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璐《斗争十八年》chm+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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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chm+txt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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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一书的读后感选辑


黄柏林:中国人是怎么落入共祸的陷阱的?追着赶着要受骗上当,把一再被迫害当成是对自己是否忠诚的考验,是原因之一。对此,司马璐先生的这篇回忆有鲜明的揭示。我将这篇回忆的电子版下载并校勘之后,贴到了本坛的《史海钩沉》版上,望网友们都去读一读。下面是收辑的看过此书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贴在这里供作参考。


香港各大报刊对司马璐著「斗争十八年」的书评
  华侨日报:「这本书每篇都含有不止作者个人的辛酸与血泪,他刻划出整个时代的大悲剧,直接或间接的替我们每个人说出若干心里想说的或是想知的事实和情绪。」(栖霞)
  华侨日报:「『斗争十八年』为一部自传式的反共力作,我尽了两日两夜的功夫才能把他读完,他给我的是:——目瞪口呆,惊心动魄!
  「『斗争十八年』是这年代一部有浓厚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文艺性的仅有的作品……,以平铺直叙的率真去写真实的动人的故事。」(罗拔高)
  工商日报:「吾为确信共党最后必败之一人,今读司马璐之『斗争十八年』自传而益信。而此书之将对海外有志青年发生深刻影响,又无疑也。」(成人)
  香港时报:「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亲身经历的忠实报导,以面对的角度予中共作无情的赤裸裸的暴露。故事生动,文笔简练,因而关于我们这一时代的大悲剧的描写,更见深刻。」
  「由一个人看一个时代,看世界,这是本年度香港第一本最有价值的书,也是对共产制度作无情攻击的第一本好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于这类作品是不宜放过的。」(艾林)
  英文虎报:「『斗争十八年』为中国前共产党员所著有关中共问题之稀有著作之一,是每一个要求了解中共在世界上的影响者的必读书。」
  天文台报:「读完司马璐的大作后,那能不感慨横生。我对『斗争十八年』的作者表示敬佩。」(君左)
  新生晚报:「震动香港出版界的一本书是:司马璐著作的『斗争十八年』。」
  民声报:「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共的内幕,我敢负责向读者推荐,可以读这本书。」(徐归田)
  民声报:「本书的出版,为一九五三年的自由文坛燃起一把炽烈无比的反共烽火……。作者的悲剧,亦即是我们这一代每一个青年的悲剧,所以我对于本书所述,有一种亲切之感。」(行云)
  毕生周报:「这本书是司马璐先生参加中共工作的血泪纪录,他无保留地揭开了中共丑恶的嘴脸,暴露了中共一切欺骗、卑劣、凶残的行为,指出了它们用怎样的手段去摧残和利用一个为追求理想而奋斗的纯真的青年。」(严启桢)
  针报:「这是一本好书,好在著者有那么被骗的丰富经验,以种种事实证明那种违反人性的勾当,终必被有良知的人们所反对。著者写他由深深被骗而至基于人性所发生的猛省与选择自由的过程,极为真切。」(南方)
  自由阵线:「一本『斗争十八年』,写尽了大多数热情奔放的青年所扮演各种形形色色的配角……这是一本有价值有生命的作品,值得向青年朋友们推荐,尤其是能给正在徘徊不定的青年们一个当头的棒喝。」(王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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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 锻炼身体学翻墙 编辑于 2012-06-28 7:48,总共编辑了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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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一书的读后感选辑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9:37

斗争十八年
司马璐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第一章我是贫苦人家的孩子
  我出生在一九一九年,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伟大的爱国运动,文化运动与青年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提出「科学」与「民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军阀的统治;这些军阀为了剪灭异己,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惜卖国媚外,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巴黎和会中,中国虽以战胜国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却同意以山东的全部利益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 气义愤填膺,在北平知识份子的指导下,如火如荼的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的爆发。
  当时在广州的护法政府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府,全国人民也对他们怀着热烈的希望。可惜他们并没有很好的领导这个运动,和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结合起来,而不久之后,许多留日参加五四运动的国民党人大都热心「从仕」去了。可是这时候,正当俄国革 命的初期,列宁正密切注视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于中国内部的动乱一点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后,中国旧文化的基础动摇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没有能够及时接应得上,而共产主义的毒菌,却在这时侵入了这个悸弱的病体,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们以革命的外衣,盗取了五四运动的光辉,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我出生的地点是江苏苏北泰州的一个大镇,——海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门前的一条河流和屋后的一座小丘。丘名凤山。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庭院好玩,也进不起学校,爬山和嬉水就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了。
  这条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运盐河,两岸是苏北鱼米之乡,出产丰富。但是农民却终年过着悲惨的生活,灾难频仍。每当收获的季节过后,农民们首先要把他们的谷物偿付高利贷,壮年男女就丢下家,到上海去帮工打杂。我们眼看着粮食和牲畜一船一船 的从这条河流运出我们的家乡,而换来的却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相传运盐河的两岸,从前都是盐场,我们的家虽然距离海边只有六十华里,但是我们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到那一带的海边去观光过,有些农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们用手车把海鱼和「私盐」运出来,换点布疋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税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 们的家乡,驻扎的税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这些税警,他们平日任性纵欲,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简直形同匪盗,孩子们都远远的避开他们。
  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是张士诚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来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私盐贩子」,愤于虐政,率众起义,他起义的地点就是我们屋后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义堂,为当年张士诚所建。多数的史家都把张士诚写成流寇或「盐匪」,然而在我们 这些孩子中间,他的英雄事迹极受我们景仰。每听到生动之处,我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欢欣雀跃。
  我们的家,虽然倚山傍水,可是说不上什么景色,倒是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故事和我们整天耳濡日染的一切,直接启发了我们「替天行道」的侠义意识。
  我们三五个一堆,结盟为兄弟,时而在小丘上演习追逐,时而密议入山探访异人得道,至少每个人都不甘株守,想出去创造。在我们小小年纪,我们的家乡已开始动荡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诚实的农民,母亲,姐姐一共四个人,我们租来十二亩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担租,遇到东主有事,还要再去义务帮工;过年过节,我们总要送点鹅鸭去孝敬。父亲母亲都很勤劳,一有空闲,总去兼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我们住的茅屋,几 乎是由父亲一手修建的。父亲在我们家乡中,是一个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从未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总是让人三分,自己吃亏,回到家里,逢饭吃饭,逢粥吃粥,绝不埋怨自己的命运,我们几乎常笑他连叹口气的勇气都没有。
  一九二七年,那时我九岁了,孙传芳兵败北退,饱掠苏北,接着齐燮元、白宝山部均一路打劫而来,整个苏北被蹂躏不堪,人民呼号无门。
  一天,妈妈一路号哭着回来,我和姐姐急着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始终不肯告诉我们,这一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们才知道他给兵拉差去了。幸好过了两个多月,他又溜回来,腿上有一块伤,并不是伤于枪弹,而是吃的枪柄。
  父亲回家以后,比从前更沉默了,更不爱说话了,甚至对孩子们的笑容也没有了,起初妈妈总以为他在军队里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过问他。谁知在后来中共黄桥暴动失败以后,苏北到处成立保卫团,厉行清乡,父亲以一次「通匪」的罪名被逮捕,未 经审判就执行枪决了。这项消息立刻震惊四乡,所有认识我父亲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无用的好人。都说:「冤枉了,冤枉了!」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全靠母亲为人织补衣服糊口,母亲个性倔强,富有生命力,父亲遭难后她极悲伤,但并不气绥,虽然这时我已可能帮母亲做些事,但她坚要我读书去,她以最严厉的态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时叫醒我,她是一个目不识丁 的女人,感于父亲苦了一辈,最后又死得不明不白,对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泪,但一见到我丢开功课,又声色俱厉起来。
  我就这样算是受了三年的学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十三岁那年,母亲逝世了!她死得很突然,连交代我和姐姐几句话都没有来得及,在死前半小时她还谈笑自若,勤劳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丧事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姐姐也住到叔叔家里,叔叔的家境本来也和我们差不多,增加了我们,负担顿感吃力,我的学业当然停止了。我仅住了两个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决定自己独自出外谋生。
  从此,我开始了流浪生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没有了爸妈,离开了叔叔,走向哪里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个比较富有的舅舅家里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点剩饭剩菜给我,我一气走出门来,临走她还叮嘱我:「以后别来了。看你这倒霉的样子,不要把晦气带到我们家里。」
  我于是又找到一位过去的老师,在那里住了三天,他为我洒了一把同情之泪,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一家如皋的杂货店去当学徒,每月的月薪只有一吊钱,约合当时的银洋二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此一个杂役还要苦,扫地、抹桌子,烧饭、洗碗之外,甚至还 要我洗老板娘孩子的尿布。店里夜间打牌,我要侍候在侧,倒茶拿烟,等到他们倦了,天已黎明,他们一个个睡觉去,而我又得提着沉重的身子继续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点倦态,鸡毛帚立刻迎头打将过来。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只饭碗,老板娘把我鞭打得皮开肉裂,最后还罚我在烈炎下跪了两个钟点。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着我的小包裹,那是我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见了我的老师,他惊讶的望着我:
  「怎么,你——」
  「我不干了。」我把背包往他身边一摔,似乎在对他生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还没有忘记在大人面前「撒娇」呢,好像在当时我敢于「撒娇」的对象只有他。
  「这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就得受些乌气……。」我呆呆的站着,老师苦口婆心的对我说。
  他又介绍我转入另一家布店,还照样是学徒。
  我一进门,见到那个肥胖的老板娘,就想起鹅毛帚、鞭子、棍子……。虽然当老师送我进来的时候,她满脸堆着狞笑。布店里多的是木条尺,我怀疑简直好像都是为我而设的。
  老师常有信来,教导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时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类寄给我,要我常常背诵。至少他的热情,相当感动了我,虽然这家布店的日子并不比那杂货店好挨,但是我终于忍耐过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令我最气愤的一件事是:我离开那家杂货店以后,他们问我的老师讨了了八天的饭钱,他们竟说这是「规矩」!
  我不愿再连累我那位好心肠的老师,决定怎样受苦也在这布店做下去。
  但是,不幸的遭遇又来了。
  这天夜深,老板气冲冲的走来,他一见我遮着布正躲在桌下读书,大骂不休,把我的书抢去撕得粉碎,我辩说,我虽然夜间读书,白天还照常做事。我用布遮在桌下,也没有打扰别人的睡眠。再,我点的腊烛,也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呀!
  他一听之下,更加恼怒,骂我:「小杂种,贱骨头,你也配读书?给我滚出去。』
  说滚就滚,我毫不犹豫,提了背包就走。
  从此,我再没有勇气去看我的老师了。
  路边,屋檐下都暂时成了我的住所,被这里赶出,就换到别处去。夜间冷了,就紧紧的缩做一团。有时霍地惊醒,原来是一只野狗从我身上跃过,我拾起一块石子打过去,骂声:「他妈的,你奉谁家主子的指使,也来欺负我。」霜露掠过我的脸上,我抹 一抹就算洗过脸了。太阳从地面上升,我就捧起书本子,路人都望着我哂笑而过。当我实在饿得有些发昏,宁懒洋洋挺起身子去讨些钱买点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这个小叫化子不仅向人家讨钱,而且要讨旧书旧报纸。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门前,屋内传出声音:「哈哈,这个小疯子又
来了。」
  时光易逝,我已经十五岁了。
  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之间,政府一面安内,一面攘外,正当国民党对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苏区的袋形阵线步步紧缩之际,不料天外飞来一颗救星,这就是日本侵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国军为应付东北危局,主力撤退,共军乘机推进,又恢复原来 的形势。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又给中共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中共公开号召「推翻国民政府」。「九一八」后的第四十二天(十一月一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二八」淞沪之战期间,中共又乘机占领了赣州、南雄、漳州等地。在日本人和中共的行动如此密切的配合下,举国为之震 动。然而同时也因为外敌入侵,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高涨,帮助了国民政府巩固了他的政权。
青年们都放下了书本不肯安心读书,纷纷请缨杀敌,或者下乡宣传,「抵制日货」之声响彻全国。
  就在这个时期,我也大胆去找到一个「泰州县立中学」宣传队的负责人,我说:「我愿意给你们当勤务兵,一路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你弄错了,我们这里是学生宣传队,不是军队;不要勤务兵,也不打算到前线去。」
  「但是,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帮你们做一切杂务,随你们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好吧。」他迟疑片刻,终于答应我了。
  但是,一个多月过后,这个宣传队一回到泰州就宣布解散了。我便由他们介绍到当地的一个「泰报」馆去做练习生。
  「练习生」的名义此「学徒」好听些,工作却还是做些打杂的事,报馆的老板是地方上的一个劣绅和讼棍,态度也十分粗野,不过其它的上司总算「文明」得多了。
  编辑中有一位丁丰川,还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据说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是报馆老板姨太太的表弟,平日和同事相处得不好,因为他有点藉势凌人的作风。他常常几天不修边幅,有时又爱打扮得十分漂亮。他上班总是迟到早退,对于职业似乎很不耐烦, 一有可以出风头的事,他总是最起劲。但是一经风浪,他又没有兴趣了。他常常口出狂言,但实际上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够,遇到别人反诘,他就面现怒容,大骂山门。或者鄙视的看他们一眼,他自认是这报馆中唯一的「前进份子」。
  在我偷偷读书的时候,常常发现有个神秘的影子在我身背后出现,抬头一看,啊,正是他,丁丰川。有一次,他把我的书全部翻了一阵,面现不悦之色,一面念着那些书的名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些鬼书,读来屁用。」
  我一听这话,似乎也以为有点道理,第二天换来两本「写信必读」和「秋水轩尺牍」,他见了又摇摇头,我自己翻一翻,也觉得没有多少趣味。
  过了几天,他拿来几本邹韬奋(以后成为著名左倾人物,现已死去。)主编的「生活周刊」,放下没有多说什么就去了。
  当时的「生活周刊」内容,谈政治的部份并不多,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是那些讨论青年的切身问题的文章,我咀嚼之下,倒觉得津津有味,他有时为职业青年说几句话,也正是我内心的苦闷,读来颇够刺激。「邹韬奋」这名字,渐渐戍了我崇拜的对象,他 在我心目中,已逐渐代替了过去「张士诚」的影子。
  我写了一段小文章寄给「生活周刊」,他们也给我刊登,我高兴得跳起来,赶快飞奔到丁丰川的家里,告诉他这个喜讯,他拍拍我的肩膊,得意的对我说:
  「你进步了。」
  从此,我们开始做了明友,他每天总要找我谈谈,我也开始仗起他的势来,对于工作,爱做就做,随我高兴。我的新名词也渐渐学多了,有时也对丁丰川批评这个,议论那个,他听了格外高兴,觉得我的「觉悟」提高了,「反抗的意识」增加了。
  这天,丁丰川的神秘影子又突然在我背后出现。
  现在他已经公然干涉我的读书自由了。他一看我新买来的书中有「曾国藩家书」和「梁启超全集」,不由分说,大骂了我一顿,说:「这些书都是有毒的。」
  以后,他常常检查我的书籍,我每买一本书,也战战兢兢,先征求他的意见,可不可以读,有毒没有毒,他如果把这本书说得一文不值,我就呆若木鸡,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似的,期待他的饶恕。我在精神上已完全成为他的俘虏,他说这说那,我不 仅随声附和,并且一本正经的模仿他的调调儿,也用来对付别的「落后份子」,我自命懂得要比他们多。丁丰川对我趾高气昂,我就找别人摆摆威风。
  然而,我的「威风」摆出不久,报馆中的同事,他们对丁丰川没有办法,却向我开刀了。他们向老板告我一状,说我既不好好做事,又要存心造反,老板在盛怒之下,将我开革,那个丁丰川并没有为我说半句话,他对老板又是一套,在老板面前,他一步 一趋,完全是一个忠心于统治者的走狗。
  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那时我十七岁。
  离开报馆以后,丁丰川告诉我,他有一个「有钱的朋友」愿意帮助我读书,他介绍我去见见他。
  他的这个「朋友」名字叫徐志安,当时以美孚洋行的买办身份在苏北一带活动,实际上是中共组织在苏北的负责人之一,「解放」以后,出任为中国石油公司的经理。
  我一听说有人帮我读书,有些兴奋过度,通宵未眠。次日到了徐志安的住处,他早已很熟悉我了,他简单的问了我几句生活上不相干的话以后,就递给我一件预备好的介绍信,要我立刻就动身到上海去。
  信是没有封口的,一出门我就打开看了,内容很简单,好像是:
  「风沙兄:
  兹有青年朋友XXX君拟来沪谋事,请荐与丁经理一谈,至感。」
  下面的签名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这信中对于读书一事,只字未提。我很失望,我以为又要荐我去当学徒,很犹豫,但后来一想,既然人家答应帮助我读书,当然总不会错的,别的就不必管得太多了,反正徐先生已送我五块钱作旅费,去上海玩玩也无妨。
  上海的地址是静安寺路一六六四弄,门牌号码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找的是一位章先生,他的名字我没有问过,大概也许就是「章风沙」吧。
  章把我的介组信接阅后,随口就说了一声:「你就是XXX,我知道了。」他着女佣搬下我的行李,要我暂时安身在他的家里。他住的是一层房子,一夫一妻和两个孩子,用了两个女佣,他整天不大外出,太太早出晚归,后来一个女佣告诉我:「太太在杨树浦一个工厂做事。」
  章家里每个来往的客人都要把我打量一番,然后他们避在一边叽叽咕咕又不知说些什么了。
  章也始终没有和我提及读书的事,问起他,他只支支吾吾,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直到第四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你是×××吗?」
  「是的。」
  「我是徐志安先生的朋友,他要我约你谈谈关于你读书的事情,请你立刻到海格路一七五弄四号二楼来,我姓陈,你找陈先生就行了。」
  这个怪电话使我又是一阵迷惑,我赶去问章,他说并不知情。我说:「我需要不需要去看他?」他毫不迟疑的回答我:「你当然应该去。」
  陈先生是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他一见到我,很热情的和我握过手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小亭子间里,这好像是他的卧室又兼书房。
  他逐点问起我的家世、出身、经历,然后对我说:「你的读书问题我负责替你解决,你回去写篇自传明天上午送来。」
  我又征得章的同意,把「自传」写好如期送去,陈先生又和我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以后,我们每隔四五天见一次面,前后总有七八次。他在谈话中,渐渐称起我「X同志」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呼,同时,他的身份我也逐渐明白。我又喜又惧,以后我们的约会,我也再不和章提及,他也并不问我。
  我在陈先生那里第一次读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党的文件——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在 「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其它几种极端秘密的小册子,我看过后,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时他向我说:「我们党的长征,完全是为了『北上抗日』。」这句话倒是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
  经过这些反复的谈话和阅读这些小册子后,他终于给我看了一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要我正式入团,他并为我说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是党的学校和后备军。你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布尔雪维克。」
  我的神情极度紧张,已经把来上海读书的事完全忘记得一干二净,我起初说:「我对于革命理论还懂得太少呢。」他说:「这没有关系,我们只要你服从革命的领导和纪律。」于是我再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把一份表格填好递给他。
  回到章的家里,我有几天心神不定,思潮起伏,混杂撩乱。一方面骄傲的觉得,我从此是个「革命者」了;另一方面又下意识的想到,如果万一……,我不是要被抓去杀头吗?陈先生曾叮嘱过,要提高警惕,戒备我周围的敌探、特务、叛徒、一切反动份子……,啊,章是不是?不,他不会,他一定是我们的「同志。」……
  「X先生,这几天你怎么的,饭也吃不下,整天尽是坐立不安。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章太太终于忍不住对我说。
  我急了,连忙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上海这个地方太坏,你这个乡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章太太听我说「没有什么」,她似乎又另有解释了。
  我满面通红,把头低垂下去。
第二章 革命暴风雨的开始
  

