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帖子“北洋军阀史话” 为您提供丁中江著作《北洋军阀史话》 书评介绍， 《北洋军阀史话》内容简介和 《北洋军阀史话》下载阅读。

媒体报道:
我们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民国史？
最近突然对民国史有些了解的欲望，于是，便随手找来一套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来看。一气读完，感慨万分，丁的许多记载与分析，实际上都远逾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历史学家”。此书价值决不低于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或者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一人胜千军，诚可叹矣。

但是，无疑丁的许多描述也存在问题，如像当时人一样，对“民意表达”很是信任，又如在许多关键点的描述上，过于表面，而未触及内幕。可以想见，在丁未看到后来公布的那么多的档案，日记及当事人的函稿，包括口述记录，其对史事的粗线条式的描述自然有些错漏。

那么一个问题便出来了，我们如果要再撰写民国史，基点是什么呢？我们究竟是应该在来新夏等人叙述的基础上，还是丁中江等人的记载上，感觉上，可能后者比前者还能充当我们的基础。

由于时势变化得快，当所谓“北洋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由于正统性的需要，国民党人并未想到要编一部所谓“北洋信史”，在许多党史记载里，对“北洋”乃至当时与国民党人唱反调的南方各派系的纪载都同样“没有好感”，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的执政当局对前政权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没有好评；对“北洋政府”历史照样丑化叙述。这样，我们便遭遇到一个被全程走样的民国史（如果承认民国的下限是1949年的话）。以至于老百姓除了“新旧军阀”、“政治反动”，“经济掠夺”，“文化保守” 等完全出于宣传目的的所谓“历史叙述”外，对这38年的历史便一无所知了。在政治运动高潮时，甚至任何与此种宣传口径不符合对此前历史的说法都可能被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或者被人检举下狱。于是，尽管“民国”刚刚过去，但是“民国史”却是被愈涂愈黑，几至完全被政治所屏障了。

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紧张空气的逐渐松动，“对外开放”的时代也来临了。经济上引進外资的同时，文化上也开始引進外国人写的一些历史书。于是，费正清所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便成为中国大陆民众的民国史普及读本。平心而论，此书首先是一部学术作品，所以其立场基本上跳脱了过于明显的两党“党史叙述脉络”，但这部多位学者合作的成果，使读者掩卷之余，很难有一个宏观的知识脉络。民国是如何嬗变的？前后的历史关联性在哪里？此书并没有告诉读者。更为重要的是，它只是代表西方学术界1970年代左右的研究水平。但是，民国史档案的开放，内部史料的大量涌现，却是此后的事情。因此，在许多史事的描绘上面，章节撰写者基本上是理解错了，我们看一下作者名单，便知道他们对民国史的了解是难以突破其所研究的问题，而理解上则又很难突破时代性的局限。他们的知识经历与生活情境，意识倾向使得他们对其所执笔的那部分“民国史“的叙述，很难与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吻合。

一个演员要演好他/她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他/她是否“入戏”了？同样，历史撰写者，要写好他/她所承担的这段历史，“入戏”也是首要的事。这种“入戏”其实是对历史情境的深度把握，对历史人物内心与行动准确的领悟，对历史事件有全局的了解。如果我们拿这个标准来看《剑桥中华民国史》，乃至其他许多的西方汉学家所写的有关民国史的著作，可能许多地方便不太合格了。或者说，他们笔下的“民国史”其实更多的是“概念化”的历史，如“军阀”、 “资产阶级”、“现代性”、“民主VS独裁”、“民族主义”、、“新文化”………，这些源于西洋的概念一个个地被加到了中国的历史身上，于是，“民国史” 被塑造成为一段西人理解基础上的“概念化”历史。“概念化”历史叙述文本有时会披上学术规范的外衣，对西方学者来说，其撰写难度也不低。而且他们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能与“历史”吻合，或者说他们给“中华民国史”戴的西洋帽子尽管没有中式毡帽那样与中国人的头胪协调，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看性。

