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邓小平时代》chm+t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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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要面包要自由 » 2013年1月30日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冯克利）香港版
点评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上）
胡 平
（一）
不久前，吴稼祥在微博中透露，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EzraF.Vogel）撰写的《邓小平传》（英文原著的书名是：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mationofChina）大陆简体字版，北京的三联书店近日获准在大陆出版。此前，三联书店报批半年没有音讯，因为其中三章涉及“六四”内容，负责审稿的中央编译局曾要求将这三章内容全部删除。吴稼祥微博说，涉“六四”章节，现在“只需删去一章”。
有人把这件事解读为“习李新政”的一个迹象，我觉得这和新政不新政未必有什么关系。还在2012年“六四”之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傅高义这本书的中文本（书名《邓小平时代》）。诚如此书译者冯克利所说，他原来就“揣摩着这本书应当可以被当局接受”。傅高义本人对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更乐观。之所以遇到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叙述以及观点为当局所不容，而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六四”这个敏感的话题。23年来，在大陆，“六四”是个禁忌，不准公开言说，说好说坏都不准说。傅高义的书虽然是在为邓小平“六四”开枪做辩解，对当局无害甚至有利，但毕竟是突破了禁忌。它多少会使得一个被屏蔽多年的问题浮出水面，变成一个可以公开言说的问题－－当然，这种开放将是有限度的。
（二）
傅高义说，他写这本邓小平传，是力图用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叙述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其中并不包含对邓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他只是在叙述中贯穿了他对邓的思想与行为的了解和理解。
依我之见，傅高义这本书，其实也包含了若干道德判断。对于作者的这些道德判断，我是很有异议的。不过眼下我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想法和行为的了解和理解基本上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让我先从“导言”里的一句话谈起。
在“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里，傅高义写道：自从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此后，直到七十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傅高义的这一论断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何谓共产党人？按照《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加入共产党的入门读物，也是他最熟悉的一篇共产党经典文献）：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坚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如此等等。
难道傅高义真的认为，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在坚持这些信条吗？
任何对邓小平的生平略有所知的人都很容易发现，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在晚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先前甚至截然相反。傅高义说：“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在这里，作者所说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基本上是以毛泽东时代作参照的。然而，邓小平不只是属于邓小平时代，他也属于毛泽东时代。邓时代的中国之所以相比于毛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晚年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相比于此前的邓小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是包拯 写道:我就是按您说的做的，结果一下载就是这个文件：downfile.php
你把下载的文件的扩展名由 .php 改成 .zip 就可以了。个别文件在大陆直连时有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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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年2月12日
（三）
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这本邓小平传记，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邓实际上是第一线的总指挥；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直到第二年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才改变态度，等等。
这就说明，1949年后中国形成的一套制度，邓小平是最重要的建造者之一；在毛时代中共犯下的严重罪错中，邓小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自己一定是清楚的。就拿经济改革来说，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革命所打倒的东西。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袁庚父子能清楚意识到的事情，难道邓小平意识不到？
其实，关于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
