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我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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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铁蹄下的夜莺 » 2012-05-22 14:08

龚楚:我与红军

龚楚,是所谓的“百色暴动”的第三号人物,在井冈山时做到“代参谋长”。史称其为“红军第一叛将”。他的另一本书是“龚楚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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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举头望明月 » 2012-06-08 17:06

这本书少见,还未看过。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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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共鏟党扑街 » 2012-06-26 18:37

举头望明月 写道:这本书少见,还未看过。顶顶

多了解历史真相,看清匪帮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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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别问我是谁 » 2012-11-09 14:25

匪帮之内幕,黑过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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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03-23 15:56

余杰:从匪首到皇帝的路有多远?
日期:3/20/2013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余杰

在红军的叛将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龚楚早在一九 二五年即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党代表。井冈山会师后,朱、毛、龚成为早期红军中鼎足而立的“三巨头”。一九二八 年,龚奉命前往香港进行秘密工作。次年赴广西,与邓小平等一起策划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前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军长、红军总参谋长、 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要职。中共建政之后的“十大元帅”,大部分都曾是龚楚的手下。

一九三五年,中央苏区瓦解之后,龚楚毅然脱离共产党,投降国民政府。此后, 长期参与剿共和抗日的作战。大陆政权易帜后,龚楚避居香港,晚年撰写回忆录,寄情书画,长寿至九十五岁。而那些当年与之并肩作战的、新政权建立之后一度出 将入相的战友们,却一个个地成为毛泽东发起的血腥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比如龚楚笔下桀骜不驯的彭德怀、附庸风雅的陈毅、以及聪明而谦恭的林彪,均无一得以善 终。

与之相比,早早地逃离魔窟的龚楚算是一名幸运者。由于晚年获得了置身事外的客观与超然的立场,龚楚的回忆录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发家史以及共产党体制形成和运作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在红军早期的将领中,龚楚 是少数受过相当教育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物,他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反思精神成为他脱离共产党的动因。尽管他曾在战场上指挥 千军万马,习惯了血雨腥风,但内心深处未曾泯灭的是青少年时代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在回忆录中反省说:“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 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 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 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 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谁能料到,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呢?龚楚形容的“赤色恐怖” 此后席卷全中国,这是他不愿和不忍看到的悲剧结局。

看哪,这个打天下的光棍!刘晓波将毛泽东命名为“混世魔王”,余英时则以“打天下的光棍”形容之。从井冈山到瑞金中央苏区时代,龚楚长期与毛泽东共事,一度朝夕相处、关系紧密,其 笔下的毛泽东穷形尽相、真貌毕露。龚楚如此描绘第一次与毛泽东的见面: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身穿褪了色的浅灰色中山装,身材瘦长,头发散乱,肩阔手长, 面上胡须似是许久没有剃的汉子”。龚楚与之通过姓名后,才知道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刚一接触,龚楚对毛的豪迈和睿智颇为佩服,但时间一久,毛逐渐露出了马脚。龚楚发现,毛是一个品格卑下的小人。他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来到十都,眼 见宜章参军的十多个女同志,有的正在田里指导农民分田,有的在团部抄写文件,毛非常高兴,一时忘形,笑对龚说:“你天天和她们在一起,真是艳福不浅!你有 特殊的感想和艳遇吗?”龚回答说:“这些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对男女间的情爱是不感兴趣的。”毛抢着说:“你的年纪比我还轻,我见了尚且 动心,难道你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可见,毛投身革命,与古代那些抢钱、抢土地、抢女人的反贼相比,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 生”的战斗口号,即便不是出自毛的亲笔,至少也是毛的心声的流露。毛的问题,不仅是在个人品质上存在瑕疵,更是一个天生就很难合作的独裁者。

龚楚在书中记载了朱德对毛的不满,朱对龚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有点隔膜,凡事 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经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 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陈毅也写信给龚楚,郑重告知:“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龚楚也发现毛的专断风格 相当突出:“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 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毛晚年尤其赞扬孙悟空,对孙悟空“大闹天宫”之举颇为欣赏。

