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chm+t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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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chm+txt+pdf

帖子消灭斧头帮 » 2012-06-30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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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前言
第一章 受命中南海
第二章 初到香江
第三章 中英谈判内外
第四章 “统战”之战
第五章 展开“两翼”
第六章 未来政制的争议
第七章 短暂的合作
第八章 北戴河风波
第九章 让明珠更炫目
第十章 香港经验启示录
第十一章 敏感的城市
第十二章 两岸之间
第十三章 国际交往的舞台
第十四章 “六四”风云
第十五章 中英关系的新低潮
第十六章 去国前后

许家屯揭密:金尧如助我出走
定居南加州奇诺冈的前中共高干许家屯打破沉默,披露当年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协助他出走的内情。这是许家屯在家中卧室接受采访的情形。(本报记者李大明摄)

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1923-2004)遗照。(取自香港「经济日报」网站)

香港回归前的中共驻港最高级官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即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许家屯出走海外、定居美国南加州倏已17年。其间一直深居简出,行事低调。日前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破沉默,会见媒体记者,畅谈他对香港回归十年的感受,同时对1993年出版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作一些必要的补充。

世界日报报道,当年已经失去权力、面临困境的许家屯如何能摆脱「组织」的耳目,顺利出走,向来是外界至感兴趣的话题。在上述回忆录中虽已提及离港来美的经过,但作者为保护有关人士的安全,行文中不得不多所保留,语焉不详。许家屯这次所作的「补充」,终于揭开了那层神秘的帷幕。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最后一章「去国前后」写道,1990年4月下旬,获悉北京高层决定对其整肃的许家屯下定了出走的决心,于是致电「相识多年的一位信得过的老朋友」,请他从香港到深圳来面谈。翌日一早,朋友如约前来,两人在新华社的深圳基地见面,许将打算避居美国的计划如实以告。这位「信得过得老朋友」,就是时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兼总编辑、2004年病逝于洛杉矶的金尧如。

比许家屯年轻七岁的金尧如既是资深报人,也是早年参加中共的老干部,四○年代末曾奉派前往台湾,协助蔡孝干等组建中共地下党,准备接应解放军攻打台湾,后事败撤到香港,接掌重组的「文汇报」。金尧如在「六四」风波中同情民主运动,立场与许家屯相近。当时「文汇报」不理会北京的警告,以「开天窗」方式刊出只有「痛心疾首」四字的社论以示抗议,金尧如就是主事者之一。

许家屯说,金尧如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立即答应帮忙。金回到香港后,就到港岛花园道的美国总领事馆为许申请旅行签证,希望美方批准许4月28日赴美。因事出突然,美国总领事「不敢相信有这回事」,后经请示美国国务院,29日才答复同意,按特殊个案处理。

金尧如将情况用密语(「28日东西买不到,要30日才有」)电告许家屯,许遂于30日晚由小儿子陪同,经深圳罗湖海关出境。过关后如常搭上火车,但只坐一站,便在上水下车。金尧如依约在站外等候,亲自驾车将许家屯带回香港家中,歇息一夜。

当晚,许家屯在金家给中共领袖邓小平、杨尚昆及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中央常委有人(指江泽民与李鹏)要置他于死地,不得已暂时避居国外,旅行休息。许家屯并在信中保证:赴美后不寻求政治庇护,不泄露中共机密,不会见媒体,不与民运人士接触。但同时声明,若江、李对他与他的眷属实行打击报复,他将无法信守这些诺言。

就这样,许家屯于1990年5月1日在香港启德机场登上前来美国的班机,直飞旧金山,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成功出走海外的最高级别干部。许家屯忆述,登机前发现港英当局保安部门作了各种特殊安排,这说明美英双方已提前协调,为这位中共高官来美开放绿灯。

金尧如在「六四」后不久即声明退出中共,与北京分道扬镳,后来也流亡美国。1993年,金得知许家屯即将出版香港回忆录,表示希望笔下不要出现他的姓名。许家屯说:「我当时郑重答应了他的要求,请他放心。现在他已不在世了,我公开这件事情,藉以感谢他的帮助。」

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曾表示,如果大陆政治上一旦「清明」来临,将会披露帮助过他的朋友的大名。这位91岁老者的头脑里还深藏着许多机密,包括中共驻港机构内幕、情报网络、对台工作关系,以及经由何种管道得知江泽民、李鹏准备对他下手等等,许家屯表示,对这些事情「还必须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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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消灭斧头帮 » 2012-06-30 13:00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許家屯 
       第十四章    六四風雲愛國怒潮 
 △       將香港攝制學運錄像傳送趙紫陽 

 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牆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寫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運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來風嘯滿樓之勢。我在香港也強烈地感覺到,一場攻治風波即將來臨。我要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門收集,并整理香港社會和國際反應,開始探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國務院提供外界的信息,給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時,能注意外面的反應。 (64memo祖國萬歲-2004)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頭,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沒有一個人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几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情況,大家都讓為這樣處理不當,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長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几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有什麼可怕!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怕見群眾,怕見學生呢?對於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為然。 (64memo中華富強´89)

  北京學生從游行請愿,發展到天安門靜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話,都沒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時適當的處理,形勢發展日趨嚴重,外界反應強烈不滿。我憂心如焚,專門將香港記者在北京錄攝,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運情況的錄像,以及香港傳播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趙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早日妥善處理。趙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表示,比他在北京當地了解的情況要多,要求陸續給他送去。 (頁一一八) (64memo


四月廿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鮮平壤訪問。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北京學運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謊報事實,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畫,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門爭」,定性為「動亂」。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見了楊尚昆,李鵬兩人,鄧聽取匯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64memo祖國萬歲-89)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後,連夜就通知北京市黨政機關傳遞鄧小平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并發電報通知各省市黨委。他并要求胡啟立組織人民日報撰寫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干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斗爭。 (64memo.com/89)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對頭。當時分折,確實有少數外國勢力、反共勢力介入學運,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運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把整個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把問題看嚴重了,對廣大學生和市民來講,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實際情況,也是極不策略的。

