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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日记
出版说明
我在苏联的生活（1925——1937）
莫斯科大学
莫斯科休养所
红军
列宁城中的一个学校
黑海边上
参观团
狄拿马电气厂
石可夫农村
乌拉山上
第二次五年经济计划
新年
报馆
新的莫斯科
训练日记（1940）
大家去当兵
磨练钢铁汉
谁有力量，谁才能胜利
太阳、空气、水
走难路，做难事
呼吸自由空气
冲上最高峰
大家到民间去
愈走愈有力量
赤脚走，赤脚踏
吃粥不吃饭
风雨同舟渡章水
前面就是水火亦不回头
紧张、兴奋、努力
咬紧牙根，走上艰难道路
伟大的西北（1941）
一　西北是我们民族的故乡
二　从重庆飞到成都
三　飞过秦岭到长安
四　我们的国防前线——潼关
五　洛阳牡丹甲天下
六　在西兰公路上
七　行进在中国的走廊
八　金张掖，银武威
九　中华民族大团圆
十　雄壮的嘉峪关
十一　到敦煌去
十二　新的青海
十三　伟大的科学工程——自流井
十四　回到民族的故乡去
五百零四小时（1945）
沪滨日记（1948）
危急存亡之秋（1949）
激流勇退　忍让为国
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
坚百忍以图成
前进　莫退　莫退　前进
乘风破浪　再接再厉
建立革命　复兴基地
剑及履及　向前迈进
风雨飘摇　力挽狂澜
逆来顺受　克服危机
人情反复　世路崎岖
不顾成败　护党卫国
刷新更生　奠基再造
附录一　盛岳（美）：“四一二”政变时的蒋经国
附录二　覃异之：我所认识的蒋经国
附录三　薛汕：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出版说明


　　本书收集了蒋经国的六部日记，录自蒋经国著作大陆解放前的版本和台湾版本，取名为

　　《蒋经国自述》。

　　《我在苏联的生活》，是作者记述他一丸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苏联学习、工作和生活

　　的情况。《训练日记》，是他任赣南行政区督察专员期间，于一九四○年举办赣州干部讲习

　　会，运用从苏联学回的方法，对所属干部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的真情实录。《伟大的西

　　北》，记述他于一九四一年夏天，作为蒋介石特命的“西北宣慰团”的成员，在我国西北国

　　防前线的所见所闻。《五百零四小时》，是作者记述他于一九四五年秋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

　　特派员，在长春与苏联红军谈判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的详细过程和自己的种种感想。《沪滨

　　日记》，写的是他于一九四八年奉命去上海管制经济，企图通过打“老虎”等办法，解决上

　　海物价飞涨、投机倒把等类严重问题，结果上海反出现抢购风潮，他高兴而去，败兴而归。

　　《危急存亡之秋》，是作者在大陆的最后一部日记，记载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在土崩瓦解

　　时所进行的种种最后努力，记载蒋介石“引退”后与李宗仁的矛盾与斗争，记载卢汉准备扣

　　押蒋介石，及蒋氏父子撤离大陆的情况。

　　本书出版时，对原版本印刷上的文字错讹进行了校正。书中的一些攻击性词语，如“共

　　匪”、“匪军”，一律改为“共党”、“共军”；个别地方略有删节，以“……”表示；余

　　皆力求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至于蒋经国在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和唯心史

　　观，以及美化蒋介石的言论，相信读者自会明察，不屑一顾。原版本中有”××、××

　　×”，当是作者公开发表其日记时改的，今一仍其旧。

　　蒋经国的这些日记，对于了解蒋经国的生平、他的思想和政治性格等等，是最直接的资

　　料，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历史，也具有参考价值。

附录一　盛岳（美）：“四一二”政变时的蒋经国


　　很多俄共领袖和共产国际的官员对中国事态的逆转毫无准备。例如：一九二七年四月五

　　日，即上海反共政变前一周，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试图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

　　从纪律的，共产党人需要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右派中有能干的军事领袖。整个三月，《真

　　理报》都在鼓吹蒋介石不得不服从革命群众意志的老调。很难使人相信，斯大林等人事前没

　　有得到中国局势的情报，他们就丝毫没有嗅出从中国飘送过来的大屠杀的气味来。也许事件

　　的变化比他们预料的要快，同时也许由于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托洛茨基老早就预见过有大难

　　临头。斯大林宁可怀疑任何消息，那怕是证实托洛茨基主张的私下流言。毫无疑问，斯大林

　　用了很大力气要拉住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屠杀冒着生命危险三次支持革命军的上海工人

　　了。这个消息像夺取了上海的消息一样迅速地传遍了世界。上海事件来得如此突然，不啻给

　　莫斯科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一棒。共产国际和中山大学对政变事先都没有接到任何警

　　报。四月十二日晚，我们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会上不是二十天以前的欢庆气氛，而是激怒的

　　气氛笼罩着整个大厅。在我们每个青年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我们以极大的义愤通过这一

　　项决议，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电报说：

　　“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园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

　　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

　　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革命

　　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

　　斗争。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

　　中山大学的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

　　在电报通过以前，很多学生，包括国民党要人的儿子们在内，都发表了演说，他们走上

　　讲坛严厉批判上海的“四·一二”政变。蒋经国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团员。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了全体学生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

　　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映的文章中发表了这篇演说的情况，

　　“……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

　　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

　　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

　　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

　　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

　　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

　　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他父亲的声明，可能是他年轻和受压处

　　境下的产物。然而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民的尊敬。这个

　　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

　　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的父

　　亲。“四·一二”政变后，我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仅不再有俄国姑娘们向我们卖弄风

　　情，而且我们到处都受到俄国人的轻蔑。俄国人不光指着我们喊“张作霖”，而且还给了我

　　们一个新头衔：“蒋介石”。不久以前，他还被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家来赞美，而现

　　在则被贬低到和张作霖一样的反革命军阀。我记得很清楚，莫斯科五一节筹备委员会原来准

　　备在莫斯科五一游行队伍中，陈列一个大型的蒋介石模拟像，以向蒋介石表示敬意。中山大

　　学为了庆祝五一节也给制了一个齐身的蒋介石的大画像。可是一接到“四·一二”政变的消

　　息后，局势的突变使俄国人和中山大学学生真是像发了疯一样，立即把蒋介石的模拟像和画

　　像全都烧毁。

　　经过这一切事态发展后，我认为中山大学学生很少有人感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非依赖共产

　　国际和苏联领袖们的英明领导不可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威望一落千

　　丈。这种局面当然为对托洛茨基寄予同情的学生和教员改善了处境。他们可以提出托洛茨基

　　的立场来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只有忠于国际派的强硬核心还敢于出来同他们辩论。这

　　样，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山大学获得了最初的冲劲，当时在推进托洛茨基事业

　　的人当中，就有蒋经国。他经常在演讲台上露面，常常带着一堆书，从中引证来支持托洛茨

　　基的立场。在这种会议上，每个演讲者只准讲五分钟。小蒋讲话好比机关枪，飞快地翻书，

　　找到和宣读针对问题的适当引文，然后再讲，再找下一段引文。他是个出色的有条理的演讲

　　者，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分配给他的时间。同时，他写了许多有力量的短文，张贴在学校的布

　　告栏里。

　　我们将在后几章讨论中山大学托派的命运。在这里，我想先说一点。蒋经国并没有因为

　　他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受到惩罚，尽管有些比他讲得不那么露骨的人，尚且受到了粗暴的对

　　待。相反，他反被从中山大学送去列宁格勒的一所军政学院学习。那时我们有些人猜想，苏

　　联当局这样做是出于原谅他年轻，政治上偶尔疏忽。后来我才领会到，斯大林很可能是想把

　　蒋经国抓到手里，当成将来同蒋介石可能谈判时的筹码。也可能是，斯大林仅仅是指望通过

　　蒋经园来同孩子的父亲保持某种联系，以便一旦有事将来可以加以利用。在抗日战争中及战

　　后一小段时间，实际上后一个考虑确实就是那么一回事，不过这不是本书在这里要谈的事

　　了。

　　不管怎样，中山大学有许多在这一艰难的时期转而同情托洛茨基立场的学生，最后都成

　　了托络茨基反对派的正式成员。但对于我们这一伙人来说，尽管我们的信心受到了痛苦的考

　　验，我们还是忠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希望国际和俄国的领袖们确实从他们的错误中得到教

　　益，在估量中国革命的要求和发展方面更加成熟老练。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天起，国民

　　党的政策重新回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前的那种状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抉助

　　农工三大政策突然中断执行。同样也从这一天开始，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清算陈独秀的软

　　弱路线领导，奉行武装斗争的强硬路线。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后，共产党人在上海和其它

　　大城市所遭受的一系列长达数年的失败，成为中共转变政策的决定因素，从以组织城市工人

　　为主要任务转为在农村进行武装土地革命。他们形成了先占广大农村再逐个吃掉城市的军事

　　战略。过了好久，正是这一战略，他们坚持应在全世界推行，以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摘自《莫斯和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文题是编者加的。）


附录二　覃异之：我所认识的蒋经国


　　本文关于蒋经国在赣南部分，主要是根据李以劻先生所提供的亲身见闻及曹云霞女士的

　　赣南回忆录；关于蒋经国和表扬军部分，以笔者亲身见闻为主；关于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

　　海、南京的情况，以笔者当时直接所了解到的为主；关于蒋经国的早所和在苏联的情况，是

　　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写成的。本文中错误和遗漏之处，希望知者予以指正和补充。

　　一　蒋经国的早所经历

　　蒋经国于一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六岁时入溪口镇武岭学校从塾

　　师顾清廉、王欧声受启蒙教育，读了六所的四书五经。据顾清廉的评价，他“天资虽不甚

　　高，然颇好通读”（见毛思诚《民国十五所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夏，蒋介石把

　　经国接到上海，托塾师王欧声、姑丈竺芝珊监护，王还在课外为经国补习国文。一九二二

　　所，先入万竹小学高年级，后转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所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五卅”

　　惨案，反帝怒潮高涨，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

　　除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经国征得他父亲的同意，赴北平入吴稚晖所

　　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见《吴稚晖年谱》）。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

　　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到广州黄埔探

　　亲（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

　　经国参加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

　　路前往莫斯科。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秋，

　　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三○年夏要求回国，被拒绝；申请分发

　　红军中工作，又遭到否决。后来苏联把蒋经国的安排交给第三国际中共的代表处理。中共代

　　表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的孙逸仙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辅导员，曾奉命率领学生到外高

　　加索、乌克兰等地参观旅行。回到莫斯科后，因重病入院治疗。据《蒋经国在苏联》记载，

　　蒋经国因受家庭出身及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九三一年二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

　　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

　　席。一九三三年一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十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

　　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一九三四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一

　　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中共负责人召蒋经国到莫斯科，要他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该

　　信发表于《真理报》，《纽约时报》曾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原文收入波多

　　野墘一著《中国共产党史》）。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成、一致抗日”的主张，

　　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一再向苏联提出，要蒋经国回国，终于得到苏方的同意。

　　一九三七年三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

　　蒋经国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

　　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这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软禁在奉化溪口镇的雪窦寺，蒋介

