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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为何没大动乱？把国家变集中营的五手段
【阿波罗新闻网2012-12-12讯】
作者：黄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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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从五个方面采取了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为引起社会震动，而当政者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所致，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成为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不愿意。尤其是农民，土改刚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们并不心甘情愿，加上接下去采取匪夷所思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农村干群关系剑拔弩张。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萧县发生5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而责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虚报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用打骂、捆绑、关押的方式强迫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变，最后逮捕108人，枪决四人。因抢粮被枪毙，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号，暴乱者99%是农民。两县公安干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当政者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代会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根据他的指示，全国范围“镇反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省向中央报告镇反计划，包括捕人、杀人数据。安徽上报1955年计划逮捕反革命2.5万人，由于时间紧，省公安厅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命。

二、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富帽子不合适，于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据安徽省公安厅统计，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到1958年底为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他们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其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四类分子”，这就是说共有42万“四类分子”在此期间被整死、饿死。

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仍有铤而走险者。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因为断炊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

三、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严密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拿去炼铁，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四、第四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外逃谋生。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国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抓进收容所，尽管他说明自己是来探亲并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来。省委公安厅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检查，据对在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甄别，有6527人不该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审查，还有一条就是不断地搜山，把群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面对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60年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是为了活命，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那不可思议的年代，国家就是从这五个方面把社会控制得如铁桶一般，整个华夏大地俨然成为一座集中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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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时刻: 大饥荒 - 谁骗谁？各级官员是“人祸”的始作俑者
【阿波罗新闻网2012-12-13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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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反瞒产”、“反私分”在基层来看就是很残酷的，就是开各种会，生产队长会、会计会，叫报，你瞒多少，产多少？你不报的话，就挨打，吊起来打，甚至打死的也有的是。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当然“反瞒产”、“反私分”的刑罚是很多种的，有几十种刑罚。

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引发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在数千万民众食不果腹，在饥饿中死去的同时，各级官员的状况如何呢？在这场充满欺骗的灾难中，各级官员们是欺骗者，还是被骗者呢？那种流传甚广的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小片：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调查和相关史料都表明，如果说这场灾难的原因包括“人祸”的因素，各级官员则是“人祸”的始作俑者。地方政府根据高层指令，“反瞒产”、“反私分”，在广泛缺粮的情况下加紧粮食征购，农民的口粮也时常成为征购的对象。以河南信阳为例，当地农民1959年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饥荒随之而来。

*捂盖子，强行征购*

杨继绳：“反瞒产”、“反私分”在基层来看就是很残酷的，就是开各种会，生产队长会、会计会，叫报，你瞒多少，产多少？你不报的话，就挨打，吊起来打，甚至打死的也有的是。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当然“反瞒产”、“反私分”的刑罚是很多种的，有几十种刑罚。

小片：不仅如此，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认为粮食要吃不完了，还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这无疑给后来发生的大饥荒雪上加霜。面对日益严重的饥荒，中共高级官员层层“捂盖子”，隐瞒事实真相。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就在当地饿死人已经相当普遍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连中共中央调整农业激进政策的文件和毛泽东本人给地方各级官员的相关信件都扣住不发。

*谁骗谁*

杨继绳：我说李井泉从根本上最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这句话并不代表他的实际思想，他的实际思想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快，还是要食堂。所以我说李井泉在押宝，他在“庐山会议”上押宝还是押对了，所以大有展获。“庐山会议”他是到了收获期了，所以就提了政治局委员。

小片：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也是积极推动大跃进政策的一位地方大员。

杨继绳：吴芝圃放卫星，卫星最早是河南省放出来的。比如说信阳粮食产量原来是应该多少斤，报了70多亿斤，是地委书记说的。但是专员说是30亿斤。后来吴芝圃开会让批那个专员，开会批判他说是右倾嘛。后来出问题以后，李先念他们去河南视察，专员就诉苦，陶铸说你不要说了，我们都知道了。吴芝圃也假装说我当年不知道，专员马上说，怎么不知道，是你让批得嘛。他不吭气，脸马上红了。李先念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就和稀泥。

*三年是常年*

小片：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随后出现的大饥荒自然让当局感觉到事态的严重。然而中国官方一直回避承认“人祸”在这场灾难中的决定性作用，一直以“三年自然灾害”来称呼这场大饥荒。其实，官方数据显示，1959到1962年期间并不存在格外严重的自然灾害。

杨继绳：是常年，每年都有自然灾害，但是是平常年景。

*苏联逼债？*

小片：此外，中国官方还把那几年的困难情况的部分原因归咎于苏联逼债。根据史料记载，苏联当年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中国还对苏联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完整版)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发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显示／隐藏文字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杜林, 李肃

01.06.2013

华盛顿 — 开场白：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什么？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造成成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

解说：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上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饰非，掩盖真相。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人们发现，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领导人在那场大灾难中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杨继绳：61年底，有三个人搞了调查(各地饿死人情况)，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

解说：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

*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

对于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大跃进”，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时，邓小平积极推进了保城市，丢农村的政策。

杨继绳：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这是后来演变的话。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解说：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曾担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化名东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邓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责任，还几次保李过关：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

“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毛刘分歧：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杨继绳：刘少奇原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要极端，后来回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态度就转变了。

解说：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显然，这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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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進与大饥荒研究文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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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和董建华紧紧握手，记者不断拍照，镁光闪烁不停。
港女记： 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啊？
江泽民： 好喔！
港女记： 中央也支持他哈？
江泽民： 当然啦！
港女记： 那为什么这么早就决定了，而不考虑别的人选了？
江泽民正在落座，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