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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饥荒档案 在线阅读：
中国大饥荒档案 在线阅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
运动中，中国经历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饥荒。户籍管理部
门的死亡人口统计显示，非正常死亡不下一千五百万人。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实际死亡人口远远超出此数。按死亡
规模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饥荒之一。

　　这场劫难，中国史书先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后
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提法的微妙改变，表明中国共
产党和政府已不再认为自然灾害是饥荒的主因。现在人们
一般认为，虽然天灾和苏联决裂都有影响，但饥荒主要系
由错误的国内政策所致。当时，大跃进的浮夸，造成了粮
食丰裕的假象。“反右倾”“拔白旗”等政治运动，扼杀
了反映实情的声音。农村粮食减产，政府却扩大征购，甚
至强征农民口粮，拿去增加出口。一系列错误举措，终于
酿成大祸，最后大面积饿死人。

　　大饥荒档案馆的宗旨，是全面收集保存有关这场饥荒
的各种资料，同时也留下一份今日之人如何看待那段历史
的真实记录，并借此表达我们对千万死难生命的纪念。我
们期望，这里所保存的惨痛记忆能成为永恒的警示，使类
似悲剧永不重演。

　　　　　　　　　　　　　　　大饥荒档案编辑部
　　　　　　　　　　　　　　　　2001年6月10日

解密时刻：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完整版) 图
【阿波罗新闻网2012-11-15讯】
作者：杜林, 萧雨, 昱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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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过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国内外专家统计，在三年多的时 间里，中国共有大约3000万到4000万人饿死。对于这场大饥荒，中国官方迄今为止都没有公布过系统的记载和准确的数字统计，部分官方史料将其归咎于天 灾。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酿成的呢?

旁白：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进行了多年努力，跑遍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访问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且在香港出版了描 述这场大饥荒的巨著--《墓碑》。杨继绳得出结论说，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大跃进期间盛行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让生产力受到严重破 坏，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与此同时，政府继续强行征购粮食，而且在饥荒来临之际拒绝开仓放粮，使饥荒更加恶化。

*大跃进，大跃退，大饥荒*

李肃：中国历史关于1958年的描述是说大跃进这一年开始。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大饥荒问题基本上在时间上和大跃进是吻合的。所以我想知道一下，我们所说的大饥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杨继绳：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讲经济发展速度的概念，按现在的话说叫超越式发展。当 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希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革命和建设都可以快一点，这样可以超英赶美，甚至超过苏联。现在研究说毛泽东，好的方面看，希望中国更强势一 点，另外一方面有人认为是想取代赫鲁晓夫，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这也是一种说法。总而言之，不管什么说法，希望中国的建设和革命快一些，按照超越式的 速度发展，这是大跃进;总路线的实质就是速度问题，也是快，严格说总路线和大跃进是重合的;人民公社就是一个组织形式，当时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 梁，通过人民公社可以尽快地实行共产主义美好的远景。所以正因为三面红旗制造了全国混乱，造成大饥荒，三面红旗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至于大跃进希望经济超 越式发展，但是又不懂得经济规律，而且又胡来，结果是大跃退。

旁白：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大跃进运动。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

的目标，全民开始大炼钢铁，土高炉四处可见。在农业方面，人们声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亩产上万斤粮食的消息频频传出，同时大办公共食堂，宣扬“吃饭不要钱”。中共高层领导人深信，共产主义完全可以提前到来。

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为了提供大炼钢铁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树木，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当作炼钢的原料被捣毁，农村大量劳动力丢下农业生产去大炼钢铁，导致不少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15%，1960年又继续下降15%，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李肃：那大跃进持续了多少年，从1958年开始?

杨继绳：大跃进实际上就是58年到59年就失败了。再后来庐山会议以后，又重新搞大跃进，60年又搞了一次。

李肃：那就是58年到60年是大跃进时代?

杨继绳：对，但中间有波折。到59年就不行了。六几年又重新振作起来，庐山会议以后又重新搞高指标。所以大跃进主要在经济指标上，要高指标，就是发展速度很快。

李肃：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大饥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杨继绳：大饥荒严格说来是58年冬天就开始大饥荒了。58年都说粮食很多很多，多的了不得。亩产十万斤，都开玩笑。毛泽东相信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粮食 多了怎么办，多吃吧，综合利用粮食吧，所以老百姓以为粮食多，农民嘛就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干了两个月就没有粮食了。以为共产党有的是粮食，所以吃完 了就没有粮食了。到58年冬天就开始饥荒，59年春天就大量地饿死人。

李肃：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这个饥荒?

杨继绳：大饥荒的结束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省的问题暴露的比较早，你比如说山东，安徽暴露的比较早一些，暴露的早一些毛泽东就公开了，就采取措施，61 年就基本结束了。个别省把盖子捂起来，捂盖子，不让暴露情况，四川省到62年还是在饥荒，所以我的书上讲58年到62年是大饥荒年代，号称三年，实际上前 后五年。我们当时56年上大学的这批人，59年在农村饿了一年。到了61年的时候农村情况基本好转，到62年还挨饿，所以我们是五年大饥荒，一般老百姓是 三年大饥荒。

李肃：您在开始的时候谈到三面红旗和这场大饥荒的关系。您认为三面红旗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能不能详细谈谈为什么是直接原因?