　　石让蒋经国与张学良一道在雪窦寺读书，由政学系少壮分子徐道邻为他们的老师。蒋经国谈

　　到这段读书生活时曾说：“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曾

　　文正公家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张学良便结束了这一段读书生活，同机飞到重庆。

　　二　蒋经国在赣南

　　蒋经国到重庆不久，政学系头目、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迎合蒋介石的心意，于一九三

　　八年一月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

　　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五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

　　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

　　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

　　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他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

　　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土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

　　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造成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

　　他还遵照他父亲的一贯作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

　　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

　　的考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一九三九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

　　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

　　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分子刘己达，他自恃有康泽作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

　　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

　　第，才获释放。刘己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

　　兼赣县县长（县长由杨明代理），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蒋经国年方三十，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

　　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习气。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

　　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

　　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

　　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

　　“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

　　天地”。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

　　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但是，他虽然摆出一副激进

　　的姿态，宣称“要打倒封建势力”，事实上他对封建恶霸势力根本没有触动，也不可能触

　　动。以刘甲第而言，他仍然是赣南的大地主，在赣州城内拥有不少地产，还兼营七八家商

　　店，照样妻妾婢仆成群，只是不像以往那样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罢了。许多所谓公益事业，

　　蒋经国还得请当地刘甲第等有名士绅挂上委员的头衔，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也有他们的座

　　位。逢年过节，蒋经国还亲到那些大绅士家走访，以表现“敬老尊贤”的传统作风。

　　一九四○年夏，蒋经国在“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的讲演中，曾提出了发展钢铁、机

　　器、电力等重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兴修水利工程，把各城镇建成现代化的城镇，等等一

　　系列的计划，但是对于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苛捐杂税问题，却只字不提。由此可

　　见，所谓“建设新赣南”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除了一些装饰门面的建筑物外，给

　　人留下的只是一些形形色色的标语、口号、宣传画而已。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赣

　　州一度呈现开明进步的气象。如一九三九年江西的吉安等地的生活书店都被查封，而赣州的

　　生活书店却照常营业。江西各地禁止《新华日报》发行，而赣州直到一九四○年初还是公开

　　出售。因此，当时在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曾一度有“蒋经国在赣州搞共产了”的传说。

　　很显然，这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很可能正在他父亲

　　“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一九四○年三日开始反共了。特务根据《新华日报》的订户

　　和生活书店的顾客姓名，开出黑名单，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实行秘密大逮捕。蒋经国对中

　　共地下党员的处理，也完全是秘密进行，其手段是很毒辣的，这是蒋经国反共的第一次表

　　态。为了积极反共，他还大力加强地方保甲制度。自蒋经国本人以下、所有专区和县级的主

　　要干部，都兼任保甲指导员。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动，订了种种规约，以加强控制。从

　　下面一首民歌可以看出赣南人民的反感：“蒋大专员开了口，赣南百姓齐遵守：黎明集合上

　　早操，立正稍息开步走。每天大事第一桩，总裁像前三叩首。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唱搞

　　五有。结婚必定集团办，太阳节日（蒋经国把他父亲捧为太阳，把老蒋生日定为太阳节）大

　　喝酒。下地赶墟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我的天啦蒋专员，哪年哪月你撒手？”

　　一九四○年六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六月，他带职到重庆中

　　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便迅速上

　　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是

　　三青团头目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求蒋经国的同意，竟把江西

　　支团部的主要干部都派定了，几乎都是康泽的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使蒋经国成了空头主任。

　　久在苏联受过共产党的组织斗争锻炼的蒋经国，现在又有父亲做后台，当然不接受康泽的控

　　制。他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便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

　　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

　　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

　　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

　　“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事宣传的“赤珠岭精神”，实际上

　　完全是变相的青红帮集团。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

　　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

　　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

　　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一九四三年七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了一

　　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又倡导一个所谓“虎岗精神”。此外

　　他还兼任“中正中学”的校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

　　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

　　这是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蒋经国这个专员与－般专员不同：他有蒋介石侍从室派出的警卫小组随身保护；财政部

　　盐务署为了照顾蒋经国的财政收入，特为他设置“浙、皖、闽、赣四省盐务督运处”，由他

　　兼任处长，使他除了征收赣南的钨矿附加税外，又从盐税方面得到补助。此外，第四专区的

　　征兵征粮也与其他专区不同，蒋经国可以用征来的壮丁充实专区的“白卫大队”及各县的

　　“自卫队”；可以用征来的粮开办“交易公司”。赣南实际上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日寇人侵赣南，代理专员杨明急电蒋经国请示对策。蒋复电指示

　　说：“应紧急动员群众，誓死保卫新赣南。”他随即回到赣州，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并

　　召开群众大会，声称：“决心和赣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卫新赣南。”但是实际上只

　　是徒然喊一阵口号，除了做了一些疏散民众的工作之外，并无准备作战的实际行动。正在戆

　　州危急时刻，蒋介石拍来急电，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

　　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为由，要蒋经国立即飞回重庆，同时派专机到遂川飞机场

　　等候。蒋经国离开戆州之次日，赣州即告沦陷。

　　三　蒋经国和青年军

　　青年军是蒋家王朝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一九四三年，在大

　　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

　　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陆续空运到印度去。

　　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应付当时的局势，蒋

　　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

　　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

　　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国也是委员一。为了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还提出各种优待条件，

　　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等。这

　　样，在很短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青年军九个师。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扩充

　　抗战力量，其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争夺青年，因当时许多爱国青年都认为

　　到延安去是“抗日救亡”之道，其次是要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重建“黄埔

　　精神”，创立新军，为大规模扩军、反共打内战作准备。因此，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

　　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

　　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

　　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青年军成立初期的各师师长是：二○一师戴之奇，二○二师罗泽

　　闿，二○三师锺彬，二○四师覃异之，二○五师刘安棋，二○六师杨彬，二○七师罗又伦，

　　二○八师黄珍吾，二○九师温鸣剑。

　　青年军训练总监罗卓英是陈诚的重要助手，副监兼东南分监黄维是陈诚的亲信干部。各

　　师的主要官佐不少是陈系的人，以二○四师为例：副师长吴啸亚是陈的小同乡；参谋长唐肇

　　谟、参谋处长卢庆善、六一○团团长胡一、六一一团团长黄绶绅、六一二团团长蓝啸声，山

　　炮营、野炮营、工兵营的营长等，都是十八军（陈的基本部队）系统的人。政工人员则以蒋

　　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把大专学校从军的青年集中起来，成立“青年军政

　　工干部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训练为期一个月。第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学，一九

　　四六年一月结业，约一千人。训练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工作干部完全由干校人员兼

　　任。干训班的教育，基本上搬用赣南“江西青干班”那一套。蒋经国常常与青年一道活动，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他这种作风，当时曾博

　　得青年人的好感。政工班名义上虽属总监部领导，实际上除经费补给由总监部转发外，一切

　　都是自搞一套。青年军成立政治部时，由蒋经国任中将主任。各师政治部主任，除余纪忠、

　　范魁书（蒋经国的亲信）有实权外，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由他的亲信副主任负责，

　　如二○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复兴社分子）是教授，除到各团作政治讲演外，一切具体工

　　作都由副主任洪长铭掌握。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

　　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学员担任。一般连级政工干部，则由政工班结业学员担任。从青年军的人

　　事实排，已经初步看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有人说青年军是蒋经国登上

　　政治舞台、准备接班的一股政治力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蒋经国在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抓以下几点：一、通过康乐活动（文体活动）使政工

　　干部与士兵打成一片（团有俱乐部、连有康乐室），二、通过小组活动，了解士兵的思想情

　　况；三、逐步在士兵中培养爪牙。具体作法是：从每班士兵中各选出一二名，组成全团“小

　　组长训练班”，由团督导员亲自负责，在师政治部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到各连

　　任学习小组长；师政治部从每排士兵中各选出一名或二名，组成师“康乐干部训练班”，经

　　过一个月的训练，回连协助连训导员搞康乐活动。以上这些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后来大多

　　数成了蒋经国在青年军士兵中的骨干分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最初决定把二○八师、二○九师合编为三十一军，

　　由黄维任军长，开到杭州集中；二○四师、二○五师合编为第六军，由刘安棋任军长，开到

　　粤汉路护路；二○二师、二○三师合编为第九军，开到沪宁路护路。不久又把第三十一军整

　　编为二○八师，由吴啸亚任师长；第六军整编为二○五师，由覃异之任师长；锺彬军整编为

　　二○二师，由罗泽闿任师长。

　　蒋介石最初并未考虑到第一批青年军很快就复员，因而未作复员的准备。约在一九四六

　　年初，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升学、就业。蒋经国怀疑有共产党分子从中鼓动，乃密

　　令政工干部在各连队组织“防奸小组”；同时为了安定军心，宣布复员前必须进行三个月的

　　预备军官教育，期满后发给预备军官证书。在这三个月期间，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派一些

　　反共教师到各师巡回讲演，如反共专家叶青曾到二○四师作过两星期的宣传；一方面集体参

　　加三青团。青年军的师长刘安祺、覃异之，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范魁书等成了三青团的中

　　央干事，有些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成了中央监事。有人认为，这是蒋经国用青年军来吞并三青

　　团，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至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控制了三青团。

　　一九四六年秋在庐山召开三青团代表大会时，听说蒋介石曾企图以三青团为骨干去改组

　　国民党，因元老派及ＣＣ系反对，结果用“党团合并”来解这个矛盾。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

　　了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

　　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青年军的复员管理工作，实际上是控制复员青年军的工作。“复员管理处”名义上由陈

　　诚任处长，实际上由副处长蒋经国负责。管理处后来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

　　长。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军复员，并规定这一天是“复员节”。蒋经

　　国控制复员青年军的作法是：一、复员前夕，以地区为单位成立“通讯小组”（如武汉通讯

　　小组、郑州通讯小组等等），并创办《曙光报》作为通讯联络的刊物。各小组负责人是复员

　　青年中拥蒋的骨干分子，直接与预干局联系，在各地上学和就业的复员青年军，既受当地三

　　青团组织的领导，又参加当地的通讯小组；二、一九四七年改为“青年军联谊会”；三、每

　　年夏季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动，把各地的复员青年军集中起来，受一次短期训练。

　　第一批青年军大部分复员，其中一部分志愿留营的，由各师根据留营的人数，编成教导

　　团或教导营（二○五师编成教导团），准备担任第二批青年军的班长或副排长，一律以预备

　　军官待遇，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中央军校受训。复员的青年军分为“升学”、“就

　　业”两部分。就业的送入新成立的就业训练班，在训练中陆续分配到各机关团体工作。升学

　　部分中，上大专院校的，送入各地成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校，上中学的，除介绍到各

　　地中学外，可进入三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各校的复员青年军不少人成了破坏学

　　生运动的打手。重庆的青年中学在解放战争中扩充成反共的武装部队。许多复员的青年军后

　　来成了蒋经国“青年勘乱建国大队”的骨干分子，也是他建立自己特务系统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

　　年。新整编的二○五师（我任师长）于一九四七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

　　一面护路，一面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各地方的三青团组织虽大力动员，但志愿从军的知识

　　青年仍不踊跃，到八月才勉强招足。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要我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