（四）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写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傅高义一笔抹煞了非共产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成就。事实上，中国人早就找到了现代化的道路，只是由于共产党的革命和夺取政权，才中断了这条道路。傅高义不妨盘点一下，看一看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破除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中共掌权后才搞起来的？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以前本来就有的？就连中共实行的出口加工战略，难道不也是跟台湾国民党学的吗？是的，今日中国大陆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如果大陆的人均GDP达到台湾的一半，大陆的GDP就超过美国了。我们很有理由假定，倘若当年共产不成，民国犹在，现在的中国何止世界第二，早就世界第一了。
2007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物权法。我们知道，早在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第二年，有关部门就提出了物权法草案。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就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都被视为中共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制定一部物权法了。
中共通过物权法，引起诸多评论，其中，鲍彤的评论最精辟。鲍彤说：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鲍彤指出：“中国近50年来，不，其实是近80年来的历史，应该彻底改写。这就是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的伟大的启蒙意义。”
假如鲍彤说的不错，那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不是也应该彻底改写吗？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5期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0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114
Re: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冯克利）香港版
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年2月12日
点评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
胡 平
（五）
如前所言，邓小平很清楚，所谓经济改革，就是要改掉当初共产革命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恢复被先前共产革命打倒的那一套，这意味着共产党先前引以为傲的那些丰功伟业实际上都是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
美籍华裔科学家朱传榘先生回忆道，1980年10月，他第一次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大陆，通过赵东宛和吴明瑜的安排，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一见他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早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一位非洲领导人时就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另一位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万里讲得更明快。1978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深入农村微服私访，目睹农民的贫困，连小伙子都吃不饱肚皮，忍不住热泪长流，对随从人员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30年，连人家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能满足！”在不久后国务院召开的高层工作会议上，万里再次提到农村的贫困，尖锐地批评道：“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包括邓小平）深受迫害。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们参与制造了一个害人的制度，而后自己又被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邓小平）又是因为他们比暴君毛泽东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被专政，一方面是报应，一方面是受难。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救赎。
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从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期，是中国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在朝野之间有着相当广泛的和解。老革命们由于文革落难的这段经历，使人民比较容易原谅他们过去作过的种种错事。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由于他们在文革中落难的经历，比较容易摆脱历史的包袱而从头做起。
应该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敢于冲破体制的约束，大力推动改革，这是值得肯定的。按照傅高义的解释，邓小平出于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而邓小平之所以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么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我甚至可以说，邓小平这么想，至少在开始一段时期，还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
但问题是，既然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共产党对不起中国人民，那么，共产党凭什么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凭什么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凭什么还要高坐台上执掌大权呢？如果你说，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能够有效运转的政治组织，不通过共产党就做不成事，那么，这顶多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再说，共产党专政本来就是建立在实行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之上的，随着这一点被否定，共产党专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总而言之，邓小平本来应该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推动政治改革，推动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使共产党逐步变成一个正常的政党，即民主的政党，在将功赎罪的同时完成脱胎换骨。他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坚持共产党专政。
