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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补第四十章
季鹏
周恩来与毛泽东：小媳妇与恶婆婆的故事
在毛共高层，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最耐人寻味又令人费解，以致成为20世纪中国政坛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毛、周二人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既团结，又斗争”，既互相依存，又勾心斗角。不过在这整个过程中，毛始终是主导方，是毛咄咄逼人不断向周发难，周一则为了自卫，一则为了他的“党”的利益，总是忍辱负重，低声下气与毛周旋。然而奇怪的是，每次周总能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使毛不能达到目的。而毛也往往在关键的时候放周一马，没有斩尽杀絶。直到临近生命的尽头，毛最后一次发动“批周”运动，企图将周“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结果却仍然不了了之，且连“换马”的目的都不能达成，周恩来还是将个“总理”当到死，得以“善终”。无奈之下，毛只好在周死后发泄，不过也是强弩之末了。
一、彻底臣服的周与不肯放过的毛：周毛的关系的基调
其实，早在40年代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就已经彻底臣服于毛了。那次整风，周恩来虽被整得很“苦”，据说（司马璐回忆中所言）周在背地里曾向毛跪地求饶，请毛放过他一马。大概是考虑到周杰出的“统战”才能和在国民党阵营中的影响，同时为了树立自己宽大为怀、“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光辉形象，毛放了周一马，并且仍然让他担任政治局常委，只是座次稍降（从第三降到第五）。但周已经很知足了。毛周的君、臣关系也从此确立了
此后，由于周忠心可嘉，且能力超群，周在党内的地位又升到了第三位。建国后，周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真的“一人之下（应是毛、刘之下），亿万人之上”了。周迎来了他事业的黄金时代，从此更加忠心耿耿、夙兴夜寐一心扑在工作上。
可惜的是，他的“主公”毛却不想过这样安稳的日子。毛在“进城”就任“共和国”主席之前，就想着如何将他与原来“亲密战友”的关系提升为“君臣”关系；哪怕实际上己经有了这种关系的雏型，也还要加以强化、完善。当时，他对自己的“左丞右相”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不满意，关于对刘少奇不满的原因前文已经讲述了，至于对周恩来的不满，毛似乎没有明说，但他在“高饶事件”中，是确实想把周和刘一起“搞掉”的。当然刘是一号目标，周是二号目标。当时毛亲自抓住周恩来主持的“税制改革”中提出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平等纳税” 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把这个本来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的具体政策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强令新税制停止施行。虽然后来只拿财政部长薄一波处分，但鞭子真正落在周恩来这个总理身上，毛借机消弱了政务院和周恩来的职权，撤消了政务院党组，将政务院各部门党的工作改归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并借口重新分工，将政务院中大多数部门划归高岗的计委管辖，周恩来成了大半个“空头司令”。
好在，后来高岗夺权太急，引发众怒，毛泽东临机应变，将高岗推出作替罪羊。高岗被迫自杀后，毛却仍然不放过刘少奇，责令刘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检讨。大概为了缩小打击面，毛没有叫周恩来检讨，算是对他网开一面。
可是，只过了一、两年，周就没有前一次的幸运了。
事情起源于1956年周、刘等人所谓的“反冒进”运动。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由于是在苏共二十大掀起的反斯大林，反个人迷信运动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民主”新风，八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提法，还提到了反对个人崇拜和对领袖神化。与此相对应，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比较务实、兼顾各方面利益、讲求综合平衡、反对单项冒进的指导思想。在此次会议之前、1956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否决了毛瑅出的追加20亿元基建投资的计划，这是自1943年以来政治局集体第一次否决毛的意见，对毛打击非同小可。同年6月20日，经过刘少奇同意、由周恩来审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社论表面上四平八稳，提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为幌子的急躁冒进，提出一切计划要从实际的可能性出发，不要“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上把一切事情办好。”刘少奇把周审定的文章拿给毛看，毛虽然十分恼火，但表面上又不好发作，只好悻悻地批上“不看了”三个字。
鉴于当时的大气候，毛泽东没有公开反对上述的提法和八大作出的各项决议。不过，他只是暂时隐忍，把怒火埋在心里，随时伺机反扑倒算。
毛之所以对“反冒进” 如此敏感、仇视，主要是按照这种指导思想，毛泽东设想的突击发展军事工业，建成军事大国，进而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计划就会落空。事实也如此，当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确认了刘、周提出“综合平衡、反冒进”原则，把1957年的基建投资从原拟的243亿元消减到110亿元。这些被消减的基建投资主要就是军事工业或为军工服务的项目。
这样做，真可谓要了毛的老命！毛知道，他夺得全国政权靠的是枪杆子，他的后半生要想再上一个台阶、登上世界共运领袖的宝座，也得靠实力、靠“枪杆子”。如今斯大林死了，毛认定论资历、论“贡献”，斯大林空出的位置应该是他毛泽东的！可现在居然由赫鲁晓夫霸占着。而且各国共产党都对赫鲁晓夫认可了，这原因不就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强大吗？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后半生自己的梦想，就必须使毛中国的国力、首先是军事工业强大起来，这就必须实现快速、超常、跳跃式的发展，因为对毛来说，时不我待，速度就是生命！毛已经60多岁了，他还能按部就班等上几十年吗？为此，就必须全力以赴、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对外说是发展“重工业”）。他可不管什么“综合平衡”，什么“国计民生”！让那些空话见鬼去吧，毛要的只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公开的说法则是要“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毛的这种心情，刘、周等人既理解似乎又不完全理解，或者虽然理解却不完成赞同。毛又不好对他们明说。于是，他只好祭起党内斗争的法宝，用权力强迫刘周改弦易辙了。
这次毛选准了周恩来作为重点开刀，因为主管经济建设的是周恩来，“反冒进”也主要是由周提岀并实施的。再者，刘少奇在三年前的高饶事件中已经被整过一次了，现在该轮到周恩来了。
更为凑巧的是，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毛的变化。1956年11月，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毛泽东的极力怂恿下，苏军出动了坦克血洗了匈牙利，几千人被屠杀，几十万人被迫逃离故国家园。国际形势骤然变得严峻起来，毛泽东所擅长的“阶级斗争” 又有了市场，相应的政治、军事战略也就顺理成章地向左转。
为了配合国际气候的变化，防患“右派翻天”，毛在1957年春夏搞了一场巨大的“阳谋”——借所谓帮共产党整风，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投入监狱、农场劳改，或“戴帽” 管制改造终身。一时间，各界人士噤若寒蝉。国内没有了不同的声音，毛又独掌了“话语权”。
毛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把斗争矛头由党外转到党内，他决定先拿“反冒进”开刀。隐忍了一年多，毛 终于可以报仇雪恨了。
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开始了反“反冒进”运动，周恩来成了主要靶子。对周恩来整肃的高潮是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宁会议。
周恩来因为外事活动，13日才赶到广西南宁参加会议。之前两天，毛已做足了批周的准备工作。毛在会上说：
“政治设计院在哪里呢？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加设计。我们的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加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加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加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与闻，事后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是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番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高点小权。这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一个核心。”
惯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毛在这里又使出了他的惯用手法：无限夸大、无中生有，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他装出一付被“夺权”的样子，仿佛周恩来的国务院已经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好开会来诉苦，请求大家主持公道，帮助他把权夺回来。可是，谁都知道，如果国务院将制定五年计划、年度计划的“大权”“让”给书记处、政治局或毛本人，那么，第一个遭到臭骂的就是周恩来：养你这个国务院干什么？想逼我们这些外行人出丑吗？……用心何其恶毒也！
毛说国务院老是在讨论，总是拿不出成品（计划）来。这除了故意歪曲之外，也表现了他对经济工作的藐视、鄙视，因为在毛这个“绿林大学”出身的“山大王”看来，制定一个五年计划或者年度计划，也就是三几天的事，最多给你十天八天还搞不出来？后来毛不是在游泳池边就敲定了大跃进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嘛！搞计划有什么“神秘”呢！
毛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以及那篇《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进》社论，作为周的“罪证”发给了与会者，同时，还发给了每人一份我国战国时期古辞赋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
开个共产党的最高级会议，讨论的是经济建设工作，毛居然给每个与会者发一份两千多年前封建文人写的一篇文学作品，而且是一篇讽刺、滑稽性质的小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毛制造的这个千古奇闻，其真实意图也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有论者以为是毛将周恩来比喻为文中的宋玉，用宋的哗众取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攻击“冒进”。但这种解释太牵强了，而且文不对题，宋玉文章的主题是批判豋徒子伪善，攻击别人好色而自己实则更甚。文中而宋玉则以“正面人物” 的形象出现的。难道毛要将周塑造成正面人物吗？绝对不是！所以上述以宋玉影射周恩来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毛将此文连同周恩来的两篇“反冒进”罪证发给了与会者，是有别样恶毒的意图的，他并非是将周恩来比喻宋玉，而是将周喻为向楚襄王诬告宋玉“好色”的登徒子，文中的登徒子是个伪君子，因为嫉妒而诬告宋玉，要君王疏远宋玉；然而真正“好色”的恰恰是登徒子自己。文章还把登徒子老婆描写得丑陋不堪：秃头、呲牙、驼背、满身疥癣，还有痔疮。这显然是暗射周恩来是假“圣人”，“伪君子”，是真正的“好色之徒”（他毛泽东则是“宋玉”，是不好色的正人君子），叫党内人士警惕周、鄙视周、疏远周。