但是，当崇洋的中国治史者，看到这些戴了西洋帽子的“历史叙述”时，感觉远甚于以前他所接受的“妖魔化”历史。于是，便一下子投到了西洋的怀抱里，最后也欣欣然充满自信地开始用西式概念来重写“中华民国史”。然而，水土不服的情形发生了，他们对这些西洋概念其实没有多少情境化的理解，对概念史脉络并不熟悉，于是，他们所拿来的“概念”，往往是他们想像中的东西，或者一些没有生命的文字。于是，他们企图重写的“历史”便变成了一个“四不象”，可看性远远不如西方学者所写的“民国史”。因此，市场上卖得好的便是“海外中国研究译丛”之类，而中国学者所写的“民国史”绝大多数一上架便面临撤架扔到打折书摊上的危险。

1990年代后，在学术大跃進的潮流中，打着学术作品旗帜的历史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只管赢利的出版社一本本推出来。以“民国史研究”来看，表面似乎愈来愈繁荣了。但究其实，则比上面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西洋摹仿者还不如。不管像不像虎，至少原来的画师还有一些想法与信念，但以数量统计至上的成果评价体系中，连这种想法与信念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可笑的奢侈品。在这种形势下，被众多急着要评职称、争权利的作者所撰写出来的“民国史”堕落成一堆堆枯燥的文字，甚至莫名其妙的东西。从这些作品中，既看不到丁中江对史事相对合理的理解线条，也看不到费正清们为了突破“妖魔化”历史叙述而作的努力，乃至基本的“概念”与 “问题”的意识，有的只是一些抄来的档案资料编撰者的话语，或者最幼稚的空泛归纳性表述。于是，我们所知道的民国史，便彻底被搅成了一锅糊粥。

常听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历史学家布龙塞奇威格（henri brunschwig）则坚称不存在“没有历史的民族”。也许那些被认为是“无历史的民族”仅仅是因为没有“无文字”的原因。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有文字的民族来说，难道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历史吗？从1911年以后的“民国史”的知识建构史来看，大概我们不会那么乐观吧。

北洋军阀史话作者简介
　　丁中江先生1917年出生于云南昆明，是台湾一位家喻户晓的政治家和近代史学家。其父丁石僧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早期会员。

　　丁先生积二十年心血结晶，撰成《北洋军阀史话》一书，1962年起在台北《大华晚报》逐日连载，脍炙人口。1964年初版问世，自此前后共版七次，纸贵洛阳，世界各国大图书馆中，凡有中文藏书，必有《北洋军阀史话》。

　　早年曾在重庆、广州、香港、曼谷等地创办多种报刊，六十年代后，在台湾三家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担任政治评论，影响颇著。

　　1988年冬，云南耿马大地震。丁先生率救灾小组，携药品、衣物、捐款赴云南灾区慰问，从此致力于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以“两岸一挑夫”自况，矢志搭建两岸同胞互爱、互敬互助之桥梁。

