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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目录

前言
序
一、五四与五卅
二、二年大学生活
三、从汉口到莫斯科
四、东方大学
五、莫斯科生活的第二年
六、回国工作——被逐出党
七、由四派到统一
八、监狱進出
九、《斗争》创刊——第三次入狱
十、抗战初期的陈独秀
十一、太平洋战争与组织再分裂
十二、在战争与革命的日子里
十三、在寂寞中思索
十四、后记
牛津版英译本序
法译本自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版英译普及本序
各家书评摘引



前言
这部稿子写成于二十年前。当时曾经由几位好友代为抄缮，油印二十余册，流通于少数读者间。因为写作时的环境关系，那里可资参考的文献绝无仅有；几乎一切都凭记忆，自不免有一些事实上或年份上的错误。多年来幸承不少读者指出，得以在这“再版”时一一改正。
书的内容，并无改变或增添。无论记事与议论，都仍止于一九五七年。凡发生于那一年以后的中国内外大事，均未涉及。在理论方面，当时所作的某些推测，都不就后来发生的真实情况而加以改写。所以如此者，一来为了难改，牵一发将动全身；二来为了存真，也不愿事后窜改，冒充先见。
本书大抵将和它的英译本（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面世。英译本由于出版的预算关系限定字数，以致我不得不将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割舍。其他各章，也有或多或少的删节。二书间倘有若干出入处，当以中文本为准。
临了，我愿趁此机会，向二十年来关心本书，曾为它抄缮，油印，提出意见以及目前出钱出力使它得以问世的几位好友，表示深切的谢意。

上面这些话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间写的，到现在已有十四年了。我不曾想到我还能活这么多年；也不曾想到这本书还会在香港重印；更加不曾想到的是：我在书中实际上给他们写了“悼词”的国内朋友们，还有几位能活着见到这本书，特别是我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郑超麟，不但能活着见到它，并且还能给它做了校勘。
读者们将在这个新本子里见到不少条“校者注”。这位校者便是郑超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七九年六月，郑超麟于被囚二十七年之后终于活着出狱了。一九八O年，北京的“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了《回忆录》，供内部参考。也许因为超麟被指派去“抢救党史”的缘故吧，他居然也有资格看这本书。他边读边校，结果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给出版者编写了一大张校勘表。这张表，我终于也辗转获得了一份。
超麟的记性特别好，加上他的细心，他的校勘指出了我书中不少有关年份与事实方面的错误。它让我在这次重印此书时得以校正。许多明显的小错误，干脆在正文里改正，不加说明。一些比较重要的出入，那就不改正文，而把校者的原注附在下面——借以纪念上述那一段文字因缘。
除了校者注之外，这次增订还添了几项补注。那是十四年来，主要是我离开澳门来到欧洲之后，由于接触到新的资料而增补的。
附录原来只有一篇：《牛津大学版英译本自序》。这次添了三篇：一、《回忆录》的法文译本自序；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英译纸面本序文；三、各家书评摘译。此外，还新加了当年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写给国际书记处与托洛茨基的两封旧信。它们是几年前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
其余内容，完全与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子无异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日 作者记



