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著
Re: 八九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著
由 消灭斧头帮 » 2012年7月1日
64：痛心疾首 中共港媒总管金尧如退党披露秘辛
打印版 圖片版 PDF【 阿波罗新闻网2007-06-06讯】
内容摘要
1. 退党不是一朝一夕决定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统领中共媒体
3. 被中共软件: 因49年前在台湾的谍报工作
4、中共有阶段性的宣传政策
5、统战的讲究(关于说动张国涛会大陆)
6、中共引蛇出洞时险送一命
7、香港中共传媒的运作
8. 64后 险些给安全部绑架回大陆
9、江泽民 三个代表
23条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阿波罗编者按：
8964之后，海外一大批包括特工，外交人员在内的中共党员与中共决裂公开声明退党。中共香港第一党报《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是这次退党大潮中的代表人物。金尧如先生是中共资深特工人员，一生经历奇特。
人称金老总的金尧如是浙江绍兴人，1923年出生，先后负责领导和组织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大陆学生运动和台湾地下党运作。一九四八年，金尧如从台湾转到香港，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员工，五十年代初，他开始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文革期间，金尧如曾被中共召回广州关押近两年，以及劳改三年半。直到文革结束，中共才将他调回香港复职《文汇报》。一九八九年，因不满中共镇压学生运动，他主导《文汇报》的社论「开天窗」，印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其后还宣告退出共产党，移居美国，但他仍经常发表文章，呼吁中共当局推行政治改革，倡导民主自由。金尧如于二零零四年初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大纪元记者郭若、鹿青霜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如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 退党不是一朝一夕决定
八九民运的时候我在香港，当时中国新华社、香港、美国，还有其他海外的电视转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舆论对民运很不利，叫学生不要破坏社会治安。当时看到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有的躺在帐篷里绝食。5月17日那天，已经后半夜了，赵紫阳到了天安门，对学生说：“我老了，我们都老了，今后的世界靠你们年轻人，中国是你们的。我希望你们今天到此为止，快点，越快越好，回到家里去，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将来建设更好的中国。”我一听，啊呀，赵紫阳这么说，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动了，事态一定很严重了。他是希望把学生保存下来，因为将来的中国需要他们。后来报纸说赵紫阳回到家里就辞职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时间我们在香港的报纸上也是一方面为赵紫阳讲话，一方面尽力支持，保护学生。按照赵紫阳的意见，希望学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吁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我每天看电视。六四那天晚上，从电视上看到坦克车从北京六部口哗哗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喊：“解放军同志啊，不要去啊，他们都是学生啊，你们不要去打！”坦克车上的解放军就朝著他们开枪。砰一枪，一个人倒了；又一枪，又一个人倒了。
那时候，北京大马路旁边有很多人在骑著单车往西走，四五辆一排，四五辆一排，不知道他们是给学生送东西吃还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产党的军队看到他们就哒哒哒哒地向他们开枪，一排排的人就那么倒下，四五个，四五个就在街上摞起来，就死在那里了。后来看到广场上的学生和工人派了几个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湾的侯德建）跟解放军谈判。这谈判很好。后来看到有人把尸体抬走，撤退开始了。看到大批学生在撤退，在逃，后面跟著解放军，有骑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见解放军从坦克上向帐篷开枪扫射，帐篷纷纷倒下，里面有没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说。我一边看一边想，这样做还得了！这是谁的军队啊？这是谁的人民啊？！当时我女儿也在旁边看，她问：“爸爸，你看，共产党的军队就这么开枪打老百姓！爸爸你还要这个党啊？”我对女儿说，“好，爸爸退党！”于是我就退出了这个党。我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呢？很多人以为我仅仅是因为六四。我讲这些是要说明我退党不是六四之后一朝一夕的决定，实际上从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开始，我对共产党是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满的。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管中资媒体
四九年全国将解放的时候，党组织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说我又不是广东人，全国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乔冠华，乔托人给我带口信说，已经把我的情况向周恩来反映，总理说不行，不能都撤回来。要我留在香港继续工作，落地生根，为党所用。
于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负责新闻界工作，管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还有香港商报，搞统战工作。也因为这样，我看到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客观。五一，五二年全国土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广东的情况我清楚。乡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关的关，杀的杀。香港有多半的人来自广东，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服。那段时间我曾经到过北京，有机会跟廖承志聊过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办事处的，他在美国三藩市长大的，他说他知道情况。那些所谓的地主，很多就是广东的农民，家里没有饭吃，没有田，过不下去了。带著一两个银圆，拎一个包包，也就是几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后一般就在地窖里面干洗衣的行业，挣到的钱不买东西吃的，吃的东西都是在美国人家里的垃圾桶里找。一个月积下二十来块美金统统寄回去，托那里的亲戚朋友买几亩地，买个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们没有剥削穷人，现在一下子都把他们当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这样打人，杀人是犯法的。那时候我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廖承志四十几岁。廖前辈的支持对我很有帮助。我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地主跟农民的关系，是农业社会里必然的一种生产关系。那个时候以农业为主，没有这种关系，谁都没饭吃。有人贫，有人富，那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把地主都干掉，地主还有孩子，他们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类，黑七类了。从那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有疑问了。