　　装备。我便和孙立人（已内定为台湾训练司令）以及美国驻华武官苏洛一同飞往台湾察看训

　　练场地。行前，我曾去见蒋经国，他正忙于到上海负责管制经济的工作。从他简短的谈话

　　中，知道这次青年军接受美械装备是费了一番交涉的（因美国最初不同意装备青年军），用

　　孙立人作台湾训练司令，是为了便于与美国打交道。看来蒋介石对孙立人，既讨厌他依靠美

　　国人以自重（他到英国去接受勋章后，未经蒋介石的许可迳自访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又不得不利用孙以争取更多的美械装备。

　　二○五师于八月底开始由粤汉铁路陆续向广州黄埔港集结，运往台湾。因船只少，运输

　　速度很慢，师部及直属部队十月初才到达台南高雄凤山营房，后续部队仍在运输中。正在这

　　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告诉我说，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要调我到东北去担任第八兵团副司

　　令兼五十二军军长，要我准备到东北去。当时东北战局对蒋军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

　　离开，我当然不愿去做替死鬼，便找蒋经国想办法。他这时正在负责上海的经济管制工作，

　　刚从上海回来，一两天又要回上海去，看来很忙碌。他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我希望免调东北的

　　想法。第二天他给我电话说：“已电陈主任商量，可能免调。”过了两天，蒋介石召见我，

　　仍要我去东北。我又去找蒋经国，他已到上海去了。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召见我，限我在

　　十月十六日以前到沈阳行辕报到，我这才不得不去东北。蒋经国此时名义上虽已不负责青年

　　军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已改为新闻处），但是青年军的重要问题，他还是过问的。他的政工

　　干部也常向他汇报青年军的情况，对青年军的重要人事还得征求他的意见。如二○五师师长

　　的继任人选，孙立人曾保荐唐守治，蒋经国却坚决主张提升副师长刘树勋。又如二○五师镇

　　压地下共产党员伍瑞云等案，也是请示蒋经国处理的。

　　四　东北外交特派员和上海“打虎”

　　日寇投降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对苏联的外交成了当时的重要问题，蒋经国曾作为他

　　父亲的私人代责，协助宋子文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

　　回国后，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和熊式辉、张嘉璈同赴长春。为了工作方便，他把原任衡

　　阳市长的赵君迈（与他有密切关系）调任长春市长，这也是一般外交特派员所办不到的。蒋

　　经国虽然精通俄语，也有苏联的朋友和同学，但在蒋介石反共反苏的顽固政策指导下，任何

　　外交能手也不可能争取苏联的支持，何况初上外交战场的蒋经国？他在东北期间，非但无所

　　建树，还受种种奚落，所谓交涉，只不过是一场空话。后来蒋经国谈到这次外交时，他难过

　　得流泪，说：“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他也责怪当时在东北负总责的

　　熊式辉没有很好的支持他的工作，责怪熊式辉倚老卖老，有问题不直接和他商量，却向蒋介

　　石报告，“以我父亲来压我”。

　　蒋经国回南京后，郁郁不乐。蒋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因ＣＣ系从

　　中作梗，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而没有能实现。蒋经国为此精神上受很大打击，心情更加苦闷。

　　据接近他的人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挥拳拍桌，斥责部下，有时借酒浇愁，往往喝得酩

　　酊大醉。不久，他又被任为全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督导，老蒋妄想通过政治工作来挽回日益

　　低落的士气。接着反共战争的形势如江河日下，蒋经国又召集骨干分子及部分复员青年军，

　　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又名“勘乱建国学生”），成立若干“勘乱建国大队”，派往各

　　省担任组训群众的工作，不过他只起个头，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一九四七年，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

　　贪污勒索，成了普遍现象。蒋介石避开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

　　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他在孝陵卫对军官训练团讲

　　话时，居然说，“共产党最怕我们发行金圆券”，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蒋经国在戡乱建国训

　　练班讲话时也说：“共产党，投机奸滴，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肃清奸商，稳定物价，就能消

　　灭共党。”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发表俞鸿钧

　　（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妄图以行政铁腕

　　解决经济危机。经济管制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

　　准备发行金圆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

　　金圆券（后来延至十月三十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

　　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

　　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

　　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并说：“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为了了解蒋经国这段

　　工作情况，下面择录他的《沪滨日记》数则：

　　八月二十日

　　早晨抵申后，即开始研究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上午到中央银行访问俞鸿钧先生，商

　　谈经济管制各事。午后在寓所清理文件。

　　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上午同崇镛兄谈金融管制问题。中午参加俞总裁所召集的经济会报。上海方面负重

　　要责任的人都出席发言；各人有各自不同的意见。下午会客，并商量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

　　工作计划。

　　八月二十二日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

　　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利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

　　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一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

　　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

　　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尽力干下去。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气候甚闷。上午在寓

　　所拟订经济督导的工作计划。

　　八月二十六日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

　　们，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

　　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蒋经国在题为《上海何处去》的讲演中，唱出很高的调子，说什么：“天下没有什么力

　　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谁的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

　　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在

　　行动上，他采用杀鸡警猴的手段，把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

　　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

　　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但是，蒋经国这种举动尽管锋芒逼人，却经不

　　起以扬子公司为代表的孔、宋势力的反击。解放后，傅作义将军谈及此事时曾说：“当时蒋

　　介石正在北平开会，为了处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所引起的严重影响，临时决定回南京

　　去。”结果蒋经国只得发表一篇“告上海人民书”而草草收兵。

　　蒋经国自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国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以前的重要活动，据笔者所知，

　　略为上述。至于蒋经国去台湾以后三十年来的政治经历，笔者虽陆续从有关资料中有所了

　　解，但究非亲见亲闻，根据文史资料的撰稿要求，在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一九七九年十一

　　月）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

附录三　薛汕：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洪都邂逅

　　“蒋经国同志！”

　　我以前曾经这样当面称呼过，期待以后仍有一天作这样的称呼。但这毕竟已成为永远不

　　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我们党的领导人称他为“蒋经国先生”了。这就有条件，也有基础，更有可能让我称他

　　为“蒋经国同志”。这话怎么说明？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曾经这样相处过；仍然在爱国主

　　义大义面前，也有可能再度相处。在这里，让我回到曾经这么称呼他的岁月。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

　　在脑海里回响着。因此，当我一脚踏上“洪都故郡”的时候，即使当时的歌声“工农兵学

　　商，一齐来救亡”是那么震撼着人心，把千万人引上街头，游行呼喊，也卷人部队，奔向前

　　方，可以说让热情熔化在抗战的大霞下。我自不能例外。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点当时也很流

　　行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想探古访胜，看一看滕王阁故址。这就经百花洲，到了赣江，走上

　　“中正桥”，放眼东望，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芳草萋萋，群鸦点点……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感到“有幸”，竟能于1937年在南昌住下来了。

　　我所说的“在幸”，仿佛在梦境里，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军办事处中

　　坐在神驰已久的人物周恩来副主席的面前；而且竟能与被敌人诅咒侮辱为“矮脚虎”的英雄

　　人物项英同志握手。除此以外，我竟一识蒋经国，与他有来有往，相处延续了几年。

　　我的“有幸”，不等于幸福。此后，流过苦泪，作出了牺牲。可是，一经过去，平生曾

　　经有过的往事，倒难免要喟叹一声：“有幸”得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风卷云涌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已经失败

　　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

　　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父亲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

　　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

　　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

　　这在过去，我是在传说中去想象他的；现在，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不感到神秘、敬

　　仰、新奇……当不可捉摸的想象就要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英雄也是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了。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

　　开始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这不免有点费解：怎

　　么不先回到党的怀抱里？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

　　侧。然而，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

　　以观后效。这个说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测。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象，他又是怎么样一个人

　　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技，长靴橐橐响，那就另一番样子，

　　总得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

　　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是赛马场中的骑土。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

　　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

　　儿……

　　我当时在“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做抗战宣传的工作。这个“江西青年服务团”，

　　可以说是国民党别出心裁的产物。当时宁沪弃守，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武汉，接着就是长途跋

　　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大势所趋，国民党只好沿途阻拦，用尽各种办法，把人留下来。“省

　　主席”熊式辉就是起用农工民主党的王忱心，作为这个团的总于事，容纳从东战场来的青

　　年，表示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当时，夏征农就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团本部的工

　　作。这样，略有“民主”，任青年们有个献身之处。第一大队的队长何土德，是个音乐家，

　　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

　　受限制地发表意见。我在队里，主编了《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是一个进步的

　　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爱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

　　面的文章。

　　我当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的材料，都来自党报党

　　刊，我不外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的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跑上各个岗位去了。这个

　　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这来。有这么一天，大约是初秋

　　吧！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不炎热，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

　　明。篮球场上，健儿们的活泼、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人。球场离

　　第一大队教室不远，我没有去瞧那个热闹，探头一望，已成惯常，不以为异，仍在室内干我

　　的。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对我嚷着：

　　“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泛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称作“太

　　子”的，就是贬意了。有意不正名，不宣而喻。我想：蒋经国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

　　怪的？于是仍干我的。可心里不免想着：蒋经国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

　　年。没有多久，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土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我抬头一

　　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

　　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他的嘴巴忽地噘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

　　认识，就打起招呼来：

　　“喂！老表！”

　　刚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

　　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不得不改口说着：“呀呀！找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

　　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

　　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前走，带着他走进到第一大队来了。蒋经国看看床辅，看看桌

　　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窗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眼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土德：“陈

　　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她是暨南大学的学

　　生，华侨……”“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在走动，何士德指着说：

　　“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地用响亮的话说着：

　　“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贬低？也就很不好说了。好说的是蒋经国曾经经历

　　过，不好说的是蒋经国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就不简单地是个“抗战“的问题了。他没有说什

　　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我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

　　尾看完后，说：

　　以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这使得何土德不能不高声地喊着：

　　“阿雷，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上前了。这会儿，我把他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

　　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

　　何土德把我介绍给他：

　　“就是他，是个广东人。”我有点怪何土德，你不也是广东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何土

　　德的话还没有完，补充上来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这些话，何士德除没有到北平以外，其余等于他的自我介绍。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

　　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慎重其事他说：“好，雷宁

　　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我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

　　你……”我的话里，意思多着呢！远的说是“如雷贯耳”，到现在才得见；近的说是从他到

　　南昌来；很多人跟他往来，也很熟悉，我却迟迟才见到，绝没有“相见恨晚”之意，倒有点

　　意外能在这个地方见到他。原来，他是有目前的，下面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

　　蒋经国问我：“《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怎么知

　　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言下之意，这类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别人写的或有人授意我写的。“兴趣”二字，应

　　该说成：“这个斗争你也参与？”最后，可是你怎么可以认为不是政治党派呢？无妨说他不

　　能同意了。但年少气盛的我，只用简单的回答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了：

　　“就是我写的！”

　　他一听，不多说了。

　　过了一会，他又对何土德和我说：“什么时候有空？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我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还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马上回答：

　　“好，准去！”

　　他呃呃地笑开了，有点沙嘎，带看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然后，就自顾朝前

　　走，又对旁边的何土德说下去：

　　“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嘿！，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

　　他们是噼呖拍，僻呖拍！，……”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

　　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地这么说，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

　　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土德对我说：“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去，我们

　　去约他。”“你没有到过他的家？”我说：“没去过。”“我带你去。”南昌城里，比起现

　　在的大都市来说，再远的住处也显得近。我记得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城郊了。穿过林荫

