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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二十五章
季鹏
大跃进是由农业领域开始的，农业和农村也始终是它的主战场。在毛看来，农业组织管理制的改革，即由农业合作社升级为人民公社，是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标志，是划时代的大亊。所以他把人民公社与总路线、大跃进并称为“三面红旗”。具体点说，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载体或曰实现方式，大跃进的历史也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至于大跃进中的另一条主线大炼钢铁，我们分别开来论述。
被称为“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有如一枚硬币有着正、反两面，它的正面写着：共产主义天堂。现在我们就先从它的正面看起吧。
一、人民公社的缘起
农业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其中原因很简单：毛要在晚年更上一层楼，登上世界共运领袖，甚至世界大帝的宝座，这就要靠军事实力。而当时搞军事现代化主要靠购买苏联的先进军事技术和装备，包括核武器技术。这就需要巨额外汇投入。对于当时毛中国来说，只能靠出口农产品去换取。然而当时中国落后的农业拿不出多少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另一方面，五亿农民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极难管理和控制，农民处于“半年辛苦半年闲”的懒散状态，又浪费了他的巨大劳动力资源，间接削弱了他的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这些，都极不利于他的全球争霸事业。所以，农业始终是毛的－块“心病”。然而人民公社的出现，仿佛改变了一切，解决了一切难题
1958年9月，大跃进己处于高潮，毛泽东特地邀他的老友、国民党的降臣张治中一同前往第一线去感受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主要是看公社化后农村的巨大变化。途中毛对张治中说出了一段久埋于心的话，他说：从1949年建国执政起“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过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1956年刮起一阵整社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由此可见毛当时的激动心情。
登基当了皇帝他都不高兴。确实，我们看到他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时，是紧绷着一张苦瓜脸，没有一丝历史上皇帝登基大典那种喜气洋洋的表情。也许当时毛想到的是尚未打扫“屋子”， 尚未“收拾”那些“臭虫、虱子、灰尘、垃圾”；更主要的，应是想到即将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有些耽心。他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者，改造也。可见，对几亿个体农民的“改造” 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使他高兴不起来。直到把五亿农民都关进他的公社“笼子”里了，他才真正感到高兴了。
在上－年（1957年）反右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他就有了促使农业来一个“跃进“的打算。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四十条”。当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次（扩大）全会上就大讲农业，讲到刚刚制定的“农业四十条”，讲到要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然后讲了一段对后来的农业大跃进极具指导意义的话：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现在有的县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还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但是不久，毛就自食其言，发动了对北大校长马寅初要求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的批判）
对于农业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毛也早就胸有成竹。他认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提高农业集体化水平，最终实行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公社化”。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曾坦言：“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五千户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但是当时小社尚未完全普及，更没有“整顿”好，所以遭到了邓子恢的抵制，邓认为大社难以管理，主张仍然一村一社。一村一社都办不好，就说要办几千户、几万户的大社，理由也不足。毛自知底气不足，这办大社之议只好暂且搁置了，
由此也就可见，不管是后来农业放高产卫星，或者建立人民公社，都是毛早有的打算，都是毛着意引导、推动的亊物，毛是“始作俑者”。而并不是什么“群众的创造”。公社化和大跃进之所以推迟到1958年，是因为以前时机尚未成熟，当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内存在右倾势力。邓子恢就是一个绊脚石，虽然被他清除了，但周恩来接着又提出“反冒进”，更是与他唱反调。为了清除党内障碍，毛决定 “擒贼先擒王”， 发动了一场“反‘反冒进’” 运动，把周恩来及其同伙制服了。周被廹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着一千多名代表作检讨。党内的障碍消除了。
