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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之名的由来

　　中国人素来崇尚“大”。大时代之说，由来已久。不过哪些时代属于大时代，却众说纷纭。汉唐盛世，被誉为大时代，不难达成共识;北宋初期与中期，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不是大时代，则有争议。这条争议链，在近二十年，新增一环：北洋时代。
　　所谓北洋时代，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始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终于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共计16年9月有余。此间，尽管国号“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其实质则与民众无关，而由北洋军阀一手操纵。具体说来，国家从未统一，政权屡遭更迭，袁世凯、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军阀先后执政。夺取政权的手段，往往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凭借战争，算起来，大战至少三次，小战不计其数，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打赢了谁执政。故而，北洋时代的政治属性，只能归结于军政，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尤其如此：其统治根基，不是血统，不是神权，不是法律，而是枪杆子。军政与军阀，互相成就。这一点，乃是我们讨论北洋时代必须明确的前提。
　　国共两党一度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然而它们对北洋时代的批判(尽管二者都诞生于北洋时代)，却出奇一致。在两党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中，定位北洋时代的词语，皆是“四分五裂”“丧权辱国”“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北洋时代的严重贬斥，终于迎来反弹。历史好像一根被压弯的树枝，到了一定时刻有其弹性。不知最早的反弹起于何时，就我所见，这些年来，试图为北洋时代翻案、正名的著述，可谓比比皆是，蔚然成风。在一些论者口中，北洋时代实在是令人神往的黄金时代。
　　既然流行以“大时代”命名北洋，那么，北洋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大时代?

既不强盛，亦非繁荣

　　这就需要明辨，何谓大时代。大时代往往由大国开创，它的标准或特色，与大国声应气求：一是强盛，二是繁荣，三是朝气(元气)，四是开放，五是自由。这五点，血肉相连，不可分割，若不强盛，则难繁荣，若不开放，何来自由。对一个时代而言，这五大要素必须齐备，才有资格称之为大时代。
　　由此来说北洋时代。强盛、繁荣，肯定与其沾不上边。晚清以降，衰朽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落后挨打的中国人便开始编织富国强兵之梦，然而直到北洋时代终结，这依旧是空中的梦幻，无法落入现实的黑土;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可视为北洋时代的三代追梦人，有心一统天下，安邦定国，使中国与列强抗衡，可惜绞尽脑汁，穷尽手段，无一成功，甚至效果恰恰相反，中国愈来愈分裂，愈来愈孱弱。纵观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到张作霖一路下来，对列强的依赖一路深化。以与日本的关系为例。袁世凯执政，还有资本和手腕与日本虚与委蛇，讨价还价;张作霖则完全受制于日本，当他不能满足对方要求，随即惨遭毒手。说到底，北洋时代的中国，绝非强国，而更接近弱国。
　　至于繁荣，我们不妨看看北洋时代的经济数据。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这光华夺目的数据，使得北洋时代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经济增长只是繁荣的一个侧面。国家繁荣与否，还得看政府财政状况、人民生活状况等。说到前者，问题就来了。北洋时代，经济一路飙升，资本高歌猛进，然而这对于缓解拮据、割裂的国家财政困局，却如杯水车薪，以致北洋政府只能举债度日。所谓举债，可分内债和外债。据《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26年间，北洋政府共发行27种国内债券，票面总值计6.14亿元。据黄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北洋时代，政府没有一年不借外债，旧债未清，新债又举，算起来，中央政府及所属各省共借外债387笔，借款总额12.8亿元。政府如此困窘，国家谈何繁荣?
　　从政府频频举债，还可窥见一点，即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甚至行政能力(或者借用“国家能力”这个概念)之糟糕透顶。理财是袁世凯的命门之一，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曾借朋友之言谈到这一点：“袁总统一世不会办的事是财政，将来中国恐以财政亡国。”在他看来：“今日袁总统对于财政，可名曰自己不要钱，而不能不称为太会用钱。自己虽会用钱，而却不管国家之钱从何处来。”其实袁世凯不是不想管，而是无能为力。当时中国号称一统，实则诸侯割据，北洋貌似一体，实则派系林立，地方对中央阳奉阴违，偷奸耍滑，截留中央专款，减交各省解款，只道是寻常(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目的之一正在集权，他因此身败名裂，不能说与财政问题全无关系)。当袁世凯无计可施，四处借款便成唯一出路：“今日大借款，明日复小借款;今日小借款，明日复大借款。但能有钱到手供旦夕之挥霍，则其为鸩为砒，不暇问也。”袁世凯一代枭雄，尚且如此技穷，后任如段祺瑞、曹锟之流，只可能等而下之，国家能力越来越弱，向列强出卖利权越来越多，其终点，便是一个时代的覆亡。

