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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人祸

人祸 目录
再版前言
作者序
引言
第一章：合作化引发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第五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六章：登庐山彭总上书
第七章：施辣手“谏臣”获罪
第八章　反右倾饥馑蔓延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第十章　大灾劫咎由人祸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
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
尾声
附录：大跃進饿死了多少人？

再版前言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1]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大跃進”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西方学者得到的数字为一千六百五十万、二千三百万、三千万不等。[2]本书作者在《人祸》初版中则给出过大致的数字：二千四百七十万。在沉默了三十年之后，中国的学者开始研究并透露这个数字了。一九八九年，中国科学院发表了一份国情报告，其中说到：“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3]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则这样写道：“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4]上海大学的一位学者则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分析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5]

在此书的修订过程中，笔者亦以中国大陆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作计算，得出死亡数不低于三千五百万(见本书附录)。除非官方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6]而毛泽东一个“大跃進”，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终于说出了真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進’，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進’、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7]诚如中共党内有识之士所言：“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8]“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9]

中国人有刻立灾荒碑以戒后人的传统.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也曾提议勒石立碑，让后人永远记着那空前的惨祸。然三十年来，偌大的中国竟没有立起一块碑。人们都清楚，只要那祸首的尸体还被供奉在殿堂里，建立“大跃進死难同胞纪念碑”就是不可能的。
　　
三千五百万父老兄弟姐妹在天之灵还没有安息。愿我中华子孙牢记：这一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人祸，是随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序曲到来的。
　　
永远勿忘公元一九五八年!

一九九五年五月，丁抒写于美国·明尼苏达

作者序

一九六○年初，当中国大陆各地大大小小的报刊无一例外地讴歌“六十年代第一春”的时候，整个国家实际上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从兴安岭到海南岛，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每天都有数万农民在饥饿中死去。死者的总数，研究者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在两千万与四千万之间。笔者采用三千五百万这个数字，并将在书中论证这是一个下限。到历史真相完全大白的时候，舍弃这个保守数字就是了。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降的灾害、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这么多人的生命。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灾祸。本书将向读者证明，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大陆拖入“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前制造的中华民族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灾难。几亿曾经身历那场灾难的中国人至今创痛在心，本书作者便是其中一个。

把这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尽可能完整、如实地记载下来，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历史责任。感谢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自一九八八年秋起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分节刊登本文。一九九一年出版了经修订的单行本。现全书增订再版。

丁抒　　一九九五年四月。

引言

一九六二年初，那场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逐渐挺直脊梁的时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又即将离京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1]

然而，多少年过去了，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着而来的文革浩劫为害更烈，那场人祸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导致我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進”、“大炼钢铁”以及祸害二十馀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同样是应当永志不忘的。

一九八七年赵紫阳就任中共中央总记之后的几天内，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说：“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谓一九五八年大跃進之后的可怕的年份中有无数的农民饿死。他拒绝批准進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2]

本书也许算不得是刘少奇希望李葆华写的那种书，但作者深信，这是对赵紫阳上述讲话的一份翔实而详尽的注释。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一书的副标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另一些前所未闻的故事——至少对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是这样。

尾声

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目标是一○七○万吨钢，可是一九六二年的钢铁产量仅六百六十七万吨。[1]三年“大跃進”下来，一九六一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倒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但一则由于农业总产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二则因工业的增长是以更低的效率、更不经济的途径大量消耗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的，结果国民收入反而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百分之十四点五。全国农村的人均口粮仅为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七十。[2]“大跃進”实实在在是个“大跃退”，更不用说千万人饿死的惨剧了。

刘少奇曾主张将大跃進人祸的历史写成书、编剧演出，或者立碑留给后代。但他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成了毛泽东杀人不见血的刀下鬼。书也好，剧也好，碑也好，也就统统无从谈起了。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失去两千万人民，结果是日本投降、民族翻身。随后的三年内战，中国又失去数百万人民，换来了一个把毛泽东捧作皇帝的新政权。仅仅十年，这个政权就制造了一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人祸。
尽管制造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惨剧已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大的罪恶，在人民刚开始吃上一碗饭时，毛泽东又一手导演了名曰“文化革命”的闹剧，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以百万计的生命被葬送在各式各样的“斗争”中，死者名单中就有刘少奇。这一回，人民的鲜血倒没有白流，多少换来了一点“自由”，换来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终于随着文化革命的可耻失败而被人民抛弃、成了历史名词。

四分之一世纪的专制统治，将毛泽东那视人命如草芥的本性暴露无遗，将他“人民救星”的外衣抽剥殆尽；以大规模政治迫害、大规模经济灾难为特征的毛泽东时代，将长久地被我们的子孙谴责、诅咒。不过，如今毛氏的继承人还在“坚持”他的“思想”，还在供奉他的尸体，好像是要叫人民永远记着：就在离那具尸体不远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一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革命。

如果再继续写下去的话，那就该是另一本书《浩劫》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