五二年开始正反肃反运动，搞了三年，把国民党的残余部队都肃清了。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是为了颠覆人民政府。要他们交代，也是关的关，枪毙的枪毙。里面有很多是当初要我们劝他们回去的，怎么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呢？怎么能算旧帐呢？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资产阶级的。临解放时很多富裕的资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泽东命令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参加联合政府。把钱带回来重新开业。政府要诚心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建设新民主主义。那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动员了很多资本家回国。
别的地方我不说，就说上海，这些资本家回国三五年后，上海的经济恢复了，政府就开始对付他们了，说他们行贿，偷税漏税，于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有的资本家只好把家产全部拿出来，政府把他们的资本当成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息（比如象对待容毅仁），那是客气的，其实公司合营两三年后国家也把他们的资产全部没收了。不客气的就把那些企业整个拿过来了，资本家都被拉去游街了。我当时想，叫我们动员他们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们杀掉，那我们怎么做啊？之后就是大跃进，那就不用说了。
3、因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软禁
六八年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到广州开会，说讨论对香港的政策问题，看香港应如何配合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当天的会议之后，广东组织会议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要照顾我，送我去住旅馆。我拿了衣服，上了车，随他到了广州东山的一个华侨住宅区。一按门铃，开门的是两夫妇，都是新华社的干部。本来很熟的，那次我跟他们寒暄他们却什么话也不说。带我去的人说广州的会我参加半天就够了，以后的会我就不用参加了。他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组织要重新审查我的情况。问我国民党在上海抓我没抓到，我跑到台湾去了；到台湾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么回事。要我住下来，好好考虑。组织上会有人跟我谈，让我把情况讲清楚。我想，哈，弄到我头上了。我怎么跑到台湾的？我是被共产党派到台湾的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怎么说我跑那去了？我逃离台湾是组织上通知我撤离的。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渗透进国民党了，国民党来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这还要怎么交代啊？就这样我在广州被软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写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广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开住。三年以后，廖承志和周恩来批示说我交代得彻底清楚了，给我平反。但是广州的军区司令丁盛认为由于我长期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工作，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说话的态度不好，要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种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随我去，孩子由我妈妈带。在那呆了两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么改造啊？农民不是因为没饭吃，拿了枪就去抢，去革命的？五七干校以后又把我弄到广东韶关附近的红工煤矿当党校校长，在那里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帮之后才调回北京。回顾起来，每次搞这种运动都是搞它个百分之几。比如全党的5％，全民的5％。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共产党搞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文革不就是一个毛泽东？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文革又死掉三千多万，多少人死了？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江泽民说法轮功是“邪教”，一句话，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说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对他?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对党中央。宪法是装饰用的，权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话就是法律。
4、中共有阶段性的宣传政策
说到共产党搞宣传的方针政策，那是有阶段性的。国内经济要恢复，工商业要上去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就宣传中国市场怎么好，政府对资本家怎么好，让海外的资本家回去。跟他们说，“你看，容毅仁，大资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里面当大官了？”搞统战也是那样，国民党有两名大人物是我统战他们回去的，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秘书长陈思远，一个是宋子文的秘书郭增恺。陈思远是五五年回国的，他们两个还好。陈当了政协副主席，现在还活著。郭增恺是政协委员。十年后陈思远把李宗仁也带回去了，李是六五年从美国纽约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洁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国治疗。好多部门讨论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兴，因为当初劝他回来的时候说好的，是自由来，自由往。来了之后不适应可以再出去。后来经过多方交涉，政府终于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经等不及了。
5、统战的讲究(关于张国涛)
当然统战也是有讲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没有用的人想回来也不让他回来。53 年张国涛想回国，他托陈独秀的儿子找到我。陈的儿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来往。我们相约到外面喝茶谈了这事。陈告诉我张老想回北京工作，与他商量找谁向中共政府传这个口信，于是两人谈起我。张知道我在共产党的地位，说：“找金先生合适。劳金先生帮忙请毛润之、周恩来先生考虑。我愿意回去工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贡献不小。我希望能够进一步为新中国尽一点力量，接受他们的领导。”话传到之后，刘少奇为这事作了批示，要张先写个检查，还要表示今后应该怎么做。毛看了满意的话就拿出来发表。实质上就是要他作个检讨，要不要他回来还不一定。张国涛不肯，这事就作罢了。其实共产党并不想张国涛回来，因为毛泽东说他没有用了。那时候张国涛在香港，后来到加拿大了。
6、中共引蛇出洞时险送一命
文汇报在上海办报的时候，总编是徐铸成。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在上海暨南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前身)做地下党工作，负责学生运动和群众组织工作。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跟徐联系，通常是直接发新闻给文汇报，由他们发表。学生运动是亲共，反国民党的，文汇报也是亲共的，他们天天派记者来访问我们，对学生运动全版全版的报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军南下的时候，国民党就把文汇报封掉了。于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组织继续办报。解放以后，文汇报在香港办的意义已经不大，就又到上海复刊。共产党把国民党给打败了，报纸的立场也得跟著转变。大公报是郑学溪的。上海的大公报起义了，香港的大公报也起义了，跟文汇报一样，起义以后都归共产党管了。遗憾的是共产党管媒体比国民党管得凶得多。大公报在上海复刊了，文汇报在上海也复刊了。徐铸成他们也回国了。
