呢?五权宪法是用什么办法来建设最新的最进步的国家呢?我们可以分两点来说明:

  第一点就是权与能的分别,按总理五权宪法的遗教,是主张一方面人民要有充分的控制政府管理国事的「权」;一方面政府要有万能的治理政事造福全民的「能」。前者叫做「政权」或称「人民权」;后者叫做「治权」,或称「政府权」。人民有了政权,即对人的「选举」与「罢免」和对事的「创制」与「复决」四种直接民权,便可以行使民权,控制政府,而实现「全民政治」的理想。政府有了治权,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工作权,然后可以推进政治,增进效能而实现「专家政治」的理想。由权与能的分别及政权和治权的平衡,便可以从根本上调和历史上人民与政府间自由与专制冲突,而建立一个完全为「为民所治」的万能政府,为全体人民谋最大的福利。现在〔第44页〕

  我再述几段遗教给各位听,大家就可明白这个道理。

  「有一位瑞士学者说: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这个缘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他,所以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有万能,所以实行民治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应该想方法去解决。想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

  ,就应该要改变,从前人民对于政府,总是有反抗态度的缘故,是由于经过了民权革命以后,人民所争得的自由平等,过于发达,一般人杷自由平等,用到太没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过于充分,政府毫不能够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国家虽然是有政府,便和无政府一样。」

  「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纔不致反抗政府,政府纔可以望发展。中国要分权与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阿斗和诸葛亮

  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民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交给他们。如果政府不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欧美人民对于政府,不知道分别权能的界限,所以他们的民权问题,发生了两三百年,至今还不能解决。」

  「欧美人民现在对于政府,持反对的态度,是因为权与能没有分开,所以民权的问题至今不能解决。我们实行民权,便不要学欧美,而要把权与能分得清清楚楚。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走,那纔能避免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第45页〕。欧美学者现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对于政府态度不对,应该要改变,但是用甚么方法来改变,他们还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把这个方法已经发明了,这个方法是要权与能分开,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荣耀很尊贵的总统总长,祇把他们当作是开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造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那一种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纔有办法,纔能够进步。」

  「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工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股东就是有权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现在欧美民权发达的国家,人民对于政府都没有这种态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领的人去管理政府,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无能,所以弄到民权政治的发达是很迟,民主国家的进步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像日本德国那一样的迅速。从前日本维新,只有几十年,便富强起来。从前德国也是很贫弱的国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麦执政,结合联邦,励精图治,不到几十年,便雄霸欧洲。其它实行民权国家的,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于民权问题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如果要解决〔第46页〕这个问题,便要把国家大事付托到有本领的人。」

  「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器,就是像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要怎么样纔可以分别清楚呢?根本上还是要从政治的意义来研究。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

  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

  「要把国家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直接可以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

  「关于民权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甚么最新式之发明呢?第一个是选举权。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民权国家,普遍的祇实行这个民权,专行这一个民权,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够用呢?专行这一个民权,好比是最初次的旧机器,祇有把机器推到前进的力,没有拉回来的力。现在新式的

  方法,除了选举之外,第二个就是罢免权。人民有了这个权,便有拉回来的力。这两个权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治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一面又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机器的自动。国家除了官吏之外〔第47页〕,还有什么重要东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谓有了治人,还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么权,纔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交给政府去执行,关于这个权,叫做创制权,这就是第三个民权。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新法律,废止从前的旧法律,关于这种权,叫做复决权,这就是第四个民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纔算是充

  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纔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纔叫做「全民政治」。人民有了这四个大权,来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甚么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机关,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权宪法,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纔是完全政府,纔是完全的政府机关!有了这种的政府机关,去替人民做工夫,纔可以做很好完全的工夫,从前美国有一位学者,对于政治学理上的最新发明,是说在一国之内,最怕的是有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个万能政府,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福利;有了这种政府,民治纔算是最发达。我们现在分开权与能,说人民是工程师,政府是机器,在一方面政府的机器是万能,无论甚么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师,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万能的机器,那么在人民与政府的两方面,彼此要有些甚么的大权,纔可以从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第48页〕

  面的大权,刚纔已经讲过了,是要有四个权,这四个权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个权,这五个权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纔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纔可以彼此平衡。我们要详细明白这两种大权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图表来说明,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纔算是真解决,政治纔算是有轨道。」

  「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正如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样。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份子离开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第49页〕物体里头的份子吸收向内的。如果离心力过大,物体便到处飞散,没有归宿,向心力过大,物体便愈缩愈小,拥挤不堪。总要两力平衡,物体纔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政治里头的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中外数千年来政治的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的来往的冲动,中国和外国的政治,情形是不同的,中国的政治,是从自由入于专制,外国的政治,是从专制入于自由。」

  「自由同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互相保持平冲一样,如果物体是单有离心力,或者是单有向心刀,都是不能保持常态的,总要两力相等,两方调和,纔能够令万物均得其平,成现在宇宙的安全现象。」

  「政治上的『宪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机器,也是调和自由和专制的大机器。」

  我们读以上几段遗教,可以知道五权宪法是根据互相制衡的原理(Check and balance)而主张权能分开,以建设万能的政府为全民而造福的道理。

  再讲第二点,五权的分立。——总理参考欧美所行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以及中国固有君权、考试、监察三权分立的利害得失,根据政治制度由简趋繁的进化趋势,与分工合作互相制衡的原理,再参酌现在中国的国情,主张我们要依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分立的原则来建设一部新的政治机器,就是一个新政府,来为全体人民工作,为整个国家造福。这样五权分立的政府,就是世界上最新最完善的一部政治机器,即是最能为全体民众造福的万能的政府。这个道理,〔第50页〕总理在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的讲演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总理说:

  「至于说到政府权,从前都由皇帝一个人垄断,革命之后,纔分开成三个,像美国独立之后便实行三权分立,后来得了很好的成绩,各国便都学美国的办法。不过外国从前只有三权分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五权分立呢?其余两个权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像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执行这个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劾权。外国现在也有这种权,不过把他放在立法机关之中,不能够独立成一种治权罢了,至于历史上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国近年举行文官考试,便是从中国仿效过去的。不过英国的考试制度,只考试普通文官,还没有达到中国考试之独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大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中,其余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从前外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无论是甚么,都是由皇帝一人垄断;中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关于考试权和监察权,皇帝还没有垄断,所以分开政府的大权,便可说外国是三权分立,中国也是三权分立。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这样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第51页〕,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造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纔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纔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宪法是从英国创始的,英国自经过了革命之后,把皇帝的权力,渐渐分开,成了一种政治的习惯,好像三权分立一样,当时英国人并不知道三权分立,不过为政治上便利起见,纔把政权分开罢了。后来有位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着了一部书叫做『法意』,有人把他叫做『万法精义』,这本

  书是根据英国政治的习惯,发明三权独立的学说,主张把国家的政治分开成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所以三权分立,是由于孟德斯鸠发明的。当时英国虽然是把政权分开了,好像三权分立一样;但是后来因政党发达,渐渐变化,到了现在,并不是行三权分治,实在是一权政治,英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实行议会政治,所谓以党治国的政党政治。孟德斯鸠发明了三权分立的学说之后,不久就发生美国的革命,美国革命成功,订立宪法,是根据孟氏三权分立的学说,用很严密的文字,成立一种成文宪法。后来日本维新,和欧洲各国革命,差不多是拿美国的宪法做底本,去订立宪法,英国的宪法,并没有甚么条文,美国的宪法,有很严密的条文,所以英国的宪法,可以说是活动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呆板的宪法。此中因为是由于英国人是以人为治,美国是以法为治的。英国虽然是立宪的鼻祖,但是没有成文宪法,英国所用的是不成文宪法。拿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和我们中国专制时代的情形来比较,我们中国也有三种宪法,像下面的第一图:〔第52页〕第一图 比较宪法

  「照这个图看起来,可见中国也有宪法,一个是君权,一个是考试权,一个是弹劾权,不过中国的君权,兼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三种权里头的考试权,原来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从前各省举行考试的时候,连试场的门都关上,监试看卷的人,都很认真,

  不能够通关节,讲人情,大家想想是何等郑重,到后来有些不好,便渐渐发生弊病了。说到弹劾权,在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就是遇到了君主有过,也可冒死直谏。这种御史,都是硬得很,风骨凛然。譬如广州广雅书局里头,有一个十先生祠,那就是祭祀清朝谏臣的,有张之洞的题额『抗风轩』三个字,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谏臣有风骨能抗君主。可见从前设御史台谏的官,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从前美国一位学者叫做巴直氏,他是很有名望的,着过了一本书,叫做『自由与政府』,说明中国的弹劾权,是自由与政府中间的一种最良善的调和方法,由此可见中国从前的考试权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是决不可少的。

  〔第53页〕

  「我们现在来讲民治,就是要把机器给予人民,让他们自己去驾驶,随意所欲,去驰骋翱翔。

  这种机器是甚么呢?就是『宪法』,下面所列的图,就是五权宪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我们近世的汽车、飞机和潜水艇,把全国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第54页〕

  〔第55页〕

  「如果要想治一个新国家,就不能不用这个新机器的五权宪法。上面的图,便是宪法里头构造的制度,好像机器里分配成各部份一样。」

  「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他的作用说,就是机器权,一个极大机器,发生了极大的马力,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绩,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

  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样做工的门径,纔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纔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能力,有了这样许多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导的。像有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政权和治权,纔可以达到美国学者的目的,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前面我已经讲明政治建设的目标是要使民生乐利,万物得所。而当前政治建设的要务与我们政治建设理想的制度即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的要义,刚才又根据总理遗教,扼要的提示过了。大家听过之后,就知道我们政治建设的目标,非常远大,而要做的事情也是做不尽,然则我们应当如何做法呢?我现在可将政治上几个基本的要领告诉各位,只要大家能照所讲的意思,深思博察,身体力行,一定可以办〔第56页〕好政治上任何艰难的事业,成功一个现代的政治家。所谓政治建设的要义:

  第一、就是要能除旧布新因势利导——我前次讲过,现代的国家就是一个发展到极度的有机体,有机体的生活现象,就是不断的新陈代谢,不停的发荣滋长。而所谓「政治」可以说就是「国家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建设现代的政治和现代的国家,一定要不断的除旧布新,即洗刷过去一切不良思想,风气、习惯、制度等等,要依据新的思想——革命的主义,订出新的方案,造成新的风气,推进一切新的事业!所以现代的政治,决不可顽固保守,必须依据新的理想,订出新的规模,拿出新的办法,来完成

  一切新的建设!但各位要知道: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说一切旧的东西都要摧毁;如果有好的东西,我们不仅要保存,而且要继续发扬光大!总之:除旧布新,就是要革除过去一切不好的东西,来建设一切新的事物!孟子说:「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我们现在就是要确实能「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的时候,但是在另一方面,大家更要晓得:宇宙一切事物,没有「过去」便没有「现在」;没有「现在」便没有「将来」。所以我们政治上一切设施,必须运用过去的材料,根据现实的情况,创造将来的事物以实现高尚之理想,因此一方面要照刚纔所讲不断的除旧布新,一方面在方法上技术上更要注意因势利导。「因势利导」的正确意义,是要因应现实的趋势,想方法运用现实的事物而达到理想的目标,完成一切新的事业。绝对不是因陋就简,因袭保守,敷衍苟且之谓。这一点是大家应该要首先明白的。政治上必须因势利导的道理,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如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其可劳而劳之」,所谓「因材施教」,所谓「导之以政,……导之以德」都是〔第57页〕讲因势利导的道理。孟子所谓「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然镃基,不如待时,」说因势利导的道理何等透辟!再看史记中称管仲的政治本领说:「通货积财,富国强民,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以为福,转败而为功。」可见政治上成功最大的一个要诀,就是要「因势利导」!我现在根据因势利导的道理提出政治上的一个办法,叫做「以民治民」。就是

  要利用民众的力量,来做人民本身有利的事情!即要做到孔子所讲「惠而不费,劳而不怨」两句话。如何才可以「惠而不费」呢?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现在一般人以为要施惠于民,必须给他什么东西,其实何必一定如此,我们只要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尽可以不花什么经费而可以施惠于民,而且只有这种「不费之惠」,纔是最容易做到,最应该去做,亦最经常不断,持久有效,施之无尽的恩惠。尤其现在我们的国家如此穷困,如果不是大家能拼命来想「不费之惠」的办法,简直就很少造福于民的可能!至于所谓「劳而不怨」,孔子也已经讲明,「择其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我们要「以民治民」,当然要劳民。所谓「以劳教民富」,所谓「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但我们要劳民的主旨是要「多用民力,少用财力」,而且劳民的目的是要「藉民之力,治民之生」,如果我们劳民而又伤其财害其生,那就不是劳民的本意,而要为人民所怨恨了!所以我们必须「择其可劳而劳之」。所谓「可劳」,就是尽量利用人民的余暇余力,在适当的地区用适当的办法来做福国利民的事业。我最近所提倡的征工制度之真义即是如此。现在我们要做一切建设事业,都要实施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如果能得各地忠诚爱国赤心为民的贤明长官来努力推行,一定可以收到最大的效果。这一点希〔第58页〕望各位特别要注意研究,并能诚心实力做到才好。这一段话是……政治上除旧布新,因势利导和以民治民的道理。

  第二、现代政治建设必须教养兼施,循序渐进。——关于「教养兼施」的道理:总理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最后一段中讲得非常透切,原文说:

  「总而论之,此所建议之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近日文明各国政府之职务,已渐由政治兼及于经济矣。中国古之治理,教养兼施;后世退化政府则诿去教养之职务,而听人民各家之自教自养,政府祇作一消极不扰民者,便为善政矣。及至汉唐,保民理民之

  责,犹未放弃,故对外尚能御强寇,对内尚能平冤屈。其后则并此亦放弃之,遂至国亡政息,一灭于元再灭于清。文明华冑,竟被异族荼毒者三百余年,可谓惨矣!今虽光复祖业,创造民国,而执政者仍为清朝之亡国大夫,彼辈为政,惟知扰民害民为其所有事,罔识世界大势,祇顾自私自利,多行不义必自毙。当受文化潮流淘汰,可无疑也!惟民国人民,当为自计,速从地方自治,以立民国万年有道之基。宜取法乎上,顺应世界潮流,采取最新之理想,以成一高尚进步之自治团体,以谋全数人民之幸福,当一县办有成效,他县必争先仿行,如是,由一县而推之各县,以至一省一国,而民国之基,于是乎立。有志之士,宜努力笃行之。」

  总理这一段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明现代的政治与经济不能分离;所以政府之职务,不仅在治理政事,必须更要发展经济以解决民生问题。简单的讲,就是要教民养民。必须要教养兼施,纔可以治民〔第59页〕,纔算是尽了政府治民的职责,所以现代的政治,是积极的教养兼施的政治。决不是如过去一样,只要不扰民便算是善政的那种消极无为的政治;当然更不是扰民害民,自私自利,那种残民以逞的黑暗政治,政治的隆污,便是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盛衰之所系。总理历数古今的事实,证明给我们看,其所以警惕与勉励我们者,可谓至深且切了!现在北洋军阀,已经打倒了;我们大家无论是在军、民、政、教、团、警那一界服务,应该要牢记总理这一番遗教,分工合作,努力来教民养民,以建设现代的政治,现代的国家!禹谟所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榖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民。」所谓「正德」,就是讲我们从政的人,必须一面整饰政治上的纪纲制度,使凡百庶政都能依一定的轨道,按合理之步骤推进;一方面要修明自己的德性,以身作则来教导感化部属和一般民众;孔子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也就是讲要注重「正德」和「教民」的道理。至于所谓「利用」,并不是如同现在政治上社会上一般的情形,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弄到大家

  互相利用,变诈无端,结果互相猜忌冲突而祸乱无已,这种错误的「人与人间」的利用,就绝不是为政的道理;愈利用愈要使政治黑暗,社会纷乱;愈利用愈要使国家危亡,民族衰弱!所以大家务必认清这个所谓「利用」,不是讲人与人间的利用,而是讲「金、木、水、火、土、榖」等一切「物」的利用。就是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征服自然,利用万物!对于「人」,我们绝不可如同现在的情形一样,「互相利用」,应当要照我前次所讲的道理,大家共同一致,分工合作,互相帮助,一团和气。最后所谓「厚生」,这是讲明我们为政的最后目的,是在「养民」,无论教导众人与利用万物,其目的都是要使〔第60页〕国基雄厚,民生乐利,所以我们无论军、民、政、教、团、警那一方面,必须一切设施不离开这个最后的目标,不违背这个根本的原则,切切实实遵照「正德利用厚生」的古训做去,然后纔算是政治!

  为政应当「教养兼施」的道理,我们已明白了。但是要求教化成功,民生乐利,真所谓千头万绪,做不了的事情。必须我们能分别其本末轻重的性质,决定其缓急先后的次序,而尽力实干,循序渐进,纔有成功的希望。大学所谓「事有本末,物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庸所谓「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以及管子所谓「政自小始」,这几句格言就是我们办事最重要的原则。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总要先择最基本最切要简易的先做好,然后由小而大,由近及远,由卑至高,循易达难,如此进展无已,天下任何艰巨的事业,没有不可以完成的!这个循序渐进的道理,我前次已经讲得很明白,今天不必多说。总之,我们要完成现代政治的建设,必须教养兼施,循序渐进。而古人

  的典训,尤其是大学中庸两篇,人人都应当精心研究切实体行!

  第三、现代政治建设,必须迅速确实,贯彻始终。——刚纔我们讲政治上一切事实,要循序渐进;这句话的真义是讲进行要有步骤而言;至于讲每一件工作之实施,或者说事业之推进,那是一定要迅速,一定要计日成功,克期蒇事的。决不好再留一点迂缓迟滞的毛病。但是仅祇迅速,还不相干,迅速之外,必求「确实」。凡事必求做得确实,然后迅速纔有实效,也纔能算是真的迅速,与苟且欺饰,敷衍塞责不同。现在一般人心,习为虚伪,尤其是政治上一切事情,十件事就有十件是上骗下,下骗上,一点也不确实!上面的人只知道发号施令就了事,再不去指导监督部下实做;究竟下面的人做了没有,他〔第61页〕简直不过问。而在下面的人对于上面发下的命令,普通都是阳奉阴违,最多也只做书面的工作,来应付

  应付。对于上官的报告,十有九都是假话。而做上官的接到部属的报告,究竟其内容确实与否,也全不去实查。因此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事业,没有一件做得确实,没有一件能够成功!弄成现在这种危急存亡的局势!所以今后我们要想改造政治以救亡复兴,第一就是凡事要求「确实」,确实也可以说就是要「彻底」!我使一个命令发下去,就人而言,一定要贯彻到最下层而毫无阻碍或壅滞之情。就事而言,一定要实行到最后处,而毫无中止或敷衍之病。要怎样纔可以做到这一步呢?我以为只要做到八个字,「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就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综核名实」就是要循名责实,严密考查。现在一切事情要能做好,全靠我们做主官居人上者,自己特别勤劳,如我所说要心到、目到、口到、手到、足到,把所有的时刻贯注到所有的部属,一件事规定要怎样做,以及要做到怎样,就一定要怎样做,并且要实实在在做到怎样。我们随时随地要指导监督,尤其要注重考查。考查明白之后,凡是真能尽忠职责,办好事情的人,一定要赏;反之,一定要罚!「综核名实」就是「严明」,「信赏必罚」就是「公正」,我们至少要能做到「严明公正」四个字,然后一切事业,纔可以做得确实,再进一步要求迅速。不过要完成现代的建设,在办事方面还有一个要诀,大家必须做到:就是总理遗训最后一句——「贯彻始终」。因为天下一切伟大的事业,尤其是革命的事业,决不是一帆风顺可以成功的;在未成功以前,一定要经过无数的风波,历尽种种的艰苦,纔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我们的意志不能坚决,精神不能振奋到底,一旦遇、危险,即半途而废,便要全功尽弃,毫无结果了!所以政治上最要紧的成〔第62页〕功的要诀,就是要能继续不断始终如一的做!一件事既已决定去做,一定要做到完全成功为止!书经所说:「惟新厥德,始终如一」,又说:「政贵有恒」,都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完成新政治的建设,非决心做到这一点不可。

  第四、现代政治建设必须守法重纪,明德修身。——国家的范围很广,政治上的事情极多,而人心不同,人事无定,贤愚异等,才智各别,所以我们要推进政事,治理国家,如果不先确立一个合理的规模和制度,根据一定的纪纲和法律来做,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法纪制度就是政治的凭借,失此则政治无所准据,驯至人人将各行其是,各逞其私,政治必败,国家必乱。即如我们四川各军,过去任意委派文武官吏,不照中央所定的法规来办,因此就弄得政治紊乱,军队腐败,地方人民饱受种种的痛苦。今

  后我们要救国救民,必须要将这一点彻底改善,否则无论有怎么多兵,怎么大的势力,也不能算是现代的一个国民,当然不能存在于现代,成功什么事业。大家要晓得:现代的政治与现代的国家都是以「法治」为本。国家一切事务,无不是遵循一定的法制,在正当的轨道上推进!不如此便不是现代的政治;慎子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知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荀子说:「修理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吕新吾说:「法者,御事宰物之神器。」我们从这几句话,便可以看到法纪之作用和法纪之重要。可知非守法重纪不可以为政的道理了。

  〔第63页〕

  法纪制度是政治必不可少的准据,但是政治建设,决不是祇建设好的法纪制度就可以成功,最根本最要紧的还是我们军、民、政、教、团、警各界的干部人员,本身能够健全,有高尚的人格,优越的智能和强毅的精神,能够真正为一般部下和民众的模范,尽到养民教民的职责。所以我们从事现代政治的建设,一方面要守法重纪,一方面要明德修身。刚纔我讲「正德」的意思,已经提到这一点,大概为政在人,而要能得人必先修己,一切法令也必须自己先能实行,然后可以贯彻于一般国民。这些道理,儒家尚德治,讲得最透辟。大学中以修身为治平之本,即其纲领,而论语中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一类教人明德修身正己而后正物的话,几乎到处可以见到,我们只要读一读这些古训,便可以知道现代政治的建设,一定要本、总理「革命必先革心」的遗训,努力从明德修身的工夫做起,一方面大家注意明德修身,便不患无「治人」;一方面大家守法重纪,便自然有「治法」,法良制美而又官贤吏能,现代的新政治新国家,当然立即可建设起来!

  第五、现代政治的建设,必须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为政在人」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的,从来讲政治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注重在这个根本问题。所谓「任官惟贤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以及「德必当其位,功必当其禄,功必当其官」,这一类话,归结起来就是「选贤任能」四个字。所以政治建设的根本要务,是在训练人材,考选人材,和任用人材。至于如何训练、考选和任用,最重要当然是政府应当极力改进教育,并尽早确立完善的考选与铨

  〔第64页〕叙的法制。但这不是一蹴可成的事,今天我们也无暇多说。现在我们关于「人」的问题要求立刻见效的办法,还是要靠我们军、民、政、教、团、警各界的干部能认清自己所应尽的职责,立定救国救民的志

  愿,决心努力来建设现代的国家。本此良心的自觉,而随时随地真心实意求选贤任能。只要我们能够求才,一定到处有人可以选拔任用。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就是这个意思。各位在地方上任职的人,不论你阶级高下,而选贤任能的本务是一样的。不但如此,就是你的政绩良否,功效快慢,亦全在于你能否选任得人。至于求才的方法,当然很多,最要紧的,还是责以实事,然后就事拔选,考成任用。王安石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现在我们每一人所领导的部下至少有一百个人,都是曾经教养选拔而来的,如果我们再能随时考察,分别其资质、性行、才能、体魄而因材施教,补短益长,刻意陶镕,则百人之中,除大多数可以循分尽职之外,至少总有十个比较优异的人可以拔选出来。我们能够拔识十个人才,便等于增加百倍力量;如此继续增进,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正所谓「无竞惟人」,「得人者昌」。大家还要晓得:「选贤任能」和我刚纔所讲「以民治民」的道理,也是相通。现在我们要以极少数的干部,来治理无数的民众,当然不够。但是只要我们能就民众中拔识一般好人,加以教导训练而相助为理。藉民众的力量来治理民众,那不是绰有余裕吗?例如我们当了一个县长,就可以找到许多好的民众,加以训练,叫他去当保甲长、村长、区长,这就是选贤任能以民治民的办法。以后我们惟有充分运用这个要紧的办法,多多拔识一般好人相助为理,然后一切政事纔可推进,政治建设,纔可以逐步完成!关于「选〔第65页〕贤任能」的道理,还有一点要接连补充的,就是所谓「讲信修睦」。现在我们要推进政治,建设现代的国家,最必要的前提,就是要官吏与民众,上官与部下,以及同志同事之间推而至于全国四万万同胞,大家都要亲爱和睦,互相信赖。书曰:「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孔子所谓「民无信不立。」以及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个道理,自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都是一样的重要。我们现在负了建国的责任,格外要首先身体力行,和衷共济,以为部下和全国国民的模范。这段话是说明「选贤任能,讲信修睦」的重要。

  第六、我们从事现代的政治建设,必须注重组织关于组织意义及其重要,我在前几次讲演中已经说明白,(见「现代国家的生命力」及「全国总动员之要义」两篇)毋庸赘述。今天所要补充说明的,就是组织的要件及其方法。前次我已讲明组织就是要藉纵的系统与横的连系使各种事物作合理的安排与顺利的进行,而达成我们理想的目的。我们要达到某一个远大的目的,完成某一种伟大的事业,决不是一个人所能为力,必须联合多数的人,群策群力来做,既要合多数人来共同努力,便不可不有适当的组

  织。要完成一个组织,有几项要件必须先行决定:第一就是要决定「人」,即决定以何人参加组织,或者说组织需要何人。第二就是要决定「事」,即决定组织内何人从事何种工作,亦即决定组织各分子分工合作的办法。第三须决定「时」,即决定某人在何时期从事某种工作。第四须决定「地」,即决定某人某时在何地从事某种工作。第五须决定「物」,即决定从事工作时需要何种工具与材料。第六须决定「数」,即依据事业之规模与组织之范围,将「人」、「事」、「时」、「地」、「物」五者分别统计〔第66页〕,以期准备齐全,配置适当,而使预定之事业,顺利进行,理想之目的,尽早达到。大概组织的要件和方法,就是如此,再举我们军官团作实例来讲,要训练我们川、滇、黔三省军、民、政、教、团、警各界干部,使能共同一致努力革命,就是我们的目的。根据这个目的,再决定所要召集的学员,与应聘请的教官职员(人),和各官长学员的工作(事),再决定训练时间(时),与峨嵋山这个地点(地)再决定军官团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与经费(物),然后将这几项分别统计(数),来通盘筹算,周密计划,于是我们便有了军官团这个很好的组织。现在大家在此很顺利工作,因为我们组织得法,所以只要短短的三个星期,便可以完成训练工作。将来各位毕业回去,努力革命,就可以达到我们开办军官团理想的目的。我们由军官团的情形,便可以理解组织的要件及其方法。以后我们要建设现代的政治,和现代的国家,就是要照我今天所讲的道理慎重组织。

  再有一点意思可就此补充的:大家看组织的要件虽有几个,然而最后要最要紧的还是「数」。无论「人」、「事」、「时」、「地」、「物」一切都要有数,然后纔有组织可言。「数」愈精确,便组织愈完善,效能愈强大,一切事业,愈容易成功。反之「数」若含混不确,则组织必不坚密,效能必极微弱,一切事业,必然要失败!一个团体如此,一个社会也如此,推而至于整个国家,亦复如此。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如此,军事上以及其它一切事业,莫非如此。所以「数」可说是一切组织与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例如就军事而言,「数」就是致胜的基础。孙子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几句话,虽奥义无穷,但我可作最浅显〔第67页〕的解释:所谓「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就是说我们拿了地图,就其经纬度数加以比量,便可算出各地的距离,是多少里数。同时再利用我们种种的知识对付各处的一切情势,加以测度、估量,得到一个概略。然后再根据敌我两方交通、给养、兵力等种种情况,加以比较权衡,就可以知道那一个地方最重要,那一个地方次要,那一个地方必攻或必守,那个地方可得可不得。如此分别出轻重缓急,决定战守机宜。将兵数作最合理的配备,结果当然就可以打胜仗。这就是所谓「数生称,称生胜」的道理。说到这里,大家要注意,所谓「度」、「量」不过是求「数」的手段;而「称」、「胜」也不过是「数」的应用。所以致胜的要件虽不只一个,而「数」却是唯一基要的因素。我们要打胜仗,全赖得「数」之确;而得数之确,生于计算之精。不仅一切组织的要件和方法,最后归结于「数」;就是军事上致胜的基础,也在乎算多「数」精,如此可见「数」之重要。我们中国一切组织不能完善,一切事业不能成功的最大原因,可以说是太没有「数」的观念,太不注意「数」的精确。你看一般人讲话,五天不讲五天,六天不讲六天。他要讲「大约五六天」,两个不讲两个,三个不讲三个,他要讲「两三个三四个」。可以说中国人普遍的有这种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苟且含糊之亡国的习气,什么事物只求一个「差不多」,那里晓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三人五人可以随便说三五个,三万万五万万人口难道也可以用「差不多」的方法含混过去吗?我们国家多少大事,都是最初马虎一点,弄到后来百事皆非!如此没有「数」的观念,一切苟且、散漫、凌乱不堪的胡涂国家,试问怎样可以生存于现在这个科学昌明,一切事物都精益求精的时代!我们一定要自己切实反省,彻底自新纔好!尤其我们军、民、政、教、团、警各界〔第68页〕干部,特别要随地力求一切事业的精确,然后可以完成现代政治与现代国家所必要的一切组织!因为我们凡事要求精确,而且要精益求精,所以随时随地要努力做研究的工作,尤其是对于一切基本的学问,格外要彻底研究明白,然后一切计划,纔真有所本,不会有大的错误。一切事业,也根基稳实,可保最后成功。现在我们大家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是要来作救国救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总理的全部遗教,不可不精心钻研,以求透彻,不仅要求彻底了解,尤贵乎能依据总理所交给我们的典则来实地力行!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就实干!如此努力不懈,我们理想的现代政治,与现代国家就可以建立起来,我们的革命一定可以完成!

  以上已将现代政治建设的要领,提出(一)除旧布新,因势利导(二)教养兼施,循序渐进;(三)迅速确实,贯彻始终;(四)守法重纪,明德修身,(五)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以及(六)注重组织,努力研究等六个要点分别说明了。现在再要讲一讲现代政治的成效。这就是说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纔算是现代政治建设真正成功。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建设成功的时候,国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我现在可以扼要的提出四句,即:「教成政通,风移俗易,举国一致,精诚团结。」我常常和大家讲,今日之根本要务,就是「转移风气,振作人心,团结精神,统一意志。」我们要从事建设现代国家,要完成革命复兴民族,必须由此做起。我们必须照我们的理想真正造成了新的风气,新的习惯,新的信仰与新的制度,使全国国民的思想行动,都能共同一致,政治建设才是有了成效,国民革命才能随之而成功,同时无论什么事物,一旦成为风尚,便有不可阻挡的势力,而能普遍传播,风靡万物。若再进一步成为习〔第69页〕惯,立为制度,则更能确乎不拔,固定不移,可以留传久远,绵绵不绝。所以我们从事革命,无论大小事情,总要我们一般先知先觉的人能以身作则,造成新的风气,再进而养成新的习惯,确立新的制度,到了确乎不拔,固定不移的地步时,然后可以放心。即如我们军训团每天要举行升降国旗的隆重典礼,

  这就是我们军训团所倡行的一件重要事情。今后我们毕业出去以后,就要造成这种新的风气,从各部队、机关或学校,照样推行到全国,使全国国民都养成这种敬爱国旗的新风气、新习惯,成了社会上一种爱国家精诚的表现。升降国旗这一件事如此,其它的一切的事情,也都要这样做去,最后做到全国国民的精神心理生活习惯,都能焕然一新,共同一致!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整齐严肃,井然不乱。整个中华民国就可成为一个最进步的生长教育的有机体,四万万同胞就如合成为整个的一个人同一样子!即做到管仲所说的:「期而至,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敬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大小心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按:「上」即指政府而言)如此,我们便可以抵抗任何外侮,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由独立的现代国家!

  关于政治建设的遗教,和从事政治建设的要领,现在大概已经讲完了,最后还有一点要你们注意的,就是:无论什么好的理论,好的计划,如果我们只求知而不去实做,即所谓「坐而言不能起而行」那是永远不能希望有所成就的,尤其是当前革命事业,如果我们不努力实做,不仅革命永远不能成功,国〔第70页〕家民族也就要灭亡了!你们在未到军训团受训以前,不是也在学校毕过业,听过很多训话,读过很多书籍,懂得很多道理吗?但是你们在毕业出校以后的工作成绩在那里?自问对于社会国家有何裨益?我可以不客气的说:你们从前在学校里毕了业,只拿一张文凭,取得一个资格,结果最多个人得到了工作机会或是做了官发了财,对于国家社会,可说是没有什么贡献,甚至有许多人恐怕还作了不少的孽,同时

  堂堂七尺之躯,只因不明人生目的,未闻革命大道,几乎误了平生,贻忝父母,我于正言规戒之中,真觉得有无穷的慨惜。大家都在壮年,来者可追,前途正无限量。我希望大家从此以后要晓得我们一个人「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要晓得我们读书求学,为的是要济世安民,绝对不是为自私自利的!也不是为独善其身或为学问而学问的。总要见义勇为,利人济世;日新其德,即知即行,如果知而不行,任你学问多么好,见识多么高,能力多么大,于社会国家终无补益。大家现在来军训团求学的唯一目的,在救国救民,所教与所学的都不外救国救民的学问。我们要救国救民,一方面当然要有救国救民的学问,一方面尤须本其所学,身体力行,所以我们今后务必矫正过去空话妄想畏难不行之亡国的习惯,本、我们 总理「知难行易」的哲学,精诚无间,自强不息,循、我们总理所指示我们的光明大道勇猛迈进!古人所谓「有志竟成」,一分努力,即有一分事业,我们国家不怕不能得救,民族不怕不能得复兴,祇要我们能够努力奋斗!

  因为大家聚首一堂来讲话的机会很难得,所以我有一分钟的时间,便尽我心力,要和大家多讲一分钟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得一分的益处,多有一分成功事业的把握!各位要晓得:凡我所讲的话,虽然〔第71页〕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但是天下的至理常经,就在平凡之中,祇要我们能够切切实实身体力行,便是成功立业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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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物质建设之要义

  今天对大家讲总理关于物质建设的遗教和我们今后努力的途径。所谓物质建设,也就是「经济建设」,我前次已讲明经济是国家生命力的三大要素之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立或继续发展,就不能独立生存于世界!我们中国当前的国难,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严重的,莫如经济的衰竭——全国经济总崩溃的危机。总理在十几年以前早就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国家的前途非常危险,深知非发展实业,努力物质建设,决不足以充实国力,挽救危亡。所以于心理、社会和政治三种建设之外,更特别注意经济的建设。本来建设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革命,就要来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当然要从种〔第73页〕种方面努力,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就是物质建设。总理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物质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必须先研究总理的实业计划,要研究实业计划,必须先研究总理的自序,纔可以明了总理计划的要旨和他精神之所在。

  总理的自序中有两点最重要的意义,大家务必注意:第一、就是资本的来源。我们中国既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要想大规模的发展实业,筹不出许多资本来,所以不得不仰给于外资,设法招致外国投资。当欧战刚完的时候,外国一切战时工业停止了,许多大规模的机器,顿归无用,无数的技术人才,大都失业。总理看到这种情形,觉得这就是发展中国实业的良机,想利用外国的机器和人才来开发中国的实业。一则他们的机器可以廉价出售,以免废弃;再则他们的技术人才不致于失业。因此一方面可以使

  他们避免经济上的损失,一方面可以助成我们实业的发展,这是中外两利的事情。当时中国一般人以为要发展实业,固然非借外资不可,但外国当欧战破坏以后,自求更生,已感困难,又何能有资本投在中国呢?殊不知机器就是我们物质建设最重要的资本。总理说:「夫资本者,乃助人力以生产之机器也。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是故资本即机器,机器即资本,名异而实同也」。利用外国已无效用之战时工业机器,这是解决资本困难最好的办法。第二、就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其消

  极的目的在预防任何国家独占中国的经济力,其积极的意义则在结成中国与各国间之经济上平等互利的关系以保持和平。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如果那一国在中国有特殊优越的经济势力,他就可以控制我们的命脉。加紧压迫我们而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结果引起各国为争夺中国的纷争,于中国独立与世〔第74页〕界和平都是不利,因此提出国际共同投资的主张,一方面可使中国在各国势力互相牵制的均衡状态之下,得以自存自强。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解决各国生产工具过剩及严重的失业问题。这就是我们总理的一个最大的政策。他在自序中明白的告诉我们:「此书为实业计划的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由此可知总理的计划,并不是随随便便定出来的很单纯的东西,而是根据国际环境及时代需要而定之国家经济建设最妥善缜密的策略和计划。

  关于经济建设的主要方案,或者说经济建设的根本要图总理在实业计划第一篇讲得很明白:

  第一是发展交通总理说:「余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类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铁路道路运河水道商港,都是交通的要件,不啻国家的动脉,对于国家生命的强健与发展,关系最巨。在从前海禁未开闭关自守一切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时代,还看不出交通的重要;近世以来,世界交通,日益发达,五洲各国,俨若比邻。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之能否进步,

  以及整个国家的强弱,差不多完全决于交通之是否便利。所以开辟交通尤为发展实业之急务。铁路道路为陆上交通,运河江海为水上交通,当总理定此计划的时候,飞机虽已经发明,但还未成为普通交通之工具,所以计划里面,只列有水陆两种交通,没有计及空中交通一层。现时航空事业,突飞猛进;空中交通,已日见重要。特别是在土地辽远,而交通困难的国家,空中交通,尤为捷便有效;我们不可不同时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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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发展农矿业。总理说:「其次,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其它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立国,直到现在,虽然也有一小部分新式工业,但在外力压迫之下,衰微不振,可说是一个农业国家。国民之所恃以生存与国家之所赖以托命者,端在农业;农业生产,一方面直接供给生活的主要数据,一方面又是工业原料的泉源,无论要增进人民的生活或要发达实业,都非先改进农业不可。如果我们连饭也没有吃,衣也没

  有穿,救死之不暇,还谈得上发展实业吗?现在我们中国农业,不仅生产方法,毫无进步,而且生产质量,也每况愈下;又是水利不兴,完全要靠天吃饭。因此,一般农民,时常在天灾人祸之中,以度其饥寒交迫的生活。由于农业衰败的结果,国人衣食所需,亦多仰给于外国,以致国家益陷于贫困危亡的境地,这是何等心痛的事情。所以发展农业,实为经济建设中刻不容缓之要务。一方面要改良种子肥料与生产和运销的方法,尤其要发展水利,再要移民垦荒,使地能尽其利。如此农业纔可振兴起来。工业的基础,也可奠定起来。至于矿业,也为物质建设重要的基础。总理说过、「矿业产原料以供机器,犹农业产食物以供人类。故机器者,实为近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又为工业之根。如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总而言之: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而在近代工业中,又以钢铁为重要之原料。所以总理又说:

  「凡观一国之实业发达与否:观其钢铁出产多少可知也。美国为今日世界实业最发达之国,而其所炼之钢,每年四千万余吨,所冶之铁,每年亦四千万余吨。计其所产之钢铁,八九千万吨;以我国较之〔第76页〕,所产钢铁不过二十万余吨,相差远矣。我国实业欲与美国之实业并驾,实非有如现在汉冶萍之铁厂三四百所不为功。然汉冶萍一厂,成本已千余万矣;今欲多建三四百厂非有资本三四十万万不可。如此巨资,我们万难自集,则非借之外人不可。或有疑外人又安得如许之资本,不知所谓资本者,机器也,我欲设大规模之钢铁厂,所需者皆机器与建筑之物料而已。我有所需,则外国机器厂加工造作而已。如战时所需之物料每日数万万,而各国之机器厂亦能供之。如是,则各国若以战时工作以开我国实业,所需资本原料,无论至何程度,各国之机器厂无不足以给之也。且我所需者全在机器,我只先得一大批之锻钢铸铁机器,聘就相当之人才,以人才而运用机器,则我之机器亦可以生出无量之资本也。此所谓有者益有,其机器发达国之谓欤;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藉此机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即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我们如果当时真能如总理所说的切实做到,则到现在实业发达的程度,当不止以倍计,如果实业发达了,国家当然可以富强,断不至如今日之受侵略压迫了!决不会如今天的样子。可惜当时欧洲各国很少人能理解总理这个方案的价值,中国则政权还在军阀手里,以致一事无成。但 总理这一个透彻的理论,确是始终不磨的。

  至于实业计划的内容,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我不能详细解释,只就原书的纲目,来说一说。我们无论看什么书,总要先看他的序文目录,以明其纲领;现在我们研究实业计划,大家也须先看纲目,实业计划总纲上规定:第一、是讲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第二、是讲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分而言之,则〔第77页〕如下列各项:

  甲、交通之开辟:第一关于造路者:拟修铁道十万英里,碎石路一百万英里。第二关于河流者:拟修浚现在运河,开辟新运河;疏浚扬子江,以便航洋船直达汉口,两岸筑堤以防汜滥;疏导黄河,沿岸亦须筑堤,以免洪水之患;并疏导西江淮水,以及其它河流及湖泊,以兴水利。第三关于邮电者:拟增设电报、电话及无线电等,使构成邮电网,遍布于全国。

  乙、商港之开辟:拟在中国沿海岸北部中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和美国纽约港一样。又建设种种的商业港和渔业港,在通航河流的沿岸,建设商场船埠。

  丙、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设备:这是便利交通,发达工商业,增进社会福利的必要建设。

  丁、水电的发达:这是藉天然的水力的发电,以供给各地工厂的动力。

  戊、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之大工厂,以供上列各项之需。

  己、矿业之发展:这是增加国富,消纳劳力,并发展工业的基本要件。

  庚、农业之发展:中国农业品,不足自给,成为最严重之民生问题,故亟当保护农业,奖励指导与扶助农民,测量农地,设立农业机器厂,依现代机器及科学方法,从事改良以增加生产。

