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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诵简介
陶洛诵从70年代起，就开始在《争鸣》杂志发表文章，由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争鸣》还曾向她约稿有关遇罗克的往事，为此她写了《思想解放的先驱──遇 罗克》，刊登时的标题是《一个被枪决的有为青年》。该文也是为遇罗克平反的第一篇文章。

1991 年，她发表了一部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该部小说的手稿是她从中国带出来的，并在《星岛日报》上连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赞誉。1994年，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情妇》，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作为情妇的甜酸苦辣。在人们渐渐淡忘文革的阴影时刻，她出版了真实而生动的纪实文学《生之舞》，唤起人们对那段生活的痛苦回忆和深刻反思，在澳大利亚引起巨大反响。她因这三部独特的文学作品，被称为澳华文坛中的“三个第一”。

媒体报道：
在1991年她发表了一部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专访】一知名华裔女作家对生命价值的反思
──记陶洛诵女士
作者：罗娜
【大纪元9月20日讯】在一个欢迎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教授抵达悉尼的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悉尼文坛上的知名作家陶洛诵女士，人们喜爱称她“陶大姐”。
席间陶大姐有一个简短的发言，看是漫不经心、平平淡淡，却颇为精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陶大姐自谦是一位没有水平的家庭妇女，她说她也曾执笔写过一些文章，揭露中共暴政下的罪恶，以图伸张正义，但后来听说到的罪恶愈来愈多，对善良者的迫害越演越烈，她开始感到无能为力了，继而近来陷于享清福、打老虎机之中。袁红冰教授的到来又令她清醒了过来，她认为袁老师做了她想做而一直没有机会做的事，她自己不能够再消沉下去了，也该做些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了。

悉尼文坛上的知名作家陶洛诵女士在欢迎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教授抵达悉尼的座谈会上发言
第二次见到她是几周后的一个私人周末聚餐会上，那天名人名家聚集一堂。主角依然是袁红冰教授，大家畅谈人生时光如梭、自由国土安逸之际，也严肃地面对著中国社会现状、人性及道德的理念，陶大姐再次语出惊人、震惊四座，她感慨地说道：“中国政权对法轮功团体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已经五年了，我为了一种私利也沈默了五年。”她认为作为作家、作为中国知识份子的代表之一，也到了该出来替他们说话的时候了。同时陶大姐询问在座的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她愿意就自己五年来的沈默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歉意。
在公众的眼里，作家总是那样的高傲，而陶大姐在这种场合中放下文人的架子，真诚的自我剖析与反思，令举座敬佩。
也许正是陶大姐的率直与正气才促成了这次对她作简短采访的机缘。
陶大姐出身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份子的家庭，从小才思敏捷，幼年受过极好的启蒙教育。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奶奶对她的影响力极大。她奶奶是一个受过传统封建教育，相当贤慧善良的大家闺秀，从小教她背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早在小学的时候，她的文学天赋就已显露出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她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老师对她的评语是语言简练、表达力强、文笔流畅而且优美。她从小爱好写日记，而且一直没有间断过，这对培养她对事物和人的观察力、分析判断能力及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都有极大的帮助。

