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我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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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铁蹄下的夜莺 » 2012-05-22 14:08

龚楚:我与红军

龚楚,是所谓的“百色暴动”的第三号人物,在井冈山时做到“代参谋长”。史称其为“红军第一叛将”。他的另一本书是“龚楚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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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举头望明月 » 2012-06-08 17:06

这本书少见,还未看过。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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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共鏟党扑街 » 2012-06-26 18:37

举头望明月 写道:这本书少见,还未看过。顶顶

多了解历史真相,看清匪帮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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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别问我是谁 » 2012-11-09 14:25

匪帮之内幕,黑过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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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03-23 15:56

余杰:从匪首到皇帝的路有多远?
日期:3/20/2013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余杰

在红军的叛将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龚楚早在一九 二五年即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党代表。井冈山会师后,朱、毛、龚成为早期红军中鼎足而立的“三巨头”。一九二八 年,龚奉命前往香港进行秘密工作。次年赴广西,与邓小平等一起策划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前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军长、红军总参谋长、 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要职。中共建政之后的“十大元帅”,大部分都曾是龚楚的手下。

一九三五年,中央苏区瓦解之后,龚楚毅然脱离共产党,投降国民政府。此后, 长期参与剿共和抗日的作战。大陆政权易帜后,龚楚避居香港,晚年撰写回忆录,寄情书画,长寿至九十五岁。而那些当年与之并肩作战的、新政权建立之后一度出 将入相的战友们,却一个个地成为毛泽东发起的血腥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比如龚楚笔下桀骜不驯的彭德怀、附庸风雅的陈毅、以及聪明而谦恭的林彪,均无一得以善 终。

与之相比,早早地逃离魔窟的龚楚算是一名幸运者。由于晚年获得了置身事外的客观与超然的立场,龚楚的回忆录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发家史以及共产党体制形成和运作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在红军早期的将领中,龚楚 是少数受过相当教育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物,他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反思精神成为他脱离共产党的动因。尽管他曾在战场上指挥 千军万马,习惯了血雨腥风,但内心深处未曾泯灭的是青少年时代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在回忆录中反省说:“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 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 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 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 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谁能料到,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呢?龚楚形容的“赤色恐怖” 此后席卷全中国,这是他不愿和不忍看到的悲剧结局。

看哪,这个打天下的光棍!刘晓波将毛泽东命名为“混世魔王”,余英时则以“打天下的光棍”形容之。从井冈山到瑞金中央苏区时代,龚楚长期与毛泽东共事,一度朝夕相处、关系紧密,其 笔下的毛泽东穷形尽相、真貌毕露。龚楚如此描绘第一次与毛泽东的见面: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身穿褪了色的浅灰色中山装,身材瘦长,头发散乱,肩阔手长, 面上胡须似是许久没有剃的汉子”。龚楚与之通过姓名后,才知道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刚一接触,龚楚对毛的豪迈和睿智颇为佩服,但时间一久,毛逐渐露出了马脚。龚楚发现,毛是一个品格卑下的小人。他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来到十都,眼 见宜章参军的十多个女同志,有的正在田里指导农民分田,有的在团部抄写文件,毛非常高兴,一时忘形,笑对龚说:“你天天和她们在一起,真是艳福不浅!你有 特殊的感想和艳遇吗?”龚回答说:“这些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对男女间的情爱是不感兴趣的。”毛抢着说:“你的年纪比我还轻,我见了尚且 动心,难道你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可见,毛投身革命,与古代那些抢钱、抢土地、抢女人的反贼相比,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 生”的战斗口号,即便不是出自毛的亲笔,至少也是毛的心声的流露。毛的问题,不仅是在个人品质上存在瑕疵,更是一个天生就很难合作的独裁者。

龚楚在书中记载了朱德对毛的不满,朱对龚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有点隔膜,凡事 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经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 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陈毅也写信给龚楚,郑重告知:“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龚楚也发现毛的专断风格 相当突出:“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 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毛晚年尤其赞扬孙悟空,对孙悟空“大闹天宫”之举颇为欣赏。

正如余英时分析的那样,在毛心目中,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 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国历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 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身分。 于是,那些登堂入室的战友们就成了他要斗争的敌人,个个都死得惨不忍睹。毛晚年的那些刻薄而粗俗的讲话,哪有半分革命理论家的素养,根本就是一副痞子气十 足的匪首的嘴脸。

毛泽东能深得许世友等不学无术的文盲将军的效忠,却始终无法收服龚楚这样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具有儒将风范的军人的心。对此,余英时指出,毛泽东的真本 领是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 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一九三六年,毛在延安特别打电报给特务头子李克农说:“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毛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 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