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徐听毛泽东话给政府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一直关押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获得自由，出来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后来到了香港探亲。那一次我也差一点上当，当时大鸣大放，看到上海文汇报搞得轰轰烈烈，很多人给中央提意见，给上海市委提意见，我也很兴奋，但政策规定海外不许搞。我就写信给徐铸成。我说你们文汇报办得这样我很钦佩。你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大鸣大放的旗帜举得高高的。徐将我这篇东西登了出来，收在中央内部的小参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员看。在我这篇东西之前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宣传部部长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骂大鸣大放，说这个运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之后广东省的宣传部长王匡约我面谈，我说到他办公室去，他说，不，要我到他家里谈。到了他家里，他将抽屉拉开，拿出了内部参考，问：“你有没有写过直接批评中央的大字报？”我说我还没有功夫写。他说你千万不要写，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在海外不知道，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众，再把他们打下去。就是这个宣传部长的一席话，救了我一命。
7、香港中共传媒的运作
香港的大陆传媒跟新华社是上下级的关系。香港有共产党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华社，以新华社的名义做工作，因为在香港不宜有共产党的组织。就是说香港的中方传媒受新华社领导，也就是受共产党工委领导。九七香港回归以后，工委搬出来成立了中联办。那时候我是香港工委新闻宣传战线的党委书记，主要管这四个报纸兼统战工作。当时新闻处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国的需要，讲好话，报喜不报忧。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稍微批评一下都不敢，其实就相当于香港人民日报。
8。64后 险些给安全部绑架回大陆
事实证明马克思理论是错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这样，基层也是这样。现在在中国的国家机关里的干部、知识分子，私下里哪一个不在骂？但他们还要吃饭呀。六四时期我的小女儿从洛杉矶时报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运，反对镇压学生的头头，并看到文汇报以及我支持民运的报道。她都很害怕，马上跟我通电话，我说没有关系。后来我仔细想想，觉得还是避一避为好，因为当时李鹏已经下令要把我绑回去。国安部那个时候叫安全部，他们在新华社的人就请我吃饭。当时有两个方案。因为我爱喝酒，要把我灌醉。一个方案是等吃过饭，我也醉了，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在罗湖关口还没关门之前用车将我送到深圳罗湖，如果来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陆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轮船上。都安排好了，让我在船里面睡觉，门一关，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装上船，第二天早上8点就到广州了。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给我的。
9、江泽民 三个代表 23条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现在共产党又搞出所谓的“三个代表”，这个理论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个代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谁代表的？美国的生产力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高度发展了，他敢说是共产党代表的吗？至于新的文化思想，共产党代表了什么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对，自由也反对，人权也反对！现今的科学、民主思想发展都在美国，都在欧州。实际上江泽民是不能丢掉这个招牌，他只是打著这个招牌，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关于香港要订立23条立法的原因，是共产党害怕香港这个自由港。香港有言论自由，对大陆情况知道得多，媒介报导得多。如果一失控，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抗议，媒体消息一发就发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国家机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这样做是为镇压做准备，使你不敢动，你一动，他就用23条把你压下去。我们当然希望23条不要通过。不过主要问题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华要搞23条，是江泽民一定要搞。
===============
RFA：已故名报人金尧如的长女金虹谈父亲遗作《金尧如 香江五十年忆往》
金尧如早在1998年在香港出版一本著作名为《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 : 金尧如五十年香江忆往》，详细记述了他在香港的五十年间，中共对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变。金尧如去逝后，他的家人再将这本书的内容整理及加入了廿多篇亲友悼念金尧如的文章，重新发行，书名定为《金尧如五十年香江忆往》，这本书的其中一名统筹就是金尧如的长女金虹，那么这两个版本的金尧如遗作当年是如何构思出来的呢？
金虹表示，主要是由于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大陆官员对香港问题时常摆出强硬态度，恶形恶相，令父亲深感担忧，他回忆以往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人主管香港政策时，是本著平等开放，求同存异的态度，并非横蛮逞凶，所以他决定把自己耳闻见睹中共对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变写出来，希望当时的中共领导层有所改进。由于该书九八年出版较为仓卒，有不少错漏，在父亲逝世后，家人决定重新整理该书及加上一些亲友的悼念文章，让读者可从别人的评价中认识他父亲的为人。而再版另一个目的，就是为金尧如基金筹款，推动香港新闻自由，这是与他父亲多年同事兼好友程翔提出的建议，金虹的兄弟姐妹都希望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出一分力。
在这本书中，不少悼念金尧如的文章都称赞金尧如是一个不畏强权，勇于反省，真诚追求民主人权的老报人，那么在女儿金虹眼中，年青时就追随共产党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路线呢？金虹觉得父亲的思想是在文革后期出现转变，他六八年被中共召回广州审查和关在五七干校劳教后，令他反思了很多问题，期间他又与很多新旧朋友接触，了解到中共建国以来种种政治运动的祸害，对共产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移居美国后，彷佛又回到年青时期追求革命理想的年代，笔耕不绝，对中共的专制独裁作出深刻的批判
今天金虹除了带来金尧如这本遗作，还带来了她父亲生前一首很喜爱的歌曲跟我们一起分享，这首就是著名美国民谣Old Black Joe，中文译为老黑爵，是美国十九世纪中期著名作曲家史蒂芬．佛斯特的作品，以此怀念一位跟他感情很要好的黑奴，这首歌其后成为南北战争期间盛行于黑人社群的抒情歌曲。金虹说，在五十年代她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唱这歌，新年时家庭成员要表演节目时，他照例必唱这首歌，此歌表达了美国南方黑奴刻苦辛劳的生活面?，父亲年青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外文系大学生，他喜欢此歌反映了他关心弱势贫困民众的情怀。金虹说，父亲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和执著，最令他怀念，父亲生前曾问她，自己毕生跟随共产党追求理想，但理想至今没有实现，反而前眼出现众多贪污腐败的问题，他这一生是否曲曲折折的还是走错了路？金虹当时觉得很难过，最近有位七十八岁老人在香港的报章刊登全版广告，提问到什么时候才看到普选来临，不禁令他想起已故的父亲，当有一天，民主自由真正降临中国大地时，她一定会到父亲墓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DJY/RFA本文网址：
