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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临终前忏悟：“历史的误会”(图)
2010-12-02 20:39
来源： 大紀元


瞿秋白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瞿秋白传》中写道：“瞿秋白的故事，在某些方面颇有点近似‘浮士德与魔鬼’的故事，瞿秋白，本是个善良的知识份子，只因为要满足个人的某种欲望，被魔鬼知道了，于是魔鬼就要他交出了自己的灵魂。”
瞿秋白（1899～1935）是继中共第一批领导人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35年5月17日至22日，他在临终前完成了《多余的话》的自我告白：当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这“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表明了瞿秋白公开脱共的立场，他从魔鬼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灵魂。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被称为“惊世骇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篇“供批判用”的文章被称为“瞿秋白叛党宣言书（自白书）”。
当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在“代序”中说：“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瞿秋白说，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是“更重要的误会”
瞿秋白在“我与马克思主义”章节中坦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份：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份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
“……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甚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瞿秋白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剧”。他在最后的“告别”中写道：“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司马璐：慎重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史学家司马璐的笔下，瞿秋白的人生不是“一出滑稽剧”，而是一个“大悲剧”。
司马璐在《瞿秋白传》中说，瞿秋白走了一生冤枉的路，他的最大的悲哀是：他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他的党要他同自由主义作战；他是一个具有人情味和温情主义气质的人，他的党要他同这些非布尔甚维克的意识作战；他是一个竭力想做君子的人，然而，他的党，一个极权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为了党的利益，任何肮脏的手段，都是被认为合理的；那些当面称“亲爱的同志”，背地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排挤摩擦，过河拆桥，在党内，在同志间是习以为常的；这个党，人与人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只讲政治利害与利用，一个“职业革命家”，必须冷酷地，无情地扼杀自己的人格与个性。瞿秋白偏偏是个重感情、重道义的人……
司马璐写道：“瞿秋白最后的觉醒，虽然来不及挽救他的生命。但是，他的一生的故事，他在临死前所说的一些极其沉痛的忏语，对于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识份子，慎重选择自己的道路，极有意义。中国的左翼青年们，瞿秋白的故事，在很多方面，不正是你自己的影子﹖”
在《瞿秋白传》的结语中，司马璐发出呐喊：“希望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不再出现了。”

此书可以跟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相对照着看

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读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作者：余杰

近 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关于延安整风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有两本，一本是大陆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本是台湾学者陈 永发的《延安的阴影》。前者以毛丄泽东在中丄共党内的崛起为主线，从井冈山、瑞金、长征到延安，剥茧抽丝地揭示了毛丄泽东如何通过逐步实现对军权和秘密特 务系统 的绝地控制，从而战胜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张国涛、王明等党内的竞争对手，在中丄共夺取政权之前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言九鼎、无人制约的领袖。另一 方 面，通过延安整风，毛全面清除了中丄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丄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丄共的“俄化”气质，进而将中丄共变成其私人政党、将毛丄泽东思 想变成最高 的、也是惟一的意识形态，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后者则更多从延安整风过程中的一些个案入手，如 王实味“托派、日本特兼国特”案、张克勤“红旗党”案等，分析了整风、审干、反特等一套毛丄泽东发明的独一无二的政治迫害技术是如何形成的，这套技术又是 怎 样成功地消灭党内所有的不同意见——毛丄泽东根据由整风得来的人事资料和档案系统，审查和控制从同僚到基层党员的每一个人，彻底解决了所谓“两条心”和 “半 条心”的问题，实现了近代中国皇权崩溃以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梦寐以求、却无法达成的“无冕帝王”的梦想。

直到今天，官方 史学 部分否定文革，却仍然将延安整风当作胜利的经验来宣扬和效法。其实，不否定延安整风，就无法从根子上否定文革。反之，肯定延安整风，也就意味着文革的毒素 仍然潜伏在中丄共的现行政体之内。我曾经撰文将延安整风称之为“前文革时代”，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看待中丄共党史，就不会天真到认为“中丄共是在文革之后 才发展 成独裁政党的”。其实，文革不是中丄共的“分水岭”，反右也不是，甚至一九四九年中丄共建立新政权也不是。中丄共从一建立的时候起便是一个崇尚独裁和暴力 的团 体，它并不是后来才腐化堕落的。以延安时代为例，那时候的中丄共固然可以凭借抗日的宣传和民丄主的标榜，吸引若干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但如果经历了血雨腥 风的 延安整风之后，仍然认为中丄共能够将中国带入一个光明的未来，那就不仅是智力上的愚蠢，而且是道德上的虚妄了。