　　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这准是他的

　　孩子，用不着问。一瞧，就知道到了他的家。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

　　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捣乱了。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青年们问的，都是在

　　苏联生活中的事情：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什么

　　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他是归来人，完全能够满足一个个的询问。看来，他不拒

　　绝这些询问。他见何土德和我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

　　“呃，雷宁同志，广东人，你北伐到南昌来了。”

　　我说什么好呢？只好一笑了之。何土德也是广东人，他也一笑了之。然后，何土德说明

　　来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

　　“好啊！我们也去。”

　　他还没有回答，在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巡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

　　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由于他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么

　　些人接着就喊开：“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僻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

　　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你……唱！”众

　　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经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几乎没有谈什么话，就坠入热情的歌声之中。他用俄语，我们用华语，竞能合拍合调地

　　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好了。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蒋经国即

　　使大了几岁，终究是要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此时此地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他跟大家一

　　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竞能合谐，一起共鸣。

　　他，这么做，跟同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

　　多密切啊！又多么令人不易忘记啊！已出现的一些场面，又是多么生动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

　　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名流，象许德瑗、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长……

　　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仿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

　　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

　　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

　　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个通知：要

　　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

　　子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派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

　　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

　　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前

　　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

　　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开哪个会呢？也没

　　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

　　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扑空悻悻地回来。站在门口岗亭的警卫，虽没有为难，也似乎在

　　冷笑一样，你爱找就找吧！没那么便宜，这不就大大耽搁时间么？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

　　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走了出来。显然，可以看出，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

　　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

　　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有等我说

　　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

　　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

　　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

　　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

　　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打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

　　下与他们辩论开：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

　　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

　　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多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

　　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

　　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

　　么，分明在听候指挥……他又在说一遍：

　　“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

　　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

　　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额，从容不迫他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涌进

　　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台上马上

　　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

　　德谱曲，此时在揩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

　　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

　　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村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

　　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

　　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炮，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

　　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

　　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着闪著。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碇了，送行的人眼光无

　　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中秋之夜

　　翁翁郁郁的杉林，成一片蓝色，与白云飘雾，像水拨彩画一样，渲染在一起。自从红军

　　长征后，井岗山是个禁地，几乎没有人上过。为了看一看盘踞在上面，挂名国民党的一个乡

　　卫中队，其实就是土匪窝子，试探一下头子的政治态度，我去了那里。我正有所得，累呼呼

　　地回到第五区的住处，便接到遂川县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到县城听命。

　　原来，江西省委为了加强赣南的工作，调动了一批青年上赣南。带队的责任落在我的身

　　上。

　　这时，武汉已弃守，南昌又弃守，南中国的大门广州也弃守，东侧的小门潮汕也一样弃

　　守，弃守、弃守……赣南变成东南战场的后方。

　　国民党很重视这个变化，调蒋经国到赣南做专员。

　　我调赣州继续做组织工作，特别要在城市工人中发展党的队伍。同来的分派在各个团体

　　单位，暂时由我联系下去。我的主要工作，像在南昌一样，公开身份是在“江西青年服务

　　团”，而在赣州，任的是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

　　这好比在征途中又一个遭遇：要与蒋经国为伴。

　　这一回，我比初次见到他时，对他认识清楚得多了。这是后来到新四军办事处，亲耳听

　　到党的东南局副书记黄道对我说的：“他不是党员。党的政策就是帮助他，按《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支持他的工作。但是不能存幻想……”这些话，又在我的脑海浮现起来，事隔二

　　年，不至有变化吧！心里有底，到赣州也就不觉陌生了。

　　蒋经国在赣州担任的官衔，叫“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管辖赣南十余个县。

　　赣南，我们革命的摇篮，也是老根据地所在地，只因红军长征以后，又成为国民党区。但党

　　的威望是如此的高，广大人民的感情又如此的深，对国民党的动向又特别敏感。体现国民党

　　与共产党合作，就比别的地方更直接；一遇磨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多。因此，统一战线的

　　巩固与发展，紧张的程度，并不在重庆之下。

　　为什么要把蒋经国部署在赣南呢？看来国民党就是因他有过红色的标志，借此在赣南以

　　孚众望；再则呢，国民党也很清楚，不管蒋经国有过这样那样的事，终究还是国民党，代表

　　国民党的利益，不会有虞。

　　尽管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这里毕竟是个缓冲之地。

　　此中的关系似乎不好理解，于是有的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内对他很不放

　　心；有的把他看作国民党员，担心他做起官来，究竟能不能与共产党合作？只有等候事实。

　　有的已知道他的底细，却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要做好他的工作，又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

　　我在赣州，属于最后一种人。我虽然跟他认识了，到了赣州，没有去专门找他。我做我

　　的工作。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的总干事周百皆，是一个平易随俗，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易于接受意见

　　的人，曾经留学苏联，与蒋经国是同学，成为蒋的四大秘书之一。我所做的组训工作，直接

　　由他指导，向他请示，向他汇报。

　　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在旧赣州府衙，已改作“幼幼师范”了，可是学校己疏散到附近县

　　去，让这个抗战的机构住下来。这个会有个“宣慰团”，团员四五十人，男男女女，有唱歌

　　的，有演戏的，人来人往，日夜不停，已经不是一个冷落的庭院，歌声、念台词声，还有早

　　上健身武打的喊声，早已连成一片，充满着生气。

　　木芙蓉花盛开，不像合欢树那样飘香。而它撒着花瓣，落在幼幼师范的后操场上，缀在

　　崴崴的青草上，像在绿毯上绣上花朵。草上盛着晶莹的露珠，一一都被早来人的裤管、鞋面

　　拭走了，后来人即使席地而坐也不会湿着。虽然是秋天已到，却没有感觉有什么凉意。我不

　　爱打拳或手舞足蹈一类的运动，跑步兜了几圈，就坐在一旁；然后，又到树荫下拉开拉

　　链……忽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老表！”这就有点奇怪，还是这么个叫法，可是蒋经国来了？接着就听到他不断

　　地招呼人：“沈明辉，你好！怎么不练歌呀？”沈明辉回答：“你好，蒋主任！”又再一声

　　说着“杨茵湖来了没有？还在睡懒觉？把他拉起来。”接着，看到蒋经国穿着背心、短裤，

　　肩上挎着夹克短衣，正和周百皆一道来了。他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刚刚在赣州公园运动后

　　串门来了。

　　不叫“小蒋”，也不叫“蒋专员”，却称起“蒋主任”。有个来由：赣州县抗敌后援会

　　宣慰团的团员，年纪又更轻些，更小些，称蒋经国为“小蒋”显然不相称；称“专员”呢，

　　确实有些“官气”，叫不出口。而”蒋主任”呢，驾乎两者之间，而且是个新鲜的称呼，因

　　为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在筹备成立，他是主任。这么一群青年，都十分高兴地参加，由此

　　及彼，对“主任”就格外亲切，就这样叫开来。他也乐意接受了。

　　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个新生的事物，没有暮气，很适合青年的特点，在江西，才开

　　始，还没有被中统所利用。我作过这样的传达，党为支持蒋经国，使他在赣南不孤立，而有

　　拥护他事业的群众，就让共产党员参加，也鼓励青年们参加。参加的，可以借此接受到新的

　　锻炼。

　　蒋经国当的专员，很不一样，一改过去衙门老太爷的作风。清早起，全体公务人员，都

　　必须到赣州公园体操、运动。他讨厌睡懒觉的，也以身作则，一早活跃在“锻炼”线上。

　　他们所以点“杨茵湖“的名，是早就闻名了：这个到过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一肚子“艺

　　术”，精于戏剧，就是不守生活秩序，晚睡晚起，任何冲击也攻不破。蒋主任这一回能不能

　　攻破呢？青年们回答着：

　　“你去拉他吧！等他导演的《凤凰城》演出了，不用你拉也就爬起来了。”

　　杨茵湖总是在夜静更深中设计有关工作，特别对“演剧”十分认真，蒋经国似乎也理会

　　到这一点，也就不坚持了。正在这个时候，他一眼瞥见我了，马上冲着我说：

　　“你认不得我呀？好大的架子！也不去看我一下。”

　　这真是说到哪里去了，我能有什么架子？我倒怕他真的把我忘记了。我正要说话，周百

　　皆的银丝眼镜晃了一下，乞乞地插上来说着：“阿雷不是这样，一来就忙不迭，要有什么请

　　示才找你去！”这是对我的解脱，我只好说：

　　“蒋经国同志，我怕你贵人多忘。我要是搭了架子，那么拆了就是。”

　　“那就好，等你！”他仿佛闲不住，嘴巴东吆西喝嘟噜个不停，忽的说到这方面来。其

　　实，恐怕他不知道我的对象是谁，而他偏这么问：“你的密瑟斯好吧？没有来？”

　　那个时候，已结婚的不叫“爱人”，一般叫“密瑟斯。其实是“女朋友”的意思，作为

　　已婚对象的特殊叫法，我只好答着：

　　“没有来，还在遂川。”

　　这时一群宣尉团员把他包围了。嚷着：“蒋主任，跟我们一起赛跑吧！”

　　说时迟，那时快！蒋经国一下子就奔跑起来，一群青年都前前后后地绕着草地跑个不

　　停。

　　周百皆是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的秘书，掌管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的工作，蒋经国的

　　四大秘书之一；之三呢？一个就是真正的专员公署的秘书，叫黄中美，权力很大，熟悉官

　　道，又能说几句革命的话；又一个是在经济委员会当秘书，叫许季元，掌握财务实力；再一

　　个是新赣南月刊社的秘书，叫高理文，斯文典雅，管文化方面，实际是为蒋经国制造舆论的

　　重要人员。

　　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在“专员公署”里面。过了几天，我一早就来找周百皆：目的是

　　去看蒋经国，免得又有“架子大”之嫌。周百皆说：“还没有来。“正说着，窗外橐橐的皮

　　鞋声响了，接着就听到蒋经国的嗓门：“喂，你们来得早！”周百皆说：“你快追上去吧！

　　要是有人来了，就什么也谈不成了。”我只好跑出来，在他后面叫着：“蒋经国同志，我来

　　看你。”

　　他回转身，停止走路了，说着：“啊！你来了，来了就好。”接着，伸手把我拉住了。

　　“来，到里面，有菠箩蜜吃！”过了一个小门，进入又一侧的小天地，有假山、有花草，明

　　亮的玻璃窗，……显然是后来修的，与原来的风格不一样。专员公署是利用一个破庙改用

　　的，我已忘记什么庙了。

　　跑进他的办公处所，里边有沙发，也有书柜。我一坐下来，他就叫男勤务员把菠箩蜜拿

　　出来削切，然后要我坐下来，忙问着：

　　“雷宁同志，你这个广东人，你这两年哪里去了？好不容易听到朱承熙说，把你请来

　　了。”

　　朱承熙跟我从上海出来，一道到新四军赣东根据地以后就分手了。他先来赣州，在“三

　　民主义青年团”搞筹备工作。这么一批青年人到赣州，就是他向蒋经国提出后实现的。蒋经

　　国记性这么好，脑力不差。我只好认了，说着：

　　“用不着请，只要你愿意，说来就来。”

　　“赣南的建设，千头万绪，有能力的人来多了，出个主意，动员力量。”