正如余英时分析的那样,在毛心目中,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 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国历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 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身分。 于是,那些登堂入室的战友们就成了他要斗争的敌人,个个都死得惨不忍睹。毛晚年的那些刻薄而粗俗的讲话,哪有半分革命理论家的素养,根本就是一副痞子气十 足的匪首的嘴脸。

毛泽东能深得许世友等不学无术的文盲将军的效忠,却始终无法收服龚楚这样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具有儒将风范的军人的心。对此,余英时指出,毛泽东的真本 领是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 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一九三六年,毛在延安特别打电报给特务头子李克农说:“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毛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 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

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的过程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毛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 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而最后是林冲火并王伦的剧本继续上演。杀人不是拯救中国的良方龚楚的一生,用“将军百战声名裂”来形容并不过分。他早年仅仅在讲武堂受过短暂和粗浅的军事训练,就直接走上战斗第一线,他的军事知识和素养都是在实际战 斗中积累起来的。红军早期若干成功的战役都与他有关,因此他成为最受官兵爱戴的红军将领,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像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但是,由于他 出身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持守人道主义立场,脸皮不够厚,心不够黑,致使他的军功愈显赫,地位反倒愈下降,甚至在周恩来掌权时期,遭到周恩来的严 厉批判,被开除党籍一年,军职更是羞辱性地从军长降到团长。

由此,龚楚开始反思红军如何从人民的军队堕落为“党卫军”,以及野心家达成其个人权力欲望的工 具:“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 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 生,何况人类?”毛泽东曾经炫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其实他想说的是,革命就是杀人放火。其实,杀人并不是拯救中国的良方,杀人只是毛泽东夺权的最佳途径。从加入中共到 夺取政权,从匪首到皇帝,毛泽东与命运搏斗了二十八年,终于黄袍加身,而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亦随之降临。

实际上,不是没有先知的忠告,而是没有人侧耳倾听。 对于共产党嗜杀的邪恶性质,梁启超早就洞若观火。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共产党紧跟其后煽动农民运动之时,梁启超即敏锐地指出,这是历史的 巨大倒退,对中国乡村自治传统的颠覆必将酿成农村“痞子当权”的恶质生态。而“痞子当权”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正是靠杀人来实现。在两军对垒的时候,残酷的 杀戮在所难免;但出于制造阶级仇恨而对平民百姓展开大屠杀,就让龚楚难以接受。

在十年内战之初,龚楚就发现:“党中央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 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由此埋下了他脱离中共的伏笔。马克思所憧憬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在西欧工业化国家出现,反倒在俄国和中国这两国落后的农业国中发生。这不是表明马克思的失算,乃是证实了俄国和中国的革 命并非由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发动。作为红军中唯一一名具有“政治觉悟”的高级将领,龚楚有一套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共在苏维 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 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 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 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 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

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 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换言之,共产革命的主力是流氓无赖, 共产革命的秘诀是激发人被法律和秩序所节制的恶。从特务政治到警察国家导致龚楚出走的直接原因是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红军准备“长征”时,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 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等人。林野被整肃的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林野在黄埔军校时就已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并上过井冈山。长征前夕, 林妻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跑到根据地与丈夫团聚。林妻刚来的三天,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分局长的谭震林秘密到龚楚的办公室,细声说:“报 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误会了谭的意思,以为要调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派人去福建 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龚楚多方活动营救,亦未奏效。被组织怀疑的人无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样令人惧怕。事后,其中一个参与杀人的特务员对龚楚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 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砍过去,他妻子见了大声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 上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头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 此时,他的妻子也被黄同志结果了。……若不是我们俩能干,说不定给他们跑了!”龚楚在回忆录中以专门的章节记载中共“政治保卫局”之恶行。

明朝之锦衣卫和苏俄之克格勃,与之相比均显得黯然失色。中共的“政治保卫局”成立于一九三一 年,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任命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担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去推行。该组织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 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决议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它的组织,在国家保 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他们在各机关、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他 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 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对于这个全力无边的部门,就连手握重兵的龚楚都心有余悸地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 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 终在它的控制之中。”在中共还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实行的特务政治,毕竟只能笼罩所谓的苏区。那个时候的左倾青年们,哪里知道这个部门的厉害,以为自 己是在投奔一个伟大的理想,当脚踢到比钢板还要坚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时候,想回头却已经来不及了。