人民生活贫苦如旧

　　再说北洋时代的人民生活状况。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据《北洋政府时期经济》，1912年全国总人口约为4.1亿，到1928年增至4.65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9‰，同期之日本为13‰。我没有查到20世纪初叶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现在这个数值大概是17‰。这一对比，可知北洋时代人口自然增长率之低。须知彼时并无计划生育，死亡率之高，只能归咎于疾病、饥荒和战乱。就此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率恰可从侧面反映人民生活状况。
　　今人谈北洋，常与晚清对比。不过民初与清末，并非一刀两断，泾渭分明，其断裂的程度，远远小于承续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书，高估了辛亥革命的杀伤力。我更认同一种说法，这是一场计划外革命、精英革命、城市革命。这场革命，无论对传统还是对现实，无论对文化还是对制度，破坏力十分有限，它所造成的裂变，更多在形式，而非实质。说到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正如时人描述的那样：“……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这些兴与灭，大都浮于表面，并无根本性的颠覆，如“剪发兴，辫子灭”，国人脑后的辫子虽然剪掉了，心底的辫子依旧纠结;再如“鞠躬礼兴，拜跪礼灭”，有些人见到官员，照旧坚持跪拜，哪怕鞠躬，人格也早已匍匐在地。说到底，从清末到民初，老百姓的生活贫苦如旧，压抑如旧，稀饭和豆腐还是从前的味道，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民国初年，曾有民谚，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抛开其中政治怀旧的成分，则可视作时人对新朝的观感。北洋时代，烽火四起，战乱不息，对老百姓而言，最怕的就是战争，和平状态之下，他们还可以做奴隶，战争状态之下，则欲做奴隶而不得，所谓“宁当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堪为注脚。而且，除了战争对社会秩序的败坏，打仗所需的军费，同样着落在百姓头上，如羊毛出在羊身上，军阀养兵，终究由百姓买单。
　　当时中国属于农业国，农民最揪心的问题，莫过于田赋。清朝有“永不加赋”的传统，至光绪中叶，为了赔款、新政等，开征田赋附加税，以“附加税”之名，规避祖宗之法;光绪末年，宪政编查馆编定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10%。1912年，参议院制定国家税和地方税法，规定地方征收田赋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30%，比之晚清，增至三倍。1914年，濮阳黄河决口，山东、直隶两省呈请中央，随田赋正税征收10%的附加税，以作河工费用，中央批准，这是北洋政府正式征收田赋附加税之始。1915年，北洋政府以预算不敷，电令各省一律仿照直隶、山东先例，征收田赋附加税，决口一开，急转直下。行之十余年后，附加税名目与日俱增，有百余种之多，如江苏省有105种，浙江省有74种(要知道当时江浙吏治以清明著称，对农民的盘剥都是如此严重，其它省份可想而知);而且附加税额大大超过法律所规定的30%，而达到正税的若干倍，如江苏海门县田赋附加税超过正税26倍。
　　田赋附加税，只是凌迟农民的一把刀。军阀雄霸一方，权力不受制约，所设苛捐杂税，简直多如牛毛。最著名的一例，当如奉系军阀张宗昌，他主政山东期间，所纳捐税的名目足有六七十种，养狗要交狗捐，运牛出界要交牛捐，其余如军鞋捐、青菜捐、娼捐、戏捐、锅头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等，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粪税”。对此，时人讽刺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
　　与苛捐杂税呼应的是预征，即提前征收税赋。预征最初一年两征，渐渐改作一年三征，一年六征，最后一发而不可遏止。电影《让子弹飞》有一情节，师爷告诉新官上任的鹅城县长，前几任县长已经把税收到90年以后，即西历2010年。这绝非向壁虚造，而有其历史依据。电影把鹅城设置于四川省，四川梓潼军阀早在1926年，就已经预征税赋到1957年。
　　再写下去，或有控诉之嫌。让我们回到正题。我想强调的是：第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并无必然关系(当然不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据蒋廷黻回忆录，他于1911年离开湖南邵阳出国留学，1923年返乡，香烟、洋布、煤油灯、新织布机、机器制造的铁丝、铁器等已经在农村普及，“种田的方法却如十年前一样不曾更改”)。北洋时代，经济腾飞，然而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相应提高，有些地方反而愈发败落。今人论史，往往侧重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企图以前者来证伪后者，这显然都有违治史之道。第二，对中国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最怕的还不是秩序的严酷，而是秩序的丧失，君主还是民主，专制还是立宪，之于他们，分别不大，战争才是他们的天敌。北洋时代恰恰战火漫天，武夫治国，称之为乱世，并不为过。如果给人民以选择权，我不认为大多数人愿意留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道。

