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劫难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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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下载

帖子admin » 2012-01-01 18:37

对于任何珍惜台湾民主自由、关心台湾和中国自由的人,《台湾大劫难》都是一本必读之书。《台湾大劫难》自2009年11月在台湾出版发行后,立即成为最畅销的政治经济类书籍。袁红冰教授在台湾各地演讲达一个多月,引起各界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书中曝光了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三个核心机密文件:《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关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预案》、《统一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而引起海峡两岸高层的震撼。

该书所揭示的有关中共的内政、外交、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大量内幕,都属当前中共最核心的政治外交战略机密。这些资料的曝光,很可能对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中、美、日、台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台湾大劫难》目前由博大书局代售(broadbook.com),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现场买书,并请作者签名。联系人:博大书局萧先生/Judy,电话:1-718-886-7080。

台湾的民主制度对中共极权造成极大压力,它便更加不择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和破坏台湾的民主。《台湾大劫难》是对中共破坏台湾的阴谋的全盘大揭露。面对台湾大劫难,如何保卫台湾的民主自由?袁红冰先生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认为,了解中共真相,才能直面和化解中共带来的大劫难。

《台湾大劫难》已引发中共高层政治海啸
【人民报消息】据希望之声报导,著名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袁红冰最新著作《台湾大劫难》即将在台湾震撼出版。发行人是台湾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业《Taiwan News》。
如果说袁红冰的《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等巨著已经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话,那么《台湾大劫难》一书必将成为强烈震撼现实的大揭秘之作,大警醒之作。
《台湾大劫难》不仅全面揭密中共2012年之前全面控制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战略和策略准备,中共对国民党和台湾各阶层的大规模统战渗透活动,而且揭示出中共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正在进行的国家利益交换,同时也揭示了中共国安和美国相互配合,收集提供陈水扁家族在海外洗钱证据,等一系列敏感问题的内幕。这些内容读起令人惊心动魄。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台湾大劫难》一书还没有出版之前,中共情治部门就已经通过秘密手段窃取到书的内容,并立即上报中共最高层。2009年10月 28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就此作出决议,认定《台湾大劫难》的出版是中共建国以来性质最严重的泄密事件,要求尽快查清泄密原因。
中央还特别批示,要求中共“涉台工作的各个部门,都要认真研究《台湾大劫难》,并在对台湾的战略和策略上做出相应调整。绝不能让我们将来对台湾的行动是在印证《台湾大劫难》这本书的内容”。
另据知情人士讲,这次把中共绝密的对台战略和策略泄露出来的,都是因政治和经济罪受到整肃或者处决的原中共高官家族的成员。这些人目前均已经安全离开中国。
《台湾大劫难》既是大揭密之书,也是大警醒之书。此书不仅语言生动、华美,更充满深刻的政治哲理。作者把中共专制对台湾自由的威胁,放在人类精神大危机的背景下来审视,并提出保卫台湾自由免受中共专制暴政摧残的“大智慧之策”和“大英勇之策”。这使得《台湾大劫难》一书具备了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类大视野,同时也显示出发人深省的政治智慧。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中共情报部门用秘密侦查手段窃取《台湾大劫难》的内容之后,经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批准,已经秘密印制了1000本,分发给中共各相关部门的高层进行研究。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读后在一次会议上哀叹:“这本书把我们对台湾战略的底牌全给露了!下一步工作还怎么做?”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读后说:“这本书是一枚信息核弹。十四万字的内容就浓缩了这么巨大的信息能量!”
可见,《台湾大劫难》 出版前就已经引起中共高层内部的政治海啸。现在这本书的公开出版,相信必定会在台湾、美国、日本,甚至更广阔的范围内引发强烈震撼。

台湾大劫难——前言

【按语:
这是一本台湾人必读的好书,有谨严的解析,有浪漫的抒情,更有警世的讯息。
——郭正昭(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史博士)

"台湾大劫难"——
一个自由苦索者为台湾升起的烽火。
一位中国流亡作家为台湾敲响的一次暮鼓晨钟。
——李敏勇(诗人、文化评论家,台湾国家文艺奖获得者)

中国流亡作家袁红冰先生所著"台湾大劫难"(《台湾自由三部曲》第一部)自出版以来,现已销售七万余册;甫一推出,即雄踞诚品、金石堂、博客来等书店社科类书籍销售冠军。该书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印刷,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二版印刷,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版印刷。到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已是第五版印刷。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即售出两万余册。创下同类书籍在台湾岛内的新纪录。热销程度可用“洛阳纸贵”、“一书难求”形容。其英文版与日文版亦全球发行。

"台湾大劫难"不仅全面揭密中共2012年之前全面控制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战略和策略准备,中共对国民党和台湾各阶层的大规模统战渗透活动,而且揭示出中共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正在进行的国家利益交换,同时也揭示了中共国安和美国相互配合,收集提供陈水扁家族在海外洗钱证据,等一系列敏感问题的内幕。这些内容读起令人惊心动魄。

"台湾大劫难"既是大揭密之书,也是大警醒之书。该书不仅语言生动、华美,更充满深刻的政治哲理。作者把中共专制对台湾自由的威胁,放在人类精神大危机的背景下来审视,并提出保卫台湾自由免受中共专制暴政摧残的“大智能之策”和“大英勇之策”。这使得"台湾大劫难"一书具备了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类大视野,同时也显示出发人深省的政治智能。

现全文连载,以飨读者。】

前言:台湾大劫难 迫在眉睫──人类的危机与台湾的大劫难

“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哈姆雷特之问,对于个人,是终极之问。
“中共极权是世界经济的救星,还是人类的政治大劫难?”——这个时代之问,对于人类,乃是终极之问。因为,世界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将决定下一个历史时期人类的命运。
任何重大的人类危机,本质上都是生命哲学的危机。现在,人类又一次处于大危机之中。从虚拟数字经济迸裂的伤口间涌出的金融危机,具有比经济本身更深刻的哲学原因。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深植于当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人们普遍遵循的基本生活态度——自由状态之下,理想主义的凋落和对物欲的无节制追求。
只有以人类的名义,对生命的意义,以及实现生命意义的方式作出哲学的反思,才有可能找到走出危机的思想之路。否则,即使透过技术层面的操作,使危机缓解,经济暂时复苏,也只能是为危机下一次更猛烈的爆发积蓄能量。因为,危机之源在于自由世界人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在于人的心灵对物质享乐的贪欲。
进行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需要出类拔萃的智者和伟大的政治家群体。然而,当代能够找到这种有能力直接同真理对话的智者和政治家群体吗?
正值自由世界的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刻,中共极权体制的经济却在奇迹般地崛起。这种经济奇迹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战略指挥中心深藏于北京西山的洞穴内,这座豪华的地下宫殿般的指挥中心,向西南方可通过千里隧道直达太行山区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司令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邓小平、王震等人便是在此洞穴内指挥镇压北京学生。从那之后,中共党的最机密的会议,也都在此召开。
二○○八年二月,中共又在这个战略指挥部中,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刚刚全面接掌党、政、军大权的胡锦涛为会议作报告。报告的题目为《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大战略》。报告是由胡锦涛的亲信、中办主任令狐计划领导的一个秘密写作小组拟稿。在这个被列为绝密级的报告中,胡锦涛讲的下列几段话,特别值得注意。
“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刚刚开始,还要继续发展。它将重创资本主义的理论和精神价值体系。… … 这次危机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论断完全正确,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完全正确,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终将占胜资本主义的论断完全正确。… … 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有人以为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了。这种观点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他们忘了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只要我们党还掌握着政权,社会主义就不会崩溃。… …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我们要“韬光养晦”。为应对八九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险恶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十九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摆脱六·四事件,特别是苏联东欧巨变的不利影响,开始进入战略发展期。…… 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充分运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交流,扩大、加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历史上,西方列强曾经用炮舰和鸦片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历史反过来了,我们要通过对外开放政策,抓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利历史机遇,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把它们变成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文化的殖民地。当年他们对我们的殖民地化,性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我们对他们的殖民地化,是共产主义理想战胜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肩负起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用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大战略的核心。…… 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实现政治大战略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台湾问题过去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矛盾的焦点,现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间矛盾的焦点。不解决台湾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图谋颠覆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活动就会越来越猖獗;不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就难以消除后顾之忧,放开手脚在世界范围实现政治大战略。所以,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党的根本利益…… 。”
胡锦涛的这个报告与中共所有的政治文件一样,充斥着党文化的套话。如果用最简明的方式来解读,上述引用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中共将利用世界金融危机,通过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渗透,加速实行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为实现其政治大战略,将尽快控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
胡锦涛所表述的,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深处的中共政治意志。经济危机虽然给人们带来生活的艰难,但却并不可怕。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人们终究会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利用自由世界的经济危机,在全球推行共产极权政治的文化意识,从而在思想意识的领域,为共产极权主义的全球政治扩张作准备。而更可怕之处在于,国际社会对此却似乎一无所知——不知危机的临近,比危机本身更加危险。
中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诡诈的政治动物。中共通过被它全面控制的中国媒体和它以国家之名豢养的百万御用文人,制造出遮天蔽日的谎言,掩盖其经济崛起后面的政治意志,并企图让世界相信,中共正在“和平崛起”,中共的经济发展将成全球复苏的发动机,从而为人类利益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等一系列伪理论。世界各国的所谓“汉学家”,特别是华裔的“中国问题专家”,则以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制造的政治和学术谎言为根据,撰文著书,为中共实现欺骗世界的阴谋作注释。据中共国家国家安全部前部长许永跃的秘书透露,在二○○五年召开的一次有外交部、统战部、中联部和国安部派员参加的海外统战工作会议上,以“世界最丑外交部长”闻名于世的李肇星,曾粗俗地说:“收买『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比收买贪吃的狗还容易,只要扔一块小骨头就够了。”就是这个比狗还容易收买的族群,为中共隐藏真正的政治意志欺骗世界,立下汗马之劳。
中共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对数亿“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价值的冷血剥夺,一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毁灭性开发。前者深刻地伤害了人性与良知,后者正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致命的威胁。这种泯灭人性与良知,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的经济崛起,本身就是一个对人类命运的恶毒诅咒,理应受到人类的谴责与抵制;一个对这样的经济崛起顶礼膜拜的时代,是堕落的时代,并定然将因为自己的堕落而受到历史的惩罚。然而,整个世界正在物欲的诱惑之下,随中共暴政的谎言的节律起舞。世界各国俗不可耐的实用主义政客,其中包括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竭尽全力让他们的国民相信,中共的经济崛起乃是世界经济的拯救者。
人类又一次面临重大的危机。我不是指金融或者经济危机。真正的危机在于,一个仇恨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理念的铁血强权,正趁世界性经济衰退之机,迅速崛起,并试图主宰人类的命运。
上个世纪,英法等国的政客引导世界相信纳粹德国的和平谎言,最终使人类在几乎毫无警觉的状态下,突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现在,情况更加危机,因为,中共暴政拥有比纳粹德国更强大的人口资源和国土资源的能量,而且中共制造的和平谎言比戈培尔更精致,也更有欺骗性。
这是一个缺乏智者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伟大政治家的时代。人类政治大危机已经如太平洋上的飓风升起在历史的长空,可世界各国对此却视而不见。命运选择台湾作这次人类政治大危机的第一个牺牲。这是台湾无法回避的大劫难。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劫难的内涵,那就是:中共暴政要使台湾人民,从自由人变为一个铁血强权的政治奴隶。然而,台湾人选出的总统马英九却告诉台湾人,他已和中共暴政“建立了互信”。这真是令人欲哭无泪的悲剧。在国共两党刻意营造的“两岸关系和谐”的假象之下,中共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全面统战活动,正如钱塘江大潮,滚滚涌入台湾。台湾的自由命运已处于现实的危险中。
我相信,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基于这个信念,我决意撰写《台湾大劫难》一书。我不是书写预言或者推断,我书写的全部内容都以中共高层的良知人士冒着重大风险传达出来的资料为根据。这些资料所表述的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只不过在中共极权铁幕和谎言的遮蔽下,这些事实很难为外界知晓。
铁血强权与自由即将以台湾为焦点,作生死决战。对于台湾,决战失败,意味着沦为强权的政治奴隶——还有什么比丧失自由更大的劫难;决战胜利,则意味着从此能够以自由人的姿态,在人类历史之巅昂视阔步,赢得不朽的荣耀——有什么比自由的荣耀更值得骄傲。
我撰写此书的全部目的只在于为台湾敲响一次暮鼓晨钟;为铁血强权与自由的决战已悄悄拉开序幕,向人类报警。无论自由将光荣的凯旋,还是悲壮的失败,我都将同台湾的自由在一起,欢歌或者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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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一章 共产中国

帖子admin » 2012-01-01 18:38

第一章 共产中国──不是你理解的中国


一、中国已经亡国 ——中共暴政是东方皇权的继承者,还是西方极权文化的现代复活

美国知名学者亨廷顿断言,当代历史的主题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是,亨廷顿错了。

迄文艺复兴至今的全部历史,都在表述一个基本事实:率先从科学理性中获得巨大物质能量的西方文化迅速崛起,并主宰人类的精神命运,与此同时,东方文化一溃千里,逐渐边缘化,甚至趋于灭绝。所以,当代时代精神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构成当代文化冲突主题的,也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东方文化还没有从历史失败中复苏,根本没有能力成为时代冲突的主题。当代文化冲突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即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文化传统,同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前者的当代政治表现是自由世界各国;后者的当代政治经典表现,便是中共暴政。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因此,考察任何人类历史的进程,都要以精神价值作为基本尺度,才能准确理解历史逻辑的本质。如果以上述理念为基点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中共暴政本质上与中国文化无关,也不是曾经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皇权文化的继承者;中共暴政在文化的意义上是彻头彻尾的外来政权,它的全部精神价值体系都是西方的。无谓余言之不确,请看事实之如左:

中共的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者是古希腊的唯物论和诡辩论杂交之果,后者则与黑格尔的宿命逻辑学直接有关;中共政治学的核心理论,即阶级论中,可以明显看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等级论的幽灵;中共称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群体的理论,与欧洲中世纪教士阶层对自己神圣地位的定位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政治经济理论则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改造;中共的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西方《乌托邦》理想的精致化。甚至中共入党宣誓的仪式也完全是西方文化式的。

中共政权的宪法序言中规定,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都必须接受一个德国犹太人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意味着中共要用国家暴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地位,意味着中国人不仅是中共的政治奴隶,也是德国人马克思的精神奴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被中共奉为中国的国教、国学;意味着精神信仰与铁血强权结成同盟的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在东方的复活。

中共政权从建政之日起,就开始用国家恐怖主义,迫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精神统治。中共政权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对追求精神自由的中国人实施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而每一次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的锋芒,不仅指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念,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共政权在精神上完全是外来政权,它对中国半个世纪以上的极权专制,是中国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并趋于灭绝的过程,是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早已亡国;那是比国土沦丧更可悲的灭亡。因为,灭亡的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的国魂。而全体中国人既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也是精神亡国奴。

中共政权在摧残中国文化精神之后,又为中国文化的尸骸涂脂抹粉,企图用这具无魂的行尸走肉引发的谎言效应,扮演中国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为其对中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统治,增加合法性。但是,血写的历史早已确认,中共暴政是中国历史上罪恶最为深重的卖国贼集团。因为,它背叛了中国人文化的祖国,摧毁了中国人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故乡。

中共政权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共暴政是犯有大规模屠杀人民罪、奴役人民罪、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罪、文化和肉体的民族灭绝罪等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的罪犯集团——约八千万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非正常死亡;中共暴政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贪污受贿的犯罪集团——几千万贪官污吏构成中国普通民众沉重至极的经济负担;中共暴政是实行警察统治的政治黑手党——暴政可以允许人的道德在物欲中彻底腐烂,却绝不允许人们拥有政治选择权和思想言论的自由权。

扩张是极权的天性。获得巨大经济能量的中共暴政已经重新建立起全球扩张的自信。踏碎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共暴政的扩张必须迈出的一步。中共暴政的扩张与千年之前的十字军东征遵循的是同样的精神逻辑,即消灭一切思想的异端,用唯一的绝对真理统治人类的心灵。不同之处只在于,十字军东征的发起者是教皇和教士阶层,中共暴政扩张的发起者是中共党魁和中共官僚阶层;十字军的旗帜上书写的是天主教的箴言,中共暴政的旗帜上书写的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之所以首先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质,是为了告诉世界和台湾,对自由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准确理解威胁的来源,恰是战胜命运的前提。

希望对中共暴政本质的揭示,有助于立志卫护台湾的自由与尊严的台湾人认知下述事实:对台湾的自由与尊严造成威胁的,不是中国文化,也不是中国大陆的十数亿普通民众,因为,中国文化精神早被中共暴政摧残殆尽,趋于灭绝,根本不可能威胁任何人;中国大陆民众处于中共政治奴隶的地位,政治奴隶连自己命运都无权决定,更没有能力对其它人造成政治威胁。台湾的大劫难之源,乃是中共暴政。中共暴政不仅不代表中国文化精神,也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原因在于,中共权贵虽然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但他们的灵魂却属于那个早已化为枯骨腐肉的德国犹太人马克思;中共暴政虽然窃据中国之名,但它的文化价值的主体却源自西方中世纪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

在自由的立场上,中国大陆民众、中国文化同台湾的利益是一致的。摆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的地位,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地位,依据精神多元化的原则,重建文化的祖国——这是中国大陆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命运主题。抵抗并战胜中共暴政吞并台湾、控制进而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阴谋——这是台湾下一个历史时期命运的主题。

愿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以自由之名,同仇敌忾,共同书写抗争极权暴政的史诗。


二、中共经济改革 ——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

现实常在误解中运行,真相往往只会呈现于历史的回顾中。但是,为了应对危机,必须及时走出误解的迷雾,逼近地注视真相。

近二十年来,对中国只有隔靴搔痒式理解的“汉学家”们和“中国问题专家”们,用喋喋不休的学术论证,散布一个巨大的谎言:经济改革使中共走上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更可悲之处在于,这个谎言相当程度上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共暴政发展趋势的依据。

其实,只要稍具政治法律常识,就不会得出与上述谎言一致的结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可缺少法律基础之一,是法律主体间在法律权利上的一律平等;平等的法律权利构成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公正性的前提。然而,中共暴政之下,不可能存在真实的法律权利的平等。

法律并不具有当然的应该被遵守的权威。早在数千年前,睿智的亚里士多德就对法律作出良法和恶法的区别。唯有良法才有利于全体国民利益,从而应当被遵守。依据现代法的精神,良法必须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灵魂,必须通过有效立法程序保证其体现全体公民的利益。中共暴政实施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剥夺人民的政治选择权,从而也就剥夺了法律体现人民利益的可能性。中共以暴力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决定了,中共暴政之法必然是中共权贵阶层意志与利益的法律形式,因而是专制恶法。一切专制恶法都有共同的天性,即肯定特权,否定法律权利的平等。所以,在中共暴政之下,根本不存在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前提——法律主体的平等的法律权利。

中共二十余年的所谓经济改革,最后形成的是一个经济体制的怪胎。对这个怪胎,可以称之为权力贵族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在于,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通过市场运作,使社会财富以疯狂的速度,流入中共权贵阶层和依附于权贵的奸商恶贾的钱袋。

由腐败的专制权力操控的市场经济显然与公平竞争无关。在这种经济体制怪胎下的竞争,根本上表现为向腐败权力献贿争宠的能力竞争,以及不同权力掌控者之间的利益的竞争。但是,中共暴政的非正义的经济体制却涌现出巨大的经济能量。这种情况主要产生于下述三个原因:

据中共民政部高级官员透露,至二○○五年止,中国的实际人口为十五亿三千万。中共官方公开宣传的中国人口数量至今还是十三亿余人。中共不愿公布真实的数字,既是为证明其计划生育的国策取得了伟大成就,也是为避免中国真实的人口数量引起世界的恐慌。

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调查报告称,中国的十五亿三千万人中,十二亿五千万生活在农村;其中五亿左右的人口为“多余劳动力”,即有限的农村耕地无法容纳的劳动力。这个庞大的悲剧性族群构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概念。中共权贵市场体制的经济奇迹,就是建立在对遍布中国城乡大地的数亿“农民工”奴工般的劳作进行冷血剥夺的机制之上。

中世纪般的劳动条件、极长的劳动时间、每天不到1.5美元的工资、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和退休养老保障、大量女工和童工的非人道使用等等,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才会存在的现象,都以中国“农民工”的名义,出现在标榜人权的当代。由于中共暴政的宪法剥夺了罢工权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农民工”虽然有数亿之众,却无法以集体的力量和受到法律确认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在与腐败的权力勾结在一起的强势的资本面前,个体的“农民工”只能是被任意欺凌的弱者。“农民工”像野草一样活着和死去,从他们奴工般的劳动中涌现的被剥夺的超额价值,筑成中共权贵和奸商恶贾的天堂和中共经济奇迹的基石。

中共权贵市场体制产生巨大经济能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利用。

八九年中共享数十万大军占领自己的首都,大规模屠杀自己的同胞,使其反人类的凶残本性裸露在阳光之下;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中共官僚集团试图通过高速发展经济,重建执政的道德基础。这种以极权体制的政治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急功近利的、自私的,也必然以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利用,作为不可避免的后果。

据二○○七年国土资源当局向中共政治局提交的一份内部参阅的调查报告所载,由于矿藏的大规模开发和草场的过渡放牧,内蒙古从锡林郭勒盟往西至伊克昭盟和阿拉善盟的沙漠化趋势将加速发展,长城以北在未来十年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地区;黄河重度污染,下游断流时间将在每年平均两个半月的基数上逐年增加;长江河水系的生态平衡可能在十年之内崩溃;除青藏高原外,中国百分之六十九的湖泊均深度污染,已经变成鱼虾不能生存的死湖;除拉萨外,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与十年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升高;渤海沿岸五海里以内百分之七十的水面已经变成死海。

中共政权为维护极权政治体制而推进的经济高速发展,也高速把中国变成不适于人类居住的毒气污水之乡。在东亚大陆这片广阔地域上发生的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悲剧,必将形成对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致命威胁。

中共权贵市场体制经济奇迹发生的第三个原因,则是外来资本为获取高额利润大规模涌入中国。

数亿“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和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利用,为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虽然高额利润是建立在对人类良知的践踏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毁坏之上,包括台资在内的国际资本仍然经不住利润的诱惑。在道德良知之间,资本选择了利润;在理性对人类根本利益的认知和个体短期利益之间,资本选择个体的短期利益。大资本的拥有者一般应当是人类中精明的一群,但是他们的选择却显示出人类最愚蠢的一面:利欲熏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为利润不惜向魔鬼出卖良知与理性。

长时间以来,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有两类完全不同的预言。一类认为中共经济将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另一类则不断发出中共经济体制即将崩溃的警讯。

对于第一类预言,在进行严肃讨论时我们显然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相信一个建立在非人性、非理性基础上的经济体系会长久地成为时代的主题,不是庸人的愚蠢,就是为中共自我吹嘘的谎言作传声筒。不过,以往对中共经济即将崩溃所作的预言至今并未得到事实的证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出预言的那些“汉学家”、“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都傲慢而自信地迷失在一个误区中,即他们是以自由民主世界或者国际间通行的经济标准,研究并判断中国的经济,而中共的权贵市场则是按照其被专制铁幕遮蔽的自身的逻辑来运行。在这种情况下,预言者被他的预言嘲弄就理所当然。

单纯从经济角度研究极权政治命运,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本质上讲,极权政治之下,没有单纯的经济危机,中共政权首先是政治的动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反人类、非理性的暴政,造成饿死近四千万人的大悲剧,但是,却并没有出现所谓“经济崩溃”。

中共体制的危机,包括其经济体制的危机,根本上是政治的,或者说由政治所决定的。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大危机的爆发方式有下列两种:第一,以中共内部政治权力斗争为危机爆发之源,其典型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以经济问题为源头,引发社会危机,从而激化党内政治矛盾,使政治权力斗争冲破宫廷斗争形式的限制,全面社会化,其典型表现就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二十年来,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在创造经济能量的同时,每时每刻也都在为中共政治大危机的爆发积累能量。社会财富的极度两极分化和中共官员不可遏制的腐败趋势——这两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必然的社会效应,正在点燃中共政治大危机的导火索。

由于中国人的基数巨大,因各种原因进入中国的国外人士在大中城市往往看到一派繁荣景象。但是,繁荣的表像之下却掩盖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最极端的两极分化。王沪宁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都是暴政的首席御用文人。二○○○年,他主持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一份关于两极分化的内部调查报告中得出结论:大中城市是现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只要占中国人百分之十四的大中城市人口如果保持稳定,中国就不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这份报告为中共权贵阶层在疯狂积敛财富的同时,刻意保持大中城市繁荣,以维持社会稳定的方略,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根据。

但是,我不相信,牺牲十余亿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换来的近两亿人口的大中城市的繁荣能够长久;近年来,每年数万起民众自发的维护基本权利抗争暴政的事件,既是对极度两极分化的抗议,也是对王沪宁伪理论的否定。现在,大中城市繁荣的后面,十余亿人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正如地火奔行;历史很快将证明,以非正义为基石的社会稳定,不可能长久。

权力操纵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腐蚀权力——这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另一定律。中共政权早已无官不贪,无吏不腐;贪污腐败成为官员正常的生活方式。普遍腐败对中共极权的致命政治威胁在于,官员完全丧失政治理想之后,将以个人利益,而不是中共的整体利益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出发点。在受到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官员将基于个人利益作出政治选择,而不会为中共的政治存在出生入死。前苏联崩溃之际,近千万苏共官员鲜有人挺身维护苏共政权,就是历史的前鉴。关于腐败对中共的致命政治威胁问题,本书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论述。

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制因其非人性、非理性、非正义,必然导致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危机。现在,财富的极端两极分化和官员普遍的深度腐化,都在呼唤中共暴政的政治大危机。人们所等待的只是一次历史的机遇——中共官员在醉生梦死中等待,中国普通民众在愤怒中等待。

就在这种时刻,我听到马英九总统告诉台湾人,中共的经济体制将为台湾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前景。同时,我也预先听到了历史对马英九的嘲笑。

三、中共经济发展的政治效应——走向民主,还是强化极权

经济的发展将促进中共逐步放弃政治专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相当长的时间以来,这种论断成为一种思想时尚。但这是丑陋的时尚,因为,它虚假。

最初,是中共的御用文人制造出上述论断。靠中共施舍学术机会为生的各国“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和乞盼中共对其招安的中国伪自由知识分子,则群起鼓噪,把这个论断奉为不可质疑的真理。世界各国的小政客也愿意相信中共御用文人制造论断。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论断,为自己牺牲民主政治和人权的原则同中共交换经济利益的行为作政治道德的辩护;国民党上层的某些人士,更把上述论断当作国民党谄媚中共的合理性根据。

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即美德”。然而,知识却常以作强权的婢女,来论证其堕落。在此,我们不得不又一次面对知识堕落:为证明中共通过经济发展会自愿放弃专制,实行民主政治的论断,海内外众多同中共暴政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利害关系的文人,殚精竭虑,搜肠刮肚,制造出许多理论。现择其重要者列举如下。

其一曰“中产阶级论”,即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强化到一定程度又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则会顺应这种要求,逐步放弃专制;其二曰“私有化论”,即中共经济改革的私有化,必定导致民主政治;其三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论”,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数量,就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化进程。

事实已经证明上列各种理论,均是伪理论。不过,为以理服人,仍有必要对这些伪理论的谬误,作理论的揭示。

“中产阶级论”的谬误首先在于对历史史实的曲解。欧洲中世纪末期,确实是中产阶级率先提出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要求。然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实现主要是以人民革命的名义,而不是专制者自动放弃专制的方式来实现的。尽管欧美各国革命的激烈程度有所区别,但革命是由专制转向民主的历史逻辑。认为中共会应中产阶级的要求而自我放弃专制特权,没有历史的根据。

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是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经济过程;在专制权力主宰一切的国度,资本本质上不过是腐败权力的奴仆。以权力贵族和依附于权力贵族的奸商恶贾为一极,以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为另一极的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构成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产生一个占人口多数的强大的中产阶级只是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成为中产者的群体,也不会是民主政治的追求者,因为,他们所具有的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中产者的地位,以中共专制的存在为政治依靠。

“私有化论”的谬误则首先在于思维的基本形式逻辑的错误。“民主政治一定要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却不能因此得出“只要实行私有制,就必然实现民主”的判断。因为,那违背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已经说出的关于形式逻辑的真理。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专制皇权与待定的财产私有制并存的状态中。民主政治与财产私有制联袂出现只是近代史以来的现象——或许在古希腊时期,也有不成熟的民主制与私有制共生。纵览历史,可以看出,私有化一定导致民主制的断言,不过是浅薄的小文人为中共政权美言的伪理论。

中共建政之后,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将农民土地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种政治式的抢劫,将私人资本收归国有。但是,由于中共以宪法的名义规定,自己是唯一的不可变更的执政党,从而剥夺了人民的政治选择权,所以,整个国家都为中共官僚所有,所谓“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本质上是中共官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中共官僚集团因此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产者——它拥有全中国的土地和财富。

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社会大悲剧的落幕,同时也意味着中共理想主义骗局的破产。连中共官员也普遍丧失对中共政治信念的信心。

一切极权政治都是用理想主义骗局和利益诱惑来维持其政治凝聚力。理想主义骗局破产之后,便只有靠利益诱惑。于是,出身于四川黑社会世家的老政客邓小平,或许凭着家传的对人性贪欲的敏感,决定实施所谓经济改革。而其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将原来的财产“国有制”,即实质上的中共官僚集团集体私有制,改为财产的中共权贵阶层的个人所有制,使官员更直接地体验到从中共极权政治中得到的巨大物质利益,从而增强极权政治的凝聚力。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召唤,很快便通过所谓经济改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转化为中共权贵阶层迅速暴富的现实。随中共权贵阶层一起暴富的,还有依附于权贵阶层的奸商恶贾和百万御用文人。极少的一部分人利用专制特权攫取绝大部分财富,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却根本没有通过“私有化”获得财富的机会。中国的现实表明,极权政治背景下的“私有化”,是权力拥有者对社会财富的“合法抢劫”;在人民被剥夺政治选择权和其它基本人权的情况下,“私有制”不会给绝大部分普通社会成员带来获得财富的公平机遇,而只能带来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和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由极权政治操控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可能导致政治民主,相反,其根本的政治目的在于强化极权统治,维护权贵阶层特权利益,以及相应的法律和经济制度。

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论”的荒谬则更为明显。不分具体的时期、地点、对象,仅用某种数量的相似性,就得出定性的结论——这本身只意味着幼稚至极的学术玩笑。上一次民主化浪潮过程中转向民主的国家,与同中共暴政有一个根本不同,即那些国家实行的是威权政治,而中共暴政是当代极权政治的巴士底狱。用威权政治变化的数量尺度,衡量极权政治,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许多人以中共的经济改革为根据断言,中共已经放弃马克思列宁的极权主义。这种断言是错误的。在哲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内,在政治法律实践中,中共仍然毫不退缩地坚守马克思列宁的极权主义。改变的只是维护极权政治的经济方式,即过去用计划经济体制为极权政治服务,现在则用权力贵族市场经济来强化极权政治。

中共暴政现在允许人们有疯狂追求物欲的自由,有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的自由,有声色犬马、奢侈淫乱的自由,却绝不允许中国人拥有政治的选择权和思想言论、精神信仰的自由。在政治和精神的领域,中共不仅没有放松极权控制,而且实施最极端的极权控制,即秘密警察统治。

中共的经济改革没有,也不会导向民主政治。因为,中共经济改革的政治目的不在于实现民主,而在于强化极权。由此,经济改革的后果,也必然趋向极权政治的强化。

中共以权贵市场体制为经济基础,建立起腐败权力、肮脏金钱和堕落的知识三者间的罪恶同盟。但是,权力市场经济造成的财富极度两极分化,正在血淋淋地撕裂社会的稳定。中共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和官方谎言,来延续其独裁统治。依赖国家暴力,便必须强化中共对军队、警察、官员的极权政治性的控制;依赖官方谎言,中共便必须强化对媒体、学校、出版、研究机构和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极权政治的控制。所以,中共的经济改革导致中国极权政治的极端化,乃是正在发生,并将继续下去的趋势。唯有中共暴政如前苏联帝国那样,事先几乎没有任何预警,就在突然爆发的人民大起义中颓然崩溃,强化极权的政治趋势才可能终止,中国民主建政的进程才可能进入历史。

四、简要结论

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的前夜,但却很少有智者意识到这一点;台湾正面临政治的大劫难,这次劫难很可能使台湾丧失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即自由,并沦为一个铁血强权的政治奴隶,但台湾的众多的庸人政客却对此视而不见。我通过本章的表述,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质,是试图让世界看清人类政治大危机之源的真相,看清台湾政治大劫难之源的真相。认识真相,才有可能战胜危机与劫难。

