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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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文集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0 14:40

杜光文集
作者: 杜光
33 集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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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先辈的火炬,争取祖国的自由民主
《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内容简介
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开展
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6月至9月微博选录
生活履痕
往事杂忆
思想轨迹
网络故事
反垄断
房地产调控
读报随感
反右55周年
新“黑五类”
王薄事件

34 集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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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至12月的微博选录
文化动态
经济点评
薄王大案
思想轨迹
生活随感
廉政反腐
十八大和新班子
支持维权
网络法规
重要更正
也谈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答一位朋友的询问
试论改革的性质、途径和目标模式
政改班头,民主先锋
纪念李九莲被害三十五周年
两个博弈
土地制度的遐思与悲歌
与其侈谈文风,不如开放舆论
警惕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现象
附录:普世价值与中国道路
有关十八大的两封建议信




杜 光
文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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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举起先辈的火炬,争取祖国的自由民主 2
《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内容简介 8
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开展 17
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26
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36
6月至9月微博选录
  生活履痕 43
  往事杂忆 45
  思想轨迹 48
  网络故事 52
  反垄断 54
  房地产调控 56
  读报随感 59
  反右55周年 65
  新“黑五类” 66
  王薄事件 67

举起先辈的火炬,争取祖国的自由民主
——记一次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的茶叙
  
  6月8日下午,在北京的一些五七难友和难友子女,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茶叙,纪念55年前的“反右运动”。
(一)
  对于难友和他们的子女来说,6月8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55年前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策划、定题、修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社论和文件,把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转变为对爱国知识分子进行大清洗、大镇压的反右运动。
  长期以来,由于当局坚持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个错误结论,压制民间对它进行探究研讨,禁止报刊发表有关的文章,因而,反右运动和作为它的转折点的6月8日,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淡漠了、忘却了。但对于所有因被划为右派而沦为贱民的几十万难友家庭来说,6月8日却没齿难忘。不过,很多难友只记得《这是为什么?》这篇杀气腾腾的社论,而对那个充满杀机、号令开杀的党内文件,却不甚了了。许多难友以为《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写的,记忆里把发生在6月8日这一天的两件事情——社论和党内文件,搅混在一起了。实际上,那个党内文件的作用,远远超过社论。因为社论虽有号召力,却没有约束性。而党内文件则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循的号令,无疑更为那些领导运动的干部所重视。毛泽东在同一天里既发社论,又写文件,双管齐下,彻底扭转了运动的方向,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打了下去,掀起了残酷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社会最底层,震慑住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而巩固了、加强了他的独裁统治。
  因此, 在6月8日这个日子里纪念反右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采取小规模茶叙的形式,是在国家安全部门严密的专制高压统治下的无奈之举。近几年来年,国家安全部门似乎患了“会议过敏症”,只要听到有什么见面聚会的风声,哪怕是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老朋友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也要出来干涉禁止。一方面是警告聚会地点的餐馆或书店,以停水停电、甚至是停业整顿相威胁,迫使他们取消借用场所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对受邀参加聚会的人进行监控、约谈、喝茶、劝告。一部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专政机器,在这一类问题上运转得非常迅速、高效。因此,如果举行正式的会议,势必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干预,不胜其麻烦不用说,最后还是开不成会。为了避免这个不幸的前景,我们不得不采取小规模的茶叙的形式,来实现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的心愿。
  参与这次茶叙的,有两位当年的罹难者,5位难友的子女,还有两位关心这一事件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因为接到邀请书,受邀参加10日将在香港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研讨会,这几天一直受到警方的干扰,劝告他不要参加会议,并且对他实行24小时监控。来参加茶叙前,他说要出门看朋友,警方说,我们可以用车子送你去。为了不至于连累其他朋友,他把出行的目的地说成另一个地方,下车后摆脱了警方的跟踪,再搭公共汽车来和朋友们见面。这个插曲,为这次小小的茶叙添加了谈资笑料,倒也有趣。
(二)
  在茶叙漫谈中,大家一起回忆了55年前那个由民主运动转变为残酷镇压的可悲时刻。在6月8日以前,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帮助党整风的诱导下,对中共建政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批评建议。特别是以北大“五一九”为开端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的口号,提出“为民主而斗争”,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对镇反、肃反、反胡风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提出尖锐批评,直接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如认为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至于在大学以外的社会上,很少有人直接提出民主自由的口号,多数是对具体工作中的缺陷,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对建立未久的专制政体的批评和指责,本身就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所以,在6月8日以前,这个社会运动的性质是一场反专制争自由的民主运动。6月8日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在所有学校、机关、企业以至学术研究单位,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独裁者凭借专制统治机器的强大权力体系,对民主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毫无招架之功,结果,无数知识分子(一说55万余人,一说300余万人),被淹没在“杀人不见血”的汪洋大海里。这就是反右运动——专制统治者的盛宴,知识分子的劫难。
  茶叙中还谈到,毛泽东在运动开始时发动整风,可能怀有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他在1956年就提出要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目标其实是党内最有可能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1953年他成立计划委员会,把高岗从东北调来当主任,就是让高岗来分周恩来的权。他多次找高岗密谈,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让他到东北去调查刘少奇的问题。高岗信以为真,就召开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矛头直指周恩来;又利用饶漱石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批判安子文,矛头指向刘少奇。他还找一些领导人谈话,表示要拱倒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感到情况不妙,分别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非组织活动。毛泽东权衡厉害,一翻脸就搞了个“高饶反党集团”,而对刘少奇、周恩来,仍然心怀警惕。 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否定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章上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设立名誉主席,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刘周等人为削弱他的独裁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发动整风,可以把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不满情绪,引向某些领导人,借助党员和社会群众的力量,实现他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
  另一方面,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意识到国内的社会危机,他特别注意知识分子的动态。因为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摧毁,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最有威胁的社会阶层。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以,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对部分知识分子进行打击,以震慑整个知识阶层,消除对独裁统治的威胁,就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了。
  为了化解社会上骚乱濒发的各种矛盾,发动广大民众和党员积极投入即将开展的政治运动,也为了诱使知识分子大胆“暴露”,毛泽东在1957年2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且一再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接着,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于是,各部门、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都开始了整风的大动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整风本来只是党内的运动,但动员的对象却主要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如大专院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机构等等。出于毛泽东的意外,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被动员起来后,矛头所向却不是刘周等人的右倾和工作失误,而是他主持推行的反胡风、三大改造、统购统销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直接针对他个人的批评。面对这个趋势,他不得不放弃利用整风来打击党内对手的打算,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反击知识分子的批评。他把邓小平推上第一线,任命他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
  毛泽东后来把反右运动解释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他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光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行,还要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运动就是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反右运动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当然,把反右运动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反右运动确定无疑地建立并巩固的,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
(三)
  参加茶叙的朋友中有五位是当年右派的子女,交谈时提到了“右二代”。有的朋友不赞成这个称呼,认为现在流行“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甚至还有“星二代”,都带有讽刺和贬斥的意味,仿佛都是一些仗恃父母的权力和财富而睥睨当代、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和他们完全不同,我们的父母当年因为反专制争民主而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虽然受了许多苦,并且连累了我们全家,但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光荣的,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也引以为豪。我们长期生活在贱民家庭里,在苦难中成长,深知自由民主平等的可贵,我们要接过父母的火炬,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广大,不能让“右二代”这个称呼玷污了我们。
  有的右派儿女说:反右运动已经55年了,当局至今还坚持“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个荒唐的结论,不道歉,不赔偿。近几年来,许多右派老人不断上书,发公开信,写文章,到省会和北京上访,对当权者恳求哀告,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希望他们实事求是地面对事实,但都没有感动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就是想把现在还活着的这些原来的右派分子都拖死了,就可以不了了之。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有责任把父母留下的担子挑起来,一方面,深入批毛批邓,揭露他们违反宪法、违反人性理性的狰狞面貌,清算他们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严重罪行;另一方面,要求当局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承认错误,向我们的父母道歉,赔偿受迫害二十多年的损失,并且妥善解决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果我们这一代达不到目的,还有第三代。现在已经有第三代英勇上阵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有的朋友还谈到,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改革反改革、启蒙反启蒙、维权反维权。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问题和形式,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一点一滴、一砖一瓦的作用。现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启蒙,由于当局掩盖历史真相,禁止讨论历史问题,很多老人,甚至很多中青年,至今仍然处在受蒙蔽、被欺骗的蒙昧状态。如有的人在毛派的蛊惑下,认为还是毛泽东的时代比现在好。这就需要大量说理透彻的文章,揭露历史真相,分析批判那些带有极大欺骗性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和在香港出版的,有许多高质量的文章和专著,在这场新的启蒙运动中,我们至少可以做个“二传手”,把这些好书好文章下载复印,广为散发,使更多的民众受到启蒙教育。
(四)
  茶叙漫谈时,有的朋友还对我最近出版的《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作了评说。他们说,长期以来,我们根据切身的感受,对过去接受的一些理论观念,产生了许多怀疑,也进行了反思,又从互联网上读到了大量文章,得到了很多启发,思想认识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问题太多,由于当局推行实际上是愚民政策的舆论导向,广大民众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处于蒙昧状态,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或者换一句话说,需要进行启蒙性的教育。《回归民主》的出版,正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可以在社会上发挥启蒙教育的作用。这本书对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传统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清算,廓清了许多习以为常的糊涂观念,特别是对于像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重大问题,既从理论上揭露了它们的谬误,又从实践上指出了它们的危害,特别是它们阻碍改革开放的有害作用。十五篇文章和鲍彤的序言,说理明确,论证透彻,很有说服力。他们认为,推广《回归民主》,宣传这本书里的理论思想,就是推进启蒙运动和改革开放,所以都乐于为推广此书出力。
  但推广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回归民主》是不被当局认可的出版物。此书原名《评“八确立”、“五不搞”》,有简体字的试印本,在香港正式出版繁体字版时,书名改为《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它刚出版就在大陆被列入禁书黑名单。少量逾越海关的严格检查而流入大陆的书,虽然经过复印,仍然不能上市或邮寄,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传播的难度,阻碍了它的扩散。参加茶叙的几位朋友最近奔波于京华道上,分送复印的《回归民主》,十分辛苦,但他们仍为自己能以这种形式促进启蒙运动而感到自豪,把自己称为“民主义工”、“启蒙义工”愿意继续做《回归民主》的“二传手”。我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五)
  朋友们还对当前时局和某些社会问题,进行了交谈,大家无拘无束地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有坦率的陈说,也有剀切的规劝;相互支持,彼此勉励。已经到六点钟了,茶叙在舒畅的、和谐的气氛里宣告结束。
  同参与茶叙的朋友们握手告别后,我带着大家的祝福和期盼回家。走出几十米后,我回头遥望,几位五七难友的子女还在路那边热烈交谈。一种异样亲切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这些朋友是不幸的一代,平庸的一代,但同时也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由于他们青少年代成长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家庭里,被剥夺了应该享有的社会资源,良好的教育与他们无缘,因而,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识,他们都不如55年前的父母辈。但是,网络时代的信息涌流,民间民主运动的持续高涨,却使他们获得了父母辈所不具备的条件。他们不但对于现代社会的见解远胜于父母,而且所作所为也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比他们的父母作出更大的贡献。北大“五一九”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但他们当年所举起的自由民主的火炬,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扑灭了。这些难友子女的历史任务,就是重新点燃先辈的火炬,高高举起,照亮争取自由民主的征途,驱除一切黑暗,迎接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
  在将要来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里,在改革的高潮、启蒙的高潮、维权的高潮里,这些右派儿女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怀着颇为乐观的心情,轻快地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2012年6月30日
  
《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内容简介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说,一是关于《08宪章》的论说,分别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编排。
  第一部分共有9篇文章,其中,主要从理论上阐述普世价值的有两篇:《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
  《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是我2008年8月31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这个发言里,我首先说明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推翻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实践普世价值。我又指出: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仁爱、平等、诚信、公平等等。接着,我还介绍了马克思的普世价值观。马克思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要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就需要找到符合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共同价值的共同目标,那就是自由,这从他把未来社会设想为“自由人联合体”就可以了解。马克思还认为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人民有权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解放全人类,就是使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全人类都得到实现。只是当时还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词罢了。
  《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是我在同年11月应《人民日报》子刊《人民论坛》的一位编辑之约而写的。他们准备在子刊上开辟专栏,发表关于普世价值的各种不同观点。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表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所以欣然从命,很快就写出了这篇文章。但文章发去后,好几个月没有回音,听说是被高层叫停。于是,在媒体上就只有批判普世价值的讨伐之声,正面论述的文章基本上全被挡在报刊之外。我的这篇文章,就只好送到网上去了。
  我的这篇文章首先说明什么是普世价值:“价值本来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物品的有用性的判断,后来扩展到社会的其它领域,泛指所有涉及人们生活和利益的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即所谓价值判断。普世价值,顾名思义,是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
  在关于普世价值的大讨论中,不少文章都集中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为什么?我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呼求(《历史的先声》一书对此有着详尽的记录),再到近几年朝野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以对历史的回顾来回答这个问题。 针对普世价值反对者的一些论据,我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说明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宽容、和平、仁爱这些理念是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和需要的普世价值,但要真正在社会上实现,并且形成为制度,为全世界所承认、接受、遵守,却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制约。在这些制约因素里,最重要的是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内的财产所有权,这是一切公民权利的经济基础。只有社会成员都有了财产所有权,人人都成为有产者,普世价值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完满的实现。
  《诋毁民主自由为哪般?》和《从“先有蛋后有鸡”说到普世价值》是两篇“读报随感”。前一篇针对2008年10月22日《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峰”的文章《拳头里的“民主”》,指斥作者的歪曲事实、强词夺理,同时揭露了毛左派的理论秘密:他们反对民主自由,就因为民主自由是反对专制体制的强大武器。所以,批判普世价值也好,诋毁民主自由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维护现行的专制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后一篇从《北京晚报》11月18日的一篇报道说起,说明“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是通过逻辑上的偷换概念才完成的。在理论讨论过程中,也可以常看到运用这种逻辑方法进行诡辩的事例。如在最近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中,有些人通过偷换概念,把普世价值等同于、局限于西方的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符合我国国情为理由,拒绝普世价值。他们借口人的阶级性,否定人类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这些带有浓厚片面性的见解,使他们无法正确认识普世价值。
  《哪里来的“赵紫阳集团”?》写于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掀起不久,有人把批驳陈奎元的文章说成是“赵紫阳集团的大反攻”,认为“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并且把温家宝封为“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批判矛头直指温家宝。这就使他们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居心昭然若揭。因为赵紫阳以推动改革而为人所共知。1987年初,当反改革的政治势力趁着拱倒胡耀邦的余威,发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的反改革高潮时,刚担任总书记职务不久的赵紫阳就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把反自由化严格限制在“正面教育”的范围内,扑灭了反改革的熊熊烈火。接着,他在同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把党政分开作为改革政治体制的首要任务,实际上为逐步转变一党专政的体制格局,创造最基本的条件。赵紫阳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捍卫者,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他去世三年多后,居然还有人念念不忘对他的敌视,把主张改革最积极的政治力量贬斥为“赵紫阳集团”,这就进一步暴露了这些人反对改革的险恶用心。这篇文章除了介绍被赵紫阳粉碎的第一次反改革高潮外,对邓小平南巡讲话前的第二次反改革高潮,和近年以反普世价值为标记的第三次反改革高潮,也做了简要的描画。
  《实现普世价值是人性的复归》是我2008年12月27日在“血液安全与艾滋病人权利保护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我说:“普世价值作为理论概念,指的是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因而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价值理念。”它是“普照全球的阳光,滋润大地的雨露。爱滋病患者由于比起普通公民更不自由、更不平等,尊严更不受尊重,权利更得不到保护,所以更需要普世价值的光照雨泽。”“爱滋病患者备受歧视的事实,说明我们非常需要普世价值的启蒙。”“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推行普世价值的过程,也是走向人类解放、人性复归的过程。实现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类的解放,人性的复归。”
  《我为什么要推崇普世价值?》是我给一位《炎黄春秋》读者的回信。2009年1月,《炎黄春秋》在当年第1期上发表了《普世价值: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后,有一位读者来信,提出5点质疑。我考虑到他提的这些问题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决定逐题作答,并在网上披露。本文是第三封回信。后因这位读者不满意我的回信方式,原来计划要写的另两封回信就没有再写。
  在这封长达一万多字的回信里,我分析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有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同时,对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否取得“重大成绩”,指导思想上的谬误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我首先指出,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它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接着,我用较多的篇幅逐一论证了这四个“化”的意义。在最后的结语中,我说:就这“四化”来说,市场、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实现普世价值,指导思想上有没有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是改革是否能够达到“四化”目标的决定性关键。
  《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是对权贵集团和毛左派联合抹黑温家宝的反击。近几年来,反改革派不遗余力地攻击温家宝,甚至污辱诽谤,把他形容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招致这一切的根由,无非因为温家宝赞同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一类的观点,大声疾呼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使他成为反改革派的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不但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含沙射影的批判文章,在网络上肆意攻讦诽谤,而且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在官方的媒体上拒不发表温家宝的讲话,或者删除讲话里涉及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不让广大民众听到他的声音。我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背景,解剖了形成批温大合唱的三股社会力量的不同心态,呼吁一切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密切合作,“朝野改革力量的团结和合作,最终将主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把中国引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的轨道。”
  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多数朋友认同我的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为此,我写了《回应〈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引起的波澜》,有层次地说明我对改革路径和发展前景的思考逻辑。其中还介绍了我对最高权力结构中的三种政治力量的简要剖析。
  就在写这篇内容简介的间隙里,我在网上读到两件倒温奇文,一件是马宾等7月15日发布的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呼吁书,要求罢免温家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据说签署者有1644人。另一件是有个“毛泽东思想联谊会‘送瘟神’总部”发布一号动员令,提出“还我好公仆薄熙来”,“打倒卖国贼温家宝”,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为营救薄熙来谷开来而绝食或静坐,号召举行万人以上的游行示威。这说明那些反改革反普世价值的势力正在组织“最后的斗争”。我把它补记在这里,供读者一笑之后深思。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共有6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对《08宪章》的解读。我的基本观点就凝聚在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上:《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
  在《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里,我说明《08宪章》立场温和,持论理性,语气平缓,态度和解。它认为我国目前“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以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暴力冲突”,应该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为此,它提出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既对现有体制进行深刻的批判、又设计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完整路线图,字里行间,洋溢着和平改革现有体制的愿望。这是一份理性的宣言,同时,也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理性、和解、合作、非暴力,应该是我们改造社会的最佳选择。接着,我论证了《08宪章》其实也是执政党摆脱目前困境的最佳选择:首先,它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其次,它提出的价值理念和基本主张,为执政党提供了总结经验教训的参照系;再次,它的和解合作精神是消解社会暴戾之气的清醒剂;最后,“08宪章”可以成为执政党清除污垢、完善自身的契机。
  在这篇文章里,我还对《08宪章》提出的19条主张中几个影响较大的问题,包括修改宪法、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和“联邦共和国”等,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讨。最后指出:“《08宪章》所提出的目标必将实现,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什么时候实现,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将取决于人民的觉悟和当政者的觉醒。只要人民从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影响和毛左派的蛊惑下解放出来,只要当权者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个人既得利益的枷锁里解脱出来,并且采取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态度,《08宪章》就有逐步实现的可能。
  《政治改革的蓝图,宪政民主的丰碑》是我为纪念《08宪章》发表一周年而写的。我在文中分析了《08宪章》出现的背景,并且说明:《08宪章》重申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价值理念,提出了19条基本主张,实际上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蓝图。中共十三大曾提出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承诺,1989年后却完全抛弃了,《08宪章》只不过把它引向更为彻底、更为完备的目标罢了。它为当政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推进改革、完善自身,从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明确无误的目标。同时,《08 宪章》也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它尖锐地揭露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鲜明地展示实现宪政民主的决心,但始终坚持善意、理性、和解、非暴力的原则立场;它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和平对话的范例,具有长远的示范意义。《零八宪章》记录着人们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成果,凝结着大众对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心愿和期待。一切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家,都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不能等闲视之。
  《对自由理念、自由权利的误读和自由宪草的真谛》是我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批评《08宪章》所写的评论。社科院的许多研究人员,从他们的院长陈奎元开始,对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充满了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对他们那些用陈词滥调堆砌起来的垃圾文章,我向来不屑一顾。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虽然怀有学术良知和爱国情怀,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对《08宪章》缺乏理解,提出一些责难,这些真诚的误读应该受到理性的回应。我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与“零八宪章”对话》(以下简称《对话》)而写的,这个对话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人权等理念的分析与批判。我在文中说,自由是《08宪章》的真谛,只有正确理解自由,才能读懂《08宪章》。因此,我从自由的概念说起,指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既是普世人所共有的自然权利,又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以无害于他人为原则,由法律加以规范。这是自由的本质特征,许多对自由的误解、歪曲以至无端攻击,都根源于对这个本质特征缺乏全面的了解。接着,我从《对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自由观。《对话》认为:马克思主义比较实用的,在目前还属于比较合理的部分,一是无神论思想,二是强调对下层民众的关注。我在点出这一观点的虚妄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比较实用”和“合理”的部分,恰恰是他的自由观,因为这是对那些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批判普世价值的政客和帮闲的当头棒喝。马克思的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零八宪章》的精神是一致的。
  《对话》作者对结社、集会、言论和宗教信仰等公民权利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认为结社“从来也没有禁止过”,因而“结社自由是不必要的”;“集会自由”除了保障学术会议、听证会自由有积极意义以外,就剩下消极意义了,所以集会自由是要不得的;至于“言论自由’,她非常赞同“学术自由”,但“言论自由”不能完全开禁;“‘宗教自由’是与‘科学与民主’观念相对立的”,“所以,把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放到宪法中,显然会与这种社会前进的方向相左”,“等于维护了封建迷信,是开历史倒车。”《对话》作者虽然反对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除“学术自由”以外的思想自由,但又肯定普世价值,在《给胡锦涛主席的第三封信》里明确表示:“总之,批判普世价值是愚蠢的——等于与全世界为敌,与科学与文明为敌,更不能采取镇压的方式。”这个矛盾大概就是《对话》许多误读的根由吧。
  在第二部分里,我还编进了三篇就刘晓波被捕、判刑、得奖三事所写的文章。第一篇是2009年6月24日获悉刘晓波被捕后写的七八百字的短文《强烈抗议对刘晓波的新迫害》,我认为,给“08宪章”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是非常荒唐的。“08宪章”是一个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宣言,它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和十九点基本主张,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同时,也为执政党提供了改善自身的良好机会。只有满怀爱国之心而又才智洋溢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如此切中时弊的社会改革方案。把刘晓波这样的智者爱国者诬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最典型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最大教训是把忠贞的爱国者当作危害国家的敌人。造成多少冤假错案,多少社会精英惨遭残害,这些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如果今天还要继续这种危害社会、戕贼民族的罪恶行径,把持有不同政见的智者爱国者视为仇雠,肆意迫害,就必然会搞得天怨人怒,以致真的发生“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变,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们!
  第二篇写于同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之后,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判决,可耻的判决。说它愚蠢,因为《08宪章》是一个促进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文献。刘晓波则是一位胸怀祖国,忧国忧民,为争取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繁荣昌盛而不懈思考、呕心沥血的爱国者。现在却因为起草《08宪章》而被判刑,投入监狱。是非颠倒,多么愚蠢!说它可耻,是因为法院判处刘晓波的罪名,既违宪非法,也逆情悖理。判决书加在刘晓波头上的罪名,一是诽谤造谣,一是煽动颠覆。我在文中引用判决书的原文,指出,每一个公民都有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的权利,你不能因为不同意他的看法就说他是“造谣诽谤”。至于煽动颠覆,在刘晓波的文章和《零八宪章》里,有哪一行哪一句是“煽动”别人采取行动,去摧毁、推翻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现政权早就提出的主张,《08宪章》不过描绘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图景,怎么就成了“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了呢?
  最后一篇是《让“我没有敌人”的旗帜高高飘扬》。2010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获奖者刘晓波被关在牢狱里不能与会,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在会上朗诵了他一年前在法庭上的发言《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同一天举办的和平奖主题展览,也以“我没有敌人”为名。作为和平非暴力的民主运动的价值理念,“我没有敌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一面旗帜。我认为,“我没有敌人”应该成为当代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同信守的价值理念。在变专制主义为民主主义的改革过程中,任何个人,包括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丑类,都不是我们的敌人。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巩固独裁统治而采用的伎俩。“敌人”是专制思维的产物,是同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没有敌人”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它将指引我们沿着理性的大道,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除了关于普世价值和《08宪章》的文章外,我还把《08宪章》作为附录编入本书。因为《08宪章》在网上发布后,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密封锁,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都没有机会读到它的全文。本书第二部分既然论说《08宪章》,就不能不把它的全貌介绍给读者。另外,附录还增加了两封上送中共中央的信,一封是摘要,一封是全文。两信都没有上网,只收在2009年的最后一辑《杜光文存》里,因与《08宪章》有关,所以也编在这里。
   2012年8月10日
  
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开展
    ——《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一书前言
  