北洋军阀史话目录
　作者简介 　序言
　一、北洋时代 　二、早年的袁世凯
　三、朝鲜练兵 　四、列强逐鹿朝鲜
　五、张謇和袁的恩怨 　六、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七、穷则求变 　八、小站练兵
　九、康有为鼓吹变法 　十、百日维新
　十一、新政功败垂成 　十二、康有为逃脱
　十三、袁的《戊戌日记》 　十四、义和团之变
　十五、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十六、辛丑和约
　十七、北洋大臣任内 　十八、北洋军系的形成
　十九、预备立宪的远期支票 　二十、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廿一、革命事业风起云涌 　廿二、黄花岗之役和保路运动
　廿三、辛亥武昌起义 　廿四、各省响应革命
　廿五、拔大树 　廿六、南京光复
　廿七、清廷最后的挣扎 　廿八、和谈
　廿九、南京临时政府 　卅、北方的革命活动
　卅一、军心摇动 　卅二、清帝退位
　卅三、孙大总统荐袁自代 　卅四、北方兵变
　卅五、第一任民国政府 　卅六、袁唐分手
　卅七、内阁性质争议 　卅八、陆征祥超然内阁
　卅九、张振武被杀 　四十、黎元洪卖身投靠
　四十一、宋教仁毁党造党 　四十二、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四十三、赵秉钧张冠李戴 　四十四、俄侵外蒙、英侵西藏
　四十五、大借款似毒药 　四十六、政府和国会
　四十七、宋教仁被刺 　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
　四十九、袁世凯的真面目 　五十、李烈钧湖口誓师
　五十一、第二次革命 　五十二、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五十三、蹂躏民主 　五十四、熊希龄名流内阁
　五十五、民国正式总统 　五十六、袁和国会交恶
　五十七、袁解散国民党 　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瓮
　五十九、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六十、袁家的新约法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六十二、白朗军神出鬼没
　六十三、复辟谬说 　六十四、欧战给日本造机会
　六十五、日本提出廿一条 　六十六、中日会谈经过
　六十七、冯、段离心离德 　六十八、张作霖和陈宦
　六十九、杨度和筹安会 　七十、国体论战
　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七十三、假戏真做 　七十四、“半”推“全”就
　七十五、皇帝总统 　七十六、孙中山讨袁
　七十七、蔡锷和小凤仙 　七十八、唐继尧待机而动
　七十九、云南护国起义 　八十、讨袁军事部署
　八十一、康有为和袁世凯 　八十二、贵州紧随云南
　八十三、四川战役 　八十四、广西响应
　八十五、广东被迫独立 　八十六、浙江独立
　八十七、军务院组成 　八十八、张宗昌暗杀陈其美
　八十九、袁被迫下令撤销帝制 　九十、众叛亲离
　九十一、冯、张、倪南京会议 　九十二、陈宦求和与四川独立
　九十三、段祺瑞组责任内阁 　九十四、湖南陕西独立
　九十五、皇帝总统归天 　九十六、川、陕、粤取消独立
　九十七、洪宪余波 　九十八、黎元洪继任总统
　九十九、段祺瑞大权独揽 　一○○、将星殒落，国丧元勋
　一○一、府院不和黎段水火 　一○二、国会和政党复活
　一○三、徐树铮和阁潮 　一○四、浙江的变动
　一○五、奉天的内讧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一○七、私愤介入国策 　一○八、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一○九、对德绝交 　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
　一一一、督军团再施压力 　一一二、黎免段职
　一一三、徐州的复辟会议 　一一四、黎元洪引狼入室
　一一五、复辟闹剧 　一一六、伪谕、伪官
　一一七、段祺瑞马厂誓师 　一一八、辫子军不堪一击
　一一九、劫后的北京城 　一二○、冯国璋扶正
　一二一、罗佩金督川被逐 　一二二、戴戡战死四川
　一二三、孙中山在粤护法 　一二四、段祺瑞在湖南碰壁
　一二五、桂系自救反皖 　一二六、关外的变化
　一二七、冯段暗斗明争 　一二八、段辞职和天津会议
　一二九、天津督军会议 　一三○、段祺瑞改任参战督办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一三二、主和派低头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一三四、北洋军進占岳州
　一三五、段祺瑞三度组阁 　一三六、南方军阀各行其是
　一三七、湖南战役 　一三八、亦战亦和
　一三九、吴秀才脱颖而出 　一四○、徐树铮杀陆建章
　一四一、安福国会 　一四二、徐世昌就任总统
　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一四四、和平之声不绝如缕
　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一四七、外蒙撤治 　一四八、巴黎和会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一五○、“五四”爱国运动
　一五一、学潮结合政潮 　一五二、曹、章、陆免职
　一五三、拒签《凡尔赛和约》 　一五四、反日爱国运动遍全国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一五六、上海和会
　一五七、王揖唐上海碰壁 　一五八、张作霖统一东北
　一五九、直皖争夺上海 　一六○、靳云鹏组阁
　一六一、皖系直系明争暗斗 　一六二、滇军在粤分家
　一六三、七总裁内讧 　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一六五、张敬尧为害三湘 　一六六、湖南重见天日
　一六七、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一六八、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一六九、奉军入关助直 　一七○、直皖的三天战争
　一七一、惩办祸首处理善后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一七三、唐继尧出亡广州 　一七四、联省自治运动
　一七五、广州军政府的颠沛 　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一七七、湘军援鄂 　一七八、吴佩孚扬威两湖
　一七九、山东五子 　一八○、唐继尧重返云南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一八七、直奉两系翻脸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八九、冯玉祥進军河南 　一九○、徐世昌辞职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一九二、吴佩孚调冯玉祥离豫
　一九三、废督裁兵徒托空言 　一九四、“黎”菩萨自身难保
　一九五、直系分裂 　一九六、罗文干案
　一九七、陈炯明叛变 　一九八、孙中山离粤去沪
　一九九、福建的三角斗争 　二○○、从汪大燮到张绍曾
　二○一、临城劫车案 　二○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二○三、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 　二○四、南北之间
　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 　二○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二○七、曹锟贿选 　二○八、卖布总统
　二○九、东南的和平公约 　二一○、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二一一、西南局势纷扰 　二一二、创办黄埔军校
　二一三、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 　二一四、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二一五、第二次直奉之战 　二一六、吴佩孚浮海南下
　二一七、曹锟变成阶下囚 　二一八、冯玉祥和国民军
　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摄政 　二二○、废帝被逐出宫
　二二一、张作霖入京出京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二二八、郭松龄联结冯玉祥
　二二九、滦州兵变 　二三○、郭松龄兵败被杀
　二三一、徐树铮廊房遇害 　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二三三、唐生智迫走赵恒惕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二三五、奉军入关击冯 　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二三八、颜惠庆摄阁
　二三九、吴、张两巨头北京会晤 　二四○、南口冯军苦战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二四二、誓师北伐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二四六、奉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二四八、吴佩孚挥泪离郑州
　二四九、吴佩孚凄凉蜀道 　二五○、张作霖自封大元帅
　二五一、冯玉祥会师中原 　二五二、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五三、龙潭大捷 　二五四、蒋中正的下野与复职
　二五五、日本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二五六、光复北京
　二五七、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二五九、东北易帜全国统一

