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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管见:习近平的戊戌之变

2018年03月28日 18:47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网络图片

戊戌之年,如愿,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然后如愿连任国家主席,而未来再次连任或多次连任,也已没有体制

同时,也一如人们所料,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他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似乎是遵从”七上八下”之潜规则。不久,他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起广泛注意。此后的事情就没什么稀奇的了──全国人大开会,他进入大会主席团,成为全球媒体镜头焦点,而在习近平连任后,他当选国家副主席。

此外,还有国家监察委员会,用来和中共的中纪委一起,对抗腐败。

这戊戌之变,体现中国共和之路的坎坷,同时,也体现”党天下”自身矛盾之新进展。

■党权之侧也须容国家权力安睡?

修改后的宪法,追随”文革”中宪法的精神,将”领导是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正文,标志着“党天下”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势头

然而,恰在此时,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连任限制,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王岐山以普通中共党员之身当选国家副主席,在体现习近平的耀眼成功的同时,看来也显示出,表面之下潜藏着另一种倾向。

先前,在苏联的改革中有过一些变化,曾经以其苏联方式,显示过这样的倾向。

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共产党推动改革,走得十分艰难。渐渐地,他萌生出似乎不大寻常的念头,要以新的方式,寻求更大更集中的权力。他在苏共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然后在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目标,他的意图,是实行。终于,在苏联的(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苏联首任(也是末任)总统,成为第一位兼任手握行政大权的国家元首的苏共党魁。

此前,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曾拥有类似的权力,但他们兼任的是部长会议主席,而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中央决定,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勃列日涅夫等人兼任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而戈尔巴乔夫,要的是实权。通过实行总统制,剥夺苏共党机构的经济决策权,将实权转移到政府首脑及各部首长手里,而他自己是国家元首,政府执行他的决策。这样,就可以绕开党内保守势力,在人民支持下推动改革进程。

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之际,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叶利钦当选为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然后,他宣布退出苏共,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一年多之后,他经历民众普选,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

这样两位总统出现,实际上已经显示,苏共或俄共正在失势,新的政治过程正在展开。

习近平当然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完全不同,他也还没有表明要在中国实行总统制的打算。不过,现实生活中的客观规律,自有其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它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而显示其存在。

■在全球政治中施展权力

中国的国家主席,依照五四宪法的规定,有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名义权力,到后来,这个权力没有了,这个职位就更为虚化。因此,可以认为,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连任限制的规定,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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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习近平看来不这样认为。

通常,付出如此的努力,执意忍受形象的损失,毕竟要有所求才对。倘若不修改宪法,而习近平要在连任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继续连任下去,那么,他很有可能如愿连任,而且也成功连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但必须卸任国家主席,由另外一人担任国家主席。这样,就无法再维持所谓”三位一体”局面。

无论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在国内基本不受影响,然而,人们察觉到,习近平在国际间活动,身份的改变,对他毕竟是有很大影响,因为他作为中共党魁和中国军队统帅,缺了国家行政领导人的身份,就不那么适合代表中国出席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事务的场合。

观察人士直言不讳:若无法继续连任国家主席,对习近平与中共的”全球野心”,有实质性影响。

“全球野心”,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欲望在膨胀,而在其背后,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影子。

而无论如何,这都要求,中共的领袖不仅要有党内身份,也要有体现国家行政权力的身份,才能充分展现其国际影响力。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一方面在苏联默许之下,企图将亚洲纳入中共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惜以领土及相关利益为代价,从笼络邻国越南、朝鲜甚至印度入手,换取亚洲各国的支持、拥戴;另一方面,他雄心勃勃地试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不惜与苏共撕破脸,不仅以理论、政论交锋,而且也用枪炮威慑,进而对峙、交火。不过,他发动”文革”,虽然默许所谓”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赞颂,在国际上,大体上还属于防御性的政治运动,因为他发觉,内部的政敌及其所谓”修正主义”对他更具威胁,而他晚年发誓不当国家主席,显示出他在党内权力斗争,特别是接班人问题上,已是头破血流、心力交瘁。他在对外援助方面仍然习惯性地显示大方的姿态,却难以再度展现”全球野心”。

毛泽东身后,中共要从”文革”惨败的境况中走出来,操心之事,到情况好转而再露峥嵘,则遭遇民间反抗,酿成八九民主运动,于是悍然撕破伪装而动用军警大规模镇压。不料,此举成为反面样板,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敢步中共后尘再冒天下之大不韪,致使”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中共举目无亲,只好缩起头来”韬光养晦”,一时间也就谈不上”全球野心”了。