  (一)编印这本小册子的缘起
  为什么要把我这几年写的关于普世价值和《08宪章》的文章编成这本小册子?我是这样思考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有可能进入一个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它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我们摆脱“猫论”、“摸论”的因袭传统,以符合于历史规律的理念为指导,树立明确的目标和路径。因此,为了稳妥地、健康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准备过程,首先是理论上、观念上的解放与转变过程。贯穿这个过程的,不应该是传统僵化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排斥异己的舆论一律,而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讨论。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每个公民都有权发言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期望。在全民大讨论、大启蒙的基础上,确立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理念和目标。我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参加和推动这个大讨论而编的。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普世价值和《08宪章》这两个主题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以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近代世界的历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观念,是反专制、反垄断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要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就离不开普世价值。至于《08宪章》,它所提出的6条理念和19项主张,等于是描画了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草图,你说它粗糙也好,说它不合时宜也好,至少它提出了一个可供思索、讨论、参考的资料。所以我认为,把有关普世价值和《08宪章》文章编在一起印发,将会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妥而健康的开展。
  我关注普世价值,还同近几年的社会理论思想动向有关。从2008年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和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批判、讨伐普世价值的高潮。普世价值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概念,指的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符合于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要的价值观念。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普世价值,是否可以承认和接受普世价值,它对现阶段的中国的社会发展有没有实际意义,这些本来都是可以从容讨论的问题。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导向指引下,官方和半官方的报刊都只许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却不许肯定、宣扬普世价值的文章出现。社会舆论呈现出一面倒的态势。
  在审视那些来势汹汹地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时,我发现它们的矛头所向,主要还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而是作为这个概念内涵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甚至也不是这些价值理念本身,而是如何依据这些理念来设计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个现象使我理解:他们批判普世价值的内在动力和隐秘目标,就在于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理念,来改革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说白了,批判普世价值,就是为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出现这个趋势是可以理解的,近几年来,朝野改革派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使权贵豪强和毛左等反改革派感受到正在迫近的威胁,于是就有了批判普世价值、批判自由民主、批判温家宝的的舆论讨伐高潮。我编的这本小册子,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可以说是对这个批判高潮的回应。
  (二)政治生态的恶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中国共产党早在25年前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就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迫切任务列入党的日程。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政治报告提出了七项改革措施,第一项就是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遗憾的是,经过“8964”大镇压,党内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同时也就摧毁了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三十年来,虽然从十四大到十七大,每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但内容多属空洞的承诺,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等。而十三大提出的“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党政职能分开”,却不再出现于党的文献。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把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改革成为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为此,首先必须党政分开,还权于政,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罪恶,追根溯源,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到处滥用。十三大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推行的关键,的确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只有实现党政分开,还权于政,杜绝以党代政,才能建立起对这种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制度。
  即将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全党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就是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有实质性的进展。一年多来,网上发表了不少对十八大提出建议和期望的文章,多数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十三大政治报告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我相信,这个判断在25年后的今天依旧有效,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已经成熟,而且更为迫切。但是,与25年前比较,随着政治生态的恶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改革的难度显著增加,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共中央在十三大以前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充分的酝酿。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全党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十三大把它列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1986年,邓小平又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中央组织一百余位专家学者,经过近两年的讨论研究,才有十三大的改革规划。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时移境迁,这个条件早已消失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准备,如何开展,推行路线的选择,近期目标和发展远景等等,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安排。
  其次,十三大召开的1987年,处在相对自由民主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朝野认识比较一致。赵紫阳在十三大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集中反映了执政党对全面改革的愿望和信心;在民间,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表现出广大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热诚。这个条件在“8964”后就不存在了。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裂。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更是严重对抗,不可调和。
  再次,反改革的力量在十三大前还非常薄弱,1987年初胡耀邦辞职后的第一次反改革高潮,主要是由一些失意官僚掀起的,没有多少群众基础,只在少数文革影响犹在的机关里引起某些反响,赵紫阳的一个讲话就把它摧毁了。现在就大不相同了,由于既得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形成,在执政党内外,从最高领导机关到基层组织,都有着强大的反改革势力。他们利用经济体制改革,攫取国家资财,侵害民众利益,发财暴富,依仗的是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政治权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要限制和监督各种政治权力,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顽强反抗。
  第四,主要由失意政客和文革余孽构成的毛左派,近几年影响迅速扩大,大大增强了反改革的社会力量。由于权贵豪强持续加强对民众的掠夺和压迫,加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都落进他们的口袋,以致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群发性事件逐年递增,广大群众对现实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这就使毛左派获得了扩大影响的大好机会。他们一方面把当代社会上的种种弊端,都归罪于改革开放;同时渲染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和清廉,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成就,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的诽谤加欺骗,吸引了大量对历史不甚了了的中青年,构成为反改革的强大势力。
  第五,十三大提出开展以党政分开为首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国社会已经经过几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人们和睦相处,比较平等自由,对改革的未来普遍怀有美好的憧憬。政治权力虽然缺乏制度性的制约与监督,但总的说来,权力的运行还是比较克制的。不过,由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许多因滥用权力而引发的不良现象已经不断出现,如依仗特权走私贩私,倒卖批条;官商勾结,贪污受贿;党委干预司法,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对私人企业无理刁难,敲诈勒索;等等。实现党政分开,正是有效地遏止权力滥用的第一步。二十多年来,由于十三大的政改方案被置之高阁,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政治权力横行无阻,许多不良现象恶性发展,导致今天的两极分化,官民对抗,社会分裂,危机重重。改革政治体制、制约与监督权力运行,已经成为眼下最严重最迫切的任务。
  第六, 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八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相对自由宽松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放出来的干部和群众,自觉地投入到反思和再学习的热潮中,特别是大量翻译引进的西方学术著作,打开了人们久被禁锢的头脑,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过去,重新认识未来。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为政治体制改革准备了牢靠而宽广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8964”大镇压,把经过“十年教训”培育起来的朝野改革力量消灭殆尽,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官方报刊和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即使这20年的历次中共代表大会都在政治报告里写上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有所论述,表明它还列在中国共产党的日程上,但在会后连篇累牍的宣传里,却难觅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20多年的蓄意掩盖,抹煞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许多人思想里的存在,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少了,人们热衷于追逐物质利益。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应有的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七,但现阶段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十三大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就是互联网的普及。这是现代科学赐给世人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礼物,一座肥沃丰饶、浩瀚辽阔的百花园,它无所不有,无远弗届,而且威力无穷。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已经有五亿以上网民。我们不妨设想,五亿多人可以在那里欣赏各种各样的思想成果和文化产品,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同时也可以畅叙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见解,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舞台,一所多么宏伟的学校。这里既有孕育真理的苗床,也有滋长谬论的园地,人们在比较中认识真理,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进步的趋向。在互联网的培育下, 新一代青年正在健康成长,他们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广泛而牢固的社会基础。
  第八,互联网还将成为连接朝野改革派的纽带,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单向的运动过程,而应该是朝野合作、上下互动的成果。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就是最好的说明。二十多年来,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冲突不断加剧,朝野之间已经完全丧失了合作互动的条件。民间强烈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得不到当局的正式回应;在朝改革派的改革主张,也得不到民间的有效支持。在互联网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的情况下,这是很难避免的。但互联网功能的不断扩大,将会改变这个局面。例如,我们可以从一年多来官方微博的陆续出现,窥测微博作为沟通朝野、协调官民的工具的可能,也看到了上下合作、共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
  前面所胪列的二十多年来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更加困难,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日益高涨的呼声和成堆的难题,许多仁人志士各抒所见,提出各种不同的政改主张;也有些人急急忙忙地借着批判普世价值的名义,把政改的呼声淹没在丑化妖魔化的唾沫和反帝反西化的喧闹之中。徐景安认为:“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我十分赞成。从诸多反普世价值的文章来看,这个判断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政治体制与反对改革政治体制之争。肯定还是否定普世价值, 是改革与反改革的试金石,也是真改革和假改革的试金石。
  (三)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假改革派素描
  按照对改革的态度来划分,除了一些对改革漠不关心的群体以外,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反改革派,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教义派,所以也被称为毛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改革开放离开了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处心积虑加以阻挠。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就是他们对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最初反抗。这个小小的政治运动只推动了二十多天就被胡耀邦制止了。胡耀邦被迫辞职后,他们弹冠相庆,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开会写文章,把改革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签。中宣部甚至发布正式文件,宣告反自由化是1987年全党的中心工作。赵紫阳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一个大会报告就浇灭了这场反改革的熊熊大火。“8964 ”后,朝野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接着发生苏东事变,他们又把改革同和平演变挂起钩来,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口号,有些会议明批赵紫阳,暗批邓小平。这个动向迫使邓小平离京南下,大讲改革,才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反改革的声浪随之消退。九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只能以发布几个万言书的形式来表达反改革的心意。进入新世纪后,他们又从上书言事转向有组织的活动,先后成立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共产)党。前者成立于2008年,以上海为基地,公然提出要推翻共产党现在的领导集团。2010年他们兴冲冲地跑到重庆去开代表大会,要推举毛新宇当他们的主席,薄熙来当总书记,不想反被薄熙来抓了起来,由此一蹶不振,只留下一些谈资笑料。后者成立于2009年,基地在北京。他们比较策略,提出“无产阶级两党制”,要“同心协力帮助中共”,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三年多来,他们不断发布“建言献策函”,宣称国庆60周年天安门前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方阵,是中共接受他们的建议才安排的。
  第二类是假改革派,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权贵豪强,和依附他们、为他们服务的御用知识分子。他们不反对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他们正是这个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的成果,大部分落进了他们的口袋。但他们反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政企分开,切断企业连接权力机关的脐带,意味着民营企业向垄断经济进军,把垄断企业纳入市场经济,这个趋向势必削弱权贵资产阶级安身立命、既得利益的经济基础。所以一些突破垄断的政策,如两个“36条”,就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强调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反对用民主自由的理念来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想用一些不触动现有政治体制的小修小补来维持现状。近几年来朝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渐高,引起了他们的警觉,适逢《南方都市报》关于四川灾情的报道里提到普世价值,被司马南抓住非难,进而引动了通过批判普世价值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
  从批判普世价值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些批判者的拙劣手法和险恶用心。《南方都市报》在救灾的报道中提到政府对普世价值的承诺,指的是“以民为本”、赈灾济困这些民族传统里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这些批判者却把它偷换成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进而又说成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人权,引申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者则是帝国主义的奸细、叛徒、卖国贼。
  近几年来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趋向,就是反改革派和假改革派的协力合作。这两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虽然目标各异,一个要维持现状,一个要回归毛泽东时代,但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焦点上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语言。加上一个掌握权力却缺乏群众基础,另一个则有相当多民众的认可拥护却没有权力,两者联合正好优势互补。从“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出现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合作的端倪。工人(共产)党成立三年多来,发布过好几十份宣言、声明、建言等等,召开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次中央全会,都没有受到干扰、追究,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最明显的相互合作和相互渗透表现在重庆的“唱红”和“重庆模式”上,这是两派合流的杰作。在毛左派的重要喉舌“乌有之乡”上,开辟有热点专题“重庆经验”的专栏,据他们自己去年6月的统计,收纳吹捧重庆模式、重庆经验的文章,竟有1184篇之多。今年2月发生的意外事件,打破了这两类反改革者的如意算盘,扫除了政改的部分障碍,但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实力犹在,反政改的统一战线没有受到破坏,这仍然是政改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
  第三类是改革派,就是民主派。因为他们的改革主张既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不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而是要以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他们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民主传统的继承者,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履践者。远的如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就不说了,在六十多年的当代史中,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1976年的“四五”民主运动,都是以高扬民主自由的旗帜为特征的。文革后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平反冤假错案,西单民主墙,真理标准大讨论,承认商品经济等等,都是在特定范围内对专制垄断体制的突破,具有民主主义的革命意义。这些民主主义的动态和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孕育出富有民主意识的一代新人。1986年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兴起的民主运动,就是他们从觉醒到行动的表现,可惜,这个运动还没有进入高潮就被制止了,并且成为胡耀邦下台的导火索。胡耀邦1989年4月去世,再次激起了人们反专制争民主的热情和勇气,于是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八九民运的主要诉求是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运动遭镇压后,腐败愈演愈烈,政改被束之高阁,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则在随后的清查运动中受到全面的摧残。此后的十多年是民主诉求和政改呼声趋于低潮的时期,民主自由之星陨落了,代之而兴的是争夺财富的厮杀,在京城和各地,只有少数书刊还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民主之光,传播着理性和希望。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窒息的社会空间有了新鲜的氧气,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和科学真理的探讨,唤起了人们思想上潜在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实的感受——文化和舆论的严酷统制,政法机器黑社会化,占地强拆,暴力维稳,官商勾结,官匪一家,迫害异见者,等等,使人们意识到政治权力得不到制约与监督的专制体制,是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因而加强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和期望。这就使改革派即民主派获得了日益扩大的社会基础。尽管他们的理论主张到处被封锁,无法通过公开的报刊书籍来传播;尽管他们的先锋人物经常被监控、盯梢、殴打、拘捕,甚至判刑入狱;但对民主理念和改革前景的的自信却使他们成为当代最具活力、最有前途的群体。
  (四)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
  前面我简要地分析了中共十三大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描画出对政改持有不同态度的三类群体的特点,意在说明,在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被搁置25年后的今天,再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何等困难。25年来,一方面是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持续增强;同时,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矛盾不断加深,危机日益深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无限扩大,随处滥用,归根到底在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专制政体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和难题的长期积累,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只有及早改革政治体制,才能避免巨大的社会灾难。但政治体制改革之难度,又已经到了无所措手足的地步,不论从哪里下手,都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因而遭到激烈的对抗,反而引起新的矛盾。所以我认为,现阶段急需进行的,是要先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指导改革的理念等,在全党全国展开广泛的讨论,以求在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上取得符合于历史规律的共识,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开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这个思想准备和社会基础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体制的外围选择一些难度较小、反抗不很激烈的改革课题,有序推进,以利于政改的全面开展。
  概括我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观点是:目前到处存在着的触目惊心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清楚地表明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社会远没有完成以反专制反垄断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改革在实质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是用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到目前为止,我们远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改革就是“经过民主主义”的一种方式,一个途径。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所介绍的普世价值和《08宪章》,就是论述我国为什么要经过民主主义、如何经过民主主义的理论。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坚持包含民主主义在内的普世价值的理念,才能走上符合于历史发展方向的道路。
  当然,我在书里表述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为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同志和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它能够有助于促进这一场意义重大的讨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发挥有益的作用。
   2012年7月15日初稿,8月19日改定

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论普世价值和“0 8宪章”》一书序言
  
  近几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时起时落,但还没有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足够注意。当然,就普世价值的批判者和宣传者来说,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意义各有理解是不言自明的,前者视之为洪水猛兽,贬斥不遗余力;后者则认为它是社会发展的无价之宝,着力为之辩护正名。但就广大民众来说,由于普世价值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概念,多数对它不甚了了。因此,不论是从肯定普世价值的角度,还是从否定的角度,都有必要普及有关普世价值的理论知识,这应该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编的。
  (一)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简要回顾
  对普世价值的宣传和批判,体现了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是现阶段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自从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治国方略和价值理念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出现了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一百多年来,这一对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着或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震荡和变动,新阶级的出现和消失,阶级之间的纷争对抗,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起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
  在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往往处于劣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专制主义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而民主主义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主要只是为知识阶层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所以,在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中,民主主义虽然因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曾经多次取得胜利,但往往以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而告终。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专制——民主——专制——民主——专制的恶性循环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主主义的巨大胜利。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贿和当时社会的民不聊生,共产党高举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大旗,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万民归心,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娼赌毒盗被迅速清除,老百姓扬眉吐气,平等相待,社会秩序安宁和谐,古语里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现实。但在民主主义胜利的凯歌声里,很少有人能察觉到深深潜伏着的专制主义复辟的危机。如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的确立,对外政策的“一边倒”,“毛主席万岁”的呼号,以至批判《武训传》、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及“高饶事件“、批胡适、反胡风等政治运动的乾纲独断,等等,这些专制主义的征候和举动,都被淹没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崇敬和信赖之中。这种崇敬和信赖,实际上包含着浓重的“明君清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奴隶主义的反映。
  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存在和相得益彰,使民主主义的倒退和专制主义的复辟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从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三大改造”,直到1957年反右派,按照官方传统的说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实际上,所完成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专制主义复辟。
  说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达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基础、以社会成员的高度觉悟为前提,而五十年代的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广大民众还有待于现代意识的启蒙。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相适应的,主要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传统意识和思维习惯。因此,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秩序和制度,只能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专制主义。
  说它是专制主义复辟,是因为通过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的一系列措施,建立、加强并巩固了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现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完成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绝对统治。例如:“三大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铲除了产生民主意识、威胁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统购统销、户口制度则取消了全国民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自由权利,确立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全面依附地位;为了镇慑对专制统治最具威胁力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把五十多万(一说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使他们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同时,也荡涤了任何对专制统治表示不满的意图和起而抗争的勇气,使以“独立、自由”而自豪的知识阶层,除了少数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因为发挥了同类相残的兽性,得以跻身官场外,多数知识分子成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庸人。这就消除了对毛泽东独裁统治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最大威胁,巩固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全面统治。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大暴露,它充分展现出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卑劣和罪恶。物极必反,登峰造极的专制主义,唤醒了人们的民主意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一代民主青年的崛起。粉碎四人帮后,以安徽等地农民的包产到户为滥觞,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开放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摧残后,社会民众普遍觉醒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目的在于革除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专制体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新体制。可惜,领导改革开放的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对改革开放抱有热烈的情怀和期望,但他们既不愿放弃专制主义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不能接受普世价值的现代意识,结果造成了改革开放跛足而行的局面,经济上迅猛发展,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停滞不前。有所改革也只在外围作一些小修小补,而对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专制主义,却丝毫也没有触动,相反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而导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问题迭出,隐伏着极大的社会危机。
  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而且专制主义始终处于上风。这就意味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至今尚未完成,我们依然面临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而要推进、完成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首先必须确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念。
  (二)政治体制改革和普世价值
  现阶段推进民主革命的关键是改革政治体制。这是因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制约着其他领域的改革。迄今为止,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不但阻止了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出现了不应有的异化:国有企业改革孕育了权贵资产阶级;改革的成果,大部分落入权贵豪强的口袋。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道德沦丧、社会动荡,归根到底都根源于政治权力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根源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现阶段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主要形式。25年前的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8964”的大镇压却遏止了这个符合于历史规律的进程。现在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时的有利条件,如朝野思想一致、准备比较充分等,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不利于改革的声浪却持续高涨,两股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力——力图维持现状的权贵豪强和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已经发展成为反改革的强大堡垒,并且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在理论思想上下工夫,争取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宣传阐释普世价值,使普世价值的理念深入人心,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普世价值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出现只有一二十年,但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却有着长远的历史。所谓普世价值,指的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它是理念,也是行为准则。远古以来,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的社会里,都需要并且产生了一些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安宁而建立的规范,和同这些规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避免或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些规范和观念都只有局部的意义,只在各自的国家和民族的范围里发挥作用。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冷战状态结束后,人类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使得各国各民族都有可能吸收其他国家、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包括一些符合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普遍需要的价值观念,于是就有了普世价值的理论概念。
  可以说,全世界的各国各民族都对普世价值做出了贡献,如我国传统文化里的仁爱、诚信、民惟邦本、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等等,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可以而且应该融入普世价值的理论宝库。但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却都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价值理念在当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近几年来,朝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思想观念,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所以,不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还是反对者,都瞩目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批判者把火力集中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道理也在这里。
  在人类历史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思想观念都是古已有之的,它们直到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才形成为理论性的价值理念,因为革命的资产阶级需要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并摧毁皇权和神权的精神武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内容丰富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他们从中吸取自由以反对神权,吸取民主以反对皇权。资产阶级革命几百年的经验证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完成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吸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首先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用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这才引来毛左派和权贵豪强及他们代言人的批判普世价值高潮。
  这几年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不少,但很少有人能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他们的一般逻辑是:先断定普世价值宣传者论述的民主自由是西方民主、西方自由,推论出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反过来又论证我们现在已经实行了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他们的全部论据都建立在对民主、自由的歪曲上,充塞在官方媒体上的那些文章,最典型地反映了无知加偏见的论证手法。
  (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在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公民权利中,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民主则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公民在国家机器的选择和运作过程所行使的自由权利,就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以宪政民主的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所以正确树立民主的价值理念,对于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民主的三个层次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理论。因为民主是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所以,在理论上,自由的特征完全适用于民主。根据一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论述,自由的特征是:(1)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这里面包含着人权和平等的观念。(2)自由以理性为基础,在理性指导下,这就排除了任何非理性的行为和观念。(3)自由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每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时,都不能剥夺或损害别人的自由权利。(4)自由的界限和规范由法律规定,换句话说,自由指的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5)自由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大发展。他认为“人们每次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这个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说明了迄今为止自由民主在各国不能普遍实现的原因,回答了许多自由民主反对者的诘难。
  自由的这些特征,同时也是民主的特征:民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不损害他人的民主权利为前提,以法律为准绳,它的实现受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民主的这些特征,构成为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离开这些特征就没有民主可言。所以,民主没有新旧之分,更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别。只要具备前述特征的民主就是真民主,不承认这些特征的民主则是假民主。
  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权利中,民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影响着制约着其他权利的实现,例如平等、法治、人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权利的实现。就平等来说,民主本身就体现着平等,虽然每个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不等,但民主权利是相同相等的,没有多少、高低、大小之分。法治则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民主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运行;另一方面,法律必须体现公民意愿,以捍卫公民权利为主旨。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同样,没有法治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民主还是人权的最大保障,在缺乏民主的社会里,公民的基本人权如财产权、生存权、劳动权、迁徙权及出版、结社等权利,都没有可靠的保障,即使法律条文规定的权利,也往往得不到遵守。所以人类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总是把民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共产党宣言》把“争取民主”列为夺取政权的首要目标,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个层次是制度。要实现公民在政治领域的自由权利即民主权利,需要有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最根本的法规是宪法,我在前面谈到,民主要以法律为准绳,首先是以宪法为准绳。但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应以民主为指归,要体现公民的意愿,保卫公民的权利。我们提出宪政民主,要求依宪行政,指的就是以民主为指归的宪法,而不是和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相抵触、违背公民意愿的宪法,那是不合格的宪法,至少是有缺陷的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只有制订出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并且以宪法为本,制定各个领域、不同内涵的法规和制度,才能有效地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如果宪法有缺陷,而且有严重的缺陷,就很难保证其他法规制度的民主性。
  我国宪法初定于1954年,那是社会正在从民主主义转向专制主义的年代,宪法反映了这个过渡时代的特点,如确定现行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宪法条文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通信、劳动、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等等。同时也有与民主主义不相容的内容,如规定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后期的1975年修改的宪法,反映的是我国独裁专制统治的高潮,宪法不但写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甚至还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982年宪法虽然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全面专政”的内容,保留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及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等条文,但在序言里写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叙述,却销蚀了宪法的民主性,使其中的民主主义内容难以发挥作用。30年来,国家虽然出台了不少法律,如公司法、物权法、劳动法等等,但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等问题上,却没有按照宪法的承诺,制定有关的法规。有些虽有相应的条例,但条例的主旨却是为了加强管理而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不是保障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这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同公民的民主权利是相抵触的,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就难以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权利。所以,我们现在的宪法是不能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的。
  除宪法外,在国家机器的结构和形式、政治权力的授予和运用、政府职能的制约与监督,执政主体的问责与更替,以至社会生活的保障与调节等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必须有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使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大的方面如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等,都有一些有助于确立民主原则、实现民主权利的内容可供借鉴,不能“全盘”拒绝。
  第三个层次是实践。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体制取代专制体制,首先而重要的是广泛宣传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使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理解民主自由的普世性,克服对普世价值的偏见和歪曲,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自由观,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思想基础。第二是逐步制定或修订符合于民主主义要求的法规和制度。法规和制度是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如果中间环节有悖于民主主义,实践就有走上歧路的危险。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现行宪法的缺陷,而民主的一大特征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准绳不准,就难以保证建筑物的质量。所以,要实行宪政民主,就必须修改宪法,删除其中的专制主义内容,改出一部民主主义的宪法。第三是推进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设计,因为民主的内涵覆盖着公民的全部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环环相扣,任何环节都不能忽视。有些人把民主局限于选举,在这个前提下论证他们对民主的批判,显现了他们对民主的偏见和无知。近几年来,胡锦涛、温家宝多次谈到要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原则上当然是正确而必要的,但如何实践,制定哪些法规制度,如何入手,孰先孰后,都需要通盘设计。第四是对改革的民主要求应该适度,要同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的觉悟程度相适应,既不能借口“群众觉悟不高”、“没有民主要求”,或“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等等谰言拒绝民主,也不能提出过高的口号和要求,以免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反对者攻击最集中、火力最猛的价值理念,因为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者,都并非偶然地把民主视为危害既得利益的洪水猛兽。所以,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广泛地开展关于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的讨论和宣传,使这些价值理念深入人心,。这个讨论和宣传的过程,将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全民启蒙运动。
  (四)结语: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民间涌动着对十八大和十八大后政局走向的猜测和期盼,议论最多的大概要算是政治体制改革了。人们普遍意识到,现行体制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是当前社会种种弊病的总根源,为了克服各种形态的社会危机,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都要求我们进行充分的、细致的、切实的准备,首先是思想理论的准备。只有确立符合于历史规律的理念,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健康运行。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所有文章,都围绕着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从晚清洋务派开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之中,这个矛盾没有解决,意味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下两代的仁人志士的双肩上。我前几年写过一篇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长文,题目叫《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我为什么把这样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共产主义者说成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呢?我在文章里指出;“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客观上,他为之穷尽毕生的聪明才智,献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业,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对胡耀邦的评价,我得出一个普遍性的观念:“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我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都表示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抛开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不说,希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社会,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理想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它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类高度文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那是我们几代以后子孙的事情。你如果真心诚意地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首先就必须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我赞成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所谓“经过民主主义”,换一个说法,就是“完成民主革命”,它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两代人都只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没有条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与其主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不如提出为民主主义而奋斗,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这本小册子里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直接间接地说明,为什么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08宪章》和有关文章,则说明怎样“经过民主主义”,并且为民主革命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目标模式。希望这些文章有助于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员正确理解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2012年9月11日
  
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写在《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的前面
  
  今年是毛泽东阴谋策划、操纵的反右运动55周年,有几位当年受害难友的子女从去年开始,就筹划编印一本难友的留言集。我非常赞成这个很有意义的创议,并且义不容辞地承诺为它写一篇前言。
   (一)留言集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这本留言集记录了二百多位反右运动罹难者发出的长期郁结于心头的心声,是控诉,也是反思;是揭露,也是期待。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留言集本身。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听到也经常呼喊一个口号,叫“毋忘国耻”。我觉得这本留言集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毋忘国耻”。反右运动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手续,只听凭一个独裁暴君的狂想妄断,就把55万(一说300多万)知识分子,包括大量民族精英投入灾难的深渊,多少罹难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饿死、累死、整死、打死,抛尸荒野,骸骨无存。运动中夫妻反目,兄弟相讦,亲情、友情、人情、真情,荡然不存;道德沦丧,信义无踪,为大跃进和文革准备了精神条件,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社会的道德风貌。它不仅给难友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不幸,而且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无穷的灾难,这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奇耻大辱吗?“毋忘国耻”,就是要让子子孙孙都牢记这个给他们的父祖辈和国家民族带来苦难的耻辱,探寻形成这种灾难的根源,克服它,铲除它,永远不要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留言集的社会意义,也可以用我们常见的四个字来概括:“继承遗志”。反右运动前期,许多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怀着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愿望,对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结果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他们批评的许多弊病和劣迹,不但没有改正,反而愈演愈烈。时至今日,专制权力的无限膨胀,导致官民对立、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社会动荡,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继承遗志”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希望后人继续发扬热爱祖国、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投入体制改革和争取民主的大潮。
   “继承遗志”还有第二个含义:难友们多年来一直要求当局彻底平反这个冤案,为当年的严重错误正式道歉,赔偿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当局仍然坚持31年前的错误决议,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迄今拒绝道歉赔偿。许多难友在留言集上强烈要求当局“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对受害者补发被克扣的工资,并给予精神赔偿”。有的难友质问:“难道要拖到我们这一代死了就了结了吗?”“有生之年未能获赔,子子孙孙也要坚持下去。”“这代不补下代补,下代不补再下一代都要补。”彻底平反,道歉赔偿,这是所有难友的共同愿望。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许多难友赍恨而没。一位前几年病故的难友留下遗言,期待后人“为我们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并向我们告慰。”留言集寄望于后代的,就是“继承”这个“遗志”。
  (二)中国走向专制的远因和近因
  我在前面说的“毋忘国耻”和“继承遗志”,是从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这个理论层面来考察而获得的认识,反右运动正是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在1957年的历史条件下趋于尖锐化的结果,是民主和专制的一次正面交锋。
  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根据建国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国家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性质。但《共同纲领》又规定国家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却是同民主主义格格不入的。这就表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具有两面性的国家,既有民主主义的一面,也有专制主义的一面。这个特征决定了它的过渡性:既有可能向民主主义发展,成为民主的国家;也有可能向专制主义发展,成为专制的国家。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走向,就成为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基本形式。
  压倒民主主义的基本缘由。从近因来说,导致中国专制化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在理论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鼓舞了、吸引了无数因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而苦恼彷徨的知识分子。但这个理论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却走上专制主义的道路,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远因来说,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积累,浸透了整个民族和社会各个角落,每个国民都无例外地受到它的熏染;而民主主义在中国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只影响着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这个强弱分明的阵势,是一百多年来专制主义屡屡身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混合物。它既主张“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肯定“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认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同时又宣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这就在理论上隐伏了专制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前景。导致中国专制化的另一个近因是:在实践上,毛泽东既有改造社会的雄心大志,也有高踞人上的无垠野心,既是革命家,也是野心家。在他前半生的革命生涯中,充满着机智的谋略和奸诈的阴谋,展现了革命家兼野心家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踌躇满志,一方面致力于筹划建国的大政方针,同时也为了巩固最高统治地位而绞尽脑汁。他少年时代在《咏蛙》一诗里表露的“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发声”的专制野心,这时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最佳土壤。批判《武训传》,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高饶事件,反“反冒进”,批“小脚女人”,“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都表现了他的独裁专制,民主主义的发展,当然不符合于他的极权统治的欲望。总之,无论是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来考察,还是从毛泽东的统治实践来分析,五十年代的中国走向专制主义都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以专制主义的目光和心愿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所以,推行社会主义的结果,就必然走向专制主义,离民主主义却越来越远。这个发展趋势不能不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实行统购统销,垄断基层组织领导权,外行领导内行,教育领域全盘“苏化”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权利和利益。所以,虽然共产党和毛泽东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民间的不满和抗议已经不断出现,农民杀猪砍树,工人罢工示威,学生罢课游行,这些还是浮在最表面的抗争。加上外有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刺激,内有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鼓励,更激起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反思和躁动。最后起作用的,则是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各级党组织的动员,使大量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帮助党整风”的高潮。所以,反右运动前期的大鸣大放,是中国走向专制化的必然反应,是民主主义抗拒专制主义的集中表现,只是由于毛泽东出于巩固独裁统治的需要,提前把它引发了。有一位难友在留言里说:“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民间运动,你不整风,也迟早要发生的运动。”
  (三)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
  从表面上看,当年的绝大多数右派难友确实是在“帮助党整风”,他们提出的批评建议,都针对着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戴和期望。在这本留言集的许多留言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这种心情。即使是在一些提出民主自由口号的激进大学生中,也没有人“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批评的,都是一些表现着走向专制化、具有专制性的缺陷,所提的建议,则反映了对中国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期望。这个最基本的特征,使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具有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
  毛泽东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场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没有完全说错,55年前的反右运动确实是一场革命,但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因为中国远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历史的现实却是正在从民主主义滑向专制主义,这个客观形势只能召唤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尽管这是一场被动的、不自觉的革命,而且很快就被专制暴君所扑灭,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它仍然是一页不可磨灭的光辉记录。毛泽东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他和他的追随者是革命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则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这是对历史的颠倒和亵渎。
  这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民主与专制的大搏斗。以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和当天毛泽东给全党下的指令《组织力量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标志,斗争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按照官方的说法,此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段,此后是“反击……猖狂进攻”的阶段。但是,事实上,所谓“猖狂进攻”只不过是民众对专制体制的批判,那么,“反击”就只能理解为专制势力对民众的民主要求的粗暴镇压。所谓的反右运动,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历史运动,一个是民主反专制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专制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
  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用暴力或和平的手段,改变已经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推进这种变革的社会群体,就是革命者,革命派;抗拒这种变革,维护旧制度旧结构的社会力量,则是反革命者、反革命派。五十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是一个前途尚未最后定局的过渡时期,一个前途是民主主义,一个前途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而当时已经出现的趋势,则是国家正在向专制主义倾斜。反右运动前期的群众运动,正是为了挽救民主主义、遏制专制主义;后期的反击“右派进攻”,则是专制势力为了加强自己的绝对统治而进行镇压。综观这个历史过程,反专制的革命者和反民主的反革命者的分野就十分清楚了: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或几百万知识分子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在大鸣大放中提出的批评建议,是对专制体制的挑战,是对民主自由的期待,是符合于历史规律的呼唤;而以毛泽东为主帅、邓小平为次帅的镇压者则是反革命派,因为他们为了巩固专制统治,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但拒绝那些合理的要求,而且残酷镇压呼求民主的群众。
  反革命的专制势力打出冠冕堂皇的招牌,用一些大逆不道的罪名,把革命者打入人间地狱,这种手法,在中外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但1957年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和反革命的搏斗,却有着一些独有的特点。其一,这场斗争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反革命专制势力有计划地诱发的,毛泽东自诩这是他的一场“阳谋”,但他那一系列“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策划、部署,却说明这完全是用心邪恶的阴谋;诚如一位难友所说:“这是一场用欺骗手段巧设陷阱的大阴谋。”其二,革命的参加者多数是不自觉地、被动地卷进这个斗争的,许多人是在党组织的再三动员下才勉强提了一些意见,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履行着把国家从专制主义泥坑拉回民主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其三,这是一场有言无行的斗争,落入陷阱的原因,都不外乎会上发言,写大字报、小字报,私下议论,甚至是书信、日记被公开,总之只是在言论或文字上透露了一些真实的思想观点,所以有难友说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其四,许多参与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把迫害革命者看作是保卫革命的行为,对自己的同志、师长、同学、亲友进行无情的批判、打击,同他们划清界限。这些人不论是真心实意,还是装腔作势,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民主革命的对立面,助纣为虐,成为反革命派的帮凶。其五,专制势力把革命者打入社会最底层,与“地富反坏”并列为“黑五类”,成为不齿于社会的贱民阶级,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平日受尽侮辱欺凌,一有风吹草动,就被拉出来批斗,遭到无休止的迫害,甚至祸延子女亲友,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备受歧视。更有大量罹难者在劳改场所死于非命。其六,22年后,运动的迫害性质大白于天下,而当年镇压革命者的次帅邓小平却仍然坚持那场反革命运动“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拒不平反,只以“改正”的名义掩人耳目,而且拒绝道歉赔偿。
  这些中国特色,使1957年的民主主义革命和专制主义反革命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不能正确理解民主主义革命和专制主义反革命的界限。长期以来,官方都根据毛泽东的定性,把被划为右派的人称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一些毛派分子也把当年罹难的革命者说成是反革命的反动派。记得在21年前的反和平演变喧闹声中,有一位教授说:“胡耀邦的最大错误是平反冤假错案,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在他的视野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革命者都是牛鬼蛇神,仍然应该作为专政对象受到管制、压迫。有一位难友在留言集里谈到,他“改正”后在一个县的政协工作,前几年当地举行书画展,他画了一幅上有红日高照、下有三个山峰的国画。展出后初评二等奖,复评时有人发现作者是他,便说这画有政治问题:“三把小刀指向红太阳”,说他“右派分子不老实”,还有“右派劣根性”,结果不但取消了二等奖,连参展资格也被剥夺了。可见,对1957年的革命反革命的颠倒,不但存在于官方的文献和舆论,而且在民间也有很大的市场。时至今日,应该是还原历史事实真相的时候了,应该把55 年前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让广大民众了解,究竟哪些人是革命派,哪些人是反革命派,从而划清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界限,在改革和发展的取向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四)简短的结语
  55年前的那场被称为反右运动的政治运动,只有放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历史框架里,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本质;也只有认清它的本质包含着民主反专制和专制反民主的两个过程,才能正确地分辨哪些人是革命派,哪些人是反革命派。这本留言集就是55 年前被迫害、被镇压而目前有幸尚存的革命派的自白和宣言,同时也是他们对子孙后代和社会的嘱托和期望。他们在留言集里所表达的愿望,最强烈的呼求,除了彻底平反,道歉赔偿(一难友提出“还我青春,还我公道”)外,就是揭发批判毛泽东。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反右运动不仅使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陷于灾难,而且带来长期的社会道德危机。运动期间,传统道德中的亲情、友情、人情、恩情,都遭到无情的撕裂,在各种批判场合,充斥着诛心之论和违心之言,这就开启了社会道德沦丧的潘多拉盒子。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打压,破坏了孕育民族精英和人才的环境。钱学森去世前的“世纪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其实答案早就有了,反右运动摧毁了大师级人才赖以产生的机制和条件,它带来的后遗症——道德沦丧,理性溃灭,高等学府和研究机关的党化官僚化,等等,直到今天,还在严重地抑制着杰出人才的孕育和成长。回顾55年的历史,只有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恶,清除他的影响,我们国家才能阔步前进,健康发展。在留言集中,有好几位难友表示,要把批毛列为自己余生的主要抉择。有一位难友说:“毛泽东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斗了中国几代人。我们现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与毛斗,其乐无穷,即开展批毛。”另一位难友在留言中谈到评毛批毛时提出: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毛意识形态枷锁,推翻毛记政治架构。”这些讨伐反右运动罪魁祸首毛泽东的宣言,成为留言集的又一亮点。
  这本留言集的编辑出版是是一件十分可贵的盛事。侥幸存活到今天的五七难友已经不多了,而且都是一些七老八十甚至九十开外的老人,能把他们的受难往事、创伤、心愿和期望浓缩在几百字里,确实是很难得、很宝贵的,把他们的留言汇集成册,就更难得、更宝贵了。这是几位五七难友子女在反右运动55 周年之际献给社会、也是献给罹难先辈的厚礼,这本凝结着他们心血的文集,具有历史记忆和启蒙当代的双重意义,将会成为民主革命历史上一份有价值的文献。
   2012年9月6日
  