（六）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在《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这一说明很重要。我们知道，东欧一些国家早在50年代60年代就开始经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力图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以期振兴经济，但总是没有多大成效。尔后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要振兴经济，唯有否定他们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重新恢复被他们原来打倒的资本主义；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理直气壮地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民众和平抗议时没有下令开枪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无法说服自己去扣动杀人的扳机。
中共内部也有类似的变化。尽人皆知，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发动反自由化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有如强弩之末，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七）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邓小平自己讲出的理由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些理由一望而知是谎言，是邓小平自己也绝不相信的谎言。不过这些谎言倒从反面告诉我们，如果不是抬出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套话语，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镇压人民的和平抗议。
傅高义也知道，邓小平镇压民运并不是出于坚持什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没有用邓小平自己讲的话来替“六四”做解释，他帮邓小平提出了另一套解释的话语。傅高义说，因为邓小平“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对邓小平而言，“底线是中国不能乱”。
这实在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误解。别忘了，邓小平是共产党第一代革命家，如果他是天性怕乱之人，当年干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乱党共产党，立志把中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搞得地覆天翻？当时的中国远比今日宽松，政党林立。如果邓是重视秩序的人，他就该选择进入体制内；即便想当反对派，也可以加入其他政党，大可不必加入共产党，更不必说后来还搞暴力革命，搞武装割据了。至于说到“文革的混乱”，邓本人也说过，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邓小平下令镇压八九民运，决不是害怕中国陷入天下大乱，而只是害怕共产党失去专制的权力。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6期2013年1月11日—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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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平
（五）
如前所言，邓小平很清楚，所谓经济改革，就是要改掉当初共产革命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恢复被先前共产革命打倒的那一套，这意味着共产党先前引以为傲的那些丰功伟业实际上都是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
美籍华裔科学家朱传榘先生回忆道，1980年10月，他第一次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大陆，通过赵东宛和吴明瑜的安排，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一见他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早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一位非洲领导人时就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另一位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万里讲得更明快。1978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深入农村微服私访，目睹农民的贫困，连小伙子都吃不饱肚皮，忍不住热泪长流，对随从人员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30年，连人家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能满足！”在不久后国务院召开的高层工作会议上，万里再次提到农村的贫困，尖锐地批评道：“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包括邓小平）深受迫害。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们参与制造了一个害人的制度，而后自己又被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邓小平）又是因为他们比暴君毛泽东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被专政，一方面是报应，一方面是受难。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救赎。
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从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期，是中国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在朝野之间有着相当广泛的和解。老革命们由于文革落难的这段经历，使人民比较容易原谅他们过去作过的种种错事。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由于他们在文革中落难的经历，比较容易摆脱历史的包袱而从头做起。