普罗阶级归属感低

　　说罢北洋时代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就其时人民的政治水平说两句。1926～1927年间，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的李景汉，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授课，曾率学生到北京附近村落进行社会调查。其中对距燕京大学半里地的挂甲屯村百户人家的访谈，最具参考价值：
　　问“现在大总统是谁”(在挂甲屯村调查期间，中国并无大总统，张作霖在北京自封安国军总司令，顾维钧和杜锡珪先后担任国务总理)，回答没总统者8人(这是正确答案)，回答不知道者91人，回答王士珍为总统者1人。李景汉感慨：“挂甲屯村距京极近，尚且有这样多的人不知道中国有无总统，岂非笑话。距大城较远乡村人民的知识可想而知了。”
　　问“现在管理中国的是谁”，回答不知道者84人，回答张作霖者10人，回答北方张作霖、南方蒋介石者1人，回答顾维钧者1人，回答杜锡珪者1人，回答“兵”“有兵的人”者3人。李景汉说：“以上的回答总算不坏，尤以末三个答案为有趣。”　　问“民国是什么意思”，回答人民平等者5人，回答没皇上者4人，回答以民为主者3人，回答采取民意者1人，回答人民受苦者1人，回答不知道者86人。　　问“民国好，还是有皇上好呢”，回答民国好者23人，回答有皇上好者25人，回答一样好者36人，回答不知哪种好者16人。　　最后一番问答，耐人寻味。如果说在辛亥年以及此后三五年，民众无法分辨总统与皇帝的高下、民国与清朝的优劣，尚且情有可原，那么民国建立十余年后，回答民国好的还没有回答帝制好的人多，回答两者一样好的人数恰恰最多，则当发人深省：民国的形象与价值为什么难以深入人心，抑或因为，从民国到清朝，改朝换代只是换汤不换药，于老百姓并无分别，以至百名受访者中，逾六成认为民国与清朝一样好，甚至清朝更好?无论答案是哪一种，都不妨碍我们的结论：普罗阶级对于北洋时代，归属感极低，这不是他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翻云覆雨，终将化作张养浩的一声叹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何种开放?何种自由?

　　后人称颂北洋时代，誉之为大时代，最堂皇的理由，在于这个时代的开放与自由。对此需要深究，北洋时代的开放是怎样的开放，自由是怎样的自由。
　　说起北洋时代的开放与自由，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所主张的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大抵落实了这八字。可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大学，去往社会，去往庙堂与农村，将看到几多开放与自由?
　　质言之，北洋时代的开放，对外而论，在列强的威逼、压迫之下，不得不开放;对内而论，如政风、民风、家庭观、婚姻观等，远远谈不上开放。当然这更多是时代局限，彼时中国正努力从传统的桎梏之中挣脱出来，残留封闭、保守的痕迹，实属正常，不必苛责。至于自由，问题更大，这究竟是谁之自由，何种自由呢：自由属于全体国民，还是少数人?自由表现为一种权利，还是一种气质?自由背后是大治还是大乱?
　　北洋时代的自由，究其实质，乃是一种放任。杨度论晚清政府，曾有“放任专制”之妙语，正可挪用于北洋政府身上。其政府之本心，还是欲求专制，然而因专制能力不足，对地方，对民间，对社会，对大学，只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换言之，政府不是有意放任，而是不得不放任。放任专制的结局，则是一个“不负责任之政府”。自由与放任的差异，恰在于此：自由与责任是孪生兄弟，放任则与责任无关;自由讲究权责一致，放任则放纵权利，同时不顾责任。北洋时代，国人的确拥有极大自由度，只是当其自由受到侵犯，却难以得到法律保护，这便是放任的恶果。这样的放任，绝非大多数人的福音。
　　北洋政府的放任，可以其意识形态建设为例。何兆武《上学记》曾对比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治，最大一点区别，即前者没有意识形态。那时他住在北京，各路军阀如走马灯般进京夺权，军队过境，高唱军歌，唱什么呢：“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这“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三国演义》”。他还提到北洋时代的国歌《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对照国民党的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显而易见，前者过于文艺范，毫无政治意味，怎能唤起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呢?话说回来，北洋军阀不是不重视意识形态，袁世凯曾提倡尊孔、读经，直至复辟帝制，其意图正是重建意识形态，不过终告失败，后继者一蟹不如一蟹，只能放手，此即放任的由来。
　　而彼时的媒体，的确自由，然而有时却漠视、忘却了相应的责任，则是取祸之道。邵飘萍、林白水，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为新闻自由而献身的先烈，不过细究之下，这二人的职业伦理，未免有亏：一是搞有偿新闻(章士钊曾批评邵飘萍“颇以言扬抑人，而言皆有值，恩怨井井，铢两都称”)，二是评论文章近乎人身攻击(如林白水嘲讽长腿将军张宗昌的智囊潘复为“肾囊”：“某君者，人皆号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长腿军阀胯下，亦步亦趋，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这若搁在法治国家，潘复完全可以起诉林白水侵犯其名誉权)。这两点，特别是后者，固然大快己心和人心，却是不负责任之举。基于此，我从不觉得邵飘萍、林白水有资格作为民国新闻人的代表，黄远生和张季鸾，远比他们合格。
　　论述至此，大抵可以断言，强盛、繁荣、开放、自由，大时代这四点特质，北洋时代都不具备。它唯一拥有的一点，则是朝气。这个辞旧迎新、大破大立的时代，好似黎明之前的暗夜，尽管孱弱，尽管混乱，却能给人以生机，以希望。现实固然不够美好，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却相信只要奋斗，只要努力，便可打碎眼前的黑暗，光明的未来触手可及。倘拿晚清作对比，晚清流淌的是暮气，北洋流淌的是朝气，晚清流淌的是死气，北洋流淌的是生气。