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中 丄共的极 左思想和权谋政治一以贯之，文革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或失误，也不是毛丄泽东的心血来潮，而是中丄共的统治模式及意念核心必然缔结出的果实。作为一名历史学 家， 陈永发意识到了延安整风与文革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指出：“毛丄泽东到其晚年，日暮穷途，倒行逆施，发动文化大革命，把群众路线的审干和反奸骤然推广到全中 国，其豪气固然上干云霄，其狂妄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冤、假、错案无数，而中国经济至少倒退十年。”在我看来，《延安的阴影》 一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选择了四个典型的“延安经验”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透视延安整风如何席卷党、政、军、学各机关和基层单位，这四个部门及 其主导者分别为：“周扬在延安大学”、“王子宜在行政学院”、“胡耀丄邦在军委会二局”和“曹轶欧在延安县”。

中丄共的历史没有一页是清 白 的，中丄共的高官没有一个人的手上未沾染过鲜血。谁是那个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呢？没有投名状，何以上梁山？在党内要获得高层的信任，必需“歃血为盟” —— 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别人的血。以中丄共两名遭到罢黜却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总丄书记为例，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良心”的胡耀丄邦，一个是被李锐誉为 “党的 头脑”的赵丄紫丄阳，他们同样不能免于血污。尽管我们肯定胡耀丄邦和赵丄紫丄阳在八十年代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他们试图让中国走向民丄主化的努力，以 及坚持真理舍 弃权力的勇气，但我们不能为他们遮掩那些负面的历史。赵丄紫丄阳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广东期间，曾经卖力地执行毛丄泽东的极左政策，导致大量农民悲惨地死于饥 荒之 中；而胡耀丄邦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丄泽东、康生在军界推 行整 风的重要干将。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但也不能将他们塑造成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圣人。

陈永发在《延安的 阴 影》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胡耀丄邦如何在军委会二局“大义灭亲”的。中丄共中央军委会参谋部二局主管军事情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门。当时，领导 军委 会直属机关整风审干的是康生，康生直接对毛负责；在康生之下，由总参谋长叶丄剑英、秘书长陶铸、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丄邦、锄奸部长吴溉之、敌工部副部长 李初 黎、第一局局长伍修权、科长安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处理具体事务。二局局长曹祥仁是一个技术官僚，很快被排斥在权 力核心之外，因此具体领导二局整风运动的是胡耀丄邦。胡耀丄邦对康生几乎惟命是从，他的许多做法甚至超过了康生的要求，到了运动后期，康生甚至让他放缓运 动的 节奏。

胡耀丄邦推动二局的整风运动，思维缜密，步步为营，显示出娴熟的党务才干。首先，他从二局中已经被捕的四个“特务”入手，召开 全体成 员大会，号召大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大会召开之前，暗中组织二十几个“积极分子”，要他们分散到会场的各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个 人的反应，如果发现有人脸色不对，就立刻在会后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此次大会上便有十几个人，因为脸色不时泛红或泛白，而遭到积极分子的检举，他们立即变成 了二局的“内奸嫌疑分子”。

紧接着，胡耀丄邦在二局成丄立了一个五人常委的组织，规定他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副手。常委之下，则每个小单位 有一 名负责人，由负责人成丄立三至五人的核心组织，再由核心组织发掘五至十个积极分子，并指挥这些积极分子分别负责盯哨、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 特 别是详细记录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丄邦知道手下的干部多半不懂如何审讯和调查，便要求他们边干边学，特意挑选出五十三名干部，让他们旁听老手的 谈 话和审讯，然后再亲自去实施。经过半年的实践，他从中挑选出了二十八名“可造之才”。由此，一个残酷无情的、“特务中的特务”群体建立起来了。