应该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敢于冲破体制的约束，大力推动改革，这是值得肯定的。按照傅高义的解释，邓小平出于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而邓小平之所以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么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我甚至可以说，邓小平这么想，至少在开始一段时期，还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
但问题是，既然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共产党对不起中国人民，那么，共产党凭什么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凭什么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凭什么还要高坐台上执掌大权呢？如果你说，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能够有效运转的政治组织，不通过共产党就做不成事，那么，这顶多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再说，共产党专政本来就是建立在实行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之上的，随着这一点被否定，共产党专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总而言之，邓小平本来应该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推动政治改革，推动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使共产党逐步变成一个正常的政党，即民主的政党，在将功赎罪的同时完成脱胎换骨。他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坚持共产党专政。
（六）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在《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这一说明很重要。我们知道，东欧一些国家早在50年代60年代就开始经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力图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以期振兴经济，但总是没有多大成效。尔后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要振兴经济，唯有否定他们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重新恢复被他们原来打倒的资本主义；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理直气壮地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民众和平抗议时没有下令开枪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无法说服自己去扣动杀人的扳机。
中共内部也有类似的变化。尽人皆知，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发动反自由化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有如强弩之末，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七）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邓小平自己讲出的理由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些理由一望而知是谎言，是邓小平自己也绝不相信的谎言。不过这些谎言倒从反面告诉我们，如果不是抬出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套话语，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镇压人民的和平抗议。
傅高义也知道，邓小平镇压民运并不是出于坚持什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没有用邓小平自己讲的话来替“六四”做解释，他帮邓小平提出了另一套解释的话语。傅高义说，因为邓小平“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对邓小平而言，“底线是中国不能乱”。
这实在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误解。别忘了，邓小平是共产党第一代革命家，如果他是天性怕乱之人，当年干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乱党共产党，立志把中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搞得地覆天翻？当时的中国远比今日宽松，政党林立。如果邓是重视秩序的人，他就该选择进入体制内；即便想当反对派，也可以加入其他政党，大可不必加入共产党，更不必说后来还搞暴力革命，搞武装割据了。至于说到“文革的混乱”，邓本人也说过，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邓小平下令镇压八九民运，决不是害怕中国陷入天下大乱，而只是害怕共产党失去专制的权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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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冯克利）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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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下）
胡 平
（八）
《邓小平时代》讲的是中国的转型，中国的改革，可是傅高义不理解中国的改革的内在脉络。傅高义不理解邓小平，也不理解其他中共领导人。
不妨以陈云为例。傅高义把邓小平和陈云视为两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对立观点的代表，“一方主张大胆冒险，另一方则主张避免冒险”。在整个八十年代，两人的分歧都很明显，有时甚至很尖锐。傅高义称之为“一山二虎”。但有趣的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这种分歧却一下子消失了。
我们知道，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经济改革大幅加速，原本就残缺不全的计划经济鸟笼被进一步冲得七零八落，就像一段顺口溜说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按说在这时，陈云一派应该更强烈地反对才是；但奇怪的是，偏偏是在1992年南巡之后，陈云却不表示异议了。