谁来定义“大时代”?

　　如果我的论析能够成立，可知北洋时代与大时代的距离何其遥远，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贫弱、迷乱的时代，会被誉为大时代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大时代的命名者：知识人。如你所知，谁掌握了话语权，谁便掌握了对历史的诠释与对时代的定义。由知识人命名大时代，他们自然会追寻最适合知识人生存、知识人地位最为尊崇的时代。北洋时代之于知识人，第一有自由，哪怕是放任之自由;第二重文教;第三，在那个激变年代，传统摇摇欲坠，新生正在孕育，供知识人发挥、驰骋的空间异常辽阔，倘有充足创造力，自当开宗立派，退一步，则可引进西学，开一代之风气，领百载之风骚。扬名立万、成为大师、令后世顶礼膜拜的机遇简直俯拾皆是。这样的时代，知识人怎能不爱，怎能不梦寐以求?
　　不过，我们今天说，北洋时代是知识人的乐土，这里的“知识人”，恐怕不具普遍性，而主要指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知识人，那些大家、名流。能够青史留名，终归少数，他们在当时的知识人群体当中所占比例，自然不会太大。更多的知识人，默默无闻，无权无势，与贩夫走卒一样卑贱，同呼吸而共命运。生活在茅屋、亭子间与地下室里的他们，不曾享受北洋时代的荣光，却必须承担北洋时代的苦难。
　　大知识人与普通知识人之间存在差异，正如知识人与普通百姓之间存在差异。一旦这些差异不可转化、祛除，必将导致他们对大时代的理解出现霄壤之别。有些时代，对知识人而言是大时代，对老百姓而言则是小时代，反之亦然。若把大时代换作“盛世”，小时代换作“乱世”，正适应这一论断：“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以此能不能说，对老百姓来说，北洋是乱世;对知识人来说，北洋是盛世?
　　老百姓不会喜欢乱世，知识人就一定喜欢乱世么?我看未必。如果投票，他们对乱世的接受率，也许还比不了武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诗》)，与其说呈现了诗歌的幸运，不如说呈现了诗人的困境：当国家与诗家不能两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剧。毕竟，还有更佳选项：国家强大，诗家盛大，“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对比“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单论气概，便胜出不止一筹。
　　基于身份差异、价值差异，知识人与老百姓对大时代的想象和向往发生了冲突。话语权在谁手中，大时代便由谁来定义。就此而言，北洋成为“大时代”，不是一种历史事实，而是一种现实情怀。这种情怀令人感念，却也需要警惕。我们不必再要求今天的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不过，他们心底起码要有一点公理与公义，他们的知识与思想，不可局限于一个群体或阶级的私欲，而遗忘、抛弃了芸芸众生。恕我直言，把北洋时代塑造为大时代，我只看见知识人一己的得失，而无万民的忧乐，我只看见一派一系的安危，而无天下苍生的兴亡。若以电影《一代宗师》所言习武之人的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来权衡，他们大抵停留于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