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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虚舟：说宽容――纪念金大中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为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大声疾呼，反对韩国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独裁统治。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几乎在反对朴正熙的混乱中胜出。
【新世纪特稿2009年10月4日】民主化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过程，民主制度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生活制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随着人类智慧的展开，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而这个民主结果隐含的前提是宽容：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就意味着宽容每一个人。宽容是民主制度建立的保证与体现，民主化的过程也可以看做宽容展开发展的过程。
一、
在西方，希腊的雅典城邦很早就从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和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这三种模式中，明智的开始了民主化的过程，主动选择了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机智地创造了维护民主制度的法律制度、选举制度、代表会议制度，为广范影响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希腊化奠定基础。
尽管雅典人聪慧，他们的民主化过程毕竟才刚刚起步，他们创造的民主制度毕竟还是处在初级阶段，并不完备，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当时还缺乏必要的宽容精神，因而一败于城邦间的纷争，再败于雅典内部的摩擦，难以持久，不得不让位于马其顿帝国。民主是大家的事，人人都要参与，宽容是必备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宽容，才能人人都可以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正确的意见才会有产生的土壤，正确的意见才会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而民主的雅典城邦处死批评自己的苏格拉底，足见初级阶段的雅典民主曾经多么狭隘。
二、
代之而起的罗马帝国棋高一着，宽容精神似胜于雅典：罗马人以敌为师，全面学习希腊文化，发展健全了罗马法；主动吸收希伯来文明精髓，把基督教定为国教。所以，虽然罗马人选择的是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和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混合的政体，民主化进程受挫，但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的流风遗韵却也不绝如缕——元老院、选举制、罗马法，在在显示着雅典民主化延续的痕迹。
由于罗马帝国的混合政体由君主和贵族垄断权力，他们以敌为师的宽容仅仅体现在巩固自己垄断地位上，不可能向更广大的中下层国人开放权利，走向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因而也无法摆脱“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命运，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虽然前前后后坚持了一两千年之久，最终仍难免还是毁在自己的腐败上。
三、
到十三世纪初，民主化的进程出现重大转机。英国人的智慧为英国在《自由大宪章》运动中找到了民主化的突破口：在生活的博弈中，英王接受了贵族提出的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以法律的形式保护被统治者贵族和贫民的相对权利的宪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宽容、各让一步的结果是，实现了双赢，双赢造成事实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治国家的局面，成为现代民主化的起步，使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开始走向欧洲大陆的前头。
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了人，重新发现了世界，为英国开始的现代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动力和无限的活动舞台。到十七世纪末叶，英国的光荣革命把宽容精神提升到历史的新高度，统治者经由被统治者同意进行统治：统治者国王宽容的接受了被统治者的权利诉求，交出权力，进入被统治者为他设计的笼子里面；被统治者宽容的接受了国王存在的现实，没有赢家通吃，秋后算账，再干掉国王，而是把权力归于国人选出的议会，委托由国人选出的首相组阁代为行使，让昔日的统治者仅仅作为国家名义上的代表。
充分体现英国人智慧的宽容精神，就这样促成现代民主化进程结出圆满的果实。向民主制的成功转型，英国不仅实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且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面目一新的蛮荒小岛不仅改变了自己，而且改变了欧洲，改变了世界。
四、
到十八世纪，美国人发扬了英国人的智慧和宽容精神，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空前伟大的实验，不但没有胜者为王，赢家通吃，而是集思广益，平等协商，十三个州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制定出一份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宪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国王和皇帝的民主共和国。尔后的解放黑奴，南北和解，劳资两利，消除歧视，接纳移民，都是民主化迈进到历史新阶段题中应有之义。宽容，保证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繁荣、强盛、进步、发达。
相映成趣的是法国。这个激情往往超过理性的智慧之国，常常忽略宽容。因而，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法国起步虽然不晚，然而进展却大大落后于英国，即使美国民主化之后，法国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民主化进程依然受挫。英国和法国，也是欧洲的周瑜和诸葛亮，争了几百年，世界发展遵循的是英国宽容的道路，而不是法国不宽容的路线：
一战后主要由法国主导，一心要置战败国德国于死地，二十年后却爆发了二战；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给战败国德日以发展的机会，给贫穷国家以发展机会，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破坏力空前，不仅没有导致战争，反而促成世界经济主导格局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占据重要地位。在民主国家已经实现的人人都有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理想，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变成人人都有权利参与管理世界经济的现实。宽容，真正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
宽容如此重要，是因为她蕴含着苏格拉底式的智慧：面对无限的世界，人是多么的无知。既然自己的认识未必都完全正确，对手的的认识又不一定全不正确，所以追求真理的正确做法自然就是宽容，在各种认识的碰撞中接近真理。建立人人都有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过程，自然以宽容为基本特色。
五、
在当代，宽容的典范莫过于曼德拉与金大中二人。
曼德拉在白人监狱中关了二十几年，他最终不寻求报复，而是寻求民族和解：“当我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宽容不仅让曼德拉这个人走出监狱，获得自由；而且也让南非这个国家走出监狱，实现民主化。黑人曼德拉当上总统，执政的要求只是白人把迫害黑人的事情说清楚，进行忏悔：黑人权利得到保证，白人利益也得到保护。黑人和白人成功民族和解的结果是，民主的南非安定繁荣，依然是非洲也是世界最耀眼的发展明星之一。