附录
6月至9月微博选录
  (按:下面的内容分别选自腾讯和网易的微博。其中8月1日以前均选自腾讯;8月2日腾讯微博被封后,直到9月23日,选自网易;24日后腾讯启封,仍选自腾讯。两者不同处,腾讯限写140字以内,微博后的时间记录到秒;网易可写163字,时间记录到分。)
  
生活履痕
  今天是儿童节,许多儿童时代接触的人和事,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童年的直率、天真,却深深地沉积在脑海里,影响着思想和行动。我1982年曾写过一封给老同学们的公开信,《童心不泯,壮志长存》,与老同学们共勉。在30年后的今天,虽然人事沧桑,但我仍愿以这八个字与朋友们共勉。(2012/6/1—20:49:06)
  从香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起一件往事。两年多前我和几位朋友商量发起举行一次关于反右运动的学术研讨会,为此需要发一个创议书。过了不久,网上出现一份要举行右派代表会议的创议书,居然我也被列为发起人之一,不禁大为惊讶。学术性的研讨会变成了组织性的代表会,因此引起一些不应有的麻烦。(2012/6/7—20:59:17) 通过这件事,我对签名共同发表的东西,总是心有惕然,有看法宁可自己写文章,不用跟别人凑热闹,也不拉别人在我的文章上签名,免得连累别人。这样,有事文责自负,无事清清爽爽,倒能自得其乐。(21:14:04)
  今天下午,我邀集了几位朋友茶叙,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应邀前来的有两位亲身经历过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有五位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有两位关心这个历史事件的朋友。在6月8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大家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并且表示希望能够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作出自己的贡献(2012/6/8—21:00:09)
  上午我和曾孙捉迷藏。他藏我捉,我装做没有找到他,东寻西找,最后才指出他藏身之所。他说:太公糊涂,找不见我。我说:我把你找出来了,不糊涂。过了一会我去医院打针,拿了就诊卡和注射单,却忘了拿药,到了医院才想起,回家拿药时说;我真糊涂,去打针却没有带药。曾孙说:这下你真的糊涂吧!哈哈!(2012/6/16—21:34:54)
  昨天听一位朋友说,我托他复印的《回归民主》一书,已在复印社印好20本,不料都被警方抄走了。他说,现在那些复印社每天都有人来查,紧张得很。哎!为了“保卫十八大”,竟搞得那么紧张!我的《回归民主》怎么就会威胁、危害十八大了?或者,书里什么地方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以致不能不采取如此严厉的专政手段?谁能告诉我?(2012/9/4—20:27 )
  这几天秋意渐浓,上午在小清河旁散步,微风轻拂,碧空如洗,远眺西山,郁郁葱葱。又想起黄宗英悼念郭元同的话,说他们最喜欢遥望西山的落日。郭元同去世将近七十年,黄宗英还健在吗?她这一生丰富多彩,如果他们二人白头偕老,郭元同将会有何等成就? 哎!人生落差如此之大,真令人不胜叹息。(2012/9/5—21:03)
  今天上午十点后家中无人,我放喉唱了几首青少年时代的歌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茶馆小调、团结就是力量。唱后休息,回味歌词“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絃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等,想起当年豪情满怀,气概昂昂,如今白发苍苍,虚度此生,不禁热泪横流,不能自持。(2012/9/7—22:08)
  可怜天下“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子女之心。现在邮局有母亲包裹,每个100元、200元各一种,由邮局直接寄给山区贫困母亲。把对已故母亲的思念,转化为对贫困母亲的帮助,应该是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很好的方式吧!我已连买三个月,每月300元。(这是对一条微博的跟帖)(2012/9/10—21:16)
  我好久没有游泳了,今天上午去游了一次,测试一下我的体力。50米的泳道,游到一半就不行了,停下休息,气喘吁吁。两个来回,200米的泳程,中间休息了7次,用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虽然如此,我还是自我感觉良好,给自己打了60分,希望以后再游能提高几分。(2012/9/28—21:18:14)
  
往事杂忆
  上午在小清河畔的林间小道漫步,小道一边的草坪刚被剪过,阵阵浓郁而熟悉的草香扑鼻而来,引起我对少年时代的回忆。我13岁离家前几年,每逢暑假,每天都要背着草筐出去割草,割草时总有草香伴随。把草挑回家后摊在地上晒,更是清香弥漫。晒干的草打捆(冬天烧饭用)时,香味同鲜草就大不相同了。(2012/6/15—21:13:22)割草时顶着骄阳暑热,常汗流浃背,很累。一次在坟地割草,见一株草的中心伸出一根尺把长的草杆,开着许多粉红色的小花,螺旋形地从中间绕到顶端。我把它割下来,插在草筐上。回家时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说这是太子参的花。后来看到这花就挖,挖了太子参带回家,母亲炖给我喝,果然精神很好,不觉得累了。(21:33:19)
  1966年冬,在中共杭州市委机关旁的大墙上,贴出一张每个字有近一米见方的大标语:“揪出杨献珍的秘书杜光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看了只有苦笑。他们以讹传讹,把我当作杨献珍秘书揪出来倒也罢了,还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不知道这算是抬举还是侮辱,但它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终生难忘。(2012/6/19—20:55:53)
  深圳罗湖水库小学为举办谢师宴,要每个学生交400元。谢师宴
的陋习历史悠久,我就是它的受害者。1939年我小学毕业,学校要办谢师酒,每个毕业生出两三块钱。我向父亲要钱,他说:教书是先生份内的事,办什么酒席,不交!就因为没有参加谢师宴,我的毕业文凭被总务主任李后秀卖给一个五年级的同学,(2012/7/6—21:10:51)因为他已经18 岁,进入壮丁年龄。按照当时的规定,要在18岁以上的人中抽壮丁,抽中的要当兵,但中学生可以免抽壮丁。而进中学必须要有文凭。李后秀就以我不参加谢师酒为借口,把我的文凭给了他,捞了一笔钱,还逼着我改名字,因为文凭上的名字也归他了。 (21:31:23) 这样,他就成了林道茂(我原来的名字),我却变为林加智。为了再拿一张文凭上中学,我又读了一年的六年级。我有理没处说,对权势憎恨了一辈子。我读第二个六年级时,李后秀已调到另一个小学当校长。有一个星期天,我约了几个同学,到李后秀当校长的小学,把玻璃窗都砸碎了,算是出了一口气。(21:41:53) (第二天看到有一网友留言:“后来呢?”于是加了补充说明) 第二次小学毕业后,我就作为林加智上了育青中学。读了一年,1941年到上海大哥处继续上学,恢复原名林道茂。1946年到北京上北大,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政府特种刑事法庭通缉,于是改名杜国光,到华北平山,嫌中间那个国字写起来麻烦,把它去掉,就成了杜光了。(2012/7/7— 20:42:57)
  我的老家在温岭横板桥村。但出生在天台,四五岁回温岭,住在南监(离新河镇不远),13岁离家到上海,18岁到北京。七十年来梦魂萦绕,却只回去过四次,但梦中常温摸鱼割草等旧事。有几次遇见温岭人,我还能勉强用温岭方言交谈,感到非常亲切。(这是对一条跟帖的回应) (2012/7/11—11:12:01)
  今天是史学奇才沈元在43年前被捕的日子。1955年他以文科高考全国最高分进入北大历史系,1957年因摘译并传播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而被划为极右分子。摘帽后于1962年受到黎澍赏识,被调进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急就篇〉研究》,得到郭沫若、范文澜的高度称赞。接着又发表5万字的长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2012/9/1—19:48)《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摘登。他的成就为人嫉妒,北大和历史所都有人上告,指斥“右派翻天”,“白专道路”,黎澍也被批为重用摘帽右派。沈元无奈,只得用笔名发表文章,不料也为人识破。他悲愤之下,想出国觅一可做学问的场所。据官方的叙述,他于1969年9月1日以鞋油涂脸,到非洲某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识破逮捕,不断批斗后,1970年4月18日被枪杀。(20:08)但沈元姐姐沈蓓却不信官方说法,她说:“沈元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来?”沈元留下大量遗稿,前几年经过沈蓓等的努力,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郭罗基曾以《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为题,专门作了介绍。可惜的是还有一箱子遗稿,不知下落。沈元死时才32岁,一个史学天才就这样陨落了。这就是钱学森的“世纪之问”的答案。(20:27)
  文革初期,我和另一位名叫江涛的老师都被关起来,一些小红卫兵多次侮辱我们取乐。有一次让我们脱下鞋子,相互扔向对方,而且一定要扔到对方头上。没有扔到头上就骂,吐唾沫,还用脚踢;扔到头上了就哈哈大笑。我没有办法,只好在江老师把鞋子扔过来时低下脑袋,避免鞋子扔到脸上。幸而后来有两位高年级的同学过来,把他们说了一顿,才把我们解放了。(2012/9/6—21:27)
  明天就是“九一八”。记得1946年进北大不久,同宿舍的周麟文教我唱《放下你的鞭子》里的歌曲:“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沈阳城。”当时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但悲壮的曲调仍然使我们充满悲愤。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青年?(2012/9/17—21:00)
  浙江有一农村支部书记买了一个蒸笼,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在蒸笼上写上“毛主席万岁”。有人揭发,说他胆敢把毛主席放在火上烤!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入狱,粉碎“四人帮”后才放出来。我改正后看的第一个党内文件,就是浙江省委为他平反的通报,所以印象特别深刻。(2012/9/21—21:07)
  今天是秋分,我想起上小学时学的一首歌:“秋风起,满地霜,倭奴入寇逞豪强,杀我同胞夺我地方。中华好男儿,哪怕无耻小东洋,百万将士上战场,不杀倭奴不回乡!”幼小的心灵满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小东洋又在兴风作浪,历史真是一部不可忘却的教科书啊!(2012/9/22—21:00)
  今天是中秋节。小的时候只听说过一个传说:元朝末年,月饼里有“八月十五杀靼子”的字条,却没有见过月饼是什么样子的。50年代初有一次得了《光明日报》的稿费,才买了几个自来红、自来白,觉得吃月饼太奢侈了。抚今思昔,感慨万千。(2012/9/30—21:22:26)
  我对犹太人颇有好感。上中学时多次路过提篮桥犹太街,见有些犹太人衣衫褴褛,铲子敲着大饼铛,喊着“hot dog! hot dog!”十分同情。1948年2月到十六浦码头送大哥去美国,码头上挤满了犹太人,原来他们搭这条船经美国回巴勒斯坦,建设以色列国。我为他们高兴,祝他们平安回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福地”。(2012/9/30—21:38:58)
  
思想轨迹
   “六4”是屠杀和暴政的见证。血债必须清算,罪恶必须惩办。现在处于高位的领导者毕竟不是血案当事者,如果有人能像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的死难者道歉那样,像勃兰特在波兰的死难犹太人墓前下跪那样,对“6四”作出真诚的道歉和合理的赔偿,他就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不知道谁有幸能获得这份光荣?(2012/6/3—21:34:47)
  “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是宽容。”这是一句值得所有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奉为座右铭的箴言。争取自由民主而不懂得宽容,就有可能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暴力与专制。让我们学会客宽容吧!哪怕是为了自己。蔡珊珊的跟帖说得好:“宽容别人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自己,而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2012/7/8—20:33:14)
  我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情,平静地面对变动不居的客观环境,不以得而喜,不因失而悲。因为我善于从不利不愉快的遭遇中发现有利或有趣的因素,陶冶我的精神。对于社会上因苛政而产生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也愤怒,也抗争,并致力于谋求社会进步的斗争,但并不奢望出现奇迹,因而也不因失望而悲观(2012/7/9—19:17:32)
  自由首先是应以理性为基础,其次是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违背这两条基本特征,就不是自由,而是滥用自由。任何人都没有非理性的、妨害他人自由的权利。(这是转播一条讨论自由的微博及其跟帖的留言)(2012/7/9—19:57:05)
  共识网4日发表荣剑文章,论述免于恐惧的自由,写得很好。我认为,中国几十年来最缺乏的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加深着人们的恐惧感。直到今天,掌控政法部门的权贵势力仍然热中于制造恐惧。我们要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必须制约和限制这些制造恐惧的政治权力。(2012/7/ 9—20:09:44)。“没有恐惧的自由”是我们当前必须努力争取的基本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比争取其他任何权利都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因为它密切联系着许多有关的公民权利。(21:07:50)
  福建马尾“416三网友”案中吴华英弟弟吴昌龙被关11年,至今未释。他因所谓福清纪委爆炸案被判死缓。他姐姐旅日华侨吴华玉多次申诉,6年前经全国人大督办,仍遭拖压。不久前她向我国驻日使馆递交申诉书,5月被告知,最高法院答复“案件还在补充侦查中”。被关11年还在补充侦查,可见法院如何草菅人命。(2012/7/11—21:23:31)
  今天收到顾骧的《煮默斋诗钞》,其“后记”引了陈毅的两句诗:“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种遍自由花”。好像是为当前而写似的:对维权人士和不同政见者的残酷迫害,应该有到头的日子;经过我们的辛勤耕种,自由之花必将开遍中华大地。这是希望,也是理念。民间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2012/7/12—20:44:32)
  大午先生,别来无恙!9年前事无法释怀和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必要感到屈辱。作为具有“大午特色”的民营企业家,你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应当把你所受的苦难,看作是你的光荣,因为你的事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才会受到专制主义的迫害,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这是对一条微博《悲愤孙大午》的回应)(2012/7/16—20:41:11)
  上午读一文章,内引宋朝杨万里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反复诵读,感慨系之:此诗切实地形容了我的思想观点在当代的遭遇:文化专制主义不许我的思想在他们的领地出现,我却仍然日夜不停地发出喧声。一旦实现了文化自由,我的思想必然堂皇地传播久远。(2012/7/24—20:56:12)
  今天在《十日资讯》上读到焦国标的“北京札记之四”,风趣而深刻,回味无穷。如,有朋友说,一些同学熟人避而不谈他,他说:“他们不配谈我,他们是地上的爬虫,我是天上的飞鸟。”“爬行动物连飞鸟的屁都闻不到,想起来我就自豪得不行。”我读后不禁哈哈大笑,说得真好,挖苦到家,也豪迈到家。不过,似乎少了点宽容,未免美中不足。(2012/8/14—20:59) 焦国标还说:“一胎化令无数中国夫妻留下永远的遗憾。”我想给他注一下,这个夫妻包含了父母、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三代。我的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孙子也只有一个儿子,有一张照片是我和儿子、孙子、曾孙四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四代同坐,欢喜之余,却又无限伤感。古人有所谓“身后凋零”的说法,我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凄凉和悲哀。(21:28)
  刘宾雁生前为自己拟了个简单明了、却又惊世骇俗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说它简单明了,是因为这个意思,连小学生都看得明白;说它惊世骇俗,是指世俗凡人很少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刘宾雁却达到了。他以此自豪且自慰于地下,同时向我们每个人质问:你做到了吗?可惜,当局竟不许这些话镌刻在墓碑上。(2012/8/15—20:43)
  我们主张非暴力,但不主张放弃用暴力反抗暴力的权利。对于某些群发性事件中出现的过激行为,如烧警车、砸办公室之类,我一方面不赞成,同时也给予理解和同情,支持因此而受到报复的维权者。(这是对一条微博的回应)(2012/8/24—20:27)
  五十年来,有多少无辜民众惨死在这个非法而残酷的罪恶制度之下,现在居然还有那么多地方在纪念,在庆祝,在千百万死难者的尸体上载歌载舞!看了这些令人恶心的照片,不胜愤慨!(在一位朋友的微博上看到重庆、贵州、江西、浙江等地举行“纪念劳教制度创立50周年文艺晚会”的6幅照片,愤慨之余,写了这条跟帖) (2012/8/25—20:53)
  荣剑在《“喉舌”胡锡进》一文里谈到:胡锡进在微博里说,中国自由派“可能捅破中国的承受力,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你们已是美国试图撬动扳倒中国的主要杠杆。”这使我想起不久前袁鹏的“新黑五类”,还想起1991年的“反和平演变”。它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滥调再现,目的在于抵制日益高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2012/8/26—20:33)把自由派、改革派说成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这个调门早就不新鲜了,但把它比喻为癌细胞,却是胡锡进的创新。他引申出的结论,是说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就意味着癌变,死路一条,所以中国万万不可走自由民主的路子。(20:44)荣剑文章对胡锡进的喉舌身份和功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但他说胡有两百多万粉丝,却把我吓了一跳,粉丝者,fans也,意为热烈的追随者、崇拜者。这样的人居然有两百多万追随者,中国还有希望吗?荣剑后来说:这么多粉丝“没有几个是他真正的拥护者或同情者,在他每一条微博之下,挂着的差不多都是批评甚至谩骂的字眼。”那就不是粉丝而是“愤丝”了。(20:59)
  刘亚洲在送给何家栋的书上题字:“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最缺何家栋。”何以说不缺毛泽东?我认为这指的是毛式人物、毛派思想,无法无天的独裁者、野心家,薄熙来就是一个典型。他倒台了,还会有别的毛式人物,因为它的社会基础还在。至于何家栋,很少有人达到他的思想深度;最缺的另一含义是他的文集不能自由出版发行,他的思想不能广泛传播。(2012/8/29—20:50)
  我十几年前就主张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因为土地私有是同小农经济最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也是最有利于农民融入市场经济的占有形式。可惜没有人听,各地当权者依然热中于土地集体所有,因为这种所有制便于他们上下其手,从中得利。(2012/9/11—20:53)
  鲍彤说:“什么叫唱红?唱红就是顺我者昌;什么叫打黑?打黑就是逆我者亡。”精彩极了。我想照猫画虎,把“扫黄打非”概括一下,什么是扫黄?扫黄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什么是打非?打非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2012/9/13—20:40)
  胡绩伟老人去世了,两天来悲不自胜,唯一可以告慰胡老的是:我将继承你的遗志,为中国的民主化、为新闻自由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12/9/19—21:15)胡绩伟老去世后,其家人遵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只在家里设一灵堂。我今天上午前往灵堂拜祭,在签名册上写了四句话:“哲人其萎,国士同悲;誓继遗志,共推民主回归。”(2012/9/23—20:23)
  南京社会科学院前院长沈立人已经86岁了,仍然奋笔疾书,臧否时政,并且辑印成小册子《老生短叹》,发给朋友交流。最近收到第11期《老生短叹》,收有今年7、8二月写的22篇文章,每篇近一千字,短小精悍,深入浅出,文字流畅,说理透彻。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今天,通过自印小册子的方式,传布人生感悟,实在难得。希望有更多的老人能给社会留下自己的体验。(2012/9/20—20:39)
  
网络故事
  上一条微博里有《08 xian zhang 》这几个字,点击“广播”后,被告知有敏感词,无法通过。我试改了好几种写法,都没有通过。最后是改为现在这种写法才得以完成广播。这就让我犯难了,我准备写的文章里,可能不断有这个词汇,我总不能老是用数字和洋文代替吧。怎么办?到时候再说吧。(2012/6/2—21:13:59)
  昨晚发了两条关于今天的微博,折腾了一个多钟头,啼笑皆非。第一条通过了,第二条写完广播后,第一条却消失了。我重写了一遍,把两条都转到网易,回头看腾讯,两条都不见了,我赶紧从网易把它转回来。不一会儿,网易这两条微博也没有了,我又一次把它从腾讯转到网易,同时转到美国中文网和博客大巴。(2012/6/4— 20:43:49)这两个网都通过了,但博客大巴说明内有敏感词,可以收入,却不能向读者开放。这时再看腾讯,两条微博均已无踪无影,我只得再次从网易把它转回来。这时已经九点半了,我没有耐心再周旋下去,就不管了。转而看看其他朋友的微博。十几分钟后回到腾讯,第一条没有了,但第二条还在,已有17位朋友转播评论。(20:59:16)今天再看,腾讯还有昨天的第二条微博,但转播和评论的还是17人,说明昨晚到今晚,它已经不能再向读者显示了。网易和美国中文网上的两条微博,昨晚关机前还有,今晚也找不到了。博客大巴上的微博还在,但没有读者。比较起来,我还是欣赏博客大巴的做法,他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不向读者开放,使我心里有数。(21:12:18)还有一点要补充,我每次点开腾讯微博后,都要先看“转播和评论”里的跟帖,了解朋友们的反应。昨晚第二条微博既有17位转播和评论者,当然也应看看后面的评论。不料,点出来后,连一条转播和评论都没有了,显示的却是“暂无有理由的转播或评论”。这就是说,只有“有理由的转播或评论”才能显示,这17位朋友的转播或评论都是“无理由”的,真可笑!( 21:27:35 )
  晚上通过qq邮箱给几位朋友发送《杜光文存》、《杜光文稿》、《评八确立五不搞》等的电子版,好几次都被告知:“邮件中可能包含不合适的用语或内容”,因而拒绝发送。试验几次,拿掉附件《杜光文存》和《杜光文稿》,就能发出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杜光”二字已经成了“不合适的用语或内容”了。(2012/7/7—21:10:34)
  刚才打一条微博,被告知有敏感词,想尽办法对几处可能的敏感词做了改动,试了六七次,还是不行。转到网易试一试,几个敏感词换成拼音字母,倒是进去了,但几分钟后也不见了。唉,敏感词越来越多,正经话没法说了。(2012/7/17—21:32:23)
  刚才介绍两篇奇文,想同朋友们共赏,不料打后久久不见显示,大概是因为其中有些敏感词和敏感人名吧。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受束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啊?(2012/8/10—21:26)
  我在腾讯的微博8月2日第二次被封时,页面上显示的是“尊敬的用户,你好!你最近的行为被系统认为具有风险,所以暂时不能登陆微博。”不管怎么样,还承认我是用户,而且是“尊敬的用户”。前几天再打开,却被告知:“用户不存在”,这就是说,不承认我是用户了。哈哈!把我扫地出门了。(2012/9/11—21:20)
  我在腾讯的微博8月2日被封杀,多次打开收藏夹,都被告知“用户不存在”,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误打误撞竟然打开了,是解除封锁了?还是别的通道没有封紧,被我溜进来了?现在还有别的事,晚上再说。(2012/9/24—17:05:24)看到今天下午的微博有37位朋友转播或附言,真是高兴。我已经有一个月又23天不能在腾讯写微博了。转到网易后,我的微博多数无人理睬,偶尔有一两位转播或留言,实在气闷。但为了留下思想痕迹,还是不断地写。现在能回到腾讯,和许多朋友交流,丰富晚间的生活内容。感谢腾讯,封杀不是他们决定得了的。(20:11:01)
反垄断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的文章。虽然以《超越争议,公平竞争》为题,实际上是一发反垄断的重炮。这篇文章的结构很妙,全文分三部分,第一二两部分都比较含蓄,提出必须使国有资产“资本化”,由国有国营转向股份制;国有资本应在非公资本无意或无力进入的领域发挥作用。(2012/6/5—21:02:02) 第三部分分析“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实质在于竞争的公平性。他揭示现有企业均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分成三六九等。国有企业具有体制内的各种优势,对民营企业形成市场壁垒。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有企业兼并。在钢铁、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屡出现民企被挤出的案例。(2012/6/5—21:13:14)所以他最后说:“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不就意味着垄断的消除吗?(2012/6/5—21:24:04)
  据有关规定,本月8日开始,金融机构可根据市场情况,将存款基准利率提高10%,贷款利率可下降20%。银监会虽规定降低存贷款利率,但执行的很少。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例,多数大银行仍维持3.5%,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甚至在新定3.25%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达到3.575%,比降息前还高。这说明什么?(2012/6/11—21:14:32)从问题的本质来看,这反映了金融业从全面垄断向市场倾斜的趋势。以前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规定得很死,丝毫没有活动的余地。现在虽然只有10%和20%的自由度,但多数银行就利用了这个自由,拒绝政府的降息规定,提高存款利率,这就有了竞争。虽然竞争的范围十分有限,但就其性质来说,是市场对垄断的胜利。(21:27:35)
  最近一期《新世纪》周刊的封面文章是《格力阴谋》,文章切入点是在5月25日的格力电器股东大会选举格力电器董事时,9个候选人中,8人当选,唯一落选的是珠海市原国资委副主任、不久前刚被派去担任格力集团(格力电器的最大股东)党委书记兼总裁的周少强。这篇文章文笔不佳,但内容非常丰富,很有价值。(2012/6/18—20:07:49)这篇文章蕴含着垄断与反垄断的角力、市场与权力的博弈。通过这个典型,文章描画出一幅国退民进的图景。周少强的落选,就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结点。他是官方派去的高官,又代表着第一大股东(占有18.22%股权,第二大股东才有1.75%股权),在通常情况下,有其中一条就可以当选为董事,他兼有两条却落选了。(20:37:11)这举结果反映了市场原则对权力的抵制。出现这个现象不是没有前因的。20多年来,格力集团和格力电器的实际掌门人是两者的董事长朱江洪,他在格力集团副董事长和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的配合下,格力电器业务蒸蒸日上,通过股权改革,格力集团在格力电器的股权从全面控股的50%以上,逐步减少到18.22%。(21:06:47)股权改革意味着格力电器产权的民有化。与此同时,经营管理和劳动用工制度也逐步市场化。这是同国有的垄断性质格格不入的(格力集团由国资委全资控股)。于是就有了周少强空降格力集团和染指格力电器,并且命令朱江洪退休的异常现象。拒绝接纳周少强为董事后,股东大会选举董明珠为格力电器董事长。(21:26:47)格力电器的新格局虽然意味着民营对国有的胜利,但前景究竟是祸是福殊难逆料。在“朱董配”时期,两人性格迥异,一包容低调,一强硬霸气,但惺惺相惜,珠联璧合。现在朱江洪被迫退下来了,董明珠独挑大梁。她表示“我从来就没有失误过,我从不认错,我永远是对的。”这样自负的人,很少有不跌交的。(21:46:45)
  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新36条”后,积极响应者甚少。温家宝在年初下了死命令: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细则制定出来。发改委2月21日召集45个部门开会,要有关部门在6月30前出台实施细则。现在,实施细则都出来了,但多数缺乏可操作性,有的毫无新意,很少有所突破。这反映了垄断集团对改革的顽固抗拒。(2012/7/13—20:28:20)2005年和2010年的两个“36条”,是反垄断的改革力量对垄断经济的进击,但发布后都遭到代表垄断利益的权贵集团的抗拒抵制。两个36条是现时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七年来虽然有所进展,但民营企业却面临“玻璃门”、“弹簧门”的嘲弄,困难重重。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主帅的温家宝也无可奈何。(20:51:03)
  国家发改委官员不久前谈到,各部委为贯彻“新36条”而制定出台了42个相关细则,“但与社会上迫切要求改善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环境的热切期望相比,确实存在一定差距。”掀开官样文章的背后,42个细则里有多少是保障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的?又有多少是阻挡民营企业进入的?改革反改革、垄断反垄断的斗争,在这里呈现出赤裸裸的形态。(2012/8/24—21:11)
  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应该是加强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冲击,两个“36条”已经为这场新的战役准备了政策条件。(这是对一条微博的回应)(2012/9/3—20:52)
  