而当中共席卷天下之后,国家政治保卫局更是成为其专政 的工具,为捍卫其“铁桶的江山”无所不用其极。几经蜕变,昔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部分功能由当下最臭名昭著的“国保”警察承担。秘密抓捕刘晓波的是国保, 请伊能静喝茶的也是国保,以酷刑折磨维权人士的是国保,威胁活埋异议分子的也是国保……国保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家丁”。对国保的依赖意味着中共已经完成 了由特务政治到警察国家的华丽转型。警察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和谐与稳定的国家。帕累托说过:“力量和残暴并非一回事。胆小鬼、懦夫经常很残暴,但伟人和英雄却愿意宽厚待人。一个残暴的政权显示 的不是实力,而只是它的怯懦和内心的恐惧。”中国的成语里有“色厉内荏”的说法,那么,“色厉内荏”的中共还有几天的“好日子”可以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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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08-31 8:43

红军代总参谋长之叛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大屠杀
【阿波罗新闻网 2013-08-30 讯】
作者:裴 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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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 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 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

红军代总参谋长之叛

裴毅然

整整一周,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细阅“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将军回忆录》,内中有关早期红军的真实记述不时令我心澜阵阵――“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但我没有想到真正的高潮在临结束的最后几页,精华之精浓缩于尾,真正一出“伏高潮于结束”的经典悲剧。心惊肉跳地合卷闭灯,竟一夜难眠――耸然恐怖、慨然唏嘘、邈然深思、怒然气急……

红军代总参谋长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大陆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红队”,即刺杀顾顺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红队,不知情者还以为以颜色为队名,其全称实为“中共红色恐怖队”。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烧死。他潜回乐昌老家,静养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有了这样的思想,龚楚在红军中自然会格格难入,渐生异志。

龚楚因与周恩来发生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仅高层检讨,也被大会批斗,提前经历文革。1933年5月,龚楚挨批,34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实属无中生有。散会后龚楚质之,黄答曰:“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仅可维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万,四周又是合围日紧的中央军。项英、龚楚、陈毅商量后,电请远在贵州的中央,要求突围,追随“野战军”西进,争取与其会合。中央即复:根据突围西进经验,中央军区应放弃突围,就地分散打游击,另命龚楚率一步兵团转进湘粤桂边区,收容西进野战军散落人员,建立新根据地并成立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事宜均由龚楚负责。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声

回乡不久,龚楚先后出任余汉谋粤军第1军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龚楚诱伏中共北山游击队,除几人逃脱,30多名游击队员全被打死,此为“北山事件”。后来,龚楚与另一中共叛徒何长林诱捕项英、陈毅,被前来带路的中共侦察员识破,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迅速逃走,躲过一劫。抗战爆发后,龚楚先后任国军上校参谋处长、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龚楚出任徐州市长,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可谓“助纣为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1949年10月,共军打到北江,龚楚率保安团逃到乐昌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写信劝降,11月上旬龚楚率部下山投诚。12月,共军准备进攻海南岛,海南守将为龚楚乐昌同乡薛岳。广东省长叶剑英请示中央军委,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龚楚知道劝降薛岳不仅没有成算,且有“通匪”杀身之险,但若无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决定滞港定居。此后,龚楚应邀赴台遏蒋,蒋要他在港祕密收编残部组织“反共救国军”,伺机配合反攻大陆。但他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旋涡,改名龚松庵,返港办实业。龚在香港呆了40年,期间赴美,拿到“绿卡”,最终归返香港,以写作书画自娱,一张墨迹可卖三五千元。1960年代后期撰写回忆录。

1980年代后期,中共发布公告:“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建国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龚楚萌发回乡之念。乐昌当地政府为讨好龚楚,拨款七万原式原样重建龚家老屋,占地面积320多平米,建筑面积170多平米,六房两厅一厨两卫,琉璃瓦顶,一副当年土豪宅第模样。宅内配置全新家具,包括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气派。于是,龚楚决定回乡。