陈先生,不,从现在起,我要称他为「陈同志」了。他介绍给我两个同志,一个叫吕金,另一个叫杨瑞华,据说他们都是比我较早的老同志,要我应该多向他们学习。我们三个人就编为一个小组。
  他也不再提起我读书的事了,章也没有提过。陈同志却有一天对我说:「团里就要决定你的工作了。」
  「工作?什么?」我接上去说:「你不是说过解决我的读书问题吗?」
  「啊,读书?一个同志,工作或者读书不都是一样子」他含混的说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结果,我却终于获得一个「读书」的机会,在党的意思,读书,这就是党派给你的一个「工作岗位」。或者,不如说是这不过给你挂一个名义吧了。陈同志有次就这么说:「学校算什么,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真正的知识,是必须从斗争中去学习的。」
  但是,由于我的知识欲,和我过去学校教育受得太少的自卑感,能够有机会进学校,对于我总是一个莫大的诱惑。
  其实,那时派我去读书的一间学校,是一个野鸡到极点的「学店」,学校的名称是「私立上海图书馆专科学校」,校址在上海小北门薛家弄。没有经过考试,我就踏进了校门。
  开始一两个月,我在学校的成绩优越,受到党的鄙视,陈同志讥讽我说:「你快成一个蛀书虫了。」然后他指示我应该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革命理论」,他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译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布哈林的『史的唯物 论』你都应该仔细阅读。另外,你应该留心同学中阅读『大众生活』和『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的份子……。」
  但是,不久之后,他突然紧张的来通知我,布哈林的书不能读了,问他什么原因,他仅听说「布哈林是右派」,其余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有一天,我一出校门就碰见杨瑞华同志。
  「到哪儿去,我正要找你。」他劈头就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吕金被捕了,陈同志要你赶快离开这儿。」
  「好,我回去搬我的行李。」
  「行李不必要了,收收书籍和信件,立刻眼我走。」
  一个学期没有终了,我的学校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随着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改编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由北大学生李昌领导,主要在华北一带活动。在苏区的青年团,则改为「青年救国会」,由冯文彬领导。全国性的青年运 动,依然由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任弼时指挥。以后,我们参加到「上海各界人民救国联合会」中去。当时我的任务是由组织派到「职救」(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和一个叫何惧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何惧是一个生得又高大又漂亮的小伙子,年纪比我大七八岁,整天爱谈女人,上海的么二、长三堂子,他头头是 道、了如指掌,可以如数家珍一样的背出来;我们除了为「职救」保管一些主要文件外,空余的时间很多,我就随他东西乱窜,追逐女人,胡调一阵。他颇有神通,常常到处去抓一笔钱来。我有次讥笑他说:「像你这样真是最幸福不过的了,读左倾书籍,干革命职业,过右倾生活,既进步,又浪漫,叉舒服。」他听了也哈哈大 笑。
  时局一天天紧张,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情绪一天天高涨,正当这个时候,华北又发生一连串的事件,六月间签订了「何梅协定」,十一月间相继出现了「冀东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青年学生在爱国的热情下,爆发了「一二 九」,「一二•一六」运动,旬日之间,像野火燎原似的,震动全国,这个爱国运动完全是学生自发的,纯洁可敬的,共产党人后来混在学生队伍里利用学生的反日情绪,逐步转变成一个反政府的运动。党不断向学生宣传,政府是一个卖国的亲日派的政府,把学生的情绪从仇恨日本人转变成仇恨政府。党的指示要把学生的爱国 运动「提高一步」,听谓「提高一步」就是变质,他们开始以「抗日」的外衣,伪装同情学生,后来再制造一些「事件」,把学生逼得和他们走在一道。这时他们把学生的组织也逐渐军事化,秘密设立了总指挥部和组织了纠察队,用特务学生来监视和强制别的同学的行动。
  北平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我们顿时忙碌起来,我被组织上派充临时的「交通」,和几个复旦的同学取得联系,但是严禁我参加学生的任何公开活动。一般的学生一听到「抗日救国」和游行罢课都很起劲,事实上幕后玩的什么把戏,他们完全被蒙在 鼓里。只有政府当局看到我们那种游行示威计划的周密,指挥的灵活,沿途的交通网,游击式的分散和集合,心里是有几分数的。
  党认为利用学生运动可以制造一个革命高潮,我们不仅利用学生爱国运动,甚至在一个学校中发生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如学生对某个教职员不满,某个学生受到学校当局的处分,伙食有时不洁等等问题,转瞬之间都会被利用,竭力把它扩大成一个政治事件。
  正当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汹涌澎湃,红军的主力,到达了荒凉贫瘠的陕北。这时,国民党军队正步步进逼,包围圈愈缩愈小,在千钧一发之际,天外又飞来一颗救星,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的策动下,发动了「西安事变」,全国的骚动又开始了。
  共产党徒们,一切左倾份子们,都陷入歇斯得里亚的兴奋与疯狂。
  「蒋介石被扣了,政府就要崩溃了,革命的全面胜利就要到来了。」他们都这样异口同声的说。
  他们这时已经一个个以主宰者的恣态出现,如果这时谁对「西安事变」作一点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一定会立刻被目为「反动派」。
  我的上级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住址,我们的见面都是约好我在一个电车站或者桥头或者公园等待他,有时他临时闯到我的住处来找我。
  「奇怪,奇怪,已经到手的一块肉了,怎么不宰了他,蒋介石又放了。」上级这天很颓丧的告诉我说。他觉得他个人的自尊心也颇受伤害,因为他对于政治的判断,一向是自认为根据党的路线的,这次居然落空了。起初他向我们自我解嘲,说这是张、杨 的不可靠。几天以后,我们又为此特地举行了小组会,他又奉命向我解释:释放蒋介石是党坚决主张的,党一向反对这种劫持和军事叛变,这种军事叛变是机会主义,现在,「蒋介石已经向我们投降了。」
  他是一个善辩的演说家,聪明的煽动者,他把自己过去的错误估计与党的政策作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委婉动听,满座的怀疑者都哑口无言,鸦雀无声,我不知他们是否听懂了?还是认为,听取过上级的报告以后,我们的义务就算完了。
  不过,我的上级对于党的政策把握不定,这里我也要为他提出解释的是,在当时党的中央一方面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一方面给我们的指示是:「不但丝毫不能减轻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正相反,必须加倍努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工 具国民党的统治」。党的中央又说,在国民党区域的一切扰乱,如罢工、罢课、暴动,任何破坏国民党政权的行动,「都是属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份。」(大意如此)这样,一个执行政策的干部,如何不感到迷惑,和发生张惶失措步调紊乱的现象?
  深冬了,马路上穿梭一样的人群,有些人提着年货,拥挤在火车站,或码头上,准备回家过年去。也有些人面带愁容,紧张的在奔波。我这个流浪者和亡命者,这天晚上,也静静的站在黄浦滩头,少顷又徘徊在十字街口来回闲荡,想起我失去的爸妈,想 起听说已经出了嫁的姐姐,我的温情主义发作了,我偷偷的流了几滴眼泪,又赶快把它收敛了。
  家,对于我没有一点造化。我现在是属于革命,属于党的儿女。党,不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吗?归来时,我一路这样想,安慰我自己。
  农历大除夕的前一天,上级又召我去谈话。
  「你在上海熟面孔太多了,组织上决定派你到镇江去,这是你的旅费和介绍信,这封介绍信是解决你的职业的;组织关系,你到后自会有别的同志来找你。」
  原来那是一间镇江的新办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我不能不佩服我的上级有办法,一个异地新办的图书馆他立刻就知道了,想到我是学过几天图书馆学的,也居然找到线索和介绍信,而且说是我一到马上就可以上任。以后我就藉着这个图书馆的身份,在镇江展开工作了。
  其实,那时我的组织关系也是十分模糊的,我本来是团员,但团已停止活动了,说是改为「民族解放先锋队」,但我做的是救国会的工作,直接领导我的却又是党的干部。我到镇江的第三天,组织上派的姚锋同志来找我,他给我交代了两位同志联系,当天就回了上海。
  镇江的两个新同志,一个叫李天民,是江苏省政府的一个小公务员,后来和我接触的机会较少。另一个叫汤小南,是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一个教员。他是一个冒险主义者,同时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也常爱如此责备别人。他常常带许多不相识的青年借我的 图书馆开会,我稍加阻止,他就骂我是胆小的机会主义者。后来终于闯出乱子,被捕后立刻献出名单,被牵连者一共有十七人之多,我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捕。我听说那个姓汤的在狱中大发神经,爹呀娘呀乱叫一通,把一切责任完全推在别人身上。我极度憎恶和鄙视他。岂知一年后,我们又
在延安碰面,他早巳先我而到,态度傲慢,而且怀疑这个,密告那个,我看了简直啼笑皆非。
  镇江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是由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积极支持的,所以当「政治警察队」逮捕我的时候,他们是不愿声张的。这一天,一个便衣警探持来一张汤小南的字条,约我到他家里谈谈,我当时还不知道汤已被捕,随来人走出门后,另一个 守在门外的警探就恶狠狠的紧贴在我身边,他们一左一右,就把我挟持到队部去。
  「政治警察队」是一座中国式的庭院房子改造的,所占面积不大,进门的右侧就是一个小办公室,我在这里受到初步的审讯,然后被安置在一个临时拘留所中,我们这一间里面大约有二十七八个未决犯人,新犯人进门以后,照例被划出一块勉强可睡下的 地方,但是夜间依然纠纷迭起,有时甲的腿侵到乙的地方,或者乙起身小便,不慎又踏在丙的身上;臭虫白天都大摇大摆的在我们面前爬过,午夜的时候,假使自己不能入眠,一手按下去总要有几十条小生命死亡在手掌心上,如果再把手提在鼻子上嗅一嗅,愈臭自己愈觉满意。没有带行李
来的犯人,就钻在稻草堆里,或者把穿去的衣服紧紧裹住,不多几日,我们的衣服也全都变成灰黑色了。每天有两餐饭,每人配到一小碟青菜,逢星期日加两小片猪肉,送饭进来的时候,一并提来一桶开水,有些人在自己饮过后,就把碗浸在里面洗一洗,后 来的就只好吃他们的洗碗水了。这种生活我们当时以为很苦,并且还要对统治者的苛待囚徒,表示愤恨;但是比起后来住过的中共监狱,已经是天堂了。
  我们在组织中间,平时早受过「应付被捕」的指示,也看过这样的小册子。比如关于供词一项,组织上就告诉我们,作供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绝对矢口否认,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则不妨装作坦白。凡是必须要牵涉到的人,根木说不认识他,在无法 否认的时候,就尽量对这个人加以诽谤和攻击,说你完全看不起他。自然你就可以答复对这个人的情形不清楚了,或者,别人牵涉到你,你也可以否认了。
  我前后一共被审讯过七次,他们拿出各种刑具恐吓我,那个审讯者是个高大的北方人,他生得满脸又粗又大的麻子,在屋内团团转,急得筋骨都快爆出来。
  「妈的——」连珠炮似的巴掌打在我的面颊上,我用两手保护我的头部,继而他又把我推倒在地上,重重的踢了我两脚,我的伤疤直到一个月后才好。
  我在狱中,时时感到我是光荣的,一个革命者能进一次监狱,不是很光荣吗?啊,我不是从此又多一次革命的光荣纪录吗?我想起那些听说过的革命家的故事,我愉快地微笑了,甚至对这肮脏的环境也并不讨厌,捉臭虫则当作一件乐事,十分有趣。我坚强地,忘记了什么叫害怕,党不是常常教育我「监狱是革命的学校,这是一种革命的考验」吗?
  不过,当时我也有一种迷惑,「西安事变」后,不是说已经「国共合作」吗?不是说过蒋介石已经向我们「投降」吗?怎么我们还遭到逮捕呢?
  半个月后,我被移到另一间狱室,比过去的「临时拘留所」整洁得多,每人还有一个床位,另外有满架的书如「唯生论」之类随我们自由阅读,这一优待后来知道是由于「政治警察队」经过多次审讯后,得不到供词。我们那个图书馆的馆长陈复生,这 时就出面说情了,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左烦的青年,「幼稚得很,看来不会是共产党」。这也就是他们最后对我的结论。
  我在狱中又奉命写了一篇自传,接着他们又写了十六个思想问题,要我提出书面答复,把我的答复收了又改,然后再叫我抄上去,看来他们是存心放我了。
  「政府为了表示宽大,已经决定对你们不再追究,你们这些受共产党欺骗的青年,你们怎能怪政府不抗日,政府天天在埋头准备呀,以后你好好地,在政府的领导下……。」那个年轻的政治人员,对我作了一次最后的训导,然后他告诉我说:「现在,你可以取保释放了。」
  同监的其它难友,都对我表示羡慕,人家都在为我高兴,也有人以怀疑的眼色看着我。
  我走出「政治警察队」,觉得阳光那么可爱,空气那么新鲜,两只脚像登云驾雾似的轻松,飘飘然走到大街上,一看红红绿绿的标语,才知道这天正是中国的「禁烟节」——六月三日,我一共在狱里住了一个月零七天。
第三章 上海蚁社与地下党
  

我回到图书馆,馆长对我很不满意,我正担忧自己又要失业了。就在这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专人送来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
  「请即至西门外火车站一谈,我手上持有「京戏大全」一部。」
  下面的具名是「黄景荷」,这个名字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时一个女友的名字,我奇怪了,她找我干吗?她又怎么知道我今天出狱了呢?我立刻毫不迟疑的赶到火车站去,遍寻女客中并无黄景荷,然后我在一位男客当中,果然发现有人手持「京戏大全」的,他似乎也在注视我,我们两对眼睛不期然相互对视,然后我慢步走近他,他也轻叫了我一声:「X先生」,我们开始交谈,原来他和黄景荷也并不相识,我将要释放的消息,上海方面在早几天就知道了,党派他如此这般的来接我立刻到上海去,我又来不及回去取行李,临时在车站写了一封短信
给图书馆陈馆长,说我出狱以后,因心情不好,暂时回家休息去了,其实,我那里有什么家可回呢!
  那位接我的同志他自称姓郭,在车上尽是打盹,我的腿无意间碰了他一下,他霍然惊醒,睁开眼对我翻翻又把眼睛合上了。
  到上海以后,我随他下了车,我们从车站一直走到北四川路永安里十六号,他先招呼我在门外等等,然后又招呼我走上楼去,一看正是我过去的上级;郭好像并不知道我们原已相识,他为我介绍这是「刘同志』,我却迳称他为「孙先生」,因为这是我过 去一直对他的称呼(以前他又对我说,他的原名是凌永青)。以后我知道,他的确已经改姓刘了。当时用的名字是「刘鹏飞」,到底他的真名字是什么,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此人后来听说在抗战初期被派充「新四军」第四支队某团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不久以违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和「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的罪名,被项英派罗炳辉缴械,他也死于乱枪之中。
  奇怪的是,我在狱中的一切表现乃至供词,「刘同志」知道得那么详细,他说我能够机动的应付环境和狱中所表现的坚定,经过这次考验和锻炼,我可以够做一个真正的布尔雪维克了。然后他又要我再写自传,再填表格,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入党了。」
  半月以后,他通知我,小组会和支部的审查,我已经被通过做一个「后补党员」了。后补期是六个月。
  我随「刘同志」到了杨树浦一个肮脏不堪的弄堂,又轻步踏进一所阴森的房子,「刘同志」说这就是他的「家」,就在这个「刘同志」的「家里」,我和另一个同志同时举行了一个简单而严肃的入党仪式,壁上挂着一小张红纸上涂着镰刀斧头的旗,我 们机械的举起手,宣读誓词,我的介绍人是「刘同志」,另外还有一个名字,我就根本不知道此人是谁。监誓人当时说是一位「冯同志」,我和他仅见过这一面,以后就不知道他和从没有再见过他。这幕入党仪式的戏,匆匆演出二十分锺,以后就木然的立在那里听训,「刘同志」是自始至终的导演者,他很得意的样子。
  第二天,我就被「交」给一位「贾先生」,他当时公开的身份是上海蚁社的负责人之一,实际上是负责新党员的训练工作。「刘同志」对我说:「贾先生是一位进步份子,并不是同志。」但是他又嘱咐我接受他的领导,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一个党员要接受一个「进步份子」的领导呢?但是我因为信任「刘同志」,没有多加怀疑又随着「贾先生」去了。
  「贾先生」把我和另外六个青年人编成一个小组,说这是要我们读书学习,我们每个人都用了一个假名字相互介绍认识,除了小组会议以外,我们不准私相谈话,在路上见面也不准招呼。起初,我仅仅知道这是一个在党领导下的政治性的学习组织。我们 七个人中,有一个是被派为小组长的,他每天要召开两次小组会议,实际上等于给我们上课,所讲授的内容是「党的建设」,「党史」,「政治报告」等等,有时并传阅一些油印的政治文件,这时我们才心照不宣的彼此知道都是「同志」。不久之后,我们明了了,这原来是党的地下党校。
  蚁社是当时上海的一个公开的左翼文化和青年组织,它除了办有蚂蚁图书馆以外,并领导许多左翼青年的读书会,这些读书会的份子多半是属于普通的左倾青年,所以党校被掩护在中间,万一暴露,他们可以诿称是读书会,读书会读些什么书,蚁社当局 一向公开表示是随大家自由选择的。顶多他们把这个「党校」的责任,推卸成少数的「左倾幼稚病」的份子个人的行为。
  受训刚满半个月,恰遇到七七事变发生。我们那个小组长这时直接以党的地位对我们说话了,他以为这次政府一定要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这么一来,全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的党就可以领导全国的革命了,他对于报纸上的新闻全不相 信,对于国军在华北抵抗的消息也表示不可靠。他这时莫名其妙的委派了我一个武装委员会的委员名义,要我把徐家汇一带的老百姓组织起来,累得我跑了几趟,饿了,就在路边摊子上吃两块甘薯,想来想去,也不知从何下手。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贾先生」,他非常生气,说这简直胡闹,他
问这是谁的主意,谁的命令,我说是「先同志」(即小组长)派我的。他接着就把「先同志」叫去大骂了一顿。「先同志」跟着又找到我大发雷霆,并且摆起臭架子对我说:
  「你懂得组织的秘密吗?你懂得纪律吗?你懂得工作的关系吗?越级报告是违反纪律的。你以后应该只有对我个人负责,懂得吗?」
  上海的局势一天天紧张了,红军已宣布改编为八路军,接着,八一三抗战开始了,有些同志很兴奋,有些同志又很颓丧;但是党的命令,为了要争取人心,我们不能不装作对抗战很积极的样子。后来当很多年轻党员要到战地去的时候,党的负责人又指斥 这是一种风头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当前方极度吃紧的时候,党却号召我们到内地做群众工作去。全国人民都卷入民族意识的抗战高潮了,党这时却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民族的警惕性,而且需要提高阶级的警惕性。党告诉我们,党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并不是放弃革命,而是为了保存、巩固和扩大革命实力,采取迂回的战略,以便进一步领导全国革命。党又随时提醒我们,不要给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在当时即指民族意识)麻痹了。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党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 权,加强对党员与非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发展群众力量。并随时准备革命的「转变」。这时上级特别指示我们,要我们读列宁的「两个策略」这本书。在抗战初期,党中央就一再三申五令要我们提防「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理由说是「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对于革命是动摇的、不彻底的,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 告诉我们,这是党的「现阶段」的政策。在上海炮声隆隆中,我们关心的不是前方的胜利,「战讯」都不大引起我们的兴趣,而是许许多多离奇的谣言把我们弄得乌烟瘴气,头昏脑胀,从上级和一般同志传出来的消息,不是说国军若干「投降」,就是说中日正在「言和」,同志间一见面都爱打听谣言,愈新鲜愈奇特愈有味,日 本人的宣传往往成为我们宣传的好资料。有时一个谣言兜了一个圈子又钻到造谣者自己的耳里,我们的上级听了也付之一笑。很得意的觉得他的造谣的「政治目的」达到了。因为党当时宣传的中心是打击政府的威信,「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在一般的公开场合,我们都已经习惯于高呼「拥护政府」,「拥护蒋 委员长」,「实行三民主义」的口号了。
  太原失守,大上海的保卫战渐近尾声,在撤退中间,有些同志很希望党能领导我们在敌后打游击,这点本领是我们若干同志间素来引以自豪的,我们这些年轻党员平日都被「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听得心花怒放,这时如何不想一显身手?但是,党给我的命令却是:「你立刻到延安去。」
第四章「革命圣地」的延安
  