关于这一问题，由于这里不宜过多对文学作品加以分析，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将宋玉那篇作品拿来细细品味，自会得出结论。
毛之所以作出这种不寻常的举动，是想从政治上和道德上两个层面对周恩来进行全方位打击，将其搞倒搞臭。这种以政治斗争之名搞下流的人身攻击的龌龊卑鄙勾当，而且是针对自己的“亲密战友”，除了毛之外，古今中外难觅第二人。而毛却是惯于作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的，这正好体现了这位集流氓、文痞、暴君“三位一体”毛的行事特色和别人无法企及之处。
由于毛的精心设计、导演，周恩来一到达会场，就成了众矢之的，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6日的会上毛当着与会的全体人员之面羞辱周，他先是拿出上海市委书记、毛的“好学生”、“马屁精”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指着问周：“你是总理，你看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只能回答“我写不出来。”
毛乘胜追击：“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了50米。”
毛还把周1956年的反冒进与匈牙利事件并列，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相当影响”。
接下来周恩来便陷入反复自己打嘴巴的“检讨”之中。按照毛搞运动的惯例，检讨绝不可能一两次就能过关的，检讨就是必须不断“深挖”思想根源，必须不断升级自己的“问题”，上纲上线，痛骂自己，把自己“搞臭”； 对别人的攻击、谩骂、羞辱，要虚心接受，唾面自干，然后再给搞臭自己的领导歌颂功德，虔诚地、恳切地表示永不反悔，永远低头，将功赎罪……如此反复多次，获得“领导”的恩准，才准许过关。
现在毛对周也是如此，毫无通融的余地，毛还特别指令：检讨要周自己动手，不能让秘书代笔。
周恩来已临近精神崩溃的边缘，他自己已无法握笔，偷偷叫来自己的兼职秘书、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范若愚帮助自己，方法是自己说一句，范记录一句，这样大概不算违反毛关于必须自己动手写的命令，顶多也就是请范教授帮助自己润色、检讨得更“完满”而已。
据范若愚的回忆，周说得很慢，有时几分钟说不出一句。夜深了，周望着天花板，泪水夺眶而出……据说这是周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抗战后期，周的父亲病逝，党中央为了不影响在重庆的周恩来的工作，隐瞒了这件事。后来周得知父亲已死，不觉嚎啕大哭。
这种“检讨”对人的精神摧残还可以从周的一个部下、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身上得到佐证。周恩来被批，他的国务院系统干部免不了也要人人“陪斩”，人人自危。黄敬的身份和情况都有些特殊，他曾经是江青的“前夫”，也许习惯使然，一次黄敬见到“前妻”江青，顺手在她身上一拍，那知江青大叫起来，惊动了毛。毛把黄叫去狠狠地辱骂了一顿！自此黄胆战心惊，积“恐”成疾。此时再加上受周恩来的连累要作检查检讨，竟然杯弓蛇影，以为大祸临头，终致神经错乱，会议期间精神病发作，疯了。毛叫大夫去看，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医院的飞机上，黄对陪同的人下跪磕头，连连说：“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就死在广州的医院里，年仅46岁。
周恩来倒是没有被逼疯，只是他也快接近“临界点”了。终于，毛泽东批准周的“检讨”可以“过关”了。毛大概考虑到还要利用周，很多内政外交事务还得要周去对付，而且周虽然可悪，但终究没有野心，对自已构不成威胁。所以又像延安整风一样，放过了他。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二次会议是大跃进正式动员大会，周恩来走上主席台，这次不是作报告，而是做“检讨”。周用十分恳切、低沉的声调向与会的1360名代表细数了自己“反冒进”的“严重错误”，以及怎样受到毛主席的教育而幡然醒悟，并在接触大跃进的实践中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笔者按：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无比光辉和无穷力量。”
检讨中最重要、也最令毛满意的是最后一段周的“感想”：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着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共产主义风格。”
听到此处，毛在内心微笑了。
周虽然检讨过关了，但对他的“错误”却不能不给予处分，就在此次会议后，毛以调整领导体制为名，再次剥夺了国务院总理对所属部、委的领导权。毛把国务院划分、归属为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直接由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周的国务院成了“影子内阁”。此前，周本人兼任的外交部长也被撤去，由陈毅代之。还责令外交部还对周领导的外交工作进行批判。至此，周成了真正“靠边站”总理。周很自觉，在八届二次会议后接着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向政治局主动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国防部长彭德怀大概也觉得自己与毛各方面不吻合，也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
周提出这一请求当然是形势所逼，当时在党内已盛传他将下台，由柯庆施接任总理职务。周提出辞职一方面是争取主动，另一方面也想看看政治局常委对他去留的态度。
1958年6月9日，常委开会讨论周、彭的辞职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不约而同地对周、彭进行挽留。毛一看大势如此，不若顺水推舟，于是会议一致通过了“他们应该继续担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的决定。
毛一手导演的这出“批周、反反冒进”的大戏算是落幕了。检点成绩，毛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主要表现在最后常委开会还是一致挽留周。其实，留下周、彭继续工作，毛并没有不同意见，令他不满的是，常委们仿佛都是在表示对周的歉意，一致挽留他，这使毛很不快。另外，他看到，他的部属们并没有充分领会他的意图，比如，他借《登徒子好色赋》影射批周就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也许这帮大老粗文化太低，看不懂文言文，又不能理解他的深意，毛只好把遗憾放在心里了。
当然，毛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迫使周作了检讨，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了他的丑，还夺了他的权，扫除了今后工作的障碍，也算达到目的了。。
长期以来，令周颇为不解的是，自己早就已经确确实实臣服于毛了，可毛总是对他呵斥有加，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总是小题大做，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石头，似乎对他总有说不出的不顺眼，他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令毛满意。而在毛一方来说，这更多地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妒忌，妒忌的就是周在大众面前，特别是在党外人士和外国人面前那种风度翩翩的派头和圆熟的手腕，风雅的谈吐和得体的举止，总之是一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派头。这些都是“绿林大学” 出身的毛泽东所不具备、也学不来的，而这些偏偏成了党外人士和外国人赞美周的所在。毛对此既不好光火，更无法责备，却在内心里把周恨得牙齿痒痒的！不需要原因，反正就是不能让周这么得意，不能让他的风头盖过自己！毛在周死后曾咬牙切齿骂周：这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死了！算是吐露了一点真心。当然，周乃精明之人，对此自然也能察觉一二，他只有谨小慎微，小心侍候毛，别无他法。与毛共事几十年，他对毛的性格、特点了如指掌。从大的方面来说，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的诡计多端，神出鬼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左拉右打，远交近攻，加上他自谓的“虎”、“猴”二气，使之把权谋诈术玩弄得炉火纯青又高深莫测，这些方面周恩来领教多矣，他只能自愧不如，甘拜下风。如今毛泽东大权在握，手握所有党内、外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自己还怎敢与之对抗呢。想当年，作为毛的顶头上司、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他，出于一片公心，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 结束之前，主动把共产党的最高军权让给毛。那时他都对毛避让三分，何况今天二人的位置颠倒了过来，他哪里还有反毛之心？
从“小”的方面说，周对毛泽东性格专断，唯我独尊，阴险狡诈，眦睚必报这些特点了如指掌。建国以后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倾向做当代秦始皇的意图，周也看得一清二楚。他的对策是谨守为“臣” 之道。周也知道毛不大喜欢自己的作风，但他几十年来与各界上层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养成的外在形象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习气”，是很难改掉的，而且这也是他的工作需要，他的工作需要这件“外衣”。所以周在性格习气方面无法向“无产阶级化”的毛完全看齐。其实，毛的“流气”“痞气”“霸气”周也是学不来的，他就只能求其次，在毛的面前尽量收敛自己，做出一付“顺臣”的样子，使毛知道自己深明君臣之身份，打消毛对他的“多心”。也因此，凡能近距离接触周和毛的人都往往不解：周总理在我们面前是那么光彩照人，怎么一到毛主席面前就变得像小学生一样拘谨了呢？那么谙然失策了呢？那个多次访问中国、多次见到毛和周的洋大人基辛格说得更加明确：周恩来这位西方人眼中璀璨的明星，怎么一到毛的面前就变得谦小慎微、低声下气、暗淡无光、变得马上“矮了一截”了？
可叹这些洋人不了解中国政坛的秘密，不知道我们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伴君如伴虎，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其中味”，这也是20世纪中共国家的帝王政治不可为外人言的秘笈。在这种情况下，毛是确确实实的“当代秦始皇”。周只能做一名毛手下的“贤相”“能臣”。 这种毛、周关系翻成大众化的语言，就是“恶婆婆与小媳妇”的关系。这就是周恩来的宿命！这个婆婆既要媳妇为他管家、当家，为他遮风挡雨，却又在骨子里不信任他，忌妒她，提防他，还处处鸡蛋里面挑骨头，专找他的茬，以便时时敲打这个媳妇。处在这种无奈之下，周只能是战战兢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可叹周恩来以治国安邦之才，遇上毛这么一个当代秦始皇，就只能充当了半个李斯加上半个赵高了。
反“反冒进”之后，周恩来更加谨小慎微了，工作上已经“靠边站”。在随后的大跃进中他只扮演忠实追随者的角色，对毛亦步亦趋，还时时不忘歌功颂德。
可是不久，毛泽东的大跃进就呈现败绩，陷入困境。老练的周恩来清楚，这种时候，自己更要经得住考验。
1959年3月末到四月初，毛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因为看了一出讲明朝诤臣海瑞平反冤狱的湘剧《生死牌》，毛突然发话，要求与会的大员们以及各级干部，学习海瑞，敢于坚持真理，讲真心话，要“舍得－身剐，敢把皇帝垃下马”。毛还狠狠批判了当时“党内讲假话成风，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看风使舵，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盛行”的现象。（其实谁都知道，这些现象正是毛的“大跃进”的副产物。）大家心里清楚，毛又要进行第二次整风（也就是进行第二次“钓鱼”）了。人们在观望，看毛如何把戏演下去。
这次，毛瞄准了彭德怀和周恩来，希望这两条大鱼吞勾。彭德怀是主动“跳” 出来的，发表了对大跃进不满的话，并要求将当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减少300亿斤。对彭这种有“反骨”、不听话的莽夫，毛早就想收拾他了；对周恩来则是毛自己揣摸出来的，毛想到，自己在去年的“反反冒进”运动中将周恩来整得很惨，那次他是被迫承认错误，作了检讨。可如今，大跃进实施不到一年，各种问题出来了，这不正好是周恩来“反攻倒算”的好时机吗？如果这个周恩来野心不死，肯定会跳出来，那就太好了，那就彻底解决他的问题吧……