但乐昌县有关部门还有一道难题:以何种规格接待这位红军叛将?请示上峰,省统战部批复: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1990年9月13日,龚楚携夫人王兰芬抵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侨务办摆酒接风,龚楚递上三封信――分别致“老同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老家辞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1990年代就为乐昌引资四亿余,也算龚楚最后泽被乡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历史帷幕,这一代人已经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结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盖棺之时,却非论定之日。如何评说那场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称量“阶级斗争”在中国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当今中共从革命退至改良,从对抗折返和谐的“改革开放”?大革命一代留下庞大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一切并没有简单结束。逝去的岁月仍在“规定”着我们。虽然后人无法改变历史,也不能假设历史,但总还有总结历史的权力吧?后人不能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封住历史其实就是封住今天的前进,不让还原历史,底牌自然在于众所周知的“历史顾虑”。不过,这一次,寰内士林已经明白:对那场大革命的理解评析,可是一笔必须算清的历史大账目。

多余的话

也许中共史家或红色人士会诘问:“叛徒文章,一派胡言!岂可信乎?”不幸,尽管笔者抱疑读之,然佐之各种史料(如《伍修权回忆录》、陈丕显的《赣南三年游击战争》),《龚楚将军回忆录》的真实性至少在95%以上。从利害关系角度,龚楚撰写此传于1960年代后期,乃一介平头港民,并无多少需要捍卫的政治利益,纯属个人历史回顾,需要顾忌之处远远低于官方。更可信的是:回忆录细节清晰,逻辑完整,几无虚写遮掩之处。以笔者阅读近千部(篇)传记之经验,未发现破绽。即便从研究中共党史角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尤其对大陆读者来说,看多了尽是教条口号的原则性回忆,来自“叛徒”角度的声音,而且是带着细节汗液的叙述,实在值得伸头一探。如听听龚楚对苏维埃运动的最后陈述: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工农)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

再根据这场大革命的结果来看,从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实践来看,从中共改革后所选择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来看,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标志的苏维埃运动,除了帮助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还能有什么值得保留与肯定的历史内核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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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5-01-17 17:58

苏联送来的潘多拉魔盒
——读《龚楚将军回忆录》评共产革命
杨子立

龚楚是中共早期的高级军事干部。八一南昌暴动时,龚楚率领农军一个团参加,暴动失败后,加入朱德的队伍,参与了湘南暴动和第一支红军——红四军的创立,并屡立战功。后来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在百色暴动中起主要领导作用,并创立红七军。其后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七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和红军代总参谋长等职务。当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其受命带一个团到粤桂湘边区重新创建根据地,但此时的龚楚已经对共产革命心灰意冷,在任上只身逃离。后来长期居住在香港,并出版了《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其中后一本书是在前一本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以下后一本书简称《回忆录》。

中共的不少高级将领写过回忆录,但是因为龚楚作为叛将写的回忆录有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将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发动共产革命的真实情景公之于世,暴露出共产党的历史书上对所谓土地革命的美好赞扬不过是骗人的谎言而已。实际上,中国的红色革命是苏联送给中国的潘多拉魔盒,凡是赤祸蔓延之处,在革命的名义下,本分的农民都开始自相残杀。残酷的斗争激发了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不仅大量的生命死于战火和奴役,而且人与人之间完全变成互相斗争和利用的关系。敌对阵营之间固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红色政权内部的斗争更加血腥恐怖。国共内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异族侵略的抗日战争,而红色政权胜利后搞各种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又远远超过国共内战。

龚楚将军的《回忆录》同时也揭露了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共一直受共产国际操控的事实。当红军将士在战场上拼杀展现勇猛和智慧以及革命信仰的时候,其实不过是在充当苏联控制中国的工具。现在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中国的红旗也退了色,但是共产革命的历史危害还没有被中国人广泛认识到,甚至有很多当代毛左还在崇拜共产革命。龚楚将军的这本书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至今功莫大焉。

残酷的阶级斗争

共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根本手段,以阶级专政为目的,这在抗日战争之前的革命史中表现得最典型。

阶级斗争首先表现在农村斗争地主富农等有产阶级。其中地主大部分被杀掉或逃跑。搞阶级斗争一开始是农会主办,后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成为政府行为。农会里的农民往往是地痞无赖,如同文革的红卫兵或清末的义和团,一旦发动起来无恶不作。以下是《回忆录》里对这些人的描写: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又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诈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