少女时期的陶络诵
在她18岁那年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血洗北京城，使她的人生、思想有了极大的转折，从反对红卫兵开始走上了一条当时被认为“叛逆”的道路。她姥姥也因为身份问题被红卫兵赶回了农村，她母亲也曾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她也曾亲眼目睹红卫兵的暴行和杀戮行为。对红卫兵的现象，尽管她没有一套理论来阐述，但就人性的角度来看，她认为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太违背人之常情，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能忍受的。她由于在文革中帮助遇罗克送信给当时的总理陈毅，而在“一打三反” 的时候受到牵连，被打成反革命而遭受牢狱之灾。
因此从文革开始她几乎没什么好日子过，在婚姻上也不尽如意，后来又逃出了中国到了澳洲，在西方自由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支点，生活才渐渐趋于平稳。
她认为她们这一代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整个青春的代价，不仅遭受了精神的痛苦还有感情的痛苦等等，她说：“即使来到了海外，我们的根还扎在中国，我们肩上还扛有振兴中华的责任，每个人的能力大小不同，但都应该尽力而为。”
陶大姐是一个相当率直感性之人，不喜爱钻研理论，做事喜欢凭藉自己的一种感觉，一种对人生的领悟来处理。同样她认为对法轮功的镇压，就从最基本的人性──信仰自由出发，也是不应该的。她说：“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就是共产党自己宪法里也讲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虽说写归写，执不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但这也说明这是一种普世价值，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她认为法轮功里多数是老弱妇孺，是一个弱势群体，只是为了强身健体而已，而且她看到一些资料关于女性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甚至投入男牢房，目的是为了迫使她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她很气愤地说：这些女性只是信仰而没有犯任何罪，即使是罪犯，共产党不是还讲要优待俘虏吗？中共也曾经禁止藏民信仰喇嘛教，好多藏民被迫投雅鲁藏布江，漂流回来的朋友告诉她说江面布满了藏民的尸体。她认为这些都是属于违背了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她觉得作家是一个很神圣的名词，能够称得上作家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她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也要说句公道话、说句良心话。以前一来由于恐惧，二来当时她自己还有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必须写的文稿没有完，因为有些历史问题，如果她不写出来的话，那将是一段空白。因此她的良心被包围起来，现在她觉得不能再保持沈默了。她说：“自己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活着，是很舒坦的，如果有一块地方你把它是掖着、藏着，精神面貌就会很糟糕的，整个人也象弯曲了的树枝直不起来；如果你正视这个问题，让你的良心清明起来，把该说的话也说出来，自己的精神面貌也会变好。”
她谈到在六四的这段时间里，北京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治安彻底的好，是因为那时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了，都站起来的，把压在自己心中多年的愿望都说出来了，都表达出来了，所以这种人格在站出来之后，道德自然会好了，后来六四遭到镇压，老百姓觉得没出路，人格得不到尊重，社会风气慢慢的又坏了。
她说：“这个民族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造就了很多关心社会的真正的知识份子，像当年社会的精英就有杨小凯（杨曦光）、遇罗克、林昭之类，现在那就有象袁红冰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是属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知识份子，他能够正视中国的问题而且有良知，把该说的事情说出来，把事物还原成真正的面目。这一批人都是相当有文学情怀的，感情丰富有良知，通过艺术的手法来展现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现实的一种认知。”
她认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人都是社会造就的，由于水平不一、智慧不一、领悟不一、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尽相同。她生活的一贯准则就是：人什么都可以逃过，但逃不过自己的良心，作为人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活着就行了。她特别欣赏黑人曼德拉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了南非的种族斗争，她认为中国的百姓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她真心希望中国今后少动乱，用和平的方式使中国转变成民主自由的国家。
针对世界上的日趋增多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共的一党专政、解放以来的10年一轮的政治运动、而且不让人们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光有中共他们一言堂等等，陶大姐认为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能够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对这个世界的想法说出来，就完成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责任。
她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是一种奉献精神，时刻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理想化的骗人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够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的社会，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苦全都白受了。”
从 70年代起，陶洛诵女士就开始在争鸣杂志发表文章，由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争鸣还曾向她约稿有关遇罗克的往事，为此她写了《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刊登时的标题是《一个被枪决的有为青年》。该文也是为遇罗克平反的第一篇文章。争鸣杂志还刊登了由遇罗克的家人向她提供的《遇罗克的日记》。遇罗克的这段历史能够得以重现，其实相当不易，陶大姐和遇罗克的父母及其弟妹失散了十一年，是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之下重新找到他们，在了解了一些当初她还不清楚的事情之后，才使文革的浩劫中年轻一代杰出的代表遇罗克其思想脉动的历史画面得以真实的保存下来，也是这一代人的精神价值的体现。
来到自由的澳洲，先是生活在古朴而恬静的阿德莱德，后移居到悉尼。她一直继续不停的在文学的道路上驰骋，通过小说《南洋女儿歌》《艾德莱之恋》、散文《迅速改变身份》、诗歌《你是谁》、《会不会》等等的形式表达了她在丰富浪漫的异国氛围中所蕴藏的诗情画意般的情感，并经常在当地的日报上发表。

在1991年她发表了一部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
在 1991年她发表了一部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该部小说的手稿是她从中国带出的，并在《星岛日报》上连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赞誉。在2003年该小说由中国文联出版式出版。有作家称该部长篇小说是世纪末流浪澳洲的中国作家群中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称赞她的小说所体现的是一代人的灵魂档案，所潜藏的是关于一代人精神激流的写照，所确立起来的精神人格，成为一个忧伤的理想主义者最为灿烂的路碑，且时刻昭示了与新中国同年龄的青年一次惨烈而悲壮的人生位移与精神迁徒，以及由此而得来的记忆遗症。
在1994年，她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情妇》，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作为情妇的甜酸苦辣，在当时的《自立快报》上连载，引起自立快报销量直线上升。在人们渐渐淡忘文革的阴影时刻，她于去年出版了真实而生动的纪实文学《生之舞》，唤起人们对那段生活的痛苦回忆和深刻反思，在澳洲引起巨大反响。她因这三部独特的文学作品被称为澳华文坛中的“三个第一”。
新洲华文作家协会今年的5月8日还主办了一场《陶洛诵作品讨论会》。与会的作家认为她的文章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每个人看到自己的当时。她的作品展示了其人格魅力，体现了她在惊涛骇浪中表现出来的独立思考的大智慧。她的文笔很优美，是发自内心的，没有花俏、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矫饰、经过30年的沉淀，也不是咬牙切齿，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客观冷静地把当时的事情娓娓道来，是留给后人的史料。
墨尔本的阿木作为连载《生之舞》的编辑还写过整版的读后感，用以参加此次讨论会，他认为陶络诵的作品采用了独特的敍事方法和高超的白描手法，如行云流水般地轻松自如，达到了举重若轻，炉火纯青的程度。《生之舞》的字里行间，充满对祖国、对民族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对扼杀人性的专制制度强烈的憎恨。从她的作品反映出她是一个始终清醒、坚定、热忱的民主战士，是敢于自我剖析的现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