许多台湾朋友基于复杂的情感原因,不愿真正关注中国和中共暴政。但是,命运已经把台湾逼到角落,台湾人不能不关注他不愿关注的对象。我说明中共暴政是一个背叛自己文化祖国的外来政权,中国已经文化亡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是为了阐释中共暴政同中国文化、中国人之间的原则区别。认清这种区别,对于台湾认清劫难的真正来源,并战而胜之,至关重要。

我说明中共暴政的经济改革不会产生公平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可能趋向民主政治,而只会强化极权专制,是为了从原则上表明,我们的认知与台湾统派政客散布的谎言的不同——他们正在把中共暴政,这个台湾的政治大劫难之源,描绘为台湾经济的希望之星。

最后,我希望通过本章的内容,引发读者思考一个问题:中共暴政,这个犯下重重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贪官污吏集团,对人类和台湾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本书以下各章中的表述,都是试图回答这个希望读者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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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

帖子admin » 2012-01-01 18:40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战而胜台湾

一、中共暴政对台湾政治战略的确定——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台湾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团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对于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决台湾问题意味着最终解决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半个世纪以上的爱恨情仇;以中共最终的完全胜利结束这一段历史,构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后的政治激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曾在中共内部的秘密会议上和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只是由于八九年六.四惨案,使中共和邓小平个人受到政治的重创,十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计划才被搁置。

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中共官僚,台湾仍然是插在他们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转瞬间便在人民大起义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础也在六.四事件中彻底崩溃——新的中共官僚集团是在这样极端危险的政治状况下走上权力之巅。恰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台湾挣脱威权政治的阴影,走上自由民主进程。台湾实现自由民主的意义远远超过台湾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团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十五亿大陆民众中的政治示范和政治召唤效应,已经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胁。于是,通过国家政权统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这成为中共新官僚集团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确的政治战略。

另外,六.四之后,中共暴政企图通过经济发展重建其统治合理性。但是,权力贵族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在产生巨大经济能量的同时,也造成极端的财富两极分化。从两极分化中涌现出对中共极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超过经济能量对社会的安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僚集团也急需挥舞民族主义旗帜,解决台湾问题,从而以“民族英雄”的资格,为其用铁血暴力镇压中国大陆民众对极权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辩护。

邓小平死前作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的录音,现在依然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当时也只传达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一级和军队的大军区正职一级。现将邓小平遗嘱的最关键的内容引述如下:

“… … 几年来,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动,想要效法所谓台湾经验。还有人劝我们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这个政治动态应当引起我们百倍警惕。要教育全党明确认识,台湾问题现在超出了我们同国民党的历史恩怨。… … 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 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早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条约,所以百年后还可以解决。台湾没有条约,拖下去,对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难解决。… … 台湾问题要在胡锦涛同志的两届任期内解决。不要超过二○一二年。希望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庆功会。… … 江泽民同志不要争功,不要冒进,要踏踏实实为胡锦涛同志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毛主席,还有我和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只是由胡锦涛同志代我们党去收获。”

邓小平的遗嘱用典型的中共党文化语言表明,这个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经意识到,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政治示范作用,构成对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因此,他也把所谓“解决台湾问题”当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胁的基本方法,并为解决台湾问题制定出最后时间期限。

江泽民最终交出党军大权之前,爱将陈良宇曾极力劝其发动台海战争,然后以战争状态为名,中止向胡锦涛交权的程序,从而继续掌握党军最高权力。王守业也在二○○一年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后,用写血书的方式,劝江泽民果断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没有接受劝告,并非由于担心美国介入台海作战,而是因为邓小平遗嘱中已经直接告诫他不要争功,他怕用对台作战的方式阻止胡锦涛按正常程序接掌权力,引发党内针对他的反对浪潮。他自知在权力斗争中积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险。陈良宇和王守业则由此为自己种下祸根。二○○五年胡锦涛接掌军委主席之后,立即拿王守业开刀,对其实施“双规”,即变相逮捕,终至军法起诉,判死缓。陈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之高位,也不免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这两位官员的罪名都是贪腐。在中共无官不贪无吏不腐的状况下,贪腐乃是整肃权力斗争对手的风流罪名。对于中共官员而言,政治罪名尚有平反之望,以贪腐被治罪将万劫不复。胡锦涛不可谓不毒。

二○○二年,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表面上竭力宣扬“和平崛起”,不过是疑兵之计,暗中却全力推动于二○一二年十八大前以武力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二○○八年初,中共注意到国民党有在选举中获胜,重新执政的重大可能。国民党失去政权的八年间,中共有计划地对国民党权贵阶层进行收买利诱,众多国民党上层家族已经在大陆开设企业或商号,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与中共政权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众多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也通过同大陆的学术交流,把自己的学术命运与中共严密控制下的大陆学院和研究机构连接在一起;更有国民党主席连站之类,除其家族在大陆经商之外,其本人更通过“联共制台”的方针,亲共、媚共、投共,使自己的政治利益与中共极权暴政的政治利益形成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关系。鉴于上述情况,胡锦涛判断,国民党一旦重新执政,中共就有用“和平方式”为主,即用统战方式为主,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在二○○八年台湾大选还没有结束之前,胡锦涛就已指令其首席幕僚令狐计划统筹,王沪宁副之,组建一个写作组,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前提,起草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政治战略。

马英九如中共的判断当选总统之后,中共于二○○八年六月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部门部署对台战略。为了保密,会场设在北京西山洞穴深处的中央军委第一战略指挥中心。参加会议的除中共政治局成员外,包括书记处成员、军队大军区和军兵种副职以上领导;国务院办公厅正副秘书长;统战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安部副职以上领导等,共计二百余人。

胡锦涛在会议的发言中讲到:“… … 毛泽东同志早就英明指出,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经过多年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积累,我们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这次国民党重新执政,为我们用和平方式迅速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重大现实可能性。这是我们重新修订对台政治战略的事实根据。”

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胡锦涛还特别表扬了中共国安部和外交部。他说,“国安部通过高效、缜密的工作,从两年前起就发现掌握了陈水扁家族贪污罪行的确凿证据,一些爱国台商也向我们有关部门揭发了陈水扁家族向他们勒索的情况;外交部的工作也很有成绩,经过努力,使美国政府同意给我们提供帮助,一起说服瑞士银行和新加坡政府,用充分策略的方法,把陈水扁家族贪污的罪证透漏、转交给台湾司法当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陈水扁很快就会被捕。他的被捕将给台独势力造成重大打击,也会进一步加强国民党政府控制台湾局势的能力。这次美国在陈水扁问题上同我们的配合也说明,国际关系形势对我们迅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十分有利;美国确实把『台独』视为麻烦制造者。现在,日本对移送陈水扁家族贪污罪证的问题态度还比较暧昧。外交部要就此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外交工作。日本当局一旦同意移送罪证,其影响就会超越案件本身,对分化日本同台独势力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三个文件:《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关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预案》、《统一台湾的政治法律 处置预案》。重点是第一个文件。

在《解决台湾的问题政治战略》中,中共关于新情况下对台湾的总体政治战略任务是这样表述的:“全党要紧紧抓住国民党重新执政的时机,通过加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统战工作,务必于二○一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战而胜,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彻底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台湾的所谓『民主经验』,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这个文件中还对政治统战方案、经济统战方案、社会文化统战方案、相关的外交战略方案作出了指导性和原则性规定。对上述各个方案,本书将用专章介绍。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最后提出:“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 ,全党、全军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实现二○一二不战而胜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上来。外交、内政、军事、公安、国安、宣传工作,都要主动为对台湾的统一战线工作服务… … 要把解决台湾问题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高度来认识。… … 在努力争取用统一战线的方式,即用和平方式为主解决台湾的同时,全党全军也要继续毫不松懈地作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邓小平同志的遗嘱确定的,也是我们这一届党中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灵所作的政治承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一些台湾朋友听到关于中共对台政治战略的介绍后,第一反应是震惊,而且不相信中共会实施这个政治战略。这些台湾朋友断言这个政治战略“是不理性的”。

是的,在这一点上台湾朋友们说得没错——中共的这个政治战略确实是非理性的。但这些台湾朋友们没有认识到,所有极权政治体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战略决策上的非理性,和战术执行上的高度理性”。

关于极权政治体制的这个共同特征,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不断被历史史实证实的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预见到德国会主动发起两线作战,但德国就那样作了,这显然是战略决策上的非理性。与之同时,德军的“闪电战”等战术,却又显出精确的理性安排,甚至理性得像一架机器。仍然是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很少有人相信,在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情况下,日本会发起对美国的战争,因为,那是不理性的。然而,日本政治与军事家群体恰好选择了战略上的非理性。不过,日本海军对珍珠港的偷袭又具备极其高度理性策划的素质,即战术执行上的充分理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根据理性判断,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既无空军掩护,又缺乏后勤保障能力的中共军队会投入韩战,与刚刚用原子弹轰击过日本的美军抗衡。但是,理性又一次在战略决策的意义上被极权政治忽视,而中共军队的战术则达到了以弱搏强所能达到的理性的极限。

上述这类史实还可以引证许多。为什么极权体制会具备“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的共同特征呢?对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数千年前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的治理优于人的治理。因为,人都是理性与感情的结合体,所以,人的统治会由于个人感情的作用而偏私。不过,尽管每个人都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然而,人却又有能力创造超越个体,因而超越情感的纯粹理性形式,这个纯粹的理性形式,就是法律。所以,法的治理就是理性的治理。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对于理解极权体制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特征有直接的意义。极权体制与人治是同一回事。极权体制之下,独裁者或者寡头集团的个人情感是其战略决策的根据,而以个人情感为根据的战略决策,不可能理性,只能是非理性。以中共对台湾的政治战略为例,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寡头集团的爱恨情仇和寡头们对极权利益的认知,台湾民众的意志、愿望、情感、利益则完全被忽略。这种完全忽略台湾民众存在的对台政治战略决策怎么可能是理性的?

长期以来,国际上多如过江之鲫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共的判断少有准确的时候,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懂极权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特征;用理性的标准判断极权战略决策,必定得出错误的结论。“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误导世界,也在误导台湾。台湾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共对台战略决策的非理性,就不可能真正看清台湾面临的危险,更不可能找到战胜命运大劫难的方法。胡锦涛等中共寡头的个人心理状态,在此次中共制定的“2012不战而胜台湾”的政治战略中起到关键的实质性作用。从中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共对台战略决策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疯狂的。这正是我在紧接下来的一节中要讨论的问题。

二、胡锦涛个人心理因素在确定对台政治战略中的作用——是历史的荒谬,还是人性的荒谬

民主政治之下,权力意志之魂在于法律,而法律以公民的意志与利益为依归;极权政治之下,最高独裁者和寡头集团的个人意志就是权力意志。当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构成中共权力意志的首要的兴奋点。所以,这个政治战略的最终决策基础,就在于胡锦涛和中共寡头集团成员个人的心理状态。只有剥去表面的官样文章的外衣,我们才能发现,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的真实背景,是多么阴暗,多么疯狂,又多么荒谬。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对中共党首胡锦涛的人格与心理状态,作必要的探讨。

极权政治要求用奴性人格与阿谀逢迎之术筑成升官之路,因为,向上负责是极权政治的基本逻辑;极权政治是阴谋政治,所以,华丽谎言修饰的伪善与伪善深处隐藏的阴狠,就构成专制官场中生存与发展必须具备的人格条件;极权政治以对独裁权力的贪欲,以及独裁权力带来的荣耀和特权,作为基本的政治动力,因此,对权力的贪欲必定是专制者心理的聚焦点。

奴性、伪善、阴狠的人格,对权力的沸腾的贪欲,构成中共官员普遍的基本人格与心理特征。不过,要想从中共暴政两千余万贪官污吏中脱颖而出,踏上权力之巅,除了命运的机遇之外,还必须是奴性、伪善、阴狠至极者,必须是把追求权力视作生命的唯一意义者。胡锦涛正是这样的人。

对于胡锦涛,贪婪与权力已经成为唯一的生存价值。在奴性、伪善和阴狠人格的养成上,命运也为胡锦涛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胡锦涛出身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凡在中共建政后的大学里学习过的人都清楚,大学里共青团干部、学生会干部和政治辅导员一类人,是学术上无知无能,醉心于帮助中共对大学师生实施政治控制的告密者群体。在大学里,与其说他们受到学术训练,不如说受到中共控制人的政治阴谋和权术的训练更准确。而这种训练正是养成纯熟的奴性、伪善和阴狠人格的摇篮。

胡锦涛虽然具备成为中共独裁者的全部人格条件和心理素质,但他的仕途却并非都一帆风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与共青团渊源甚深的中共领导人在权斗中失势之后,得势的中共顽固派对共青团出身的干部的政治可靠度产生怀疑;胡锦涛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书记,顺理成章处于怀疑之列。于是他从贵州省书记任上被调为西藏自治区书记。这次调动虽说属于平级调动,但由贵州调到更偏远的西藏,本身就是有贬谪的意味。而且从中共历史上看,西藏的书记几乎没有能继续升迁的。一时之间,胡锦涛的仕途似乎已到尽头。胡锦涛心灰意冷之际,赴藏不久,便托病返回北京住院疗养。

一九八九年是胡锦涛命运转折的起点。年初,在北京养病的胡锦涛接到中共西藏党委转来的一份文件,文件中称,根据公安部门秘密侦查掌握的证据,藏人僧侣准备在三月发起动乱。最初,这份文件并没有引起胡锦涛的重视。这时令计划找到胡锦涛。胡锦涛任团中央书记时,令计划作过其秘书。按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官员与其秘书之间是亲密的主仆关系。令计划得知那份文件的内容之后,向胡锦涛建议:马上返回西藏,作好平息藏人僧侣动乱的准备;一旦事态出现,立刻高调平息动乱。令计划指出,这可能是胡锦涛进一步发展的最后机遇;只有出现重大事态,胡锦涛的个人命运才可能出现转机。

据知情者透露,五年之后,令计划曾向人讲起,他当时为胡锦涛献的此策乃千古奇策,堪比汉张良当年为刘邦所献的暂入蜀为王之策。

胡锦涛接受令计划的建议,很快返回西藏,并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未经事先请示中央,就以西藏党委名义,强令西藏军区警备团和驻拉萨武警总队,全副武装,开进拉萨城区,用大屠杀的方式平息藏人僧侣的和平起义。胡锦涛本人竟然也完全违背中共官场规则,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头戴军用钢盔、手执自动武器,赫然出现在大屠杀第一线。

据西藏公安厅一份秘密文件记载,此次大屠杀中逮捕僧侣一千三百多人,平息暴乱的当场击毙所谓“暴徒”四百八十三人,后在关押中又有一百二十三名受伤的暴徒死亡或者自杀。胡锦涛,这个平常拘谨呆板,微笑总像不会凋谢的塑料假花一样挂在脸上的人,竟会如此凶狠,连一些中共的老军头都感到惊叹。一些曾与胡锦涛共过事的官员对此更觉得匪夷所思。

其实,胡锦涛的表现完全符合奴性人格的逻辑。在长期尊严被践踏、情感被压抑的奴性人格中,都如深海暗流一样涌动着盲目报复的阴狠兽性。我预言,胡锦涛在对待藏人僧侣时展现出的凶残,将在他“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再次血淋淋地裸露出来。

事件后,中央军委和武警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于胡锦涛未经请示中央就调动部队十分不满;认为这严重违背了军事纪律,一度试图正式提报告,要求对胡锦涛作出处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随后爆发的六.四事件,不仅使胡锦涛完全摆脱受处分的可能,而且使他受到邓小平的垂爱。邓小平决意用自己沾满六.四之血的手,把权力交给手上沾满藏人之血的胡锦涛。这个精明老政客认为,只有如此,他死后才不会因六.四血债受到清算。无奈当时江泽民获得李先念、陈云的鼎力支持,邓小平已不得不同意江泽民出任总书记,他只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人事安排,隔代制定胡锦涛作未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并用政治遗嘱的方式,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力和功劳“恩赐”给胡锦涛。当然,这绝非出于邓小平对胡锦涛的个人偏爱,而是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为防止自己死后因六.四血案被鞭尸,一定要强化同他一样有血案者,即胡锦涛的权力地位——邓小平最怕的是他的后任者为六.四“平反”,因为,以共产党的名义给“六.四”平反,意味着邓小平及其家族彻底丧失所有政治依托,并直接承担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滔天罪责。

总括而言,促使胡锦涛二○一二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决策的个人心理因素,主要有下列各项:

首先,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的两届任期已满,按规定应当交出权力。对于独裁者,交出权力比交出生命更痛苦。所以,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重大事件,或者主动制造重大事件,胡锦涛便会找到推迟中共十八大召开的理由,从而“合理地”延长自己掌握最高权力的时间。

其次,即便找不到延长执掌权力的理由,在权力还属于自己的时候,运用权力“建功立业”,不但可以巩固胡锦涛个人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而且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障胡锦涛交出权力后,其家族利用腐败权力敛聚的资财的安全。

再次,成功“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使胡锦涛对党内权力斗争的对手取得绝对政治优势,从而按照他的意愿组建下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核心团队。这样,即使交出了权力,胡锦涛也能够继续以太上皇的资格垂帘听政。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胡锦涛决策二○一二年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每一项心理因素后面,都是其奴性、伪善、阴狠和贪婪权力的人格在起作用。

同时,胡锦涛的这个决策不仅得到邓小平政治遗嘱的支持,而且也符合中共寡头集团成员的利益。

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使这一代中共寡头集团以“集体领导”之名,分享“丰功伟绩”,满足他们对荣耀的贪欲。不过,长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洗脑,使中共官员基本上属于极端功利主义的一类。因此,他们对荣耀的渴慕之下,隐藏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

当今中共寡头集团成员及其家族,无一例外都是利用腐败权力贪污受贿的犯罪者,其中相当一部分还犯有屠杀人民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反人类罪行。在台上时,他们可以用权力保护自己,一旦下台,失去权力之盾,他们的罪行就很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对手整肃他们的理由。而参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功,则会为他们下台之后提供历史功勋意义上的地位保障,极大增强其安全感。

胡锦涛的个人欲望与寡头集团成员的欲望和利益的契合,使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中共暴政整体的权力意志。那些相信中共战略决策会遵循理性规则的人们,其实自己最缺乏理性,因为,他们缺乏对极权政治战略决策的特点作出准确判断的理性能力。

遥想当年,慈禧太后为维持其专制皇权的安全,便把台湾出卖给日本。在那个过程中,没有谁想到要考虑台湾人民的情感、意愿和利益。台湾的命运就这样被一个衰朽荒淫的老太婆所决定。今日,中共政权,一个对中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极权统治的外来寡头集团,却又要以“统一”为借口,用极权专制的铁链锁住自由的台湾。在此过程中,台湾人民的情感、意愿仍然被忽略不计。难道台湾的命运又要被腐败至极、贪婪权力的中共寡头集团决定吗?这既是人性的荒谬,也是历史的荒谬;或者说,这是独裁者的荒谬的人性书写的荒谬历史。所幸,历史并不总是由独裁书写。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握住历史之笔,书写自由命运的时候——为历史免于被独裁者的意志主宰,渴望自由的人们必须书写历史,即便需要蘸着血泪书写。

三、中共对台战略的策略和战术设计 ——非理性下的精确理性

过去,智者告诉人类:贪欲是万恶之源。现在,我愿说:对专制权力的贪欲是万恶之首。

正是对权力的贪欲构成专制者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的基础;权力的贪欲像一团猩红的火,日夜烧灼着专制者的心,使他们成为非理性的动物。不过,专制政治的官场又是阴谋遍地、险恶至极的丛林。只有最具实用主义生存理性的人,才可能生存下来,并成为黑暗的丛林之王。专制官场的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生存理性训练,又把专制者培养成深谙人性弱点的理性动物。专制者权欲沸腾的灵魂是非理性的,专制者的权谋之术则极端理性。专制者的这种分裂的人格特征决定了,极权政治战略决策上的非理性和战术执行的极端理性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极权政治的可怕之处——通过精确的理性设计和运作,来实现专制权力的贪欲中的反自由、反人类内涵。这种极权政治的可怕之处已经成为台湾必须面对的现实。

从中共官员的身上,人们可以明确地发现非理性和权谋理性集于一体的双重人格。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三个决议,是胡锦涛授意,由令计划统筹的三个工作小组拟定的。那次会议上,令计划在对三个决议进行说明的报告中讲到:“… … 有同志提出疑问,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是不是仓促了一些,时机是不是成熟。… … 胡锦涛同志和常委班子,是在对未来我党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之后,才果断作出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一点也不仓促,时机也早已成熟,即使有一些条件暂时不具备,也要用开创性的工作使之具备。… … 我们处于战略机遇期,但也处于改革深化,深层矛盾将逐步暴露出来的时期。未来的五年之内,在经济、社会和思想政治领域,可能集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果断把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有利于凝聚全党、全军的意志,有利于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利于预防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 … 而且,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志对胡锦涛同志和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嘱托。邓小平同志在遗嘱中就高瞻远瞩,提出要尽早解决台湾问题;指明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党的生死存亡。”

令计划的这番话对于不熟悉中共党文化的读者,可能不容易准确理解。因此有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翻译”。令计划的上述发言的中心意思如下:由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运行二十余年造成的极端两极分化已经到达临界点,中共将在未来五年进入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大危机期。因此,实施二○一二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可以把大陆的重大矛盾引向外部,同时有利于煽动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情绪,用以欺骗大陆民众,缓解沸腾的民怨,为中共暴政度过危机创造条件。

显而易见,令计划在战略决策的层面上完全非理性。他只为中共度过危机的一党私利,并根据一个化为飞灰的老政客的个人愿望,就同意把专制的枷锁加诸于台湾的决策,这不仅是偏私的,而且是极端的,是极端非理性的表现。但是,为实现二○一二对台湾不战而胜的政治战略,由令计划主持拟订的一系列具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统战方案,即战术执行层面上的方案,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风格。这些方案是本书下面将要介绍的主要内容之一,相信读者会从中明确感受到下述这种风格:其对人性弱点之洞察、考虑问题之全面、分析判断之冷静、思想表述之缜密、行动设计之合理、权谋思辨之诡谲难测,等等都全然是高度理性的产物——没有偏颇的激情、没有极端的冲动,只有冰冷如铁的坚硬的逻辑。

中共官员的非理性与理性的双重人格,在中共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身上得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另类表现。中共将领中,包括公开用核战争威胁美国不得干预台海战事的朱成虎在内,共有十一名将领曾先后分别写血书给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尽早发动对台湾的作战。王守业就是写血书者之一。后来,王守业因得罪胡锦涛被逮捕。在审讯过程中,王守业精神完全崩溃。他供出,自己写血书要求尽早开始台海作战,除了为使江泽民有借口继续掌握军权之外,还有其个人目的。他说,在众多权力竞争的对手虎视眈眈的情况下,通过权钱交易敛聚的大量财富使他寝食难安。而对台作战无非两种结果,一是战胜,统一台湾;一是战败,国家大乱,中共垮台。无论哪种结果都对他有利——战胜了,他作为主站的鹰派和对台作战后勤主官之一,定然获得“民族英雄”的无尚荣耀和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在此情况下,那些权力竞争的对手和政敌也会知难而退,他的财富和个人的政治生命就都安全了;如果战败,中共倒台,天下大乱,他也可以得到解脱,因为,根据苏联的经验,苏共垮台后,前苏共官员用腐败权力获得的财富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反而以私人财产的名义受到法律的保护。

据中共军事法院的良知人士透露,胡锦涛在王守业的供词上批示:“我军的高级将领的思想意识竟会腐败堕落到这种程度,难道还不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吗?”其实,在战略决策的选择上,王守业遵循的是和胡锦涛同样的逻辑,即以个人的主观心理愿望,而不是客观理性,作为战略决策的根据。区别只在于,两个人的地位和处境不同,其战略选择的非理性的内容也有不同而已。

不过,就是同一个王守业,又具备出类拔萃的战术设计的理性能力。王守业作为主管后勤保障的海军副司令员,曾受命领衔设计台海作战的后勤保障预案。在王守业主持下,由海、陆、空三军种的后勤将领组成的设计组,仅四个半月就完成了预案设计。以迟浩田为首的退居二线的老军头组成的鉴定组,对预案鉴定后大为满意,称赞其设计之缜密与巧妙,超过当年日本海军奇袭珍珠港的作战谋略。

在人格的非理性和理性的双重性问题上,胡锦涛则是中共官员的最经典的代表者。如前所述,中共二○一二年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实质上是围绕着胡锦涛个人的权力贪欲与野心作出的非理性选择。然而,只要沉降到如何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术层面上,就可以看到精明的理性的权衡开始发挥作用。所谓“不战而胜台湾”的战术方式设计,正是理性权谋的选择结果。

胡锦涛确定用“不战而胜”,即用统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既不是基于对中国古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原则的理解,也不是像某些卖身中共的国民党权贵人士宣扬的那样,“中共不愿看到两岸同胞兄弟相残的悲剧发生”,而是为实现胡锦涛个人权力野心所作的理性权衡的结果。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无非两种基本战术方式选择,即武力方式和统战的非战方式。中共军方极力主张用武力为主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便为军人“建功立业”,提高军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创造条件。但胡锦涛与军队素无渊源,如果武力解决,整个过程将由军方主导,胡锦涛只能作一个政治木偶,难以真正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而且,武力解决台湾之后,军方将领的权威和政治影响力将极大加强,从而造成对胡锦涛政治主导地位的威胁。正是出于上述理性权谋的考虑,胡锦涛才否定以武力为主的战术选择。相反,用“统一战线”的和平渗透、利诱收买的方式,不战而胜台湾,则可以使胡锦涛在整个过程中处于理所当然的主导地位,使台湾问题的解决首先成为胡锦涛个人的“不世之功”。国民党的重新执政,以及国民党权贵阶层的亲共、媚共、投共、卖台的政治取向,恰又为胡锦涛确定“不战而胜“的战术方式,提供客观可能性的现实基础。

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战术方案,引起中共军方极大的反感与反弹。为安抚军方,胡锦涛同时要求令计划统筹拟定《关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预案》。这个预案的主要内容本书后面也有介绍。除安抚军方之外,胡锦涛在选择“不战而胜”方式的同时,又制定“军事斗争”准备的预案另有深意。这个预案为其在统战过程中用小规模战争方式激化局势,从而找到在大陆实施紧急状态的理由,提供了根据。紧急状态之下,胡锦涛便可合乎逻辑地推迟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并继续超期控制最高权力。书写到此,不禁感慨:中共狗官的权谋理性,真是机心万端,阴暗如晦,鬼神难测。

中共战术层面的极端理性不仅表现在战术方案的设计上,而且表现为实施过程中对既定战术方案的及时有效调整。现只随手拈来一例说明之。

台湾实行开放陆客来台旅游的政策之初,由于马英九当局刻意鼓动起的乐观情绪,许多台湾人满怀乞盼,等待大批陆客如“及时雨”从天而降,给台湾带来商机。但是,最初数月,大陆客每日入台只区区数百人,多者也不够千人,使台湾众多景点建起的各种旅游设施大部分置闲,投资者面临惨痛损失的前景。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开始步入危机,而国际经济危机此时发生,又给其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大陆一般民众缺乏旅游消费的能力,而中共国务院也没有能力为大规模公款赴台旅游支付账单。

二○○八年十月,中共统战部给中共书记处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赴台旅游的人数远低于预期,不仅开始影响马英九政府在台湾民众中的声誉,甚至可能对马英九加强同大陆经济联系的战略政策产生重大消极影响。此份报告提交仅三天,中共书记处就在令计划主持下,作出应对决定。这项决定的保密层次为“绝密”。该决定要求,由统战部牵头,工商总局和税务总局参加,共同组成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的任务是,促使在中国赢利的海外华人投资的企业(不包括台资企业)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出资,组织员工赴台旅游;对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的企业,工商总局和税务总局要给予工商管理和税收方面的合理优惠待遇,对于不响应这一号召的企业,要从工商和税务的角度,依法严加管理,对其在工商和税务上的任何违法行为,都要及时查办,从重、从严处罚。对于其他性质的企业愿意出资组织员工赴台旅游,也要积极鼓励。

该决定还要求,在中共统战部协调下,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和国家旅游局要确保二○一二年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之前,每年赴台旅游人数达到五十万左右;并声称,“上列各单位必须以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把这项任务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中共享上述方式逼迫华商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为陆客赴台旅游,这个被称为“政治任务”的活动买单,与黑手党收保护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共统治下能够长时间生存的华商和民营企业,以及其他企业,都学会了奴仆的乖巧。对中共这种敲竹杠式的号召自然至少表面上大力支持。因传销而常受打压的直销集团此次抢到献媚的先机,不仅首批组织并资助员工赴台旅游,而且责令其员工必须按照行前中共统战与国安部门培训的要求,把旅游当作“统一祖国的政治任务”,要向台胞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宣传只有和祖国大陆在一起,台湾经济才有出路的观念。如此这般一来,才出现了直销团员在台湾犹如暴发的土财主式的表演。

相信在中共暴政强权的逼迫之下,不断会有企业组团赴台旅游,人数定可达到每年五十万人次左右。只是这种以二○一二中共解决台湾问题为期限的政治任务式的旅游经济,对于台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中共给予台湾的经济利益,是要在二○一二年收回政治利息的,——政治利息的实质,就是自由的台湾要沦为中共极权专制之下的政治奴隶。

我们用较长篇幅论证中共极权政治“战略决策的非理性与战术执行的极端理性”的人格分裂的特征,是为了明确表达一个事实:中共享极权铁手扼杀台湾自由命运的非理性的战略决策,正在而且将继续由极其富于策略理性的战术设计来推行,即非理性的罪恶的政治目的是被遮蔽在用精巧的理性编织的骗局后面;只有等到中共在二○一二年条件成熟之后翻开政治底牌时,其政治目的才会裸露出来。所谓图穷才会匕现。可是,台湾有能力洞察骗局,看清中共政治目的对台湾自由的致命威胁吗?

四、简要结论

一个社会养活既不作工,又不务农,也不经商,还不搞科研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体,是为了经过这个群体,实现特定的社会职能。这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便是当重大的危险逼近时,政治人物能够凭借其政治敏感性,文人能够凭借其智能与知识,为社会敲响警钟。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体,辜负了养育他们的台湾。

现在,政治大劫难已经逼近台湾,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中共又用精致的理性铸成华美谎言的幕障,阻断普通台湾人看清事实真相的目光。这正是台湾需要大政治家和智者的时刻。然而,我们看到——历史也必然看到了,众多国民党的政客、马英九与其政府的官僚、利欲熏心的文人,以及俗不可耐的电视名嘴们,都在随着中共的谎言欢歌醉舞;他们试图让台湾人相信,对中国人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造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悲剧的中共贪官污吏集团,已经天良发现,洗心革面,由嗜血的暴政变成乐善好施的菩萨,从而将给台湾带来丰饶的财富和永久的和平安宁。

这群台湾的小政客和无耻文人在帮助中共传播谎言,也是在帮助中共暴政推行其反自由的政治战略。无论这次大劫难将来以何种方式落幕——是台湾的自由被劫难所摧毁,还是台湾人战胜劫难,历史都将把这批台湾小政客和无耻文人,作为永不饶恕的诅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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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三章 中共的政治统战

帖子admin » 2012-01-01 18:46

第三章 宠络国民党 裂解民进党 组建傀儡党──中共的政治统战

一、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方案
——一笑泯恩仇,还是招降纳叛

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国民党仍然缺乏实行民主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却要用权威对抗中共极权。那是试图用较少刚度的专制对抗坚硬至极的专制,结果不问可知。在对台湾实施权威专制的过程中,国民党至少犯有下列三项重大罪错:

其一,制造二.二八血案,以及其后长期以戒严法的名义,摧残台湾的自由;其二,实行党国体制,垄断国家公权力,用中华民国国库公帑养活国民党的系统,满足其一党私欲私利,并敛聚巨额党产,从而摧毁台湾的社会正义;其三,国民党官员公权私用,贪贿腐败成风,黑金政治横行,摧毁政治道德的基础。

在台湾自由民主运动大潮的冲击下,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措施,显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但是,国民党整体仍然缺乏必要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对其摧残自由、摧残社会正义、摧毁政治道德的三大罪错进行深刻反省,并作出必要赎罪行为,请求台湾人民的宽恕与谅解。相反,国民党的政客群体中文过饰非者有之,避重就轻者有之,暧昧不明者有之,诿过于历史者有之,就是没有敢于直视自己历史罪错的大政治家。当时国民党真可谓“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民主选举,一败再败,国民党权贵阶层中大批人如丧考妣,丢魂失魄,仇视民主政治,纷纷前往大陆,接受中共恩赐的“经商机遇”,企图作“亡国失权”后的富家翁,以终余年;更有堕落不堪者,竟把民主政治下不同政治观点的党派视为不同戴天的仇雠,只为一党一己私利,便置台湾的自由民主于不顾,走上“联共制台”之路,企图用出卖台湾人民政治选择权为代价,换取中共暴政对其的政治垂爱。

国民党失去政权后,经过一段冷眼旁观,中共便断定,这个过去的政治对手已经彻底丧失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决定抓住时机,在“多做少说”的原则下,大规模展开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江泽民于二○○一年就此作出批示:“力争使国民党由过去解决台湾问题的阻力,变成今后我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助力。这是『营粮于敌,为我所用』的最高智慧。”

二○○一年底,中共统战部作出一项决议,名称为《新形势下对国民党统战的原则与策略》。该决议中规定,对国民党统战的原则是“注重上层,注重退役将领,注重知识界”;对国民党统战的策略则概括为十二字方针,即“动之以情,实之以利,归之以名”。如果对上述原则与策略作明确的表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要用感情拉拢,名利引诱,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力量,进行全面统战。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重申了上述对国民党统战的原则与策略,以及“多做少说”的原则,称:“实践证明,这些原则和策略是正确有效的”;并要求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加速推进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一定要在二○一二年实现促使国民党由解决台湾问题的阻力变为助力的历史性转变”。

多年以来,中共坚持对国民党权贵阶层的感情拉拢和名利引诱效果显著,成绩斐然,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

至今为止,众多国民党权贵的家族都在大陆开设了自家的商号、企业,国民党权贵的子女与中共权贵的子女之间推杯换盏、花天酒地、称兄道弟、互诉衷肠之情景,早已司空见惯。可谓“其乐融融一家春”。中共相信,经济决定政治,物质决定精神是真理。现在看来,中共信奉的真理至少在众多国民党权贵身上得到了验证:只要中共能让他们活得华富贵,那还管它政治的民主,人权的良知和台湾的自由。

倾向统一的台湾知识分子是中共统战的重点之一。此类知识分子几乎无人没有受到过中共严密控制的所谓学术机构的邀请,免费或者基本免费,以学术交流之名赴大陆旅行玩乐,不知此身在人间还是天上。二○○五年终,在一次聚会中,只因我谈到中共官场的贪污腐败之情状,一位国民党籍的“著名”台湾学者竟然恼羞成怒,恶言相向,大有拔剑而起,为维护中共官员的声誉而与我决一死战之势。天可怜见,统派文人何时已沦为中共暴政的“红颜知己”?