*大炼钢铁对农业的冲击*

杨继绳：第一个，大跃进以后把整个生产体系搞烂了，大跃进造成大浮夸。大跃进首先是共产风，说共产主义快来了。就一平二调，把农民的财产调给公社，由生产 队调给公社，由公社所有化。公社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所以财产是一平二调，都集中起来。所以到下面的财政恐慌，把小村子拼成大庄，那农民没地方住了。 搞食堂，把家家户户的碗和锅都砸了，都集中到食堂吃饭。再加上农民说粮食多的不得了，又大炼钢铁，粮食就在田里没办法收获，都烂掉了。全国当时有几亿人炼 钢铁，地里都没人收粮食。都后来经济上搞指标，57年钢铁产量是535万吨，58年达到1070万吨。所以全民炼钢，所有的地方都炼钢。连中南海都炼钢 的，宋庆龄跟着一起炼钢啊。文化部大院里搭起了钢炉，中南海毛泽东的秘书是总指挥，毛泽东还去铲了几铲子。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大炼钢铁，瞎指挥，搞粮食密 植，毛泽东下令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就是水量、肥料、土壤、种子、密植、水土保持、工具更新管理啊，但把密植放在第一位，要密植。所以全 国都是要密植，有尺寸的，如果不够，就拔起来再插秧。简直是瞎指挥，整个生产陷入停顿，乱套了。工业也是这个情况。

李肃：但是毛泽东他是农民出身，按说他对种粮食应该还是有经验的。

杨继绳：有人就问他，李锐就问他，你是农民出身，为什么还这么搞呀?他说，大科学家钱学森说的嘛。钱学森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太阳能利用百分之几，可以产粮食几万斤。所以毛泽东说他是相信钱学森的。李锐说他是找借口。

*大科学家的伪科学*

旁白：1958年6月16日，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合理地利用每年每亩地上照射的太阳光能，“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和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的文章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6月28日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1958年10月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与钱学森有以下对话：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 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

李肃：那么我们就来说钱学森。

杨继绳：他是搞导弹火箭的。

李肃：那么他怎么会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呢?

杨继绳：钱学森这个人是一直紧跟政治的，他政治上不甘寂寞。他在导弹方面在中国是有贡献的，他没搞原子弹，他是搞火箭和导弹有贡献。但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比较早从美国回去的，知道些东西。但他在政治上一直紧跟，在什么时候都紧跟，一直到死前都是紧跟。

李肃：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杨继绳：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些素质吧，是有好处吧。文革期间所有的科学家都在下面挨整，他穿着军装坐在主席台上。文革如此，到江泽民要退休，他就让江泽民接着干，接军委主席。他就是这么一种人嘛。所以这个人在中国的口碑不怎么好。包括在科学界的口碑也不怎么好。

李肃：那么钱学森作为一个导弹科学家他去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大家也相信吗?

杨继绳：我们那时18、19岁的年龄，对钱学森认为是科学的偶像，是了不得的。《中国青年报》当时是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是上千万份的报纸，所以文章一发 表，谁能不信呢?我们年轻人是相信的，毛泽东是种田的应该不相信的，他相信的有道理，太阳能怎么转换成光合作用，变成粮食，利用百分之几等等。他(钱学 森)讲的很有道理啊。他是科学家啊，顶级科学家啊，怎么能不信呢，而且不是一篇，是两篇啊，一篇接着一篇发。当时中青报发行量很大，再就是《知识就是力 量》，也是影响力很大，青年人都看的。

李肃：《知识就是力量》是一本杂志吗?

杨继绳：是半月刊杂志，是个很大的刊物。

*浮夸卫星上天，挨饿饥民倒地*

李肃：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您是走访了11个省份，12个省份。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河南。受灾第一波，河南省是首当其冲了，你谈谈这个情况好么?

杨继绳：河南省最突出暴露的是信阳事件，其实没有暴露的还有许昌，所谓“三阳开泰”的几个地方都是很严重，但是信阳事件暴露的比较早。信阳事件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第一个人民公社是在信阳出现的。信阳搞了很多花样，搞了很多东西。一个是第一个人民公社在信阳出现，放了卫星。年轻人可能不懂，就是苏联人放了第一 颗人造卫星，社会主义国家很高兴，中国也很高兴。凡是有点成就，都叫放卫星。粮食产高，也叫放卫星。所以当时信阳的小麦放了多少卫星，几千公斤的卫星吧。 小麦一亩地能够产两三百公斤就不错了，它上去就是两三千公斤，那就是很大的卫星。而且不是放一个，是放了一个又一个。所以《人民日报》经常有信阳的消息。

旁白：中国官方的人民网说，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南省遂平县(当年属信阳地区)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报道说，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场脱粒，10日 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二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五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 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新华社记者方徨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我一看这架势，壮观，确实是壮观!激动，也不由人不激动!”《人民日报》7月12日又报道说，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两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但方徨后来发现，这些产量是虚报的，而且最早放出小麦“卫星”的遂平县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人民网说，同信阳地区其它县一样，绥平县1959年就出现粮食短缺，很多公共食堂每天只能提供两碗稀菜汤了。

李肃：就是说信阳当时给大家的印象是说它的农业做的非常的好。

杨继绳：粮食不断地放卫星，一个一个地放。人民公社是信阳第一个出现的。毛泽东很高兴，派《红旗》杂志的李友久去总结经验，总结出来后毛泽东如获至宝，要全国推广。

李肃：那么结果呢?它这个卫星放出来，那实际产量有没有那么高呢?