  社論發表後,激起廣大干部、群眾強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游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嚴令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游行時,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干部群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學生運動矛頭主要對著李鵬的,社論發振後,情況就變了,開始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干子弟中傳出,「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運動的「升級」迫使袁木、陳希同等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他們堅持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僵硬態度,不僅未能使學運絲毫趨向緩和,反似火上加油。 (64memo反貪倡廉-89)

  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學生始絕食請愿,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全國都沸騰了,嘩然了,不時傳出有學生不支暈倒送醫院的消息,絕食的學生還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嚴峻的形勢,才逼使李鵬出面,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異】。在電視實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點共產黨作群眾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學生代表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說過同學是在搞動亂。」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愿要求,不愿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還表示,他會在適當時候說自己看法,實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運動的「定性」。對絕食學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脅,態度惡劣,令人實難忍受。我與新華社內一些同仁看後,反感異常,認為共產黨相信依靠群眾的傳統,給李鵬全部丟光了。他不出來對話還罷,出來對話後,形勢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64memo.com/89)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干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嚴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勢更大的反抗活動,形勢更加嚴重。北京百萬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消戒嚴令,「李鵬下台」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人打著棋幅參加了,聲勢空前。 (頁一一九)

  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產黨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卷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機、小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參加了百萬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卷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64memo.com-2004)

  新華社內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份,在香港新華社和中資機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不久,新華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黨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我講:「不要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干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几乎全部部長、副部長都巳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几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干部,不僅去參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游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游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不參加,就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系。後來,發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Memoir Tiananmen-2004)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大公報等,我們也采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導,沒有加以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五月廿日,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准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64memo中華富強 / 2004)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覆北京:香港不同於內地,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游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復雜。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台風侵襲,挂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靜坐,請愿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的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號,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頁一二零) (六四檔案 / 89)


卷入核心之爭  △
        趙紫陽後悔人民日報刊四﹒二六社論
        擬請楊尚昆游說鄧小平改變學運定性

  八九年四月卅日,趙紫陽從平壤訪問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并把香港傳媒界反映這次北京學潮的許多材料、錄像帶,帶去北京給趙紫陽。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他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

  他一問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這是愛國的運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干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後的主管人員,這些人改革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員,不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入、參與,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為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鄧小平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64檔案 / 89)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絕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的危機。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了給我,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愿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求廉政,反對貪污,反對『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備向常委建議,采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持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干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干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准備寫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游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學生團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近】。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 (64檔案´89)

  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里去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准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里面,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頁一二一)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約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里見了面,我把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贊許【同】。趙紫陽這個講話中,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這是一場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的說法,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他還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話,來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64memo.com-2004)

  後來,我知道,趙紫陽的講話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的秘書鮑肜起草的。常委討論時,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趙解釋了一下,表示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異】」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 (64memo.com´89)

  與楊尚昆談話後,我打電話告訴趙紫陽,他又約我當面細談了我同楊尚昆談話的情況。趙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談過了。但是他沒有講效果如何。

  當時趙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亞銀官員的講話,黨內反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趙紫陽對當時的形勢估計都過於樂觀。趙當時對我講:「看來,這次學生運動還可能推動改革。」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於處理學生運動的基本方針(沒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并討論了香港、澳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趙紫陽在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共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趙紫楊的談話內容。 (64memo.com/89)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几天,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備几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部份工作人員,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曉時,几個人扶一或抬一個,把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場,進行對話活動【異】。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無能為力了。 (六四檔案 - 1989)

  五月十五日,蘇共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志著中蘇兩黨關系實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系的恢復,我們兩黨關系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著趙紫陽又講:「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64memo.com / 89)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几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同】。 (64memo.com-2004)

  果然,不出預料,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仍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凌晨,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異】,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并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64檔案-89)

  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為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 (頁一二二)

卷入核心之爭(2)  △
        李鵬下達三條指示 照傳達但保留
        北京開槍共黨變了 下決心要退休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於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徊異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的公安警察巳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煩,下飛後偽裝稱是醫生【近】。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干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干部會議,心里已有准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64memo中華富強´89)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里見我。

  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巳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几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几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那几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巳停職。小平同志講,巳經沒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64memo.com´89)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響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并說:「几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復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64memo反貪倡廉 - 2004)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特別關心中銀擠兌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系?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凶,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氣慨。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無趣而退。 (六四檔案 - 2004)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內地不一樣,處理方法也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問題。前文巳述,我這是受海南省書記許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能盡快批淮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復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那一套,推托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64檔案 / 89)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干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并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并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開槍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的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干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盡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并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64memo祖國萬歲´89)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趙聽了後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頁一二三)

人心大變化  △
        今日北京明日香港??道出香港心態
        爭取人心遭到打擊??地位空前孤立

  「六四」,中國共產黨向人民開槍,群眾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愈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引起市民共鳴。「黑色」大靜坐,「黑色」聲討會,從各種大大小小的集會、游行,以至上百萬人的大集會、大游行,牽動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歷來對政治的冷漠,几近瘋狂地參加運動。過去,「國際歌」、「國歌」為共產黨、大陸人所唱的歌,現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風彩」竟成了香港當時眾人唱的流行歌曲。這種借歌發揮的心態,真使人啼笑皆非。 (64memo祖國萬歲 - 1989)

  受這個運動影響的人數實際還遠超過參加游行集會的人數,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華分社、左派團體內部的當地員工,几乎都參加了活動。我們的基本群眾:愛國學生、工人、共產黨員,包括一些老共產黨員,相當多數都參加了這一活動。右派勢力也舉著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公開參加游行。從大資產階級到勞動群眾,政治上各種傾向的人士,甚至少數外籍人士,都參加了活動,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一種現象:誰不參加這種活動,誰就受孤立、受歧視。 (64memo.com´89)