毛继续说：“看了湘剧《生死牌》，那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于批评皇帝。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经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看”。
然后转过脸对着周恩来：“同时我也劝你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老实地答道：“看了。”
可是，虽然看了，周却没有发出半句对大跃进不满的话，仍然大颂大跃进的伟大成绩。直到上庐山开会，周恩来对毛仍是亦步亦趋、恭谨有加。毛对周暂时放心了，便集中精力来对付彭德怀。
虽然两条大鱼只有一条吞勾，毛有些失望，不过逮住了一条，总算没有白费劲！为了考验周，庐山会议上毛给了周一个任务：从历史的一贯性批判彭德怀的反党、反毛和反革命的行为和野心。
周知道这是毛对自己的考验，他当然要经得起考验。于是，他殚精竭虑，搜索枯肠，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彭德怀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批判，可谓稳、准、狠。周又经受住了“考验”，毛满意了。
一年半后的七千人大会，也是对周的又一次考验。此会是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彻底失败之后召开的，可毛不打算承认失败，更不打算承认错误。毛最初仍然以为他轻易就可以将大家糊弄过去，把主要罪责归于“老天”，定下了“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基调，而且“三分人祸” 也主要是县以下干部造成的。谁知刘少奇中途变卦，将“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倒转成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时间，应者如云，并有追究罪责之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救驾。林秃子发表了一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宏论，算是为毛稳住了阵脚。缓过气来的毛又转守为攻，命令－每个常委都要发言，借此考察各常委对他的忠诚度。
气定神闲的周恩来早已把毛的心机看透，他决不会上当了。他要给毛一个满意的答卷。只听他上台用真诚、恳切的声调坚定地说道:
“……在目前困难的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是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斗要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狂澜。现在全党要一心一意，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简直是林彪讲话的翻版！人人都知道，周因为“反冒进”被事实上夺去了权，靠边站，大跃进的错误他是完全可以不承担责任的。可是，他在讲话中却口口声声“大家要承担责任”（毛除外）。可见其思想境界之高、之谦虚。完全可与林彪比肩了。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周恩来算是经过了又一次考验。不过毛知道，周之所以这样忠心耿耿地维护他，主要是因为他毛泽东仍然掌握着生杀大权，还有林彪这个国防部长明确、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周是否还如此对他忠心不二呢？难说……。不过，他对周的表现总的还是满意的，这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毛把刘、邓列为要打倒的走资派，而没有将周列入、还将他留在自己的司令部的原因。
更大的考验很快又来临了。
二、周的文革岁月：保持晚节与死不瞑目
文革降临了。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毛文革中的首要问题。从后来的事实看，毛对敌、我、友的划分大致如下：
文革中的“我”，除毛以外，其实只有江青，后来则加上毛远新等毛家人。
友，即利用的对象。这有若干层次，最近的层次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其次是周恩来、陶铸（陶铸因不听话，后变成了打倒的对象），以及一批军队的将领，各大军区和省军区的领导人。
再次是一批为其冲锋陷阵的喽啰、虾兵蟹将，主要是红卫兵和各色造反派。
至于“敌”， 最初当然主要是刘少奇，其次是中央和地方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以及各色“牛鬼蛇神”和老牌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等等。
林彪是一个特例，先是主要的“友”，后来成了主要的“敌”。邓小平则与之相反，先属“敌”，后来则成了重要的“友”，但最后重又回归为“敌”的范畴。
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大致的“分类”， 实际上每种角色都变幻莫测，沉浮不定。
这里我们重点要考察周恩来其人。我们先把他归为毛利用的第二层次对象之首，是十分恰当的。而且他的“老三”地位始终不变，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了，林彪出逃摔死了，周突然上升成了“二把手”，成了最重要的利用对象，但很快，又成了 “隐患”，甚至成了“敌人”。虽然毛泽东确实曾想把他搞成“刘少奇第二或林彪第二”，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周终于得以“善终”。 毛一生中想打倒而没能打倒的党内政敌，周可能是唯一的、或极少数中的一个
于是文革中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的现政权各色、各级领导人几乎百分之百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周恩来的直接部下、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也差不多全都被打倒了，而作为他们的头头、总理的周恩来，却基本上安然无事，仍然号称是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咄咄怪事”。
其实，刘少奇、邓小平的各种“罪行”，周恩来都曾经参与，都占份，文革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就不用说了，文革初期彭真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的“汇报提纲”，其实周也脱不了干系。 泡制者彭真、陆定一被投入了监狱，审查它的刘少奇、邓小平成了全国第一、二号“走资派”，但同为审查者的周恩来却平安无事。还有如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事，被说成刘少奇的严重罪行。但周恩来也参与其事，请示毛的信件、派工作组的电讯都有周的签名。刘、周、邓三人合干的事，为什么只有刘、邓二人受罚？周却无亊 这些难道不发人深思？
显然，这一切都是毛的眷顾，毛对周网开一面。不过这也与周的精细、圆滑的处世之道有关。总的说，周恩来性格中对主子的绝对忠诚、顾全大局（也就是顾全毛）、任劳任怨，特别是谨守为臣之道，赢得了毛的放心。周处亊从来谨小慎微，不管何种场合、他首先想到的是维护毛的威信，保护毛的安全，对毛总是恭谨有加。拿其他人来比较，就会看到差异：比如刘少奇，有时说话就口无遮拦，爱独树一帜；邓小平，毛说他几年不向自己汇报，开会时坐得远远的，装耳聋；林彪生性孤傲，又常以有病为名，推辞工作，或不参加会议。周则任劳任怨，谨小慎微，从不讲做出格的话，做出格的事。
其次，周恩来心细如发，时时刻刻不忘向毛靠拢，巧妙地与刘、邓划清了界线。仍就以彭真那个“汇报提纲”为例。表面上，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是支持彭真那个“汇报提纲”的。可细心的他，在与刘邓等人保持一致的同时，处处不忘以不触犯毛为前提，保持着与其他人微小的、却又非常关键的差别。例如：1965年2月5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彭真的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问题的《汇报提纲》，邓小平把《汇报提纲》递交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说：“彭真他们对当前的学术讨论提出了几点建议，我看是可以的。”随后，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立群念了《汇报提纲》的文本，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都发表了意见，都对《提纲》表示了赞同。
轮到周恩来表态了，他的发言与众人不同，他不直接对《提纲》表示可否，却对彭真说：“看样子这个提纲还没有来得及在你们五人小组中传阅，是不是？对了，一定要让大家都看一遍，把文字、内容都弄得很严密，（然后）递交给毛主席审阅。”
刘少奇说：“要向毛主席汇报去，五人小组全体成员都去。”
“对！”周恩来接着说：“你们要集体向毛主席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才能作为中央的正式文件发下去。不管大家在会议上有什么意见，但一定要注意维护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我们毛主席的威信。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常委们意见是一致的。”
你看，他说了什么呢？对《提纲》本身什么也没有说，却在反复说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的“威信”。他对《提纲》真实的态度，谁也不知道。所以后来《提纲》被毛泽东批判时，周没有责任，你也找不到他支持《提纲》的任何证据。
不仅如此，周还有更高明的一招。
遵照常委会议的决定，彭真的五人小组成员于2月8日全部乘飞机去武汉当面请示毛泽东。毛与五人小组成员及许立群一一握手后，意味深长的说：“你们是掌管文化革命的五员大将，我今天是要听你们的了。听恩来讲，你们准备了个《汇报提纲》，已经在北京议了议，好，今天我也见识见识。”
这里耐人寻味的一句是“听恩来讲”。可见，在常委会议之后，到武汉汇报之前，周恩来单独将《汇报提纲》一事向毛做了汇报。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不清楚，可能其他常委和五人小组成员也不清楚。这事好像没什么，但是不要忘了，刘少奇是北京一线负责人，邓小平是总书记，而周恩来在1958年被毛夺了权后，只是个“靠边站”的总理。而且，彭真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的党务系统的，而不是国务院的系统。按理，就此事向毛泽东汇报或请示，是刘少奇或邓小平的职责范围，用不着周恩来出面。周为什么这样积极、主动就此事单独向毛汇报呢？可见他自有深意。所以，后来毛泽东翻云覆雨，雷霆震怒，在准备公开与彭真等人摊牌之前，单独给周一人打来电话，嘱咐他：“先要保密，怎么处理听我的招呼。”
就这样，周就与刘、邓划清了界线，站到了毛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一边去了。
另外，周有超常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以及在党内、政府内足够的人脉和资望，完全可以在“天下大乱” 的文革中为毛守住摊子，维护政权的运转和国家统一的形象。其他人可能难当此任。这也是毛要放周一马、将他拉向自己一边的原因。
另外，毛当然也想到，自己的打击面已经够宽了，留下一个周恩来作为保护对象是必要的，这对内来说，可以给那些在文革中惶惶不可终日的老干部带来一些慰藉，减少文革的阻力；对外来说，保留一个周恩来，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有好处，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毛绝对需要周的帮助。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周恩来不负毛的厚望，他维系了中国政府的基本职能，使之在毛制造的大混乱和打杀声中保持着艰难的运转，使国民经济免于彻底崩溃；还在世界面前维系了中国统一的形象，后来还帮毛打开了外交新局面，摆脱了危局……
不过，上述这些并不是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的主要方面，主要之点。主要之奌在于：周在文革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是功是过？是对是错？但这很难简单回答，可以说，他既是毛在文革中的得力助手，又是文革暴力的牵制力量；既是文革中助纣为虐的罪臣，又是抵制文革破坏势力的功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多面角色。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
（－）周既是毛文革的得力助手，也是文革的缓冲、消解剤。
摡活地说，周在文革中为毛做了几件大事：