杨继绳：假的。

李肃：后果是什么?

杨继绳：后果就是挨饿吧。反正卫星放得高，粮食产量报得高，那征购粮食就高了。你本来产了一万斤粮食，我征购两千斤;你如果是10万斤粮食，我就征购两万斤。所谓征购是两个字，征就是征收，是公粮，这是强制性的。

李肃：那么当年放粮食亩产的卫星，就是说它亩产很高，粮食产量很高，征粮的比例就相应提高，比例就比表面上的要高很多。

杨继绳：对。

旁白：原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2012年8月30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小麦亩产七千三百多斤，稻子亩产四万八千斤，那卫星吓唬得很，那都是假的，到处都放卫星，就是往上造假的。造假的上面也不知道，都按照报的征购。当时咱们的地区是这样的，59年天旱减产，整个地区实际产量只有15亿公斤，(结果)报了151亿公斤，(最后)落实了35亿公斤。收购不出来就开批判斗争会，最后连口粮连种子都交公粮了。没啥吃的不都饿死人嘛，全区饿死105万，是中央一个处长来调查的。”

李肃：信阳地区应该是河南比较富裕的地区。所谓三“阳”开泰第一个就是信阳，然后是南阳，洛阳。那为什么在这样富裕的地区竟然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呢?

杨继绳：就是五风嘛。首先是浮夸风。粮食本来就产八百斤，他说一万斤，就是浮夸风。而浮夸成为风不是一家一户，整个社会都成为一种风气。是比赛着。你说一 万斤，我说十万斤。是这么个情况，当时说十万斤，二十万斤的都有。这是浮夸风。共产风就是共产主义已经来了，共产党就是搞大的所有制，就是公社一级所有， 生产队的财产公社随便调用。农民家里的财产，生产队可以随便调用，共产主义嘛!共产风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所谓供给制，就是供给粮食，衣服等等，都 开了很好听的账单。就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农民没有权力，种地的人没有权力决定种什么，怎么种，由县里支配。你这块地必须种什么，马路边上要种好 看的，供参观的东西，叫高产方，把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放在马路两边，因为马路远在山边，根本没有肥料。插秧必须几乘几，用尺子量。那就插得很慢了，而且插得 不合适，就拔起来再插，以致于都快成熟了，也拔出来再种，就是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强迫命令风，如果不听，就打。各种各样的刑罚都有。我在书中讲有几十 种刑罚，调打，以致于打死的都有。命令风，再就是特殊化风，干部特殊化。

*吃饭变喝汤，公共食堂的兴衰*

李肃：我们现在谈一谈公共食堂的问题。1958年中国一些地区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然后建立公共食堂，就是大家吃饭都到食堂，不在家里做饭吃了。这个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公共食堂对于大饥荒的形成有什么样的作用?

杨继绳：公共食堂最早是农忙食堂。农忙时，或者叫双抢、割麦子插水稻，抢种抢收比较忙，搞个食堂，不要在家里吃饭，这个别是有的。后来推广成全民的食堂， 河南搞的比较早，搞食堂。搞食堂当时认为能够节省劳动力，因为家里做饭变成一家做饭，可以节省材料、增加劳动时间、培养集体化精神，共十大好处，有很多文 章，现在都可以找出来。但是实行起来不行，一个是浪费粮食，一个是烧柴禾，他就把山上的树木都砍了，浪费柴禾、浪费粮食，再加上开始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就 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吃了两个月就没有粮食吃了。浪费粮食，浪费柴草，而且农民很远打着饭回家，很远都凉了，家里锅都砸了，没法吃了，没法热了，有的 山区走七、八里路才能到家，路程远，罐都打破了，小孩就在路上哭。很多这样的情况，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食堂成为干部控制农民的手段，动不动就扣饭。你今 天不听话，就不让你吃饭。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地都有。扣一天、两天，扣三天就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李肃：数字显示，到了1958年底，各地建了公共食堂大概是340多万个，首先说，公共食堂是谁的主意?

杨继绳：公共食堂首先是农忙食堂创造出来的，生产队创造出来的，后来省里提倡，河南省提倡。

李肃：河南省提倡它是作为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杨继绳：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节约粮食、节约劳动力，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还好管理。什么事食堂一喊，马上就行动了，不要开会了，比开会方便，可以学习、可以听广播，都有好处吧。后来就全国推广了。

李肃：在全国推广，是谁让推广的?

杨继绳：毛泽东让推广的。

李肃：毛泽东下过指示吗?

杨继绳：毛泽东下过好几次指示，第一次指示我不记得，我的书上可能有，但后来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讲公社食堂有三分之一是好的，三分之一好就不简单，有 一亿多人口阿，还是要坚持发展。这是59年。60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食堂已经不行了，贵州省还写了个关于食堂的报告，把食堂写得非常好，说有90%的人上 食堂吃的怎么好。毛泽东做了长篇的批示，说这是一份科学的报告，全国都要学习，没有例外。到60年还这样呢。

李肃：到60年还这样，但实际上公共食堂的危机在59年就已经显现了。

杨继绳：公共食堂几起几落，在偏远地区农民58年没饭吃就不干了，不干了上面号召又起来，起来又不干，不干再起来，到59年春天可能很多地区就没有了。庐山会议以后又恢复了，恢复以后又没有了，然后贵州省报告一批又有了。

旁白：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在《大锅饭：公社食堂始末》一书中说，“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到1959年 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公社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员不满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 饭”。“可是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事务一样，竟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 食堂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李肃：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了，彭德怀做了温和的批判，结果被打倒了，那么这次会议跟食堂有什么联系呢?