  辛、蒙古新疆之灌溉:缺乏水利,生产不能发达;我们应设法兴办水利,以资灌溉。

  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森林除直接与实业有密切关系外,更有调和气候雨量而防止严寒〔第78页〕酷热及水旱灾害之功,我们北部常常发生天灾,气候常常剧变,就是由于缺乏大森林为之调节所致,故应设法造林。

  癸、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这一项不仅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方案,实在更是巩固国防的根本办法。现在我们东四省和外蒙古已被强权占领,我们如果亡羊而犹不补牢,则前途真有不堪设想者。所以我们读了总理的遗教,看了现代的国情,尤其以下再有六大计划:

  第一计划——以北方大港为中心,分五部建设:

  第一部为建筑北方大港于直隶湾,以为中国北部的世界贸易的通路与交通系统的终点。

  第二部为建造西北铁路系统:以北方大港为出发点,达于中国西北极端。

  第三部为蒙古新疆之殖民:此与铁道计划有互相依赖为发达的关系。

  移殖地的土地由国家收买,长期贷与移殖民,并在开始时由国家供给种子器具和住所。但必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移民,纔能发生大的效果。

  第四部为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这个计划包括整理黄河及其支流,与南北交通要路之古代大运河,使均能避免水患且通航无阻,与中国北部北方大港脉络贯通。

  第五部为开发直隶山西煤铁矿源,设立制铁链钢工厂:以上四部计划所需之煤铁钢的数量,当然很大,而我直隶山西无尽藏的煤铁,自应大规模的采取,以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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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计划——以东方大港为中心,分四部建设:

  第一部为东方大港:上海现虽为中国最大的商港,但将来还不适于做世界商港,中部的世界商港最好的地方,是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

  第二部为整治扬子江:扬子江为中国中部的大动脉,整治办法,分五节进行,其要不外浚之使深,以畅大洋船之航行;培修堤岸,使免水患以收灌溉之利。

  第三部为建设内河商埠:为利于发展实业计,对于内河流域农矿产最富居民又稠密的地方,应建设商埠。根据这个目的,应建设镇江及其北岸,南京及浦口,芜湖、安庆及其南岸,鄱阳港,武汉等处原有商埠。

  第四部为改良扬子江系之现在水路及运河:如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汉水、洞庭系统与扬子江上游,皆在此改良计划之列。

  第五部为创建大士敏土厂:士敏土(即水泥)和钢铁同为现代建筑的重要材料。扬子江各地富于士敏土原料,故拟于沿岸建设无数士敏土厂,大量制造,以供筑海港、修河岸、建市街等等工程之用。

  第三计划——以建设南方世界港为中心,亦分五部建设:

  第一部为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广州不仅为中国南部的商业中心,实为太平洋之最大都市与亚洲的商业中心,故应设法改良使成为一世界港,恢复他为香港夺去的原有海港地位。

  〔第80页〕

  第二部为改良广州水路系统:属于此系统的水路为广州河汊、西江、北江、东江,皆须加以整治,一以防止水灾,一以便利航行。

  第三部为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由广州起向西南各省重要城市及矿产地,引铁路线,成为扇形的铁路网,使与南方世界港相联结,于西南各省的繁荣与富源的开发所关极大。

  第四部为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在上述大港以外,再建设四个二等海港,九个三等海港,及十九个渔业港。此项二等海港为营口、海州、福州、钦州四处。三等港为葫芦岛,黄河港、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海口,三个头等港和这些二三等海港,都可同时筑为渔业港,此外再设十五个渔业港,即为安东、海洋岛、秦皇岛、龙口、石岛湾、新

  洋港、吕四港、长涂港、石浦、福宁、湄州港、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

  第五部为创立造船厂:河港一经整治和开辟,当然便需有航行海外的商船队,及无数沿岸与内河渔船,与浅水运船。这些船都应当于内河和海岸商埠之便于获得材料与人工的地方设厂制造,并应统一管理。

  第四计划——这完全是发展铁路的计划。前面已经讲过建设「西北铁路」系统以移民于蒙古新疆,消纳长江流域及沿海过密的人口,并以开发北方大港为目的;建设「西南铁路」系统以开发西南富源及南方世界港的目的。此外还要建设下列几个系统的铁路:

  一、中央铁路系统——这个系统是全国铁路的中心系统,效能之所及,包括长江以北之中国本〔第81页〕部及蒙古新疆之一部。

  二、东南铁路系统——这个系统纵横布列于一不规则的三角形之地区,包括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并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之各一部。

  三、东北铁路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三省之全部与蒙古河北之各一部。

  四、扩张西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包有蒙古新疆与甘萧一部分的地域。前所拟筑七千英里的铁路,对于实际上发展这个地域的事业,还觉得不够,必须增筑若干线。

  五、高原铁路系统——这个系统包括西藏、青海、新疆之一部与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方,都是最富的农产与最美的牧场,更有丰富的金属宝藏。不过这个地区的工程为烦难,用费也很大。须在其它各部分铁路完成后纔能兴筑。

  六、创立机关车、客车、货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前四种计划是专论关键及根本工业的发展方法,这个计划,在述明日常生活所必需使生活安适之工业本部。换言之,即如何可使四万万同胞能丰衣足食,住宅安适,行动便利,文化普及。从近世文明的实质看来,生活的物质条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故

  总理分定这五种计划如下:

  第一部为粮食工业:

  粮食工业又分为四类,即:食物的生产,食物的贮藏,食物的制造与保存及食物之分配与〔第82页〕输出。讲到食物的生产,本来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为农民,都是生产者,而且中国土地大概都很肥沃,何以生产的东西,不能供应全国人之所需,甚至不能养活自己呢?其最大的原因:第一、地不能尽其利,有许多可耕的土地,都任他荒废,或则缺水而受旱灾,与多水而受水灾。第二、生产方法与工具未加改良,不能增加产量。所以最要紧的事,便是测量土地,振兴水利,开垦荒地,和设立农器制造厂,普及机器生产的办法。此外我们还有一件应该注意的就是无论食物的贮藏、分配和输出,都要由中央机关统制管理。

  第二部为衣服工业:

  衣服的主要原料为丝、棉、麻、羊毛、兽皮五种,故分办丝工厂、麻工厂、棉工厂、毛工厂、皮工业及制衣机器工业。现在我们同胞还有多少是褴褛百结,衣不蔽体的人,我们应设法使大家都有衣服穿纔好。所以,我们必须赶快使这种工业发达起来。

  第三部为居室工业:

  现在中国一般民众,就是富有的人,所住的房屋,也多不适合卫生;贫苦的人,所居的都是茅屋土室,甚至穴居野处。所以如何设法使大家有整洁安乐的房屋可住,实是我们各方面负责任的人之要务。总理指示我们要解决住的问题,必须发展居室工业,包括建筑材料之生产及运输,居室之建筑,家具之制造,及家用物之供给等项。

  第四部为行动工业:

  〔第83页〕

  中国因为交通不便,风气之开通,文化之启发,乃极困难,故一切文明与事业亦不易于推进。总理发展实业计划首重交通,就是要解决行的问题。所以要修筑铁路,整理河港,并拟筑公路一百万英里,按每县人口之比率,以定造路之里数。本部十八省约二千县,如全国一律设县制,将共有四千县,平均每县造路不过二百五十英里,其实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地方上各方面负责的人,根据我所提倡之劳动服务与征工的办法努力做去,或者两三年之内即可完成。再由政府设法创办制造自动车的工厂,开发所有的油矿,以供给廉价的各种车辆与燃料,就可以解决全国人行的问题。

  第五部为印刷工业:

  印刷工业,就是藉文字的方法供给知识于人民,使能满足其知识欲的要件,是近代社会之一大需要,亦为传播文化促进文化之一大因子。现代国家民族文明是否进步就可以每年印刷出版品的多少来衡量。我国文明落后,一般人民知识幼稚,故应于一切大城乡设立大印刷所,印刷一切书报,廉价售出,以应大众之所需。一切书市,要由一公设机关统制。欲

  使印刷书物价格低廉,又有同时设立其它辅助工业之必要,最重要的就是纸工业。纸的原料,中国很多,如西北的天然森林,扬子江附近之芦苇,都是很好的纸料。此外再加墨胶,印模,印刷机各种工场,也要次第办起来,都由中央统制。

  第六计划——这个计划完全讲矿业。现在中国矿业极为幼稚,致货弃于地,一切实业无由发展,今〔第84页〕后应择最有利于实业的矿业先行举办,即为铁、煤油、铜以及各类特种矿。再要设立制造矿业机器厂和冶铁机器。现在再分别大概的说明一下:第一、铁矿:于河北、山西及扬子江沿岸与西北各省,皆颇丰富,均可次第开采。不过炼钢铁厂只有汉阳和本溪湖两厂,但都为日本所操纵,将来必须于内地另设多处。其次,煤矿:亦多所发见,沿海河岸交通便利之处,宜先开采,以后因应需要,再发展到内地。第三、煤油:四川、甘肃、新疆、陕西各省,都已发见油源,应赶紧开采。第四、铜矿:也有多处发见,例如四川、云南与扬子江一带,都是产铜最多的地方。云南北角的昭通,已经开采了几百年,中国向来通用的钱币,几乎完全是云南铜。但是铜除作钱币外,于工业上的用途尚多,故亦应采用新式机器来开采,俾能大量生产。第五、各特矿:如云南的锡矿,黑龙江的漠河金矿,新疆的和阗玉矿,都应该由国家用新式的办法来经营。第六、为矿业机器制造厂的设立;先以广州为宜,其次再遍设于汉口及北方大港等地。第七、为冶矿厂:应普遍设立于各矿区,使之便于各种金属之化炼。

  总理实业计划的内容,大概是如此。这不过是提纲挈领向大家讲明其大体而已,你们还应该加以详细的研究。这些计划虽然都是专门的东西,但都是我们普通国民,尤其是治民和带兵的人,所应具备的常识。如果普通一般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而我们一般干部还莫明其妙,那就不配做人家的上官,不能治理人家,教导人家;以后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教育都不会有什么进步,国家便要重趋于危亡之境!我们革命的目的和我们革命军人革命党员的任务,是要建设新中国;而要建设新中国,就须先建设新

  〔第85页〕的经济,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然后国家纔有基础,我们纔可以完成革命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总理的实业计划这部书所定出来的东西,都是发展国计民生最切要的根本企图,明白指示了我们达成这个目

  的的方针和具体方法,而且就开港筑路以及设置食、衣、住、行物料的各种工厂的内容看起来,实在又是一部极精密的国防计划。我们要革命,就一定要精研总理的遗教来身体力行。今天我特别将总理实业计划的纲领提出来告诉大家,作为研究的门径,也可以说就是从总理所遗留我们的具体工作计划中告诉大家:我们革命是什么,革命应如何纔可以成功的基本道理。

  讲到这里,还有一句话要附带提到,就是我们在发展实业当中,要预防由于私人资本的集中,而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因而引起阶级斗争的病态。建国大纲里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当然要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所以三民主义特别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来防止这种流弊。希望大家研究总理遗教的时候要深切注意!

  以上是讲我们总理所定的国家建设的计划,而其实行,则因本国无此雄厚的资本和优良的技术,而须借助于国际的资力和人才,方能成功。但是时过境迁,总理告诉我们的这个发展实业的机会,不幸过去了。 总理于民国十年双十节自序有云:「无如各国人民久苦战争,朝闻和议,夕则懈志,立欲恢复战前原状,不独战地兵员陆续解散,而后方工厂,亦同时休息,大势所趋,无论如何」。好的机会虽已过去,然而我们革命党的革命精神,是决不灰心馁志,自暴自弃。一方面必须继续努力,利用国际投资,一方面尤其要以自力来谋建设,以求实现总理这种经济建设的伟大计划。我近来提倡国民经济〔第86页〕建设运动的宗旨,就在促起国民一致努力,用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生产事业,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这是最有把握的一个途径。如果自己不努力,单靠人家,是决无希望的。如果国民经济不能先建设起来,要发达国家经济是不可能的事。必须以自力求自存,能自强然后方能自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就是自存自强之根本要道。

  至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意义、方针和方法,我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篇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你们自己一看就知道。这和 总理的实业计划,即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比较起来,可说平凡轻易得多,这是针对目前的国情,就我们本身力量之所能及而我手订出来的一个办法,现在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并扼要的加以解释。

  第一「导言」,是讲这个运动的由来:

  「中国今日根本之危机,全在经济之残破,以致国民生活日益困穷,而民族之命运,亦因之岌岌危殆;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今日。故目前吾国唯一急要之问题,乃为如何挽救此已就崩溃之国民经济,而使人民获得相当之生活;为如何解决货弃于地,而民困于野之矛盾可耻的现象,而谋国

  民经济之发展。因此认为今日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之后而起,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也。」

  现在中国之所以贫困,即在地利未辟,人力未尽。你们看到到处还有很多荒地,和很多失业的游民,生产方法未能改良,每年产量只有减少,交通又不发达,有无不能相通,这都是民族很大的危机,而〔第87页〕尤是我们革命政府行政人员最大的耻辱。其实要开辟地利,改良生产,发展交通,并不必靠外国的力量,只要我们军、民、政、教、团、警各界的负责人员能够用点脑筋,妥定计划,善为利用自己统制下的部属学生和民众的力量,就可以做到。

  第二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之关系」: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二者实相为表里,故必须相辅而行,盖新生活运动,为民族的,为修身的,?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为主,实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体;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民生的,为生产的,?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为主,实为新生活运动之用。新生活运动所以奠立民族之精神的基础,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则所以充实民族之物质的基础,故二者实缺一不可者也。」

  第三讲「国民经济建设必须提倡一种普遍的运动之原因」:

  「论者或以为振兴国民之经济,救济人民之生活,皆国家政策中应有之义,祇须政府努力行之可矣,何必别为一种运动?不知中国国民经济枯竭疲弊之所由,为人与物之脱节,为人与事之脱节,为生产要素与生产事业之脱节,亦为生产各部门间之不相调整,不相联系,而为整个之脱节。社

  会不知生产之重要,产业不能得良好之环境以遂其发展,是以欲谋中国国民经济之更生,非先唤起广大之自觉不可;非使人才或人力与天然资源发生极密切之关涉不可;非使各种人力与生产要素为全体适当之配置与全民共同之结合,而使为有效之发挥不可;非改变一切旧观念而消除有形无形之障碍不可;尤非调剂供求使生产状况与消费状况相适应不可。在此运动中,政府固有种种应为之事〔第88页〕业,然尤非人民积极参加成为推进此运动之主要不可也。其在另一方面此运动又非其它之社会运动,仅由人民团体鼓吹倡导或其团体之分子遵守约束各自努力而即可以收效,以其往往关涉于国家之法令与政策,且其间有许多事项又必赖国家机关之政治力量以推行;故又必集合政府人民各种公私集团一切之力量而后始能推行尽利也。」

  第四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涵义」:

  「明乎前段所论之意义,则本运动之涵义不难自明。盖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为促起人民以自动改善国民之经济,即为集合全国社会与生产机关各部分之努力以建设健全之国民经济。政府则以所有之力量为之排除障碍,且予以种种之助力与便利者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以建设国民经济即解决民生问题为目的;与国家经济政策范围有广狭之殊。盖国家经济政策于民生而外,更须注重于国计;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本位,则为国民也,其对象则为民生也。 总理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中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实行三民主义之基点,亦即民生主义实现之初步也。」

  第五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应有之目标」:

  「本运动之总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更分述如下:

  一、在积极方面:

  甲、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

  〔第89页〕

  乙、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

  丙、增加输出产品,藉谋贸易平衡;

  丁、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

  二、在消极方面:

  甲、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在原因(如捐税产业法规劳资关系等。)

  乙、解除阻碍经济发展之内在原因(如缺乏经营方法与人才等。)

  丙、解除阻滞货物流通之障碍(如交通金融运销制度等。)

  丁、解除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的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劳动习惯及漠视经济等等。)(说明)本运动之首要急务为使人尽其才,一方面使专门人才,有贡献能力于经济建设之机会;一方面使有劳动力之国民,尽量发挥其劳动力于经济建设;同时并须养成中级人员有实务之经验与指导之能力。盖必先人尽其才,而后地尽其利,此为我国从事国民经济建设时所不可忽略者也。」

  刚纔我已经讲过:中国贫困之本身的经济原因,就是在人不尽力,地不尽利,生产日减而消费日增,交通困难而货运不畅,所以我们政府一方面要扫除一切足以障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方面要指导人民改良生产方法,更要利用当地的民力来开辟当地的土地、富源、交通和兴办水利。如此,则人民工作的机会可以增加;夫业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同时社会生产的总量亦可以增加;供求之间,得以调和;并〔第90页〕且可以减少输入增加输出,使对外贸易趋于平衡,以免利权外溢。这就是我昨天所讲:「以民治民」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道理。如此,在政府既属「惠而不费」,在人民亦自「劳而不怨」,而国计民生也就由此可以充裕。所以「以劳教民富」,就是我们政治建设和物质建设的要诀。如果做政治工作的人,不能使他统辖范围以内的部属和人民发挥其劳力,从事生产建设的工作,致令田野不治,交通不辟,货弃于当地,民散于四方;那就不配为现代国家的公务员。这种政治,便不是现代的政治。总之,我们政治上最要紧的事情、不外在消极方面,确实保护人民;在积极方面,设法做到「尽人才、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而增进人民物质上的福利。

  第六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实施要项」:

  一、振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悉以合作社为基础指导并改进之,以达到粮食自给自足为初步目标。一方面增加产业原料之生产量,同时提倡农产之就地加工制造。

  二、鼓励垦牧鼓吹大规模之移民垦荒与经营畜牧,实施军区屯垦制,利用集团劳力开发农利,恢复并增进牛群马匹与农村各种副产物(如猪鱼鸡鸭之类)之生产,同时提倡各省所有荒弃土地之开垦与耕作,以地无旷土为目标。

  三、开发矿产调查矿业状况及摧残束缚矿业发展之原因,建议政府改善矿业法规,鼓励矿业投资,扶助矿商之独立经营与自由发展,以辟天然之富源,而容纳众多之劳力。

  〔第91页〕

  (说明)总理有言:矿业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最大主因。中国过去矿业可谓一事无成;地方官吏与人民往往加以阻碍。此后务须采用积极之保护与奖励,首宜考虑矿业条例之改善,以减轻负担,便利开辟,保障投资为主要。除有关基本工业之少数矿产外应一概奖励民营,尤应欢迎外资。同时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及特殊势力把持矿权,与民争利。

  四、提倡征工赞助政府实施征工制度,鼓励民众参加义务劳动,尤以开发交通道路,修治水利,培植森林,开辟垦地等为征工之根本工作。同时实施兵工政策,与征工并行。以军队补助各地征工工务之不足,并为建设地方公共工程之倡导。

  (说明)筑路、浚河、筑堤、垦荒等等,均为开发富源之必要条件,且需要多数劳力,宜于以征工制度行之。吾人主张全国成年民众均应有对国家对地方服役之义务,宜由政府明定一生对国家服义务工役若干月之期限,及每年为地方服义务工役若干日之期限。前者从事于较大规模之公共工程,后者则为其本县区或所在农村作有关农田水利,道路卫生,公共建筑等等之工作。又各地实施征工,必先之以宣传与训练,而继之以指导与实施,必须告以利益,且为准备一切(例如食物住所工具之类)。事先必有负责人员与机关为周到之设备,使时力不致延旷,劳动出于志愿,则久之自成习惯矣。

  五、促进工业,对农村简易工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之简单工业,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统经营之。对于一般工业,由政府分别保护并奖励之。一面设立劳资调节机关,遇有劳资〔第92页〕纠纷,予以公平调处。并须赋与该机关以最后强制执行之权,藉以保障企业之安全与劳动

  者之工作。

  六、调节消费统计各地尤其农村之消费品种类数量,力谋供求之调剂。必须消费者尽量自己生产。其不能生产者,尽量节约其消费;此项工作,须有当地职业团体及合作社协力进行,并须取得进口业公会之赞助。

  (说明)此项之主要目的在防止内地与农村资金之耗溢,其进一步之用意在谋对外贸易输入之平衡。故便利原料输出,减少输出品之负担,解除输出品之困难,亦为本运动任务之一,应征求出口同业公会之协力赞助。

  七、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一方面设立各重要地区之主要农产品如棉、麦、米、丝、茶等之公共仓库与运销机关。

  八、调整金融鼓励民间之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由政府执行健全之货币政策与汇兑政策,而人民衷诚拥护之。

  因为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必须先确定应取的途径。上列八种事项,就是建设国民经济之具体实施的必要方法,循此并进,然后可以达到第五项所讲的总目标。

  第七讲「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初步工作步骤」:

  〔第93页〕

  一、关于调查统计者 凡与本运动有关之对人对事对物之各种材料,均应有详确之调查统计及搜集。由总机关主持,并征求全国公私机关及教育机关协助之。各地所需材料,由总机关供给之。

  二、关于集中人才者设立专门人才之调查登记机关,类别其事务上或技术上之专长,遇有国内产业机关需要专门人才时,总机关应设法介绍供给之。如国内无适当专家时,则介绍外国之专家担任之。此项调查人才及供给人才之工作,尽量利用各学术团体的协助。

  三、关于研究及设计者如军区屯垦制之实施;如兵工政策之实施;如征工制度之改良;如输出入贸易之如何使之平衡;如合作社系统之如何扩大运用,以解决生产消费运销及简易工业与农村之运销等;均应加以实地之研究。此项研究工作,由总机关主持或委托相当机关办理之,并征求主管机关及公私团体之协作。

  四、关于训练人才者关于担任初步宣传调查及指导之工作,招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志愿服务员,施以短期训练后分派服务。关于继续进行本运动所需之服务人员,委托各大学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各种训练班训练之。

  五、关于宣传及指导者除技术上之指导需供给专门人才及曾受较高训练之人员牛,关于本运动之初步宣传指导工作,应由(一)各地中等以上之学校员生,社会教育机关人员及小学校校长教员;(二)各地农工商会进出口同业公会及其它地方团体之主持者;(三)各地〔第94页〕已成立合作社之职员;(四)各地驻在军队之高级长官;及(五)各地方政府及各级自治机关职员担任之。

  (说明)本运动推行时,宣传工作殊为必要。举凡改变人民漠视生产之习惯,扫除迷信苟安之旧观念,阐明各种地方经济建设及接受国家关于经济建设政策之必要以及义务公役之意义,生产方法及经营方法之改进,其它有关促进生产调节消费诸事项,皆须有多数人员用各种方法向人民宣传之。其已在进行中有关国民经济建设之事项,并同时解决其疑问,且指导其进行。

  这一项是讲各项建设事业实施之前所应做的基本工作。必须这一步工作能够做好,各项建设事业纔有好的基础而容易切实完成。

  第八「总结」: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所包含之方面既多,其所赖以推行之人力物力亦无限量。政府固当尽主持推行之力量,而犹赖以全国国民对此生死存亡所关之一运动有衷诚赞助之自觉。必当专家尽其才,人民尽其力,有宣传指导之能力。,勿辞奔走工作之劳,其属于产业团体份子,则又必发于自救本

  国经济危亡之热诚,乐受团体之约束而不惮有所牺牲。至于进行之道,不一其途,有宜于利用合作系统者,有宜于利用教育系统者,有宜于利用军队组织者,有必须学术机关或学术团体之协作者,有必须产业团体与生产机关本身之自动者。要之:须结集全国国民之热诚,联合农工商学兵之全力,以不分彼此之精神,分工协作之方法,向同一目标而努力。爰举本运动之主要意义及实施要点粗〔第95页〕发其凡,以就正于国人;并以祈求广大之同情与协助。至于如何组织与实施,除必须组织一总机关以资推动外,其具体节目至费研究,本文所举各点,不免排漏,当有随时补充与修正之必要,甚望全国关心经济建设之专家与实业家,发抒高见,以使此一运动能充分发挥其功效也。」

  我们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当然必须各界领袖和干部身先领导于上,全体人民自觉努力于下,分途并进,各尽其所有的智能,充分发挥互助合作的精神。各项事业的进行,有宜于利用「合作」方法的,凡研究和办理合作事业的人就应当负责。 总理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所讲:地方团体所应办的合作事业便有很多,例如「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有宜于利用教育方法的,凡教育界的人就应当多负责任。有宜于利用军队组织方法的,凡军

  人就应当多负责任协助。有必须学术机关或学术团体协作的,凡是这种机关团体的人,就应当自动起来努力进行。总须全国上下人尽其力、事择其宜、分工合作、共同努力,纔可达成此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是讲我所提倡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意义和实行的方法,这个运动很粗浅易行而关系于国计民生却很重大。如果我们全国上下都能自觉自强,认定这个运动是必要的,这些办法是对的,立定志愿,不惜任何牺牲来为国民经济建设而努力,国民经济建设即可完成。由此就可完全实现总理的物质建设计划,

  跻国家于富强之域,大家都是军、民、政、教、团、警各界的干部,负有身先领导一般部下和民众实行此运动之重大责任。

  上面已将总理关于物质建设最主要的遗教实业计划,作概括的说明,并顺便将我最近提倡的国民〔第96页〕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实施说明了。此外总理更有关于物质建设的两种遗教,应当要在此处提到的:

  第一就是民生主义的讲演。本来总理关于民生主义只讲了四次,并没有讲完,例如讲人民的生活,只讲食、衣、住、行四个问题(并且只关于「吃饭」,「穿衣」两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指示)。此外还有「育」(教育、保育养生送死诸事)和「乐」(娱乐与乐生乐群诸事)两大问题没有讲到。这个意思,我上次讲「政治建设之要义」的时候,已经提到,大家可以前后参考。现在所要说的,就是民生主义讲演中关于物质建设所指示的根本政策与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以和平的手段采(一)平均地权,

  (二)节制私人资本,(三)发达国家资本三个途径,由国家通盘筹划,全体国民协力合作来完成经济建设,解决整个国计民生问题。以下再引总理几段遗教来说明这个意思:

  「我们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就是平均地权。……讲到这个问题,地主固然要生一种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们国民党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这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依我的主张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就是由地主自己报到政

  府,政府照他所报的地价来抽税。税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一方面又可以照价收买。……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他是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把实在的地价报告政府,地价定了之后,我们更有一种法律的规定,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高涨……就要把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这纔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纔是民生主义。这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第97页〕……不适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致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一。

  「中国现在最大收入的资本家,只是地主,并无拥有机器的大资本家,所以我们此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但是节制私人资

  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像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筑。第二是矿产,像中国矿产极其丰富,货藏于地,实在可惜,一定是要开辟的。第三是工业,中国的工业,非赶快振兴不可。中国工人虽多,但是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输运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实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作都有工厂。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

  「但社会进化的事实,是很复杂的,就经济一方面的事实,用概括的方法来讲,欧美近来之经济进化,可以分作四种:第一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是运输与交通之收归公有,第三是直接征收,第四是分配之社会化。这四种都是改良的方法进化出来的。……如果照马克思的学说来判断,自然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和,所以便起战争,社〔第98页〕会因为有这种战争,所以纔有进化。但照欧美近几十年来社会进行的事实看,……这是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纔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纔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纔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

  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

  关于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 总理在民生主义的演词中已经说明,我们根据民生主义中所讲的意思再参考本党政纲所规定的条文,大概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允许并保护私人企业;

  2?限制私人资本以预防其操纵国民生计;

  3?凡企业之有独占性者,由国家经营;

  4?私人能力不能举办者,由国家经营。

  〔第99页〕

  此外关于改进农业以解决「食」的问题, 总理在民生主义中所指示我们的道理非常重要,我们应当要特别注重研究。总理关于增加农产所指示的意思共有七点。

  一、机器问题——用机器耕田,生产可加一倍,费用可轻十倍或百倍。用机器抽水,来灌溉田地,非常便利。

  二、肥料问题——用化学方法来制造肥料,制造肥料的原料。用电来造人工硝,用水力来造便宜的电,农业生产自然可以增加。

  三、换种问题——用交换种子方法,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产力可以增加。

  〔图片〕〔第100页〕〔图片〕

  以上是总理民生主义讲演中关于物质建设的重要遗教。此外还有一篇遗教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关系都很大,我们大家应当要注意研究,并且拿来教导一般国民的。就是所谓「钱币革命」。关于钱币革命的意义和实施的办法,各位可去看总理的原著,今天不必详说。但大家要晓得:我们要完成政治建设,一定先要使国民经济能够发达;要经济能够发达,一定要使为交换中准百货代表之钱币,能够便利而充裕,金融能够活泼稳定。照社会进化的趋势,纸币一定会取金银之地位而代之,成为惟一的钱币。总理的「钱币革命」论不过是要加以人为的力量,使这个事实提早实现而已。不过一切钱币的改进〔第101页〕,总以一般国民对于经济,对于国家的信用能够增加为根本。而此种信用之基础,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实质的因素以外,最根本的还是一般人民的智识程度之高低和国家观念之浓淡。因此我们看一个国家纸币的信用——一般人民使用纸币的情形,就可知道国民的程度如何与政府的信用如何,亦即可看出整个国家之精神的力量如何。我们中国最近几年以来,在这一方面要算很有进步。但是单就我们四川一省而论,还是非常可虑。即如此次收销地钞,一般人民便惊慌自扰,到处挤兑,甚至于有践踏压毙的情形。这种可忧可耻的情形,是其它各省现在所没有的。由此可知我们四川人民还不能信任政府,不知道对于国家有何权利义务,这样便不成其为现代的国民!这种情形如果不能挽救,不仅现代的国家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随时有亡国的危险!所以今后无论军、民、政、教、团、警那一界的人员,总要随时随地竭尽所能来教导一般国民,提高其国家观念!增进其经济常识,培养其对于政府亦即对于国家对于全国四万万同胞的信用,庶几金融可以安定,经济因而发达,然后可以达到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目的。

  总理关于物质建设各种遗教以及我们今后努力物质建设的途径,现在已讲完了。最后再要提醒大家:现在中国整个的革命事业,都要由我们军训团来负责完成。而要完成这种艰巨的事业,全靠我们大家能否立定救国救民之大志来力行总理的遗教。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们振作有为,努力不懈,天下事没有不能成功的。现在我们要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最切实最急要的工作,莫如努力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切不可以为没有资本,没有力量,因而自馁。要知道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能努力苦干,正如总理所谓「双手万能」,小地方可以小建设,大地方可以大建设;如果每省每县推〔第102页〕至各区各乡,能努力于经济建设,我们既有最多的人民就有最大的力量,来建设一切,那我们社会国家繁荣发达,还可限量吗!但是无论做任何革命建设的事业,要想产生最大的效果,必须先从我们本身做起,即要做到孔子所谓「以身先之劳之」,然后旁人和别的地方纔有所效法,而且风声所播,人家自然会来效法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人真正能以身作则来提倡,所以劳动建设的风气,至今不能发扬,社会国家复兴的气象,至今亦不能形成。我们军训团负了革命建设的责任,今后大家务须力图振拔,一切革命的工作无论人家做不做,我们自己要尽先做起来,造成劳动万能,奋发有为之建设的新风气,

  然后可以鼓舞一般疲玩偷懒成性的国民,打开这个日就衰微残破的现状,达到物质建设的目的,造成健全的繁荣的新国家!这就是实现总理复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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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心理建设之要义

  前次已经讲明:总理全部遗教并不是空疏迂阔的理论,而是博大精深的学问与切实可行的计划。真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小而言之,则于治心修身的精深微细之处,无所不到;推而广之,则于治国平天下的广大悠久之道,无所不包。就总理学说之流行致用而言,可以经论宇宙无往不适;就其根本之出发而言,则又是本然之天理,自始深蕴于各人心灵之中,而无迹象可见,我们要研究总理的学说,完成革命的事业,不愧为总理的信徒,就不可不先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纔知道怎样去研究和怎样来实现主义、完成革命。前两次我所讲的政治建设与物质建设,是偏于行动与物质方面而言,说明我们革命者开物成务,治国平天下的工作。今天再要和大家讲一心理建设〔第104页〕的要义」,所谓「心理建设」是偏于精神与人格方面而言,要来说明我们革命者明德修身,发扬革命精神的道理。简切言之,前者是讲「成物」的方法,后者是讲「成己」的道理。「成物」为「成己」的目的,而「成己」又为「成物」的前提。所以「心理建设」实为革命的根本要务。总理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又说:「革命必先革心」,心理建设之重要,实在一切建设之上。

  总理在建国方略中所讲心理建设,原来是专指「孙文学说」而言。其实总理关于心理建设的遗教,还有很多很多,所谓「心理建设」,系概括一切心理状态之改造,直截言之,就是「国民精神建设」。我们要讲明关于心理建设的遗教,除「孙文学说」以外,祇举其最重要者,亦必须包括军人精神教育及民族主义中关于恢复固有道德修养人格等种种遗训。

  现在先讲孙文学说的要义:孙文学说这部书是总理最根本的革命学问,亦即我们革命最紧要的心理基础,总理觉得我们中国文明不能进步,政治上各种建设不能进行,革命主义不能实现,最大的病根,就是由于一般人的心理深中了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这个传说的流毒,这句话的初意,原是说空言不如力行,是鼓励实行的意思,但是流传既久,渐失其真,一般人中于空疏怠惰的遗毒,祗取其上半截而抛弃下半截,大家都以为行是很难,知是很容易的,于是对于一切事业都无勇气去做;一知半解,沾沾自足,怠于求知,习于空谈,养成「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习惯。因此社会国家的事,便很少人努力去做,得不到什么进步。反观外国一切事业,都能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成为现在这样富强的国家,这并不是我们国民的智力不如人,而是因为他们外国一般国民,凡事能够力行!一方面不断的求〔第105页〕知,一方面尤其重在不断的实行,总是继续不断的来行,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再来,以至三次四次无数次,甚至父而子,子而孙,两代三代继续努力做去,做到最后成功为止。所以大家要晓得:人类一切真实的成就,都由于人们真实的努力,一点一滴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如果不去实行,无论你懂得怎样精微奥妙的理论,说得怎样天花乱坠,还是没有益处。要晓得:我们对于一件事物,任何一个问题,要想洞彻本原,发明道理,得到一个正确精密的解决方法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自己根据科学的定理,求得其中的真知,或是经人家指明这个道理以后,能够乐于听从,不妄置疑,要去做起来却并不难。即总理所讲:「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筹备计划,按计划去用工夫,则指日可望乐成也。」不但「能知必能行」,而且很多事情,我们虽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往往能够做好。即孟子所谓「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总理也讲:「人类进化,发轫于不知而行,练习,试验,探索,冒险,四者属于不知而行,亦即文明之动机。」关于这些「能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以及「有志竟成」最后证明「知难行易」的道理,你们去看孙文学说,就可以明白,用不?我多讲。这些都是现代革命者应有的常识,亦为宇宙的真理,内而验之于心性,外而施之于事物;大而放之全球,久而传之于万世,无有不准的。总理在自序中很扼要的说: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必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第106页〕;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这一段话就是讲我们革命成败的关键,完全在行与不行。语云「有志竟成」,无论怎样艰巨困苦的事业,只要我们信其可行,就勇往直前毫无迟疑继续不断的做去,定可获得最后的成功。至于「知难」二字的遗训,用意更为深长。总理看到了我国一般人空虚浮薄惮于求知的颓习,认为是一切不能进步的总原因,所以说「知是不容易的,比行要难得多。」由此鼓励大家去努力求知。还要贯彻始终的去求真知,以祛一知半解或浮光掠影的弊病,振好学之风,立力行之基。我们祇看总理毕生孜孜为学不倦精神,就可以懂得这个遗教的精义。现在中国一般人对任何事物,既不能脚踏实地,刻苦求知,更不能切实力行。譬如每年到了水灾或旱灾发生的时候,各地政府和人民只知奔走呼吁,到处乞怜求救,不知个个人都有双手、双足、耳目心志,不应用这些天赋的万能来战胜灾难,大家只是束手呼号,专依赖人家的救济,无知无勇,一至于此;更有看见同胞遭遇灾难,一如隔岸观火,不知援救,甚至幸灾乐祸,引为讪笑,同情毫无,不仁孰甚。此种颓靡冷酷之人心,如不能改革振作,国家又焉得不日趋危亡呢?〔第107页〕我们要救起国家,必须先将这种亡国的心理,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一定要从自己起鼓舞一般国民,立定自信心,养成自动能力,认定「人定胜天」的道理。我们如能竭尽心力有进无已的去做,不仅一切自然的灾难,不患不能克服,并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来创造新的文明。

  我们要成功事业,建设国家,总理已经替我们计划好很多完善的方法,详细指示了各种紧要的道理,开辟了一条正大光明的途径。这只有先知先觉,大才大智的人纔能发明出来,我们一般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人,只要笃信力行,真正循?先知先觉所示的途径去做,一定可以达到目的。总理针对从前「知易行难」这种谬说的流弊,比较「知」与「行」的难易,又以十事为证,即:

  一、以饮食为证;

  二、以用钱为证;

  三、以作文为证;

  四、以建屋为证;

  五、以造船为证;

  六、以筑城为证;

  七、以开河为证;

  八、以电学为证;

  九、以化学为证;

  〔第108页〕

  十、以进化为证;

  发明「知难行易」的真理,其目的就是要改造一般国民已往错误的观念和颓败的人心,使能普遍的确立「知难行易」之力行的哲学观念,而振作畏缩颓废,苟安偷懒,疲玩不堪之人心。养成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力行创造的风尚!这就是 总理关于革命心理之根本建设的遗教。

  其次,关于革命人格的修养与革命精神的发扬,总理更有许多极重要极宝贵的遗教。第一就是民族主义第六讲,第二就是军人精神教育和其它的训词。民族主义第六讲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要恢复我们中国固有的道德。发扬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来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 总理说:

  一、固有的道德——讲到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纔可以放弃。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纔可以恢复。

  二、固有智识——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第109页〕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的。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理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纔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从前宋儒最讲究这些功夫的,读他们的书,便可以知道他们做到了什么地步。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这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智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纔都可以恢复。

  以上所引两段遗教,就个人言,就是我们修养革命人格的不二法门,就国家言,就是我们心理建设的根本要义。

  至于军人精神教育一书,是民国十一年一月在桂林对滇粤赣军的讲演词,这本书的内容虽是讲革命军人的修养,实在凡属现代国家的国民,尤其是领导一般国民的革命党员,人人都适用,都应当精细研究,身体力行;这部书的内容共分五课:第一课是讲精神教育的概论,说明精神教育之要旨,精神之定义和军人之精神。第二课是讲智,说明智的定义、根源与军人之智的意义,即所谓「别是非,明利害,〔第110页〕职时势,知彼己。」第三课讲仁,说明仁之定义、种类和军人之仁的意义,即在实行三民主义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第四课讲勇,说明勇之定义、种类与军人之勇的意义,即长技能,明生死而为国牺牲。第五课讲决心,说明军人应以不成功即成仁之决心来做救国救民之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这部书是总理

  指示我们修养革命人格最精要最有系统的遗教,大家务必彻底领悟,身体力行!