人老思乡,魂归故里,本人之常情。不过,中共对大陆籍的国军退役将领的统战,却不是为了慰藉老人的乡情故意,而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中共的政治喉舌。多年来,通过各种管道邀请国军退役将领返乡,已成中共统战官员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军退役将领返乡时都受到隆重接待;想起当年败逃的凄惨之景,看今日之礼遇有加,老军人们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抚今追昔,感激涕○之余,有许多退役国军将领便在大陆添房置产,甚至续娶小妾,似要开始生命的“第二春天”。一位退役的国军少将曾向我吹嘘在昆明购置的房产,不仅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而且还拿出中共昆明市政府为其颁发的“老年优待证”炫耀。这位少将对我说:“过一两年台湾和大陆就统一了。我们选马英九就是要让他搞统一的。再过两年他还不搞,我们也要到总统府去静坐,示威。”——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惊诧之余,我不禁为台湾人感到悲哀:你们用税金养活的退役将领中,已有人愿作中共暴政的马前卒,为中共享极权专制的铁牢囚禁自由的台湾而效命。

国民党权贵家族、上层文人和退役将领的政治堕落,其根源并不在这些人本身,而在于国民党整体上精神的崩溃和政治意志的腐烂。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因,便是国民党的“联共制独”政策,标志着国民党亲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命运的确立。

其实,国民党“联共”是真,“制独”则有其虚假性。国民党宣称倡导“联共制独”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但中共暴政在精神上不是中华儿女,而是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子孙;因为,中共暴政是摧残了中华文化,在神州大地实行政治和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外来政权,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极权主义的政治代理人;因为,中共暴政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是一个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是一个对中国人实行秘密警察统治的政治黑手党;因为,中共享铁血暴政灭亡了文化的中国,沦为背叛文化祖国的卖国贼集团——中共乃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死敌和千古罪人。

许多国民党人以“制独”之名,行投共之实,其意不在中华,而在个人私利。台湾民主选举中的失败,使国民党权贵阶层意识到,民主政治下他的命运只能如秋风枯叶,落花流水。为重温国民党威权专制下的富贵之梦,便向中共暴政的极权专制投怀送抱。

面对国民党权贵的热情,中共自然欣喜有加,宠爱无限。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给相关部门的一份统战报告中,要求给予这些人给予高规格的待遇。中共常委、政协主席贾庆林亲自召见工商总局和税务总局的领导,向他们交代了一个必须给予工商管理和税收管理方面优待的台资企业名单,而国民党权贵的企业通常名列榜首。


二、对民进党的统战方案
——阴暗的心理对人性弱点的洞察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不仅规划了对国民党的统战方案,同时也规划了对民进党的统战方案。而且对民进党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国民党。

中共对国民党统战的目标在于,让国民党由解决台湾的阻力,变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助力。中共对民进党统战要达到的目标则复杂得多,充满阴暗的权谋,令人惊心动魄。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对民进党的统战作出一系列策略原则的安排,规定要“开拓多方位途径,密切各层次联系,广泛建立个人间关系,潜移默化发挥政治影响”;还明确指出,对民进党的全部统战工作都要围绕实现四个政治目标进行。下面,将分别具体介绍这四个政治目标的内容。

第一,运用具有高度策略思想的方式方法,把民进党内以及“绿营”内激进分子对“外省人”的仇视情绪引向极端。在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就此点作解释时说:“这样作有一举三得之效应”。

首先,令计划认为,这可以有效促进台湾社会政治结构的分化,而一个分裂的台湾,一个被互相仇视的族群撕裂的社会,有利于中共解决台湾问题,也有利于台湾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后,对台湾社会分而治之。根据令计划表达的这种策略思想,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台湾轰动一时的“郭冠英”事件,很可能是中共为激怒民进党内某些人士实施的策略方法。

其次,令计划认为,刺激、鼓动仇视“外省人”的极端情绪,有利于限制、缩小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使其在自我束缚中难以成为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象征。而这样一个自我限制、以族群情绪而不是社会整体利益为政治基础的民进党的存在,有利于防止“台湾独立”形成台湾各族群的共识,也有利于阻止超越族群意识的台独政治力量的形成。令计划说:“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指出,超越族群的台湾独立意识,以及把独立和统一说成是民主与专制之争的政治倾向,才是最危险的。”

最后,令计划还认为,激化族群间的感情冲突,能够把台湾社会的关注焦点吸引在岛内矛盾之上,有利于掩护中共对台的统战进程和政治意图。

中共对民进党统战要达到的第二个政治目标,是加深民进党内部的矛盾,使其持续处于实质性的分裂状态,无法形成坚定统一的政治能量。

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对此作解释时认为,民进党内派系林立,组织结构极不健全,再加上失去权力和陈水扁贪渎事件的双重冲击,造成党内极大的思想混乱,所以,现在正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统战方案,分化民进党的有利时机。令计划特别指出,中共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并不是从组织上造成民进党的公开分裂的局面,而是要使民进党“裂而不分”,矛盾丛生,在内斗中耗尽政治能量。用令计划的原话讲:“一个内斗不止、貌合神离、精神分裂的民进党,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而不能发挥推动台独的政治作用,可以有效减轻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有利于我们争取国民党的协助,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分化民进党的策略指导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也有规划,即“有打有拉:打要一击必中,不留余地;拉要培养感情,成为朋友。”令计划就此提出要求:“分化民进党的统战工作要求高度策略性,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既要作到不露痕迹,又要让人感觉到我们强大的政治存在。这样才能既产生有效的威慑力,又使敌对势力找不到攻击我们的政治借口。”

二○○八年七月,中共对台工作办公室为实施《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制定出具体方案。根据这项方案,陈水扁及其亲密支持者被列为当前打击的重点,这样作的理由如下:

其一,“经我国安部长期的秘密侦查,陈水扁及其家族的经济犯罪的主要线索均已被我掌握。在美国的协助下,已说服瑞士银行和新加坡当局同意,用适当的方法把罪证全部移送台湾司法机构。因此,打击陈水扁,有其经济犯罪的铁证为基础,可以得到台湾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

其二,根据专家分析,民进党现在的状况,完全没有能力成功应对陈水扁经济犯罪被彻底揭露后的政治危机。打击陈水扁及其亲信团伙,将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思想裂痕,使民进党长期处于政治思想的混乱状况,极大减弱其阻碍“我们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能力”。

其三,陈水扁曾是台独势力最主要的政治象征之一。通过证据确凿的经济犯罪事实打击陈水扁,不仅可以将其本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在社会道德的意义上,可以给台独意识以沉重打击。

其四,美国很讨厌陈水扁,认为他是麻烦制造者。打击陈水扁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与支持。

上述具体实施方案的内容,是中共对台工作办公室在二○○八年七月制定的。今天回顾过去一年的台湾局势,可以发现陈水扁案的司法进程,基本是按照中共设计的政治逻辑在运行。

中共对民进党进行统战要达到的第三个政治目标,是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竞相同中共进行联系和交流的态势,从而使中共 处于左右逢源的主动的政治地位。在二○○八年六月中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曾就此作指示说:“所有从事对台统战工作的同志,都要有一个明确意识,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同国民党加强交往,也要同民进党加强联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左右逢源,运用自如,占据主动。 … … 要认识到,民进党虽然反对国民党同我们交往,但那是因为民进党中的一批人害怕我们只同国民党交往,使民进党逐渐被边缘化。加强同民进党的联系,也会使国民党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更急于向我靠拢。要认识到,尽管国民党上层实质上已经同我们开始新一轮国共合作——当然这次国共合作同过去不同了,完全由我党主导——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国民党内还有一部分死硬的反共分子,还有所谓『本土派』。所以,同民进党发展关系有利于抑制国民党内部坚持反共的反对派。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台独势力掀不起大风浪。所以,无须担心同民进党交往会产生什么消极影响。”

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中共也采用截然不同的统战策略。胡锦涛在指示中说:“在同国民党各界人士的各种交流中,都要强化统一的政治意识和时间的紧迫性;要让他们明白,已经到了对台湾和自己的前途作出最后选择的时机了。总之,要千方百计推动国民党走上协助我们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光明大道。但是,在同民进党的联系中,要遵循另一种策略原则。这个原则《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写得很明白,那就是『不谈政治,只讲实务;不作争论,只讲感情;密切联系,为我所用』。同志们务必明白一个道理:在国民党已经开始同我们进行密切的政治交往的情况下,只要建立起和民进党的密切联系,就有利于形成国民党同我进一步加强联系的紧迫感,也利于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争相同我们搞好关系的趋势。所以,现阶段在和民进党的交往过程中,我们不要计较政治上一城一地的得失。民进党人员来大陆说一些统独方面的过头话,只要不是太过分,暂时就要宽容。要懂得『欲取故予』的道理,也要理解民进党人员的苦衷,他们是要靠说台独来拉选票的,真搞台独他们没有这个胆量。陈水扁当了八年总统,不是也没有胆量真搞台独么,只是靠嘴里喊台独,敛财骗选票。总之,为了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进一步促使其加快协助我们完成统一大业的步伐,现在有必要加快和民进党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步伐。”

正是根据胡锦涛的上述指示,中共才公开向民进党摇动橄榄枝。而国民党整体和民进党的个别人,已经开始随中共政治权谋的节奏起舞,登台表演。二○○八年五月中下旬,先是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六千台湾乡里长以及其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台湾人士,登陆福建,参加中共政协主办的“海峡论坛”。论坛之上,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成为中共摆出的最耀眼的政治花瓶。接着,民进党中常委、高雄市长陈菊急忙开始“破冰之旅”,先上北京,后下上海,北南奔波,风光无限。更有少数民进党人士既羡且慕,为之喝彩之余,也跃跃欲试。不旋踵之间,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又率阵容庞大的团队,应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之邀,赴北京作豪华的政治之旅,大有老骥奋蹄,扬尘播土,不甘人后之势。

冷眼看国民党、民进党人士的上述表演,人们不禁要问:台湾的政治人物都怎么了?难道国民党和民进党真要为中共暴政而演一出争风吃醋的政治丑剧?

为应对质疑,陈菊曾有一言曰:“生活不只是政治。”毫无疑问,陈菊说得没有错,生活中不只有政治,还有经济、文化,还有艺术、爱情,还有诗与歌、舞与乐。但是,问题在于,中共暴政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江泽民提出的要全部共产党员一体凛遵的所谓“三讲”,首要的就是“讲政治”。而对于台湾致命的问题更在于,当前,中共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个领域的统战活动,都是为了实现其政治战略,即用极权专制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局面,陈菊轻轻一句“生活不只是政治”,客观上恰有帮助中共享花样翻新的统战谎言,掩盖其对台湾的政治图谋之功效。此次陈菊的“破冰之旅”,据说中共恩准其不用亲自换台胞证。于是,陈菊得以手持中华民国护照,过关免检,直进北京,一副英雄形象。殊不知,她的特殊礼遇是中共恩准的,中共也可以随时让她灰头土脸。此时中共让她显得像英雄,是为实现下述政治目的:吸引更多民进党人士开始同中共建立密切交往的个人关系,从而刺激国民党人的争宠之心,最终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争先恐后,向中共示好献媚的政治态势。对此,作为民进党中常委的政治人物陈菊是否稍有了解?

中共对民进党的统战方案要达到的第四个政治目标在于,最终控制或者瓦解民进党——不能控制,便瓦解之。中共当局为实现这个政治目标所确定的主要方案,便是“断敌粮道”。

中共统战部政策研究室曾写出一份关于民进党组织状况的内部分析报告。该报告中称,民进党整体上缺乏基层组织建设,一旦丧失精神诱惑力,很可能出现雪崩式的突然溃散的局面。民进党各派系中,具有较深厚组织基础的,是新潮流派。因此,只要取得对新潮流的实际控制权,也就在极大程度上取得了对民进党的组织系统的控制权。从目前情况分析,实质上控制新潮流派的最有效而且可行的办法,是首先控制作为新潮流的经济来源的台湾商人和企业老板。 建议有关部门在招商引资时,要着力吸引这部分人来大陆投资设厂,让他们赢利,逐步使他们主要的经济利益与大陆密不可分。然后,通过这些商人和企业老板去控制新潮流,就会收水到渠成之效。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采纳了上述报告建议的办法,并称之为“断敌粮道”。在二○○八年六月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就此作出解释说:“这个报告是两年前一群青年专家提出的。对报告的撰写人要重奖。报告中的建议很有远见,我们采纳了这个报告提出的策略,称之为『断敌粮道』。这个策略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具体的客观情况。… … 经过相关部门的大量细致稳妥的工作,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新潮流的『金主』,大部分都已来大陆投资,或者有投资的强烈意向,正在谈判中。随着陈水扁贪污罪证据逐渐公开,民进党的资金来源必将出现重大困难。所以有理由相信,在时机成熟时,我们通过对新潮流『金主』的经济控制,可以相当程度上实现对新潮流系,进而实现对民进党的政治控制。”

当然,令计划的上述判断现在还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民进党未来的历史,还要由民进党自己书写。不过,中共是从极其阴暗的心理出发,在洞悉人性的弱点的基础上,制定出对民进党的政治统战方案的。因此之故,民进党未来是否能书写出高贵的历史,还要看它的政治人物能否战胜人性的弱点。

三、筹谋公开组建以中共为背景的台湾社会民主党
——借民主之名准备埋葬民主

二○○二年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并逐步从江泽民手中接掌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二○○五年末,王沪宁不失时机向胡锦涛提出一个具有政治战略性的构想,即筹谋在台湾公开组建以中共为政治背景的社会民主党。胡锦涛看后大为赞赏,称之为极有前瞻性、极有创造性的构想。王沪宁也由此得到胡锦涛的宠爱和倚重。

王沪宁的上述《构想》一文第一部分,是论述在台湾组建受中共绝对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王沪宁认为,对于民进党,在政治意识上必须禁绝,在组织上要予以瓦解,即使“一国两制”实现后,台湾的“民主制度”下,也不能允许台湾独立的思想意识“自由泛滥”,否则后患无穷。国民党虽然可以通过统战工作成为中共的政治盟友,可是,国民党的基层和本土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十分仇共,而且国民党在台湾命运大变动中的社会控制能力也很值得怀疑,所以, 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能力两个角度考察,完全相信国民党,把所有政治鸡蛋都放在国民党这一个篮子里是不稳妥的。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以及在统一台湾之后,在台湾必须有一个完全服从北京政治意志的强大政治组织,才能确保中共的政治战略顺利实现,才能确保统一后的台湾不再继续成为政治麻烦的制造者。

王沪宁特别强调,以“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后,“如果我党不能作到对台湾的所谓民主的实际政治控制,台湾很可能变成引发大陆政治动乱的策源地。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王沪宁提出,组建中共绝对控制的社会民主党,并让其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是统一后中共实现对台湾民主的绝对控制的唯一之途。他写道:“『一国两制』实现之后,继续让民进党和国民党这两个党在台湾政治舞台上轮番作表演,不应当是我们的目标,也不符合政治逻辑的强存弱亡的规则;在大陆优势而强势的社会主义制度背景影响下,性格中有极强的实用主义基因的台湾人,选择受到我党政治、经济强有力支持的台湾社会民主党执政,将是历史的必然。通过确保社会民主党以选举的方式执掌台湾的权力,牢牢控制住台湾的所谓民主制度,也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了台湾引发大陆政治动乱的隐患,从而确保我党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实际执政地位永不动摇。”

王沪宁在《构想》一文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可行性。他认为,在大陆投资,或者与大陆建立密切经济关系的二百万台商,以及受这些台商影响的范围更广泛的台湾人,是中共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他写道:“自古『商人重利轻别离』,视利润为生命是商人的天性。大陆有充分的能力让台商得到在其他地方投资无法相比的利润,但同时要让他们明白,获得利润的前提是在政治上支持我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当然相关机构这样做的时候,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要含蓄、委婉,不要让人家感到威胁,不要伤害人家的自尊心。… … 在台湾社会中,资本是最具能量的社会要素。对于二百万台商,以及他们在台湾各阶层辐射的影响力如果运用得当,我们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方案就具备了成功的基本社会条件。”

王沪宁还指出,通过以前长期秘密渗透和秘密的统战工作,中共已经在台湾社会中形成阶层分布广泛,数量可观,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秘密力量。如果继续以往那样只限于在收集信息、引导舆论等方面使用这只秘密力量,是“大材小用,浪费资源。”通过组建社会民主党的方式,利用台湾所谓的民主制度,使这只秘密力量由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公开合法地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实际是中共的政治能量在台湾的一次大提升。因为,从非组织化到组织化就是政治能量的倍增器,同时由秘密状态转变为公开合法的存在,也会扩大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活动空间。王沪宁写道:“经过长期培育的这只秘密力量,政治可靠,又与台湾社会水乳交融。是我党宝贵的政治财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到了打造解决问题的政治宝刀的时候了,这把政治宝刀就是我党在台湾的政治经理人——台湾社会民主党。我党在台湾的秘密力量这块好钢,也到了用在刀刃上的时候了。这只秘密力量要成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核心和思想灵魂,再加上二百万台商及其用资本的能量在社会各阶层的辐射的影响力,那么,台湾社会民主党一旦公开宣布成立,一定能产生震撼性的政治效应,并迅速在台湾社会站稳脚跟。”

王沪宁这份《构想》由于得到胡锦涛的极力支持,很快就进入实际的操作过程。二○○六年,由中共组织部、统战部、公安部、国安部、总参二部抽调的人员,共同组成“台湾社会民主党筹建工作组”,全面负责这项任务的实施。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更把筹建台湾社会民主党列为政治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上述“筹建工作组”组成后,开始统一协调中共全国各相关单位在台商中的相关工作。为了使所谓台湾社会民主党更具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筹建工作组”花很大力气,筛选将来可能作为该党台面人物的候选人。列入这个候选人名单的,有台湾演艺界的明星、著名教授、宗教界人士、著名企业家、电视台名嘴等。

王沪宁担任上述“筹建工作组”的首席顾问。他要求“筹建工作组”要特别注意从国民党和民进党中拉出一些标志性人物,将来加入社会民主党,并委以重任。王沪宁认为,国民党和民进党中的标志性人物,转而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标志性人物,对国民党和民进党可以起到强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它们弱化了,社会民主党就相对得到强化;“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政治相对论。”

根据王沪宁的意见,“筹建工作组”曾把宋楚瑜、许信良等二十余名国民党和民进党中已被边缘化的标志性人物,列为重点工作对象,争取他们同意将来出任台湾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后来根据情况,上述名单不断调整变化。比如宋楚瑜已被从名单中删除,理由是“此人积怨甚多,另组新党后影响力迅速下降,且为人诡诈多变,不足依靠。”

在王沪宁指导下,“筹建工作组”对于台湾社会民主党的筹建提出一个总体方针,即“秘密筹组,适时公开”。所谓“秘密筹组”,就是党纲党章的起草,组织系统的构建和完善,运作模式的设计等政治组织的要素,都要在不公开的状态下完成。据知情者透露,王沪宁曾就此说:“公开前的准备工作必须达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完备程度。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十月怀胎要在保密状态下进行,一朝分娩,出生的就不是一个婴孩,而是一个强壮而充满活力的青年。”

经过反复讨论,《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最后确定,在台湾公开注册社会民主党的时间,定于二○一二年春台湾大选之后,到新当选总统就任之前的时间段中。根据不同的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公开成立的第一项政治任务也不同:如果民进党胜选,社会民主党就要在新总统就任之前,国民党还在执政的时限内,以台湾出现『台独』的重大危险为理由,联合国民党,要求中共立即派军队进入台湾,控制事态;如果是国民党的候选人继续当选,社会民主党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最大的政治影响力,推动国民党当局在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同中共签定以撤销中华民国国号,废止中华民国宪法,统一实施中共宪法为前提的两岸统一的政治协议。

中共内部对于在台湾扶植、组建一个受其绝对控制、代表其政治意志的政党,意见高度一致。只是在政党的名称上曾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党应当直接命名为台湾共产党,其理由在于,这样命名可以更明确体现该政党与中共的政治渊源。但王沪宁坚持要用“台湾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他认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应当既具备坚定的原则性,又要具备充分的策略性。如果起名叫台湾共产党,是一种缺乏策略性的选择。因为那会直接暴露中共同台湾共产党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不利于该党在台湾民众中争取人心,扩大影响。而且,台湾已经有一个叫“共产党”的组织,如果搞出双胞胎来,从起步那一刻,就会人为造成不必要的困挠。这显然是不智之举。而起名台湾社会民主党,则既可以实质上为中共所控制,表面上又显示出自主性,是一个同时具备了原则性和策略性的明智选择。最后,在胡锦涛支持下,王沪宁的意见被接受;中共决策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作为将来中共在台湾的政治代理人。

四、简要结论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中,政治只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极权社会虽然也有经济、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领域,但所有这些领域最终都在专制权力的作用下,归结为极权者的政治意志。所以,极权社会是政治社会,极权政治则是阴谋政治。

中共对台湾的政治统战方案,显示出极权政治阴谋性的经典表述。虽然中共制定了详尽的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统战方案,但其意却在“山水之间”——中共政治统战方案的底牌上只写着“台湾社会民主党”。利用台湾的民主制度,公开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然后,通过对社会民主党的操控和政治、经济的全面支持,帮助其获得并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从而以台湾社会民主党为政治代理人,实现对台湾的政治统治——这是中共对台湾政治阴谋的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中共要借台湾的民主之名,埋葬台湾的民主,使之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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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四章 中共的经济统战

帖子admin » 2012-01-01 18:47

第四章 从"市场一体"过渡到"政治一统"──中共的经济统战


一、市场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经济机遇,还是经济绞索

中共将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以及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奉为"圣诫"。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诸种对台统战方案中,经济统战方案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温家宝对经济统战方案作出解释说明。温家宝明确讲:"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要循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经济在前台,政治在幕后』的原则进行。要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方案,首先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为政治统一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只要实现了经济统一,政治统一就顺理成章,指日可待。』

温家宝指出,国民党重新执政给中共加速推行"经济统一"的政策提供了政治条件;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则为迅速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特别就全球经济危机对台湾的影响作出分析:"正反相合,福祸相倚。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已经给我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随着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对我国经济会产生更大的压力。但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也给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台湾能源和矿产资源匮乏,岛内市场狭小,空间有限,所以,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就是台湾生存和发展的两条生命线。目前这次源于西方世界的全球经济危机,必然造成商品需求量的全球性萎缩,这对于主要靠出口型经济才能生存的台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产品出口萎缩,又必将影响进口自然资源的能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台湾东边面对浩瀚的太平洋,西边一百多公里就是大陆。对于台湾,这正应了佛家的一句话,叫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面前,只有依靠大陆,台湾的经济才能有出路。我们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场,容纳台湾产品出口,就像大海容纳河流一样容易;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完全能满足台湾的需求。当然,台湾想从大陆得到经济发展的空间,就要同意和大陆实现经济一体化。要用协议的方式确定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框架规则。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经济统一。台湾得到经济实惠,我们实现统一的政治目标。这才叫双赢互利,各有所得。对于二○一二年前率先实现两岸的经济统一,我充满信心。虽然我们可能会为此付出一些经济代价,但同完成统一大业,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相比,付出这些经济代价是值得的。"

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是军中主张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性人物。可能是基于对胡锦涛等人决策以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不满,梁光烈在会议上很不礼貌地打断温家宝的话,质疑道:"当初台湾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主要是靠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对这个你怎么解释?你根据什么说,这次台湾的经济非靠我们不可呢?"

针对梁光烈的质疑,温家宝作出解释说:"过去台湾能自主创造经济奇迹首要的是精神原因。当时台湾政治的自信还存在。政治的自信中又产生出一定的精神凝聚力,台湾社会和台湾人还能以这种精神凝聚力为依托保持自信心。在这种政治精神背景下,才产生了台湾的经济奇迹。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台湾不再有政治的自信,也失去精神凝聚力和自信心。国民党连谈三民主义的兴趣都没有了,陈水扁和民进党也主要是把所谓台独理念当成拉选票的工具。整个台湾社会蓝绿分裂,族群分裂,丧失政治目标,思想混乱,人心离散,连许多政治人物、大资产者和社会名流都人人一本外国护照或者绿卡,随时准备作鸟兽散。在这种情况下,在完全丧失自信心的情况下,台湾已经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渡过经济危机,走出经济困境。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就叫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中共经济统战的总体目标就是通过经济一体化,形成两岸经济统一的事实,从而为中共利用政治统一的方式控制,进而扼杀台湾的自由民主,创造经济基础。中共实行经济一体化的方案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内容,即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协议表述方式,就是《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金融一体化的标志性的协议表述,就是以《金融管理合作备忘录》(MOU)为起点的一系列协议。
中共《对台经济统战方案》规定,在市场一体化方面,务必达到下列要求:大陆市场要成为台湾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其中出口到大陆的农产品,要尽快达到台湾农产品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大陆要成为台湾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的主要来源地,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降低价格等有效措施;要确保二○一二年之前每年赴台的大陆游客接近五十万,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适当增加,以实现大陆游客成为台湾旅游业的最主要收入来源的状态。

根据中共《对台经济统战方案》的要求,金融一体化要实现下列目标:要逐步控制台湾的银行业和保险业,要不惜代价,操控台湾的股市;要迅速开始并加强对台湾能源、大型公共交通设施等战略领域的投资,尽快形成大陆和台湾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金融和投资关系。

上述《方案》中还特别提出,实现金融一体化过程中,为达到既定目标,可以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要特别注意对已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的运用。必要时可以"借鸡生蛋,借池养鱼",即与在大陆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台商达成秘密协议,由中共出钱,借台商之名,对台湾的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以及能源、重要公共交通企业进行投资,从而突破台湾对上述领域中外来投资比例的限制,实际实现中共资金对这些台湾战略经济领域的控制权。

二○○八年六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克强也曾就两岸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作过解释性发言,他说:"实现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也就实现了两岸经济上的统一。当然,为此我们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比如,接纳台湾的出口产品,会对我们的一些产业产生冲击;为吸引台湾把大陆作为它进口战略性自然资源的主要选择,我们需要用比国际平均价格低一些的价格向台湾出售自然资源。再比如,为突破台湾设置的投资屏障,控股台湾的银行、保险和其他战略性的经济体,我们不得不借诸一批台商作我们的代理,对这些台商我们当然要支付比较丰厚的报酬;要操控台湾的股市,使其基本按照我们的意愿升降,也需要一定的资金付出。但是,所有这些经济代价都是值得的,都会得到政治的回报。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台湾问题上首先要算政治账。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当前的政治战略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关系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战胜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 … 虽然我们不得不付出一些经济代价,可只要实现了市场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我们就立刻在两岸关系上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主动权:台湾的出口市场由我们控制,台湾必须进口的战略资源在我们手中,台湾的银行、保险和战略性经济行业由我们控股,我们有能力操控台湾股市,甚至有能力决定台湾旅游业的兴衰。在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之后,我们的政治意志,就决定了台湾的政治意志;台湾问题按照我们的政治意志解决,就是历史的必然。有同志担心,这样付出的经济代价会不会太大。事实上,主要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解决台湾问题,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经济代价,都比以武力为主必须付出的代价低得多。而且在经济利益上对台湾较大幅度倾斜也是有时效的,二○一二年,完成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战略之后,台湾就主要还是要靠自己来发展。"

从温家宝到李克强所表达的政治意图,是中共对台湾的经济活动追求的真正目标,即中共经济活动的价值归宿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台湾如果把自己的经济前途主要寄托于大陆,就等于把自己命运的缰绳交给中共掌握。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根本上源于人类过度消费的生活哲学中产生的虚拟数字经济;这是整个人类为自己的生活哲学的错误而不得不承受的艰难。连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内的人群都必须承受,台湾又怎么可能回避艰难?事实上,也只有那些通过智慧的反思和自己不懈的努力,战胜了艰难,战胜了经济危机的族群和国家,才会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可是,目光短浅而又缺乏智慧的马英九政府,正在向台湾人灌输一种完全机会主义的思维,似乎只要傍上中共这个大款,台湾就可以侥幸躲过这次全人类都正在经受的经济艰难。在这种思维指导下,马英九为实现中共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设想而鞍前马后,并竭尽所能,帮助中共把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这两条经济绞索套在台湾的命运之上。历史将证明,当中共的政治铁手拉紧这两根经济绞索时,被绞杀的将是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和自由人的尊严。

二、台商,一个被强权绑架的族群——利益与良知之间

在大陆,"台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并很快开始风行一时的概念。当时,正值中共党内两个良知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主政,中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比较自由的时期。不仅经济改革狂飙突进,政治改革也成为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术机构中,知识分子讨论的主题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随着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台湾资本开始进入大陆,"台商"也逐渐成为具有时尚性的概念。

统战部是中共负责对台事务的最重要部门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任统战部秘书长。有一次谈到台湾时,他对笔者说:"我们了解到,台湾都已经在考虑逐步放开民主了,我们党内却还有人要反『自由化『。这样下去,我们在政治上要被台湾抛在后面了。"胡德平对台湾的这种良性的认知,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良知派的普遍观念。所以,尽管开放台商来大陆投资仍然有统战的考虑,但当时统战考虑中隐藏的政治阴谋的因素并不多。由于处在经济改革的热潮中,那个时期很多中共官员更倾向于把"台商"视为经济因素。

八九年六.四血案之后,中共党内的良知派被彻底清洗,中共走上全力强化极权专制的不归之路。邓小平等六.四血案的原凶,完全清楚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只有极权专制才能保护他们免受政治的清算和法律的惩罚。所以,从确定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到隔代制指定同样身负血案的胡锦涛为接班人,都是邓小平为强化极权统治所作的政治安排。经济的开放虽然还在持续,但政治改革已被禁锢,强化极权专制已成为中共首要的政治意志;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也由原来的解决中共与国民党的历史恩怨为主,转为用中共的专制控制台湾的民主制度,从而一举消除台湾民主的示范作用引发大陆民主化浪潮的危险——对此,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就是权威的证明。