序
——楼国华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我自从二十年代以来为了一个共同理想而一起战斗、一起受难、直到现在尚在人间、并且依旧坚持斗争的二位老友之一——另外一位是郑超麟。
长达七十年的友谊是弥足珍贵的，七十年共同工作的回忆更值得怀念。关于过去，他们二人都写了回忆。他们的回忆录都曾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他们的其他作品（创作和翻译），也都曾发生不小影响。这个影响，近年来非但不曾减退，反而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而愈加扩大、愈加增强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数十年来为之斗争的那个共同理想——对一系列重大革命问题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恰恰就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恰恰就是对斯大林主义所实行的一切叛变行为的一贯指责；而且自从一九二O年代初期以来它便早已指出了与预言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必然崩溃。
当然，斯大林主义崩溃证实了我们见解正确，这件事的本身并不能立即促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替代破产的斯大林主义。它不可能促使那被断送了的国际革命运动立即发生转机；它不可能使世界局势立即变得有利于真正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事实正相反，由于斯大林派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名义在数十年中犯下了数不清的罪恶，它的最后破产非但不能促成社会主义复兴，反而在未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它将使一切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关的思想和运动，進入更低落阶段。
因为，人们有意与无意地把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当成社会主义的破产；他们不愿或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要广大群众认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是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的。
要想缩短这个过程，要想使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潮流早日到来，在主观方面最为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懂得并看出斯大林主义与真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要让广大劳动群众知道：斯大林主义的崩溃绝对不等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破产。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步，我以为除了在理论上不倦地阐明二者的是非异同之外，还必须（我甚至认为更为重要的）把过去斯大林主义（部分也是毛泽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二个体系之间的斗争历史，扼要与形象地介绍给新一代的革命劳动大众。只当他们凭自己的经验印证了与体会了这二条路线的是非由直之后，才能产生出一个群众性的新的革命组织与运动；才能使那因罪恶的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崩溃而造成的一个世界性的可恶现象有所改变，才能使原本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从幻灭、消沉、迷惘与悲观中恢复过来；才能使国际形势出现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王凡西的这本书，是多少可以起一点作用的。因为——
它详细地记录了苏联和中国的托派的产生和发展；
它详细地记录了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立场；
它详细地记录了斯大林派如何控制中国革命与中共；
它详细地记录了国民党如何压迫中国托派，以及中国托派如何在国共二党的迫害之下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斗争。
从那些关于人和事的亲切描述中，人们不难做出一些谁是谁非，谁真谁假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又会有助于人们在思想和理论方面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回忆录》这部书的本身经历，我觉得，多少也反映出它在这方面所能起的积极作用。正如美国的卡庚教授（Prof. Richard C. Kagan）所说：这本书的“起始发源是寂寞与寒碜的”[1]。著者当年被逼蛰居在偏僻的澳门。在生活异常紧迫，参考资料绝无仅有的条件下，写成了这部回忆。在当时（一九五七年）的政治气氛中，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出版家会接受这本书。是我请朋友将它缮写在蜡纸上，油印了二十部，传观于当时寥若晨星的一些香港朋友之间。这情景，确实是“寂寞与寒碜的”。二十年后，即一九七七年，这本油印书用铅印出版了，更有趣的是：这个本子不久便被“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在中共内部流通传观。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此书让日本朋友看中了，译成了日文，由东京拓植书房出版。一九八O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德文译本（法兰克福脱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又多了法文译本（巴黎La Breche书店）。一九九一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的普及本。
以上所述的小小成就：由“寂寞、寒碜”逐渐变得“热闹、堂皇”，当然还是不足道的。但一叶知秋，双燕报春，作为一个象征，我们确能从这件小事中，多少看出一点世界革命气候的转变，可以看出在汹涌澎湃的反社会主义、反托的逆流中，真正的、代表劳动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逐渐地在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
当此《双山回忆录》的第三个中文版本出版之时，作为作者老友与此书的最初出版人的我，欣喜之余，写了以上的一些话，作为序。
楼国华
一九九三年五月五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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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一九八一年英文《中国季刊》秋季号书评。请参阅本书附录：书评摘译。


告全党同志书

陈独秀 1929


亲爱的同志们：

我自从一九二○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达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时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了，我绝对不愿为要掩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痛苦经验埋没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史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像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更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史达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眞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羣众斗争中，在同志互相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过去革命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附注一。）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澈头澈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陷以前机会主义的复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進行的，大会的议决，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進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進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议决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大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央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進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议决案为首，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進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庭，他的皮包中挟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即应运而出了。是年一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羣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羣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廿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议决：共产党份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份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内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進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枝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他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羣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眞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向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民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为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羣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地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堡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進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摧我到武汉。他用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怒的把他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四月初到武汉，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在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庭，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疎远了。○○○、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各样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义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庭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史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帜旗，领导羣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键等全部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蔽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羣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哄，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方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致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㈠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㈡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羣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㈢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㈣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㈤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革命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转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眞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指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是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進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史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效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的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史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即永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关的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的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羣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像托罗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羣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至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藉之理由是：

㈠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眞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主义领导的眞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

㈡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够受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㈢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由有下列诸语句：“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的崩溃。”“现时羣众虽有些斗争，而拿它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管何等白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即过渡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中央把这些语句似是而非的改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一定的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并且每个语句都加上引号，好像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