杨继绳：毛泽东讲了食堂问题嘛，他说食堂三分之一办得好，有百分之几十不好，但有三分之一好也是伟大的创举啊，了不起的大事情，就把公共食堂跟社会主义道 路联在一起，跟这么大的原则联在一起，所以谁不愿意办啊，当干部的都办了，但农民办不下去就不办了。公共食堂一个是浪费，第二个是农民把饭碗交给干部了， 本来一家一户有饭碗，把饭碗交给干部，给你吃就吃，不给你就不吃，稍微调皮一点、稍微不听话的、稍微吃青的，就是庄稼地里拿个玉米就偷偷吃了，叫吃青，吃 青的就不给饭吃，还有食堂是干部搞特殊化、搞腐化的很重要的场地，干部多吃多占，很多啊。

李肃：我们在数字上发现，1959年的时候，本来公共食堂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公共食堂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反而增加了，全国各地增加了50万个。

杨继绳：庐山会议不光是整彭德怀一个人的，在全国上下搞反右倾运动，运动搞起来谁都不敢不搞食堂，食堂是社会主义道路啊，当然要搞。基层没有吃的哪怕挖野 菜，野菜也不能在家里吃，要交给食堂。食堂吃的很差了，我书上讲食堂有很多中毒事件，吃冷饭、排长队、食品中毒、干部多吃多占。本来农村一天五两粮食，结 果干部吃了二两，农民吃了三两，这很多了，是食堂饿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防止灾情外泄，中央严禁逃荒*

李肃：过去如果出现饥荒，或者局部地区发生饥荒，老百姓逃荒是很正常的，我们经常听说他去逃荒了，到外地、到比较富裕的地区去讨饭，这样能够生存下来。比 较富裕的地区也建立一些赈灾的机构，包括建立粥棚救济灾民的设施，但在50年代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似乎逃荒现象没有发生。

杨继绳：不让逃荒。中共中央1959年3月发出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通知，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发下来以后，下面变成 命令不让逃荒。不让逃荒从基层来讲就是怕饥荒的信息扩大出去，外面就知道我们没犯吃，这是一个方面。信阳不光不让逃荒，还扣押信件，信阳一共扣押了一万两 千封信件，一般人写信不说，就连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他的战友张树藩是信阳地委的专员，两家都是山西人，都是南下干部，有联系的，张树藩的老伴叫李瑞英给李 雪峰的老伴写了封信。第一封信试试看，没些内容，你们很好吗?就两句话，结果信退回来了，就不让发。连这么高级干部的信都不让发，老百姓的信还敢让发吗? 不能发。就扣信，火车站两旁南站北站由公安局局长把守，饥饿的农民如果中央来调查组的话，干部不让农民拄拐杖走路，要挺起腰杆走路，装出不挨饿的样子。连 拄拐杖都不让拄，不让披露自己挨饿的信息，饿以待毙。

旁白：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说，“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 年3月， 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 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 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李肃：这是最高领导层的意见呢，还是省内意见?

杨继绳：最高领导层就是这个通知，通知一下来，下面就胡作非为了。

李肃：最高领导层发这个通知的目的是什么?

杨继绳：不让盲流，所以就抓盲流，不让农民劳动力盲目流失，是不是保证农业，人跑了没办法种地啊，搞不清楚，反正是发出来了，就是抓盲流。盲流怎么抓，是 一个用用绳子穿十几个人，穿着游街不说还挨打，把身上左右的粮票都收起来，还关进监狱，十个人有三个就饿死了，人数很多。

李肃：您在调查中有没有发现，中国最高领导层当时不让人们逃荒到底是什么目的?

杨继绳：就这个文件。目的通常按照我们在共产党这么多年，一个目的就是保证不缺劳动力，把地种好，保证社会安全、社会稳定，人口流动不好管理，社会管理 啊。上面的愿望也是不错的，到下面就变形了。关起来饿死人，在东北吉林那么冷，把人关起来，经常往外面抬死尸。关起来就不给粮食吃。

李肃：当年在广东省，广东是粮食或者生活比较富裕的地方，一直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期出现过广东省的人向香港大逃亡事件，这是怎么回事?