其一，维系了政权的运转，使文革得以进行。毛要在文革中造成“天下大乱” 的局面。其实，如果真的全乱套了，文革是进行不下去的。举一个例子说，文革初期毛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万红卫兵，之后又让红卫兵免费进行全国大串连。这种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大流动，对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后勤保障造成了极大的圧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指挥协调、调度，这几千万人的食、衣、住、行，吃、喝、拉、撒绝对无法解决，毛的文革也就难以进行下去。当时中国还要进行援越抗美，还要支持亜、非、拉的革命斗争。这一切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筹、操作，也无法进行。后来全国进入武斗，很多地方生产停顿，交通瘫痪，这种情况下，维持国民经济运转就更加困难，然而周恩来却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切任务。可以说，周是毛文革的“总后勤部长”，没有他的辅佐，毛的文革是坚持不下去的，起码也要大打折扣或，半途而废。
其二，周充当了毛的文革主要助手和毛的保卫者角色。
周并不只是充当后勤部长，而且是毛文革的主要助手和执行者。周先是政治局碰头会的负责人，后又兼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负责人，文革中所有重要活动，周都参与决策并负责组织实施。他身兼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是各种专案组的总头头，还曾兼任过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专案组长。文革后期，没有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接见和处理各省文革事宜包括两派武斗问题，都由周恩来出面、负责。
周不但管大事，也管“小事”、琐事。比如，每次毛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或者出席群众大会，周不但要负责安排出席人员、坐次排名、会议议程、仪式等等，还要台前幕后指挥毛的接见、灯光、摄影，甚至直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带头喊口号，忙得不亦乐乎。
自愿充当毛的警卫员也是周的所好。只要毛出现，周就鞍前马后地忙于统筹协调指挥，文革中有很多惊心动魄事件，如武汉的“七`二O” 事件，周就亲自深入“虎穴”， 把毛“救出”送至安全地带。在林彪事件中，周也坐镇运筹帷幄，充当一线总指挥的角色。
其三、出色地贯彻执行毛的“联美抗苏”外交战略转变，取得重要外交突破。
中苏珍宝岛之战后，苏联想动用核武“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幸得美国及时救驾才转危为安。毛被迫制定“联美抗苏” 的国际新战略，这一战略主要靠周恩来才得以实施。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仿华，打破了中美二十余年的外交坚冰。使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头子亲自登门“求和”，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还使中共取代台湾进驻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国。这一切周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是周扮演的毛的文革支持者、协助者的角色。但是在另一方面，周却又充当了阻滞文革的角色，例如，在初期，他试图阻止文革烈火向工交企业和农村蔓延，阻止王洪文的上海夺权。接下来，在所谓的“二月逆流” 中，周实际上担当了纵容老干、老帅反击文革的角色。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被毛及时发现并制止了。
可是，周对文革的阻滞也有起作用的时候，例如他巧妙利用时机，曾几次开出文革中受保护者的名单，使得一大批老干和民主党派人士幸免于难，或者推迟、减少了他们的痛苦，因而获得“参天大树护英华”的赞誉。在文革后期他成了团结反对毛的嫡系“四人帮” 的核心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毛对他们的重用，还把邓小平拉到自己一边，为毛死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历数周的这些“反文革”功劳的同时，还应当指出，周的这些行为，大多并非出于他反文革的故意，而是毛赋予他的任务。毛的文革夲来就是充满矛盾、混乱的无序行为，他一方面叫文革派去制造“天下大乱”，另方面又叫周恩来维系社会稳定和政权运转，这两种角色必然引发冲突。周主要被摊上了后一种角色的任务，他就不得不干些抑制文革的亊。比如，如果任由文革派把生产搞砸了，把交通搞瘫痪了，把坚守岗位的干部都打倒了，他又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呢！所以，他必须对文革有所抑制。当时人就说：文革派到处去“放火”，而周到处去“灭火”，周因此获得“灭火队长” 的外号。这就难免不受文革派、造反派的攻击。
制造这一矛盾的总根子则是毛泽东。毛先让两种势各行其亊，待到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时，才在两者之间搞点平衡。在多数情况下，毛偏向文革派（如他说：文革小组做了大量好事，错误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但当乱得有些不可収拾的时候，毛想要“安定团结” 的时候，毛便来扶一把周为首的所谓保守派（这些人本质上是反文革的，但只能以“抓生产” 的面貌出现）。两派为了争取毛的支持，便争向他表忠、献媚，争揭对方的“短”。毛则操权柄左右逢源，永远正确！而周既要安抚保守派、元老派，也要敷衍文革派，两边调和，疲于奔命，弄得心力交瘁。
（二）文革中周与毛关系的实质：恪守君臣之道而又貌合神离。
前面已经提到，周早已臣服于毛，但这只是一种大的政治原则。在一些具体问题、具体政策上，二人仍有矛盾、分歧。首先，从二人的性格和处世之道看，毛是那种逞强好斗、唯我独尊、我行我素，“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的人物；而周则是比较谨慎、内敛、园滑之人；在治国理念上，毛好大喜功，总想出奇制胜，相信自己能创造前无古人的奇迹；周则比较务实、稳重，倾向于按部就班，集中精力搞建设；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毛迷信阶级斗争、人海战术；周则倾向于按正常方法，强调“综合平衡”，等等。但由于毛是“皇上”，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周只能按毛的意旨办，而周被批为“右倾”、“保守”也就是必然的了。
对毛搞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周的内心肯定是不赞同的，但是他对毛的重大决策只能无条件服从。他也预感到这将是对他一场新的重大考验，却立志要经受住这场考验，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但由于对毛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心中无底，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无条件紧跟，唯毛之马首是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文革之初他就宣称的要“保持晚节”。
在文革开始时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三个问题，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保持晚莭的问题。周提出：“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他还借机对“晚节不保”的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和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进行了猛烈抨击。
周之所以如此高调提出“保晚节”，主要是说给毛听的，因为他所谓的“晚节”，就是要忠于毛，忠于毛的路线、政策，与毛保持一致。他也借此向毛表忠心，希望毛在文革中不要再怀疑他，高抬贵手，让自己实现“保持晚节”的愿望，获得善始善终。
后来周恩来确实在努力地这么做。
为了保持晚节，他毫不犹豫地协助毛打倒刘少奇，打倒彭徳怀，昧着良心把老友贺龙送上不归路。
为了保持晚节，他不惜在刘少奇的专案报吿上签上：“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渥的人证、物证，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悪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比毛钦定的叛徒、内奸、工贼调子还高得多、恶毒得多。
为了保持晚节，他大义灭亲，亲自签发了对自己的养女、中共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孙维世的逮捕令，让孙的情敌江青将她折磨致死（在狱中，一根长长的铁钉从头顶扎下，最后结果了孙的性命）；亲自签发了对亲弟周同宇的逮捕令，还把自已几十年的警卫送给江青整治……
为了保持晩节，他不惜把自己变成小丑，在万人大会上当着江青的面振擘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靑同志！”……
为了保持晚节，他不惜把自己变成了“太监”和“侫臣”，当他听到毛患病休克，竟然急得大小便拉到裤子里；为治毛的白内障，他不惜拿自己的眼睛先作试验……
为了保持晚节，他忍着癌症的痛苦，把自己关在房里埋头十天写历史错误的检査，向党内三百多位要员当众歼悔，为的是表眀自己对毛没有不轨之心。
……
为了这个“晚节”，周付出太多了，付出了尊严，付出了良心，付出了健康，最终付出了生命。
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换取毛的的宽容和真心，他俩之间那堵无形的墙仍然无法消除，以致双方始终只能处于貎合神离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很复杂，现实的原因之一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毛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喜欢把国家弄得鸡飞狗跳，血流成河；周则想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集中精力搞建设。当然，这种差异只能以周的退让、服从告终。
但是在文革中这种差异发展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周感到难以跟上毛的步伐，原因是毛已不只是搞传统的“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是要“打倒一切”， 把各级党政领导全部搞下去。这就不能不让周觉得难以“紧跟”了。他终于想明白：自己对毛忠心，但不等于事事都按毛的旨悥办，事无巨细与毛保持完全一致。要令毛百分之百满意是不可能的。为了他的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他应该在不违背总的原则、不直接与毛对抗的前提下，做一些他该做的事情，于是，就有了他与毛貌合神离之举。这其实也是周所熟悉的在统战工作中的“打擦边球”，搞“合法斗争”的方法，是周所擅长的政治柔术。周比较成功地运用这政治柔术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解放” 了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比如，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打砸、抄家狂潮中，毛的老友、湖南名士章士钊给毛写了一封信，诉说其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请求庇护。章士钊是于毛特别有恩之人，毛在其求救信上批示：“请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不但立即照办，而且借机提出并开列了一批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李宗仁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后来又将名单扩大至全囯人大、政协及国务院一级领导干部。周对这些人均釆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让他们免受或少受伤害。在第二年即1967年二月，北京发生了红卫兵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家科委副主任赵尔陆揪斗打死的事件，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商量后，决定吧国务院各部部长接到中南海小住，躲一躲风头。同时还将二三十名大区和省委书记以看病为名接到北京加以保护。