  讲到这里,我还有一点意思补充说明:关于修养人格的基本德目,总理在军人精神教育当中提出「智」「仁」「勇」三项。本来只讲这三项已经够了。不过我们如果要说得详明一点,还可以引申 总理的意思加上「信」与「严」两项,岳武穆所说的「智、信、仁、勇、严」之武德与总理遗教「智」、「仁」、「勇」三者实可相互发明,为现代革命军人之必备之要素。关于「信」与「严」的解释,历来讲的人也很多,普通的意思,大家想必也很明白。不过所谓「信」,第一是要对主义有共信,第二是要上下与朋友之间要有互信,第三是要对自己有自信。(专就部队里纵的系统来说就是要信仰上官,信任部下。)所谓「严」,第一先要严以律己,然后严以待人,这是要补充说明的。

  以上是讲军人精神教育的宗旨,此外,总理关于革命人格的修养,还有很多重要的遗教,散见于各种文告,讲演,函札之中。最精要的就是民国十三年总理对黄埔军校的十二句训词,即现在的党歌歌词。大概总理所有关于修养革命人格发扬革命精神的各种遗教,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要恢复并发扬中国固有优美的伦理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即「智、信、仁、勇、严」之武德,亦即我所提倡的「礼义廉耻」之四维。总理心理建设的要义,或者说今后国民精神建设的宗旨,就〔第111页〕是要一方面普遍确立「知难行易」之力行哲学的信仰,一方面要恢复并发扬「礼义廉耻」之固有的道德和立国精神。

  复次,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这种「心理建设」的工作呢?这个方法,要详细讲,当然很多;总而言之,不能不靠教育,而教育的实施,无论军队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一定先要因时地之宜,确定一个根本的方针和久远的规模。否则,教育必无成效。因此本团长想顺便将自己对于教育根本方针的意见说一说:总理曾经对我们说过:满清入关以后,其建国规模最伟大而为汉唐以后所未有的,就是教育。他的第一个方针就是要把汉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灭,所以根本上不许人民讲国家民

  族。第二个方针则是在正人心,厚风俗,使人民安分守己,都做好人。他根据这个教育方针曾有种种教育上的设施。即如康熙所定的圣谕十六条,在当时便是全国国民家喻户晓的教人的准则,解释这十六条准则所成的一部书叫「圣谕广训」。这本书就是清代全国人民的教本,而且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知识。凡考取童生和秀才的人,就负有对一般民众讲解「圣谕广训」,使之普及于社会的义务。「圣谕广训」中最可注意的一个要点。就是其中十六条,凡普通修身做人的道理,都讲到了,而独独不讲「忠」的道理;亦不提「耻」的观念。这就因为满清恐怕我们汉人知耻尽忠的时候,就会起了汉人国家民族的思想与爱国复仇的精神。我们看他十六条所规定的内容就是:

  一、敦孝弟以重人伦;

  二、笃宗族以昭雍睦;

  〔第112页〕

  三、和乡党以息争讼;

  四、重农桑以足衣食;

  五、尚节俭以惜财用;

  六、隆学校以端士习;

  七、黜异端以崇正学;

  八、讲法律以儆愚顽;

  九、明礼义以厚风俗;

  十、务本业以定民志;

  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

  十二、息诬告以全善良;

  十三、诫匿逃以免株连;

  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

  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

  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原书对于这十六条,遂条都有详切的说明。话虽很旧,如果加上了尽忠负责,知耻自强等数条,也不失为国民教育适宜的准则,祗是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心中不能无私,所以这十六条所定,便有〔第113页〕所偏有所略。但其方法和推行之普遍,则有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游移不定时代所不及的。我们要建设新国家,对旧有的一切文物制度,亦不可以一笔抹杀毫不研究,必须视其时代,考其用意,而从新估定其价值,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变更其内容,也尽不妨参考其办法,譬如圣谕广训这部书,祗就当时社会的环境来观察他所提出来的十六条,也不失为安定社会巩固组织的基本要则。不过当时满人占了中国以后,不许中国人讲国家,要消灭中国人国家民族的观念,所以圣谕广训中绝对不提国家。既不提国家,所以就不讲「忠」字,以免引起中国人的国家民族的思想。这种教育方针定下以后,中国的社会虽然保其安宁,而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思想,果然便消沉下去。这就是满清用教育的方法,改变人民的心理,从根本上来巩固其统治权!现在列强灭了一个国家,都是用这样毒辣的教育办法,企图消灭其种性,例如欧战前俄德奥之于波兰,中日战后日本之于朝鲜,无不如此,可是因为波兰一般爱国志士,努力保存民族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始终不懈,所以欧战以后,卒能复兴,造成一个自由独立的新国家。由此正反两面的事实,可知我们要能建设国家复兴民族,非先建设国民的心理不可。建设心理之道,即在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尤其是被满清消灭两百余年的「忠」字,特别要发扬光大。大家要晓得:所谓「忠」。并不是讲忠于那一个私人,而是要忠于职责,忠于团体社会,忠于国家民族。如果我们大家尽忠于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便自然可以复兴起来。

  我们鉴于满清时代尚且有宏远普遍的教育规模,尤其感觉到我们民国国民教育的方针和准则,不可不速为确定,以奠立救国建国之真实久远的精神基础。否则一切教育仍旧得不到效果,国家就会灭亡。〔第114页〕因此我最近特将中国童子军修养的标准首先订下来,以为今后童子军教育的准则。因为儿童是民国未来的主人,即为民国命脉之寄托,如果儿童的教育不健全,国家的生命便不能发展,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教育。现在将我所定的中国童子军守则十二条亦即中国童子军教育的目标大概讲一讲:

  (编者按:童子军守则十二条经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为党员守则。)

  一、忠勇为爱国之本;

  二、孝顺为事亲之本;

  三、仁爱为接物之本;

  四、信义为立业之本;

  五、和平为处世之本;

  以上五条:是讲「八德」的重要。第一、因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个人的身家,所以要爱身家,必先爱国家。爱国家即要尽忠于国家。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凡能尽忠的人,一定有为国牺牲的决心与勇气,所以「忠勇」二字是相连的。惟能忠勇然后可以举爱国的实效。反之,真能爱国者亦无不忠勇。所以说:「忠勇为爱国之本。」第二、父母生养我们,教育我们,以至于成立,爱之护之,无微不至,真所谓父母之恩,昊天罔极!我们对于父母,那里可以不孝顺!如果对父母不能孝,则

  对他人必不爱,对国家必不忠,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我们要行仁道于天下,必先行孝悌以事父母兄长。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这就是讲「孝顺为事亲〔第115页〕之本」。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是讲我们待人接物,应有博爱的精神,所谓「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以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都是待人接物的道理。第四、我们要做成功事业,一定要先立所本,古人所谓本立而道生;并不是取巧投机所可成功的。投机取巧的反面,就是诚信等道义。一个人作事,必先要信义昭著,俯仰无愧,然后方能取信于人,亦然后方可以得到人家的帮助;即所谓「得道多助」,尤其是做军事政治上的事情,格外要能如此,所谓「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诚信之重要。惟有诚信,然后可以集义养气,因能集义养气,必能诚实守信,信义既彰,人格卓立,然后我们的事业纔有成功的基础,所以说:「信义为立业之本」。第五、所谓「和平为处世之本」,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因为我们人群的进化与福利的基础,在于互助合作。必须和平相处,然后可以发挥互助合作的德性,收到互助合作的效果。但是处此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国际间要想和平,是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中国历来是崇行王道,当然不主张侵略压迫人家,但是对于侵略压迫我们国家的敌人,必须有充足的力量抵抗他,然后纔可以真正讲和平。所以和敌国作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为国家为民族牺牲,和他作殊死战!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他奋斗到底!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和破坏和平的敌人奋斗到底以保持终极的和平。至于对我们自己四万万同胞,都是如手如足的兄弟姊妹,总要相亲相爱,绝不好争斗妒忌,互相摧残,总要谦逊礼让,克己利人,如此立己立人,和以处众,恕以待人。谚所谓「和气致祥」,就是说处世和平,则一切的事情,皆可以互助合作事半功倍,方能得到和衷共济复兴民族的效果。

  六、礼节为治事之本;

  〔第116页〕

  七、服从为负责之本;

  八、劳动为服务之本;

  九、整洁为治身之本;

  十、助人为快乐之本;

  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

  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前面第六条所谓礼节,不是狭义的专讲「立正」「鞠躬」等礼节,而是广义的泛指人类社会一切秩序纪律条理和节度约制的意思。我们随便做一件什么事情:一定要和社会以及他人发生关系,所以对人必须和平有礼,然后能够互助合作。人人能和平相处互助合作,当然事无不举。这是从人的关系说明「礼节为治事之本」。再从办事的方法上讲,尤须以礼节为本,就是要有条有理,慎始慎终,然后可计日程功,以底于成。礼记云:「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如无礼节,则事必乱,所以礼节是治事之本。

  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因为我们如果不服从上官及其命令,无论人事与工作便都失了体统而陷于纷乱。现在中国一般人你不服从我,我不服从你;有权利则相争,有责任则相诿,纪纲废弛,变乱时作,社会国家种种事情,因此败坏。我们以后要做一番大事业,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来完成革命,必须从服从上官命令尽忠职责做起。第八、我们在世界上生存,一切生活所需与社会文明,均由劳动而得创造,所以人生应以劳动为本分,以创造为本务,而且个人生命,只是群众生命之一微点;群众生命,〔第117页〕纔是个人生命的全体。所以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有衣穿有饭吃就算了事,同时须为整个社会国家谋福利,使人家都和我们一样的能够温饱,一样的能够乐生。因此我们应以服务为目的。如果要为社会国家服务,必须自己能养成劳动的习惯,有了劳动的习惯,然后可以讲得上服务。否则,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要依赖人家,还有能力来帮助人家吗?所以说:「劳动为服务之本。」第九、我们要想身体健康,仪容端雅,精神畅旺,心志清明,应当注意的事情当然很多,但是最基本最普通的,就是要讲究整齐清洁,所以说:「整洁为治身之本。」我们国民体魄的孱弱,实在是民族莫大的危险。我们要复兴民族,必须先求强种;而强种必先强身;强身的根本办法,即在养成整齐清洁的习惯,讲求卫生之道。第十、助人是我们人生第一无上的快乐。普通一般人以为嫖赌吃喝,游荡逍遥,纔是快乐,殊不知如此寻乐的结果,小而身败名裂,大而国破家亡,非但无快乐可言,真为绝大的痛苦。所以我们惟有努力于正当的事业,扶助同胞,解除痛苦,纔可得人生真正的最大的快乐。即古人所谓「为善最乐。」而且从事实上讲,我们能帮助人家,人家也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如此,我们随时可以得到莫大的助力,以达事业之成功,试问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呢?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第十一、我们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个人自私自利,升官发财;而是要救民济世,造福人类。本此目的而求得的学问,纔真正有益处,反转来讲,我们要救民救世造福人群,必须有相当的才智;而才智之增进,全在学问,所以总理说:「革命之基础,在于高深的学问。」如果我们不学无术,不但不足以任天下国家之重,就是普通的事情也办不好,很小的责任也负不起来。所以学问应以济世为目的,济世必以学问为基础,此之谓「学问为济世之本」。

  〔第118页〕

  最后,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一曝十寒,或有始无终,一定得不到好的结果。荀子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要成就任何事业,第一就要有恒。遇?艰难危险,就愈要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做去,如此纔能达到目的,成功伟大事业。总理遗训中「一心一德,贯澈始终」这最后两句话,不仅时常要口诵心维,尤须永远身体力行。这就是我们所讲「有恒为成功之本」的意义所在。

  以上所讲的十二条实在是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根本要则。虽名为童子军的守则;其实也就是所有的革命同志,和普通一般国民的教条。无论那一界那一种教育都应该以这十二条守则为基础,不过我现在订下来叫童子军要仅先注意,切实做到而已。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是提倡力行的哲学,我这十二项教条,是讲人格的修养。就是根据中国正统的伦理和总理在「民族主义」与「军人精神教育」,以及其它一切关于修养革命人格的遗训中所昭示我们的道理,归纳简括而得的标准。我们一方面养成完美的道德,一方面又有「力行」的精神,便可以完成「心理建设」的工作,成就兼善天下的大事业了!

  最后,还有一点重要的意思要附带说明的就是:现在我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主要的目的是要用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达到「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三个目标。先从「食、衣、住、行」做起,来实践并发「礼、义、廉、耻」的固有德性和立国精神。由此可知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就其内容而言,则为国民生活革命的运动;就其方式而言,则为普通社会教育的运动;就其最后目的而言,则为民族复兴运动中最重要根本的中心工作

  〔第119页〕,即国民精神建设运动。其意义与作用,与总理关于心理建设的一切遗教,完全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补充实施办法。我们要完成心理建设,来奠定国家精神的基础,就要力行新生活,一方面以身作则,一方面努力推行新生活运动,使全国国民由生活的革命达到心理的建设。总之,我们要做成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必须有高尚的人格,而人格之高下,则完全在乎此心的良否,必有光明磊落的心志,然后有独立高尚的人格,所以古人极言「诚意」「正心」的重要。荀子谓「心也者,道之主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如果我们的心理不能健全的建设起来,使之归于光明正大奋发向上的一途,而听其苟且因循越出规范,纵于亡身之欲,那么,不仅人格扫地,害了自己,而且贻害了社会国家,设使一般人心陷溺,颓波莫挽,则社会必扰乱不宁,国家必覆亡无日。古人所谓「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这是必然的事实。所以大学上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从来贤明的大政治家,无不以正人心端风俗为政治的先务。现在我们社会如此骚乱,国家如此危亡,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人心风俗的腐败恶劣。我们要救国家就先要救国民;要救国民,非先改革旧心理造成新风气不可,要改

  革旧心理造成新风气,必须我们一般负领导责任的干部,能够力行新生活,奋发新精神,从本身改革起!务必个个人造成光明磊落的心理,培养国家民族的思想,养成高尚健全的人格,发扬奋发向上的精神,着为公忠体国的节操;以我们的精神道德人格来感化一般部属、学生和民众,然后我们国家纔可得救,民族才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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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社会建设与民生哲学之要义

  今天要继续和大家讲「社会建设的要义」。总理关于社会建设有一部最主要的遗教就是「民权初步」,这部书的内容就是专讲集会议事之种种法则。其直接的目的当然是要教一般国民能够熟习这些法则,以完成民权初步的训练。而且间接的作用,尤在藉此养成一般国民重秩序、守纪律、有组织之习性,从而团结人心,增强民力,发展民权,造成有组织的现代社会,这个意思,总理在「民权初步自序」中已经讲明。原序说:

  「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也;中华土地,世界之最广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然而以地至大至优之民族,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成一富强之国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也。……民权何由而发

  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第121页〕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现在我们中国社会没有组织,国民不能团结,四万万同胞都是散散漫漫如同一盘散沙。所以不但不能发生绝大的力量,建设出富强文明的国家,而且反要被人口比我们少、土地比我们小的国家来侵侮压迫,甚至弄到现在这种危岌存亡的地步!今后我们要想起衰振敝,救亡复兴,一定要大家想方法尽力量来团结人心,强固民力,建设有组织的社会以为建设新国家的真实基础!我们为达到这个目的,应当做的事情当然非常之多,最要紧的一个共同的中心目标就是要使社会上一切人之生活行动,都有一定的规律。民权初步这部书里面虽然只讲集会议事的种种规律,但是大家要晓得:社会上乃至世界上人与人间,无时不发生关系,亦即无时不是开会。普通会场,就是一个小社会,而整个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大会场。所以我们生在社会上无论何时何地,一切生活行动都应该依照普通开会的态度和精神,遵守一定的秩序和纪律,如此,然后可以合理的充分的行使民权,实现总理的民权主义;亦必须如此,我们纔合现代的国民,纔能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总理着民权初步这部书的动机,是因为看见民国初年一般人无秩序,无纪律,言语举止,很多不算现代的社会生活。而这种散漫纷乱的习性,在开会议事的时候特别可以看得出来。认为民权训练太不够〔第122页〕,因此特地着这部书来教导一般人。小而言之,是讲开会的时候应如何重秩序、守纪律;大而言之,就可以推广到社会国家,应如何来创造、来建设。总之秩序纪律就是组织应有的精神,即为社会建设必要的条件,也就是「礼义廉耻」的「礼」字的意义。我们重秩序守纪律,就是礼的表示。如果人人能够知礼守法,社会便可以很快的建设起来。今天在座的各位长官学员,无论你们负有军队、政治、社会、学校或团警的教育责任,皆非明白民权初步这部书里面所讲的社会建设的道理不可。你们看现在随便那一个学校的教职员,上讲堂教学生的时候,他自己就很多随便吐痰,不但衣服穿不整齐,就是坐立也不成样子,起居更不必说了,至于做他的学生随便讲话,任意进退,毫无秩序,不守纪律,所以他也不知道怎样来改正管理。像这种教职员,怎样能教学生呢?学校之外,各机关大都也没有秩序,不懂得公共机关中个人应有的守则与相处的态度,更没有几个人能懂得开会的办法。逢到会议的时候,叫骂凌乱,发言滔滔,不讲条理,不得要领,一切议事程序,毫不遵守,以致浪费时间,减少效率,这种现象,到处可见。政府机关本身既如此无秩序,无纪律,一般社会的情形,自然不问可知了!难怪人家要笑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敢来随便侵略。古人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是当然的道理。如果我们各界领袖,身居人上,负有责任的人,自己真正能够「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再使一般部属和民众都能有组织有训练,守法尽职,严肃整齐;百事都有秩序,一切都合乎节度,那末,人家敬畏之不暇,还敢来欺侮侵略我们吗!语云:「天助自助」,又云「自助人助」,今后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大家先要自治自立,以身作则来教导一般人民,使他们都能明礼义,重秩序,守纪〔第123页〕律,有组织,做一个真正现代的国民,造成现代的社会。如此,国家民族,必不难复兴!总之:民权初步并不祗是讲普通开会议事之种种法则的书册,而是做人革命和建国的基本问题,我们个个人应当要切实研究做到,并且要拿来教导部属、学生和一般民众。总理在自序中还说到:「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浏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所以我们研究民权初步,不是浏览阅读求其了解而已,一定要注重实地训练演习。现在本团各队每天举行小组会议,除交换知识讨论问题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用意就是训练我们开会议事的办法,养成组织的能力与重秩序守纪律的精神。希望大家藉此机会一面研究民权初步,并一面注意实际的练习;以后回去纔可以教导部属和训练民众,建设一个有组织有训练的新社会。现在的新生活运动,其目的亦就是要使全国国民都能由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的训练与改进而澈底做到「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这几件事。可以说也就是补充总理社会建设之普遍的实施办法。以后大家回到各处,希望个个人能随时随地以身作则来推行。再则昨天所讲的孙文学说和今天所讲的民权初步这两部遗教,都是教育上最根本最重要的典范,如果我们说孙文学说是精神的教育,民权初步便是行动的教育。我们能将两部书研究精通,就可以澈知革命的要道,获得丰富的常识,以后无论治民、带兵或教学生,一定都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民权初步的意义及其重要,上面已经讲过了。现在再要顺便提一提党的组织。因为民权初步的社会建设是一部普遍的典章,而本党的组织,则为社会建设一个特殊的规范。而且本党的组织法规,历次都是总理手订的,也就是总理关于社会建设最具体的遗教。大家知道:本党由总理手创,最初称「〔第124页〕兴中会」,后来改为「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改为「国民党」,民国二年又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不久又恢复「国民党」的名称,到十三年改组为现在的「中国国民党」。虽然组织和革命方略是因时制宜,各有不同;但是在总理领导之下,肩负实行三民主义,建立中华民国,促进世界大同之历史的使命,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工作,其目的是始终如一,永久不变的,这样一个悠久伟大的革命党,就是我们所谓社会建设特殊的规范。我们要研究本党的精神和组织,有几种总理所手订的最重要的遗教,不可不精细研究:

  一、兴中会章程与兴中会宣言。

  二、同盟会革命方略与同盟会宣言。

  三、中华革命党方略。

  四、中国国民党总章与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这几种遗教的内容,今天无暇详说,大家以后可以自己去研究。

  至于要研究组织制度,当然要算「中国国民党总章」的规定,最为完整,最合乎现代之要求,今天不能多讲,总之;本党是总理最主要的遗产,也就是社会建设之特殊的实际规范,所以本党组织的重要史料,便是 总理关于社会建设的实际遗教。

  关于总理遗教的内容,我们已分为四大部门扼要的讲过了。最后还有一点意思,要向大家说的,〔第125页〕就是:我们要澈底研究总理的遗教,一定要从根本上先懂得总理的哲学。总理的哲学,就是民生哲学。总理主义的思想系统,是以民生为指归,这个道理,在戴季陶先生所著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本书中,讲得很为透辟。在总理逝世以后,戴先生鉴于共产党蓄意破坏本党,阻碍国民革命,危害我们的国家民族,当时一般青年为共产党乖谬的宣传所迷惑,对于总理的主义认识不清,因而傍徨无主,甚至误入歧途,造成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特别著作这一部书,阐扬总理主义,藉使一般青年对于三民主义有明确的认识,坚定其对于总理主义的信仰,不受共产党邪说的蛊惑,而忠于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以达救国救民的目的。这一部书既如比重要,大家不可不详细研究,我今天也不暇多所讲述,后面附有一个民生哲学系统表和说明特别要紧。现在只将下列一段说明给大家听:

  「研究孙中山先生主义的人,应该先要知道九件事:第一、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第二、先生的智识,包含近代最新的科学,而其解决一切问题,必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第三、先生的三民主义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其全部著作可总名之曰民生哲学。第四、先生一生努力,全在以革命的手段,救国救民,打破一切个人主义的迷梦,实现三民主义。第五、三民主义的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因为民族的自信力不能恢复,则此弱而且大之古文化民族,其老衰病不可救

  ,一切新活动,俱无从生,即发生亦不脱病理的状态,不能救民族的危亡。第六、三民主义之实行的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努力完成国民革命,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第126页〕之基础。第七、三民主义的始终的目的,在对治全世界的由资本主义而发生之社会病,以全人类之共同努力,建设新共产社会,完成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就是要造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世界。第八、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目的相同,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

  先生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又说:『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这四句话是研究民生主义的人最要注意的格言。第九、先生的全人格,乃以仁爱为其基本;一切表现,无不仁爱。有过人之智,而其智惟用于知仁;有过人之勇,而其勇惟用于行仁。可知离却仁爱,绝无革命可言,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其它一切道德,皆不外由此演出,完成仁爱之用而已。」

  这九个要点,可说已将总理主义的渊源、要旨和精神,讲得很清楚很完备了;并将研究总理主义所应有的基本观念,亦指点得很明白。总理思想的渊源,实在是续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中国的正统思想。总理的学术,乃撷取融合古今中外学术的精华,而发明三民主义,以民生为中心来解决一切问题,所谓「民生为历史的中心」,就是全部三民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所以建国大纲第二条有「建设之首要在民生」之规定,在民生主义中主张以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改进农工业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以全民族之共同努力实行革命为救国救民实现主义的手段。至于三民主义最初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使四万万人能自觉自信,发奋为雄。我们民族有五千年来祖宗所遗传之悠久光荣的历史,高尚伟大的文化,和四千万方里锦绣河山,只要大家同心同德一致〔第127页〕努力必可达到复兴的目的!但是如果这种自信力不能恢复,仍旧苟且偷安,颓唐腐败,那末,国家民族的前途便将不堪设想!我们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惟有树立民族的自信力,坚定复兴的志向,努力实行三民主义,纔是唯一的光明大道!三民主义的终结目的,即在建设合理的新共产社会,亦即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可见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是目的虽然相同,而其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则绝对不同。尤其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杀人放火,残酷暴虐,卖国毁种的种种行动,与三民主义更不能相容!总理是社会国家的生理学家,应用生理学的道理,根据社会进化的原则,来救社会国家,所以一切的方法是仁爱的积极的而适合于社会国家之生存发展的。马克思则仅为社会的病理学家,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生理,所以他定的一切方法,是残忍的是消极的,只有阻碍社会的进化,甚至破坏社会的生存,结果离开他的目的愈弄愈远。这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我们大家务必认识清楚。讲到总理一生的人格和精神,完全以仁爱为其基本,无论待人接物,莫不充分表现仁慈博爱的精神,因此总理有过人的智勇,惟用之于救国救民。总理在民元以前以赤手空拳率领同志和满清奋斗,民元以后和军阀奋斗,出死入生,数十年如一日,所忧者无非国家,所虑者无非民生。可见总理的革命动机,全为仁爱,离开仁爱,便无革命可言。现在一般身负社会国家的责任以及自命革命党员或革命军人的人,应该切实反省,看我们对于这一点是否毫无愧怍?要晓得:我们革命,不但在消积方面应废除苛捐杂税,革除一切妨害国计民生之事情;更须在积极方面竭尽心力,想种种方法来发展生产,以乐利民生,完成国家各种建设事业;更要随时与压迫我们中国的帝国主义〔第128页〕者奋斗,以求国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如此救国救民,方算是大仁大义,也纔能谈得上革命!所以归结起来说,民生为宇宙大德的表现,仁爱为民生哲学的基础,亦即革命的根本条件。简单一点说:革命的中心目的,即在民生。 总理说:「民生为历史的中心。」又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我们无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那一方面之一切的努力,都应该以民生为主要目标。全三民主义虽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部分,最后实在都可以归结于「民生」。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必需这四种关涉到「民生」的问题能够澈底的圆满的解决,三民主义纔算是真正实现了。所以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务必以最大劳力改善人民的生活,确保社会生存,发达国民的生计和光大群众的生命。现在赤匪到处杀人放大,使得民不聊生,社会纷乱,国势危亡,甚至连整个民族的生存都岌岌难保;我们就应该努力剿匪,来安定社会,拯救同胞,挽回国势,复兴民族,如此纔可以算是尽到革命的责任,不愧为总理的信徒与革命党的党员和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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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研究 总理遗教之结论

  总理全部遗教之要义,本团长已经逐次分节为大家讲明了。今日再要就我第一次讲「总理遗教概要」时所列的那个总理遗教系统表简单的作一个综合的说明,然后提出我们研究总理遗教的结论。

  回忆前次对大家讲「现代国家的生命力」,曾说明现代的国家是一个最发达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力,就是由「教育」、「经济」、「武力」三大要素或者说三种力量结合而成。我们如果本?这个意思来看总理的遗教,格外可以深切理解。总理遗教之「心理」、「物质」、「社会」、「政治」四大建设,与我所讲「教育」、「经济」、「武力」三种生命力可说都是息息相关完全一致的。任何一部分的工作,与其它各部分的工作,都有密切的关系,都有相辅而行,相需而成的作用。我们为易于明了和体认起见,如果要分别来讲,那么「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一部分主要的工作以及全部「心理建设」的工作就是「教育建设」,而新生活运动实为最普遍而又浅易最基本亦最切要的教育建设运动〔第130页〕。「政治建设」的一大部分以及全部「物质建设」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为目前最急要最根本的经济建设运动。最后,无论是「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无论是「教育建设」和「经济建设」,一切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即一切都是「武力建设」。而劳动服务与征工制度以及种种狭义的国防建设(即军事建设)就是最基本最切要的武力建设工作。归结起来讲,这种种建设的工作目的在乎救国建国,任务既极艰巨,障碍亦复不小,所以必须由总理所手创负有实现三民主义建设中华民国促进世界大同之历史的使命之中国国民党不惮牺牲,起而领导与推进。我们革命的主义就是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革命的方略和工作,就是「心理」、「物质」、「社会」、「政治」四大建设,我们一切革命工作运动的中心,就是中国国民党,我们革命的力量,乃是全国同胞笃信力行一心一德之努力!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发展「教育」、「经济」和「武力」,完成国家建设,再进而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总理全部遗教的要义,就是要全国志士仁人加入本党为

  民前驱,要全国国民在本党领导之下,遵奉三民主义,致力国民革命,从事「心理」、「物质」、「社会」、「政治」四大建设,以尽量发展「教育」、「经济」、「武力」,充实现代国家的生命力,而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最后再以这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来促进世界大同。

  以上是关于 总理遗教之综合的说明,最后再根据以前各次所讲明的道理,提出几点简要的结论如次:

  第一、总理全部遗教系以「民生」为中心,以「仁爱」为基础。——这个意思,已于昨天提示民〔第131页〕生哲学之要点的时候说到,大家再去看戴先生所著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便很清楚。此外关于总理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地位与毕生为革命而奋斗的精神,在戴先生的书中已分九个要点讲明,昨天我也特别提出来了,今天不必赘述。

  第二、三民主义乃尽善尽美唯一最高之革命指导原则。——三民主义是总理凭其特殊卓绝之天资与救世之宏愿,摄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之精华,并斟酌中国与世界之现实环境,发挥其崇高宏伟之智慧而创造发明的,实为吾党革命建国救人救世最完善的唯一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个意思,只要是真正理解总理遗教诚心要救国救世的人,一定可以认识。

  第三、建国方略为实现三民主义最伟大最精实之方案。——过去有许多人误认总理为理想家,而非实行家,这种误解,如果不是故意诋毁总理,存心反对革命,一定是因为对于总理的精神人格与毕生为革命而奋斗的事实,没有完全知道。再不然,就是未曾看见过总理这部最伟大最精实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之伟大处,可说是洞瞩八表,贯彻古今,而打算到久远的未来;其精实处则是步步踏实,节节可行,无一章一节不是根据于极精确的事实。各位听了我这几次的讲话以后,想必已经大概明了,以后再取原书详细研究,必然更能得到真切的认识。

  第四、总理全部遗教乃国民必具的常识,应作一切教育的基本课目。——大家要晓得:无论是做人、革命、建国的道理,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种根本办法,在总理著作中,都已切实指示我们了。可惜现在一般人都不切实拿来研究,因此不仅无以知总理之伟大,亦不能明了革命建国的紧〔第132页〕要方法。尤其可痛心的,在教育方面,大家还不知道一切教育应以总理遗教为基本课目,而使一般受教育的人,都能了解遗教来切实力行。因此现在教出的学生,大都不成其为现代的国民,现代的新国民

  ,也不能真正建立起来,甚至弄到现在这样危急存亡的局势。从今以后,我们一定要竭力补救这个缺点,必须实实在在将 总理的遗教贯注于一切教育之中,使全国国民都深切认识,笃信力行!

  第五、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乃「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之真基础。——我们知道:总理三民主义,不仅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总理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建立中华民国,而且要实现世界大同,但是一定要先建立起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后纔可以促进世界大同。所以总理在民族主义第三讲剀切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到了三民主义已经实现,公理完全战胜了强权,世界上再没有野心家的时候,纔可以讲世界主义。现在那些高谈国际主义而蔑视国家民族的虚伪的理论,不是浮浅无识,便是甘作伥鬼,别有用心,这个意思,前几次讲话中未曾特别讲明,今天特地在此补充。

  第六、总理遗教中所指示我们的一切革命建设,都是以充实国力,建立现代的新国家为总目标。而一切充实国力建立国家的工作,又是以国防为中心,以武力为基本。

  第七、我们要实行总理遗教,必须竭力发展教育、经济和武力,教育所以建设国家精神的基础,经济所以建设国家物质的基础,武力所以发扬国家永久的生命。新生活运动是奠定国家精神的基础的初步工作,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奠定国家物质基础的初步工作,而劳动服务、征工制度与国防建设又是培养武力、保障国家生存的初步工作。我们应当循此救亡复兴途径,举国一致,协力猛进!

  〔第133页〕

  第八、我们大家要自信:中国决不致被人来灭亡,更要相信,中国既产生了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家,留下许多革命的遗教和历史,便是中国不亡的保障!现在总理虽已去世,但是总理的精神和全部遗教,永远不死!只要我们大家能立定志向,本?总理的精神,遵奉总理的遗教,共同一致来努力奋斗,任何危险困难,都可以打破!总理的三民主义,一定可以实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可以复兴独立!

  本团长此次和大家讲总理的遗教,前后讲了六次,已经将总理遗教的要义,概括的作一个系统的说明,指示了各位一个研究与力行的门径。此外再有关于总理遗教许多简明的表解,最要紧的几篇文字,将来可以附印在我们讲演集里面,大家现在听了我讲的话,将来再看我的讲演集,对于总理的主义就可以得到一个根底。以后循序渐进,一面用心研究,一面竭力实行,一定不愧为总理的信徒和革命党党员,从此就能够完成我们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革命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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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中华民族,现正在苏俄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以及其傀儡朱毛控制奴役之下,大陆人民的生活,早已陷入绝境,群众的生命,皆已被其涂炭,民族的文化,社会的基础,几乎被其彻底消灭。我五千年来,民族所赖以生存、国家所赖以建立的伦理道德,亦将被其毁弃尽净。我们全体同胞,若再不能共同奋起,救亡自救,则这种礼义扫地、廉耻道丧的禽兽社会,与牛马生活,皆要由我们这一辈子来身受此一浩劫与悲运。因之,此次反共抗俄的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救国救民的战争。这一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我国家的存亡,与文化的绝续,并且关系亚洲的安危,与世界人类的祸福。我们认定今日交通的进步,已使世界幅员为之缩小,这缩小的世界,决不能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俄帝也决不会容忍这一半自由人类之存在,所以我们中国反共抗俄战争必为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一部,而为其重要的环节。我中华民国大陆领土的光复,大陆同胞的解救,将为亚洲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之确实的保证。本党致力国民革命已六十年,其间无日不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奋斗,此次对剿匪的失败,大陆的沦亡,当愿负其重大责任。但这两年来本党的改造,实为本党痛切的反省,对全国国民赎罪效忠的过程。以下关于三民主义〔第8页〕的新认识,就是我们反省自觉的基点,三民主义现阶段提纲,就是我们负责补过复国建国的目标。我们认为惟有在三民主义最高指导原则之下,才能发挥民族的潜力,争取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亦惟有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善尽努力,使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就是三民主义实现的保证。而后我四亿五千万同胞,在俄共铁幕之内所受的痛苦牺牲,才算是有了真正的代价。爰提出「反共抗俄基本论」与我全党同志、全国同胞共相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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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一节 帝俄与赤俄对华相继侵略的传统

  俄国自伊凡三世建国以来,就是一个侵略国家。欧洲各国以俄国与中国订约最早。满清初年,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两国疆界,俄国即曾侵占中国疆土。自其一八五○年占领庙街以后,俄国更在东北割取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在新疆亦割取我们霍尔果斯以西的领土。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俄国乘机夺取我东北铁路建筑权,随即占领旅顺大连湾。八国联军之役,俄国出兵东北,辛丑和约订立以后,各国撤兵,俄国单独留驻不撤,以酿成日俄战争。此后美国与列强对我国采取领土完整、门户开放的政策,而俄国继续侵略新疆,更与日本划分「满蒙」势力范围。

  俄国革命之后,苏俄政府于民国九年,宣布撤废其在中国的特权,但民国十年,俄军即侵入外蒙,〔第9页〕成立了他东方第一个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国」。九一八以后,俄国表面上同情中国抗日,而实际上于民国二十四年,不顾中俄条约的责任,就出卖中东路于伪「满洲国」。民国三十年,又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鼓励日本的南进。三十三年更悍然以我唐努乌梁海并入他俄帝的版图。到了第二次大战接近最后胜利的阶段,俄帝竟依据他帝俄传统的要求,提出对日参战的条件,要挟美英成立雅尔达密约。后来他对日宣战不过六天,而日本投降,他乃侵占我国东北,拒不撤兵,掠夺我东北工业设备,阻碍我政府接收主权,且嗾使朱毛共匪进入东北。截至民国三十四年为止,帝俄与俄帝先后侵夺我中国领土共计有五百八十八万三千八百方公里以上,几乎占了我固有领土三分之一的面积,在历史上,实为我中国惟一的世仇和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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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二节 赤俄侵华的工具

  甲、列宁、史达林主义的本质

  今日俄国共产主义正确的说,乃是布尔塞维克主义。

  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开会,分裂为孟塞维克(少数派)和布尔塞维克(多数派)。孟塞维克认为党的组织应该民主,党的革命应该以工人为主。布尔塞维克采取俄国民粹派「土地与自由社」的恐怖主义及工农独裁的主张。布尔塞维克的领袖就是列宁。

  列宁更一手承受了巴古宁与尼卡也夫及朵斯妥也夫斯基的虚无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思想,所谓「〔第10页〕为了革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不妨杀死人类之一半。」所谓「奴隶必有主人,我们便是主人。」列宁把这两种思想与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论相结合,构成他的「无产阶级独裁」的理论。

  在列宁史达林的手上,还有东方正教的「忏悔」、「坦白」、「最后审判」,俄国保罗一世的铁幕制度,以及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也渗入布尔塞维克主义,为其重要的部份。

  今日俄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是节取马克斯主义,并融化了俄国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为内容,在一国建立集权独裁的专制制度,对世界进行征服人类的思想系统。

  马克斯本其唯物史观的论据,认为社会形态系「生产力」所决定。「生产力」变动,社会形态亦随之变动,于是将社会进化过程,依据不同之「生产力」,划分为几个阶段。在每一阶段中,社会必具备一种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又必划分为两个主要阶级。每一社会的两个阶级,必定不可调和的从事斗争,而阶级斗争的结果,必定是被剥削的阶级得到胜利。这是马克斯主义的历史观。离开了这一历史观,就没有马克斯主义。

  总理批评马克斯主义是社会病理学。我也要指出列宁主义,乃是马克斯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病理学与俄国的残忍、狡诈、阴谋、暴行的总合所产生的变态心理学的结晶。

  乙、中共匪徒的本质

  列宁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是俄罗斯的产物。中共匪徒在组织系统上,是俄国侵略者御用的共产国际的支部,在性格上是俄国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的工具。

  〔第11页〕

  共产党自称其为「无产阶级的前卫」,但中共朱毛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东汉末年的「黄巾」,晋末的王弥,唐代的黄巢,北宋末年的方腊,南宋末年的李全,明代末年的李闯、张献忠,这都是朱毛奸匪的先驱。

  中共匪徒之汉奸的性格,更使其对于祖国怀抱仇恨,对同胞肆意屠杀。在历史上,外族入主中原,总有一般乱臣贼子帮助他残害我爱国的同胞。五胡乱华时代石虎的残暴,元、清两代的恐怖屠杀,都是历史的实例。

  我在「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的讲词里,就曾经指出:「异族征服中国以后,必从武力与文化两方面来摧残我中华民族。所以侵略者对于民众生命财产的压迫,比任何专制君主都要残酷,而其对于民族文化思想的箝制,更比任何专制君主为凶狠。」今日中共匪徒,是流寇与汉奸以及侵略者工具的结合,其暴虐凶顽,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只有石勒与王弥合兵亡晋,满清与李闯并力亡明,可与比拟,而俄帝史达林的残暴阴狠,更远在前代的任何匪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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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三节 俄帝侵华的方案及其亡华的三步骤

  早在一九二一年,列宁就武断中国是半封建社会,自此列宁史达林所御用的共产国际一直谬执此说。在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提纲与决议之第三篇(殖民地革命运动提纲),就是依上述的方法,估定中国社会的形态,推论朱毛匪徒的斗争步骤,其要点如下:

  〔第12页〕

  甲、社会的分析:

  子、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丑、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及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结合;

  寅、最大多数人口是与土地及农村生活有关的农民,他们在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之下,普遍贫困。

  乙、战略的规定:

  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丑、此民主革命是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所以民族性有其特殊影响;

  寅、为转化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共产党必须结合农民:

  1·在初期之农民对地主斗争中,共产党可能与全体农民共同作战;

  2·而农民的上层将渐次走入反动阵营;

  3·所以共产党必须坚持党的要求,贯彻农民革命到底,才能取得农民的领导权。

  这一提纲,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中国共匪朱毛分化中华民族,制造武装暴动的战略原则。

  第一步以「民主革命」分化中国民族革命;

  第二步在民主革命中发展阶级斗争;

  第三步挑拨全体农民向地主斗争,而在此斗争中,分化农民,再从农民的斗争中控制农民,制造武〔第13页〕装暴动。

  由此我们就可知道共产国际这一提纲,是谕示朱毛将中国革命纳入所谓「世界革命」的范围,以破坏我们的民族主义。用所谓「几个阶级联合专政」,来破坏我们的民权主义。用所谓「最低纲领」来破坏我们的民生主义。毛匪「新民主主义」的阴谋诡计正是在此。这是我们要十二万分警惕的。

  根据以上各点综合来说:最近六年间俄帝灭亡我们中国的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骤——号召「联合政府」

  这一步骤是朱毛以在野党的地位,在外形上利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来联合其他在野党派,孤立政府,在实质上,从民主斗争中发展阶级斗争,制造武装暴动,以为颠覆政府控制人民之用。

  第二步骤——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这一步骤是在共匪夺取政权,控制国家之后,做到下面三个条件:

  (甲)极权主义的专制政府。

  (乙)对人民资产之原始掠夺,并将国家资源供给俄帝。

  (丙)控制人民的生活,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及其人民的命。

  第三步骤——完成整个中国属于俄帝的苏维埃政权的版图

  〔第14页〕

  这一步骤就是:

  (甲)政治上并入苏维埃联邦为藩属。

  (乙)经济上加入俄帝国防体系为其侵略战的工具。

  今日中国大陆匪区是在由第二步骤转向第三步骤,朱毛奸匪之所以加紧剥夺人民资产,断送国家资源,而不恤以大规模屠杀人民生命,以达成其任务,就是为了转变中国人民为农奴工奴,以服事俄帝,替俄帝耕种操作,并替俄帝打侵略战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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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传统--中国的世仇大敌 第四节 俄帝侵华的目的

  列宁侵略世界的战略,是先向其敌人的弱点进攻,列宁认定亚洲——特别是亚洲的中国,为其敌人的重要弱点。史达林三十余年来,即无日不照?此一阴谋指标,企图灭亡我中华民国,以为其侵略世界的起点。此一阴毒的谋略,在他一九一八年发表的「不要忘记东方」一文中,尤为具体,他的要点是:

  子、亚洲是「帝国主义」「最可靠而确实的后方」。

  丑、亚洲的无限资源和人力,是「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寅、苏俄如不能攫得亚洲,苏俄共产党就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帝国主义」如不失掉亚洲,就不会完全崩溃。

  卯、苏俄共产党,必须将亚洲从「帝国主义」「最确实而可靠的后方」和「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第15页〕

  「转变」为苏俄最确实而可靠的后方和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必须将苏俄被包围的形势,「转变」为「帝国主义」被包围的形势。

  史达林攫夺亚洲的阴谋,现在是已经在我们中国大陆初步实现了。朱毛奸匪所掀起的反民主的狂澜,和「一面倒」「走俄国人的路」的政策,以及其「抗美援朝」,参加韩战,觊觎日本、越南,加深印度与东南亚的变乱等等,都是其要切实执行列宁、史达林「灭亡中国,进而侵略亚洲,再进而统治全世界」的预定计划。我们了解了列宁、史达林这一有系统的预定阴谋,就可知道俄帝侵华,并不只是其对我中国一国侵略的结束,而是在攫取其「确实而可靠的后方」和「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以为其统治全世界的各国和奴役全人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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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共抗俄战争的特质 第一节 反共抗俄战争的意义

  中国反共抗俄战争,不仅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恢复国家的领土,保障四亿五千万同胞的生命和自由而战。并且是为了亚洲安全,世界和平,与全人类文化进步而战。如果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失败,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中断,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毁灭,而人类文化亦将退到一个黑暗时代。若是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东西文化的融和,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建立。中国〔第16页〕存亡,亚洲安危,与人类祸福皆在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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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共抗俄战争的特质 第二节 中国国民革命的时代使命

  我在为党的改造告全党同志书中曾经确认:「本党自总理倡导革命以来已六十年,自壬辰至辛亥凡二十年,乃是国民革命的第一期,革命的对象是满清,革命的本质是政治革命,亦即民权革命,而民权革命的成就乃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创建中华民国,颁行临时约法,成立议会政治的规模,自辛亥革命至抗战胜利,凡三十四年,是国民革命第二期,革命的对象是军阀与军阀所依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在这一期中,民元至十三为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本党的革命奋斗,是为了保障民国,打倒军阀。民十三以后为一阶段,北洋军阀已告肃清,本党遂直接与帝国主义正面冲突,最后更起而对日抗战。所以第二期国民革命在本质上是民族革命,而其任务乃在于撤销不平等条约,打倒侵略强权,为国家取得独立自由地位。自抗战胜利以来,国民革命进入了第三期,革命的对象是共产国际第五纵队之朱毛奸匪,革命的本质是人民生活方式的社会斗争,而其任务是要求社会生存、国民生计、和群众生命获得确实的保障,亦就是民生主义以及民族与民权主义的革命。」

  总观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可知第一时期为政治斗争,其发动者为革命的知识份子。第二时期为民族斗争,其成功有赖于全民的动员。第三时期为人民生活的社会斗争,全国国民每一个份子和每一个家庭,都不能自居于斗争之外,而必须就生死荣辱和自由与奴役两者之间有所抉择。

  〔第17页〕

  大家应该知道匪党的政治斗争是以社会斗争为其基点,而其军事动员是以社会斗争为其动力。所以反共战争,虽然是民生、民族、民主的战争,但其成败得失,不决定于军事与政治,而取决于社会与文化斗争之中。

  这就是说,反共抗俄战争是军事、政治、社会、文化与人民生活各方面综合的战争,而社会与文化战争的得失,将决定这一次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反掠夺的社会民生战争,与反极权的民主战争之成败。所以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是继续为国家独立与人民自由而奋斗,亦为社会生存、国民生计、群众生命即人民生活的保障而奋斗,更要「在社会斗争之中,战胜匪党,在社会改造之中,消灭匪党」。

  我们可以预期反共抗俄战争最后的胜利,就是三民主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建设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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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共抗俄战争的特质 第三节 反共抗俄形势的分析

  我们对于当前反共抗俄的形势,应当有一番客观而冷静的分析,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由于苏俄和共匪夸大而抹杀事实的宣传,加上铁幕的封锁,使一般人们颇眩惑于他们指鹿为马的欺骗,以致加倍或加数十倍的高估他们的实力。我们绝不可忽视在奋斗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一切艰难险阻,可是我们更绝不能不先把俄帝和共匪虚伪宣传所造成的错误观念,加以澄清。现在有一般人,尤其是国际人士,常常要问到的就是:苏俄是否能够长期控制中国大陆?以我个人分析的结果,这是绝不可能的。

  〔第18页〕

  理由非常简单:

  甲、民族意识的力量

  二十世纪是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民族主义的潮流,已日益壮大的在各地澎湃着,从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加以压制。就是以前被统治几乎视若固然的地区,也以前仆后继的精神发生了革命。否则,奥匈帝国不会崩溃,奥托曼帝国不会瓦解,大英帝国也不会甘心放弃他皇冠上最大宝石的印度以及缅甸、锡兰等地区。中国的抗战是亚洲民族意识发扬到最高度的时期,我们是经过八年苦战,才能取消历时百年的不平等条约,由战胜日本而列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共匪徒受其主子的卵翼,硬把我们独立自由的国家跟?苏俄一面倒,乃把中国出卖,降居于苏俄附庸的地位,这绝对不是黄帝子孙所能长久忍受的。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就可确信其为民族力量的形成,我们在八年对日抗战中,已经考验过我们民族意识的力量。现在又是我们民族意识的力量再一次接受更严格、更艰苦的考验的时候,我们深信民族意识的力量,每经一次考验,就可更增加其一分坚忍,更发挥其一分蕴蓄的本能和潜力,凡是外来的寇患,以及所有凭藉外力的国贼和汉奸的任何伪组织伪政权,历史告诉我们,是从来没有不在我们民族大义,民族正气的意识与力量之前加速覆亡的。今日俄帝和共匪不但绝难例外,而且正因为他当?这二十世纪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而妄图奴役我人民,灭亡我种族,他是绝对无法堵塞我们这种民族意识觉醒的怒潮,更必然要在这怒潮之中湮灭覆亡!