第二个障碍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多嘴多舌。幸好此时国际上发生了东欧的波南、匈牙利事件，毛决定借此机会发动一场“整风——反右派运动”， 通过“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把那些多嘴多舌者送到了他们应去的地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全哑了，障碍也就清除了。进入1958年，全党、全民一个声音，一呼百诺，形势大好。所以毛的大跃进、公社化就正式开锣了。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为大跃进和公社化造势的一次会议，毛先在党内高层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会上，有的省委书记在汇报中谈到，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他们在开展冬季水利建设中发觉，目前的农业社规模在太小，难以办大事。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必须由县里出面，将几个、几十个合作社的劳力组织起来，才能办成一些大事。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正击中毛的心愿，毛决心借此推出公社化。并以并大社、修水利为突破口。他先在会上作了口头布置，会后，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个《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正式文件。
各地闻风而动，纷纷进行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这便是人民公社的前奏。
成都会议一结束，毛就沿长江而下，沿途召见各省负责人，听取他们贯彻成都会议精神的汇报，十分高兴。
当时毛的兴奋点主要在办大社、实即为公社化作准备。4月中旬，毛到广州，看到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的一份材料，介绍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事迹。立即动笔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文，向各地推荐。目的是鼓励各地合作社向更大、集体化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这时，毛对于未来这种大社——公社的内容和形式，已经有了初步的蓝图，即：“乡社合一，为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
毛到广州，把他这种对未来农村社会组织正式定名为“共产主义公社”。 他进一步向刘少奇、陆定一作了具体的描述，说：“几十年之后的我国农村，将是这样一种情景：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毛泽东这个想法也不是他一夜之间的灵感形成的，它实际上是毛青年时代曾经作为“新村主义”信徒的“新村”梦想在今日的复活。三十九年前，即1919年春，毛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二号上，提出“新社会生活梦想”，作了这样的描述：“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着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实际上，当时毛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新村”是他那时试图超脱政府羁绊成立自由人联合体的乌邦邦梦想，与他今天提出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基本单元除了形式上类似之外，在实质上己南辕北辙，完全相反。但是在建立这种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单元方面则仍然是－脉相承。
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很快不胫而走，他的大臣、下属们对于毛原来的“小社拼大社”的真实意图也完全了解了，在当年5月为大跃进进行党内总动员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与会者纷纷传颂毛的这一构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说干就干，现在就实现它！各地纷纷行动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毛的分管农业副总理谭振林可算抢了头功，因为他正式命名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这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在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它由4个乡、27个小社合并而成，有六千多户，三万多人口。在正式命名为“嵖岈山人民公社” 之前原本名叫“嵖岈卫星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仿效老大哥苏联的叫法；“卫星”一词则是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对一切新的先进事物的时髦叫法，后来，在大跃进中将各种工农产生产的高产纪录叫做“放卫星”。
1958年6月16日，谭震林在郑州省委小会议室接见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专门听取娄关于嵖岈卫星集体农庄的汇报。听完汇报后谭故意说：“你们这算啥哩！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部那个部不是和中央一样了吗？再说政社合一，社也太大了一点。法国有个巴黎公社，他们也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看你们也有点像巴黎公社。”
谭刚刚参加八届二次会议，知道毛泽东关于将来中国农村应走“公社”道路的想法，所以故意引出“公社” 这个名称来。但他确也也不知道“公社”一词的来历和内涵，只知道有个巴黎公社。
娄本耀更不知道巴黎公社为何物，但听到副总理说像公社，便只管点头附和，忙说：“对对！俺们这个劳什子，也就是公社。”
于是，“谭老板”一锤定音：就叫做人民公社！
娄立即给县里打电话，让县里赶紧给卫星集体农庄换牌子……
就这样，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了。
但是，谭震林知道，这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仅仅由他来命名和认可是不行的，必须要毛点头才算数。他先在6月底召开的几个省市的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遂平嵖岈大社的情况，同时将这个典型材料报给毛泽东。毛看了正合朕意，为了进一步弄成完整的材料，毛派《红旗》杂志的编辑去遂平嵖岈调查，帮助弄出一份《嵖岈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还交待各省要好好“吹一下”。 而在此之前，陈伯达的一篇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文章已在《红旗》7月6日第4期上发表，文中秉承毛的意旨，已经公开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思想。总之，一切资料表明，“人民公社” 绝非“人民群众”所创造，而是毛一手制造出来的中国二十世纪怪胎。
