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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诬告为“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

2018年10月09日 1:55 PDF版 分享转发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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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了十五届副书记刘丽英的访谈文章《我追求正义的愿望在中央实现》。

她被诬告为“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

公开简历显示,刘丽英是1932年生人,人。1948年7月,初中刚毕业的刘丽英被选调到公安总局干部学校学习,随后参加了市公安局的接管,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部。

在沈阳市公安局,刘丽英曾长期负责干部人事工作。1979年中纪委恢复重建后,刘丽英由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调到中纪委工作,历任中纪委第二纪律检查室副主任、第三纪律检查室副主任等职,1983年被增选为中纪委常委,1997年走上中纪委副书记岗位,至2003年退休时,她在中纪委工作了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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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儿”注意到,24年间,刘丽英曾负责查办无锡邓斌案、河北李真案、沈阳“案”等大要案,《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评价说,“刘丽英敢于碰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被群众称为‘女包公’,纪检‘铁娘子’”。

在《我追求正义的愿望在中央纪委实现》一文中,刘丽英回顾了上述大要案的办案细节。

“倪献策一开始对立情绪很重”

刘丽英回忆:查办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案件时,他一开始对立情绪很重,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我像老大姐一样跟他进行了聊天式的谈话,后来他就转变了态度。有一天他一大早来找我交代问题,我一看就问他:“还没吃饭吧?赶紧吃完饭再说。”问题再严重,也得让人吃饭。

“政事儿”注意到,《党史纵览》发自2001年的报道,曾描述了倪献策当年的对立情绪。

据报道:当年,中纪委曾派赴江西南昌三个调查组,都因工作难度大等原因,无功而返。后由刘丽英带队,再赴南昌,一蹲数月,终于掌握了倪献策违纪违法的铁证。之后,刘丽英与倪献策谈话,希望倪献策有所悔悟。

可谈话刚开始,倪献策恼羞成怒:“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我认为对我的个人问题是栽赃诬陷,我真痛心。改革开放的今天,我的工作表现,对改革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凭空捏造我的桃色故事,不是别有用心,居心叵测,还会是什么呢!这明摆着是对改革者的政治迫害,是为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妒嫉、仇视和心怀不满,别以为我的沉默就是屈服,我这是蔑视、鄙夷、不屑一顾”。

“倪省长,请用茶”,刘丽英开始跟倪献策聊天,缓解气氛,倪献策的态度逐渐转变。

竭力为李真庇护”

刘丽英回忆:查办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时,他仗着自己曾是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公开叫嚣“要让我查到是谁告的我,我非得让他倾家荡产。”而程维高不但不积极配合组织调查, 反而两次致信中央有关部门,竭力为李真庇护,给调查工作带来了重大阻力。

“我当时就撂下一句话:‘即使我头拱地,也要把案件立起来!’在中央纪委领导的支持下,最后不仅依纪依法严肃查处了李真案,还牵扯出50余起案件,涉及厅级干部9人、河北省国税系统160多人。同时,也查清了程维高利用职权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私的问题,中央最后给予程维高纪律处分。”刘丽英说。

程维高已因病,于2010年去世。不过,其子程慕阳曾帮助李真转移赃款和勾结他人共同贪污国家资产535万元,2000年8月途经香港逃亡加拿大,仍未被抓捕归案。

儿子被诬告受贿400万元

刘丽英回忆:查办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时,马向东妻子四处活动,干扰办案,一些人为查办案件制造重重阻力和压力,个别专案组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被拉下水。为了阻止办案,有人不仅诬告我包庇慕马二人,还诬告我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甚至把举报信写给了当时的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

“这些手法,无非是想达到让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让我查案的目的。记得尉健行同志当时就对我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才有人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这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我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刘丽英称。

“政事儿”注意到,此前接受采访时,刘丽英也谈到被诬告的经历:说起来, 有两件事对我的触动比较大,至今仍然忘不了: 一个是与我相识已有40年的老同志,因接受了好处,便想通过我替马向东说情,让我“网开一面”、“手下留情” , 后来没有达到目的, 他竟恼羞成怒, 便多次向上级写信诬告我和我的儿子。我真是想不明白,一个老同志的灵魂和晚节,在一点既得利益面前竟然会扭曲成这样! 另一个事情是,有个被害人的哥哥,因担心司法机关不能秉公执法,为引起上级对此案的关注,竟无中生有说我的儿子与该案有染,控告我儿子包庇了死刑犯。打鬼借助钟馗,我能理解,但用这种方法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因查办案件特别是大要案件被人诬告诽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查处哈尔滨案件时,有人给中央写信,说我是在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

“儿子说我‘到处得罪人,看你退休了到哪去’”

文中,刘丽英谈到了自己的感受:我们查别人的问题,自己不能有问题,自身过硬是我们纪检队伍的传统。办案的时候,经常会有老同志老朋友找来说情,怎么办?很简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知道你的性格和原则了,也就不找了。我在祖籍山东也查过案子,哈尔滨老家、沈阳工作过的地方都查过,儿子说我“到处得罪人,看你退休了到哪去”,我说就在北京待着。干咱们这行没点原则能行吗?

“条件再艰苦,我们查案子也坚持实事求是、证据牢靠,别管他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咱们都一个标准,严格依照纪律和法律,该批评教育的,该纪律处分的,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定性处理要准确,不能含糊。我离休16年了,谁来我都问,有没有翻案的,他们说到现在也没有,都是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多次提审,和江青打了3年交道

刘丽英还谈到,1979年调入中纪委后,“当时中纪委查案子的检查室就两个,一室主要负责联系企业,二室负责联系党政机关、公检法。我调过来以后被任命为二室副主任,但是,根据形势的需要,我实际上是在参与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具体工作,后来又参与了江青案审判工作”。

此前接受采访时,刘丽英也曾回忆,由沈阳调入中纪委后,曾任审理林彪、江青 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两案”办公室副主任。“我参与了审查‘四人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多次提审江青,和江青打了3年交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为此成立特别法庭时,我又被任命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和甘英同志一起担任了江青案的审判员,因而对此案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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