在一般的共产党员和左倾份子心目中,延安是当时的「革命圣地」,能够去延安打一个转,就好像出洋渡过金一样,即使是一个白痴,我们也得对他敬畏三分。以那个小组长先同志来说,起初已经弄得有些人不服,后来还是他自我吹嘘一番,我们才知道他是 刚从延安来的,大家也就寂然无声了。「组织」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许多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经过两次组织生活以后,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驯服了。
  我们三男一女谨慎的整理好行装,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旅途,路过南京,正是一片混乱,愤恨而坚毅的人民,拥塞在街道上,他们看着那些大官员的簇新的小轿车上,装满了家俱,疾驰而过。又呆呆的对我们注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心里想:你们这些 平日对老百姓力竭声嘶喊口号的家伙,现在却留下我们老百姓,一个个先溜了。
  挤呀挤,跨上津浦车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侥幸的。我们四个人在车上也互相做了个鬼脸,「庆幸」一番。南京城的影子渐渐消失了。
  我们在每一个小站上都要停一停,让过军车,另一列客车上有些二三流的官员我们也要让。有时在半途上,车行渐缓,三声警笛,于是全车乘客一哄而散,伏在田地里惊魂未定,已听到机声由远而近,又掠顶而过,也分不清是日机还是我们自己的飞 机。再回到车厢,有人惊叫箱子失落了,有人呼号孩子不见了,然后,汽笛之声夹着闹声、骂声、哭声……又把我们载送一程。
  皖北的平原比起江南来,这一带的农村是荒凉贫瘠得多了,时近严冬,树木凋落,风沙蔽空,寒气袭人,那些衣服褴褛的农妇,迎着霜风,提着一篓篓的食物走过来,她们生得很健康,结实,惇厚可爱,但是等到我们想和她们接近时,她们却害怕,面无表情,或者立刻避开我们。
  老牛车拖了九天,才把我们拖到徐州,由徐州而西安,陇海车又破烂、又肮脏、又混乱,大兵们一批批从华北战场上退下,沿途以军人上落为最多,我们没有买票就上了车,遇到一次查票,不知为什么他也没有要我们补购,直到西安,我们跳下车,天刚 黎明。西安车站古色古香的、宫殿式的建筑,我对它颇为留恋,我们正凝神赞赏,后面的乘客却把我们推到车站门,收票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相互招手,我们就一起混出了。
  到了西安,我们也无暇浏览西安的街景,立刻叫了人力车,直奔「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又称「十八集团军」)而去。
  西安为我国古都之一,城市建筑一方面已相当近代化,马路宽畅,街道整洁;一方面具有北方气质,庄严而朴实,绝大部份的住宅乃至商店都是中国式的房子。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也租的是一幢中国式的住房,大概这幢房子的主人过去还是一个「封建的」书香之家,一进门就是一座屏风,里面十分宽大,大约总有四十多个工作同志,都穿着挂有「八路」符号的军服,往来川流不息,似乎十分紧张。开始接 见我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女同志,听说她过去是四方面军的老干部,我们作过自我介绍之后,她转身去到另一个房内,然后再折回来。特别向我亲切的招呼了一声:「X同志,你有很久的斗争历史了。」这时我相信我的「鉴定表」(每个党员都有一份「鉴定表」)已经早转到「西安办事处」了。
她对另一个小鬼又嘱咐了一声:「把这位X同志的行李搬进来,等等再送他到『招待所』去。」
  我住到「招待所」以后,满以为那三个同伴就要搬来,岂知一周以后,还不见他们的踪迹,我很担心他们,心里焦急如焚,却又不敢到「办事处」去问刘同志。
  第三天我奉令早晨六时集合,立刻离开西安,坐一辆大卡车,全车有二十三人,先抵三原,当日即转云阳。
  三原距西安九十华里,云阳是三原的一个小镇,距三原约十里左右,有八路军的留守处,内战时期是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在当地的土共干部中,当时还传说着过去彭德怀与丁玲之间的艳事,有一个时期,有些干部已经准备借题热闹一番,老彭却 来了个「辟谣」。不久他又说,革命不胜利,他是不结婚的。
  云阳也有一个「招待所」,但是这时已经满得无可容纳了,我们这天晚上就决定暂时和青训班的同学住在一起,青训班一部份同学也没有固定宿舍,我们占用了两大间民间住屋,男女同志混住在一起,这天晚上,我开始和一个女同志小卢做了「朋友」。
  「同志,这是我的被,你睡在我这儿。」我听到一阵清脆而柔和的声昔,抬过头来,一看正是她。我脸上泛起红晕,她走过来,像母亲牵着自己孩子似的,把我一手拉过去,她的大胆和我的拘谨,我不觉惭愧笑起我自己来。
  我们和被而卧,灯熄了,才开始互通姓名。
  第三天,我热情的招呼她,她两眼向上一翻,爱理不理的问我:
  「X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眼前顿觉一片昏黑,低着头走开了。
  从西安到延安,有八百里的路程,日行百里,八日可达,普通约行十日左右。我遵从同伴的劝告,买了两双草鞋,一双穿上,另一双带在身边。我背负的行李,在途中走一段放弃一部份,从五十斤减到二十斤,最后只提一个不足十斤的小包裹了。陕北山 地北行愈登愈高,爬过一层山,又是一层山,山峦起伏,重重叠叠,奇伟雄观。站在一个高山顶上,极目望去,长空万里,一个人站在这里实在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一个一个山头连结着,公路围山而上,看来像一个个螺旋盘。我们所走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难得遇到平坦的路,也难
得见到有一两处树木的地方。第二天我脚上就起了七八个水泡,第三天水泡破了,别的同伴也是一样,可是,谁肯认输呢,大家硬着头皮继续走。那时正是严冬季节,西北风迎面吹来,我们把头紧紧缩在颈内,惟有拚命走路才能御寒。路上常常数十里不见人 烟,到一个比较大的村落,我们就自己做饭或休息,有一天我们全日没有见到一处人家,水也没有饮的,饿的时候,我们就拿起身边的大饼吞下去。这生活是够苦了,当时似乎有一股精神力量,所以总觉得并不十分苦,对延安的憧憬向往,神秘的幻想,和新鲜、刺激的生活,都把我们这些
年轻人的精神振作和支配着。有时虽然也常常碰到不快,总极力往好的方面去寻找解释,自我安慰和继续把自己陶醉在梦乡中。比如,在陕北山区步行中,我们除了物质上挨苦和疲惫以外,随时还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
  一般的陕北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这些外省的年轻人是前往延安的,他们十分敌视我们,卖的东西,把价钱都故意提得很高,有时干脆就不理睬我们,晚上借宿,跟他们好好商量不可理喻时,十之八九是要靠威胁解决问题的。有时我们会勾起一堆疑问:我们的党不是说代表工农大众吗?老百姓为什么会敌视我们呢?党不是说,陕北的人民如何把共产党当作亲人吗?但是很快的我们又自己回答自己,觉得这些都是由于老百姓的落后不「觉悟」所致,找到这个解释之后,自己又觉得满足了。不过一般说来,党在陕北地区,「威」却是用足了的,许多过去遭受中共革命理想荼毒过的人民,如果我们面孔一沉,他们也就再不敢和我们刁难了。
  延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城,南北直径约一里,东门外面临延河,城外的窑洞一层层地排列在山腰间,或是在非常峭陡的悬崖上,每个洞都有一个弓形门,每个弓形门又以一道扶壁互相隔开,洞前有宽阔的层道,人马可以来回通行。这个小城市在共军进 驻前仅有一万多人口,最盛时代有五六万人。日机轰炸后,城内机关全都迁出郊外,商业亦转移至南门外新市场。
  我是扶着病体前往延安的,加之因为兴奋过度,病也就更加剧了。到达以后,我们同行的人,都作鸟兽散,各人找到自己有关的部份去。我也直接持件找到中央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同志接过我的证件,再看看我的病容,极不高兴,很不耐烦的对我说:
  「高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正在开会,没有空见你,明天再来。」
  「同志,我病了,我可以在这里等等他,而且,我刚到延安,也没有别处好去。」我说。
  「不行,这里是中央组织部,要等,你先到招待所(指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回头高同志再通知你谈话。」
  我无可奈何,只好遵命先到招待所,招待所的主任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安徽人,名字可惜我已记不起了,据说他在政府的监狱住了十几年,一出狱就举家来到延安,他倒是个老实人和好好先生,我把来由说出后,他显得有些为难的样子。
  「照规定必须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介绍我们才能收你,不过,同志,」他说:「看你病得很重了,你就先歇歇吧。」
  随后他又问我要不要吃些什么,又吩咐管理员替我预备开水,在旅途的劳顿以后和重病之下,虽然一点点关心和照应,也使我感到分外的温暖。
  感谢这位招待所主任的热心,第二天他于取得中央组织部的同意后,把我先送到边区医院去。
  边区医院除「组织上」送来的病人外,是不收其它病人的,有人因为没有正式经过组织介绍,医院当局拒绝收留,在门外就死掉了。进院以后,应该先经政治指导员审查过,然后才由医生分配你的坑位。每个窑洞有一个大坑,三五个病人住在一起。全院 只有一个外科兼内科的医生,这个医生,原是过去国军中一个被俘的军医,脸上有些浮肿,一见到我们,总是对我们笑,也看不出他笑的什么意思。医院的行政干部和病人骂他,他也是报以一笑。
  院中有十来个女看护,全部都是四川人,过去都是四方面军裹胁而来的,加上院长、主任、政治指导员、管理员、医生、勤务员、马夫、伙夫、警卫班等等,职员要比病人多一倍以上。这中间只有那个医生算是懂得一点医学常识。医药设备根本说不 上,比较严重一点的病或者急症,医生只好束手。
  医院的伙食比其它机关要好一点,但也要按照在党的地位分成等级,有些病人即使病好了,还多半不肯出院,至少他们觉得这里的待遇比起他们原来的部份要舒服得多了。
  医院中,有过一次紧张的事情:
  在另一个窑洞中,有个老病人,因为他年纪比我们都大,加上听他自我介绍过他的一段革命历史,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听他说:他是最初与王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等人同去苏联的,回国不久,就被政府逮捕,一直坐了十几年的牢,直到 抗战开始,才在「释放政治犯」声中被释来延,但是他这时已经是肺病二期了。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过我们一些在苏联的故事,在政府狱中受刑和狱中斗争的故事,别的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有一天夜里,我们医院里突然紧张起来,窑洞内外也增加了不少的武装同志,我们一个个走下坑来探
头张望,又被赶回自己的坑位上去。
  「不得了,那个痨病鬼张抱平,原来是个托派。」在宁静以后,一个女看护慌张的走过来对我们说。本来这个女看护也一向敬重的称「张抱平」为「张同志」的,这时已改口称他为「痨病鬼」了。
  张抱平已经被抓去了,这时全院的同志都在骂他,都在从张抱平的平日谈话中,竭力寻找可疑的地方,好像个个都愿意挺身作证似的,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大家把张抱平痛骂一阵以后,就各自呼呼入睡了。
  在中共组织部,接见我的高同志问我:
  「你对于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我希望,党能送我到苏联学习去。」我说。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很久了。在上海,我就看过许多书刊和听过许多故事,是关于苏联如何进步,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美满等等。所以我早就立定两个心愿,第一个要去延安,第二个要去一趟苏联。现在延安总 算到过了,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恋的。剩下的就是另一个到苏联的心愿了。于是,当党问我的工作意见时,我的「到苏联去」就脱口而出了。
  「这是绝不可能的,同志,」他冷笑了一会对我说:「现在正是国内的革命高潮,在苏联的同志还要赶着回来。」
  我没有说什么,我们相对沉默了片刻。
  「那么,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苏联梦既已落空,我的虚荣心在追求别的方面的满足。我回答说:「我希望做点上层工作。」
  他大笑起来,似乎在故意作弄我。
  「哈哈,上层工作,你要做防空哨,还是要拿锄头到山顶上垦荒去?这些都是上层工作呀!」
  我惭愧得把头低沉下来,他愈笑,我愈是觉得无地自容。
  「我告诉你。」他突然严肃的对我说:「我问你的工作意见,这不过是对你的党性的一个考验,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当党问他的工作意见的时候,他只应该回答,眼从党的决定,听从组织的分配。党要你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没有半句还价的……。」
  他滔滔不绝的说下去,愈来愈像训话的口吻了。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做成的。』布尔雪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 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好了,没有什么话了,你先回去,党决定了你 工作的时候,再通知你。」
  延安的统治者,到处为「托派」的影子自相惊扰,究竞托派是怎么的?主张些什么?绝 大多数的干部根本摸不清楚。我们所见的反托派的文章,也只是骂街式的口吻。据说「托派」往往又是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现的,所以一方面「托派」的影子这么恐怖,一方面他跟我们之间的具体的形象、观念又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又据说,「左倾」的机会主义是「托派」,「右倾」的机会主义也是「托派」,反正,一切的罪 名都好像与「托派」有关似的,以后,「托派」的字样也不准用,只能称为「托匪汉奸」了。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 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富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欵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你面前,又令你有一种高贵之感。
  「听说你常去看边区剧团的林萍,是吗?」招待所的总支部书记笑着对我说。
  「是的。」我坦白地说。
  「她是有政治问题的,你知道吗?她有托派嫌疑。她对你说过些甚么?她对你谈过政治问题吗?」
  「书记同志,我看她人倒是挺好的,我们还从没有淡过政治问题,她也没有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
  「你还知道她别的情形吗?」
  「不多,我只听说她的未婚夫快来了。」
  「这个女人好狡滑,好吧,你眼她多接近也好,不过她说些什么,你要随时告诉我。不要中了『美人计』,为女人把你迷昏了。」
  他笑笑,扬一扬手就去了。
  我还照样常去看林萍,如果现在突然不去,组织上反而要怀疑我了。
  这天,林萍的未婚夫真的来了,她装扮得更漂亮了,跳跳蹦蹦,只顾在忙着布置房屋,看到我,她羞答答微笑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向他的未婚夫看了一眼。半响,她才说:
  「老X,来得好,今大在这里一起吃饭,我请客。」
  「真的吗?那我却之不恭了。」
  「啊,我真糊涂,我忘了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杨明同志。」
  我连忙接上去:「就是你的——」,「杨明」这个名字我已经听得很熟悉了。
  「小鬼,不准你瞎说。」
  杨明一直在旁边冷冷的看着我,笑得很勉强,表情十分不自然,局促不安。我想,糟糕。他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是不是他因为林萍和我太亲热了?
  我和杨明又连续见过两三次,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可靠的同志,这天,我们在陕北公学碰到,他拉我在山边坐下,开始交谈。
  「你了解林萍的情形吗?」
  「我当然没有你了解得多。」我说。
  「你们不是很接近吗?」
  「不要开玩笑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不!」 他把脸一沉,摇摇头,像似很愤怒,又像似很伤感似的,然后又低下头:「不,她已经有政治问题了,我和她从小同乡又是同学,我们在十年前就订婚了,我也很爱她,我们过去又在一起做过革命工作,这次我很快乐的要求党把我调来延安,以为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岂知一到延安,组织上就告诉我她是一个托派,后来又说是国 民党特务,要我了解了解她,找出她的反动证据。你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
  「那么,你找到没有呢?」我迫切地问。
  「活见鬼,什么证据,她懂得什么,还是那么一个天真的孩子似的,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解她,了解什么呢?你能否帮帮我的忙,她究竟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没有?」
  「我也看不出什么道理,不过,你的心神也应该定定,如果她真的没有什么,真金不怕火,组织上也不会冤枉她的。」我支吾的说。
  「难道真的不可能寃枉她吗?」
  我没有答话,我们相对沉默了好半天。他想想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欠妥」,又自己回答了:「即使寃枉一两个同志,这也是免不了的,党不能让一个反动份子混进组织,破坏革命,自然需要高度的警觉,需要严密,所谓『以防万一』,为了在一万个同志中防备一个反革命份子,自然也可能冤枉一些好同志,但,这是为了革命。也没有什么。否则放松一个,革命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了。」
  这一次谈话以后,我就永没有再见过杨明,林萍也听说被调了工作。
  延安是没有春天的,直到农历二月间了,凄厉的西北风还在终日呼啸,银色的山头上,雪还没有溶化。延河的水面上,还浮着厚厚一层冰。迎着风,扛着柴,抬着石头,锄着荒地,年轻人过着日以继夜的刻板生活,没有波浪,没有情调,没有欢乐,没有 趣味,晚上再围着豆油澄开小组会,这些年轻人是可爱的、诚实的,在这个春天的季节,他们却忘记了春天。
  延安一般的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的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上部长师长,有 小灶,两菜一汤。政治局和毛主席一类人物,则有四菜一汤。阶级是被严格的划分着。
  「有的同志提出,共产党既然要消灭阶级,为什么我们这里又要划分成许多等级呢?但 是,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我们可以告诉他,主席同志,这是党的命令……。」艾思奇有一次在抗大对学生这么说。
  高同志把我叫到中央组织部去。
  「这是陈云同志。」他把我介绍后就走开了。
  陈云当时看上去约四十多岁,穿着整洁的一套斜纹布军服,歪靠在背椅上,很不在意的向我点点头,他生得又瘦又小,像个猴子,两目烱烱有光,很精干的样子,枱上堆满了文件,正在批阅,我站在一旁等了约有五分钟,他带着浓重的苏南土音问我:
  「啊,你就是XX同志。』
  「是的,陈部长。」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中共主要的领导人物之一,共产党人一向总说是不拘形式,但由于他表现得那么威严,我不由得也拘谨起来。
  陈云继即翻阅关于我的文件,他选出两个问题问我:
  「你在镇江工作过的那个图书馆,既然是有陈果夫支持的,他们难道没有要你参加过国民党吗?」
  「从没有,我年龄也太轻,他们似乎也没有怎样注意过我。」以下我就大大的骂了一顿国民党的人都是糊涂蛋:「在国民党人中间,谁注意过这些事?花钱办了事业让我们活动,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在我被捕以前,还没有跟我谈过思想问题呢。』
  他满意地笑了。
  「那么,你在被捕和出狱的时候,写过悔过书吗?」
  「没有,关于这点我在自传中已经说过了,那时他们写了几个问题要我书面答复,我抄了几段『唯生论』和『三民主义的理论与体系』,他们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左倾青年,一定已经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对他们从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件活动,他们也没 有再要我悔什么过,就叫我交保释放了。」
  然后他又迟疑了片刻。
  「你是比较适合作白区(当时中共人士对边区以外一律称「白区」)工作的,你有斗争经验,但是太年轻了,而且党的教育不够,现在决定让你学习去。」
  「是到党校吗?」我问。
  「不,到枣园去。」
  他着勤务员去叫高同志来,又要我随高同志办手续去。
  高同志给了我一封信,要我直接到枣园去找曾希圣,在途中,我又偷偷把信件拆开看了:一件是介绍信,另一件是我的「鉴定表」,「鉴定表」有几句对我的评语,大意是: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
第五章 听毛泽东、刘少奇、王明的课
  

我找到曾希圣,他是个四十左右,一个文质彬彬的南方人,十分胆怯,说话吞吞吐吐,犹豫不决,有点婆婆腔,时而「这样呢」「那样呢」「好不好呢」,他不敢决定我的问题,又介绍我见潘汉年,潘汉年当时是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沉着 老练,处事有魄力,他仅略问过我几句话,就招呼一个叫刘人寿的把我编到他的小组去,这就是枣园的敌区工作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为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之一。
  我们一般的待遇在延安各机构中算是顶好的,和马列学院一样,每天有一毛五分钱的菜钱,菜里都瓢上几片肉,份量也多,可以够吃,每日一顿小米饭,一顿镆镆,或者面条,另外每月有两块零用钱。军服也是上好的。
  枣园的学生,一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开始数星期,我们上课不多,多半发些油印资料给我们的小组讨论,其中特别要我们从许多生动的革命史料中去学习,了解党如何从两条战线中展开斗争(即党内的斗争)和革命技术,一般的说,我们的学习偏重 在秘密组织和地下工作方面,有的同志还要学习一些特种技能。除几项基本课目由康生、刘少奇、陈云、杨松、李富春、高岗等人担任外,不少课程是临时流动加进的。
  毛泽东给我们一两个星期作一次政治报告,他的湖南土音很重,声调很低,缺乏抑扬顿挫,但极富幽默感,常常说得哄座大笑。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手不释烟,每说一两句话总要咳嗽一声,当时的健康不大好。我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对我们说:「中国革 命胜利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同 志们,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丽的小汽车,和保证你们个个有出洋的机会。」这种话从一个党的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我听他亲口如此说过。他说得个个同志心花怒放,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的说:「兄弟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
  王明(陈绍禹)给我们讲联共党史,但是他只来过一次,其余的课一直是吴黎平代的,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吴黎平挟着书本一段一段的读,史诺在「西游漫记」一书中也曾把他描写成一个漂亮人物,他还像个书生,不过老是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刘少奇给我们讲中共党史,其人貌不惊人,不苟言笑,说话的声音像个女人。他常告诫我们不要存有「领袖欲」,他说:「我们的党,想当领袖的人,偏给他当不了领袖;一声不响的人,却可能一步步爬上。」
  讲党的问题的是陈云和康生,陈云讲的部份是党的组织方面,康生讲的是党的秘密工作斗争技术方面。陈云在前面已经说到过他。康生在延安高级人士中有些洋行买办的样子,喜着马靴,骑马,携带洋狗,打猎,同时他也是延安最威风的人,每次出外,至少带上四个以上的警卫员。他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把中国话「洋化」,比如说「托洛斯基匪徒」,他偏要把音加重拉长,说成「托——洛——斯——基——匪—— 徒」。
  另外几个讲课的是:李富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从没有半句自己的见解,专在文件上咬文嚼字用功夫,教我们「中国问题」。另一个是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与边区参议会议长,我们背地都叫他高大麻子,他给我们讲「群众运动」,只 看他嘴唇上下移动,简直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的官僚架子还很大,我们一发问,他总怀疑我们看不起他,故意和他捣蛋。值得我怀念和尊敬的是杨松,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过去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委员,所以这时他给我们讲「统一战线」,他在讲课中爱用谈话的口吻,并常常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的发问,至少他在逻辑上回答得使我们满意。
  给我们作过临时报告的很多,其中知名的有:王稼祥,当时的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讲「中国革命与武装问题」。李维汉,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给我们讲了半天对于中国社会团体与政治党派的调查与分析,据他说:「民社党党员一共二十四个 人,青年党党员不出一百人。」他称张君励为「张排长」。邓发,当时的工运部长,讲「工人运动」,他说了几句意义深长的话:「我们的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份人(!)已经忘本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在「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讲话中说:「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了吗?没有,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民族斗争的领导权,第一个阶段打败外国的资产阶级和麻痹本国的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打败本国的资产阶级和麻痹小资产阶级,建立工农社会主义的政权。」
  我这时和「白区」的朋友还在通讯,我的通讯处是由一个商店的地址转交的,正在我快要离开枣园的时候,「白区」的朋友汇给我一笔零用钱,虽然只是八块钱小小的数目,但我够高兴了。我接到这封信后,不能不找学校当局说一说,包括我和这个朋友 的关系及钱的数目,其实他们或许早知道了,但是倘若出于自己「疏忽」,将来发生「误会」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我和学校当局说明以后,顷刻之间,全校的同志都知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富翁」,空气顿形活跃,这个拉我请客,那个要我「共产」,我被逼得无可奈柯,只好一起拿出请大家吃光了。
  吃过以后,大家抹抹嘴,油腔滑调的「审问」起我来:
  「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资本家啊?」
  「不是,不是,人家汇来八块钱,怎么能算是资本家。」
  「不是资木家,那一定是土豪了,哈哈!」
  「这个朋友虽然比较算是有钱,但是他倒是很同情我们的。」
  「有钱的——朋友,同情——我们,你真是见鬼了,哈哈!」他们冷笑一阵就一哄而散。
  「哈哈!」我也陪着他们不自然的笑着,心里实际上很难过,觉得他们伤害了我的好心的朋友是不应当的,我无言的目送他们离去。
  延安的天气,一过冬天,很快就接上夏天,这时的气候闷热而干燥,有时早晚和白天的温度相差距离很大,冷的时候,我们就穿上棉军服,热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个跳进延河洗个痛快的澡,延河洗澡,这是我们最爱的玩意儿,也是最高的乐趣。男男女 女,河上作「鸳鸯戏水」之乐,往来水中追逐,有的女同志公开向我们挑战,她们首先用水泼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就追过去,一定要她吃口水,或者搂住她,直到她求饶为止。这种场合,每个人都脱得精光,等级高下的阶级身份一点都无从分别,男女间才算是享受了一点「共产主义」!
  我离开枣园之后,被调到中央党校工作。
第六章 从「女儿国」到卷进党狱
  