　附录１、北洋政府历任元首
　附录２、北洋政府历任国务院国务总理
　附录３、北洋政府历任国务院及阁员姓名表

北洋军阀史话 序言 章伯锋
　　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多年前曾读过。去年10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拟将此书推荐给大陆读者，邀我做些出版前的编辑校订工作，并有机会在京与丁先生见面相识。

　　海峡两岸彼此隔绝四十多年，学术文化交流，也人为地被封闭起来，相互较少了解。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曾以其丰富多采的文化创造，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振兴，当然也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隔绝与封闭，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学术研究要及时了解和吸收已有的成果，做为自己的起点，但目前，海峡两岸的学术著作和学术刊物，由于缺少正常交流渠道，一般学人很难看到，严重地影响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台北有位历史学家曾撰文说，他如不能利用北京收藏的历史档案，便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历史。同样，以民国史为例，大陆学者如不能利用台北特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有些专题研究，就会感到困难。近年来，尽管台湾与大陆之间还有许多人为的隔阂，但海峡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两岸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从长期隔绝走向相互交往，加强两岸联系，扩大两岸交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据报载：1990年两岸文化交流有较大的发展，就出版方面来说，大陆图书直销台湾，在出版书籍方面也有不少合作，特别在文学作品方面。在大陆以我所见所闻，台湾作家的作品，各地书店书摊，随处皆有，但学术著作的出版仅为零星现象。在这方面，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台湾《柏杨版资治通鉴》，该公司已出版至56卷（书名《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这次又将印行丁著《史话》。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台湾学者的著作，能与大陆读者见面。《北洋军阀史话》一书，在台已多次再版，深受读者欢迎。据丁先生介绍，明年与大陆版印行的同时，在台将出修订后之第八版，并函嘱为之作序。多年来，因工作关系，就民国初年这段历史写过文章和著作、并编过一部《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书，对北洋军阀史稍微熟悉，为向大陆读者介绍丁先生这部著作，在此书大陆版印行之际，借此机会谈谈北洋军阀的由来与发展，供读者参考。

