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张国焘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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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二十篇国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使整个时局为之改观: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说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团结内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红军方面说来,九年的苏维埃运动从此结束,中共成了一个特殊的在野党,红军及其所占领的区域,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一部分。这期间的经过,已有不少历史文献可供研究,这里仅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①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内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保安是我所见到的线程中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所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总司令部人员就只有各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别挤住在同类的机关里。我们所带来的红军学校学生,就合并在林彪所主持的红军学校里。
保安的荒凉和落后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里几乎没有读书的人,满清的时候,保安的定额秀才,多是不识字的。直到那时,全县很难找出一个中学毕业生,这件事是我们谈论保安文化落后时所常提到的。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主持经济财政的林伯渠同志,就像周恩来在河连湾一样,聚精会神在那儿解决供应上的困难。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何在,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里的形势使然。
我在保安会见了林育英(我到时他因事他往,继闻我来保安,即忙赶回来)。他仍是和从前那样热忱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作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
我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尊重。我将已往经验扼要报告他,并问他准备采取何种步骤,来弥缝过去有过的裂痕,并使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常化。他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事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并主张原任中央委员仍旧,不过未来的扩大会议,可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已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很动人,相形之下,自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文艺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②。他所知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学生的反抗。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尤为得力。
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总共中央转移到苏区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做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就,可以称之为“张扬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有张学良与杨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其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扬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为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似积极推动张杨解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问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表的通电③。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无、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复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词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词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词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接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的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纸张的长电,内容认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时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地,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④ 。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的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非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已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帮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忌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报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感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坏演变。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伺候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障蒋的安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不能自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期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是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们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事国共和解的起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如今张杨共三角联盟是完全解体了。主要是没有人作主,我们也找不出商谈的对象。
果然,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几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生命就没有机会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绝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与张杨共同反蒋,一变而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张杨共的三角联盟,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
① 我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告国人书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十八天到达陕北的,那应当是十二月二日。
②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详情,可参看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③ “双十二”张杨等十余将领发表的通电全文见:《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第四十九——第五十页,香港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九年再版。
④ 西安事变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已有改善这一点,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苏联与远东》一书中(见第五章——国立编译馆民国三十九年版)曾加阐述。而西安事变时,英美各国与苏联对远东的外交态度,渐趋接近一点,也可从王明这些话中窥其梗概。
第二章 延安百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氏脱险,由张学良陪同自西安飞返南京,此举使西安的张、杨、共三角联盟立即陷于混乱,也令陕北中共内部大为震动,几乎无人不觉得将有大祸临头。乘此时机,毛泽东氏玩弄其“买空卖空”的手腕,抛弃一切道德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原则观念,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的企求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法上的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及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是中共濒于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响。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术上掌握这些控制,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身材矮小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罪恶,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一些事实证据出来。也有参加过这些会议的同志,讲经过约略告诉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凯丰之所为。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先经过缜密的布置,将其他各班与红军干部班分别隔离,以免红军内部情况,为外来的人所知。学校中的武器,扫数被收藏起来,以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红军干部班的各个单位,都事先布置了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张闻天、凯丰,这两个斗争专家,为这次斗争的指导者,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指挥人。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参加斗争大会,但他是幕后的舵手。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要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到我的住处,其中有人就说,这种斗争根本不对,也有的说,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有错处,强调学习的重要。我则告以这样的斗争,实在不必重视。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应系本于原则的政治斗争,绝不可以毫无原则地作人身攻击和侮辱毁谤的勾当,现在他们搞的斗争,内容并不纯正。洁身自好的同志们,切不可效尤。