鉴于以上原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共越来越把台商作为统战的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来看待。本世纪初,胡锦涛执政之后,他以邓小平的遗嘱为尚方宝剑,将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确定为中共的战略重点。从此之后,"台商",这个本应该属于经济范畴的概念,在中共的视野中已经完全政治化;通过对台商的运用,实现统战的政治战略,现在成为中共官员对台商价值的基本定位。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专门确定了利用台商进行统战的五个主要方面:其一,充分利用台商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辐射的影响,加强大陆对台湾人民的亲和力。其二,在大陆资本不便公开进入的领域,比如传媒、教育等,以及在不准大陆资本控股的经济领域,用台商作代理人,进行收买和投资,以实现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统战工作目标。其三,二○一二年三月之前,要加强对台湾的招商引资工作,要达到台商人数比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的目标,以便扩大台商在二○一二年台湾大选中的影响力。其四,作好过去或者现在,公开或者秘密给民进党提供政治献金的台商的统战工作,利用他们影响,分化民进党,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进党的政治行为。其五,加大力度,在台商中进行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的准备工作,为中共将来利用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控制台湾社会,打下坚实的政治组织的基础。

台商投资大陆本是为了利润,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然而中共政权却要把政治的命运强加到台商身上。台商如果服从中共政治意图,作中共的统战工具,便可以获得利润,否则便要面对中共运用国家权力给不服从者造成的经济困境,甚至绝境——中共享强权绑架了台商,而经济利益成为迫使台商就范的"人质"。"台商"由经济概念变成政治概念,是违背人类社会正常逻辑的荒谬现象,但却又有其必然性。

中共专制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现代经典,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表现;中共的经济改革所造就的,是权力贵族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无论中共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专制权力都具有至上的权威,都是最终的裁判者。中国存在两套法律,一套是公开宣布的,一套是实际作用于社会的:公开宣布的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欺骗世界和中国人,为中共制造"依法治国"的假象;实际起作用的法律则在中共各级政法委的控制下,成为实现中共政治意志的法律工具。

极权政治之下,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政治权力是法律的主人,法律是政治权力的婢女——这本是政治法律常识。但由于中共令人眼花缭乱的欺骗宣传,人们常常忘却了这个常识。以极权政治的背景来审视,台商被中共强权所绑架就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不过,中共之所以对迫使台商作它的统战工具怀有如此充满傲慢的自信,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西方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投资者,以及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或者国际财团,也都被中共列入统战的政治视野之中,但中共对这些投资者却不敢进行肆无忌惮的政治绑架,而只能迂回曲折地作一些政治小动作。因为,这些投资者不仅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每个投资者后面都有其所属国的主权和法律为其提供保护,中共不能对这些投资者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守通行的国际经济法规则。台商则不同。一方面绝大部分台商资本规模较小,不具备跨国公司或者国际财团那样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台商没有国家主权为其提供法律保护——中共彻底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可见,台商实际是在没有任何主权保护和法律依托的情况下进入大陆投资的。大陆的法律的终极目标不在于保护台商的利益,而在于体现中共的政治意志。由此一来,台商的命运便只能完全由中共的政治意志左右;台商的投资利益更是完全由中共腐败的官权予取予夺。

中共极权之下,利益和良知是对立的。大部分台商自投资大陆之日起,内心就处于利益和良知的冲突中。由于腐败权力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转的轴心,所以,仅凭诚实的工作并不能得到利益,获得利益的前提是必须通过行贿这种法治国家视为的犯罪方式,与腐败的官权结成肮脏的同盟。行贿的方式花样百端,从金钱到美色无所不至。在中共的腐败官员眼里,台商毫无尊严可言,只是他们的活的"钱包"而已。同时,大陆投资的高额利润,主要是来自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台商只有首先杀死自己心中的人性,才能心安理得地赚取这种非人道的利润。

台商想在大陆获得经济利益,首先必须蒙蔽自己的良知。不过,那还不是最坏的情况。现在,中共要以经济利益为"人质",要求台商群体,成为其统战台湾的政治工具。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台商为经济利益而泯灭天良,背叛其故乡台湾的根本的政治利益——想要经济利益吗?那就把台湾的政治自由出卖给中共极权专制!对此,胡锦涛曾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份中共国税局和工商总局关于台商政策的报告上批示:"我们当然不能允许有人一面在大陆大发其财,一面又支持台独,甚至把在大陆挣到的钱拿去支持台独。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犯罪。"——胡锦涛的这句话表述出中共暴政的一个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逻辑:经济利益的得失,要由政治立场决定;经济利益要以限制政治和思想的自由为代价来换取。

关系到台湾的自由,"台商"在利益与良知之间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历史正在等待答案。然而,中共暴政对此问题却已经表现出充分的自信。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曾说:"对于台商我是有信心的;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会服从我们的政治安排。当然,各部门还要从各自的角度去做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也要对相关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对台商同胞要动之以情,明之以理,晓之以利,示之以民族大义。… … 许多台商在大陆生活多年,习惯了大陆的风土人情,社会制度,不仅经济事业在大陆,感情上对大陆也产生了归属感,有不少人还在大陆娶妻生子,真正安家落户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存在状况决定了,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党统一台湾的事业。"

台商整体上是否会像胡锦涛相信的那样,背叛台湾的自由,出卖良知,换取个人利益,沦落为中共统战的政治工具,这还需要等待未来的历史作出最后的回答。不过,即便胡锦涛相信的,变成了事实,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台商来承担;应当受到指责的,首先是台湾的政客群体。

人性中本就有对物欲的追求。能够抗拒经济利益诱惑的,唯有精神信念。可是,台湾的政客们正从不同的角度摧残属于台湾的精神信念。马英九摧毁台湾人的自信,把中共描绘为台湾的唯一出路;陈水扁则以其贪渎之行伤害了台湾的政治价值,并继续用小政客的表演加深这种伤害。在上述情况下,台商很难找到可以作为其心灵依托的属于台湾的精神信念——商人的社会职能不在于创造精神价值,而在于创造物质能量;创造精神价值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天职。精神信念一旦丧失,趋向经济利益就成为人性的必然选择。所以,随经济利益的诱惑而作中共希望看到的政治之舞,很可能将是"台商"在下一个历史剧幕中的表演。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希望在于,艰难时世之中,能有大政治家和智者群体横空出世,重建台湾自由的精神信念和政治自信,包括"台商"在内的台湾人民才可能因此而找回对正义、良知、真理的信心,才可能抗拒来自强权的经济诱惑,坚守台湾自由的原则。


三、实施经济统战的权谋——阳光后面的黑暗

专制权力是中共官僚集团的生命线。中共官僚集团的特权、财富、荣耀、地位全部源于专制权力;也只有凭借专制权力的保护,中共才得以规避诸如海珊、米洛塞维奇、红色高棉等反人类罪的罪犯的命运,即因其罪恶受到法律审判。专制权力构成中共官僚集团生活内容的中心,而专制本身属于政治的范畴,中共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

不过,这个政治的动物却又崇拜物欲的力量。中共的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国家哲学是源自西方文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有唯物主义的基点都在于,把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本质归结为物——在唯物主义的内心深处,人活着就是一块随物欲的诱惑醉生梦死的物质,死去就变成一块腐烂发臭并归于尘土的物质。基于对人的本质的这种阴郁的观念,中共相信,物性力量是左右人的精神和政治取向的根本性力量。所以,中共又把经济的手段作为实现其政治意志的最重要的方式。中共让经济变成充斥着政治权谋的领域。

中共对台湾的政治图谋十分明确,即把专制的铁链套在自由台湾的颈项之上。而中共的全部对台经济活动都围绕其图谋的主轴转动。由于对物性力量的崇拜,中共对经济手段的运用远远超出经济统战的范畴,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都可以感觉到政治权谋操纵的经济之手在起作用。中共经济统战的直接目标就是:通过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掌控台湾的经济命脉,从而在以专制政治的名义统一台湾之前,先行实现经济的统一。除此之外,在其他统战领域中,经济的权谋运用,也成为重要的运作支点。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下述各个方面。

首先,在对国民党上层的政治统战中,经济手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二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到省军级的一份统战部的秘密文件中明确规定,对于国民党上层和其他有重要政治社会影响的人士,无论是直接以其本人的名义,还是通过其亲友的名义在大陆的投资,都要给予保护,要确保其投资的经济效益。文件中写道:"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我们党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成败。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务必要认真对待,坚决执行。"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统战部的一次对台工作会议上,就此讲过一个很粗俗的话:"我们先让国民党上层把经济利益的屁股坐到大陆上来,他们的政治屁股坐过来的哪一天还会远吗?"

其次,在对台商的政治统战中,中共也把经济手段作为最重要的权谋来运用。台湾的投资者虽然都统称"台商",但地位却完全不同。有的"台商"如国民党上层和所谓有重要政治社会影响的人士,是作为中共的政治统战的目标性人物被"邀请"到大陆投资的,享受和中共权贵家族资本相差无几的"特殊礼遇"。而大多数台商最初则是怀着发财之梦,进入大陆的。进去之后才发现,他们的投资实际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中华民国的法律中共不承认,同时中共也不承认台商有国际法的地位;中共的法律首先保护的是中共官权的意志与利益。在此处境之下,台商往往成为中共官员利用腐败的权力任意宰割的羔羊。所以,很多台商开始都有一部投资亏损,甚至濒临破产的血泪史。经过多年磨难,台商终于学会通过权钱交易,与腐败官权结成同盟,来换取肮脏金钱的生存方式。恰在此时,中共又开始运用具有政治权谋的经济方式,利诱逼迫台商成为中共的"第五纵队",为其用专制统一台湾效命。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说得很清楚明白:"对于支持拥护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台商,要满足他们合理的经济要求,要让他们感到大陆是投资者的天堂;对于暗中反对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台商,要加强监管,进行经济制裁,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再次,经济权谋在控制民进党"金主"和瓦解民进党社会基础方面,也得到充分运用。如前曾述,中共视"新潮流"为民进党内最具组织能量的派系,因而将其列为统战的重点目标之一。而统战的具体方式,就是把"新潮流"的金主诱入大陆投资。以胡锦涛为组长,令计划具体负责的中共内部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就如何对待"新潮流"的金主,作出过逻辑清晰的政策规划,即"第一步,示以优厚投资条件,促其决心投资;第二步,使其得到超额经营利润,进而促其扩大投资;第三步,要求其终止对民进党的经济资助;第四步,根据其政治态度,决定今后如何对待其在大陆的经济利益。"该规划中还提出,"促使其扩大投资,是我们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步;其在大陆投资的规模越大,将来转变立场,采取有利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根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在瓦解民进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上,经济手段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的电视台拍摄关于台南水果的电视片,声称要把台南水果介绍到中国;大陆广西大批量订购台南水果等充满善意的经济行为的表像之下,都隐藏着冰冷的政治权谋——要让台南,这个构成民进党最主要社会基础的地区,在经济上依赖于大陆市场;要让台南民众的经济收入,由大陆的市场来决定,以促使台南地区民众的政治立场逐步转变。就这个问题,胡锦涛专门作出指示:"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台南的统战工作,首先要算政治帐,然后再算经济帐。主要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无论怎样都比主要使用军事方式的经济代价小。如果付出一些经济代价,能够瓦解民进党的社会基础,让台南人民通过切实的经济利益感觉到,大陆是他们切身利益之所系,对于我们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划算的。"

另外,经济权谋的运用也成为文化统战的重要支柱。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专门介绍。

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尽管中共决定主要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从没片刻放松所谓"军事斗争"的准备。以经济活动的名义掩藏军事准备的活动,乃是中共运用经济权谋的不可忽视的 部分。而中共享豪华的宣传活动推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概念,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共公开宣传的设置"海西区"的目的,全属于经济范畴,表面上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岸的经济交流,方便台商投资,有利于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但设置"海西区"实际却是由军方提出决策方案的军事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是福建,同时包括江西的纵深地区和浙江、广东的毗邻地区。这个所谓经济区正是中共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进攻出发地。中共公开宣称的"海西区"经济基础建设的重点是海西大通道和厦门与梅州两个深水港经济能量的开发。"海西大通道"是指两条由江西腹地分别通向厦门和莆田的运输大通道的建设。这两条通道的建成,能让隐蔽于江西山地藏兵洞深处的中共军队以及作战设备,在九个小时内高速抵达福建的两个港口,而此前已经建成的五条横向高速铁路,则满足了中共军队沿福建海岸高速展开的运输条件。同时,江西山地中共军队的战略藏兵洞,又有隧道和军事专用铁路,与大陆纵深其他军事基地相连。所以,海西大通道的建设使中共对台作战的前线与后方,联结成一个高效、高速的军事交通系统。

中共军方早就选定厦门港和梅州港作为对台两栖登陆作战的进攻出发地。为弥补运输舰和登陆舰的不足,中共军方在二○○○年拟定了利用民用船舶运送登陆部队的计划,并对民用船舶改为军事用途时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作出具有实战可行性的安排。而海西大通道的建成,可以使大批登陆部队,不到十个小时之内,便能从江西山地的藏兵洞中赶到厦门港和梅州港,直接搭乘事先云集在港口内的民用船舶,发起渡海作战,从而达到战役,甚至战略的突然性。对于中共在经济表像之下隐藏的军事图谋,马英九总统看来是懵然不知,依然向中共低吟"不武"的小调,麻痹台湾人的警觉性。他真的是不知大难之将至,还是另有深意?

维护马英九两岸政策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威信,确保二○一二年春天的大选马英九连任——这是中共要充分发挥经济权谋作用的最重要的政治战略领域。在中共的政治视野中,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基本符合按中共确定的时间表,以统一之名,用极权政治对台湾实施政治控制的战略构想。所以,维护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在台湾人心中的威信,同维护中共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一致。

中共不仅这样想,而且早已开始这样作。比如,如前所述,为证明马英九的"三通"和开放陆客来台的政策的正确性,中共不惜运用类似黑社会要保护费式的手段,强令一些企业出资组织员工赴台旅游;再比如,为证明马英九把中共描绘为台湾的经济救星的正确性,中共即使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也要保持台湾股市不致大幅下跌,甚至有所上扬。

中共要通过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在政治统一之前率先实现两岸经济统一。但中共的最终目的在于专制政治下的统一。中共与马英九"先经济,后政治"的逻辑正可谓心有灵犀,不点亦通。而马英九的连任对于中共完成其二○一二年政治统一的构想则至关重要。所以,运用包括经济权谋在内的各种手段,确保二○一二年春马英九当选,乃是中共关注的重点。中共也已下令要求各相关机构就此未雨绸缪,早作预案。虽然距二○一二年春尚有三年,可中共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却为争得头功,在二○○九年三月就向中共中央呈递了名为《关于确保国民党二○一二年胜选的工作方案的建议》。其中有关经济权谋的运用,张铭清提出四项建议:其一,在下一个台湾大选年度,大陆游客数量应当翻一倍,达到一百万。大陆游客增加,不仅可以在选举年给台湾带去经济景气,还会产生拉近台湾人对大陆的感情的广泛的社会效应,有利于马英九当选。其二,至迟在台湾二○一二大选前三个月起,保持台湾股市的"景气"。这是股票换选票的策略。其三,要用不言而喻而又明确无误的策略方式,让二百万台商人人都明白,他们的选票投向将决定他们大陆投资的利润走向。其四,在下一个台湾大选年用高于一般市场价的价格全部购买台南的可供出口的水果等农产品,以瓦解民进党的民意基础。从辩证的角度理解,瓦解民进党的民意基础同保证国民党当选是成正比的。

中共和国民党政府共同在用经济之笔,描绘两岸关系阳光灿烂的图案。但这个图案本质上是虚假的。因为,经济的运作只是权谋,中共的政治目的才是实质。政治目的一旦实现,作为权谋的经济运作,必将由于失去必要性而终止。那么,随这种权谋性经济运作产生的经济利益,也只能烟消云散——为政治利益而给予的经济利益,必定随政治利益的实现而消失。只不过政治利益属于中共暴政;台湾人最终从中共那里能够得到的,只有政治的枷锁和经济的失望。

四、简要结论

人世往往是荒谬的;在两岸关系的范畴内正出现一个荒谬至极的现象。

一方面,先有中共党酋江泽民严厉要求其党员必须把"讲政治"放在首位,作为一切工作的思想出发点,后有胡锦涛批示要学习政治上一贯正确的北韩,并要求在对台统战的活动中"首先要算政治帐"——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担心中共官员忘记,维护专制政治是其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活动的基点,因为,失去专制政治,中共官僚集团就失去一切,并将因其反人类罪、大规模贪污和攫取社会财富罪而受到审判。

另一方面,先有陈菊为其与中共之间的"破冰之旅"辩护道:"生活不只是政治。"接着吕秀莲奋勇跟进,声称不要再把中共看成六.四党。跃跃欲试之情溢于言表。从陈菊到吕秀莲似乎都致力于通过弱化中共政治性的言说,来替真实而冷酷地存在的中共对台政治战略阴谋遮羞。如果是连战如此作为,那就毫无令人惊诧之处,中共政治走狗的天性之一,就是为中共对台的政治阴谋遮羞挡丑。然而,从陈菊到吕秀莲都是民进党的"女天王"式的人物。她们也如此作为,难道在向中共投怀送抱的问题上,她们已决意不让国民党和连战专美于前,而要后来居上吗?

吕秀莲所说中共已不是六. 四党的断言,更是对中共的实质一无所知的昏话。经济遗产的继承,既包括财富,也包括债务。政治也是如此。中共当今领导人在继承中共的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必须继承中共的反人类罪的罪责。实施六.四大屠杀不仅是邓小平、李鹏的个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整个中共权贵阶层的意志与利益,代表了中共极权政治的意志与利益。六.四血案已成为对中共的政治恶咒,只要中共暴政还没有因其反人类罪受到审判和惩罚,这个恶咒就永远不会解除。为了规避由于六.四血案被审判、被惩罚的命运,中共只有不断强化极权统治一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八九年起直至中共崩溃,中共都将是"六.四党",即在"六.四党"恶咒的阴影下,竭尽全力逆历史潮流而动,千方百计加强极权专制。但那只是逆天而行的徒然之举。逆天者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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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五章 中共的文化与社会统战

帖子阿星 » 2012-01-03 21:45

第五章 控制传媒、驯化学者与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与社会统战


一、控制媒体和出版
——在自由的表像下实现思想专制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极端注重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纳粹德国更发展出一整套严密控制媒体与出版的党国体制。或许因为希特勒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以德国乃至西方极权文化为背景,中共的党国体制完全继承了纳粹德国极端重视控制媒体与出版的政治基因。“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人的思想乃至是非判断,都会随持久有效的宣传而改变”、“宣传会使人对痛苦甘之如饴”等等,这些纳粹时期关于精神控制的箴言,同样是中共的宣传原则,只不过使用的语言或者表述方式略有差别而已。

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活动中,控制媒体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已经制定并实施思虑周密的控制面板湾媒体和出版的统战方案。胡锦涛更曾在二○○三年中共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拟定的对台湾媒体统战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要让有关部门的同志们树立一个信念,通过对台湾社会思想舆论的引导,使两岸统一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要思想统一先行,用思想统一引导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有效实现对台湾媒体和出版的掌控”。胡锦涛的这个批示,作为指导思想,在二○○八年六月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被再次引用。

中共控制面板湾媒体和出版的内部战略,表述为十六字方针,即“以台制台,为我所用;由点到面,全面控制”。之所以要“以台制台”,是因为这个领域相当敏感,直接通过中共或者大陆的机构实施控制,极可能引起台湾社会的警觉,而用台湾人作为代理,则可以起到“暗度陈仓”之效。“全面控制”的方针则显示出中共控制面板湾社会舆论和思想自由的决心与自信。决心源于中共一定要在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非理性的战略;自信则来自于中共对其实行文化统战策略的有效性的预见。

中共实行控制媒体和出版的统战策略,无非是运用经济利益的杠杆,撬动台湾相关业者的贪欲之心,然后,用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思想上的服从。

中共对台湾出版业者统战的具体方法是,“抛出两个钓饵,提出一个条件”。所谓两个钓饵,一是对大陆广大图书市场的准入;一是允许其作大陆廉价图书在台湾的代理商。所谓一个条件,就是不准在台湾出版政治上对中共不利的图书和音像制品。从二○○五年起,中共宣传部每年年初都通过中间人,以非正式但却明白无误的方式,告知与大陆图书业务有合作关系的出版业者,绝对不能出版哪些人的作品,否则,同大陆的图书业务便将终断。五年以来,每年在中共宣传部禁书作者名单上都出现的,有袁红冰、辛灏年、何清涟、达赖喇嘛等人。

通过利诱与威胁,中共已经相当程度成功地控制住台湾的出版业。对中共可能产生不利政治影响的书籍在台湾出版困难重重,而为中共歌功颂德或者按中共意志篡改、歪曲现实和历史的各种各类图书,则汗牛充栋,在书店中随处可见。此情此景与中共享政治警察和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控制下的大陆图书出版市场几乎毫无二致。现在,台湾除少数几家出版社还不受中共利诱和政治控制,坚守出版自由的原则之外,众多出版社已经沦为中共和金钱的政治与思想奴隶。

控制面板湾的媒体则是中共统战工作的第一重点。中共是靠暴力和谎言夺取并维护其政权的,媒体则是中共享以制造谎言的主要工具。所以,重视控制媒体是中共的一种政治本能。原中共首领江泽民在一九九八年就曾对中宣部作出指示,称:“控制了台湾的媒体,就等于控制了台湾的一半民意。这种控制比派军队去还管用。这是对思想意识的控制;思想意识又指导人的行为。”

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控制,遵循“利诱与收买双管齐下,硬件与软件两面并重”的思路进行。这个思路也是当年江泽民提出的。

“利诱”的涵义不言自明,即以利益作为筹码,要求台湾的媒体业者为中共在台湾进行统战的思想宣传服务。只是对于台湾媒体,中共的利诱可谓出手阔绰,不计血本。媒体业者如果同时经营出版业,则前述对出版业者的两个钓饵依然有效;如果媒体业者兼营或者主营其他经济项目,并在大陆有企业,只要该媒体业者愿意牺牲新闻自由的原则,为中共的统战作宣传,那么他在大陆的企业便拥有了只会获得利润而不会亏损的特权——在中共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腐败的官权是王者,可以随其意志决定企业的亏赢生死。

所谓“收买”,具体是指由中共秘密出资,由已经成为中共统战工具的“台商”公开出面,收买台湾媒体。之所以由“台商“公开出面,是为掩盖中共对台湾媒体实施思想控制的政治阴谋,让媒体继续保持非政治性的假象,增强其实质上作为中共舆论代言人的对台湾人宣传的欺骗性;而由中共秘密出资则可以使中共比用利诱的方式更直接、更方便地控制媒体。中共通过台商购买台湾媒体的统战行为,早已展开,并取得极大成果,而其势头并未减弱,甚至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君不见,有台商泛太平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在一次众多中共官员出席的会议上,急中共之所急,公开宣称他要斥巨资,回台购买电视台。真可谓对中共剖肝沥胆,以示忠心,唯恐不及。

所谓“硬件与软件两面并重”,是指一方面要控制面板湾媒体本身,即控制硬件,还要同时对媒体的工作人员进行统战工作,以达到思想控制之目的。多年以来,诸多台湾媒体的记者、编辑,都曾受到大陆相关单位的邀请,免费赴大陆作业内交流,兼之以观光旅游。而大陆方面的接待必定是美酒与鲜花齐举,热情与豪华并至。中共”投之以琼瑶“,台湾的记者和编辑又怎能不“报之以桃李”?于是,撰文编辑之际,自由、客观、公正的媒体职业道德原则,常被感激图报之意侵蚀。更有甚者,某些名记者、名编辑,在中共着力“统战”之下,已因一己之私情私利,主动作中共代言人,实质上把自由台湾的媒体,变成了中共的宣传机器。人的道德良知有时竟如此脆弱,亦良足为之扼腕而长太息。

台湾电视节目中有一个奇特的群体,即“名嘴”。“名嘴”们大都有一个与知识分子身份相关的头衔,但其中许多人神形之猥琐庸俗,语言之粗鄙无聊,思想之浅薄无知,均堪称绝唱。从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企图影响社会舆论的努力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共统战的阴影。他们有的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在因统独之争而至于族群撕裂的台湾伤口上撒盐;有的摇唇鼓舌,为某些国民党权贵的媚共投共行为作合理性诠释;有的油嘴滑舌,为中共粉饰太平。其中最过分者,竟有胆量公然违背《中华民国宪法》,在中共中央电视台的“海峡论坛”节目中,称中华民国的总统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真是视台湾的法律如无物,有恃无恐达于极致;其所恃者,无非中共背后的政治撑腰。

现在,台湾也只有少数报纸如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孤独保持着立场的独立性;一百多个电视频道中,仍然没有被中共利诱和收买的也所剩无几,可谓寥若晨星。翻开台湾的报纸,打开台湾的电视,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关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的情景,都是一派莺歌燕舞,太平盛世的伪宣传。似乎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已在中共宣传部的绝对控制之下。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就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媒体的控制,提出极为具体的计划,即要求有关部门在二○一○年年底之前,采取有效方法,控制自由时报集团、苹果日报集团、三立电视台和民视电视台。令计划讲:“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已经作出决定,台湾下次大选前,我们一定要作到舆论清场,以保证国民党胜选,为签订两岸统一的政治协议打好政治基础。所以,对于我提到的那几个媒体的控制工作,要由专人负责,要立下军令状,务必按时完成。即便暂时需要付出比较大的经济代价,也再所不惜。”

中共统战的锋芒已经明确指向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三立电视台和民视电视台等。在中共的利诱和威胁前,这几个硕果仅存的独立媒体,还能够坚持住媒体的职业道德的底线吗?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共正在推进由经济统一到政治统一的进程。冷酷的现实是,在此之前,中共通过对媒体和出版的控制,已经率先实现了另一种统一,即台湾的媒体和出版已经基本成为中共统战的第一片沦陷区。中共初步具备了通过台湾媒体和出版,左右台湾社会舆论的能力;中共正在借诸台湾的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制度,利用受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的片面、虚假的宣传效应,对台湾人实施实质上的思想专制。

更可怕之处表现为,台湾社会正在形成对待与中共有关问题上的“自律”现象。所谓“自律”,就是在思想和言论上,自觉地不去触动中共的政治底线,以免激怒中共,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中共的报复性行为而遭受损失。这种“自律”现象在投资大陆的台商中滋生、蔓延,现在已经广泛渗入台湾内部的社会各阶层。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台湾的各大酒店,包括众多著名的国际连锁酒店,由于担心中共报复,影响其在大陆的业务,都接受了中共代理人的“劝告”,自动关闭三立、民视等电视台在酒店内的频道;与之同时,受中共直接控制的电视台的频道却畅行无阻。

台湾社会各阶层出现的对中共的“自律”,既是中共控制媒体与出版必然产生的社会舆论后果,也是台湾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思想与言论自由,处于中共思想专制之下的标志,同时更表明一种政治奴隶的心态,即在强权之下,为了生存的利益,自动放弃精神自由的权利。以“自律”的方式放弃自由,比铁血强权用国家暴力剥夺自由,更具生命的悲剧性。因为,前者意味着人性的最深刻的堕落——为了物欲而背叛自由。
尽管控制媒体和出版的统战取得重大成果,中共却并不以此为满足。根据胡锦涛的指示,从中共国台办到海协会,都释放出信息:鼓励大陆媒体到台湾发展,也欢迎台湾媒体到大陆发展。这个信息看来是双方对等,实际是只有利于中共。因为,台湾媒体基本被中共控制,到大陆发展也不会造成中共对传媒失控的现象;大陆的媒体都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意志的直接宣示者,这些媒体登陆台湾,与中共的政治意志登陆台湾是同一回事。

中共鼓励大陆媒体登陆台湾还另有深意。二○一二年台湾大选前具备全面控制台湾社会舆论的能力,从而通过舆论导向帮助国民党籍总统连任——这是中共至关重要的统战目标之一。在此之前如果能完成大陆媒体登陆台湾的设想,显然有利于通过中共自己的媒体的政治存在,直接实现上述统战目标。

二、对知识界的渗透
——把教授驯化成文化奴仆

六.四血案之后,为走出中共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造成的困境,邓小平决定改变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此前,中共主要是用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肃的方式,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暴政的精神奴仆。鉴于六.四反人类罪行引发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中共急需收拾人心,重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决意用经济收买的方式,驱使知识分子就范。或许是由于中共暴政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整肃,特别是六.四之后一段时间的逮捕、流放,已经基本肃清了知识分子中的人格高贵者;或许是由于中共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统治之下,中国文化精神趋于灭绝,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成无文化之魂的群体,邓小平的经济收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无文化之魂的精神卑贱的群体,必然把物欲的追求当作生命的主题。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归附于权贵阶层,数百万御用文人成为专制与金钱的双重奴仆,并把为中共极权政治和权贵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辩护,作为其最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功能。

邓小平之后,江泽民为扩大中共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修改党章,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实际就是允许靠买通官权而暴发的新生资本家,加入声称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先锋队”的共产党。以此为标志,在中国,腐败的权力、堕落的知识、肮脏的金钱形成了支撑中共极权统治的政治同盟。正是由于该同盟整合了权力、知识和金钱,这三项最具社会能量的因素,中共极权才得以延续至今。而权力、知识和金钱的结盟,也被奉为中共重要的政治经验之一。

现在,中共已经把上述经验用于对台湾的统战。最早对此作出理论论证的,便是中共首席理论顾问王沪宁。二○○六年,王沪宁曾向中共中央提交过一份只供高层参阅的内部研究报告,题目为“在台湾知识界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几点思考”。该报告认为,“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最成功的经验便是建立起权力、知识和资本三足鼎立的稳定的政治结构;如能把这个经验有意识地运用于解决台湾的过程中,将会使对台的统战工作的思路更清晰,方针更明确,方法更有效。

在上述报告中,王沪宁写道:“… … 权力、知识和资本结成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大陆成功的经验。这个经验对于主要用统一战线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当同样有效。经过前几年的工作,二百万台商将来在我们最终对台湾问题作出政治解决时站在我们一边,基本不成问题。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所以是靠得住的。我们完全有信心掌握台湾社会资本因素的政治趋向。… … 我们党同国民党高层在对待台独的问题上已形成高度共识;现在看来,二○○八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也具备现实可能性。美国视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也将转而支持国民党。因此只要我们加大力度,创作性地作好对台湾知识界的统战工作,二○○八年国民党胜选之后,在台湾就会以我们党为实质的核心,形成权力、知识和资本的统一战线。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将会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可靠的社会能量的保障。”

王沪宁上述思想提出之后,很快便被中共高层接受,并一直作为对台湾知识界统战的指导思想,发挥作用。中共对台办公室据此提出对台湾知识界统战的策略原则是“以学术交流为基础,抓住重点,全面覆盖”。在具体执行中,中共教育部又把“抓住重点”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单位。国立大学的台大、政大;私利大学的东吴、铭传都被列为学术交流的重点对象。第二个层次则是教授学者个人;被列入中共统战重点对象的台湾教授学者已达三千多人。中共教育部还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全面覆盖”的原则。所谓“全面覆盖”是指,要同台湾的每一所国立和私立大学都建立起学术交流的关系。表面看来大陆各学术单位同台湾的学术交流是各自分别独立进行的,实际上则由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在背后统一协调操控。

大陆各学术单位同台湾的学术交流的花费,也获得单独列支的特权;经教育部批准后,由中央财政拨付。

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要求,对台湾知识界的统战工作要实现的具体目标是,作到台湾教授和学者对大陆的两个依归,即“学术依归”和“情感依归”;为作到这两个依归,就要进行相关的学术投资和情感投资。

中共教育部的相关内部文件明确提出,为实现“学术依归”,要在各学术领域专门为台湾教授学者设立系列的科研课题,同时欢迎并支持台湾教授学者自己选择有关大陆的科研课题。同时,要为这类课题提供学术数据和经费保障,要为其科研成果走向国际舞台,被国际学术界接受,提供有效帮助。

二○○七年王沪宁就相关问题曾给教育部官员作过一次报告,他讲:“… … 随着我们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长,有关中国大陆的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为显学。台湾地域狭小,国际影响日渐萎缩,缺乏学术研究的课题容量。所以,台湾学者的学术出路只能在大陆,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 … 有的同志担心,我们资助台湾学者的研究课题,如果最后得出政治上同我们敌对的研究结论,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必要。道理很明显,他们进行大陆课题的研究,只能依赖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学术数据和数据。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学术源头上把握了研究的学术结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理,我们提供的是大米,台湾学者就很难煮出高粱米饭来。当然,这就要求我们给台湾学者提供学术研究的数据和数据时,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策略意识,也就是说,绝不能提供那些可能导致对我们不利的研究结论的数据,相反,要通过有选择地提供研究资料,有意识地引导研究者趋向我们预计的研究结论。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建议教育部领导组成专门的班子,对学术资料的提供工作,深入研究,统筹安排,以策万全。”
王沪宁的上述讲话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共在用机心百端的权谋,设好统战的陷阱,以学术名利为诱饵,引诱台湾的教授学者进入陷阱,使之成为中共的学术奴仆。而众多台湾的教授学者也确实沉醉于对中共的“学术依归”,正争先恐后地奔行在中共为他们安排的命运之路上。对此,我有直接感受。

二○○八年十一月,我受邀作为论文评论人,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几位台湾教授介绍了他们关于大陆的论文,题目涉及经济、法律等领域。令我震惊的是,这些台湾教授竟然同王沪宁预言的一样,完全以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和数据为根据得出结论,而且论文的行文风格和结论的价值取向,都与中共严格控制的大陆所谓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毫无二致。从这些台湾教授的论文中,人们已经根本无法分辨他们是属于自由世界的学者,还是属于数百万中国大陆的御用文人和思想奴仆群体。这次研讨会上,我在对这几位台湾教授的论文评论时说:“你们把中共官方发布的数据和数据作为论文的依据,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些垃圾数据和数据连中共狗官都不会认真对待,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为政治宣传制造出来的。而你们却奉之为瑰宝,把你们的学术声誉同这些垃圾资料联系在一起;你们建立在中共享以欺骗世界的虚假数据上的所谓学术结论,只能有一个价值,即帮助中共欺骗世界。这是台湾学术的悲哀。”(大意如此,原话无法准确回忆)

后来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据说,由于袁红冰这个名字和我的评论,邀请我参加会议的长者竟然受到同事的强烈抨击。抨击的理由在于,因为邀请我参加这次研讨会,可能会对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同中共学术单位今后的学术交流,以及他们的某项学术研究经费的申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听到这件事,令我心神黯然,不禁想问太平洋的万里波涛:难道台湾的某些学者真要以中共极权政治作为他们现在的学术依归之所,将来的学术埋骨之处吗?难道台湾的某些教授真要放弃学术良知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作中共的文化奴仆吗?