　　北洋军阀是产生于清末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就是这个集团的总头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袁世凯虽然死去，北洋军阀集团也发生了分裂，但相继控制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直系、奉系，以及在北方控制一省或地区的大小军阀，也多出自这个集团。他们相互间为了争权夺利，造成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大军阀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更是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着战争的胜负，北京政府的实权，也就在各派大军阀手中转移。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元帅就多次更换，内阁总理的更迭就愈加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无论哪一派当权都不长久。北洋军阀的统治从1912年算起虽只有17年，由于连年内战，却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因此说，北洋军阀这个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洋军阀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在谈及清代制沿革时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乃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3，兵2）。湘淮军起源于曾国藩、李鸿章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曾、李也以此起家。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着的武装集团。王定安在《湘军志》一书中谈湘军管制时有如下一段记述：“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湘人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湘军所谓可贵的优点，却恰恰道破湘军的宗派性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套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成为中国近代的军阀。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集团。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很快即形成以袁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其权势可以左右朝政。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袁世凯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其中有的原来就是袁的亲友、同乡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宽、张镇芳。有的毕业于清末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被袁委以重用。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于为袁卖命的淮军旧军官弁，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孟恩远等。有的是出身于袁氏所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分由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学堂总办，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训练军需官）各后勤军需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为握有兵权实力的协统、镇统或总兵、提督等要职。在文职人员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赵秉钧、杨士锜等都是投靠袁世凯而被重用。经袁“保荐”、“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荐，在短短几年里，由知县、候补道“破格擢用”为各省巡抚和各部侍郎等要职。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个幕僚，飞速地升任为清政府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進入清朝的统治中枢。他们依靠袁世凯的引荐保奏，得以升迁，荣获高官厚禄，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员，实际同袁荣辱与共，带有浓烈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至清末，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成为清末一大政治势力。

　　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并進而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他凭借的就是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实力。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这个集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進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欧美日本等国在华投资的增加，它们企图控制中国的贪婪欲望也在不断加强。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当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些新的因素，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也必然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与湘淮军集团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清朝统治层内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军队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最高。清廷也连发上谕，认为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袁世凯遂以新建陆军为班底，开始经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行扩张自己军事政治势力之实。练新军、设巡警、兴学堂、行立宪，这一切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事物，无不为袁所利用，被当时朝野视为“新政之首脑”。其政治势力，也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终于成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还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强大得多。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1916年以后，这个集团的各个派系，大多有着帝国主义的背景与后台，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然而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北洋各派系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公开露骨地出卖国家利益；有的双方关系则表现得比较隐蔽。这是由于双方的政治利益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有所不同而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从其在华侵略利益出发，视其需要，并不是绝对地支持某一派军阀。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1、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　　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着《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進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干预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干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進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進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个五百万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進行活动，日本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了新和旧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农业经济即封建主义经济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民国初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农业人口，地区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均处于封团状态，各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地独立存在，这就为大小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客观条件。他们在一省或一地区，闭关自守，称王称霸，成为独立王国，将其统治的地盘，视作个人私产，甚至形成世袭封建家族式的统治，如奉系之在东北地区。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极力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各类矛盾的激化。频繁的战乱，严重的搜括与掠夺，加以自然灾害，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破产农民一部分成为军阀扩军的兵源，但铤而走险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结成武装团体，由最初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占地，成为民国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会现象。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镇压手段，遂购买洋枪洋炮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不时地以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军阀所占有的地盘。大军阀相互间为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时爆发战争；地方上的小军阀为兼并地盘，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这就是民初军阀连年混战的社会根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新思潮与旧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发生碰撞而趋于激烈，但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的旧制度，均遭到可耻的失败，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断地受到各阶层人民反抗浪潮的冲击。孙中山先生对反动的军阀统治政权深恶痛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为打倒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先生长期为此坚持不懈地進行奋斗，他的这一理想，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北洋军阀最后复灭，方始得以实现。

　　以上只是从整体上就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其几个特点，概括地做些介绍，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目前，大陆专写北洋军阀全史的著作不多，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是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全书涵盖了北洋军阀的形成、发展、复灭及其统治时期大小历史事件，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轶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民国初年历史发展变化的全貌。《史话》一书在大陆问世，定会受到学界与读者的欢迎，特别它是出自一位台湾学者之手。

　　笔者在本书出版前，据个人所知，校订了书中某些讹误之处（有些显然系手民之误），这些详见书后所附《后记》，故不赘述。

　　一九九一年元月于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