  〔第19页〕

  乙、共匪的优点与弱点

  共匪在现阶段战争的本质上,有其无可挽救的根本弱点,那也就是共匪的致命伤。可是同时也有其不可低估与轻忽的优点,我们唯有能彻底认清了敌人——朱毛奸匪的优点与弱点以后,才能从敌人的优点与弱点之间,找出打击敌人、克制敌人的战略和战术。

  子、共匪特殊的优点

  朱毛奸匪目前的优点,可以简单地说:第一、是他陆空军在量的方面,比我们国民革命军占绝对优势,现在他的陆军员额有三百六十万人,空军的军用机,亦有二千架,而其海军在数量上,亦并不比我们国民革命军为少。他有这样大量的陆空军,实超过我们三倍至六倍的实力,这是他目前最大的优点。第二、是他在总动员方面,已经做到了十分彻底的地步。第三、是他在总体战各方面的配合,也已经做到了相当严密的程度。他之所以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彻底与严密,自然是因为他能以屠杀为控制民命的手段,以恐怖为驱使人力的泉源所致。朱毛奸匪的所谓总体战,在他的行动上,是分为一般的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文化战、社会战各种不同的型态,齐头并进的:但是在技术上,却是依据?他的组织战、宣传战、心理战、情报战、谋略战等等,来作其重要凭藉与战争指导的,这种技术战,真可以说就是共匪目前特殊优点所在。现在要先将他这些技术战争的优点,简单地分析如下:

  (一)组织战 朱毛奸匪叛乱的指导要领,是一切为军事,一切为战争。不仅政治、经济、社会〔第20页〕、教育、科学、哲学以及人力、物力等,均要纳入战争的体系,归于军事的范畴;且可以说,一切都是为健全其军事的组织,一切都是为求得其战争的胜利。他在人的组织方面,是每一个人都要纳入他的组织,在他的组织之中,必要强迫其耗竭所有的劳力与智慧,劫磨其整个的身体与生命;在他的组织圈子以内,无论幼童老妇,都是无法脱离其魔掌残暴的控制和严酷的监视之中。他在物的组织方面,是利用「土改」「民改」「三反」「五反」斗争清算的手段,搜括人民最后的一块地,最后的一口粮,与最后的一针一线,而决没有丝毫浪费和遗留的东西。奸匪的组织,无论在人的方面,物的方面,其所以能够收到这样彻底与严密的功效,就在他运用这种严酷和残暴的技术,乃是完全建筑在恐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种恐怖的组织战,不能不说是共匪的特殊优点之一。

  (二)宣传战 朱毛奸匪的宣传战的特点,是煽动,是麻醉,是挑拨,是分化,是造谣,是毁谤,他是既可以以无为有,亦可以以有为无,诚所谓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令人邪正不分,善恶莫辨,做到了真正的莫名其妙的境地。姑无论他宣传的手法怎样虚伪,怎样无耻,而他的宣传,乃是一切为着他现实的需要,因之他是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的,而其宣传的空间,亦可说是无孔不入,无微不至的。尤其是他对于一般智识阶级所谓「说服」的宣传,他「说」你就必然要「服」,你「口服」了他还不上算,他非把你迫害成为疲困和癫@不已。因此奸匪的宣传战的手段,乃是他加于人生上一种严重的迫害,对于社会〔第21页〕里更是播种他兽化的种子,这乃是最险恶最卑劣的手段。但是这种虚伪无耻的宣传战,亦不能不说是共匪的特殊优点之二。

  (三)心理战 朱毛奸匪在他心理战的前期,所把握?的一般人的心理,是恐怖,是疑虑,是苟安,是投机,是好奇的诸种心理。奸匪在运用这些心理的斗争上,也曾经获得很大的「成功」,可是由于他的诡诈、欺骗、催眠、陷溺的事实,终究经不起长时期的考验。他的假面具,一经识破,也就等于宣布了他心理战的破产。不过共匪心理战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他现在仍在各方面进行其蹈瑕抵隙、分化渗透的心理战术。虽然这些恶毒的技术,因为我们民族自信心的重振,而已不攻自破,但这种催眠陷溺的心理战,亦不能不说是共匪的特殊优点之三。

  (四)情报战 朱毛奸匪的情报战术,是由他共产祖国苏俄所一手传授的,他们情报技术,可以说是由以上恐怖的组织战,虚伪的宣传战,以及陷溺的心理战三种成分,融会贯通,连带运用而来的。尤其他所谓情报网的布置,真令人视为天罗地网,决不会有一点疏泄遗漏的罅隙,可以说他对于情报战的运用,乃是以原始野蛮时代的精神,而配合了现在科学时代的严密组织,及其所谓铁的纪律三者结合而成的最残忍、最毒辣的一种特技,凡是只要他细胞所能潜伏的地方,即使每一滴水,亦都有其毒菌潜滋蔓延与分布发展?。我们可以说,共匪的一切基础,无论其是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社会战、文化战各种基本条件,〔第22页〕都是建筑在情报战之上的,亦可以说共产国际全靠情报而生存的。这种毒辣无比、残忍不堪的情报战,更不能不承认是共匪的特殊优点了,这是他特殊优点之四。

  (五)谋略战 谋略战乃是从我们中国孙子所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原则所产生的,不过今日俄共再拿这个原则加以深入运用,予以神化而已。至于共匪的谋略,可说完全是他共产祖国苏俄的谋略的一部分,在共产国际整个谋略说起来,那共匪是没有独立的谋略地位的,因之共匪的谋略,就是俄共的谋略,亦就是共产国际的谋略。所以我们对他谋略的内容与性质,更不能不特别研究和了解。我们还要知道,他们的谋略不只运用于军事战争上,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无不运用这个谋略战,来达成其一切目的,尤其是他们对国际外交的谋略,更是有其特殊独到的优点,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我在「组织的原理和功效」里,曾经指出匪俄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其神妙是达于极点了。我们了解「共产党徒的思想教育,是要利用敌人各部份之间的差异性,使其转变为相反性,再利用相反性,逐渐使之转变的矛盾性,最后卒使敌人体系,归于瓦解。」俄共和朱毛,向来对民主国家间的差异性,就是运用这种原则,来观察研判的,所以俄共朱毛当时对民主国家与我们中华民国之间,并不希冀其他国家怎样来直接协助朱毛奸匪,亦更不恐惧其他国家怎样来直接反对朱毛奸匪,而他的谋略要点,就是在只希望民主国家对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加以歧视,对于国民政府的剿共行动,加以牵制,最后使之断绝对我们政府的一切〔第23页〕援助,那就达到其目的了。因为民主国家这样一来,岂不是等于民主国家第一步先代他们来削弱中国的地位,第二步再代他们来打败中国的政府么?这岂不是比之直接援助朱毛奸匪还要有力有效么?不过这仅是俄共朱毛,运用其差异性,转变为相反性的谋略一个实例而已。但这种辩证法的神妙谋略,已不能不说是共匪的特殊优点之五。

  讲到这里。我们还应该特别警惕的,就是民主国家反共阵线之间,对于俄共朱毛的谋略,其优劣成败,是不能不加以切实检讨的。大家应该知道,凡是共产国际的关系,都是一体的(不仅是朱毛与俄共的「匪俄一体」而已),他的力量是集中的,计划是整个的,行动是一致的,敌我分际是清楚的,尤其是他们一切都是绝对秘密的。可是我们民主国家间的关系,乃是若即若离的,意见是纷歧的,力量是分散的,计划是零乱的,行动是迂缓的,敌我分际是模糊的,有时并且以友为敌,认敌为友的,尤其一切都是公开无讳的。因此俄共对一切战争的局势,无论其为冷战、为热战、或为停战,亦无论其为攻、为守、为进、为退,都是握?主动的地位,不论其在时间上,空间上、皆由他来操纵决定的,所以他不怕民主国家任何谋略与战术,更不怕反共阵线任何的联合与组织。但是反转来看一看民主国家间的情形如何?我们可以说他是与共产集团的一切作为完全相反的,乃是处处居于极端的被动地位,而且这正是配合了俄共与朱毛情报战的脾胃,任其为所欲为罢了。上面这些谋略的缺点,民主国家间,如果不能力谋改正,那就终有一天会要弄到一个国家、〔第24页〕一个国家、逐次的被他们各个击破,势将造成反共阵线上极端严重的后果。尝读古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的论句,不禁兴古今一辙、前后同悲之叹!因此两相比较,就可知道在谋略方面,更是俄共朱毛特别的优点了。

  丑、共匪与俄共的关系——俄共的优点即为共匪的弱点

  前节已经提及过「匪俄一体」,这就是今日共匪与俄共关系具体的说明。本来共匪就是俄共所一手卵翼,一手串演而成的,但这在过去俄匪之间,总还是自欺欺人,保持?暧昧闪铄的关系。一直到了一九五○年史毛订立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投入韩战以后,及至本年八月周匪朝俄,请求俄帝无限期的驻防旅顺军港时,才明目张胆,确定了他对俄共的臣虏和附庸的关系。由于匪俄这种关系公开的被揭露、被确认以后,朱毛奸匪就更只有彻底的,听命俄帝,一切都要餍足俄帝的欲壑了;而史达林亦为?要利用朱毛奸匪在我们大陆上无数的人力和资源,以遂行其侵略全世界、征服全人类的野心,自然也就更要对朱毛奸匪加紧控制、彻底支配了。因之就可知道今日匪俄之所以能够结成为一体而不可分的原因,其关键全在于俄帝的一面,而并不是建立在俄共与朱毛的双方上面的。这种「匪俄一体」的公开的关系,与侵略集团的所谓紧密提挈的说法(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在共产国际来说,实具有威胁一切民主国家,危害全人类与全世界的意义,岂只为针对我自由中国一国而已。大家应该知道,总理的全部实业计划,是要开发我们蕴蓄广大的宝藏,造福于世界全体人类。总理说「此四〔第25页〕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现在我们这四万万人的中国大陆,已经被俄共朱毛关入铁幕,俄共凭藉?这四万万人的中国大陆,凭藉?这朱毛奸匪在大陆上所盗取的足供今后世界一千年使用而有余的资源,拱手贡献于俄帝,这局面在俄帝一面说,诚不啻「新辟一世界」了!俄帝挟?这样广大的土地,无限的人力,以及雄厚的资源,来侵略世界,这能不说是民主国家反共阵线间一个最大的威胁和后患么?这种俄共朱毛为一体的后果,对俄共来说,自不失为其对世界上一个特殊地位的优点,更是他在侵略计划之中,超越一切的一个谋略的神迹,但是在朱毛奸匪一方来说,这就是他造成其最后悲剧,不可救药的一个弱点。因为俄帝挟持共匪以后,不仅其势力骤然膨胀,不啻倍蓰,而且随时要驱使这个握有无限人力与无数资源的共匪朱毛,作为其侵略战的先锋,这是任何民主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可是相反地,共匪依附俄共,除卖身投靠,得到一点军实的交换以外,其整个的命运,就只有对俄帝俯首听命,而其整个的人力与资源,既经献给俄帝,自不能不受俄帝的操纵与支配,因为这样,所以他所有的一切,反不能不仰给于俄帝了,于是朱毛傀儡的生杀予夺之权,皆操在俄帝之手,而其傀儡所有的兵力,亦不能为其所有,当然,也就不能为其自由运用了。由此可知「匪俄一体」的形式,其优点全在于俄帝的一面,而并不在朱毛傀儡的一面,相反的俄帝的优点,即是朱毛的弱点,而且这就是朱毛傀儡政权的覆灭无法逃避的致命伤。

  寅、共匪根本的弱点

  〔第26页〕

  共匪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其匪党组织上的弱点,实在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今仅举其影响所及,在在足以致其死命,而不可救药的几个根本弱点:

  (一)共匪在政治上根本的弱点

  共匪诡称其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他三十年来在中国农村中打滚,接受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投机份子入党,长期发展的结果,就完全改变了他所诡称的党性,更严重地暴露了他的流氓和暴民的本质,自朱毛奸匪窃据大陆成立了傀儡政权以来,匪干一面固然是贪污腐化,由流氓和暴民,蜕化成了官僚与军阀。另一面且在恶性地蔓延着「不过问政治」与「松劲」「退坡」「安富尊荣」等思想,虽然奸匪曾多次掀起整风、整党和反官僚、反贪污、反行贿的运动,但这不过是奸匪得势的一派,藉此来否定另一失势的一派,不久必有更得势的一派,起而来否定这现在得势的一派,这是共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哲学,任何得势的一派,亦不能逃避这「否定之否定」的命运。所以匪党根本的危机,不但并未因其整党整风而消除,驯致「偏差」「错误」百出,而且只有更加深其内在的矛盾、对立,与松劲、退坡,其危机自亦永无消灭的时候,这是奸匪在政治上根本不可救药的弱点。

  (二)共匪在经济上根本的弱点

  奸匪在农村和市场上破产的危机,大家都已深切了解,不必再来多说。然其最显着之〔第27页〕点,则是在他所谓「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增产节约」等等,都是在俄帝战略系统之内,成为俄帝侵略布署的资源之一部,奸匪为着要餍足俄帝无限量的欲壑,就只有更加利用恐怖与高压的手段,在灾荒、贫困与疾病、流徙之中,制造口实,加紧迫害。这样被迫害的人,固然都是共匪的敌人,而共匪也都是被迫害者的敌人,虽然他们现在一时无法以武力反抗,但是他们已经是无形地破坏农工生产,破坏物资流转,以消极反抗方法普遍开始了,我们相信只要国军一声反攻,他们必会一呼百和,到那时候整个的「土改」「分田」,早已失去引诱的作用,就是再用大规模的屠杀,亦不会收到恐怖的效果了。

  (三)共匪在军事上内在的弱点

  奸匪的武装,表面上是庞大的,但是奸匪武装的经济支援,却是建筑在不可想像的无限度剥削底征粮、征税、捐献、公债、和企业的利润上,可是这些捐税利润,早已显露其「竭泽而渔」「罗掘俱穷」的危机,这是谁都知道的。至于奸匪的兵源,更是建筑在民兵、参军、和所谓志愿军的上面,这些战争炮灰的资源,除开极少数的老匪干以外,就多是被迫入伍,怀恨在心,蓄怨待泄的同胞,他们不待共匪崩溃的开始,只要他败征一露,就会倒戈相向,这是必然的。由此可知共匪的军事愈形膨胀,其农村和市场破产的情形,亦必愈加严重,而其内在「不戢自焚」的崩溃,乃就无可挽回了,这是奸匪在军事上内在的根本弱点。

  〔第28页〕

  (四)共匪在军事上外来的弱点

  共匪朱毛对外挟俄帝以自重,对内也是虚张俄帝的声势,来恐吓民众,其实俄帝何尝有爱于朱毛,这在前一节已说得很多了,假若它是肯为共匪的利害打算,他何至于阻碍韩战的和谈,强迫其作战到底?这一点共匪难道不知道?可是他们不能不如此去做,正是因为他们傀儡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完全操在他主子俄帝的手中,俄帝命令他们,所以他们不能不如此作战下去。在这样民穷财尽的大陆老百姓身上,所搜括和压榨出来的膏血,用在韩战上面的数量,其死伤消耗的程度,更是不可想像的事。韩战何时结束,除了苏俄的命令以外,共匪是丝毫不能有所主张的。尤其是俄帝要长期控制共匪,就绝不能让他们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只有使他们力竭精疲,才能使他们始终俯首贴耳仰赖苏俄,听它牵着鼻子,走上这死路的一条。更因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必与俄帝同一命运而覆灭,且必将先于俄帝而覆灭,这是共匪朱毛既定的宿命,亦是附庸傀儡应有而必然的终结。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认清了敌人的弱点与优点,敌人的弱点,亦就是他根本的致命伤,决非是他所有以上各种优点所能弥补和挽救的。而且他所有的各种优点,都是植基于恐怖、残忍、欺诈、虚伪、陷溺、阴险的一些方法和技术上面,那决不是可以维持政权、扩张武力的基本条件。何况他对其自取灭亡的一切条件,已经是充分具备,只待我们吊民伐罪的国军去登陆反攻就成了。但是敌人的弱点,我们固然要充分来利用,而敌人的优点,我们亦应当积极的来研究、来克制。不〔第29页〕过我们不只是要认识敌人,更要考量我们本身的弱点,和充实我们本身的实力,再与世界大势和客观环境相配合,才可以真正把握住我们反共抗俄胜利的前途。

  丙、自由中国本身反共的条件

  我们不愿意夸张,也不允许自满,可是我们在惨败之后重建的新生力量,我们也不必有所隐讳。我们要认识这种生机,再加以培养和灌溉,才能真正获得胜利的果实。无可讳言的,我们在大陆上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共匪的兵力坚强,而是由于我们自己内部的散漫,不能团结御侮,以及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受了共匪的欺骗与麻醉。现在大家经过痛定思痛,接受了残酷的教训,而产生了政治的觉醒。三年来的埋头苦干,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了我们理想的目的,可是我们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进步,已得到了国际间一致的认许。一般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当地老百姓家给户足的现状,亦正是我们推行民生主义的结果。我们拿台湾的和乐安康,与大陆上的残暴屠杀相对照,无疑义的,这就是我们反攻大陆政治号召的实力。

  丁、中国革命历史的教训和现况

  历劫不磨和劫后重振,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六十年来革命历史上所表现的事实。我们既然是革命党,自然应该承认过去的错误,不但应该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要接受这些错误的教训。这次党的改造,不只是从新整理我们革命的队伍,而且是以沉重心情来开始赎罪救民。这种赎罪救民的工作,就是要以实现总理的民生主义为其开端,以复国建国完成革命为其最终的目的。关于民生主义〔第30页〕之实施,如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最近制定的限田政策,两年来的工人保险,以及渔民盐民生活标准的提高和生产的增加,这一连串的事实表现,都是为了要实行总理民生主义中「人人生计上经济上平等」以及「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我们不革命则已,要革命就得对于这个从苦难中磨炼出来的本党和本党的主义,加以由衷的爱护,和诚意的接受。

  戊、国民革命的传统精神和军力的再建

  要摧毁大陆上共匪的武力,就不能不有一枝坚强的军队,我们现在陆海空三军,正是由总理手创的国民革命军演进而成的革命武力。他们有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和日本苦战八年完成胜利的光荣历史;他们也有和共匪搏斗多年的经验,虽然在抗战胜利以后,暴露过重大的弱点,遭受了惨痛的打击,可是在这三年以来,重新整编、精选干部,接受现代的训练,使用新式的武器,将有雪耻复国之志,士存杀敌报国之心,无论以人数、以训练、以士气而论,国际间都承认这是亚洲第一枝坚强的战斗力量。将来登陆以后,以质胜的国军,再配合大量的游击武力,我相信一定会发挥更大的力量和最大的功效,那是绝无疑义的。

  己、大陆人民与海外侨胞仰望的情绪

  大陆上的同胞,因为受共匪残酷的迫害和屠杀、及苏俄严酷的统制下所激起的民族意识,已经普遍发生了对俄共奸匪与日偕亡的情绪。最近大陆上在暗地里普遍所唱「身穿列宁装,心向国民党」的歌曲,不就是大陆同胞人心思汉的表现么?这股力量已经是天天在增长。何况我们更得到普遍〔第31页〕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本党自总理倡导革命以来,就与海外侨胞不可分解的联为一体,所以总理常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共匪在近几年来,虽然不断以虚伪的宣传,对于侨胞与本党间的联系,竭尽其挑拨之能事,可是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只看共匪对侨眷的迫害,和对侨胞血汗换得的金钱所做的诈取与勒索,就足以使人人发指。而海外侨胞的踊跃加入本党,则更足以证明本党在侨胞社会中基础的强固了。

  庚、反共的地利条件

  从大陆方面来看:共匪绝对没有阻止我们反攻的可能,共匪现在军事的形势是从鸭绿江口起到雷州半岛为止,这五千海里蜿蜒不断的海岸线,他断不能处处设防,我们也就可以随地登陆。以希特勒当年雄厚的兵力,配合欧洲大陆所有的工业制造能力,还不能固守他所谓大西洋长城,何况兵力脆弱,处处都是伤痕的共匪?又何况我们的游击部队,届时和我们登陆的国军,早有密切的配合,随时都可发动内外夹攻的钳形战争。

  辛、国际客观形势的条件——避免第三次大战的道路

  子、从世界全局来研究——三个特点

  我们从世界全局来研究中国反共抗俄战争,必须注重下列三个特点:

  (一)在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阵线对峙的形势中,台湾站在俄帝陆空权力的边缘,与民主国家海空权力的前线。

  〔第32页〕

  俄帝今日控制着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奴役着九亿人口,他对大西洋采取守势。对太平洋与印度洋则采取攻势。他正在执行列宁的战略,「从北平到加尔各答,是往欧洲最近的路线。」反侵略国家的防俄计划,即如大西洋公约军事同盟,中东联防,以及太平洋的集体安全,也都在策进之中。俄帝的陆空权力与反侵略国家的海空权力互相对峙的形势,益趋显明。在这显明的形势中,我们中华民国反共抗俄基地之台湾,站在反侵略国家海空权力的最前线,而又在侵略者的陆空权力的边缘上。从反侵略者一方面来看,惟有我中华民国政府确保台湾,才有助于太平洋的安全。从侵略者一方面来看,必须侵占台湾,方能打破民主国家反侵略阵容的海上封锁线,而后才能对太平洋上问鼎。但是他要侵犯台湾,必须先准备卷入海空战争。这是第一个特点。

  (二)在俄帝以人力对抗反侵略国家的火力之形势中,只有我们国民革命军能够转化大陆的人力为我效命。

  俄帝不能在太平洋海空战争中取胜,恰如西方国家派遣陆军进入中国大陆作战之不能制胜相等。我们可以断定俄帝不敢轻于在海洋上作岛屿争夺战。我们也谅解西方国家不能轻于进兵大陆,对朱毛奸匪作全面战争。因为朱毛奸匪如在他自己组织的民众中,将人海战术与游击战术交互使用,必能困扰任何国家进入大陆作战的部队。但西方国家也应该知道,只有我们国民革命军回到大陆作战,必能获得大陆民众的支持。我们国民革命军的部〔第33页〕队在我们的民众中作战,是必有制胜匪军的把握的。这是第二个特点。

  (三)在俄帝以政治战对抗反侵略国家的武力战之形势中,只有我们能够对匪区施行政治战,而且俄匪所订结的伪同盟条约,亦惟有我们政府的国军反攻大陆,使他无效,不能有所藉口。因为他们的伪约,只有对日本或其他各国方能有效,而我们国军反攻大陆,乃是我们政府对国内讨伐叛逆,平定内乱,俄帝就不能以此为出兵干涉的口实。否则,他就是更明目张胆的侵略中国,盘据中国,这样他就要负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责任,何况我们政府还是堂堂正正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呢?因之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反攻大陆,其本身对内对外,就是有力的政治号召。

  我们要知道共产集团的所谓战争,在本质上是长期的政治战(冷战),而西方国家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只适于速决的武力战。即以韩国战事为例,联军以火海战术,制胜匪军的人海战术,屡得硕大的战果,但是奸匪,却以政治战延宕联军的攻势,动摇联合国关于韩战的政策,使匪军获得休养的机会,使联军不能保持其胜利的战果,并丧失其决战的良机。这一事实,说明了联军对奸匪作战,在武力战上取得的胜利,为政治战上遭受的失败所抵销。更指出了我们对匪作战,必须以政治战与武力战,交互为用,才有制胜的可能。在这一意义上,只有我中华民国的政府和军队,更只有我们中国国民党,才能突破中国大陆上共产主义的铁幕,瓦解匪伪的政权,摧毁匪伪的武力。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34页〕

  综合上面三个特点,使我们了解反共抗俄基地的台湾,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对峙的世界所处的地位,并使我们认识国民革命军在世界反侵略斗争中所负担的任务。

  丑、从中国本身来研究——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我们研究世界全局除应认清以上三个特点以外,同时更必须注重下列二点:

  (一)如何能避免世界第三次大战

  西方国家的世界战略计划,是采取防御性的,大战的发动与否,要由莫斯科帝国主义者来抉择。我们相信太平洋集体安全,如能组织成功,特别是我们国民革命军,如能完成反攻准备,采取战斗行动,朱毛匪军必将陷于备多力分的困境,丧失其在亚洲再辟战场的本能,更没有独当一面征服亚洲的力量,而且只要我们国军对大陆一经反攻,民心必然归向,则其傀儡朱毛伪政权,自将立受影响,当由动摇而趋于崩溃,这样俄帝所视为其确实而可靠的大陆,不仅是变为不确实不可靠的基地,而且是由于我们反攻胜利,朱毛消灭,俄帝在亚洲根本就丧失了其后方可靠的基地,则其对欧洲,亦再不敢作军事的冒险。只有这样才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二)如何获得最后胜利

  我们中国反共抗俄战争,是有其独立性的。就对日抗战来说,我们中国单独作战四年而后才有太平洋战争,即在世界全面战争进行之中,中国战场上的战事,还是我们自己来〔第35页〕打的。今日我们反共抗俄战争,要利用国际的变化,也能影响国际的变化,但是归根到底,我们只有依恃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决不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国际的变化之上。我们必须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力更生的决心,来指导这个长期全面的战争,坚持到底,这才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反攻大陆的功效,不仅可以直接的摧毁苏俄赤色帝国主义的侵略世界工具——共匪朱毛,而且间接的就可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为祸于全体人类的浩劫,而我们反攻大陆的意义,亦不只是吊民伐罪,从苏俄及其傀儡手里,拯救我们大陆的同胞,亦是为亚洲的安定,为整个太平洋的和平,为整个世界人类的幸福。

  依照以上内外形势的分析,很明显的,现在国际形势对于我们是绝对有利的。回想我们抗战时期退处西南,与国际运输路线完全隔断的时候,全体军民在本党坚决领导之下,仍能与日本搏斗。何况现在台湾的地形四通八达,民主国家对我们的援助,乃是共匪无法阻止的。我们现在不止在地形上的便利,就从经济、文化、武器、和战略物资上来讲,都不是当年僻处西南一隅的情形可以同日而语。我们有这种优越的条件,再加上本党同样坚决的领导,我们胜利的信心,正是像泰山一样的不能动摇。

  壬、对今日中国共匪朱毛,与一九一七年时代俄共形势的优劣,加以比较与分析

  现在中国共匪朱毛在大陆上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一九一七年俄共的翻版,而且变本加厉〔第36页〕。因此有人就不免要疑虑到俄共既能于一九一七年,在俄国侥幸的遂行其革命与控制,那么朱毛今日在中国大陆,亦未始没有再行侥幸一时的可能。这不只是一般人士有这种疑惧的心头,就是朱毛奸匪,更是拿这套牛头不对马嘴的怪谈,来对他匪徒,作为诡辩教育的第一等资料,以自欺欺人。其实这种疑虑的产生,都因为是不明今日朱毛奸匪,与一九一七年时代俄共之间的环境背景,以及其各种现实条件不同的缘故,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俄共在当时所以能够侥幸于一时的因素,并根据这个分析,再来断定朱毛奸匪,绝无侥幸的可能,加以论证:

  子、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正是在沙皇暴政统治之下,那时「农奴制」的盛行,「强迫迁移」的扩大,以及举世闻名的「秘密警察」的高度压制,早就使「俄罗斯成了多种民族的监狱」,只要从这一句民怨沸腾的话里,就不难体会出当时沙皇对人民是怎样的残酷,而人民对沙皇的一种「时日曷丧」的痛恨,又是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因此单是这种沙皇暴政,就已经给予了俄共从事暴动,诡称革命,勃然兴起最有利的一个时代背景。

  丑、当俄共从沙皇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未了,所以协约各国,也就没有余力来注视俄共,而沙皇一系的皇室已经在哀克台林堡的地室中,全部被他枪杀,根本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因此俄共就消除了对他任何报复和反抗的顾虑,这就更给予了他为所欲为的机会了。

  寅、其后当俄共和德国缔结了「布勒斯脱、立脱夫斯克」和约,英、法、日、美等国,虽然曾经一〔第37页〕面断绝过和俄共一切政治经济上的关系,另一方面并曾以军实资助反抗俄共的武力——像谢米诺夫和邓尼金、胡兰吉、柴柯夫斯基等。同时各国并且派遣其军队在俄国东西两面从事武装干涉,但是这些举措,适足以促成俄共内部的团结,因为谢米诺夫和邓尼金等,都是沙皇王朝遗留下来的军阀,他们自身既没有主义,又没有力量,而且他们所依赖的,又只是外来的武装干预,这就更给予俄共指斥他们为「白党」和「俄奸」的口实,所以不到二年的工夫,就给俄共迅速整个的消灭了。

  卯、还有俄国的地理环境,虽跨欧亚两洲,但是他北滨北极海,终岁祁寒,东濒白令海峡及鄂霍次克海,亦皆冰期甚长,而其西南尽为内陆地带,荒侥绵亘,适于闭关自守,俄共就是由于这种天时与地理条件的便利,才得以迅速而完整地建立他重重的铁幕起来的。

  辰、俄共从一九二一年所谓新经济政策开始以后,就已经倾其全力,从事于诡诈的宣传,由于他诡诈宣传的结果,几乎把俄共@染成了一般浅见的人士所向往的「理想国」「乌托邦」一个样子,自由国家,当时虽亦曾有若干人士,洞烛俄共的廱毒,终必溃发,但是究竟敌不过俄共这种催眠式的诡诈而普遍的宣传,结果各国就仍旧各自怀?苟安自保、和绥靖安抚的心理(甚至到目前都还是这样的),听凭俄共从容坐大,这是俄共最毒辣的手法,也是自由国家最大的错觉所造成的恶果。

  俄共就是基于以上的各个因素得以侥幸遂行其夺取与控制的,可是今日中国共匪朱毛所处的时〔第38页〕代环境,及其凭藉的条件,又是怎样的呢?这也可以分为四点来加以对照说明:

  子、中国大陆的地理环境,单是海岸线就有五千九百余海里,延袤到八个省区,优良的港湾,所在皆是,就以内陆来说,也是声息交通,达于四境的,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就绝对不同于俄国那样可以深闭固拒,所以在中国大陆要建立一座严密而恐怖的铁幕,实在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可是一个必须建立铁幕的暴政,而无法建立铁幕,这种灭亡是可以跷足以待的,所以这正是朱毛奸匪今日的悲哀,也是朱毛奸匪先天必败的因素。

  丑、我们中国人民,是一向就过惯了自由与和平的生活,总理说:「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又说:「中国人从前自由太多了」,即此可知我们中国人民,如果与当时呻吟于沙皇暴政之下的俄国人民比较一下,其痛苦与自由的悬殊程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俄国人民在那种已经惯于接受专制压迫的环境之下,尚且还忍受不了沙皇与俄共的凶狠恐怖,迄今仍在挣扎不已。我们中国人民,从来就是习惯于自由生活的,那如何可以长期忍受得起朱毛奸匪今日这样变本加厉的箝制、奴役和迫害呢?因此我们可以深信朱毛奸匪,对大陆同胞的「镇压」和「围剿」,愈加严密,则大陆同胞的愤怒和反抗,亦必愈加扩展,愈加激烈。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在秉赋上绝对不能像俄共统治下的臣民和农奴工奴那样任其侮辱、任其宰割、而没有不起来冒死搏斗的。

  寅、现在朱毛奸匪,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俄共的傀儡和工具,也是举世公认和举世反对的侵略者,他〔第39页〕的狰狞的面目,和残忍的手段,从他窃据了我们中国大陆,投入了他侵略的主子怀抱之中,向韩国发动战争以后,已经认其为全世界人类的蟊贼和共同的敌人了。它不再可能像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之间的俄共能够闭门塞窦,一手遮蔽?世人的耳目,也不再可能像他在民国十三年以来到民国三十六年之间那样的可以用什么「农村土地改革者」、「新民主主义」之类的欺世的幌子,来困惑世人,现在他的假面具,既已经完全揭开,那他的坟墓也就算是已经掘到底了。

  卯、俄共当时敌对的一方——沙皇王朝,是在地室中整个的结束了,谢米诺夫和邓尼金等,又都很迅速地被俄共扑灭了,因此俄共当时,就得以毫无顾忌的从容坐大,现在朱毛奸匪的对方,却是我们的自由中国,是我们四亿五千万的全体同胞!自由中国义师的力量,已经随时都在准备着反攻大陆。由于自由中国二十年来三民主义以仁爱为本的政治力量,与共匪今日暴政的对照,这个政治力量,更随时随地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团结民族的心志,锻炼民族的力量。奸匪朱毛,终必为这一股民族正义的力量所扑灭,那已经是绝无疑义的事。大家更要知道,俄共当时只是一股邪恶的势力,和另一股邪恶的势力(沙皇)的对抗,另一股邪恶的势力的消灭,代之而起的,仍是一股邪恶的势力,人民在邪恶势力与邪恶势力之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们现在与朱毛奸匪的斗争,乃是一股正义的力量,和一股邪恶的势力的对抗,邪恶势力的覆灭,就是正义力量的胜利,人民在正义与邪恶之间,自然会毫不踟蹶地,站在正义的一边,来共同打〔第40页〕倒邪恶的势力。所以正义终必能战胜邪恶,我们亦终必能击灭朱毛。

  今日的朱毛奸匪和一九一七年时代的俄共的对比,既已如上述,由此可以求出一个结论,就是朱毛奸匪除开一条急遽灭亡的死路以外,是绝对没有再能侥幸的道理了。当俄国人民在所谓「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时候,是想不到会成为被俄共这样「以暴易暴」的一局悲剧。可是我们中国人民早在民国十六年以来,就已饱受了朱毛奸匪的叛乱和迫害,不过当时为?苟且偷安的心理,对共匪发生了幻想,所以又被其诡辩的宣传,催眠了一时,但是这次大陆被朱毛奸匪窃据以后,他就更是播其恶于众了。我们相信今后再亦没有人,会被其宣传欺哄了。反观我们在大陆执政的二十余年,从来就是以实行三民主义的仁政为依据的,所以朱毛奸匪今日的得逞,根本就是以暴易仁、以恶易善、暂时的、偶发的现象,我们面对着大陆同胞,这样怀仁与弃暴的辗转与呼号,我们更要发挥着我们民族仁爱的力量,去戢止我们民族今日空前绝后的祸患。

  根据以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地理,以及对内对外的环境与时代背景等,各种条件而言,中共奸匪是没有不灭的道理,而俄共的侥幸一时的成就,亦不过是适逢到偶发的一个机运,但是到了今天对他有利的条件,都已完全改变了,亦决不能逃避如沙皇——罗曼诺夫王朝暴政必亡、侵略必败的定理。这个定理的说明,将详于后面第七章之中。本章暂不赘述。

  癸、自由中国在国际反共全局上的地位

  我们现在所处反共抗俄的地位,已经如前面所说的,乃是站在俄帝陆空权力的边缘,民主国家〔第41页〕海空权力的前线,我们是太平洋上最坚强的堡垒,我们也是亚洲有组织的反共力量的最大集团。我们反共武力的坚强,虽然已经为世界各国所认许。可是我们所靠的绝不是纯粹的武力。我们所靠的,乃是我们民族正气,革命大义。现在大陆匪军力量,虽比我们国军兵力超过几倍,但是我们是革命党,亦是革命军,本党六十年来革命历史所昭示我们的:辛亥以前总理领导我们对满清十次革命,以及民国二年以后讨袁护法,对国贼袁世凯的革命,皆能达成覆清倒袁的目的,及至民国十五年我们国民革命继承总理遗志,复出师北伐,扫平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对日抗战,苦战八年之久,亦无不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些革命战史,指出我们最初的革命武力,不只是以少胜多,而且有许多战役,简直是赤手空拳,毫无武器的凭藉,来对横暴无敌强大无比的敌人作殊死战,结果每次都完成了本党革命光荣的使命,所以我们革命所凭藉的,乃是革命的传统精神,尤其是总理的三民主义,和本党的坚决领导,这是我们革命成功的根据,和反共胜利的保证。何况我们现在的国民革命军,乃是为国际所瞩望,与在大陆上四万万人心正对着我们呼号求救、朝夕所祈祷的哀军!中国古训说:「两军相对哀者胜」。我们分析一切的条件,都是有利于我们达成这种悲天悯人的任务,我们胜利的把握,还有什么可以怀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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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本质

  马克斯主义所说的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以前,自从土地自由买卖之后,是已不存在了。所以总理从来没有说中国社会是封建或半封建社会,只说过中国封建制度,在二千年前就破坏了,只说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沦为次殖民地,亦并不是如共产国际所指的半殖民地一样的性质,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与殖民地的分别之点,就是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直接负责统治,所以对当地人民的生活与治安等,有时还要担负其保护之责。而帝国主义在次殖民地的统治,是只对当地傀儡政府予取予求,而任何帝国主义,皆可与其享受同等权利,而他亦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今日俄帝侵略中国,其一切要求,只要通过傀儡朱毛,就可享受其特权,而对傀儡政权控制下的人民,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次殖民地的地位,比殖民地更为低劣,而其被侵略的痛苦,亦比任何殖民地更为悲惨。至于次殖民地社会的根本问题,约有三点:

  甲、异族侵略中国民族丧失了自信心

  满清入关以后,二百年来用残杀和麻醉的手段,来消灭我们的民族思想。近百年间,中国又受了不平等条约束缚,由盲目的排外,一变而为盲心的媚外。本党自总理倡导中国国民革命以来,已六十年,推翻满清帝制,肃清割据军阀,打倒日本军阀的侵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本已脱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湔雪了次殖民地的耻辱,而获得了国家独立自由地位。乃苏俄帝国主义者竟役使〔第43页〕其第五纵队朱毛匪徒施用其武力的叛乱和文化的麻醉,侵略我国家领土,毁灭我民族伦理,破坏我历史文化,更使我们大陆沦陷为次殖民地中之殖民地,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前亦更为悲惨了。不过我们中华民族立国于亚洲大陆,屡经变乱,终竟能危而复安,亡而复存的道理,就是我们所依恃而反抗侵略的并不完全是武力,而是民族思想和民族感情。然而为什么抗战已告胜利,正是民族精神淬砺奋发的时候,而为时不过四年,就会一蹶不振?我们如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先要探寻中共匪党最近十年来,屡次整风清党的用意。朱毛匪首接受莫斯科俄帝的命令,对他的干部党员,及其所控制的群众,不惜成百成千的屠杀,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肃清我们民族思想,便利匪徒们的卖身投靠,把中国人的生命做牺牲,替他制造侵略战。我们看透了这一层,就会领悟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才是我们中国危亡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我们要反共抗俄,必先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就是我们今日第一个根本问题。

  乙、社会生产落后民生雕敝日甚

  再从经济方面来说,我们中国的衰弱,以生产力的落后为其主要原因。一百年来,列强资本主义发达以后,我们的农业与手工业渐见衰落,而且地权不能平均,农民终岁勤劳所得,不足一饱,因之农业的生产不能发达,还要从外国进口面粉和粮米,来供民食,如要与外国机器工业竞争,就要发展中国工业,但那又缺乏资本。所以我们的民生问题就「到了民穷财尽的时候」。而人民所受的痛若就是贫病交迫,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因之我们今后要解除人民的痛苦,提高人民的生活,〔第44页〕来解决民生问题,就只有发达机器工业与解决土地问题。总理在实业计划里说:「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就是我们对工业生产所应该领受的明训。这是我们今日第二个根本问题。

  丙、人民没有基本权利丧失了一切自由

  我们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国家独立自由的地位,解决民生问题,用什么力量呢?我们的力量就是民权。总理在民权主义第一讲里详细说明人类为求生存而奋斗的第四个时期:就是人民对专制暴君相争,所以叫做民权时代。「权」是什么?总理说:「权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要来维持人类的生存。」所以民权就是对外求得民族生存,对内解决民生问题的一种力量。为什么人民要丧失一切自由权呢?就是从前中国人民是一片散沙,没有基本组织,更没有地方自治,所以不能发生真正的民权。现在共匪控制之下,人民更是丧失了一切自由权利,当然更无民权可言了。所以我们今后要反共抗俄,就要提高民权,特别要实施地方自治,建立人民基本权利,这是我们今日第三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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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 第二节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甲、国民革命的性质