  實際上,香港這一活動具有兩面性。一面是廣大群眾表達了空前對中國愛護的熱情,希望國家進一步改革、進步,支持學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愛國運動。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不信任和反對,以及不滿共產黨鎮壓學生,反改革,反進步的做法。

  當然,不排除一些對中國共產黨采敵視態度,企望社會主義中國垮台的勢力從中起影響的一面。但應該講,這不是主要的。

  因為各種勢力、各界人士都參加了運動,形成一個愛國的、反對北京當局錯誤政策的統一戰線,人心起了大變化,使得我們在香港多年爭取人心的工作,亦即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仗我們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地位。???? (頁一二四)

人心大變化(2)  △
     中銀爆發擠兌???三天內提走百七十億港幣
     悼六四死難者???黃文放率新華社員工祭靈

  「六四」北京開槍後,香港市民一直處在激憤之中,不少市民以罷工、罷課、罷市,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股市下跌一千點,市值損失二千億港幣﹔地產物業的市值至少也下跌二千億港幣。也就是說,僅是股市和地產,巳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市民在政治上的義憤無處發泄,就涌向中國銀行擠兌,三天之內提走一百七十億港幣,來勢異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學一批青年學生,擁護毛澤東思想,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被稱為國粹派。現在,這批青年多巳成為香港社會的精英,有的在外國銀行香港分行任總裁、經理,有的任職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他們中一些人聚會,多數人憤慨地主張,乘擠兌中國銀行之機,把中國銀行搞垮。這說明什麼呢?一度他們是香港最愛國、最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竟然發生了這樣激烈的變化! (64memo.com´89)

  當然,擠兌風潮對香港金融有破壞作用,受損害的,最終還是香港市民。工委經過討論,由中國銀行向港英政府和匯丰銀行緊急交涉。他們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發表聲明,匯丰也准備調集一些資金支援。當然,中國銀行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調度,大陸總行也調來資金支援,盡快平息了擠兌風潮。

  六四後,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國領事館外大排長龍申請移民,不少內地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開在領事館外排隊等候。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外逃的消息,也不時傳來。

  香港的公司企業遷冊風潮又起。連一向表示不移民、不遷冊的李嘉誠,也改口聲稱,是否遷冊,由董事會決定。

  六四之前,新華分社門庭若市,就是請愿游行期間,接觸面也很廣。「開槍」之後,一下子冷清下來。很多一向同中國關系較好的人士,都開始疏遠﹔連平時和中方關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見面了,他們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離。一些商人紛紛停止與國內的生意,甚至把辦事機構從內地撤回。

  六四後,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學運的團體,在新華分社大樓的對面設靈堂,祭悼六四死難者。行人經過,都參加吊唁致敬。鄭華很緊張地告訴我,黃文放帶頭搞了橫幅,准備率領社內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員去靈堂祭靈。黃文放是對台工作部部長,前次部長們的簽名,也是他帶頭的。鄭華告訴我,他們對黃文放做工作,勸阻無效。鄭華要我出面再做做黃文放的工作,他去勸阻群眾。我簽應了。我把工委的意見告訴了黃文放,希望他不要帶頭,自己也不要參加祭悼活動。黃文放不置一詞,轉身依然率領香港本地員工,打著橫幅,走出新華社大門,在對面靈堂前做了祭悼活動。鄭華的勸阻工作,只在少數內地來的員工身上產生效果,他們沒有參加祭悼。 (六四檔案-2004)

  四個月來,新華分社大樓,以及對街體育館的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大字報和漫畫。「六四」一個多月後,我們徵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備由新華分社員工自己動手洗刷乾淨。由於貼大字報所用的膠水,洗不掉,行政處就請中資機構下屬的清潔公司幫助清洗,當然也是要給錢的。但是「左派」機構的清潔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華分社大樓驚壁上的大字報,堅決不肯接受。 (64memo中華富強 / 89)

  圍棋國手聶衛平要去東南亞參加圍棋比賽,途經香港,與他同行的還有浙江省的撟牌隊。我邀請他們在新華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約他們下什四點鐘就到,因為我也喜歡下圍棋,想藉機向聶衛平討教。聶衛平和其他人下午四點多就到了,撟牌隊的隊長需在九龍辦一點事,會晚一點來。我們一面談話,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點,他才到。問他為什麼這麼遲?他講,在九龍叫「的士」(出租汽車),的士司機聽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華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車而去,不肯載他,連叫四輛的士都如此。 (64memo.com/2004)

  後來,他只好請一個過路人幫他叫車,只講地址,不講是新華分社的地方,這才找到一輛車載他前來。我和聶衛平聽後都十分震動,沒想到,連的士司機這樣的基本群眾,對我們都持這種態度。

  六四後,為爭取港人恢復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領導班子的政策,我積極徵求港方中國上層一些肯接近我們的人士,鼓勵他們訪問北京。包玉剛、李嘉誠同意去北京,但只見鄧小平。我同意為他們安排,包、李也先後見到鄧小平。他們回來後都和我聚會,談了會見情況。包玉剛談及鄧小平對英國政府持強硬對強硬的態度﹔李嘉誠則語焉不詳地表達了他的憂慮:「如鄧先生而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鄧先生而言」,是和包玉剛講的同一內容。 (64memo.com - 1989)

  其他先後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條件是只見江澤民,不見李鵬。我也答應,做了安排。他們見到了江澤民。也有人同意見江也見李,但要求見李不公開,不發新聞。我同樣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羅德丞沒有拒絕,他見了李鵬,做了公開報導。