　　蒋经国的主意不错，也很实在，正在招搅着一些人。这种求贤心切，不论什么动机，还

　　有一股为中国进行建设的劲头。这自然是值得支持，帮助出一些力量的。我就说着：“这里

　　你有条件，可以独挡一面，你已有个班子了。”我这指的是四大秘书，是个领导核心，“先

　　定个目标，有号召，也就有人响应。”

　　“嘿！你倒看得挺准！”

　　“这是个常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又退一步，“只有糊涂蛋，才稀里糊涂，招

　　人骂，做些糊涂事。”

　　我说得客气了一点，没有把所有的倒退、反动的都包括了进去，也没有点什么具体人

　　名，一般叫泛泛之谈，也不知他是不是觉察到我说的是有所指。他屋里虽准备了香烟，大约

　　是招待商贾一类用的，他自己并不袖，也不拿给我，只指着说：“你没有抽烟？三炮台、海

　　盗牌，这都是从汕头走私进来的。商人真厉害，得和他们斗一斗。”

　　人为名死，鸟为食亡；名利两字，哪个时候都存在着，就看能不能纳入轨道，加以利

　　导，以利国计民生，自然也可以有破坏性，使生灵涂炭。东南战场的后方，正存在着经济上

　　的问题。

　　“呃呃，你来了，你懂得政治的，你说说看，我这当儿，该怎样做才是道理？”

　　“你懂得政治的！”这可是一句高抬的话，从话的根源追寻下去，是与当年那篇《托派

　　是不是政治党派》有关，不过他不这么说罢了。虽然，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也还是一个青

　　年，没有“政客”的经验，倒还热血沸腾，愿意投身到中要是好的政治措施中去，就绝不袖

　　手旁观。

　　“我没有什么大本领，做点实在的事还可以，只要你乐意，我就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

　　有组织的队伍，才能发挥作用呀！这之外……”我补充着，“你得拥有青年，他们是先遣队

　　能够冲锋陷阵，打开道路。”

　　这就是说：他抓住两个工作，就不孤立了，有基础了。这就是我的意见。不过改口把上

　　面的话说出来，也不知他是否接受了。他笑着说：

　　“朱承煕不是在搞三民主义青年团吗？瞧他已鼓动起青年来了，不错……”

　　他大大表扬朱承煕，用以回答我所说的：和重视青年这股新生的、又是源源不绝的力

　　量。他对朱承煕表示了好感，无非说，对我和所有新到的，绝不会例外了。

　　这个时候，勤务员把菠箩蜜切开了，端上来，我们一起吃了。过了一会，隔壁的电话铃

　　声响了，勤务员过来说：

　　“朱承煕来的电话，问你看到三青团中秋船会的计划没有？他要来和你商量。”

　　“你就说我赞成。”

　　这个勤务员也很有意思，不是唯唯诺诺，而是反说着：

　　“你不赞成，他就不会写计划。他问的计划行不行，有些什么意见？大约……”勤务员

　　感到话多了，也忍不住地笑开来：“嘻嘻嘻，你自己说吧！”

　　“你就要他来吧！”

　　勤务员照办了。我原来还要说有关文化上的事，只好改口说：

　　“还有一个舆论的问题，以后再说吧！”

　　我告辞出来，经过动员委员会门口，周百皆跟我打个招呼，并介绍葛洛和我见面，葛洛

　　任宣传股长，没多说话就走了。

　　我回到抗敌后援会，才在办公厅的椅子上坐下。宣慰团的小青年，每个人的手里拿着蓝

　　袖章，唱唱闹闹的，有的就闯到我面前来了，有的竟嚷嚷起来：

　　“阿雷，你瞧我们拿着青天白日蓝袖章，清一色，这叫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

　　好比说蓝衣社，也有个记号。”

　　这就是说，对于参加到三民主义青年团里去，进步青年感到很别扭，虽然，在江西初起

　　时，还是很单纯的。一般青年们，不知道在团体中哪个是党员，唯找进步的谈，可进步的就

　　是没有二话：参加！于是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疑问。行动开始了，思想跟不上去。

　　他们出去开会时，带着蓝袖章；一回来，就扯了下来。

　　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陕北的红军改编，戴上青天白日帽，可里面的红星帽，就是还垫

　　着，不愿拿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识大局，以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蒋经

　　国，实在是出于真心。

　　中秋之夜，月上柳梢头。古老的赣州城墙脚下，赣江之边，一片灯火辉煌，虿船相连，

　　青年们正在上面欢度传统的佳节。

　　我没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但我有必要去看一看。踏上虿船，桅杆的尖端有绳子把纸

　　花成串地挂了下来。五色缤纷的虿船上，铺开坐席，放着柚子、柿子、月饼、花生……男女

　　青年带着新奇有趣、别开生面而不知究竟怎么个玩要的心情，三五一堆，分别坐着站着。这

　　可真的万籁俱寂了，没有唱歌喧嚷的，江面静静，流水荡漾，闪着白光。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在朱承熙的带领下，前后忙了不少天，把这个传统节日的庆祝

　　活动确实搞得挺热闹。

　　虿船上拉着横标：“中秋赏月船会。”

　　我在船上走了一圈，就悄悄地退出。然而，还想看看朱承熙究竟是怎么个摆布法，就走

　　向路旁，在比较僻静的地方踽踽而行。啁啁的鸣虫，时高时低地飞进我的耳朵，“千里共婵

　　娟”，普天之下，不知是怎么个欣赏法了。

　　迭时候，朱承熙伴着蒋经国，还有好些人，一时看不出是谁，匆匆地到来了。船上的人

　　叫着“蒋主任”来了，随即响起热烈的鼓掌声，然后就听到已经有了准备的《青年之歌》唱

　　了起来：

　　我们青年拉起手来，

　　我们青年团结起来，

　　新的时代，新的中国，

　　全靠我们来创造。

　　这是按苏联电影《生路》的插曲，新填词的歌，大家一面唱，一面就拉起手来了。这一

　　支唱完，又唱《青年进行曲》。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战，中国的青牢，

　　我们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要用一切力量，

　　争取胜利的明天。

　　先唱歌而后再讲话，很是别致。朱承熙递了一张纸，显然那是他代为拟好的讲词，大约

　　是要采取朗诵诗的形式。讲词中充满着非常多的形容词，满足着青年对于美的渴求，哪怕是

　　幻想的、浪漫主义的，……

　　蒋经国念了几句，

　　“青年同志们，你们是火炬，照亮了黑夜；你们是开路先锋，开辟着道路；你们是三民

　　主义的新力量，要一直战斗到中国的黎明！”

　　显然，这么一些话，对于什么都不循规蹈矩的蒋经国说来，无疑是念不下去的。他把纸

　　搁了下来，呐喊着：

　　“今夜中秋赏月，你们尽情地唱歌、说笑、跳舞，我同你们在一起，同享欢乐。来吧！

　　该吃该玩就随便地作乐！”

　　蒋经国一说不要紧，倒首先就招来一个要求：“请蒋主任唱俄语歌！”

　　他很痛快，一口应承，又唱起俄语“僻呖拍”了。

　　我没有看完，就回去了。后来怎么样玩法，直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见到这些小青年才

　　知道。他们其乐陶陶，叙说着难忘的情景。

　　“一个专员和我们玩，真是少见。太好了，太好了。”

　　“蒋主任跟我们手拉手，唱着歌，就是青年人。”

　　“他还用俄语朗诵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列宁，我们的太阳，！就是听不清，又没有

　　人翻译，或加以解释解释。”

　　听着这些描述，就知道那时候蒋经国在青年们心中的形象是美好的。

　　狂乱的会

　　一个星期天我应邀去蒋经国家。专员公署没有人上班，到处都静悄俏的，一到他的小天

　　地，他的夫人蒋方良就迎上来，虽然是苏联人，却能说很慢很慢的普通话，都能听懂。她学

　　着蒋经国的办法招呼我：

　　“雷宁同志，不用客气，就到里面坐一坐。”

　　我就坐在沙发上，她要勤务员替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又再次说着：

　　“不用客气，请饮牛奶咖啡。”

　　我只好端起杯子来。这时蒋经国来了，显得那么高兴，也喝了一口牛奶咖啡以后，说：

　　“请你来没有别的，看来民众工作已有很多进展，就看市里的组织工作你做得如何了。

　　乘胜推进，不二法门。”

　　我说：“先把城市的组织做好吧！然后，再做其他县的工作。赣州县抗敌后援会妇女界

　　分会己经成立，即使不成立，有个妇女指导处，也还有人抓。就是工界分会，不成立不行。

　　航船公会、纺织公会、铁业公会，……这个公会，那个公会，都是资本家、大老板的组织，

　　就是没有工人自己的团体。”

　　“你就赶快成立吧！不必给我说这么多道理。”

　　“成立了。成立那天，请你当主席，你亲手成立起来。成立那一天，要盛大游行，显一

　　显工人的力量。”

　　“这……”

　　他沉吟了一下，大约与他所想的有些矛盾，显一显力量，也无非是显一显他的力量；可

　　是，显的是他的力量时又如何呢？就有点嘀咕了。不论怎么说，在当前，还是对他有利的。

　　他说：

　　“该怎么做，你就做吧！要我做什么，只管来。”

　　他说得多么爽快啊！这就非成立不可了。我已有了个底，然后，好依情况加以调遣。这

　　个时候，蒋方良带着小孩子过来，我不多耽搁，站起身来，问着：

　　“蒋经国同志，还有别的事吗？”

　　“你给我一个时间，早点通知，免得临时不知怎的。”

　　“也许很快，即使匆促些，也一定给你准备好稿子，放心吧！”

　　我回到“幼幼师范”自己的寝室，躺了下来，看着天花板，想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为了他？……难道真的有个独立王国？于是理智又告诉了我：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还是放心做下去吧！

　　在一个工界分会的筹备会上，不能不请赣县抗敌后援会的委员来，告知要成立了。哪知

　　道竟是国民党的老爷来了，一个是赣州县党部书记长刘宜均，又一个是江西省党部第四行政

　　区特派员叶竞民，这两粒耗子屎，弄坏了一锅汤。

　　我在筹备分会，当然由我主持会议，一开始倒也平静，渐渐就开锅。这两人，一个说：

　　“省抗敌后援会有这个指示，可是省党部没有这个案。”又一个说：“没有案就是不合法，

　　就得取缔，不能开。”一个说：“各个县抗敌后援会已经够了，各界都包括了；各设分会，

　　多此一举。”一个又说：“什么叫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样分散的做法，又想搬起割据的

　　一套。”一个说：“弄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是共产党的手法。”一个又说：“共产党花样不

　　可不防，防就不准开！”这是一对双簧，把工界分会引伸到共产党方面去。

　　这个时候，应邀前来参加的葛洛，还有吴越，也是一对双簧，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辩论开

　　来。一个说：“全国总动员，见之《抗战建国纲领》，成立工界分会，完全会法。”又一个

　　说：“这是听国民党中央的？还是听你们的？你们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党部，胆敢自立号令，

　　形同割据。”一个说：“还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工界分会成立，有利于民族，为了抗

　　战！”一个又说：“工界分会是属县抗敌后援会的，听命于省抗敌后援会，叫意志集中；如

　　果听你们的，叫乱听一气，就是力量不集中了，不行，你们找你们上司去，与我们无干！”