房地产调控
  香港《商报》5日以六个版的篇幅,发表该报《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其中特别强调对地产楼市的调控宜疏不宜堵,宜缓不宜急;过急过猛的调控手段,可能导致楼市硬着陆,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我读着这些论调,仿佛回到了一年多以前,当时一些房地产商豢养的文人对调控发出不祥的警告,现在怎么又老调重弹了?(2012/6/17—20:48:24)老调重弹的背景是:今年三四月许多城市采取微调政策,五月份楼市全面回暖;放松货币信贷和提出稳增长,似乎预示放松调控的可能。于是就有人出来鼓噪“硬着陆”之类的危言,动摇中央政府的调控决心。一年多的调控,抑制了楼市疯涨的势头,但使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的目标远未实现,放松调控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21:15:53)本月5日,住建部在新华网发布信息,强调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表示了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对房地产的调控,本质上是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激烈对抗。迄今为止,反垄断的改革力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抑制房价关联到千家万户民众的切身利益,却损害权贵豪强的既得利益,这是他们反调控的主要根由。(21:31:52)
  26日,河南六个部门联合发布文件,对购买首套房产者,金融机构可在30%幅度内下浮基准利率。但一天之后,省政府网站就删掉了这个文件,有关负责人说是误传。进入2012年后,类似事件在各地不断上演,说明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地要突破国务院的调控。这正是房地产领域垄断反垄断的反映。(2012/6/29—21:06:09)
  近来,关于房地产销售量价同时止跌回升的报道和论述甚嚣尘上,人心惶惶。温家宝7日在江苏常州调研时强调,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仍然处在关键时刻,调控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调控工作。温家宝决心可嘉,但房地产业权贵豪强的对抗没有减弱。垄断反垄断博弈的胜负如何,前景实在令人担心。(2012/7/9—20:18:33)
  据今天的《北京参考》报道,北京海淀区的万柳地块,已被中赫置地集团以26.3亿元拍得,楼面地价每平方米超过4万。地价这么高,房价可想而知。我认为,控制房价必先控制地价。有人认为,房价应让市场支配,政府不应控制。但土地为国家所有,要卖多少钱,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有权确定,这是符合市场规则的。(2012/7/11—20:17:55)通过拍卖地块抬高地价,是地方官僚和地产豪强相互勾结,获取暴利的表现,是地产垄断的基本形式。高房价正是这种垄断的产物。更何况它涉及民生,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政府有责任出而干预,加以调控,以维持房地产业的市场秩序。所以,压低地价不但不违反市场规律,相反是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20:29:42)(一跟帖认为,“压低地价,只能让开发商更暴利!”我作了以下回应)压低地价,才能抑制房价。比如,可以通过《反暴利法》,限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垄断企业暴利。暴利本质上是对老百姓的剥削。不论是从保护民生出发还是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反暴利都是必要的。(2012/7/12— 9:55:4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报告,在70个大中城市里,有25个城市6月份房价环比上涨,而5月份环比上涨的只有6个城市。虽然涨幅均未超过0.6%,但这趋势值得注意,说明调控任务还十分艰巨。其实调控手段远未用尽,如可用税收来控制购房,对买别墅或第二三四套房产者实行累进税,别墅越大,买房越多,税率越高。(2012/7/19—20:56:32)
  国土资源部昨天召开视频会议,就《关于进一步严格房地产用地管理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的紧急通知》进行通报,强调各地要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得擅自调整放松要求。看来,这场垄断反垄断的博弈已进入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从紧急通知可知,房地产市场的量价双回暖,已引起决策者的高度警惕。(2012/7/20—20:29:48)一年多来,通过艰巨复杂的调控,遏止了房价上涨的势头,这反映了调控的成果;但房价没有回归到合理的水平,意味着垄断势力抗拒调控的胜利。《紧急通知》的发布,能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里抑制房价上涨的趋势?前景不容乐观。(20:36:30)
  国务院最近派出8个督导组,对16个省市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看来温家宝着实是急了。调控的招数似乎已经用完,房价却开始反弹,他怎么能不着急?其实,要做到“房价合理回归”,不是没有狠招。第一个狠招是限制地价,例如每平米不得超过一千元,地价限住了,房价必然回落。(2012/7/27—20:57:31)地价大幅度下降,将极大地损害地方诸侯的利益。他们欠了10万亿的债,都指望靠卖地还债,自己还可捞一笔,所以一定会顽强反抗。为弥补地方政府财政,可考虑第二狠招,对超出生活需要之房产及别墅的购买者,收取高额累进税,如买第二套房及占地400平米以上的别墅(包括绿地),须交房价5%的房产交易税;(21:21:06)买第三套及占地500平米以上的别墅,须交房价10%的交易税;买第四套及占地600平米以上的别墅,须交房价15%的交易税。以此类推。这一方面限制了房地产的投机和“别墅热”,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开辟了财源。对于买房者来说,你既然要享受超过民众平均水平的房产,就应该付出更高的代价,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21:37:0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开会,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9项要求,有一条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切实防止房价反弹,增加普通商品房特别是中小套型住房供应,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满足居民合理的自住性住房需求。”调控形势仍很严峻。(2012/7/31—21:05:21)
  报载国务院派出检查房地产调控政策贯彻情况的8个督察组已经回京复命,据他们汇报,各地高度重视对房地产的调控工作,政策措施落实较好;发现一些问题,已经向有关政府提出整改意见。看来总的情况还好,虽然其中难免会有水分,但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还是可以令人欣慰的。(2012/8/18—20:43)自从国务院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以来,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豪强及他们的帮闲就没少嚷嚷,说调控违反市场规律。这叫“贼喊捉贼”。房地产业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垄断行业,一是官商勾结,二是垄断资源(土地),三是垄断价格,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国务院对它实行调控,正是为了遏止垄断,使它向市场规律靠拢,回归市场经济。(20:59)
  对房地产的调控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了,其实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限制地价,以限制地价来限制房价,如规定房价不能超过地价的多少倍,既让房地产商有钱可赚,又不能获取暴利。(这是对一条微博的跟帖)(2012/8/22—21:24)
  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又在鼓吹房价要涨、赶快买房。这个房地产豪强的吹鼓手总不忘在关键时刻为他的主子呐喊!(2012/9/18—20:18)
读报随感
  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开展土家语传承实验教学项目,在永顺县的十年一贯制学校里,开办土家语教学试验班,并把土家民族文化活动引进学校。这是大好事。长期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缺乏应有的重视,怀着大汉族心态去处理民族问题,使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濒临灭绝。湘西的做法值得称赞。(2012/6/10—20:20:37)
  18日《人民日报》一文章介绍,西部某县推行土地流转,把农民土地集中到中介组织,转租给龙头企业或承包大户。这些承租者盖起大棚,或转租给村干部,每年每亩利润达4万至20万元,农民得到的租金每亩却只有几百元。土地流转成了地方权贵勾结豪强剥夺农民的新形式,这是政治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又一恶果。(2012/6/20—20:48:27)(此条微博后有一跟帖认为,土地集中是个好现象,只有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才能提高农业经济效率,于是我有下面的回应)要使土地集中成为“好现象”,首要条件是农民作为生产资料即土地的主人进入新兴产业,并占有产权。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掠夺土地的权贵豪强每亩一年可赚十来万,农民却只能拿几百元。(2012/6/21—21:46:34)
  工信部长苗圩在成都的“财富论坛”上说,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约占全国65%的发明专利,75%的企业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主力军。这些数据证明了民营企业的活力,因为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它为我提出的民营经济应成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2012/6/23—20:55:25)
  温家宝最近访问拉美四国,26日在圣地亚哥发表演讲,创议成立中拉合作论坛;发起设立中拉合作基金;建立产业合作机制;成立中拉农业部长论坛和农业科技研究中心,建设农业加工示范园、农业投资开发区;建立中拉科技创新论坛。此外,还同智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研究建立自由贸易区。(2012/6/29—20:19:43) 近来有些朋友为美国扩大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而愤愤不平。其实,历史是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国家提供广阔的舞台,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美国可以把手伸进东南亚,我们也可以进军他们的后院拉丁美洲。温家宝这次访问拉美,成果丰硕,是中国外交的大手笔,其成果远远超过美国在东南亚扩大部署的影响。(2012/6/29—20:47:58)
  报载河北有一农妇,四五十年前刚嫁到夫家时生活困难,邻居帮她盖房子,还凑了400元钱给她,此后又继续帮助她。后来她从捡垃圾开始,办了废品收购站,积累了上百万的资财。她不忘当年乡亲的恩情,不断掏钱为村民做好事,至今已付出150万多元。在人情淡漠的今天,这种感恩的观念和行为都值得大大弘扬。(2012/7/1—20:39:41)感恩是人性的重要内涵,也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古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大处说,我们每个人从诞生时起,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无不处在他人的直接间接的帮助之下。因此,天然地具有回报社会和他人的义务。感恩,是每个社会成员必备的品德,大家都有感恩精神,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稳定。(2012/7/1—21:01:09)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被教育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似乎其他的人和事都不值得感谢。这就完全扭曲了感恩的原有精神。毛派宣传毛泽东时代如何美好,提倡回到毛泽东时代。其实,毛泽东时代是信仰和人性被扭曲的时代。人们一旦发现这个真相,就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所以毛泽东时代是永远也不可能复制的。2012/7/1—21:19:26)
  教育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立英本月2日到上海财经大学,宣布教育部关于任命该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及免去原任党委书记和校长职务的决定。此人同一天还到华东师大宣布教育部任命该校校长的决定。大学校长的任免由教育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来宣布,看了总有点滑稽的感觉,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党的领导”吧。(2012/7/4—20:35:34)
  教育部和广东人民政府、李嘉诚基金会最近签署关于共建汕头大学的协议,支持汕头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发挥教育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广东省教育厅长罗伟其说:“这等于让汕头大学享受‘部级待遇’。”大学有部级、厅级的不同待遇,反映了教育官僚化的深度。西南联大什么待遇也没有,培养了多少人才!(2012/7/4—20:58:15)
  报载北京大学校级领导人竟有27人,仅校长助理就有11人。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据校方解释:“这在北大是常态。”(见于昨天《北京晚报》)一百多年来的北大,什么时候官僚成群竟成了常态?有这个必要吗?例如,党办校办主任的份内工作,就是协助校长,何必兼任校长助理?多么严重的衙门化!(2012/7/6—20:48:41)
  报载内地申报香港12所高校的人数甚多,仅报名香港大学者就有31 个省市的12438人(拟录取363人),包括21名省市高考状元;科技大学报名者为录取数的44倍。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纷纷去香港上学,内地的大学校长们不感到惭愧吗?(2012/7/16—21:17:26)
  报载钱宁先生重编《论语》,按内容编排,未增删一字一句,书名《新论语》,已由三联出版。《论语》原为弟子根据孔子授课辑录下来,成书时未经妥善编辑,比较凌乱。《新论语》把相同的内容编在一起,便于人们学习了解、查考引用孔子学说。钱宁说这是他“对《论语》做出创造性解读的一种尝试和努力。”(2012/7/5—20:36:42)
  我赞成钱宁关于创造性解读的说法。对于历史上有影响的经典著作,都应该进行创造性解读。当代最需要解读的,恐怕无过于马克思主义。肯定者奉为神圣,否定者视如粪土,甚至认为它是当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总根源。认真解读非常必要。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他少年时代是虔诚的基督教徒,(2012/7/5—20:50:43)青年时代是狂热的人道主义者,接着,经由异化理论成为共产主义者,晚年转为科学社会主义者。这四个思想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是有非,后者既是对前者的否定,也是对前者的继承,因此,每一阶段都留有前者的痕迹。他最后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既含有新教精神、人道主义,也有主张暴力革命的(21:16:02)共产主义残余。要深刻而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就需要钱宁所说的“创造性解读”,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来加以考察,了解他一生思想的接续和变化,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恰当的。(21:21:44)
  香港《南华早报》8日的一篇文章谈到,根据对上海一些中小学生的调查,有60%以上不会说上海话,这使我大为惊讶,联想到前不久发生的广东话与普通话之争,感到我们不能再忽视地区方言的保护问题了。各个地区的方言,不仅体现着这个地区的文化,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例如我老家的温岭方言,(2012/7/10—20:28:00)就有许多在普通话里已经消失的音韵。有些古诗词,按普通话读似乎有些走韵,用温岭话来读就很悦耳。这就说明温岭话保持的,不仅是温岭文化,而且有古代中原的文化。这个现象可以提供很多研究内容。听说在广东福建,也有这类情况。方言可说是文化的载体之一,方言消失了,有关的文化也就湮没了。(20:45:46)有些地方为了推广普通话,规定不许在学校、商店讲地方话,这很不应该。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听说连本民族的文字也受到限制,有些中小学甚至取消教授当地文字的课程。这就不仅是个文化问题了。这些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诸侯,仗着一党专政的无限权力,在民族地区作威作福,总有一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21:00:50)
  从报上得知,在这次北京水灾中,有几位基层干部因救援灾民而献出生命,包括房山韩林河镇副镇长高大辉,燕山分局向阳路派出所所长李方洪,密云大城子镇镇长李建民,良乡给水厂给水队长郭云峰。他们的牺牲,使我们看到了基层干部关注民生、奋不顾身的一面,真正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2012/7/25—20:31:12)
  从《深圳特区报》上读到新华社2日电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一句微博‘孔和尚出门看热闹,喜看首都成泽国’,因为其无耻地幸灾乐祸,招来网民骂声一片。”人们都为不幸的死伤者哀戚,这个以孔子后裔自居的人却在高兴地看热闹。我虽然早就不耻其人,但还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会毫无心肝到这种程度。(2012/7/25—20:48:03)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和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紧急部署“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坚决查缴非法出版物”。一场新的“焚书运动”已迫在眉睫。其实这些所谓的非法出版物,包括在香港出版和自费印刷的,都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精品,真正“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这个自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组织却要查缴它,这是多么大的讽刺!(2012/8/16—20:40 据今天《人民日报》报道,开展这次“扫黄打非”专项行动,是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这实在太离谱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要召开代表大会,却要依靠查缴当代最优秀的著作,来“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使我想起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文革时期对祖国文化的大破坏。奉劝这些文化专制主义的操刀手们,积点德吧!(20:54) 这次“扫黄打非”的重点是查缴“非法出版物”,包括香港出版的书,例如我的《回归民主》。奇怪:在香港正式出版的书,到了大陆却成了“非法出版物”,难道这就是“一国两制”的体现吗?据说两制指的是: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自由,现在却还不如香港自由,说明大陆的制度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专制制度。(2012/8/17—19:58)我的《回归民主》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后,大陆立即查禁,邮局拒绝收寄。幸而我还有自己印的简体字版《评“八确立”、“五不搞”》,与《回归民主》内容完全一样,给一些朋友就寄这个版本。虽然装帧太简陋,但朋友们也还十分欢迎。想起俗话“东方不亮西方亮”,“人不能叫尿憋死”,确实很有道理。(20:13)
  今天的《参考消息》刊登该报记者“特别报道”,介绍朝鲜罗先经济特区经济如何活跃,市场如何繁荣,鼓吹外国大力投资。最近一期《民营经济内参》则介绍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2007 年投资2.4亿元,与朝鲜一企业合资开采铁矿。2011年选矿厂投产不久,朝方就撕毁合同,甚至把中方的10名员工驱逐出境,75%的股权血本无归。这种强盗行为可为投资者鉴。(2012/8/28/—20:58)
  国务院今天的常务会议决定取消或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并且提出“阳光审批”。应该承认这个措施的进步意义。许多繁琐的行政审批项目,害苦了民营企业,养肥了官僚机构。撤消不必要的审批项目,保留下来的则实行“阳光审批”,完全符合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希望这个决定能够很好贯彻,不要再陷入“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圈。(2012/8/22—20:38)
  读几则报道,似乎又听到大跃进的脚步声。广东宣布为重点海洋项目投资1万亿元,重庆以1.5万亿元投入产业三年振兴规划,天津要在四年内投入1.5万亿元,武汉投资500亿元于“楚河汉街”项目,长沙今年重点项目预算400亿元,贵州甚至要投资3万亿元建设生态旅游和国家公园,而去年全省财政收入才1330亿元。钱从哪里来?搜刮老百姓,沈阳罢市就是危险讯号。(2012/8/28—21:22)
  近来,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我国的官方舆论在报道这个问题时,往往偏向伊朗。其实,以色列总理之所以多次说要摧毁伊朗核设施,是因为内贾德和哈梅内依都否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再三威胁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如果他们有了核武器,以色列不就危在旦夕了吗?我国应积极参加限制伊朗核能的发展,使中东避免新的悲剧,不能袖手旁观。(2012/9/4—20:46)
  继陕西省纪委宣布对该省安监局长杨达才进行深入调查之后,广州越秀区武装部政委方大国也于2日被停职检查。最近发生的这两起事件,是由于网络和微博的揭发和“人肉搜索”,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网络作用大矣哉!特别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也介入方大国事件,意味着体制内外舆论的联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值得重视。(2012/9/7—21:48)
  《深圳特区报》今天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介绍“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第一人”黄闻云。她十多年前为建设国家信用体系奔走呼号,个人出资30多万元派专家到欧美考察,四次上书朱熔基,为信用事业作出贡献。信用体系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关键。信用体系的建立,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黄闻云功不可没。(2012/9/9—20:54)
  报载上海胡润研究院发布1000名富豪的排行榜,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6年前只有15人,目前已经增加到251人。财富积聚的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达到人们难以想像的地步。对于这些财富的来源,是否有必要加以审计?其中有多少是合法收入,有多少是直接或间接地掠夺老百姓的,有多少是变相侵吞国家的?(2012/9/27—20:33:03)
  
反右55周年
  香港五七学社和中文大学在6月10日联合召开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研讨会,而发生反右运动的大陆却被禁止开会写文章。这个做法十分愚蠢。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了的,真理更是抹杀不了的。愚民政策没有出路!只有取消舆论导向和会议禁令,让大家了解反右运动真相,从中寻求真理,才能接受教训,提高整个社会的素质。(2012/7/3—21:13:30)
  我在6月8日邀请几位朋友茶叙,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有一位朋友因收到香港10日纪念会的邀请信,连日被国安骚扰,不许他到香港参加会议,并严密监控。8日他说要去看望朋友,国安说我们派车送你去。为了不连累茶叙的朋友,他谎报了目的地,下车后摆脱盯梢,搭公共汽车前来。这个插曲,为茶叙增添了谈资笑料。(2012/7/3——21:32:36)
  有的朋友很不赞成把当年右派子女称为“右二代”,认为现在流行“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都有讽刺和贬斥意味,仿佛都是一些仗恃父母权力财富的纨绔子弟。而我们父母当年因为反专制争民主而被打成右派,但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光荣的,我们引以为豪。不能让“右二代”这个称呼玷污了我们。(2011/7/8—21:15:53)右派子女是不幸的、平庸的一代,同时也是大有作为、大有希望的一代。他们青少年代成长在贱民家庭,被剥夺了应有的社会资源,缺乏良好教育,因而学问和见识都不如55年前的父母辈。但是,网络时代的信息涌流,民间民主运动的持续高涨,却使他们获得了父母辈所不具备的条件。可能比他们的父母作出更大的贡献。(21:28:44)
  有一位五七难友“改正”后在某县政协工作。前几年该县举办画展,他画了一幅上有红日高照、下有三座山峰的国画。展出时颇多好评,初评二等奖。复评时发现此画作者是他,竟然说此画有政治问题,“三把小刀指向红太阳”,说他“右派分子不老实”,是“右派劣根性”,不但取消二等奖,而且不许展出。呜呼!毛毒何其烈,至今仍嚣张!(2012/9/6—20:57)

新“黑五类”
  近来关于新“黑五类”的讨论颇为热闹。不论这位袁鹏所长出于什么动机,为了取悦于权贵也好,炫耀自己的毛左立场也好,他都搅动了一些人的思绪,提供了一点谈话的资料。有点无聊,也有一点意思。作为曾经是老黑五类的贱民,本不想跟他瞎掰,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心思。但这位袁大人把我也圈进新黑五类了,让我“二进宫”,使我无法保持沉默。(2012/8/12—20:52)袁所长说“维教异网弱”(杜按:指维权律师、家庭教会、异见人士、网络精英、弱势群体)这五种人被美国利用来阻止中国崛起。这就奇怪了,你们不是早就在大肆宣传崛起的“中国模式”了吗?怎么又说我们被美国用来阻止中国崛起呢?我们什么时候成了中国崛起的障碍了?新“黑五类”都是公民权利被侵夺的受害者,有些人长期被监视、跟踪、拘留甚至判刑入狱,起而抗争,有什么错?怎么就阻止你崛起了?(21:07)崛起,应该是堂堂正正地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化的大国崛起,只靠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内却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把大量甚至是多数的黎民百姓当作危险因素,时刻防范、压制,这样,即使崛起,也只能是短暂的、表面的崛起,孤立的崛起。近几年来,几乎所有邻国都对我们保持距离,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21:22)袁所长把一部分公民划出来示众,拾的是老毛的余唾。老毛把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就是是为了收拾他看不顺眼的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结果不但胡风、右派成了敌人,连彭德怀、刘少奇都当成敌人来消灭,你说这一招多厉害!袁所长推出新“黑五类”,不知意欲何为?(2012/8/13—20:17)维权律师被列为新“黑五类”之首,成了“黑老大”,可谓名至实归。他们是最让专制统治者头疼的人。每年十余万起的群发性事件,只要维权律师介入,权贵豪强就憷头。这些“黑老大”精通法律,一方面把维权民众引上合法的轨道,同时向那些侵权者据法力争,把维权民众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等于堵了权贵豪强的财路,或是挖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受得了吗?(2012/8/13—20:36)其实,维权律师是当代最进步的精英群体。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改革、维权、启蒙中,维权运动是最明显、最直接,也是最广泛、最尖锐的革命形式,短兵相接,高潮迭起。维权律师由于熟谙法律,最善于直捣专制统治者的软肋,最有资格成为这种革命形式的指挥者,所以也最为权贵豪强所痛恨。向新“黑五类”的“黑老大”致敬!(20:56)
  权贵豪强相互勾结的拆迁暴行,正在制造着无数新“黑五类”。(这是对一条微博的跟帖)(2012/8/25—20:43)
  
王薄事件
  谷开来被判死缓,这个案件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这个案子留下太多的疑点,使人对薄王两案是否能够如实依法审判缺乏信心。老百姓要关心政治,但政治的真相总是被蒙在鼓里,让人们怎么关心?也许,他们的本意就是不让你关心。(2012/8/20—20:57)
  自从王薄事件出来后,毛左派的声誉一落千丈,钓鱼岛事件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翻身的大好机会。他们利用各地保卫钓鱼岛主权的游行,打出标语口号和毛泽东画像,蛊惑民众。韩德强打了一位老人两个耳光,泄露了这里面的秘密,原来那几百名示威者是从河北固安拉来的,给外界造成的印象,这是北京民意的表现。用河北农民来冒充北京民意,是否太卑劣了?(2012/9/22—20:48)
  网上有人介绍张宏良支持韩德强的微博,他提出质问,难道“没有信仰毛主席的自由”?真是胡搅蛮缠,谁干涉你们“信仰毛主席的自由”了?被韩德强打了两个耳光的老人干涉了吗?难道别人就不能有“不信仰毛主席的自由”吗?老人只是“不信仰毛主席”,就被韩德强打耳光,被诬蔑为汉奸,这不是用暴力剥夺老人的“不信仰毛主席的自由”吗?这就是毛左派!(2012/9/23—20:41)
  两个巴掌打出了毛左派的凶残本相,一声汉奸暴露出毛左派的丑恶用心。(这是对一条微博的回声)(2012/9/25—21:05:59)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打人,骂人,说别人是汉奸卖国贼,已经成了毛左派的专利和特权。只要是骂别人是汉奸或卖国贼的,不用细问,准是毛左派。(2012/9/28—20:52:55)
  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将移送司法机关,人心大快。虽然晚了一点,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现在就看下一步了。希望下一场少一点遮遮掩掩,多一点法治阳光(2012/9/28—21:04:18)双开除的决定,粉碎了毛左派的幻想。他们的神像崩塌了,假象剥掉了。薄熙来的一巴掌开其端,韩德强的两巴掌继其后,巴掌之用大矣哉!(21:43:26)王立军干尽了坏事,但最后立了大功,判处15年还是可以的。作为罪魁祸首的薄熙来,判刑总不该比王立军轻吧!(21:48:49)本来大家以为可能在10月召开的十八大,现已定在11月8日举行。这说明薄熙来的罪案还没有最后敲定,这从公布双开信息的报道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难道查了几个月还没有查清吗?不是没有查清,而是没有确定哪些入罪,哪些掩盖下来,这些还在拉锯博弈之中。(20:46:37)
中国工人(共产)党不久前发表该党主席齐志平署名的致中共中央的“中工建字第45号建议函”,提出“恢复薄熙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增补为十八大代表”。作为毛左派的中坚力量,这个党几个月来一直为薄熙来鸣冤叫屈,现在薄已被双开,不知道他们还会玩出什么花样出来。(2012/9/29—20:29:45)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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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杜光文集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0 14:41