好不容易,历经二十几年,这样夹起尾巴作人的尴尬状态似乎熬到头了。经过改革开放、享受到市场化的巨大好处,江胡两代党魁之后,习近平的底气十足,野心再度膨胀。

与毛泽东当年一样,习近平掌握权力时也是年近六十,但与毛泽东不同,他得到权力,但缺乏长期政治与军事经历的磨练,学识与阅历都有明显缺陷。他的雄心,他的胆魄,他的焦虑,他的恐惧,搅和在一起,而”普通一兵”雷锋的那句名言,对他似乎更有极其现实的意义——须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之中。

冷战时的苏联,已是世界性强国,尽管经济活力愈益萎缩,毕竟政治、军事以及科研,实力堪称雄厚。一方面,苏联领导人习惯于在国际舞台上活动,另一方面,受欧美政党政治影响,党政之间有分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领导其相对独立的行政系统。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寻求党系统之外的行政权力,乃因为那样确实可以有所突破,可以打开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寻求行政权力,是着眼于内,而非”全球野心”。

习近平则不同。人们普遍认为,连任国家主席,对习近平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样的看法有其意义,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就有其局限性,而习近平,显然更看重这连任举动对其”全球野心”的作用:他不仅要在国际舞台上公开活动,还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引领全世界的发展。

这很狂妄么?当国家权力在手中开始变得实际,真正有了价值,那就不一样了。

又一个”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正在冉冉升起。

■国家党化的波折

然而,这也意味着,全球化逐渐展开,中共”党专政”的某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中共取得国家权力,逐渐显出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党的国家化,一是国家的党化。

这两个方面,没有明显的界线,甚至相互重叠,但是仔细观察,还是有必要加以区别。

中共成为执政党,它自身的国家化进展很快。中国有长期的专制历史,官僚机器相当发达,国家与官僚的意识在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固。共产党人夺取了权力,当了官,尽管理论上、名义上要”为人民服务”,是所谓人民”勤务员”,或曰”公仆”,而现实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就当官作老爷了。

国家的党化,就复杂得多,缓慢得多。党员再多,也不过千万之众,而且应该是多为出类拔萃之辈,而国民,则是几万万之众。况且,社会中有多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要完全党化,并非易事。

更为复杂的是,党权向国家权力扩展,或覆盖国家权力,”横看”是党的国家化,”纵看”却是国家党化。王岐山”曲线归来”,国家监察委员会形同中纪委之下”翻版中纪委”,以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际中宣部、统战部等党机构的权力伸展,此类变化,似可视为两种变化之中间地带,或曰”党政合一”,就很是微妙。

那么,“共产党领导”,就是党的国家化及国家党化的同义语,其实质,即储安平先生所谓”党天下”。

国家党化,亦即”党天下”,它的显露,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

最初,的经典表述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亦即,工人阶级领导,而非共产党领导,是工人国家,或工农国家,而非党国。

曾几何时,这是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常识,如今,已恍若隔世。

无论共产党的国家化,还是国家党化,都意味着官僚化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深为不满。他隐藏起”虎气”,”猴气”十足,发动”文革”,鼓动群众造官老爷的反、小官造大官的反,此即原因之一。但是,”文革”风暴席卷一切,党和国家都受到猛烈冲击,毛泽东很快也看到其中的危险,就不能不显露”虎气”了。先是不同意上海夺权者建立”上海公社”而改变国家体制,继而派工人和军人占领一些全国性武斗中影响较大的学校,毛泽东力挽狂澜。当时响彻全国的口号,叫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肆宣传的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局势稳定之后,才逐渐响亮起来的。

这表明,共产党的国家化已成现实,但是国家党化,难度大得多,在一定的时候,还必须高唱”工人阶级领导”的调子。这样当然不行。

“文革”中的两部宪法,都在正文里规定了”共产党领导”,成为”工人阶级领导”转变或蜕变的信号,而”文革”之后,一方面,邓小平提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突出”共产党领导”,修改后颁行的宪法,则在正文里删除了这样的内容。如此这般,折射着现实中的矛盾。

现在,”党领导一切”再度高亢,”党领导”再度进入宪法正文,同时,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国家主席连任的宪法限制,习近平下大力气动员力量将其删除。这位不识”宽农”而念曰”宽衣”,不知”格萨尔王”而叨念”萨格尔王”的饱学领袖,如愿获得了原先限制之内的国家主席第二任期,更多任期尚在远方,还只是依稀可见,而中共十九大上似乎”裸退”的王岐山,则以普通党员身份当选国家副主席。

这显然不象是俄国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故事,而是有几分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故事,尽管习近平和王岐山显然都敌视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促使苏联解体也未必有什么好感。

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可以让人们看到,共产党倚仗着国家权力,塑造其自身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滋生出难以遏制的腐败之势,而习近平大张旗鼓地反对中共自身的腐败,其手段,则是不受制约地运用党权。这样展开的博弈,到了矛盾尖锐化的地步,还是要在国家监察委员会名义下,直接运用国家权力。

党权纵然强大,甚至背离”党政分开”而”党政合一”,表象之下,终究只是国家权力演绎出某一变种,如此而已。

■国家党化遭遇”增长的极限”?