阶级斗争一旦发动起来,杀人的对象不仅是普通地主富农,甚至革命军属甚至领导人的家属都不能幸免。《回忆录》提到李立三父亲被杀的事。其父是个略有产业的小地主,看农运闹得凶就躲到长沙。那时李立三还是党的中央领导人,于是写了封信,责成湖南省委照顾他父亲。他父亲拿着信放心回家了,结果还是被杀。龚楚在《回忆录》里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本身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过火,许多北伐军的官兵家属被杀,导致军官叛变反共,最后造成国共分裂。红军时期,阶级斗争中红军占领区依然严重,甚至红军军官的家属被杀。事实上“出身反动阶级”的将领和干部本身就是肃反的对象。《回忆录》中前面提到的高级参谋林野被杀主要就是出身问题。《回忆录》举例提到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其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

阶级斗争对红军家属都照杀不误,更不要说对普通地主的屠杀。作者写道: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诈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龚楚在《回忆录》里有一处提及遇到的某个反动阶级家庭的遭遇:

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家农民是耕读之家,房子盖得不错,说明比穷苦农民好过一些,但却因此不但人被杀,杀人之前还要把家属的财产勒索殆尽。

阶级斗争的残酷反映到党内,就是毫不留情地整肃立场不坚定的官兵。龚楚返回中央苏区的时候,反AB团等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肃反一直没有停止,到红军主力突围前后又达到一个高潮。那些被撤职软禁的官兵基本上都被成批地屠杀掉。下面是《回忆录》里对当时的屠杀场景的描述:

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已经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共产党现在的史书上对肃反也蜻蜓点水地提到,并把责任归结到毛泽东之外的其他领导人。对于土改和斗地主还是赞扬为主,对残酷的屠杀总是尽力掩盖。并且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以至于很多人既不知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残酷,同时又认为阶级斗争是必要的,连基本的人人不分阶级、种族、信仰,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明社会基本原则都不懂。

共产革命扭曲人性

《回忆录》里对中共高级干部的描述几乎没有那种纯反面的人物,但是由于信仰共产革命,其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不得不加以隐藏,而人性恶的一面却暴露无遗。

朱德在龚楚的眼中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领导,但是正是由于革命意志非常坚定,所以就有些不尽人情了。朱德在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后困在湘赣边界处的山区,眼看弹尽粮绝,被结拜兄弟范石生收编。后来粤军命令范石生将朱德部缴械,但范石生却私下放走了朱德。于是朱德把人马开到湘南的宜章举行湘南暴动,而后上了井冈山与毛会合。朱德站稳脚跟后首先就是攻打郴州范石生的部队,结果失败而回。战斗期间,龚楚问朱德是否记得当年范私放朱德的事,朱德回答说:“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亲生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

项英在龚楚看来也是待人亲切宽厚,私交很好。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项英留守原苏区,是苏区最高领袖。谭震林是政治保卫局的分局长,他认为红军总司令部参谋林野出身地主阶级,留着无用应该杀掉。龚楚认为林野无罪被杀不合适,于是向项英求救。项英却说:“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于是林野和妻子一同被杀。

邓发曾经在香港跟龚楚共过事,龚楚对其印象还不错,并不是生性残酷的人。但是苏区肃反时,邓发领导的政治保卫局是屠杀自己的同志的主要机构。龚认为邓发不过是按照毛泽东的命令行事,成为毛泽东借肃反清楚异己的工具。实际上根据《回忆录》里的叙述,在红军长征前,毛是失势状态,但那个时候为清理不坚定分子进行的屠杀也非常严重,大批的官兵不经审讯就拉到山里杀头。林野的被害也是那个时期。

现在共产党认为那个时候领导人犯了左倾错误,但所谓的“左”就是革命性和党性,越是革命性强,就必然越左。杀地主富农在共产党看来至今不认为过左,只有杀共产党自己的干部士兵才认为是左倾错误。从人权的角度看,越是革命性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越大。正是共产革命对人们的洗脑,导致那些革命者根本没有人权甚至人性的概念。