教授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族群,“学术依归”就足够保证台湾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治意图的理解,甚至支持。但中共并不以此为满足。为确保在二○一二年之前形成以中共政治意志为核心,由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台商的资本和台湾教授学者的知识之间的联盟为内涵的台湾社会能量系统,中共还要实现台湾教授学者对其的“情感依归”。

在中共教育部和国务院对台办的统筹策划之下,中共各学术单位和统战部门对台湾学者的情感投资早已全面展开。迎接时如火如荼的热情和鲜花掌声,送行时的依依不舍与赠别厚礼;宴会上的传杯飞盏,旅游中的着意安排与豪华接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便有台湾教授学者熏熏然、陶陶然、昏昏然,不知今夕何夕,并用一片真心、万斛真情回报中共的情感投资,混不觉把真心真情献给中共极权就意味着对学术良知的彻底背叛——因为,极权专制是精神自由不共戴天的死敌,没有精神自由的地方便没有真正高贵的学术精神,而只有专制的文化奴仆,暴政的御用文人。

大劫难正逼近台湾。劫难的实质在于,中共要用极权专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铁牢,囚禁自由的台湾。值此艰难时刻,教授与学者群体应当承担起知识分子对台湾命运的责任——用知识的名义,向台湾人民预警劫难,提出用以坚守自由原则并战胜凶险命运的精神价值与策略原则。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众多教授学者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一心一意走上对中共的“学术依归”和“情感依归”之路。这条“依归”之路也是背弃并远离自由的台湾之路。台湾养育出一群在名利诱惑下把冷漠的背影对向台湾命运的忘恩负义之人。

行文至此,悲愤之情实难平抑,故有一事不吐不快。我多次亲身体验过,某些具有统派国民党籍的大学教授对中共的“情感依归”,已至丧心病狂之境地——只要我对中共作出些许批评,教授们便如祖坟被掘,又似衣食父母受辱,勃然大怒,对我大加挞伐,以维护中共极权政治的声誉。其对中共真有感天动地的孝子贤孙之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只是不知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屠戮的二百余万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如果泉下有灵,是否会为其政治子孙之不孝,作千古不绝之长哭?

除教授学者外,台湾的大中学生也被列入中共对知识界统战的视野。胡锦涛特别指示,要把西藏的成功经验运用到两岸大中学生的交流中。所谓在“西藏的成功经验”具体是指,将藏人少年送到大陆内地接受共产党文化教育,经过几年十几年后,再把他们送回西藏。于是,这批长着藏人面孔而心灵已经受到共产党文化改造的藏人,便成为中共政治意志在西藏的代理人。现在,中共也要通过两岸学术交流,从台湾学生胸膛里挖出他们的台湾心,然后换上一颗共产党极权文化的心。

从促使台湾教授学者对中共的“学术依归”和“情感依归”,到对台湾大中学生的“换心”策略,都已列入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解决台湾问题政治战略》,从而成为中共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阴谋的构成部分。面对这个政治阴谋,台湾知识界整体上是否还有能力坚守对自由的忠诚,对台湾命运的忠诚?

三、宗教与黑社会中的统战
——政治污染的信仰和黑手党化的政治

中共的哲学信仰源自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和诡辩论——这个哲学信仰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中共本质上是拜物教性的政治组织。同时,由于中共要用铁血权力实现其哲学信仰对人的精神专制,因此,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具有“国家信仰”的地位。但是,其他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人民的精神鸦片”,需要像禁毒一样禁绝之——这是中共对宗教的基本态度。
中共建政之后,立刻在东亚大陆推行用国家暴力消灭宗教的政策。从中原到内蒙、新疆、西藏,宗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佛庙、道观、清真寺、教堂被摧毁或者废置,僧人、尼姑、道士、阿訇、教士被大批屠杀、流放或者关入黑牢。十余年间,宗教人士、宗教组织、宗教场所摧残殆尽。

摧残精神信仰是中共拜物的哲学本质所决定。不过,中共对人类精神所犯的最凶残的罪行,还不止于对宗教的摧残,而在于在用国家暴力杀死宗教精神之后,又扶植起各种官办宗教,借宗教的外壳,实施其统战的政治阴谋。极权政治所污染的宗教,正是对宗教精神最深刻的蔑视和侮辱。

在中共严密控制之下,建立起遍及各个宗教领域的伪宗教组织;从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到“三自”教会,可谓花色齐全,水陆纷呈。这些属于中共暴政的御用宗教组织中的神职人员,竟然是按照中共官员的品秩划定级别,领取公薪,因此出现“科技和尚”、“处级尼姑”、“局级教士”等荒谬至极的概念。中共御用宗教组织的神职人员中遍布秘密警察系统的告密者和线人,而众多高级神职人员本身就是宣誓以唯物主义为信仰的秘密共产党员。就这样,中共把本应神圣的宗教改造成实现肮脏的政治意志的阴谋组织。佛祖、上帝、阿拉、三清圣者,如知他们创立的精神原则沦落为极权政治用以欺骗世界的谎言,定会号啕痛哭,涕泗滂沱,泪尽继之以血。

现在,中共正在利用其御用的宗教组织,在精神信仰的领域内,全面展开对台湾社会的统战。

中共的统战部门很早就注意到,台湾具有宗教信仰基础深厚、宗教情感社会影响巨大的特点,因而宗教统战一直是中共对台统战工作最受重视的方面之一。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统战部就成功地邀请台湾一位著名的“政治和尚”访问大陆,并给之以由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的礼遇。胡锦涛执政后,为实现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中共更把对台的宗教统战的原则、策略、目标等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也体现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

以对台湾各种宗教信徒数量分析为基础,中共对台宗教统战方案,把统战的重点放在佛教徒、道教徒和兼具佛道特色的妈祖信徒群体上。该方案要求,充分利用大陆丰富的宗教名胜资源,吸引台湾信众朝拜、旅游;中共控制的各种宗教组织也要加强同台湾民间宗教组织的联络,通过各种宗教文化活动拉近同台湾信众的宗教情感,树立所谓“宗教不分彼此,两岸信众一家亲”的观念。

该方案特别强调,根据福建和台湾都有人数众多的妈祖信众的实际情况,福建的中共宗教文化统战部门要缜密构思,精心组织同妈祖有关的大型活动,从而不仅让福建以“海西区”建设为支点,成为对台经济统战的前沿阵地,而且要成为宗教文化统战的前沿阵地。

该方案还单独提出道教中的一贯道问题。中共建政之初,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把一贯道作“反动会道门”加以严厉镇压,屠杀了数十万大陆的一贯道徒。在该方案中,中共仍然坚持当年屠杀大陆的一贯道徒是正确的,对稳定其政权是必要的,但又认为,现在对台湾的一贯道实行统战也是必要的;还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台湾一贯道的信众达二百余万人,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化解历史问题,同台湾一贯道建立宗教文化联系,是宗教统战工作成功的指标之一。

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对宗教统战方案进行解释时,说:“… … 胡锦涛同志指示我们,『道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妈祖信仰的根都在大陆,台湾信众的宗教信仰的根也在大陆,进行宗教统战工作要牢牢把握这个关键,使台湾信众心系大陆。情系大陆,魂归大陆。在两岸政治统一之前,要率先作到宗教统一。要广泛建立两岸宗教组织交往的纽带,要特别注重台南地区的妈祖信众同福建之间的宗教文化联系』。胡锦涛同志的这个指示,是我们拟定宗教统战方案一直遵循的原则,它明确了宗教统战工作的最终目标和方向。”

另外,中共对台的宗教统战方案中还制定了利用宗教的社会基础,影响台湾政治选举,确保国民党二○一二年大选连任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和策略。其中特别强调对宗教领袖人物统战的重要性,并列出一个包括佛家、道教、妈祖信仰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宗教领袖性人物的名单,共计870人;要求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统一协调中央和各省的相关单位分工负责,对这870人进行统战工作,要作到“统筹安排,专人负责”,务必于两年之内,同这批人全部建立起经常性的宗教文化的联系。

极权政治必然以警察特务统治作为归宿,而警察特务统治的最堕落的形式,便是政治的黑手党化。现在,中共已经全面退化为政治黑手党。六.四屠城之后,中共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只能靠赤裸裸的物欲引诱、国家恐怖主义性的暴力、国家谎言和秘密警察系统维持政权,而这种性质的统治,便是政治黑手党的统治。黑手党式的政治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对异议人士或者政敌实施黑社会性的直接人身威胁,中共的秘密警察不仅早就开始对大陆的异议人士普遍采用这种堕落至极的方式进行控制,更在“澳门回归”的过程中,与澳门黑社会连手,用直接人身威胁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住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不满中共的情绪,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抗议活动。

中共统战部和公安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曾联合完成一份关于台湾黑社会状况的报告,对台湾黑社会的组织状况、活动特点、社会影响、头脑人物都作出详尽的说明。二○○八年六月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则提出,根据台湾黑社会发育比较充分的特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共公安系统就开始了对台湾黑社会的系统工作,而且取得很大成绩。现在,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尽快由公安部牵头,国安部协助,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完备的对台湾黑社会实施政治控制的方案;制定方案时,要紧紧围绕二○一二年以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总战略目标,并充分吸取“澳门回归”过程中利用澳门黑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成功经验。

二○○八年七月,中共组建了“对台湾黑社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孟宏伟,另由国家安全部十局选派一名副局长作副组长。这个小组直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并受令计划的领导;其职责就是制定并秘密执行对台湾黑社会实施控制的方案。

事实上,中共秘密控制台湾黑社会的努力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台商大批登陆,中共对台湾黑社会的统战更取得长足进展。二○○八年十月,中共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访台,同议员王定宇发生冲撞而跌倒。一个中共小官轻轻跌倒,马英九政府竟山摇地动,一时成为台湾新闻焦点。受中共控制的台湾黑社会也闻风而起,声称中共小官张铭清是其“大哥”,对王定宇进行人身威胁。从此事中可以看出中共对台湾黑社会渗透之深。

不过,事件发生之初,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便给令计划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张铭清擅自动用台湾黑社会力量作出严厉批评,并要求今后必须杜绝此类事情。孟宏伟在报告中称:“把黑社会力量运用于政治领域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务必要慎之又慎。处置不当则可能使我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甚至可能对我们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带来不利的影响。… … 建议在小事上和一般时期,一律不用台湾黑社会力量介入;对台湾黑社会力量要采取『长期培育,慎重使用』的原则,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即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对其加以使用:第一,二○一二年台湾大选前使用之,以保证国民党继续执政;第二,二○一六年,由我们党组建的台湾社会民主党参加竞选时,要动员一切能量确保竞选成功。对台湾黑社会势力,不用则已,一旦使用,就一定要发挥奇兵之效。我们判断,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施加直接人身威胁逼其就范,短时间内会产生重大而明显的政治效应,从而促成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

令计划对于孟宏伟的这个报告赞赏有加,称之为“深谋远虑,思路清楚”。令计划更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达指令,今后除经孟宏伟负责的“对台湾黑社会工作领导小组”报中央书记处批准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政治问题上擅自运用台湾黑社会力量。

黑社会本就是阴影中的过程,是公权力之外的非法的权威。尽管如此,它还是有持续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按照黑格尔“凡存在的,都具有合理性”的哲学箴言,黑社会总还能为自己找到某些存在的人性根据和历史基础。然而,如果在中共的统战阴谋之下,最终沦落到作中共这个政治黑手党的政治打手,台湾黑社会将丧失任何存在的合理性,并成为叛卖台湾的根本利益,即政治自由的千古罪人。

四、简要结论

中共政治阴影已经深深渗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黑社会各个领域,并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左右台湾社会的走向——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无论承认不承认,它都真实地存在。

中共通过对媒体和出版的控制,正在实现对台湾社会舆论和思潮的控制;中共中宣部的意志每天都在通过台湾的媒体,传出关于大陆的片面和虚假的信息,“自由”地为台湾人洗脑;中共所追求的在政治统一实现之前首先实现思想和舆论的统一,正在成为现实。基于对中共的恐惧,或者害怕经济或者学术利益受到损害,台湾各界人士——从商人到知识分子中,都出现了“自律”的现象,即在关于中共的政治问题上,甚至在同台湾政治前途相关的问题上,都“自觉”地不发表与中共不同的意见,不作可能与中共政治意志发生矛盾的行为。

上述这些情况表明,虽然台湾人的自由名义上还受到中华民国的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但由于中共的全面渗透,台湾人已经在实质上失去了思想和新闻自由权。这恰是台湾大劫难即将在二○一二年降临的先兆。

在这个凶险而艰难的时刻,台湾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表现则完全令历史失望。几千年前,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断言“知识就是美德”;几百年前,英国哲人培根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可某些台湾的教授和学者,却把知识当作向中共乞讨学术资源和学术地位的乞丐之钵,为一己之利,背叛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尊严。对于这些人,知识不是美德,而是谀媚强权的资本;知识也不是力量,而是意志软弱的小动物满足卑微物欲的工具。他们侮辱了知识,也就意味着使自己的人格蒙羞。因为,他们被称为知识分子。无论台湾的前途如何,这批正在被驯化为中共文化奴仆的教授学者都必将受到命运的诅咒——为他们对台湾自由的背叛。
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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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六章 当前中共外交战略的重点

帖子阿星 » 2012-01-03 21:59

第六章 当前中共外交战略的重点
一、总体外交战略的调整
——扼在台湾脖颈上的铁手

从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为让上帝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信仰而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到希特勒要实现“高贵的亚利安人”对世界的统治,再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意志——不同历史时期中,各种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政治形态的一个不变的主题,便是以神圣的理想主义旗帜的名义,为实现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类心灵的绝对控制,进行全球性扩张。西方极权主义思潮的这种天性,恰构成中共的外交战略不变的魂。只不过随政治命运的起伏跌宕,扩张的野心有时公然裸露出来,有时又被刻意隐藏起来。
中共的外交战略根植于全球扩展的野心,同时,决定其外交战略时代性目标和战略样式的,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独裁者或者寡头独裁集团的个人政治野心,一是维护极权专制的政治存在的需要。
中共建政之初,为巩固其极权专制,中共外交全面倒向苏联,与自由民主阵营为敌。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具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毛泽东的个人政治野心开始主导中共的外交原则。同苏共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并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资格推行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这个毛泽东个人的政治野心,成为中共外交战略的兴奋点。由此,中美关系渡过冰河期,两国建交,从不同的政治意志出发,共同以苏联强权作为敌手。
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共外交战略仍然沿着毛泽东时代的惯性运行,即联合美国抗拒苏联。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巨大政治危机,特别是六.四事件引发的致命政治危机,邓小平时代的中共不得不采取所谓“韬光养晦”之策,收敛起毛泽东时代那种全球性扩张的外交锋芒。这个时期发生的两个历史性事件,促使中共对外交战略作出根本性的调整。
一九九○年,苏联东欧巨变,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转瞬间土崩瓦解,冰消雪融。虽然中共长期同苏联争夺共产主义运动世界霸主的地位,不过,苏共的崩溃还是令中共深感“唇亡齿寒”。同时,苏联强权的消失既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又消除了政治“领袖”的竞争对手,中共自然成为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和政治象征的继承者——中共长期梦寐以求的政治野心竟然通过命运恩赐的方式得到实现,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从军事存在和政治存在两个角度审视,苏联退出历史都要求中共必须调整过去的外交战略。因为,以一个已经消失的强敌继续作为外交重点是没有意义的。
促使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另一个历史性事件,是台湾的自由民主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东亚地区,台湾是唯一不借诸外力,主要靠内部的政治进化,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范例。台湾的自由民主进程在中共内部引发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以胡耀邦为典型的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认为,大陆也应当像台湾那样逐步开始由思想自由到政治民主的进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极权顽固势力,则从台湾的自由化进程中看到前所未有的危险。这群杀人如麻的中共老政客仅凭借政治本能就意识到,台湾的自由民主在中国大陆十余亿民众中必然产生的政治示范效应,将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的威胁。
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治腐败的最具根本性的标志在于,党内良知人士被清洗殆尽,政治的顽固派和贪官污吏却主导了中共政治的意志,并牢牢控制住政治权力。由此,彻底消除源自台湾自由民主化对中共的政治威胁,便成为中共政治意志和政治权力的基本战略目标。
中共顽固派消除上述政治威胁的具体方法,便是用所谓“一国两制”统一台湾。而“一国两制”既是一种侮辱,又是弥天之谎言——对中国大陆人是侮辱,对台湾人是谎言。 因为,“一国两制”的提出,表明中共权贵认为大陆中国人只配永远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作中共贪官污吏的政治奴隶,而一个试图永远剥夺十多亿中国人政治自决权和选择权的极权政体,怎么可能真正让台湾人保有自由与民主;一个本质上仇恨自由民主的铁血强权,怎么可能 成为台湾自由民主的守护者?
如果剥去政治谎言的外衣,中共对台湾的基本战略内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以统一之名,用极权政治的中央政府的权威,矮化、控制,并进而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政治。
政治战略决定外交战略。邓小平时代后期,中共外交战略静悄悄地发生根本方向性的变化,即与俄国结成实质性的战略同盟;与美、日既联系,又斗争,无论联系或者斗争,都是以按照中共的意志解决台湾问题为出发点;同时,利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利班和北韩,以及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牵制消耗美国的力量。
平庸的江泽民基本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不过,随着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以社会极端两极分化为代价积累起巨大的经济能量,中共外交战略中全球扩张的野心再度成为兴奋点——属于极权专制的经济能量,必然从政治扩张的方向寻找出路。当年的德国纳粹如此,如今的中共暴政也如此。不同之处只在于,纳粹的扩张直接表现为军事侵略,而中共的扩张现在还主要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渗透。然而,无论如何,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共的外交战略的重心,仍在于为解决台湾问题服务。
当时中共判断,解决台湾问题只能用“军事斗争”为主的方式进行。所以,中共外交的绝大多数动作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尽量争取美国与日本不用军事方式干预台海战争,或者尽量争取降低美、日用军事方式干预台海战争的强度。与之同时,中共外交部于上世纪末曾制定一个计划,要在从东南亚半岛,经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直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广阔的弧形地域内,通过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渗透,使相关国家实质上变成中共的政治殖民地,从而形成对台湾的外围大包抄。争取台海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广阔弧形地域内的国家给中共以外交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从而压迫美国放弃或者降低对台海战争的参与度。
二○○二年,中共首席政治理论专家王沪宁主持完成了一个供中共高层内部参阅的关于外交战略的课题,题目是“大国外交战略”。在这个课题中,王沪宁深化了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外交重心的战略思想的内容。他不仅重申邓小平的相关思想,即解决台湾问题是保证中共专制国内政治安全所必须的,而且更从中共全球扩张视角来看待台湾问题的解决。他认为,经济能量的高速积累的结果,将合乎逻辑地导致中共的政治扩张,并声称“共产主义全球化的理想,很可能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实现”;“为冲破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太平洋岛链封闭我们通向太平洋,以及东进美洲、南进大洋洲的大国崛起必然迈出的步伐,我们也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要让台湾成为我们走向大国辉煌未来的踏脚石。”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对中共外交政策作出指示性讲话,这个指示标志着,中共已经完成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胡锦涛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既然党中央决定二○一二年完成政治上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任务,那么外交活动也就有了明确而具体的方针;从现在起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全部外交活动都要围绕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战略目标来进行;外交活动的总任务,就是要为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国际条件,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作好和重要的相关国家的外交。
胡锦涛在这个讲话的最后说:“外交战线的同志们要深刻认识到,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们的核心利益。它不仅有利于巩固我们的政治制度,粉碎敌对势力妄图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的阴谋活动,有利于保持西藏、新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给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也是我们在下个历史时期开拓更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所必须的。”
胡锦涛的上述指示最终确定了当今中共外交战略。从此,中共外交的全部能量都将为实现中共对台湾的政治控制服务;外交,成为中共试图用以扼住台湾脖颈的一只铁手,直至台湾丧失自由,这只铁手决不会放松。在此种情况下,马英九的所谓“外交休兵”,只能令世人啼笑皆非。
二○○八年七月,根据胡锦涛的指示精神,中共外交部制定出对美和对日两个外交策略方案。据中共外交部知情人士透露,其主要原则如下:为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要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实质上的战略联盟关系,同时,要采取有效外交措施,促使美国和日本在台湾这个关系到中共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让步;为换取这种让步,中共将不惜暂时牺牲一部分外交利益。与之同时,中共会减弱对于同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外交力度。因为,这些小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与否无关紧要。减弱对这些小国的外交活动的力度,既可以呼应马英九的“外交休兵”,增强马英九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威信,又有利于掩护中共以解决台湾问题为中心,加强对美、日外交的战略意图。另外,为麻痹台湾岛内的“敌对政治势力”,使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骗取更多台湾人的支持,还可以逐步放松对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加入国际组织的控制。事实上,“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在英文、法文等主要西方语种中并无区别。这种称谓在国际间的使用,有利于淡化,进而消除 “中华民国”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而且这种称谓包含着台北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意思,所以,这个称谓被国际组织接受,也有利于为中共实施控制面板湾的战略制造国际舆论。
中共外交部在这个方案最后一部分写道:“只要我们重点作好同美国的外交利益的交换,就具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条件。在这个方面,过去我们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今后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争取尽快同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战略利益交换的意向。”可见,中共外交的铁手已经伸向台湾的脖颈,而马英九却为中共恩准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国际卫生组织而欢歌曼舞,并要求台湾人同他一起欢欣鼓舞。我不禁困惑——究竟是马英九蠢得近乎白痴,还是马英九把台湾人当作白痴?然而无论如何,中共都会为马英九的献歌献舞喝彩。
二、对美外交
——政治商人间的利益交换

面对中共如狂澜即倒般的对台统战攻势,为数不少的台湾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对台湾的前途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很可惜,他们的无忧的心态不是建立在自信之上,而是寄托于美国保卫台湾的意志。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不是把自己命运的希望建立于自信之上,而是寄托于他人的善意时,这个人或者这个族群的命运就已经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都是由该国核心的国家利益所决定;道德理想主义虽然有时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却从来没有能力成为国家间外交关系的主宰者。美国也不例外。只不过由于美国以自由、民主、人权为立国理念,所以其奠基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外交常与自由民主的历史潮流一致。然而,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命运的偶然性,美国的外交又会同一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利益错位,甚至冲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依照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逻辑行事,即使因此伤害了其它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利益,也在所不惜。其实,台湾对此已经有过痛苦的经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为对抗苏联,保障其在欧洲的核心利益,而有必要同中共结成政治联盟。于是,美国便果断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困境和日益萎缩的国际活动空间,就直接肇因于美国的这一次几乎没有任何事先预警的背叛。尽管美国国会随后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但那也并非出于对台湾利益的关切,而是基于对中共的政治信任还有待验证。
根据当今的国际局势,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在台湾海峡。从地域的范畴来审视,美国的核心利益的重心在中东,因为,那直接关系到美国的能源安全;从政治力量的范畴来审视,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摧毁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精神之源的恐怖主义,因为,当代恐怖主义早已对美国宣战,并曾重创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之同时,中共却把解决台湾问题视为其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所在。这样一来,中共和美国之间就客观上具有了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作政治交易的巨大空间。中共早已意识到这个空间的存在,并展开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事实上,美国为和中共作核心利益的交换而放弃台湾,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先兆。如前曾述,陈水扁家族的贪渎的线索最初是由中共在海外的秘密力量所发现,美国则配合中共,对瑞士银行、新加坡和日本秘密施加外交压力,促使其将陈水扁贪渎的证据交给台湾的检调机关。瑞士银行和新加坡已经这样作了,日本还在观望。毫无疑问,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会对陈水扁家族的贪渎罪行表示义愤,不过,美国配合中共揭露陈水扁家族的罪证,既不是出于对贪渎的义愤,也不是由于关心台湾政治的廉洁,而是美国认为陈水扁的政策激怒了中共,不利于台海局势的稳定,从而可能危及美国的利益。这件事情的警示价值在于提醒人们,美国可能在任何时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中共作政治交换;特别是关系到其核心国家利益时,这种可能性必定会转化为现实性。
二○○八年六月之后,中共外交部已经为在二○一二年之前同美国完成双方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换,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和试探。中共在对美外交中的“示弱”也好,示好也罢,都是这种前期准备的构成部分。二○○八年以来,中共不惜给自己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继续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对此作出种种愚不可及的分析,或者认为这是中共的无奈之举,或者判定中共的经济决策者智商很低,或者推测是中共内部的美国代理人在起作用。事实上,中共此举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向美国发出明确的信号:在美国处于困境的时候,中共有愿望也有能力为美国提供帮助。
中共和美国之间不仅有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的空间,而且中共也拥有作利益交换的筹码。
中东是承载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区域。在这个地区,中共至少有两个筹码可以用来同美国作交易,即同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
伊朗基本上仍旧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形态。伊朗的国际政治存在既是对美国的能源供应地的直接威胁,也为主要针对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力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基地。而这两个方面都关系到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就美国而言,只有用战争或者政治的方式改变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形态,才能解除对其核心国家利益的威胁;根据伊朗国内的状况分析,通过政治方式改变伊朗国家意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战争由此成为美国唯一可能的选择。而伊朗对抗美国的政治军事能量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来源便是中共政权。中共不仅在国际政治上给伊朗以强有力支持,而且秘密给伊朗提供包括导弹技术在内的实用有效的军事援助。上个世纪末,中共甚至秘密对伊朗作出意向性承诺:美伊开战后,中共可采取当年援越抗美的模式,即不公开宣布,但实际派军队,经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进入伊朗,直接参战。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伊朗开战,陷入越战式的噩梦的可能性极大。毕竟美国在东南亚实质上并不是败于越南,而是败于中共和苏联。所以,如果中共以撤出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为条件,交换美国在台海的利益,对美国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
中共在中东的另一个筹码便是伊拉克问题。美国为维护其核心利益而果断展开对伊拉克作战的过程中,真可谓打在独裁者海珊身上,疼在中共暴政心上。海珊政权崩溃之后不久,中共就在中国大陆西北地区,选择同伊拉克地理类似的沙漠地带,设立了六个营级规模的训练营地,培训反美的伊拉克游击队员。训练营地由中共军队总参谋部负责,由公安部和国安部派员协助;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国安部副部长董海舟,都曾先后受命协助组建这类训练营地。为避免受训的游击队员将来被俘后暴露训练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受训者前往训练营地的路上一律遮住双眼;受训过程中,身着中共的预备役军服;教官只讲阿拉伯语,受训人则不准学中国话,等等。
中共训练一个游击队员只需花费不超过一万五千元人民币。这些游击队员取道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潜回伊拉克后,却给美军造成重大威胁。美军每天在伊拉克的军事花费同中共训练游击队员的支出相比,完全是天文数字;在伊拉克的军费已成为美国重大的负担。如果中共享停止此项游击队员训练计划,来换取美国在台海地区的让步,美方也必会认真权衡利害。
中共已经开始了在中东地区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的准备。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年来,中共不断作出努力,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开拓俄罗斯等新的能源供应通道。二○○九年内,中共将签订在土库曼斯坦境内开发天然气田的三十亿美元的协议,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表现。
中共可以同美国作政治交易的另一个地方在东北亚的朝鲜。中共和朝鲜的关系是被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搞得最混乱不堪的问题之一。当然,中共的有意误导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即朝鲜在核武器和导弹等方面的举措,是由朝鲜独立决定,并违背中共的意志。但是,这种认知完全不符合客观真相。苏联还存在时期,由于也可以从苏联获得政治、经济、军事援助,朝鲜还曾对中共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苏联解体之后,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就成为朝鲜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唯一来源。对于朝鲜独裁者,失去中共的援助,就等于失去政治存在的可能性,就等于死亡。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朝鲜完全处于中共政治意志的控制之下。金正日的核表演不过是为中共以朝鲜核问题为筹码,逼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交易所提出的要价而已。中共就地下核试验对朝鲜表现出的愤怒是虚假的,而世界似乎正在被虚假的愤怒欺骗。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北亚地区与美国当代的核心利益相距甚远。然而,由于在中共意志的主导下,朝鲜成为伊斯兰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而朝鲜的核武化和长程导弹,不仅构成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支撑点日本和韩国的现实威胁,同时也对美国产生潜在的威胁。这使得朝鲜的政治存在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发生正面冲撞。对于中共,叫停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易如反掌。现在朝鲜的核与导弹实验,以及战争威胁,都是中共在未来两年内同美国作利益交换的前奏。金正日加重中共同美国交易的筹码,中共为金正日家族对朝鲜的独裁统治提供政治、经济保障——这便是中共和朝鲜关系的真实表述。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同美国的政治商人之间的交易很可能成功。在中共确定以主要用统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下,情况更是如此。历史正在走进另一次台湾的悲剧:美国牺牲自由的台湾,向中共极权者换取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而谴责美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没有义务拯救台湾。如果台湾没有意志和能力自己拯救自己,那么就连上帝都靠不住。又何况许多美国人信奉的《圣经》里早有明训:上帝只拯救自救者。
以色列复国,美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身处十余亿人构成的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世界包围中,以色列能以强国的姿态持续存在,则主要取决于以色列铸造出强悍的国家意志,以及从国家意志中涌现出的令任何强敌都望而生畏的军事自卫能力,其中包括违背美国意愿而创造出的潜在的核武能力。以色列的经验在对台湾表述一个真理:“面对强敌,自强自立是唯一的生存之道——要想得到天助人助,必须首先自强自立。”只是不知那些把台湾的前途寄托于美国的台湾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是否还有能力听懂这个无声的表述。
三、对日外交
——利诱与威胁