党校公开对外,普通都是用「中山图书馆」的名义,实际上「中山图书馆」是党校内的一个附属部门,也是用来掩护党校的。
  党校同学有五百余人,每人每天的菜钱是七分钱,较枣园为苦。这里主要的是训练党的下级干部的。我被派到党校工作,因为我过去学过一点图书馆学和管理过一个短时期的图书馆,因此被当作「图书馆专家」送到党校去当「中山图书馆主任」了。
  我在党校,除了参加党校内一般的组织生活外,另由潘汉年介绍给我一个党校的同学程方善,我们随时联系,他就把我们在党校内「了解」的一切带到枣园去,我自己得抽空,也借口到城内去,实际上是去看潘汉年,潘走后,后来我就常和曾希圣见面。
  「中山图书馆」内有两间房子,一为藏书室,一为阅览室。全部图书约五千余册,但除了当时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几种书,每种都有一两百册以外,其它的书,实际不出五百种,这样一个小图书馆,当时连我一共享了六个管理人员,平均一个管理员只 管八十余种书籍。但这种情形还算好,我后来不久在抗日军政大学时,全部不出一百种的书籍,也一样用了五个管理人员,都是女同志,其中一个正待分娩,另一个正抱着孩子喂奶。我一进去就打趣的说:「啊,你们这图书馆好威风,不出一百种书籍,居然有七个管理员。」
  「不,我们只有五个人。」其中一个女同志对我说。
  我指着那个大肚皮的和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刻薄的说:
  「她们不就是四个吗?」
  边区所有的图书馆,从来没有把图书分类编目过,中共当局一向只是把图书馆看作养几个娇嫩的女同志。自从「中山图书馆」开始一点制度化以后,抗日军政大学的图书馆,边区青年救国会的图书馆,都是经过我为他们整理编目的。在抗大图书馆时,邓拓帮过我不少忙。
  我们的图书馆中,除我以外,其它几个也都是女同志。夏森是五个女同志中最漂亮的一个,生得一对多情的滴溜溜水汪汪的眼睛,一副迷人脸蛋儿,她不多笑,不多说话,一举一动都引人入胜,笑的时候,甜而美,两个酒涡微微露出,举止很文雅,从 她的微笑和目光流转中就使人感到,她不仅美丽,而且是一位极聪明的女孩子。
  「你简直置身于一个『女儿国』了。」有些同志都很羡慕我的工作,常常这样调笑我。
  结果,我终于在这个「女儿国」中「陷入情网」,和老同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情场争夺战。为了夏森,我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训练部长陈伯钧发生了正面冲突。并因此埋下了日后卷进党狱的种籽。
  我被中央组织部通知调动了工作,我当时只简单的想到,这一定是由于我在原单位的工作表现和同志关系搞得不大好的原故。
  我的新职务是当时中共最大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延安办事处主任,也就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我是这个通讯社的第一个创办人,最早发出的新华社通讯稿是我自己手抄的,我当时为了新换一个独立发展的环境,很卖力,殊不知背后早已有阴影跟着我。
  我这时的工作表面上是受徐冰(邢西萍)领导的,徐冰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秘书,我屡次去请示他工作上的意见,他总只阴阳怪气的笑笑,或者简单的敷衍我几句。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自然喜欢到处钻钻,何况我是一个党报的记者?我觉得我的职责应该出去跑跑新闻,我何曾想到,在共产党的观点,他们从来不把新闻记者当作一回事的。
  当「边区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一届大会的时候,我以一个党报的记者身份去会见高岗(当时的议长),他站在大会堂前,披着军服,严肃的看着我,我本来早见过他,但是他装得对我毫不相识的样子,当我说明了来意后,他很不耐烦的说:
  「新闻记者的事,我们这里不管。」
  「高议长,这不是你管不管的问题,这次参议会表现了我们边区的民主精神,应该向全国报导,这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这关你啥事?」说着,他把头看向别处,耸耸肩膊,跟着就走开了。
  我不知又为了什么原因,突然被中央组织部通知把我调到边区医院担任文书,当时边区医院已经迁到延安近郊,我只直觉的感到,我是被降级了。我又何曾想到,我已经在暗中被监视了,不久,我又被捕了。
  边区保安处最初找我去谈话,一谈就谈了三个钟点,开始从我的家庭出身问起,后来就问我参加革命的历史,他们又问到我对某人的认识经过,和某次看某人的目的,我都一一照直说了。这时是由一位不十分重要的干部主持的,当他问我认不认识一位叶 薛敏这个人的时候,我说从不认识。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新哲学研究会」这个组织,我也说不知道。他绕绕圈子,又再重复的问我这些问题,我依然回答不知道。天啊,我委实一点也不知道啊!
  审问的干部急得脸色发青,满面杀气,扬一扬手,招呼另外两位同志走开,然后,突然好像又变得很斯文的对我说:
  「你说,你照直说吧,这里没有别人,没有关系,我总帮你忙的,『新哲学研究会』会员名单里有你的名字,你赖是赖不掉的。我相信你也只是被骗参加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
  「我委实一点不知道,要我说什么?」
  他狠狠的望了我两眼,又接上去说:
  「你好好说出来,立刻放你同去,否则的话,哼哼……。」
  一会儿,一位面目姣好穿着整齐制服的中年人走进来,立刻,审讯我的那位干部就回避在一边,进来的人,我认识他就是周兴,当时是边区保安处长,他正对我怒目而视,最初审讯我的那位干部又走近来,轻轻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于是他阴险的对我说:
  「已经派人到边区医院拿你的铺盖了,住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舒服。」
  现在,我算是失去自由了,我被带进一个漆黑的窑洞,我一进去,就摔了一交,刚一站起,又踢倒另一个犯人。
  「唉呀,好小子,瞎了眼睛吗?」
  他随手也回敬我一举。
  我定一定神,才朦胧的看出,这窑洞里,数数连我一共是十一个人。
  接着,我的誧盖送来了,里面被翻得不成样子,再看看,我的读书笔记和几件较好的衣服都不见了。
  犯人是被规定要劳动的,我们这一组是派在挖新窑洞,由武装士兵押着,我们一早就在警笛声中,匆匆集合出发工作,其中有几个犯人罪嫌较重,身上被套上红色的外农。除了偶尔相骂以外,犯人间不准交谈,所听到的只是一片「砰砰」「沙沙」的声 音,我挖了不上十锄,手上就起了水泡,后来被派改充用筲箕搬运沙石的工作。
  第五天,我又开始被审讯了。
  「在你的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光明的路,向党彻底坦白,另一条是毁灭的路……。」周兴一开始就对我这么说。我全身打了个冷颤。
  「你不要狡滑,照直说了吧,在我们这里,铁打的、铜炼的都要软化的。』另一个干部又说。
  「同志,我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句话刚落口,周兴立刻吼起来:
  「不知道?你是不是参加过『新哲学研究会』的小组会议?」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团体。」
  「妈的,老子亲眼看过你们在十里铺(距延安东门外十里处)的一家小馆子集会。」
  周兴身边冒出一个小干部,一面说着一面就拿起手边的一根粗杖,没头没脑的向我乱敲,崩、崩、崩,如雹子似的落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我闭着眼睛,用全力支持住我的身体,耳朵嗡嗡的乱叫,等我睁开双眼时,周兴已经走开,那位执着棍杖的家伙还在继续的问:
  「你究竟说不说?」
  我起初沉默了好一会,表示无言的抗议。当他继继问我的时候,我反问他:
  「同志,你刚才说见到我在十里铺开会,究竟是哪一天,还有别的一些什么人?」
  「你先说,我再告诉你。」
  「我没有什么说的。」
  他吆喝一声,几位武装同志七手八脚的把我拖到老虎凳上,双手吊起,大腿用绳子绑在凳上。上面坐着一个满面横肉的彪形大汉,然后将我的小腿用棍子往上撑,骨头吱吱的发出响声,在下面塞着砖块。
  一块,两块,三块……。
  「你说不说?」
  「我不知道,同志……。」
  「再加!」
  我这时不知怎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他们以为我屈服了,又把我从瘫痪昏迷的状态中扶起来。
  他们又继续对我进行疲劳审问,我对他们说:
  「同志们,我为了革命,参加党,受过千辛万苦,冒着无数艰险,为党工作,今天你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对党依然没有怨言,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我是党的好儿女,我以为党为了保卫革命利益,对敌人的高度警惕是必要的。我要求你们 郑重的处理我的案子,如果证明我确有叛党行为,我愿以生命抵偿。」
  在半个月以后,我们这个窟洞内,提出两个犯人,不知他们是被处决了,还是被释放了,反正不会有人知道的。另外,我们这窟洞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犯人」,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劳志修,江西人,他一进来以后,就常常发牢骚,把共产党骂不绝口,他骂 的时候,别的犯人就向他伸伸舌头。后来不久之后,这位劳志修就找机会和我接近,对我表示十分「同情」的样子。我一开始就怀疑这个家伙,后来他更大胆地向我谈起党的路线问题,说党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我力斥他的观点错误。他屡次纠缠我,屡次又被我用党的观点驳得他哑口无言。有一次我很不在意的问他:
  「同志,你是什么罪嫌被捕的?」
  他支支吾吾,吞吐了半天,才想出一个罪名来:
  「哈哈,我也是政治犯!」
  他的马脚已经完全露出来了。
  他住了大概只有十天,后来就不见了。我相信这个假犯人出去之后,一定很帮了我的忙,因为他可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的腿部渐渐松动,又恢复了劳动。两个月以后,我由边区保安处递解到中央组织部,离开边区保安处的时候,我奉命具了一个结,不得将内部的情形泄漏,否则要受革命纪律最严厉的制裁。一到组织部,我就等于被释放了,这次和我谈话的是乐少华, 因为我在狱中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我表示我始终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表示我对于自己个人这次寃狱并无怨言。假如党给我一次最后的机会,我愿意到任何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为党作一次最后的表现,甚至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亦所不顾……。
  乐少华把我这封信转呈上去,中央组织部再交给乐少华处理,要他签具意见,同时并负责重新审查我的党员资格。
  乐少华和我谈过几次话后,他为了谨慎起见,决定暂时停止了我的党籍,但是却同意了我提出的工作意见。
  「你到安徽蚌埠去,准备做高冠吾(当时伪组织的「安徽省长」)的工作,这一工作十分艰巨,你先要打进他的公馆做一个时期工役,你的任务是掩护……,详细的情形你一到蚌埠就写封简单的信给西成巷二十七号之邝发盛先生,你本人千万别去那儿,自会有人来找你,然后,他们会指示你一切的……。」他一面吩咐,一面接上去又说:「你到蚌埠的时候,不要住在旅馆里。」
  「但是,我在蚌埠并没有熟识的亲戚朋友呀!」
  「那么——」他皱眉头,犹豫了片刻再说:「有一个伪区长,你可以先住到他家里,不过我也不十分清楚,你到西安办事处再说,我另外写信给西安办事处的柳树春同志。」
  他可能知道我此去是凶多吉少的,因此又假作慈悲的说:
  「不要过分紧张,这工作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他拿出一叠老法币,数一数一共是二十六元,对我说:
  「这是你的路费。」
  这已经是延安的春夏季节,河水已经解冻了,河身虽阔,但水倒极浅,有时水不过膝,站在浮桥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底的石子,有时发水时,水又流得十分湍急。
  这时延安中共当局正在组织生产运动,这真是一幕骗人的大喜剧,毛泽东和朱德在自己园内种了几棵花,就算起了「带头作用」,所有的干部、士兵、学生们一律抬着大粪,扛着锄头,上山开荒。原因据说是为了「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以求「自给自足」。
  我们还记得,党不是在不久前还宣传过边区是「丰衣足食、物产丰富」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吗?曾几何时,我们党又要号召「克服困难」了,纵然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那也仅仅只限于工业日用品方面,何以我们的粮食和蔬菜都发生问题了?反正一般的中共干部都是善于健忘的,他们对于党昨天所说的话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不管党昨天说些什么,或者党今天说些什么,他们总是跟着一步一趋,一点不能走样,实际上他们只有那么一点小天地啊!
  毛泽东的兴致倒很好,当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军民整天汗流浃背的时候,他这时还有闲情逸致乘车兜风,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一部小包车了,这车是海外华侨献给抗日将士作救护车用的,车过延安,就由毛留作私人座车了,车上永远是老毛携着江青和一位 司机两位卫士,我在延安初见江青时,她着海勃绒大衣,这时已换上另一套深红色的春装,她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当时影人袁牧之,要以毛和江青为男女主角,拍一部影片,据说是为了作干部「示范」的,毛泽东或许是出自好奇心,一口答应了,延安是没有摄影场的,因此他和江青每天照例要到南门外大校场上,忸怩作态登场。我这时因为快要离开延安,没有参 加生产运动,就常到南门外去看毛主席拍片子,他所拍的这部片子,后来不知怎的胎死腹中。
  王明这时也在延安,他倒时常独自漫步在街头,也不带一个警卫员,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当时延安有些干部在背地议论,对毛泽东和江青同居的事颇表不满,其中一位同志就说:
  「王明同志也是这么说的。」
  我快要离开延安的前几天,有一位同志偷偷对我说:
  「你不妨去找王明同志谈谈,或许——」
  他以下没有说,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或许洗一洗你的委屈。」但是我一直没有这样做。
  再会吧,延安。这时大约是一九三九年的六七月间,我在延安一共住了一年半,在一年半中间,竞发生了许多的事故,现在我能对延安说些什么呢?在当时,这城市不失为一个有朝气的地方,尽管我有许多辛酸的不幸的遭遇,我还是爱它的,何况,我觉得,在一个伟大的革命浪潮中,个人的微波又算得什么呢!更何况,我是为着一个崇高的理想来参加革命的呀。我怀着个人沉痛的创伤,但是在政治上,我的脚步还是稳定的,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我离开了延安。
  海阔天空,人事茫茫,我这个年轻的孩子,过去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委身在组织中间,现在,我又要重新摸索了。
  离开陕北边区,到了洛川,就又被国民党逮捕了,他们当时要把我送到咸阳的集中营受训。我当时决心坚持我的理想,到了三原,我就逃脱国民党的监视,到了西安。
第七章 抗日游击生活
  
到西安的第一个目标,我当然立刻去到七贤坊——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开始,我只被简单的问过几句话,就暂时住在招待所内。
  招待所住到第四天,我被叫到办事处去,我在办事处早巳报告过从边区出来被政府扣留的情形,以及如何逃脱。柳树春同志当时还给了我一顿安慰。这次不同了,他脸色全变了。
  「请你立刻搬出招待所。」他对我说。
  「但是,我在西安熟人很少。」
  「不行,你立刻搬出去。」
  「但是,我的工作问题呢?」
  「以后慢慢再谈,总之你现在立刻搬出去。」
  当时我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旧的社会关系在去延安以后,差不多全断绝了,有些人倘知道我从延安出来,也不愿意接待我这个客人的。
  在穷思苦索之下,我想起一位过去不十分顶熟的朋友,听说他住在青年会宿舍,但是不知现在还在不在,硬着头皮,且去碰碰再说。一见之后,我推说暂时借住三两天,他满口答应,而且很客气。青年会多住一个人要另付房租的,这房租也是他替我代付 的。这位朋友叫郁宏初,是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的一个职员,十余年的离乱,现在早已消息杳然了。
  我在青年会宿舍就一直住了下去,每隔一两天我到办事处去一次,有时他们不见我,有时他们简单的敷衍我几句,其中只有一次,柳树春和我作了比较长时间的谈话。
  「你逃脱得太容易了。」他半信半疑的说。「你的情形也太巧了,你原来是有政治问题的,这次被捕后又逃脱得这么容易。」
  他边说着,慢吞吞的喷出一口烟,又继续说下去:
  「国民党的特务也真太狡滑,有时他们是要使用苦肉计的。」
  「柳同志,你以为我——」
  「不,不,」他立刻叉转过口来:「其实,你跟国民党干也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是为了抗战。况且西安是国民党的地方,我们也不见得对你有什么办法。哈哈……。」
  我极力一再声辩,他几乎不耐烦得要打起瞌睡来。
  「同志,不要性急,革命是要经得起考验的,有空你还是时常来谈谈。」他一面说,一面把我送出去。
  我知道,我的问题又变得复杂化严重化了,但是自己却也很镇静,心平如水,因为我自己明白,我与国民党的确没有任何勾搭,我相信党迟早总会了解的。
  我照样三五天去一次办事处,不成,又再去。每次从办事处走出以后,我都从街道上绕过许多巷子,紧张的防备国民党特务人员钉我的梢。
  然而,在最后一次接触中,柳同志正颜厉色的对我说:
  「我们的意思,最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什么,你的意思是?」我惊讶的问。
  「我们的意思,你最好立刻离开西安,否则大家都有些不方便,在西安,你的熟面孔太多了,其实我们也不怕什么,不过为了你着想,你还是早日离开为妙。」
  「柳同志,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开始有点发抖,催促着他说个明白。
  「你不要装聋作哑,我们没有多时间和你应付,这是我给你最后的警告。」他无情的、声色俱厉的又对我说:「请你立刻离开西安,否则大家都不方便。」
  说着就立起身,作送客的样子,我这时意乱如麻,心痛欲碎,无力地抬头看一看他那冷酷的面孔,走出了办事处。
  我回去在宿舍内睡了一天一夜,我说我病了,也没有进一口饮食,我在床上反复的思索,不知道是什么一股力量,突然又给我一种勇气,我跳下床来,自言自语的对自己说:要坚强一点,「真金是不怕火烧的。」我想起在延安曾经安慰和鼓励过杨明的这一句话。
  这时我为了生活,觉得一直依靠别人不是办法,我就开始在西安的秦风日报写文章,由此就认识了该报的主笔宋野平和成社长,他们就邀我入该报担任编辑。在秦风日报,我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工作到十一月。因为我当时写的文章都是「延安文法」。也可 能有人告密,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就派人到报社抓我,我得讯逃到西安郊外。在当日的中国,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国民党共产党都不欢迎,甚至都要抓,其狼狈的情形就可以想见了。
  在西安郊外,我住在一个叫吴复如的朋友家里,他是我在秦风日报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左倾青年,住了一间破旧而矮小的民房,他在国军政工队中教唱歌,晚上我和他以及他的太太三个人共睡在一只木板床上,他的太太是学绘画的,所以小夫妻二人的生活 带有浓厚的艺术趣味,他们毫不避忌的常当着我的面公开表演,我每在他们吃饭前就借故外出,整整半个多月中,我每餐就靠买半斤锅魁、大饼的一种和以盐水充饥。
  当时,国军骑兵第二军何柱国的部队正奉命从绥远调赴河南东部,部队经过陕北期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给他们极深的印象。何柱国在西安,决定要物色一批青年政工人员带到河南去。我又经由一位东北人的介绍,另外集合了十多个青年,领了骑二军 的军服,臂章符号和路费,就开始到河南去了。
  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我又到过十八集团的西安办事处,告诉他们我要去河南,问他们的意见,他们没有特别表示什么,只说:
  「很好很好,你去开辟开辟。』
  我们这个临时组织的小集团一路上也开小组会、检讨会等等,又是搬出延安的一套,当时很多青年都争取表现懂得这些玩意,表示自己是「前进份子」,后来我又发现在这些青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从延安跑出的,其中有一位还告诉我,他过去有过组织关系,现在断了。
  骑兵第二军的总部在河南的东南部沈邱县,沈邱是一个三等小县,在安徽省边境。我们走了八日才到达。
  到沈邱的第二天,骑兵第二军政治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茶会,何柱国也出席讲了话,我代表我们这批朋友致了答词。以后我就被派到当时该军主办的一张战地油印报纸「抗战日报」担任主笔。
  骑二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但是却有不少中央派去的干部,在中下级干部中,以西安干部训练团派去的最多,这些人也和一般的共产党员一样,鬼鬼祟祟,气量偏狭,喜欢对别的同人吹毛求疵,今天挑剔这个,明天怀疑那个,红帽子满天飞,他们时时和 我们之间引起尖锐的摩擦,我们非常讨厌他们,却并不怕他们,因为我们一进入骑二军工作,第一个目标就寻找到内部的矛盾——特别是中央和杂牌军部队之间的矛 盾,找到矛盾以后,扩大矛盾;在没有矛盾的地方,我们设法制造矛盾,只有日益发展中的矛盾,才能增加我们生存和工作的
空间。这是我们在延安学习的一系列的工作技术。
  我这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还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热心的积极的党的工作者。在延安的时候,我受过党的打击,有过不满的情绪,由于在离开延安以后,我所接触的一切更使我看不过去,乃至时时激起我的愤怒,这时我过去对党的不满,已经渐次消 失。每当我想起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我总这么想,这不过是个别干部的个人行为,这与党的革命路线,党的政治领导是不相关的。甚至可以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免不了的现象,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忠实于我的理想。
  这时,我常以非党的布尔雪维克激励我自己,我们党的领导者过去也说过,一个非党的布尔雪维克和党员是一样伟大的。
  我已经在骑二军的一些左倾青年中取得领导地位了,我在这批青年中选择了十一个人形成了一个核心,又分成两个小组,每周举行一二次小组会,都是借馆子里小吃的机会,我轮流参加每一小组的会议。这些青年都急于想找到党的组织关系,我虽然一再 说明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又不便说明我脱党的经过,他们或是不相信,或是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就作了一个糊涂决定,说是为共同致力于寻找党的组织关系,先成立了一个临时支部,其实在党章中是没有这项规定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极端危险的,万一有一个同志出了问
题大家都完了。而且无路可走,因为我们实在与组织上并没有接上头,幸好这些青年对我都有信心,相信我有办法,我在这个充满了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小集团中当了支部书记,而我个人也为了向党力求表现,采取了许多过左的做法,实际上,我们这个组 织根本与秘密工作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在当时,我们的组织没有遭受直接破坏,一网打尽,已经算是万分侥幸。但是,国民党在军中的特务人员,关于我们的情报已经像雪片一样,因为我们善于运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何柱国总是卫护我们——他自己也极注意我们,但是相信我们不是共产党员,假如他确定我们中间某一个同志已经无可宽容时,他的处置也还是比较开明,请这个青年自动离开。三个月中间,我们一共有两个同志被送出骑二军防区。
  一九四O年三月,骑二军政治部主任李春华派了一个「抗战剧团」(这个团体是直接在我们的核心领导下的)到安徽阜阳一带(是骑二军的游击区)进行流动宣传,我以「抗战日报」特派员的名义奉命随同出发。
  在骑二军,我练习骑马的机会很多,有些同志也的确学得好,活跃在平原上,跳上跳下,疾驰如飞。但是我学得太糟了,第一次被马在半途摔下来。第二次过河的时候,马在河中央顺水而下,和我大开玩笑。第三次马缰控制不住,它一口气就狂奔了十余 里,从此可把我吓坏了。所以这次行军,我自动放弃了骑马的权利,把行囊放在人力推动的大车上,随军步行。
  我们到达安徽边境,正遇到日本人的大扫荡,溃散的士兵和难民和我们迎面而过,他们对于这种日本人的扫荡,似乎也习惯了似的,并不显得过份沮丧。
  日本军队一路自毫县,一路自蒙城,一路自六安夹击阜阳,我们这时的目标,也已放过了正面的阜阳,而迂回到太和的侧面,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我们在黑漆的深夜偷过了公路。迈过公路,前面就是颖河。第二天我们大胆的想在白天抢渡过河,一过颖 河,就是敌人后方的一大片我方控制的完整地区,我们的活动就可以开展了。
  乡公所和船上的水手都极力劝阻我们,说是白天过不得,危险太多,我们不听,坚持立刻过渡,有的同志说:
  「我们有七支家伙,和二十六条好汉,鬼子来了就和他拚。」
  河并不宽,在这边可以清楚的看到对面,一只小木舢先渡过河去看过对河的动静,回报说附近没有敌人,因此我们立刻跃身下船,开始启渡了。
  我们低着头,摒着呼吸,船在河心轻轻的划着。
  老百姓真好,当我们的船快抵对河的时候,一个老百姓急向我们摇手,我们的心情立刻紧张,船头掉过身来了,但是敌人的巡逻队也已经赶到河边,当他们开始射击的时候,我们正狂奔上岸,我们也还了两三枪,然后就四散奔逃,我匍伏走到一个老百姓 的稻草堆里面,这时日本人已经过河来了,四处搜索,零星的枪声和日本人的马靴声,使我在一天之内,受过无数次惊吓。
  晚上,日本人退了,我又钻出来,急急先找到一口水喝,开始找到别的同伴,一直到天亮,我们才找齐了九个人和三支枪,另外有几个散兵这时也和我们走在一道,怎么办呢,我们就决定:咱们打游击吧!
  开始决定打游击的时候,有一个同志就向大家介绍我是游击专家,就举了我当起司令。
  其实我过去不过在书本上学过一点游击战术的理论罢了,现在一旦真的当起「司令」,我倒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诚惶诚恐起来。
  「你不要担忧,自有我来替你做小诸葛」那个最初提名我当「司令」的史剑三——我们通常叫他老史,对我拍拍他的胸膛,表示他顶有把握。他接着说:「打游击说难也并不难,咱们遇到散兵和青年的人就带了走,遇到敌人就逃。」
  「粮食呢?」我说。
  「我们去找乡公所,保甲长开刀,他们不找粮食来,我们就把他们捉起来当汉奸办。」
  我们这支游击队,居然愈滚愈大,因为当时正是日本人扫荡之后,散兵及无所依归的百姓特多,不上一个星期,我们居然扩充到三四百人。
  但是粮食和武器的困难却一天天严重,内部的信心也有些动摇,三个五个又开了小差出去。
  我为此着实伤了些脑筋,乡公所,保甲长也委实没有办法,他们一见我们就诉苦:
  「我们这里平时是三不管,一遇到要粮要草大家都来了。过去有中央军、和平军、新四军……,像你们这样的游击队也有时来时去的。」
  有一回,我们袭击日本人,扑了个空,老百姓反而埋怨我们说:
  「这些游击队也和新四军一样,鬼子打不着,可是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根据老百姓的经验,日本人紧接着就要来的,于是我们决定撤到附近另一个地区去。
  我们急行军,一夜走了九十里,次晨六时左右,东方微白,我们走到孙家集附近,队伍开始混乱,有人起初说发现一些神秘的影子,但是当我们仔细地注意的时候,又看不出什么动静。
  「莫不是鬼影子吗?他妈的!」
  「管他是人是鬼,再看见老子要打枪了。」
  「是好汉的就站出来,你们是贼胚子生的狗杂种吗?」
  「……」
  弟兄们纷纷议论着。
  「镇静一点,可能是发现敌人了。」老史对大家说。
  我静静地听着,用双眼尽量向四周搜索,我心里渐渐有几分明白,这一带已经是新四军的游击区了。
  我们的先锋支队这时退下来,部队全部停止前进,秩序大乱。
  「不好了,我们一部份弟兄在前面被缴械了。」
  全队为之哗然。
  我们的干部经过紧急集议,这时,另一个被掳的干部被释放回来,正式证实了对方是新四军。新四军要他回来通知我们,我们前后左右都被包围,除了立刻檄械集中待命以外,只有死路。「我三番五次的告诉他们:同志,我们也是抗日部队,借一借路不 可以吗,他们说,不行,管你抗日不抗日,到了我们的根据地,就得服从我们的领导,他们的态度很强硬,最后还说,到了我们这儿,我们有的是强大的新四军,和严密的群众组织,你们飞也飞不脱。」那个被掳释放的干部述说着。
  干部们听了这些话都极愤慨,有些弟兄们听到,又传给别的弟兄们,他们都大声的叫嚷起来:「我们打出去,冲过去,新四军太欺负人了。」
  「没天良的新四军,我们是打鬼子的,你们也要消灭我们吗?」
  我与老史和另外几个干部费了好半天的劲,才把大家的情绪压制下来。
  「弟兄们,不要嚷,我自有办法。我们都是为了抗日,不应该和新四军冲突。现在我亲自去解决这项误会,部队交给苏副司令指挥,你们要服从他的命令。」我说完了以后,解下了武器,带着一个卫兵和那个被掳过的干部起身就走,弟兄们目瞪口呆的望着我们而去。
第八章 在新四车的司令部
  