正因为参加共产革命不得不扭曲人性,所以很多高级党政军干部叛逃或脱党。这本回忆录里提到的有:朱德的嫡系二十八团一营长袁崇全叛逃,还打死了只身追他的团长王尔琢;红八军团团长蒙志仁投敌;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借故出走;彭德怀的参谋长舒适存逃归国军;傅柏翠被逼叛党;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因害怕肃反想逃走而被杀。

龚楚本人在右江革命后,领导的土地革命比较温和,基本上没有杀人,而且夺取地主的土地分配时也给地主本人留一份。这种改良主义的政策带来了革命成果的扩大和巩固。但是在中央苏区,他因为对杀人过多的阶级政策提意见而因此被周恩来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来中央要利用其军事才能又恢复了其党籍和官职。

龚楚提到几次老百姓向他求救的事,他虽然答应了,但在党性要求下却无法办成。只有最后当几个红七军的手下干部求救时,他暗示他们逃跑,终于救得四人性命。如果从革命坚定性和党性出发,他不应该唆使这些人逃跑;假如查处,这也是严重到可以杀头的反革命行为。正因为共产革命把党性和人性对立起来,造成龚楚良心的不安,最后他才主动弃职出走。

红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

军队的战斗力跟官兵素质、武器装备以及斗争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红军跟强势的国军斗争失败是经常的,但一般来说,如果在装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打胜仗的概率更多。这来自红军几个优势:

首先,红军的政治工作力度大,保证了没有整个建制单位叛变。在龚楚的回忆录中,只有红八军的蒙志仁率领一个团投降桂军,当时红八军还没有像苏区那样严密的政治保卫制度。现在大家认为“支部建在连上”是红军政治忠诚的制度保障,但《回忆录》揭示的却是另外一套政治保卫制度。在中央苏区,所有的领导干部的卫兵都称特务员。这些特务员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明里听命于政委或指导员,但暗中忠于政治保卫局系统。他们的公开身份是保卫和服侍军事指挥官,但同时负有监视之责,吃饭睡觉都不离身。如果政治保卫局要杀害某个干部,其特务员就是执行命令的刽子手。林野及其妻子就是被自己的特务员杀害的。当红七军的干部被当成异己遭整肃时,其主要领导人李明瑞准备带领特务连逃走,当即在连指导员的命令下由其特务员开枪将其打死。龚楚最后逃走时在所率部队已经党政军大全独揽,但身边有个特务班仍令其惧怕。他千方百计把这些特务员大部分支开,再乘剩下四个熟睡才得以逃脱。每一个红军指挥员身边都是监视自己的特务员,所以很难叛变,更不要说整个建制的叛变。但正是这套特务系统,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每个人都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现得更革命,但是同时也就更残酷、更没有人性。反观国民党,虽然也从苏联学来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但基本上还是靠下级对上级的军事长官的忠诚或个人对革命的信仰来维持政治立场。所以国民党的部队成建制地叛变就很常见。

其次,为供应几十万大军和党政人员的衣食住行,中央苏区内的一切人力物力资源被竭泽而渔。共产革命的特点,就是你的我的都是党的。不仅公共的土地、土产是公家的,连一切人力和私人财产都要由党来支配。青壮年一律被征当兵,即便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也被征参加赤卫队和儿童团,只有老幼妇孺到田里耕作。龚楚回忆说,到红军主力出发时,全区几乎没有一个五十岁以下的健康成年男人还能务农,甚至十几岁的孩子都很少。妇女们除了干农活交粮赋,还要不得不接受各种劳军和拥军优属的任务摊派,比如至少要无偿做军鞋,还得自己买布料。《回忆录》里提到一个青年妇女为了做鞋,没有钱买布料,只好回娘家要。但任务催得急,没有拿路条,结果被政府捉去关了两天。除了被奴役,老百姓的钱财也是公家的。不仅地主富农和任何可能有存款的人都可能会被捉去勒索家人交钱赎命,即便勒索到钱,最后命也可能保不住。回忆录里记载他遇到一个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向其求救,学徒被征走当兵,屡次被勒索给政府交钱,最后还是交不够钱被枪毙了,妻儿沦为乞丐。商人更没有存活的余地,除了最贫困的小贩,苏区对外的商品买卖都由政府的合作社垄断。在政府的盘剥压榨之下,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且没有路条连逃走都不可能。