从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侵略曾经给中国造成重大的国家伤害。尽管如此,中共自毛泽东始,便对日本有一份难描难述的亲切之情,并且不绝如缕,直至今日。究其原因,主要有下述三项:
其一,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在国民党政府军的进剿之下,远窜陜北荒僻之地,势穷力竭,即将被歼。恰在此时,日本大举侵华,张学良背叛国府,蒋介石被迫放弃剿共,举兵抗日。中共因此得以命悬一线而未绝,并找到发展壮大的契机。为此,毛泽东向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直言感激之意,甚至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其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与苏联决裂,进而势如水火,中共也因此承受极为凶险的政治、军事压力。在美国与中共建交之后,日本更急速跟进,同中共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形成对抗苏联的事实上的同盟。其三,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暴政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一时之间,神人共愤,举世声讨,全球抗议;自由世界各国纷纷以经济制裁等方式,证明自己对中共暴行的愤怒的真实性。然而日本却逆潮流而动,在那个血腥的时刻,继续保持并趁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共政权的经贸关系,为中共渡过危机,提供难得的国际政治的援助和经济支持。日本,这个曾在二次世界大战侵华过程中,杀死两千余万中国人的国度,显然完全不在乎中共杀死数千名中国学生。六.四血洗北京的主凶邓小平对此感激莫名。据中共元帅、前外长陈毅之子陈昊苏透露,六.四之后,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外交战略的基点之一,便是保持并积极发展同日本的密切的经济、文化和国际政治的关系。
然而,由于日本过去对中国的多次入侵,中国民间蕴藏着对日本的强烈仇恨之情。这恰与中共当局对日本的亲切感形成强烈反差。中共当局则有意既利用又强力控制中国民众中的反日情绪,作为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时的砝码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发生在中国民间的多次反日浪潮,开始会现出风起云涌之势,很快便又风平浪静。
日本人总体上对中共的六.四屠杀的态度是冷漠的,不过,日本对于台湾却怀着一份极为复杂的心情。这既是由于清朝曾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有半个世纪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也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又使日本失去了对台湾的统治权,而且是永远的失去,因为,日本不仅战败,同时也被国际法认定它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反人类性质的战争罪。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之下,再加上实用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利害权衡,日本显然不愿看到中共统一台湾。
中共完全洞悉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心态,同时,也相信可以通过以利诱为主,威胁为辅的策略,让日本就范。根据中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共外交部于二○○八年七月,就以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制定出《对日外交策略方案》。在该方案中,中共外交部提出下列可以对日本实施利诱的领域:其一,在东海油田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其二,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支持日本的主权要求;其三,在日韩独岛争议上,支持日本的立场;其四,在能源和稀土等战略资源的中日贸易问题上,作出有利于日本的安排;其五,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有限让步;其六,支持和促进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进程。
中共《对日外交策略方案》中,提出可以对日实施威慑的两个领域,一是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发展计划对日本国土和领海安全造成的威胁,一是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可能对日在华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失。
上述《对日外交策略方案》认为,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只要对美外交取得实质性突破,日本的立场就会随之转变;需要注意的只是日本右翼的态度。该方案中特别指出,日本右翼势力会坚决反对中共解决台湾问题,而且其态度改变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右翼的这种态度会对日本舆论产生重大影响,但还达不到左右当局政治立场的程度;日本右翼中的极端势力甚至主张把台湾和日本统一,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目标。台湾社会中部分有“皇民”情结的人,也与这种主张相呼应。
据中共外交部高层的人士透露,二○○八年七月,中共外交部领导就《对日外交策略方案》向胡锦涛汇报时,胡锦涛就日本极右势力的对台态度,讲出一系列极富权谋性的看法。现将胡锦涛相关看法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日本右翼极端势力主张日本和台湾统一,以及台湾部分人群中的『皇民』情结,不仅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无害,而且有利。台湾从日本回归中国,是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正义力量胜利的结果,也是由美苏英主导的国际协议所确定的。因此,日本极右势力的主张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赞同,相反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反感,甚至被认定是『麻烦制造者』。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国内社会基础在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记忆犹新。日本极右势力和台湾有『皇民情结』的人主张台湾与日本统一,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更加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这样就会进一步加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国内的政治基础。所以,我们不但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去压制日本极右势力的主张,而且还要通过隐蔽的方法鼓励他们宣传其主张——我们当然不能公开支持传播那种主张。对于台湾的『皇民』势力也要采取同样的策略,即不露声色地运用隐蔽的方法,鼓励他们发表亲日言论,而且言论越极端,越情绪化越好。他们表现的越猖獗,越有利于我们凝聚国内十三亿人的人心,也越有利于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
从胡锦涛的上述看法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共对待美国和日本的微妙不同。如果说中共把自己同美国的外交,视为政治商人之间“公平“的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换,那么,中共对待日本更像黑社会老大对待黑社会小弟的方法,即充分运用利诱、威胁和诡诈的权谋,使其为我所用。
中共《对日外交策略方案》最后总结道:“从战后半个世纪日本外交的总体特点分析,日本并不注重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于『和平演变』中国也从不积极;它注重的只是同日本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有关的问题,并以此作为自己外交方针的出发点。此外,日本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理性,倾向于接受既成事实。所以,只要我们在其他方面对日本作出足够的让步,满足它对于一些利益的要求,同时通过有效的方法让它明白,在台湾问题上与我们为敌,它的重大国家利益将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就会成功地促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对中日双方都有利的理性选择。”
当年,毛泽东为对抗苏联,同美日密切国家关系,竟然不惜违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由此可见,中共及其独裁者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可以出卖重大的国家利益。现在,为防止台湾自由民主化对大陆民众的政治示范作用,演进为大陆实际的政治社会运动,危机其政权专制,中共官僚集团已决意解决台湾问题,即通过所谓“统一”,用中共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体制,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控制自由的台湾。根据中共以往的作为,可以预见,为实现其政治战略,中共将会用重大的国家利益交换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妥协。同时,我也可以预言,在极端自私的考虑之下,日本将像当年无视六.四中国学生如花的生命中涌出的血河一样,也无视台湾人的自由和利益。
四、简要结论
中共确实已经与马英九政府达成默契,不再向中华民国现有的那些邦交小国发起外交攻势。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共为维护马英九在台湾人中的民意支持度,但更本质的原因则在于,围绕二○○八年六月制订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共已经对其外交战略和策略作出相应调整。中共不再理会那些中华民国的邦交小国,因为它们在国际关系中无足轻重,而把外交重点放在同美国和日本就台湾问题进行国家利益交换的领域。
在中共和国民党共同导演之下,两岸关系似乎柳暗花明、莺歌燕舞、春风和煦、春情荡漾,然而,借两岸关系春光万里的假象掩护,中共已经开始了绞杀台湾自由的外交战略。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听到中共外交进军的金戈铁马,战鼓如雷。令人悲怆的是,我听到了,马英九则宛似双耳失聪——听到者“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握有可挽狂澜于即倒之重权者,却充耳不闻,这岂能不令人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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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七章 军事攻台预案

帖子江苏 » 2012-01-03 23:16

第七章 “军事攻台预案”与统一后对台湾的处置
一、“军事斗争准备”
——微笑后面的铁血阴谋

创立一个只服从真理的世界,是古往今来诸多圣徒与智者的理想。可是,迄今为止,人类的命运往往仍然由强悍的力量主宰。中共暴政是物质力量的崇拜者;它相信物质力量是强权存在的第一支点,所以,即使在上个世纪饿死几千万中国农民的经济大灾难过程中,中共依旧花费巨资,获得核武器的能力;所以,为了让朝鲜这样一个穷如乞丐的小国产生震撼美日神经的力量,从而具有在国际关系角逐中被利用的价值,中共才暗中全力支持朝鲜的核武和导弹项目。
“军事斗争”是中共的一个专用政治名词,是为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江泽民主政十余年间,虽然对台统战从未止息,不过,通过“军事斗争“解决台湾问题,一直作为中共的政治兴奋点而存在。江泽民之所以对“军事斗争”感兴趣,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为了获得军人的效忠。以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便为军官获得“军功和荣耀”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从而也就把军官的利益同效忠于江泽民联系在一起。江泽民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则在于,通过发动台海战争,实行紧急状态,从而找到推迟向胡锦涛全面交权的合理理由。但由于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的录音中,明确指定在胡锦涛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并要求“江泽民不要争功”,同时,也由于中共“老干部”对江泽民浮华轻佻的个人风格极度反感,不断催促其向胡锦涛交权,江泽民最终没有敢踏入战争的门坎。
胡锦涛全面执政后,中共对台湾的战略迅速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军事斗争”准备为主,转为全方位推进统战工作。促使胡锦涛推动这种转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中共党内斗争的态势和胡锦涛的个人野心。当然,国民党权贵彻底而全面的亲共、媚共、投共政策,也为上述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江泽民时代中共的“大内总管”曾庆红随江泽民黯然退出权力之巅时,这个痴迷于搞政治阴谋的人,还是向胡锦涛射出一只暗箭——为胡锦涛及其“共青团派”势力,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竞争者,即习近平。在习近平以及他所代表的“太子党”心目中,胡锦涛的“共青团派”只不过是一群既不懂经济又不懂军事、专靠阿谀逢迎得到升迁的佞臣,根本没有资格执掌中共最高权力,而只有“太子党”才配继承中共的最高权力。鉴于“太子党”在中共军队中的势力远比在中共党内和政府内雄厚,经曾庆红暗中协调,“太子党”形成一个共识:抓住台海战争的时机,进一步加强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并以军功为基础,通过党内斗争,必要时采取解决“四人帮”的模式,从胡锦涛及其团派手中夺回政治主导权。
在二○○七年春节期间“太子党”的一次私下聚会中,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酒后对在场的十余位将军狂言:“古有明训,太监主政,必会祸国殃民。胡锦涛和他的阿猫阿狗团派,像不像一群太监?全他妈连胡子都没有!”薄熙来之语虽属酒话,却也说出了“太子党”的真实心声。胡锦涛对此洞若观火。于是,他接受了亲信令计划的意见,以中共总书记之权威,确定用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如此一来,对于“太子党”利用台海战争收回本属于他们父兄的最高权力的图谋,无异于釜底抽薪。同时,胡锦涛也有能力主导统战台湾的政治进程,而不必像用战争方式那样,实质上由军方主导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这样,也就为胡锦涛满足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创造了基本条件。
不过,胡锦涛却不会像马英九那样说出什么“不武”的蠢话;他仍然是武力崇拜者。在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对此说得很明白:“我们根据客观形势确定用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要取消军事斗争的准备。恰恰相反,越是想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越是要作好军事斗争准备。我们能够用统战方式达到战略目的,主要依赖于我们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充分的军事斗争的准备作后盾,和平统一是不可能成功的。全党全军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战略。但不战而能屈人之兵,要以无坚不摧的战力为基础。”
胡锦涛一方面运用诸如“不战而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用最小的民族牺牲和经济政治代价实现统一”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压制军内主战派的声音,同时,他又通过扩充军费等措施,安抚收买军队——公开宣布的中共军费已达世界第二,而根据中共不透明的政治运作体制,其现在用于军事和战争准备的经费,至少比公开宣布的军费多一点五倍。
在确定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胡锦涛又指令军方制定《军事斗争准备预案》。胡锦涛这样作并不仅仅基于平息主战派的反对意见的需要,而是蕴涵着更深刻的政治阴谋。这个《军事斗争准备预案》已经被列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的附件。
该《军事斗争准备预案》中声称:“全军各参战单位决心作好万无一失的充分准备,实践『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誓言。… … 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以强大战力,克敌制胜,一举解放台湾。”
该《预案》确定,中共军队对台湾作战的基本战略是速决战,即动用除核武器以外的全部作战能力,用猛虎搏兔之势,在七至十天之内,完成对台湾军事目标的毁灭性打击,并采用机降和海运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对台湾各战略目标的占领。
该《预案》还以《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为根据,在遵循以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之下,具体提出几种需要对台湾实施军事占领的情况。现将这几种情况分列如下:
“第一,二○一二年如果国民党败选,则应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后至新当选的伪总统就职之前的时间段内,发起进攻。这个时间段内,台湾的权力移交没有完成,有利于我军的突袭;另外国民党政府此时还掌握着行政权力资源。在败选的情况下,国民党愿意 把权力交给我们,而不是交给民进党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国民党利用手中的权力配合我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也极大。
“第二,二○一二年国民党胜选之后,如果背信弃义,拒绝按照我们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规定的方针,签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央政府,废止中华民国的宪法、国号、国旗的和平统一协议——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说明国民党自己关上了和平统一的大门;通过军事斗争来解决台湾问题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第三,二○一二年国民党胜选之后,在同我们党签订和平统一协议的过程中,如果民进党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造成社会混乱,威胁到协议的签订,这就说明台湾岛内出现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重大事变。在此情况下,我军必须根据《反国家分裂法》迅即出动,一举占领台湾,平息动乱。如果能争取到由国民党出面请求中央政府派军维持秩序,政治效果会更好。”
从该《预案》对中共出兵台湾的几种预设情况的表述中,人们不难发现,中共享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很可能演变成一个大骗局;中共温情脉脉的对台统战的桃红色面纱后面,是铁血强权的狰狞面目。该《预案》特别指出,“用统战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当然可以避免战争给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可能造成的破坏,以及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也有利于争取美、日等国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有一利必有一弊。由于我国领导人已经表达过台湾和平回归后,我们不在台湾驻军。所以,只用统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至少短期内不便于向台湾派出军队,建立军事设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台湾对中国在国际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就会受到重大局限,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作用也会大大减少。同时,没有派兵权也不利于我们对台湾社会政治局势的控制。”
该《预案》在权衡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利弊得失之余,提出建议,以统战方式为主,以军事斗争手段为辅,和平方式与大规模、小烈度的作战模式相结合的策略原则,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策略指导。《预案》中对上述策略原则作出了具体说明:“… … 第一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统战工作,形成和平统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为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条件,并要确保国民党与我们党在统一的基本立场上保持高度一致;第二步,二○一二年台湾大选之后,以台湾出现造成社会动荡或者国家分裂的事变为理由,迅即对台湾实施大规模军事占领。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我军的军事行动原则上不会受到有力的军事抵抗;如果能作到国民党出面请求我们出兵平息事变,则是一种最有利的态势。… … 据专家判断,二○一二年台湾大选出现国民党继续当选的情况,民进党极可能发动街头抗议活动,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所以,对台湾实施军事占领的理由很可能自动出现;当然如果不能自动出现,也可以全面动员我在台湾的地下力量,采取恰当的、有效的举措,促使出现足以证明我对台湾实施大规模军事占领合理性的事变发生。”
该《预案》最后对所谓“以统战方式为主,以军事斗争手段为辅”的策略原则的综合性效应,作出如下总结:“既可以避免战争可能造成的经济、社会破坏,有效减少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阻力,又能通过我军的实际占领,充分发挥台湾在国际政治军事上的战略价值,也有利于威慑台湾的敌对势力,确保台湾的社会政治稳定。”
现在不清楚之处在于,上述“以统战方式为主,以军事斗争手段为辅”的策略原则,是军中主战派自主提出的,还是在胡锦涛授意下提出的。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分析,无论情况如何,中共最终采用这个策略原则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二○一二年胡锦涛应当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实际交出权力。他继续保持权力的唯一机会,便是展开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然后以此为理由,推迟中共第十八次大代表大会的召开。同时,这样做胡锦涛也不会丧失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因为,主要问题都是通过他直接主持的统战工作加以解决的,军事行动不过是最后一刻的“锦上添花”。
当然,最终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还要由当时中共党内斗争形势的的具体状况来决定。对于台湾而言,则已经到了必须准备直接面对中共的铁血阴谋的时刻。可悲的是,人们没有发现一个台湾政治人物或者知识分子,真正理解局面的严重性和中共阴谋的凶险性。
二、统一后对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有两个附件。一个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军事斗争准备预案》,另一个就叫作《统一后对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在令计划统筹下,从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总参二部、宗教事务管理局等部门抽调相关人员组成工作组,完成第二个预案的起草。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就《政治法律处置预案》作出说明时,谈到他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他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港澳和台湾问题提出的伟大设想。但是我们要清楚,『一国两制』是实现统一的策略方法,是为我们统一大业服务的,而不能被敌对势力利用。邓小平同志去世之之前,针对有人利用香港反共,曾明确指出,如果香港变成某些人进行反共活动的基地,那就违背了『一国两制』的本意,就不能允许。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是我们起草统一后对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令计划的这番话如果去除虚伪的修饰,其中心意思便在于,所谓“一国两制”只不过是统战的策略,至于统一的目的达到之后,如何理解和实行“一国两制”,则完全取决中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在《政治法律处置预案》中,对中共以“一国两制”之名控制台湾后要达到的基本政治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中共的基本政治要求被概括为“一个有利于,两个坚决防止和三个务必做到”,即“台湾的统一要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决防止敌对势力把台湾当做反共基地,坚决防止敌对势力利用台湾引发大陆的资产阶级化和社会动乱;务必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占领台湾的舆论和教育阵地,务必做到由我们党培养的政治力量主导台湾的政治趋势,务必做到通过台湾的选举制度,实现我们党和中央政府对台湾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实际控制。”
令计划要求中共高层官员认识到,如果没有实现“一个有利于,两个坚决防止和三个务必做到”的基本政治要求,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就是不成功的。令计划实际已经讲明,“一国两制”对于台湾只是一个骗局,中共企图在台湾实现的基本政治要求才构成“一国两制”的实质。当然,所谓“一国两制”对中国大陆人也是极度的蔑视与侮辱,它意味着在中共的视野中,中国人只配在极权专制下生存,永远作中共的政治奴隶。
《政治法律处置预案》要求中共官员始终牢记中共统一台湾的基本政治要求,始终对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保持高度的警觉。该预案还列出台湾社会中阻碍中共实现基本政治需求的力量,具体包括:第一,以民进党和台联党为主要组织依托的台独势力;第二,暗中追求台湾与日本统一的“皇民”势力;第三,极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第四,宗教界的敌对势力,特别是天主教势力;第五,国民党中残存的一部分极端反共势力。
针对上述五种势力,《政治法律处置预案》规定了相应的处置办法。该《预案》要求,“对台独势力和『皇民』势力必须旗帜鲜明地用法律给予严厉惩处。 … … 要以《反分裂法》为依据,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要制定针对台湾实际情况的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条款,为彻底杜绝台独的理论思想宣传夯实法律基础。… … 通过司法程序,宣布台联党是触犯『反分裂法』的犯罪组织,予以取缔。这样作是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气焰,起到普遍的震慑作用。对于民进党要以违背『反分裂法』为理由,责令其限期取消台独党纲,逾期不取消,则宣布其为非法组织;如果民进党在强大的政治法律压力下同意取消台独党纲,也就自动取消了它存在的政治基础,它的分崩离析、自我消亡将指日可待。”
令计划对该《预案》的这一部分内容作说明时指出,用坚决的法律措施摧毁台独势力,可能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但他认为这是彻底清除台湾政治社会动乱之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说:“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何况我们面对台独势力,政治上没有任何退路和回旋的余地,只有坚决果断地加以处置。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暂时的社会动乱,但只有坚决平息动乱,换来的社会稳定才是可靠的,才有生命力。这是我们党成功处置六.四风波的基本经验之一。如果实施『以统战工作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的策略,在二○一二年寻找或者创造相应的政治机会,在最后一刻对台进行军事占领,我们就可以运用军事法庭审判的方式,迅速、彻底地对台独势力的所有代表人物加以清理,一次性解决问题。”
《政治法律处置预案》强调天主教势力的“危险性”,指出“天主教长老会”是台独势力重要的社会基础之一,务必要运用政治和法律的处置方法,予以取缔;还要注意严格防止其它的天主教教会,通过统一之后两岸必然更加频繁的交往,把梵蒂冈的天主教势力输入大陆,破坏中共官方的所谓“三自”教会在信众中的权威和精神控制力。
该《预案》把“极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列为中共在台湾实现其政治要求的一种阻力,并断言,“极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绝大部分都有台独的强烈倾向,所以,对其中一部分最极端的分子可以在处置台独势力过程中一并处置之;对于其余的人,要运用经济压力、学术限制,必要时运用特殊社会力量,迫使其放弃与我们党敌对的思想观念;对于坚持不改者,则要采取有效措施,使之在台湾社会彻底边缘化。”在此,愿提醒读者注意,上述引文中所说的“特殊社会力量”,在中共的政治字典里是指黑社会势力或者秘密政治警察。
《政治法律处置预案》声称,“要实现我们党在台湾的基本政治要求,最终通过我们党培育的政治力量控制台湾的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权,治本的措施还是要彻底改变台湾社会的政治和思想意识的生态环境。”为此,该预案提出,统一之后,要在台湾实施下列六项具体的社会控制方案:
其一,中共官方控制的大陆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要尽快登陆台湾,实现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主导台湾舆论的能力;其二,中共官办的基督教“三自”教会以及官办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组织,要尽快登陆台湾,开设分支机构,对台湾当地各个宗教团体实现组织和宗教精神两个层次上的控制;其三,中共官办的大陆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医科大学等,要尽快在台湾开设分校,运用经济的和学术的方法,吸引台湾一流学者入校任教,吸引台湾优秀的学生入校学习,逐步形成由这些学校主导台湾大学教育的态势;其四,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在处理经济、文化、宗教等日常事务的同时,深化对台湾社会的了解,加强同台湾社会个阶层的联系,及时向中央反应台湾的政情、社情;其五,公安和国安要分别在台湾建立自己的秘密力量系统,香港的经验表明,在中共原来的各种社会组织基础比较薄弱的社会里,形成立体性地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阶层的秘密力量系统,对实现有效的政治控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六,大陆作为“政治花瓶”存在的所谓“参政党”,也要尽快在台湾建立分支机构,分工负责,在各自的社会领域中积极发展组织成员,逐步扩大影响,从思想、组织、社会影响各个角度,全面削弱台湾原来的政党和其它社会组织,促进早日形成中共培育的台湾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
该《预案》特别指出,“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以国共两党签订政治统一的协议为标志。只有通过上述六项社会控制方案的实施,达到对台湾社会全面政治控制的目标以后,才意味着台湾问题的根本解决。统一也并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通过统一,消除台湾的资产阶级虚假的民主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
中共《统一后对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介绍至此,任何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会看清一个客观的结果,即一旦失去中华民国的主权保障,台湾就只能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中共予取予求的地位。
三、台湾社会民主党执政
——中共对国民党的最后羞辱

当今世界上,最不应该亲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力量便是国民党。之所以如此说,主要并非由于国民党与中共在近一个世纪中的血海深仇,也不是因为中共建政后屠杀了已处于平民地位的约二百余万国民党人,至今属于大屠杀受难者的正义还没有得到申张,而是基于一个最具现实政治性的理由,即国民党此次大投共最终将得到的,不是政治利益或者历史荣耀,却是刻写在国民党政治生命之墓碑上的奇耻大辱。
然而,世界就是如此荒谬,最不该发生的事竟发生了。从连战到马英九,这两代政客正通过亲共、媚共、投共的政治表演,把国民党的百年命运,引向耻辱的终点——这并不是政治预测,而是中共正在实施的对台政治战略之剑锋的最终指向。
中共内部曾经有人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的名称提出不同意见,质疑为什么不直接叫作《统一台湾的政治战略》。针对这种质疑,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有一段话,专门作出说明。他说:“有同志问为什么不称之为《统一台湾的政治战略》?因为,统一并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的政治目标,而只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形式。那么我们解决台湾问题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我认为至少要达到三个基本的政治目标。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用台湾实现所谓民主为例,论证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实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那一套政治制度。我们党内也有极个别头脑不清醒的人,跟着摇旗吶喊。统一台湾,就是要从实践上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台湾为例证,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彻底清除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威胁。这应该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实现的首要政治目标。其次,解决台湾问题还是我们党领导的国家和军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迈出的历史性一步。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能够击碎美日企图利用第一岛链束缚我们向太平洋和南半球发展的战略设想,而且会为我们控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进而控制东盟提供战略机遇。我想顺便强调一点,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责任,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对外我们暂时不去讲,但在我们党内部,所有的同志对这一点都要有明确的认识。也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算真正达到了共产党员『讲政治』的根本要求。下面,我要重点讲一下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达到的第三个基本政治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关系作出历史性的结论。对这个必须达到的基本政治要求有正确、深刻的理解,是我们处理好现阶段同国民党的关系,作好统战工作的思想基础。”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内涵,胡锦涛的说明很全面。但由于他的讲话中充满中共党文化的概念术语,台湾一般读者不容易清楚地理解,所以,我把他的原意用更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述如下。
胡锦涛认为,中共与国民党百年关系的历史结论,将只能是中共的全面的政治胜利,国民党的全面的政治失败。从此之后,国民党或者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遗迹;或者作为中共的政治附属物存在。如果最后没有作出这个历史结论,即使统一了,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也不算取得成功。
胡锦涛指出,对中共和国民党之所以必须作出上述历史性结论,是被国民党杀死的无数中共党员的要求,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的遗愿,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他断言,如果不能实现上述历史性结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瞑目,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不会瞑目。”
胡锦涛要求中共党员在向国民党作统战工作的时候,时刻牢记统战是为了得出中共全面胜利和国民党全面失败的历史性结论;对这个历史性结论“不可须臾忘记”,否则很可能会在和国民党的宴会、祝酒、拥抱中迷失政治方向,犯下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
胡锦涛还要求中共党员在同国民党交往过程中提高警觉性,不要被大陆的敌对势力和国民党中的某些人利用。胡锦涛讲,国民党中还有少部分人幻想将来继续和中共平起平坐,更有极少数头脑不清醒的国民党政客文人希望,获得再一次在大陆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机会,甚至企图统一后同中共以平等的政治地位,来竞选全中国的执政权;大陆内部敌对势力对国民党的政治幻想也没有完全破灭,有人借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的机会组织所谓“泛蓝联盟”,妄想以此为契机,公开组建政治反对派。
胡锦涛不给人留下任何想象空间地明确指示,要彻底消除某些国民党人的幻想,这次同国民党的互动的实质,并不是什么“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只能以中共对国民党的全面政治胜利为历史结论;对于“泛蓝联盟”和国民党在大陆残存的社会基础,要以运用国安部的秘密力量为主,以公开的司法审判为辅的方式,坚决果断地予以打击。
胡锦涛还提到,国民党中另有人想利用与中共的交往,取得对民进党的全面政治优势,在台湾形成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从而长期保持不统不独,偏安一隅,重建国民党对台湾权力的实质性垄断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胡锦涛强硬指出,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中共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国民党某些人试图长期不统不独,“偏安海岛的想法,根本违背两岸政治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情况”;中共对民进党的斗争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政治要求,而不是要给国民党火中取栗,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某些人利用,中共在与国民党密切交往过程中,也不要关死和民进党交往的大门,与民进党进行适度交往,恰恰有利于争取国民党中的主导力量,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依照中共的政治战略规定的时间表,完成两岸统一,并最终实现中共所追求的历史性结论。
从胡锦涛的讲话中人们不难发觉,老谋深算、诡诈多端、凶狠坚定的中共政客,与轻薄无知、目光如豆、充满孩子气的幻想的国民党政客相比,具有政治权谋上的极大优势。可叹,百年国民党正遵循胡锦涛为其规定的命运逻辑,走向最后的耻辱。耻辱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述如下:国民党依照中共的政治意志,把台湾的自由出卖给极权专制的历史悲剧之后,中共很快便会结束与国民党的政治蜜月,使国民党变成政治弃妇,并开始由中共培育的台湾社会民主党主导、垄断台湾政治权力的过程。国民党在中共对其的最后羞辱中,或是魂消魄散,灰飞烟灭,成百年一梦,或是忍辱偷生,作中共,甚至中共代理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婢女。
关于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中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及其附件中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划。根据中共的规划,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要遵循先秘密,后公开的原则进行;台湾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是二百万台商,以及受台商影响的社会各阶层,其骨干力量是中共长期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培植的秘密力量;台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要从社会各界有重要政治和社会影响的人士中遴选,中共相关部门已列出近百人的候选名单,并将对名单上的人开始进行秘密动员和说服的统战工作,其中台湾政界的人士如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新民党秘书长泰金生、新民党主席郁慕明、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等,都榜上有名。
根据中共的规划,台湾社会民主党定于二○一二年春台湾大选之后,至新当选的“总统”接掌权力之间公开注册,宣布成立。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总的任务是,担负起彻底改变台湾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责任,形成社会党一党独大,其他政党众星捧月的局面,代表中共掌握台湾的权力系统,主导台湾的政治趋势。
同时,根据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中共还对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具体任务作出下列规划:第一,如果二○一二年国民党胜选,出现民进党开展街头抗议的局面,社会民主党则应当激化冲突,形成社会动乱的局面,然后,发表声明,以台湾人的名义,请求中共派兵登陆台湾,平息动乱;第二,如果民进党胜选,社会民主党则应当联合国民党,发起大规模群众街头运动,越激烈越好,尽量造成流血事件,然后,单独或者联合国民党共同发表声明,用台湾已经处于分裂和社会大动乱之中为理由,请求中共派兵登陆台湾,稳定事态,消除危机;第三,如果国民党胜选,而民进党由于中共统战工作的瓦解,已经无力发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街头抗议,则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台湾岛内对国民党施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舆论的全面压力,促使国民党在二○一二年十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和中共签订废止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宪法,以中共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和平统一的政治协议。
中共的规划着重指出,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目的,就是结束国民党和民进党主导台湾政治的历史,形成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的态势,从而为中共利用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永远掌握权力夯实政治基础;同时还规定,无论情况出现怎样的变化,社会民主党至迟要在二○一六年的选举中获胜,并取得政权,而且只能提前,不能拖后。
胡锦涛在其讲话中也说道:“解决台湾问题有两个时间决不能改变,一个是二○一二年实现政治统一,一个是不迟于二○一六年,台湾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执政党。有的同志只重视第一个时间,不重视第二个时间,这是片面的。第一个时间是我们完成统一大业的象征,当然意义重大。同时也要看到,第二个时间的意义也同样重大,甚至更重大。社会民主党执掌台湾的政权说明,我们党同国民党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斗争,以我们党获得全胜为最终结果;国民党从此之后就会淡出中国政治舞台。”
中共关于社会民主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规划,显示出中共具有把国民党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自信。对于国民党,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侮辱。但这还是一种比较“温柔”的侮辱方式。事实上,中共主战派曾提出一种更加生猛的方案,即中共在台湾培育的政治力量公开之后,不应当叫作社会民主党,而应该称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直接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掌握台湾政权,明确表达对国民党的历史性羞辱。
中共主战派还认为,中共曾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袖群体划为战争罪犯,公开通缉;对于战争罪,法律没有追诉时效的限制,现在战争罪犯个人虽然都已死去,但国民党作为发动中国内战的“犯罪组织”,还必须要受到审判;通过对国民党的历史罪行审判,才能可靠的树立中共的历史地位。
中共主战派的上述意见被认为缺乏策略性和过分冒进,没有写进《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不过,中共政治局仍然把其视为“保留意见”。在中共的政治术语的词典中,所谓“保留意见”是指,这种意见虽然暂时没有得到确认,并付诸实施,但将来仍然有得到确认并付诸实施的可能。换言之,中共在以统一的名义,把专制铁链套在台湾的脖颈上之后,最终是否会允许国民党得到政治上的安乐死的结局,仍在未定之数;受到中共的专制之法的审判,仍然是国民党可能不得不承受的羞辱。
四、简要结论
斯大林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造就的典型的独裁人格。斯大林曾说,看到政治敌人跪在地上求饶,是最大的快乐。中共暴政的独裁者具有和斯大林同一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源流,因此,上述曾经主宰过斯大林的心理状态的愿望,很可能也会主宰中共独裁者的心理——通过对被击败的政治对手的肆意凌辱,体验“至上”的欢乐。
有鉴于此,我判断,根据独裁者和专制政治的人格逻辑,中共的全部统战活动最终可能演化为掩护军事占领的骗局。统战骗局既有麻痹台湾人的政治警觉性,瓦解台湾人的政治意志的效应,又有利于促使美、日以“两岸自愿和平统一”为托词,放弃它们对台湾的关注和承诺,从而换取中共在“国家核心利益” 问题上对它们的让步。但是,当统战台湾的活动取得基本成功之际,很可能出现图穷匕见的局面——中共极有可能在所谓“和平统一”马英九政府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制造对台用兵的借口,突如其来出动大军,在国际社会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占领台湾。因为,军事占领最有利于中共对台湾任意作政治处置,而这正可以实现独裁者心目中的最大快乐。更何况进入军事行动状态,又能为胡锦涛二○一二年之后继续执掌最高权力,提供强有力的理由。
人世间所有的欺骗能够成功,不仅取决于骗子的狡猾,而且也基于被骗者的愚昧。现在,中共正用其统战活动欺骗世界和台湾,涂满和平脂粉的骗局深处隐藏着刀光剑影,隐藏着中共极权暴政对台湾自由的仇恨,隐藏着试图通过摧残台湾自由获得政治快感的黑色激情,当然,也隐藏着最终践踏国民党尊严的强烈愿望。世界和台湾是否会被欺骗仍然是个问题,但是,国民党已经如醉如痴地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并在竭尽全力说服世界和台湾也相信。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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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八章 台湾的政治现状