毛指派干部炮制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简章》，得到毛的高度赞许，并亲自为其修改。毛称其为公社的“宪法”、“宝贝”。它大致规范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框架：
《简章》第四条规定：“各个农业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
第五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后，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第二十条又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第十三条规定：“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社员劳动的基本单位。”
第十五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十七条规定：“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这个所谓的“实行粮食供给制”，就是后来被吹上天的“吃饭不要钱”。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更是自豪地宣称：“公社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于是，这个刚刚“出生”的“人民公社”，便一步登天成了共产主义天堂。
二、天堂纪事
人民公社一“出世”，立刻显示出其不同凡响的巨大的威力，这主要表现在它几乎一夜之间就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和诸多“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公社的人们也觉得一夜之间自己就由社会主义“跃进”到共产主义了。当时最流行的“新民谣”道出了人们对公社的由衷赞叹：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
最令人震惊而又惊喜莫名的是各地传来的各种农业高产“卫星”，它使人们如梦似幻感觉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神奇王国，在这里，一切传统的农业生产概念被彻底颠复，过去人们不敢想象、也想象不到的奇迹不断地发生了，而且一个比一个更神奇，更震聋发瞶，也更令人瞠目结舌……
为了亲身体验一下大跃进的热火朝天气息，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奇迹，毛泽东决定移动他的万金之驱，亲自去农村走一趟。河北徐水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曾在1958年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文章，很得毛的赏识，被选定为巡视的第一站。
1958年8月4日，毛在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徐水。一出火车站，映入毛的眼帘的是一块高高竖立的巨大广告牌，上面划满了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的“地图”。看到伟大领袖停足注目，县委书记立即凑过来充当解说员。原来这是幅徐水县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图，县委书记热情而又恭谦地向伟大领袖介绍徐水三年后的天堂美景，不觉地眉飞色舞，毛则不失优雅地颔首微笑……
队伍向大寺各庄进发。一路上，但见两旁庄稼地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又有不时飞舞的红旗、夹杂着人们的歌声、号子声、配上远处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真是一幅绝妙的田园风景画。
到了目的地，先看了户外长势喜人的庄稼和两座正在吐着烈焰的炼铁小高炉，毛便被簇拥着进入了一座干净的大院落，这大概是公社管委会所在地了。但见四壁粉刷一新的白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奖状，还有就是美不胜收的各种反映大跃进的宣传画；有攀着玉米上天的小伙子，有以花生壳作舟飘洋过海的老汉，有在大棉花树上采摘棉花要与嫦娥比美的农家姑娘……
毛开始心花怒放。他问到麦收产量，社长说是亩产754公斤，县委书记张国忠则连忙抢着说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要达到12亿斤。
毛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心里稍一盘算，便笑嘻嘻地说：“要收那么多的粮食，你们全县才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的话问住了。稍顷，聪明的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紧迫着说：“又不光是你们的粮食多，哪一个县的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们不要你的粮食呢？怎么办？”
“那我们就用山药造酒精。”
“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 我们现在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你们自己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
就是在半年前的当年1月28日，毛还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是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皮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有什么好？”
现在，他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鼓励农民吃五歺了。
一群人簇拥着毛去看社里的幼儿园。一队队两三岁、四五岁的孩子，穿上一律的新衣服，列队鼓掌欢迎参观者。当问到吃些什么时，“训练有素”的娃娃们齐声答道：“吃饺子、烙饼。”仔细的人都看得出，当孩子们在背诵这句答语时，一边在咽着口水。可毛没闲情去仔细观察，因为他早就笑得合不扰嘴了。