  由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革命决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中国今日革命,乃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含有这三种共同性质的国民革命,所以三民主义乃是这三种革命的指导〔第45页〕原理。

  我们要知道总理一生的精神,全部是注重在民生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是要建立民族的自信力,把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来,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一个政治和经济完全自由独立的国家。民权主义是要建设人民的权力,尤其要建设起在政治上经济上,立于被压迫地位的农工阶级的权力,来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可以说国民革命,最初的动因,和最后的目的,都是在于民生。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确立民族主义为基础,凭藉民权主义的力量,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中国国家先得到独立自由,而后中国国民方能使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来解决,如果中国人不信自己有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跟?朱毛匪徒去依靠一个披着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外衣的侵略国家来解决中国问题,那只有招致亡国灭种的惨祸,徒使整个民族永为异族的奴隶牛马,而永无翻身之日了。

  乙、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基础

  中国国民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争取国家的独立,以民权的力量解决民生问题,决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所以中国国民党也就不是单一阶级的党。

  国际共产党对于人类社会,只承认阶级性。所以他们对于政党,也只承认一阶级一政党,而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他对于我们中国国民党,要利用的时候,便说我们是「各阶级的联盟」,要破坏本党的时候,便说我们是「资本家地主的政党」。我们党内也有一些人受了一阶级一政党〔第46页〕之说的迷误,总想替本党找一个「阶级基础」。殊不知要是从马克斯主义的阶级理论来推求,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青年不是一个阶级,就是农民也何尝是一个阶级?你为什么只看见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的冲突,而看不见工业革命的成功,工业生产发达的国家,对于其全体国民都有利益?你为什么不了解中国生产不能进步是完全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我们如要从帝国主义侵略铁幕之下,求得生存,就只有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自由平等而奋斗。你如受了共匪阶级斗争思想的迷误,那你怎会对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有明白的认识,起了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要说明中国国民党的本质,首先就要拿这一种阶级基础论来破除干净。

  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以青年、知识份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的。 总理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我们因为爱中国,所以要救中国,我们要团结一切爱中国的中国人来救中国,所以要唤起一般国民的觉悟,我们决不可利用一个阶级来打倒另一个阶级。我们是要社会上各个阶级,自觉其今日参加国民革命,乃是在求得保障群众生命、国民生计、社会生存,解决全民生活的民生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就在这国民共同利益之下,各阶级的利益,得到均衡的发展。也就在这共同的觉悟上,发挥整个的民族和民权的力量,对外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对内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所以中国国民党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以社会上用脑用手的绝大多数生产民众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的民主政党。

  〔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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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 第三节 国民革命的方略

  甲、由破坏到建设

  博爱是人类创造力的本源,而仇恨只是一种破坏力。我们国民革命的出发点是利他,而今日国民革命的任务,更在以仁爱消弭仇恨。我们看清了阶级斗争的罪恶行为,领悟了国民革命的建设性,才能阐发三民主义的本旨,指出明确的路线,针对现实的需要,树立正确的政策,解决国家社会根本的问题。

  共产国际指使朱毛匪徒的战略原则是「转化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我们国民革命的方略是由非常的破坏到非常的建设,孙文学说第六章说:「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的潮流,循革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有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为破坏时期,第二为过渡时期,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

  何谓革命之建设?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夫建设固有寻常者,即随社会趋势之自然,因势利导而为之,此异乎革命之建设者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坏,有此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是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盖际此非常之时,必须有非常之建设,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与国更始,此革命方略之所以为必〔第48页〕要也。」

  建国大纲规定的三个时期,由军政转为训政而进入宪政,就是国民革命由破坏到建设的步骤。

  乙、两个战略的斗争

  共产国际交给朱毛匪徒的战略原则,是从阶级斗争,特别是从农村斗争中制造武装暴动的力量来破坏社会,颠覆国家。但在我们国民革命的方略上,革命的破坏止于军事政治的范围。而经济社会问题,则在革命建设阶段中来求整个的解决。

  因此从国民革命的方略上看起来,我们民生主义所以反对阶级斗争的手段,而采取互助合作和平建设的方法,是更容易了解的了。

  在两个战略的斗争中,共匪从未接受本党由破坏到建设的方略。只要本党转破坏为建设的关头,他一定分化我们革命的阵营,阻碍我们革命的建设决不放松一着的。我们从这里就可看清本党与中共朱毛两个战略的斗争,亦就能了解我们之所以绝对反对共匪的战略理论,而必须以三民主义指导国民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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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民主义的哲学观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 第一节 人类进化的原则

  〔第49页〕

  甲、人性论

  人类是宇宙的一部份。一般动物的生活是被动的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类的生活一方面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一方面又能利用自然法则来克服自然,改变自然环境。一般动物在求生存上发生的事态,对于动物并不成为什么问题,人类却对自己在求生存上发生的事态,提出问题,寻求解决。所以我们既是人,就要从人的立场上观察宇宙,从人的立场上研究人类自己的问题。

  乙、行的宇宙

  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认为天体运行,就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原理。我更认为:「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却未始不可以看作行的宇宙论的基本理论。宇宙根本是由它自身的行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天体的运行,就根本不会有宇宙。科学告诉我们地球之由气体而液体而固体,亦是由于他不断的运行而起的变化。地球成了固体后,还是在不断的运行之中,于是由物质而物种而人类,再由于人类不断的行,于是更创造了一个新的宇宙——社会。所以我们虽用感官接触宇宙,但要用理性才能了解宇宙,也就是要用理性才能认识社会。宇宙究是个别事物杂然罗列呢?还是有其本体整然不乱呢?宇宙如有一整然不乱的本体,那么宇宙的本体,当然是有程序,有轨范,周而复始的运行着。换言之,这宇宙本体,决不是僵而不行,死沉沉的庞然大物,而乃是有生命、有活力、有意义、生生不息、日新又新的本体。因此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亦无一不是由行而创造出来。离开了行就不会有宇宙。

  〔第50页〕

  我在「行的道理」中曾说:「凡是真正的行,它必然是正轨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继续不停的。所以广义一些来说明行的本体,他总是有正轨有行程的。」「在迹象上看,虽然是有动有静,但在整个行程中,向外表现发展的时候,固然是行。生机潜蕴成长的时候,也是行。只要合乎天理,顺乎正轨,动亦是行,静亦是行。宇宙与人生无时不在行进之中。」同时也认为「宇宙间最显着的现象,亦即是宇宙万象所由构成的,无过于天体之运行。」所以「宇宙皆为行的范围。」行固然是有正轨行程的,而且是最高的行,还是有意识的行,这行的哲学,应该就是我们三民主义革命者的宇宙观。

  丙、人性的长成

  总理对于物种与人类进化的原则,有精深而扼要的遗训,他说:「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过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第三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互助之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悉行化除也。」

  我们今日还是要把人看做物?还是要把人看做人呢?要叫人类回到禽兽的境域?还是要发扬人性,促成文化的进步呢?这是我们三民主义者人生观的根本论点。

  〔第51页〕

  总理的指很示是很明白的:「乃至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竞争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段,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

  丁、共匪罪恶的来源

  马克斯主义所鼓吹的阶级斗争,就是「以物种原则施之于人类进化」的谬论,马克斯以为人生而有意或无意的编入社会阶级关系,因而决定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是阶级性而不是人性,他们否认人类理性,肯定自然状态为人与人之战争。只有暴力与专制,才能控制人类,保持秩序。亦只有阶级的暴力与专制,才能争取阶级的生存。

  不过马克斯只追溯到人类的经济构造和社会活动,而没有从人类生理上,寻求人类生活的物质根源。此一谬说,到了俄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可以说是更加彻底了。他的唯物论一直追溯到人类饥饿与两性本能。他们以控制民众的肠胃,而控制其生存,以控制民众的两性关系,而控制其种族。朱毛奸匪完全仿效俄国布尔塞维克党徒的故智,乃在大陆上施行其饥饿政策,集团奸淫,与强迫婚姻,把人类当做禽兽来驱使,其残忍惨酷,实为人类历史空前所未有。

  戊、革命的人生观

  总理关于这个人生的本性问题,早有明确的指示,总理说:「人类由动物之有智识,及其能互助者进化而成。」总理这句话,自不只说出人类的来源,而且说出人类之本性。依 总理的意〔第52页〕思,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全在于由智识而进于智慧,能互助而达到共存,尤在于不断力行创造而求得永恒的进步。

  所以我自立志革命以来,就认创造,服务,劳动,为革命的人生观。并认为革命就是力行;因为革命是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革命就是服务;因为革命是为大多数人群谋利益,和为被压迫民众打不平的。革命就是创造,就是建设,而不是以动乱和破坏为目的的。我们知道动乱与破坏,乃是革命一时的现象和手段,而其目的,乃在于永恒的建设和不断的创造与进步,这乃是总理的人生观,亦正是我们革命的人生观。总理说:「今日之我,其生也为革命而生我,其死也为革命而死我。」又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总理这种人生观,显然是革命人生的典型。

  己、智、仁、勇与诚

  革命人格的修养是怎样的呢?那就离不开智、仁、勇三达德与诚的实践。总理在「军人精神教育」一书里,发挥智、仁、勇与诚的意义最为透彻。我认为:这部书是总理指示我们修养革命人格,最精要最有系统的遗教。

  关于智、仁、勇的标准与范围,总理曾有明确的规定。总理说:「宇宙之范围皆为智之范围。」现代科学能够探求自然界的奥秘,但科学智识如不能为人生服务,则易于变成破坏人类生存的利器。所以总理又说:「革命之智须以合于道义为准。」

  〔第53页〕

  总理关于勇之标准,认为血气之勇,无知之勇,乃是小勇。成仁取义,才是大勇。革命的大勇在辨义利,明生死,这种大勇,就是行仁。古人所谓「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样行仁就是大勇,也就是革命的最高行为。

  由此我们可知「革命力行,是利他而不是利己,是爱人而不是害人,这就是博爱,也就是行仁。知仁谓之智。行仁谓之勇。智、仁、勇三者就是革命力行的三达德。而其贯彻行之者则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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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民主义的哲学观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 第二节 民生史观

  甲、生命与历史

  人以其有限的能力而竟能超越一般动物,由野蛮进入文明,就是由于他有合群的天性,融合民族,建立国家,克服自然的环境,开发自然的资源,以维护其生存,促成其进步。

  人复以其短促的生命,而竟能建立事功,发展文化,就是由于他承继前代的事业,启示后世的努力,用个人的生命,创造民族的历史,藉民族的历史,延长个人的生命。

  所以人之为人,主要就由于人由合群互助去扩大自己的生活,同时由继往开来,去延长自己的生命。实现「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

  乙、物质与精神

  民生哲学,最主要之点,是绝不同意古今哲学家把精神与物质划分为二,致使二者间的关系发〔第54页〕生聚讼不决的难题。反之民生哲学,承认精神与物质均为本体中的一部分,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分离的。物质不能脱离精神而存在,精神也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宇宙的本体,应是心物合一的。宇宙与人生都必须从心物合一论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丙、物质观念的改变与唯物论的破产

  一般唯物论者所谓「物质」,在现代科学上已被否认为全部实体的真象。依现代科学的研究,原子可分解而为质正子、电子与中子,进一步再分解成为波动的方式。一个物体不过是一个能力发放的中心。所谓物质,不但不是如常识上之认为实体而存在。而且物质分解到最后之所呈现的,就常识上、经验上也能立刻判断其为非物质了。这不是唯心论,可是更不是唯物论,这是分析到最精微处,宇宙本体的性质。因而唯物论在现代哲学上自然要趋于没落了。

  马克斯列宁主义者,只承认哲学有两个基本派别,唯心论与唯物论。无论那种学说,只要不是唯物论,他们就指为唯心论,这个二分法,抹煞了哲学史上的事实,已是武断而不科学到绝顶了。尤其是由于新的物质观念改变,更予马克斯列宁的唯物论以致命的打击。恩格尔斯说:「唯物主义随着自然知识上,每一新的伟大划时代的发明,而采取了新形式。」但是现在自然科学新的研究所得,已把十九世纪的科学智识根本改变了。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唯物论,在根据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自然科学智识而定的粗陋结论,到了自然科学进展至今天这样原子能的阶段,证明其所谓物质主义,并非为全部实体之真象的发明,他们这些虚伪欺世的理论,可说完全破产,实已不攻自破了。不知〔第55页〕道他们又用什么样新形式的诡辩,以充实他唯物论的理论,来自圆其说呢?

  丁、斗争与互助

  总理指示我们说:「互助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主义演讲说道:「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大多数人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总理这段话,就是孙文学说:「人类进化以互助为原则」的引伸,说得何等深切着明。

  然而,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从古代社会起,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现象,都是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斯主义这个说法,显然是抹煞许多事实,有意作偏狭的看法,致成为社会病理学的虚玄,所以总理说:「马克斯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得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斯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

  戊、历史的重心在民生

  社会进化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进化又以民生为重心。总理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的进步,那是以什么为重心呢?那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一切社会活动中的原动力。」

  然而民生无论在民生主义、民生史观、或民生问题中,都有其一贯之理,就是民生不单是物质〔第56页〕,民生也不单是精神,民生是精神与物质配合统一而得到生存的。总理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当知总理曾根据蜾蠃为求生存而发明蒙药之术,以采取螟蛉为粮之事实,去说明「精神和物质都是求生存需要的产物,」和说明「凡为需要所迫,不独人类能应运而出,创造发明,即物类亦有此良能也。」故人类求生存是动力,而精神与物质都只是条件。

  关于人类生存的条件,总理亦曾有明白的指示。总理说:「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是政治,养是经济,都是历史的条件。总理由人类的保养,去划分人类历史为三大阶段:就是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人同人争,而归本于人类互助之进化。从此我们对于人类求生存历史的全部过程,就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了。

  我们因此可以肯定历史的动力是一元的,历史的条件是多元的,动力与条件是互相作用而又互相推进的,但条件是寄于动力而存在,物质的生产力,只是供给人类求生存的需要。因此,物质生产力是条件——是经济的条件。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与历史的动力。

  因此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只是把握历史经济的条件,并只是把握经济的条件中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这与我们总理的民生史观,把握历史的动力和历史的条件,并把握动力和历史条件的全部过程,乃是显然不同的了。所以总理批评马克斯把社会进化的「果」作为社会进化的「因」,更可证明总理对马克斯「倒果为因」的批评,乃成为颠扑不破的定理。

  〔第57页〕

  己、民生史观的建立

  总理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这是民生史观建立的基础。

  历史观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为何要进化?一个是社会如何能进化?前一个是历史的动力论,后一个是历史的条件论,民生史观完全解答了历史观的这两个理论。

  所谓「民生」依总理的解释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史观以人类求生存,为社会和历史的重心,亦就是人类求生存,为历史的动力。保养是历史的条件,然而人类求生存的行程,从横面看,是社会,从纵面看,是历史。人是社会的动物,又是历史的动物。总理从横面上分社会为三种人:一是先知先觉,二是后知后觉,三是不知不觉。就个体说,有知有不知,就群体说,社会的进化与历史的发展,都是这三种人共同的事业和成绩。其次,总理再从纵面上,分历史为三个阶段:不知而行,是人类受自然支配的时期;行而后知,是过渡时期;知而后行,是文明人有意识有目标的时期。但是人类的行,不是孤行,也不是冥行,人类的行,乃是群体的活动,和意识的活动,亦就是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以及群众的生命而活动的行。

  所以,民生史观又认人民的生活,就是社会一切活动的本体,亦就是历史进化的根源。历史的进化从原始群进到部落,再进至民族国族,最后进至大同,那都无非是民生进化的阶段。民生的进〔第58页〕化,正是历史的必然。

  由此可知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及唯心史观,皆绝不相同了。我曾经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这两种学说都可说是一偏之见,不能够概括人类全部历史的真实意义。因为人类全部历史即是人类为生活而活动的记载,不限于物质,也不限于精神。所以惟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或以民生史观为出发点的民生哲学,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惟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三民主义最高的原理,是民生哲学,而民生哲学亦就是三民主义的基础,所以凡是我们三民主义的信徒,与国民革命的斗士,就必须要信奉民生哲学,才能摧毁唯物主义,消灭共匪朱毛。

  但是我们要从哲学上与共匪作唯心与唯物的辩论是劳而无功的。我们必须看清共匪的辩证法唯物论是替唯物史观作张本。他的唯物史观,在形式上假冒哲学上唯物论的招牌,在实质上,却是阶级斗争的心理武器,其锋刃是指向我们民族文化,家族伦理和国民道德,而最后更要摧毁人类理性,以达到他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国家、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因之更可以证明俄共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歪曲理论,不过为他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同胞的工具而已,决不是宇宙的真理,亦不是人生与历史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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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民主义现阶段的提纲 第一节 民族主义方面

  甲、民族主义的发扬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抗战时期赖我全国军民同胞坚贞奋斗,痛苦牺牲,撤销了百年来损害我国家主权完整、阻碍我社会经济发展之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国际平等的地位。这是我们民族主义光荣的成就。抗战结束以后,俄国帝国主义者及其第五纵队——朱毛施展其阴谋暴行,破坏我抗战胜利的成果,更进而劫掠我国大陆的领土。今日反共抗俄战争,乃是我们继续对日抗战之后民族主义的神圣庄严的大业,国家领土如一日不能恢复,这个革命战争就一日不能中止。

  乙、团结救国的呼吁

  今日反共抗俄,与过去对日抗战却有不同之处。过去八年抗战,是甲午以来五十年蕴蓄已久的民族大义的表现,民族正气的横溢,因能历尽挫折,终获胜利。俄帝本是我们中国的世仇大敌。清代远见之士如林则徐即慨然于「亡中国者终为俄罗斯」。我总理手着「中国存亡问题」,本来亦早提出防俄的方策。但是俄帝第五纵队思想的渗透,组织的操纵,在社会上制造斗争,在政治上挑〔第60页〕起倾轧,竟使其党徒以卖国为光荣,认寇盗为父母,鄙弃自己的文化,戕贼自己的族类,而唯恐不能极尽残忍惨酷之能事。今日匪寇虽已暴露其凶恶的本来面目,而民族阵营,仍不免于猜疑与歧见的影响,因此我们今日必须呼吁海内外一切爱国反共同胞之大团结,并确信只要全国爱国的有志之士,今日如能共同走上反共抗俄的道路,将来就必能共同完成复国建国的使命。

  丙、对国内各民族的一律平等

  俄帝的民族政策,以「分化而统治之」为骨干,在史达林的手上,分化各民族,而以俄罗斯人统治的手法,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已经坦白的宣布了。他这一手法,推行到东欧附庸,也推行到中国大陆。今日共匪朱毛正在制造历史,力指边疆诸族来源的不同,他们用意,就是分解我国内各民族,使其个别接受俄罗斯的控制。在现状看,蒙古、新疆、和西藏同胞,恐已被迫朝?这一方向,要走上灭亡的道路了。因此我们要重申国内各民族平等合作的原则,努力促成各民族的团结,深信我国内各族,鉴于乌克兰集体移民的悲剧,波兰集体屠杀的惨祸,必能披发缨冠,救国自救,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

  丁、对国际集体安全的努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中华民国为设立国际和平机构,重建世界法律而努力。我们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促成了联合国组织的成立,至今仍为联合国宪章正义原则的支持者最力的一员。我们今后仍将本于宪章的精神,为集体安全而奋斗。

  〔第61页〕

  我们深信世界和平不可分,在世界反侵略阵线上,一点的突破,便是全线的失败。我们知道苏俄承袭帝俄的侵略政策,是他一度在欧洲碰壁之后,乃必有一度要转向亚洲来发展,并且认定他到欧洲最近的侵略路线是在亚洲。我们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如夷为俄帝的奴隶,那亚洲十一亿人口,决不能从俄帝乞取自由与和平。我们深信没有独立自由的中国,就没有和平安定的亚洲和世界。两年来俄帝使用中国大陆为基地,牺牲中国人的生命,作他侵略战的资本,总可证明我们这句话是确切不移的真理。我们过去单独与俄帝相持,不幸在国际共产党政治围攻之下,遭受了悲惨的挫败。但是我们毫不畏怯,毫不灰心,无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观感如何,而我们还是始终一贯站在民主集团的一边,为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尽其应有的责任。我们决不把中国问题的解决寄托其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决不愿藉世界人类共同的灾祸,来开拓我们的出路。而且我们相信只有朱毛奸匪被我们国军消灭以后,亚洲才能安定,亦惟有我们能够消灭朱毛,,世界才得和平,这是我们中国在国际集体安全之中,要单独来担当消灭俄帝工具傀儡的中共朱毛应有的责任,并且我们亦敢担当这个重大的责任,这是我们对国际反共集团义不容辞的事。所以我们亦必须要求国际反共集团,用全力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责任,这亦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事。因之,我们深信世界反共抗俄阵线之集体完成宣告之日,就是俄帝工具中共朱毛的死刑宣告之时,这亦就是史达林沙皇侵略主义崩溃开始的一天。

  戊、伦理道德力量的培植

  〔第62页〕

  最后我们要指出,我们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以仁爱为中心的道理,这道德的力量,就是从家庭爱、到国家爱、民族爱的伦理之中,在在都能具体的表现发扬出来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立足亚洲,屡经丧乱,仍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认为民族的形成,虽有其他物质各种的条件,但是我们民族伦理的力量,实大于其他一切物质力量的总和。这伟大力量的根源,就是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又以伦理道德为其骨干。俄帝指使其第五纵队朱毛,在我们民族中间散布物质主义的毒素。这一毒素发展到中国人以中国的伦理和道德为羞耻的时候,便是俄帝并吞我中国、灭绝我民族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才会了解共匪朱毛,为什么定要驱使大陆上同胞子杀其父,妻杀其夫的缘故了。

  史达林蔑视宗教,他问道:「梵谛岗有几师兵?」唯物论者亦必会问道:「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有什么力量?」要知道这是一个人生价值和行为标准的问题,一个民族既已丧失了其共同尊重的人生价值,废弃了其共同信守的行为标准,那自然就会子杀其父、妻杀其夫,而愿来做他所谓「社会模范」和「民族英雄」了。如果一个人到了这样的时候,那他向暴力屈膝,对史达林来做忠诚不二的奴才,岂不更是无足为奇的事么?这种民族,如果长此下去,当然要自召灭亡,然而我们领导国民革命,是决不能容许中华民族,被人家来灭亡的。这是我们今日最大的责任,这亦就是我们现阶段民族主义的大业。

  〔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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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民主义现阶段的提纲 第二节 民权主义方面

  甲、主权在民的信条

  总理对于民国元年临时约法,最注重「国家主权在全体国民」的一条。他为了这「主权在民」的国体,冒险犯难,从事讨袁护法之役,屡兴北伐之师。本党继承总理的遗志,领导国民革命,由军政、训政以达于宪政,其最高目的就是要建立这个「主权在民」的全民政治。今日台湾省虽正在战时,我们仍在推行这「主权在民」的地方自治,以实施民权主义。不过将来在反攻大陆的时候,我认为那「不能不实行军政时期」,而且「这是本党补过自赎,兼行训政工作,完成训政的最后机会。」我们必须在军政时期把训政工作同时推行,因此我们将来反攻大陆,军行所至,首先的任务,就是要为实施地方自治与重建全民政治,奠定民权主义深固的基础,我们必须如此,才能集结全民的力量,共策民族的复兴,也必须如此,才足以上慰总理在天之灵。

  乙、法治主义的信守

  俄帝匪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依列宁所谓「科学的定义」就是「无限制使用暴力,不受法律的拘束。」所以我们大陆上全体同胞,就要在他这「无限制暴力」之下,受尽了黑暗的地狱生活,和无量数的牺牲。我们是绝对的要反对「阶级政权」的观念,而且我们要反对一切少数支配多数的专制极权,我们始终反对神化史大林的神权政治。我们的三民主义者政治信〔第64页〕念,是以法治保障民权。

  丙、政党政治的建立

  本党是革命民主的政党。从总理创导革命,组党建国时起,所有党内的重要决策,其程序都是遵循民主的轨辙,以发挥政党政治的功效。本党改造以后,就特别成立了各个政治综合小组与党团,并加强其运用,所有中央的重要决策,都尽可能在事先征询各级党部党员的意见。并以政策决定人事,经由从政党员,执行党的政策,这是政党政治的基础。所以本党民权主义当前的任务,一方面要巩固党内政党政治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同时还要对于反共抗俄的友党,辅助其长成壮大,为本党反对党树立规范,与我们携手偕行,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我们认为只有尊重政党政治,才能发挥政党的力量,走向民主建国的坦途,所以本党同志必须具有尊党自制的民主精神,才能确实建立政党政治,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任务。

  丁、个人人格的尊重

  我们反对把人当物的共产主义。我们要尊重任何个人的人格尊严,但是我们要负反共抗俄的责任,也不能采取消极的放任政策,和绝对的自由主义,故对自由与平等的意义,应加以阐明。子、自由有两种意义。传统的自由,是就个人孤立的观念,即消极的意义来说的。简单的说,传统的自由只是消极的免除干涉的意思,三民主义的自由,却是积极的服务人群,而发展自我的意思。

  〔第65页〕

  丑、平等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法律之前的形式平等,一种是生活条件的实质平等。我们对于生活条件的平等,更须作正确的解释。生活条件的平等,并不是报酬的同一,而是大家都站在具有基本生活的经济条件,和基本知识的教育条件上,能得到公道的机会均等。至于报酬同一的平等观念,就是总理所说的平头的假平等。大家如站在基本生活和知识水准上,得到机会均等的平等,就是总理所说的立足点平等的真平等。

  一般人认定自由与平等是互相矛盾而不可融和的两个观念,乃是单就消极意义的自由与平头的假平等来设想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化的观念来理解自由,从具有基本经济教育条件而求得机会均等意义来解释平等,那就不仅自由与平等没有矛盾,并且自由与平等成为一事的两面,我们正确理解自由与平等的观念,才能认识三民主义,乃是民族精神,民主常轨与社会正义的结晶。

  戊、民族智能的发挥

  本党执政二十年来,两度剿匪之役,八年抗日之战,在任何忧难危急之中,始终一贯站在世界民主阵营的一边。民主主义在西欧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在北美的名言是「民有、民治、民享」;在中国就形成三民主义,永为我立国的准绳。但欧美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是人民推翻专制,争取自由;而我们六十年来的国民革命,却是争民权以抗强权。所以欧美的民主政治,是为保障人民自由,限制政府权力;我们的民主政治,是要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我们深信中华民族有人本哲学和民本政治的传统思想,更有发展全民政治和法治主义的固有智能,总理手创五权宪法〔第66页〕的宏规,就是我们民族固有智能的结晶,我们必须坚贞信守,永矢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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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民主义现阶段的提纲 第三节 民生主义方面

  甲、国家计划中的平衡发展

  总理手订的实业计划,是民生主义实行必经的阶梯,民生主义的经济计划的目的,在于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一点上,民生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有别,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更是不同。传统的自由主义,是以个人的经济竞争,为达到社会福利的手段,实际上个人的经济竞争,往往造成了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民生主义,是以经济计划,消灭独占资本,保障多数人的均衡发展。经济自由,固须受国家计划的限制,但是少数人自由的限制,却就是多数人自由的保障。但是我们认为把自由解释为放任,那就糟蹋了自由,把计划解释为统制,亦就糟蹋了计划。

  共产主义者往往最初用经济平等来骗取民众,剥夺他们的自由,但是民众丧失了自由,也就丧失了保障平等的权力。奴隶与奴隶是平等的,但是奴隶没有要求与主人平等之自由。也就失去了自己生存与生活的自由,而且是失去生存与生活的意义。共产主义为平等而摧毁自由,其结果也就摧毁了平等。而且工人同工同酬的口号,俄帝早已推翻。他们工人工资差别的悬殊,可以十百倍不等,则其所谓经济平等,岂不是骗人的幌子。民生主义认为自由是平等的保障,平等是自由的基础,所以民生主义的经济计划,是为平等而计划,也就是为自由而计划。计划与自由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第67页〕盾的。在计划经济之中,个人有相当发挥能力的自由,但断不容其危害大众生活的安全与进展,同时又领导其使之为社会福利而努力。所以我们要了解民生主义,不是放任主义,更反对共匪假计划经济之名,行奴隶制度之实,我们反共抗俄战争,就是要解救大陆同胞,不做俄帝侵略之下的农奴和工奴。

  乙、平均地权的要旨

  总理在解释平均地权时说:「平均地权之法,一、照价征税,二、土地国有。」又说:「听其自定地价纳税,但以土地国有权以限制之。」关于土地国有的意义,我曾经解释为「土地国有而民用。」亦即「国有民享」。并根据总理所主张的「土地国有之法,不必要收归国有」的精神,确认土地国有的真正内涵,应该是「土地国有的原则之下,允许私有财产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的合理存在。」我们今后对于市地与农地平均地权的问题,就都要照着此一原则来处理。现在除市地应用报价征税和涨价归公的办法,来作为都市的建设费用而外,对于农地,今日在台湾省的设施,就已是实行了三七五减租以保障佃农的利益,并即将进一步实行限田政策,以扶植自耕农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我们收复大陆以后,将使耕地归于现在耕种的农民。本党对于这一点亦已有了明白的宣示。

  我们尊重边疆各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随时予以提高及改进,并发展畜牧事业,以尽牧地之利。

  〔第68页〕

  我认为土地为农牧民众生活之所寄托,所以主张土地国有,用国家的权力,来防制一切土地兼并的现象,不使其牺牲农牧民众的命脉,以扩张个人的私利。

  丙、节制资本与工业化的要旨

  民生主义对于工业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解决。一方面要完成工业化,一方面要在工业化过程之中,施行社会化的政策,杜绝独占资本,使生产增加的利益,为全民所共享。

  欧美各国于工业革命成功之后,发生了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革命的危机。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实施社会化的政策,以消弭阶级斗争,兹特就经济方面实现社会化的政策,说明如下:

  子、在工业方面:民生主义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发达实业,第二、是节制资本。换句话说,民生主义要完成工业革命,又要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解决劳资问题,消弭阶级斗争。我们要做到这一大的事业,一定要从事实上找出方法来,用不着暴力没收和残忍斗争。这和平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以累进率征收所得税用来建设铁路、港口、码头、仓库和公共事业,改良工业的环境,促进工业的进步。第二、有独占性的事业,如铁路、港埠与动力钢铁等基本工业与关键工业,都要由国家资本来经营,使民生不受独占资本的操纵。第三、发展合作社的组织,使消费者直接与工厂交易不受商人的居间盘剥,总括一句话,民生主义要工业发达,要劳工有充足的生活,要社会得了生产增进的利益,而不受独占资本的操纵,为什么民生主义能这样做呢?这〔第69页〕是因为民生主义把握着资本与劳动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唤起社会共同的自觉,以保持两者的均衡,逐步推移,达到实现社会化的目的。

  丑、在农业方面:民生主义所持的原则是和上面所说一样的。第一、要发达农业,使农业科学乃至机械化。第二、要用平均地权的方法防制土地兼并的流弊。第三,要使耕者有其田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消弭地主与佃农间的阶级斗争。现在先就市地和耕地分别说明:

  (一)市地:都市的地价涨高,不是地主的劳力,而是工业发达的结果。所以民生主义从工业革命的立场来确立市地的政策。民生主义采取报价抽税与照价收买的方法,以抑制地价,并取涨价归公的方法,使地价因工业建设而增加的部分归于公有,以为都市建设之用。

  (二)耕地:民生主义对于耕地,不采取强制没收的方法,民生主义,要用和平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和平方法,就是减低田租,以保持农民的收入,耕者既各有其田,又保持其收获为提高生活,改良生产之用,这样农业自然会有进步了。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与开放公地办法,以及其最近建立限田制度,正是民生主义开始实行的部份。总之,我们如用马列共产主义,来解释民生主义,就不能了解民生主义的本意。马列共产主义要人民饥饿,因为人民饥饿了,他才能统制,民生主义却要人民家给户足,人人于衣食住行之外,还有育和乐的享受。

  我们看见了共匪在大陆上用「三反」「五反」的方法来搜括人民的财富,造成普遍的饥饿和死〔第70页〕亡,就要设想我们将来回到大陆上,怎样从荒凉悲惨的废墟上,再建一个现代的社会。我认为只有集合大多数人民的力量,调剂劳资双方的利益,并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生产。我们决不能像匪党朱毛的专制暴力,以人民为工奴和农奴,而榨取他们的血汗。我们不仅不能这样来做,而且我们要保障一般人民能施展其各人所能得到均衡的发展。许多人研究社会问题,信仰社会主义,只从目的论上去设想,而不从方法论上来?手。他们为了要达到平等的目的,不知不觉的犯上了社会病理学的错误,忘记了国民革命的建设性,而用平头假平等的观念,来解释民生主义,我们对于这一误解,应该特为警惕。我们要体会总理所说社会生理学的意思。把握国民革命的建设性,认识民生主义的本质,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合作互助的科学建设。民生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共同利益,与民族自觉的上面,要用社会共同利益,来权衡个别的利益,要用民族的自觉,来调和阶级意识,要从科学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使生产的利益归于生产的民众,这才是民生主义的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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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汉奸必灭与反共必胜、侵略必败与抗俄必成

  〔第70页〕

  我在「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的讲词里,已经明确地指出「在世界历史上,侵略主义者愈是强大,愈易失败。在中国历史上,汉奸傀儡是必亡的,极权暴政是必亡的。」我们可以深信,自由国家民主阵营之间,对共产国际,必会逐渐提高警觉,能同我们互助合作,同时深信我们民族伦理的力量,亦必更能发扬光大,而且我们的民族精神,始终是磨而不磷,再接再厉,愈挫愈强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民〔第71页〕革命,对侵略与汉奸的作战,是从来不知道屈服的,亦没有不得到最后胜利的道理,这是历史昭示我们的事实。

  我们先要认清朱毛傀儡的必亡,和反共战争必胜的所在。这个傀儡,到了今天,因为由于大陆同胞的被迫害、被饥饿、被屠杀,已经到了再不反抗,就只有自杀的觉悟,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都已种下了这复仇雪耻,救国自救的种子,只等待我们国民革命的阳光去照临,就随时都将萌芽开花。并由于朱毛傀儡彻底的出卖国家,忍心的扼杀民命,无条件的投降俄帝,就必然更要加速我们民族灵魂的自觉,激起民族普遍的怨愤,爆发民族正义的火花。更是由于民众对以往我们政府三民主义仁政的怀念,以及对共匪共产集团罪行的憎恨,只要我们能及时反攻,他们就必然会如响斯应,揭竿亡秦。而且在朱毛奸匪窃据下的中国大陆的农村、和城市原有的经济生活,由于奸匪不断的发动「土改」「民改」「三反」「五反」和「捐献机炮」等运动,已经彻底破坏,彻底枯竭,今后还要如此继续地苛索不已,要他长此担负大量匪军,替俄共打侵略先锋战的给养和装备,那就只有杀鸡取卵,决无持久的可能。因此,我们应该明瞭今日朱毛奸匪的傀儡政权,除了他卖身投靠、依附俄帝之外,其在大陆上的政治,是完全建筑在他欺诈、粉饰、荒谬、诡诈的虚伪宣传之上,毫无内容,更无基础的海市蜃楼。而其兵力乃是建筑在社会没落和经济破产的上面,只要他经济这样长期破产下去,那就是他军事崩溃的开始。如果我们国军一旦反攻,他的军事一经挫败,那不仅他虚伪的宣传就要破产,而其傀儡政权,亦就自然而然的覆灭了。现在我们国民革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正在新生而且日益加强,我们可以确认我们的新生,就正〔第72页〕是奸匪的灭亡。这种论证,在以前各节里,都已有了很多的根据,现在只是期待?我们自由中国和海内外爱国同胞,更能精诚团结,一致奋起,来加速朱毛奸匪的灭亡,提早我们国民革命的胜利。

  同时我们更坚信侵略主义的必败,和抗俄战争的必胜,亦是毫无疑义的。本来暴俄本土,在其天时和地利上,过去是都占有着绝对优势的。在天时上说,俄共的国土里,都是穷阴凝闭,坚冰积雪的寒带,其中还有一部分更是寒暑皆烈,变动甚剧的沙漠,所以在俄国本土适宜于战争的季节,一年还不足四个月,这是俄共在天时上特别有利的条件。尤其在地理上,更因为他在北面有北极海为其背面自然的屏障,在东面亦有白令海峡及鄂霍次克海为之环绕,在西面亦紧接着波罗的海,可说是三面环海,形成了他天然的形胜条件;惟其南方,则为内陆地带,然亦多山岳河谷,自成藩篱;且横跨欧亚两洲,领土广袤达二千一百三十万方公里。俄共有着这种纵深与广宽的幅度,所以他特别掌握?军事上的守势和持久战争的优胜条件。如果他的敌人由东方来进攻,则他最后可以西撤,而他对西方来进攻的敌人,更可以步步东撤,作持久消耗战,这是暴俄在地利上极占优越的又一条件。因为俄国在天时地利上有着他这样优势,所以西方的英、法、义、荷、德、奥等国与他战争,到最后终是不能制胜,只有莫可奈何。所以在历史上来说,西方国家,虽然曾经有过拿破仑和威廉二世以及希特勒对他本土进攻,而且有的还占领了他莫斯科京城,但最后却很少能够克服他这种天时地利上的条件,敢对俄国一决胜负。因此俄共在一九一七年对沙皇革命以后,对外只取守势,所以亦能侥幸的得到一时里的成功。但是他今日要侵略世界,就不能不向外求取攻势,这正是他失却了俄国天时地利优胜的条件,又授予了反共抗俄的民主阵线一〔第73页〕个必胜的保证。我们研究俄国以往的战史,俄国除开在一二三七年曾为成吉思汗及其孙子拔都所征服,并攻陷莫斯科,建立「钦察汗国」占领至二百七十年之久,此外就很少为西方国家所降服,而且成吉思汗的击败俄国,还是从东面进击,先占领了中亚细亚,以及世界脊梁的帕米尔高原,然后再西征俄罗斯本土的。这是对俄战争历史所显示的事实,就是要惩创俄国侵略主义的野心,不是由西方温带地区,而进攻其东北方面寒带很长的纵深地区所可以取胜的,而乃是只有由东方进攻,才有制胜他的先例。但是俄国往昔在天时地利上凭藉的优势,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今日,已经为科学战争的严重性所削弱了。虽然俄共曾不断广植了许多卫星国家,但是他西起波罗的海,东至阿拉斯加三千五百余海里延长的地带,无一处不正面临着空中的突击,与海上的封锁。因此他不仅已经失去了他前此自西而东与由南而北的纵深广宽的效用,而且俄共一向所恃以为「背城式」的屏障的北极海,正因为空中战争的发达,亦已经形成了他战争全局的一个正面,否则他就会面临?拊背的厄运,完全失去了他以前所恃为屏障的凭藉了。总之凡属他以往认为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的条件,就都在这个原子时代的科学战争中统统失去了他的优势。其次还有他俄国内部的民族和人民更是十分复杂——在他本土以内,就有着十六个加盟的集团,其中还包括了许多数目不同的「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省区」,在他本土以外,又有?无数个卫星和附庸的国家,以及强占的领土。这些集团与附庸,当反共抗俄战争未发动之先,在其俄共压制之下,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但是积怨所极,只要有?外力的应援,那就必然会倒戈相向,纷纷叛离的。而且史达林此时还在伊朗、埃及、印度、中亚细亚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利用所谓民族主义的潮流,作为煽动挑〔第74页〕拨的工具。可是已经被他关进铁幕的卫星国家如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其民族主义,却已经像我们中国大陆一样,随时随地正表现?他们对俄帝统治的不耐烦,和群起反抗了。就连苏俄境内如乌克兰、乌孜别克、哈萨克、乃至史达林的故乡乔治亚等所谓共和邦中,亦不断的时时有暴动发生,和民族领袖被羁囚残杀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乌克兰人民,就曾热烈欢迎德军并自动的组军,愿为德军先驱,这是他到了对外战争一起,就对内无法控制的一个例子。而其他之欲叛离俄共残忍压制的民族与人民,岂止乌克兰一邦而已。总之由于俄共在科学战争的前面,既失去了他所凭藉的军事地理的优势,又在民族大义与民族正气号召的前面,面临了他所必须控制而无法控制的人心;更在自由世界明眼人的前面,又揭露了他狞恶的嘴脸,和残忍的手段,因此不论他再怎样诡诈,再怎样恐怖,再怎样坐大,而他终必无法避免其覆亡的命运。这是侵略者必葬身于侵略战争之中,暴君必覆没于残暴苛政之下,而汉奸且必授首于国法制裁之前的定理,是绝无疑问的。

  不过反共抗俄战争的必胜,并不是建筑在敌人自己崩溃的上面,惟有民主国家能够警惕于俄共流毒的可怖,能够了解于这种反共抗俄态势的形成,加紧民主阵线间的组织和团结,那才能加速这共同敌人的失败和灭亡。

  朱毛傀儡以及克里姆林宫的魔王,最后的末路,就只有这样的一条。我们不独确信侵略强权必败,卖国汉奸必灭,专制独夫必亡,而且如何去促成他们的败亡,提早他们的覆灭,这正是我们全民族以及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要靠我们大家去争取;复国建国的成功,同样要靠我们大家〔第75页〕去奋斗。也惟有我们自由中国和海外全体同胞,能够一心一德,为争取国民革命第三任务的胜利与成功,而牺牲一切,贡献一切,那才能真正的获得反共抗俄战争的必胜、与复国建国事业的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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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反共抗俄的总目标

  〔第75页〕

  总理手创三民主义,依礼运篇的启示,以世界大同为理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问总理为什么用孔子的理想,做三民主义的理想,和国民革命的目标呢?要知道礼运篇的大同世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必然达到的崇高的境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天下一家」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理想,联合国宪章就是这一理想的产物。到了战后这五年以来,苏俄侵略主义者狡诈的政治攻势,与残暴的军事行动,竟使联合国没有什么成就,而今日世界上又临到战争的威胁,但是我们决不失望,更不灰心。我们从中国的立场,来环观世界民主发展史和民族自觉史,更可证明侵略强权必败,卖国汉奸必灭,专制暴君必亡,他们都必在民族的觉醒中受到最后的裁判。今天暴俄和奸匪朱毛集人类历史上侵略强权、卖国奸贼、与专制暴君之大成,朱毛和他们的主子史达林,既不能毁灭我们中华民族,就必定会在我们中华民族自觉的伟大潮流里毁灭。我们反共抗俄战争必胜的基本在此,我们救国建国事业必成的基本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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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一、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为「民生哲学」。

