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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版 杨继绳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１９６４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３５年，１９８４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１９９２年评为高级记者。从１９９２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在工作期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作品，发表了数百篇政治经济评论和学术论文。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三十多篇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１９８６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１９９０年修订版改名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时代》、《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三十年河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２００１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２００３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至今。

内容简介

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

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中国当代的阶层，对我来说，实际是混乱的。

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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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一本书为何四个版本?

收到yaotone兄的来信，转来一篇文章，关于杨继绳所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背后出版过程命运多舛的遭遇。碰巧的是，这几天在广州，手头翻 的一本书恰是杨在香港出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原是记者出身，近年来结合采访收集的一手资料和自己亲身见闻，致力于中国改革、社会转型的研 究，将新闻学、社会学相结合，给公众提供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以及个人独特视角的社会分析。只是由于不少研究内容或观点比较“反动”而多遭封杀。特转 贴此文，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缘由，将文中一些人名做了替换，特此说明。


文/杨继绳 原标题《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书。应该说，这并不是我的力作。但是，这本书出版中经历的种种劫难，却令人心酸，令人深思。

现在这本书有四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盗版的版本），四个不同的名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5月）、《中国社会各阶层分 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盗版）、《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花城出版社，2006年6月）、《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 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什么一本书有四个版本？为什么2006年半年之内由两个出版社出版两次？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种奇特现象。

刚刚写成，就遭厄运

1998年12月初，今日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分析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状况。这家出版社因出版了《交锋》等几本畅销书而名噪一时。他们看到了我 的《邓小平时代》的稿子，很感兴趣，但这本书最终给了中国编译出版社并于1998年12月出版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就转而就请我为他们写关于贫富差距的书， 出的题目是“新富与新贫”。由于刚写完《邓小平时代》，我手头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很坚决，丢下5000元定金就走了。好意 难却。此时我也觉得，《邓小平时代》从时间的纵轴上反映了改革，如果再从阶层一个一个的横截面上反映改革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决心下定，我放下其它 工作，动手写作。为了赶时间，我昼夜兼程，连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经过半年拼搏，1999年5月底就交稿给他们，书名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但此 时，今日中国出版社由于连续出了几本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我的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 了。刚刚写成，就遭厄运。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次“枪毙”。

被人盗版，状告无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邓小平时代》（海外版），他们的一位老领导对这本书很满意，要求编辑继续 向我约稿。他们问我手头还有书稿没有，我就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稿子给他们了。2005年5月，香港三联就出版了。这本书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一位 欧洲汉学家还跟我谈起过这本书。但内地读者无法看到，毕竟是憾事。

2000年12月，武汉大学一位熟人告诉我，他们大学图书馆有我的一本新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我说，不会吧，我有这样一本书，在内地 没有出，题目也不一样，你是不是记错了。不久，《中国记者》编辑部余振鹏告诉我，他收到一篇来稿，是为我的书写的书评，他让我看看。我从他那里把稿子拿来 了。题目是“两栖于新闻与学术之间――读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作者是肖峰，宜昌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篇书评对这本书称赞有加。说是新疆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让《中国记者》发这篇书评，经上网搜，果然有这本书，作者是我，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来是有人盗版香港三联的那本书。我向新 闻出版署投诉，打了几个电话，无人理睬。我又给新疆人民出版社打电话，他们查了一会儿，说：我们没有出过这本书。这位盗版者不仅盗了我的书，还盗用新疆人 民版社的名义，真是胆大包天。这种严重的情况，出版主管部门却听之任之。眼看自己的书被盗版，权益受到侵犯，却告状无门。我只好忍气吞声。我国出版管理部 门对公认的好书的“监管”十分得力，经常大开杀戒，而对盗版行为、对那些低级庸俗的书却大开方便之门，不知居心何在。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台湾买到了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版），这时他们正在做阶层分析的研究。据说所长陆学艺让课题组的人都看 看我这本书。2001年初，他们还约我到他们课题组座谈了一次。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这项研究课题是院长LTY下达的，并拨款200多万元作课题费。LTY对 他们说：“一个是阶层，一个是民主，这两个课题必须研究”（大意）。2002年初，他们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19个人集体编写，陆学艺主 编）。媒体对这本书大加炒作，把它当作官方对阶层的最新看法，十分畅销。恰好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社会阶层问题。北京三联书店抓紧这个时 机，要求我将香港三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资料更新，他们要出版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当然是好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料更新，并对全 书作了一次修改。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刚刚修改完成，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却成了禁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改的 书，再一次被“枪毙”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被禁，却另有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LTY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