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由,也不宜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有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经过。这一问可窘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的“中共告国民党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的老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有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劳无功,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五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向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耐着一言不发。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周恩来遇险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即遇到土匪的袭击,周恩来和十几个护卫他的武装卫士,受了一场虚惊,结果折返延安。这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枭雄猜测,认为系一严重的政治阴谋。他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醒,发现护卫我的一班卫士,都沿着我的住所围墙里面布防,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卫张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即可开枪,并准备通知驻在附近的警卫营(原属四方面军的)前来救助。
我因问班长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和如此紧张?听说:他们对于“抗大”的斗争,早已非常愤慨,而且警觉到有人蓄意谋害张主席,自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事先请示,自己负担全部责任,因此下了这个命令。我沿着住房的围墙内,观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见那个保卫连,离我的住房,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散开,似是持枪休息待命。我当即告诉那位班长,看来这连人不会有甚么异动,你们应立即撤防,无论发生甚么事情,都须依据我的命令行事。相持到次晨两点多钟,保卫连终于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但也掩饰不住他那满脸尴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决不提起昨晚发生的事。于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静些,径向我说:“昨晚周恩来同志的遇险,现在已证明是土匪的搔扰,他还说明附近原四方面军的驻军极为得力,穷追那些土匪,结果活捉到几个,土匪的口供,都承认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不知道是周恩来路过。我听了,满不在乎,仍是谈笑自若,满天阴霾,就此轻松的消散了。”
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利用周恩来遇险的事件,企图诬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方面军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狱。我以往对这种不顾信义的党内斗争所表示的抗议,都已证明无效,现在就是再说话,也是无济于事。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沓,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种权术与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的天经地义,对红四方面军和我,所加的甚么“军阀土匪等类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蔑。
毛泽东虽蛮不讲理,但计谋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转过笑脸迎人的姿态。在周恩来遇险事件后,毛泽东轻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无关紧要。他说他参加中共以来,曾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他进而表示,说到土匪军阀习气,连他自己都有一点。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下令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哩,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很感难过,但这不正是军阀土匪习气的表现么?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是希望我承认所加于我的“土匪军阀习气”的批评。我当时对他的伪善,很感气愤,向他表示: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我到鄂豫皖区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反对中央虽然有过,这不能与“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国民党正在骂我们是军阀土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的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声明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说,对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下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泽东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辞相较极相类似。张闻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而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伤害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不久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阴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有些故示轻松的姿态,不断的格格发笑,也似乎在那里自鸣得意。他说话的大意是:张国焘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没有说到甚么“罪状”,就进而表示现在形势对国焘同志不利,同志们都在批评他,有甚么办法呢?他于是冷笑着,劝告我就认个错罢?
朱德态度严肃的发言,显然带有沉痛的心情,他说话的大意是: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他曾劝阻,现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错了。在他看来,国焘还有一些当年北大的气味,受五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以及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曲直,引起了一些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麻烦。朱德特别提到我的北大气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赞成那些“军阀土匪”的指责,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余味,那就不敢断言了。
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指出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的对立状况。现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意担负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此外我还声明两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无顾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泽东的老友,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已暮气沉沉,这次喊叫倒也颇有精神。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经承认了我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根据斗争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张闻天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时到会,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冷笑着向张闻天说:反中央是事实,处罚听便,何必又来个莫须有的张国焘主义。我等候了一会,毛泽东等不知何故,都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后来我始终未再看见过这个决议案,据说语气比原文改为较为温和了,主要是将反党的张国焘主义,改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只有批评没有处罚。
这次斗争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最初是张闻天、凯丰等在那里叫喊“罪恶”、“制裁”、“抵命”、“公审”等等,实际上他们也准备至少开除我的中央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议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如故。据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于共产国际曾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赴疆场。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极大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我回忆以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利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的幽静。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扬我的住所时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
我们在窑洞外院里,围绕着一张方桌坐满了,毛泽东拿出一张周恩来拍来的电报给我看,其内容大致是说:南京准许共产党人自新的条件是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并要立即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放弃阶级斗争③。经商谈结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合约的情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
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失,讨共派(亲日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天安”、“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Q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己的力量。
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〇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力幹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④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百人中的过半数。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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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第二十一篇抗日战争
第一章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①。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明下列四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同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②。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时许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的诚意。