  二、总理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正统思想——认定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其极则为「天下为公」。

  三、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

  四、革命的原动力,分开说是智、仁、勇三个字,合拢说就是一个「诚」字。

  五、一部孙文学说,就是启示我们革命力行的道理。

  六、实行国民革命的程序

  1·建国第一时期

  ——即军政时期,要行军法之治。

  2·建国第二时期

  ——即训政时期,要行约法之治。

  〔第136页〕

  3·建国第三时期

  ——即宪政时期,要行宪法之治。

  七、加紧完成各种建国基层工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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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今天我要向大家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各位也许觉得,在寇深国危的今日,尤其是在这几天重庆横被寇机滥肆轰炸之后,我还来从容讲论三民主义,似乎是迂阔而不切近事理。殊不知我们国事所以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人民所以受到这样切身的痛苦,实在是因为大家从前没有研究三民主义,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就是不懂三民主义,甚而至于违反三民主义;所以敌人敢来如此侵略我们,压迫我们。尝读「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古训,此时更感觉他意义之深切了。我们在这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交,重新来研究总理遗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虽觉有亡羊补牢之感,然及今实行,犹未为晚!大家知道,我们总理的主义,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正统思想,参酌中国现代的国情,摘取欧美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的精华,再加以总理他自己独自见到的真理所融铸的思想体系。其博大精深,真正可以说推之世界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在国家遭受空前的耻辱,敌骑纵横驰骋于我们国土的时候,一念到我们总理所遗留给我们的主义,其眼光的深远,内容的精确,系统的严整分明,实在是全世界拨乱致治的要道,我们国家起死回生必循的途径。我们反覆循绎,觉得他字里行间,弥漫?的那种悲天悯人、救国家、救世界的热情,真使我们觉得无限的惭愧,无限的痛悔,亦无限的兴奋!为什〔第137页〕么觉得惭愧痛悔呢?因为我们革命党员过去不努力、不长进,革命党员既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又不能研究三民主义,因之全国人民也不能真切信奉总理这一个革命救国的宝典,同心一德把国家扶救起来;使得异说纷纭,思想杂乱,结果弄得强寇侵迫,国亡无日。为什么觉得兴奋呢?因为我们既然有了这样博大精深,完美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三民主义,只要我们能够切实研究,急起直追,本着这个原则努力奉行,那就可以战胜敌人,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第138页〕(原理)(主义)(原动力)(略方)(国民革命程序)(目的)

  〔第139页〕

  我们无论研究一种什么学问,都应该用科学方法分析、演绎、归纳,把他整理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系统,才可以窥见全体,得其精要,才容易使人明瞭,不致误解。总理的三民主义,何等的精深,何等的博大!但是一经用分析方法研究之后,我们又觉得系统分明,程序严整,非常简单,非常明白!我最近研究三民主义,荟萃总理关于革命建国的各种方略的遗教,贯串起来,拟定一个「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我认为这一张表,可以把三民主义的原理和内容,以及实现主义所必需的革命方略,乃至达成最终目的所必经的国民革命程序,包括无遗,很清楚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这种综合提挈的说明方法,就是古人所说的:「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的道理,也就是古人所谓「一纲举,万目张,一本立,万事理」的道理。我所制的这一张表,大体上分为六部分。(一)是三民主义的原理——就是总理思想的出发点,亦就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二)是主义的本身;(三)是革命的原动力;(四)是革命的方略;(五)是革命实行的程序;(六)最后的目的——就是三民主义的实现与国民革命的完成。

  现在按照这张表的次序,先讲三民主义的原理:

  总理在三民主义第一讲,开宗明义的就说:「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又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情,研究其中的道理,最初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便生出力量」。根据这几句话,我们要彻底明瞭三民主义,必先寻觅总理思想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是要寻出三民主义的「原理」或哲学基础。什么是三民主义的原理或哲学基础呢?就是这表上所示的:「民〔第140页〕生哲学」。各位同志要知道:无论什么主义,都有一种哲学思想做基础。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为「民生哲学」。戴季陶同志有一本专着。阐明得很是详细,凡是亲承总理教训的人,都承认他这本着作能真实表达总理思想学说的全部精义。关于此点,遗教本文中,也有很多次的指示,他说:「民生为历史的中心」。又说:「社会问题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又以人类生存问题为重心,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又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又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所谓「民生」依,总理的解释,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比我国通常所说国计民生的「民生」要广义得多。总理研究社会进化的定律,认定人类求生存的意志和努力,足以推动社会的进化,而中外古今所有革命的事业,唯有依于人类求生存的天性而出发,才能解决当前问题,增进人群幸福,促进世界大同。总理革命的动机是不仅救国,还要救全世界人类。他是要根本除去足以妨碍人类生存的一切不良势力和现象,要铲除社会上的不平,要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进而建立和平共存的大同世界。

  中外哲学史中,有两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学派。其一是唯心史观,其二是唯物史观。持唯心史观的以为历史为人类有意识的一种精神创造,一部历史,就是精神活动史;持唯物史观的意见,恰好相反,以为一部历史的变迁演进,完全依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转移,某一时代的经济制度变更,或生产方式变更,历史亦随之而变;人类的变动,完全受经济的支配。这两种学说,都可说是一偏之见,不能够概括人类全部历史的真实的意义。因为人类全部历史即是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不仅仅是物质,也不仅仅是

  〔第141页〕精神,所以唯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或以民生史观为出发点的民生哲学,既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惟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总理的民生哲学就是认

  定「人类求生存」为社会进化的根源;换句话说,就是「民生为历史的中心」。

  我们更要知道:总理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总理既认定了「民生为历史的中心」,便根据这个思想指出我国固有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法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因为人类的生存最大保障,是在全体的生存,不在部分的或个人的发展。总理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正统思想,认定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仁爱的极则,无过于天下为公。这张表上「民生哲学」下面这个「公」字,就是天下为公的「公」字。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一种最完美、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总理生平遇到有什么人请他题字的时候,一提笔总是写这几句话。可以说:这几句话,就是总理在实行革命中的最高理想。惟其如此,所以他创造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哲学为基础,是以人类全体幸福为依归,而终结理想,是「世界大同」。我记得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瑞典人)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

  总理答覆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第142页〕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那位马林先生不明白中国政治思想的

  历史,自然不明白总理答语的意义,他再问总理,总理仍然是这样答覆他,实则总理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三民主义是以我国固有的「天下为公」的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做基础的。

  以上说明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由于这个基础作出发点,分别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各方面,求得一个圆满的解决生存问题的理论。于是总理遂创制了最完美又最切实的三民主义。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是最完美的主义呢?现在世界各国政党所揭橥的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实这三种主义皆有缺点,而且他的内容是很不完备;譬如共产主义,他固是重于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和民权主义,而且共产党人倡导民生,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民权和民生主义,而且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只注重自己民族的利益,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至于倡导民主主义的政党,就一般国家而言,他们虽然是注重民权,而以全民利益相号召,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气味太重,不能给民生问题以完满的解决,而且现在所谓民主主义,对于选举方法,极不平等,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权主义。所以这些政党的政策,都可以说是偏而不全。惟有我们总理所创造的三民主义则不然。它以「公」字为出发点,所以能涵盖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它的目的,是要使全国人民无阶级、男女、职业、宗教之别,一律平等,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且还要进一步本?互助合作的精神,以谋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而跻世界于大同。再具体的说来,总理为主张中国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国际地位平等,因而倡导民族主义〔第143页〕;为主张各个国民的政治地位平等,因而倡导民权主义:为主张各个国民的经济地位平等,因而倡导民生主义。

  这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构成了整个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部信奉,不能取其一而舍其他。但三者之中各有其对象,各有其特别的置重点,各位可细读遗教,此地不必细讲。为简单明瞭起见,我再附以三个字的注解。大家知道:我们人类所以异于一切动物,高于一切动物的原因,而且能够不断的自求进步,不断的进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感情、有法纪、而且又有理性的缘故。感情、法纪、理性,这三种东西是维系人类生存、促进人类进化所缺一不可的,我们通常论一件事,总说是要情、理、法三者俱当而后才算是圆满;依照三民主义,在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的感情;因为民族是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是全民政治——即民权主义的政治,要规定各个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就全靠法制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互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上大多数利益相调和,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的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他主义完备,而且比其他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此。〔第144页〕总理以民生哲学做基础,并且以「公」字为出发点,创造了三民主义。但仅仅有了主义,没有革命的实际行动,就只是一种学说,而不能发生救国救世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总理的三民主义是为实行革命而作的。这张表上,主义下面,接?提出「革命」两个字,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主义,还要实行革命,唯有努力革命以贯彻主义,才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但是革命的事业,总理常说是「惊天动地的非常事业」,我们要担负非常的革命事业,先要有一种革命的原动力,没有伟大深厚的原动力,断不能发生成仁取义的决心,和生死不渝的毅力。我们革命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张表上列得很清楚,分开来说,就是智、仁、勇三个字;合拢来说:就是一个「诚」字。这智、仁、勇三者,总理在「军人精神教育」中明白指出为救国救民所必备的革命精神,而其中尤以「仁」为中心。总理说:「三民主义即仁之所由表现」,又说:「救国之道,在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仁。」又说:「舍生以救国,志士之仁也」,可见智、仁、勇三者之中;特别以仁为最要。因此我们分别诠释这三者的意义,可作如下的说明:(一)智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知仁」,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也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工夫。(二)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博爱,在伦理方面推演出来,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在实行方面举其实质,就是以「天下为公」的三民主

  义。(三)勇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笃行」,就是勇于「行仁」,不惧一切。所以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智、仁、勇三达德,是革命精神之所由发生,亦革命事业之所由成就:而归结其总的原动力,则是中庸上所说的「所以行之者一也」的诚字。本来诚之一字,有几种含义:所谓「诚则〔第145页〕明矣」,就是说无诚不智,所谓「成己成物」,就是说诚通于仁;所谓「至诚无息」,就是说唯诚乃勇。至于整个「诚」字的意义,则是「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意思。因为惟有诚乃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必须要对于主义有固执性,有贯彻到底的毅力,无论在何种危险困难的环境当中,甚至于要牺牲性命的时候,也不能动摇我们对于主义的信仰,完全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地步;而且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尽乎其所不得不尽,更没有什么外力所能够阻挠,所能够使其停止。一切革命先烈之决心成仁,纯然是出乎一片至诚,所以说诚是革命的原动力。

  有了这个诚字,和智、仁、勇三个字做革命的原动力,我们还要能够「力行」。关于「力行」这方面的话,总理已经讲得很多,一部「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可以说就是启示我们革命要「力行」的道理。总理当时因为看见人们知而不行,尤其是在民国七八年的时候,看到国人对于革命方略,不肯实行,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创造「知难行易」的学说,举了很多例证,鼓励大家去实行。最近我又根据总理遗教,特别向大家讲明「行的道理」,我认为我们革命不患其不成,只患其不能力行。

  如果大家已认识了三民主义,而不知道「知难行易」的道理,不去实行三民主义,就不是总理的信徒,也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这个「无息」就是行的意义。我常说:「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间,没有一天可以脱离行的范围,可以说,人生在行的中间长成,由于行的中间而充实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又说:「我们要认识行的真谛,最好从易经上天行健君子自〔第146页〕强不息一句话去体察。」又说过:「我们行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简单总括的答一声是一个『仁』字。我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诚,所以知之出乎诚者必智,行之出乎诚者必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而且其行必笃,其知必致,其知其行,断无不成。」这几句话,不特为力行两个字作一个详尽的解释,实在也是我们总理缔造中国国民党,自建党革命以还,过去五十多年的光荣斗争历史的总说明。过去五十多年来,我们无数先烈和同志因为本此一「诚」,发为大「知」、大「仁」、大「勇」,力行三民主义,不知经过了多少困苦艰难!一部中国革命建国史,几乎完全是中国国民党一般先烈同志的赤血所写成,我们今天遭逢到空前的国难,本党承全国国民付托之重,担负总理和无数先烈遗留给我们的革命建国的重任,要想死里求生,完成救亡复兴的伟业,只有从「力行」中去实行三民主义,这是大家应该特别注意的。

  明瞭了我们革命原动力的内容和力行的意义以后,我们就要问「力行」从那里开始?手?依据我们革命的方略,就要有一个「党」。总理创导革命,以组党为入手,而且告诉全国国民「不但有入党的权利,也有入党的义务」,这就明白指出我们革命是顺乎天理,应乎人心,而为中国国民有志救国者所应该共同担负的大事业。因为「党」是团结同志,实行革命的总机关,一切革命力量、革命行动,都需要从这个机关里放射出来。在革命建国时期当中,障碍亟待扫除,民众尚待唤起,国民既不能全体参加革命救国的事业,而他们的利益不能不有以保障,他们的幸福不能不为之顾全,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安危不能不有所策划,所以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以党来管理〔第147页〕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党并不是为党员利益而存在,乃是为国民利益而存在,为实行革命而存在;没有党,则革命力量无由集中,革命事业无所寄托,所以我们要完成革,不可不巩固党的基础,充实党的力量。

  明白了以上各节以后,我们就要切实认识什么是实行国民革命的程序。

  总理在很早以前,就把建国的程序分成了三个时期,就是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工作不能混淆,层次不能躐等,否则革命事业就不能稳定确实以达到最后的成功。拿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训政工作方在中途,突然遭遇国难,革命前途横?比从前更顽强、更严重的障碍,所以我们日常的工作,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而同时加紧训政时期的工作,以期抗战建国,得以同时完成,现在依照本表所示,逐一说明如下:

  先说建国第一时期——即军政时期——要有「军法之治」。这个时期最基本的工作,是建立革命武力,以扫荡革命的一切障碍。这里要特别说明的,就是所谓武力不限于军事,军事之外,同时要有教育和经济,配合起来,纔能构成整个的武力。如果单有军事,无论如何是不能抵御外侮扫除障碍的。教育、经济、军事三者之中,教育尤为首要。讲到教育,首先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发挥其智识、道德、体魄和群性,即所谓智、德、体、群四育。智育就是智识技能的培养;德育就是品德人格的提高;体育就是精神体力的增强;群育就是团结一致互助合作习性的养成。我们要知道:教育乃是国家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亦即永久的生命根基之所托;所以教育的优劣成败,即是国家民族兴亡盛衰最大的关键。我们现〔第148页〕

  在正和倭寇作战,教育的成败,也就是我们抗战的成败最大的关键。我们今天的一切教育,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实施军国民教育,养成军国民的风尚。什么是军国民教育呢?就是中国固有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文武合一,智德兼备的六艺教育,而同时应该注重的是智、信、仁、勇、严五种武德的培养。一矫过去消沉的民气、文弱的顽风。再讲到经济,经济的要素有三:第一是劳力,第二是土地,第三是资本。我们要建立经济上的武力,就要使全国的劳力、土地和资本。尽量用之于生产,不可有一点荒废和浪费。大学上说:「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就是一方面要增加生产,一方面要减少消费的意思。总理对于国家经济力的培养,有四句重要的话,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贷畅其流」,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使地无荒土,人无游民,物无废材,贷无壅塞,这样,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才能充实,经济方面的革命武力才能建立起来。最后讲到军事,近代的军事由于空军发展,已无所谓前方与后方,我们要充实国防,一定要办到全国皆兵,照管子「作内政寄军令」和商鞅「举国而责之于兵」的办法,造成四万万人都具备战士的资格,以保卫我们的国土。这教育、经济、军事三者,我曾经喻为「国力之源」,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立国的大经。我们在

  军政时期,实行军法之治,除了建党、建军用武力扫荡革命的障碍而外,还须打定教育的基础、经济的基础和军事的基础。到训政时期,实行约法之治,我们应该从下面所说的五种建设上去分头努力,以加强教育的基础、经济的基础和军事的基础。最后到宪政时期,实行宪法之治,乃能把教育、经济、军事这三者很健全的建立起来,使我们国家具备现代国家的资格,得以永久适存于世界,同时三民主义的实〔第149页〕现,也有了切实的保障。

  现在再讲到训政时期,训政时期是建国第二时期,根据总理遗教,要实行「约法之治」,就是要拿约法来管理一切事情,这个时期内主要的工作,是要开始实行地方自治,训练人民行使四权。但四权行使的范围,以地方自治的成绩如何为条件。所以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可总括之曰:建立地方自治。就是依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之需要,推行五种建设——(一)心理建设,(二)伦理建设,(三)社会建设,(四)政治建设,(五)经济建设,这五种建设就是建立地方自治的中心工作。但

  同时仍是以教育、经济、军事三者为基础,紧接?军政时期革命武力的建设,使促成现代化亦即军事化的新国家之实现。至于这五种建设彼此之间又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尤其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有表里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也有密切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从事伦理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到心理建设;从事政治建设的时候,也同样的要注意社会建设;不但如此,就是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建设,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道理,我们无论党政军人员,都要特别注意,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无论从事那一种工作,与这五种建设,都是密切关连?的。譬如我们从事经济部门工作的同志,不可以为我们的工作,与其他心理、伦理、政治、社会等建设,毫不相干;其他从事教育、军事工作的同志,亦复如此!要知道,无论经济、军事和教育,都要有这五项要目为其建设的基本因素,如果建设,只有经济一项,或只有经济、社会、政治三项而缺少了心理与伦理二项的因素。那经济不能健全的建设起来,亦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经济了。由此类推至军事与教育各种建设,亦是必要具备这五个因素,纔〔第150页〕是真正完全的军事与真正完全的教育。所以在整个地方自治的五项建设之中,如果有一项建设不好,其他各地建设都不能成功。所以我们凡是党员、军人、公务人员,对于有关心理、伦理、政治、社会、经济的各种学问,都必须懂得,尤其要认识彼此关系,然后我们纔配谈革命,纔知道怎样努力去建设;也必须这五种建设有了确确实实的基础,训政时期地方自治工作完成之后,我们纔能讲到真正的宪政。现

  在就这五项建设逐一提出来说明。

  先讲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国民精神建设,为革命建国的基本。总理说:「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又说:「革命必先革心」。所以心理建设其重要在一切建设之上。我们要讲心理建设,先要研究孙文学说。全部孙文学说的要旨,在于确立「知难行易」的哲学观念。我所讲的「力行」哲学,就是根据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发挥引申的。为什么要讲心理建设呢?主要的是改变国民的气质,提起积极精神,确立自信,力行革命。我常说「生活的目的,是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这一个革命的人生观,完全由于体念总理的革命哲学而得来,上一句话,是从空间上说明天下为公的意义;下一句话,是从时间上阐明自强不息的真谛。合起来引用于人生,可以改革我们国内苟且偷生冷酷自私的恶习,而唤起其独立自尊力行不辍的勇气,这是我们的心理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材料。我们中国人向来惑于行难知易的传说,对于一切事业都没有勇气去作,养成「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苟且偷惰、空疏颓放的积习。殊不知人类社会一切进步,一切真实的成就,都是由于力行而

  来,由于人们重视自己的地位责任,肯作真实的努力而来。总理说:「人类进化,发轫于不知而行,〔第151页〕练习、试验、探索、冒险四者,即是文明之动机。」这就是说:只有力行才能促进社会进化、人类进步;只有力行才能克服一切艰难,获得最后效果。但力行之起点在于「诚」,诚是由于不忍人之心,发于不能自已之势。古人说:「诚之所至,金石为开」;这一个诚字,就是力行之神髓,可以克服一切,战胜一切。我们在这样一个衰弱散漫的国家民族中间,要实行三民主义,完成艰难巨大的革命事业,非根本改变国民的气质,一切将无从?手,非破除畏难却顾的传统心理,化冷酷为热烈,变消极为积极,确立心理建设,无从进行其他的建设。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应?手心理建设,提倡积极,鼓励力行,养成严谨勤劳,求真崇实,振奋进取的习性。这上面讲的是心理建设。

  其次讲伦理建设。伦理建设就是国民道德建设,要以总理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精神,以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即所谓五伦——就是五达道——为内容,以实行礼运篇的博爱互助尽己共享为原则。中国伦理哲学的精要在于五达道——这就是五伦;实在是阐明人生个人对于其他份子的正当关系而课以积极责任的教条,也可以说是规定群己关系的标准。五伦中的君臣关系,表面上看,现在似已过去不适用,但实际在解释上不可泥于一义。就现今情形说,就是国民对国家(国民是臣,国家是君)或公务员对国民(公务员是臣,国民是君)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应当贯以忠的精神,就是说要忠于国家、忠于国民、忠于所事。至于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关系,虽不必如宗法时代那样规定的呆板,但家齐为国治之本,在责任观念上并没有今古的不同。再则此种家庭关系,现在更应该扩而大之为对邻里乡党的关系,亦要贯以孝悌、仁爱、和平的精神,尽其相亲相扶、相勉为善的责任。朋友一伦则应推而〔第152页〕广之为对同志、对同胞的关系,而应贯以信义仁爱和平的精神,竭尽互助互信生死患难与共的本分。总之,古时的五伦和现时的伦理观念,在形式上虽有不同,其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为什么要?重伦理建设?简单说是要打倒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以扫除革命建国的障碍。在积极方面,是要改进人民的行为,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从而发扬光大,养成国民高尚健全的人格;使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能够牺牲小我,舍己利群,尽忠家国,尽孝民族,讲信重义,仁民爱物,和平互助,如手足兄弟一样,御侮建国,合力共赴。这种伦理建设与心理建设,都是为了提高一切建设的基本力量,在革命建国时期中,应视为急要之务。至于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的?手所在,我以为应该从教育和宣传?手,倡导的人当以「作之君、作之师」的精神,以身作则积极的、普遍的作有计划,有程序的宣导;并且要表彰地方上贤德之士,勉励热心积极的革命精神,使人民知所表率。孔子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讲实际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实际就是具体而微的政治建设,条目上和政治建设大同而小异,所不同者其范围更切近于民众,其功效更?重于基层。所以社会建设当以总理的民权初步作轨范,以组织保甲及社会法定团体为基础,以推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各种基层工作为要务。民权初步是专讲集会议事种种法则的经典,其直接目的在使一般国民能够熟谙这些法则,以习练初步民权的运用;其间接的目的,则在藉此养成一般国民重秩序、守纪律、有组织的习性,从而团结人心,增强民力,造成有组织的现代社会。这是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其主要意义〔第153页〕亦正在此。就是要使全国的国民从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训练与改进当中,彻底做到「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这几件事,进而达到团结民心,强固民力。这也可以说就是继续总理社会建设的一种实施办法,各位都是各级党政的干部,今天我们要想起衰振敝、救亡复兴,一定要大家想方法来加强社会组织,充实社会力量,建设健全的社会,以为建设新国家的基础。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应当做的事情很多,如像组织保甲,推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立机关、清户口、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的各种基层工作;然而最主要的一个共同的中心目标,就是要使社会上一切份子的生活

  行动,都能遵循一定的规律,使社会上一切有关人民福利的基本事业,都能有程序的兴举起来。社会力量增厚了,政治建设就容易推进,这是一定的道理。

  其次讲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是以建国大纲为政治建设的法典,以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各种业务为政治建设的内容,以训练人民行使四权为政治建设的起点。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实际上本来是不能严格划分的,社会建设是政治建设的基础,社会建设有了良好的成绩,政治建设就有了确实的凭藉。在训政时期中,地方自治没有完成以前,我们可以把县以下的工作分为县政与自治两项(所谓县政即普通所说的官治)。大体上说:乡镇以下是自治部份,即是社会建设;区以上是县政部份,亦即是政

  治建设。……至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上所举之事项(一)清户口;(二)立机关;(三)定地价;(四)修道路;(五)垦荒地;(六)设学校;是自治的要务,亦是县政的基本,是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所都应该并重的。不过现在实行的时候,性质上略有区别(参阅我所订的「县各级组织关系图」)。就是〔第154页〕说在乡镇以下注重于保,各种工作要发动保内人民分别担任,一方面有保民大会等议事机关,同时保民即是工作的主体,立法和执行两种义务并合起来,政权和治权差不多合为一体,一切工作就是眼前切身的社会公益,所以称为社会建设。在区以下的工作,多半是要统筹和统制,要由曾受训练的能者来担任,政权和治权比较的要划分清楚,所以称为政治建设。再则社会建设要建立各种社会团体,使他各就职业身份的不同,组织团体,促进公共福利,熟练会议方式,然后将来由乡而省而国可完全行使四权。所以社会建设实为完成政治建设的预备。

  最后讲到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当然应以总理实业计划为全国经济建设的纲领。但在基层工作上,应根据地方自治开始实行之遗教,以查户口、量土地、兴水利、开荒地、造森林、辟交通、教工艺、推行合作、管理粮食与实施积榖制度,为地方经济建设之初步;而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为目的。推行经济建设,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下,当然应遵守民生主义的办法,?眼于防止垄断和增进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以平均地权工作,为一切经济建设之中心工作。故办理地方自治之初,就应特别注重于此,使此经济建设之基本业务,随时容易推行,但现当战时,更应注重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节约,所以目前倡导经济建设,更要普遍提倡并实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劳动服务节约运动。凡轻而易举之事,先行?手赶办。尤其开垦荒地和管理粮食两项,在基层工作上要各地特别注意,这是总理遗教中所特别注重的事项,也是一向以农立国的我国,不可缺少的设施。

  上面已将训政时期即目前的要务逐项说明。在训政工作完毕之日全国各省县都已经完成地方自治,〔第155页〕

  人民都已实行革命主义,完成革命义务,经过行使四权的训练,然后可以进行宪政时期。施行宪法之治,成立国民大会,选举政府,完全依照五权宪法与建国大纲所规定,政权为全国人民所共有,治权为全国人民公意所选托,而后第一步达到建国完成的目的,进一步实现世界大同之理想,而后总理全部三民主义的目的乃可完全告成。

  综合以上所说,我们目前既确定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我们的希望,是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所以我们必须加速进行训政时期的工作,缩短训政时期的时限。因之我们必须依据三民主义的一贯理论,加紧完成各种建国基层工作的建设;我们更要以「人」「地」「财」「物」「事」作为主要的对象,以期切实适应,使进行格外顺利;也要以「管」「教」「养」「卫」同时并重为原则,使国力民力,均能增进,事无废弛,时无虚掷。要知道军事、教育、经济为构成国力之要素,而在基层工作上无论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以当地之人举当地之事,以从事于「教」「养」「卫」之实施,然后人民能得到切己关系的认识;能踊跃实行他们的义务,亦能享受实际的利益。我们必须唤起民众的自觉,使他们一方面尽到国民的义劳,一方面行使民权,逐渐导引他们到实行宪政的程度。我们不要提倡假平等和假民主,而要从训练人民入手,逐渐的使他们在政治地位上得到真平等和真民主。这样,我们的建国工作,乃能顺利完成,我们的三民主义必能够彻底实现。希望大家特别奋发,以实干、快干、硬干、苦干的精神,供献能力,加紧奋斗,完成以上所述的训政建国工作中五项建设,以尽到我们三民主义信徒与国民革命战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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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言 第一节 育乐两篇的补述

  民国十三年,总理在广州讲演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都已讲完。民生主义只讲了四讲,第一讲是讲民生主义的原理,第二讲是讲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办法,第三讲以下,总理预定要讲民生四大需要,食衣住行。但是他只讲了食与衣两节,就没有再讲下去了。住与行两大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从实业计画里可以看出一个轮廓,做我们研究的基础。但是我们从总理在民国十三年以前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和论着里,可看出民生问题,除食衣住行之外,还有育和乐。总理说过:民生主义要做到「少年的人有教育,壮年的人有职业,老年的人有养活,全国男女,无论老小,都可以享安乐。」所以对于「育幼、养老、济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乃至「聋哑残废院以济大造之穷,公共花园以供暇时之戏」,都要筹画办理,「把中国变成一个安乐国家」,才是民生主义的完成。所〔第192页〕以我们如不把育乐这两个问题,和食衣住行这四个问题,一并提出研究,就不能概括总理的民生主义的全部精神与目的之所在。

  民国二十四年,我在峨嵋军训团讲述总理遗教,其第二讲「政治建设的要义」里面,提到育乐这两个问题。当时因为时间不够,没有详细发挥,只是说明问题的所在,指出解决问题应该努力的方向。由峨嵋军训到现在是十八年了。我们中国经过了对日长期抗战,又遭逢奸匪全面破坏,不仅没有建设为富强康乐的国家,反沦没于俄帝奴隶牛马的境域。我今天来讲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真是万分惭惶。但我们在这反共抗俄战争中,要恢复中国国家为独立自由的民主国家,必须有计画,有步骤,重建中国社会为自由安全的社会,来做这独立民主的国家的基础。所以民生主义的社会政策之研究和确立,刻不容缓。而育乐两篇的补充,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了。我现在要将总理平生对于育乐问题有关的私人谈话所提到的政策,以及其平生对于育乐问题所设想的措施,和我个人所领会与拟议的方针和方案,加以阐述,或可少补 总理民生主义全部讲稿中未完部分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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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言 第二节 自由安全社会的建设

  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

  民生主义的主旨,在发展实业。总理在民国元年国庆纪念日为上海大陆报撰「中国之铁路计画与民生主义」一文,其中说道:「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第193页〕主义之行于我国也必矣。」民国十年手订「实业计画」,又说:「中国之存亡在于实业发展之一事。」民国十三年讲述民生主义,更明白指出,中国「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产,第三是工业。」照实业计画第五计画和民生主义演讲来推论,这里所说的工业,主要的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和印刷工业几种。我们中国人的食衣住行日用的需要品都能由工业来供给,那就是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到工业社会的第一步骤,这是社会大转变的起点。这一转变却是实行民生主义必需而先决的条件。

  在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时候,有一种自然的趋势,就是人口集中于城市。总理于民国八年手着「三民主义」论文,其中说道:「机器之生产事业利于集中,故城市首先发达,以易致工人也。其次则煤铁之场,制造事业亦以繁兴,盖便于取材也。其三则交通之地,工业亦随而林立,以便于运输也。有此三要素之地,工业必从而发达,人口则为增加。」又说:「如中国交通运输之事业发达,则凡于铁路集中之地,水陆交会之区,大市镇必从而生焉。以中国之大,此种新市镇当必得百数十处也。」这就是说,交通工矿生产事业如果发达,有三种地方一定要发达成大城市,为人口集中的处所。那三种地方呢?第一是原有的城市。这些城市原有多数人口,机器工厂设在这里,便容易得到工人,第二是煤铁矿场所在地。这些地方,不但矿业的本身能够招致大批人口,变成城市,并且需用煤铁的工厂也在这里设立,好利用矿场开出的材料。第三是水陆交通的枢纽。这些地方,运输便利,工厂开设起来,材料容易取得,产品也容易推销。以中国之大,机器生产事业发达的时候,必将有百数十个大城市发达起来。〔第194页〕这是总理预先见到的。三十年来,我国工业革命虽未能顺利进行,但人口其中城市却已成显明的趋势。

  二、社会组织不能适应

  工业革命要把农业社会变做工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旧社会组织不能适应这一大转变,便发生社会问题,引起社会革命。总理在「三民主义」论文里说得非常透彻:「社会革命之因,何从而来也,曰:从机器发明而来也。欧美自机器发明而后,万般工业皆用机器代之。夫用机器以羁勒自然之力,如汽力、电力,以代人工,本可减省人之劳力,应为造福人间,而何以反生出社会之痛苦?所以然者,则机器之发明而施用于工业也,乃突如其来,而社会之组织一时不能为之变更,亦不知为之变更,故无从应付也。」旧社会组织既不能适应工业革命,就要流于瓦解。我们中国近三十年的趋势,最主要的就是农业已趋雕敝,工业未能顺利发达。旧社会组织瓦解,新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抗战八年之后,继之以全面匪乱,我们社会的瓦解,便格外的迅速。这一严重的社会病态为俄帝侵略工具中共匪徒所乘,便造成了大陆沦亡惨祸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自然趋势与人为的灾祸

  农业雕敝而工业不能发达的社会痛苦,虽是我们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通程中自然的结果。但是这中间如没有制造变乱的外在原因,我们中国仍不至遭受危亡的灾祸。详细些说,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完成工业革命。我们的社会一定要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但是抗战以前,中国受〔第195页〕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我们的工业没有力量和外国工业竞争。我们的社会成了外国工业品的销场。我们的农业是衰落了,要想借助于外国资本和技术来发达我们的工业,以容纳农村剩余人口,让他们都能得到职业,而没有外国肯以互助合作的精神来协助我们建设。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不平等条约是撤废了,我们中国得到了独立自由的地位,本可以发展交通和工矿生产事业,使国民安居乐业,致国家于富强。

  但是苏俄帝国主义役使他的第五纵队中共奸匪,来破坏我们的铁路和矿业,阻止我们的复员和建设,纔演成农村破产城市恐慌的景象,招致社会瓦解国家危亡的灾祸。

  四、社会的演变与社会改革

  现在我们研讨反攻光复以后的经济社会建设问题,首先要抱定一个信念,就是反共抗俄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中华民国是独立自由统一的国家,来完成经济社会的建设。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中国既已解除了不平等条约,又复推翻了俄帝的奴役和奸匪的控制,我们的工业必将顺利发达,农业也渐能走向机械化的道路。但是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我们还是放任社会的自然发展,还是要计画社会的改革呢?我们今日要解答这一问题,仍须遵守总理的遗教。总理在民国元年演讲「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其

  中说道:「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动物之强弱,植物之荣衰,皆归之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学者遂举此例,以例人类国家,凡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达尔文之主张,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后起学者随声附和,绝对以〔第196页〕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社会组织之不善,虽限于天演,而改良社会之组织,或者人为之力尚可及乎?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之缺憾也。」

  孙文学说也这样的说:

  「何谓革命之建设?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夫建设固有寻常者,即随社会越势之自然,因势利导而为之,此异乎革命之建设者也。」

  我们从这两段话,就可看出总理对于社会组织的演变,不取放任主义,而主张尽人类的能力来挽救自然演变的缺憾。这就是说,我们要有计画的改革社会为自由安全的社会。我们不能放任社会的自然发展。

  五、建设实业于合作基础之上使劳工得到娱乐幸福与自由

  我们要改革社会,必须有社会理想。民生主义对于工业社会的理想是什么呢? 总理在「中国之铁路计画与民生主义」一文中说得最是明白:

  「将来中国之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政治与实业皆民主化,每一阶级皆依赖其他阶级,而共同生活于互信互爱的情形之下。……对于待开发之实业,人人皆得按其应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劳力结果之全部,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并有余暇之机会,可以思及其他工作以外〔第197页〕之事件。如此,劳工必能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此种娱乐与幸福,本为一切人类所应享,但在他国,劳工与穷苦之人尝无享受之权利耳。故在一个民族之中,须给人民全体以生活之机

  会,并予以完全之自由,此即余之希望。」

  这段话指示我们说,民生主义的社会不是以竞争为基础,而是以合作为基础。各阶级互相依赖,在互信互爱的情形之下共同生活,人人以其所付出之劳力为比例来分沾其利益,如此,人民全体都有生活的机会,有完全的自由,并有充分的娱乐和幸福。

  六、为自由安全社会而计画

  我们要建设中国社会为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幸福的社会,是要有计画有步骤的。总理手订的建国大纲,就是达到「政治民主」的步骤。实业计画就是建设「经济民主」的蓝图。我们要寻求建国大纲的主旨,必须研读孙文学说,纔能理解国民革命从非常破坏到非常建设的方略。我们要探讨实业计画的内容,必须就民生主义演讲已经提出的食衣住行四个问题和总理没有讲完的育乐两个问题,加以研讨,纔能体会民生主义为自由安全的社会而计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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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育的问题 第一节 生育问题

  「育」包括生育、养育和教育。这三大项目又都包括各种问题。现在分别提出纲要如下:

  〔第198页〕

  民族生命的延续与新陈代谢,人口数量的多少,都系于国民生育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

  甲、国民生育率与人口数量

  一、马尔萨斯人口论

  研究人口问题的人,总要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把国民的生育问题当做纯粹生物学问题来看待,又把人口问题当做简单经济问题来看待。他推论的结果,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几何比率的,粮食的增加是算术比率的,粮食不能供给人口的需要,便发生贫困、饥荒和战争,要把人口减少,使其与粮食保持平衡。我们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也有受马尔萨斯的影响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生育率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们以为中国的贫穷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符的。据人口问题专家的估计,三百年来全世界人口只增了四倍,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是几何的比率。并且近代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产量能够很快的增加。例如美国,一七八七年乡村里十九个农民的剩余粮食,只能供给城市里一个市民;到了现在,每一个农民便能供给十五个人了,可见粮食的增加也不是算术的比率。所以把人口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的问题和简单的经济问题来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第199页〕

  二、中国人口问题之所在

  马尔萨斯学说既被历史事实所推翻,我们便不能根据他的人口原理,断定中国人口是太多了。我们总理在民国十三年演讲民族主义,焦虑中国人口减少的危机。他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所以一时不能来并吞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总理这段说话到现在不过是二十九年,而侵略者以人口政策来灭亡中国的惨剧是在大陆上表演了。苏俄帝国主义控制了我们中国大陆,便要朱毛匪共肆行屠杀,制造饥饿,参加侵略战争,并输送人口到西伯利亚和东欧去做奴工,要把中国人口减少到半数两亿以下。大家至此应该可以了解总理耳提面命的对我们要受侵略人口压迫的警告,而且今天已得到事实的证明了。

  我们光复大陆之后,重新建设中华民国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人口的问题不但要量的增加,并且要质的提高。从前我们中国人总是自夸人口繁多,劳力低廉,只要有资本,便能发达工业,自致富强。将来我们在暴俄共匪摧残蹂躏的荒凉废墟上,要争取休养生息的机会,首先要从营养、卫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品质,因为我们知道健全的人口,纔是伟大的力量。

  三、人口增减的因素

  控制人口的两个因素就是生育率和死亡率。生育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就会增加。生育率低,死亡〔第200页〕率高,人口就会减少。生育率与死亡率平衡,人口便没有什么增减。这是浅显的道理。例如台湾省光复以来,人口的生育率从民国三十六年的千分之三七.○九增加到民国四十年的千分之四八.九六,死亡率从民国三十六年的千分之一七.五七减低到民国四十年的千分之一一.三四。所以台湾省人口有增加的趋势,其增加率是从民国三十六年的千分之一九.五二,到民国四十年的千分之三七.六二。

  死亡率减低的原因是医药卫生的进步,这是容易了解的。但国民生育率的增加或减低,却不是纯粹的生物学的问题或简单的经济问题。例如台湾省光复以来,自民国三十六年至四十年,米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二。这只是说明台湾省人口虽然增加,并没有饥荒的危险。但并不能说明台湾省人口的增加是由于食米增加的关系。因之更可知道国民生育率增减的原因并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那样简单的。

  乙、革命建国中之国民生育率

  一、人口城市化与国民生育率

  我们的民生主义是要在工业革命中解决民生问题。国民生育问题既是一个民生问题,那我们便要估计工业化发展的过程里的人口增减的趋势。而提出解决的方案,前面说过,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期,人口是向城市集中的。工业愈益发达,人口也愈益集中城市。我们说就现代工业国家的人口统计来研究,在人口城市化的趋势里,显明的趋势是大家族分化为小家庭,早婚改变为晚婚,离婚率增高,而生育率减低。再详细一点说,在工业国家里,乡村人口的生育率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低,并且教育程

  度愈高的人,其生育率便愈低。由此可见国民生育率并不随工业化的进步来增加,反而有减低的趋势,〔第201页〕例如美国两世纪来,因为农业的工业化,粮食产量有高度的增加,但是他的国民生育率却由十八世纪后

  半期每年百分之三,减低到二十世纪中叶之今日,每年的百分之○点七。美国人口虽因死亡率减低,其客观数量还是增加的,但是他的国民生育率却有减低的趋势。这是我们在民生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慎重研究的实例。

  二、小家庭的生育率

  我们中国农村大家族制度,男女早婚和多育,这是有各种原因的。一个大家族是一个生产组织,一个教育单位,也是一个文化的基点。为了劳力的增殖,为了事业的延续,为了祖宗的祭祀,为了家门的撑持,生男育女是大家族最重要的事情。但工业发达的结果,人口集中到工商城市里,大家族就分解为小家庭。一个小家庭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多生一个儿女就是多加一个负担。在多受一点教育的社会层里,迟婚节育更见流行。生育率也就为之减低了。所以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国民生育率减低乃是

  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在革命建国的事业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必须注意研究的。

  三、生育率能否控制

  有些国家,为了防制国民生育率的减低,采取奖励国民生育的办法。例如国家对于结婚的青年,给予贷款;对于独身者课以赋税;又如工厂对于生育子女的女工给以较长的假期,对于家庭子女较多的工人增加工资;这些办法对于奖励国民生育都有一些帮助。但是国民生育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要从社会与教育两方面来对家庭问题寻求根本解决的方法。

  〔第202页〕

  丙、人口问题的对策

  一、人口均衡分布与市乡建设计画

  我们光复大陆,重整河山,一定要依据总理手订实业计画的精神,确立国家建设计画。在这个计画里,应采取下列的人口政策:

  (一)依实业计画之精神,使全国经济平均发展,全国人口均衡分布。

  (二)工业矿业及渔牧事业,依各地资源分布的实况,使其发展。各地人口之分布应使其适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三)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要做到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每一家庭都得到充分的空间和健康的环境。

  二、关于人口问题的教育与社会政策

  在前述市乡建设计划之下,更进而采取如下的教育与社会政策。

  在教育政策上,要使青年男女觉悟其对于婚姻和家庭及子女教养应负的责任,要使其觉悟家庭组织不单以个人的感情为基础,还要负起他们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我们中国人本富于家族感情,大陆各省同胞在奸匪离析骨肉拆散婚姻的残忍蹂躏之下,更感悟天伦之乐和夫妇之爱可贵。我们光复大陆之后,只要顺应这一心理和情绪,让大家父子重见,夫妻团聚,并使其各安生业,保障家庭生活的安全,深信国民生育率必能显着的提高。