那 么，如何让那些“坏人”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呢？胡耀丄邦探索出了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方法。他倡导二局的干部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 劝、 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之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动摇分子转 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二局的领导都很注意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 随时变化。有时采取的方式是“下紧上宽”，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步步紧逼，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宽上紧”，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掏 钱请吃饭、苦口婆心地劝说，上面则由领导人来严词威逼。如此这般，事先认定的“特务”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自我坦白了。

当群众的热情掀起来之 后，检举的材料越来越多，二局收到了十万多字的检举材料，涉及八十二人，即平均每人至少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不利材料。据协助胡耀丄邦工作的彭富九说，当时 之 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丄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以口头检举。这些资料经过专人整理，变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其中 一 个例子是：这些资料有多处涉及延安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揭发吴是国丄民党的“CC分子”。吴百口难辨，一度沦为延安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由 于 中丄共需要吴伯萧出来担任吹鼓手的角色，又给这个所谓的“反丄共分子”恢复了名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胡耀丄邦手头的那些检举资料，大都是些捕风捉影的 假信 息。但是，他并不考虑材料在真假，便根据这些材料拟定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面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嫌疑，另一类是次要嫌疑。一旦进入黑名单，此人的 政治生命便告终结了。
由此，“二局经验”得以成为整风期间的“四大经验”之一，被康生推广到其他部门；由此，胡耀丄邦本人获得了毛丄泽东 和康 生的青睐，中丄共建政之后得以跻身为最年轻的省部级大员。其实，胡耀丄邦在二局的做法，不过是整个延安的一个缩影；而为期不长的延安整风，亦是整个中丄共 历史的 缩影。比如以思想治罪、以言论治罪，营造一种渗透到家庭之中的“以邻为壑”的恐怖气氛；比如以党代法，践踏法治原则，实行“有罪推定”；比如煽动群众暴 力，以群众暴力而不以国家机器来消灭异己等等，经过延安整风，成为中丄共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中丄共本身便是一台血肉淋漓的绞肉机，延安整风中通过帮 助毛 整人而扶摇直上的刘丄少奇、贺龙、彭真、胡耀丄邦等人，后来在文革中都未能逃脱与被他们整过的人一样的厄运。对此，陈永发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让 胡耀丄 邦重温延安时期他在二局的表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审查的一些特务，只不过他的罪名不是敌特，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丄泽东思想 的 三反分子’。……就一些办法而言，胡耀丄邦本人也会发现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始作俑者，譬如在证据不十分充足之前，已在人头上钉上钉子，然后发动所谓革命群众 来 批判和检讨，以便发现问题的真相。又譬如要求怀疑分子不断写自我检查，然后研究其内容，从中寻找破绽，再加以追问。”胡耀丄邦经历了漫长的、粗暴的批斗之 后，幸存了下来，并痛定思痛，毅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即便是一些毛丄泽东钦定的大案要案也给予平反。

近年来，人们对于中丄共党内的 一批 开明派元老有一种所谓“两头真”的概括，即他们早年为求民丄主参与中丄共革命，晚年为争自由成为中丄共的异见者，中间一段虽然走了歧路，但两头都是真诚 的。从胡 耀丄邦、赵丄紫丄阳到李锐、李慎之、胡丄绩伟、谢韬，他们对自己大概都有几分这样的评价。学者傅国涌在《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四十三 封通信解 读李慎之晚年思想》一文中，论及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也不断地进行反 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是，这一代人中在思想上走得最远李慎之，对早年延安道路的选择仍然不无保留，正如他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说：“我在反思 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丄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丄产党，五七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像是命中注 定。只 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李慎之说“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丄产党”，这是一种让人遗憾的历史局限，我们又如何理解殷海光“不当共丄产党”的选择呢？难道殷 海光 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吗？在我看来，与其说李慎之们是“两头真”，不如说是“一头真”。早年是“失足成恨”，晚年是“返璞归真”。当年，他们多半是抱 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丄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的；但是，王实味感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一切，他们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他们当 然 感受了，甚至他们本人也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并向全国民众揭露延安黑暗无边的真相。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但至少在 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而不应继续被溢美为“求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无论是文革、反右，还是延安整风、苏区肃反，我们需要手上沾满 鲜血的人和身上流过鲜血的人都站出来诉说历史。惟有如此，血流成河的历史才能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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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 一部分：从整风，审干到肃反一，前言，1二，整风运动的缘起及其初期发展，7三，从整风，审干到肃反，35四，审干九条方针的理论和实际，95五，结 论，145第二部分：四个延安经验：“脱裤子，割尾巴”一，前言，189二，周扬在延安大学：群众是危险的，193三，王子宜在行政学院：改造领 导，213四，胡耀邦在军委会二局：大义灭亲，229五，曹轶欧在延安县：反奸运动下乡，245六，结论，317注释，317中英文引用及才考数 目,325索引，347