　　一个说：“你们替谁说话？不像国民党，倒像日本人，口口声声防共！”一个又说：“共产

　　党在重庆还有代表，你们在这里骂起共产党玩花样，不像国民党的口气！”这祥，说得不罢

　　不休，无隙可攻。

　　最后我说：“蒋专员有代表在这里，可把你们的意见带了去。我宣布工界分会就是要成

　　立。”散会了，刘宜均和叶竞民走了。留下葛洛和吴越，跑上前来和我握手。葛洛说：“你

　　辛苦了。”吴越说：“你在会上很孤单，我们不能不说话。你在会外很有力量，谁都支

　　持。”原来，葛洛是受蒋经国的委托特来看一看；而吴越呢，一个新到赣州不久，是得到蒋

　　经国的允诺，正在为青年文化服务社的开张而忙碌的人。

　　这就是撂开一切反对的人，决定成立工界分会。

　　大约是在十月间，那一天是阴霾的日子，却没有下雨。整个赣州都轰动了，从下午起，

　　工人就没有去做工，分别自持彩旗在街上游行，高呼着：“庆祝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成

　　立！”还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一类国民党规定的常见口号。他们不是集中游行，而是

　　各自走各的街道，有时在街上并排走，有时又擦肩而过。更有不同的，臀章是红布黄字，与

　　别的集会还有些蓝色记号不一样，严肃、热烈，也不免有点紧张，以致连呼吸也急促一些

　　了。

　　延续到晚上，在大共和舞台门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接着，分别进到戏院里，楼上

　　楼下，满是旗帜，又满是红色的臀章。人数很多，就等着开会了。灯光不很亮，也仍然四

　　射，把每个粗矿的脸孔都照着。那东望西望的眼睛，仿佛是千万条光线，就在台上台下乱转

　　着溜着，就看如何开始了。

　　整个会的安排，前面是成立大会，以选出工界分会的委员就算完成了任务，后面就是戏

　　剧，有几个新戏，如《法西斯细菌》等。我是筹备的人，把各个工人团体的负责人请上了舞

　　台，把蒋经国请到了。原来应该非常有次序地由他先讲话，以后各个工人讲话，然后选举。

　　哪知蒋经国一到台上，全场热烈地鼓掌，一再要停下来也停不下来。这个会怎么开呢？我把

　　己准备好的讲稿给了蒋经国，在稍微安静的瞬间，他开始念着：

　　“工人同志们！赣县抗敌后援会工界分会现在成立了，这是赣州工人的喜事！工人们在

　　《抗战建国纲领》的号召下站了起来……。”

　　话没有说完，掌声就没完没了，根本听不清台上说什么，台下的说话声，大嗓门的还压

　　过台上声音。接着，不用台上领呼口号，台下竟群呼着：“为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奋

　　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了一会，我跑上前告诉蒋经国：“现在选举吧！你念

　　一念名单。“蒋经国在台上念工人的名，谁也听不见，台下最多听到：码头工会的代表、机

　　器合作社的代表……他一看没法，连名单也不要了，伸开两个大胳膊挥一挥，台下不知为什

　　么，静上来了。他就高喊着：

　　“选举委员！剃头师傅来了没有？参加！”台下一阵鼓掌。

　　“挑担的来了没有？参加！还有木匠师傅，撑船师傅……”连我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

　　什么姓名也不清楚，最后，来个一锅煮：“他们都是委员，你们赞不赞成？”

　　一阵狂欢的鼓掌，竟伴着新的口号，喊着：“蒋专员万岁，蒋专员万岁！”楼上楼下，

　　也有人喊起“蒋专员万岁！”

　　到了这个地步，蒋经国才退出大共和舞台。我陪着他，满头是汗地走了。他走的时候，

　　连连说着：

　　“这个会开得太好了，我没有看见过！这简直就像在莫斯科，工人们就是这么个脾气，

　　热烈得叫你喘不过气！”

　　我送他出了大共和舞台的门，赶快回来，好在台上已拉下幕布，准备演剧了，用不着我

　　忙了。我在工人群众中走了一走，他们在等着看后面的演剧。我浑身疲乏，退了出来，踏上

　　回住处的路。

　　现在，我的脑海乱成一团，可是，蒋经国却十分满意。

　　又一想：这怎会是一个组织呢？一窝蜂地选出委员，张三李四都不清楚，一塌糊涂。

　　再一想：这一个队伍，又怎么能作战呢？这是为什么？

　　我正在走着，一位电厂老工人走来对我说：

　　“自从蒋介石清党把陈赞贤杀了以后，赣州工人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集会。”

　　这可把我给提醒了：是应当考虑周到啊！这将是谁的过错呢？我有点怪蒋经国，为什么

　　这样乱七八糟地处理选举的事。

　　最使人吃惊的，又是谁竟嚷起“蒋专员万岁！”是有意还是无意？我终于这么想开了，

　　是无意也应作为有意来考虑。我所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失败了。

　　一个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干脆上赣州公园。做完体操，我想看看蒋经国在不在，再谈谈工界分会

　　的事。哪知，没有见到。倒是遇到周百皆，他是蒋经国的传声筒：

　　“昨晚的会开得太好了，县党部的人毫无办法。小蒋的威望那么高，以后的工作好做多

　　了。”

　　我哑口无言，如吃黄连。赣州公园的香焦叶已开始露出黄色，竹叶出也黄了不少。秋风

　　乍起，凉气袭来，落叶慢慢地往地面一边吹去。

　　是非之辩

　　正当“工人们”对蒋经国表示信任而且呼出“蒋专员万岁”的时候，在蒋经国的神色和

　　言语里，都是很满意的，认为他的威望提高了，仿佛莫斯科的工人爱戴列宁一样。他这一天

　　真、求胜的心理活动，或许因为他没在国内亲身体会，也就不知道自大革命失败以后，斗争

　　复杂性的缘故。我又不好对他说明：这里面隐伏着祸害。我当时是执行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

　　战线的人，又是筹备工界分会成立的，并没有在工人的党组织布置这样的口号，以及类似的

　　溢美言辞呀！因此，很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盛会来制造混乱……

　　果不其然，很快地就有了反应。抗敌后援会的委员们，因国民党县党部占左右一切的地

　　位，竟决定撤换总干事，逼使担任主任委员的蒋经国执行。也就是说：周百皆得换下来。这

　　就表明要削弱蒋经国在群众组织中的力量。蒋经国不好顶回去。周百皆碰见了我，心情沉重

　　他说：

　　“县党部要换他们的人。小蒋没有答应，只好从专署调一个搞司法的科长范魁书来接我

　　的工作。”

　　我为提请他注意，对他说：

　　“他们采取进攻了。这不是一个县的想法，而是省里有后台。”

　　这是十分清楚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就是策动的总机关；他们连蒋经国

　　也不怕，是要拉他倒退。蒋经国呢，己意识到这么做，很明显地是在开始拆他台，虽然不高

　　兴，但也用比较委婉的方法退了一步。

　　这个时候，配合行动，谣言四起，竟传到重庆：“赣州变红了！共产党准备搞暴动！”

　　“蒋经国在赣南搞苏维埃，准备赶走熊式辉……”

　　这些谣言是有目的的，蒋经国明白不是事实，但也很不愿重庆方面听到，特别是他的父

　　亲听到，以免引起不愉快：因此，不能不示退以利工作。周百皆又说：

　　“小蒋决定调你到动委会，担任督导股长，负责国民月会一类工作。近在专员公署，有

　　些事他比较好与你商量。”

　　就这样，我离开了抗敌后援会到动员委员会来了。周百皆呢，他的更多力量，花费在为

　　蒋经国办的救济事业了，如成立难童学校，后改名义童学校，是收容从各成区抢救出来、失

　　去父母的孤儿……

　　这一变动，一经我向江西省委汇报，很快就领到这么一个任务：一走要做好蒋经国的统

　　一战线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于是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归我负责，江西

　　省政治讲习学校、青年文化服务社、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工队等党支部归到这方面来

　　了。而我在动委会的得力助手是党员葛络，他负责宣传股。蒋经国好些对外发表的文章，大

　　多经他起草，他与蒋经国见面比我多。一些不便由我提出的事，就交葛络办理去了。

　　动员委员会设在专员公署内。专员公署是利用一座旧庙改造的，后面是西津路，开成正

　　门。一般的国民党的机关，迸门的照壁，不是画青天白日，就是写“礼义廉耻”或“诚”的

　　字样。可蒋经国觉得那样太腐旧，决定换一换门面，就找政工队搞美术的俞亮前来设计。俞

　　亮提出好几个方案，蒋经国终于采用画两只手握着的图案，不用文字说明，表示“精诚团

　　结”的意思。朱砂红底，用黄色钩出双手，很鲜明，也生动。我进出动委会，以及所有来专

　　员公署办事的人，都可看到。更彻底的是，蒋经国下令不用带武器的警卫，门口只留一般的

　　传达人员。

　　蒋经国的这个做法是年轻人进步向上的一种表现，从动机上说，很纯良、坦诚、炽热，

　　应当说可以理解并应加以赞许。这一类事，他认为是小事，想做就做，不和什么人商量，连

　　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个性是说了算，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哪管非常的闲言絮语。

　　照壁上的两只手，在两边的修竹、夹竹桃叶的映衬之下，更显出又庄严、又有力的气

　　势，至少使得官衙门的味道少了。

　　这两只手，又是代表什么呢？群众说：就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吧！不知蒋经国是不是这

　　样想，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只有团结、合作，共同抵御人侵之

　　敌！

　　没想到，这竟变成反对抗日者谣言之源、中伤之据：只有共产党的机关，才不要“礼义

　　廉耻”、青天白日……

　　蒋经国原来并不在意，终于重庆传来询问有没有这回事？为了回答没有这回事，才把两

　　只手抹掉，改用一个“诚“字。当俞亮正在用笔涂抹的时候，我与他正议论着，蒋经国从外

　　面来了，一见就冲着我间：

　　“你觉得可惜吗？这么好的画。”

　　“有的人不习惯，改一改也没有什么，不图形式，要有内容。”

　　“对，对！要有内容，诚也是内容。”

　　他边说边走进去了。俞亮笑着说：“看小蒋有时比我们还天真，叫我画了又改，白费气

　　力。”我忙说着：“不不不，你的画了不起，风传到抗战的神经中枢，值得！”说着相顾而

　　笑，看着蒋经国闪进门去的背影。

　　那时，我们办了一个《动员旬刊》，上面经常刊登一些县委、省委同志们有关宣传党的

　　政策的文章。这个小小刊物，办得很出色，短小精惮，很受读者的欢迎，范围超出赣南以

　　外。读者对一些已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以《动员旬刊》的言论为准。可是，蒋经国

　　有一回到动委会里来了，看一看，然后说：

　　“文章短小不错，用党国要人如粱寒操等的言论，宣传抗战救国纲领也不错。可是，里

　　面有些东西，你们的方法太笨。”

　　还没等我们解释，他又接着说：

　　“陕北的《新中华报》上的文章，你们怎么竟一字不改地转登了这不是自找麻烦？其

　　实，拿过来，改一改，行文不一样，不是更好吗？”

　　“真是好主意，我们就是太笨。”