不过，周在釆取这些措施时，十分小心谨慎，对于毛明显不满的人，以及林彪、江青要打倒的人，他都刻意廻避或者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例如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的人士（除个别外）就不在他的保护之列。
周恩来之所以想保护－些干部，首先是因为这些人中很多是他亲自花费心力“统战” 过来的，如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更多的人则是他的老部下、老战友，他了解他们的过去，如果这些人都成了“反党”、“ 反革命分子”， 他周恩来也要跟着倒霉，比如陈毅，是外交部长，但长期以来，周分管外事工作，如果陈毅成了“三反分子”， 他周恩来肯定也脱不了干系。所以他力保陈毅，其实就是保自己。另外，他肩负维系政权运转的重任，他必须要保留一些人为他工作，也就必须保护一些人。文革的暴力己远远超越了原来政策规定的界线（如“十六条”就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嗜血成性的毛泽东故意纵容红卫兵的非法暴行。所以，从政策原则来说，周恩来釆取措施保护一些人是名正言顺的，在政策上说得过去，道义上得人心的。所以，毛只好对其睁－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即便如此，周的保沪效果仍然是不尽人意的，很多他最初保护的对象后来仍然彼揪斗、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贺龙是其中一个典型。
贺龙是周恩来四十年的老战友，1927年南昌起义时，周是前委书记，贺是前敌总捐指挥。周又是贺的入党介绍人，两人个人关系从来都很好，很密切。文革初起，贺龙就陷入“二月兵变” 的谣言不能自拔，贺在东交民巷的家被抄几次。周出来向红卫兵解释，做保贺龙的工作。又将贺安排到西郊的新住处以避风头。无奈红卫兵跟踪而至……因处境危急，贺龙的妻子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求救，后来贺龙夫妇主动跑去中南海找周恩来，住进中南海周的西花厅。
可是不久，毛对贺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宣称“我不保贺龙了。”，周对贺龙的态度随之变冷。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同找贺龙谈话，实际上是代表“组织”宣布对贺进行隔离审查。周先是按照官方的定调，宣布了贺的种种“罪行”， 并不准贺辨护，却谎称毛和自己都是“保” 他的。然后，耍了一个花招，说要送贺龙去西郊香山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到秋天亲自去接他回来。
从此，贺龙开始了囚徒生活。在囚禁剘间，贺龙不断给毛、周写信，为自己的问题申辩，要求接见。但都如泥牛入海。换来的是看守人员对他的廹害不断升级。如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贺龙患有糖尿病，看守人员偏要给他糖水充饥。1969年6月19日，贺龙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死后解剖，据说贺的胃里充满了草根、泥土，可见受迫害之惨烈。
从贺龙一例可见，周对老干的“保护” 是有原则的，就是以绝对不触犯毛为前提。毛对贺龙“始保终弃”， 周也依样划葫芦，毛一声“我不保贺龙了”， 周便弃之如蔽履。
对贺龙如此，对其他老干部的“保护”就不用说了。彭德怀他保了吗？彭、罗、陆、杨他保了吗？还有主要由周恩来“统战”过来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非死即关，周恩来更不敢保了。所以，总的说，所谓“参天大树护英华” 的说法是名不符实的。
时至今日，一般中国人还以为，周恩来在文革中做的全是救国救民的“好事”，如稳定大局，与四人帮作斗争，保护老干部和老百姓……等等。仿佛文革中所有坏事全是中央文革所干，周恩来则成了无职无权的傀儡，一心做好事，却受到四人帮的打压，成了受气的“小媳妇”，云云。
但是事实诀非如此。在重大问题上，周坚决按照毛的意图办事，且表现颇“佳”,得到了毛一定程度的信任。我们只看一个事例就行了：在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毛为要讨好军队，将中央文革的大员拉出来作替罪羊。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变和人事处置，毛不跟林彪商量，却直接找周办理，逮捕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由周执行。由此可见，周在毛的棋盘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周在对老干们的保护上问心有愧，后来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加以弥补。1974年7月以后，毛重病、几乎双目失明，不得不向周放些权。周便与邓小平、叶剑英联合，赺机把大批老干部特别是军队将领“解放” 出来，让他们重回工作岗位。在1974年9月3O晚的国庆招待会上（其时毛远在长沙养病），两千多人重聚一堂，这些人大多在文革中历经苦难，今日又得“解放”，被邀来出席招待会的。他们个个热泪盈眶，都把周当作了救命恩人，招待会开成了对周歌功颂德的盛会。
周也不忘对贺龙表示愧疚，1975年6月周以病弱之驱亲自主持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实际上是为贺龙平反。周发表了感情冲动的悼词，接连向贺的遗像鞠了七个躬。并对贺的遗孀薛明悲情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终于，在这件事情上周赢得了众人的原谅和同情。
与毛貌合神离做出的第二件大事，是在四届人大“组阁”问题上与“四人帮” 的明争暗斗，而且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这事后来被官方大肆宣杨、也为国人津津乐道，成为周在文革中的－大功劳。但是这种宣传带有明显的夸大和误导的性质，比如说毛始终信任周而压制四人帮云云，就不是亊实。我们必须弄清的是，毛虽然叫周办了许多事，给了他一些权力，但从根本上说，对周的任用与对四人帮的信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毛对周主要是利用周为他办事，为他支撑文革的乱局；而对四人帮的任用则是向他们交权，要他们接班。事情是明摆着：四人帮在文革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无名之辈，到了文革时期，都进了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是明文位居周恩来之上，江青则是实际位居周恩来之上，张春桥毛原拟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总理一职的接替者。这毫不奇怪，因为四人帮实际上就是“五人帮”， 毛本人是这个五人帮的“帮主”。 另外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不管是四届人大之前或之后，毛在利用周的同时，也对周打击廹害，原因就是周只是利用工具，而非“自家人”。
这里有必要重点说一说关于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在述说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挿进一个人物，那就是邓小平，因为他是这次“组阁之争”涉及的核心人物之一。
原来，林彪事件之后，周无形中升到了“二把手”，再次引起毛的狺忌。为了“去周”， 但又不引起内部分裂，毛思来想去，想出了以邓小平取代周恩来之法。这样做，可以不露形迹地对周实施卸磨杀驴，又因为邓同属于老干部，可以嬴得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毛做出这一选择也是无奈之挙，按毛的本意，当然是想叫张春桥直接接任周的总理一职，然后在自已死后建立以江青为首的毛家王朝（这从后来他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名单可以得到证实）。可是他同时看到了，现实的情况是张春桥、江青都无法立即接班，主要是这些年来他们依仗毛这个后台，打击、廹害几乎所有的老干部，使老干们无形中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对付文革派即所谓的“四人帮”。尤其是那些仍然掌握军权的将领，他们根夲不买四人帮的账，如毛曾叫王洪文挿手管军队，可军中将领不把他当回事，对其不理不睬；毛又把张春桥安排进军委办公会议，分管海军。可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却不把张放在眼里，拒不合作。以叶剑英、徐向前为首的军委更是文革派的死对头。这种情况下，毛无法立即叫四人帮接班，于是他想到起用一个本质上忠于他、同时又能为军方接受的人物，那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号虽然被称为中囯第二号“走资派”， 实际上，毛对邓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刘少奇。从历史上看，毛一贯把邓当作“自已人”，文革前把他当作替补刘少奇的“第二接班人”培养。一次，在向赫鲁晓夫自己的接班人时，毛同时推出刘、邓二人，对刘少奇的评价是：原侧性强，但灵活性不够；对邓的评价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而且“棉里藏针”。总体评价显然在刘少奇之上。据王力的回忆称：1967年7月14日，毛在武汉同他谈话时说，他不同意并列打倒刘、邓的口号。随后又说：“打倒一年，顶多两年。人家要打倒他，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只有－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直到1975年5月3日毛在他的书房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念念不忘说起邓小平是当年在中央苏区受“王明路线廹害的毛派“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集团”的仅存者，语气中可谓一往情深。所以，对邓毛只是想让文革这把火把他烧一烧，以惩戒他在大跃进后期跟随刘少奇的“路线错误”， 然后让他回到自已的司令部来。所以毛起用邓决非偶然，也因此毛始终不准在报纸上公开批邓，也不开除他的党籍。下放江西劳动后还让其保留了与汪东兴联系的渠道，为重新起用邓作了铺垫。
1972年1月6日毛借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公开放话说邓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放出重新启用邓小平的试探气球。邓与林彪的矛盾很深，在得知林彪事件后邓先后四次给毛写信，主动检讨所犯“错误”，“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保证“永不翻案”。这时邓被打倒已经五年多，下放江西労动改造也近两年， 在毛看来，邓已经经过“火烧”，吃够了苦头，从新起用他，肯定会感恩图报，万死不辞。所以，在1972年8月，毛正式做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决定。
但是，令毛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决定却引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大为不满和抵制，在江青等人看来，邓小平未被彻底打倒已属宽大无边了，如今还让他复职，岂不是坐享文革的“桃子”？于是，邓复职之事，又迁延了半年多。
毛之所以坚持启用邓，除了因为邓小平乃一能臣，还因为如果将此人拉进自己的阵営，眼前的难题：老干派和文革派互不相容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邓就是老干中的头面人物，起用邓老干们自然高兴，他用邓去推行文革阻力自然就小了。当然他决不是让邓继承“大位”， 他只是叫邓担任周恩来的角色，为文革、为毛家王朝保驾护航。后来他当着其他重臣的面，把邓叫做“军师”， 即让邓充当诸葛亮那样的角色。
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接受毛这种安排，也不理解毛的深谋远虑。在江青看来，他们与邓小平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的两类人。四人帮的这一心态，完全破坏了毛的战略部署，引起了毛对江青和其他四人帮成员的不满，因而一度对四人帮进行圧制，这就成了后来中共官方宣传毛不信任四人帮，而信任周恩来的由来。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误导。
不过，邓小平复职，周恩来却是欢迎的。他知道邓在治国理念、方针政策上是与自己基本一致，和文革派则是不相容的。何况，邓的个性倔强、刚愎自用，不肯轻易妥协，与江青、四人帮绝难以相处，完全可以将其拉到自已一边来。这些，后来都应验了。