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的过程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毛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 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而最后是林冲火并王伦的剧本继续上演。杀人不是拯救中国的良方龚楚的一生,用“将军百战声名裂”来形容并不过分。他早年仅仅在讲武堂受过短暂和粗浅的军事训练,就直接走上战斗第一线,他的军事知识和素养都是在实际战 斗中积累起来的。红军早期若干成功的战役都与他有关,因此他成为最受官兵爱戴的红军将领,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像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但是,由于他 出身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持守人道主义立场,脸皮不够厚,心不够黑,致使他的军功愈显赫,地位反倒愈下降,甚至在周恩来掌权时期,遭到周恩来的严 厉批判,被开除党籍一年,军职更是羞辱性地从军长降到团长。

由此,龚楚开始反思红军如何从人民的军队堕落为“党卫军”,以及野心家达成其个人权力欲望的工 具:“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 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 生,何况人类?”毛泽东曾经炫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其实他想说的是,革命就是杀人放火。其实,杀人并不是拯救中国的良方,杀人只是毛泽东夺权的最佳途径。从加入中共到 夺取政权,从匪首到皇帝,毛泽东与命运搏斗了二十八年,终于黄袍加身,而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亦随之降临。

实际上,不是没有先知的忠告,而是没有人侧耳倾听。 对于共产党嗜杀的邪恶性质,梁启超早就洞若观火。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共产党紧跟其后煽动农民运动之时,梁启超即敏锐地指出,这是历史的 巨大倒退,对中国乡村自治传统的颠覆必将酿成农村“痞子当权”的恶质生态。而“痞子当权”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正是靠杀人来实现。在两军对垒的时候,残酷的 杀戮在所难免;但出于制造阶级仇恨而对平民百姓展开大屠杀,就让龚楚难以接受。

在十年内战之初,龚楚就发现:“党中央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 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由此埋下了他脱离中共的伏笔。马克思所憧憬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在西欧工业化国家出现,反倒在俄国和中国这两国落后的农业国中发生。这不是表明马克思的失算,乃是证实了俄国和中国的革 命并非由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发动。作为红军中唯一一名具有“政治觉悟”的高级将领,龚楚有一套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共在苏维 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 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 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 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 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

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 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换言之,共产革命的主力是流氓无赖, 共产革命的秘诀是激发人被法律和秩序所节制的恶。从特务政治到警察国家导致龚楚出走的直接原因是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红军准备“长征”时,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 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等人。林野被整肃的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林野在黄埔军校时就已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并上过井冈山。长征前夕, 林妻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跑到根据地与丈夫团聚。林妻刚来的三天,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分局长的谭震林秘密到龚楚的办公室,细声说:“报 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误会了谭的意思,以为要调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派人去福建 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龚楚多方活动营救,亦未奏效。被组织怀疑的人无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样令人惧怕。事后,其中一个参与杀人的特务员对龚楚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 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砍过去,他妻子见了大声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 上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头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 此时,他的妻子也被黄同志结果了。……若不是我们俩能干,说不定给他们跑了!”龚楚在回忆录中以专门的章节记载中共“政治保卫局”之恶行。

明朝之锦衣卫和苏俄之克格勃,与之相比均显得黯然失色。中共的“政治保卫局”成立于一九三一 年,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任命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担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去推行。该组织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 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决议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它的组织,在国家保 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他们在各机关、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他 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 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对于这个全力无边的部门,就连手握重兵的龚楚都心有余悸地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 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 终在它的控制之中。”在中共还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实行的特务政治,毕竟只能笼罩所谓的苏区。那个时候的左倾青年们,哪里知道这个部门的厉害,以为自 己是在投奔一个伟大的理想,当脚踢到比钢板还要坚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时候,想回头却已经来不及了。

而当中共席卷天下之后,国家政治保卫局更是成为其专政 的工具,为捍卫其“铁桶的江山”无所不用其极。几经蜕变,昔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部分功能由当下最臭名昭著的“国保”警察承担。秘密抓捕刘晓波的是国保, 请伊能静喝茶的也是国保,以酷刑折磨维权人士的是国保,威胁活埋异议分子的也是国保……国保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家丁”。对国保的依赖意味着中共已经完成 了由特务政治到警察国家的华丽转型。警察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和谐与稳定的国家。帕累托说过:“力量和残暴并非一回事。胆小鬼、懦夫经常很残暴,但伟人和英雄却愿意宽厚待人。一个残暴的政权显示 的不是实力,而只是它的怯懦和内心的恐惧。”中国的成语里有“色厉内荏”的说法,那么,“色厉内荏”的中共还有几天的“好日子”可以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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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龚楚:我与红军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08-31 8:43

红军代总参谋长之叛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大屠杀
【阿波罗新闻网 2013-08-30 讯】
作者:裴 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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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 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 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