  大多數去北京訪問過的,不管見了誰,回港和我談及感想,都異口同聲說「北京領導人不了解香港情況」,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說,「他們(指會見的領導人)把香港當敵人看待。」我不便細問,也就很難對這些人做解釋。

  後來李後給我打電話說,江澤民不愿意再單獨見什麼人,理由是如果他們不愿見李鵬,他一個人不方便單獨接見。這樣,約好的几批人士,便遲遲不能成行,又不便將江澤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給他們,只好藉辭拖過去。我深感香港人心變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香港工作實在難做了。  (頁一二五)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北:聯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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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会上树的羊 » 2012-06-30 14:08

那段历史的当事人的话要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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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别问我是谁 » 2012-06-30 14:29

这个许某学习三十六计学得不错,一早就把儿女安排出国,势头不对就开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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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别问我是谁 » 2012-06-30 14:54

「六四」后许家屯为何非走不可?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11日 转载)

来源:亚洲周刊
纪硕鸣/许家屯说,他看到支持赵紫阳的前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在六四后被撤职软禁,加上北京已开始查他,於是在九零年四月短短数天内,求助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取得美国签证,并联络星云法师,直飞美国。 (博讯 boxun.com)


受 累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共前高官许家屯出走美国,并非蓄意已久,而是临时决定,走得很仓促。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许家屯表示,当年离开中国,目 的就是为了有机会可以再回去,「如果我不走,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许家屯更表示,在他之前,海南省前省长梁湘和省委书记许士杰被诱骗进京遭关押,就 是前车之鉴。

许家屯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关系良好,许家屯很自豪地说,两人「不仅属同辈,而且认识上、思想上都一致」。 但「六四」以后,赵紫阳下台,北京开始搞治理整顿。有些人对许家屯的态度也变了,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_堙A许家屯至少得到了十多个对他不利的消息。他曾经 写了一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文章,刊登在《求是》创刊号上,中南海要组织一些批判文章;大亚湾核电站兴建事件,稍遇示威,即想迁核电厂,违背了邓小平 的指示;有港人提出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自治十年,许家屯如实汇报,被指出卖香港等等。

许家屯表示:「当 时我就知道了,另外调动我的工作,要我退休,动作很大,是乘杨尚昆出国访问,在北京突击开会,宣布我退休,新华社正副社长都去了,北京的外交部港澳办负责 人,大大小小参加了二十多个人,宣布我退休。」事后,北京在报纸上公布: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免去许家屯的职务,由周南接任。许家屯认为,这个宣布不 仅奇特,超越常规,而且是非法的。说是「免去」职务,而不是如宣布的「退休」,当时说「免去」是很不常见的,人大常委会又没有开会啊!

那时,许家屯还兼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在离开香港前,还要到北京开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北京,许家屯向组织部长宋平提出,希望退休之后可以留在深圳,继续研究港澳情况,周南跟北京反映,他不同意,许最后要求还是回江苏,宋平同意了。

在 北京开会时,就有人告诉许家屯,说周南组织了一个「审查许家屯专案小组」,新任新华社社长周南是组长,新华社副社长郑华是副组长,主要审查许家屯的人财 物。对这个「审查小组」许家屯当时半信半疑。九零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深圳,就有人告诉许家屯说:「周南小组的调查报告写好,并已经送到北京去了。」得到这 个消息,许家屯大吃一惊:这麽快啊!

他告诉亚洲周刊:「管我的专案小组,按照共产党规定,要经过中央常委决定,或者是总 书记决定才能成立。所以,背后的势力很明显,这不是周南的动作,周南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联想到,在香港召开各界欢迎周南的大会上,许家屯主持会议,周 南?字不提许家屯;事后,周南又派人把许家屯开到深圳的中港两地牌照的汽车收回;同时宣布周南赴任到许家屯离开回江苏之间的三个月过渡的工资不发了;还派 人检查并拿走了一批许家屯私人保管的文件。许家屯认为这都非常反常,不是对待一个同志的做法了。

许家屯遵循「大杖则走,小杖则守」的原则,他选择了离开。因为有处理海南省长梁湘?例在。「他们对梁湘的处理,我感觉很寒心,不是一种正派的做法,不是按照党的组织允许的做法。」许家屯清楚梁湘如何被整,不免兴起兔死狐悲之叹。

一 九八九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深圳改革名将梁湘已是海南省省长,他只是希望和平处理天安门事件,在海南省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信上,他见省委书记许士杰签 了名,他也签名了。治理整顿中,中央派监察部部长尉建行到海南检查所谓梁湘的问题,到海南调查了大概几十天,尉建行回北京汇报。临走的时候,他跟海南省一 个负责人讲:「我回去交不了差。」

调查梁湘,却没有查出什麽问题,这位干部是梁湘从深圳带到海南,与梁湘私交很好,他看 了报告,也把报告给许家屯看了。许家屯说,一共查出梁湘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梁湘出国在香港做了西装,是公家给的钱,按规定西装可以做一套,他多做了一 套;第二,梁湘儿子在香港搞了一个公司,是海南特区的一个贸易公司,他是个副总经理,从海南带了若干金条到香港,他没有说明是贪污了呢,还是替公司带的, 很含糊;第三个问题是梁湘老婆在海南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做经理,这个房地产公司捐了八十万人民币,八十万是私人捐的,还是公司捐的,不清楚。「就以这麽三个 问题,抓人了。」

北京后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梁湘和省委书记许士杰一齐到北京开会,讨论洋浦开发区的问题。许家 屯也是洋浦开发区的参与者,当年他向邓小平和中央建议,用香港的经验、人才和资金去开发大陆,特别是建议海南建省,建立特区,邓小平就批给总理李鹏,要他 落实,所以梁湘聘许家屯做顾问。

