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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夫：《非類》

《非類》介紹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大陸出現了「傷痕文學」。「傷痕文學」揭露了文革時期許多人遭受的苦難，而對於文革之前特別是反右之前大陸人民遭受的苦難，則有些忌諱；另外，「傷痕文學」描述苦難，但對於造成苦難的根源，缺乏進一步的思考。二○○五年，生活在香港的弋夫先生，發表了小說《非類》，對以上兩方面的不足，作出一些填補。

　《非類》在香港發表以後，有人拿去大陸中央電視台網、凱迪網、子規網、紅網、華聲在線、中國思維、雅虎、搜狐......等二十幾個網站發表，短短几個月時間，已經有十幾萬個點擊。《非類》勾起了許多同一命運者的回憶，有的人眼淚讀完了小說，並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跟帖。

　《非類》是自傳性小說，以作者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經歷，描寫了么哥及其朋友、同學、情人、老師在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淪為「賤民」的生活，他們中有的人已被中共的極左路線吞噬。

　《非類》的主人公么哥生長在一個國軍退役將軍的家庭，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後淪入苦難。么哥小時候是個調皮的孩子，在中共的「家庭成份」歧視中成長，但在許多優秀老師的啟蒙和教導下，他對學校生活充滿了興趣，對各科目都喜歡探根究底。他學習文學、歷史、音樂、美術，很有獨特的心得；學習物理、化學，能聯繫實際，學以致用。學習成績雖非出類拔萃，但考上大學應該沒問題。在中共的「唯成份論」下，么哥高中畢業后就被攆出了校門。走出校門后，只能當碼頭苦力。靠著無師自通的電工技術，才當上了一家小工廠的電工。由於出身於「反動軍官家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逃亡，但回家后還是被捉去批鬥和毆打。他的愛情生活也充滿坎坷。他的戀人，有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死於非命，有的因不符合「紅色封建門第觀念」而被迫分手。

　在險惡的環境中，么哥並沒有沉淪。他好讀書，不懈地觀察事物，成長為一個善於獨立思考、解剖社會頭頭是道的青年。

　由於乃父還有「統戰」價值，么哥的命運並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血淚斑斑的地主、「反革命」及其子女！

　么哥的初中同學龍俞升是個地主的兒子。一九五○年，父母在土地改革中被斗死。龍俞升和弟弟逃到巴城行乞，弟弟在流浪中死去，龍俞升被收容進童教院。他隱瞞自己的身世，編了一個由貴州逃荒到巴城、半路上父母雙亡的故事。由於出身貧農又品學兼優，龍俞升考上了中學，加入了共青團，併當上班級學習委員。在一次下鄉勞動中，龍俞升碰到了舅舅，被同學揭發後學校組織調查，結果「隱瞞家庭出身」被戳穿，被開除團籍和學籍，再送去童教院。

　龍家其實是靠勤勞和節儉發家的。《非類》對此有描述：自俞升曾祖父從江西逃荒來到此間，由長工做起，經過三代人的辛勤耕作，加上死命地節儉，寧願吞糠咽菜，也要一粒米、一個銅錢地攢，慢慢買田置地，終於變成了地主......可這田這地，哪一捧泥巴哪一根苗不是龍家人的心頭肉？

　么哥的工友和戀人喬班長出生於陝西的地主家庭，在家中叫豆娘，在土改運動中，奶奶和打日本打斷了腿的大哥被槍斃，母親自殺。在舅舅的幫助下，六七歲的豆娘逃到巴城，隱瞞家庭出身，進了工廠，並加入共產黨，當上廠黨支部委員。豆娘的丈夫是個愚眛的極左分子，由於朝夕相處，他對自己妻子的身世有所懷疑，因而居然逼她坦白。生活在這樣的家庭，面對這樣的丈夫，真是生不如死。豆娘後來失蹤了。

　地主其實是中國農村的一股穩定力量。豆娘就說過：「我們家修橋補路辦學校哪一樣少了？」

　田慧芬是么哥的中學同學。其父親是店員，本來屬於「紅五類」。么哥落取時田考上了大學，她衝破「階級」偏見和文化差別，以大學生的身份愛上了出身於「反動軍官家庭」、文化程度只有高中畢業的電工么哥。兩個人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戀愛時光。但禍從天降，田父莫須有地成了「逃亡地主」，差幾個月就大學畢業的田慧芬被勒令退學，隨父遣送原籍農村。在文化大革命中，兩父女在批鬥會上被貧下中農用扁擔、鋤頭活活打死。

　田慧芬在預感到將被遣送時，向么哥提出結婚。作為么哥的妻子她可以名正言順地留在巴城，但么哥一來認為事態沒有那麼嚴重，二來覺得自己還沒有結婚的能力，不願意那麼早結婚，結果鑄成大錯，痛心疾首，抱憾終身！

　么哥小學的算術老師齊先生，在上課時被其家鄉農協會的農民捉去毆打，最後被押回原籍；么哥所住的周家大院的業主周姨太也被當作地主批鬥，周家大院被中共沒收。

　作者感嘆道：自地主階級被打倒后，數以千萬計的地主、富農子女也淪為新中國最下賤、最悲慘、最無人同情、無人敢接近的一類，他們星散在浩渺無垠的鄉下苦苦掙扎，逆來順受，有誰在乎他們受盡了歧視、凌辱，有誰聽得見他們的哭泣、哀號？遑論「有教無類」！遇見甚麼政治運動，更是風雨飄搖、命懸一線，只有朝天打卦了。

　這是啥世道？地主、地主，地主就該死，地主本是生存競爭的產物，你說他反動就反動，你說是三座大山便是三座大山，要他死就死，從土地革命開始，被打死、活埋、槍斃的地主百萬計都不止，還莫說子女，弄到今天還不歇氣，還要整，唉，腳底下這塊黃土地染滿了地主的鮮血......