　　我和葛洛都天真地笑了起来。

　　蒋经国似乎不满足《动员旬刊月》这个小刊物：“《动员旬刊》太小不小了，影响不

　　大。赣南光一个刊物不行，哪能动员舆论？还是办《新赣南》月刊吧！这才显出力量。”

　　这就是他的想法，说说就走了。可从他的这一席话，可以看利，他很注意政治，也把报

　　刊看得很重要。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统区的不多，他居然能看见，很仔细，真是有

　　心人呀！尽管如此，他的一席话，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将文章改一改，意思表达出来，

　　却抓不到小辫子，看不出是延安来的文章。《动员旬刊》以后就这么办了，例如苏德签定

　　《互不侵犯条约》，怎样分辨正义与利害的关系，文章就这样改写发表了。现在已过去四十

　　余年，一点不感到是“昨日黄花”，还可以见到党在工作上所留下的业绩，完全经得起检

　　验。在迭个刊物上很尊重蒋经国、支持蒋经国。我就在这上面写了一篇《巩固与扩大三民主

　　义新赣南的创造》，在二十五、二十六两期刊出，多少带点纲领性，正符合他的动员舆论的

　　愿望。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大约是两

　　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假进步以欺骗人，

　　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

　　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辨》，登在《新赣南》上。这篇东西，我认为辨与不

　　辨，无补实际，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心境而已。

　　一天，蒋经国找到我问：“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间有什么反应？”

　　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

　　那样，总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

　　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他哪怕只做了某

　　一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减少。蒋经国继续说着：“我不能放弃新赣南的建设，说到就做

　　到。”

　　“这个很好，多从实际考虑吧？”“考虑什么呢？”我终于说了一些新的动态，有些青

　　年对他有点失望，什么都迁就，进而语重心长地直说：“你得依靠青年，放弃他们就没有冲

　　锋陷阵的人。”他很简单他说：以我再来一篇《是非辨》，剖剖我的心。”我笑了：“这就

　　没有必要啊！只要以后做得多、做得对，也就解决了。”“我得表示。”，“表示什么？”

　　我建议他不再发表文章，而他还说要表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沉默了一阵，移身打开箱

　　柜，抱出一摞16开的蓝色本子来，完全是线装，封机上贴有题签，写着“日记”两字，堆

　　在我的面前。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心想既然拿出来了，就是让我看的意思。我当即打开来，原来在

　　印有10行红线的本于上，用毛笔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不苟。再细看下去，是蒋经国在苏联

　　所写的日记，我说实在话，真是吃惊不小。我所想象的，他在苏联一定用俄文书写，即使用

　　中文，也一定是钢笔字。哪里知道竟是毛笔字，整整齐齐。我对他的行文，仍使用中国传统

　　的毛笔书写而一如中国的古籍，加上线装，不能不钦佩。我的这个内心，他当然不知造。他

　　说：

　　“我想挑一、二篇出来发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是生活的记录，并不涉及当前的政治，若以过去政治态度所写

　　的日记来发表了，无异这么说：“我没有变啊？”这是一个以表心迹的办法。我马上表示：

　　“这个方法很好，先在《新赣南》上登，然后在别的地方也转发。”

　　“你挑吧！“

　　“我没有全看，怎么挑？我看你先挑，然后再定哪一篇。”

　　“你说我怎么挑？”

　　“政治色彩、生活气息都得有，使人能看到你要与共产党继续合作，不搞倒退。”

　　这么一说，他大约问意了，就挑了二三篇，因为都很短，我很快读完就说：

　　“就用《石可夫农村》这一篇吧！”

　　当时，我认为这篇东西是很感人的，也表现了蒋经国纯真敬老的本性。难得的地方就在

　　于，对给予他帮助的老农妇念念不忘！内容是这样：他下乡到农场，起初遭到冷漠，常被。

　　讽刺，后来共同劳动了，晚上让他睡在车房，浑身酸痛。他写着：

　　“睡到半夜，一个68岁的老妇人，起了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

　　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

　　“‘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疲倦了，明天我来！’”

　　“‘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草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

　　－同去吧！’”

　　最后：

　　“草房门外面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

　　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

　　苹果，有的拿着鸡鸭。”

　　“斯客络平宣布开会致欢送词。”

　　满怀对慈妇人感激的心情，据说第二年蒋经国曾去看她，可惜她已经死了，怅怅无已！

　　我也很欣赏这一篇，就找人去抄了出来，在《新赣南》月刊上发表。为了使这一篇东西能在

　　别的地方发表，我把它转给在桂林的《救亡日报》。过了不久，终于登出来了，或许能让有

　　些人知道：蒋经国自己虽不否认他是一个青年，但也确有青年经受考验的一股锐气。

　　这般建议

　　根据蒋经国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街头巷尾，特别在汽车站、轮渡码

　　头、墙头上都刷写了标语，没有墙头的就用木板，标出要做到“五有”，就是：“人人有饭

　　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出来的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要动人得多。这就是让人们知道的“三年建设计划”的内容。至

　　于怎样达到呢？只是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呀！什么“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

　　甚至几百几百万人来工作呀！”不见什么具体措施，连个具体促进的机构都没有，至于达到

　　什么指标，更是无从淡起了。

　　不过，这个口号，总算很动人，与别处相比，有一新耳目的感觉。这个口号，自然是蒋

　　经国的四大秘书的产物。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共产党员与一般公务人员，都毫无所知，没法

　　参与。蒋经国不会找共产党商量，也不知哪里有共产党，也不想借助共产党员的力量。于

　　是，我这个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无从插手，就变成在看他演戏了。那心情、那滋味，确实

　　不一样。谈吧，他早就什么都决定了，没有筹划周章的余地。不谈吧，这么在大一件大事，

　　几乎是孙中山提出的远大理想，早知道“革命尚未成功”，作为“建国方略”搁在案头。而

　　赣南却要一下子实现，没有政治局势作保障，没有充分的财力和人力的组织工作的保障，谈

　　何容易！事实上面临许多挑战，搞不好，前功尽弃。虽然喇叭可以吹得很动听，却无补于实

　　际，无助于赣南的“建设”丝毫！

　　这是明摆着的事，涉及中国的前途。如果没有共产党参加，那将什么也作不成。只因有

　　国共合作，抗战才像个样。在赣南，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多，如果不是国共合作，就什

　　么也办不好。现在，他满以为以他一己之力，最多加上一批年轻人，就能大功告成口还没有

　　开始，便可预见前景了。

　　我清楚地知道：党的政策，是帮助他，一要做到国共合作，不在名义，而在实际；二在

　　确实做些有利抗日救国的工作，最低不能让他开倒车，能有一点进步就算一点，坚决支持。

　　我们说的三民主义，与他们说的三民主义，在具体工作上还有先后之别，先解决“东南

　　防卫”，然后，方谈到所谓“建设”。实际上无非安定人民生活，使之能服从抗战的需要。

　　在战争时期，没法单纯地搞“建设”。

　　这一认识，与江西省委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急了组织部长唐敬斋，几次问我：“该怎

　　么办？”我说：“他在明处，咱们在暗处，就是一个客卿的地位。”唐敬斋觉得也很好笑，

　　说着：“我去看蒋经国。”“以什么身份？”“先以个人的名义，他对我这个暨南大学学生

　　还有感情。”“那我就给你吹吹风，择日去登门。”

　　我没有专门去找蒋经国，还是顺乎自然的好。有一天早晨，他经过动委会的门口，停了

　　一下，把头探了进来，两只眼睛晶晶发亮，落在章亚若身上。她刚上班，坐在门边的办公桌

　　边。他一改爱说的“喂！老表”，而用“喂！我的好同志，这么早！”章亚若是个女的，听

　　到一句“我的……”显得十分腼腆，把一个少女弄得涨红着脸，轻声地说：“你把我吓一

　　跳，蒋专员，有事吗？”她不在三青团而在专署里，只好随其他的署中人这么叫了。蒋经国

　　毫不在乎，也不觉得歉仄，说完便罢；也不置答，转过脸就说着：“没有事，你们好！”他

　　还没有走，我在办公桌旁站了出来，忙向他大声地说着：

　　“蒋经国同志，你记得唐敬斋吗？”

　　他愣了，思索了一下，然后方从脑海捞起来似的回答：

　　“当然，记得！这个猛汉，他怎么啦？”

　　“他经过赣州，要来看你，”

　　“来就来嘛，还要先通知？”

　　这意思是多此一举，以表明他不是什么官僚。我就只好解释一下：

　　“不是，我在街上遇见，他对我这么说，又不知哪天来。”

　　“要来就来吧！”

　　蒋经国用人谈话，都是很利索的，绝不含糊两可。他表示态度，是或不是，都很清婪。

　　这是他的特点，和他商量什么比较好办。我转告了唐敬斋，请他来。

　　过了几天，唐敬斋登门来了，他直接到蒋经国的住所，从午后二时谈至五时左右，日影

　　已经斜照，才告一段落。当唐敬斋出来的时候，听见蒋经国说：“你要时常来，有什么不好

　　谈的！”然后就分手了。他们谈些什么呢？我没有去打探。后来我碰到唐敬斋才问：“跟蒋

　　经国谈得怎样？还是个人身份？”“不！个人就没有那么多话好扯！我就给他亮明党的态

　　度，好让他放心，放手做好工作。”……啊！原来如此，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党跟他作的一

　　次正式接触。可后来我见到蒋经国，他却不讲正题，用别的乱问一气：“你们是同学？”我

　　笑了起来：“南辕北辙，我是广东人，他是四川人，我在北平，他在上海……”他仍然把我

　　与唐敬斋不分开他说着：“你们都是年轻的，难得都在江西，难得干同样的工作。”这个话

　　里有没有其他的意思，我没有问过唐敬斋给他交了我的底没有。总之，蒋经国从此以后，不

　　再像以前那么随便、随和了；一跟他谈工作，总好像有一条线牵扯着，难免正经八百地，当

　　然我也没有去介意这些。

　　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

　　事出有因，蒋经国的计划遭到挑战了。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赌禁娼，抓走私、捕好

　　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而这些之中，按他的说法，奸商

　　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这件

　　事，轮到黄中美和许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下令抓了几个好商，关在牢里去了。煞煞

　　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

　　在一个星期天，很多人打球儿去了，我没有外出，蒋经国不休息，到署遇见我了，心中

　　的事儿难免外露出来：

　　“你们广东人狡猾，做了奸商，躲在后面，却把老表推了出来。现在抓来的，好多人来

　　求情。放吧，物价还要波动；不放吧，关人真不是办法。”

　　又是广东人，作为喜笑怒骂中纵情之词，容或有之；但作为人好歹的标准，有点只知其

　　表，不知其底，就不免成为笑柄。于是我就说：

　　“我这个广东人就不狡猾！哪个不想捞钱啊？反正你治标不治本，尽演《捉放曹》。”

　　这种事我从不理闻，也就随便这么一说，他一听了好像击中要害，抓住不放了：“有什

　　么治本？”我说：“许秘书就是专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很懂很熟，为什么不试一试？”

　　他说：“那是苏联！”我又说：“也不是以前有现成的经验。在这以前，都说资本主义发达

　　的国家才会暴发革命，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闹得最热烈，偏偏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来个