原来，这本书“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

因为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工人在各社会中都带有激进特征，力求改变现状。当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目的时，有可能采取激烈行动。包括罢工、示威、骚 乱和革命。工人所拥有的资源的特征决定了其激烈行为的成本较低，收益可能较高。（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与其它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 比，工人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激烈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与其它高地位阶层相比，工人阶层的激烈行动更容易得到社会同情。

那时，大庆石油工人为“买断工龄”问题引发了上万人的群体行动。这段话成了工人们的理论指导。作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感到事态严重，所以对 LTY说了上面的话。LTY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成为禁书，不是ZXB、也不是新闻出版总 署的意见，而是LTY的“自律”行为。虽然中共中央强调了研究阶层问题的重要性，由于LTY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一传达下去，各级主管出版的官员 们不加分析，所有关于阶层分析的书都不让出版了。尽管我的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北京三联接到通知，这类的书再也不能出了。

在这以后，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试图出版。但几个出版社报批，都没有通过。还是LTY的话，和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那个案例在起作用。

书落花城一波三折

2005年秋，出版界似乎有点松动。这时又有人向我要这本书稿。年底，我把书稿交给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年初，出版社认为这个选题好，还 表扬了责任编辑，把这本书作为2006年的重点选题。到3、4月，书的编辑进展很快，一切顺利。4月，花城出版社和我签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钟洁玲是一位 业务水平高且很有经验的女士，她在编辑上很下功夫，拿书中的警句放在一些页眉上，版式也很讲究，目录也增加了提要，很吸引读者。

但是，书编好以后，广东出版集团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提出“暂缓出版”，书稿被打入了冷宫。按通常经验，“暂缓出版”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不能出版。钟洁玲很着急。问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找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他原在是我在新华社的同事，广东的出版工作正好由他主管。我告诉他这本书没有政治风险。他说：你不是在 香港出了一本有名的书吗？我说，是的，出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事已经过去了，难道我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哪有黑名单？！他让责任编辑把稿子 送给他看看。钟洁玲把书稿送给他了。他后来说：这样的书出版社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何必让我说话？有了他这句话，打入了冷宫的书又进入了编辑程序。在编辑过 程中，钟洁玲每天和我用电子邮件联系。这期间我生病住院，书中有大量的数据要我核定，我躺在病床上忍着病痛完成了这些任务。

6月中旬，小钟电子邮件说：“你的书刚好赶上了书市。是16开，高有245毫米，宽有170毫米，大本，360多页，40万字，定价38元，印了8000册。”书市又称书展，每年一次，2006年书展地点在新疆。花城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了大广告。

两天以后，小钟电子邮件说：“有一个坏消息：你这本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接上面通知，要我们暂停发行。这是我从业以来未遇过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多 灾多难啊。上面调了发行部仅有的样书到局里审查。不知结果如何。”后来我得知，在新疆书展上ZXB出版局长ZXY和新闻出版署某人看到了我这本书的广告， 下令把这本书和广告从展台上拿下来。

我很愤怒。ZXY还没有看我的书，就下令封杀，这是蛮不讲理的作法。广东和北京知识界不少人知道我的书被封杀了，纷纷来电话对我表示同情。恰好这 期间我到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听课的一百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记者。课间休息时他们对我说：杨老师，我们支持你，《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被封， 在全国掀起了“冰点事件”。你这是一本专著，比报纸的一个专版份量不轻，我们可以掀起比“冰点事件”更大的风波。我不想把事件搞大，更不想搞成全国性的事 件。我对他们说：“拜托，请不要动笔。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我想通过说理途径解决。

四处说理终遭封杀

我决定找LYS讲理。我怕他人不在，还写了一封信。如果能见到他就当面讨个说法，如果他不在，就把信留下，免得白跑一趟。信中说：

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ZXB出版局ZXY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 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我想，如果ZXY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 令。．．．．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 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ZXB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 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

我把“黑名单”问题挑明是因为ZXB过去曾经多次用口头方式通知某人的文章不能发、某人的书不能出。他们说这种话时不让传达、不让作记录。只让少数有发稿权的人掌握执行。

6月28日上午，我径直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豪华而宽阔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秘书在清理文件。我问：“LYS同志在吗？”他说：“开会去了，上午回不来。”我说：“有一封信。”他说：“你放下吧，他会看到的。”我就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还压上了镇纸。