来源:亚洲周刊


海南建省一开始,就要搞一个洋浦开发区,李鹏迟迟不批准,不同意搞。为此,许家屯以顾问的名义 为了洋浦开发区,三次找李鹏请求他批准。许家屯说:「当时香港有一个商人要参与搞这个开发区,李鹏说这个人财力不够,不可靠。所以这次派专机邀他们两个人 开会,两个人高兴。」一下飞机,中央办公厅警卫组就派人把梁湘单独软禁起来,连秘书都不带,许士杰被接入京西宾馆。许家屯感叹道,用这样的办法把一个高级 干部骗去:「我感觉对梁湘都如此,对我还不知怎样,如果我不走,连辩论的机会都没有,可能比梁湘更惨。就这样,下决心出来,很仓促的。」

下 决心走,许家屯也没告诉身在南京的老伴,他让二儿子找已从《文汇报》退下来的金尧如,请他搞赴美签证、找星云和尚。台湾的星云和尚第一次访问大陆时,路经 香港,许家屯招待了他。星云也是江苏人,两人认了老乡。星云从大陆返回后写信感谢许家屯的招待,并告诉许家屯,什麽时候访问西来寺,他都欢迎。所以许家屯 萌生先到星云那儿暂时避住的念头。

据许家屯表示,金尧如到美国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官员开始还不相信这是事实,他们将信将疑,表示要请示。时间紧迫,许家屯原来的设想是四月二十二号找到金尧如,他当天找了星云。二十三日到美国总领事馆办签证,要求可以让许家屯四月二十五日就能走。许家屯怕夜长梦多。

美国总领事馆经请示,一直搞到四月底。许家屯是四月三十号到香港的,为掩人耳目,他特地经罗湖在上水下车,有人接车到香港。这一晚,许家屯就住在金尧如家;乘五月一日的飞机离开香港飞往美国后直奔西来寺。

到 了美国,许家屯才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四月三十日当天上午向深圳市委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要深圳市委派一个负责人去找许家屯,第二天要深圳派员陪同去 北京开会。深圳市委决定由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将通知送给许家屯,但因为他要开「五一」纪念会。秦文俊开完会到深圳贝居岭许的居所去找他,他约八点多九点到, 许已在八点钟离开,前后相差不到一个小时。

走前一晚,许家屯已拟了一封给邓小平、杨尚昆及党中央的信,信中说:我同中央 常委有些人意见不合,他们对我可能有些动作,我需要暂时避一避。许家屯说,我是外出旅游休息,并向他们作出「四不」保证:不搞政治庇护;不轻易见记者;不 撰写文章;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希望邓、杨见谅,并希望不要搞家属,只要相安无事,定会坚持这几条。信由许的儿子代交给新华社香港分社转党中央。

许 家屯在主政新华社香港分社时,对他在香港的「大胆妄为」,自我一套的做法,外交部和港澳办的某些领导早就不满。许家屯向亚洲周刊表示,早於一九八四年夏 天,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人要在全国发关於港澳工作的通报,「表面上不是针对我的,实际是把矛头对着我」。时任港澳办主任的姬鹏飞在前一天把通报 给许家屯看,徵求意见。

许看完打电话给姬鹏飞,说:「我对这个通报有意见,明天在中央会议上让我提出来吗?」姬鹏飞当时 没有给予答覆,晚上打电话来说,他跟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商量过了,不成熟、不讨论了。「第二天开会就没有讨论,实际上要发一个批评我的通报。」现在想来, 许家屯还有些不平。

一九八五年,港澳办、外交部、国务院外事领导小组的主要干部指定香港港澳工委三个领导人出席,许家屯 一个,两个副书记,包括李储文和郑华,开谈心会,开三天。许家屯表示:「我也不知道,毫无思想准备,开会时要我先发言。我说我不知道要谈什麽,还是你们先 谈。」港澳办副秘书长鲁平先发言,然后是港澳办秘书长李后、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三个人发言都是批评。

第二天,李储文和郑 华发言,许家屯说:「李储文同他们一个调,郑华也批评我,但替我解释的多,其他人就不发言了。」到下午,姬鹏飞发言,讲了十多分钟。「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做 具体工作的同志有意见,不满意,待姬鹏飞做结论了,给我的帽子是犯了左的错误,不是右。」例举有一次参观九龙城,那_[email protected],他们表示,大 陆来的人没有身份,住在九龙城,担心回归后被赶回大陆。许家屯就讲了几句安定的话,指「只要支持香港回归,只要爱国,可以不回去」。

结 果引发轩然大波,评论者林行止批评「这是君令,君令香港」。本来不大管的港府也派人到九龙城,去帮助解决水电问题。港澳办就发许家屯的通报,没有请示,闯 祸了,「左了」,姬鹏飞下了结论。许家屯本来答应第三天谈谈,但有人告诉许家屯,会议发的不是简报,是详报,好几千字的纪录,在副总理以上的都发了,一直 发到邓小平。许家屯心想,没有办法检讨,我没有错。「我开口讲话,对他们所讲的一一批驳。李后在会上嘀咕:一点都不检讨。」

晚 上打定主意,第三天一早开会,许家屯就说不准备讲了,「今后我大事请示,小事没有办法事事都请示,大事你怎麽讲我照办。我把脸拉下来了,表了态,他们面面 相觑。」第四天许家屯去姬鹏飞那儿,「我想问我是回香港,还是移交工作」。姬鹏飞对他说:「紫阳同志让你去。」到了赵紫阳办公室,赵问:「你们的会开得怎 麽样?」

许说:「当时我回答说,我没有思想准备,谈心会变成批斗会,他说小平同志讲了,你还工作一段。我说,这个情况我 怎麽工作呢,小平同志既然这麽说了,我工作到十二届五次会议召开,我请中央考虑让我下来。」这时距五次会议召开仅几天,赵紫阳一愣,说:「你们这样子怎麽 合作下去,鹏飞同志和你在华东时不是老同事吗,怎麽会搞得这样呢?」许家屯当时没出声,他说:「我没法回答他,不好说,我知道他们对我不满意,想整我已经 不是一天二天了。」