　　一国首先胜利。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听听，沉默一下，也就进

　　去了。经济上的事，我也外行，说说便罢，并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发生实效。

　　过了几无，见所有的人，都被调动去发赣州城里的“镇民购买证”。按报户口的给，没

　　有户口的不给。有了这个证，可以到粮食公店去买公价的粮、酒、盐、油……等用品。至于

　　不愿来买的，请便。这下子物价就平复下来，群众有了生活上的基本所需，即使有奸商操

　　纵，也不起作用了。

　　这在今天，就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不过，在那时可是新鲜的事儿。蒋经国接受

　　了挑战，知道许季元想出来的，犹豫不决，直听到我的所言，才办了起来，一举得胜了。这

　　件事，确实可嘉。我为此写了篇《赣州的交易公店》，表彰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桂林《国民

　　公论》上发表了，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蒋经国的政绩。

　　又一个挑战是变救济为动力，犯人坐吃山空，蒋经国仿效苏联的办法，办起强民习艺工

　　厂，让犯人都劳动。

　　又一个挑战，不是要人人有饭吃嘛？确实好多穷人没有饭吃，于是鳏寡孤独残的，每天

　　就到“救济食堂”吃饭去……

　　对付这些挑战，都需要钱。钱从何而来呢？靠盐、烟、酒的专卖，也靠外面捐助的救济

　　款，包括华侨的，以及重庆的儿童福利基金等等。此外，还抓奸商，要罚款、要捐款……因

　　为在赣州，是东南联接西南的一个腰站，商贾云集，确实可以得到钱。金钱万能，解决了问

　　题。

　　蒋经国还笑着对我说：“还是商人有钱。”

　　这钱，看怎么用！在赣州，又掀起一个高潮，叫祝寿献机活动，就是捐钱为他父亲庆祝

　　寿诞。说得好听，所得的钱是拿去购买飞机，加强军事力量。于是，蒋经国全家出动都为这

　　个工作努力。

　　就在专员公署、动委会和保安司令部的范围内，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走向群众，拿着捐

　　款的红簿子出现了。她说着普通话，遇着公务人员，一个也不放过地说着：

　　“爱国抗日，祝贺领袖，捐款为乐，无上光荣。”

　　这样，效力显著，每个人在她的热情感染下，只有多捐没有少写，已捐到的数目很可

　　观。蒋方良对我说：

　　“要到陶陶招待所、广东酒家去！那里摆了酒席，蒋专员在等着哪！”

　　第二天，蒋方良又上出动了，一手拿捐款的红簿子，跑到富人面前，一手要人写捐款，

　　这下数字猛增。这些工商巨富，在酒溢杯外的时候，见一个不同肤色的人前来劝募，确实想

　　也没有想到，写点，或者多捐点，总比被戴上奸商的帽子强得多了。正因为这样，购一架

　　“赣南号“的飞机，已经没大问题了。

　　这件事，蒋经国一回来，兴奋地向我说：

　　“三民主义新赣南的民众力量显示出来了，蒋总裁一定高兴，中国有这样一个领袖，国

　　民之福。”他已学得一些新的语言了。我谛听着。接着，他又高兴他说下去：“三青团宣布

　　献机祝寿，已准备了戏，学会了歌，不会错的。”

　　蒋经国多么欣赏这件事啊！我就必须看看听听了。一上大街，看到不论是陆象山路、还

　　是王阳明路，几条大街上都有宣传队在活动。

　　到了诞辰的那一天，先在赣州公园举行庆祝会，然后列队在大街上游行。高举着“赣州

　　各界庆祝总裁诞辰献机运动”的横标前导，这也是国民党的其他要人所没有的和看不到的。

　　蒋经国蒋方良两人在横标下面，带头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放着鞭炮，在口号声中游行开

　　来。在这个队伍里，有高呼祝寿的口号，也有与祝寿毫无关系的口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至于两旁的观众，那就更热闹了，互相争看蒋经国夫妇。

　　这似乎带有出奇的号召力，要不，就不至于出现万人空巷的局面。我们都是队伍中的，

　　就让蒋经国带领着行进吧！这将是一个什么反应啊？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么做是成功呢，还

　　是失败？真有必要摸一下新的情况了。

　　蒋经国的头脑是很热的，真的认为这是得意之作。据说受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夸奖，说

　　是把赣南的建设搞得好，纳入正轨了。他似乎也有点忘乎所以了，溢于言表，乐融融地自

　　陶，竟有时像小孩子一样快乐得边走边唱起歌来。

　　我一直到他比较冷静以后才到他的住处，不等我提出，他就向我滔滔不绝他说道：

　　“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第一个成功，就是祝了寿，又献了机。民众同心一气，领袖领

　　导有方，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有了把握。”

　　我顺水推舟地问：

　　“这么做，赣南三年计划，可以实现吗？”

　　“能，能，能！”

　　铿锵的声音，像钟连打三下。

　　这就可以看到，他说着说着，陶醉在美好的幻想之中。

　　风云突变

　　过了些时候，三青团从重庆来了一批人，大肆活动。他们集会，他们唱歌，最奇怪的是

　　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却举行火炬游行，每个人穿着整齐的蓝色衣服，一律佩“三青

　　团”的臂章，非常划一，高呼的口号，也很别致。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党。”另一边答

　　呼：“中国国民党。”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主义。”另一边答呼：“三民主义。”一边

　　呼：“中国只有一个领袖。”另一边答呼：“蒋委员长。”有点像德国的法西斯捧喝团。中

　　国不是有“蓝衣社”的说法吗？看来就是这么样来亮亮相的！

　　这么个另外的一套，席卷来了。我住在动委会里，不免看到专员公署的门上，又多了这

　　些人的足印。这时的蒋主任欣赏不欣赏这批人马呢？这个问题，用不着去亲自问他的，观其

　　言，察其行即可。不意竟遇见蒋经国来了，看到他的兴趣大大提高，并很有把握地说：

　　“这番人多了，好办事！”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赣县也和其它后方地区一样，积极组织力量开展募捐等工作，支

　　援前线。蒋经国还亲自带领一个慰问团到大庾岭去慰问。

　　1939年下半年，这时赣县的三青团几乎已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趁蒋经国去

　　重庆之际，他们采取了“行动”，先是扣留了在团内工作的朱承熙、王重实，接着由一个叫

　　江海东的带头，手提木棒，气势汹汹地砸了“青年文化服务社”，绑走了那里的工作人员。

　　他们像法西斯匪徒一样的行为，使赣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赣

　　州。

　　这时地方上，国共合作已经到了三岔路口，但看蒋经国回来是怎么个态度了。

　　蒋经国姗姗回来了！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威风凛凛。伴随他同来的，有侍从室一个团的

　　兵力。干什么来呢？为的保卫他而来。于是专员公署门口，再恢复有正式携带新式武器的人

　　站岗了。

　　蒋经国回来后，我没有见到他，葛洛见到了，但是他的办公室搬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

　　方。后来知道，为了加强战时警卫，他搬到保安司令部特务室那儿去了。为了加强战时的警

　　卫，“黎民百姓”算不算在内呢？赣州还是后方之地呀！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立即去向江西省委报告，已经面临抉择了。已经到了撤退的时候了。

　　天气阴霾的一个下午，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葛洛，他急忙地拉着我到青年会的茶座，

　　告诉我印染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大街上，到处乱闯，

　　引得商铺做买卖的和附近的居民，惊慌不迭。正不知什么事，见后面追赶的人握枪把他押走

　　了。用不着说，便服抓人，除了特务，没有别人。“又抓共产党了。”这下子传开了。怎么

　　办？要不要撤退？我还有点书生气：“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哪知我一回专员

　　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他是常见的熟人）光临了。来人一反常态，推门进来

　　就说：

　　“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

　　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个士兵手握武器，我就完全明白了。

　　于是，我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我的前后。还一股劲儿说宽慰

　　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简直上下对搭不

　　上词。穿过昏暗的街灯，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

　　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甘时鸣已经在里面了，用不着说什么，

　　到此轮到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我值不得回答。

　　这一夜，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

　　瑢，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

　　过了两天，我们被转到强民习艺工厂去。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

　　南的功绩之一吗？我们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我们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等候变

　　蛹，以后要破茧出来，还要产子，子子孙孙，无穷期也。这也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蒋经国

　　当然知道，让我们“委屈”。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我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

　　托他们带走了我写的报告。我说要撤退，我们要越狱而走。可是江西省委的指示却是：不准

　　撤退，坚持斗争；还委任我为狱中党小组长，要到泰和的马家洲集中营去发挥作用。

　　我们遵命。

　　从此，我见不到蒋经国了。可是很快传来他对这件事的关心。据说中统向他开了一个黑

　　名单，有黄中美、许季元、高理文、周百皆、葛洛、雷宁……一句话，要他逮捕。他不肯，

　　讨价还价，他们的担保从四大秘书截至葛洛止。葛洛是他直接聘请的，虽然君子之交淡如

　　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进牢里，所以就从雷宁起。而我呢？自送上门到赣州来。他也许知道

　　共产党员为工作不计较这些，就同意从我逮捕起。因此我被“请”来，却听不到他的“谈

　　话”。参加了这一次演出，算是在革命斗争中不可免的一个过场吧。我说过：这是政治斗

　　争，没有什么奇怪。不仅是蒋经国，换个张经国、李经国，也是同一个样。这里从个人讲，

　　谈不到什么。然而，我要说的，蒋经国还有点儒教精神，还表现了他好的风度。

　　葛洛是他们聘请的，，却是我领导下的一个党员，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可是，我

　　被逮捕以后，蒋经国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不是自己统治下的自由天地

　　里去了。

　　还有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的家属找他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

　　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不管是敷衍还是真心，也不管是假的还是不得已，总之，他

　　出来与家属见面，安抚从敌占区流亡的父亲一行，毫无顺蔓拉瓜，或斩草除根之心。还算懂

　　得“阶下囚，礼如宾”。

　　我终于到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做我们地下的党小组长去了。这好比驯虎者敢于把头颅放

　　在老虎嘴里，被咬，不难；不咬，知是驯虎，并无射虎杀虎之心！共产党员就是驯虎者，说

　　不知道死是假的，说敢干不怕死倒是真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岂不可笑？这在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叫三次反共高潮所出现的事件。

　　深切期望

　　时间一晃40多年，我当年20岁挂零，蒋经国比我大得多，现在已经作古。从大陆看台

　　湾，海陕两岸，遥遥相隔，我不觉有时想起过去的一切。对于蒋经国，难忘的友谊，常使我

　　回忆往事，实话实说，不外让后人多知道一点。

　　当年同在赣南的，已经月明星稀，就在专员公署这个几百平方的地方之内，死的已经死

　　了，活着的还有葛洛、魏晋、金重民、喻诚然、伍云华、罗琳……他们知道的不会比我少，

　　可以各说各的吧！有一回，我与葛洛说：“如果小蒋回来当大官了，我们相约再一次在他的

　　手下工作，一同到他的公馆吃一顿，叨叨台湾，那里也是我们该去看看的地方。”这个愿望

　　现在已成为梦幻了！读台港报纸常见：“大陆对台湾是共产党的统战阴谋。”我有时觉得有

　　趣，我在赣南搞统一战线，有什么阴谋啊！我不妨这么说吧：如果从爱国主义的大义出发，

　　台湾也可以这么来做做大陆的统一战线。让我们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同是炎黄子孙，快

　　结束分裂的状态吧！愿我们能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再以同志相称。

　　（原载《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