书籍简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六十期 《延安的阴影》（以下简称《阴影》），是陈永发继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之后讨论「1940年代毛泽东这颗人造的红太阳开始东升时，已发现阳光底下呈现阴影」的专著。

全书由两篇规模宏大的论文组成：第一部分 是总论整风运动，包括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对于指导运动的理论的研究、运动的结果和后果。

第二部分是四个鲜活生动的整风案例，分别是：周扬在延安大学、王 子宜在行政学院、胡耀邦在军委会二局和曹秩欧在延安县，对于这种「脱裤子、割尾巴」的整风审干，作者不无忧思地对于中共的「延安经验」提出了怀疑。

作者简介：
陈永发（1944年—），出生于四川重庆，台湾历史学者，现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所长。 2004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出 身农工家庭，有五个弟妹，父亲是空军兵工厂工人，1949年举家来到台湾台中。毕业于台中二 中、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所，并取得硕士学位，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后获历史博士。并曾于芝加哥大学博士前研究，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后研究。现任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所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为中国共产党史专家，被誉为“在研究中国共产革命史方面具有开拓地位”。

陈永发自言 研究中共党史最重要的目的是想知道“到底是何原因让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共产党又如 何获得广大农工阶层的支持。”曾申请进入台湾有关共产党资料最丰富的调查局，并从仓库内逐一挖堀三十多年前的史料。著有《红太阳下的罂粟花》、《延安的阴 影》、《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吴大猷担任中研院院长时计划出版《最近两百年中国史》三册中的第三册 “中共篇”，出版后颇受好评。

附：书评一篇 《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http://hi.baidu.com/hzll/blog/item/862f7d1ecaa2adf81ad576d6.html

中共掩盖华国锋退党秘密

而中共党内领导人不仅有后悔加入中共的，更有已经退党的。曾经担任中共主席的华国锋就有一个秘密一直被掩盖，就是其早已退出了中共。

早在2001年，日本《朝日新闻》就曝光了前华国锋已经退党的消息。据外电报导，当时胡锦涛曾特意就华国锋要求退党一事主持召开会议。在会上，华国锋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说：“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这让胡很尴尬。

此外，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对华国锋退党一事则讳莫如深，但也不敢公开否认。是年11月6日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一名日本记者向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提问： “华国锋是否要求退党？”朱邦造顾左右而言它：“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的范围，以后不要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这种问题。”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朱邦造的躲闪正说明这一事件不是空穴来风。

2005年，又有多家媒体相继报导：华国锋以中共背叛农民和工人正当权益和中共代表贪官利益、代表资本家利益为由向胡锦涛提出退党。还有媒体报导说，追随华国锋一起提交退党报告的还有：原华国锋办公室主任、华的老警卫员、华国锋的机要秘书、华的专职司机。这实际上是一个党支部的集体退党。

中共官方有关资料显示，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以来，身为中央委员的华国锋，都以“健康”为由请假，未出席过任何一次中央全会和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直到2008年8月20日病逝。

延安时代的铁幕,尤胜过现在

一帮土匪流氓，祸国殃民

延安是共匪的巢穴，匪帮是在这里壮大的，中华民族的苦难是这里发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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