帖子admin » 2012-01-07 11:15

第八章 台湾的政治现状
一、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
——愚蠢,还是叛卖

黄蜂尾上刺,毒蛇口中牙,两般皆未毒,最毒暴政心;黄河九曲,乌江百折,亦难比中共之意曲折难测——中共暴政的政治阴谋之诡谲百端、凶残伪善,举世莫匹,冠绝古今。这既是因为中共的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基础的反人类性,也是由于当今中共权力意志的人格代表的变态心理。其实,当代中共官员凡能飞黄腾达者,必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官场阿谀逢迎术的心灵阉割,成为精神阉人。而胡锦涛竟成为中共权力意志的主宰者,中共政治的极端阴谋化、恶毒化趋势便不问可知。
中共官场中流传着一项轶闻:胡锦涛在西藏任书记期间,因其总是微笑如仪,和蔼可亲,甚至给人软弱的感觉。有一嗜酒如命的厅级官员认为其不像男人,一次乘酒醉之机,当面折辱胡锦涛,问之曰:“你为何不长胡子?”一九八九年胡锦涛头顶钢盔,手持武器,亲临街头镇压西藏僧人起义,这位厅级官员看到胡锦涛后,竟被吓得当场小便失禁——当时的胡锦涛与平时判若两人:脸色黑青如铁锈、目露凶光若巨蜥、神情阴冷似活尸。后来,胡锦涛上调中共中央不久,这个厅级官员便因胆病而亡。中共官场普遍相信,他的死是由于胆被胡锦涛吓破了。
上述中共官场轶闻,初听之时令我心摇神动——胡锦涛之阴沉可怖竟一至如斯,可使狗官胆破而亡。胡锦涛主持制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观之思之,其心机之诡诈,心肠之阴毒,相信铁石之人都会心碎胆裂。然而,马英九正在亦步亦趋,按照胡锦涛的统战阴谋的引导,走在通向政治黄泉之路上。与那个中共厅级官员不同之处在于,马英九不仅不知死之将至,因此毫无畏惧,反而鼓乐齐鸣,作凯歌行进状。却也可成人类政治史上的一道奇观。
那么马英九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笃定?是由于无知,还是因为他已经与胡锦涛达成叛卖自由台湾的共识——对此,我尚不敢断言。不过,马英九政府向中共的全面投降却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之所以称之为“全面投降”,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国防、精神价值各个领域,马英九政府都自宫自残,以应和中共统战政策之节奏。毋谓余言之过分,试看我历数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之斑斑劣迹如左。
(一),政治领域的投降。
政治领域的投降首先表现为马英九对“一中各表”的推崇。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的意志表述极端明确,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的这个表述至少有下列政治含义:其一,彻底否定《中华民国》作为政治主体和国际法主体的存在;其二,绝对肯定中共享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和国家谎言维护的政权是中国的唯一政治法律存在;其三,完全否定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把台湾人视为中共极权国家的政治奴隶。
可见,中共的“一中”表述根本无视《中华民国》,以及其宪法的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事实。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一中”表述,马英九的表述又是什么呢?马英九敢于作出针锋相对的表述吗?马英九有胆量这样说吗?——“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胆量或者没有意愿这么说,那么在中共取消《中华民国》的政治法律存在和否定台湾人民自决权的“一中”表述之下,马英九奉为圭臬的“一中各表”,只能意味着投降。理由在于,中共的“一中”只意味着中共专制的国家形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马英九由于在自己的表述中不敢否定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自然不能合乎逻辑地确认“一中”就是《中华民国》——既然只有“一中”,《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 不能并存,不共戴天的政治概念;企图通过所谓“各表”掩盖两个政治概念互相绝对否定的逻辑关系,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欺人之举。只不过,中共此时欺人是为了掩盖其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统战阴谋;马英九政府欺人是为了掩盖其向中共政治投降的真相。在中共气壮如牛,马英九政府胆小如鼠的情况下,“一中各表”实际只能起到为中共的表述张目的效应;马英九政府的政治投降,本质上乃是国家意志的投降。
政治原则上的投降必定产生具体的社会效应。中共陈云林访台时,马英九政府撤帜降旗的闹剧;中共小官张铭清因政治挑衅被撞摔一个政治跤,而台湾司法却要大张旗鼓为其找回“公道”的丑剧,都是马英九政治投降的社会倒影。
按照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规划,以确保国民党连任为前提,二○一二年台湾大选之后,应当立即开始中共和国民党两个执政党的领导人直接的政治谈判,并于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完成谈判,签订统一协议。请允许我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的所谓“统一”,其实质内容就是废止中华民国的国号、宪法、国旗;中共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权,则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控制台湾,台湾因此丧失为保持自由所必须的独立的政治人格,台湾人将实际成为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奴隶。
中共最高领导人同时出任国家主席已成定例。为保证中共与国民党两党领导人将来签订的“统一”政治协议同时产生行政权力的效应,中共希望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中共外交中现在便是如此称谓马英九;显然,虽尚未“统一”,中共已视中华民国如无物,视马英九为可以任意摆布的政治玩偶。
我们确实不知道马英九是否已同中共暗通款曲,或者双方只是心心相印,情意相通;我们只看到,中共略显欲闻弦歌之“雅意”,马英九便随即弦歌并呈—— 马英九已决意兼任国民党主席之职。无论真相如何,马英九此意此举恰恰应和了中共政治统战策略的需要。用偶然性能够解释马英九与中共之间政治举措上的和谐吗?
(二),经济领域的投降。
中共确定的统战步骤是,先经济统一,文化统一,然后再实现政治统一;经济统一的标志则是建立两岸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机制,从而使中共的经济体,成为台湾经济的主导,台湾经济沦为中共经济体的附庸;实际上就是实现中共经济对台湾经济命脉的绝对控制,台湾经济对中共经济体的绝对依赖的最终目的。
我们断言马英九政府已在经济领域向中共全面投降,是因为马英九政府所有经济意向和经济政策,都在为中共推行上述意义的经济统一大开方便之门。为实现以中共经济体系为主导的两岸市场一体化,马英九政府竭尽全力推进ECFA的谈判和签订,而且作贼一样进行暗箱操作,以躲避台湾各界对其的质疑;为实现以中共金融体系为主体的两岸金融一体化,马英九政府不仅酝酿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实施金融“全面开放”的政策。更难以容忍之处在于,马英九政府正通过散布与中共实现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唯一出路的意念,制造中共是台湾的经济拯救者的神话,进而摧毁曾经创造过“亚洲四小龙”奇迹的台湾的经济自信,并把摆脱台湾经济危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中共极权专制下的经济体。
摧毁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的自信心,把国家的经济前途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他人——这是国家的敌人才会作的阴险至极的事。在这个意义上,马英九政府正在做的,便是与中华民国为敌,与台湾人民为敌。最弱智的政客都会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是一个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如果丧失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任由国家的经济命运被一个怀有觊觎之心的强权所左右,国家的政治独立便自然丧失。对此,马英九似乎完全没有理解。他基本放弃开拓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努力,而只专注于兴高采烈地帮助中共,这个对中华民国和台湾人民怀有强烈政治敌意的政治存在,把经济绞索套在台湾的经济命脉之上——中共也从不隐瞒它的政治敌意;它向来公开宣称,它的目标就是要否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独立的存在。马英九政府的经济意向和经济政策,则正在为中共消灭中华民国的主权,以及台湾人民受到中华民国主权保护的自由,创造经济的条件。难道这就是马英九同中共交往要“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的价值归宿吗?
(三),国防与外交领域的投降。
在一个常常不会被真理说服而只相信实力的世界上,要想保持国家生存,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遭受难以承担之损失的强大国防实力;没有自卫能力者,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面对十余亿人组成的怀有深刻敌意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以弹丸之地能保持有尊严的强悍的政治存在,除了国家意志、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它拥有令强敌胆寒的国防力量,在于它的潜在的核武器国家的地位。
外交是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国际关系表述;放弃外交同放弃国际生存空间是同一回事。外交之战意味着政治之战和军事之战的序幕;外交休兵则应当以相互共同放弃国家之间消灭对方的政治意志为前提。
中共已经将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其内政与外交的战略重心。近年来,中共大力发展军事能力,在战舰、战机、导弹、核武器以及太空战能力各领域都有重大进展,已经取得对台湾的军事优势。尽管如此,中共强化军事能力的努力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上一年度中共军费升为世界第二,便是极具象征性的指标。
外交领域,中共作出一定的调整,即暂时中止策反中华民国的二十几个邦交小国,因为,这些小国对于中共解决台湾问题无足轻重,而把外交重心转向同美日的利益交换领域——通过在与美日国家核心利益相关的问题上的让步,换取美日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的外交让步。显而易见,中共的外交调整丝毫不意味着外交休兵,而是企图在外交领域对台湾一剑封喉。
中共强化军事力量,调整外交方向,近期的战略目标都直指用中共的极权专制统一台湾。可谓目标明确,杀气逼人。面对铁血强权如此凶险的威胁,马英九的政治反应,恐怕连中共都会暗中笑掉大牙。一句国防“不武”,复之以外交“休兵”,马英九尽显政治无知风采。看来,马英九在摧毁台湾的经济自信的同时,还要摧毁台湾的防卫自信和外交自信。
中共极权者不会被政治白痴愚蠢的善意表示感动,而只会被强大的力量和坚定的意志“说服”;台湾要想在铁血强权之前成功地卫护自由与独立,唯有一途,即在属于台湾的时间还没有干涸之前,重建足以震撼敌胆的强大武备,并同中共展开针锋相对的外交之战,向国际社会展示不自由毋宁死的意志。
马英九的国防与外交投降,是在自毁中华民国主权实力基石,是在自毁台湾政治独立的国际空间——马英九在以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毁坏卫护台湾自由的主权之盾。
(四),文化领域的投降。
用文化统一为政治统一奠定基础,是中共对台文化统战工作的总体目标。中共还为文化统一设立了两个主要指标,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面板湾主要媒体,基本控制面板湾社会的舆论导向;一是通过全面的学术交流和研究课题的高额资助,使台湾的学者整体上以大陆作为学术的基本依托,形成两岸学术整合的态势。
现在,中共文化统战工作的两个指标已经基本达到。众多台湾媒体沦落为中共统战宣传的喉舌;绝大部分台湾媒体表现出的舆论一致性,直追中共新闻检查制度严密控制下的大陆媒体。台湾的绝大部分大学学术研究的重心已移向大陆;经中共官方严格审查后发布的学术资料,成为相当一部分台湾学者的基本学术依据。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共已经通过对媒体和学术界的统战控制,实现了两岸在中共党文化意义上的统一;台湾的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正在死亡,只等中共享政治统一,为台湾的政治自由送葬。
对于上述情况,马英九政府不仅没有试图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从实质上保护台湾的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反而开门揖盗,对中共的文化统战在台湾显示出的社会效应,笑脸相迎,乐观其成。更有甚者,马英九政府的相关部门,竟准备允许台湾的考试中出现中共宪法的内容。殊不知,中共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人民必须服从的政治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难道马英九政府已经急不可待地要由文化领域的投降转向政治领域的投降吗?难道马英九政府已经急不可待地要让中共变成台湾人的政治领导,并让台湾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吗?
(五),精神价值领域的投降。
马英九政府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文化领域内的投降,最终都归结为精神价值领域的投降,而精神价值的投降则是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的起点。
人类虽然有物性的一面,但本质上却表现为精神的存在,人正是由于精神能力而理解自由,并超越万物,获得独立于自然史之上的精神的命运和意志的历史。在物质力量的意义上,中共现在比台湾强大;在精神价值,这个表述人类本质的范畴内,台湾却远比中共强大。因为,台湾所拥有的以主权在民原则为主导的民主制度,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精神自由,以人权理念为前提的法治,乃是与人性最深刻的追求一致的真理;中共的极权专制不过是“尸居余气杨公幕”,终将由于其反人性的致命弱点,而被历史埋葬。
然而,马英九自从加冕总统之后,在精神价值的领域竟然也像小媳妇一样,对中共暴政这个恶婆婆曲意逢迎,关爱周至,甚至在六.四血案二十周年的感言中,马英九也玩弄文字游戏,刻意掩饰六.四屠杀的反人类罪的性质,把六.四之血,当作取悦中共的政治口红。在与中共的交往中,马英九政府完全放弃台湾的精神价值的优势,背弃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台湾立国的理念,试图换来中共的经济恩赐。但是,用精神价值的投降换来的经济利益,不过是鸩杀台湾的自由与尊严的毒酒。
尽管马英九声言执政期间“不统”,可却也并不着力隐藏他对统一的情感认同。不过,关键在于,“统一”这一个概念之下,却有两种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价值观念的冲突——用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统一大陆,那是历史的进步,因为,那意味着大陆十五亿人摆脱了中共政治奴隶的枷锁,成为自由人;相反,用中共的极权专制统一台湾,则是历史的大倒退,因为,那意味着两千三百万台湾人丧失自由,沦为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奴隶。中共正运用它所拥有的全部力量,追求二○ 一二年以极权的中央政府的名义,统一台湾。这种意义上的统一,是台湾的大劫难。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正为中共实现上述追求而效犬马之辛劳,尽奴婢之心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乃是国民党权贵阶层全面投共的政治反映。在中共的统战之下,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权贵的利益已与中共暴政血脉相连,他们个人或者家族利益的主要支撑点已经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当台湾的现任众多高官其家族都在大陆有巨大的工商利益,马英九政府又焉能不降。
约一个半世纪之前,英国兵锋直薄广州城下,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坐守愁城,“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终被俘,自尽于异国,史称 “六不总督”。现在中共统战阴谋直逼台湾,今日之总统马英九却以声称“不统、不独、不武”,即什么也不做应对之,可谓“三不总统”。“六不总督”与“三不总统”,隔时间之长河与空间之海峡遥遥相望,相映成趣,倒也可成一段历史典故。
二、民进党的狭隘
——理想主义凋残的悲剧

民主进步党曾是理想主义的政治之花。台湾也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民进党;千禧年民进党万众拥戴,昂视阔步走进权力的圣殿,意味着理想主义的胜利。民进党执政八年,把台湾的社会自由推进到世界前列。这是民进党对台湾作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酉潭因此而将陈水扁称为台湾的“自由先生”,乃是代历史立论的公允之言。
然而,曾几何时,理想主义的政治之花便凋残于权力的圣殿之上。胜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与坚守,败于理想主义的凋残——这将成为民进党永远不变的宿命。二○○八年的败选,表明台湾人民在痛苦的失望中,收回对民进党的理想主义的信任;国民党的胜选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魅力,而是由于民进党政治魅力的枯萎。
对于民进党,丧失政治理想主义,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时至今日,民进党仍然迷失在理想主义丧失后的精神阴影中,作苦苦的思想挣扎。这种思想挣扎就表现为民进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进退失据,首鼠两端,捉襟见肘。现就选择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两个分述如下。
(一),陈水扁问题。
由于陈水扁曾被视为台湾政治理想主义的象征,所以,陈水扁及其家族利用公器实施贪渎的事实,是血淋淋地插入台湾人心头的一根柄利刃;这个伤痕一日不痊愈,台湾人就一日不会原谅民进党,并恢复对其的理想主义的信任。
陈水扁事件 曝光之后,民进党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而这两种态度都与政治理想主义南辕北辙。其一是急于通过与陈水扁切割的方式,推卸民进党对其前党主席的罪错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这种态度既愚蠢又狭隘。说其愚蠢,是因为其试图推卸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其狭隘,是因为陈水扁与民进党的关系已成不可更改的历史,通过抛弃陈水扁挽救民进党只是庸人的小聪明。对待陈水扁事件的另一种态度则表现为不分大是大非,不辨原则对错,无视陈水扁家族贪渎的事实,一味挺扁,真不怕伤透了台湾民众的心。这种态度亦是既愚蠢又狭隘。愚蠢在于不承认,或者不敢面对陈水扁家族贪渎的事实;狭隘则在于以私情取代公理与正义,似乎要民进党,这个民主社会中的政党,这个对台湾负有重大政治责任的政党,变成“哥儿们义气为重,兄弟情谊为先”的江湖帮派。
陈水扁事件确是民进党的重大危机。但恰如尼克松所言,危机意味着危险中存在机会。只要克服危险,抓住机遇,就能重新赢得命运的主动权。民进党如果是一个具有政治理想主义道德操守的政党,处理此种危机的原则应当极其明确:第一,不是与陈水扁切割,而是主动承担民进党对其前主席罪错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向全体台湾人谢罪;第二,就民进党及其领袖在权力腐蚀下的堕落,进行真诚而深刻的反省,公布反省的思想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民进党之魂——政治理想主义的道德操守;第三,在以党的名义敦促陈水扁向台湾人民真诚谢罪的同时,对于来自国民党,或者其它政治势力企图借机进行司法迫害的行为予以揭露,并坚决反制,依法保护陈水扁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
正确的选择往往简单而明确,但民进党在陈水扁事件上就是没有作出正确选择的政治能力。民进党员在盲目切割和盲目挺扁两个极端之间分裂,民进党中央对陈水扁危机却态度暧昧,欲言又止,一副没有政治担当的小男女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对陈水扁事件的态度暧昧不明,可能比陈水扁家族贪渎本身,给民进党造成更致命的伤害。
(二),如何对待中共的问题。
理想主义的凋残必然导致两个相互补充的后果,即以整个人类为参照系的广阔政治胸怀的丧失,以及眼界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生成。目前,民进党正处于这种状态中。民进党至今还没有从选举大败的心理震荡中恢复过来。在众多民进党人政治实用主义的狭隘视野中,国民党几乎是唯一的政治存在,当然,也是唯一的政治噩梦。由于民进党中央没有能力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范畴为背景,对台湾的政治前途作出规划,民进党的议员和其它社会活动家常常只能通过对国民党的执政方式提出凌乱琐碎的异议,来体现自己存在的政治价值。
基于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制约,民进党甚至没有能力,也没有真正的兴趣,越过台湾的政治生态圈,去注视站在国民党权贵阶层身后的中共,更不要说看清中共的统战阴谋正在酝酿台湾命运的大劫难。虽然民进党也逐渐表现出一些关注中共的意向,但那种关注最终还是落在同国民党进行选票竞争的狭隘眼界内。从整体的角度看,民进党对中共了解之不真切,连隔靴搔痒都谈不到,遑论以清醒的预见性,去制定引导台湾应对正在逼近的命运大劫难的国策。
在遭受重创之后重建政治道德形象,以及于台湾危难之际制订战胜凶险命运的国策,这两件事关乎民进党未来的政治生命。可是,由于政治理想主义的凋残,在这两个领域内民进党均少有建树,甚至无所作为。不过,民进党自身的政治危机并非自今日;从二○○○年起,民进党的政治理想主义便受到权力的侵蚀——得到权力,却丧失政治理想主义的道德情怀和宽广的政治视野,这正是属于民进党的悲剧。
当年台湾人用选票把民进党送上权力之巅时,台湾人在民进党身上寄上无穷希望。人们希望民进党能够重建社会公平与正义;能够政治清明廉洁,扫荡国民党时期的黑金政治;能够以自由独立的理念,引导台湾走上强国之路。可是,民进党执政八年,给台湾人留下的却唯有失望。
国民党党产是台湾社会缺乏公平与正义的标志;创建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从清理国民党党产始。虽然有张清溪教授等良知知识分子对清理党产问题已作出充分的学术研究,可执政的民进党却在清理国民党党产问题上,很少实施具有实效性的政治或者法律措施。
对肮脏的政治与腐败权力的厌恶,导致台湾人对国民党的厌恶;人民希望民进党能让台湾的政治和权力变得干净。尽管陈水扁家族的贪渎是其卸任后才揭露出来,不过,自台湾第一家庭开始贪渎的那一日起,台湾社会就必定开始受到潜在的毒害,人们凈化政治和权力的希望也必定开始黯淡。
通过独立建国以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尊严——这是民进党的政治理想,也是其政治之魂。然而,成为执政党之后,民进党的一些政客不再把独立建国视为崇高的政治图腾和神圣的政治事业,而是当作同国民党进行选战的厮拼打闹的说辞,甚至用以挑拨撕裂族群的情感,从而使独立建国的理念变成各种竞选中的政治表演,变成政治T型台上展现身段的政治“明星”的外衣。
独立建国的理念从政治理想主义的高度,堕入以赢得选票为原则的实用主义政治的狭隘范畴,民进党的政治沦落也就开始了;胜选是为保住权力,但试图用背叛政治理想主义的方式保住权力,最后只能被权力抛弃。
对于任何族群,独立建国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同时也是艰难的政治事业——需要超群的智慧、坚定的意志、周密的筹划、长期的准备、艰苦的拼搏才可能完成的事业。然而,执政八年,陈水扁并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创造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条件,使独立建国的理念更加接近现实,相反,只是偶尔发出几声语言的挑衅,把一个艰难的政治事业浅薄化为口舌之争。
常有人以种种遁词,诸如议会不占多数、美国不同意等,为民进党执政八年政治上的无所作为辩护。不过,这些辩护不会被历史接受。因为,历史的指责不是针对结果,而是着眼于过程——民进党并没有以执政的政治优势,用独立建国的理想,引领台湾走上光荣或者悲壮的命运之路。更何况,没有努力的过程就不可能有结果;看似不可能达到的结果,又常在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实现。当年为在强敌环伺之下保持国家的生存,以色列的政治家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果断地使以色列获得潜在的核武装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构成以色列生存安全的最重要的军事依据,同时美国最终也接受了这个他们曾反对的现实。可见,以色列政治家事前的判断充满睿智,即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国家利益需要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存在,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对美国唯命是从但却软弱的以色列;没有能力自立自卫的以色列终将被美国抛弃,强大的国家实力是以色列得到美国支持的前提。
很可惜,陈水扁不但没有卢武铉自裁以谢国人的源于道德的勇气,也没有以色列政治家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视美国意愿的源于智慧的勇气。他执政期间太把美国当回事,不敢把台湾独立建国的利益真正置于美国的意愿之上。结果是美国反而不把他当回事,视其为“麻烦制造者”,并同中共连手,使其家族贪渎的罪证浮出水面。
现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阴谋已如黑云压欲摧之城。由于民进党八年执政在强国强军上鲜有作为,也由于当前国民党政府的全面投降引发的台湾从政治意志到国家实力的全面弱化,属于台湾自由命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属于民进党的时间也不会再有另一个八年。要想再次崛起,民进党必须在重建政治道德形象和制订应对大劫难的国策这两个领域,都重新赢得台湾人民的信任。只是不知民进党中是否还能涌现出天纵英才,重造政治理想主义,重新赢得人民的道德信任,并为台湾的自由赢得时间。
三、民众的茍安心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以色列有一道闻名于世的“哭墙”。那是古老岁月中入侵者焚毁的宫殿的残垣断壁。现在,重新建国的以色列早已成为地中海畔坚如岩石的政治存在,但以色列人却依然常在“哭墙”之下,用泪水和悲泣,回忆千年亡国的哀痛和重新建国的艰辛。那“哭墙”下飘散的泪水和摇曳的哭声,恰是回荡在以色列人心灵间的忧患意识。以色列的强大与安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普遍的忧患意识。
返观台湾,尽管中共从未停止宣示要用其专制政权控制台湾的政治意志,也从未停止用战争威胁或者统战活动的方式,紧锣密鼓地为实现其政治意志作急不可待地准备,但是大部分台湾民众却处于一种奇怪的无忧少虑的状态,对中共欲控制台湾的政治阴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善良的台湾人似乎只按照一种最简单的逻辑,对中共的行为和自己的前途作出判断:我们台湾人又不去伤害中共,中共也就不会伤害台湾。
然而,生活常常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历史也往往不会按照看似合理的逻辑运行。中共对台湾的战略,并不是由台湾的态度决定,而是基于极权政治对危险的认知,即,中共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大陆广大民众中的政治示范作用,已形成对中共专制的致命威胁,而消除威胁的根本办法,就是借统一之名,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就是善良的台湾人难于理解的中共极权专制者的政治逻辑,而这个逻辑正主导两岸关系的前途。
普遍的茍安情绪在台湾社会中弥漫,使得大劫难变得更加难以避免。对危机的警觉是应对危机的前提;茍安情绪之中只有对危机的麻木不仁,对平安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台湾社会在茍安情绪中昏昏然沉睡的如此之深,以至于少数智者对大劫难的预言,似泥牛入海,激不起惊醒的波澜。
此次大劫难事关台湾自由的生死存亡;此次大劫难源自一个获得巨大经济能量的铁血强权。台湾又一次被迫面对无可避免的冷峻的命运挑战。而战胜大劫难需要坚硬的国家意识、不自由毋宁死的良知、同凶险的命运决死战的意志、用血与生命卫护独立与尊严的勇气,同时还必须有源于大智慧的战略构想和策略设计。但是,普遍的茍安情绪却使战胜劫难所必须的一切都成为不可能。一厢情愿的对和平生活的幻想,侵蚀了台湾的政治意志,自由激情和勇敢精神,也消融了台湾洞察命运的智慧。扫荡危及台湾自由的茍安情绪,首先是台湾政治活动者的责任。可悲可叹之处却在于,绝大多数台湾政治活动者竟应当对茍安情绪的产生和蔓延承担责任。
中共享统战活动编织出对台湾一往情深、善意如海的骗局,来掩盖其政治阴谋的战靴在暗夜中踏出的铿锵声。国民党政客则抓住每一次政治表述的机会,让台湾人相信中共善意的真实性;马英九不仅把中共描绘成台湾经济的拯救者,更企图证实中共也将给台湾以国际生存空间的谎言。国民党正在散布一种荒谬至极的逻辑,似乎中共暴政,这个剥夺十五亿中国人政治选择权和精神自由权的极权专制最后的巴士底狱,这个把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发挥到极致,以维护权贵特权利益的政治黑手党,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寡廉鲜耻、且腐烂至极的贪官污吏集团,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具有上帝般无私情怀的政治慈善家,它不仅要施舍给台湾经济繁荣,还要给台湾带来和平与安全,而为得到这一切,台湾所要作的,只是“不统、不独、不武”,即什么也不作,经济繁荣以及和平与安全就会从天而降。国民党权贵真是利令智昏达于弱智的程度,他们竟不懂极权专制从来不可能扮演政治慈善家的角色,世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共追求的不是“不统、不独”,乃是“必统”,而且要以中共专制的名义统一台湾,即台湾眼前得到的经济和其他利益,必须以台湾的自由与中共相贸易;而失去自由之后,台湾也就将失去曾经得到的一切,因为,专制控制下的政治奴隶,连命运都不属于自己。
国民党权贵有意散布茍安情绪,根本上是为了在台湾社会缺少警觉的状态下,以最小动荡的方式,将台湾的自由出卖给中共极权专制,从而换来自己家族的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与之同时,某些民进党政客的意识也成为台湾社会茍安情绪的另一个来源。之所以如此,则主要是由于这些民进党政客对中共政治的基本无知。他们的无知就在于试图与中共进行一种政治交换:只要中共不干预台湾独立,他们对中共在大陆摧残人权、践踏自由的种种恶行就愿意闭目塞听,不予理睬。且不说这种政治交换本身就不是一个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立党之本的政党应为之事,只就实际可行性而言,也表现出对中共的无知。中共所要的,是通过控制台湾,一劳永逸地消除台湾民主在大陆民众中的政治示范作用对中共的威胁;中共所要的,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将其统治的权威置于台湾政府之上,以凯旋者的资格,对中共与国民党的历史命运作最后的结论。所以,民进党根本就没有同中共进行政治交换的资本,除非民进党也步国民党之后尘,走上背叛与出卖台湾自由之路。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听到有民进党人士想作上述政治交换的情况汇报后,语带讥讽地说:“这些民进党人真是天真的可爱。不过可以继续同他们谈这个话题;让他们有一点儿幻想也好,有幻想就不清醒,就可以为我所用。只要我们的同志目标明确,头脑清醒,不对他们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能够使我们的统战工作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无论何人,从贾庆林的这段话中都可以得到一个深刻印象,即同中共老谋深算的狡猾政客相比,某些民进党政客天真得像处男。然而,这些“政治处男们”同中共作政治交换的幻想,却潜移默化地强化着台湾社会的茍安情绪。当然,也有一批民进党人意识到来自中共的威胁,并试图向台湾人发出警讯。但是,他们却又缺乏对政治概念进行政治战略和策略分析的能力。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中国”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一个是数千万人构成的中共官僚阶层,一个是十余亿大陆普通民众,这两个概念天然处于对立状态;对台湾自由的威胁,来自中共官僚阶层,而不是大陆普通民众,大陆普通民众最多只是中共享专制暴力挟持的人质 ——大陆普通民众实际处于政治奴隶的地位,而政治奴隶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又怎么能决定台湾的命运。
由于缺乏进行上述基本区分的政治认识能力,这部分民进党人的警讯只能笼统地把中国当作危险之源。如此一来,不仅愚蠢地把十余亿本不是台湾敌人的大陆民众置于敌对状态,更模糊了危险的真正来源,因而使其警讯缺乏只有真实准确才会产生的震撼性。显而易见,愚蠢而又不具备震撼性的警讯不但不可能让人惊醒,相反会使社会的危机意识变得更加麻木。
一个族群的政治家的责任之一,便是对威胁族群政治安全的危险提出预警,并设计和实施克服危险的政治方案。台湾的政治人士群体却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 ——国民党故意掩饰危险,民进党则缺乏有效预警台湾社会的政治智慧。社会中另一个对此负有责任的阶层,是被称为“民族智能之镜”的知识分子。然而,世俗化和物欲化的重重污迹,却使台湾的“智慧之镜”变得模糊不清;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灵迷失于世俗的享乐,腐烂于物欲的追求,早已冷漠了自由的激情。自己都丧失了对自由的热恋,又怎么会有激情为台湾的自由而奔走呼唤,惊醒社会。
台湾知识分子中自也有风清月白、聪慧睿智之士,他们确也清醒地认识到台湾正处于大危险之中。但是,面对台湾社会昏昏然、熏熏然的茍安情绪,他们所作的,往往只是长太息以扼腕,心痛楚而黯然。对于这些朋友我愿不揣冒昧,以进一言:命运不会被心疼感动,历史也不相信叹息;命运只可能被艰苦卓绝的努力征服,而可能感动历史的,常是绝望中的奋起——知不可为便不为,非英雄的选择;知不可为而为之,纵然不成,也可免千古遗恨。
四、简要结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乃百代真理,千古明训。如果说知耻近乎勇,那么知忧则近乎智。然而,当今之台湾,国民党权贵兴高采烈地从全面投共中寻求幸福的归宿,民进党在自身的政治危机中苦苦挣扎,民众则在茍安的幻想中得到安慰。大劫难逼近之际,又有几人为台湾的自由而忧心如焚?台湾的高山激流,云海花影应为这种情况而悲怆。
“生于忧患”之忧,非“杞人忧天”的愚人之忧,而是智者之忧。愚人之忧,魔由心生,幻影重重;智者之忧则必以纷繁复杂的表像下之客观事实为基石。撕裂中共统战活动的骗局,越过国共两党共同营造的两岸“互利双赢”的假象,人们便可以看到,中共把自由的台湾关入极权铁牢的政治阴谋和实际行动,犹如古代行刑队血淋淋的屠刀一样真实。
智者之智不仅在于洞察忧患之源,预见劫难,更在于将智者之忧,转化为社会之忧,大众之忧。唯有如此,人们才能从忧患中奋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思广益,战胜劫难。不过,说服公众往往比洞察真相困难得多。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事实,然而,真相即使被无数次的表述,有时也难以唤回公众那一颗颗迷失在谎言中的心。我曾有言,“美是艰难的,自由是艰难的,高贵也是艰难的。”现在看来,让迷失于谎言中的公众理解真相,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更艰难。但,我准备承受这种艰难;我书写本书就是在承受述说真相的艰难。
有好奇者或许会问:袁红冰,你一个与台湾素无渊源的人,为什么要费心表述关于台湾大劫难的真相?对此一问,我愿答曰:我,一个从天雷撕裂的苍穹之巅走入世间的自由的心灵,以自由为我的信仰,为我的宗教,为我的神;值此台湾自由面临大危险的时刻,我自然不能置若罔闻。
昨夜,风急雨狂,我于梦中听到以色列“哭墙”之下,悲声如歌。不知有谁愿与我一起,在善良的台湾人心灵间也筑起一道“哭墙”;我相信,当属于台湾的忧患意识在那心灵的“哭墙墙”间飘荡而起时,台湾的自由或许会得到命运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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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劫难 第九章 台湾的绝望