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便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有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国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内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一次他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生活平等的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国民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前线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军的指挥员了解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霸业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〇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③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未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这个议案决定后,毛氏即电周恩来、秦邦宪等赶回参加。我事先不知道这个召集扩大会议的决定,毛氏因约为面谈,正式通知我这一决定,并邀我前往参加。我当时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因为我想到,无论如何对抗日总应表示积极,因此应当参加这一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难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洛川当时是陕北边区和国民党地区交接的地方,洛川县县长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内好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洛川四周乡村则系八路军重兵屯集之所。这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是便于八路军的中共将领们参加,和举行各种军事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有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等重要军政干部。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动员民众,反而多方抑压,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张闻天似是鉴于一九二二——二七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做法曾遭失败,这次如果再提出争夺抗战领导权,未免语义含混,将来难免重蹈覆辙。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都因战争而瓦解。张闻天还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内容和他的演说词相同。这个草案提名为中共抗日的根本任务,失败主义的策略为其内容的重点。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接着对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是计策略,详加阐述。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决无幸胜之理。目前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持久战中,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
红军虽改称为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
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我决定不顾后果、仗义执言,首先指责张闻天的谬论。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规,每逢当权者提出政策后,反对派或被视为反对者可优先发言,以便正反两面意见都能供会议讨论。
我继起发言,首先针对张闻天所说过的话,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我们这次是民族滋味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与沙皇建立起对外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主张要沙皇失败;现在我们已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的。
我接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经历一个历史时期,应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甚至要延长到抗日胜利以后。试想蒋介石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氏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有推动他们抗战到底,影响他在内政上实施若干改革和求得进步。根据目前的情况,蒋介石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彼此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因此,我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来与张闻天的主张相抗,并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败,抗日的全体中国人,不分党派,都应获得胜利。现在大家为抗日努力,将来都应该分享胜利的果实。至于那一个能在抗日竞赛中,走在前面,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而定,并相信中共绝不会落后。
我发言后,周恩来针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张说明蒋介石既已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他从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和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来分析,认为毛等这种顾虑并不存在。他也强调中共应从积极抗战中,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所说过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日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战的最前线去,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现在,我们不好在事实上有表里不一的表现。
他接着指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只能就相对而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他提出许多方法可以实现相当的独立自主,例如我们可以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来分配它的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国民政府的法令,而实际保留我们自己的精神。他不赞成八路军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这样会被人认为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下,可以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接着,其他到会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屈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
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不愿让大家面红耳赤的争论下去,就用休会来作转圜。实际却是停止讨论,仍然依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果然在休会期间,毛张等人企图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们接触,连周恩来都极少参与。我更十分清闲,很多事都未闻。
当时周恩来、凯丰和我住在会场所在的村庄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则分住在附近驻有八路军的村庄上,在休会三天期内,毛泽东等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周恩来、凯丰和我则没有参加。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因此我们见面照旧谈天说地,凯丰这时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谈天,似乎要冲淡一下前此对我的不客气。周恩来稍微忙一点,但也常有工夫参加下棋。此情此景,足见恩来、凯丰的遭遇也和我相似,多少被关在门外了。
三天后再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已大体归于一致,他并据以拟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讨论。他所提出的第一个文件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④,其内容清楚的表示出中共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国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要求有较具体的说明。其次的一个文件是中共任务的决议。其中并没有要使蒋介石失败这一类的话,只强调中共力争全民抗战和抗战的胜利,反对汉奸妥协派,并防止南京的妥协顾问。此外也没有中共绝对独立自主的话,而是强调中共八路军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行事,八路军主要是进行游击战,只在极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等等。
这两个文件讨论的结果,经过一些小修改,便一致通过了。在讨论时,周恩来曾表示赞成这两个经过协商和修正的文件。我虽事先并未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草拟工作,也表示现在这两个文件没有甚么重大的语病了。张闻天一言不发,似特别以我批评过他,因而取消了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一点,深表不满。这次讨论,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作法的开端,或者说假联合真斗争还更正确些。
接着,会议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调动,如那些人到国民党区域去,那些人上前线,那些人留在陕北等。继之决议了八路军中政治工作的纲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办法等等。此外,讨论的特别多的是八路军出发前线的步骤问题。毛泽东极不愿意八路军三个师同时开往前线,他觉得这样被国民党集中使用到一个战场上,无法不作阵地战。他主张这三个师循不同的道路,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在陕北方面还应以编组未竣为借口,留驻两个旅,以资巩卫,以免国民党乘机派军队来驻防。这些问题也都次第顺利的解决了。
最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他们先后说明这个职务原是由林伯渠同志担任的,并已呈报南京,但仍未获得正式任命。现在林伯渠事实上担任八路军驻西安的代表,与西安行营联络,解决八路军的补给问题,无法抽身回到延安来。他们还认为由我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对内对外,都具重大的政治意义。
迟到了几天的秦邦宪,是劝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最积极的一个 。他在懋功时,原是首先向我斗争的,这时他的意向有些转变,也许他在西安事变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助手,见闻较广了。他向我说由于以往的党内斗争,外间已知道一些我们内部有过分歧的情形,现在我能出任边区政府的主席,外间一切留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认为这个职务只有我能担任,因为我的名字在外间易于通过。他更强调现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出发作战,如果我担任这个职务,同志们都会觉得党内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当时曾以个人能力有限为理由,极力谦辞。秦邦宪更进而说到他们都信任我,而且相信我的能力,能胜任愉快。毛泽东、张闻天等又相继表示他们完全信任我,并保证凡边区政府所管辖的事,无论对内对外,概由我主持,当决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让同志们因过去了的事批评我。他们而且说现在中共内部更要团结一致,来应付这个抗战局面,所以不要我再推辞。
我不好固辞,于是提议林伯渠同志仍是边区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视事的期间,暂由我代理。大家同意我这个办法。会议就在大家和好的气氛中,宣告闭幕了。
① 蒋的庐山谈话全文要点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三页至第一一四六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初版。
② 中共所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五四页至第三五六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③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极其艰险的历程。于“七七事变前返抵延安。