果然，邓重出后很快就与四人帮闹翻了。第一次龃龉是这样的：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将召开第六次特别会议（中国在1971年10月在基辛格访华期间取代台湾加入了联合国），这本来是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出席的会议，周恩来不但是政府首脑，还是中共外交的创始人，他理所当然是最有资格去参加这次会议的，何况周夲人早就透露，想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合国。可是有心要以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毛泽东，偏偏要叫邓去。但他却不出面，故意叫他的两位亲信、姨侄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女士将此意告诉外交部，由外交部写报告提议由邓率团参加会议，再由他自己批准。毛想借此考验周恩来，看周是否有怨言，或不轨之举，好借机予以清算。岂知恪守为臣之道的周，猜想此事可能是毛的旨意，便无半点异议。倒是江青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让邓当这个代表团团长。还是靠周做江青的“工作”，对邓的安排才得以通过。此事后来毛知道了，好不尴尬和恼火，只好亲自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
邓与文革派笫二次的矛盾是，同年1O月，四人帮制造了“风庆轮事件”。 四人帮借国产万吨级海轮风庆号远航欧洲成功－事，借题发挥，掀起对周恩来在发展海洋运输方面的所谓“ 洋奴哲学” 和“爬行主义”的批判，并要求邓小平表态支持。邓却拒不表态，与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此时毛在长沙养病。四人帮连夜开会，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毛泽东处告状。到了长沙，王对毛挑拨说：周恩来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日夜聚谈，目标是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拉帮结派，施加压力。但叫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王洪文的告状不但不成功，反而把事情搞砸了。毛经过两天的考虑，最后讲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的话， 并明确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又决定让周恩来参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原来毛指定王洪文为四届人大筹备的人事组长）。就这样，这一次王洪文等人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其实，毛之所以对周、邓作出这种重大的让步，首先是因为他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对周为首的老干妥协。自患眼疾以来毛的意志力已受到重创，第一次发现自己失明后，竟然痛哭了一场。更让他失望的是，不管是王洪文或张春桥，依然进不了军界的势力范围，看来这事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再就是江青，有勇无谋，屡屡破坏他的大计，把邓小平推到周恩来一边，这令他十分恼火。看来，眼下只能暂且搞奌调和了。一生都叫嚷“斗则进、不斗则退” 的毛这时发出了“要安定团结” 的指示。这大概叫做以退为进吧。不过即便如此，毛也不能太让步，他同时任命张春桥为军队总政治部主任，以便监视牵制邓。他更深知，周、邓等人都已老迈，王、江、张、姚其有年龄优势，军国大权最终仍将落到四人帮手上。
就在这一过程中，周、邓与叶剑英，结成了“三角同盟”。 不久又来了“大好消息”， 原来医生在为毛作常规检查时发现毛患了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医生们推测，毛只能活两年。医生们按规定将情况报告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周告知邓、叶，三人顿时士气大振，并一致决定将此事严格保密，不告知四人帮和其他任何人（汪东兴也加入了这周邓叶的阵营，为自己的未来留下了退路）。
1974年12月23日，周不顾病体，在医生们的陪护下，怀揣四届人大的政府人亊安排，与王洪文同乘一架飞机抵达长沙。为了廹使毛接受自己的安排，周这次鼓起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在12月26日周单独向毛汇报中，直言不讳地谈起江青和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并说康生曾亲口要求他向毛报告。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周是绝对不敢在毛面前直指其夫人是叛徒的。
面对周的这一发难，毛故作镇定，说他早已知道此事。还说康生一贯极左，在延安整风时就如此。意在为江、张二人开脱。因为张玉凤在场，周、毛都不好说得太多。即便如此，周敲打毛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経过两天痛苦的抉择，毛决定对周恩来等老干派退让，他基本同意了周的安排。不过这也令眦睚必报的毛在内心对周更加痛恨，成为后来毛至死不肯放过周的原因之一。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撑着孱弱的病驱，却精神抖擞地在四届人大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在国人面前焕发了最后的风釆。这是八年多来他与毛貌合神离的斗争取得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胜利。
（三）毛泽东过河拆桥，周恩来死不瞑目。
用“树欲静而风不止” 来形容周与毛的关系是极为恰当的，不过这“树” 是周，而“风”则是毛。屡次当周的工作走上正轨，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毛就忍不住出手了，或者给他一个下马威，或者来一个釜底抽薪，总之周的好运就到头了。周毛关系又重新回到君臣关系主导下的尔虞我诈，貌合神离上来。
文革最后几年，由于林彪的出逃和死亡，猛然间把周推到“二把手” 的地位，毛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只好由周来主持中央全盘工作。这时也是最毛最为狼狈的时候，其精神和身体都处于最低谷状态。毛需要进行一些政策调整来挽回由于林彪事件造成的全国上下对文革、乃至对他的信心丧失的局面。周瞅准这一时机，以落实干部政策为名给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平反或“解放”， 并把这一切推说是受林彪的廹害所致。毛泽东也就顺汤下面，乐得做个顺水人情。随后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周则趁机提出批林的重奌是批“极左”，“极左不批透，还要犯错误。”
毛和四人帮隐隐感到周的矛头在指向自已。这时中共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还控制在四人帮手里。针对周的批左言论，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作出抵制“批极左”的指示。这种来自高层互相矛盾的指示，被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看在眼里，反映到毛那里，要求澄清。这时毛己看出，周恩来的势头如果继续下去，必将使文革的成果毁于一旦。他决心亲自干预。1971年12月17日，毛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明确表态：“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接着又指出： 林彪搞“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是极右”。
毛一锤定音，象过去一样，周恩来便只好认错。一场刚刚掀起的拨乱反正运动就如此夭折了。后来毛又把“批林整风” 改成“机林批孔”， 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当代大儒”。
不久，毛又上演了一场“交班”闹剧，使粹不及防的周又吃了一次大苦头。
事情是这样的：林彪事件后，毛大病了一场。刚刚好转，1972年1月10日，毛又冒着严寒出席陈毅的追悼会，结果导致重感冒而致肺炎、肺心病发作，引起严重心脏缺血，一度昏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闻讯火急赶去，在车上竟然引发大小便失禁。好不容易下得车来，毛已被抢救过来。回过神来之后，毛却演出了一出向周“交权” 的即兴剧。下面是在场的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记述：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挿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揺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见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象要爆炸了……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当然，毛没有死，也就没有谁去办让周接班的事。
可这一出戏后来却被江青反诬为周“逼毛交权”。 其实周当时也没有料到毛这一手，他的本能反应只能是等待事情的发展。几天后，毛的病情稳定了，周才郑重其事地对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办副主任）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待到毛清醒之后，周又急不可待向毛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
毛演出的这一幕令人费解，也许他是感到死亡临头，来不及多想，本能地向周交权；也许他是故意考验周，看他如何反映。但不管怎样，这个话是当众说出去了，周成了“钦定的接班人。”仔细一想觉得大事不好，毛后悔了。怎么办呢？他盘算着怎样把这盆覆水收回
老奸巨滑的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既不露痕迹，又能够剥夺周的接班人资格的高招。
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的“批林批孔” 汇报会。在会议日程之外，毛突然节外生枝，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要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过去所犯路线错误的老底，让大家引以为戒。精明的周当然听出了毛的弦外之音，那就是借此告诫全党：周恩来不能当接班人。毛以这种方式收回几个月前关于“交权” 的承诺，周却很坦然，他本来就没有把毛那次的话当真，自己也没有当“接班人”的野心，正好借此表明心迹。只是此时周己重病在身（已查出患膀胱癌），有些力不从心。但检查不能不写。为了写这个检查，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足不出户、不刮脸、衣衫不整。整天翻资料，找根源，写得脸也浮肿了，双脚肿得穿不上鞋子，整整十天，终于完成了这份检查。最后附上给毛的一封信，等待毛的恩准。
毛倒是立即“恩准”了，因为他只要周照他的意思写，就达到目的了。几天后，周当着党内三百多位要员，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他画龙点睛地说出了那句毛要听的话：
“我一直而且永远认为，（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毛颔首微笑了。周总算知趣，如此配合。但毛心里仍不放心，他知道，周即使自己不抢班、不夺权，但他的思想、他的言行对广大党员、群众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而那一套根本上是反文革的，是与自己唱对台戏的，所以毛仍旧决定不能放过他。天从人愿，这时恰又查出周羁患癌症，毛决定在周治病上做点手脚，好让周快点去见阎王。
原来，在1972年5月18日的例行体检中，査出了周患了“膀恍移行上皮细胞癌”， 尚属早期。专家们估汁，及时治疗，将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可能。如延至晚期，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中共政治局成员治病，包括是否治疗，如何治疗，都得由毛决定。医生们的报告呈到毛的案头。对毛来说，这正是一次天赐良机。他知道，周小他4岁，正常情况下，不知谁会先去见“马克思”。 如果自己先“走”，以周在党内的资望、能力，只要周的一句话，他的嫡系文革派就得完蛋。这正是他现在的最大心病。现在好了，周的生死大权操在自己手中了。
拖延至5月31日，毛才下达了关于给周治病的四条指示：
-
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
不要检査，；
-
不要开刀；
-
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四条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不准治疗并促其早死。因为谁都知道，在不治疗的前提下，加强营养，就是要将癌细胞喂肥，使其扩展更快，使病人死得更早。