杨继绳：大逃亡一个是饥饿。广东省也出现比较重大的事件，像罗定事件，也是饿死很多人。像蔡廷楷的老家罗定事件，甚至宋庆龄的老家海南也是饿死人的，但饿 死人比较少一些。所以饿死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饿死人，一部分是少出生的人，不能够出生。比如妇女停经，子宫下垂，无法生育。所以饿死人和少出生的人很 多。香港就不断送东西过来，通过各种办法送东西过来，解决一部分。但广东大逃亡主要是61年62年，因为那时最困难的时候，因为61年要精简干部，精简下 乡，全国一共精简两千万人。所以大逃亡主要是干部带头，然后下面老百姓跟着跑的，跑的比较多。

旁白：20世纪50年代开始，广东省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共有50多万人逃到香港，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这些“大逃港”行动1957年开始，在1962年大饥荒时期达到高潮。《羊城晚报》报道说，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有些生产队甚至出现生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率领村民集体逃往香港的情况。宝安县委1962年7月报告说，“由于持续时间长，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相继闻风而来......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

那段时期的偷渡行为甚至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羊城晚报》说，广东省委1957年为了对付灾荒，批准“珠江口以西靠近港澳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自由选择适当地方出境赴港，并在1961年两次批准宝安县民众将柴草出口香港换肥料，规定居民“每月去港不超过5次，每次每人带出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物件重量不超过5市斤或价值不超过5元”。省委书记陶铸两次视察宝安县时，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周恩来1962年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后，广东才抽调官兵，加强偷渡香港的管制。

李肃：为什么精简干部能够直接导致大逃亡呢?

杨继绳：精简干部到农村挨饿了嘛，就都往香港跑，那里比较好一点。

李肃：就是说所谓的精简是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

杨继绳：到农村去当农民。

*饥荒肆虐，当局禁止开仓放粮*

李肃：刚才您多次提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根据张树藩自己的回忆，他说：“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 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也就是说他对于群众没有抢粮库感到非常有感慨，认为人民群众非常相信党，非常相信政府，但是信阳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人。也就 是说尽管那个时候中国有些地区发生过一些动乱，但似乎没有听说有抢粮库的事情，更没有大规模的暴动。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为什 么不开仓放粮呢?

杨继绳：这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告诉你，当时饿死人大时候，粮食也是最多的时候，不仅是信阳，告诉你一个全国的数字。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

李肃：这差不多是一年的产量。

杨继绳：最多就是1959年11月初粮食达到887.03亿斤，最少也是319.1亿斤，这是60年5月份。60年4月是春荒最严重的时候，粮食库存是 403.5亿斤。它这是贸易粮，贸易粮变成原粮乘以1.5和1.2，就是原粮487亿斤。如果拿一半出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李肃：就是说拿出全国库存粮食的一半给全国的饥民们分发，不会饿死人。

杨继绳：不会饿死人。这我是从粮食部的历史档案中抄出来的，你可以引用。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资料，60年6月3日这一天，6月3日是 最青黄不接，饿死人的时候，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这些粮食放在哪呢?北京有2.3亿斤、天津1.15、上海2.53亿斤、湖北8.26亿斤、 山西8.16亿斤，各省都有。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信阳当时一百多万人饿死，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库存;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 有13.22亿斤的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粮食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就是当 时明明知道有粮食，就不去开仓放粮。

李肃：为什么?

杨继绳：当时粮食部还希望增加库存，毛泽东说趁这个时候还是有必要增加库存。这就是这个制度的僵化和无能，昏聩无能。

旁白：原河南省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仓放粮。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 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上面的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非常着急，但谁也不敢开仓，没有粮食 你急也没办法。树皮草根都挖完吃完了，食堂停火饿死人，哪个社都有饿死人的。那不光是门口有人饿死，没粮食吃就全身浮肿，走着走着一栽就死了。”

李肃：当初不开仓放粮的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杨继绳：比如固始县县委书记石绍举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管的粮食局局长说，能不能借300万今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粮食局长说，石书记，我没这个权力，这粮食是吴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着人就饿死了，就救不出来。

李肃：我们知不知道他也向上面请求放粮呢?或者借粮食?

杨继绳：粮食局长都说，粮食是吴芝圃同志亲自管的，一粒都不能动。

李肃：但是这个姓石的县委书记...

杨继绳：石绍举他只能向下属借。

李素：他有没有向上面反应，我跟上面借点呢?

杨继绳：他敢跟吴芝圃说吗?他不敢，没这个胆量。这石绍举是南下干部，身上有七处伤。

李肃：他是哪个县的县委书记?

杨继绳：他当了两个县，最后是固始县委书记。

李肃：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开仓放粮的?

杨继绳：私下的有。比如我们县的副县长放了一部分粮，我前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后来这个人到新疆，不是干部要到新疆吗，后来就没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 死了吧。还有个别地方我们《炎黄春秋》发过几期，在及个别的小地方，这样的干部挨整了以后后来又平反了。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就不至饿死人 了。

李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是否开仓放粮?

杨继绳：中央没有。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李肃：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杨继绳：毛泽东有句话，不但不放粮，还要增加粮食征购。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 粮食部的一份报告中说，粮食征购从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经收得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亿斤还超过了6%。按 粮食秋季计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59年到60年粮食年度收购 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不知道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 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肃：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杨继绳：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结束语：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写道：“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 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加强了您对那场已经远去的历史事件的记忆。我是李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饥荒死难之最：荥经惨案调查 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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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2012-11-11讯】
作者：余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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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到荥经县，调查荥经惨案，20多天，跑了8个乡的8个乡镇、15个村庄，采访了荥经惨案幸存者83人。

我将整理并陆续发出采访记录，争取在年内出版《大饥荒死难之最：荥经惨案幸存者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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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香 原荥经县宝峰公社联明生产队社员。荥经惨案中一家5口，饿死、因饥饿致病死4口，剩下她为孤儿。

1959年9月，荥经县“更大跃进”运动中，刮起反“瞒产私分”的“十二级台风”。她父亲石炳阳为联明生产队队长，因报不出公社领导认可的“高产”，受到批斗，并打入伐木队“劳动改造”。1959年底，饿死于伐木队，时年60多岁。1960年~1961年，其50多岁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一个 10岁、一个12岁)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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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香在数她家死亡人口

刚收到荥经朋友发来的一篇文章，好惨!特发出在本博，与朋友共享心酸!