红军代总参谋长之叛

裴毅然

整整一周,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细阅“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将军回忆录》,内中有关早期红军的真实记述不时令我心澜阵阵――“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但我没有想到真正的高潮在临结束的最后几页,精华之精浓缩于尾,真正一出“伏高潮于结束”的经典悲剧。心惊肉跳地合卷闭灯,竟一夜难眠――耸然恐怖、慨然唏嘘、邈然深思、怒然气急……

红军代总参谋长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大陆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红队”,即刺杀顾顺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红队,不知情者还以为以颜色为队名,其全称实为“中共红色恐怖队”。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烧死。他潜回乐昌老家,静养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有了这样的思想,龚楚在红军中自然会格格难入,渐生异志。

龚楚因与周恩来发生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仅高层检讨,也被大会批斗,提前经历文革。1933年5月,龚楚挨批,34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实属无中生有。散会后龚楚质之,黄答曰:“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仅可维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万,四周又是合围日紧的中央军。项英、龚楚、陈毅商量后,电请远在贵州的中央,要求突围,追随“野战军”西进,争取与其会合。中央即复:根据突围西进经验,中央军区应放弃突围,就地分散打游击,另命龚楚率一步兵团转进湘粤桂边区,收容西进野战军散落人员,建立新根据地并成立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事宜均由龚楚负责。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声

回乡不久,龚楚先后出任余汉谋粤军第1军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龚楚诱伏中共北山游击队,除几人逃脱,30多名游击队员全被打死,此为“北山事件”。后来,龚楚与另一中共叛徒何长林诱捕项英、陈毅,被前来带路的中共侦察员识破,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迅速逃走,躲过一劫。抗战爆发后,龚楚先后任国军上校参谋处长、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龚楚出任徐州市长,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可谓“助纣为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1949年10月,共军打到北江,龚楚率保安团逃到乐昌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写信劝降,11月上旬龚楚率部下山投诚。12月,共军准备进攻海南岛,海南守将为龚楚乐昌同乡薛岳。广东省长叶剑英请示中央军委,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龚楚知道劝降薛岳不仅没有成算,且有“通匪”杀身之险,但若无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决定滞港定居。此后,龚楚应邀赴台遏蒋,蒋要他在港祕密收编残部组织“反共救国军”,伺机配合反攻大陆。但他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旋涡,改名龚松庵,返港办实业。龚在香港呆了40年,期间赴美,拿到“绿卡”,最终归返香港,以写作书画自娱,一张墨迹可卖三五千元。1960年代后期撰写回忆录。

1980年代后期,中共发布公告:“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建国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龚楚萌发回乡之念。乐昌当地政府为讨好龚楚,拨款七万原式原样重建龚家老屋,占地面积320多平米,建筑面积170多平米,六房两厅一厨两卫,琉璃瓦顶,一副当年土豪宅第模样。宅内配置全新家具,包括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气派。于是,龚楚决定回乡。

但乐昌县有关部门还有一道难题:以何种规格接待这位红军叛将?请示上峰,省统战部批复: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1990年9月13日,龚楚携夫人王兰芬抵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侨务办摆酒接风,龚楚递上三封信――分别致“老同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老家辞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1990年代就为乐昌引资四亿余,也算龚楚最后泽被乡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历史帷幕,这一代人已经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结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盖棺之时,却非论定之日。如何评说那场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称量“阶级斗争”在中国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当今中共从革命退至改良,从对抗折返和谐的“改革开放”?大革命一代留下庞大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一切并没有简单结束。逝去的岁月仍在“规定”着我们。虽然后人无法改变历史,也不能假设历史,但总还有总结历史的权力吧?后人不能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封住历史其实就是封住今天的前进,不让还原历史,底牌自然在于众所周知的“历史顾虑”。不过,这一次,寰内士林已经明白:对那场大革命的理解评析,可是一笔必须算清的历史大账目。

多余的话

也许中共史家或红色人士会诘问:“叛徒文章,一派胡言!岂可信乎?”不幸,尽管笔者抱疑读之,然佐之各种史料(如《伍修权回忆录》、陈丕显的《赣南三年游击战争》),《龚楚将军回忆录》的真实性至少在95%以上。从利害关系角度,龚楚撰写此传于1960年代后期,乃一介平头港民,并无多少需要捍卫的政治利益,纯属个人历史回顾,需要顾忌之处远远低于官方。更可信的是:回忆录细节清晰,逻辑完整,几无虚写遮掩之处。以笔者阅读近千部(篇)传记之经验,未发现破绽。即便从研究中共党史角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尤其对大陆读者来说,看多了尽是教条口号的原则性回忆,来自“叛徒”角度的声音,而且是带着细节汗液的叙述,实在值得伸头一探。如听听龚楚对苏维埃运动的最后陈述: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工农)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

再根据这场大革命的结果来看,从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实践来看,从中共改革后所选择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来看,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标志的苏维埃运动,除了帮助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还能有什么值得保留与肯定的历史内核么?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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