那个被掳过的干部担任响导,他说我们的部队还距孙家集有五里多路,新四军和他谈话的一个司令员在不到孙家集一里的一个小村邱坪住着。
  「从这里转一个湾,前面就可以看见了。」他刚一举起手正待指给我看,路边蜷伏着的一个小鬼,突然站起来,出现在我们的前面。
  「站住,不许动!」小鬼举起枪描准我们,他穿着一套很不合身的大军服,举一举枪,裤子几乎要掉下来。
  我们那个响导贴过去,和他轻轻的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仔细的打量了我一下,再命令我们不许动,他就走开了。不到五分钟,他就带来另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干部,据说是一个连指导员,他略问过我们几句话,就把我们带了进去。
  走了一里多路,连指导员就把我们引进一个小村落,我们再随他进去,里面熙熙攘攘有一大堆穿便服的人,据说这是一个区公所,指导员把我们交给其中的一个,然后又进来几个拿梭标(他们称为红缨枪)的农民站在我们身边,以后,其它的工作同志大 概都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一个个走近,好奇的看着我们。
  「这个就是土匪头子吗?」其中一个说。
  「土匪头子逮了,为什么不把他绑起来。」又一个说。
  「这个土匪头子年青得很呢,还很斯文呢。」有的又这样说。
  我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也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们怎么说我是土匪头子呢?
  这天晚上,一个新四军的干部带着两个武装士兵,又把我们从区公所提出,说是带我们见司令员去。然后他又考虑了一下,把我的响导(我们那个被掳过的干部)和我的卫兵留下,带了我一个人去。
  我们走到牛王铺,说是到了,那个押送我的干部进去一问,才知道今晚司令部已经搬了。于是我们就在牛王铺草草休息了几个钟点,其实我一分钟也没有入睡,天还没亮,我们又继续启程。又走了一整天,到达曹市。司令部设在镇东二三里的一个小庄 上,在这里,我见到了当时的苏豫皖边区纵队司令员彭雪枫。
  谈话开始,先由立在彭雪枫身边的一个钟主任(据说是政治部主任)问了我的部队人数、武器、成立经过……,然后是彭雪枫讲话,大意是:共产党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凡是抗日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合作,但是必须接受革命的领导……
  彭雪枫接着就提出,要我们先交出武器,再把我们调到比较安全的地点受训。
  「彭司令员,假如要弟兄们交出武器的话,可能会引起误会的,我觉得这——」我说。
  「那你说怎么办,所有的反革命部队接受收编的时候,都和你一样狡滑,都借口弟兄们不答应,其实弟兄们都是工农份子,没有不反对你们……。」
  我听到这几个「反革命」的字眼加在我的头上,尤如晴天霹雳,几乎立刻要跌倒。
  结果,我们的部队正在接受改编时,有个新四军的干部对我说:
  「彭司令员还有话对你说,你随我去。」他把我带到另一条小路上去。
  「你就暂时在这里等着吧。」他又把我带进一间草房子,里面有一个新四军的士兵,会意地把我留下,那个干部就走了。
  这草房子,有一个小勤务员不时来去,吃饭的时候,也是他提着送来。这附近当然有一个机关或部队,是属于哪一部份我就不知道了。
  我走进走出,那个士兵和我寸步不离,乃至我大便的时候,也站在我身边。从不和我多说话,我也不便问他,恐怕增加他的疑窦,有一次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江苏人。他说:「不是,不是,你绝不是江苏人,我到过江苏,你的口音根本不对。」 从此我们之间的话就更少了。又有一次,当小勤务员送饭来的时候,他翻开热烘烘的镆镆一看,突然对我说笑起来:「你看,这镆镆做得又圆又长,简直像个鸡X。」说完,他突然又收敛了他的笑容,觉得刚才失去了他的尊严似的。
  那个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四五天后就调走了,新来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兵油子,满脸髭须,结实的大块头,当接替那个士兵的时候,他世故地看了看我。随后,当我们俩之间寂寞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和我搭起腔来:
  「你在这里关了几日了?」
  「不,怎么好说是我关在这里?我等着四五天了,彭司令员要召见我呢!」
  「彭司令贝要召见你?」他惊讶的问了我一句,又怀疑地瞥了我一眼。「真是怪事。」
  「难道有别的事吗?」几天来蕴藏在我心中的一片疑云,经过他这一提,倒立刻需要找到一个回答。
  「啊,没有什么。」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起来:「老子当了二十多年兵,所见到的怪事可真多。哈哈,我们这种当兵的,在哪里干都是一样的。」
  一说到他的当兵,他话锋更健,讲个不停:
  「老子起初跟吴佩孚,后来又跟了老冯,老冯垮了,就跟了老蒋,后来又当过皇协军,我们奉令清乡,新四军来,我们一举手又变成新四军了……。」
  我们之间渐渐做起朋友,他埋怨他当了二十多年兵,升不到一个官儿。
  我们这间房子内,除了送饭的小勤务员常来以外,有时也偶尔有一两个新四军干部来走走,打个转问几句话就去了。在这种场合,他有时故意厉声的骂我一阵。当干部们走过以后,他又陪着笑脸,走过来拍拍我,向我解释:
  「不这样是不行的,他们都说你是反动派、土匪和叛徒,其实我看你根本不像个坏人。老弟,我待你也不错,想来你也不致于出卖我,我老实告诉你,见什么彭司令全是鬼话,你的问题恐怕麻烦得很呢』,」
  我低着头,不发一句话。
  「你告诉我,你究竟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我张德标如果存心害你,就不是爷娘养的。」
  「不,我根本不是国民党,我原来只不过在骑兵第二军干过一个短时期。」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回去?」
  「回去?」
  「是的,否则你在这真是绝对没有活命的希望了。前天来过的那个土头土脑的大汉子,以前是干过土匪的,现在当本乡的自卫队长,他和我很要好,偷偷的告诉过我。他还叹了一口气,好像不胜婉惜似的。」
  「假使我决定回去,你呢,」
  「我——」他犹豫了一会,说:「我只有跟你一道走了。」
  「那不是使你也太危险吗?」
  「怕什么,我张德标平生做事敢作敢当,开小差也不是这一次了,再说,我交了你这个朋友,也值得。」他定了定神,拍拍胸膛说:「出这个区域全包在我身上,不过路上的自卫队是要看路条的,其实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老粗,你随便用一个什么乡公所的 名义写一个就行,因为他们从来也是不盖章的,而且我在本地很久,一切都好对付,走出新四军区域以后,就要看你的法宝了。」
  我们在夜里三更左右动身,张德标主张不要走大路,专走小路,我们里面穿的是便服,外面再套上新四军的军服,因为在普通的情形下,遇到穿军服的新四军是不加检查的,第一天,我们一气就走了一百四十里,当第二天张德标对我说:「这一带大概没 有新四军了」的时候,我两脚只晓得不停的在搬动,头部特别沉重,一路走一路在打盹,后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睡了一夜。
  过了肥河,到了马家店,这是一个三不管的小镇,我们撕了路条,剥下身上的旧衣服卖了几个钱,就在这里睡了一天一夜。
  「张大哥,谢谢你救了我,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的。」
  我从他那纯朴的面部的表情,呆望了很久,我的双眼湿透了。
  我们路过临泉的时候,张德标遇到一个过去的老长官在那里开一个小馆子,他过去懂得炸油条和做酒糟,就被留下帮忙了。
  我在第二天返回沈邱,立刻就去见了政治部主任李春华,关于我从新四军逃回来的事,只字未提,只说是我们的游击队给日本人打散了。
  李春华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他认为我们这次打游击虽然失败了,但是已给骑二军的政工人员带来莫大的光荣,他又立刻把我引见何柱国将军,何柱国也慰勉有加,立刻就决定提升我当抗战日报社的社长。
  这时我很想安静的做些实际的抗战工作,对于共产党的作风,有了更深一步的反感,也极端痛心。但是,我还是极力的想宽恕他们,还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严格的战斗的革命的党所免不了的。有时,我还是这么痴想,这不过是某些个别干部的个人错误,与 党的领导机构和革命路线是无关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些寃屈,我总应该忍耐些。我们的领导者过去不是常说,一个好的革命者,一个优秀的布尔雪维克,应该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吗?
  我的思想陷入极度矛盾中。我努力抑制自己对于党的愤怒。但是,天啊,这种对于一个革命青年的玩弄和摧残,难道就叫做千锤百炼吗?
  一颗受过圣灵熏陶的心啊,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依然没有动摇,但是,为什么我偏不幸要多受这么许多的磨折呢?为什么我偏不幸在党内要遇到这么许多的魔鬼呢?这是偶然的吗?
  我立刻又觉得,这一切怀疑,都是罪恶,对于一个自己追求过的崇高理想的怀疑,都是可耻的行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不洁的思想在我心中作祟。我应该再把自己的思想澄清,坚定起来。一个伟大的理想原不是那么容易一蹴即达的,一个革命的党也不是 立刻可以达到炉火纯青的。我是无产阶级的儿子啊,我是党一手培植的
干部啊,无论在任何的挫折中,我应该坚持我的信念、理想和对党的忠诚;……。
  我渐渐的又陷入自我陶醉中,我是在欺骗我自己呢?还是在安慰着我自己呢?
  骑二军中还有几个过去「临时支部」的同志,他们还时时问起我:「与党的组织已经取得连络了吗?」「我们什么时候再开会呢?」我只是苦笑。或者告诉他们:我们时时刻刻记住在党的路线下工作,有没有组织关系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内心是痛苦的,痛苦啊!
  这时,我们在骑二军中,还是和国民党干训团的一批青年处于对立的地位,我的朋友也往往不断受到他们的打击,我的内心时时燃起愤怒的火焰。好几次我气得就想立刻离开那儿。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骑二军却对我很礼貌的下了逐客令:
  我一听说何柱国将军找我立刻去谈话,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
  见面时,我照例向他行了个军礼,他很客气,这次一定招呼我坐下,我想事情一定是更加不妙了。
  「一个青年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这是很好的,我从来不但不加阻止,而且极愿意帮助他。但是,你也应该了解我今天的处境,我的苦衷……。」这是何柱国将军的开场白。
  「军长,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问。
  「没有别的,我只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不是!」我非常爽朗的回答他。
  他在枱上翻了翻,检出两项文件,随手递给我,一面对我说:
  「你自己看看吧。」
  两项文件是用不同的字体写的,一项是讲我过去的入党和在党内担任过的工作?另一项是说我这次是新四军派来骑二军工作的。后一项全是胡说,而前一项几乎全是事实。我看过以后,呆了半响,何柱国两只眼睛紧紧的钉着我、注意我的反应。
  「你在这里,关于你的闲话早巳很多了,我一直是卫护你的,因为我是一个军人,一向是爱惜人材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形下我也没有办法了,我们决定请你自动离开,同时我保证你,你在骑二军防区内,你的安全我绝对负责。另外,这是我个人送你的一 点路费。」当何柱国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他的态度极温和,绝无一般军人那种暴戾的作风,在当时的一般军事将领中,似乎是少见的。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骑兵第二军。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些给我送行的青年朋友们,那些可爱的青年们,他们一直送我到十里外,女孩子们都流泪了,他们都讴歌我为了信仰而遭受了打击,然而,谁能够了解到我这时内心的苦痛和沉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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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一书的读后感选辑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2 9:38

第九章 范长江与陆诒
  

我于一九四O年八月间到达重庆。
  在重庆,我只有半个朋友,那就是当时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
  我在西安秦风日报以及后来在河南的时候,因为和范长江都是新闻工作的同业,通过几封信,但是从没见过面,因此只能说得上是半个朋友。从通信和文章中,彼此都知道是「进步份子」,但是谁都不知对方与党的关系。可能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即 使已经入党,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否则,第一,以党当时对我的态度,他如果是一个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的话,我到重庆以后,他一定应该知道,就不会再帮助我。第二,当时在重庆的党的高级干部如徐冰等,公开在群众(同路人)面前批评攻击他,假如范长江当时是一个党的负责干部
,党至少在群众面前是不至打击他的领导威信的——范长江当时领导一个「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第三,当时在重庆的几个中共干部如石西民、徐迈进等,都常常麻烦他,刁难他。
  我一到重庆,由于范长江的关系,就住在青年记者学会的宿舍,同住的有十几个会友和该会的职员六七人,范长江是该会名义上的领导者,徐迈进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办公厅主任,主持该会的组织工作。经常与该会往来的多数是一批左翼文化人。不 过,知识份子多数很矛盾,有时你以为他是很左,但在私下谈话中,他又对你诉说他的痛苦。例如有一次:
  「你没有到过香港吧?这就像香港的夜景啊!」当时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和我漫步在重庆对岸的玄坛庙江边时,指着对岸对我说。
  「你知道,我进新华日报也是范长江介绍的,机会是很偶然的,他们需要一个战地记者,我正好有这样的兴趣,需要一个岗位给我发挥,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我对于实际政治没有兴趣,我爱山、爱海洋、爱艺术、爱大自然、爱冒险,这些条件使我 选择了新闻记者的职业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但是进了新华日报以后,我感到空虚,我觉得寂寞起来了。」他又继续的说。
  「为什么?」我问。
  「我们也不过随便谈谈,新华日报给我的待遇很好,但是,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技术人员,你想,一个新闻记者,如何能受这样的束缚?所以我和他们(指新华日报的共产党员同事)都谈不来,也始终合不来,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要求的是广阔的智慧。他们要求的是一个狭隘的小天地。不过,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既 进了新华日报,就得混下去。」他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下去:「我了解,一个革命者是需要牺牲自己的一部份青春和幸福的,在这点上,对于一个真正的苦行者,我也很佩服他们,但是在我,我以为革命是属于浪漫主义的。如果革命一定要勉强把人用一个型代替另一个型,就没有意思了。比如我说,我一方面是一个旧社会的 反抗者,旧礼教的背叛者,但是一方面我还是爱我的贤慧的小脚太太。我没有必要把我的好太太一脚踢开。正如别人没有必要用一套什么观念来强加在我的身上。他们那些人(指共产党员)自以为有勇气,可惜他们那股勇气我是没有的。我期待一个革命的暴风雨,但是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我在新华日报,不过是看作一个职业吧 了。」



第十章朝鲜义勇队
  

我经由范长江的介绍,担任了朝鲜义勇队的总队长金若山(即金元凤)的私人秘书,同时又因为该队有中文刊物和常常出版些中文丛书,因此我又兼任了中文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当初是孙中山国民党的黄埔系所支持的。全队约有三百余人,后来都成了北韩当局初期建军的骨干。这批革命青年,人数虽然不多,但素质极好,他们都在二十五岁上下,朝鲜亡国三十年期间,他们大部都是在一个革命的家庭中长大 的,在朝鲜亡国以后,随着他们的亲人颠沛流离,不断受着革命的熏陶,体健力壮,生活刻苦,不怕牺牲,意志坚定,思想纯洁,社会关系单纯,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至少能懂得中、韩、日三种语言文字。具有这一切条件的这批朝鲜青年,想不到当时已经被周恩来注意到,成为中共所猎取的对象了。
  当时我和金若山相处得很好,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可敬的朋友,我直至现在始终怀念这位异国故人。他热情、诚恳、重道义、气度大,他常常做些吃亏得连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
  我这时为「群众」(也是中共的机关刊物)、「新华日报」、「国际新闻社」(范长江所主办)陆续写了七八篇专门讨论朝鲜问题的文章,资料大部都得自朝鲜义勇队,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受到一些朋友的注意,因为在中国专门研究朝鲜问题的人极少, 而中共也认为我的文章没有脱出马列主义观点,对我大为赞美,我于是又一跃而被左翼文化人誉为「朝鲜问题专家」。——一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已经先后获得三 个「专家」的街头:图书馆专家、游击战专家、朝鲜问题专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而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悲哀!
  在延安时代,中共党报委员会的徐冰,这时正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政治顾问,把我请到「周公馆」去。
  「周公馆」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名义上是周恩来的私人「公馆」,事实上是当时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开展其领导活动的大本营。
  我在一个小房间内坐定后,徐冰走进来了,他和我热烈的握手,笑声不停,倒真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想起在延安时他对我的态度,这时的客气令我心中忐忑不安。
  「今天在这里吃便饭了,到了这里,你像是回到娘家一样。」我当然不好客气,就耐心坐下畅谈了。
  「你比从前消瘦多了。」他看了看我说,又滔滔不绝的谈到营养问题,似乎很关心我的健康。
  这天我和周恩来单独见了面,他说:「中朝关系将来是的确太重要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中国在朝鲜的失败,是满清帝制崩溃的信号。」最后,他要我向金若山先生致意。
  我和徐冰又继续唔面数次,他渐渐要求了解我们朝鲜义勇队的一切,如朝鲜人在中国的党派活动,他们与中国当局的关系,朝鲜义勇队的内部组织情况,朝鲜革命者个别的分析等等,后来我们的谈话有时他也谈到我个人的问题上面。
  「你离开组织,是党的一个损失,我很了解你。」他停了停,似乎期待我的反应,我没有答话,他又继续说下去:「你离开党以后,没有对党抱怨过,你的表现很好,我们都知道。现在我打算考虑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不过我还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你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像初入党时那么兴奋,但听了徐冰这一番话,心里也很高兴,我随口说出:
  「假如组织上信任我,相信我还能为革命工作,我自然是愿意的。」
  我又依样画葫芦的写好一份自传送过去,以后徐冰把关于朝鲜义勇队的这份工作移交给当时周恩来的私人秘书陈家康。同时,中共重庆市委于毅夫通知我,我已被恢复了组织关系。
  陈家康中英文都有相当好的基础,生得又瘦又小,显得十分短小精干,他的记忆力也十分好,往往我说过的话,乃至数目字,他过若干时日还清楚的记得。
  陈家康给我的任务是:说服金若山,把朝鲜义勇队调到华北工作去。我当时提供了许多资料给金若山,告诉他日本正把朝鲜人向华北大量移民,朝鲜义勇队只有在敌后,在华北发展才有前途,他本人对我的信任,以及他周围的亲信都极力支持我的意见。 直到我们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朝鲜义勇队队员调去华北,国民党的当局,还被蒙在鼓里。
  起初,中共自动提供了金若山许多诺言,然而,在任务完成以后,中共就变了卦,陈家康以十足的官腔对我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依靠信仰,而绝不应该以钱去争取同志。他们要去华北,这是他们自己要求的、自愿的,我们已经帮过他们的忙了。朝鲜革命是朝鲜人自己的事。」
  「不过,家康同志,我们过去曾经答应过人家;而且,现在国民党打击他,他在经济上的确困难,再说,他们现在工作上也确有必要用钱。」
  「你说的几点都不能成为理由,我们过去答应他,是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情况,有那个时候的工作必要……。」我们争辩了很久,最后他才答应向周恩来同志商量先借法币一万元,过了几天,他只交给我五千元,我转交给金若山,他很不快,勉强的收回去,我向他饶舌作了好久的解释,我说:「周先生和陈先生都感到很难过,对你帮助不够,不过实在也是太困难了。」
  后来当金若山的干部全部被中共抽空以后,金若山又通过我向党里提出,他自己也要到华北去,这时周恩来正式拒绝了。理由说得也很堂皇。「周恩来同志的意思,要金先生继续留在重庆,这里的工作比过去更重要得多了。革命工作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陈家康对我说。
  然而这中间真实的原因,我心里很明白,金若山是当时朝鲜革命运动中最有威望的领导者,他过去在朝鲜人民中是一个英雄的传奇性的人物,我们党里最初必须利用他,才能把这大批青年骗到华北去。但是这批青年到了华北以后,他们还以为金若山是 和他们一道的。如果金若山一到华北,领导的重心自然又落在金若山身上,中共就不易直接控制了。
  金若山这时很苦闷,我了解他,在情感上,我很喜爱这个朋友,也同情他的境遇。而且处处总竭力帮他的忙。但是,在我们党的一次小组会上,曾经讨论到金若山,党对他的结论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和个人英雄主义者,政治上是不可靠 的。」我不禁要跳起来,想为他说几句话,然而党的世故告诉我,这是玩不得的。
  金若山以个人在朝鲜民族革命中的声望,后来一度担任过北朝鲜国防部长,再后又被金日成清算。金若山在汉城时,我曾经以我对共党的了解,给了他几封情意恳挚的信,劝他不要到北韩去,他最后一封信隐约的告诉我,北韩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南韩的 情势太坏了,甚至逼得他在汉城也住不下去,他已经搬到乡间去了。
  落笔至此,我黯然下泪,往事萦徊,故人依稀,我敢说金若山本质上是个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是,天涯之阔,竟让我们的英雄没有去处。竞也让这个英豪走投无路,多少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共产党利用的。我能不拍案浩然长叹!
  一九四一年一月,在皖南发生了新四军对国民政府的叛变,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死于这次事件中,伤心倍甚,我当时听了党内的宣传说:这是国民党对我们党的阴谋,我益加愤慨。这时在重庆的我们党的组织,几乎每天至少总有一两个传说,说是政府准备 要按黑名单逮捕我们,一般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工作者,这时都奉命转入地下或调动工作,我们同志间在途中遇到,也不敢招呼。
  我蛰伏在金若山的家里,住了半个多月,这时,陈家康和于毅夫都相继离开了重庆,周公馆通知我,如果有重要的事,可以直接与董必武联系。不久董必武派人来对我说:
  「国民党正准备对日本人投降,蒋汪就要合流,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就快要到来,为了保存党的优秀干部,组织上作了全面的应变准备。」所以,送来路费五百元,车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证件等,要我即刻动身,到苏浙边区工作。先到浙江屯溪听候组织上进一步的指示。
第十一章皖南浙西地下斗争
  