https://www.aboluowang.com/news/2007/0606/-22807.html
打印版 圖片版 PDF【 阿波罗新闻网2007-06-06讯】
内容摘要
1. 退党不是一朝一夕决定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统领中共媒体
3. 被中共软件: 因49年前在台湾的谍报工作
4、中共有阶段性的宣传政策
5、统战的讲究(关于说动张国涛会大陆)
6、中共引蛇出洞时险送一命
7、香港中共传媒的运作
8. 64后 险些给安全部绑架回大陆
9、江泽民 三个代表
23条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阿波罗编者按：
8964之后，海外一大批包括特工，外交人员在内的中共党员与中共决裂公开声明退党。中共香港第一党报《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是这次退党大潮中的代表人物。金尧如先生是中共资深特工人员，一生经历奇特。
人称金老总的金尧如是浙江绍兴人，1923年出生，先后负责领导和组织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大陆学生运动和台湾地下党运作。一九四八年，金尧如从台湾转到香港，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员工，五十年代初，他开始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文革期间，金尧如曾被中共召回广州关押近两年，以及劳改三年半。直到文革结束，中共才将他调回香港复职《文汇报》。一九八九年，因不满中共镇压学生运动，他主导《文汇报》的社论「开天窗」，印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其后还宣告退出共产党，移居美国，但他仍经常发表文章，呼吁中共当局推行政治改革，倡导民主自由。金尧如于二零零四年初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大纪元记者郭若、鹿青霜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如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 退党不是一朝一夕决定
八九民运的时候我在香港，当时中国新华社、香港、美国，还有其他海外的电视转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舆论对民运很不利，叫学生不要破坏社会治安。当时看到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有的躺在帐篷里绝食。5月17日那天，已经后半夜了，赵紫阳到了天安门，对学生说：“我老了，我们都老了，今后的世界靠你们年轻人，中国是你们的。我希望你们今天到此为止，快点，越快越好，回到家里去，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将来建设更好的中国。”我一听，啊呀，赵紫阳这么说，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动了，事态一定很严重了。他是希望把学生保存下来，因为将来的中国需要他们。后来报纸说赵紫阳回到家里就辞职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时间我们在香港的报纸上也是一方面为赵紫阳讲话，一方面尽力支持，保护学生。按照赵紫阳的意见，希望学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吁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我每天看电视。六四那天晚上，从电视上看到坦克车从北京六部口哗哗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喊：“解放军同志啊，不要去啊，他们都是学生啊，你们不要去打！”坦克车上的解放军就朝著他们开枪。砰一枪，一个人倒了；又一枪，又一个人倒了。
那时候，北京大马路旁边有很多人在骑著单车往西走，四五辆一排，四五辆一排，不知道他们是给学生送东西吃还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产党的军队看到他们就哒哒哒哒地向他们开枪，一排排的人就那么倒下，四五个，四五个就在街上摞起来，就死在那里了。后来看到广场上的学生和工人派了几个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湾的侯德建）跟解放军谈判。这谈判很好。后来看到有人把尸体抬走，撤退开始了。看到大批学生在撤退，在逃，后面跟著解放军，有骑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见解放军从坦克上向帐篷开枪扫射，帐篷纷纷倒下，里面有没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说。我一边看一边想，这样做还得了！这是谁的军队啊？这是谁的人民啊？！当时我女儿也在旁边看，她问：“爸爸，你看，共产党的军队就这么开枪打老百姓！爸爸你还要这个党啊？”我对女儿说，“好，爸爸退党！”于是我就退出了这个党。我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呢？很多人以为我仅仅是因为六四。我讲这些是要说明我退党不是六四之后一朝一夕的决定，实际上从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开始，我对共产党是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满的。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管中资媒体
四九年全国将解放的时候，党组织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说我又不是广东人，全国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乔冠华，乔托人给我带口信说，已经把我的情况向周恩来反映，总理说不行，不能都撤回来。要我留在香港继续工作，落地生根，为党所用。
于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负责新闻界工作，管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还有香港商报，搞统战工作。也因为这样，我看到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客观。五一，五二年全国土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广东的情况我清楚。乡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关的关，杀的杀。香港有多半的人来自广东，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服。那段时间我曾经到过北京，有机会跟廖承志聊过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办事处的，他在美国三藩市长大的，他说他知道情况。那些所谓的地主，很多就是广东的农民，家里没有饭吃，没有田，过不下去了。带著一两个银圆，拎一个包包，也就是几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后一般就在地窖里面干洗衣的行业，挣到的钱不买东西吃的，吃的东西都是在美国人家里的垃圾桶里找。一个月积下二十来块美金统统寄回去，托那里的亲戚朋友买几亩地，买个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们没有剥削穷人，现在一下子都把他们当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这样打人，杀人是犯法的。那时候我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廖承志四十几岁。廖前辈的支持对我很有帮助。我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地主跟农民的关系，是农业社会里必然的一种生产关系。那个时候以农业为主，没有这种关系，谁都没饭吃。有人贫，有人富，那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把地主都干掉，地主还有孩子，他们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类，黑七类了。从那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有疑问了。
五二年开始正反肃反运动，搞了三年，把国民党的残余部队都肃清了。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是为了颠覆人民政府。要他们交代，也是关的关，枪毙的枪毙。里面有很多是当初要我们劝他们回去的，怎么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呢？怎么能算旧帐呢？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资产阶级的。临解放时很多富裕的资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泽东命令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参加联合政府。把钱带回来重新开业。政府要诚心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建设新民主主义。那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动员了很多资本家回国。