许家屯强调,不管怎麽整,出走美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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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林时安 » 2012-06-30 16:53

很想看看,知道点啥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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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消灭斧头帮 » 2012-07-01 9:11

64:痛心疾首 中共港媒总管金尧如退党披露秘辛

打印版 圖片版 PDF【 阿波罗新闻网2007-06-06讯】

内容摘要
1. 退党不是一朝一夕决定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统领中共媒体
3. 被中共软件: 因49年前在台湾的谍报工作
4、中共有阶段性的宣传政策
5、统战的讲究(关于说动张国涛会大陆)
6、中共引蛇出洞时险送一命
7、香港中共传媒的运作
8. 64后 险些给安全部绑架回大陆
9、江泽民 三个代表
23条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阿波罗编者按:

8964之后,海外一大批包括特工,外交人员在内的中共党员与中共决裂公开声明退党。中共香港第一党报《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是这次退党大潮中的代表人物。金尧如先生是中共资深特工人员,一生经历奇特。

人称金老总的金尧如是浙江绍兴人,1923年出生,先后负责领导和组织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大陆学生运动和台湾地下党运作。一九四八年,金尧如从台湾转到香港,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员工,五十年代初,他开始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文革期间,金尧如曾被中共召回广州关押近两年,以及劳改三年半。直到文革结束,中共才将他调回香港复职《文汇报》。一九八九年,因不满中共镇压学生运动,他主导《文汇报》的社论「开天窗」,印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其后还宣告退出共产党,移居美国,但他仍经常发表文章,呼吁中共当局推行政治改革,倡导民主自由。金尧如于二零零四年初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大纪元记者郭若、鹿青霜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如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 退党不是一朝一夕决定

八九民运的时候我在香港,当时中国新华社、香港、美国,还有其他海外的电视转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舆论对民运很不利,叫学生不要破坏社会治安。当时看到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有的躺在帐篷里绝食。5月17日那天,已经后半夜了,赵紫阳到了天安门,对学生说:“我老了,我们都老了,今后的世界靠你们年轻人,中国是你们的。我希望你们今天到此为止,快点,越快越好,回到家里去,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将来建设更好的中国。”我一听,啊呀,赵紫阳这么说,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动了,事态一定很严重了。他是希望把学生保存下来,因为将来的中国需要他们。后来报纸说赵紫阳回到家里就辞职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时间我们在香港的报纸上也是一方面为赵紫阳讲话,一方面尽力支持,保护学生。按照赵紫阳的意见,希望学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吁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我每天看电视。六四那天晚上,从电视上看到坦克车从北京六部口哗哗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喊:“解放军同志啊,不要去啊,他们都是学生啊,你们不要去打!”坦克车上的解放军就朝著他们开枪。砰一枪,一个人倒了;又一枪,又一个人倒了。

那时候,北京大马路旁边有很多人在骑著单车往西走,四五辆一排,四五辆一排,不知道他们是给学生送东西吃还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产党的军队看到他们就哒哒哒哒地向他们开枪,一排排的人就那么倒下,四五个,四五个就在街上摞起来,就死在那里了。后来看到广场上的学生和工人派了几个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湾的侯德建)跟解放军谈判。这谈判很好。后来看到有人把尸体抬走,撤退开始了。看到大批学生在撤退,在逃,后面跟著解放军,有骑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见解放军从坦克上向帐篷开枪扫射,帐篷纷纷倒下,里面有没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说。我一边看一边想,这样做还得了!这是谁的军队啊?这是谁的人民啊?!当时我女儿也在旁边看,她问:“爸爸,你看,共产党的军队就这么开枪打老百姓!爸爸你还要这个党啊?”我对女儿说,“好,爸爸退党!”于是我就退出了这个党。我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呢?很多人以为我仅仅是因为六四。我讲这些是要说明我退党不是六四之后一朝一夕的决定,实际上从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开始,我对共产党是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满的。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管中资媒体

四九年全国将解放的时候,党组织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说我又不是广东人,全国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乔冠华,乔托人给我带口信说,已经把我的情况向周恩来反映,总理说不行,不能都撤回来。要我留在香港继续工作,落地生根,为党所用。

于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负责新闻界工作,管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还有香港商报,搞统战工作。也因为这样,我看到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客观。五一,五二年全国土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广东的情况我清楚。乡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关的关,杀的杀。香港有多半的人来自广东,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服。那段时间我曾经到过北京,有机会跟廖承志聊过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办事处的,他在美国三藩市长大的,他说他知道情况。那些所谓的地主,很多就是广东的农民,家里没有饭吃,没有田,过不下去了。带著一两个银圆,拎一个包包,也就是几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后一般就在地窖里面干洗衣的行业,挣到的钱不买东西吃的,吃的东西都是在美国人家里的垃圾桶里找。一个月积下二十来块美金统统寄回去,托那里的亲戚朋友买几亩地,买个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们没有剥削穷人,现在一下子都把他们当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这样打人,杀人是犯法的。那时候我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廖承志四十几岁。廖前辈的支持对我很有帮助。我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地主跟农民的关系,是农业社会里必然的一种生产关系。那个时候以农业为主,没有这种关系,谁都没饭吃。有人贫,有人富,那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把地主都干掉,地主还有孩子,他们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类,黑七类了。从那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有疑问了。

五二年开始正反肃反运动,搞了三年,把国民党的残余部队都肃清了。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是为了颠覆人民政府。要他们交代,也是关的关,枪毙的枪毙。里面有很多是当初要我们劝他们回去的,怎么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呢?怎么能算旧帐呢?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资产阶级的。临解放时很多富裕的资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泽东命令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参加联合政府。把钱带回来重新开业。政府要诚心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建设新民主主义。那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动员了很多资本家回国。

