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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储蓄第一本性 为何换不得公民权利

【世事关心】(132) 双面中国向何处去 - 轨迹(下)


旁白：这里是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它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豪华，最有名气的酒店。1990年12月19号，在浦江饭店孔雀厅，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第一”。上午11时，随着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这里敲响的第一声锣，中国证券市场诞生了。和西方国家正常的股市融资功能不同的是，中国资本市场在设立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使命。

程晓农博士：中国政府在建立股市的时候，有一个根本的目标，那就是利用股市圈钱。为谁圈呢，就是为国有企业圈，特别是为垄断型国有企业圈。所以很多大型的垄断国有企业千方百计的上市，其目标就是通过在股市上发行股票，从股民手中圈来大量的资金。在这个过程当中，证券界，大量的证券公司，还有一大批为证券公司和国有企业服务的所谓专家，股评家在里面推波助澜。引诱股民们上当。所以每当股民们看着股市高涨，很快这点钱就被国有企业圈走，然后这点泡沫就破灭。然后，很多人因此财产就消失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股市实际上是政府为国有企业圈钱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可以说是一个吸钱机。当然在股市上兴风作浪的还有另外一种企业，就是大型私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有一系列的例子。很多上市的私营企业靠的是所谓的做股市，或者做股票。就是说他们通过各种包装，把一个本来不值钱的，没有多少盈利的公司包装成一个很有发展概念的这么一种股票去蒙骗股民。直到最后，这个公司维持不下去破产了，然后，股民发现，所谓的民营公司，私营企业也一样是很多在上市的过程当中构造了大量的骗局，在这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股市上坑蒙拐骗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旁白：从90年代起，中国股市伴随着黑箱操作，过分投机等特征暴涨暴跌了18年。在这期间，中共政府越来越悟出了用股市圈钱是化解金融危机的一条捷径。如果说中国政府在1998年前还装模作样反对股市投机，那么到了1998年以后，它干脆公开为股市泡沫造势。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于是中国股市近几年常常出现这么一种恶性循环：在股市萎缩时，鼓励银行贷款给机构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时，又开始“查处”银行违规放贷。比如说，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励下，不少机构大户贷款入市，股市暴涨。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又开始查处数家商业银行“违规贷款”一事，造成大量资金退出股市，在一个月内，中国股市总市值缩水7,000亿元，下跌幅度为14％。

旁白：伴随股市每次暴跌的是哀鸿遍野的千万股民。多少撕心裂肺的故事都发生在其中，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世界第一，面对那些拿出全家积蓄，把老人的养老钱、孩子的学费钱、儿女的结婚钱、家里的买房钱、药钱，甚至向亲朋好友借来的钱都投入股市，结果血本无归的老百姓，有谁为他们真正着想过呢？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公义被抛弃以后，它的后果也必将直接作用到抛弃它的人。中共政权讲经济工作是它执政的核心。因为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维持它统治的根本保证。但是，公义的缺失已经直接影响到了这个中共维持政权的根本保证; 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需要突破的最大瓶颈之一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贫富分化。




程晓农博士：中国的内需不足，首先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多少购买力。我本人做过一个计算。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农村年人均生活消费水平这样一个数据为例，中国的农村居民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7亿多人。这7亿多人在2007年平均每人每年生活消费支出是3000多块。如果折算成每天，是1。16美元。与此同时，在城市里，还有一两亿城市贫民。包括下岗工人，失业者等等等等，还有退休的，低收入的人。这样的家庭还有两亿左右，所以合在一起，全中国有9亿左右。那么改革了30年了，有将近8，9亿人口生活在这样一个平均每天生活消费支出在1。16美元这个水平之上，它高还是低呢？我们有一个国际标准，那就是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的全球贫困线。2005年全球贫困线是1。25美元一天，2007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加上城市的贫困人口，他们平均的每天的消费能力甚至低于2005年的全球贫困线。这是中国30年改革的结果。也就是说，30年经济增长不算慢，30年各级官员，权贵集团发财的速度更加惊人。但是，代价是占中人口80％以上的中国老百姓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按国际标准，他不比那些非洲那些贫困国家那些老百姓过的好。

旁白：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依赖那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来拉动内需呢？西方经济学的泰斗凯恩斯20世纪初就对此问题下了结论，而这个结论现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基本常识。凯恩斯说，“消费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若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给了那些富人，他们只会把其中大部分储蓄起来。只有把国民收 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费支出。”

程晓农博士：也正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所以中国的经济没有办法走出困境。因为7－8亿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他们基本上是生产而不消费，或者生产而低消费。结果呢，中国只能依赖国际市场拼命出口。一旦国际市场出现了风吹草动，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美国的消费者开始压缩消费，于是中国的经济马上就受到巨大的冲击，很多企业大量倒闭。比方讲，从08年的下半年到现在，珠江三角州的外资企业已经倒闭了30％几到40％。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由此可见，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这种社会不公的发展模式，必然的导致国内的老百姓没有消费力，依赖国际市场呢又没有办法长期稳定的维持出口。结果这个发展模式慢慢的就走入了绝境。


旁白：事实上中共政府在缩小贫富分化方面并没有另人信服的举措。 最明显的标志是农 民工与公务员的收入差距，二零零九年三月份的数据表明∶全国农民工的务工收入水平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上涨了百分之十六。