别的地方我不说，就说上海，这些资本家回国三五年后，上海的经济恢复了，政府就开始对付他们了，说他们行贿，偷税漏税，于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有的资本家只好把家产全部拿出来，政府把他们的资本当成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息（比如象对待容毅仁），那是客气的，其实公司合营两三年后国家也把他们的资产全部没收了。不客气的就把那些企业整个拿过来了，资本家都被拉去游街了。我当时想，叫我们动员他们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们杀掉，那我们怎么做啊？之后就是大跃进，那就不用说了。
3、因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软禁
六八年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到广州开会，说讨论对香港的政策问题，看香港应如何配合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当天的会议之后，广东组织会议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要照顾我，送我去住旅馆。我拿了衣服，上了车，随他到了广州东山的一个华侨住宅区。一按门铃，开门的是两夫妇，都是新华社的干部。本来很熟的，那次我跟他们寒暄他们却什么话也不说。带我去的人说广州的会我参加半天就够了，以后的会我就不用参加了。他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组织要重新审查我的情况。问我国民党在上海抓我没抓到，我跑到台湾去了；到台湾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么回事。要我住下来，好好考虑。组织上会有人跟我谈，让我把情况讲清楚。我想，哈，弄到我头上了。我怎么跑到台湾的？我是被共产党派到台湾的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怎么说我跑那去了？我逃离台湾是组织上通知我撤离的。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渗透进国民党了，国民党来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这还要怎么交代啊？就这样我在广州被软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写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广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开住。三年以后，廖承志和周恩来批示说我交代得彻底清楚了，给我平反。但是广州的军区司令丁盛认为由于我长期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工作，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说话的态度不好，要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种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随我去，孩子由我妈妈带。在那呆了两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么改造啊？农民不是因为没饭吃，拿了枪就去抢，去革命的？五七干校以后又把我弄到广东韶关附近的红工煤矿当党校校长，在那里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帮之后才调回北京。回顾起来，每次搞这种运动都是搞它个百分之几。比如全党的5％，全民的5％。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共产党搞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文革不就是一个毛泽东？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文革又死掉三千多万，多少人死了？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江泽民说法轮功是“邪教”，一句话，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说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对他?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对党中央。宪法是装饰用的，权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话就是法律。
4、中共有阶段性的宣传政策
说到共产党搞宣传的方针政策，那是有阶段性的。国内经济要恢复，工商业要上去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就宣传中国市场怎么好，政府对资本家怎么好，让海外的资本家回去。跟他们说，“你看，容毅仁，大资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里面当大官了？”搞统战也是那样，国民党有两名大人物是我统战他们回去的，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秘书长陈思远，一个是宋子文的秘书郭增恺。陈思远是五五年回国的，他们两个还好。陈当了政协副主席，现在还活著。郭增恺是政协委员。十年后陈思远把李宗仁也带回去了，李是六五年从美国纽约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洁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国治疗。好多部门讨论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兴，因为当初劝他回来的时候说好的，是自由来，自由往。来了之后不适应可以再出去。后来经过多方交涉，政府终于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经等不及了。
5、统战的讲究(关于张国涛)
当然统战也是有讲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没有用的人想回来也不让他回来。53 年张国涛想回国，他托陈独秀的儿子找到我。陈的儿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来往。我们相约到外面喝茶谈了这事。陈告诉我张老想回北京工作，与他商量找谁向中共政府传这个口信，于是两人谈起我。张知道我在共产党的地位，说：“找金先生合适。劳金先生帮忙请毛润之、周恩来先生考虑。我愿意回去工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贡献不小。我希望能够进一步为新中国尽一点力量，接受他们的领导。”话传到之后，刘少奇为这事作了批示，要张先写个检查，还要表示今后应该怎么做。毛看了满意的话就拿出来发表。实质上就是要他作个检讨，要不要他回来还不一定。张国涛不肯，这事就作罢了。其实共产党并不想张国涛回来，因为毛泽东说他没有用了。那时候张国涛在香港，后来到加拿大了。
6、中共引蛇出洞时险送一命
文汇报在上海办报的时候，总编是徐铸成。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在上海暨南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前身)做地下党工作，负责学生运动和群众组织工作。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跟徐联系，通常是直接发新闻给文汇报，由他们发表。学生运动是亲共，反国民党的，文汇报也是亲共的，他们天天派记者来访问我们，对学生运动全版全版的报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军南下的时候，国民党就把文汇报封掉了。于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组织继续办报。解放以后，文汇报在香港办的意义已经不大，就又到上海复刊。共产党把国民党给打败了，报纸的立场也得跟著转变。大公报是郑学溪的。上海的大公报起义了，香港的大公报也起义了，跟文汇报一样，起义以后都归共产党管了。遗憾的是共产党管媒体比国民党管得凶得多。大公报在上海复刊了，文汇报在上海也复刊了。徐铸成他们也回国了。