然后去看幸福院，公共食堂。毛对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特别感兴趣，赞不绝口，墙上写着当时着名的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画有比牛大的肥猪和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白菜。这一切更使毛浮想联翩，他认真地告诉随行官员：“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随行人员连声诺诺。后来毛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想出了彻底解决粮食过多问题的办法：三分之一土地种庄稼，三分之一休耕，三分之一种花种草绿化。并且向世界发出豪言壮语：“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
受主人之请，毛又去参观“亩产百万斤”的“山药山”。但见一个个用粪肥堆成的小山堆，一个个紧挨成片，在堆上裁满了山药秧子，也有在一条梗道上分别种四行、八行、十二行的山药。据介绍，每亩裁一万五千株，计划亩产从20万斤到100万斤…不仅做到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洒生长激素，计划亩产百万斤的山药，还浇狗肉汤。听得毛也张口流涎。
离开山药山，毛来到棉花地。毛看到棉枝都绑上了红布，主人介绍，这棉花地每亩四千株，每株平均高六尺，是名符其实的棉花树。每棵平均有果枝25个，成铃40个，花蕾45个，眼前的情况可亩产皮棉2000斤。但他们还要叫“棉树”长到八尺高，每棵长铃120个，保证每亩产皮棉5000斤……
对农事实际上一窍不通的毛，已经被眼前的一切弄得晕头转向，只是点头不已，心里则不断叨念；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他已经深信张国忠兑现了他三个月改变徐水面貌的誓言了。
下一站去安国县。在途中的车上，毛想到：徐水县的大跃进，除了农业，还要修水利，炼钢铁，全县11万劳动力显得不敷支使，非常紧张。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将一切可能挖掘的潜力挖掘出来，徐水采取了全民军事化的办法，全县编成90多个团，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据说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毛对这一举措非常感兴趣，这本来就是他搞公社化的一个重要目的。但讯问之下，才知道这些军事组织实际上没有多少武器。为此他想，既然军事化了，实际上却没有枪，有点名不符实。于是对同行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说：
“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给徐水，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力共11万人，其中男女青年可能有5万人，20%发枪，共需一万支，几十个团，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5万人一万支枪，5亿人一亿支枪，6亿人得1·2亿支枪，没有枪怎么办？你们会造吗？”。
地委书记感到有些意外，只好说：
“我们……不会造枪。“
“不要县里造，但一个地委可以办一个兵工厂。将来每人一支枪……全国这样武装起来，……就把帝国主义吓死了！”毛泽东时刻不忘不忘他的人海战术，更不忘“管理地球”的宏伟目标。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为人民公社问题作决议时，毛正式将 这“三化” 写入公社章程
到了安国县，下得车来，毛看见的又是如画的田园，翻金的稻浪，阡陌间穿梭的人们，以及招展的红旗，充满豪情壮志的标语牌等等。但他的思想还未从刚才的军事化话题转过来，突然问一旁的安国县县长：
“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还得要用一部分土地……”
醒悟过来的县长马上答道：
“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着呢，占地没问题！”
毛满意地笑了，进一步交待：“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来个把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
8月6日毛到河南的新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是毛刚刚在八届二次会议上提拔起来的爱将，此前的第一书记潘复生，因为右倾保守，又说什么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频繁，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致于“农民家无隔夜之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希望少调出些粮食等等。因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错误。就在这个当口上，原来担任省长的吴芝圃慷慨表示：“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河南可以大大提前实现毛制订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一年实现“四、五、八”的亩产目标，还要实现水利化，除尽四害，消灭文盲……他还将河南水浇地的面积虚报了2.4倍。直听得毛龙心大悦。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潘复生被打成“反党集团”批斗，还在全省揪出“小潘复生”20万！与此同时，“没有良心”的吴芝圃登上了第一书记兼省长的宝座，统榄全省党政军大权。后来，吴在全国大跃进中总是冲在前面，深受毛的赞识，吴也创造了活活饿死、打死、折磨死几百万河南人民的“光辉业绩”……
此时圣主亲临视察，自然使吴大人感到莫大荣幸，立即与另两位省委书记一同前来接驾。
当日下午，毛一行来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七里营的“人民公社”的牌子是刚刚挂上的，毛见了，点头称赞：“人民公社的名字好”。第二天，“人民公社好”的圣谕就出现在各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顿时传遍全国……
在公社干部的引导下，毛参观了托儿所、敬老院、食堂、麦粉加工厂和滚珠轴承厂，然后走进棉花高产田。高产田计划保证亩产一千斤，争取两千斤。看着齐肩高的棉花“树”，毛问：“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
社长答：“七里营10500亩中，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
毛笑着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答：“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没有更多这样的社。”