1992年6月，李先念去世，陈云发表悼念文章，其中特地讲到对深圳特区的支持，并由此引申到对经济建设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陈云写道：“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各大报纸上，等于是公开向邓小平的经改路线靠拢。“一山二虎”之争从此划上休止符。
这就怪了。按照傅高义，陈云是平衡器，每当邓小平向前猛冲时，陈云就出来朝后拉一拉，减减速。为什么在这次邓小平冲得最猛，因此最需要陈云出来平衡平衡的时候，陈云却放弃了呢？可见傅高义对陈云没看懂。
其实，陈云这派人，先前之所以老是给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踩刹车，固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怕经济上乱套，但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陈云一派原来反对市场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市场，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大张旗鼓地搞市场，恢复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对先前共产革命以及建立在共产革命之上的共产党专政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那岂不是对政治自由化的鼓励怂恿？一旦民主运动的魔鬼出笼了，要求我们放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去镇压呢？到了现在（1992年），原先最担心的事已经发生了，民运的魔鬼已经出笼了（八九民运），差一点冲倒共产党专政，好在民运这个魔鬼给镇压下去了（“六四”屠杀），短期内再也折腾不起来了，不必再担心了，因此，多搞点市场，多搞点资本主义也就没关系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市场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了。
陈云虽然是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中的经济专家，但是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他考虑问题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陈云的政治敏感性也很强。例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就没有讲经济而是讲政治。1981年，陈云有个内部讲话。当时，体制内外都有不少自由派人士纷纷提出要制定出版法，陈云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做合法斗争。现在，我们绝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出版法和我们做合法斗争。”（据说，陈云也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让太子党接班。“六四”后他讲过，还是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至少他们不会挖祖坟。）
（九）
“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八十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19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份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在这时，以陈云为代表的所谓党内上层保守派，就像上面一节所分析的那样，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镇压的巨大威慑效应，工人必定会发动强大的集体抗争，而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对于这种来自领导阶级的、要求生存权的斗争根本没有镇压的任何借口，他们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工人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十）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因为共产党那套主义、那套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实行起来必定祸国殃民，这时，共产党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
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接受失败，放弃一党专政；而邓小平主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则选择了“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历史上发生过不少统治者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和平抗议民众的事，相比之下，“六四”尤其恶劣。因为“六四”不但很残暴，而且最无耻。
讲到“六四”，傅高义说：“毕竟，这一事件才过去20年，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
傅高义的这些“假如”，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讲过了。早就有人讲，对“六四”的评价，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后的中国的发展而定。假如在未来，中共成功地实行了所谓东亚模式，像台湾和南韩一样转化为一个繁荣而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础的重大作用；而“六四”事件，由于它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是可以原谅，甚至值得肯定的。
没有比这种“假如”更离谱的了。所谓“对六四的评价要看它的长远影响”这种论断方式，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今天”没有独立的价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垫脚石；“少数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少数人”只是“多数人”的牺牲品。撇开这层道德批判不谈，我要强调的是，“六四”使中国改革走上歧途。邓后的中国，按惯性就是要继续专制下去的。20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价才可能把它拉回正道。如果未来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恰恰不是对邓时代的继承，而只能是对它的否定。
（十一）
有时候，傅高义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天真。比如说他写道：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
莫非傅高义真的以为，在现今中国的体制下，邓家子女做敛财之事，还需要邓小平本人直接出面吗？