　《非類》作者以以上事例衝擊中共的「土改禁區」。

　中共以「打土豪、分土地」為誘餌，欺騙農民，強行將地主的土地收歸己有，自己當上地主，以交公糧的名義讓農民向自己交租，獲得了打內戰的資源。農民根本沒有得到土地。土改促進中共獲得政權，但沒促進社會進步，也為中共的統治留下後遺症。

　土改需要不需要剝奪地主的財產？需要不需要殺那麼多地主？甚至罪及後代？歷史已經以台灣的土改宣告了中共土改的失敗和血腥殘酷。

　一九五八年，台灣進行土改。國民政府向台灣的地主贖買土地，分給農民。又讓地主把賣土地的錢投資于工商業，為台灣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台灣迅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土改運動功不可沒。

　在台灣的和平的、成功的土改面前，中共對自己的土改還能有什麼辯詞？中共如果真的遵循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就一定要否定土改，為地主平反。

　中共建政之後，立刻進行「鎮壓反革命」運動，殺害幾百萬國民政府的黨軍政基層官員。《非類》對此有所描繪：哨聲響起，解放軍對著囚犯的後腦勺子開槍，一長列跪在地上的囚犯紛紛仆倒，腦漿飛濺，腥味四散，令人五內翻騰。

　中共的「鎮反」帶有復讎主義和殺人立威的性質，因而造成了濫殺無辜的後果。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有右派份子就此質問中共，毛澤東以秦始皇作比較，居然說殺得還少。遺憾的是，雖然現在的中共已比反右時期開明得多，但大陸輿論界對此反而噤若寒蟬。

　其實，所謂「反革命份子」中有許多是抗日誌士，他們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挺身而出，和日寇進行殊死的鬥爭。他們的鮮血澆灌了抗日戰爭勝利之花！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

　在《非類》中，么哥的朋友廷柱的父輩投身抗戰，屢立戰功。二伯父在台兒庄戰役中，扼守碭山狙擊日寇，廝殺十幾天彈盡糧絕，最後與二千餘國軍官兵戰死沙場；三伯父轉戰兩湖參加十幾次戰鬥，一直打到芷江戰役，在一次戰鬥中被子彈打中腹部，腸子漏了出來；大伯父身中十一槍傷，終身殘廢，可謂滿門忠烈。但大伯父和父親在鎮反中被殺，三伯父成了「戰犯」。

　么哥的另一個朋友穆鬆鬆的父親是軍統專員，抗戰時冒著生命危險活動於日寇統治下的北平，把日本女特務殺死。穆父在鎮反中也被殺。

　據筆者所知，為了「統一祖國」和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共已對許多有影響的國民黨去台或去海外人員，以及回國回鄉投資的大商家在「鎮反」中被殺的親屬平反。實事求是地對待以上的被冤殺者，這當然好，但還不夠，難道其它被冤殺者只是因為他們的親屬不是有影響者或不是大商家，就活該繼續含冤九泉？

　《非類》的可貴之處在於敢於解剖社會，揭露社會核心的弊病。書中許多麼哥及其將軍父親的議論很精彩，發人深省。么哥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性質時說：你還記得歷史書上講歐洲中世紀黑暗不？哼，殺死他！燒死他！異教徒！撒旦！魔鬼！中世紀黑暗時期的殺人場上瘋狂的修士、民眾喊得多麼響亮、多麼虔誠，和今天的共產黨員、人民群眾高喊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撗掃一切牛鬼蛇神！去殺死地富反壞右有啥子不同？

　莫以為他們搞的是唯物主義就不是宗教，任何一種思想被誇大便出現宗教傾向。

　么哥結合歷史和哲學解剖文革社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化革命的社會是政教合一的社會，這種獨特、理性、冷靜、富有學術意味的分析，很有說服力，也很有啟示作用。令人對如何避免文革產生一番思索。

　作者也通過李將軍之口對土改作了很精闢的分析：

　地主是地里長出來的，跟莊稼一起長出來的，滴滴汗水、錙銖微利，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何罪之有！以後你們好好看看，只是誰也沒有共產黨做得狠、做得絕就是羅，若是戰場殺戮便無話可說，現在天下甫定，還去殺手無寸鐵的地主卻是亘古未有的......

　單靠算盡剝削帳、收拾地主、殺地主、分田地給農民，國家便富強了？沒那麼簡單，日子長哪，慢慢看吧。

　李將軍不幸言中了！現在，「三農」問題像大山一樣壓在中共頭上，中共深受其擾，束手無策。這說明，當年的土改遺禍無窮！而台灣，就沒有這個問題。

　《非類》中還有許多麼哥及其同伴對文學、歷史、哲學、音樂、美術、生物的思考，涉獵非常廣，也很精湛，令人回味無窮。這反胦了文革青年一代的面貌。在文革中，面對那麼多荒謬、荒誕、荒唐，促使許多不願作思想奴隸的青年去問一個為什麼。古人說：「國家不幸詩家幸」。我們可以說：國家不幸思想者幸，文革給了人們苦難，也等於給了供思想者思索的財富。《非類》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么哥這個文革思考一代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