  〔第203页〕

  在社会政策上,前面说过的结婚贷款,女工生育期的给假,子女较多的工人增加工资,都是可行的办法。但是最有效的根本政策,还是一般国民能够就业,使其职业收入能够安定,而无失业恐慌之患。尤其是每一家庭都有机会得到自己的住宅,使其有恒产,有恒心。有了安定的家庭,纔能养育健全的子女。如果我们做到这一层,国民生育率就不至于随工业化的进步而转趋低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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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育的问题 第二节 养育问题

  在一个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能自立自主,人与人之间,又都能互助合作,这个社会纔是自由安全的社会。但是一个人为自己生活来工作,为社会国家来服务的时间是有限的。儿童和老年要受人保养,疾病残废要受人扶持。如果没有人保养和扶持,他们更要流离失所。所以我们要建设中国社会为民生主义社会,对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考察其症结所在,提出其解决方法。

  甲、儿童问题

  一、儿童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中国是在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大家族制趋于瓦解,小家庭渐见流行。在抗战和匪乱期间,人口两度大量流徙,更使大家族制加速解体。三年来大陆匪区,无论是乡村或城市,到处都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这一社会解纽的过程中,儿童首先受到悲惨的境遇。自由区的儿童问题还不过是失教的问题,匪区的儿童还要编入儿童团,斫丧幼稚的身心,去供匪徒们无情的役使。我们面对着在一个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能自立自主,人与人之间,又都能互助合作,这个社会纔是自由安全的社会。但是一个人为自己生活来工作,为社会国家来服务的时间是有限的。儿童和老年要受人保养,疾病残废要受人扶持。如果没有人保养和扶持,他们更要流离失所。所以我们要建设中国社会为民生主义社会,对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考察其症结所在,提出其解决方法。

  甲、儿童问题

  一、儿童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中国是在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大家族制趋于瓦解,小家庭渐见流行。在抗战和匪乱期间,人口两度大量流徙,更使大家族制加速解体。三年来大陆匪区,无论是乡村或城市,到处都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这一社会解纽的过程中,儿童首先受到悲惨的境遇。自由区的儿童问题还不过是失教的问题,匪区的儿童还要编入儿童团,斫丧幼稚的身心,去供匪徒们无情的役使。我们面对着〔第204页〕这一凄惨的情景,悬想到将来大陆重光的时候,儿童问题一定是十分严重。

  二、家族组织转变中的儿童

  在农业社会大家族制度之下,养育儿童是家族共同的责任。即令父母不存,只要他家中有尊长,就会教养他成人。纵令大家族对于儿童,看做一分劳力来役使,不顾他身心的保育,但是大家族重视儿童为家族的命脉,却是现代城市里小家庭所未有的。在小家庭里,子女的养育是父母无可推诿的责任。父母为了尽他们这一分责任,要辛劳,要忍耐,要为了下一代的生长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但是小家庭的结合,纯以夫妇个人间的感情为基础,他们对于下一代的责任感和牺牲心是不是足够使自己践履其

  做父母的义务,实在是一个疑问。并且,在工商城市里,每一个人要有职业,才有收入,要有收入,才有生活。一个小家庭的夫妇,不仅感觉儿童是一分负担,并且感觉儿童是职业的障碍,特别是对于一个母亲,养育儿童就不能出去就职业,儿童与职业是不相容的。一个母亲养了儿女,就只好放弃职业了。所以儿童问题在工业社会中就成为一个民生问题。

  三、破碎家庭的儿童悲剧

  我们承认儿童在大家族之下缺少自由,但是他要承认农业社会里的家族是儿童安全的保障。我们承认儿童在小家庭里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也要承认小家庭不能给与儿童以安全。在我们这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过程中,破碎家庭的儿童悲剧是不断的演出的。夫妇离婚,一方遗弃他方,和一方死亡,固然使一个家庭为之破碎,就是一个母亲为了生计而不能不离家就业,也足够造成一个破碎的家庭,使儿〔第205页〕童失去正常的教养。家庭破碎是父母的痛苦,更是儿童的悲哀。这是小家庭特有的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正在进展中的民生问题。

  四、匪化儿童再教育的难关

  大陆光复后,受过奸匪毒化的儿童,必须再教育。我们要知道对于一个毒化儿童的再教育,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重享家庭的温暖,受到父母的爱抚。今日匪区正在「贯澈」其「新婚姻法」,要逼使青年男女拆散婚姻,听凭匪干替他们重新择配,这种澈底破坏家族组织的残忍手段,在大陆同胞的灾难中,是最悲惨的一面。将来我们重建大陆社会的时候,要使匪化儿童重归家庭,他们那里有什么温暖的家庭可归?这一问题的严重,真使我们不胜焦虑,而必须事前周详研讨,充分准备才行。

  五、从三方面研求解决方法

  儿童问题要从三方面来研究求其解决方法:

  第一、从民族文化来考察,我们中国古来以家为国本。我们今日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大家族虽分散为小家庭,但是一般国民的家族感情仍然浓厚,家庭中心观念仍然是强有力的。只要我们领悟有了安定的家庭,才有稳固的社会,有了安定的家庭,才有健全的儿童,只要我们理解暴俄匪共处心积虑摧毁我们中国的家族,其目的实在于灭亡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就应该重视家庭问题,要在教育中重新树立「国之本在家」的伦理观念。

  第二、从亲子关系来考察,农业社会大家族制度之下,父权是绝对的,其流弊就是儿童身心受压制〔第206页〕,个性被汨没。但在工商城市的小家庭中,父母对于儿童的权力,更漫无标准,或者轻蔑和虐待,或者放任和怠忽,都不能培养儿童使其成长为健全的公民。究竟现代的家庭里,亲权的本质和范围如何,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必须有正确的解答。要知道教养子女是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也是他们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做父母的为了践履这义务和责任,对于儿童要有正当的管教,亦须加倍的爱护。要知道家庭教育是为了启发儿童的心智,校正儿童的习惯,并不是为了父母的发泄情感和滥用威权,任意打骂。所以父母的权力应该以其教养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做尺度,超过这个尺度,便是滥用威权,要受法律和社会制裁。一般国民了解亲子关系的本质,就会知道要建立良好的家庭,必须注重家庭生活教育,这在后面教育节中还要加以研讨。

  第三、从家庭生活来考察,工业社会的生活与农业社会的生活的差别:是在农业社会里,人民的生活靠财产;在工业社会里,人民的生活靠收入。一个小家庭的夫妇,都要就职业,找收入,他们对于子女的养育便很难周到。所以民生主义要使一般国民的家庭,有安定的生活,必须使其职业安定,收入稳固,更须使其不因生育子女而妨碍职业,增加负担。要做到这一点,城市自治政府与乡村自治团体必须筹划下列儿童福利事业。

  (一)公立的妇产医院以低廉的费用或免费接生,并有专科医生在院诊治,以减低产妇与胎儿死亡率。

  (二)儿童教养院在反攻光复之初,每一市区和每一乡镇,要设立儿童教养院,免费收容无家可归〔第207页〕无人管教的儿童。儿童教养既要与市区和乡镇中心小学密切联络,或竟设在中心小学之内,使其所收容的儿童得到适当的教育,也要与儿童保健院密切合作,防治儿童的疾病,保持儿童的健康。

  (三)托儿所以低廉费用及热心服务,为职业妇女代管儿童,保育其身心的健康。

  (四)儿童保健院指导一般做父母的人们养育儿童,防治儿童身心的疾病,并帮助家庭妇女及小学教师矫正儿童不健全的习惯。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儿童的生命和健康,并不是单纯靠食物,同时还要靠母爱。儿童失去母爱,体力和智力的发育是会受到损害的。所以托儿所只是小家庭育养儿童的一个帮助,儿童的养育的主要责任还是要由其父母来担任的。在大陆光复时期,流离失所的儿童既多,公立的设备不够,我们要用社会全体的力量,使每一个孤苦无告的儿童,都能得到扶养,地方自治机关亦可广为征求「义父母」,使热心服务的国民,收养孤儿,教导成人。

  乙、疾病残废问题

  一个国家的盛衰成败,系于他全国人口的健康。身心不健全的人口,是不能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的。所以疾病残废的问题便成为国家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要分两方面来研究。一方面是不论经济和社会组织如何,都会发生的疾病残废问题;另一方面是与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疾病残废问题。前一问题只有从医药上来解决;后一问题就要从疾病残废的社会根源来研求解决的方法。这就是说,疾病残废的〔第208页〕本身,要治疗,要扶养,但疾病残废却又有社会关系的因素,非当做民生问题来看待,就无法解决了。

  一、从社会变迁看疾病残废问题

  我们从中国社会的变迁来考察疾病残废问题,特别感觉到这个问题的社会意义之重大。在农业社会中,家族是个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乡里是个人安全的第二道防线。一个疾病残废的人,有他的家族来看护和保养。他如果没有家族,也还有宗族和乡里来照顾。在这种情形之下,问题只是在医术和药剂的缺乏,公私卫生的不良,使疾病残废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到了工业社会,这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现代医药和卫生的进步,减少了人口的死亡率,前面曾举台湾省的人口死亡率从三十六年千分之十七减低到四十年的千分之十一,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社会向工业化的路程前进,人口集中城市的趋势必更是加强。在这一趋势中间,疾病和残废问题就成为民生问题而不能不研求解决的方法,今分说如下。

  二、生理的疾病

  生理的疾病,种类很多的。每一种类的疾病,发生的原因又是很多的。如果把疾病当做生物学的问题来看,要根绝一种疾病,必须考察这种疾病所以发生的原因,一一根绝。这在医学上,有些疾病是做得到的,有些疾病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如果把疾病当做民生问题来看待,那就不是这样繁复的。今日医学还没有进步到所有的疾病都能治愈的程度,但是我们可以说,第一、无论什么疾病,能够及早疗治,治愈的比率是会提高的。第二、对于传染病,能够及早预防,就可以遏制其发展,不至等到他发展以

  〔第209页〕后,使医药都感困难。为什么疾病不能及早诊治?为什么瘟疫不能预防和扑灭呢?这都是民生问题,其根源都在于社会。最显着的就是:

  (一)国民的营养不良,和卫生知识不够;

  (二)医药所需的费用与一般人的收入不能相称;对于因疾病而失去职业或失去收入的人没有保障和补偿的方法;

  (三)疗治设备的分布不能普遍和平均;

  (四)对于传染病没有注意预防。

  所以要减少一般疾病和预防传染病,必须采取下列各种措施:

  (一)提高国民生活水准;

  (二)普及国民卫生教育;

  (三)普遍设置疗治机构,并加强检疫及预防传染;

  (四)实行疾病保险;

  (五)提高医药学术研究。

  就台湾省来说:光复以来,最显着的进步,第一是卫生机构的普遍设置。民国三十六年全省只有七十二处,到了四十一年就有三百五十处。第二是检疫和预防注射的加紧进行。传染病患者,从民国三十六年的五千九百九十人。减低到民国四十年的八百七十九人。因传染病而死亡者从三十六年的一千八百〔第210页〕三十人减低到四十年的一百三十一人。第三是环境卫生工作的进步,如检验牲畜,检验饮食品,饮水消毒,墓地管理,这一类的工作都普遍加紧进行?。由此可见光复以来死亡率的减低,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决不以此自满。我们要承认台湾省公立医院病床太少。民国四十年省立医院病床总数不过二千三百五十六架,医师不过三百二十人。一般病人在公立医院得不到病床,便不能不到私立医院和自行开业的

  医生去就诊。其所需医药费用便不免太高,仍然得不到适当的疗治。将来大陆光复之后,我们在这一方面还要比今日台湾省再加努力,至少先要做到每县每市而后普及于每乡每镇,都有公立医院,有适当的设备,和合格的医生,为社会服务。

  三、生理的残废

  生理的残废,如盲、聋、哑、跛,及其肢体残废之类,从医学上看来,是健康问题;从经济和教育上看来,又是民生问题。

  盲和聋,由于疾病的成分多,由于先天的成分少。由于外伤的成分更少。肢体残废却以由于外伤的成分为多,由于疾病的较少。所以要预防残废,第一要减少疾病的发生和传染,第二要防制交通上的车祸,和工业上的伤害。盲聋和肢体残废,常构成失业,但是如能施以特殊训练,仍可使其适于就业。有许多职业,聋瞽残废的人工作并不比健全的人差次。但是怎样对残废者施以职业训练,怎样使特定的职业能够雇用那受过训练的残废者,这一问题必须有确定的计划,纔能解决。我们要努力做到每一省市有设备齐全的盲哑学校,教养盲哑的国民。这个学校要与有关的产业和职业团体密切合作,使他们得到适〔第211页〕当的工作。

  四、心理的疾病和残废

  (子)心理的疾病

  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与其所处的情况不能适应,就是他有心理的疾病的征象。心理的疾病,范围极广,现在只就脑筋和神经系统本是正常,因身心上某种变动而陷入不正常状态的人来作研讨。因为这种疾病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而是社会和教育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

  从心理疾病的起因来说,梅毒、麻疯、肺结核、癫@等疾病,以及头脑震动等事故,都能够引起心理的疾病。就其征象来说,视听的错觉,心理上的幻想,过度的自卑感,记忆力的衰弱,思想迟钝,喜怒失常等等,是不胜枚举的。为什么这种疾病是民生问题呢?

  (一)在犯罪人里面,有心理疾病的人常占很高的比率。

  (二)在职业上,有心理疾病的人,工作能力较低,易于失业。

  (三)在一般人口中,有心理疾病的人,死亡率比较的高,特别是自杀事件、意外事件,其中多为心神不正常的人。

  所以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努力改良监狱,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更要努力创设精神病院和心理卫生所,使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和保护。而精神病院更要与有关的工厂和机关密切合作,使他们得到职业,不至流离失所。

  〔第212页〕

  (丑)心理的残废

  一个人的脑筋与神经系受了损伤,而思想与行为失了正常,就是心理的残废。这种人所以构成民生问题,就是工商城市里,一般国民的小家庭生活,不能负担其扶养与保育他神经病患者的责任。国家与地方改府必须自行建设,或奖励私人建设神经病院,使心理残废的人们得到疗治与保养的场所。

  (寅)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一般人说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总是注重物质生活的一方面,殊不知要建设自由安全的社会,健全的精神生活更比丰富的物质生活为重要。要知道物质生活的进步并不就是精神生活的进步,也许物质生活愈为进步,精神生活反愈见堕落。这在人口集中城市的趋势中是极为显明的事实。因此我们对于国民的心理健康,要特别重视。为了保持国民的心理健康,一般营养的提高,酒精与麻醉性饮料的管制,尤其是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丙、鳏寡孤独问题

  一、社会变迁中的鳏寡孤独问题

  在农业社会大家族制之下,一个人失去了家族,成为孤独的人,还有宗族和乡里来扶助;离开了宗族和乡里,他只有客死异乡了。不过大家族制是以父系为骨干的,无论家族零落到什么程度,只要存留一个男子而尚有生育的希望,或立嗣的可能,他仍想传宗接代,重建家门。所以鳏寡孤独是要和破产,流徙、残废、衰老等情况联结?,纔成为严重的问题。今日中国社会正在向工业化的道路前进,鳏寡孤〔第213页〕独问题就以不同的形态而出现于社会了。在工商城市中,一个人离乡别井,来寻生计,往往不作回乡的打算,而故乡也不再有他生活的根据,他只有守住一个职业,或转徙于职业与职业之间,甚至流离于城市与城市之间,这已经是通常的事情。并且工业愈是发达,人口流动率愈是增高。个人的流浪和家庭的破碎,与失业、疾病、衰老等问题连结在一起,就愈是演成严重的民生问题。我们要建设中国社会为民生主义社会,对于这一民生问题就不能不注意研讨设计与事前切实准备。

  二、家庭破碎问题

  在农业社会里,只有血统断绝和家产荡尽,纔是一个家族的沦亡。在工业社会里,一对夫妇组成一个家庭,夫妇之间发生了离婚、遗弃和死亡,就是家庭的破碎。青年男女在这动荡的社会中间,对于结婚与成家立业,还没有充分的判断力和责任心,单凭一时的感情,结成终身伴侣,殊不知从结婚时起,双方个性的调和,家庭经济的负担,与亲属的周旋,对社会的责任,在复杂错综的情势之下,要使他们的婚姻成为美满与安定的共同生活,他们的家庭成为和睦稳固的社会组织,本是不很容易的事。如果这

  青年夫妇都是远离故乡,卜居城市,既没有固定的生活根据,又离开他尊长的督导,亲友的劝诫,再加以传宗接代的观念渐趋淡薄,他们这家庭唯一的维系,只在于彼此的感情。本来儿女是父母之间感情的纽带,但是前面讨论儿童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儿童对于小家庭是一个负担,尤其对于他母亲的职业是一重障碍,也不一定是家庭的安定力。所以在工商城市中,家庭也就易于瓦解,而构成重大的民生问题。

  〔第214页〕

  尤其是离婚问题在工业化社会比之于农业社会里更是有其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中国的离婚率还不很高。就台湾省来说,最近五年来,平均每千人之中,离婚率为○点四至五。这比美国的千分之三是低得多,但比瑞典挪威的千分之○点二,加拿大的千分之○点一,也不算低。我们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保持国民道德,对于如何安定家庭,减低离婚率的问题,仍然不可忽视。

  三、游荡问题

  在农业社会里,孤独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只有幼年丧失了父母,或是少年破产丧家,或是老年孤苦无依,纔要受宗族乡里的救济。到了工业社会,城市生活是发展了,人口流动率是增高了,在家族瓦解的过程中,替社会留下了许多孤独的个人,求业未得,无家可归,甚至浮浪成习,游闲为事,无论是少年或老年,或受过教育或未受教育,或有职业能力或没有特殊技术的人,这种游荡份子渐见增多,这不仅是贫穷和失业问题,并且是教育和社会问题。

  游荡份子可分为三大类:(一)失业者;(二)初入社会未就职业的青年;(三)职业流氓,而其中妇女甚至沦为娼妓。这三种人所以陷入孤独流离的生活,无家可归的境遇,最大的客观原因是失业和失学,最大的主观的原因是家庭的变故,技能上的缺失和游荡的习惯。从这些原因上加以考察,就可看出游荡份子的问题是与失业问题,和家庭问题,相结而不可分的。

  要对孤苦的人加以救助,对游荡的人加以纠正,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应该与工厂矿场和农场密切合作,设立游民习艺所与乞丐妓女收容所,教导其生产技术,养成其垦荒殖边的生活技能,使其为社〔第215页〕会服务,为国家效力。

  丁、老年问题

  农业社会的大家族,由尊长治理家产,主持家务。老年人在家族里有权力,在社会上也各依其家族的地位而受人尊敬。只有家破人亡,孤苦无依的老年人纔倚赖宗族乡里的扶助。但是一个人的学问事功,最大的成就总在晚年,无论是学术家、实业家,乃至老农老圃,对于民族文化和社会经验,具有权威,为下一代子弟的先导和指针。这种老年人即令他家里没有财产甚至没有才智过人的子弟,也会受到宗族乡里的优待。我们中国古来「厚生」的设施与「养老」的礼典,就是教育一般国民,尊老敬长,必使

  其老者能衣帛食肉,不饥不寒,造成社会醇厚敦朴的风气。

  到了工业社会,老年人的处境就大不相同了。工业技术是日新月异的,工业劳动是要年富力强的。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之下,职业的竞争愈益激烈,职工受雇的年龄必愈益降低,老年职工也就愈易失业。例如台湾电力公司二千八百四十九个职工当中,年龄在二十一岁至三十五岁的有一千七百一十人。又如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六百六十三个职员,平均年龄是三十四岁。可知我们中国工业上受雇年龄,是不高的。无论在职员或是工人当中,五十五岁以上的就很少了。再单就自由职业者来说,一个人

  学术上的成就固在晚年,但是学术的进步愈大,一个人二十或三十年前所学的东西,到了二十或三十年后的社会就有许多是不适用的。工程师技术师或一般自由职业者,也不免有「后生可畏」之感。当然政治文化界尊重长者的领寻,社会经济上也不少具有资力和智慧的老者,但是一个社会从农业进入工业的〔第216页〕过程中,大家族的瓦解,小家庭的破碎,使一般老年走入困穷的境遇,而老年问题便构成民生问题。这是我们必须特别注重研究和准备解决的。

  一、年老退休问题

  我们如对这一问题再作深刻的研究,就可以看出老年问题并不就是年龄问题,而是能力问题。现代医药的进步,减低了人口的死亡率,也延长了人口的平均寿命。如果我们国家一方面期待国民寿命延长,一方面又用年龄做标准来淘汰老年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但是,就个人来说,有特殊的才智的人虽是足以突破年龄的差别,而就一般人来说,体力的衰退与年龄的增长毕竟是正比例。所以年老退休的制度,无论在经济上或是行政上都还是必要的。

  二、养老制度

  我们应该知道老年问题还是要归结到家庭问题。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感情是浓厚的。大家族虽有瓦解的趋势,而孝养父母的美德与良风还是保存的。在社会转变过程中,青年与老年的学术和见解不同,修养和作风不同,因之家族里面常有矛盾的存在,给予共匪以煽动斗争的机会。但是一个家族被匪诱逼到了子杀其父,妻凌其夫的时候,骨肉手足与夫妻之爱便从天性中爆发出来,因此匪区同胞对共匪朱毛的愤恨之火普遍燃烧起来,成为我中华民族反共抗俄救国复国力量的泉源。我们反攻光复之后,一定要使我大陆同胞家庭团聚,重享天伦之乐,幼有所养,老有所归,这纔是解决老年问题的根本办法。

  其次就是养老金的制度,应该就要从政府和工矿交通事业做起。凡是在政府和公私事业里尽了一番〔第217页〕劳力,有了成绩的人,到了年老退休以后,仍应给予赡养,使其不至增加他子女的负担,而能过最低的生活。务使老年人在他闲静的日子里,仍能对家庭、对社会,贡献他的经验,提供他的智慧。

  三、养老院

  养老院的设立是必要的。每县每市至少要有一个完备的养老院,使无家可归的老者有所存养。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老年人失去了家庭爱,到了养老院里,综使他能衣食温饱,也必会痛感其缺乏爱情,感觉寂寞。所以养老院决不止于一种生活上的安置,总要使老年人的精神上有所寄托,纔能弥补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苦闷。所以养老院要成为宗教与友情结合的组织。这更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

  戊、丧葬问题

  一、丧葬问题的本质

  丧葬问题在过去农业社会里看得过分的重大,所以过去一个大家族为了父母的丧葬,倾家荡产,这固然是不良的习俗。但今日一般社会风气,日渐浇薄,对于养生送死的问题,视为无足重轻,又未免矫枉过正。所以我对于丧葬问题认为不可过于轻忽,而且这养生送死问题, 总理生平无论在公私谈话中间,亦是他最注重的一个问题,大家要知道,丧葬不仅为了安置死者,而其大半是为了慰勉生者。论语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即在今日,仍然是丧礼与葬礼最正确的解释,人必有死,一个人看

  见他人之死,尤其是面对?父母之死,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感到死的悲哀和恐惧了。如果丧礼与葬礼使生者感觉死者得到他的归宿,那生者自己所感的恐惧,便为之解除,而增加其人生的希望与事业的勇气。〔第218页〕所以丧礼与葬礼,是宗教上的问题,也是教育与社会上问题。

  二、丧葬与公墓

  我们中国旧来的丧葬礼节有一种弊病,就是祭堂与坟场的一切布置都增加生者的恐怖,而迫使死者的家属不得不藉「超度」来解除其恐怖。这一烦费就足以使一个家族破产了。今日流行的丧葬,又缺乏教育与社会的意义。姑勿论古代藉丧葬来会合族人,用服制来表彰其亲疏远近,达成「慎终追远」的目的,不可再见于今日,就是祭堂与坟场上,一点对死者表示纪念,对生者表示慰问的礼节与仪容,也丝毫没有讲求。这是我们民国以来在社会上最大的一个缺点。

  我以为在民生主义社会建设上,下列各点必须注重:

  (一)殡殓的场所今日大城市的殡仪馆,最大的弊病是纯粹商业化。一般贫苦市民不能利用以殡殓其死者,就是有资力利用的人们,在这里也无从安死者之灵,慰生者之心。我们要建设民生主义的社会,必须设置公众的殡殓场所,要订定「哀而不伤」的丧礼,却又能节约死者家属的烦费。古人说丧礼是「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所以丧礼必须简易与静肃,只要不失「葬之以礼」的道理,就足使死者家属安心了。

  (二)公墓公墓的设立,应该是每市每乡建设计画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公墓有三重意义,第一是适于保持公共卫生,第二是适于节约土地的使用,第三是适于对死者的永久纪念,并便利其家属的祭扫。在这一意义上,要提倡一种庄重和简明的墓碑,使死者在他的亲朋戚友心目中存留〔第219页〕亲切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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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育的问题 第三节 教育问题

  甲、教育改革的必要

  一、变动的社会中的教育

  我们中国在这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旧社会组织趋于瓦解, 新社会组织还没有定型。一个人怎样适应这变动的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呢?农业社会的大家族,是生产的组织,也是生活的单位,而个人的生育养育和教育,都是家族的事务。个人的行为在祖宗遗传的准则之下,受家族的陶冶,养成个人的人格。个人人格有了定型,恰与社会的定型相适应,如今我们的社会是向工业化的道路前进了,人口是向城市集中了,乡村是被工商业化的影响渗透了。旧社会的规型是破坏了,大家族的组织是

  在分解的途中了。今日社会组织是复杂的,社会秩序是流动的。一个青少年对于祖父一代的行为规范没有留存影响,甚至不能了解;对于父母一代的生活规律也不能完全接受,甚至不能完全体会。他没有成熟的判断力,也没有充分的责任感,但是他要为自己到这变动的社会去摸索做人做事的方法,还要负起判断是非决定去就的重大责任。他自己对于这一重大责任的相加,是不是警悟了呢?还是一个疑问。即令他警悟了这个责任,他是不是负得起呢?更是一个疑问。即令他负起了这个责任,他的判断和决定是引导自己走那里去呢?那尤其是一个疑问了。国家对于这一代青少年,能够帮助他的是什么?毫无疑义〔第220页〕的就是教育。在我们这变动的社会里,教育是指导国民从旧社会瓦解中建设新社会的唯一方法,尤其是

  指导青少年适应新社会生活的唯一道路。

  二、过去学校教育的缺点

  教育不祗是学校教育。但是我们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最显明的征象是生产从家族转入工厂,教育也从家族转入学校。学校成为主要的教育方式,也就是青少年从家庭走到社会的主要阶梯。我不想在这里广泛研讨教育问题,只是从建设民生主义社会的革命事业,来检讨过去学校教育的缺点。我以为过去学校教育的根本缺点有三个:

  第一是升学主义。这是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根本缺点。小学的课程是为了升入中学作准备;中学课程是为了升入大学作准备。中小学课程没有帮助中小学生教他们在家庭中怎样做子弟,更没有教那些不能升入中学和大学的中小学生到社会去怎样求生活。只因大学入学考试,重视某几样课目,所以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把这几样课目做目标来努力教导和学习,台湾省的学校教育比从前大陆各省都发达,每一村镇都有小学,每一县市都有几个中学,而全省又有一个国立大学,三个省立学院和几个专科学校。从小学

  到中学再到大学的升学比率也是很高。就四十一年来说,小学毕业生的升学比率是百分之三三点七六。

  初中毕业生的升学比率是百分之六二点三三。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比率是百分之七一点一七。但是,我们对于今日台湾省的青少年,就要打算一下,那不能升学的百分之六六点二四的小学生;百分之三七点六七的初中学生和百分之二八点八三的高中学生,他们的学养是不是适应今日台湾的社会生活,更能不能〔第221页〕适于建设台湾省为民生主义的台湾省?我们将来反攻光复以后,重建大陆各省的学校,是不是仍然一味的替学生做升学的准备?这就值得我们加紧考虑,切实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形式主义。中小学的缺点是升学主义,升不了学的学生们怎样,姑且不说,升了大学以后又怎样呢?大学也有缺点,就是形式主义。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做学问要找「师承」,是为了传抄书本,也是为了传授「家学」。到了印刷术发明而成本甚高的时期,普遍的图书固可在市场流行,但是一个学者要成博学,还是要进都市,尤其是希望进京城,入翰林院,去读「秘籍」。今天印刷术既普遍,又低廉,无论什么图书,只要多数人要读,便可以大量印行。一切有助于国民进修的学问,没有不能印

  成图书,流传社会的。一个勤学的青年,并不一定要进了大学,纔能读书。自修的青年人比之大学生,并没有什么差次。所以今日的大学,不应该只是讲读一些图书,赋予毕业生一种资格,具备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装饰,就算了事。大学一定要指导和帮助学生适应这变动的社会,不仅有求生的能力,并且成为建设新社会的骨干,纔有其崇高的价值,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第三是孤立主义。就科学教育来说,一个人对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要自修是很难有多大的成就的,这并不是说科学不能自修,这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的设备,如科学馆之类,可供未入学校的人自修之用。所以要学科学,就非进学校不可。但是我们还要指出今日学校里的科学教育仍有其缺点。这就是大学教室里的科学课本和讲述,是脱离实际社会生活而孤立的。大学的科学教育既与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又不过是准备升入大学,那就更与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了。一个人

  〔第222页〕从小学到中学再升大学花了十六年的光阴,究竟对于他在家做子弟,到工厂做职工,对国家做公民,在社会上适于生存或更进一步从旧社会的瓦解中建设新社会的事业,有什么实际的帮助?我们的教育家也

  许说,这些问题是和科学没有关系的。但是教育家却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学科学,是要把中国从农业社会进为工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强烈的变动,也就引起了许多严重的民生问题,要我们来解决。科学教育怎样能自虚于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即令我们不管那些学生能否从科学教育上得到什么帮助,让他们在家庭,处社会,都能比没有学过科学的人做得好,我们也得要求科学教育对于学生进工厂,下农场,能够增加他工作能力,叫他们胜过那些没有住过学校的工人和农人吧!所以我们不能否认科学教育从社会生活孤立起来,是今日学校教育的一个缺点了。

  上面三个缺点是从学校教育的一般制度与根本精神上指出来的,并不是说今日各级学校的课目及其内容都是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也不是说今日各级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的生活能力一点也没有好处。不过我们一方面考察社会变动是这样的强烈,民生问题是这样的繁复和严重,我们学校教育对于怎样使学生在这变动的社会中适于生存和立业,怎样使学生在这变动的社会中构成建设自由安全社会的干才的问题,如不能有意识的从根本上研究,有计画的从根本上改革,那就是说,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之教育,

  没有负起他的使命,尽到他的责任,而我们革命建国的事业也就落空了。

  乙、民生主义教育的方针

  一、教育的内容为四育与六艺

  〔第223页〕

  我们要研讨民生主义教育的方针,首先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教育的内容是包括?智育、德育、体育和群育。一个人要做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的国民,一定要完全受到这四育。这四育合起来纔是健全的教育。我们中国过去的学校教育为什么有前面所说的三个缺点呢?就是因为过去的学校教育偏重智育,有时也提倡体育,但对于德育和群育却是忽略了。要知道没有德育和群育,那智育不过是讲习一些科学的皮毛,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没有什么裨益,更谈不上对世界人类有什么贡献。没有德育和群育

  ,那体育不过是养成几个选手替他的学校争面子,做广告,对于国民身心的健康毫无关系。这种偏枯的教育怎能替社会国家造就革命建设的人才呢?

  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内容的。六艺教育的功用就是训练一个身心平衡、手脑并用、智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健全国民。国家有了这样的国民,纔能够立国于亚洲大陆,文治武功,见重于世界。我们可以说,汉唐盛世就是六艺教育的成果。可惜宋明以后,完全以科举为教育,一般知识分子走到故纸堆里去做工夫,用脑而不用手,谈心性而远离现实,讲文治而轻视武功,其结果个人成了病夫,而国势也就衰败了。

  总理看见了国家受到列强的压迫,民族陷入危亡的境域,乃手创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求中国的自由平等。总理深知要达成国民革命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而教育更是唤起民众共同努力于革命建国事业的唯一方法,所以总理三民主义各讲,都是我们中国教育宗旨与教育政策的根据;也可以说一部三民主义就是中国教育的教范。其中民族主义各讲就是中国文化与伦理教育的教范;民权主义各讲〔第224页〕就是中国政治与法律教育的教范;民生主义各讲就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教育的教范。但是三民主义的最高原理是民生哲学,而总理一生奋斗,尤注重民生问题。我今天所以要特别提倡民生主义教育,就是体会总理关于教育的遗教,根据六艺教育的精神,要把智育、德育、体育和群育四者综合起来,重新衡量我们中国的教育方针。我认为只要民生主义教育能够实行,那民族民权主义教育亦就自然包括在内,而能同时并进,达到三民主义的理想。现在分项说明于下。

  二、教育的使命在促进社会进步与民族复兴

  我们光复大陆重整河山,要依据民生主义来重新计画教育的制度和学校课程。简单的说,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教育。总理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民生主义的教育就是要教导一般青少年使其适应人民生活的要求。换句话说,民生主义教育就是有计画的教导一般青少年,从民主的生活中,培养自己的人格,发展自己的才能,以家庭的子弟,和国家的公民的地位,从事生产事业,努力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

  三、教育的任务在充实学生生活的内容

  为了说明民生主义教育的特点,首先就要说明生活的内容。人类与一般动物的分别,只是一点,就是人类有了生活,还要充实生活的内容。我们中国人要做现代的公民,复兴民族,建设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就要包含下列的各方面:

  (一)生理与心理的健康;

  〔第225页〕

  (二)伦理与道德的生活——以合作互助为根本的个人修养,在家庭与社会中和谐共处;

  (三)家庭生活——家庭职务,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

  (四)职业生活——生产技能与服务精神;

  (五)公民生活——地方的、国家的与国际的政治常识与民主习惯;

  (六)表达意思与进修学术之能力——语言文字之使用;

  (七)利用闲暇的方法——保健、审美,使生活成为快乐的生活。

  四、学校教育的目的与功效

  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课程上和课外活动中,教导一般青少年,使其得到上列各项知识和能力。而学校教育的功效,在陶冶学生的性格,并改正学生的行为,使其适于达成上项目标。教育的功效更要从学生出校之后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上的表现和成绩来考核,并以考核的结果来作为改进课程及其内容与施教方法的参考材料。

  五、各种计画与设施的配合

  我们中国社会是在变动过程的中间,没有一个现成的社会定型可以作学校教育计画的基准。各级学校不仅要教导学生使他们适应当前的社会,并且要铸造学生的性格,指导学生的行为,使其适应未来的社会。这未来的社会不是各级学校或各个教师自己臆造的模型,而是我们革命建国事业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计画,文化和社会政策,都要共赴这个目标。学校教育也必须配合?这各方面的〔第226页〕计画和政策,来锻炼学生使其成为革命建国的器材。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国大城市要设立图书馆、

  科学馆、古物陈列馆、历史地理陈列馆、和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开放给一般国民来参观,来研习。各县市应按照其财政力量的大小,对于这些设备,努力筹画,略具规模。此外全国各省市和县市应当定期举行当地物产和工农业出品展览会,使一般生产民众互相观摩,互为竞赛。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于这些设备应当与开办学校看得同样重要。我们要知道革命建国的器材应当具备的知识、技能和道德的条件,也只有从教育中培养出来。这种器材,有多种性能,多种程度。必须中央与地方政府订定教育计画,使用各种设备和方法,来指导和训练。今以台湾省中国石油公司为例,在其四千五百个工人当中,熟练技工只占百分之四五点四。台湾电力公司一千七百六十四个职员当中,大专毕业生只占百分之二四点五,高中毕业生占百分之三二点四,初中及小学毕业生却占百分之四三点一。可见工业建设所需要的人材,其教育程度不必都要相等,而一般国民要就职业,亦并不全须从小学升到大学。因之学校教育并不是只把小学生升到中学,中学生升到大学就算了事。而必须教导那些不能升学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纔算是学校教育尽了他应尽的责任,发挥他应有的效能。

  六、各种文化宣传工具的配合

  刚才说过,今日社会是变动的社会,没有现成的社会规型,因此不但学校教育没有明确的标准来铸造学生的人材,指导学生的行为,并且戏剧、电影、文学、艺术,和新闻广播事业,也没有什么标准,来发挥其教育国民的功能。所以文化宣传事业各行其是,形成一团混乱。我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第227页〕从前的社会里,学者着书立说,艺术家画图雕像,为的是兴趣的发抒,理想的表现。今日的文学艺术,却是为了市场的销路,不能不受销路的支配。特别是娱乐方面,更要靠营业性的设备与出品来供应。一切弊病都从此发生,因为最大的销场就是水准最低的群众,因而文学艺术的品质只有日趋下流。一个民族要让这日趋下流的东西来教育他的人民,除了日趋堕落以外,没有别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建设新的社

  会,一定要以学校教育为中心,把现代的文化宣传工具,配合起来,成为整个教育计画,达成教导一般国民特别是一般青少年,使其适于民生主义的社会生活,成为革命建国器材的目的。

  丙、民生主义教育的几个部门

  民生主义教育为一般国民特别是一般青少年打算,要帮助能够升学的学生升学,更要帮助不能升学的学生到社会去就业,并且无论其升学或不升学,都要教导他们在家庭、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上,践履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志趣,发挥自己的才能。现在试就几个部门来提示民生主义教育的内容,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举一反三,作精详的研讨。

  一、儿童强迫教育与成人识字运动

  中国过去把学校教育看做特权阶级的设备。所以学校办了几十年,而一般国民受到教育的机会却是很少,甚至不识字的人还是在全体人民中占很大的成份。民生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教导一般国民使其适于民生主义的社会生活,并成为革命建国的器材,首先的一步就要使一般国民都能识字,都能具备公民的常识。而一般儿童的强迫教育,就是民生主义教育的起点。

  〔第228页〕

  其次对于不识字的成年国民,无分于男女,要推行扫除文盲运动,使他们能够读书看报,通讯记事。我们的宪政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民权主义是要一般国民在地方自治团体中行使四权。这四权的行使,一定要国民先能识字,所以扫除文盲运动乃是地方自治团体和市区乡镇中心学校的基本工作。

  二、家庭生活教育

  通常所谓「家庭教育」是指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通常所谓「家事教育」也不过学校里对于女生的课程加一两个课目如缝纫和烹饪之类。这里所谓家庭生活教育,不是那样简单。民生主义的家庭生活教育,就是学校必须与学生家庭合作,教导学生,使其性格和技能适应他的家庭生活,且更进一步建立适合民生主义新社会的家庭。换句话说,学校要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与之合作,要教导青少年怎样做子弟,并使青少年知道怎样建立他适合于民生主义的新家庭。所以一个青少年,无分于男女,都要在学校里接受下列几项知识和指导:

  (一)家庭在社会国家中的地位和职责,「家为国本」的伦理观念;

  (二)家庭的组织及其与一般亲属的关系,必须使其认识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的重要;

  (三)家庭中洒扫进退等日常工作及食衣住行等实际生活;

  (四)子女的看护和指导以及家务的管理与职责——家庭卫生及医药常识,家庭经济的节约,以及礼义廉耻四维的训勉。

  现在的学校教育对于公民和社会的课程虽已注重,课外也有这方面的实习。但就中小学的课程全部〔第229页〕来检讨,还是不能有系统有计画的教导学生适应社会和公民生活,更没有启发他们走向建设民生主义社会这一条道路。我以为一个成年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要从他家庭生活做起。一个青年人要研究社会,要学习?做一个独立自由国家的公民,也要从他的家庭生活做起。学校要教导学生到社会上求生活,替国家做公民,第一要教他了解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第二要教他从家庭中的亲属关系去了解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第三要教他从家庭生活上了解社会经济上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所以家庭生活教育便是社会和公民生活教育的起点。

  三、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的范围是很广的。他一方面包括?开会的方法,选举的制度和方法,政府的组织和职能,法律的常识和守法精神;一方面也包括?做一个好公民所应有的技能、态度和作风。公民教育不止是灌输知识,更要使其了解中国伦理习性,父慈、子孝、兄友、弟爱、夫义、妇顺的六项正德,乃是做中国国民的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同时亦要改变学生的性格与行为,使其适应独立自由国家的生活。公民教育必须依下列各点来计画课程和课外活动:

  (一)了解三民主义的本质,和民主政治的观念以及民主生活的方式;

  (二)了解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原理和四权的运用方法;

  (三)认识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和前途;

  (四)了解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责任;

  〔第230页〕

  (五)明瞭科学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

  (六)从实际生活上发生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从实际调查上学习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

  (七)从童子军教育、国民军事训练及劳动服务中培养爱国思想与民族精神。

  公民教育不仅是「公民」这一课程的讲读,也不仅是课外活动如开班会、选级长等等。我们学校教育要特别注重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只有这两个课程,纔真正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使其认识中华民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的重要,真正能够教导学生怎样做一个爱国的公民。就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也必须从历史和地理两个课程上打定基础,纔不至徒然拿外国的教材来讲习,反使学生的社会生活,得不到什么帮助。

  四、职业生活教育

  学校是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一个青少年出家庭进社会,为什么要住学校呢?其惟一理由应该是学校能够帮助他、指导他,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他要在社会中能够生存和发展,纔能做国家的好公民。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家庭生活的根据。到了工业社会,职业收入纔是家庭生活的来源。一个青少年要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就职业。职业生活教育便成为民生主义教育的主要部门了。

  这里所谓职业生活教育,比现在职业学校或中学职业班的教育,是广泛得多。一般中小学课程都要包括?这一部门,让那些升学的学生适于就业,也让那些不能升学的学生也适于就业。更确切一点说,今日的小学没有替那百分之七十六不升初中的学生打算,初中没有替那百分之三十七不升高中的学生打〔第231页〕算,高中也没有替那百之二十八不升大学的学生打算。我们民生主义教育却要替所有的青少年打算,使一级一级不升学的学生也能够适于就业,这纔是健全的教育制度和实用的学校课程。

  职业生活教育,要依下列各点来计画课程和课外活动:

  (一)从家庭生活上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并学习处理经济事务的技能  (家庭生活教育对于职业生活教育的帮助在此);

  (二)从公民教育上了解中国的资源、国际经济关系及社会问题(公民教育对于职业生活教育的帮助在此);

  (三)创造积极、自动、负责与服务的人生哲学,与手脑并用、协力互助、分工合作的工作方法;

  (四)在工作中保持生理与心理的健康及减少伤害,增进安全的知识和技能;