杜 光
文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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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也谈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2
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答一位朋友的询问 17
试论改革的性质、途径和目标模式 18
政改班头,民主先锋 30
纪念李九莲被害三十五周年 31
两个博弈 32
土地制度的遐思与悲歌 34
与其侈谈文风,不如开放舆论 36
警惕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现象 38
附录:普世价值与中国道路 40
有关十八大的两封建议信 48
10月至12月的微博选录
文化动态 53
经济点评 54
薄王大案 56
思想轨迹 57
生活随感 58
廉政反腐 63
十八大和新班子 64
支持维权 66
网络法规 67
重要更正 68

也谈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近一两年来,社会上兴起了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热潮。虽然讨论者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心,有的出于挽救执政党的忠心,有的出于获取政治权力的野心,但他们的近期目标却有着奇异的类似,都希望抛弃名不副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发表了燕凌同志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却作了新的解读,他详尽地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的来龙去脉,最后表示不赞成“重申‘新民主主义’”,而主张“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宪政民主,改变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我完全同意他的见解,准备围绕这个问题,从批判的角度,作一些补充和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必须抛弃“新”民主主义而回归普世意义的民主主义的道理,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
作为近代社会的一种价值理念,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由晚清的洋务派引进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一旦传播开来,就为广大民众中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满怀期待、苦苦追求的目标。在反专制反封建的搏斗中,民主力量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国民党在取得北伐胜利,并消灭了或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后,高举“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旗帜,厉行独裁统治,却把民权民生置诸脑后,这就不能不引起广泛的不满和对抗。共产党张揭新民主主义、标榜民主革命,就把大量不满现实、企盼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旗下,终于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两重性的内容。它既有民主主义的要素,也包含着必然迈向专制主义的因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到三年,毛泽东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实现了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这与其认为是毛泽东背弃了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我和许多朋友过去都这样认为),毋宁说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自身内在矛盾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
为什么新民主主义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它在现阶段的中国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应该是我们当前必须明辨的理论问题,也是有关国家前途抉择的实践问题。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由来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通称《两个策略》)。列宁在这部著作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都被毛泽东吸收进他的新民主主义。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的漳州,没收了一批书籍,其中就有《两个策略》。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长征期间,她看到毛泽东经常阅读《两个策略》等列宁著作。又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漳州得到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等书,带到延安后还常常看,上面留下了不同颜色的批语和圈圈点点、道道杠杠,还写着某年某月“一读”、“二读”、“三读”的字样,说明到那时为止,毛泽东至少已经读过三遍。(1)杨奎松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2)不是没有道理的。
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一部同反对派论战的著作,在批判反对派的过程中提出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在序言里明确地指出,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阐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而写的,并且指出应当“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3)
社会民主主义是列宁前半生着力宣传的口号。他早在1894年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对这种理论的研究愈有进展,则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增长得愈加迅速。”(4)他在1897年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里也谈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并且“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5)
  在《两个策略》里,列宁指出:
  1、“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 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6)
  2、 民主革命的目标是“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我们将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而民主共和制则是“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列宁批判反对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指斥那些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是“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7)
  3、“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它“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完全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度奋斗!”(8)
  4、列宁非常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据我也许是不完全的点计,谈到这个概念达16次之多。他认为这是唯一能“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但他也指出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的区别,批判一些人“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他说:“当革命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9)
  类似的观点,还散见于列宁在这一时期的其它著作里。
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是革命阶段论的产物。在他们前半生的视野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纲,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10)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里,也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11)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12)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分别实现各自的最低纲领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带有明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的痕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列宁社会民主主义的痕迹。列宁在《两个策略》里提出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民主革命必将引向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要有无产阶级领导、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等观点,成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主要来源。
中共六大虽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但随之而来的高度紧张的战斗环境和万里长征,没有条件可以比较从容地探讨、确定实现最低纲领的理论和政策。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有了比较稳定的落脚点,才有可能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调整。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1939年5月,他在《五四运动》一文里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者要“走历史必由之路”,“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3)
新民主主义的提法,首次见于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那里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4)
  (二)试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
  毛泽东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是比较系统地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著作。
  《新民主主义论》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从世界范围和中国自身的历史特点,作了充分的论述。它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特点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因为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5)
  这个判断显然是主观臆断的产物。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以及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而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16)
毛泽东还说:“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里说:“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一部分了。”(17)
但是,无论是斯大林的断语,还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所作出的论述,都缺乏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全面而确切的分析,相反却显露出他们为了特定的政治需要而构筑这个理论框架的用心。就拿毛泽东关于那个时代特点的四条分析来说,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的推测和臆想,缺乏建构一个理论所必需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他说的第一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在占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上,即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实际上,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战后的国际形势,都不是“腐朽性”可以概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使参战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两败俱伤,但这些国家很快就恢复元气。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即使是战败的德国,经济也在几年后复苏。毛泽东这里说的“腐朽性”,大概是沿用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毛泽东说的第二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这也是主观主义的推测。进入20世纪前后,一方面是各个殖民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斗争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运动高涨,殖民主义则以委任统治地的形式出现,……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世界市场的调整,都市化以及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殖民主义的统治大大削弱。”(18)可见,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和依赖,在战后都大为削弱,而不是“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
毛泽东说的第三个时代特征倒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确实曾多次“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但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时代性的误解,十月政变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主义政府,随之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同沙皇统治虽然形式有别、却是本质无异的专制主义。至于“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纳入苏联的轨道,所谓“扶助”,不过是扩大苏联势力范围的手段。
毛泽东说的第四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断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指的应该是大战期间的德、法、奥等国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决策,导致许多党员退出,另组共产党,似乎无产阶级都离开了社会民主党而跟着共产党了。当然,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削弱了它们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但它们在各国民众(当然包括无产阶级)中还是有相当威望的,并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欧洲两个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1923年联合共产党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同年11月,他们又联合民族人民党和共产党把总理施特雷泽曼赶下了台。(19)法国社会党自1920年11月分裂出共产党后,两党“根据不同的政治纲领,采取不同的策略,时而联合,时而对抗。它们为争取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法国式社会主义,各自进行着种种探索和斗争。”1934年初,两党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国民议会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出任总理(20)所以,断言无产阶级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至少是不确切的。而毛泽东把社会民主党形容为“社会帝国主义”,并且说无产阶级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显然是对社会民主党怀有偏见的表现。
前面说的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的国际内容,现在再看国内的历史依据。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只是当作追随者参加。“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21)
在这里,毛泽东把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因为在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不言而喻,话里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才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诚然,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重要结点。但是,这并不足以构成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也不意味着革命的性质从此就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与其说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新民主主义成为必要,不如说是为了构建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应该承认,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必要的,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走完了第一步,才有可能迈开第二步。但是,把民主革命再划分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而且,由于这套理论掺杂了许多非民主主义、甚至是反民主主义的内容,反而迷失了民主主义的正确方向,最终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脱离了民主主义的轨道。所以,毛泽东把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成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成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历史逻辑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弊大于利。它给中国民主革命带来短暂的胜利,却为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提供了理论思想武器,使中国人民重新陷于专制主义的苦难达五十余年。在此期间,虽然有过多次的民主主义运动高潮,但最终仍然难以避免专制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厄运。
  (三)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
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些什么“新”的内容?我在前面说过,这套理论掺杂了许多非民主主义、甚至是反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之所在。
民主主义是世界近代文明的产物。来源于欧洲三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等价值理念,被新兴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反对神权和王权的锐利武器,并且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任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力图摆脱奴役状态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运用这些武器来对抗以至战胜封建专制主义强敌。民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民主主义,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它的基本内涵,如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的保障等等,都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普世价值,它没有新旧之分,也没有姓社姓资之别;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有所侧重,有所创新,但绝不能同上述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相悖。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之“新”,恰恰就违背了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混杂了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理论杂拌。它既包括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内涵,也有打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它的民主内涵,吸引了无数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国民党的贪黩腐败深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纷纷投到共产党的麾下,帮助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它那些实为专制主义的内涵,则从民主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破坏着民主主义的贯彻,并且在仅仅几年之后就导致以专制主义取代民主主义的悲剧性后果。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正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新”内容的意义和作用的表现。
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导致专制主义在中国复辟呢?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新民主主义就“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据我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源于斯大林的看法,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任何“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无疑是违背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的。民主革命就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当时的生产力都非常落后,资本主义的成分很少。他们的历史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把他们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反映了斯大林企图指挥和控制世界革命的野心,也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误入歧途。20世纪的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和实现独立之后,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结果离开了民主主义的正道,建立起来的基本上是一些独裁专制的制度。由此可见这个误导世界的理论为害之烈。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就急急忙忙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这个“新”内容恐不无关系。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说: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2)当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初步胜利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这是历史事实。但要完成民主革命,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断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从理论上说,至少是不符合于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革命运动也好,一个国家也好,由哪个政党来领导,根据的是人民的选择,人心的向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民心向共背国的结果。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哪个政党能够推行符合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领导的合法性;相反,如果腐化变质,不以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为重,就会丧失领导的合法性,人民就会选择其他政治力量。把自己确定为国家或运动的领导者,就意味着漠视人民的民主权利,必然走向专制与腐败,这是和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23)这也就是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它脱胎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始作俑者是马克思。1848年,他有感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民议会和临时政府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致国王得以复辟,从中得出结论:为了“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接着,在总结法国革命的教训时,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口号。(24)1852年,马克思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宣告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5)这个判断意味着无产阶级必将取得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就进入无阶级时代,因而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马克思后来还指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26)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对照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例证(巴黎公社是按照民主原则经由普选产生的政权),并且认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27)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既包含着暴力镇压的内容,也包含着民主主义的成分。这是和他们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分不开的,同是深受西方近代文明熏染的考茨基认为:“我们除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无产阶级在民主基础上的统治以外,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了解。”(28)
   在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影响下的列宁,则把专政看做“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律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29)他在十月革命后用武力解散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打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镇压克琅施塔得水兵,迫害大量知识分子等,被孟什维克斥之为“少数人的恐怖专政”,(30)正是他的专政观的表现。另外,列宁还把专政和民主割裂开来:“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家就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31)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所继承的,正是列宁的专政观。除了藐视一切规章制度外,毛泽东也把民众划分为必须分别对待的两类,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一年之后他又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32)这个论断的要害,在于违背民主和法治的基本精神,因为人民和敌人的划分没有明确的标准,专制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所怀疑的人作为敌人来进行打击甚至加以杀害。建国以后的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好诠释。
   第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在苏联已经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33)这个强烈的对比,孰是孰非,在今天已是洞若观火,但当时确实还有一定的说服力。问题是对于这个如此夸张的共产主义,毛泽东自己了解多少?大概除了暴力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各取所需之类的抽象概念之外,就是列宁斯大林的说教了。在这样一些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就必然要离开民主主义,回到专制主义。
   第五,《新民主主义论》还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34)在这个推论里,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国营经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经济,首先,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高度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其次,它的占有形式,是联合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劳动者在他们共同劳动、联合占有的企业里,有一份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实现劳动者和所有者的统一,使劳动者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这是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和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反观我国的国营经济,政企不分,党企不分,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对企业的管理权、监督权和利润分配权,这样的企业,只能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囊中之物,成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把它视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市场经济的主体”,显然是不妥当的。
   民主主义的这些“新”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来专制主义的发展前景,尽管它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
   (四)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湮灭和复苏
   新民主主义自从1939年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和1940年初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来后,经历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内容和侧重点都有一些变化。《新民主主义论》强调的是共产党所从事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但全书关于民主主义的正面论述很少,而社会主义、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等列宁式的痕迹却十分明显。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在共产党的报刊上不断出现一些宣扬民主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矛头虽然都指向国民党,但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取向。
   同《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论联合政府》增加了不少民主主义的内容。燕凌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要求参加全国政权,并且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宣言”,《论联合政府》“则为参加以至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的檄文”(35)可谓一语中的。《论联合政府》里的许多民主主义内容,就是为“参加以至夺取全国政权”服务的。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再三强调“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6)他批评“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明确表示:“我们主张……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我们的具体纲领”一节里,毛泽东提出了四十多条要求,包括“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37)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没有提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而是主张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8)这大概有策略考虑的因素,因为知识分子普遍对专政没有好感。
   《论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高峰。同《新民主主义论》相比,它丰富了民主主义的内涵,淡化了那些将把新民主主义引向专制主义的“新”内容。按照这个发展趋势,继续扩大民主主义的理论内容,逐渐消除其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新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引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轨道。可是,历史是无情的。由于深厚而强烈的专制主义影响,新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向民主主义前进。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可以说是共产党对建国理念的宣示,也是新民主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它充满了胜利者志得意满、睥睨天下的气概,却缺少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自觉。毛泽东在文章里明确宣告:“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他划清人民和反动派的界限:“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39)
   这个宣示从理论的表面上看,可以说是冠冕堂皇、义正词严,所以当时曾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赞赏,几乎没有人能够察觉到这里潜伏着专制主义复辟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序言”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第五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40)
   《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又一高峰。它为新民主主义所诞育的共和国高唱赞歌,自身却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绝唱。1953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说法,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已经走到尽头。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里宣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41)这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同时也就宣告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终结。
   新民主主义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理论内涵中的专制主义成分,即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那些内容,却都已经成为现实,略有变化的只是指导思想由共产主义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42)粉碎四人帮后,又演变成为“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抑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扼杀民主主义的锐利武器。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志士仁人提出“补课论”,要“补新民主主义之课”、“补资本主义之课”,结果在四项基本原则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从此,新民主主义就在中华大地上悄然湮灭,偃旗息鼓达三十年。
   近几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政治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以致社会矛盾愈积愈多,乱象丛生,危机深重,官民对抗,贫富对立,都已经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名不副实,即使加上“中国特色”、“初级阶段”一类的修饰词,也难以掩盖社会的非社会主义本质。许多有识之士希图在社会主义之外寻找中国的出路。于是,新民主主义就在人们焦虑急切地渴望变革的心情中渐次复苏。
   在倡议重新启动新民主主义的人中,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既已声名扫地,民主主义的西方色彩太浓,不易为朝野接受,新民主主义则是中国土产,在历史上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用以取代社会主义,人们容易接受;有些人珍惜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民主主义内容,怀有眷恋不舍的情结,希望建国初期的民主繁荣的景象,能够重现于当代;他们还都认为,共产党为贪污腐败所累,已经丧失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回到新民主主义,改革政治体制,才能恢复人民的信任,重获执政的合法性。也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对毛泽东怀着特殊的感情,虽然他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已被证明此路不通,但新民主主义也是他的理论创造,推行新民主主义,既可引导中国社会走出困境,也可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为回到毛泽东时代准备社会条件。各种不同的论调,发表于报刊和网络,呈现出争鸣齐放的可喜现象,但同时也使人产生扑朔迷离、无所适从的感觉。
   (五)结语:回归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和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存在,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条件,它们作为理论问题和历史现象,可以分析研究,可以回顾探讨,却不能复制还原,因为它们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都已经丧失了,不可再生。由于新民主主义内部存在着专制和民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又是专制强于民主,所以,民主主义即使取得暂时的胜利,最终必然会被专制主义所压倒,所取代,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内在的逻辑趋势,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
   所以,现阶段要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重新启动新民主主义。需要做的是认识它的两重性,割除它那必然引向专制主义的“新”内容。具体说来,就是要批判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的转化形态。如果要在保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行新民主主义,就必然会走上专制主义的老路;只有彻底批判并肃清四项基本原则的影响,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一旦批判并肃清四项基本原则,就等于切除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内容,新民主主义也就不成其为“新”民主主义了。这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回归。
   中国的崛起是中华儿女一百多年来的梦想和期待。但我们要的是健康的崛起,而不是跛足的崛起,新民主主义只能维持国家的跛足状态,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崛起的道路。只有回归民主主义,改革政治体制,实现宪政民主,才是健康发展的光明大道。
2012年10月30日
注释:
   1、见于《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
   2、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见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70页。
   3、《列宁全集》第一版,第9卷第2页。
   4、同上,第1卷第274页。
   5、同上,第2卷第280页、第285页。
   6、同上,第9卷第96页、第72页、第34页、第36页、第27页。
   7、同上,第9页、第21页、第98页、第12页、第15页、第11页。
   8、同上,第45页、第106页、第86页、第99页。
   9、同上,第121页、第117页、109页、116页。
   10、《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页。
   11、《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12、同上,第67页。
   13、《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1卷第157页、第2卷第522页。
   14、同上,第2卷第618页、第622页。
   15、同上,第636页、第637页、第638页。
   16、同上,第638—639页。
   17、同上,第640页、第641页。
   1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第442页。
   19、《德意志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第253页、第254—255页。
   20、《法国》,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第48—49页。
   21、《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2卷第644页、第671—672页。
   22、同上,第2卷第622页。
   23、同上,第622页。第639页、第64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第7卷第104页。
   25、同上,第28卷第509页。
   26、同上,第17卷第593页。
   27、同上,第22卷第229页、第274页。
   28、见于1959年出版的非正式出版物《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集》第121页。
   29、《列宁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216页。
   30、《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出版的“党校教研参考丛书”1985年版,第146页。
   31、《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5卷第399页。
   32、《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四卷第1480页。
   33、同上,第2卷第657页。
   34、同上,第649页。
   35、《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第2页右栏。
   36、《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1052页、第1076页、第1083页、第1104页。
   37、同上,第1081页、第1084页、第1087页、第1088页。
   38、同上,第1081页、第1085页。
   39、同上,第4卷第1485页、第1480页、第1481页。
   4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重要文献》,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编印,第35—36页。
   4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11页、第14页。
   42、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见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页。
   
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答一位朋友的询问
   
   我认为:1、近来体制内外都有一些呼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海外媒体往往猜测有什么高层背景,多属主观臆想,不足为据。
   2、目前社会危机重重,确实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由于危机的总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因而改革的着重点应该放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上。
   3、但现在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有准备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理论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准备。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年多的深入研讨,朝野上下,思想一致,反对者极少;而现在社会严重分裂,对改革缺乏共识,任何改革措施,都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顽强抗拒。
   4、因此,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用一两年的时间,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方针、政策、内容、重点、步骤等等问题,一方面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讨,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开展广泛的讨论。在专门性研究和群众性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再经过全民大讨论大修改,形成改革的全面设计,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再付之实践。
   5、为此,必须放宽舆论管制,允许报刊发表来自民间的各种见解,禁止中宣部对报刊的干预。
   6、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目前社会严重分裂,不同利益群体尖锐对立,对改革十分不利。为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考虑从平反冤假错案入手,扩大社会共同利益的公约数。但由于任何冤假错案,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平反不宜于简单化。可考虑在全国和各省市的人大常委会设立“真相委员会”(或“积案调查委员会”等),首先对全国或本省市影响较大的案件(如六四、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根据事件真相,依法处理,该平反就平反,该赔偿就赔偿,该问责就问责。
   7、委员会下可能还有必要设立专案组,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人力除从人大和政法机关抽调外,主要可选择身体健康、信誉较好的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本着自愿和选派相结合的原则,参与这项工作。经费则由财政拨付,辅之以向企业劝募。
   8、与上述准备工作同时,有些政治体制外围的改革措施,已经开始的应该继续进行,严格实施,如官员财产申报、三公经费公开、劳教制度的修改以至废除等;有些过去控制过严的,应该逐步放宽,如对异见人士的监控、上访人员的截访、普通聚会的干涉、家庭教会的歧视等等,都可以为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9、总之,目前形势十分严峻,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要着手进行,则必须十分慎重,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上看法,仅供参考。
    2012年10月31日
   
试论改革的性质、途径和目标模式

  中国社会进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代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社会发展极不均衡,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间积累着浓厚的无处发泄的怨气、戾气,危机日益深重。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改革失衡,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以致缺乏制约与监督的政治权力横行无阻,祸国殃民。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畸形的发展形态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野上下对改革的性质缺乏明确的理解。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似乎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主要还是感性的认识,缺乏理性的认知,缺乏从理论上认识改革的真谛,理解改革的性质所在。
  (一)改革的性质
   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在我这个狭仄的眼界里,似乎至今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我认为,要了解改革的性质,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性质。自从洋务运动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以来,西学东渐,在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呼求民主自由的声音,出现了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也就开始了反封建反专政的民主革命。维新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解放战争,都是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也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具体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是十分短暂的,影响深厚的封建专制主义很快就卷土重来。五十年代中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剥夺;随后的反右运动,则完成了专制统治者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垄断,完成了中国社会从残缺不全的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的倒退。
   那个时代是独裁统治者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时代,孱弱的民主力量无法和强大的专制势力相抗衡,但社会上还是不断出现一些微弱的民主主义呼声,如公社化后许多地方都有包产到户的活动,有些共产党员(包括彭德怀)为此上书,为民请命,却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残酷的镇压。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统治登峰造极的十年,物极必反,严酷的专制统治不但激起了民间的抗争,而且使统治集团里的明智派也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统治下去了,于是就有了“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这两件大事虽然形式和内容都大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历史意义,就是反映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因为,在专制主义猖獗的形势下,任何揭露、批判、削弱专制统治的言论和行动,都体现着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都带有以反专制为主旨的民主革命的性质。
   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于民主主义的新形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如各地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专制主义桎梏;随之兴起的摊贩走卒和手工业、个体户,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民主论坛遍布全国各地,更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扎实广泛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前面这些简单的介绍,意在说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专制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的斗争和纷扰,多数属于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抗争,反映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都可以纳入民主革命的范围。改革开放是粉碎四人帮后这一矛盾的继续,是民主革命在新形势下的新形式。所以,关于改革的性质,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的话,就是: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具体形式。现阶段民主革命有三大形式:改革、维权、启蒙,改革是主体,维权和启蒙是两翼。
   什么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革除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朝野上下都意识到,毛泽东式的独裁专制制度使中国社会濒临崩溃,非改弦易辙不可。而要战胜专制主义,就必须采用民主主义。发达国家民主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主义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武器。只有把改革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我们才有可能彻底改变社会的专制主义性质,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长期以来,我们总把改革开放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谬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高度文明之基础上的。我们至少需要再有一二百年的高速发展,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把充满着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特征、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和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已经是贻笑大方了,而把一二百年之后、甚至也许是几百年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说成是解救中国的良药,就更显得荒唐了。切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只有民主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换一个提法:“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历史新时期里,充满着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就其性质来说,也就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专制势力的抵制与反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扼杀了正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人道主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逼迫胡耀邦辞职,直到“8964”大镇压,都反映出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与破坏。
   进入九十年代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打退了反改革反民主的权势集团的反扑,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加快步伐,却把政治体制改革束之高阁,结果社会畸形发展,诞育了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都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这就使朝野上下进一步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刻不容缓。
   (二)改革的路线和步骤
   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必须均衡有序地推进,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渗透了专制主义的影响,任何一个领域的趋向民主主义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领域的专制主义因素的阻挠和破坏。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虽然有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意识形态的干扰,但总的说来,还是平稳有序的。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只有1988年的价格闯关引起波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也相应比较宽松。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列出七项改革内容: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这些改革项目,可以带动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改革有序开展。不幸的是,“8964”大镇压毁灭了这个宏伟的改革蓝图,结果,不但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日益专制化,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走上邪路,孕育了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造成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
   造成严重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在社会各领域横行无阻,破坏了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现阶段改革的关键是改革政治体制,对政治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建立起相应的制度。
   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时相比,改革的形势更加严峻,条件更加恶劣。那时朝野上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比较一致,经过23年的发展变化,这种一致已不复存在。主要由权贵豪强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希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遍布体制内外上下,已经形成为阻挠改革的强大势力。如何稳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最严峻的难题。
   为了解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创造顺利改革的条件,我认为首要步骤是进行一场比真理标准讨论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全民大讨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探讨进一步改革的方针、路线和目标。而为了使大讨论顺利展开并取得应有的成果,需要有步骤地开放舆论,一是取消中宣部对新闻出版的干预,加强报刊和出版的自主性;二是开放网禁,取消对所谓敏感词、敏感文章的封杀;三是制定《新闻法》、《出版法》,依法逐步开放报禁书禁,准许民间办报办刊办出版社,四是欢迎香港、澳门、台湾的报刊和出版部门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大讨论,促使全社会在改革问题上取得共识,有利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措施本身就是文化体制的改革,而且有助于推进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
   在社会领域,要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最佳的选择是平反冤假错案。二十多年来,因滥用政治权力(如维稳、截访、拆迁、征地等等)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积累既久,导致社会严重分裂,对改革极其不利。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平反的难度,可以先在全国和各省市县的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有重点地选择一些全国性的和本省市县的大案要案(全国性的如“8964”、法轮功),查明真相,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问责的问责,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如此方能化戾气为祥和。在此期间,对一些问题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冤假错案,应该优先处理。包括撤消对一些异议人士的监控,释放因“煽动颠覆国家”罪而判刑入狱者,这些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对他们的监控、判罪,使当政者失去了许多民心。其他如严惩贪腐,征收高额财产税,取消劳教制度,解散扰民害民、浪费国帑的维稳办和“610”办公室等等,对于纾缓民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应有计划地次第推开。
   应该承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近几年官方绝不是无所作为的。经济领域如两个“36条”、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取消农业税、金融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等等;但由于权贵豪强的抵制,进展颇不平衡,颇不理想。在政治领域,近年推出的政务公开、财政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尽管落实起来比较粗糙,毕竟是个明显的进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取消大量行政审批项目,也都受到普遍欢迎;基层民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文件,有宣传,却进步不大;官员财产申报,虽然1995年就已发表有关规定,后来又多次重申,然而只在个别地区试点,难以全面推开。所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主要是如何排除干扰,切实贯彻已经开始或已有规定的改革项目;开启新的改革项目,需要通盘考虑,十分慎重。
   前面所列的改革步骤,实际上已是一个全面改革的模式。任何一项改革的成败,都会影响其他项目的改革,或促进、带动,或阻滞、妨碍。所以,这些改革的步骤,孰先孰后,孰急孰缓,都需要通盘设计。为此,应该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或国家发改委成立专门的改革理论研究班子,像十三大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那样,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用一两年时间,画出各领域改革的蓝图。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也开展平行研究,发动民间的研究性社团以至个人,参加关于改革的大讨论。要把一切有益的意见,都吸收进改革的计划草案里,经过全国人民讨论,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再按部就班地全面推开各个领域的改革。
   (三)改革的目标模式
   改革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目标,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四个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现四个化的过程,也是突破政治权力对这四个领域的垄断的过程。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首先起来的是不堪束缚和压榨的农民,他们冲破了人民公社的牢笼,通过包产到户实现了自我解放。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农民的实践和思想解放的大潮,最终迫使领导层作出明智的抉择,打开改革的大门。包产到户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和有限的资金,成为突破垄断的最初动力,也是市场经济早期最活跃的因素。今天在国民经济中已奄有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就是在个体户和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我国目前的经济格局是,仍然据有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挤压民营经济,严重地阻碍着市场化的进程。突破垄断的改革途径,一方面是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以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条件同国有企业展开竞争;另一方面,撤消所有非市场的特殊优惠,让国有企业融进市场。而要做到这两方面,关键在于政企分开,取消企业级别制和“党管干部”,严禁党政机关或领导人对企业进行不符合市场原则的干预。此外,还要在理论思想上抛弃把国有经济看作公有制经济,因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错误观念。政企不分和谬误的理论观念,是经济市场化必须克服的两大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民主法治的现代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通过三大改造和反右派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比过去一切专制社会更加专制、而且是越来越专制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几次民主运动的高潮,从西单墙、竞选人民代表,到1956年和1989年呼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无不遭到无情的打击甚至残酷的镇压。“8964”后,虽然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沉潜在人们心头的期望却从未消失,近几年来,朝野都日益强烈地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改革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体制,已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祈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遏制政治权力的滥用,建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体制内的制约与监督,主要是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功能,保证法院、检察院独立办案,加强党报党刊和官网的监督作用;同时,完善政务公开化的具体措施,让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体制外的制约与监督,应结合有步骤地开放报禁、社禁,鼓励民众利用报刊社团和网络,对运用权力的机构和官员,警示于事前,揭露(或表彰)于事后,使党政官员知所惕厉。为此,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把体制内外的制约与监督纳入法治的轨道。
   中共十三大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很有远见的。党政分开是把党和政府的职能区别开来,这是解决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积弊的良方,意味着政党的权力只限于政党自身。它可以选派党员进入政府,也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把自己的意见转化为政府的方针政策,监督政府的工作,但无权干预政府的决策和施政;它可以在报刊上宣传自己的见解,对不同的观点提出批评,但无权干预其他报刊和出版物的运作。这是改革原有政治体制的十分关键的一着,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实施。1987年提出来后,先有价格闯关的干扰,后有“8964”的镇压,使这个良好的设想付之东流。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实施党政分开的良好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什么时候才能重提党政分开,如何实施,恐怕需要针对现下的实际情况,经过相当充分的研究,才能提出适当的改革方案。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文化自由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努力,按照已故北大教授贺麟先生的说法,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意味着真理化、意识化、道德化,它的成果积累,就是文明。
   为什么要把文化自由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呢?首先,追求真善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社会的真善美的权利,所以,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观念、自由选择的产物。改革文化体制,废除文化专制主义,实现文化自由化,就意味着把自由还给文化,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由地追求真善美的权利。其次,文化只有在自由宽松的良好环境里,才能顺利发展。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管高压之下,以致至今未能产生出色的文化成果、超常的文化大师。再次,文化的自由发展和繁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本质上都是文化自由的呼唤,它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反封建反专制的理论思想武器,保证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在中华大地上肃清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影响,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自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文化领域是专制主义严酷统治造成的重灾区。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在知识界、文化界引起一片欢呼,这本来是一个符合于文化本质的正确方针,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就认为这是“自由化”的方针。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引人入彀的诱饵,轻信这个方针而自由发言著文的人,无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导致文化的全面凋零。粉碎四人帮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曾经给社会带来自由民主的“小阳春”,1986年,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宽容、宽松、宽厚)的文化方针,获得知识分子的普遍拥护。但为时不久,胡耀邦被迫辞职,朱厚泽受株连下台,接着是“8964”,此后23年,文化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却只有一种色彩、百家争鸣却只有一种声音的状态。在表面的、畸形的文化繁荣掩盖下,文化专制主义日益猖狂地消灭着进步的健康的文化成果。为了还给文化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文化管制,如舆论导向和文化作品审查制度,切实贯彻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把自主办报、办刊、办社(各种文化组织和文艺团队)还给社会。这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也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社会平等化。这里的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人们占有财富有多有少,但占有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劳动条件有所不同,但劳动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平等是人的自由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难企及的权利。诚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平等。因为社会不平等,所以其他领域的自由权利也难以实现。环视世界各国,我们似乎找不到一块堪称平等的乐土,但平等不平等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细细探究就不难发现,社会的平等程度,往往同它们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都比较高,相对来说,社会也比较平等;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较差的国家,不平等的现象就比较多。但是,不论处在什么发达程度的国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宽广的争取权利的余地,人们争取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和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斗争,就是在这个范围里展开的;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实现,也不能超越这个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意味着自由平等新时代的到来,人们扬眉吐气,互称“同志”,普遍产生了一种为建设祖国而奋斗的平等劳动者的自我意识。但就在这个相对平等的短暂岁月里,同时也制造着不平等的摇篮,土改和镇反肃反的过火斗争,使许多无辜者陷入困境,加上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所谓“地富反坏右”的贱民阶级,他们或被剥夺公民权利,或被视为下等公民,不但自己备遭凌辱,而且子女也频受歧视,在入学、当兵、交友、婚姻、就业等等人生的各个环节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公社化后的农村,则有名为公社社员、实为农奴的阶级,他们被剥夺自由劳动权、财产权、迁徙权,连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拿鸡蛋去换取油盐也遭到批判,甚至外出乞讨的权利都没有。与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相比,贱民和农奴是两个被踩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使“五类分子”摆脱贱民地位,恢复公民权利;农奴们则以包产到户和务工经商的实际行动,挣脱人民公社的锁链,成为社会平等公民的成员。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消失,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带来八十年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但城乡体制性差别的存在,却给社会留下了不平等的阴影。“8964”结束了相对平等的胡赵新政时代,一些官僚及其子女利用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歧路的机会,或同奸商勾结,或空手套白狼,或玩弄骗术,或上下其手,掠取国家资财和改革成果,骤然暴富,于是就产生了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同它深相勾结、依傍于它的豪强资产阶级。十多年来,因占地、拆迁、维稳及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而激发的大量上访和群发性事件,就是这两大阶级压迫剥削民众的恶果。广大民众同他们的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平等化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可采取的措施,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二是废除城乡二元体制;三要杜绝产生冤假错案的条件,如撤消维稳办、检法两院公平办案、停止截访等;四是消除两极分化,劫富济贫,开征财产税,如对财产在1000万元以上者,每年征收1%;5000万元以上者,每年征收2%;1亿元以上者,每年征收3%。五是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帮助贫困公民就业创业,同时加大在医疗、入学、买房等方面的扶贫力度; 六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交通、水利等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状态,应该定出计划,逐步实施。
  (四)结语,兼议四项基本原则和科学发展观
  三十多年的改革,走着一条曲折崎岖的道路。经济体制改革拐了一个大弯,培育出两个剥削阶级,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只触及皮毛,没有震动专制主义的本质。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改革的性质所在,却坚持同改革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把它看作改革的指导思想,结果极大地阻碍了改革的健康推进,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局面。
  改革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而四项基本原则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民主革命的对立物。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它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强大武器。要顺利推进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就必须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第一个坚持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因为我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把一个充满着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社会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名不副实,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侮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为主体”,就更荒谬了。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里,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也是人人有产、人人富裕的基本保证,它同高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却移花接木,把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当成是公有制,把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垄断经济当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岂不是太离谱了吗?
   第二个坚持是党的领导。社会和国家政权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应该取决于人民的意旨,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自行宣布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
   第三个坚持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所作的权威定义,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但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却是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的,所以它实际上成了巩固专制独裁统治、剪除异己的手段。毛泽东发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好注释;近几年的“维稳”,也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推行的。
   第四个坚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指导。这个坚持的不当之处在于:首先,任何思想家、政治家毕生的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是始终一贯的,学识的增长、经历的丰富、环境的变化,都会使他们充实或修正自己的思想观点,因此,以某个特定人物的思想作为政党、团体或个人的指导思想,都是不适宜的。其次,马列毛邓三之间,虽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但同时也有许多互不相容的矛盾,把这些内容和思想指向不同的东西揉在一起,而且作为政党甚至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不恰当的。再次,固定某种思想体系为指导思想,就必然会产生排他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思想遗产,都可以有选择地被我们用来指导行动,没有必要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思想体系上。最后,由于这些思想体系本身的庞杂,有着话语霸权的统治者就可以选取最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的内容,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归根到底,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专制主义,抵制民主主义。不彻底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比,科学发展观更适宜于指导改革。科学发展观是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内容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统筹兼顾指的是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的统筹。此后的几次中央全会和十七大,对此都有所阐述,但基本内容没有什么变化。科学发展观的优越性在于,首先,它是在总结此前改革与发展中一些不科学做法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富有实际意义;其次,它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四项基本原则那样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再次,它可以切切实实地运用于工作,指导工作,有很强的实践性;复次,科学发展这个概念有宽泛的可容性,现在的内容偏重于经济领域,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可以逐步增加更多内容,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观点;又次,它的内容包罗中外遗产,适用于不同条件的社会,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这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改革指导思想的意义所在。因为普世价值是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它当然也符合于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改革只有在普世价值的引导下,才能走上健康推进的快车道。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正在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把科学发展观规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中共十八大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也是改革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广大民众寄以很高的期望。十八大政治报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许多令人振奋的豪言壮语、华章丽句,但也有不少未能摆脱传统思想重轭的陈词滥调。不过,诚如俗话所说,“理论是苍白的,生活之树常青。”形诸文字的东西只是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关键在于今后的实际工作,在于改革是否能够突破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跃上新的台阶。改革是全民族的事业,应当动员全民参与,朝野协力,这既需要清醒的共识,也需要明智的抉择。2012年的十八大是否能成为开启改革新局面的起点? 但愿人们的期望不会落空。
   (本文是为2012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改革共识论坛”提供的论文)
    2012年11月7日完稿,11日补充改定。
  附:在“改革·共识”论坛上的即席发言
   我讲三点:第一,改革的性质,这个论坛主题叫改革共识,改革要取得共识,首先对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应该有认识。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官方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我认为这个说法很不恰当,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进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既没有物质条件,也没有精神条件,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空洞的旗帜,在旗帜掩盖下是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这样的一个社会要自我完善,能完善到什么地方?我认为改革的性质应该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为什么这样说?不要说放眼观察,就是闭着眼睛想一下,我们也可以想到社会上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处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反封建、反专制。也就是说进行民主革命,继续进行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为了求生存而进行的民主主义革命。一百多年以来,从洋务派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这个矛盾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认为改革就是要解决这样的矛盾,所以改革的性质应该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目标是反专制、反封建,以民主主义取代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改革的指导思想。十八大政治报告里谈到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发展观为党的长期指导思想。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妥当,“马列毛邓三”的内容非常庞杂而且互相矛盾,拿它们的什么来指导改革?邓小平在1979年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的“马列毛邓三”。改革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是不平等的,实际上是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指导改革开放。改革进行到现在,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停步不前?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走向了邪路?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孕育了中国两大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为什么如此?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相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来说,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可以对今后改革起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科学发展观本身要赋予它以科学的解释与理解。我认为科学发展观首先一条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2003年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不都是带有普遍性、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吗?所以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和四项基本原则是矛盾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普世价值。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发展,就是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
第三,民主革命是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但我好几年的文章里已经不提反封建了。十多年以前,有一位朋友提出,认为中国过去是半封建社会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封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西周东周的事,自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就不存在了。我很赞成这个观点,所以后来写的很多文章里都只提专制主义,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反专制。但最近一两年开始又有了新的想法,觉得专制主义还不能概括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全貌和社会性质,实际上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西周以来的封建传统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例如等级制,人分九等,爵有五级,这个封建传统到现在还有影响,所谓“狗眼看人低”,说明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存在着对不同等级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又如土地国有,实际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遗存。甚至现在享受着前代遗泽的所谓“官二代”、“红二代”,也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痕迹。封建主义在社会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存在,说明我们今天仍然有反封建的必要。所以我在为论坛提供的文章和刚才的发言里,都把反封建和反专制并提,主张以民主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研究,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谢谢!
    2012年11月16日
   