㈣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说：“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摇动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廿六日致中央信中说：“目前既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羣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的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羣众的同声。”中央说我们是：“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党籍的理由之一。

㈤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使还有民族偏见的“广大民族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口中东路问题向苏联進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羣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㈥我写给中央几封信，乃是党中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羣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已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的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槁。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㈦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开除我的党籍只四十天），因为我几次发表批评中央继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他们为准备开除我的手续，才忽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编反对反对派的文章”。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罗斯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㈧我们只知道托罗斯基同志是坚决的反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史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十月革命的托罗斯基同志眞有反革命事实（只拿中国的史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便可证明。）称托罗斯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同志们！中央现在竟勉强制造以上这些无理的理由将我的党籍开除了，并且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们对于这件事多半还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们自己也说：“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们竟公然在有些同志还在莫名其妙的状态中将我们开除了，说我反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们为反革命？＊他们这种巧妙的技俩曾使我奇怪。我想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新发明的一种打击敌人的武器。国民党骂我和共产党为反革命、反动份子之类以掩饰自己的罪恶。 ○○○拿革命当招牌来欺骗人民，自命为是革命的，凡反对他的人都是反革命、反动份子之类，这是许多同志都知道的。中央以此无理由之理由，开除我的党籍，只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实际上，是因为我在党内发表许多意见，对他们那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走向破产政策予以批评，才惹起他们的反感。

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多少尚残存着封建的遗迹，实行着封建时代的榨取方法。（如黑奴与南洋羣岛的猪仔仍是一种封建的奴隶制度。）何况还残存着封建势力时国家，中国便是其中之一。我们今天正步入革命之途，对于这种现象不能过于着重。但共产国际以及党的中央，却仍然一致承认目前在中国政治经济方面，这种封建残余所占的优越地位及其统治地位。因此之故，他们竟以封建残余为其革命的目标，乃至公认其为当前阻碍革命的大敌。——这就是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势力，把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通通归咎于封建残余的身上。这好像是他们断定中国的资产阶级永远不会反动，即使反动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所以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也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最终的结论，必然的认为在中国的将来或现在，无论在国民党以外或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以外，还有一个反动的革命的资产阶政党存在。因此，无论现在的策略或是实际行动，趋向于改组派反蒋的一种军事投机的热潮。在政纲里，主张将来第三次革命，其革命的性质（注二），仅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在未来的革命过程中，反对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乃至反对揭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由此看来，这些人始终一贯的对于资产阶级仍然存着一种留恋的幻想，显然的这不仅是还继续走着过去机会主义的道路，而且逐渐加深的，必然造成未来革命的暗淡，与更悲惨的失败。

“建设苏维埃政权”，如果以此为行动标语，则必须至少要待革命高潮客观条件完全成熟时方可行之。不管多少时间，也不可轻易揭示出来（注三）。过去的高潮时期，没有揭出“组织苏维埃”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那确是一种大错。如果将来革命高潮再起，立刻就要为组织工农兵苏维埃与发动羣众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自然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决不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可是现在是一个反革命势力的全盛时期，而非大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故无论“武装暴动”或“建设苏维埃”，在客观条件方面，均未臻成熟。关于“建设苏维埃”，如果现在就用做教育宣传的口号，或者行动的标语，以待将来纠合劳动大众采取实际行动，为“建设苏维埃”而奋斗，也不会得到广大羣众的回应。因此之故，在目前的行动方面，最好采用“民主主义”的口号。
“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奋斗！”这个运动的客观条件已臻成熟，现在只拿这一个口号来推动广大的羣众由暴露的政治斗争走向革命的高潮，可以实现“武装暴动建设苏维埃”的斗争。但现在中央派盲动主义者完全背道而驰，他们认为革命再起的时机已经成熟（注四），他们指责我们认现在所谓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自然他们认定在目前已经是行动口号了；所以不断的以命令强迫党员代替羣众上街示威，以命令强迫罢工，每个小的日常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政治斗争，以至工人羣众甚至工人同志更加和党脱离了。并且最近在江苏代表大会竟至议决了“组织大的罢工运动”和“地方暴动”。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上海工人起来一些小小斗争的萌芽，一露头即被党的盲动政策剷除了，今后自然还要继续剷除，江苏省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如果眞去执行，更要大大的剷除。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剷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现在的中央，忠实的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路线（附注五），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无论是国际或中共过去不自觉的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的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放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威权，箝制党内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羣众面前公开的自我的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羣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羣众；反之，像现在的中央这种掩护自己的错误，则眞要失掉羣众。全党大多数同志对于党这样的错误与危机，没有不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我们只要不是简单的为领生活费混饭吃，只要自己有一点觉得对党对革命不肯放弃责任，任何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实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未纠正，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自从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当时羣众的革命情绪并不是高涨，国民党政权也不会很快的崩溃，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羣众，应该改变政策，在日常斗争中争取羣众，团结羣众。当时的中央以为：普遍的武装暴动是纠正机会主义之绝对正确的新的主张，要估量暴动的条件和计较成败，便是机会主义。当时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丝毫不加考虑，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说这是我仍旧没有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之证据。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该负责任的。其后经过第六次大会，我还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我自己仍是继续消极态度，不欲独持异议，致引起党内纠纷，虽然我对于六次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羣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的了，然而党员羣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箝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来，自从八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此时有些同志还劝阻我说，中央的人们把他们少数领袖的利益看得比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们坚决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到底，决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评，像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

