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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目录

一、缘起
二、采访老韩
三、来到大辛庄
四、北臧公社
五、结束语
文革与“暴民意识”
二姨
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
遇罗锦影踪


一、缘起

遇罗克在１９６６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 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 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惨绝人寰的北京市大兴县屠杀事件。

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无奈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 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遇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导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县内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了３２５人，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才３８天，有２２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１９８６年９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

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３１８布告”），内容是规定了１１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１１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幸好那里有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３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６６年开始，到６７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６６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份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１１种人”。“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即３１８布告），还应该继续遣送。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１９５９至６１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５９至６２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一无所获。

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 “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８１８”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踩死。８月２５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那比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股杀人狂潮迅速辐射、流传到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