随着中国作为专制强权的崛起，人们不能不问：这样一个专制的强权会不会对别国、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带来威胁？傅高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断然否认的。傅高义承认，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傅高义却断然地说：因为邓小平讲过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且不说”韬光养晦“按定义就是权宜之计，且不说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政府专欺负外族人外国人，不大欺负本族人本国人；而今天的中国政府却是天天在欺负本族人本国人，包括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势群体，包括本国的少数民族。你怎么能指望这样一种政权，在羽翼丰满之后，依然还只欺负本国人本族人而决不去欺负外族人外国人呢？
（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7期2013年1月25日—2月7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594
胡 平
（八）
《邓小平时代》讲的是中国的转型，中国的改革，可是傅高义不理解中国的改革的内在脉络。傅高义不理解邓小平，也不理解其他中共领导人。
不妨以陈云为例。傅高义把邓小平和陈云视为两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对立观点的代表，“一方主张大胆冒险，另一方则主张避免冒险”。在整个八十年代，两人的分歧都很明显，有时甚至很尖锐。傅高义称之为“一山二虎”。但有趣的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这种分歧却一下子消失了。
我们知道，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经济改革大幅加速，原本就残缺不全的计划经济鸟笼被进一步冲得七零八落，就像一段顺口溜说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按说在这时，陈云一派应该更强烈地反对才是；但奇怪的是，偏偏是在1992年南巡之后，陈云却不表示异议了。
1992年6月，李先念去世，陈云发表悼念文章，其中特地讲到对深圳特区的支持，并由此引申到对经济建设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陈云写道：“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各大报纸上，等于是公开向邓小平的经改路线靠拢。“一山二虎”之争从此划上休止符。
这就怪了。按照傅高义，陈云是平衡器，每当邓小平向前猛冲时，陈云就出来朝后拉一拉，减减速。为什么在这次邓小平冲得最猛，因此最需要陈云出来平衡平衡的时候，陈云却放弃了呢？可见傅高义对陈云没看懂。
其实，陈云这派人，先前之所以老是给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踩刹车，固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怕经济上乱套，但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陈云一派原来反对市场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市场，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大张旗鼓地搞市场，恢复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对先前共产革命以及建立在共产革命之上的共产党专政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那岂不是对政治自由化的鼓励怂恿？一旦民主运动的魔鬼出笼了，要求我们放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去镇压呢？到了现在（1992年），原先最担心的事已经发生了，民运的魔鬼已经出笼了（八九民运），差一点冲倒共产党专政，好在民运这个魔鬼给镇压下去了（“六四”屠杀），短期内再也折腾不起来了，不必再担心了，因此，多搞点市场，多搞点资本主义也就没关系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市场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了。
陈云虽然是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中的经济专家，但是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他考虑问题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陈云的政治敏感性也很强。例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就没有讲经济而是讲政治。1981年，陈云有个内部讲话。当时，体制内外都有不少自由派人士纷纷提出要制定出版法，陈云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做合法斗争。现在，我们绝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出版法和我们做合法斗争。”（据说，陈云也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让太子党接班。“六四”后他讲过，还是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至少他们不会挖祖坟。）
（九）
“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人们应该记得，在八十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19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份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在这时，以陈云为代表的所谓党内上层保守派，就像上面一节所分析的那样，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镇压的巨大威慑效应，工人必定会发动强大的集体抗争，而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对于这种来自领导阶级的、要求生存权的斗争根本没有镇压的任何借口，他们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工人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十）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因为共产党那套主义、那套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实行起来必定祸国殃民，这时，共产党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