“对！”毛赞许地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在河南视察了三天，8月9日到了山东。在山东省委领导人陪同下，到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省委书记谈到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兵商学合在一定，便于领导。”“便于领导”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这才是毛泽东热衷于搞人民公社的真正目的所在。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这句广告词确实很形象生动，对亿万群众很有吸引力，于是各地的公社领导人，纷纷把自己的公社装扮成天堂的模样，一时间，全中国仿佛都进入了“天堂”。
第一个跳出来自称天堂的是毛泽东视察过的、并获得毛高度赞扬的徐水县。在毛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尚未挂人民公社的牌子，虽然毛视察的几个农业社实际上都与公社无异了，但终究未正名为“公社”。一心想拔得大跃进头筹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岂能甘居人后？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1958年9月15日张书记宣布徐水“县社合一”，成立中国第一个“县级”人民公社。同月20日，徐水县委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决定全县人民的收入、分配由县公社统一核算，从9月起，原干部、工人、职员等取消工资，农民（社员）取消工分计酬，一律改为发津贴，县级每人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平民百姓2元。对全老百姓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
徐水县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报导一时充塞全国报刊、广播，《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长篇报导，内云：
“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千斤，全县亩产粮食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上人类历史最高境界，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
这样一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一下子声名远播，当年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士去参观，国内则有三千多单位去取经、学习，各种荣誉应接不暇。
徐水县的官员、百姓则生活在如梦似幻、如痴如醉的状态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切是在演戏还是真实的生活？不过，他们没有功夫多想，县委书记张国忠不允许他们多想……
这时，作为全国第一个公社的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不甘寂寞，他们首先想到自己社的名称叫“卫星”，如不放个高产卫星，岂非名不符实？1958年6月初，在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向省委报告，卫星公社韩楼大队两亩九分地的麦子亩产3800多斤。几天后，这条消息刊登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则在6月12日报导了遂平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施放亩产小麦3530斤“卫星”的消息，拉开了全国“放卫星”的序幕。
嵖岈卫星公社放出的第一个全国小麦高产卫星，赢得了巨大荣誉，带动了全国的卫星“上天”。而且总是后来居上，节节攀升。仅仅过了6天，6月18日，湖北谷城就放出了亩产小麦4350斤的新“卫星”……最后第29颗卫星是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省赛什克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暂时拔得小麦卫星的头筹。
水稻卫星更是令人惊讶，从七千、一万、二万，到8月13日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的亩产36956斤，人们以为封顶了。哪知，接下下又出了个4万3千多斤的、5万2千多斤的、6万斤的、8万2千多斤的大卫星，最后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亩产中稻130434斤夺冠。
以上都是经过《人民日报》“核实”后的卫星报道，地方报纸报道还有更高的，如亩产水稻30万斤、小麦10万斤等等，在此不予罗列。
不仅是放高产卫星，更多的县要求步徐水后尘，从整体上把一个县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其“幸福”指数则要超过徐水县的水平。
河南范县就是其中一个。范县县委书记谢惠玉要向徐水的张国忠挑战，1958年10月28日谢惠玉在全县万人大会上作了范县建设共产主义“新乐园”的报告，这个新乐园从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吃饭切入，颇具吸引力。而且谢惠玉还颇具“文才”，他将它编成一首歌谣：“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用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个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范县计划用三年时间达到这个理想。
11月6日，毛在登刊范县“新乐园”规划的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看到这个消息，雅兴大发，批曰：“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短，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范县的“新乐园”被毛泽东批示后，被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材料印发，一时“新乐园”声誉鹊起，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冲击波，很快，各地都作出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规划。
还有安微省，整个省都实现了“吃饭不要钱”。《人民日报》以大量篇幅连篇累牍报道安徽“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大协作”：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真正跨入了共产主义门槛。吃饭不要钱是毛特别推崇和宣扬的“共产主义新事物”，听到这个消息，引得他又要亲去安徽参观、视察。