帖子admin » 2012-01-07 11:16

第九章 台湾的绝望
一、无魂之邦必然衰落
——那将是永久的悲哀

人类历史的本质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所以,人类命运之间的搏战,首先是意志的对抗。而意志软弱者必败,无意志者必败。无论对于个人或是族群,情况都是如此。当前,台湾与中共之间正处于重大的命运的搏战之中;之所以重大,是由于搏战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台湾自由的存亡。
为国民党政府的大陆政策辩护者常喜一言,即“台湾不能闭关锁国,而必须同大陆交往。”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进行交往,而在于交往中台湾是否具备明确、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精神价值。人们看到,中共的政治意志从未稍有模糊——中共要赋予其极权专制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取消中华民国及其主权,使台湾成为极权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区。无论江泽民时期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还是胡锦涛时期对台湾的统战利诱,中共上述政治意志都没有改变。
那么国民党政府是怎样表述其政治意志的呢?有马总统英九曰:“不统、不独、不武”。看来,这位“三不”总统只懂得说明他不敢作什么,而没有能力告诉世界他敢作什么,他想作什么;这位总统的政治意志只意味着表述他的不作为。一方面,中共的政治意志如长剑出鞘,寒光砭骨,咄咄逼人,一方面作为台湾权力意志象征的马英九,却丝毫不具有进取性的政治意志表述,在双方政治意志状态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下,台湾又如何能在两岸的交往中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意志者即行尸走肉,其命运只能被交往中意志强悍的一方主导——这是马英九政府同中共交往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事。
“三不”总统是腐朽没落、丧魂失魄的国民党权贵阶层的政治倒影。国民党曾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作为其政治意志。但那早已是昨日黄花,恐怕今日的国民党政客都会把该党过去的政治意志当作笑料。嘲笑自己的历史的人,必定被现实嘲笑。当前的国民党权贵早就凋残了万里之志,甚至连偏安的勇气都已丧失,竟沦落至名义上“联共制台”,实则“投共卖台”的中共的政治臣仆——一旦丧失政治理想和政治意志,就将在历史的轻蔑斜视中成为政治笑柄;当前的国民党权贵正在向历史裸露出属于政治行尸走肉的丑态。
国民党已经没有能力为台湾铸造坚硬的政治意志,民进党的独立建国的意志也没有成为台湾的国家意志。相反,民进党的代表人物,从陈水扁到陈菊,面对中共时虽然表现不同,却显示出同样的政治机会主义。
陈水扁执政八年,台湾的国家政治意志也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所谓“台湾已经独立,不需要再宣布独立”的说法,不过是没有勇气赋予“独立建国”的理念以国家意志的权威,从而同中共企图控制台湾的政治意志作生死搏的一种托词,不过是用政治投机主义的方式回避中共政治意志挑战的表现。尽管台湾事实上不受中共管辖,但台湾作为独立国家的法律要素远不完备。独立国家首要的法律要素便是据以立国的宪法。而现在台湾拥有的“中华民国宪法”,把中国大陆也涵盖于其主权范围之内,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华民国”的范畴。所以,在台湾还承认“中华民国宪法”权威的情况下,台湾的独立建国就是还没有完成的法律进程;换言之,如要独立建国,就必须修订宪法,为台湾独立重建宪政法治的主权基础。陈水扁并没有运用执政的政治优势,把独立建国的理念推向台湾国家意志的高度,相反却用 “台湾事实独立,无须宣布”之类借口来自慰。自慰都是猥琐的,无论生理自慰,还是政治自慰,都脱不掉猥琐之气;用政治投机主义的小聪明,来掩饰不敢同命运决死战的怯懦,实际上意味着政治的自杀。正由于领袖人物对独立建国理念采取政治投机主义的态度,民进党也很快由政治理想主义的魅力型政党,退化为只能听懂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召唤的庸俗狭隘的政治存在。
陈水扁如此,陈菊亦复如此。数年前,连战有国民党对中共的“破冰之旅”。似乎不愿让连战独自风流,二○○八年又出现民进党高官陈菊对中共的“破冰之旅”。看来,对中共“破冰”已成国民党和民进党政客的时尚。
陈菊去大陆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英雄之举,便是对中共官员说了一句“中央政府总统马英九”云云。不过,人们有权利质疑,声称以“独立建国”为信念的民进党人,对北京中共当局官员宣示“中央政府总统马英九”究竟意欲何为?难道在暗喻“中华民国”才是中央政府,而北京中共当局只是地方政府吗?如若是,难道民进党高官也要开始“一中各表”了吗?可见,在政治投机主义引发的精神价值混乱之下,根本不可能为台湾找到坚硬的国家政治意志。
从陈水扁到陈菊,在郑南榕的雄魂烈魄之前,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当年郑南榕一介书生,两袖清风,面对铁血强权,虽万般凶险,仍以自由之名,以大勇者的英雄之气,慷慨直言:“我,叫做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从此之后,“独立建国”便有了自由之魂,便有了英雄燃烧的生命熔铸出的理想主义情操。然而,陈水扁曾掌握强大的国家资源,手握数十万重兵,陈菊是以“中华民国”的主权为后盾的市长,他们面对另一个铁血强权,却首鼠两端,甚至语焉不详,不敢把郑南榕当年说过的话重述一次,更遑论让“独立建国”成为台湾的国家意志。郑南榕在天之灵必然有知,夏日太平洋上涌来的暴风雨,便是他为台湾今日之状况而倾泻的万里泪涛。
无魂之人难免堕落;无魂之邦必然衰落。今日之台湾:政客群体间,多出怕死贪财之辈,鲜有愿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台湾的独立与自由的高贵之士;知识分子中,追尘世之名、逐物欲之利者,多如过江之鲫,视知识为美德、以真理为信仰者寥若晨星;普通民众则于酒足饭饱之余,袒腹陶然,只思安乐,不虑凶险。与之同时,又是族群撕裂,互为仇雠,内斗不止。值此大劫难逼近之际,台湾毫无警觉,更谈不到奋起应战。其势已大危险矣。台湾沦于今日之窘境,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治意志的崩颓,精神价值之凋残,人民自信之冰消雪融——台湾之绝望,就因为已沦为无魂之邦;就因为掌握政治资源和知识资源的人多为无魂之徒。
以色列亡国千年,苦难如山,血海泪涛,然终能战胜命运,重建祖国,概因其国虽亡,其国家意志未绝,精神价值未死,民族自信未销;古以色列形灭神存,只丧失了国土,却没有丧失心灵的祖国,故虽过千载,仍能复国。以色列生命力的顽强还在于,它创造的精神价值不仅属于它自己的族群,同时也属于世界——古犹太智慧中涌现出的宗教精神,直接构成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心灵之源,也间接为伊斯兰教提供了灵感。凡对人类作出独特的精神贡献的邦国,无论其国土多么狭小,都不会被人类遗弃。万年历史间,国兴国灭也难以计数。对于那些国家意志不坚,精神价值不丰的无魂之邦,亡国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沉沦,意味着在时间中的灰飞烟灭。对于族群精神价值丰饶的国度,即便亡国也不过是一次命运的磨难,磨难过后,终能以不死的族群文化之魂,向历史重新夺回命运的主导权。
自当年清帝国战败割地,弃台湾如敝履,让宝岛于日本之日起,已过去漫长的时间。约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代代豪侠英勇之人,慷慨悲歌之士,为台湾的自由与独立,剖肝沥胆,血灌百花,甚至有用燃烧的生命点燃历史的圣徒。然而。历经苦难终获自由与民主之后,知识分子却没有发起具备历史感的文化运动,通过精神的创造,让台湾曾经的属于英雄的百年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诗,从而创建出台湾人心灵的祖国。为争取自由而承受的苦难,是一个族群比黄金更宝贵的财富,但是,苦难只有通过文化的历程获得精神价值的形式,才可能成为不朽的族群之魂。令人痛惜之处就在于,台湾的百年苦难并没有被知识分子用心灵之火和文化形式之锤,铸成台湾的精神价值与国家意志,铸成不朽的台湾之魂。
心灵的祖国是现实祖国的精神基础;族群之魂是国家自由与独立的文化原因。审视今日许多台湾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心灵,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物欲的丰饶和精神的贫困。这一颗颗无魂的心,正论证了台湾沦落为无魂之邦的原因。
坚硬的国家意志源自国家之魂;无魂之邦如何能应对中共铁血强权的逼迫?难道台湾,这颗亚洲的自由之星,真要在命运大劫难中陨落?难道台湾的自由史诗真得将湮灭于历史,随时间一起朽败为虚无?这属于自由的悲剧,思之令铁石之人都会痛断肝肠;念之令铁石之心都会黯然神伤。如果悲剧真得发生,则千年易过,台湾自由的遗恨难消。因为,那将是永久的悲哀,那将是不朽的痛苦。
二、台湾政治战略选择之第一策
——需要超越岛国的大智慧

黑云低垂,苍穹如铁铸;一片死寂,大野似无边墓地。身处流亡之地,对万里外太平洋波涛中台湾自由命运的忧思,使我夜不能寝。于是,夜半而起,披襟当风,立于绝望之巅,却仍愿为台湾谋:思保台湾,存自由之战略大策。
在中共铁血强权前,台湾显处弱势。但对人类命运作纵横观,以弱胜强之例不绝于史,不胜枚举。不过,以弱胜强者多数必仗恃充盈着大智慧之战略。此类战略虽然各依其所处具体历史命运条件之不同而气象万千,但又至少具有下列共同素质:
其一,应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应。遭遇强敌,力战可能大受损伤,所以,弱者之智在于,用谋略瓦解强敌开战的条件,使之束手束脚,难下启动战争之决心。
其二,应有变被动为主动的效应。强敌当前,弱者本就身处被动。如不能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变被动为主动,则势必时时受迫,步步受窘,一退再退,只能最终败亡。故弱者应对强敌,必思主客易势之谋。
其三,应有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的效应。弱者对强敌,最忌全面出击,处处应战。强者百强,必有一弱;强者百长,必有一短。弱者百弱,必有一强;弱者百短,必有一长。故弱者必筹谋非对称战略,扬长避短,以我之一强,击强敌之一弱;且要一击而中,致敌于战略绝境死地。
其四,要有化弱为强,化强为弱的效应。不战而又削弱强敌,唯一之途在于用谋略分化强敌内部,以收营粮于敌之效。分化便意味着弱化,强敌因分化而弱化,便意味着弱者相对强化。所以,具备大智慧的谋略,必具有分化强敌之奇效。
谋划胜敌之策,必先知敌,而后知己。此乃千古不移之理。所以,首先应对中共作战略的分析。
中共敢于制定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根本上是以其受到巨大经济能量输血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如果没有藏在背后的这只军事力量的铁手,中共的统战活动就不过是花拳绣腿,不足为虑。而且如前几章所述,中共利用统战活动,先期达到经济统一和文化统一的目标后,在完成政治统一前的最后一刻,为今后易于实现对台湾的绝对政治控制,很可能采用突然的军事占领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军事能力,或者说优势战争能力,构成中共对台战略的基点。
古有明训,兵危战凶。即便对于发动战争者,也蕴涵着大凶险。虽然极权专制之下,发动战争不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而是独裁集团的特权,但是,极权政治总要用遮天蔽日的谎言,欺骗社会,为其战争构筑谎言之上的“民意基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军队绝大部分成员源于民众,必受民意和社会舆论重大影响,没有 “民意基础”,军心动摇导致战争失败,设甚至政治崩溃,都是很可能的后果。因此之故,古往今来之独裁集团,都必先用欺骗宣传,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敢迈出战争的脚步。更何况,当今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之流,尽是靠背信弃义、阿谀逢迎而爬上权力高位的政客,全然没有毛泽东那一代老共党趟过血河,走进历史的凶神恶煞之威。胡锦涛一类政客,虽野心如炽,但又怯懦如鼠;如果没有通过欺骗宣传构筑的“民意基础”,他们便宁肯老病而死于榻上,也不敢问战争之事。
就台湾问题而言,中共的所有欺骗宣传都是围绕“国家统一”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其欺骗宣传要达到三个直接目的,即首先激起十五亿中国人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狂热;其次,掩饰中共仇恨并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实政治意图;再次,以“内政”的名义,阻止国际社会干预其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中国普通民众实际处于被彻底剥夺政治选择权和思想言论自由权的政治奴隶地位。由于政治道德基础的深刻危机,中共暴政越来越依靠国家暴力和国家谎言维持其存在。长期生活在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和无穷无尽的谎言之中,相当多中国人程度不同地生成变态的奴性人格。奴性表现为逆来顺受,奴颜婢膝,任凭自己和国家的政治命运由中共权贵肆意拨弄;变态则表现为,政治与思想的长期压抑下,却又极端渴望受到中共政治奴隶主赞赏因而安全的情感疯狂发泄。同时,由于谎言已成基本生存方式,所以中国人貌似疯狂的激情也具有虚伪性——君不见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后,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抗议的人群如疯如狂,但其中最狂热的几位学生领头者,数月后却又为中共奖赏他们去美国的留学机会,而设华奢之酒席,大宴亲朋,泄露出视美国如天堂的真意。虚伪一至于此,其生命已成谎言。
中共当局有意把煽动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狂热,设定为中国十余亿政治奴隶发泄压抑感的通道。所谓“狭隘民族利己主义”,是极端自私的物性贪欲的群体表现,是无视人类和其他族群权利与利益的黑暗意识,是中国十余亿政治奴隶用来治疗其生命压抑之痛的精神鸦片。中共的宣传机器则把“国家统一”的概念,当作制造这种精神鸦片的最主要的原料。
事实上,即使中共极权政治控制了台湾,也丝毫无助于中国普通民众改变其政治奴隶的地位;中共主导下的“国家统一”,只对强化极权有利,而极权的强化对普通民众而言,只意味着将承受强权更加肆无忌惮的欺凌。然而,人之愚蠢有时甚于禽兽。禽兽凭本能尚能准确判断生存利益之所在,而十余亿中国政治奴隶却愿意在中共的欺骗宣传中,享受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精神快感。这是可悲的,但这是必须面对的冰冷的真实。
对中国大陆民众政治觉醒的恐惧,促使中共当局用“国家统一”的概念,来掩盖其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本意。中国民众尽管沦为政治奴隶,但其追求民主自由的良知并未泯灭。极权与人民的对立是必然的政治逻辑,践踏基本人权是极权的天性;中共权贵市场经济运行二十余年,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已臻极端,官民相仇,不共戴天,民间反抗,如火如荼。正是由于极端恐惧台湾民主的政治示范作用引发大陆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才决意尽快控制消灭台湾的民主体制。当然,中共会千方百计把其真实的政治意图深深地埋藏在“国家统一”的概念之下。因为,一旦暴露了真实的政治意图,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意志便在大陆民众心中彻底丧失合法性。
通过上述审视可以发现,中共的强大之处在军事和经济的物质能力,其软弱之处则在极权政治以人民为敌的本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道德的缺失。正是出于掩饰其弱点的需要,中共才不得不借诸“国家统一”的概念作谎言的核心,煽动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隐藏真实的政治意图,为其解决台湾问题制造政治道德基础。如果这个虚假的政治道德基础崩溃了,中共对台湾的整个战略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返观台湾,同中共相比,军事和经济的物质能力处于弱势,但政治道德基础却极其强大——台湾现在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多元文化的立国之本,由于符合人类的自由天性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拥有强大的精神能量。对于单纯的自然历史而言,物质的逻辑是主导者。然而,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因此,对于人类的历史而言,精神能量如果运用得当,便能够起到举足轻重,主导命运的作用。
面对中共铁血强权以军事入侵为后盾的政治逼迫,为“扼住命运的咽喉”,台湾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以己精神能量之长,反制中共之弱点,一举击溃中共动用武力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础。以上述考虑为前提,台湾的战略选择第一策,可以简单明确地表述如下:
宣示愿用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元文化的立国之本,和平统一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之日,就是两岸以联邦制为前提统一的程序起步之时。
台湾的战略选择第一策虽只短短两句话,却是大智慧的结晶,蕴含着足以挽狂澜于即倒,制强敌于战争未起之前的策略能力。如若不信,且听我将其效应历数如下:
其一,“国家统一”是中共享谎言为其制造“政治道德”基础的唯一支点,也是中共迎合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用武力或统战方式控制台湾的唯一理由,因而构成中共战略主动性的起点和归宿。如果台湾也有魄力宣布用台湾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统一大陆,那么,不仅可使中共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础消弭于无形,而且中共的战略主动性也将完全丧失,同时台湾则取得了战略主动性。
台湾之所以能在战略上变被动为主动,主要并不是由于提出 “统一”,而是因为提出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元文化这些构成台湾立国之本的价值原则,统一中国大陆。众所周知,中共的统一模式是所谓“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模式中隐含着大陆永远只能实行中共极权专制,大陆人只配永远作中共政治奴隶的黑暗意识。台湾的精神价值原则则表明,只有大陆人民从政治奴隶变为自由人,两岸的统一才有可能性。一方确认自由,一方肯定专制,两者在精神价值上的高下立分——台湾如伟岸高崖,中共似阴暗低谷。或有人会言曰,“中共不可能接受自由民主统一的倡议。”此话不错,中共绝不可能主动放弃专制特权,自愿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只能通过人民举行如前苏联那样的全民大起义得到实现。不过,正因为中共没有可能接受自由民主原则下的统一,中共和台湾双方才会攻守易势,主动与被动换位。
其二,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有扑灭中共煽动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揭露中国仇视自由民主的真相之效。以台湾的自由民主统一中国,意味着中国十五亿大陆人将一劳永逸地摆脱中共政治奴隶的屈辱地位,获得政治上的大解放。这种自由的召唤将像一次政治外科手术,将“中国”的概念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摧残中国民众基本人权为存在前提的中共权贵阶层,一部分是对中共极权专制厌恶至极的广大普通民众。我相信,来自台湾的自由召唤,将比中共煽动仇恨台湾的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谎言更有精神吸引力。只要台湾的战略决策能做到使台湾面对的“中国“概念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化成为根本利益尖锐对立的中共官僚集团和中国普通民众两个部分,台湾就不仅安全了,同时也会化弱为强——安全在于,中共丧失煽动仇恨台湾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的能力,也就同时丧失了发动对台战争的“民意基础”,显而易见,没有受到武力侵犯之虞,台湾的安全就获得基本保障;化弱为强则在于,中国大陆十五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会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上成为台湾的同盟军,成为威胁台湾自由的中共暴政的共同敌人。从主动被动易势,再到强弱的转化,台湾已可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台湾宣示大陆民主化实现之日,就是两岸以联邦制为前提的统一程序开始之时,本质上为台湾人民在统一和独立问题上实现自决权,预留出足够的政治空间。之所以能如此,关键在于“联邦制”和“大陆民主化”两个概念。按照现代法的精神,“联邦制国家”乃是自由人民的自愿组合,由此,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通过政治自决权所作的选择,是联邦国家产生的必然前提。所以,台湾在是否加入联邦的问题上完全拥有自决权——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自决权,就没有联邦制国家。另外,大陆一旦民主化之后,也就不再会有法治精神之外的政治强制,而尊重各地区和各民族的自决权,是大陆民主化的题中之意;一个自由的人民自愿组成的联邦才有生命力,也才符合正义的原则。
其四,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还可以造成一个时期之内两岸和平局面,相对符合台湾民众保持两岸现状稳定的普遍愿望。理由在于,台湾宣示自由民主原则为统一的政治基础之后,问题的焦点便由“统一”,转为自由民主还是极权专制之争。中共不可能为“统一”而民主,它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统一消灭民主,同时,它又丧失了以“统一”之名发动对台战阵的借口。如此一来,形格势禁,“统一”便变成了一个悬案。这样就为台湾重建坚硬的国家意志和足以自卫的国家实力赢得了时间。
其五,虽然人类世界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实施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但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却又往往要以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道义原则为前导。当台湾与中共的争议的焦点由“统一”,转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之争后,相信国际舆论不会站在中共一边。这既有利于台湾抗击中共压缩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的阴谋,扩大台湾在国际政治中的回旋余地,也有利于赢得更广发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压缩中共发动台海战争的国际政治空间。
综上所述,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的灵魂在于,以台湾精神领域的优势为基点,运用国策宣示的方式,对中共主动出击反制,剥夺中共对台战略的政治道德基础,剥夺中共利用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论能力,摧毁中共发动对台湾战争的“民意基础”,从而达到不战而屈强敌之兵的目标。
历数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之煌煌效应,不知不觉间已是朝霞漫空。然而,在我思想的视野间,台湾命运的漫漫长夜依然没有被晨光划破。只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蕴涵巨大精神能量的国策必要有超越岛国的大智慧者,才能理解并实施之。可是,今日之台湾,何处才能找到以人类万年历史为基点,以亚洲大陆为背景,筹谋台湾前途与命运的大智慧者?!民进党政治关注的目光超不出台湾的海岸线,缺乏在更广阔的政治范畴内作出决策的胸怀与能力。国民党权贵已如衰朽老翁,早就丧失进取的政治意志与豪情,只思通过投向中共强权,得卑微之平安,可耻之富贵,以度残生。
台湾战略选择之第一策纵有回天之力,其奈无大智慧者何?投笔四顾,心思茫然;掩卷太息,只能将智慧之大策,束之于高阁。
当此神疲心倦之际,为免误解,保我动机之凈洁,愿解释如下:
我筹思此策,绝非欲将中国民主化之责任转嫁于台湾。众多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以及混迹于中国海外民运中的小政客,常指责台湾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不力。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毫无道理,乃是小人之言。我曾多次在演讲中公开说过,台湾人是靠自己的血泪充盈的努力赢得了自由与民主,中国人并没有给台湾任何真正的支持,因此,台湾人没有必须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义务;大陆的民主化只能靠大陆人自己去争取,没有能力自己获得自由,创建民主,而责怪别人支持不力者,本身就不配享有自由与民主。
上述立场是我不变的原则,特此再次重申,以表明我筹思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时,只以有利于台湾的命运与前途作为唯一参照系。
三、台湾战略选择之第二策
——需要决死战的英雄情怀

落日熔金,紫云漫空;大野之上,流光溢彩,长风浩荡万里,正是可令英雄沉醉的壮美之景。我端坐于危崖之巅,举铁杯,邀流霞萦绕之金日,与我一起痛饮烈酒。一时之间,心动如战鼓雷鸣,万里之外台湾的自由命运又入我胸怀。
古往今来,以弱制强,无非大智大勇二途。如前所述,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为大智慧之策,志在以大智制强敌,不战而将劫难消弭于无形。然而,大智之策需大智之人;无大智者,纵有大智之策,亦莫可如何。落日动人魂魄的魅力在于一个哲理的隐喻——英雄的生命意义只愿在壮丽的死亡中达到辉煌的极致。既然大智不能用,便唯有求诸于大勇。当此落日之美所表述的英雄情怀,我愿为台湾自由的命运再筹英勇悲壮之策。
台湾战略选择之第二策的原则可以用一言概括之:创建台湾共和国,作为台湾自由的政治象征,作为自由的台湾人族群情感的归宿;如果中共因此将战争加诸于台湾,便以自由之名,同中共强权决生死之战。
根据以上概括表述,台湾战略选择第二策之魂,在于同凶险命运决死战的大英勇。
回顾人类历史,创国立邦,常是需要用英雄的生命作血祭的重大事件。
建国大事如要成功,必须以精确缜密的筹谋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为基础。莽撞嚣张,不谋而动,不思而行,乃匹夫之勇;谋定而后动,有踏平万里艰难之能力者,方为英雄。就台湾共和国的创建而言,定然应当是由正名、制宪、强国、宣示、决战诸范畴有机构成的系统工程。下面,请容我一一分析上列诸范畴的主要内涵。
第一范畴曰“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台湾建国之大事业,必自正名始。迄今所见为台湾建国正名者,多关注于对人民自决权原则的一般性阐示,而鲜有以台湾的历史命运为基础进行的论证。歌德有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则愿言之曰:“仅有一般理论原则的论证是苍白的,唯有从具体的生活历程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才可能感动世界,说服命运。”仅停留在一般性表述人民自决权的程度上,不能为台湾独立建国提供足够的理论基础。台湾独立的合理性更深刻地根植于历史强加给台湾的不公正的命运;根植于台湾坚守自由的需要——属于台湾的自由,是台湾英烈之士的血海泪滔的结晶,是台湾宝贵至极的财富。
百年之前,清帝国败于日本,台湾被当作战争赔偿,割给日本。割让之时,清帝国的重臣竟把宝岛台湾描绘为天厌神弃的不毛之地,以为其丧权辱国之败粉饰。台湾独立建国的意志,最初就崛起于作为日本殖民地的艰难时期——独立是因为清帝国背弃了台湾;独立是为了摆脱殖民地的命运。
二战之后,战胜的强国又把台湾作为战利品,奖还给“中华民国”。然而,台湾获得的却不是自由,而是威权统治和戒严恐怖。蒋介石没有用民主自由对抗中共极权的精神境界和政治能力,反而通过摧残台湾的自由愿望,证明国民党也有某些同中共暴政相似的政治基因。在此情况下再度崛起的台湾独立意志,超越了最初只为摆脱日本殖民地命运的民族精神的界限,而与争取人的自由,这项人类的普世价值融为一体。郑南榕点燃自己,用化为烈焰的生命宣示了台湾人对自由的热恋,逼使威权步步退让,终至一溃千里。台湾的自由由此实现。
然而,台湾命运多桀。值此之时,中共暴政又感到台湾自由民主对其极权专制构成价值威胁,要通过“统一”,让极权专制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凌驾于自由的台湾之上,从而使自由的台湾成为中共极权政治的笼中之鸟,釜中之鱼。这种反自由的“统一”,恰为台湾独立建国提供了合理性的论证。
从当初被割让,到后来被光复,再到今日中共极权要“统一”,从来没有谁费心稍微征求一下台湾人对自己前途的愿望;都是台湾之外的强权在擅自决定台湾的命运。现在,又有一种观念曰:“台湾的命运要由中国所有公民共同决定。”这种观念出自中共暴政御用文人,一些海外民运垃圾也频于鼓噪。何谓公民?中国现在有公民吗?简言之,公民者,拥有公法上之权利能力的普通民众。公法权能的核心是政治选择权,即通过公正、公平、自由、定期的选举,决定政府权力的归属。这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全都被剥夺了政治选择权,都是公法上之权利能力缺失的政治奴隶,所以,中国无公民。政治奴隶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还想要决定台湾的命运,自由人的前途,岂非咄咄怪事。中国大陆十五亿人早已沦为中共暴政,一个文化精神上的外来政权的卑微的政治奴隶,却又希望自由的台湾也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真是荒谬狂悖莫此为甚;阴暗寡毒莫此为甚。
历史告诉人们,自清帝国背叛台湾,弃之如敝履之日起,中国就丧失了不允许台湾独立建国的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现实告诉人们,当中共 暴政,一个把中国变成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理论的政治文化殖民地的外来极权专制,要用统一的名义,控制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时,台湾独立建国就构成人类追求自由的生命史诗中动人的一篇。
台湾独立建国系统工程的第二个范畴曰“制宪”。在此,不能把制宪的概念仅仅理解为起草并公决通过宪法的法律程序。作为独立建国事业最重要范畴之一的制宪,应当被理解为创建独立国家意志的全社会性的文化运动。通过浩荡的文化运动,让独立建国的意志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政治象征;成为一切认同台湾命运共同体的人们的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从这次文化运动中最终涌现出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至少应当具备两项素质:其一,小邦立国,首当自信。因此,其宪法应当以该国的命运挑战为基础,对自由和正义作出法律理解,而不应当是对其它国家宪法的模仿抄袭;这种具备自己命运特征的宪法,不仅会同国家对法治的实际需要紧密契合,有效发挥作用,而且是国家自信的最高法律表现——国家有自信,人民才有自信。其二,弱邦立国,更要有强大的精神能力。所以,其宪法要具备超越自己国家的命运,关注整个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的精神能力;要对人类数百年来推进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事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法律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宪法原则,应对人类现在面临的种种社会危机。关注人类的命运,是一项重要的精神能力;丧失了这种能力,强国会变弱,获得这种能力,弱国就会由于对人类的关注,而受到人类的关注;当弱国对人类的宪政立法思想和实践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之时,她就成为一个强国——强在精神,强在意志。
日前听到看到一些关于台湾宪法的思想和文稿。这些思想和文稿均不具备上述两项素质:或刻意模仿他国宪法,虽然模仿惟妙惟肖,却缺乏应对自身命运的具体挑战的能力;或极力抄袭历史经验,虽然因此获得历史感,但却缺乏应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危机的意识和能力——模仿是猴子的事,人应当永远以创造性思维回顾历史,走向未来。以上不揣粗鄙,为抒一孔之见,借用剀切鲁直之言,对相关人士若有冒犯,尚请见谅。
台湾独立建国系统工程之第三范畴曰“强国”。台湾独立建国,必有来自中共暴政的战争。对此不可稍存侥幸之心。因此,强国是独立建国的题中之意。为达强国之目的,固然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国民教育、军事各个领域全面推行强国之术,但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应当首重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内的强国规划。
经济强国应当借当年扶摇直上,成为亚洲四龙之一的经验,实施以我为主,全面向世界开放,克服一切必须克服的困难,承受一切必须承受的艰难,建立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模式,尽快改变马英九政府全面依赖中共的自杀性经济方略。
军事领域早有明训:弱国欲迎战强国,并战而胜之,唯有一途,即运用超常思维,发展不对称战争能力。现代科技的长足进步,又为弱小之国发展足以一击制强敌于绝境的不对称战争能力,创造出充分的空间。以色列以数百万人敌十余亿人的阿拉伯诸国,现已立于不败不亡之地。盖因以色列具备了令强敌望而生畏的战争能力——潜在的核作战能力。当然,台湾也不必尽学以色列的自存方式,而可以依据自己的条件,寻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的切入点。
台湾独立建国系统工程之第四范畴为“宣示”。所谓宣示,即向历史和未来,向中共暴政和国际社会,公开宣告台湾共和国成立。
弱小之邦临强敌而建国,必取强势之态度。无论强敌如何反应,也无论国际社会一时是否承认,只要台湾人民自己决意建国,台湾共和国就会成为任何其它人的意志都不可能抹去的政治存在。在宣布建国的艰难凶险的时刻, 台湾必须傲视天下,有我无敌,有我无人。
在正名、制宪、强国之后,宣告建国,毫无疑问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然而何时最为有利,殊难权衡。诸多历史事实表明,最果断选择的时机,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命运也尊敬勇敢的人,而蔑视懦夫。
台湾的建国宣告应以自由为最高价值;自由要成为台湾独立之魂。如果仅以族群利益为基础,放弃自由的最高价值,台湾独立建国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就凋残了感动历史,说服人类的精神魅力。
关于“台湾已事实独立,无须再宣布”之说,有投机取巧之心机,无果决坚定之意志,实不足法。对于此点,在前面已有论及,不再赘述。我于哲思之时,曾写道:“在现象的世界里,表述就是一切。没有表述,就没有现象;没有表述,就没有存在。”同理,宣告是台湾独立建国的正式表述,因而是必作之事。不宣告,命运不会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金钥匙交给台湾共和国;没有宣告,独立建国就永远只是台湾之梦,而没有进入真实的历史。
台湾独立建国的最后范畴叫作“决战”。这个范畴将成为悲壮的史诗;决战的结局关系到台湾自由的生死存亡。
对台湾而言,应战并决战如洪水猛兽的中共强权,必要有甘泉关斯巴达三百勇士视大敌如无物之气势,必要有郁州山海岛田横五百义士视死如归之胆魄。台湾独立建国本就是一需要英雄情怀的战略选择。大勇之中出大智慧,决死意志中出生路,血战中方可寻得机遇。只要敢于破釜沉舟,着白衣抬铁棺,作决死之战,胜败尚在未定之数;中共暴政虽气壮如牛,却也不过色厉内荏,有致命之弱点。关于此点,请待我在下章详述。
思想台湾独立建国之策,不禁逸兴飞扬,盖因此乃属于英雄之策。想陈水扁执政八年之时,民进党如能以独立建国为神圣事业,胼手胝足,卧薪尝胆,艰苦卓绝,全面推进强国之术,经四年生聚,四年教训,当可为台湾的独立自由奠定强大的国家基础。只可惜陈水扁无勾践之志,民进党亦少古越国之志。光阴如箭,时间如烬,八年虚度,一事无成。时势本想造英雄,无奈陈水扁不爱邦国,爱私家;不思强国,恋金钱。此乃台湾之大悲。
四、简要结论
台湾之绝望,首在国家意志枯萎,本土精神价值未立,民众自信丧失。在此情况下,官员怕死贪财,文人物欲熏心,军士战志不坚,百姓茍且偷安。无魂之邦骤临大劫难,又岂能不令人绝望。
台湾之绝望还在于无大智慧之士,行大智慧之策。宣示以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实施和平统一,乃大智慧之策,当可剥夺中共武力犯台的全部政治道德基础、大陆民意基础和国际舆论基础,从而销强敌之利剑于无声,弥大战之祸于无形。只可惜这是一个庸人都很自信,智者销行匿踪的时代。除了绝望还有何事可做?
台湾之绝望亦在世无英雄,行大勇敢之策。台湾独立建国,以主权之盾捍卫自由,将成为人类自由史上的悲怆而壮丽的诗篇。虽说独立建国意味着同中共腐败强权作铁血之战,但自由仍然有获胜的机会——中共强权的深度政治腐败,可能会把机会交给浴血奋战的台湾。有一个真理如是说:“命运只 被英雄的血感动,而不屑于被庸人的泪说服。”但是,不属于智者的时代,也不属于英雄。
中共暴政外部相逼,统战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灭绝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阴谋,如霜刀雪剑,寒气可裂虎骨;国民党权贵内部蠧蛀,两岸“和谐双赢” 的花言巧语之下,出卖台湾自由以求家族荣华富贵之意,如蛇蝎之心,其毒可蚀铁石。以无魂、无智、无勇之邦,临内忧外患之境,怎免绝望之叹。
但是,我仍愿伫立于绝望之巅,纵目历史天际,去寻找台湾的希望。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台湾,这方养育出自由圣徒郑南榕的水土,一定会击碎绝望;台湾,这片养育出大智大勇者郑南榕的山河,一定会在踏碎万里绝望之后,走向希望。否则,太阳都应当为不公正的命运而永远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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