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接受失败，放弃一党专政；而邓小平主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则选择了“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历史上发生过不少统治者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和平抗议民众的事，相比之下，“六四”尤其恶劣。因为“六四”不但很残暴，而且最无耻。
讲到“六四”，傅高义说：“毕竟，这一事件才过去20年，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
傅高义的这些“假如”，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讲过了。早就有人讲，对“六四”的评价，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后的中国的发展而定。假如在未来，中共成功地实行了所谓东亚模式，像台湾和南韩一样转化为一个繁荣而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础的重大作用；而“六四”事件，由于它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是可以原谅，甚至值得肯定的。
没有比这种“假如”更离谱的了。所谓“对六四的评价要看它的长远影响”这种论断方式，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今天”没有独立的价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垫脚石；“少数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少数人”只是“多数人”的牺牲品。撇开这层道德批判不谈，我要强调的是，“六四”使中国改革走上歧途。邓后的中国，按惯性就是要继续专制下去的。20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价才可能把它拉回正道。如果未来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恰恰不是对邓时代的继承，而只能是对它的否定。
（十一）
有时候，傅高义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天真。比如说他写道：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
莫非傅高义真的以为，在现今中国的体制下，邓家子女做敛财之事，还需要邓小平本人直接出面吗？
随着中国作为专制强权的崛起，人们不能不问：这样一个专制的强权会不会对别国、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带来威胁？傅高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断然否认的。傅高义承认，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傅高义却断然地说：因为邓小平讲过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且不说”韬光养晦“按定义就是权宜之计，且不说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政府专欺负外族人外国人，不大欺负本族人本国人；而今天的中国政府却是天天在欺负本族人本国人，包括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势群体，包括本国的少数民族。你怎么能指望这样一种政权，在羽翼丰满之后，依然还只欺负本国人本族人而决不去欺负外族人外国人呢？
（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7期2013年1月25日—2月7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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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冯克利）香港版
由 共匪早死早着 » 2013年3月1日
好書何以變誣史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遭刪篡
薩豪恩
中國大陸近年出現了一股當代政治名人題材的出版熱，舉凡朱鎔基談話實錄、喬石談民主法治，乃至於陶涵（Jay Taylor）所著兩蔣父子傳記大陸譯本，似乎成了新歷史學觀點希望之所在。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一書（以下簡稱「鄧代」），也於今年初重磅登場。
作為鄧小平傳記的該書由國際權威的中國通所著，香港中文大學提供正體字版而轉大陸簡體，僅這兩項就足夠吸引人。但是，只要比較港版與陸版的差別，就會發覺一本好書竟然被刪成了誣史。
敏感內容竟達八十餘處
「鄧代」陸版與港版的最明顯差別集中在「六四」內容上，這是因為鄧小平不可避免地與中國當代史此重大事件有涉。港版「鄧代」有兩章專述此話題，是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四日》。陸版「鄧代」則將兩章合併為一章，題目也明顯脫敏，是為《北京：一九八九》。
僅僅變化章名無可厚非，但是作為一部頗有史料價值的著作，陸版的文獻被刪改得面目全非，以至於將原書中文獻序號全部打亂。且不論保留下來的文獻索引又被做了何樣手腳，比較港版「鄧代」，陸版有大量整個獨立段的刪削，原有文獻也難免被刪除。出版者出於政治正確的需要，完全不顧出版業的職業道德，比方說，完全可以注明刪去文獻的索引方向，以便學者類讀者縱深閱研。
涉及「六四」的兩章在港版「鄧代」中計有（含注釋）四萬四千字，總刪量達到八千七百字（這還不包括注釋部分被刪的情況）。刪改點竟有八十四處之多！在多達八十四處的刪改中，整個獨立段被刪除的有十七處，達三千九百字；同時，一個獨立段落中被刪除大部分內容之處有十三處，達二千五百字。兩項合計六千四百字，佔全部刪除文字的七成以上。
巨大銷量帶來嚴重蒙蔽
真相又一次被贋品吞噬，期待者們又會經歷失望的煎熬。一方面，不少人認為涉及「六四」話題的著作能夠出版，就是政治進步的表現甚至被附會為習李政治開明的結果；另一方面，該書的巨大銷量（今年一月份首印五十萬冊全部售罄）帶來了相當的致幻效應。
放下陸版刪節量不說，只看其惡意篡改就不難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比如，「運送軍人的坦克、卡車、裝甲車」被改為「軍隊」而籠統代之；再比方說，在港版裡「準備武力鎮壓」到陸版裡則成了「準備清場解決」。對於至今仍是未詳數據的「六四」死難人數，港版的原句是「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很大」，陸版則直接篡改為「最初一些外國的報道說死亡數字很大，但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如果說其他刪改都情有可原，那麼此處的用心顯然極為陰惡，即在大陸將「六四」史做成偽史誣史。
重手刪篡後的陸版「鄧代」給讀者三個初步印象：其一，李錫銘尤其是陳希同挑大了事端；其二，趙紫陽刻意利用事態反鄧；其三，時過二十三年，平反之態隱約可見。實質上，港版中涉及李鵬及另外一些強硬派的反趙預謀被陸版統統刪去，因此罪人陳希同還要代人受過。趙紫陽個人的道德性抉擇及人性流露（如堅辭總書記職位並將情況告知將受連累的家人），被陸版全部刪除，因此鄧趙不可調和的矛盾隱去，而胡趙的誤會則成了趙「人品」不好的證明。為了給讀者造成致幻效應，陸版將鄧小平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關鍵句子亦予刪掉，因此鄧小平死後的政府辭令之變（如「暴亂」淡化為「風波」）似乎成了平反的信號。