④ 全文见胡华主编前书第三五六页至第三五九页。
第二章 边区政府
这一章自然是叙述我在边区政府任内(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这段时间遭遇的种种经过。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张闻天所包办,抹杀洛川会议大家所表示的反对意见,不顾抗日前途,推行反蒋重于反日的政策。他们在洛川会议对我所表现的友好姿态,完全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不断的打击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的手段甚至使我达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会议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边区政府居住和办公。中共素来不讲究官府仪式,而且在抗日的紧急时期,说干就干,丝毫不容推诿和耽搁。边区政府急需改组,是洛川会议所认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务是研究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改组的决议。
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战爆发后,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模式,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内务委员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渠等人鉴于中国闻之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国民党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区域,毛泽东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国民党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强。不待说这个数字是极不精确的,我们就根据这一数字,草拟收税的办法,认为老百姓的负担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交,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性,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交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贬值。后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大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理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焘的所谓(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的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了下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军队不能作战,一定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有所勾结,他必循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懂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后退;林彪部伤亡也在千数以上。八路军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恩来在前线的鼓励。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应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官,唯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河北地区发展。一二〇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组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皮的汉奸。
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又重新被掀起来了,这是由检讨陈昌浩应负西路军失败责任开其端的。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化装逃到他的家乡湖北,企图回到鄂豫皖苏区去。抗战爆发后,他于八月间潜行来到延安。他见着我时羞惭满面,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他闲住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有时写些有关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共延安积极分子会议,检讨陈昌浩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选择这个时机来展开党内斗争,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八路军已转入敌后,抗日形势果不出他们所料。反对我的斗争虽在当年二月间已告一结束,但暗中反对我的宣传,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张闻天径指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表示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抱有右倾观念,对蒋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据他们看,足见反党分子又在新的形势下从事反党,非重重予以打击不可。
斗争陈昌浩的会议,连续举行了约一个星期。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五百余人,多数是延安以外来的小伙子,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校的党员学生,少数是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主要内容还是土匪、军阀、反党那一老套。那些党校学生往往不根据事实,任意攻击和污蔑,似乎中共的一切错误,都是出自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陈昌浩这班人,中央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为了表示抗议,没有参加最初几天的会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我曾出席作一个总的答辩。我首先指出这次检讨西路军失败经过,又牵涉到过去一、四两方面军对立的往事,真是遗憾。我说明当年红军的西进计划和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经历。陈昌浩同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红军中不但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红军也都有过惊人的贡献。四方面军在西进的艰苦战争中,牺牲惨重,一般将士,英勇奋斗,真是可歌可泣。同志们若不研究这些情况,批评一定不会中肯,许多言词都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空谈。至于两个中央的对立,我早就承认了错误,请你们相信我,为了团结,我所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我所应当承担的,而且这是早已过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战发生,也许我早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
抗战发生,我不计以往一切,挺身出来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在内,都要求我出来担负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并鼓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的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去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说,为了中共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央对立的事,请问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为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一九三〇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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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1日

附录: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进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荣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向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到;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误谬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借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其以为人民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民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廿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覆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认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事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爱护中国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诚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抑全体民族之福也。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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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admin » 2012年4月21日

我的回忆 张国焘 ,谢谢楼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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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暖气片 » 2012年4月21日

回复看一下,谢谢作者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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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肖愔 » 2012年4月24日

不知道能否下载,最好下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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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肖愔 » 2012年4月25日

就这么一点啊,还是没完呢,能否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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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8日

肖愔 写道:就这么一点啊,还是没完呢,能否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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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年4月28日

:arrow: :arrow: :arrow: 看跟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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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尸破天 » 2012年4月29日

8-) 8-) 8-) 8-) 8-)随便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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