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徐听毛泽东话给政府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一直关押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获得自由，出来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后来到了香港探亲。那一次我也差一点上当，当时大鸣大放，看到上海文汇报搞得轰轰烈烈，很多人给中央提意见，给上海市委提意见，我也很兴奋，但政策规定海外不许搞。我就写信给徐铸成。我说你们文汇报办得这样我很钦佩。你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大鸣大放的旗帜举得高高的。徐将我这篇东西登了出来，收在中央内部的小参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员看。在我这篇东西之前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宣传部部长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骂大鸣大放，说这个运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之后广东省的宣传部长王匡约我面谈，我说到他办公室去，他说，不，要我到他家里谈。到了他家里，他将抽屉拉开，拿出了内部参考，问：“你有没有写过直接批评中央的大字报？”我说我还没有功夫写。他说你千万不要写，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在海外不知道，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众，再把他们打下去。就是这个宣传部长的一席话，救了我一命。
7、香港中共传媒的运作
香港的大陆传媒跟新华社是上下级的关系。香港有共产党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华社，以新华社的名义做工作，因为在香港不宜有共产党的组织。就是说香港的中方传媒受新华社领导，也就是受共产党工委领导。九七香港回归以后，工委搬出来成立了中联办。那时候我是香港工委新闻宣传战线的党委书记，主要管这四个报纸兼统战工作。当时新闻处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国的需要，讲好话，报喜不报忧。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稍微批评一下都不敢，其实就相当于香港人民日报。
8。64后 险些给安全部绑架回大陆
事实证明马克思理论是错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这样，基层也是这样。现在在中国的国家机关里的干部、知识分子，私下里哪一个不在骂？但他们还要吃饭呀。六四时期我的小女儿从洛杉矶时报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运，反对镇压学生的头头，并看到文汇报以及我支持民运的报道。她都很害怕，马上跟我通电话，我说没有关系。后来我仔细想想，觉得还是避一避为好，因为当时李鹏已经下令要把我绑回去。国安部那个时候叫安全部，他们在新华社的人就请我吃饭。当时有两个方案。因为我爱喝酒，要把我灌醉。一个方案是等吃过饭，我也醉了，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在罗湖关口还没关门之前用车将我送到深圳罗湖，如果来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陆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轮船上。都安排好了，让我在船里面睡觉，门一关，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装上船，第二天早上8点就到广州了。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给我的。
9、江泽民 三个代表 23条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现在共产党又搞出所谓的“三个代表”，这个理论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个代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谁代表的？美国的生产力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高度发展了，他敢说是共产党代表的吗？至于新的文化思想，共产党代表了什么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对，自由也反对，人权也反对！现今的科学、民主思想发展都在美国，都在欧州。实际上江泽民是不能丢掉这个招牌，他只是打著这个招牌，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关于香港要订立23条立法的原因，是共产党害怕香港这个自由港。香港有言论自由，对大陆情况知道得多，媒介报导得多。如果一失控，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抗议，媒体消息一发就发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国家机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这样做是为镇压做准备，使你不敢动，你一动，他就用23条把你压下去。我们当然希望23条不要通过。不过主要问题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华要搞23条，是江泽民一定要搞。
===============
RFA：已故名报人金尧如的长女金虹谈父亲遗作《金尧如 香江五十年忆往》
金尧如早在1998年在香港出版一本著作名为《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 : 金尧如五十年香江忆往》，详细记述了他在香港的五十年间，中共对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变。金尧如去逝后，他的家人再将这本书的内容整理及加入了廿多篇亲友悼念金尧如的文章，重新发行，书名定为《金尧如五十年香江忆往》，这本书的其中一名统筹就是金尧如的长女金虹，那么这两个版本的金尧如遗作当年是如何构思出来的呢？
金虹表示，主要是由于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大陆官员对香港问题时常摆出强硬态度，恶形恶相，令父亲深感担忧，他回忆以往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人主管香港政策时，是本著平等开放，求同存异的态度，并非横蛮逞凶，所以他决定把自己耳闻见睹中共对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变写出来，希望当时的中共领导层有所改进。由于该书九八年出版较为仓卒，有不少错漏，在父亲逝世后，家人决定重新整理该书及加上一些亲友的悼念文章，让读者可从别人的评价中认识他父亲的为人。而再版另一个目的，就是为金尧如基金筹款，推动香港新闻自由，这是与他父亲多年同事兼好友程翔提出的建议，金虹的兄弟姐妹都希望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出一分力。
在这本书中，不少悼念金尧如的文章都称赞金尧如是一个不畏强权，勇于反省，真诚追求民主人权的老报人，那么在女儿金虹眼中，年青时就追随共产党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路线呢？金虹觉得父亲的思想是在文革后期出现转变，他六八年被中共召回广州审查和关在五七干校劳教后，令他反思了很多问题，期间他又与很多新旧朋友接触，了解到中共建国以来种种政治运动的祸害，对共产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移居美国后，彷佛又回到年青时期追求革命理想的年代，笔耕不绝，对中共的专制独裁作出深刻的批判
今天金虹除了带来金尧如这本遗作，还带来了她父亲生前一首很喜爱的歌曲跟我们一起分享，这首就是著名美国民谣Old Black Joe，中文译为老黑爵，是美国十九世纪中期著名作曲家史蒂芬．佛斯特的作品，以此怀念一位跟他感情很要好的黑奴，这首歌其后成为南北战争期间盛行于黑人社群的抒情歌曲。金虹说，在五十年代她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唱这歌，新年时家庭成员要表演节目时，他照例必唱这首歌，此歌表达了美国南方黑奴刻苦辛劳的生活面?，父亲年青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外文系大学生，他喜欢此歌反映了他关心弱势贫困民众的情怀。金虹说，父亲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和执著，最令他怀念，父亲生前曾问她，自己毕生跟随共产党追求理想，但理想至今没有实现，反而前眼出现众多贪污腐败的问题，他这一生是否曲曲折折的还是走错了路？金虹当时觉得很难过，最近有位七十八岁老人在香港的报章刊登全版广告，提问到什么时候才看到普选来临，不禁令他想起已故的父亲，当有一天，民主自由真正降临中国大地时，她一定会到父亲墓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DJY/RFA本文网址：
https://www.aboluowang.com/news/2007/0606/-22807.html