为了老家的那块田地

一九四八年，父母把我们从县城搬回老家黑羊坝，为的就是保住高粱湾河对门的小堰头那三亩贫瘠的河滩田。

三十多岁的他们，几年都总是种不好庄稼。耕田耖耙时，只听到脚下哗哗的石头声，泥脚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虫害，靠的是打虫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杆，上面夹着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寺庙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说是害虫就死了。到头来还是病、成光桩桩。

欠收还是欠收，只有边边角角收点粮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远。周围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连草都长不好，收获前常被鸟兽等动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数都是些鸡脑壳。那时只有靠农家肥，到头来还所收无几。

人们常说“养儿养母，做庄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一样，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我家的收成一般，只能是无灾害的30%到50%，最好时也没有超过70%到80%。

实在交不够粮食

一九五四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把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截然分得一清二楚。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农业户口想转为城镇户口，比登天还难。两种人群明显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镇户口享受着旱涝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粮供应，而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粮税负担逐年加重。上边规定的公粮购粮任务卡得相当严，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紧。

每年县上派出许多干部到农村基层，与当地的乡村干部一起，对各家的田地进行估测评定产量，从那年起评测的产量总是比实际收获高得多。

一天，一个脸上长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干部，来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后都叫他巨麻子。他跨进门槛站在搭脚石上，左手叉在腰间，凶巴巴瞪着眼睛，狠狠地说：“三天之内必须把通知上的公余粮交清，不得少半斤四两，只能超出。”

第四天深夜，他又来，边吼边骂。我醒来吓得直哭，七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小妹，在被窝里不敢出声，父(王怀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话，巨威风得意的样子，哪里肯听，后来叫父亲和我把剩下的一点点粮食全部背到开善寺仓库，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亲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还未交够的交清。天哪!哪里去找粮来交?整到下半夜父亲才回来。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以后日子怎么过?

开头每人还吃到一个不大的烂玉米馍馍，乌黑的没有粘连，拿在手中就垮。母亲对我们说吃得下去吗?父亲不说话，一声接一声的叹气。我的泪水湧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辍学了。

未经审判定的“罪”

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叫父亲到张底下张赵氏家去一趟，语言有点沉，说完立即就走了。父亲预感一定有事情要发生，母亲就叫我一同去。

一进张赵氏家屋里，昏暗的油灯下是一张恐怖的脸，屋里就三个人，静得可怕，连呼吸都听得见。隔了一阵子，那人说话了，我吓得浑身直抖，什么也没听清，后来尿也流在裤子头。多一夜才和父亲回到家。除了小妹睡着了，其余的又哭到天明。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给父亲定罪，是说实话的罪，并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

此后，父亲经常给乡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来喊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必须按时送到。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远是四岩沟、虎岗村的各个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时会被雨淋熄。我替父亲送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发高烧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后山背煤炭，扭伤了脚开不得步。还有一次是被斗争回来，睡了两三天，确实走不动。在劳动的过程中，脏活苦活难活就留给他。

“三面红旗”下，大战钢铁时，有个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里是烈太乡最高最远的山上，回来都半夜过了。天上一直滴滴嗒嗒下着雨，说炼铁炉上没有燃料了，又强迫他去关王坪背黑炭(路过花楸坪，才走一半路)，人受得了吗?

随时都会被人整的年代，斗争一天比一天加剧，整人的花样不断的翻新，世道为什么这样疯狂与恐怖?前程渺茫，让人感到没有一点希望，留给我们家的只有失望与绝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过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刺激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间，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听到母亲说，你父亲快受不了了。一天他去唐包上砖瓦厂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干活的蒋松廷没有来，父亲便问：“今天老蒋怎么没有来?”当天晚上便遭到残酷斗争与毒打(说他盼望着蒋介石归来)。

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认就狠狠地整;说是坦白从宽，若违心地认了，就是真凭实据，整得更凶，特别是“三面红旗万岁”时期，一回家就见到母亲哭。不断的难以承受的劳累和被斗，致使父亲身上的旧伤痛还没有好，又添新的伤疤。这使我不愿回家，星期天和上学外的早、中、晚课余时间，我一空就去帮人家担水做炭巴，或到东方公园木材公司捞木头。有时背百货到石滓乡，当天又背山货回城，或到煤厂用鸡公车推炭挣钱。

我在学校欠了一笔伙食费，学校给我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叫我拿回公社盖公章，公社副书记王秉才接到表，恶狠狠瞪了我两眼，在表上写上“坏份子子女，决不解决”，还痛骂了我一顿。

一九五九年的秋冬时节，我好久没回过家，家在五八年强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来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

五九年下半年，因那里要办医院，又被撵到银匠铺最破的两空小屋。面积窄小，一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湿，光线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一回家，看见已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住地离管理区(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一个田，约五六十米，