  (五)增进工作能力的基本工具——例如(甲)数学、科学常识、写作能力;(乙)生产事业及市场

  情况的实地考察,及采取情报的方法;(丙)社会经济各种统计的搜集与整理的方法;

  (六)对于工具机器的管理、爱护、修理、保养的责任心,业务费用的设计考核,节约增产以及废物利用等常识的培养。

  我们要知道,工业化愈是进步,职业的分工愈是细密,不但是学校教育没有方法训练学生使他们得到工作技能,并且有许多工作技能无须学校预先来训练,必须学生于就业之后,从工作中练习,或用不着多少训练,就可以胜任。一个工厂、商店或是一个行政部门,要进用青少年职员,除了工程师技术师〔第232页〕一定要专才来担任之外,最要紧的是考察他的健康、态度、习惯和行为,至于他的技能尽可训练,或不必多加训练。所以学校教育只须教导学生,使他们得到职业生活上一般的知识、技能和修养。特别是修养这一点,一定要做到陶冶性情,改变气质,校正行为,纔能收教育的实效。至于上列第六点,学校尽可与工厂矿业农场和政府机关合作,创立各种职业先修班,随学生的性格志趣和能力,指导他们选修。但这在工厂矿业农场和机关看来,或许是替他们训练人才,而在学校看来,其主旨仍然是教导学生从工作上训练他们自己手脑并用与智德双修,使其将来到社会里;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成就远大的事业。

  五、大学教育

  照一般教育家的看法,大学是超越日常职业生活之上,求高深知识和远大成就的教育。大学教育既是超越日常职业生活的,所以准备升入大学的中学课程应该用大学课程做目标,也就脱离日常职业生活之外。职业教育便成为中学和大学这一「正途」之外的「别途」,正统之外的偏统了。我们民生主义教育不采取这个看法。

  第一、我们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革和民族复兴的根本。从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到成人教育,应该是连续的、一贯的,使一般国民在这变动的社会中,适于构成新社会的份子,践履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志趣,有助于社会改革和国家复兴。因此小学和中学不是专门为了升学的学生打算,而是普遍为了升学和不升学的儿童少年和青年打算。大学也不能孤立于这一教育系统之外。

  第二、大学是由青年进入成年的教育。在现代社会里,从一方面看,一般没有住过大学的成年人,〔第233页〕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经验里对于社会实际问题的理解,不一定在大学生之下。他们对于这些实际问题的解答也许更比大学生为明确和切实。从他方面看,印刷术发达到今天这种程度,已能供应一般成年人要读的图书。就读书来说,大学生也不一定比校外的成年人为优越。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所以我们对于大学教育要采取一个新的看法。民生主义社会并不把读书看成一个特权阶级的专业,也不需要一种自封于书斋以内的特权者。民生主义教育是要在社会各阶层里培养领导服务及管理的通才。所以大学要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种机构及各种职业来通力合作,使各阶层具有适于上进的才能,得到大学的帮助,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所以大学教育应以下列三个原则做基础来改革:

  (一)大学要训练各阶层各职业里服务的人才,不做某些特权阶级的装饰品。

  (二)大学要讲授,更要研究,要与各企业和机关的研究室取得联系,而构成各种研究的中心。

  (三)大学要为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领寻,而培养服务管理和负责尽职的通才。

  为什么大学要提高专门学术的研究,又要培养通才呢?我们知道工业化愈是进步,职业上的分工必愈是精密,科学愈是进步,研究上的分工也必愈是精密。职业上分工到最后每一技工只做一种动作。研究上分工到最后每一科学家只做一种专题。中小学教育对于技工的简单动作,不能有什么帮助,也不必作什么帮助;一个青年就业之后,受简单的训练就能够做了。大学对于科学的专题研究,也不能一一有什么帮助,也不必一一去帮助。大学祗是指导学生做科学研究的方法,让学生就业之后到工厂,到农场,到实验室或是到社会上去研究那些专题。所以大学教育虽然要帮助各职业各机关的研究,提高科学和〔第234页〕技术水准,但是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究竟还是智育与德育并重,专题与常识兼顾,训练通才,就是能够担当为社会政治和文化服务的中坚领导人才。

  六、成人教育

  今日的学校教育,让一个学生从小学升中学,从中学升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仿佛不必再受什么教育了。其实一个大学毕业生进了社会,最初一阶段,他的学养并没有成熟到一切问题都能判断,一切工作都能担当的程度。到了第二阶段,他对于其所担任的工作是熟练了,但是像今日科学进步的迅速,社会变动的强烈,他十年前,五年前,甚至两三年前学习的东西,到了十年五年甚至两三年后,便不够用了。他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事务和新的技术,必须再受教育。这还是就大学毕业生来说。那些没有升

  学的中学生和小学生呢?从儿童到少年,从青年到成年,就更有再受教育的必要了。

  今日国家对于成人教育,或划入社会教育的范围,或当做补习教育来办,还没有把他看做教育的主流,使不能升学的学生,以及大学毕业以后的学生随社会的变动与科学技术的进步,重新受到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的教育。我们要建设民生主义社会,必须把成人教育当做教育的主流来办理,不过这种教育不能采取大学的形式,让一般成年进入校舍来听取教授们的讲读。这种教育是要大学的讲堂、科学馆、医院及疾病防治中心,工厂、矿场和农场的研究室,和电影广播等,有计划的合作,使一般成年得到他们在生活上需求的指导和帮助。对个人,要教他自觉其「做到老,学到老」,对社会,要使其成为一个大学校,让每一份子都能充实自己,发展自己。这纔是民生主义社会建设的成功。

  〔第235页〕

  七、国民军训

  前面公民教育一段里,提到国民军训、童子军和劳动服务三者,现在分别说明于下。

  许多人把国民军训当做国家的一种征发和一种强制,却忽略了他的公民教育的意义。我们要知道,任何集体活动都有其规则,犯规的人便受纪律的制裁。一个网球队的训练,和一个国民兵团的训练,两者的纪律有轻重之分,但从公民教育上看来,两者的精神是一样的。一个网球队的队员受了严格训练,做了几场球赛,便感觉自己是属于他的队伍,把队伍的荣誉当做他自己的荣誉。这种感情是珍贵的。国民军训也是一样。一个国民在军训中,自觉其属于国家,国家的兴亡便是自己的荣辱,这纔是国民军训

  的宗旨之所在。祗有在这个宗旨之下,国民军训对于国民身心的健康纔有裨益,负军训责任的人必须抱定这个宗旨,纔能在军训活动中领导受训者,养成其合作的精神,锻炼其为国服务的信念,习惯于有秩序有纪律的生活,成为健全的公民。

  八、童子军

  成年国民应受军训,未成年的国民应受童子军的训练。童子军与国民军训,在公民教育上是一条道路上的两个阶段。

  童子军的训练,包括了智育、德育、体育和群育的四大项目。我们的民生主义社会建设,最要紧的是一般国民能够协和合作。童子军训练在这一点上是特别着有成效的。

  旧社会的智识分子,只用头脑,不劳手足,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对于民生主义社会〔第236页〕是毫无用处。童子军训练是手脑并用、文武合一的训练,足以纠正过去士大夫的积习,引导一般青年走

  上科学教育与国防建设的道路。

  从前一般人把国民军训当做军事部门的工作,把童子军当做教育部门的工作。因此国民军训与童子军不相关联,并且互相轻蔑。我们今后要从公民教育的观点上把两者连贯起来,更希望军事部门与教育部门密切合作,推进这两阶段的教育,以保持和增进国民身心的康乐才好。

  九、劳动服务

  如果把国民军训当做国家的强制,国民劳动服务便是国家所加于国民的一种负担。这两种观念都是错误的,国民劳动服务应该作为体育,尤其是作为公民教育来举办。我们必须知道,要一个人为乡里服务,纔会爱他的乡里;为他的国家服务,才会爱他的国家。一个人少年时代在家乡种的树,到了老年还是爱护的。就是他两三年前在庭园里手种的花。到了两三年后还是纪念?的。今日台湾省有许多山岭要补植树木,有许多荒地要开辟垦植,也有许多园林缺乏修整。将来我们回到大陆之后,更是乡村里到处

  荒凉,城市里到处残破。假如我们拘守工资劳动的观念,那就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用钱。假如我们从国民的职业生活教育和公民生活教育来看,一个学生青年,或是一个职业青年,每年之中,有一个短时间,集中起来,参加建设工作,锻炼自己,服务国家,增进身体的健康,同时也收到体育和群育两重功效,这种劳作,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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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一节 康乐的意义

  一、身心的平衡

  有健全的国民,纔是健全的民族;有健全的民族,纔能建设富强的国家,怎样纔是健全的国民呢?第一就是一般国民的身心能够保持平衡。第二就是一般国民的情感与理智能够保持和谐。先说第一点。

  为什么要身心保持平衡呢?如果一般国民的体力是健康的,而其德性是低劣的,这个民族就是粗野的民族。如果一般国民的德性是良善的,而其体力是薄弱的,这个国家就是衰弱的国家,一定要一般国民的体力健康,德性良善,两方面保持平衡,这个国家纔能富强,立足于现代国际社会之林。

  二、情感与理智的和谐  

  再说第二点。我们中国古来的贤哲,特别重视国民情感与理智的平衡与调和,从前中国号称礼乐之邦,到了现在,一般人不探讨礼乐的本义,只是把礼乐当做陈旧的东西,一笔勾销,殊不知礼的本义是节制情感,乐的本义是调和情感。所以礼记说,礼的作用是「节」,乐的作用是「和」,在这节与和两重作用之下,达到情感与理智和谐的境界。这才是礼乐的本义。

  一个人要身心保持平衡,纔是真实的健康;要情感与理智得到和谐,纔是正当的娱乐。现在再把健〔第238页〕康与娱乐两个问题,分别说明如下:

  三、城市与健康

  怎样纔算是健康?一个人能够充分工作,抵抗疲劳,就算是健康。健康不仅是生理的状态,也是心理的状态。一个人要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能适应他的事业,纔算是健康的人。一个人有了健康,纔有快乐。所以我们民生主义要解决乐的问题,首先就要保持和增进国民的健康。

  工业社会的健康问题是与农业社会的健康问题不同的。在农业社会里,人在田野中生活。自然环境是安静的,社会活动是朴实的,农耕工作是在阳光空气之中,田园山林之间的活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身心疲劳是易于恢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健康的大敌是病菌。由于家庭卫生与公共卫生的不良,医药的落后,使病菌得以传布,疟疾、痢疾、肺炎和瘟疫,便威胁了农业人口的健康。但是随工业化的进步,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生活第一个特点是紧张。每一个人为了职业,为了工作,都在忙碌中过生

  活,不仅是夜以继日,并且是将夜作昼。第二个特点是拥挤。在市区里,工商业愈是繁荣,每一个人所享受的阳光空气也就愈少。第三个特点是流动。交易的繁复,财富的流通,职业的得失,以及人口的流动,使城市生活成为流动的生活。工业愈是发达,流动愈为迅速。城市生活有了这几个特点,所以一个人在城市里每天遭遇的一些问题,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往往是过度的刺激,或沉重的压迫。虽然现代医药的进步,足以克服病菌。防制其传染,治疗其痼疾,但是城市人口的健康,除病菌之外,还有一个敌人,就是疲劳。许多城市中流行的疾病,都是跟随?疲劳而发生的。我们中国社会是正在这工业化的过程〔第239页〕中间,乡村人口缺乏医药,城市人口缺乏休养,都是民族健康上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生理卫生

  的问题,也是心理卫生的问题,不仅是体育的问题,也是智育和德育的问题。

  四、闲暇与娱乐

  从自由放任主义者来看,一个国民一天工作之余,有了闲暇,这本是他个人的私生活的范围,国家不应过问,社会也不必关心。但是我们要从下列三点来研讨,就可知现代社会中闲暇利用问题的严重

  性:

  (一)在农业手工业时代,一个人的工艺不仅表现他的个性,并且陶冶他的人格。到了机器工业时代,分工愈细,个人工作的程序愈是简单,每一工作者的技能在成品中是无从表现的。每一工作者的个性在工作过程中是完全埋没的。因此,在工业社会里,一般劳动民众的人格如何陶冶和个性如何修养,都成了工作闲暇时间的问题。

  (二)在农业手工业社会里,个人的起居作息,有其自然的节奏。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闲暇并不成为什么特殊问题。到了机器工业时代,特别是城市生活里,起居作息成了社会的问题,怎样利用闲暇,也就成了社会的问题。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不能不关切和过问了。

  (三)在农业社会里,一个人去工作,享受田园之美,回家休息,享受天伦之乐。过年过节的时候,家人团聚,共度良辰,一般娱乐可以说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到了工业社会,娱乐渐从家庭生活脱离,而有商业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城市里,群众的闲暇大部分用到商业化的娱乐上。那些组

  〔第240页〕织娱乐来营利的人,为了争取多数主顾,便一意迎合群众的口味,更使他们作为商品来出卖的娱乐,渐趋于低级。无论是戏剧、音乐、电影、广播或是舞蹈,甚至报纸杂志的文艺,在今日,都不免走向低级趣味的道路。所以国家如对国民的闲暇和娱乐问题,没有计画来解决,其结

  果就是让那些组织娱乐来营利的市侩来代替国家解决,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

  人并不是生来就倾向低级趣味的。人有声色的嗜好,也有向上的追求。在国家对于群众的闲暇时间,放任不问的时候,国际共党匪徒们便从这里下手。他的方法是用煽惑的文艺来迎合群众的趣味,用伪造的历史来满足群众的求知欲,再用阴谋的组织来吸收群众的信仰。共匪所以能够在群众中发展,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清了这一点,更不能不特别注重群众闲暇和娱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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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二节 康乐的环境

  一、城市乡村建设的原则

  要增进国民的康乐,首先要为国民造就康乐的环境。乡村人口的工作环境是适于健康的,居住环境却往往缺乏公共卫生和公用事业等设备。城市人口享有公用事业的各种供应,也比较容易享有公共卫生的设备和服务,但是一般市民的工作环境和家庭生活却往往都不适于健康,更谈不上快乐。台湾省城市和乡村没有很大的悬殊。城市有田园风味,乡村也有公共交通和电灯等设备,这是大陆各省所不及的,也正是我们重建大陆各省所应当仿效的。我们光复大陆之后,在市乡建设计画中,对于城市要使每一家〔第241页〕庭享有充分的空间,不祗是住宅能够稍为宽舒,并且公共的体育场和游息场所也要以人口为比例来开辟和建设。对于乡村亦要使其能享受公共卫生和公用事业的便利。我们要做到乡村城市化,城市乡村化,

  纔能使一般国民得到康乐的环境。

  二、山林川原的设计

  大自然界中最有益于人类的身心的,莫过于空气、日光和水,而山林川原之间,即是空气、日光与水量充分的地方。所以在国家建设计画之中,山林川原的整理与设计,不仅对于国计民生为不可再缓的重大问题,而且其风景的游赏,对于国民的身心康乐,亦直接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农业社会里,人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享受?田园山水生活之乐。无论个人的兴趣如何,他必须常在田间耕作,水边渔捞,山上狩猎,和在草原放牧,到了工业社会,人口向城市集中,一般市民只有在休息时间中郊游,纔能与自然相接触,纔感觉山林川原的乐趣。山林川原对于国民的健康和娱乐的重要性,便引起了一个新问题。我们在乡村和城市建设计画中对于这一问题就不能不特别注意,并切实准备其整理设计的工作。

  (子)森林

  森林对于防制川洪,保持土壤,调节气候,有其重大的功能。森林是国家的基本资源,同时也保持风景,蓄养鸟兽,供国民游乐狩猎之用。我们中国各民族,以狩猎畜牧和农耕为生活,而农耕人口为最多。斩伐森林来开辟耕地,并采取木材来建筑房屋,制造家俱,或充燃料,只会斩伐,不知培植。几千年来,许多森林地带都变成童山和荒原。从水土保持上说是一种灾害,从国家资源上说是一种损失,从〔第242页〕国民的健康和娱乐上说也是一种缺陷。今日台湾省山地的森林,其斩伐或保存,都是有计画的。光复以来,我们的植树在长期的打算上是不是足够抵补伐木的数量,这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单就我们视线所及,可以发现许多山岭上森林的残破,许多道路上树木的零落。这种现象是应当力求补救的。

  但是三年以来,我们在造林上并不比日据时代差次。日据最后二十年,造林的面积只占砍伐面积百分之八一。三年以来,造林面积占砍伐面积百分二一二。这是我们引为欣慰的。我们光复大陆之后,更要有计画的保林和造林。其大规模的国防林或是保护河源的森林,是国家的事业。一般保林和造林应该是地方的工作,特别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事业。这森林计画,必须从水土的保持,以及国家资源与国民健康和旅行娱乐等几方面来?眼,纔算是完美的计画。

  (丑)川流

  我们中国古来以农立国,历代政府都注重保护森林,亦非常注重水利。河川湖沼对于农业社会有五种功用,就是灌溉、交通、动力、渔捞和风景的欣赏与泛舟的娱乐。这五种功用的调节,便是水部或工部主管的重要业务。例如运河,要用作交通要道,便禁止泄水灌溉。又如灌口的工程,为了灌溉成都平原的耕地,闸口的开闭便有严格的规定。一个湖沼,在农隙时期,为保持风景便闭闸蓄水,在农忙时期便开闸放水;又或为养鱼而蓄水,为灌溉而放水,为水碾水磨的推动而放水;这些规定,或以法令来指

  示,或依习惯而确保。这是我们应该随处考察实况,随时搜集材料,切实研究的。

  但从农业进到工业的今日,关于水流又有新问题发生了,特别是饮水问题,水力问题和风景问题,〔第243页〕对于工商城市有其重大的影响。水力可供动力工业之用。饮水和风景对于城市人口的健康与娱乐都能够增进国民身心的健康。这些娱乐在城市社会里,比之农村社会,是远为难得,也就更感必要了。

  我在这里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城市的泄水问题。为了保持城市公共卫生和市民家庭清洁,城市用水的供应必须充足。城市人口用过的水,要从沟渠里排泄出来。因而泄水与供水是同等重要。但是我们过去大陆各省,和今日台湾各市,对于泄水问题却是与垃圾问题同样的疏忽。这是今后必须纠正的。假如城市用水能够使用科学的方法来澄清他,使其恢复清洁,城市里沟渠汇为溪流,对于城市的健康和风景是有极高的价值的。这一问题在我们城市建设计画里,应该列为重要的项目。

  (寅)城市中的园林

  我们的市乡建设计画应该以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为根本原则。要乡村城市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乡村享受公共事业的便利。要城市乡村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城市能享受园林景色。在城市中,公园的开辟,和树木的培植,要有计画,而计画的重要原则,应该是园林所占的空间要以人口为比例来计算。我们光复大陆之后,对于城市土地,一定要实行平均地权的政策。除了公共建筑之外,私人住宅所占的土地应该有合理的限制。公园、儿童公园,以及运动场,都应该以人口为比例来建设,使这些场所所占的空间,平均为城市人口的健康和娱乐来使用。

  〔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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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三节 心理的康乐

  一、文艺与武艺

  人生最高尚的娱乐就是艺术。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教育,以六艺为本。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文艺与武艺都包括在内。民生主义的教育,科目很多,但是我们必须体会这文武合一、身心和谐、手脑并用、智德俱进的精神,来确定课程与教育的方法。

  本节不再就教育来说明,只是从文艺对于国民心理康乐的影响上,来探求民生主义社会文艺政策。

  二、社会变动中的文艺

  从中国历史上来探讨,政治与社会发源于礼,文学与音乐发源于诗。这发源于诗的文学,乃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一种艺术。因为文学是思想与情感的传达者,所以他必有其充实的内容;因为文字是一种艺术,所以他又必有其优美的形式。我们试从这一简明的概念来指出今日文学上的问题之所在。

  我们中国是一个博大的国家,又有悠久的历史。各地域,各宗教,各阶层,对于文学都有他的贡献。我中华民族爱和平、尚忠信,所以无论是故事和传说,或是诗歌和戏剧,都有其朴实的内容与真挚的情调。但在旧来的农业社会里,一班特权阶级之士大夫往往独占文坛,玩弄其烦琐的格局,保守其僵化的形式,民间文学反而埋没。这是旧社会的文学问题。今日工商城市的文学问题又与此不同。今日的文学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文学的商业化。工商城市的生活是靠收入的。文学作家的收入从那里来呢?他们的收入多半是来自书贾的。书贾为了把握文学作品的销场,只有迎合一般群众的胃口,便阻碍了文学走上真挚和优美的道路。

  〔第245页〕

  但是群众并不是甘心堕落的。匪共乘了这一空隙,对文艺运动下了很大的工夫,把阶级的斗争的思想和感情,藉文学戏剧,灌输到国民的心里。于是一般国民不是受黄色的害,便是中赤色的毒。我们国民革命为建国而奋斗已六十年,竟听任这两种毒素来践害我国民的心理健康,实在感觉到万分的惭愧。

  今日台湾省在这方面有显明的进步。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渐见抬头,反共抗俄的台语戏剧使一般民众受很大的感动。反共抗俄的电影又有优良的作品陆续制成和上演。但是我们决不自觉满意。因为:

  (一)纯真和优美的文艺作品还是太少,一般国民的闲暇时间大部分仍是商业化的文艺作品的领域。

  (二)表扬民族文化的作品还在萌芽和生长之中,还不够充实。在暴俄匪共有系统有计划的摧毁我中国文化的今日,我们感觉表扬民族文化使其深植人心的新文艺作品,还是太少。我们不仅在光复大陆以后,要向这一方向去努力,并且在今日反攻的前夕,便应该在这方面作必要的准备。

  三、音乐与歌曲

  古代的音乐是与诗歌配合协调的,到了后来,音乐与诗歌便分途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人有情感,乃流露为音乐与歌曲。古代人是这样,现代人也是这样。但是过去的士大夫,往往撇开音乐,单讲词藻,因此音乐与诗歌便分为两起。做诗词的是文人,唱曲子的是戏子。文人的诗词是一般群众不懂的东西。戏子的戏曲便堕落到市侩的手上,而音乐也就衰微下去了。

  今日的音乐更是让那些组织娱乐以营利的市侩们来主办。戏剧和电影里的音乐歌曲支配?社会流行〔第246页〕的音乐和歌曲。我们也知这,国家制定的音乐与歌曲。以国歌为首,受到国民的爱戴。各学校的校歌和军队里的军歌,都有重大影响。但是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一般国民的娱乐中,商业化的戏剧电影之类还有极大的影响。这是国民身心健康上一个危机。我们要知道音乐足以表现民族盛衰与国家兴亡。古人说:「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将亡就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就有「伴侣曲」,都是亡国之音,可使我们引为鉴戒的。所以我们在这反共抗俄战争与革命建国事业中,一定要培养民族的正气,鼓舞战斗的精神,以发扬蹈厉的气概,笃实光明的风度,贯注到音乐与歌曲,来纠正颓废的音乐,和淫靡的歌曲,更不能让商业化的戏剧电影来降低音乐和歌曲的水准。

  音乐对于个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在一方面,音乐表现个人的情感,古人所说「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爱心感者其声柔以和」,就是说个人的情感表现于音乐。在另一方面,音乐能够影响人的情绪,减少人的疲劳,解除人的痛苦,甚至影响人的血压、脉膊和筋肉的紧张或松弛。音乐对于个人的修养是这样重要。国家为了民族文化和国民教育,千万不能稍为忽视。

  音乐更是群育的工具。个人独奏的音乐一方面是自己修养的方法,他方面也影响听众的情感。集体演奏的音乐和集体合唱的歌曲,更能使参加者培养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建设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需要一般适于合群生活,守法奉公的国民。像音乐那样,有节奏和规律的集体生活,当然是国民教育一种最重要的方法。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音乐不是文化的装饰品,也不是文化界少数人的乐事。音乐是国民心理健康〔第247页〕的特效剂。这一特效剂决不可委之于商业化娱乐组织者之手,而必须在国民教育上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特别筹画,除了中小学的音乐课程,大学的音乐系以外,每一县市,总要有一座音乐院,为国民演奏音乐和欣赏音乐的场所。而大城市更要有设备完善的歌剧院,保持我们中国固有戏剧,加以改良,使其有助于国民伦理教育与美育。

  四、美术——书画雕刻

  审美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音乐和美术,都是这一心情的表现。前段已就音乐问题略有提示。现在说到美术问题。

  今日中国美术与音乐同陷入严重的危机。宏伟的建筑受到战火的威胁和破坏,这还是有形的损失。陶磁、织造、雕塑、镕铸,这一类的工艺,随手工业的没落,乃有不可挽救的颓势,这更是我们痛心的事情。在工商城市中,也有美术,但和文学与音乐一样,不过是市场上的货物。一般美术品为了争取顾客,力求吸引群众的视线,刺激群众的情感,光怪陆离,把中国固有的超逸幽深而崇高博大的特性是丧失殆尽了。

  美术是不能单从形式上考究的。即如建筑和铸造,必须质地坚实,而后文彩纔能持久。又如写字与作画,必须笔力贯注,而后神情纔会活泼。我们中华民族立国于东亚大陆,屡经丧乱,终必复兴,这样「质胜于文」的精神,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今日我们社会要向工业化的道路前进,机器工业还没有顺利发展,商场市侩的风习已经侵蚀文化的领域,而教育文化界对于音乐与美术的衰落,并不感觉其危〔第248页〕机的严重,那我们就不能不浩然兴叹了。

  我们中国过去的学术文化界,讲究个人品德的修养,与性情的陶冶,把琴棋书画看得很重要。书画两者是相通的,能画的人必能书。并且能书能画的人又往往长于雕刻。古人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美术的最高境界便是智德合一、身心和谐的境界。到了今日,我们更不能以个人修养为止境,必须把美育普及于一般国民,纔算是尽了教育的天职。我以为教育文化界应该把美术当做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上重要的科目来讲求。在学校里列为重要课程,在社会上更要使每一县市都有公立的美术馆,并鼓励一般国民举行美术展览会。本党更要把美术当做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上重大的问题来研讨。我们在光复大陆重建国家的时候,要为国民创造康乐的环境,要使国民培养康乐的心情,处处都要考

  虑到美术、计画?美术。

  俄寇共匪要灭亡我们中国,首先的一?就是把我同胞夷为奴隶牛马,拿残忍凶暴的事物来教育我儿童和青年,使其不知世上有人类爱,使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更不知有什么艺术的欣赏与宝爱。而俄寇共匪用来辩解他这残忍丑恶的作风的,就是唯物主义。今日我们在反共抗俄战争中,为了保卫民族文化,为了策画文化的复兴,必须维护民族仁爱的德性,培养民族审美的心情,更必使将来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计画里面,每一项建设,要注重实质,也要力求美观。尤其要肃清匪寇留下的恐怖残暴的痕迹,发扬忠信朴实的美德,特别要体会只有内在的真,纔能发为外在的美。

  五、电影和广播

  〔第249页〕

  文学、音乐与美术结合在一起,而以现代的技术,向一般群众传达的新事业,对是电影和广播。电影和广播久为本党和政府重视。政府迁台以来,财政纵然十分困难,对于电化教育还是尽力支持。将来大陆光复之后,这种事业更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没有疑义的。

  就电影来说,本来要有优美的文学和戏剧,才有完备的电影,但在我们中国,事情却不是这样的。自电影从外国输入以后,中国文学和戏剧反而受了电影的影响。外国电影是商业化的娱乐品,我们的文学与戏剧便在这商业化的影响之下,走向堕落的道路。

  再就广播来说,在人口向城市集中而城市生活又是日趋于群众化了的今日,广播有齐一群众心志的影响。如果收音机能够普及市镇和村落,可使一般国民节省读小说和看戏剧的时间。工作之余,只要有一段闲暇,便可藉以恢复疲劳。但是广播如果商业化,其所传布的商业新闻和广告,削弱一般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能力,并助长独占资本的气势。广播如果市侩化,更将迎合一般群众的低级趣味,传布颓废堕落的音乐和歌曲,那损害国民的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了。

  所以我们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电化教育事业必须先要由国家经营,更要特别重视电影的内容与广播的节目,充实其内容,提高其品质,以达成保持与增进国民心理康乐的目的。

  六、精神的安定力——宗教

  上述几个项目,都是就个人修养和社会教育上讲求增进心理康乐的方法。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在社会变动之中,风俗习惯都有变易,个人行为的准则,人生的观念,也都在动摇转变。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第250页〕

  者,在其有精神生活。精神得不到安定,人格陷入破碎的境域。个人不能保持其人格的完整,社会也就不能保持其安定的秩序和良好的风气。

  现代的心理学家也尝试以科学方法来治疗人类的精神病。如果是神经系统有了病,在医学上并不是没有治疗的方法,但是要使一个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养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学还是无能为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学的基本思想,纔是人格的内在安定力。

  共匪要瓦解我们的社会,灭亡我们的国家,首先就要摧残宗教,箝制我们的信仰自由。一般教育家和科学家或许以为宗教是反科学的迷信,对共匪迫害宗教的暴行,不加重视。殊不知一个人没有信仰,就失去了人生的归宿。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就失去了精神的安定力。我们要看清了共匪为什么要摧毁宗教,纔能达成他征服世界奴役人类的目的,我们就能够了解宗教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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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乐的问题 第四节 身体的康乐

  一、国民生理的康乐

  我们建设民生主义社会,要注重文艺,也要注重武艺。我们中国人要在这强权政治的世界,做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的国民,必须身心平衡,手脑并用,文武合一,智德并进,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动,并进而担当建设民生主义社会的重任。前节已对文艺问题,有了提示,本节再以武艺为中心说明国民生理健康的保持和增进的道理。

  〔第251页〕

  二、健康的习惯

  国民要有康乐的环境,更要有健康的习惯,在健康习惯中最重的是:

  (一)清洁——居室、衣服、家俱、器皿和饮食都能保持清洁;

  (二)秩序——起居作息都要规定时间,保持秩序;

  (三)节制——饮食要讲求营养,更要有节制。

  在农村里,田野间一天工作,使身体疲劳,到了日入而息,一夜睡眠,立即可以恢复。但在城市里,工作有定时,固然不是没有休息和睡眠的时间,但是心理上的紧张和情绪上的烦恼,往往使一个人虽有休息和睡眠的时间,却因为心绪不安而不能恢复疲劳。一个人白天一天的工作,夜里一夜的烦恼,对于他健康是无形的损害。如果他没有工作,那就是失业,失业的苦恼,更是逼人难堪了。所以在城市生活里要使一般市民饮食有节,作息有序,起居有时,第一要他有固定的职业,第二要他有安定的家庭,

  第三要他的闲暇时间有适当的运动和娱乐。第一第二两点在前面都已讨论,现在讨论第三点,首先从体育说起。

  三、国民体育

  一般国民享有健康环境,养成健康习惯,这还不够。一个人要有休息纔能从疲劳中恢复,也要有运动纔能调节体力和心力,保持身心的平衡。所以无论儿童或老年,都要有运动。无论男女,也都要有运动。剧烈的运动是应当节制的,但温和的运动却要经常有恒的践履。

  〔第252页〕

  要推行国民体育,最重要的是体育馆和运动场的普遍设立,国民运动会的经常举行,团体旅行、野外露营的计画和组织,也要普遍推行。但在国民教育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指出:每一种体育,无论是网球、足球、赛跑或是团体操,都有其规则。这些规则的宗旨应该是对于参加运动的人,锻炼其个人的品格,养成其合作与服务的精神,使其成为健全的公民。体育规则是从经验产生的。政府的教育部应该每年召集体育领导人士,本于这个宗旨,来改进这些规则,尤其要指导各级学校的体育教师和军训教官,

  在各项运动中,依据这个宗旨来领导学生,让他们从各项运动中接受公民道德的教训。

  四、现代国民必须具备的几种艺术和技能

  今日国民体育,只是运动场上的球类与体育等各种竞赛。这是不够的。我们更要提倡山林川原上的各种运动和技术,最重要的是下列几种:

  (一)射击射击是国民军事训练上重要的技术,也是国民身心修养上重要的活动。无论是古代的弓箭或是现代的枪弹,要命中目标,必先求自己保持正确的姿态,和坚定的心境。古人说:「射者必正其身」,这种修养到今日仍然是有其重大的意义的。

  (二)驾驶驾驶在国民军训上是重要的项目,而在国民体育和社会秩序上亦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古代对于驾驶术是与射击并重的。我们要做现代国家的国民,对于现代交通技术便不能没有正确的知识和能力。特别是航空知识,应该普及于国民,纔能使我们国家立足于今日这航空时代的世界。

  〔第253页〕

  (三)操舟、游泳、滑冰与滑雪中国是大陆国家,西北部国民对于海洋的知识是很少的。东南部的国民对于高原和沙漠的生活也没有认识。我们反攻大陆,光复河山之后,要特别倡导旅行和探险,要使西北各省的国民志在海洋,也要使东南各省的国民志在边疆。操舟游泳和滑冰滑雪等

  技术便显然成为国民体育上重要的项目了。

  (四)国术中国的拳击不仅是角斗的方法,更有其体育的意义。拳击的最高境界是心平气和,意到力到。这种修养是外国拳技所不能企及的。我们叫他做「国术」,就是?重其对于国民身心健康的贡献。所以今后的教育计画要把国术当做国民体育上一个重要部门来善为提倡,切实推行。

  (五)舞蹈我们中国古代的礼乐,有仪式,有音乐,有诗歌,还有舞蹈。吉凶军宾嘉五礼,各有其仪式和音乐,也都有其诗歌和舞蹈。舞蹈在个人是发抒其内心的情感,表现其合群的天性。在群众是锻炼其集体的意志,养成其合作的精神。后来诗歌与音乐分离,舞蹈也就与诗歌和音乐脱节,乃至于一般国民不习舞蹈,只有戏剧里面有其歌舞,成为优伶的事业了。古人说:「礼失求之于野」,我们中国边疆以及各地,许多宗教都有优美的舞蹈。我们应该研究,应该发展,应该作为国民教育中一个主要的科目来普及一般社会。只要我们的教育和艺术家看清共匪要拿他丑恶卑劣的「扭秧歌」来破坏国民的美感和伦理观,达成他毁灭中国民族文化的目的。必能认识舞蹈的重大意义,努力改进,普遍推行了。

  〔第254页〕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国民的娱乐上考察,纔看得亲切,看得显明。我们中国国民的娱乐以什么为最普遍呢?汉代的人喜欢射猎,唐代的人喜欢蹴踘,这都是山林原野上的娱乐,使国民养成其尚武的精神。现在一般国民的娱乐,大抵走向赌博一类斫丧身心的道路。这是我们革命建国事业上必须痛加改革的。教育家都知道教导国民以正当娱乐,但是上列各种技术,还不见有人提倡,所以我在这里特为标举出来,作今后有关康乐的计划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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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 第一节 民生主义建设的物质与精神条件

  一、民生主义建设的物质条件

  育乐两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已如上述。我们再把食衣住行与育乐的设施,综合研究。我们首先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国家为了解决这六大问题,一定要有全盘建设计划,如交通和工矿事业的创办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均衡分布,城市外的林泉,城市中的公园,和住宅的建筑等项。又如科学教育、文化宣传、康乐设备、卫生和医药等项,都要国家和地方有充裕的财政经济力量,纔能实行。这财政和经济的力量又从那里来呢?

  总理说民生主义是社会生理学。社会生理学的意义是总理在民国元年讲「社会主义的派别」所说〔第255页〕的要使「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也就是总理在民国十三年讲「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所说的「做全国大生利的事,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换句话说,民生主义并不是把富人打穷,而是把穷人同归富足,这就是民生主义的社会生理学的意义。我们明白了社会生理学的意义,纔能策划民生主义建设的财政经济力量是从那里来的。

  总理在民国元年手着「中国之铁路计画与民生主义」一文及民国十三年「民生主义演讲」中指示我们说:照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政策做去,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是下列几种:

  第一为地价税。 总理说:「此最易施行于中国。简略言之,即使地方之土地,呈报价格,惟声明国家得按价收买之,且即照价课税。」

  第二为铁路收入。 总理说:「此种铁路将由政府直接管辖,故其全额收入,将供政府之使用。」

  第三为矿业与矿税收入。

  第四为其他尚待开发之税源。总理所指的就是「各种公共兴办之事业,如自来水、电厂、瓦斯、森林是也。」

  第五为直接税。总理主张国家对于一般民营企业,「直接征税,就是所得税。」

  总理更在「社会主义的派别」演讲中,综括的说道:「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之福利。」总理就社会福利虽只举出学校、养老、病院几种,但〔第256页〕是我们已可看出所谓「社会福利」当然包括?育乐的各种设施在内的。

  我们在这里还要了解的一点,就是国家把人民租税收入投入民生主义的建设,交通和工矿生产事业固然是有赢利的,就是育乐的各种设施,也并不是单纯的消耗。这种投资可以增加国民的职业,安定国民的收入,并提高社会的购买力。由于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公私企业得到营养的环境,更能繁盛起来。

  所以民生主义国家对于国民育乐的各种设施,不仅有充裕的财政经济力量来经营,并且这种投资又能增加国民的财富,培养工业的基础,增殖国家的税源。总理所说「文明越进,国家越富」,就是这个道理。

  二、民生主义建设的精神条件

  民生主义要从社会里面剔除独占资本,不使其操纵人民生活;要使国民财富均衡,没有贫富悬殊的病态;要做到人民越富,国家也就越富;更要把国家的富力用到育乐的设施上,使社会成为安乐的社会。民生主义要达到这「自由平等博爱的境域」,一方面固须具备物质的条件,另一方面更要具备精神的条件。一般国民如缺乏这精神条件,民生主义的实现仍感困难,育乐两大问题尤其不易解决。民生主义建设的精神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是社会道德。 总理在民国元年对北京学界欢迎会演讲,说道:「从前学界中人所知者,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已。然此种学说在欧洲三十年前颇为盛行,今日则不宜主张此说,应主张社会道德,以有余补不足。」民国二年对东京留学生全体演讲,也说道:「从前学说准物质进化之原则,阐发物竞〔第257页〕生存之学理,今世界日进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今日进于社会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这两段话最足以表现总理重视互助合作的社会道德,认为国民非养成这种道德,便不能实行民生主义。

  第二是国民知识与学问。总理于民国元年在北京对教育界欢迎会演讲。说道:「学问为立国根本。」又说:「世界之进化,随学问为转移。」又说:「才智者既研究各种学问,有政治之能力,则当以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民国二年对东京留学生演讲所说「建设事业必须学问。为中华民国求幸福,不为一人求幸福。」民国十年对广西阳朔人民所说「将民国造成一极乐之世界,非国民有充分之知识不为功。」更是明白指出民生主义的实现,必须国民有知识、有学问。

  民国二年东京的演讲更把学问和道德两者综合起来说道:「建设事业不仅要与破坏时代持同一牺牲主义,并且需要一绝大学问。欲求此种建设的学问,必须假以时期,或十年或六七年之苦心研究,方能应用,不比破坏事业,只要不顾身命,冒险做去,即可以办得到的。」又说:「学问志愿两种并行,有学问而无志愿,不徒无益而反有害。究竟大家享幸福,大家有利益,则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此之谓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这两段话对于实行民生主义所需的精神条件——学问道德——是

  说得再明白也没有的。

  〔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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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 第二节 民生主义建设的最高理想

  一、礼运篇中的「三世」

  我们要研究民生主义建设的最高理想,便要研究礼记的礼运篇。礼运篇所谓「大同」,就是总理一生革命的最高理想。

  礼运篇的大同社会,并不是我们一步可以到达的。春秋公羊传有「三世」之说,礼运篇亦有「三世」之说。这三世就是我们到达大同社会的三大阶段。公羊传的三世:一是据乱世,二是升平世,三是太平世。礼运篇所说「幽国」、「疵国」、「乱国」,就是我们建设大同社会首先要削平的各种变乱,而削平变乱的阶段,就是公羊传所谓「据乱世」。我们削平了变乱之后,国家社会渐告安定,就是建设开始的阶段,礼运篇把这一阶段叫做「小康」,也就是公羊传所谓「升平世」。如果社会建设到达了最高

  理想,那就是礼运篇所谓「大同」,也就是公羊传所谓「太平世」了。

  二、大同社会

  礼运篇的大同社会是什么社会呢?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

  大同的经济制度是「货不必藏诸己,力不必为己。」社会制度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政治制度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分别说明如下:

  (一)「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大同社会的生产是努力开发资源,而以养民为目的;大同社会的劳力是社会服务而不是工资劳动。所以大同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合作为基础,以服务为目的,这就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了。

  〔第259页〕

  (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就是说,在大同社会里,儿童不会失去教养,壮年都能得到职业,男女都有配偶,老年都有归宿,家庭的生活安定,如有鳏寡孤独,疾病残废,也都受到国家的

  保护和社会的扶助。民生主义「育」的问题是全部解决了。

  (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就是民主国家主权平等的世界。在这世界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是「天下为公」的永久和平世界。

  在社会建设到达大同理想之前,就是小康的阶段。小康社会是什么社会呢?

  小康的经济制度是「货力为己」,社会制度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政治制度是「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一)「货力为己」——这是说,货物为自己的利润来生产,劳力为自己的工资来做工。企业家追求利润,劳动者追求工资,这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社会经济如从自由竞争发展为独占资本制度,造成不平等的竞争,使少数人独占社会的财富,多数人陷入困穷的境遇,社会的变乱必

  由此而起。

  (二)「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是说家族制度的。家族为社会基本组织,有安定的家族,就有安全的社会,同时有安全的社会纔有安定的家族。社会流于不平等,则家族也会归于瓦解。

  (三)「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这就是总理所说的国与国争的君权时代。在这〔第260页〕一时代,「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所以小康社会如不向大同世界再进一步,就是小康也是保不住的。

  四、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使命

  我们从大同与小康两阶段社会来比较研究,即可知民生主义的建设乃是从小康进入大同的阶梯。我们革命建国的事业要踏?这一阶梯向前进步,就可以到达自由安全社会即大同世界。在这自由安全的社会里,「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自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止,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学校之中备各种学问,务令学成以后,可独立为一国民,可有参政自由平等诸权。二十岁以后,当自食其力。五十岁以后,年老无依者,则由国家给与养老金。如生子多而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此时家给人乐,则中国之文明康乐,不仅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总理这一段话,就是我补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的蓝图。我们今日必须依照这一个蓝图,来设计、来实施、来完成总理所遗留给我们的民生主义社会建设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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