我们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历史,往往是农民主动踊跃帮助共军,甚至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但这种所谓的主动,如果没有反革命等帽子的逼迫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士兵的待遇极低,但因为处于严密的组织监视下而不敢懈怠。而国民党打仗则是靠税收,一旦发不起军饷,部队就容易散架。

共产体制对人和资源的支配能力强于一切所谓资产阶级政府,这是因为根本不尊重人权和财产权带来的斗争优势。这在全世界的共产军队都可以表现出来。比如朝鲜战争时期,当战线南北拉锯时,战区的老百姓都是随南韩军队南撤北归。可一旦被北韩占领,不但青壮年都征去当兵,后方的百姓凡是能劳动的都要提供无偿劳役,所以北韩才能以一己之力将韩美联军压缩到洛东江。

可是竭泽而渔式的动员方式虽然暂时有利于斗争,可一旦边界固定,无法从外界补充力量,内部的生产能力则大为削弱。所以龚楚的回忆录里在中央苏区后期,已经造成生产凋敝、资源枯竭的状况,即便没有大军围剿,也很难支持下去了。

现在有些书里讲共产党的军队纪律好、优待俘虏、官兵平等,所以才士气高、战斗力强。但这并非共产革命的本质,国民党的军队也有些可以做到这点。红军有些部队这方面还不错,但也不是都这样。阶级性、斗争性、集体性这才是共产革命的本质特点,其他方面只是斗争策略。

革命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包括龚楚本人,共产党的大部分高级干部怀抱的革命理想一是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不再依附帝国主义或受外国支配和威胁;二是建设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改变官民对立、贫富分化的农村社会。但是革命的结果却是生灵涂炭,农民更加受难,农村更加贫苦。而且苏联也是外国,共产革命越胜利,中国受外国支配的程度越彻底。对于中共的早期高干,有些人还没有仔细考虑这些矛盾就在斗争中牺牲了。还有些尚未进入红军体制的早期领导人脱党了。在红军中,只有少数人像龚楚这样,看清了共产革命的本质,毅然脱离了为之奋斗多年的共产革命,但多数人上了这条船已经能上不能下,只好随着命运安排走下去了。

其他领导人并非看不到革命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没有脱离无非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红军的政治保卫制度使得脱离不易。每个红军指挥员周围的卫士都是特务员,随时要报告其可疑行动甚至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枪杀之。所以很多人想走走不脱。龚楚之所以能脱离,毕竟是手握一方大权的领导人,而且很有心计。回忆录提到的李明瑞就是想走但没走出被特务员枪杀的例子。里面提到一个叛变的例子是彭德怀的参谋长舒适存。根据舒适存后来的自述,他早就想脱离红军,但在敷衍了两年后才找到逃脱的机会。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其革命理想已经和本人的领袖欲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继续走革命道路,才有本人的前途;如果干别的,自己也干不了,屈居人下更是不愿意。所以只要有一丝革命胜利的希望就决不放弃。事实上,现实中的残酷屠杀和恐怖气氛恰恰是毛泽东这种领袖欲望强烈的人制造出来的。这样的人看似革命性很强,但已经不在乎早期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在乎个人权力的政治抱负。

归根结底,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自我强化的能力,使得人们固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耻之心都被抛弃。共产主义精神所必然要求的公而忘私、阶级斗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因素结合苏联经验造就了一个绝对服从上级、没有独立思考、不许怀疑革命、人人互相监视的体制。身处这个体制的人,即便看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也不敢轻易表露,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既然独立思考有害,要么那些聪明人假装革命性很强以达到私人目的,要么是不愿动脑的人宁肯相信共产宣传以免惹祸上身。当时的战争机制和后来的文革机制其实是一样的。

所有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促进人民的幸福。但是暴力革命本身首先要付出千百万人生命的代价,这些代价的主要承受者也是普通民众。即便革命成功,是否能带来普遍幸福还是问号。尤其是共产革命,已经成功半个多世纪了,连基本的民主宪政还没有实现。那些在北洋时期都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人权竟然今天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其价值是否合理。

但愿龚楚将军这本回忆录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以及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危害,更加珍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要明白,如果你想象的政治制度是先进的,首先要能保证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有个合理和平的解决方法,而不至于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必须拼个你死我活。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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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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