有一天晚上听到父亲那撕心裂肺的叫声时，我们的心在流血，母亲的泪干了，精神也快崩溃了。

后来听到一位同我年龄相当的表姑说，整你父亲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几个黑心的积极分子，还亲自动手。在长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一张方桌，方桌上面摆上一条晃动的长板凳，然后把父亲弄上去跪着，头上还顶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顿毒打，然后再重来。从那天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最后见到父亲时就是惨死的那一幕：

当年冬月的一天，一得知父亲死讯，我立即从学校赶回家(学校离家约七、八里)。家门小半开着。那间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一张简陋的床和一条桌子，基本上就没有多少空间。靠墙的火炉子，已经好久没有使用了(因不准谁家烧火生烟)。一个盛水的沙锅也是空的，家里凡能下肚食物，连豆粒大的东西也一点都找不到。父亲已经死去几天了，头搭在床边上。

我走进隔一层壁头的另一间，母亲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叫了一声“妈”，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伤感，和着辛酸与泪水淹没了我(每当我想到此，特别是用笔写到这里的时候，伤心悲痛和泪水也同样一涌而来)。

母亲轻轻挪动一下，我用耳朵贴近她的口边，听到她说：“你伯伯(父亲)好惨啊，他哭了一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头，剪了好几次都没有断，叫唤得好凶，最后叫不出来了，却过好久才死的。

他受的罪，挨的打，我们几娘母都没有见到过。白天逼着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这样远也听到他挨打叫唤的声音。最后一次是被两个人架着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来，倒在门槛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没有吃过一点好东西了。”

走到父亲身边，他鼓着眼睛，头斜在一边，舌头大半截掉出嘴来，我随即反复向下抹闭他的双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状，我流着泪喃喃地说：“伯伯，你解脱了，放心去吧!”然后用力撬开他的嘴巴，把只有一线线还未断的舌头塞进他的口中，摆正了他那已经轻得多的遗体。

第二天，请了王文壁大哥简单做了个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来帮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后来“农业学大寨”又把他的坟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这么惨!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作者博客

杨继绳：他们为何无法直面大饥荒？

2012-11-27 21:07

1958年到1962年，在那场被称为大饥荒的人祸中，中国有3600万人饿死，其中包括如父亲般抚养我长大的伯父。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吃人，这样的案例有数千起。

　　这一死亡数字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是斯大林在1932年到1933年间制造的乌克兰饥荒死亡人数的6倍，或二战中希特勒杀害的犹太人人数的6倍。

　　50年后，就在发生它的发生地，我们仍无法自由谈论这次饥荒。我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出版。在中国大陆，这本书依然被禁，在这 里，人们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依旧普遍，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府加强了对信息传播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本次大会于上周开始，结束时将宣布十 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结果。

　　正如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一位基层领导近来的所为，许多人依旧否认大饥荒曾发生过，他们却享受着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论 荒唐可笑。但在那些年，并不是瘟疫、洪水或地震造成了这样的恐怖情形。中国早已在上世纪70年代末抛弃了毛泽东的经济策略，转而选择自由经济，从那以后食 品供应一直充足，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中国政府依然不允许真相被披露。

　　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 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灾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观察到的，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强权渗透到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彻底的农业集体所有化来阻止乡村人口流动。这样，国家就可以管理谷物产量，并根据 指令征用和分配粮食。一个覆盖全国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得耕地人口无法迁徙。在城市里，国家发行食品券来取代了市场。而农民的命运则任由国家发落。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立下了宏伟却无法实现的目标。其后，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来自基层的夸大产量的报告使得高层一再设定更高的目 标。报纸标题吹嘘稻谷产量达每英亩80万磅。但是当最后的收成达不到报告的丰产量时，政府责怪农民私藏粮食。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并运用暴力来打压任何反 抗行为。

　　同时，因为大跃进也提出了工业快速发展的目标，甚至连农民的灶具都被熔化以期在土高炉中炼出钢，家家户户只能去大型的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 可以一直吃到饱。但是当缺粮的时候，国家并未提供任何救济。当地的党员干部掌管饭勺，他们通常会利用这一权力，牺牲他人，确保自己和家人能吃饱。饥饿的农 民无处求援。

　　1959年上半年，灾情如此严重，中央政府允许批准了一些补救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农民同时耕种一小部分的自留土地。如果这些措施能继续下去，也 许灾荒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坦言问题严重，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个人权力都受到了挑战。他对彭德怀实施迫 害，发起了一场反对“右倾”的战役。保留自留地那样的补救措施再度被取消，数百万计的官员因为没走激进路线而被惩罚。

　　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1960年底，中国人口总数较前一年少了1000万。但令人发指的是，很多国有粮仓储备丰富，但这些粮食是 专用于出口换取硬通货或者作为对外援助，对饥饿的农民则大门紧闭。一位当时的共产党官员说到，“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会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我感到探索大饥荒的发生过程及其成因是我的责任。自从上世纪90年代，我走访了十多个省，采访了100多位证人，收集了数千份文件。因为大饥荒是一个禁忌，我只能借口“调查农业政策演变史”
或“研究食品问题”，才能接触到档案。

　　共产党的领导们以解放人类为由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役体系。这个体系被作为“通往天堂之路”而进行宣传，但事实上它通往地狱。

　　我以我的书来纪念3600万名受害者，但也作为一个真实的墓碑，期待这个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最终灭亡。我清楚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我因为试图保留这段真实的历史而遭不测，那么就让这本书也成为我的墓碑吧。