Re: 八九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著
由 共鏟党扑街 » 2012年7月13日
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 而是不灭的希望
北京这一夜
子夜（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长总编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共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匾玮曭漱@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共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共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共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共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
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毕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他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的希望。
相关文章
- 平反[六四]：始于呐喊，终于揣度..（广东）野火
- 是否需要对六四的不足进行探讨？..六月血
- 回顾历史，建构行动者理性-王军涛
- 真相与和解-刘劭夫
- 六四二十三周年祭，重提北京学生七点要求..彭涛
作 者 :子夜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2年7月12日18:50
北京这一夜
子夜（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长总编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共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匾玮曭漱@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共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共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共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共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
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毕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他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的希望。
相关文章
- 平反[六四]：始于呐喊，终于揣度..（广东）野火
- 是否需要对六四的不足进行探讨？..六月血
- 回顾历史，建构行动者理性-王军涛
- 真相与和解-刘劭夫
- 六四二十三周年祭，重提北京学生七点要求..彭涛
作 者 :子夜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2年7月12日18:50
Re: 八九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著
由 别问我是谁 » 2012年11月18日
王炳章「不自杀」声明
发言人: 王金環, on 11/17/2012 10:30:00 AM 显示／隐藏图片 显示／隐藏文字
王炳章
王炳章「不自杀」声明
编者按：今天，王炳章的姐姐王金环发布：王炳章“不自杀”声明，我们认为非常必要，也道出了王炳章的心声。诚如他姐姐所说：“王炳章和李旺阳一样，因为信念坚定，因为坚韧不屈，早就被中共视为「眼中钉」，因此我們担心中共可能染把染滿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獄中用卑鄙的手段殺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祸于「自杀」。”
王炳章弃医从政舍却了灿烂的前途，在海外竖起民主反对派的大旗，功不可没。王炳章一心要从事的是中国民主运动而不是“海外民运”。在《中国之春》和 “团结联盟”时期，王炳章不断在国内发展盟员，派遣海外盟员回国推动民主运动，不仅从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支持国内受难的民运人士。
1998年成功的闯关回国，推动组织全国性反对党。2002年王炳章在中越边境被绑架到国内，判处无期徒刑。
因此，王炳章不仅仅是“信念坚定”、“坚韧不屈”，而且是不断采取实际行动挑动中共神经，从《中国之春》、中国民联，到推动组党，始终在挑战中共统治的实干家。
有传言说：乔石放言，不在乎“海外民运”，但中共当局却非常在乎王炳章，要把他绑架回去，要判他无期徒刑。
但我们相信：作为基督徒的王炳章，作为献身民主事业的王炳章，既使被关在监狱，身患多种疾病，“也从未泄泻气，始终相信中国终有一天将实行民主。”我们要代他再重申一遍：绝不自杀！终结中共一党专制已经为期不远！
各位朋友：
我叫王金環，
是中國著名民運人士王炳章博士的姐姐。
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人神共憤的慘事。
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在六四事件之後，前后兩次坐牢共二十二年。在監獄折磨下，李旺陽雙眼失明，雙耳失聰，連走路也需要人扶。但他沒有向強權屈服， 人稱六四硬漢。在今年六四之前，李旺陽接受了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重申追求民主即使遭「砍頭也不回頭」。李旺陽的浩然正氣，遭到中國當局的瘋狂報復，並死在醫院病房。
從死亡現場照片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被人殺死後，再被懸吊在病房窗前，但當局卻指李旺陽是「自殺」，並強行搶屍並火速焚屍，企圖毀屍滅跡。
李旺陽之死，各界嘩然。並令世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民怨沸騰的中國，政府為了所謂的維穩，不惜突破人性作惡的底線，暗殺一個嚴重殘疾的公民，暗殺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病患！
事實上，中共的卑鄙無恥並不自李旺陽始。在10年前的6月27日，中國視國際法於無物，為了追殺我弟弟王炳章，多名特工偷偷潛入越南，最後把我的 弟弟王炳章綁架，並偷運進中國境內。最後，無恥的中共當局，竟然以「台灣間諜」和「組織恐怖組織」等莫須有的罪名，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
王炳章是中美建交後，中國首批送往北美的公費留學生，他也是首個在北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留學生。王炳章成長在中國執政當局最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 時期，從小就關注著中國的前途，人民的命運。畢業之後，王炳章「棄醫從運」，投入到民主救中國的運動之中，並在1980年代初，先後創辦第一本海外民運雜誌《中國之春》，和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30多年來，儘管時事變幻，海外民運潮漲潮落，但王炳章從未改變信念。既使被關在監獄，身患多種疾病，王炳章也從未泄氣，始終相信中國終有一天將實現民主。
然而，中共的殘暴毒辣已經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尤其是李旺陽事件發生後，聯想到最近數年發生的一系列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不可思議的「被死亡」事件，作為王炳章的家人，令我們家人非常擔心同類事件重演。
王炳章和李旺陽一樣，因為信念堅定，因為堅韌不屈，早就被中共視為「眼中釘」，因此我們擔心中共可能會把染滿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獄中用卑鄙的手段殺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禍於「自殺」。
由於王炳章囚禁在黑獄之中，不能向外界表態。經過慎重的考慮，我們家人決定代王炳章發表他的「不自殺」聲明：
一，聖經說：不可殺人。自殺也是殺人。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會尊從上帝的教誨，無論處於怎樣的劣境和非人的折磨，我永遠都不會自殺。
二，中國的民運之路即漫長又艱辛，三十年多來，無論民運處於什麼樣的低潮，我都從未失望，也從未放棄。我會繼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哪怕把牢底坐穿。
三，中國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共的專制統治已走到窮途末路，在不遠的將來必將淹沒在十多億中國人民仇恨的怒火之中。