市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有深刻影响,其经济崛起,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不过,中共很小心,一般只提”经济全球化”,谨慎地防范市场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更广泛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小心地避开或抵制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国际趋势。不过,它渐渐地看到,不无兴奋地感觉到,它可以更多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多元化的机会与空间,甚至可以在抵御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同时,创造性地为其威权政治全球化开辟道路。

自信之心油然而生,内里还是有深深的恐惧,因为,市场经济之本性桀骜不驯,市场力量可以变幻出各种形式,甚至将政府控制力量为其所用。不让它自由地展现其本相,它会衍生出奇怪之相,或魔鬼之相,党政官僚羽翼下的权贵之尾大不掉,即为明证。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面前,狂妄大胆地展开计划经济及其体制的实验,没有塑造出马克思学说理论判断的社会主义,却蜕变为新型专制社会的命运。不过,那时候,共产党国家化、国家党化,都还算是以”计划化”为其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意味着市场化进程成为主导,而经济基础如此变化,国家党化必然显露出它维持过时上层建筑的实质。即使在国内,它也导致矛盾尖锐化的趋势,在国际社会,更难行得通。

但是,中共自有其办法应对。

在国内,中共力图控制市场化进程,即使面对最富于自由、个性之现代生产力,即互联网经济,它也祭出所谓”网络主权”,竭力对抗其自由发展的本性。中共对其承诺的改革无所作为,15年期限一到,即毫不脸红地要求”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似乎这种地位与其承诺之间毫无关联。

在国际间,集大成者,即习近平倡导的所谓”一带一路”。它借重国家之力而忽略市场主导,以金钱开辟道路而回避通行的市场规则,为自己的过剩产能寻求单向疏解渠道,大规模输出煤电企业而严重威胁人类治理气候变暖的努力,美其名曰”合作共赢”。

昔日,”社会主义阵营”曾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运作长达数十年,以”国际分工”为名扩张苏联模式,促进成员国之间交流的同时,加强苏联对其它成员国的控制,形成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共的作为,所谓”一带一路”,很象是”经互会”在21世纪的翻版,中共在国内实施的市场控制,再现于国际市场。

显然,国家党化,如同一件紧身衣,力图实现共产党的党政官僚机器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件红色衣衫,当它比较粗线条的时候,似乎还很有些韧性或弹性,而当它编织得越来细致、越来越严密,看似天衣无缝之际,社会就难以忍耐。”紧身衣”终究力不从心,或者崩裂而一定程度上恢复某种粗线条状态,或者厉行”编织”之志,直到它最后崩裂为一堆破烂布条。

这件”紧身衣”要穿到国际社会身上,本来就嫌小。习近平志向远大,非要长久地担任中国国家主席,非要在国际舞台中央抖一抖这件”紧身衣”的威风,看来已是谁也拦不住了。

■”风烟滚滚来天半”

戊戌之变,其意义不仅在于”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又有复活之势,而且在于,”全球野心”驱使之下,权力运用上要寻求突破。

当年毛泽东对国际性权力的争夺遭受挫败,但这争夺本身,对中共有其意义,也就不论毛泽东人还在不在,中共之心,终究不死。习近平处在”崛起”的氛围之中,他要做大事,就要求有大权,而党权、军权,其实都是从国家权力变幻而出──行政权力被压抑于党权之下,或党权凌驾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实乃三权无法分立之际,国家权力只得幻化为党权之身出现。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总统,着手制定苏联作为国家联盟的新规则,于是图穷匕见,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而抗争。危急之时,身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振臂一呼,得到响应,显示出民众的力量,更显示出加盟共和国的力量。联盟的权力本来来自于加盟共和国。联盟钻进牛角尖,加盟共和国站出来,发出声音,联盟随即解体。

同理,共产党将国家权力塑造为党国之权,越是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越是到”领导一切”的地步,就越是会出现崩裂的迹象。

习近平悍然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连任限制,实现连任而欲再展宏图,王岐山卸任中共高层职务而就任国家副主席,以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等各种花样,党权扩张的势头不可谓不凶猛,不经意间,也显露出另外的倾向。

一手导演了戊戌之变的习近平,身边聚集着王岐山、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刘鹤等人,还有陈敏尔、蔡奇以及李鸿忠等一大批干将,或许让他有了当年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的豪迈感觉。

“新时代”的大戏,理所应当更好看。

发文者:NCN 发布时间:3/22/2018 05:00: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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