别的地方我不说,就说上海,这些资本家回国三五年后,上海的经济恢复了,政府就开始对付他们了,说他们行贿,偷税漏税,于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有的资本家只好把家产全部拿出来,政府把他们的资本当成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息(比如象对待容毅仁),那是客气的,其实公司合营两三年后国家也把他们的资产全部没收了。不客气的就把那些企业整个拿过来了,资本家都被拉去游街了。我当时想,叫我们动员他们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们杀掉,那我们怎么做啊?之后就是大跃进,那就不用说了。

3、因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软禁

六八年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到广州开会,说讨论对香港的政策问题,看香港应如何配合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当天的会议之后,广东组织会议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要照顾我,送我去住旅馆。我拿了衣服,上了车,随他到了广州东山的一个华侨住宅区。一按门铃,开门的是两夫妇,都是新华社的干部。本来很熟的,那次我跟他们寒暄他们却什么话也不说。带我去的人说广州的会我参加半天就够了,以后的会我就不用参加了。他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组织要重新审查我的情况。问我国民党在上海抓我没抓到,我跑到台湾去了;到台湾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么回事。要我住下来,好好考虑。组织上会有人跟我谈,让我把情况讲清楚。我想,哈,弄到我头上了。我怎么跑到台湾的?我是被共产党派到台湾的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怎么说我跑那去了?我逃离台湾是组织上通知我撤离的。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渗透进国民党了,国民党来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这还要怎么交代啊?就这样我在广州被软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写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广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开住。三年以后,廖承志和周恩来批示说我交代得彻底清楚了,给我平反。但是广州的军区司令丁盛认为由于我长期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工作,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说话的态度不好,要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种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随我去,孩子由我妈妈带。在那呆了两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么改造啊?农民不是因为没饭吃,拿了枪就去抢,去革命的?五七干校以后又把我弄到广东韶关附近的红工煤矿当党校校长,在那里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帮之后才调回北京。回顾起来,每次搞这种运动都是搞它个百分之几。比如全党的5%,全民的5%。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共产党搞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文革不就是一个毛泽东?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文革又死掉三千多万,多少人死了?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江泽民说法轮功是“邪教”,一句话,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说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对他?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对党中央。宪法是装饰用的,权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话就是法律。

4、中共有阶段性的宣传政策

说到共产党搞宣传的方针政策,那是有阶段性的。国内经济要恢复,工商业要上去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就宣传中国市场怎么好,政府对资本家怎么好,让海外的资本家回去。跟他们说,“你看,容毅仁,大资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里面当大官了?”搞统战也是那样,国民党有两名大人物是我统战他们回去的,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秘书长陈思远,一个是宋子文的秘书郭增恺。陈思远是五五年回国的,他们两个还好。陈当了政协副主席,现在还活著。郭增恺是政协委员。十年后陈思远把李宗仁也带回去了,李是六五年从美国纽约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洁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国治疗。好多部门讨论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兴,因为当初劝他回来的时候说好的,是自由来,自由往。来了之后不适应可以再出去。后来经过多方交涉,政府终于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经等不及了。

5、统战的讲究(关于张国涛)

当然统战也是有讲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没有用的人想回来也不让他回来。53 年张国涛想回国,他托陈独秀的儿子找到我。陈的儿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来往。我们相约到外面喝茶谈了这事。陈告诉我张老想回北京工作,与他商量找谁向中共政府传这个口信,于是两人谈起我。张知道我在共产党的地位,说:“找金先生合适。劳金先生帮忙请毛润之、周恩来先生考虑。我愿意回去工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贡献不小。我希望能够进一步为新中国尽一点力量,接受他们的领导。”话传到之后,刘少奇为这事作了批示,要张先写个检查,还要表示今后应该怎么做。毛看了满意的话就拿出来发表。实质上就是要他作个检讨,要不要他回来还不一定。张国涛不肯,这事就作罢了。其实共产党并不想张国涛回来,因为毛泽东说他没有用了。那时候张国涛在香港,后来到加拿大了。

6、中共引蛇出洞时险送一命

文汇报在上海办报的时候,总编是徐铸成。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在上海暨南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前身)做地下党工作,负责学生运动和群众组织工作。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跟徐联系,通常是直接发新闻给文汇报,由他们发表。学生运动是亲共,反国民党的,文汇报也是亲共的,他们天天派记者来访问我们,对学生运动全版全版的报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军南下的时候,国民党就把文汇报封掉了。于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组织继续办报。解放以后,文汇报在香港办的意义已经不大,就又到上海复刊。共产党把国民党给打败了,报纸的立场也得跟著转变。大公报是郑学溪的。上海的大公报起义了,香港的大公报也起义了,跟文汇报一样,起义以后都归共产党管了。遗憾的是共产党管媒体比国民党管得凶得多。大公报在上海复刊了,文汇报在上海也复刊了。徐铸成他们也回国了。

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徐听毛泽东话给政府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一直关押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获得自由,出来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后来到了香港探亲。那一次我也差一点上当,当时大鸣大放,看到上海文汇报搞得轰轰烈烈,很多人给中央提意见,给上海市委提意见,我也很兴奋,但政策规定海外不许搞。我就写信给徐铸成。我说你们文汇报办得这样我很钦佩。你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大鸣大放的旗帜举得高高的。徐将我这篇东西登了出来,收在中央内部的小参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员看。在我这篇东西之前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宣传部部长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骂大鸣大放,说这个运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之后广东省的宣传部长王匡约我面谈,我说到他办公室去,他说,不,要我到他家里谈。到了他家里,他将抽屉拉开,拿出了内部参考,问:“你有没有写过直接批评中央的大字报?”我说我还没有功夫写。他说你千万不要写,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在海外不知道,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众,再把他们打下去。就是这个宣传部长的一席话,救了我一命。