国际及中央一向是反对算旧帐的，一直到现在看见我批评了他们的错误，我们才忽然想起来说我：“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眞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几句话正是他们自己的眞实写照。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眞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藉重我老机会主义者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罗斯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和社会恶势力奋斗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注六）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罗斯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托罗斯基同志所发表的文件中，他所指摘我个人的话，比史大林、布哈林更严厉，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指摘了我个人，便不肯承认他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宁愿受任何同志任何严重的批评，而不愿使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埋没下去；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羣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羣众示威，教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羣众有开除我的意见。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羣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史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无产阶级服务。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史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史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方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是建筑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了，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罗斯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而眞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不但反对史大林的及类似史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中国革命！此致无产阶级的敬礼！

　　陈独秀　　一九二九、十二、十日。





（附注一）史达林说：“多数派在一九○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确呢？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有了苏维埃的存在，有了多数派的正确政策，一九○五年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呢？这是因为封建残余的专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运动的力量强大些。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过去没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亲密无产阶级级广大羣众的关系，和没有增长无产阶级在这些羣众中间的威望呢？很明显是不能这样说的”。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之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却是失败之主要的保证。若以为商人的力量如果强大些，虽有正确的政策还是不能胜利，则俄国一九○五年的失败和中国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以及其他一切革命工人运动之失败都是定命的了！我不愿意史大林为中国党有这样的辩护，我更不愿意藉史大林的话为我自己辩护。

（附注二）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反革命的民主运动只是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说不上。只有民众运动高潮发展到堆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方算是革命。六次大会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事实上应该是指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他们承认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所以产生出思想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即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这正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混合物。

（附注三）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大梯夫为首的一部分多数派，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尚且公开的责骂他们发出这一口号太早，说他们是冒险。

（附注四）最近国际训令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训令时，尚疑成熟二字或译文有误，后交宣传部查对原文，译文并未错误。同前在江苏省代表大会中，多数代表对成熟二字也一致怀疑，羣起争论，后经中央出席委员极力坚持，终于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熟了。（大概他们以为改组派倒蒋是革命复兴。）

（附注五）第六次大会所决定之破产的路线，用白纸黑字写在议决案上的如：“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实现工农民权独裁制，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革命运动现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新的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等等，中央所忠实执行的，正是这些破产的路线。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调和派，以为六大议决案没有错，只是中央执行得不对；这是表现出这班调和派不但不懂得我们反对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并且也不懂得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他们自己更是没有路线。

（附注六）李立三辈对于机会主义，不愿探本溯源的使全党认识机会主义整个的路线之错误，而是想利用党的宣传机关与权力，把那几个个人造成机会主义的象征，以集中全党同志的视线，形成羣众心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除外了；他们对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他们自己除外。其实，在汉口时代，瞿秋白在农民部通告上大骂农民“过火”运动是流氓行动，命令各级党部须顾到国民政府一般政策，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鲁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了嗓子抗议道：“鲁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汉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请问这些都是表现什么意识，什么主义？！杨殷及罗济（绮？）园都曾亲来告诉我：“李立三在广东省委员负责时，他所表现的盲动主义，比全党任何同志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