医疗组的专家们对这个批示很不理解，要直接向毛求情，被汪东兴挡住了。汪说，中央的决定是“保总理的”，“ 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上主席的思路。”有什么办法呢，毛就是“上帝”。
就这样，一拖9个月。在这期间，毛还要折磨他，如前所述，毛召集300多名高干“帮助”周检讨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以促使他早日死亡。
在这数重打击下，周的身体迅速垮下去。
1973年2月，周恩来小便大量尿血，把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医生们请求立即给周作全身检查和治疗。毛通过“大内总管”汪东兴呵斥道：“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后来叶剑英直接面呈求毛给周治病；周恩来也趁工作之机当面恳求毛让医生为他治病。毛推诿不了，只好点头。却又想出阴损的一招：只许检查，不许治病，检查与治疗要“分两步走”。
3月10日，在周发现膀胱癌10个月后终于做了膀胱镜检查。为首的主治医生吴阶平冒着抗旨的风险，在检查中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周膀胱内癌症原发病灶。违反了毛的“不准治病”的命令。（吴阶平因此在邓小平主政时被提拔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术后，周恩来和医生们都惴惴不安，不知这样做是否会引起毛的震怒。可狡猾的毛面对既成事实，却临机一转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人情，叫人转告医生们：“医生们两步并作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
可是，此举终究为时已晚，癌细胞已扩散转移了。好不容易拖到1974年5月，医生们向毛呈报：周必须马上住院手术。可毛又通过张春桥指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路给你们堵死。”拖到6月1日，周恩来实在不能工作了，住进了305医院，做膀胱切除手术。8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尽管医生们做了最大的努力，延长了周恩来的生命，但终究无力回天。周终于早毛9个月死去，毛达到了他的“战略目标”。
反观周对毛的病却是完全相反的态度。前面讲过周因为毛的休克急得大小便失禁一事不用说了，就是在毛故意刁难、不给周治癌症之后，周对毛依然忠心如故。1975年7月，周此时已入住医院一年多，自己已是奄奄一息、命在旦夕了，但他仍然苦撑病体，前后两次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研究毛泽东的眼疾（白内障）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为了给毛使用一种新的眼药水，周先拿自己的眼睛作试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后才给毛使用。待到毛实施白内障手术时，周更是小心守候在旁不敢离开。这就是所谓“君可以不义，臣不可以不忠” 的为臣之道吧。就算古代的“孝子”大概也不过如此了。（写到这里，我们只能为周的愚忠、猥琐感到悲哀。）
在身患重症，尤其是绝症的时候，最能考验别人感情的真伪，毛对周、周对毛这种冰炭两重天现象，也许就是毛、周一生关系的“微缩”写照吧。
“拖延治病战略” 暂时不能达到结束周的生命的目的，毛又生一计，决心发动对周新一轮政治打击，让他早死，并且在死后遗臭后世。
直接引发毛的这次行动的原因是周在执行毛的“联美抗苏”战略功勋卓着，加剧了毛的忌恨。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周恩来在国内外获得巨大声誉，国际传谋不约而同把聚光灯对准周恩来，对周的好评如潮。这使毛又旧病复发，又气又恨，决心找茬对周进行打击，以解心头之恨。
1973年11月，已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第六次访华，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坚持着与基辛格进行了紧张的会谈，已知毛对自己心生忌惮的周、在会谈中不敢擅自做主，只以外交词令应付基。即便如此，一送走基辛格，毛便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帮助”周恩来，于是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会议对自己进行批判。批判什么呢？据说周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1月17日，毛招见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大放厥词：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谁都知道，4年前，当‘北极熊“真的要动用核武器对毛中国进行“彻底解决”时，是美国及时送来核保护伞才躲过－劫，毛当时内心对老美是何等感激！不但接受了保护，还兴冲冲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不惜一举甩掉自己花了数十年心血，花费了无数人力、财力铸造成的“反美领袖”的帽子，作出了“联美抗苏”的重大战略转变。当年这一切都是依仗周恩来去完成的。当时毛不批周恩来的“右倾投降主义”，还作为重大外交成就加以吹嘘。如今，时过境迁，核危机过去了，毛要出来逞英雄了，反把周恩来的功劳当作“右倾投降活动”来批判。
这是建国后对周最严厉、最苛毒的一次批斗。11月18日，江青借毛之势，给周加上“右倾投洚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等罪名。周一时气愤难平，顶了一句：“我一辈子犯过许多错误，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得知周敢于顶撞他的夫人，怒火中烧，批斗立即升彶，范围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升格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指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列席。
毛决心把事情搞大。由他亲自批准成立了一个对周的“帮助小组”，指定由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组成。开过几次会后，汪、华退出，剩下王、张、江、姚四人，“四人帮”由此正式形成。除了四人帮之外，整治周恩来的主力队伍还新添了两位新贵：毛指定由他的姨侄王海容和英文翻译唐闻生两位女士，作他批周会议的“联络员”，负责将批斗周恩来的情况向他汇报，并传达他的“圣谕”。王、唐二女士的地位和实权立马飙升到政治局委员之上。可怜当了20多年总理的周恩来，只得像小学生听从塾师的教训一样听从二位年轻女士的训斥。
会议的开法也不同一般。为了给会议定调并造成足够的压力，先由唐闻生传达毛的相关讲话。她一气讲了8个钟头，全是毛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判和指责，其调门之高、语言之尖刻，与批判刘少奇、林彪无异。如说外交部是周的“独立王国”，“ 针挿不进，水泼不入”； 外交工作 拒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方针，“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要给外交部甩石头“等等，等等。
面对众人气势汹汹的讨伐，周感到难以交架，他提出自己去向毛当面检讨。毛却一口拒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周又向王、唐二位“联络员”提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打抖，记不下别人批判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记彔。却遭到二女的训斥，说是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挿手……万般无奈之下，周只好自己战战兢兢地写，尽量上纲上线，终于在12月4日写出了一份调门很高的检讨书。为了再次打消毛的疑虑，在检讨书的最后再次提出：他只能当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由交别人主持。
这次的旡情打击，不管在周的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造成极大的创伤。他终日沉默寡言，一个人想心事。吃得很少，也不再修边幅。体内癌细胞迅速扩散，整个人萎靡下来。
也许看到周彻底臣服了，也许考虑到还有许多事仍然要周去做，毛又突然改变了策略，指示：不要批了。还叫联络员传话：“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批周嘎然而止。
从毎次批周看，毛都像猫戏老鼠一样，当把老鼠捉弄得半死之时，却突然收手。这除了还想利用这只鼠为他看家护院之外，就只能用想把对方搞臭来解释了。
不过毛这次玩起了新花样，他想把这场批周大戏的责任全部转嫁给别人。他选定三个女人承当此责，一是他的夫人江青，说江靑把这次批周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的，以此展示他的大公无私；另两位便是王、唐两位联络员，这是他真正转嫁的对象，他釆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12月9日，也就是批周刚过去几天，毛会见尼伯尔国王比兰德拉，周和王、唐两位女士均在场作陪。毛突然“猴性”大发，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对周恩来调侃道：“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说你爱挿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然后指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在这种场合下，二位女士当然不敢申辩。
受了极大冤屈的王、唐二女士，止不住在会后诉委屈和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庇股。他要我们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这就是毛对周斗争中釆用的一种特殊战略：整而不“死”，斩而不绝。这大概也算是毛对周长期以来的政治柔术和恪守人臣之道得到的回报吧。
尽管一边狠批周恩来对美的“投降主义”，可是另一面毛却与周恩来“投降”的对象、“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打得火热。毛到死都把尼克松作为 “好友”、“救命恩人”看待，1974年5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国内搞得狼狈不堪，毛多次在来访的基辛格以及其他外国政要面前为尼克松“抱不平”，还托英国首相希恩“帮一个忙，教他渡过水门难关。”可惜难关度不过，同年8月，尼克松被迫下台。即使下台了，毛一直盼望着这位老友再度来北京相聚。1975年，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偕丈夫戴维来华访问，受到毛惊人的热忱欢迎。朱莉说，毛见到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毛对她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就说我想念他。”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人对朱莉说，毛“把你看做一家人。”这种亲昵在毛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使尼克松能再度来北京相见，毛又作出惊人之举。1976年2月，他派遣一架中国的波音707客机，派上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尼不仅仍然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还受到亲人般的欢迎。毛以茶代酒与尼碰杯，为尼安排了精心组织的道别诗词演唱晚会（可惜这位老外对中国古典诗词一窍不通，不能领会毛的深情）。临别，已经行动不便的毛步履艰难地陪同走到门口，无限惆怅地与尼氏道别。
你看，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一边大骂周恩来向尼克松“投降”，“出卖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却与这位“赚取了”中国国家利益的帝国主义头子打得火热，依依难舍，情同“手足”。错了的只有这位倒霉的周恩来。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只准自已放火、不准周恩来点灯。错的永远是别人，对的永远是自已！
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无果而终，毛只是暂时放过了周一马，他内心对周的猜疑依旧。不久，毛又旧病复发，整周恩来的兴致又上来了。