7、香港中共传媒的运作

香港的大陆传媒跟新华社是上下级的关系。香港有共产党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华社,以新华社的名义做工作,因为在香港不宜有共产党的组织。就是说香港的中方传媒受新华社领导,也就是受共产党工委领导。九七香港回归以后,工委搬出来成立了中联办。那时候我是香港工委新闻宣传战线的党委书记,主要管这四个报纸兼统战工作。当时新闻处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国的需要,讲好话,报喜不报忧。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稍微批评一下都不敢,其实就相当于香港人民日报。

8。64后 险些给安全部绑架回大陆

事实证明马克思理论是错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这样,基层也是这样。现在在中国的国家机关里的干部、知识分子,私下里哪一个不在骂?但他们还要吃饭呀。六四时期我的小女儿从洛杉矶时报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运,反对镇压学生的头头,并看到文汇报以及我支持民运的报道。她都很害怕,马上跟我通电话,我说没有关系。后来我仔细想想,觉得还是避一避为好,因为当时李鹏已经下令要把我绑回去。国安部那个时候叫安全部,他们在新华社的人就请我吃饭。当时有两个方案。因为我爱喝酒,要把我灌醉。一个方案是等吃过饭,我也醉了,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在罗湖关口还没关门之前用车将我送到深圳罗湖,如果来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陆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轮船上。都安排好了,让我在船里面睡觉,门一关,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装上船,第二天早上8点就到广州了。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给我的。

9、江泽民 三个代表 23条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现在共产党又搞出所谓的“三个代表”,这个理论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个代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谁代表的?美国的生产力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高度发展了,他敢说是共产党代表的吗?至于新的文化思想,共产党代表了什么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对,自由也反对,人权也反对!现今的科学、民主思想发展都在美国,都在欧州。实际上江泽民是不能丢掉这个招牌,他只是打著这个招牌,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关于香港要订立23条立法的原因,是共产党害怕香港这个自由港。香港有言论自由,对大陆情况知道得多,媒介报导得多。如果一失控,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抗议,媒体消息一发就发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国家机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这样做是为镇压做准备,使你不敢动,你一动,他就用23条把你压下去。我们当然希望23条不要通过。不过主要问题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华要搞23条,是江泽民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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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已故名报人金尧如的长女金虹谈父亲遗作《金尧如 香江五十年忆往》

金尧如早在1998年在香港出版一本著作名为《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 : 金尧如五十年香江忆往》,详细记述了他在香港的五十年间,中共对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变。金尧如去逝后,他的家人再将这本书的内容整理及加入了廿多篇亲友悼念金尧如的文章,重新发行,书名定为《金尧如五十年香江忆往》,这本书的其中一名统筹就是金尧如的长女金虹,那么这两个版本的金尧如遗作当年是如何构思出来的呢?

金虹表示,主要是由于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大陆官员对香港问题时常摆出强硬态度,恶形恶相,令父亲深感担忧,他回忆以往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人主管香港政策时,是本著平等开放,求同存异的态度,并非横蛮逞凶,所以他决定把自己耳闻见睹中共对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变写出来,希望当时的中共领导层有所改进。由于该书九八年出版较为仓卒,有不少错漏,在父亲逝世后,家人决定重新整理该书及加上一些亲友的悼念文章,让读者可从别人的评价中认识他父亲的为人。而再版另一个目的,就是为金尧如基金筹款,推动香港新闻自由,这是与他父亲多年同事兼好友程翔提出的建议,金虹的兄弟姐妹都希望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出一分力。

在这本书中,不少悼念金尧如的文章都称赞金尧如是一个不畏强权,勇于反省,真诚追求民主人权的老报人,那么在女儿金虹眼中,年青时就追随共产党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路线呢?金虹觉得父亲的思想是在文革后期出现转变,他六八年被中共召回广州审查和关在五七干校劳教后,令他反思了很多问题,期间他又与很多新旧朋友接触,了解到中共建国以来种种政治运动的祸害,对共产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移居美国后,彷佛又回到年青时期追求革命理想的年代,笔耕不绝,对中共的专制独裁作出深刻的批判

今天金虹除了带来金尧如这本遗作,还带来了她父亲生前一首很喜爱的歌曲跟我们一起分享,这首就是著名美国民谣Old Black Joe,中文译为老黑爵,是美国十九世纪中期著名作曲家史蒂芬.佛斯特的作品,以此怀念一位跟他感情很要好的黑奴,这首歌其后成为南北战争期间盛行于黑人社群的抒情歌曲。金虹说,在五十年代她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唱这歌,新年时家庭成员要表演节目时,他照例必唱这首歌,此歌表达了美国南方黑奴刻苦辛劳的生活面?,父亲年青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外文系大学生,他喜欢此歌反映了他关心弱势贫困民众的情怀。金虹说,父亲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和执著,最令他怀念,父亲生前曾问她,自己毕生跟随共产党追求理想,但理想至今没有实现,反而前眼出现众多贪污腐败的问题,他这一生是否曲曲折折的还是走错了路?金虹当时觉得很难过,最近有位七十八岁老人在香港的报章刊登全版广告,提问到什么时候才看到普选来临,不禁令他想起已故的父亲,当有一天,民主自由真正降临中国大地时,她一定会到父亲墓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DJY/RFA本文网址: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2007/0606/-22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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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倾听彼岸 » 2012-07-03 12:59

许家屯,中共体制内少有的良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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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扫描版 全本

帖子好奇小姐 » 2012-07-23 11:03

了解了解没回家看机会开会 看,将很快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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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扫描版 全本

帖子绍绍 » 2012-07-24 3:10

请问能否下载?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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