四，天佑中華！
6年前，我們的父親因病去世，他去世前唯一的心願，便是希望能再見兒子王炳章最後一面。但是，無論怎樣呼籲，中共當局始終未能高抬貴手。我們的老父親最後只能含恨而逝。
去年年底，我們的媽媽去世。在我媽媽去世前一個月，我弟弟王炳武曾前往廣東韶關監獄探望王炳章，這個曾被單獨囚禁達九年的硬漢子，獲知我母親病危的消息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是一個勁地失聲痛哭。
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對於父母的養育之恩，可憐的王炳章，只能以苦淚相報。
三十多年過去了，王炳章也已是65歲的花甲之齡。他當年放棄了大好的專業前程，奮不顧身地走上了坎坷的民運之路，到現在已經犧牲太多太多。
作為他的姐姐，在這裏，我要大聲呼籲北京當局，馬上釋放王炳章，「還我弟弟王炳章」。
同時，我要再次重申，為了爭取王炳章早日獲釋，我將不惜拼了這把老骨頭，不定期地來到這裏，抗議中國政府的冷酷和殘暴，抗議中共的喪盡天良。
謝謝大家！
王金環
2012年6月20日
发言人: 王金環, on 11/17/2012 10:30:00 AM 显示／隐藏图片 显示／隐藏文字
王炳章
王炳章「不自杀」声明
编者按：今天，王炳章的姐姐王金环发布：王炳章“不自杀”声明，我们认为非常必要，也道出了王炳章的心声。诚如他姐姐所说：“王炳章和李旺阳一样，因为信念坚定，因为坚韧不屈，早就被中共视为「眼中钉」，因此我們担心中共可能染把染滿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獄中用卑鄙的手段殺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祸于「自杀」。”
王炳章弃医从政舍却了灿烂的前途，在海外竖起民主反对派的大旗，功不可没。王炳章一心要从事的是中国民主运动而不是“海外民运”。在《中国之春》和 “团结联盟”时期，王炳章不断在国内发展盟员，派遣海外盟员回国推动民主运动，不仅从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支持国内受难的民运人士。
1998年成功的闯关回国，推动组织全国性反对党。2002年王炳章在中越边境被绑架到国内，判处无期徒刑。
因此，王炳章不仅仅是“信念坚定”、“坚韧不屈”，而且是不断采取实际行动挑动中共神经，从《中国之春》、中国民联，到推动组党，始终在挑战中共统治的实干家。
有传言说：乔石放言，不在乎“海外民运”，但中共当局却非常在乎王炳章，要把他绑架回去，要判他无期徒刑。
但我们相信：作为基督徒的王炳章，作为献身民主事业的王炳章，既使被关在监狱，身患多种疾病，“也从未泄泻气，始终相信中国终有一天将实行民主。”我们要代他再重申一遍：绝不自杀！终结中共一党专制已经为期不远！
各位朋友：
我叫王金環，
是中國著名民運人士王炳章博士的姐姐。
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人神共憤的慘事。
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在六四事件之後，前后兩次坐牢共二十二年。在監獄折磨下，李旺陽雙眼失明，雙耳失聰，連走路也需要人扶。但他沒有向強權屈服， 人稱六四硬漢。在今年六四之前，李旺陽接受了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重申追求民主即使遭「砍頭也不回頭」。李旺陽的浩然正氣，遭到中國當局的瘋狂報復，並死在醫院病房。
從死亡現場照片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被人殺死後，再被懸吊在病房窗前，但當局卻指李旺陽是「自殺」，並強行搶屍並火速焚屍，企圖毀屍滅跡。
李旺陽之死，各界嘩然。並令世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民怨沸騰的中國，政府為了所謂的維穩，不惜突破人性作惡的底線，暗殺一個嚴重殘疾的公民，暗殺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病患！
事實上，中共的卑鄙無恥並不自李旺陽始。在10年前的6月27日，中國視國際法於無物，為了追殺我弟弟王炳章，多名特工偷偷潛入越南，最後把我的 弟弟王炳章綁架，並偷運進中國境內。最後，無恥的中共當局，竟然以「台灣間諜」和「組織恐怖組織」等莫須有的罪名，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
王炳章是中美建交後，中國首批送往北美的公費留學生，他也是首個在北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留學生。王炳章成長在中國執政當局最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 時期，從小就關注著中國的前途，人民的命運。畢業之後，王炳章「棄醫從運」，投入到民主救中國的運動之中，並在1980年代初，先後創辦第一本海外民運雜誌《中國之春》，和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30多年來，儘管時事變幻，海外民運潮漲潮落，但王炳章從未改變信念。既使被關在監獄，身患多種疾病，王炳章也從未泄氣，始終相信中國終有一天將實現民主。
然而，中共的殘暴毒辣已經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尤其是李旺陽事件發生後，聯想到最近數年發生的一系列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不可思議的「被死亡」事件，作為王炳章的家人，令我們家人非常擔心同類事件重演。
王炳章和李旺陽一樣，因為信念堅定，因為堅韌不屈，早就被中共視為「眼中釘」，因此我們擔心中共可能會把染滿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獄中用卑鄙的手段殺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禍於「自殺」。
由於王炳章囚禁在黑獄之中，不能向外界表態。經過慎重的考慮，我們家人決定代王炳章發表他的「不自殺」聲明：
一，聖經說：不可殺人。自殺也是殺人。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會尊從上帝的教誨，無論處於怎樣的劣境和非人的折磨，我永遠都不會自殺。
二，中國的民運之路即漫長又艱辛，三十年多來，無論民運處於什麼樣的低潮，我都從未失望，也從未放棄。我會繼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哪怕把牢底坐穿。
三，中國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共的專制統治已走到窮途末路，在不遠的將來必將淹沒在十多億中國人民仇恨的怒火之中。
四，天佑中華！
6年前，我們的父親因病去世，他去世前唯一的心願，便是希望能再見兒子王炳章最後一面。但是，無論怎樣呼籲，中共當局始終未能高抬貴手。我們的老父親最後只能含恨而逝。
去年年底，我們的媽媽去世。在我媽媽去世前一個月，我弟弟王炳武曾前往廣東韶關監獄探望王炳章，這個曾被單獨囚禁達九年的硬漢子，獲知我母親病危的消息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是一個勁地失聲痛哭。
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對於父母的養育之恩，可憐的王炳章，只能以苦淚相報。
三十多年過去了，王炳章也已是65歲的花甲之齡。他當年放棄了大好的專業前程，奮不顧身地走上了坎坷的民運之路，到現在已經犧牲太多太多。
作為他的姐姐，在這裏，我要大聲呼籲北京當局，馬上釋放王炳章，「還我弟弟王炳章」。
同時，我要再次重申，為了爭取王炳章早日獲釋，我將不惜拼了這把老骨頭，不定期地來到這裏，抗議中國政府的冷酷和殘暴，抗議中共的喪盡天良。
謝謝大家！
王金環
2012年6月20日
Re: 八九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著
由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5年3月24日
人民日报暗示六四屠城 许多记者保留未来审判证据 图
——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3-24 讯】
作者：子夜
放大字缩小字打印版 圖片版 PDF
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六四事件期间，人民日报记者手持横幅上街声援学生
社长总编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必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选自《世界周刊》
——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3-24 讯】
作者：子夜
放大字缩小字打印版 圖片版 PDF
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六四事件期间，人民日报记者手持横幅上街声援学生
社长总编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必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选自《世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