金大中一生被捕五次，受迫害四十年，多次面临死亡威胁。然而在宣布他死刑判决的法庭上，他宣布的却是宽容的宣言：“我饶恕和理解把我弄到这种境地的人们。另外，我还想对在座的被告们提一点希望：即使我死了，你们也不要再进行这种政治报复，这就是我想留下的遗言”。“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在这块大地上，不再重演政治报复的悲剧，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也是我以上帝的名义留下的最后遗言”。
这位以曼德拉为榜样的韩国民主斗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韩国民主化成功，金大中当选大韩民国总统的第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绝不会进行政治报复。第四日，特赦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公开场合表示：两位前总统当年毕竟对韩国的经济起飞有过重大贡献，而且在产业界有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让他们获得自由有助于整合国家，集中力量挽救经济。宽容的效果是惊人的，民主的韩国举国一致，共度时艰，不仅很快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发展迅猛，成为对东亚、对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伟大国家。
六、
中国文化并不缺宽容的元素。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主张“兼爱”；老子主张“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都包含有宽容的成分。如果有争取多数人的统治的民主化道路可走，先贤的思想光彩就有可能发展为宽容的灯塔。
然而中国历史一直走在“家天下”的道路上，不仅没有试验过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也没有试验过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可考证的历史中实行的都是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一个人专制独裁，“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安有宽容？不宽容，实为“家天下”国家的第一要义。所谓“君为臣纲”者，无宽容也。就这样，宽容成为窒息在专制大石头下的一棵枯草。“家天下”根除宽容，没有宽容就找不到历史发展的新道路，中国就在这样的循环中踏步不前，从遥远的传说年代“禹传启，家天下”开始，“家天下”一直流传了起码有三千年之久，始终没有踏进民主化的门槛。
到西风东渐，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比起西方的民主制度相形见绌，中国人奋起打开民主化的闸门，民主制度成为国人努力实现的目标。然而由于没有宽容精神，民主化的进程屡屡受挫：西太后不容光绪皇帝重用康梁变法，削弱自己的威权，把百日维新推进血泊之中；袁世凯不容宋教仁搞议会政治，架空自己的权势，唆使手下暗杀了这位政党政治的领袖；孙中山不容黄兴以政党政治、司法武器跟袁世凯斗争的主张，武装反袁，组建忠于自己个人的革命党，把中国现代史纳入以暴反暴的老路；蒋介石不容共产党异己而行，大开杀戒，断送了抗战胜利以后推进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毛泽东不容任何批评自己的意见，上整国家主席、元帅，下整普通的知识分子、农民，把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大救星”，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万寿无疆”,把自由变成独裁，把民主变成专制，“家天下”就这样一直活到他寿终正寝，民主化不进反退。
毛泽东之后，执政党“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开始让位于执政党“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同样是专制，软硬有不同，中国大陆又一次迎来民主化的契机。由于软专制毕竟还是专制，依然缺乏宽容的精神，不准多数国人分享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力，民主化进程还是一波三折：邓小平不容胡耀邦、赵紫阳政治改革真的要自己交出权力，像当年慈禧太后罢黜光绪皇帝一样，接连罢黜两位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不容青年学生要求实行民主、反对腐败、矛头直指一党专制，像当年慈禧太后让六君子在菜市口喋血一样，让学生在北京血溅当场。这种“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其实跟“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相差无几，民主化形进实退：形式上官民都在说民主，比过去讳言民主是一个巨大进步；实质上是官民各说各话，统治者说的民主是自己治理被统治者的方法，被统治者说的民主是自己驯服统治者的权利。民主化的大帽子下，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民主化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者狃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能办大事的特点是办大好事，以GDP的高速增长为理由，想用民主的旗号解决中央集权专制主义造成的空前严重的社会腐败、社会不公问题，维护自己垄断权力的统治地位；而被统治者则抓住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能办大事的特点是办大坏事，以空前严重的社会腐败、社会不公为根据，要用民主制度走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造成的“强盛-衰亡-强盛-衰亡”的历史怪圈，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由于缺乏宽容精神，统治者不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走投无路的历史事实，全盘肯定，拒不改弦更张；被统治者不承认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和特殊意义，全部否定，力主推倒重来；鸡同鸭讲，无法交融。在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形势下，中国民主化进展就这样裹步不前。
七、
宽容精神也许是打破中国发展的历史僵局最不坏的办法：统治者逐步接受对中央集权的专制权力的限制，被统治者采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推陈出新、兴利除弊的改造。这就要求中国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有高度的智慧，因为宽容是智慧的结晶。需要强调的是，宽容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可靠的基础。宽容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宽容到什么程度，要靠生活的历史来回答。
罗素说得好，“落后的国家总是观念引起革命，先进的国家是革命引起观念”。中国人的不宽容，统治者抱住“有权就有一切”的老观念不放，坚决反对任何触动权力的改变；被统治者举着“变天就有一切”的新观念旗帜，坚决主张打倒罪恶滔天的统治者；其实还没有跳出“落后的国家总是观念引起革命”的命运。提高智慧，提倡宽容，在生活得经验中，在革命的实践中，形成思想观念，也许就能解决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实现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梦想，真正成为世界上一个“先进的国家”。
这里说的“革命”，是蒋经国式革命，是金大中式革命，是颜色革命，是天鹅绒革命，是玫瑰花革命，是光荣革命，是“不以恶抗恶”革命，而不是“以暴易暴”的革命，不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不是“皇帝轮流做，民年到我家”的革命，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
八、
在统治者不惜动用武力镇压改革的情形下，说宽容，并不能让统治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对被多方打压的被统治者说宽容，既不能减轻被压迫者的痛苦，又不能解决严重不公的社会问题，倒像在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然而不说宽容，就不能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为中国民主化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新基础。在这个看似走不出去的迷宫里，也许金大中先生可以成为我们前进路途上的一个坐标。
http://ncn.org/view.php?id=76493
发文者：NCN 发布时间：10/04/2009 10:59:00 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