从四川到安徽屯溪,我绕道贵阳、桂林、衡阳、鹰潭这条路,为了想藉这个机会,看看朋友,我又从鹰潭乘了浙赣铁路的火车直达金华,金华有一朝鲜义勇队的办事处,负责人都是我在重庆时的好友,我到金华的时候,金华一度紧张,我们就随着台湾义勇队 到了衢州,不久,我们又一同回去,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台湾义勇队的总队长李友邦相处了一段短时期。
  李友邦后来已在台湾以共谍的罪名被枪决,他是台湾人,在黄埔四期读过书,参加过中共,又被捕自首过,直到抗战开始,以黄埔生的关系,组织了台湾义勇队。开罗会议以后,台湾决定归还祖国,台湾义勇队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支团部。国民 党党团合并后,李友邦以青年团中央团部的干事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直到后来他被捕下狱。
  据我与李友邦私人交往对他的认识,李友邦在国民党中不断升官,而且做的是党官,但是他在信仰上始终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他常在公开集会中演讲,满口「总裁伟大」,「国民党万岁」,一下台以后,立刻又向我们解释:「他妈的,这是什么玩意 儿。」因为他从朝鲜义勇队的朋友中,也知道我是一个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因此对我说话也相当露骨,他迫切的希望我们能帮他解决中共的组织关系,竭力向中共讨好,在当时的台湾义勇队中,掩护了不少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台湾被枪毙的女共谍朱谌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李友邦和金若山正相反,金若山是后来一步步从 被骗到被逼与共产党站在一起,而李友邦则卖力的向中共争取表现。不过,李友邦虽卖力,中共却始终对他没有好感,所以他常感到苦闷。李友邦个人的生活很奢侈,家中满置最新式的陈设,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上一座小山,得坐四人大轿。遇到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驾到,趋炎附势,馈赠手面很大。他常常又向我们解释:「这 是不得已的,不学点官僚样子,在国民党内是混不成的。」
  金华是一个可爱的小城市,气候温和,街道整洁,市面繁盛,百货充斥,摊贩的叫卖声,婉转动听。这个小城市常常被人披上了「小杭州」的外号。可惜我在半个多月以后,就匆匆的取道兰溪去屯溪了。
  到屯溪以后,我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遵照组织上的指示,我写了封信给新河湾「南皖旅社」转交刘盛之先生,内容是说:令亲陈石如先生托我带给你一些礼物,已经带来了。下面的具名是「徐忠发」。
  信发之后,我一直等了五天,没有回信,也没有人来,屯溪接近前线,旅馆查得也很紧,我十分焦急,于是亲自跑去,一看我的信还插在那儿,当时我本想把信取回,但仔细考虑一下,这是组织上的指示,我怎能违背呢。还是耐心的回去等着吧。
  大概又过了三四天,终于在一天早上八点钟左右,我还在熟睡,突然我的房门被人轻轻的「砰砰」敲了两下,我被惊醒,披上衣服开了门,一看是个五十上下的佣工模样的老头子。
  「你就是徐忠发先生吗?」
  「是的。」我本来还带着三分睡意的神态,突然被他惊醒。因为我在旅馆登记的是我的出差证的名字,「徐忠发」三个字只是我给刘盛之的信中用到,我用双眼紧紧的钉住他,「你是——」
  「啊,我是刘先生要我拿礼物来的。」我给他递过一杯茶去,他就一屁股的坐了下来。
  我们的谈话,渐渐从天气,说到屯溪吃的玩的,彼此都在绕圈子,摸索对方。
  「这是什么颜色?」老头子指一指自己身上的衣服对我问。
  当时他穿的是一身阴丹士林布的短服,然而我却毫不迟疑的回答他:「你这是白色的。」接着,我就扑到他身边,惊呼:「啊,你就是刘先生,刘同志」。
  这是我离开重庆的时候,组织上告诉我在皖南的一个暗号,当你的信件发出后,组织上和你连络的时候,不管他指一样什么颜色的东西问你,你一律说是白色的,然后,你们就可以畅谈一切了。
  老头子后来告诉我,刘盛之这个名字也不是他,不过是一个代名字,他的名字是江耀祖,江耀耝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字,我又不知道了。而且他实际并不算十分老,不过为了「工作」,留得满脸的胡须罢了。
  我们在互相表明身份以后,他告诉我,这里的环境太坏了,国民党特务十分猖獗,第三战区的长官顾祝同是亲日派,和汉奸汪精卫有勾搭,他们不打日本人,专对付共产党,要我务必谨慎。
  第二天,他替我介绍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我找到一个临时的住处,于是我就迁出了旅馆。
  「要钱花的时候,你就找这位殷经理调一调,他是我的好朋友。」老头子又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个大南商行的殷经理,并且这样嘱咐我。
  第四天,我参加过一次小组会议,小组会是在一家成衣铺里面举行的,成衣铺里有我们自己人作眼线,里面我们摆着麻将抬子,六个人坐着,其中两个人装做看牌的样子,主席是栾长明,当时的苏浙皖边区区委,后来当他不能在皖南立足时,被调到苏北 当县长。他约三十多岁,给我的印象是个花花公子,胸前挂了一只「皖南行署」的证章。一出门就乱叫黄包车,有一天他和我在一道,为了和车夫讲价斤斤计较,他掴了无产阶级车夫两记耳光,连我都看得呆了。有时他花钱又很随便,常常进馆子,一叫就是许多样名贵的菜,大吃大喝,他对我说,他用钱都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他干革命完全是贴老本的。
  借打麻将开小组会,常常也弄假成真,因此同志间赌风甚盛,为了工作上的必要,组织上也并不说什么。
  我和殷经理见面以后,他不久交给我一百元,,但是我在一星期就花光了(当时普通的伙食只吃三十多元一个月),为此我被老头子叫去骂了一顿,他说我花钱太随便了,完全失掉立场。他并且警告我:「你的生活,你的一举一动,组织上全知道。」他 后来又要从我的谈话中,了解了解栾长明最近的私生活情况,另外,他还告诉我,有一个姓萧的青年同志,政治上可能有问题,不可靠,要我留心他。甚至他介绍给我的那个「好朋友」殷经理,他也对我说:「他只能做朋友,政治上是靠不住的。」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互相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我。我们的天地是如何狭小啊,在我们的组织以外,自然都是我们的敌人;在我们同志间, 甚至包括那些和我们最接近的「了解」你的同志在内,谁又能保证,说不定他正是你的敌人呢!
  「潜伏在组织内的敌人,要比我们正面的敌人可怕到一千倍、一万倍,他们伪装积极与忠实,取得组织上的信任,实际上在从事反党的活动。搞地下组织工作最艰难了,有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份子,结果却是一个敌人的奸细。一个愈像忠实可 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老头子有一天对我这么说。
  「然而,我相信,真正的敌人奸细,那不过是极少数中的少数罢了。」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们总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同志都当作敌人看。』
  「不对,」他立刻否定了我的意见,「提防党内党外的敌人同样重要,中国有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党内的敌人比党外的敌人更危险。」接着,他又以最沉重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我们党内一切的反党活动,都是和敌人直接有联系的。」
  我习惯地点点头,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阴影,一种无名的恐惧情绪在我内心激荡着,「奸细」、「反党活动」这些帽子我过去不是都被加过吗?一页页沉痛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而这时,老头子却继续说了两句话,好像正是针对着我,为了安慰我似的。他说:
  「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组织上是绝对信任他的。」
  考验,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为了考验一个同志,组织上有时故意给你一些无理的打击,甚至布置好一个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验掉自己的性命。
  老头子有一次和我又谈起在江西苏区时代屠杀AB团(是一个接近社会民主党性质的组织,江西苏区时代,在中共党内有极大影响)的故事:
  「那时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假如你不是反党份子,当党指你是AB团 的时候,党对你说,你一经承认就可以无事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来;而另一部份,则因为党寃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满,对党抱怨。党当时处在万分紧张的斗争情况下,正需要把党内的这两种份子清洗出去,前一种份子意志薄弱,本质上是易于动摇的,后一种份子对党抱怨,正证明他对 党的忠诚不够,这两种人都随时易于成为叛党份子,杀了干净。另外还有一些乱用AB团的罪名杀人的干部,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他满口杀呀杀的,说得满不在乎,唾沫好几次喷到我的脸上,他也毫不觉得,又继续说下去:「同志,这次清洗我们的党,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杀掉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今天还成个什么样子呀!」最后他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话算是作了结论:「至于我,自然也是从那次斗争中考验过来的。」
  「那么你当然也吃过一些苦头了。」我半开玩笑似的说。
  「自然,赤卫队先把我绑起来,主持审判我的一个干部不断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张承认自己是AB团 员的自白书上签字,我至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然而我却不断呼号着说:『党对于反革命份子的严峻处置是对的,我始终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巳贡献于党,你们怎样处置我,我都没有话说。』几天以后,另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就被释放了。而那个灌我辣椒水的干部,却以AB团的罪名被杀了。」
  老实说,对于这种组织生活我开始有几分厌倦了。经过自己过去切身体会过的、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圣洁信仰,在我心中早巳打了折扣。这时能够维系我最后一个时期的组织关系的,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忠的观念束缚住我,加上对组织的恐惧。
第十二章「借刀杀人」的故事
  
我当时的工作是帮助老头子整理各地的工作报告,和我接触的除我们小组的五个人外,另外一个就是小萧,他是作交通的,我们小组中后来又陆续走了两个,另外新来了一个,他的名字叫瞿飞,是一个新四军的老干部。
  成衣店是我们常常碰头的地方,成衣店的橱窗中放着几件衣料,是用着做各种符号的,蓝花的放在上面,是要你等一等再来;红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如果你不是特别约好的,请勿进来;无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你可以自由进去;如果这几件衣 料一起收去,就表示,这里发生危险或已经发生什么事故了。
  成衣店连老板和老板娘,伙计在内,一共只有四个人,但是开起饭来总有一桌,我们有几个同志是经常在那里吃饭的,我偶尔也在那里吃过一两餐,碰到生面孔彼此也不介绍,栾长明只为我介绍过老板,说:「这是李老板,大家都是朋友,李老板是很好客的。」
  另外我还到过一个地方,是一个王大嫂的家里,这是组织上专门用以个别谈话的地方,王先生据说是作跑单帮的生意的,经常不住在家里,我们的同志就作为王先生的单帮客朋友而常常在他家里进出,实际上我后来也明白,他们不是正式夫妇,是由华东 局派来的一对临时夫妇,在租好房子后男的就奉命调到别处工作去了,而这个女的,后来就又成为老头子的情妇。
  在王大嫂家里,有一次我留下一张条子给老头子,后来他为此又申斥我一顿,他说:「你有什么事当面对我说,别再写条子,一个好的秘密工作者,绝不能在任何场合留下一个字的痕迹。」
  「王大嫂是我们自己人。」我解释说。
  「谁是自己人,谁?谁?」他歇斯的里亚似的暴跳起来,直到我认错了为止。
  「民国二十三年,我在福建被捕了,是由于叛徒出卖我的,他一口咬定我,我始终矢口否认,我前后一共被审讯过十几次,国民党就一直拿不出一点证据。我甚至说我是不识字的,他们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把我送到南京模范监狱去。假如我平时留 下一丝一毫的笔迹,那一次不是就完了。」他以教训似的口吻对我说。
  一般的共产党员都规定在同志间除对上级外,绝不得提起自己的过去的事,但是老头子却在兴致来的时候,总喜欢在我面前炫耀,常常和我谈起他过去的故事:
  「我也在上海工作过,我们的工作,一直打入敌人的心脏,巡捕房就有我们自己的人。」他很自傲的向我看了一眼。「有些同志利用这种身份,杀一些共产党员取得上面的信任,这也是对党的一种贡献,遇到紧要关头,他们对党的帮助可真不小呢!」
  「呀!」我不禁要惊呼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惊小怪做什么,你听我慢慢说下去,比如有一次,那时康生同志当上海闻人虞洽卿的秘书,党的中央执行部在上海,王明、周恩来等都集中在那儿,有一天又遇到叛徒告密,中央执行部被破坏了,幸亏康生同志事先与巡捕房的同志有连络,否则全完了。」
  外间落着倾盆的大雨,这天,他似乎也不准备出去,我们一面谈,一面剥着花生,过一阵,又买进来油豆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他的兴趣愈来愈好,又继续说下去:
  「包打听(侦探)和我们真像捉迷藏似的,我们把他们兜得团团转,当我们发现敌人正在集中注意力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索性就和他们多开些玩笑,你还记得,过去上海报纸上不是有所谓绑票案、箱尸案一类的社会新闻吗?这 种玩意我们就干过,杀的有些是敌人,有些被组织上认为有问题的,人不知,鬼不觉,干出以后,闹得社会上满城风雨,敌人终日忙个不休,疲于奔命,然后再乘着敌人眼花撩乱的当儿,给巡捕房再拨些离奇的电话去,指挥他们满街东奔西突,煞是有趣,我们坐在家里哈哈大笑,这是为了什么呢?这就叫做麻痹敌人的神经,这就是斗争的艺术……。
  「我们不仅要迷惑敌人,甚至要迷惑自己的同志。我不是早对你说过吗?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有时我们要这样做,却故意要装戍另一个样子。革命的策略没有直线的,总是迂回曲折的,没有规律的,全靠随机应变。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老头子继续说。
  「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这次我再次的听到这句话,全身出了一阵冷汗。
  这一天,我走到成衣店的附近,橱窗内的衣料突然收去了,我赶快奔回去,一看我们门窗上的毛巾(安全符号)也被收去了。我正在路边徘徊犹豫间,突然有一个人从后面轻轻的推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正是王大嫂,我又惊又喜,她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不要多说话,随着她走。
  我们走进一条小巷子,巷口摆着一副馄饨担子,卖馄饨的对王大嫂点了点头,我就眼在王大嫂后面继续走进去,在一座房子的前面,门口又坐着一个要饭的叫化子,他也对王大嫂微笑了一下——没有问题,卖馄饨的和叫化子都是我们的同志化装的。这情形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一定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故了。
  跨进门内,迎头正碰见小萧,房内挤了七八个人,在纷纷议论,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在这天早上,我们一个制炸药的同志,他因为一失手之间,惊动了邻舍和房主,结果大家都说他是汉奸,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了。而这个同志,是知道我们几处连络地点 的。于是各处下了安全符号,纷纷搬家。
  这事很奇怪,这个被捕的同志,在第三天就出狱了,他是本地人,听说他家里化了点钱。
  这个同志的轻易释放,又恼怒了我们的老头子。「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这一定是敌人的反间计。」他肯定的说。
  「干掉他,免得留下后患。」另一个同志提出献议。
  老头子沉着脸没有答话。
  「这个小赤佬,我只要把他骗到郊外,两个指头就结果他了。」
  老头子依然没有答话。
  几天以后,这个为制炸药被捕过的同志果然失踪了。我曾为此问过老头子:「是不是我们把他干了?」他起初摇摇头诿称不知道,后来他不着边际的对我谈了一套理论:
  「你知道吗?革命是需要残酤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们的敌人。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放过一个敌人——即使他是可能的敌人也吧,你想一想,革命将遭受多么重大的危害,错杀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有什么关系,革命是多么大一件事。」
  我不便再追问下去。
  在这同一时期,那个被害同志的家属,也在向地方当局要人,警察局坚决否认知道这个人的下落,家属说:「先前被你们关过,现在继之以失踪,还不是你们干的吗?」而这时我们党的组织,却又命令在屯溪的党员发动地方开明份子出面讲话,控诉国民党亲日派残杀青年,油印的小传单也写得十分动人,说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的又一滔天罪行」。
  国民党的儍瓜们,却也把所有的宪警们申斥了一番。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老头子又在对我上课了。「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
  天啊,这些就是革命吗?我痛苦的在我内心叫喊。
  跑开吧,逃走吧,但是,我到哪儿去呢?我不会被人讥为懦怯吗?我不会被人骂为变节吗?
  在我们一道工作的同志中,新来的瞿飞也和我相处得很好,他喜欢饮酒,是个酒鬼,又特别爱揩别人的油,常常拉住我要我请客,一阵酒兴上来,三杯黄汤下肚,他也能和我无所不谈。
  「过去几年躲在山里打游击,实在太苦了,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他的牢骚开始了。「现在调来做白区的秘密工作,真是到了天堂啦!」
  「你说这是天堂吗,那我们还要革啥子命?」我笑谑地对他说。
  「错了,错了。」他连忙更正。「算我犯了错误。」
  「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谈你打游击的故事吧。」我特别推崇了他一番:「关于打游击,你的经验太多了,我要多多向你学习呢,你不相信吧,我也打过游击呢,但是后来失败了。」
  他立刻加倍的自傲自大起来,很轻蔑的看了我一眼。
  「你也打过游击?你们这些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打游击你们怎么成。」他接着问我失败的经过,我不便把新四军收编的事说出来,推说是为了经济问题。
  他立刻接下去说:
  「对呀,顶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打游击找人并不困难,简单的武器也容易解决,但是,弟兄们总不好饿着肚子呀!」
  「那么,你们过去是怎样解决的呢?」我问。
  「看你这副书呆子的样子,那里配谈打游击,好吧,总算看在老酒的情份上,老子给你上一堂课吧,」
  「轻声点好不好,这里还有别的客人呢!」我轻轻的拉了他,提醒了他一声。
  「嘿,你这胆小如鼠的形式逻辑者。」他常常怕别人看不起他是工农干部出身,总爱似通非通地突然用这么一两个名词凑合上去。「其实,只要发得下狠心,找钱也不难。打土豪是个办法,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过你要是指他是通敌的汉奸,他就没有话说 了,反正是不必经过公审的,或者还可以把游击区以外的有钱的绅士拖进来。所以要执行得法,打土豪现在还是一条路。设卡收税也是个办法,不过这需要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才行,武装走私也是个办法。伏击敌人的运输车辆也是个办法,不过那总是太危险了。最有效的办法是直
接向老百姓抢……。」
  「怎么,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对我们发生反感吗?」我打断他的话说。
  「你真是又太书生之见了,这完全是技术问题。」他张大了口,送进去一块块大肥肉,狼吞虎咽一阵以后,又接着说:「比如说,我们先派一部份同志化装土匪去抢了,等到老白姓报告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就立刻派一支部队追上去,这时,我们那些奉命 抢掠的同志,已经满载而归,从另一条路归队了。这样,老百姓不但不会对我们有反感,我们地方党的组织,还要发动老百姓对我们慰劳呢?」
  他说着不禁大笑起来,我也假装附和着他笑,并且连声赞美。
  「还有一个好办法。」他说着又吞了回去。
  「说呀,干吗说了一半又吞了回去。」我催促着他。
  「这是万万说不得的,说出去你我都完蛋。」他想了半天,终于耐不住的说了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假钞票,你不见我们党里拿出来的都是一叠叠的新钞票吗?」他用手做了一个印刷的态势,「还不是这么哗啦哗啦发出的。」
  这次他没有笑,脸色沉重的看着我。
  「我看你有几分醉意了。」我对他说。

第十三章「野百合花」的启示
  
老头子总算待我并不很坏,他后来准备到天目山和杭州一带去处理一些问题,决定把我带在他身边。天目山是国民党所领导的游击区根据地,杭州是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为了好奇心的驱使,我也很高兴作这一趟旅行,虽然是很冒险的。
  「不要怕,在那一边(指日本人和汪精卫汉奸方面),我们自己人多得很。」老头子特地这么对我说。
  由屯溪,我们乘木船到了浙江的桐庐,桐庐以上,都是山地,我们步行至于潜,在靠近临安县二十华里的一个私人小医院,老头子召集了浙西地委会议,出席会议的连我和老头子一共是七个人,在安吉,孝丰一带,有一支我们党所领导的游击队,也派出 一个代表从敌后赶来参加,会议关在医院的手术室中举行,一共举行了一天半,老头子首先作了政治报告后,我们又听取了各个地委的工作报告,这时我才明白这次老头子的此行目的主要有几个:一是解决当时党所领导的游击队与地方党之间的摩擦,据地方党的干部所申诉的理由,游击队处处忽视地方党的领导地位,侵犯群众利益,表现军阀主义,游击队的党代表对此也有答辩,他们认为地方党的干部不能与他们配合,以致军事行动上屡受牵制;后来有个地委指着游击队的代表说:有几个游击队中的干部,跟地委关系较为接近的,或者被你 们秘密处决,或者藉作战的机会,你们从旁开枪把他们打死了。他们争论得十分激烈,几乎要动起武来,游击队的代表甚至说:「这块革命根据地是老子们一手打出来的,老子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几句话把老头子也激怒了,他大喝一声,才把那个游击队代表压制住,然后他做了结论:一部份地委及地方干部改派游击队的 干部参加,而今后游击队必须由地委统一领导,这个结论当时被认作是公正的,但是游击队代表却坚持全部地委及地方干部,由游击队改派,最后他们虽然勉强接受了党的决议,但是当会议结束后不多几天,我和老头子还没有离开天目山的时候,孝丰的游击队就逮捕了十多个地方干部,和擅自派出大批他们自己的人,老头子听 了这个消息一句话也不说,气得脸色发青,他说:「这些违反党纪的叛徒,我决定向组织提出开除他们的党籍。」后来游击队的领导人被开除党籍没有呢?没有。老头子和游击队领袖的申诉同时被送到党的华东局,华东局并没有追究是非,党的领导政策是尊重有枪杆有实力的干部的意见的,因此终于追认了游击队所派出的干部为合法的,这时老头子已在江西玉山被捕下狱了。
  老头子被捕后不久,梅益就从上海赶来接替了他的工作,梅益原任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是一个知识份子出身。过去的老头子虽然看不起知识份子,但他处处还觉得需要依靠我,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还相处得不算很坏。老梅却是另一种作风,开口闭口大骂 知识份子不可靠,遇事好像专门和我作对似的。他是一个瘦长的个子,戴着近视的眼镜,胸襟狭窄,说话尖刻,言语傲慢,举止粗暴,对同志的态度,几乎不把每个人当人看。
  「买不到三炮台,也该买大前门,这种蹩脚香烟怎么能抽!」第一天他着一个同志去买香烟,就发了一顿大脾气。
  我们在第三天开了一次会,他听取了每个人的工作报告后,作了总结:
  「每个同志都必须立刻找到职业掩护……。
  「我们应该尽量利用进步份子,我们自己的同志不应该随便直接出面领导斗争,必须极端谨慎保存党的干部,过去的山头主义是不对的……。
  「一切的力量都应该利用,又应该巧妙的利用,站稳立场,分清敌、友、我三方面,但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不是绝对的。我们共产党人,认定所有的资产阶级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也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要到来。但是我们为了缩短革命的时期,和 减少革命的牺牲,我们应该针对资产阶级内部的混乱现象,在一定的情况下,决定打击的对象和争取的对象——列宁说,虽然他是暂时的,不可靠的也好。我们党的 今天的基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不要忘记,这仅仅是今天的政策,我们所面对的是全世界的阶级敌人。」在他的工作总结中,一句话没有提到打日本人的事情,连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今天的基本政策」,也不过成为一句幌子吧了。
  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了,在这以前,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们党中央政治局颁布过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文件,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性,纠正一般党员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以及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这文件的中心意义是:由 于抗战,我们的党获得了空前的扩展;但是也正由于这种扩展,民族意识和自由主义带进了我们的党,党的高级领导当局认为这是我们组织上的一种危机,认为如果不强调国际主义、阶级意识与党的集中性、服从性,以打击民族意识和自由主义的话,则我们的党,可能为各种资产阶级与小
资产阶级所麻痹与瓦解。老梅的讲话正是在这个文件发表以后。
  在每次开会的中间,老梅总是威风十足命令我们「坦白所有的错误」,好像这项「整风」的对象,专为整我们,与他自己无关似的。
  有一天,斗争会居然爆出了冷门。
  「我可不可以对我们的领导同志批评几句话。」说话的是一个北方大汉,我也仔细的看了他一眼,他是刚从苏北派来工作的星光同志。
  「当然可以,不过要举出确实的事实,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领导的威信。」老梅答复说,显然,他的神情是紧张和不安起来了。
  「是的,梅同志,我说的是我们党内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有的同志批评别人的地方,正是他自己个人的错误。有的同志口里说得挺漂亮。说是反对党八股,但是他们却偏偏满口都是党八股;他们说是反对宗派主义,但是他们打击别的同志,偏偏从宗派主 义的观点出发,他们说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但是他们自己却满口都是主观和教条……。」
  「不,星光同志。」老梅立刻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尽是绕圈子说话,你不能任意打击组织上的威信。你你你,你举出事实来。」他已经无法掩饰他的惶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急得用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所有的同志都提高了兴致,大家都会意的偷看了一下老梅,等待看这场好戏。
  「我说的不是事实,是原则。」他的答复令我们大家都感到大失所望,老梅却因此松了一口气。
  「对了,刚才星光同志论得很对,我们每个领导同志,都应该注意不致犯这样的毛病。」他好像突然从一个噩梦中清醒过来,转过脸,对我们大家这么说。
  有一天、我偶然逛进一个旧书铺,在无意间翻到一本王实味著的「野百合花」,我如获至宝似的把它买下来,秘密地藏在怀里,偷偷的带到一间小茶馆,把他夹在一份报纸中一口气读完,心中觉得一阵无限的舒畅。「野百合花」是一篇讽刺当时延安生活 腐化浪漫的杂文,一年前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在中共高级当局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我早巳留心「野百合花」的事件,对它极感兴趣,只可惜这篇文章直到现在才看到,真是莫大的遗憾,我现在还记得「野百合花」中有几段最刺眼的文字是:
  延安的生活,「衣分三色,食分三等。」「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到处乌鸦一般黑,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他对于别人没有一点爱,要做群众工作非塌台不可。」「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级对上级感觉他们是异类。」
  「野百合花」,对我们党的腐化情形,多么大胆的暴露!对我自己接触过的「野百合花」中所写的这些人物,刻划得多么生动!
  在这时候,王实味对那些「大人物」的挑战,已经获得我的共鸣。我默默地为这个党的「叛徒」祈祷,祝福他。
  我良心上实在不容许我再这样厮混下去,这几年来,我所亲身体验、经历的还不够吗?我直接所见的还不多吗?难道我还要继续欺骗我自己,以为这些干部的罪行,与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党的整个政策无关吗?难道我还可以拿宽恕个别干部的态度来宽恕整个党的罪恶吗?难道我的忍耐,我对党的怠工,就可以洗脱我的「同谋犯」的罪名吗?
  我要招回我的灵魂,我要呼唤我的灵魂,勇敢一点啊!
第十四章担任东方文化协会秘书
  