政改班头,民主先锋
——祝贺鲍彤、姚监复二同志八十大寿

  今天我们这个小小的餐聚,是为庆贺鲍彤同志和姚监复同志的八十大寿而举行的。我代表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向这两位老同志、老朋友、老战友,致以热烈的诚挚的祝贺。
在座的同志,多数在26年前参加过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这项工作就是在鲍彤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以鲍彤同志为首的研讨队伍的劳动成果。在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上,把党政分开列为改革的首要目标,这是很有远见的。党政按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就为转变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迈出重要的步伐。遗憾的是,这个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刚一起步就被破坏了。“8964”之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党政分开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那一段鲜明的历史轨迹,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记录,这是赵紫阳和鲍彤等同志用心血写下的历史。
政治体制改革是鲍彤同志后半生的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篇章,也是他的人生奉献的高潮。在经历了七年的冤狱和十多年的准囚徒生活后,这几年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为社会作贡献的高潮。如果用最简练的词语来概括鲍彤同志的后半生的话,那就是“政改班头,民主先锋”。第一个高潮是政改班头,第二个高潮是民主先锋。尽管他直到现在还处在非法的严密监控之下,但他仍然不放弃任何表达政见的机会,以睿智深刻的思想和朴素平实的语言,在改革、维权和启蒙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指向和领先的作用,成为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姚监复同志也是我们队伍里的先锋人物。近几年来,他在帮助胡绩伟同志整理大量文稿的同时,还发表许多独立见解,积极参加海内外的各种会议,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避镝锐,冲锋陷阵,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老年是人生最成熟最宝贵的年龄段,说它成熟是因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体验和感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经历六七十年的曲折坎坷,这个事实是使人成熟智慧的源泉。说它宝贵是因为老年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笔很丰富的精神宝藏,开采它,把它贡献给社会,对后代的成长,对社会的发展,都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说它宝贵还有一个理由是,年岁既老,来日无多,如不抓紧,稍纵即逝。如果毕生积累的财富没有开采并贡献给社会就到了生命的终点,同肉体一起,化为一年缕青烟,那多么可惜!
老鲍老姚的八十大寿最值得庆贺的,不仅仅是安全健康地进入晚年,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把一生的体验和感悟,开发出来,贡献给社会。这种类型的老年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支队伍,他们不畏恐吓,不避险阻,用自己的余生谱写我们祖国的光辉未来,老鲍老姚都是站在这个队伍前列的先锋人物。我们愿意同你们紧紧地站在一起,同战斗,共患难,我相信这是最好的祝贺。
    2012年11月22日
   
纪念李九莲被害三十五周年
   明天是李九莲被杀害三十五周年。在这个应该纪念的日子前夕,我谨向这位坚强刚烈、正气凛然的女性致以衷心的敬仰和感佩,并以继承遗志的诚意,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自从民主主义理念东渐以来,无数英烈志士为了实现中华大地的民主变革,无畏地面对封建专制的强大暴力,前仆后继,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上的最辉煌的篇章。李九莲就是这个英雄队伍中值得称颂的烈女。她把寻求“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对违背这一理想的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提出尖锐的批判,结果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多后被枪杀。枪杀前被警方残忍地用竹签插进她的下颌、刺穿舌头,为的就是不让她喊口号。
李九莲是戴着真理的花环、披着民主的衣衫,倒在罪恶的枪口面前的。她的肉体被消灭了,但她坚持真理、祈求民主的理念和精神,却永远地留存在中华大地,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在李九莲和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文革中的罹难者面前,我感到十分惭愧。在他们同专制暴君抗争的时候,我却还处在个人迷信的蒙昧中,心存怀疑而不敢声张,身处屈辱却无意反抗。今天回顾反思,深感愧怍。我只有接过他们坚持真理、争取民主的旗帜,把余生献给他们为之牺牲的事业,为建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中国而奋斗终身,才对得起这些被奉献在历史祭坛上的先烈们。
李九莲,你的精神不死!你在1974年说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已经成为现实,你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2012年12月13日
两个博弈
——2012年岁末随感之一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举行第30次会议,审议几个法规的草案或修正案,近日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关于网络管理的话题,以“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的形式,也被列入议题。按照新华社关于这次会议的综合报道,“为了保护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迫切需要制定相关法律。”保护、保障、维护,是这个法规的主旨。
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任何法律,甚至包括宪法,都应该以保障公民权利为主旨,限制和防止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和侵害,即使是加强管理,也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即将出台的这个法规,是否符合于这个要求?我国的许多法律规章,从宪法到某些部门条例,往往都具有两面性,既有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也有实行专制管制的内容,而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是专制压倒了权利。人大常委会即将通过的决定,虽然有“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内容,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一语,却使人产生难以乐观的联想。
当然,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完全应该的,正当的,谁能说不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呢?问题在于,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它已经成为专制权力迫害公民、剥夺公民权利的借口。目前遍布全国各地(尤以首都北京为甚)的对异见爱国者的监控、跟踪、“喝茶”、“旅游”,以至幽禁、判刑,不都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实下实施的吗?更不要说万民唾骂的“维稳”和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了。
从这一时期媒体喧嚷的倾向,似乎也可以窥测这个决定的趋势。《人民日报》本月18日发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后,接着又发表《网络需要依法运行》、《网络言行应遵循法律底线》等评论文章,许多大媒体纷纷跟进,或转载《人民日报》的评论,或撰写文章配合,声色俱厉地提出要把网络纳入法治的轨道。这个主张当然不错,谁也不会反对。执政者早就提出“以法治国”,我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都应该走上法治的轨道;尤其是政治权力的运行,更应首先依法循规,网络自然不能例外。但从主流媒体一周来的喧声来看,所谓法治却另有所指。这些舆论虽然也肯定网络的积极作用,可是重点却是强调、夸大甚至捏造网络的黑暗面,特别是对微博,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微博的憎恨和敌视。有的说微博是散布谣言的温床,诈骗作恶的工具;有的形容微博是虚拟空间的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式的革命狂欢;有的指责微博充斥难辨真假的传言流言,甚至沦为官场恶斗的工具。更有甚者,有一个网站竟然把微博比作红卫兵的大字报,呼唤着人们对文革的记忆,认为揭露丑事的微博犹如文革大字报,是文革思维的延续。这些话语表明,他们已经不是在评论了,而是在声讨,在谴责。他们这是在呼唤法治吗?这些言论本身就超越了法治的范围。他们把5亿多网民和3亿多微博用户中出现的极少数消极现象,夸大为网络和微博的整体形象。据有的网站披露,这次如此集中的宣传,是奉中宣部之命推出来的,这个背景更显示出这个即将通过的决定的基本倾向。
当然,对网络上出现的不良的甚至是违法的现象,完全应该依法严肃对待,如欺诈、造谣、危害社会安全等等,《民法》、〈刑法〉都有相应的条款,更何况,早在2000年9月,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就已经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并公布施行,其中规定网络运行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要求,并且特别列出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9条有害内容的信息。可见,网络本来就“不是法外之地”,〈人民日报〉对网络发难的首篇评论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为题,完全是危言耸听。
有人认为,人大常委会之所以要急急忙忙地通过这个决定,是因为近一时期揭露了一些贪腐官员,使许多在位者胆战心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揭到自己头上,所以赶紧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此话不无道理,但无凭无据,不能妄说。
其实,政治权力之手早就处心积虑要伸进互联网。前几年盛传公安部要在电脑上安装“绿坝软件”,经网民同声谴责,公安部表示撤消这一计划,但实际上却不声不响地付之实施。我年初买的海尔“轰天雷T”台式电脑的〈使用说明书〉上,就明明白白地印着:“根据政府部门的相关要求,您所购的电脑预装有绿坝花季护航网络过滤软件,海尔不保证本软件的内容服务于功能的安全性与兼容性。……”这种瞒天过海的伎俩,实在令人齿冷。
从〈人民日报〉造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前后不到10天,却震动着数以亿计的网民。我认为,这件事情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集中反映着两个意义重大的博弈:一个是权力和科技的博弈,一个是专制和民主的博弈。网络这个现代科技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抑制政治权力、伸张自由权利的强大工具,它的广泛运用必然会侵犯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并遭到强烈的反弹。表现这个全过程的,同时也是民主和专制的博弈,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个时代和特殊节点上的反映,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则是这个矛盾与斗争的集中表现。它不可避免会兼有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特色,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必然会是专制主义的成分压倒民主主义的成分。这是历史的倒退,是现有体制下难以改变的趋势,它取决于力量对比,无可奈何。但是,我相信科技和历史的力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有力地推动历史的进步。科学技术终将战胜权力,民主主义终将战胜专制主义,我深信不疑!
    2012年12月26日晚
   
土地制度的遐思与悲歌
——2012年岁末随感之二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规里,另一个引动亿万民众关切的是土地管理法的修正案草案,修正的主要是第47条。这是一个关于征地补偿的条款,它原来规定:土地补偿费为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产值的4—6倍,安置补助费最高不超过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5—20 倍;补偿后仍不能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者,可适当提高,但两费合计不能超过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经11月1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修正案草案则在这一条的第一款规定:“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照合法、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严格的程序,给予公平补偿。”怎样“公平补偿”?据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宋大涵在向常委会说明时表示,修正案通过后,国务院将会制定有关条例。
补偿能够作到公平吗?在国务院讨论修正案草案时,有的学者认为原定补偿费和补助费的数额太少,应提高10倍。但提高10倍就能“公平”吗?恐怕未必。
补偿是土地制度被扭曲的结果。《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里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统统是主观虚构的概念游戏。它既违背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共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劳动者在他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场所里,享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份所有权是他们能够成为企业主人以至国家主人、社会主人的经济基础。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里,那些全民和集体中的个人,却没有丝毫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就没有对这个经济组织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利润分配权。这样的经济组织怎么能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呢?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高度文明的产物,按照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文明,都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程度。只有经过一个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努力发展生产力,培育公民社会,持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文明,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制度也不例外。
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打的虽然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遗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现代版。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化开始的。合作化从土地分红的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是从具有民主性的“耕者有其田”,蜕化为封建庄园制的过程。粉碎四人帮后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人民公社的枷锁,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以快速提高,并且带动了个体工商业和乡镇企业的繁荣,开启了改革开发的大好局面。但包产到户只夺回土地的经营权,它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五六年工夫就发挥殆尽。这个时候,应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但囿于土地集体所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见,全国上下都没有意识到改变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个有其田”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错过了深化改革的最好时机。二十多年来,“三农问题”的许多弊病和祸害,追究它的根源,无不同土地的名为集体所有制、实为封建庄园制有关。所谓征地补偿,就是庄园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怪胎。
我十多年来一直呼吁土地应归农民个人所有,因为这是最适合于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占有形式。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土地可以自由流动,可以买卖、出租、典押,不论是建立大农业合作社或农场,还是举办工农商联合体,农民都可以把土地所有权转化为产权,融入市场经济。政府或房地产主要用土地,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你买我卖。除了交给政府的交易税外,地价全部归农民所有。这里存在的是市场行为,不容政治权力插手,所以也没有什么补偿问题。
但是,现状是残酷的。农民虽然通过包产到户,摆脱了农奴地位,但由于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至今仍然处于半农奴状态。多年来的土地被占,房屋被拆,却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三农”问题和土地制度的悲剧在于,当政者死死抱住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个牌位不放,本应由市场规则判定的土地交易问题,却成了政府作主的征地补偿问题,以致我们只能在“公平补偿”这个框架里争取农民的权益。
我认为“公平补偿”可以从两条线索来考虑:一是继续由政府决定补偿额度,像原来的土地管理法第47条那样,只是提高补偿数额;一是引入市场因素,有关法规只定一个大体的比例。假如征地价格为每平方米1500元,那么每亩价格就是100万元,按照原来的土地管理法第47条,农民可以得到征地补偿费4—6千元(假定前三年每亩平均产值为1000元),安置补助费1.5万—2万元,一共还不到3万元,政府可以得到97万元(包括被贪官装进自己口袋的那一部分)。即使征地补偿费提高10倍,安置补助费提高5倍,农民每亩可以收入到11.5万—16万元,也不尽合理,因为土地的市场价格是不断变动的,相应的补偿费和补助费却定死了。但如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被赋予产权的性质,他们就有权获得更多的份额,情况就大不一样。一是使征地带有市场交易的性质,二是政府对土地价款的分割不能固定数额,但可以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譬如说,不妨承认虚构的集体所有制为实体,则土地带有双产权的性质,农民和集体都享有土地的产权,那么土地价款在交纳交易税后,就应该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平分,或确定一个相距不大的比例,如分别获得45%—55%,按照前面的例子,如交易税是20万,农民和集体可分别获得36万元—44万元。
这样分配土地价款当然不很合理,因为它仍然给贪官留下谋私的空间。但是,既然这个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极大欺骗性的集体所有制短期内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只能在承认它的前提下寻求“公平补偿”,让土地和农民都不得不承受这个被扭曲的耻辱。
呜呼!何时吾土归吾民,亿万农友成主人?
    2012年12月28日
   
与其侈谈文风,不如开放舆论
——2012岁末随感之三
   
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月4日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来,各省市、各部门纷纷跟进,结合本省市、本部门的情况,制定出落实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这些具体规定,既是当政者的自我约束,也是对广大民众的承诺,为群众性的监督提供条件,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据新华社26日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也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要求思想文化战线把改进文风作为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的重要任务,作为改进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机遇,下大决心大力气抓紧抓好。《意见》要求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等舆论工具进行全面改进,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不发一般化的工作报道,等等
当然,文风是应该改进、也是必须改进的。官方报刊上的许多报道和文章,不仅脱离实际、内容空洞,而且语言无味,官腔十足,言之无物,言之无理,言之无情。文风随世风之日下而日下,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应该改进、必须改进。
但是,文风日下的根源不在文风自身,而在于思想文化的管理体制、领导体制。文化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自由宽松。因为只有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人们才有可能充分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利,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繁荣的文化产品和丰硕的思想成果,推进社会的发展。文风是思想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可以随着思想文化的自由开放而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也可以随着思想文化的严管封闭而生涩空泛,虚伪造作。目前流布于媒体的文风不正,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酷管制的结果。
近几年来,中宣部不断强化对思想文化的无理干预和非法管制。一方面,废止新闻自由,严格控制舆论工具,对各地发生的重大事故,往往下禁令,打电话,不许媒体自行报道,只能采取新华社的通稿;另一方面,取缔出版自由,凡是被认为是敏感作家、敏感话题、敏感内容的作品,一概禁止出版,也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如有触犯,严惩不贷,或停业整顿,或处分甚至开除有关人员。在中宣部的淫威压迫之下,新闻出版的从业者不得不小心谨慎,临深履薄,把一些最有思想理论价值、最有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文章或书稿,拒之门外。这样取舍的结果,充斥于社会的思想文化产品,往往是一些陈词滥调、谀语颂歌,或是了无创见的平庸之作。许多具有独立见解或揭露历史真相的作品,只能送到境外发表、出版,或是自费印刷。对于这些著作,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一概贬之为“非法出版物”,成为“扫黄打非”的首要目标,收缴销毁,不遗余力,邮局不得寄送,有些传播者还被罚款判刑。在如此严酷的专制主义管制之下,要求舆论媒体改进文风,“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不发一般化的工作报道”,不亦难乎!?
所以,改进文风,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取消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特别是要剥夺中宣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太上皇地位。中宣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部门,它的责任是宣传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见解,不应该成为真理是非的裁判者,更没有充当扼杀先进思想文化刽子手的权力。中宣部退出对思想文化的统制,把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还给社会,还给民众,就等于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解放,为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也为改进文风提供优越的条件。这应该是现阶段的中宣部可以作出的最得人心的贡献。
当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根源,理论上是有害无益的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所以,要开创思想文化领域的良好环境,实现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贯彻双百方针,使文风根本好转,还必须改革政治体制,理论上取得新的共识。而要在政治上理论上取得共识,又有赖于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有赖于一场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可见,思想文化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同政治体制改革和取得理论共识,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如何稳妥有序地推进这两大方面的改革,既需要领导者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朝野的共同努力。
文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同整个思想文化状态和其他领域紧密联系着的。只有文化自由和政治改革的稳步进展,才会为良好的文风提供宽广的园地,带动文风不断改进,孤立地侈谈改进文风是无济于事的。
   2012年12月29日
   
警惕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现象
——2012年岁末随感之四
   
2012年是中国政治风云激荡的一年,在这些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最受到人们关注的,当数由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发轫的倒薄大案。案起至今已十月有余,虽然还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但由于网络上持续不断的热播,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非常清楚,需要的只是一个公正的、公平的、公开的审理。
但审理判罪绝不是这个案件的结束。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的集中反映。它发生在此时此地此人的身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出现在社会分裂不断加深、各领域的危机日益深重的中国,却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不仅是一个事件、案件,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我们不妨把它称做“薄熙来现象”。
所谓薄熙来现象,是指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资源,凭借逐步取得的政治权力和掠夺所得的财力,笼络民众,构筑政绩,树立个人形象,积聚政治能量,为夺取最高权力准备条件。薄熙来是第一个出现的这样的人物。
薄熙来现象的产生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理论渊源,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动的“社会主义改造”,铲除了稚弱的民主主义幼芽,实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把中国带进先是饥饿后是恐怖的社会。粉碎四人帮后,朝野的民主力量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土地包产到户、真理标准讨论等形式,解放思想,讨伐毛泽东的封建专制主义。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是这次民主主义进军的继续和深化。许多与会者在会上揭露、声讨毛泽东的罪恶。民主主义的胜利进军引起了专制主义维护者的恐慌,他们由邓小平出面,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遏止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同时动用政治权力,镇压在野的民主力量。至于在朝的民主力量,由于他们虽然倾向于民主主义,但政治上思想上都没有摆脱毛式专制主义的阴影,因而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专制主义的控制。
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共产党执政的法统所在,即使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杰出的党内民主派改革派,也无法抗拒它的强大压力,甚至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其他领导人就更不可能放弃它或对它提出挑战,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坚持、遵循,把它当做立党治国之本,维护不遗余力。但四项基本原则本质上是专制主义的共生物,专政体制的保护神,它可以成为执政的指导思想,也可以成为反改革的利器。因为严格地说来,改革开放确实是同四项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薄熙来的唱红塑像,高举毛泽东思想,重树毛泽东的权威和神话,确实比当政的领导者更符合于四项基本原则,从而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思想理论的制高点,这是孕育和产生薄熙来现象的思想理论渊源。
另一方面,1989年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和随后的清查运动,将朝野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一网打尽,反改革反民主的势力乘机崛起。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虽然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被束之高阁;在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走上邪路,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孵化器,并且培育了依附权贵而暴富的豪强资产阶级。进入新世纪后,这两个剥削阶级勾结更紧,对老百姓的掠夺更深,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官民对立,贫富之间和朝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全国每年十几万起群发性事件和京城每天成千上万上访者的事实,充分揭示了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这给反改革反民主的复辟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薄熙来得以积累起通过政变攫取最高权力的社会基础。
现在,薄熙来垮台了,但产生薄熙来现象的思想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并没有消除,薄熙来现象再度出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何避免这个可能出现的前景,是摆在现领导人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如何避免薄熙来现象再度出现的前景?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谈:近期任务是清除薄熙来东山再起的机会。薄熙来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能量虽然已经大为削弱,但那些曾经支持他唱红黑打、阴谋夺权的政治势力仍然强势存在,不排除他们干预薄案,甚至挑起事端、制造混乱、乘乱变局的可能。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前景,首先,依法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审理,把薄熙来的全部罪行暴露在阳光之下,杜绝一切遮遮掩掩的借口。其次,与薄案有关的人员,特别是参与政变密谋的政客和收受大量贿赂、为虎作伥的文痞,凡是触犯法律的,都应依法判处,严肃依法,不留后患,彻底消除薄熙来东山再起的机会。
避免薄熙来现象再现的长期工作是逐步铲除它的产生条件。一方面,开放舆论,就治党治国的思想理论和基本方针,进行全党全民的大讨论,以便在最根本的理论方针问题上深化认识,取得共识。这将是一场为时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新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平反冤假错案,严惩贪官污吏,厉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惩治权贵富豪的不法行为,化怨气为和谐,化戾气为祥和,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以消除薄熙来现象再现的社会基础。
当然,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都是极为艰巨的难题,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却是我们不得不走的光明大道。
    2012年12月31日晚
   