旁白：当中国的富豪们被包围在宝马，别墅，钻石，豪华旅行之间的时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百姓却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城镇居民供养一个青年上完4年制大学需要花费16年的全部收入，一个农民要花费19年的收入，中西部省区的农民则要花26年的全部收入。当千万个中国父亲目送自己的孩子上了北上南下的火车，到异乡的繁华都市求学的时候，当他们低头盘算着如何东凑西借，卖家当卖劳力卖血来凑足下个学期的学费的时候，当他们因为没钱给自己生病的老母亲医治而暗暗哭泣的时候，弥漫在他们心头的应该是中国老百姓在每一次暴君统治下郁积的同一种情怀：“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旁白：改革了30年的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它的方向又在哪里呢？


旁白：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分别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们努力把自己的施政方针和江泽民时代的政策区别开来。从追求GDP，到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出台了一系列关怀民生的政策，国家财政重心看似有了很大的转移，全社会普及社保，低保，医保，建立和谐社会。再加上，胡温二人的个性看起来比较亲民与务实，这些都给了处于重压下的中国老百姓新的希望。他们把胡温的执政叫做胡温新政。但是，胡温新政到底对缓解民生负担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和谐社会建立起来了吗，社会公义重塑了吗？


这是中共官方新华社2005年12月28号的一篇报导。“皇粮”不再有，农民减负300亿，人均增收70多元。报导中指出，2005年，享受免征农业税的农民达到8亿人，免征农业税的省份达到27个。明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后，还将再减少几十亿元。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中国的农民每年将因此增加数百亿元的收入。但是，伴随着这个新出台的政策，农村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4年起，农业生产物资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到2008年年底为止，涨幅高达平均每年9。7％。 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才较上年有所回落。这一减一增，农民的收入甚至比过去更少了。

另外，取消了农业税，当地财政少了一块，但是缺的这一块很多情况下被地方政府官员极富创意的补上了。这栋房子是山东省党西村派出所专门关计划生育违规者的房子。公安局的做法是，在事前放任和默许，等农民造成了违法事实后再把他们抓到这间房子里。不交罚款不放人。

再来说义务教育，取消学杂费。听起来绝对是好事。但是实际上，不少地方还是变相创收。因为对于如何定义“杂费”，很难有标准。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表示，中共所谓免除的学杂费，这里他们自己说是“190元至350元”，其实，这只是十几项各类费用中的很小一笔钱。只占学生教育费用总和的极小一部分比重。即便是真的减免这部份学杂费，对全民改善受教育程度没有多大影响。


除此之外，就医保和社保来说。这几年曝光出来的腐败案层出不穷，没有被曝光的就更是不知道多少了。比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是指在2006年上海市部分政府官员因挪用社会保障基金为私用的案件,以及由该案件牵扯出的其他案件的总称.目前已知的涉案人员 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等. 该案涉及社保基金32亿元。事实上，虽然胡温政府一直把民生问题挂在嘴上，但是民生政策面临的困境还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投入不足还被层层贪污挪用，所以，政策效果会大打折扣。一直以来，中国用于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属于世界最低之一，而豪华项目开支则高居全球首位。我们来看一笔帐：2004年的数据估计， 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 公车消费3986亿元， 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300亿美元）， 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 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 而当年的财政收入是26396.47亿元。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都被公款吃喝玩用消费掉了，还剩下多少钱来帮老百姓？

文昭：在整个政策执行链中，缺少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被这些被帮助的对象，不能够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被要求感恩戴德。但是，被侵害的时候，却不能为自己维权。像被免费的学生，被免税的农民，享受社保的百姓，他们不能组织独立的工会，农会，也不能上访。当被侵害的时候，受害者也不能去结社，组织能独立的，为自己发声的维权团体。相反，中共政府是不遗余力的打压这些结社。这样一来，民生政策一旦走错了路，也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它一定要扩大到事情形成一定的危机的时候，才能引起重视。到时候就再出台一套新的民生政策，那么如果效果不佳，那么就再形成社会危机，再出台新的政策。这样，路越走越窄。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比较典型的是，一旦这种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呢，共产党它竟然不容许有良心的律师，独立的去为这些受害者辩护。法轮功学员是个例子，地震当中豆腐渣校舍死难的儿童家长是这样的例子。而且，三鹿毒奶粉以后呢，那些受害的婴儿的家长也是个例子。不允许有良心的律师出来给受害者辩护。


旁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出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它讲的是蓝色文明，也就是西方的工业文明战胜黄色文明，就是中国的封闭社会。指出中国必须学习外国的强国之法。河殇的第5集“忧患”是这样结尾的。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 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如果中国的社会 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

　 　在河殇过去20年之后，中国不仅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政治改革，而且可以说已经和政治改革的机缘完全错过了。上一代人还可以在忧患中踌躇满志，憧憬未来。而下一代人已经剩下只能在现实的无奈中挣扎着生存。

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统治而进行的改革最终形成了一种自我击败的模式：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有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媒体，信仰和言论的自由，以及人民的监督，而一旦这些实现，就必然会动到中共的专制统治，可是不动这些，腐败，贫富分化，经济的结构性缺陷，社会不公，社会矛盾激化，群体事件激增，也已经危及到了中共的统治。

于是，中共利益集团就在这进退维谷的状态下，紧握手中的权利，挟持着整个国家寻找它最后的生存空间。对于中共的权贵阶层来讲，这是一顿丰盛的，也是最后的晚餐。显而易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义迅速消磨殆尽。也因此，中国正在走向一场全面的危机。

敬请收看《双面中国向何处去　第二部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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