这时金华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我们党又在金华、义乌、东阳、永康、武义一带,领导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我被老梅派往连络。其实,这本来是很不必要的,因为这支游击队巳在浙江省委的领导下。不过,在当时我们党的地方领导者中间,有一种十分普遍的看 法,党的中央是重视武装斗争的,谁掌握更多的武装,谁就有更多的发言权,每个同志在党的地位,主要的要依靠在武装斗争中的力量来决定,因之在敌后或接近敌后的许多地方党的负责干部,除了随时与国民党的游击队摩擦以外,甚至我们自己的同志间,也互相吃掉对方的部队。党的中央没有什么是非可说,他永远是相信力量就是代表真理,有更多的枪杆子的一方面总是对的。我曾经进出过敌人的区域,加上对金华一带的情形也比较熟悉,因此就被派了我这个任务,而老梅却不知道,我这时早巳下了决心,乘这个机会逃出他的魔掌。
  在金华下船以后,我直奔火车站,当时的火车仅可以通到龙游,我买了车票,这天火车脱班,夜深才到汤溪,我面对着凄凉的黑夜,不禁潜然下泪,谁能够了解我这颗痛苦和寂寞的心啊!
  这许多年来,我的一颗纯洁的心,一天天受到损伤,我贡献了我的青春给这个理想——我过去把他看得是如何的崇高和伟大啊,如今,他的光芒在我面前已经全部变得漆黑,这个追求,今天已经彻底的幻灭了!
  在天色微白的时分,我打定了主意,到重庆去吧,由于在重庆我还有些朋友,可以找到职业。我写了一封长信给金若山,请他汇一笔路费给福建南平的一个朋友转给我,同时并请求他,千万别在「我家里的人前面」(暗示中共)提及我,详情容我再当面 和他谈,我很感谢他,当后来我抵达南平的时候,接到他的覆信,知道他都为我一一办到了。
  南平以下,乘公路汽车可以直达江西赣州,我在途中经过了江西的老苏区长汀、瑞金、雩都等地,我这时的心情,很不愿有任何人和我谈到共产党,然而无论在饭馆和旅店中,却偏遇到有人以这些作为话题,有的本地的老百姓,谈及当年红军暴行,犹有 余悸,毛骨悚然,他们还指手画脚的告诉我,那一家满门抄斩,那一个村庄的人被统统杀光了,那一处还有满坑尸骨的万人冢。我听了只是脸上不时泛起红晕,有时很不自然的应答两声。
  当时在大后方,由于战区的分割,交通极感不便,从赣州我又绕道广东的韶关乘车到了广西柳州,再过桂林而达衡阳,在这些地方,我陆续接触过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文化人,这些人中,虽然后来几乎全部投共,但在当时,他们绝不是清一色的左倾份子, 他们虽然也对当时的执政者表示不满,但是他们的心情我是完全了解他们的。在我自己,当时虽然对于中共已经极端痛恨,但对于这批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对政府的批评指责,我依然是具有同感的。
  这一次旅行,耗时一个半月,历经九个省份,最后再度取道贵阳,于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回到重庆。
  到重庆的第二天,金若山设宴为我洗尘,席中金若山为我介绍了东方文化协会的秘书长郭春涛。郭又邀我担任了「东方文化协会」秘书。
  我在郭春涛家里,陆续认识了许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的人士,如谭平山、王昆仑、章伯钧、邓初民等等。郭春涛往来的朋友,多数是反蒋的老国民党党员、非共的亲共分子,他曾提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应该提高自己的自尊心,组织成一个独立 的政党。他常说:「黄河有了河套,长江有了支流和湖泊,所有的水就不至尽流入海了。」




第十五章创办「自由东方」杂志
  

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牢笼中飞出,我发现到,在这地球上,除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广大辽阔的世界,我惭愧和讥笑自己过去是多么无知和浅薄,我们过去被关在那样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小天地中,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竟是这么茫然。 我们在共产党内,受的是偏见、武断和仇恨的训练,他们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的丑恶,但是却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丑恶的行为范畴中去;他们说另一个「天国」是如何如何的美丽,然而这批把我们引进「天国」的带路人,我一个个都见到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起初戴上和善的面具,和你接近时,都很温文有礼,然后,他们口中念 念有词,渐渐就用毒药把你迷昏过去,于是,这时你沉醉在梦中,他们就乘机绑了你的手脚,给你加上镣铐,当你发现站在你面前的突然是这批青面獠牙的怪物时,你一时会感到诧异,但是他们都个个称呼你是「亲爱的同志」,或者,你和他们的厮混就会逐渐感到习惯了,于是,他们也把你装上青面,配上獠牙,加以「改 造」,他们还会对你说:「对人的斗争,是需要残酤的。」
  这是可怕的噩梦,可怕的长梦啊!多少人做过我这样相同的梦,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梦中遭受了毁灭!
  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着我的遍体鳞伤的身躯,终于勇敢的,不顾一叨的,从这个囚笼中挣扎出来。
  「无疑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丑恶的,但在两种丑恶之间,我倒觉得这个现实的世界还可爱得多了,因为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光明面。」有一天,我对郭春涛这么说。
  「你说的光明面指的是什么?」他问。
  「至少,我觉得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空气是不必化钱买的。而在另一个共产党的小天地中,连空气也被专有和统制起来了。」
  郭春涛沉着脸,半天没有回答我的话。
  「你不要误会,我绝不是为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辩护。」我接上去说:「我继续在寻找革命的道路,中国和世界都要换个样子的,但是总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国今天需要怎样的政府呢?第一要肃清贪污无能的官僚,第二要顾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计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什么,更多的自由,这个政府一点自由也没有给我们,这完全是个独裁的政府。」他激怒的说。
  「郭先生,我以为你不必这样动肝火,意气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养,当然看问题要比我深刻得多。」我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涛的气平了下来,又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员,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可以高谈阔论的大骂国民党,你能说国民党独裁吗?如果国民党真有一套独裁的本领,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他微笑的点了点头,好像还同意我的说法,又听我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呢,我个人与国民党只有怨,没有一点缘分,但是,我们说一句话总得对国家对人民负责,那么我可以说,如果你指责国民党的政府人员无能则是天公地道,要说他们独裁,他们就太不够资格了。」
  在我们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和他提出一个办刊物的计划,我的计划是由东方文化协会出面来主办,他起初表示极力支持我,后来听信了王炳南的话,就变卦了。我一怒而离开东方文化协会,我说:「这个刊物我决心办,现在我自己单独来。」
  其实,我那时候能凭什么办一个刊物呢,我自己身边一个大钱也没有,但是,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办出这个刊物,我知道,有些朋友都在背后议论:这个穷小子发疯啦!
  这个时期,正是重庆的雨季,我全身只有一套烂西装和一双破皮鞋,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天明到黑夜,满街奔跑,回来的时候就像一个落汤鸡一样,把衣服和皮鞋吹吹干,第二天再照样出去……。
  每一个朋友的地方,这样三元五元的募化,有的朋友为我的热情所感动,又为我介绍新朋友。一个月以后,我居然凑集了法币一万多块钱,我的创刊号出版了,这个刊物定名为「自由东方」,我们不谈中国的内政问题,专谈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获得了 广泛普遍的支持,在刊物出版后,又陆续收到许多捐欵,我在这时又出版了一本「朝鲜革命史」的书。刊物不仅能够按期出版,而且逐渐扩充了两个书店——牛角沱 的「东方书店」和民生路的「自由东方社门市部」,因为「自由东方」是中国唯一专门研究东方民族问题的刊物,当时在重庆的各国外交人员都十分重视我们的意见,我记得,有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评论,受到英国保守党报纸的猛烈抨击,中国外交部还特为此给我们来了一封公函,要我们以后的评论谨慎一点,免得给他们外 交上增加麻烦,我接到这封信后,奔到外交部找杨云竹司长理论,他倒说得很客气:「你们写你们的文章,我们外交部办我们的外交。」自由法国驻重庆的总领事(名字可惜我忘记了)对我说:「你们对越南问题的看法,甚至我们法国人也具有同感,但是,我要提醒你的,自由法国也绝不让旧法国的殖民政策重演。」另外, 朝鲜的金若山,日本的青山和夫、鹿地亘,越南的胡志明和其它几个流亡在重庆的缅甸、泰国人士,都常在我们这个刊物写文章。胡志明当时在广西柳州,常和我通信,从他给我的来信中,我知道他在柳州的境遇很潦倒,也很苦闷。柳州有一个「越南革命同盟会」,几乎所有越南的革命流亡者全部排挤他,有人因为他到过苏 联,做过共产党,骂他是苏联的间谍;有人因为他主张与中国合作,骂他是中国政府的间谍;有人又因为他主张与法国建立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又骂他是法国的间谍;有人又因为他主张利用日本与法国维琪政府在越南的矛盾,骂他是日本的间谍。他不堪烦扰,常常写些感伤的中国旧诗寄给我,后来在一气之下,就回国打游击 去了。以我的判断,他在柳州时,可能已经与共产党失却组织关系,直到后来他在越南掌握武力的时候,才恢复党籍的。
  「自由东方」虽然不评论中国内政问题,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杂志,写稿的作者中,还有不少左倾文化人如石啸冲、陈洪进、陈翰伯等,这时中共对我采取保留态度,我思想上比较接近和同情民主同盟,和章伯钧、邓初民、张申府,翦伯赞、 沈钧儒等人常在一起,因此这时我就参加了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
第十六章民主同盟与中共
  

当时中共与民盟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以后那样密切,的确是貌合神离的,中共对民盟的政策是,表面捧场,背后拆台;一面打击,一面拉拢;个别争取,分别离间;上层敷衍,下层分化。在基本上,他们很讨厌民主同盟,很不愿意民盟在组织上有所发展。当民 盟接近瓦解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从旁托他一下,因为民盟这块招牌的存在,对中共是有利的,可以为中共壮壮声势,与中共的政策相呼应;但是当民盟一旦在组织上开展的时候,他们又从中阻挠,因为民盟的组织倘真有所发展,在中共又认为是个威胁。所以中共对民盟的态度是,在上
层扶持他,在群众中孤立他。
  章伯钧是当时民盟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时民盟的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际上等于是个无兵的司令。他一方面要仰承中共的鼻息;一方面又得应付内部的责难,「民主同盟,组织散漫,又没有群众基础,太不成个样子。」有些人常常这样责备章伯 钧,而章伦钧也只好叹口气,说声:「没有办法,环境太坏了。」言下大有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在政府身上的意思。其实呢,说句公道话,发展民盟组织最大的障碍却是中共。
  章伯钧整天满腹牢骚,骂这骂那,他说话粗鲁,声调宏亮,措词也毫不闪烁,赤裸裸的,我一到他家里,他总是留我吃饭,打开他的话匣子,把牢骚发泄完了,然后才肯放我回去。
  「中国是一个流氓社会,搞政治的一批人没有七分流氓气是不成的。你看,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是都市的流氓出身,一个是农村的流氓出身……。』他说着,口里喷着白沫,气愤愤地,「中国的士大夫没有气节,没有一点骨气,读书人一个个都变得这么无耻,你看—看黄老头子(指黄炎培)从前清秀才,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政府,那一个朝代没有他的份;沈老头子(指沈钧儒)表面上一副道学先生的样子,其实他的要求最简单,只要抓到他的痒处,一点小甜头他就不讲话了;再说谭平山,简直更无耻了,过去领导过共产党,以后
被中共赶出来,就和我们一起组织第三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最积极份子,现在又一变而为『前进』拥共的份子,开口闭口毛主席如何如何伟大。你想想,中国遇到这批士大夫干政治,一时怎能有办法?」
  沈钧儒也时有怨言,不过他说得比较含蓄,不像章伯钧那么直率。
  张申府逢人必骂「五十号」(即周恩来公馆),他说,「五十号」的人太看不起他。他又说,抽象的共产党都不错,具体的共产党个个不是东西,「五十号」的人更是混蛋。
  「我们都老了,不行了,中国的希望就看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了。」每次他谈到最后,都是这么感喟的对我说。
  中共对于自己的脱党份子参加民盟者,非常注意。除了一部份是奉命打入民盟,随时听党的命令的干部以外,对于我这种自动参加民盟的,采取严格的监视的态度。
  「你参加民主同盟了,哈哈!」董必武有次见到我这样说。
  「你参加民主同盟了,恭禧,恭禧!」陈家康见到我也这样对我冷嘲熟讽的说。我当时心理极端难过,因为我对于共产党虽然极感不满。而且也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但是就对陈家康个人来说,我还是有些情感的。
  唯一痛快的倒还是徐冰,他在我面前把民盟的各个领导人都骂遍了,然后他问我:
  「这批臭官僚、烂政客、党棍子,你跟他们鬼混是什么意思?」
  「统一战线呀!」我幽默的回答他。
  他一言不发,走开了。从此我和共产党人之间再见面时,彼此更觉得无话好说了。
  我当时在民盟的工作主要是青年运动,也因此与当时中共在重庆的青年运动负责人刘光不断的发生摩擦,而我的活动范围要比他广阔些。
  中共这时在一些青年团体中破坏我,开始对我从事人身攻击,如说我酗酒、玩女人,我不配领导青年运动等等,后来,中共进一步把我周围的一批基本朋友加以挑拨分化。
  为了组织统一的青年团体问题,我和刘光由摩擦演至正面冲突。
  「这是没必要的,这将暴露很多革命青年干部,给敌人以一网打尽的机会。」刘光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批青年朋友的情绪很高,他们都具有这样的要求。」我向他解释说:「而且,这些参加的份子都是每个青年团体的负责干部。」
  「那不行!」刘光坚决地说。
  「但是,我只能尊重大家的意见。」
  结果,我们建立统一的青年团体的计划,不顾中共的反对,终于实现了。我很明白,中共当时反对这个青年团体的实在理由是,唯恐失去他们在左翼青年运动中的直接领导权。同时这批青年与民盟结合起来,也可能给民主同盟输入年轻的血液和生命力, 使民盟活跃起来,这是他们所最顾忌的。
  我们在上清寺的「特园」举行了大会,成立了青年联谊会」。因此暴风雨一样的打击对我开始了,他们说我:伪装前进、欺骗青年。他们说我:表面上生活与青年共甘苦,背地里吃好的穿好的。我和几个女朋友往来,这时都被他们喧染得有声有色,说我 整天都在闹桃色纠纷。而顶重要的是攻击我,办刊物、办书店、组织团体、资助许多青年,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起初以怀疑的口吻,后来索兴就武断的说,我是受国民党津贴的。这些谣言一个个都是从「五十号」的总谣言台发出的。
  这些攻击,我从来没有加以答辩,关于我的经济来源,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起先是辛辛苦苦募来的。后来我有了初步的局面以后,热心朋友也自动捐助。再后,由于我们这个刊物多少还有些影响,我们在政府配给到许多平价物品,假如这算是「国民党的津贴」,我就无话好说了。
  章伯钧起初相当卫护我,不过后来他也经不起中共的压力,再加上中共一再的警告他,说我在民盟内搞小组织。民盟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对我采取什么行动,只是章伯钧和我的往来逐渐疏远,民盟开会也不再通知我,章伯钧的秘书王新吾却为我挺身而出, 指责章伯钧不义,和他大吵了一架,毅然脱离了他。
  王新吾常常来安慰我,我说:「我个人在脱离共产党以后,采取了中间偏左的道路,参加了民主同盟。别人骂过我们是共产党的尾巴,我们也承认是尾巴,现在证明,做尾巴也是不容易的。」
  王新吾长叹了一声,也感慨的说:
  「做尾巴真是痛苦,我帮章伯钧多少年了,晓得共产党人的脸色是不容易侍候的,你想,一个当了多少年的共产党员对于他们党的政策都难以掌握,何况我们?我们刚摸清楚了他一点,他突然又来个十万八千里的大转弯。他们拿马克思的教条说得娓娓动听,好像马克思主义翻来覆去都好解释似的。你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这样呢?」他睁大两只眼睛看着我,期待我的答复。我笑了笑,没有答话,于是他又继续说下去:章伯钧常常被他们叫去骂一顿,回来以后,总是他的老婆倒霉,他把气再出在他的老婆身上。」
  「章伯钧也是一个党的领导者,他怎么也可以这样对共产党低声下气。」我说。
  「不这样不行呀!」他继续说:「王炳南有次就教训了章伯钧一顿,你们民主同盟,国民党凭什么要买你们的账,还不是因为我们有五十万大军和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这时,另一个朋友走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的意见是:和共产党人做朋友,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他干干脆脆就把你看作群众,你就得老老实实接受他的政治领导,你说他百分之九十对,百分之十不对,不行。信仰是不容许打折扣的,依照共产党人的 规律,信仰应该变得像迷信一样,不管这个菩萨是泥做的、纸画的,你一见到就得屈膝下拜。共产党人自以为他们就是真神,做共产党群众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天真无邪的小伙子,他们像赶迎神赛会一样的凑热闹;另一种就是老眼昏花的失去生命自信的人,他们需要用来安慰自己快死的
生命……。
第十七章中国人民党的成立
  

我在连续遇到这些事以后,正在惊魂不定之际。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心心茶室饮茶,我旁边的枱子上,也坐着另一个茶客,开始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好像记得样儿很熟,在哪儿见过呢?一时想不起,渐渐地,我们彼此都觉得拘束起来,我想起来了,他原来是我在延安枣园时的同组同学陈健民。
  我大胆的移近他的位子,他很难为情似的起身和我招呼。
  「你老得多了,我们在延安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他对我说。
  他又告诉我,他决心不再干政治了,这一行太可怕了。我起初对他这话有几分怀疑,因为所有的旧同志一见面都是如此相互敷衍的。但是,当他知道了我确是一个脱党份子后,他却告诉了我一个下面的骇人的故事:
  他这次从昆明来,在昆明的时候,他在政府的一个后勤机构中服务,同时担任中共的工作。有一天,党里命令他立刻逮捕一个人,逮捕以后,立刻处决。事后再向政府公布这个被处决的人是个图谋不轨,阴谋暴动的共党份子。
  「我遵照党的命令,把这个人逮捕过来了,然后我又命令部下把这个人犯提来。
  「啊,一见面之下,原来也是我们的枣园同学,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身体结实,矮个子,会唱山歌的李毓兹。
  「开始,我们彼此都不讲话,他怀疑我是个党的叛徒,逮捕了他;在我,是奉了党的命令处决他的,当然也怀疑他一定是个出卖党的叛徒。
  「但是,我看在旧同学的份上,待他很好,而他也渐渐发现到,至少在我个人,对他并无恶意。
  「于是,我们之间交谈起来了。
  「原来,当时在昆明的党的组织,经费很困难,他奉了组织上的命令,去抢劫了源昌公司,这是昆明的大公司之一。事发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有龙三公子的股份在内,龙云追缉甚力,限期破案。党的负责人知道闯了大祸,都慌了手脚。因为党在西南 的活动完全是由龙主席掩护的,这个案子一旦破获,如何得了。
  「因此,我这时才恍然,党命令我杀他,原来是为了灭口。我把我的任务告诉了他,我们彼此都拥抱在一起,流了好久的泪。
  「我送了他一点路费,告诉他,走吧,你快走,走得愈远愈好。在一刹那间,我自己也提了一只小箱子,偷偷的逃来重庆。」
  「我现在真的对政治完全灰心了。」他又重复了这么一句。「这一行真不是我们这种人干的,妈的,什么革命。」
  陈健民又常常偷偷的问我:
  「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听说你有托派的嫌疑,现在你可以老实告诉我了,你究竟是不是托派?」
  「你这没有出息的家伙,」我骂他:「什么托派不托派,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半个影子,有胆量咱们自己干自己的,为什么老是在共产党呀,托派呀中间兜圈子。」
  这几句话,大概很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基本态度。
  「不要相信任何一种魔道,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救世主,他们都是骗人的。自己要怎么想就怎么想,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昂起头,走自己的路。」我继续说。
  我离开民主同盟以后,许多同情我的朋友又聚拢起来,于是,我们就在「走自己的路」的精神下,开始组织了「中国人民社」。
  「中国人民社」发行了自己的机关报「人民周报」,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加以公正无私的批评,国民党在这方面倒还表现得大方,对于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时共产党对我的「谣言攻势」又起,他们说国民党支持我。
  「中国人民社」不久就改组扩大为「中国人民党」,所以在中国政治上最初用「人民」两个字,我还是毛泽东的「老大哥」呢!
  「中国人民党」最初的一批人,除我以外有:王新吾(原系章伯钧秘书)、赵公愚(时事新报记者,后来又担任上海申报的东北特派员)、丘斌存(后来一度担任台湾财政厅副厅长,现在还在台湾)、蔡力行(联合周报发行人,以后又主办联合编译 社)、包直(重庆「新闻快报」的经理)、谭宇人(四川袍哥的活动份子,他变卖了全部家产,贡献给团体)、黄德树(是一位很精干的年轻人,他当时担任我的秘书)等七十余人,基干份子都是青年,以后参加的有大批袍哥弟兄。令我最感动难忘的是,有些袍哥弟兄给我写了血书,请求参加
我们的团体。
  共产党人是最现实不过的,当我们的人民党成立后,他们又伸手要和我做「朋友」,有一天,石西民来找到我,对我说:
  「家康(这时陈家康在陪同过董必武出席过旧金山会议后返重庆)想和你谈谈,你愿意吗?」
  他们很聪明,知道我对陈家康还有些情感,想从这一点上来突破,以为如此一来,又可俘虏我了。
  「我以为要谈谈的话,我们之间目前似乎没有什么好谈。」我直率的拒绝了他,我说:「如果他有便,来我这里坐坐,我一定买上好的龙井茶欵待他。你们共产党人之间虽然没有友谊,但在我,还依然把他看作朋友的。」
  我们在「人民周报」上继续抨击共产党,石西民和陈家康以后都没有再来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整个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已在开始转变:在欧洲,他们过去需要发挥民族主义,以对抗希特勒的德国;在美国,他们过去需要散播两个世界长期和平共存的思想,以骗取更多的美援。代表这一个时期政策的最高峯是「德黑兰会 义」。在「德黑兰会议」以后,斯大林在行动上已经开始了大转弯,从与盟国合作的政策转变到准备世界革命的政策。
  因此,这时期,斯大林在国内清算了瓦尔加思想(瓦尔加原系苏联的权威经济学者,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可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在欧洲,他们开始了打击受到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谓铁托主义;在美国,他们开始打击受到民主主义影响下的共产党——美国共产主义政治教育协会,白劳德的坚持德黑兰路线的思想。
  在这斯大林的大转弯期间,我看到一群共产党员对于政策无法把握的可怜相。
  当白劳德最初宣布美国共产党改称为美国共产主义政治教育协会的时候,当时,许多左倾份子甚至共产党员,对于这件事都很不了解,累得中共中央为此大力进行说服工作,他们印行了许多小册子,同时在新华日报上重复的解释,说这件事是美共的英明 的措施,白劳德是如何伟大的天才的领导者。后来,正当乔木(即乔冠华)翻译了一篇白劳德的「德黑兰的道路」的长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刊了两天就不见下文了。果然不久,白劳德就遭到清算,开除,和宣布为叛徒了。
  南斯拉夫的铁托,过去被共产党人歌颂为南斯拉夫的英雄和南国之父,重庆的共产党人甚至唱过「我们跟着铁托走」的歌,当南斯拉夫早巳和苏联发生纠葛的时候,由于双方都没有公布真相,公开撕破脸。这些昏迷的共产党员还在继续歌颂铁托,等到共 产国际情报局一旦宣布了铁托的「罪行」,第一天共产党报纸没有登载这项清息,他们还不相信这是事实呢。等到后来一经莫斯科证实,他们又大骂铁托为「匪徒」了。
  这些跟着党的政策颠颠倒倒的共产党人,后来都成为党的大亨了。把他们一个个加以分析化验,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共产党员一共分三等,」我有次对我的朋友说:「第一等共产党员善于揣摸领袖的心思,他的一举一动正像狗的嗅觉一样灵敏,成为主子最心爱的哈巴狗;第二等共产党员从来不用思想,他只须跟着党的政策变,成为一个机械的忠实的执行者,这种 狗只会咬人和听候使唤,它们不一定获得主子的宠爱,但是主子却觉得它颇有用处,这种狗如看家狗和猎狗都是;第三等的共产党员,只会呆头呆脑的背诵教条,他们一遇到机会,就要作为党的清算下的牺牲者,通常吃的狗肉,都是宰的这种狗。最后还有一种自命为前进的左倾份子,他们不分昼夜的狂吠,这些都是属于满街撒 粪的野狗」
第十八章组织民主阵线的尝试
  