离开了LYS办公室，我想，既然来了，干脆找ZXY谈谈。我敲了敲ZXY办公室的，里面应声后我推门而进。见一位职业中年女子坐在写字台前看文 件。我通报姓名以后，她还算热情，也比较客气。我对她说：“你连我的书都没有看，就把我的书封杀了，我找刘部长告状来了。”我顺手把给LYS的信的复印件 给了她一份，说：“这就是我告你的信，已经给刘部长了。”她说：“我哪敢封你的书呀，我看到广告，觉得这个问题敏感，就说要好好把把关，没有说封书。我以 为书还没有印呢，所以才这么说。”

下午，我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打电话，告诉他ZXB并没有封杀令。书可以卖。谁知肖建国却不承认ZXY在新疆说过话。他说：“ZXY没说封书的 话。”我问：“那为什么不发行？”肖说：“是我们自己违了规。出版局事先说暂缓，我们没按这个意见办，就印了。”他把胡国华干预的事省略掉了。

肖建国这样做是有他的难处。有人告诉我：因为上面封我的书时对出版社说：不要说ZXB和新闻出版署说的，只能说是出版社自己的问题，是出版社自己处理的。还说：这件事要低调，不要张扬。

肖建国不敢违抗ZXB和新闻出版署的意见。如果违抗，出版社可能面临以下危险：不给书号（出版管理部门每年给出版社会若干书号，有一个书号就能出 一本书，没有书号，就不能出书）；停业整顿；关闭出版社。等等。肖建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出版社损失10多万元，还得代人受过。

我又给胡国华打电话，问：这本书你不是放行了吗？为什么印出来了又不让卖？胡说：问题不是出在广东，是出在新疆。我说：我已找过ZXY，她不承认她封了书。胡：反正问题不在广东。

这时我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为了寻找封杀这本书的理由，上面又让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审读小组，对这本书写一个审读意见。4月中旬，出版社已经组织 专家写了一个审读意见，对这本书不仅肯定，还有很高的评价。现在组成的“审读小组”是奉命行事，是先定罪，后找证据。我也得到了这个审读小组的“审读意 见”，竟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怜的审读者们！他们竟在强权面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学术尊严！

有两位律师朋友建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知识界的朋友也劝我告状，他们说：官司一打,影响就大了，这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民主空间有好处。这不是 你个人的一本书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忍辱负重，民主就不能进展，如果大家都奋起斗争，违背宪法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人就没有市场。我是想打官司。 告谁呢？告ZXY，花城出版社不敢作证；告花城出版社，他们是不愿封书的。况且告了花城，曾为这本书沤心沥血的责任编辑钟洁玲也成了被告，她不是很冤吗？ 官司一打起来，她怎能在出版社继续呆下去？

甘肃求生波澜未止

在我犹豫间，有两家出版社找我，说他们可以继续出这本书。由于“不可抗力”，作者和花城出版社的合同自动终止，作者有权再出版。经过考虑，我同一家比较边远的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了在法律上稳妥起见，事先我又同花城出版社签了一个“终止合同协议”。

12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书终于面世，印数18000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书一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印出的书一律封存，不准销售。还追查这本书的出版情况。花城出版社也接到了 上面追查的通知。但是，上面的行动晚了一步，18000本书绝大部分发到书店去了。上面只好没收胶版，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因出版这本书被停业整顿三 个月，扣全年书号数的20％！对甘肃人民出版社遭到如此重罚，我深表痛心。但令我欣慰的是，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已形成了，最近我从网上看到几家报刊上发登出 了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读者对这本书是肯定的。

从这本书的辛酸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中国知识分子劳动产品的发表权完全掌握在少数文化官僚手中，文化官僚对他们不满意的作品可以随时、随意横 加扼杀；二，文化官僚们扼杀知识分子的劳动产品时不顾法律、不讲政策，不经过任何法律和政策程序，以言代法，说封就封；三，文化官僚们封杀作品时胆怯心 虚，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和电话录音，还要执行者为他保密，要求“低调处理”，让执行者为他们承担历史责任；四，文化官僚们是因人废言的，不管他们那里有没 有一个被称为“黑名单”的东西，但对有些作者，他们不看作品，只看到作者的名字就横加封杀。

中国的文化官僚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专以违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为己任，他们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仇寇，他们的作为，既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背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方针。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的文化不是少数文化官僚所能扼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在打压中奋起，而那些扼杀文化的人，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原文出处：http://www.mediaview.cn/article.asp?id=274&page=3#comments

我就看看，了解一下，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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