此外，已成誣史的陸版「鄧代」還邏輯性地導致了原著者形像的破壞。如此重刪惡篡之後，傅高義悄然變為「六四」鎮壓的支持者，至少認為它換來了日後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在港版中，傅高義不止一次地對武力鎮壓表示厭惡，比方說軍隊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儘管此句在陸版中被篡改為軍隊「採取清場行動」。再比如說，傅高義自己聲稱「作為學者」與「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希望還原事件原貌，儘管此已頗有曲筆之意，但是陸版還是將此句刪去。難道「人類生命和自由」在大陸意識形態既得利益集團那裡是十分可怕的說法？或者一文不值？
不要指望習李恩賜平反
迄今為止，所有涉及到「六四」乃至八九這個年份的陸版國史，都是偽史誣史無疑。換言之，沒有一個基本面目的事件還原書寫，就不可能有國史之信史！並且誣史觀念已經在中共整個體系內形成一種亞信仰，此也為其壟斷史觀的權力欲望之表現。仍就「六四」史而論，江澤民在退而不休之後對其傳記作者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表示該事件不可能平反，胡溫也會繼承這點。
習李時代裡，江的說法仍是不易準則，更何況習近平本人力圖重振鄧小平法統呢！陸版「鄧代」之出現絕不是什麼平反的先期信號，而是以開明名義刻意造就誣史的招術。在這部借傅高義名聲而行蒙蔽之術的誣史中，就是連被捧起來的胡耀邦也不過是貶低趙紫陽的一顆棋子。這又與始自胡溫、後至習李所繼承的「褒胡貶趙」手法多麼地神似！
僅就史家對個人應持不隱善不揚惡的職業道德準則而論，所謂的褒胡實際上對胡耀邦給予更為深重的侮辱。港版「鄧代」比較八九年學生祭胡與七六年群眾祭周，稱曰「胡耀邦已經取代周恩來，成了當時的大英雄」。在陸版裡面這句話所在的獨立段被全部刪去。還有，民眾對胡耀邦的讚美與自由民主的關係也被刪去。也就是說，對胡耀邦的讚美也成為專橫權力對史觀壟斷的一部分。試想，若是連讚美都遭遇篩選，這個社會本質是什麼樣的情形呢？所以說，稱陸版「鄧代」是由刪篡而來的誣史絕不為過。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遭刪篡
薩豪恩
中國大陸近年出現了一股當代政治名人題材的出版熱，舉凡朱鎔基談話實錄、喬石談民主法治，乃至於陶涵（Jay Taylor）所著兩蔣父子傳記大陸譯本，似乎成了新歷史學觀點希望之所在。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一書（以下簡稱「鄧代」），也於今年初重磅登場。
作為鄧小平傳記的該書由國際權威的中國通所著，香港中文大學提供正體字版而轉大陸簡體，僅這兩項就足夠吸引人。但是，只要比較港版與陸版的差別，就會發覺一本好書竟然被刪成了誣史。
敏感內容竟達八十餘處
「鄧代」陸版與港版的最明顯差別集中在「六四」內容上，這是因為鄧小平不可避免地與中國當代史此重大事件有涉。港版「鄧代」有兩章專述此話題，是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四日》。陸版「鄧代」則將兩章合併為一章，題目也明顯脫敏，是為《北京：一九八九》。
僅僅變化章名無可厚非，但是作為一部頗有史料價值的著作，陸版的文獻被刪改得面目全非，以至於將原書中文獻序號全部打亂。且不論保留下來的文獻索引又被做了何樣手腳，比較港版「鄧代」，陸版有大量整個獨立段的刪削，原有文獻也難免被刪除。出版者出於政治正確的需要，完全不顧出版業的職業道德，比方說，完全可以注明刪去文獻的索引方向，以便學者類讀者縱深閱研。
涉及「六四」的兩章在港版「鄧代」中計有（含注釋）四萬四千字，總刪量達到八千七百字（這還不包括注釋部分被刪的情況）。刪改點竟有八十四處之多！在多達八十四處的刪改中，整個獨立段被刪除的有十七處，達三千九百字；同時，一個獨立段落中被刪除大部分內容之處有十三處，達二千五百字。兩項合計六千四百字，佔全部刪除文字的七成以上。
巨大銷量帶來嚴重蒙蔽
真相又一次被贋品吞噬，期待者們又會經歷失望的煎熬。一方面，不少人認為涉及「六四」話題的著作能夠出版，就是政治進步的表現甚至被附會為習李政治開明的結果；另一方面，該書的巨大銷量（今年一月份首印五十萬冊全部售罄）帶來了相當的致幻效應。
放下陸版刪節量不說，只看其惡意篡改就不難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比如，「運送軍人的坦克、卡車、裝甲車」被改為「軍隊」而籠統代之；再比方說，在港版裡「準備武力鎮壓」到陸版裡則成了「準備清場解決」。對於至今仍是未詳數據的「六四」死難人數，港版的原句是「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很大」，陸版則直接篡改為「最初一些外國的報道說死亡數字很大，但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如果說其他刪改都情有可原，那麼此處的用心顯然極為陰惡，即在大陸將「六四」史做成偽史誣史。
重手刪篡後的陸版「鄧代」給讀者三個初步印象：其一，李錫銘尤其是陳希同挑大了事端；其二，趙紫陽刻意利用事態反鄧；其三，時過二十三年，平反之態隱約可見。實質上，港版中涉及李鵬及另外一些強硬派的反趙預謀被陸版統統刪去，因此罪人陳希同還要代人受過。趙紫陽個人的道德性抉擇及人性流露（如堅辭總書記職位並將情況告知將受連累的家人），被陸版全部刪除，因此鄧趙不可調和的矛盾隱去，而胡趙的誤會則成了趙「人品」不好的證明。為了給讀者造成致幻效應，陸版將鄧小平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關鍵句子亦予刪掉，因此鄧小平死後的政府辭令之變（如「暴亂」淡化為「風波」）似乎成了平反的信號。
此外，已成誣史的陸版「鄧代」還邏輯性地導致了原著者形像的破壞。如此重刪惡篡之後，傅高義悄然變為「六四」鎮壓的支持者，至少認為它換來了日後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在港版中，傅高義不止一次地對武力鎮壓表示厭惡，比方說軍隊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儘管此句在陸版中被篡改為軍隊「採取清場行動」。再比如說，傅高義自己聲稱「作為學者」與「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希望還原事件原貌，儘管此已頗有曲筆之意，但是陸版還是將此句刪去。難道「人類生命和自由」在大陸意識形態既得利益集團那裡是十分可怕的說法？或者一文不值？
不要指望習李恩賜平反
迄今為止，所有涉及到「六四」乃至八九這個年份的陸版國史，都是偽史誣史無疑。換言之，沒有一個基本面目的事件還原書寫，就不可能有國史之信史！並且誣史觀念已經在中共整個體系內形成一種亞信仰，此也為其壟斷史觀的權力欲望之表現。仍就「六四」史而論，江澤民在退而不休之後對其傳記作者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表示該事件不可能平反，胡溫也會繼承這點。
習李時代裡，江的說法仍是不易準則，更何況習近平本人力圖重振鄧小平法統呢！陸版「鄧代」之出現絕不是什麼平反的先期信號，而是以開明名義刻意造就誣史的招術。在這部借傅高義名聲而行蒙蔽之術的誣史中，就是連被捧起來的胡耀邦也不過是貶低趙紫陽的一顆棋子。這又與始自胡溫、後至習李所繼承的「褒胡貶趙」手法多麼地神似！
僅就史家對個人應持不隱善不揚惡的職業道德準則而論，所謂的褒胡實際上對胡耀邦給予更為深重的侮辱。港版「鄧代」比較八九年學生祭胡與七六年群眾祭周，稱曰「胡耀邦已經取代周恩來，成了當時的大英雄」。在陸版裡面這句話所在的獨立段被全部刪去。還有，民眾對胡耀邦的讚美與自由民主的關係也被刪去。也就是說，對胡耀邦的讚美也成為專橫權力對史觀壟斷的一部分。試想，若是連讚美都遭遇篩選，這個社會本質是什麼樣的情形呢？所以說，稱陸版「鄧代」是由刪篡而來的誣史絕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