附录:普世价值与中国道路
——在普世价值与中国道路专题讲坛上的发言和答问
   
   杜光:非常感谢张千帆教授和新浪网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谈谈对普世价值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非常感谢。但我只能从实证和体验的角度来看,学理方面丛教授可能会讲得更好一些。
   我谈四个问题:第一,什么叫普世价值;第二,中国道路;第三,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它的背景和性质是怎么回事,对此我有我的看法;第四,普世价值和中国道路。前面两个问题我会谈得比较简单一点,主要是第三、第四个问题。
   一、什么叫普世价值
   我查了一下1979年的《辞源》和1986年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没有收进“普世价值”这个词条,可见这个词作为概念出现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既然出现了新概念,就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探讨它所包含的内涵是什么、影响是什么、作用是什么,对此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但不幸的是,我们前几年在社会上所开展的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却呈现出一面倒的趋势:只许批判普世价值,不许正面肯定或者宣传普世价值。比如2009年初《人民日报》子刊“人民论坛”有一位编辑要我写一篇普世价值的文章,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她说准备开一个专栏,将赞成普世价值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文章同时登出来。我觉得这很好,表现出百家争鸣,因此我按照她的要求很快写出一篇文章(三、四千字),叫《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发给他们以后好长时间没有消息,没了下文。后来我碰到王占阳,他也是一位编辑要他写一篇文章,结果也没了下文。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大概是上面不让发表正面的东西。原来设想非常好,对普世价值的不同看法同时登出来让大家去评价,让大家去衡量,可结果不让登。后来出现在官方报刊上的大量文章只有批判普世价值,没有肯定普世价值的。所以我的文章只能放在网上,可见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对此我感到非常不公平。
   我的看法是,所谓普世价值是指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要的一些价值概念和观念,或者说是价值理念。这个普世价值为什么出现那么晚?我认为主要是全球化深化结果需要出现这样的观念。本来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内涵,应该是在久远以前(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就是说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需要有一些共同规范和共同观念,以保证社会能够平稳的、和谐的发展。因此,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规范和观念,比如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这些体现出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所必需的一些理念。但由于地区的隔绝,各个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理念。不过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国家的界限,所以人们逐渐出现观念的融合与观念的交流,特别是近代社会发展后,资产阶级革命从欧洲三大革命中吸取了很多积极的东西,如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从这里边又吸取了自由、博爱、平等等观念,用这些广泛发动民众批判神权和王权,这样民主自由就成为普遍性的理念。但这些在中国最多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从洋务派开始引进西方一些观念,特别是西方的议会制、民主、自由等。而在全世界普及是在真正的全球化以后。有人说全球化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在新大陆发现之后,对此我不赞成。我认为真正的全球化是冷战结束、苏东剧变后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化,才有了“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因为普世价值是一个新概念,所以需要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在这里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它体现了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求的一种理念。
   二、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无非是三条:一是前进,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二是保持现状,保持所谓的“中国模式”,把中国模式继续保持下去;三是倒退,倒退到毛泽东时代。
   我认为这三个前途都是具有可能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这三个可能性的任何一个可能性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都是存在的。在这里我不多解释,谈到下面问题时大家可以理解我的看法。
   三、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的背景、性质
   背景有两个: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逐渐高涨。中共十三大赵紫阳做的政治报告主要内涵是政治体制改革,以党政分开为首要任务。但“六四”以后就束之高阁,谁也不去谈了,党政分开没有人敢说。虽然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每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都有一些限制条件,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等。这样的话就否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于是不改革,“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就是否定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就没有了。进入新世纪后,这个呼声逐渐出来,特别是在体制内,以温家宝为代表,多次呼吁政治改革,而民间在网上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也越来越多。中国面对的许多难题也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很多社会问题出现的根源,就在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这是目前社会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改变这种局面,政治权力不加以必要的制约和监督,目前的社会危机永远解决不了,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反改革的势力正在逐渐形成反改革联盟,而批判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联盟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面我讲了三种道路,第二种、第三种都属于反改革势力,保持现状、倒退,都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若要前进,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可他们恰恰是反对中国前进,当然这和他们的既得利益有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比如工人(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2009年7月23日—8月1日召开的,那么大的会开了7天,50多个代表居然平安无事,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些反对政治改革的两股势力逐渐趋于结合,工人(共产)党开了7天、50多个人的代表大会,会后浩浩荡荡地去参拜天安门前的纪念堂。我们一些老人要开一次座谈会都不让开,而他们50多个人居然平安无事地开了7天会,没有当权者的包庇行吗?尤其是国庆六十周年的“毛泽东思想方阵”,工人(共产)党吹牛,说这是中共接受他们建议的结果,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我不知道,但其中的蛛丝马迹说明,在朝和在野的反改革势力正在逐渐接近,共享资源。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确确实实出于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必要这样做,有一股势力有权但没有群众,比如在思想领域或者政法领域的领导人,老百姓对思想统治、舆论导向十分反感,对于维稳更是恨得要命,所以这股反改革势力没有群众基础。另外一个反改革势力有群众基础却没有权,即毛派,他们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利用当前改革当中所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种种非常不应该出现的社会现象,比如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社会震荡等,把这些都归之于改革所造成的,归之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他们大肆宣传毛泽东时代如何平等,如何美好,这样吸引了很多对现实不满而对历史又不了解的群众。这两股势力一个有权没群众,一个有群众但没权,他们的联合实现了非常美好的互补。从批判普世价值的过程,也很明显地看出了这两股势力的结合,或者说是反改革联盟逐渐结合。批判普世价值的既有第二种反改革的势力,又有第三种,他们在批判普世价值的问题上做到了很好的结合。这是第二个背景。
   性质: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徐景安在一次会上讲了一句话很好,“普世价值之争本质上是改革和反改革之争。”这个话我很赞成,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洋务派引进西方一些价值理念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占据主要地位的基本矛盾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一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动荡、政治变革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一直到现在。也可以说是中国从洋务派开始的一个历史进程:民主革命的进程。现在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需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关键在于改革专制的政治体制,把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
   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从改革、反改革表现出来的矛盾和斗争,有过多次起伏。我认为批判普世价值是反改革的第三次高潮。
   第一次反改革高潮是胡耀邦下台之后,胡耀邦下台前曾经有一度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反自由化的高潮,包括召开“反右”30周年座谈会被禁止,那些发起人被开除党籍。这个高潮是那些在胡赵当政时代失意的官僚掀起的,他们趁着胡耀邦下台掀起反自由化的高潮,口号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实际上是反对改革。他们在北京、外地召开了很多会议,一个是庆祝他们扳倒胡耀邦,一个是把反自由化推到全国。有一个部长级的干部曾在会上说:“胡耀邦每次出去,我都派记者盯着,他的一言一行我了若指掌。”他在表功,胡耀邦下台有他的功劳。不过从这个事也可看出这些人反对改革、反对进步,要回到毛泽东的思想确实非常强烈。赵紫阳发现以后,很快征求邓小平的同意,在5月召开了一个大会,当然他不能说反对自由化,他说反自由化要正面教育。这下把原来在会议上成立的批判小组,拟定的反自由化的论文题目,一下子都给吹了。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就被打下去了。
   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是“六四”以后,特别是苏东事变以后,在北京(外地也有)以“反和平演变”为口号反对改革。那期间有一个高层次的研讨会,认为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一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实用主义者,二是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批判的,三是知识分子。第一是针对谁?明批赵紫阳,暗批邓小平,因为“猫论”“摸论”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有个研究会在外地开会,有些人说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说七、八年再来一次(指文化大革命),现在两个七八年了,还不来啊。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1992年南下上海、深圳,一路走一路讲,挽救了改革,甚至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吓得一些领导人赶紧表态。
   第三次反改革高潮是2008年开始的反普世价值的一些叫嚣。本来南都报报道救灾事情是政府实现了普世价值的承诺,意思是指以民为本,跟自由民主毫无关系,但他们抓住了普世价值,就把它转移到民主、自由问题上,而且把民主自由转化成为西方民主、西方自由,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搞普世价值就是要帮助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这个逻辑就是这样一步步推下来的。我认为这次高潮没有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08宪章”,所以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又更进一步,但他们又不敢在报刊上提到“08宪章”这四个字,可实际上批判的仍是“08宪章”,因为“08宪章”的基本内容就是普世价值。所以我非常感谢张千帆教授和新浪网,我认为能够开这样的会非常不容易,因为在官方的视野里,宣传普世价值就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这三次反改革的高潮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是反对经济体制改革,宣称经济体制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次是同时反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三次主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另外的不同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都很快被打了下去,但第三次不同,因为第三次有占据高位人士的支持,吴邦国委员长甚至在人大常委会讲台上宣传“八个确立”“五个不搞”。这“五个不搞”有好几个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
   我认为关于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对普世价值是肯定还是批判这个问题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时间已经持续好几年,但形势方兴未艾。对于普世价值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究竟应该批判还是应该提倡,这个矛盾斗争反映了支持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和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刚刚开始,而且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哨战,也是反改革者的保卫战。所以我觉得关于普世价值的分析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争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要不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前进的根本问题。
   四、普世价值和中国道路
   要前进就是改革,所谓改革就是以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现代的政治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当前它对所有其它领域的改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其它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也好,经济改革走上弯路、邪路也好,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造成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革政治体制,使政治权力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摆在在朝、在野、体制内、体制外全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
   改革政治体制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理论准备:使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在充分的、平等的讨论、探讨、争论的基础上达到共识,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认识的思想准备。这里面有一个我认为要正确认识普世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即破除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的谬论(现场笑)。在新民民主主义论里就已经埋伏了四项基本原则。新民民主主义确实有民主主义的内容,正是民主主义的内容吸引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到共产党麾下取得革命胜利,但新民民主主义论里埋伏了专制主义的东西却为人们所不知晓。什么叫新民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没有新旧之分,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分,也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之分。那个“新”,新在什么地方?“新”在五点:
   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怎么会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呢?这个新吗?是新,但却是符合专制主义的需要。
   二是它必须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之下。但民主主义始终排除任何一个固定政党的领导。
   三是各个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改成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主义和专政怎么能够并立而且形成一个概念呢?这不是拿民主掩盖专政实质吗?
   四是新民民主主义的文化要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之下。任何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体系都不能够独占思想领域,我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起码要求,要用一种思想领导社会文化,本身就是专制的。
   五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成为新民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所谓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经济,完全是谎话。国有经济就是垄断经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所谓公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每个劳动者。也就是说企业既是集体共同占有,也是个人所有。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工人只有掌握了本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才能够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才能对企业的兴衰负有责任,才能够具有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人的经济基础,这是公有制的原义。但新民民主主义论里把国有制列为新民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而且这个观念一直贯彻到现在,历次党代会都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是以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垄断经济为主体,但市场经济怎么能以比资本主义经济还要落后的垄断经济来占主体地位呢?非常荒唐。
   前四条实际上是后来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内容完全一样。如果这四项基本原则不从理论上彻底批透,不在老百姓脑子里解除,那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我认为在正面宣传普世价值的同时,还要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彻底的批判,也就是说,在正面树立普世价值的理念,反面彻底批判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改革目标,我讲“四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四个化都属于普世价值的范围。我认为这是整个改革目标的模式,也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模式。因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解释了,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谢谢!
   (杜按:下面是听众的提问和我的答问,由于我的听力不好,听不清提问的全部内容,以致出现回答不中肯甚至答非所问的情况,请朋友们不要见笑。)
   提问1: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奉献的精神盛宴,我想请教杜老师两个问题:假如光从法律视角探讨,怎么看待普世价值的与时俱进问题?假如一个好的普世价值更有生命力,您觉得必须具备哪些要素?第二个问题,杜老师讲到中国改革目标的愿景,如果要实现有哪些途径?
    杜光:我认为要改变中国目前状态的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和迫切性都远远超过十三大时。因为那时候上下一致拥护改革,拥护十三大政治报告。但现在由于二十多年的工作失误造成社会危机四伏,使得整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分裂状态,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认为在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之前,恐怕要先让大家一起来探讨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怎么样进行改革。没有这个过程,用“猫论”“摸论”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贸然走了一步,这一步失败,那下一步更难开展。
   提问4:在中国普世价值若要成为主流的价值,得到每个人的尊重,那中国首先要成为民主国家。而中国要成为民主国家,道路应该怎么走?从现在来看有两条路:一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简单说是多党制;第二种是可借鉴台湾经验,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在30多年的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基础上,最后获得了民主,我想问杜老,您认为中国的民主道路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走向?谢谢!
   杜光:从前景来看,多党制是民主化的必然趋势,至于中国怎么样走向多党制,现在很难说。我觉得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需要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中国启蒙运动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西方有很多启蒙大师,可中国现在不可能有什么大师,正如钱学森“临终一问”: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大师。我认为在专制情况下,中国要产生大师、启蒙大师是不可能的,只有大家互相启蒙,有些人先认识到一些问题,就把自己认识所得到的体验告诉大家,大家互相把自己的体验和认识拿出来公诸于世,互相交流,互相吸收,这样逐渐提高,取得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共识,取得民主问题上的共识。这个过程我想也是相当漫长的,但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新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兴起。(掌声)
   提问7: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走多党制道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抛弃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杜光:中国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现在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场笑、掌声),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高度发展,民众高度文明,现在人们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说社会主义,那目前的美国、英国、瑞典比我们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一种理想,不妨可以探讨,但我们现在没有条件去具体理解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是我们下两代、下三代、下四代子孙的事,我们没有必要为我们子孙去操心。我认为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接着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的大倒退,是从开始有了一点民主主义的因素退向全面专制、全面垄断,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民主主义,将来是否实现社会主义可以探讨,但主要是作为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不是作为现实问题。
   杜光:我再回答一下上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古今中外几千年来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包括马克思,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我们既不能把他们神圣化,也不能把他们妖魔化。我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因为马克思从他的少年时代到死有四个时期:在少年时代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受到宗教深刻影响;青年时代他是人道主义者;中年时代他是共产主义者、暴力革命者;晚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究竟哪一个算马克思主义?我们探讨他的思想,要吸收他思想中有用的成分,但不能把它神圣化,也不能把它妖魔化。我不赞成有些人说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来源于马克思。
   提问9:我想问杜老一个问题,您一开始提到要弘扬普世价值,一定要很快抛弃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很好理解,在观念上也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说知识精英,就是普通百姓,普通民众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上也不难做到这一点,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可能面临着更加迫切地用观念战胜刺刀和坦克的问题,而不是用观念战胜观念,杜老您长期在帮会集团生活,都有经验,能否说一下?谢谢!
   杜光:我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这四条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这个专制主义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你说的用观念战胜暴力,实际上就是用普世价值战胜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至于我个人的感受,我只能说明这一点:借用《国歌》里的半句话,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唯一出路是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来带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站出来大声疾呼,必须放弃一党专政,接受普世价值,尽快兑现改革政治体制的承诺,才能恢复作为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否则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2012年9月15日
   
有关十八大的两封建议信
   
  (按:这里收录的是我在十八大前写给习近平校长的两封建议信,原信已由中央党校上送,但像过去的几份上书一样,没有任何回音。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有多少人向最高领导上书,或申诉冤屈,或提出建议,每天总有成百上千吧。领导人不可能都亲阅亲批,正常的顺序大概是由办公厅的秘书们有选择地摘要上报几封,或刊登在内部参阅的文件上,供领导人阅批。这样一来,我那些在官方的视野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建议和诉求,在秘书们的眼中,自然就归入被淘汰一类,得不到任何反响。但它毕竟记录下了我的思想和心情的轨迹,敝帚自珍,不愿自弃,所以还是决定把它编进《杜光文存》,在我晚年的人生里留下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印痕。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也是感性的自我安慰,希朋友们不要见笑。杜光写于2013年的第三天。)
  (一)关于稳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校长:
   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受到全党全国的高度关注,人们普遍寄以殷切的希望。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民间和党内向十八大提出的建议与期待,几乎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危机重重,关键在于现行体制下的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现阶段的官民对立、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动乱等等,都同政治体制的这个缺陷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曾指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25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缘,但主客观的条件却大不相同了。二十多年来积累下的许多难题,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必要,更为迫切,同时也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曾经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而现阶段则由于政治生态的持续变化,在各个领域、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上下勾连,盘根错节,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改革政治体制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触动某些群体的共同利益,因而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总之,同25年前的十三大相比,今天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这就要求高层领导在决策上更加慎重,更加稳妥,力求少走弯路,少出纰漏。我认为,为了稳妥、顺利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首先是从理论思想和政策上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准备。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后,党中央成立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7个专题进行研究。同时还在中央党校组织7个平行小组,分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这就为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做了很好的准备。从十四大到十七大,虽然每次政治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扎实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基础,论述未免流于空泛,缺乏切实妥帖的可行性。由于时间紧迫,十八大政治报告恐怕也很难避免这个弊病。我的建议是十八大之后立即在体制内外,就如何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组织广泛的研讨活动:一是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政改研讨小组,邀集有关专家参加研讨;二是请学者比较集中的单位,如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及某些高等学校,也组织一些研讨活动,提出改革方案;三是鼓励民间的研究机构发表意见和建议。用一两年时间完成这项准备工作后,由中央集中大家意见,拟出改革蓝图,再经过全民大讨论,最后交中央全会通过后实施。这个计划应该写进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以便让全党全国都了解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
   与此同时,为了克服官民对立、消弭社会分裂,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能有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对于某些广大群众极为关心的历史积案,如“六四”事件、法轮功、某些地方性的大案要案,可以在全国和各省市的人大常委会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首先查清事实,再实事求是地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该问责的问责。
   二是对知识界呼求最为强烈的新闻自由问题,应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它不仅可以抚平知识界的不满和创伤,而且可以成为监督权力和反腐败的强大武器。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不必急于全面开放报禁,而是逐步创造有利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如:1、取消中宣部管制舆论的特权,对现有报刊实行主编或总编负责制,让他们有选用稿件的充分自由。最近缅甸取消实行了48年的新闻检查制度,世界舆论反应很好。2、废止网络管理上的敏感词。目前许多网站都有大量敏感词库,文章或微博里有某个敏感词就拒绝发布,这是对网络自由的极大讽刺。3、有条件地开放报禁,首先是允许二十多年来遭禁或因故停办的报刊恢复出版发行;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允许某些大城市出版民办报刊。4、出台《新闻法》、《出版法》,使新闻出版有法可依。八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专家起草《新闻法》,已改出第四稿,“8964”后被弃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订定稿后经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
   三是逐步解除社会上人为制造的紧张不安的暴戾之气。我指的是公安部门对许多爱国者的监控、盯梢,他们或是为弱势群体争权利的维权人士,或是如实报道某些事件真相的记者编辑,或是提出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却因为得罪了某些当权者而被剥夺人身自由,一人遭难,四邻不安,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我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鲍彤,当初判他7年徒刑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就查无实据,刑满出狱后,依然被严密监控达16年。如此枉法而不纠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希望在十八大前后能够解除对他的监控,这将会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都产生良好的影响。
   其他如废除劳教制度,停止对劳教人员的迫害;禁止截访,还受害群众以上访自由;不再干预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允许他们有选择礼拜场所的自由;等等,也是影响面很大的社会问题,也应该列入党的议程,次第解决。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妥善解决,不仅可以化戾气为祥和,缓解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矛盾,而且将有效地提高党的威信,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考虑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不妨采取典型试验、逐步推开的方法,不同的问题在不同城市或地区试点,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任务,我想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一、在理论讨论问题上,我正在把我这几年所写的有关文章,编辑为一本小册子:《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我思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目前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说明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改革就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种具体形式,目标是要用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我在2009年2月为纪念胡耀邦逝世20 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真正要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为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而要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用民主法治取代专制垄断,就必须承认普世价值。至于《08宪章》,按照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论述,它所描述的,实际上只是“经过民主主义”的一种模式,是一些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探测,是一份改革政治体制的草图,至少可以为社会提供研究、讨论、选择的基本资料。所以我把有关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的十八大献上的薄礼,供大会代表参考。现在文章和注释已经编妥,正在撰写前言和序言,预计9月中旬可以完成付印,印后即可送上。
   二、十三大后,为了宣传、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支持下,于1988年6月成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我参与了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出任干事长兼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研究会成立后,日常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活动开展十分顺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出了4期。但“8964”事件却打破了我们的全部计划,研究会和双月刊都不得不宣告暂停活动。这一“暂停”就是23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提上党的日程,研究会和会刊可以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十八大后恢复研究会的活动和会刊的出版,继续挂靠在中央党校。
   这两点关于个人活动的设想,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习校长和景田常务副校长的同意和支持?
    顺致
   敬礼!
    中央党校离休人员 杜 光
    2012年8月23日
  (二)紧急建议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近平校长:
   从北京日报网和新华网获悉,北京市在10月30 日召开安保动员誓师大会,表示要“努力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保安全的氛围”,已有140万志愿者参加,吉林向各个安保志愿者队伍授旗。此前北京市已于15日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公安局和武警总队分别于10月16日、29日召开十八大安保誓师大会。在一系列大会动员之下,北京气氛有些紧张,商店、街头,多了一些带红袖章的志愿者,出租车司机也受到一些异常的约束,有些异见人士被押送到外地。我认为,十八大的安保工作应该外松内紧,孟建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誓师大会上提出“不要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是十分正确的,但实际上却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北京以外,也有许多省市地区召开誓师大会、动员大会,提出“保卫十八大”、“打赢十八大安保攻坚战”。这些情况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有人说:“有八千万党员的共产党,开大会还要我们老百姓去保卫,这不太丢人了吗?”
   这种紧张气氛进一步疏离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败坏了党的威望。我怀疑党内高层是否有人故意制造紧张状态,为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留下难题;我甚至想,他们会不会真的在会议期间挑动事端,制造混乱,给十八大出难题,同时证明制造紧张气氛的必要性。
   基于这一考虑,我建议本着外松内紧的原则,迅速调整安保工作。一方面加强内卫,特别要防止“祸起萧墙之内”,以至下毒、放火、停电、断水,甚至爆炸、暗杀,都不能排斥在防范之外。另一方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惊吓,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扰民、限民的“十八大安保”措施。人们对十八大期望很高,这本应是个喜庆的欢快的时刻,不应给民众带来不便和不满,更不应使党进一步脱离群众。
   我的思考也许有些片面,但自觉不无根据,怀着忧虑和急切的心情,向你提出上述建议,供参考。
   
   顺祝十八大安全顺利!
   
   中央党校老共产党员 杜 光
    2012年11月2日下午
   
   
10月至12月的微博选录
文化动态
  最近一期《文汇读书周报》报道,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在上海召开“深化两个专项行动”座谈会。怎样深化呢?上海出动5.7万人次,检查了2.2万家有关的店档摊点查缴违禁非法出版物3091件,非法图书34万册。化了那么大精力,扰乱了整个图书市场,查抄了那么多可能是很有价值的读物。还要深化,全国推广?(2012/10/1—20:29:23)
   《新世纪》周刊最近两期先后刊登两篇为“非法出版物”打抱不平的文章,一篇写海南“生态斗士”刘福堂先后写了5本书,自费出版后分赠亲友和有关部门。今年7月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从医院里带走,9月被起诉。另一篇写的是著名刑法学者邱兴隆1989年、1993年两次因“涉嫌非法出版”而被关押近六年。(2012/10/25—21:16:34)
   今天上午参加杜导正、续志先伉俪的九十双寿辰茶话会。杜老从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岗位上退下后,创办《炎黄春秋》,没有向国家要一个人、一分钱,惨淡经营21年,坚持求真求实,揭示历史真相,现有订户15万,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李锐老赠诗贺寿:“追求真善美,树立德言功,髦岁仍忧国,期颐见大同。”(2012/11/01—21:23:27)
   《炎黄春秋》最新一期刊登“郑重声明”: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在文化市场检查时,居然说《炎黄春秋》是“禁书”,是“非法出版物”。为此,杂志社在声明里宣布他们的期刊出版许可证号、国内统一刊号、国际标准出版物编号,读者如发现查抄或禁售等行为,可向他们反映并提供证据,他们将依法维护读者权益。(2010/11/3—20:58:44)
   有朋友在微博跟帖上把“万岁”同“红歌”放在一起,认为万岁是帝王和毛泽东的专用词。王春瑜先生1979年文章断言,汉武帝后万岁就成了帝王专称,学术界均从此说,其实不然。《资治通鉴》记汉武帝后史事,提及万岁不下百次,有不少是将军凯旋归来,士兵欢呼万岁,意在希望将军继续带领他们打胜仗。2012/11/13—21:13:32)
   今天《参考消息》发表北大教授叶志成的文章,提出“华夏主义”,我很赞成。他认为,华夏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是道、儒、法三家政治哲学的精华。我国由于没有经过西方文艺复兴那样一个对历史文化的精华进行梳理、分析、批判、吸收、继承和改造的过程,所以至今不能把华夏文化同政治现实结合起来。(2012/12/20—20:45:38)
经济点评
   吴敬琏在9月17日《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文章透露,到目前为止,各地上报的投资规划,已经达到17万亿元。这个规划如果实行,很有可能造成比大跃进、洋跃进还要严重的后果。一是钱从何来?只能向老百姓和企业搜刮;二是为权贵豪强提供了中饱私囊的机会;三是政绩工程,量多质差 。如不刹车,贻害无穷。(2012/10/1—10:44:35)
   “2012中国经济特区(喀什)论坛”前天在新疆喀什开幕。参加论坛的专家和官员将在论坛上探讨如何推动经济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等问题。喀什被确定为国家级经济特区后,发展不很理想。何家栋和刘亚洲都很重视“西进战略”,认为我国今后发展应以西部为重点,面向中亚,喀什可以成为实现这个战略的桥头堡。(2012/11/4—21:12)
   苏文洋昨天在《北京晚报》的“北京论语”专栏的文章里谈到,宁波市民杨某在5年前用过的工资卡上,莫名其妙地欠了5元钱,今年要偿还694.96元。还钱以外,又被银行列入不良信用顾客名单,取消他今后办信用卡和贷款的资格。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官员说,国家银行不是垄断企业。杨某的遭遇是对垄断的典型解读。(2012/11/8—20:29:08)
   土地制度 周口市的平坟风波,曲折地反映了土地国有化(集体所有实际上也是国有)的弊病。土地国有是一种封建残余,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没有几年就被没收了,恢复了“莫非王土”的土地制度,这才使地方官员有可能掠夺农民土地甚至坟地,来充实地方财政和个人腰包。(2012/11/23—20:52:31)
   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实现耕者有其田,是解决三农问题、杜绝贪官占地的根本出路。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才能够以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融进市场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摧毁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也就堵塞了通向大农经济的通道。(2012/11/28—19:58)
   金融改革 新华社21日报道,近年来微型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说,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截至今年9月底,各地组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858家。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如不取消“只贷不存”的戒条,这些小金融机构很难发展壮大。(2012/11/24—21:02)
   23日公布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提出12条实施细则,首条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长期以来,金融垄断扼住了民营经济的咽喉。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就非打破金融垄断不可,国务院的两个“36条”,都为此作出规定,但效果不佳。希望温州试验能有新的突破。(2012/11/27—20:45)
   今天《北京参考》报道,由中国民生银行等发起,有33家中小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共同组成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最近在海南三亚举行启动仪式。联盟以“抱团发展、创造多赢、共同超越”为宗旨,以“由小到大、由松散到紧密”为方针,永久落户三亚。这是金融业突破大银行垄断的又一新形式、新尝试,值得欢迎。(2012/11/28—20:53)
   民营经济 9月24日《新世纪》周刊有一篇文章谈到,深圳华为驻美国首席代表丁少华说,华为同33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23家是外国银行;2001年贷款46亿美元,有74%来自外国银行。华为融资主要来源于外国银行,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加探究,它既说明这个民营企业排头兵融入全球化的深度,也反映我国银行的垄断恶疾。(2012/10/6—20:38:03)
   (下面是我对一条微博的跟帖)企业家,特别是善于创新的企业家,是真正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12/10/15—20:36:10)
   报载深圳今年1—9月新增赴境外投资企业362家,其中80%为民营企业,包括许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在英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有近70家,其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多数是“80后”。读着这些消息,实在令人高兴。一则为民营企业融入全球化,进入跨国公司的行列;再则为“80后”成长为社会事业的骨干。(2012/10/23—20:50:18)
   深圳华为技术公司去年销售额324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占2/3,这反映了这个民营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程度。我欣赏这个公司,因它全部由员工持股,是中国很少有的真正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挂着社会主义的羊头,卖的却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狗肉。但我很担心这只社会主义大船会不会被资本主义大海吞没?(2012/12/12—20:41:22)
   据《南方都市报》20日一文章介绍,一亿以上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中,有53.2%是共产党员,其比例超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又据2000年调查2595位非共产党员私营企业主,979位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占38%;192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占7%。这两组数字,可以说明许多问题。(2012/12/23—20:47)
   21日一期《民营经济内参》上有一篇文章介绍,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今年前11个月全国固定投资29万余亿元,其中民间投资20.1万亿元,占61.8%;前10个月,国企利润同比降9.2%,民企利润同比增长17%;银行信贷,前三个季度国企增幅10.8%,民企增幅20.7%,民企小额信贷增幅近30%。据此,明年民企前景有望。(2012/12/24—21:00)
   