在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我个人因为经营一部份商业,从昆明刚运到一批货物,这时货价惨跌,我几乎遭到破产。所以后来我要等到把一切的债务清理后,才能「复员」到上海去。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把我在重庆剩下的仅有的一点财产,全部留给继续在重庆的一批人民党青年朋友们,两手空空只身的跑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一些人民党同志,也一样都是些穷鬼,他们还等待我到上海后有些苗头呢!我 一到上海,房子立刻发生问题,开始几天住在朋友家里,后来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帮助一个朋友扩充了他的公司,这公司就提出一笔款子在川公路三义里替我租了房子,我又利用这个据点,在上海办了「大江通讯社」和「武训图书馆」,奠定了在上海活动的基础,以后我又在虬江路积善里 顶下另一幢房子。

  而在这同时期,当我一到上海的时候,香港编印,上海发行,由秦牧、陈子涛等主编的中共刊物「文萃」却撒出弥天大谎,硬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带了一大笔款项在上海活动,在同一期「文萃」上攻击我的文章有三篇之多,洋洋大观,简直说得上 是一个专号了。这时我接读之下,不但没有一点激动,而只是哑然失笑,因为中共对我这种无聊的举动,我受得太多了。
  有一段时期我在上海三两天就要大宴宾客一次,来客中不少都是汽车阶级的绅士。要好的朋友都诧异我钱从何来。然而,谁能知道我,当席终人散以后,我还要靠我的两腿跑回自己的家呢!谁又能了解我的苦衷,不请这些绅士们,我的钱又何能源源不断而来?当时法币一天天贬值,他们调一笔款子给我翻几个身就给我不少方便了。
  另外,政府的配给物品和美国的剩余物资,凡是任何文化机关能得到的机会,我都能设法钻到门路。我很坦白的说,当时这些就是我的财源。
  对于一个创业的青年来说,这些弄钱的办法当然不能说得上是顶合理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政府并不留心青年的创业,社会风气也不能给青年以鼓励,更好的办法又是什么呢?
  人民党召开过几次扩大干部会议,也不时的发表对国是的意见,在基本上,我们这时还是在中间路线上兜圈子。

  东北的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华北和中原也陷于遍地烽火,国共谈判也在不绝如缕,我们这时虽然痛恨共产党,但是觉得应该为国家多保留一分元气,为人民少受一分灾难,忧心如焚,迭次沉痛呼吁,坚决反对这个残酷的内战。可是当时共产党人嗜战如 狂,不顾人民的死活,他们把人民的声音置若罔闻。而当时政府对我们这些新兴的政治团体也缺少认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苦心,为了拯救人民,也为了拯救国家。这个仗当时如果一定要打,正是上了共产党的圈套。因为一个经过八年抗战混乱糜烂的国家,正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求之不
得的好机会。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特务人员把我们的活动情形在香港的中共报纸「华商报」发表了一篇通讯,极尽挖苦之能事。当时在香港的人民党同志正巧又用我的名义请客,请帖发出后,「华商报」又发表了一篇短评,题目也很俏皮,用的是一出京剧名「马义救主」,说这幕戏正在重演。
  我和郭春涛偶尔在朋友家里碰到面,他这时正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兼上海市主任委员,我们彼此点点头过后,都苦笑笑,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愈拉愈远了。我从圈圈里钻出来,他从外面钻进去,我要救这个老朋友也无能为力了,他的苦闷,他的一 股气无法发泄,已经接近一种政治的歇斯的里亚的个人自杀行为,这时他即使明知道这是一碗毒药,也要喝下去的。这时代的悲哀是:有的人是糊里糊涂的吸上了毒,变成了瘾君子;而另一些人,则明知道这是贻害终身的毒物,但是为了「发泄」,他也只好不顾一切的吞下去。
  「所以说,天下的骗子是骗不完的,因为天下的人上当也是上不完的。」我有次终于忍不住,对郭春涛说:「即如像郭先生这样的聪明人,也甘愿上钓。」
  「嘿,嘿,没有办法。」他依然在苦笑。「蒋介石反正不放过我。」
  「我倒要问问你,」我严肃的对他说:「你现在还谈小资产阶级革命吗?假如你一直坚持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我一定举起双手拥护你。」
  他假装咳了好半天,显然他是考虑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这个问题正击中他的要害。
  「唉,现在情形不同了。」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才吐出这句话。「现在顶重要的问题是迎接革命胜利,组织联合政府。」
  郭春涛当时热中的是所谓「联合政府」。他说完了「联合政府」四个字以后,又眉飞色舞起来。
  我决定不放松他,一句句逼上去。
  「你以为共产党来,是你的革命胜利吗?你以为『联合政府』假使成立,就是共产党的革命月标吗?」
  「周先生(指周恩来)说过,至少在二十年之内,中国共产党不会谈共产主义。」
  「周恩来简直是骗三岁小孩子,」我气愤的说:「共产党只要一控制到政权,就要立刻实行独裁,他如果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独裁之下,新民主主义呀,社会主义呀,共产主义呀,什么名目都是一样的。」
  我常常邀约一些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谈到组织阵线,屡次都无疾而终,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我们力量单薄,还不可能领导一个发生巨大影响的运动;第二、我们在作风上还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第三、我们彼此也都想吃掉对方,缺乏一种真正民主 精神的互助、互让、互尊、互信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精神也成为民主的障碍,许多年高的老前辈,他们对于新生的势力和青年人的运动,并不加以鼓励,他们躲在一边讪笑、讥讽,甚至一遇到机会就投来几块石子,打击我们。「中国真正的民主运动还艰苦得很,因为守旧势力和共产党人都在夹攻我们。」我常常这么感触地说。
  在中共渡江的前一年,我放弃了人民党的活动,我向我的旧同志和朋友们呼号,大家都应该放弃小圈子,牺牲小我的利益,来促成和推动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的民主大团结。
  这时,上海的一批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发表了「四一四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行和平民主」,我热烈的赞助和支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在当时共产党人极力指斥为国民党所策动,真是寃枉。当时国民党政府也一样指这批人是「动摇人心影响戡乱」呢!「四一四宣言」发表以后,我就参加发起组织「和平民主同盟」,当时这批人中,不少是心地良善悲天悯人的读书人。
第十九章上海「解放』期间所见
  

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左倾的朋友,形形式式。
  「我已经是内定的上海市副市长(指解放以后),」其中一位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对我说:「你怎么样,赶快表示政治态度呀!」
  「你要贵为上海市副市长了,失敬!失敬!」我觉得有些近于滑稽,几乎要笑得合不拢口来。
  「当然,当然,你的一切也包在我身上,」他失态得谈话有些近于语无伦次,继续对我说:「你呢,给你一个报社社长当当好不好,新闻报或者申报,你喜欢那一家?」
  「沪西的洋房我已经看过几座了,我还在考虑,不知道那一处对我更适合些。」另一位说,他又十分关心地对我说:「反正解放军进来以后,我们接收的洋房汽车一定是用不完的。自然有你的份。」
  还有一两个人他们本来的目的是要找我借钱,但是在说话中,也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终于伸出手来:
  「赶快立功赎罪呀,……不过,现在你手头方便不方便,先借点现款给我。」
  对于我的知心好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的预言:
  共产党人不是好碰的,初来的时候,可能表示一点宽大,甚至还得借重你们对地方情形的熟悉,利用你们一阵。不过,这日子是没有多久好混的。
  上海「解放」以后,我的预言都一一见诸事实:起初,我的朋友方秋苇等人,在中共的授 命之下,拉出一批地方绅士,组织了一个类似日本人时代的「维持会」,他们兴高釆烈,接收许多大建筑,共军初入市的时候,因为需要他们合作,也放任他们,不久之后,这些朋友就以「伪装前进,假借名义」的罪名被捕,从此不知下落。
  另一个朋友鲁觉吾,上海「解放」之后,在「解放日报」上,自称过去如何如何在国民政 府统治时期,作地下工作,反对蒋某的独裁,他的目的本来是希望藉此吸引中共的注意,向中共当局表功的,中共当局认为他的行为迹近可疑,把他逮捕,用各种残酷的刑法要他供出「阴谋」,被打断了一只腿。
  这时在上海公开身份的共产党,连我这个过去做过共产党的,都感到惊讶,例如,有个叫 王大超的,「解放」前是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的行动大队长,到处敲诈勒索,藉势凌人,并镇压真正的民主运动,他曾把我拘禁到他的队部里,警告我:「你再作政治活动,我就把你当共产党法办。」「解放」后证明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且由他驾轻就熟主持审讯「反革命」案件。另一叫卢绪章,「解放」前他是上海广 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绝口不涉及政治,总说:「我们生意人,不谈政治。」并常和一群政府贪官污吏在花天酒地一起鬼混,当时有人曾怀疑过他有共产党嫌疑,总有许多贪官污吏为他洗脱。「解放」后他出任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并证明他是「解放」前中共在上海作金融斗争的领导者。
  这时我躲在一个朋友家里,总有两个多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有一天,我的朋友在夜深开 收音机收听短波,遭到中共当局的注意,他们派了一队人来,翻箱倒箧,搜查了一夜,我的朋友受到警告,以后不准再收听,这次搜查虽然没有带去人,但是我们已经饱受虚惊了。同时我自己本来就是一只惊弓之鸟,因为不愿连累朋友,第二天就在「解放」后的上海抛头露面,找到另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我一见面就直率的告诉 他;「我是来找个事的。因为现在一则生活困难,二则没有一个事也不大方便。」
  那个朋友倒很够义气,他起先告诉我现在生意几乎全部停顿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还有点货存在那儿,就卖一段吃一段吧。这个年头儿,你老兄谈什么找事,有碗饭就大家吃吃,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吧。假如你一定要个名义,那么我就请你当个副经理。」他很诚实的对我说。
  从这时起,我就正式以一个商人身份在上海出现了。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路上碰到了刘人寿,他是在延安时我的枣园同学,如今,贵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秘书了。
  「啊,原来是x同志。」他叫了我一声「X同志」,倒把我吓了一跳,我对他的印象早巳很模糊了,但是他还是像在延安一样亲热的和我招呼。
  「啊,你是——」我想了好一会,才记起他的名字,「啊,你是刘先生,刘人寿先生。」
  「老同志了,还这么先生先生的做什么?」他大声的笑着,这时我敏感的有个警觉,凭着我过去当过共产党员的经验,当他愈对我客气和面带笑容,我愈感到不安,愈觉得有些不妙。他继续说:「我们找你好久了,你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我们那一处没找过?川公路、虬江路、威海卫路、卡德路,不是吗?」
  我听到他背出这一连串的地址,内心感到极度的紧张,但在表面上,我还极力保持镇静。他问我当时的地址,我为了「安全」的理由,不愿再启他的疑窦,就老老实实的告诉了他,以后他每隔三两天就来看我一次。
  「汉年同志很关心你,希望你一定得去看看他。」像提解一个犯人似的,他就把我带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去。
  「上海市人民政府」仍是过去市政府的老地方,里面乱糟糟,茶几和写字枱堆在一边,另外用些破旧的木板临时隔成许多小房间,我等候在会客室,刘人寿先过去通报。
  潘汉年摇摇摆摆的走出来,他比一般土干部老练得多,比以前多了几分官僚架子,他像预备好一篇训词似的,和我没多说几句敷衍话,就直截的对我说:
  「你的情形我完全了解,你的路已经走错了,你像是一个大家庭中失散的子女,现在是浪子回头的时候了,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害了你,不过,你还年轻……」
  「我现在只想做生意,对政治已经没有兴趣。」我回答他说。
  「你考虑考虑,三天后再来答复我。」
  走出「市政府」后,刘人寿说要请我吃晚饭。
  「我们就在附近找一个小馆子吃便饭吧。」我说。
  「小馆子怎么成,我请你进『五层楼』去。」
  于是,他在「五层楼」大大破钞一番,同时一面和我开起谈判,他说,组织上很重视我,因为我对于反动派的情况知道得很多,「而且,你的才干应该继续贡献给革命,希望你考虑回到党的大家庭来。」
  「我不是一再说过吗,我对政治已经没有兴趣。」我说:「而且,你们要问的,我的确什么都不明白。」
  第四天,我又被刘人寿「押」到「市政府」去。
  「你一定已经考虑了。」潘汉年说。
  「是的,我考虑过了,我对政治实在没有兴趣,我觉得做生意……」
  「做生意,做生意」,潘漠年立刻翻了脸,「你全是欺骗我们,根据我对你这个人,从你 的性格和你的历史上了解你,你不会有一天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你也不会就消极下来,你不要不识好歹,我是一片好心拯救你,要你重靳做人,你如果不回到革命的道路,将来一定为反动派所利用。」
  我的心是冰冷的,怎样的甜言蜜话也打动不了我,怎样的威胁恐吓也对我无可奈何,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最严重的不过一死吧,倘使如此,早一点或迟一点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用笑面把你迎过去或恶狠狠的把你绑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在把你置死以前,最后再让你苟活几天,利用你一阵,让你尽了对「革命」的最后一次的贡献以后,然后再把你折磨至死或者秘密处死,这比立刻枪毙不是更不好受吗?
  但是;潘汉年的这次谈话,无异是提醒了我,要想在中共区域再挨些日子已不可能了。因此我下定了决心,立刻冒险逃出去。
  我在生意上做得十分起劲,一方面为了使他们相信我确实是在做生意;一方面,由于我对 于中共经济政策的熟悉,我帮这个朋友赚了不少钱,他也就更加信任我,中共一个经济政策上的变动,我往往先几天就有预感,我对于中共的一些知识,这时得到「学以致用」的机会,我很轻松的和中共在经济上斗法。
  这时,我很早就留心到在我们公司前面,每天总是停着一辆三轮车,这个踏三轮车的「同志」,别人的生意是不肯做的,我一出门就迎过来,「这简直是你的私人包车了。」我的同事嘻笑地对我说。有时我没有坐上他的车或者步行时,他也一路跟在我后面,他的身份不是很明白吗?我应该感谢他,因为他为我证实了,我这时所往来的全是一批生意人,所谈的也全是一套生意经。
  我的生意圈子愈做愈广阔,起先我押运了一批货到镇江,第二次我又运了一批货到南昌,我都获准领到通行证。我在生意中,接触过好多中共干部,他们对我的印象都说我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在第三次运货当中,我就领了到广州的通行证,一溜烟跑到香港来。



第二十章再会吧,我的不幸的祖国
  

我下了决心,这次直奔香港了。再会吧,我的祖国,我的不幸的祖国。
  我又在开始流浪了,一个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已经作了十五年的「亡命之徒」,我们真不幸呵,生长在这个时代,生长在这个国家。我呆望着躺在地下的祖国的泥土,含泪向它告别。我们本来都还是些孩子,我们失去了青春,牺牲了应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流浪的生活又开始了。啊! 难道我们真的都是被世界所遗忘的孤儿吗?
  祖国的山河依旧是那么令人陶醉,巍巍的山峯,一望无际的田野。我们的同胞,依然是那么诚朴可爱,他们眼看着一个新的朝代,以为不过一样是完粮纳税,他们失去了天真的表情。我默祷着自由的烽火燃遍我的祖国,好让我的同胞真正作这大地的主人!
  我怀着极度痛苦的心情,离别了我的朋友、同志们。他们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热情、诚 恳,而富有理想。但是他们都筹不出一笔最低的旅费,随我一道离开。我惭愧,我难受,我没有力量帮助他们。在途中,我再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期待上帝保佑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都是我们祖国的最后的希望啊!
                        一九五二年七月于香港
初版自序
  从一九三五年我参加中共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整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斗争了十八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在斗争中成长;也在斗争中继续摸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是不幸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尤其不幸,我们都还在应该受基本教育的年龄,都还刚踏进这个社会,我们就被卷入了政治的暴风雨中。我们热情奔放,动机纯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寻求改革中国的图案。但是,在一个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国社 会中,青年在思想上没有正常的出路。于是,一阵风暴,就把我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这书中所写的,是我个人所遭遇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一整个时代的悲剧,我们这一代多数青年的悲剧。
  这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报告,我控诉,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前面。历史的殷鉴不远,悲剧是不容再演的。
  在共产党人的逻辑上说,整个历史是一篇大谎话。仅仅为了某一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他们才搬出一套钦定的伪造的历史。他们把窜改历史,看作是儿戏,毫不引为羞耻。
  一部党的钦定的历史,也要常常经过一变再变——适合一定时期的情况和领袖的需要。奉 命写党史的人,都要随时准备以身殉党。何况我这种对党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们自然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一句都不认账。他们以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但是,比较老一辈的中共党员,或者当日和我共过患难的一批同志,假如他们还侥幸活着,天良并未完全泯灭的话,他们是应该为我这本书中所控诉的一切挺身 作证的。
  在本书中,我反复的说,我绝不为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辩护。但是,我要公道的说一句,一个人当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往往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等到连这一点自由也丧失以后,才发现到自由的价值。
  大陆变色以前,许多读书人整天争争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争高下。等到共产党人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只好服服贴贴。我不能说这是「自由」的错误,而是说,我们任意糟塌自由,不善于运用自由,就无意间做了共产党人的帮凶了。
  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自由和进步是分不开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产党人要绑我们的手足,就要毁灭我们的自由生活,我们要卫护我们的自由,不要糟塌我们的自由,我们要争取扩大和提高我们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司马璐序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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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帖子波波来了 » 2012-04-12 14:2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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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帖子沧海月明 » 2012-04-14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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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帖子走刀口 » 2012-04-14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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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帖子走刀口 » 2012-04-14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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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帖子残剑 » 2012-04-15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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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帖子残剑 » 2012-04-15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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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04-19 9:17

锻炼身体学翻墙 写道:司马璐《斗争十八年》一书的读后感选辑---------本文可以在线阅读,复制粘贴,不是附件下载阅读的



黄柏林:中国人是怎么落入共祸的陷阱的?追着赶着要受骗上当,把一再被迫害当成是对自己是否忠诚的考验,是原因之一。对此,司马璐先生的这篇回忆有鲜明的揭示。我将这篇回忆的电子版下载并校勘之后,贴到了本坛的《史海钩沉》版上,望网友们都去读一读。下面是收辑的看过此书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贴在这里供作参考。


香港各大报刊对司马璐著「斗争十八年」的书评
  华侨日报:「这本书每篇都含有不止作者个人的辛酸与血泪,他刻划出整个时代的大悲剧,直接或间接的替我们每个人说出若干心里想说的或是想知的事实和情绪。」(栖霞)
  华侨日报:「『斗争十八年』为一部自传式的反共力作,我尽了两日两夜的功夫才能把他读完,他给我的是:——目瞪口呆,惊心动魄!
  「『斗争十八年』是这年代一部有浓厚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文艺性的仅有的作品……,以平铺直叙的率真去写真实的动人的故事。」(罗拔高)
  工商日报:「吾为确信共党最后必败之一人,今读司马璐之『斗争十八年』自传而益信。而此书之将对海外有志青年发生深刻影响,又无疑也。」(成人)
  香港时报:「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亲身经历的忠实报导,以面对的角度予中共作无情的赤裸裸的暴露。故事生动,文笔简练,因而关于我们这一时代的大悲剧的描写,更见深刻。」
  「由一个人看一个时代,看世界,这是本年度香港第一本最有价值的书,也是对共产制度作无情攻击的第一本好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于这类作品是不宜放过的。」(艾林)
  英文虎报:「『斗争十八年』为中国前共产党员所著有关中共问题之稀有著作之一,是每一个要求了解中共在世界上的影响者的必读书。」
  天文台报:「读完司马璐的大作后,那能不感慨横生。我对『斗争十八年』的作者表示敬佩。」(君左)
  新生晚报:「震动香港出版界的一本书是:司马璐著作的『斗争十八年』。」
  民声报:「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共的内幕,我敢负责向读者推荐,可以读这本书。」(徐归田)
  民声报:「本书的出版,为一九五三年的自由文坛燃起一把炽烈无比的反共烽火……。作者的悲剧,亦即是我们这一代每一个青年的悲剧,所以我对于本书所述,有一种亲切之感。」(行云)
  毕生周报:「这本书是司马璐先生参加中共工作的血泪纪录,他无保留地揭开了中共丑恶的嘴脸,暴露了中共一切欺骗、卑劣、凶残的行为,指出了它们用怎样的手段去摧残和利用一个为追求理想而奋斗的纯真的青年。」(严启桢)
  针报:「这是一本好书,好在著者有那么被骗的丰富经验,以种种事实证明那种违反人性的勾当,终必被有良知的人们所反对。著者写他由深深被骗而至基于人性所发生的猛省与选择自由的过程,极为真切。」(南方)
  自由阵线:「一本『斗争十八年』,写尽了大多数热情奔放的青年所扮演各种形形色色的配角……这是一本有价值有生命的作品,值得向青年朋友们推荐,尤其是能给正在徘徊不定的青年们一个当头的棒喝。」(王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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