来源：纽约时报　编辑：晨曦　

原标题为 纽约时报：中共和左派为何无法直面大饥荒？

大饥荒为何没大动乱？把国家变集中营的五手段
【阿波罗新闻网2012-12-12讯】
作者：黄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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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从五个方面采取了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为引起社会震动，而当政者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所致，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成为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不愿意。尤其是农民，土改刚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们并不心甘情愿，加上接下去采取匪夷所思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农村干群关系剑拔弩张。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萧县发生5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而责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虚报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用打骂、捆绑、关押的方式强迫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变，最后逮捕108人，枪决四人。因抢粮被枪毙，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号，暴乱者99%是农民。两县公安干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当政者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代会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根据他的指示，全国范围“镇反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省向中央报告镇反计划，包括捕人、杀人数据。安徽上报1955年计划逮捕反革命2.5万人，由于时间紧，省公安厅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命。

二、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富帽子不合适，于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据安徽省公安厅统计，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到1958年底为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他们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其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四类分子”，这就是说共有42万“四类分子”在此期间被整死、饿死。

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仍有铤而走险者。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因为断炊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

三、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严密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拿去炼铁，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四、第四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外逃谋生。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国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抓进收容所，尽管他说明自己是来探亲并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来。省委公安厅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检查，据对在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甄别，有6527人不该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审查，还有一条就是不断地搜山，把群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面对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60年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是为了活命，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那不可思议的年代，国家就是从这五个方面把社会控制得如铁桶一般，整个华夏大地俨然成为一座集中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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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奇耻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国大饥荒中死亡3600万人。人为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必须保持真实的记忆，为遇难者立碑，如果因此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在那里，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杨继绳 纽约时报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三千六百万人中国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把我养大），饿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间，大家称那次人祸为‘大饥荒’。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极度的饥饿使人同类互食。
饿死的人数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2倍，6倍于斯大林时代乌克兰大饥荒的遇难者（1932年-1933年），也6倍于二战期间被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数量。
50年后，在曾经发生过饥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讨论过去的这段历史。我写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陆仍然被拥有‘历史健忘症’的中国政府所禁止。


信息与新闻在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极度限制。从上周开始到现在结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10年一次的领导层过渡。
许多人否认饥饿发生，比如最近人民日报声称享受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昏庸地声称饥饿事件为“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那些年里并没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饥荒那样的恐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真实故事被曝光，在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的经济政 策早被遗弃，自此以后，中国的食品足够丰富。我想说原因还是政治：曝光大饥荒事件可能会破坏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现在的执政党还一直坚持毛泽东的遗产。即 使他们的遗产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制度。这种极权主义就是导致大饥荒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 大饥荒。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的控制渗入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农村人口被控制，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农业化集体。国家管理粮食生产，并且限制申购和粮食分配。农耕的人们被全国性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城市，当局为居民发行粮票而取代了市场。
大跃进开始，毛泽东于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不择手段来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随之带来了许多恶性循环；各种从下级而来的夸张的生产报告，使得上级 设置更远大的目标。报纸的头条吹嘘的每英亩水稻产量达800000磅。当粮食没有按报纸上说的产量交付时，政府就指责农民私自囤积粮食。紧接而来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时，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大跃进，农民的烹饪器具必须回炉，以便大炼钢铁。家庭烹饪被取消，农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饱。事实是食 物短缺，没有来自国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产党员掌控了‘饭杓子’，这一权力被滥用，他们用别人的牺牲，来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饿死的的农民则无路可寻。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补救措施。比如允许农民家庭耕种土地的产粮小部分留给自己。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减低饥荒的影 响。但是，当彭德怀（当时中国国防部长）写信给毛泽东说，事情进展不顺利。这让毛泽东感到，他的思想立场和他的个人权力受到挑战。他迫害彭德怀，开展了一 场铲除“右倾”的活动。粮食补救措施被取消，数以百万的官员被处分。他这么做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大规模的人民被饿死。
到196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万！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地方的粮仓拥有充足的粮食，大多保留为赚取外汇的硬通货或者援助外国，但是粮仓并不对饥饿的农民开放。一个地方官员说：“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当代史的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找到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百余名证人，并收集了成千上万的文档。由于大饥荒是被禁止的话题，我只能在采访时用各种借口，比如“农业政策研究”或“粮食问题研究”。
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声称要解放全人类。他们称为“通往天堂的路”，但实际上，这是一条走向灭亡之路。
我希望不仅是对在大饥荒中死亡的3600万人民的纪念，也是一个真正的墓碑，预示着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灭亡。我知道这这样做的风险：如果因为我想保持真实的记忆而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立在那里，也作为我的墓碑。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发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显示／隐藏文字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杜林, 李肃

01.06.2013

华盛顿 — 开场白：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什么？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造成成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

解说：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上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饰非，掩盖真相。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人们发现，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领导人在那场大灾难中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杨继绳：61年底，有三个人搞了调查(各地饿死人情况)，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

解说：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

*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

对于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大跃进”，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时，邓小平积极推进了保城市，丢农村的政策。

杨继绳：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这是后来演变的话。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解说：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曾担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化名东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邓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责任，还几次保李过关：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

“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毛刘分歧：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杨继绳：刘少奇原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要极端，后来回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态度就转变了。

解说：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显然，这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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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这本书，应该能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