不久，人们觉得光是提“吃饭不要钱”还不够，不能反应“吃的质量”，于是有人做起了质量文章，各地便都竞赛公社食堂吃饭的“质量”。按照《人民日报》提出的要使“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的标准，各地都晒出了“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得满意”的典型。《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6日报道了河南一个公社食堂的情况：
河南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三百多个人人称赞，个个叫好的食堂，从九月起已经做到了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食，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三百零七个食堂，有二百七十九个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制度。
一堂三个灶，就是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人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是指在食堂置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糕、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
按照报道中描绘，这个公社炊事员已达到或者超过“御厨”的水平了，“九十顿饭菜不重样。”可能一般的御膳房也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可惜的是，文章作者一句：“即使野菜红薯，经过精心烹调，也能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泄漏了天机，它说明当时已经开始找野菜充饥了。）
毛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之后，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在全国普及人民公社，实现公社化。其时毛已是豪情满怀，气吞牛斗，他在会议上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就搞掉了……（经过）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毛还在会上提出全国实行供给制，废除工薪制，恢复战争时期“平均主义”的设想（其实，任何时候毛共都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平均主义，而是十分严格的等级特权主义，却美其名曰平均主义）。又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命题，向真正的共产主义迈进。由此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各级领导人有权在其辖内无偿调用一切人、财、物资源，稍有不从者，即对其实行“专政”。于是又有了伴随而来的干部“打人风”。在全国军事化的大前提下，各级领导干部甚至普通干部都成了言出法随的小皇帝，从多吃多占到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整个农村的生活、伦理、法制全部被破坏、打乱，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暴戾之气，以致很多地方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这样大乱了几个月后，毛不得不表示要纠正“共产风”。明眼人都知道，其实这些都是毛推行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军事化、共产主义化的产物。可是后来毛却不忘将刮“共产风”的发明权奉送给别人，（参见庐山会议1959年7月23日毛批彭德怀的讲话）
这时的毛确实有些飘飘然了。1958年11月21日，毛在武昌会议上讲话时说：
“……因为革命从马克思开始没有成功，列宁完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还没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也脸上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渡，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些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我们先进入了共产主义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的牌子，实行共产主义，有实无名。”
从中可以感觉到毛当时那种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之情，那份超过马、恩、列、斯、前无古人的自豪和抑制不住的喜悦……
就在毛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叫得震天响、自以为远远胜过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特派他的记者来察看实情，回去向他汇报。听了汇报后赫氏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1958年12月4日，赫鲁晓夫接见美国参议员汉弗莱时进一步谈到：“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方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办法。”
就在举国汹汹，如饮狂泉的时候，中共内也不乏头脑清醒、较为务实之人，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还在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秉承毛的意旨鼓吹并大社、“乡社合一”之初，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一个社办那么大，乡社合一，合作社势必分散力量，怎么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还要解决司法问题，这个社长怎么当？”
但这么浅显的道理毛和他的助手们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毛真正考虑的只是如何能更好地把六亿人民管起来，将他们牢牢捆绑在他的军事共产主义战车上，像牛马－样听使唤。其他的他就不管了。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