薄王大案
   
   中国工人(共产)党9月25日刚发表致中共中央的“中工献字第45号”建言献策函,提出“恢复薄熙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增补为中共十八大代表”。三天后薄熙来被“双开”。9月30日,这个党的主席齐志平发表声明,“挺薄实际上是挺共产党”,“应切实保护挺薄群众的爱国热情”。两相对照挺滑稽。(2012/10/2/—19:02:59)
   (有一朋友的微博说:“乌有之乡之类新文革组织”搞了一些“手段堪比恐怖主义”的活动,下面是我的跟帖)是的,王薄事件发生后,这股社会势力随时在寻找制造混乱的机会,以挽救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二世薄熙来。现在薄被双开,他们会不会寻找新的突破口?我们不妨拭目以待。(2012/10/3—21:14:28)
   王希哲在海外发表文章,说“党中央非法倒薄”,并且自命为“挺薄左派”、“毛泽东旗帜左派”。同国内毛左派的工人共产党呼吁“保护挺薄群众的爱国热情”互相呼应,从中可以看出这些人在薄熙来双开后的挣扎和无奈。(2012/10/4—20:39:39)
   (一微博介绍《开放时代》上一篇肯定“重庆模式”的文章,于是我有下面的跟帖)乌有之乡去年有一千多篇吹捧“重庆模式”的文章,我浏览过几篇,可谓集毛左派理论之大成,看不出其中有多少学术气味。(2012/10/5——21:16:57)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傅庚辰介绍《于永波演唱歌曲选》的文章,称赞于永波每天“唱红歌”40分钟。文章最后说:“红歌为什么红?因为红歌在传统里,红歌在时代中,红歌在人心上,这样的歌是不会消灭的。”这不是变相地歌颂薄熙来的唱红,曲折地为薄熙来抱屈吗?(2012/10/1221:12:26)
   薄案至今未见动静,看来倒薄保薄的两股力量还在较劲博弈。薄案最后会不会像十八大常委班子那样出人意料,给薄留下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个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没有。但愿我的担心只不过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此条微博有79人转播评论,在评论的44人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批驳我的。如:“薄案是政治迫害”、“支持重庆模式”、“屁话”、“强词夺理”等等,可见薄熙来有着相当雄厚的社会基础。)(2012/12/4—20:52:01)
   陈有西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说:重庆现象具有国家样本的意义。黑打对民企的摧残,不止重庆,全国都在发生着,因为产生重庆悲剧的社会基础非常浓厚。有些地方为了完成打黑任务而拼凑“黑社会”。现有的《刑法》有450多个罪名,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罪名就有110多个,折腾一个企业家非常容易。(2012/12/8—20:48:13)陈有西还说,在“唱红打黑”的高潮里,上海举行以“日出重庆东方红”为主题的会议,否定改革开放。连《薄熙来之歌》都出来了。这两件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阴谋家野心家把薄熙来比作毛泽东,渴望复辟毛泽东时代的用心昭然可见。如果王立军事件不出,说不定有一天《薄熙来之歌》就会唱遍全国了。(21:03:58)
   据《南都周刊》报道,王立军在对警界的讲话中,多次谈到他的三个思想资源:毛泽东,余秋雨,郎咸平。他特别推崇司马南和孔庆东,说他每天都要看司马南的文章;2010年11 月26日,他批示有人近日诽谤孔教授,速组织人支援;一天后又批示要力挺孔教授。可见,这些人同王立军都是一丘之貉。(2012/12/19—20:56:53)
   
思想轨迹
   
   (一位网友就韩德强打老人一事评论说,这些人容不得不同意见。下面是我对这微博的跟帖)这是毛左派的通病,仿佛真理就装在他们的口袋里,随时掏出来的都是真理;谁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提出独立的政治见解,批判他们的偶像毛泽东,就是汉奸卖国贼。在他们的另一个口袋里,装满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2012/10/2——19:18:24)
   “925 ”一些暴徒的打砸抢烧,不仅使许多日本企业受到损害,而且必然影响我国的部分企业,以丰田汽车为例,其零件有80%由我国企业提供,暴力抗议促使丰田减产,必然连累供应零件的企业。“925”在全国各地同时发生的打砸抢烧,使人不能不怀疑是否有某种政治力量蓄意制造事端,应该彻底查清。(2012/10/1020:50:49)
   (这是我对一条微博的跟帖)开放舆论是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首要条件,第一步是取消中宣部的管制舆论特权,让报刊独立自主,选稿自由。我相信大多数编辑记者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只要能够自由办报办刊,就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2012/10/20—21:15:19))
   <人民日报>近来发表大量歌颂十六大以来成就的文章。今天有一篇综述信访工作成就,标题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对照现实,何等荒唐。每年数以十万起的群发性事件,成千上万的信访人员被截访、被拘留、被殴打、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们的权益何曾“有效维护”?难道他们的权益都不合法吗?(2012/10/30—19:38:53)
   法治和民主,都是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两者互为保证,互为基础。但就社会实践来看,又各有侧重。可以说,法治是民主的保证,因为公民民主权利的运行必须由法律规范;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因为法治所依据的法律必须体现公民的意志,符合公民的利益,由公民来制定。(2012/11/19—21:13:07)(这是对一条微博的跟帖)
   新华社5日发布通稿《中共十八大的意义》,三个小标题是“中国道路启示世界”,“宏伟蓝图鼓舞世界”,“外交取向利于世界”。这种口气太狂妄了,虽然内容主要是引述国外政界和舆论界的评论,但这三个标题却洋溢着教师爷的骄气。不要总是接受对我们的歌功颂德,还是谦虚一些吧,多听批评有好处。(2012/12/8—20:08:03)
   这就是一党专政的体制特点。因为一党专政必然走向领袖专政,第一把手专政。而地方和单位的第一把手专政则是封建割据的当代形态;“政令不出中南海”,无异于周天子不能号令天下。(这是对一条微博的回应)(2012/12/19—16:59:52)
   媒体报道江泽民在22日出席爱乐之友新年音乐会的公益晚会,接着又报道他为《绿竹神气》作序,发表他的手迹,24日还报道他为画册《黄菊》题写书名,为南京长江四桥题字。为什么如此密集地吹嘘他?是有组织的策划,还是媒体的猎奇?看来,这股回光返照的力量还有相当的能量,不可小看,值得警惕。(2012/12/26—21:04)
   
生活随感
   
   (一条微博介绍云南一位拾荒者胡同开收养了27个被丢弃的孩子,下面是我的跟帖))类似胡同开这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而又充满爱心的劳动者,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时代的精英。他们比所有亿万富豪都高尚,比所有官僚都值得尊敬。祝愿他们一生安康!(2012/10/15—20:30:39)
   深圳一对80后王振熙、张锦敏14日晚举行婚礼,当晚收到80853元礼金,他们全部都捐给贵州贫困失学的儿童。王振熙11年前从甘肃到深圳打工,7年前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看起来还不是很富裕的人。这对新夫妇在大喜日子里不忘贫困儿童,八万多礼金全部用来资助他们上学,确实很难得。80后里好人多,真令人高兴。(2012/10/16—20:55:37)
   在一个视频上看到温岭一些人疯抢“神水”,认为它能治百病。经有关部门检验,水的细菌超标,不符合饮用水的标准。我为家乡的这些人感到难过,到什么时代了,居然还迷信神水。普及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应该是地方政府的基本任务,难道他们忘了公共教育的责任吗?(2012/10/23—20:12:59)
   午睡醒来,见台历标明今天是重阳节,想起去年重阳是在编订《评八确立五不搞》中度过的,今年则忙于撰写《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忙忙碌碌地过老年节,也算是幸福吧。不知老天爷能给我多少这样的日子,随手在台历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岁岁重阳岁岁忙,几时忙完见阎王?只要童心依旧在,沉沉暗夜闪闪光。(2012/10/23—20:32:43)
   (吕加平儿子发微博谴责邵阳国保骚扰他母亲,这是我的回应)吕加平几年来收集材料,揭露江某人的丑恶历史,何罪之有,以至被判刑入狱?如果他的揭露不是事实,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辟谣驳斥?如果揭露属实,他应该是有功之人。现在被关进监牢,分明是政治迫害,应该平反释放。(2012/10/31—20:42:43)
   在今天的报纸和晚间新闻里,看到宁波四个女青年在街头救助一个被撞伤的老人的事迹,颇有感触。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但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并没有湮灭,它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社会是多元多彩的,我们既要看到黑暗面,也要看到光明面,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悲观失望。(2012/11/2—21:00:50)
   目前正当橘子上市旺季,每次吃桔子扔皮,心头都会兴起波澜。我上高小时,每逢橘子上市,上学都要带一根两尺多长的粗麻线,两头系上竹签,路上拣到橘子皮就串在麻线上,回家后捋出来摊在窗外屋檐上,晒干后收在麻袋里。一两个月下来,可有两三麻袋的干橘子皮,能够卖十几个铜板。现在吃橘子扔皮真可惜。(2012/11/6—20:15)
   昨天参加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炎黄春秋》联合举办的“改革·共识”论坛。上午不到八点出门,晚上回家已八点多,加上出租车多次遇堵,停停开开,引发头晕恶心,勉强到家,昏昏欲吐。本来还打算回家后写两条微博,无奈力不从心,靠在沙发上闭目静休近一个钟头,恶心感消退了,才洗刷睡觉。(2012/11/17—20:12)
   上午给两位朋友发《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电子版,被告知“邮件中可能包含不合适的用语或内容”。我几次修改题目,最后改成《论PSJZ和08XZ》,还是发不出去。这小册子是我近两三年关于普世价值和《08宪章》的文章结集,前几个月为它写了两万多字的前言、序言和内容简介,旨在宣传普世价值和08宪章。(2012/11/18—20:18)
   今天是胡耀邦97岁冥寿。他虽然去世已经23年了,但他的开明形象,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现在中国进入“习李当政”的新时代,衷心希望习李多向胡赵两位先辈学习。(2012/11/20—21:01:39)刚才那条纪念胡耀邦冥寿的微博,本已写有130余字,但一再被告知“广播失败”或“含有骚扰或敏感信息”,折腾了半个多钟头,删掉一半才通过。(21:09:58)
   今天上午,中央党校几位退休人员为祝贺鲍彤、姚监复八十大寿举行餐叙,其中多数在26年前曾参加鲍彤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鲍彤意气风发地畅谈共产党必须四个不搞等重大现实问题,我致祝寿词,指出鲍彤后半生有两个高潮,前一高潮是政改,中共十三大的政改蓝图,就是他领导的研讨团队的成果。(2012/11/22—20:50:37)鲍彤后半生的第二个生命活动的高潮,是他不断发出民主自由的最强音。尽管经历7年冤狱和十多年幽禁,至今仍被非法监控,但鲍彤以他睿智的思想和朴实的语言,提出许多不能见容于当局的高见,成为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榜样。相信他在进入“80后”之后,将会在改革、维权和启蒙的规模运动中,作出更大的贡献。(21:12:15)
   上午读姜维平文章,他认为习近平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大有希望,预测中国将“回到胡耀邦时代”。我很希望他的预测成真。也许是因为年迈,来日无多,我对未来总有一种焦虑感,对任何乐观的预测都怀有同感;任何社会变动都会给我带来过于乐观的期盼,而事情过后却往往只能留下失望。这是一种老人病态心理吗?(2012/11/26—20:50)
   郭大军在博士学业即将完成、工作有了着落时,获悉母亲赵福梅因在北京上访被皋兰县公安局抓走,劳教一年。他决心为救母亲而奔走,放弃工作也在所不惜。他说:“工作丢了可以再找,但母亲只有一个。”真是掷地有声啊!请母亲或父亲尚在的朋友珍惜现有机会,尽孝尽心,以免未来有“子欲养而亲不在”之憾。(2012/11/28—20:36)
   《深圳特区报》今天报道,大芬村画师吴瑞周十年来培养了20多名聋哑人学习油画,使他们成为能够接单作画、自食其力的油画作者,现在还有8位聋哑人随他学油画。他目前正在龙岗区创办爱心艺术学校,有望明春开学。在这个利欲横流的社会里,他是照亮黑暗的火把,祝愿他办学成功,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2012/11/29—20:47)
   为了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全国人大机关建立了一堵长23米、高2.2米的大理石墙,上面镌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3日已揭幕。我想着有点奇怪,墙上刻的是1982年的宪法,还是30年来几经修改的现在的宪法?以后宪法还能不能改?有可能修改的东西为什么要刻在永久性的大理石上?为谁记功立碑?(2012/12/7—20:51:33)
   昨天上午拔了一个大牙,原来以为痛一下就没事了。谁知一回家就瘫在沙发上了,浑身无力,下午昏睡了三个多小时,今天休息了一天,连看报都觉得累。这才领悟,人体是一个完整的互有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病痛都会给整体带来伤害,特别是年老体衰后。大夫说我还有3个牙要拔,我可不敢再尝试了。(2012:12:11—20:06:45)
   网上传说许多官员因将要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纷纷抛售房产,北京在售二手房达381万套,上海抛向市场的空置房由41万套增加到200万套,广州由26万套增至70万套,深圳由8万套增至30万套。各地降幅均在50%左右。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是无房汉的福音了。我不大相信这是真的,但十分希望它是真的。(2012/12/17—210;090;08)
   今天平安无事,明明白白的事实宣告了“世界末日说”的破产。我赞成取缔“全能神”邪教,但不能把正常的宗教信仰等同于邪教。最近四川阆中红山镇的家庭教会被驱散,山东东营市河口区仙河镇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被查封,都是违反宪法的。圣诞节快到了,希望有关当局能为基督教的信徒们营造一个平安的节日。(2012/12/21—20:10)
   河南范县农民子弟郭可江2008年在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本在兴业银行工作,但他却放弃铁饭碗,回家办农场,建起蔬菜大棚,养猪,栽种果树,开辟了餐饮娱乐中心、垂钓园,全场吸收150位村民工作,还在北京设了4个有机蔬菜销售点,每卖一箱抽一元资助在校贫困生。作为新型农民,郭可江的事业具有示范意义。(2012/12/21—20:43)
   (这是对一条微博的跟帖)教父心态也就是教师爷心态。因为评论时政得失,总是以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见解来作出判断,但由于眼界、学识的限制,字里行间难免不够全面,不够准确,所以警惕教父心态非常有必要。我有时也有这个毛病,愿与朋友们共勉。(2012/12/21—21:00)
   今天《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印度女大学生在公共汽车上被轮奸的文章,大字标题是《印度“民主”难成妇女保护伞》,我细读全篇文章,没有一处谈到民主,同民主毫无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题?我估计不会是几位作者的原题,而是编辑的杰作,他大概是要发泄一下。看来,在新闻战线上敌视民主的还大有人在。(2012/12/31—20:18)
   陈光诚、李九莲
   早晨坐在床上时,突然想起了陈光诚。光诚在朝阳医院时,有一官员来听取他的意见,并且承诺,对他所反映的问题,将会查实并严肃处理。近五个月过去了,事情查了没有?查得怎么样?对陈光诚残酷迫害的打手们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有关单位应该给以明确的回答,老百姓有权利知道这一切。(2012/10/3—20:29:04)
   陈光诚逃到北京后,临沂东师古村仍被严密封锁,当地的恶势力继续对光诚的亲戚进行迫害,他的堂兄陈克贵甚至被追捕,不知道现在怎样了。光诚出国后,大家为他终获自由而高兴,却忽略了他那些仍在国内的亲友的命运。东古师村现在怎样了?帮助光诚脱险的珍珠姑娘还好吗?有哪位知情的朋友能告诉我?(2012/10/3—21:02:45)
   同意斯伟江关于陈克贵案的声明。(陈光诚逃离临沂后,4月26日深夜,一伙暴徒翻墙进入陈光诚侄子陈克贵的家里,殴打陈克贵。陈克贵到厨房拿菜刀自卫,划伤带头的镇政府官员张健的脸。沂南县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克贵三年三月徒刑。陈克贵的律师斯伟江发表声明:1、陈克贵是正当防卫,完全无罪;2、该程序完全违法。)(2012/12/1—21:32:28)
    明天是李九莲被枪杀35周年,有几位朋友准备明天到世纪坛花坛洒放李九莲殉难处的红土,不料主其事者今天上午就被国安请去旅游。看来,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专制利器,真是无孔不入、无微不至啊!(2012/12/13—20:28:56)李九莲是江西一女工,她1969年3月给她初恋情人写信,申述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两个月后被此人揭发被捕。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她却仍然以“现行反革命”罪且拒不认罪被公审后枪杀。公审大会前监狱警方残忍地用竹签插进她的下颌,刺透舌头,就是为了不让她呼口号。(20:46:51)(有人在上述微博跟帖:“走了张志新,又来李九莲,某些人笔下创造出的冤魂真多。”于是我回应)对不起,我还没有条件“创造”张志新、李九莲这样的“冤魂”。她们是毛泽东创造的,是文化大革命创造的。我创造不出冤魂,但矢志要为冤魂申冤,对那些否认冤案的毛泽东的崇拜者们,给予应有的鄙视。(2012/12/14—20:38:19)
   也许认为李九莲是我“创造的冤魂”者不止一人。我这里再提供一个历史事实:文革中赣州数以万计的市民教师干部为李九莲鸣不平,开会贴大字报,展开宣传。李九莲定案后近千人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团籍、公职或受各种处分者600多人,60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朱毅被判20年,钟海源被判死刑遭杀害。(2012/12/20—20:23:32)
   
廉政反腐
   
   广东番禺区中共纪委和区政府11日中午先后在他们的微博上宣布,对广州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实行停职检查。8日有微博揭露他有21套房产,而蔡彬本人申报,他和妻子及子女各只一套房产。从微博揭露到停职检查只有3天,应该承认效率很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微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它预示着微博的未来。(2012/10/1321:05:14)
   广东纪委书记黄先耀说,广东将在珠海横琴新区成立廉政办公室,以整合纪检、监察、反贪、审计等部门的职能。这似乎有点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为了加强反贪工作,成立强有力的权力机构是必要的,但纪检是党委部门,其他三项是政府职能,合在一起岂不成了党政合一了?(2012/12/5—20:15:55)
   十八大以来已有七名副厅级以上的高官落网,海外和网上舆论都对深化反腐抱有期待,但愿这个希望不会落空。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微博在揭露腐败贪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网络文化这个新园地里,绽放出一朵绚丽的鲜花——反腐文化。祝愿网络反腐文化发达繁荣,为反腐斗争作出更大贡献!(2012/12/8—20:21:27)
   文汇网8日报道,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与房地产开发有关。其实,岂止是李春城,与房地产商勾结而暴富的贪官,不知道有多少。凡是同房地产有瓜葛的官员,都应该好好查一查,准能查出一大把。(2012/12/9—20:02:01) 香港《文汇报》20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19日发布《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2》,其中谈到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官员4843人,多数有长期担任一把手的经历,他们的腐败,主要发生在担任一把手的时期。但报纸上公布的腐败案件,主犯却多数是副局长、副厅长、副主任,这个事实很值得玩味。(2012/12/23—21:00)
十八大和新班子
   
   荣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即将出场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政治精英,他们经历了文革灾难,有过长期的底层体验,沐浴了思想解放的春风,具有丰富的基层和地方工作经验,了解人民疾苦,拥有国际视野,掌握新的知识、资源和人脉,个人禀赋和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前的那几代领导人。(2012/11/01—21:00:04)
   我十八大以前对政治体制改革寄以很大希望,怀着谨慎的乐观,曾预测会后改革将会有明显进展,但新常委构成却令我大失所望。十八大政治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很有可能像前几次代表大会那样,成了空头支票。当然,失望还不是绝望,我仍然希望这些常委能发扬八十年代所受到的良好影响。这算是我无奈的乐观罢!(2012/11/15—19:26)更令人担心的是,按照现在的常委结构,会不会出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现象,实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计划?薄熙来甚至卷土重来?当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绝非没有可能。民间很难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如果出现这种朕兆时,就利用网络等大声疾呼,也许能挽救这可能产生的民族危机。(19:37)不过我认为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科学发展观自2003年提出以来,论证的文章很多,但它的带有本质意义的特征,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过,这就是:它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试看它的内涵: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都属于普世价值吗?(20:01)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值得肯定,还在于它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有着非常宽泛的可容性,它排斥过去所有不科学的发展观念,同时可以吸收一切符合于发展规律、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发展观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问题在于今后它是否能够真正为全面改革服务,是否会把它意识形态化,为专制统治服务。(20:11)
   听了看了习近平15日会见记者的讲话,颇有感触。他谈到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恳切自然,如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等等,这是他作为总书记的开场白,海内外反映很好,希望他能切实履行这些承诺。(2012/11/17—21:07)习近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对全党提出的要求。对于像我们这样至今依然坚守奉献品格的老党员来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但是,在贪贿盛行、党风败坏的情况下,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履行习近平提出的行为模式呢?我丝毫也不乐观。在全党学习十八大文件的高潮里,希望每个共产党员都能用习近平讲话来对照一下。(21:21)
   继李克强26日召开的防艾会议上强调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之后,习近平又在今天访问一个民间防艾组织,肯定民间的社会组织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习李二人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开放态度,是否意味着在落实宪法的结社自由的条款上会有所松动?结社自由是建设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2012/11/30—21:06)
   万润南分析中央常委结构,对政治体制改革仍抱乐观态度。我则认为尚需观察。今天散步时和一朋友交谈,觉得未来走向是否乐观,取决于:1、习的改革决心和勇气;2、王的反腐力度和深度;3、习李王的团结与合作。实现以上三点,则可形成3>4的局面,是为“习李王体制”。(2012/12/3—21:16:54)
   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赢得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赞扬。昨天有朋友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但愿提出八条后能继之以“实干兴邦”,而不要流为“空谈误国”。我们过去亲历过太多未能兑现的承诺,以致对于豪言壮语缺乏信任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看实践吧!(2012/12/6—21:11:18)
   温家宝1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规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这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是十八大政治报告的一大亮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内涵。多少年来,单纯的GDP挂帅破坏了环境,这是“不科学”发展观的恶果。(2012/12/16—20:13:43)世界自然基金会12日发布《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认为由于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态严重恶化,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恢复速度2.5倍;2009年除6省区外,有25个省市出现生态承载能力赤字。李克强12日在国合会年会上说:生态文明源于对发展的反思,也是对发展的提升。有反思才有生态文明的观念。(2012/12/16—20:51:32)
   《深圳特区报》今天发表新华社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和《“万事民为先”》,分别以三个版17张照片和两个版11张照片的篇幅,介绍习近平和李克强,使我想起文革时的“大树特树”。我不反对对新领导人做些必要的介绍,但“大树特树”则大可不必。有些人是不是太热衷于个人崇拜了?(2012/12/24—20:45)
   《北京晚报》今天报道,习近平昨天在河北慰问困难村民时说:“我非常不满意,甚至愤怒的是扶贫款项被截流和挪作他用,和救灾款被挪用一样,那是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杜绝,坚决反对,坚决查处。”近几年常见到用扶贫款盖办公大楼的消息,但都没有查处。希望此后能出现一个查处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的高潮。(2012/12/31—20:36)
   
支持维权
   
   网传吴英案的子案即将开庭,希望至少能还她部分公道。吴英是受权贵官僚迫害的民营企业家的典型,既是因金融垄断而被迫“非法”集资的典型,也是被官府黑手侵吞财产而蒙冤下狱的典型。其被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同重庆黑打可谓异曲同工。现在重庆黑打的黑幕已逐渐浮处出水面,不知吴英的冤案何时能真相大白?(2012/11/29—20:07)
   郑州常坤长期义务从事艾滋病救治工作,创办和而不同艾博公益组织,以法律和人道的手段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却屡遭干扰。不久前又被诬为10月25日在紫金公园撕毁毛像的四青年的幕后主使者,公益地点被查抄,他编的宣传品《青年与艾滋病》被没收。他于26日到国保大队要求澄清事实,并发表声明呼吁社会支持。(2012/11/29—20:26)
   (对一条微博的跟帖)截访是人民民主专政旗帜下的又一罪恶。它同“维稳”一样,是破坏稳定、破坏和谐、挑战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罪魁祸首,是对“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极大讽刺。(2012/12/2—20:58:12)
   转发。控诉地方权贵和恶势力勾结残民的罪恶!支持被害者的维权行动!(中国地质大学学生马晓曼在临沂老家的房子被强拆,帮他看房子的老人被绑架,他发微博要求网友转发支持。)(2012/12/3—21:28:29)
   支持白群和李玄对大庆监狱的质问,还李洪奎以公道。为弱者申冤、维权,是我们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我们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无数水滴可以汇成大江。让我们共同发声,一起努力来改变这个世界。(李洪奎在大庆监狱里致伤致死被火化,其妻白群、子李玄向大庆监狱提出14点质问。)(2012/12/4—20:08:04)
   (一条微博呼吁上海警方释放因争取教育的平等权利而被捕的学生家长,下面是我的回应)害怕宪法人权的贪官恶吏,总有一天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也许我等不到那一天,但我深信这一天会到来。我余生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2012/12/12—19:56:23)
   
网络法规
   
   政务微博从去年11月的两万余个,增加到今年10月的六万余个,真令人高兴。从这个趋势看,明年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增长。这是现代科技赐给中国公民的一个反专制的利器,是侵蚀专制体制的良药。当然,这个数字里有许多是名不副实的,但它毕竟是沟通体制内外的一个桥梁,有利于改革的推进。(2012/12/12—20:12:10)
   近日关于网络法治化的舆论甚嚣尘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啦,“网络需要依法运行”啦,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我们耳闻目睹的不依法运行的法外之地难道还少吗?就拿残酷镇压民众的“维稳”来说,每年数以万计的暴力维稳,依的是什么法?为什么不唱一下“维稳不是法外之地”、“维稳需要依法运行”呢?(2012/12/22—21:10)我不反对“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需要依法运行”,问题是什么样的法?是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的法,还是加强专制主义管理的法?现行的关于出版和社会团体的法规,已有例在先,那是为了便于管理而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利的办法。管理网络的法规还没有出台,希望不要以关于出版和社团的管理条例为范本。(21:23)
   多维网22日发表文章,称微博是“网络红卫兵大字报”,微博上揭露丑闻犹如文革大字报,扮演着红卫兵的角色,是文革思维的延续。文章还引述别人的说法,说微博使得“牛鬼蛇神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招摇过市”。多维网如此明目张胆地诬蔑网络和微博,为加强对网络的管制和镇压制造舆论,不仅无耻,更是卑鄙。(2012/12/24—21:12)
   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规草案。据法工委副主任李飞会上说明,草案针对存在问题建立相关制度,“为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提供法律依据”。一个加强,一个维护,似乎有点法治的味道,不知通过后的条文是否能贯彻这个精神。(2012/12/25—20:15)我们有些法规往往具有两面性,既有保护公民权利的内容,也有加强专制管理的内容,而实行起来,总是管制压倒保护,因为这样才符合于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展江说得好:“中国媒体向来就是人治特区、法治盲区,加强监管很容易变成非法行政,与法治背道而驰。”希望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不会如此。(20:31)
   看了一个星期以来那些甚嚣尘上的关于网络的文章,我以为这几年还没有关于网络的法规,所以才有“需要依法运行”、“不是法外之地”一类的叫嚣。一查不然,早在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就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5日公布施行。办法共27条,规定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九种有害内容的信息。(2012/12/25—21:02)12 年前的这个《办法》还要求互联网的运行“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规定”,这就是说,至少有两个法规可以管住网络。今年5月8日工信部的《互联网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11月1日百度等12家网站签署《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都应该可以为加强管理服务,还有什么好叫唤呢!(21:20)
   昨晚写了几条关于网络立法的微博后,上床后觉得应该全面地谈谈这个问题。一有这个念头就睡不着了,脑子里构思着写些什么内容,久久未能入睡。今天写到晚上才完成一篇约两千字的小文章,题目是《两个博弈》,最后一段点题:从《人民日报》对网络发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要通过《规定》,体现着两个博弈。(2012/12/26—20:31)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作出了一些保护信息安全的规定,但关键是第五条,“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随着所谓敏感词的不断扩大,被“处置”的网文和微博将会越来越多。(2012/12/29—20:51)
   
重要更正
   
   《杜光文存》第33辑第10页倒数第2行、第20页第5行、第22页倒数第5行的“1977年”,均应改为“1987年”。
   《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第4页第3行、第6页倒数第7行、第23页第12行的“1977年”,均应改为“1987年”。
   特此更正。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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