此次缘于“批林批孔”。林彪外逃摔死后，毛派人去彻底抄查林家，抄出了林彪手写的孔子语彔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按照毛的解释，这就是林彪想搞复辟倒退的证据。毛又说，历史上的反动派都提倡复己克礼、尊孔，反对秦始皇，林彪与孔子是一路人，所以要开展一场“批林批孔”运动。运动开始不久，毛决定把周恩来也列入批判对象，因为毛和文革派都说周恩来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儒”。于是，批林批孔又加入了“批周公”。这“周公”乃是中共党内对周恩来的尊称。毛的嫡系闻风而动，很快又变成了“评法批儒”，批“宰相儒”，大量影射周恩来文章出笼。只是这时一般人对运动已经不感兴趣，除了一些大、小爬虫仍在拼命表演，试图获得圣主的青睐以求飞黄腾达之外，多数人只乐得看热闹而已。
有趣的是，与毛的意旨相反，这时周的声望和地位却不降反升。这时周、邓联手，起用了一大批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在党内大得人心，邓小平己明确地站到周的一边。邓实际上代替周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上任三把火，提出了“全面整顿”的口号，并取得了成绩，国家经济有所好转。这时毛不能不面对周、邓联手的现实，不能不有所顾忌，始终没有公开点名批周。周也就装糊涂，对江青和文革派指桑骂槐的攻击不予理睬。总的说，形势变得对周有利了，周也就改变了策略，他不再像过去一样，一味退让检讨，委屈求全，而是坚守阵地，寸步不让。他对在运动中被点名批评因而想要辞职的中联部部长耿飚说：“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怎样赶，你自已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个“不降、不走、不死” 的三不主义表明了周对毛的态度强硬起来。再者，此时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在医院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他估计毛已不可能对他采取什么强制措施，没有太多顾忌了。
而这时毛也看出，他的运动越来越不得人心，已成强弩之末，只得不了了之。
与周的地位改善相反，文革派在领导层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江青，因文革以来骄横跋扈，树敌过多，在党内己形成众怒，人们只是看在毛的面上，对其敷衍着。毛自己则因老病，不得不收敛－下雄心。为了挽回人心，毛决定暂时让他的夫人充当一下替罪羊，在1974年7月中旬毛赴长沙养病之前，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故意对江青加以批评，如说她搞“四人帮”、“ 开两个公司，一个钢铁公司，一个帽子公司”，得罪不少人。并声明：“ 江青只代表她自己，不代表我”等。为了拉拢邓小平，毛又出一个高招，他叫江青主动登邓家门道歉，通过柔术，把邓小平“招安”。只可惜邓小平不为所动，调解失败。
1975年7月23日，毛的白内障手术成功，重见光明，这令他顿时信心大增。这时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挽回前段时期因病在对待周、邓上的颓势，还给他们一点颜色。经过一番策划，毛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8月14日，毛突然发出“评《水浒》、批宋江” 的指示，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洚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架空晁盖。”等等。《水浒》本是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内中人物和故事真假掺半。把一部小说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主题，算是毛的一大发明。其实毛这次的醉翁之意是：一边淸算周这个反文革的修正主义总头子；一边要打击被周“招安”、投靠了周的邓小平。这表明毛对邓己经失望，要把周、邓捆绑在一起打，试图重振雄风，。
重病住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已経猜到这次“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矛头是针对自己的，但更知道毛的主要目标是邓小平，因为他已病入膏肓，没有多少价值了。但如果邓小平被整垮了，打倒了，他此前为组阁而做出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因此，他想自己必须帮邓一把，以稳住邓的地位。
周不顾重病手难握笔，亲自给毛写信，郑重推荐邓正式取理自己的总理职务。这是以攻为守的策略。
但毛却既不回信，也不转发。周又生一计，9月7日，他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故意说出“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接替我的工作”的话，试图造成国际舆论，廹毛就范。
周也害怕毛借评水浒、批“投降派”再度拿他的“伍豪启事”做文章，把他打成“叛徒”、“投降派”，让他死后遗臭万年。他不得不预作提防。1975年9月20日，周将进行第四次手术。他不知这次进去手术室能否活着出来，周想到的首要之事就是要撇清《伍豪启事》的问题，以免成为日后被毛用作诬陷他的证据。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进到卫生间里，关起门来花了一个多小时重新整理有关《伍豪启事》的资料，以及就此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目的只有一个：还其清白，防其诬蔑。出了卫生间周把这个材料交给夫人邓颖超。在进手术室前的刹那，他突然用尽气力高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由此可见，周对毛至死不肯放过自己的深深怨恨。
周活着出了手术室，但此后他只能躺在病床上苟延残喘。这时他已经看出毛想叫江青或毛远清接班、建立毛家王朝的意图。这超过了他的容忍限度，他允许党的领袖独裁，但不允许搞传宗接代的家天下。这大概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共识，因为马克思明确提出要消灭“封建制度”， 打倒“神仙皇帝”，列宁、斯大林也没有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家人。所以对于毛试图传位给江青或毛远青的意图，周以及中共党内的元老派，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也是迫使毛不敢公开向江青、毛远新“交班”的外在原因。
周恩来在1976年元月8日去世。历经五十余年的周毛关系划上了句号。
应该看到，周是死不瞑目的。之所以死不瞑目，首先是对自己死后是否会遭到“鞭尸” 的耽心。（某次，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要求与周合影，周答应了，却说了一句：只是以后你们不要在相片上我的头上打叉就行了。）其次是对自己忠心为之服务了一辈子的主子那颗冷酷的心感到寒心，痛心，在周长达一年半的住院期间，近在咫尺的毛没有去医院看望过他一次。却在周已经身陷绝境、朝夕不保的情况下，还要发动针对他的政治运动，想把他搞倒搞臭，打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再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耽心（见下节）。
得知周的死讯，据说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死了！”这是他既遗憾于未能在周生前将其打翻在地，在踏上一脚，又庆幸周终于死在自己之前的真情流露。
（四）余音：临终前的觉醒？
毛对周的仇恨，在周死后继续发酵，以弥补未能在周生前将其搞倒搞臭的遗憾。先是他不顾党内旧有大臣们的请愿，坚持不去医院探望周。在周重病期间，周的医疗小组先后于1975年5月7日、7月11日、9月28日、11月12日、1976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书。所有有资格去探望周的文武大员、亲朋故旧都去探视过了。唯有这位“伟大领袖”岿然不动。
早在1975年5月3日毛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陈锡联就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
毛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医院发出第三次病危通知书之后，叶剑英、李徳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钖联等联署上书给毛：“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已五十年的老战友。“
毛泽东托毛远新代为传话答复：“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就这样，毛坚持到周死去都不探望。
周死后，党内元老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又请求毛出席周的葬礼，以慰亡灵，以抚民心。又有四十余名军队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要求和盼望毛出席周的追掉会。毛对此的统一答复是：
“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的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发挥促使我反思文化大革命”。他当然绝不会上当！
1月12日，毛更是直截了当地向他的近臣表明了他对周恩来的态度：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掉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了不少于十次，不能勉强。”
毛知道他是不能制止其他元老大臣去参加周的葬礼的，但他可以阻止中南海之内人们的这种举动。
张耀词奉汪东兴之命（汪奉谁之命？）宣告：中南海的医生、护士以及其他服务人员一律不得去参加周恩来的告别活动，一律不准带黑袖套。当然更不许在中南海内悼念周。
周之死，毛中国举国哀悼。然而中南海内却若无其事，一切如常，一切正常。1976年1月30日是农历除夕，这时北京的军民还沉浸在周恩来去世的悲痛之中，没有人敢像往常春节一样大放鞭炮、烟花庆祝。然而这时偏偏传来了中南海内振耳欲聋的鞭炮声，显得特别刺耳。中南海从来都是烟、火的森严禁地，是谁如此胆大包天大放烟火？原来是毛泽东下令叫他的服务人员放鞭炮娱乐。人们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庆祝”周恩来之死！第二天，人们看到大卡车拉着炮竹纸屑从中南海鱼贯驶出。
在这里我们暂且抛开对周恩来个人的评价，只从毛泽东为泄一己之私愤罔顾党心民意一意孤行的恶行中，看到了这个披着“人民领袖” 外衣的独夫民贼的真面目。然而，也许令他未曾想到的是，正是他的无情无义、倒行逆施反而大大加剧了广大民众对周恩来的同情和亲近感，激起了对毛的无情、残忍、冷血的愤怒，随后发生的北京百万军民长街哭送周恩来灵柩，以及之后的天安门“四五”事件，都是对毛的这一“逆行”的一种谴责、一种抗议！并最终加速了毛嫡系“四人帮”的覆没。
后来人们评论，在对待和处理周恩来之死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以一人对抗全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全国之民意，因为这时周恩来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反文革英雄，－心为民的“好官”的化身。毛对周恩来的薄情寡义，不择手段的穷追猛打，不但没有将周恩来搞倒搞臭，相反，倒成就了周恩来的死后哀荣。后来周被邓小平等新当权者进一步塑造成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忍辱负重与“四人帮”斗争到最后一息的悲剧英雄，让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厌倦和强烈不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周产生了无限崇拜，差不多兴起了新一轮“造神”运动。因为当时人们正需要一个这样的英雄来寄托他们的无奈和哀思。从这个角度讲，周恩来是“因祸得福”了。
周恩来死后文化大革命和毛本人的气数都快尽了，快收场了。
这里需要揭示和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周是否至死都对毛忠心不渝，是否最后都没有一丝觉醒？这是一个研究禁区，中共当局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一直在宣传毛、周始终是一对“亲密战友”，周对毛“忠贞不二、死而后己”。但事实证明，这是假的。
1978年10月，周妻邓颕超主动向政治局提出她的《日记》的保管问题，叶剑英代表中央叫她自己保管。过了一段时间，邓知道自已来日无多，又一次提出她的《日记》的处置问题。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仍作如前的答复。邓颖超去世后，其《日记》由政治局下属的机要局保存。2004年3月，中央决定对邓的日记作有限的启封，作党史研究之用，但不作为政治结论。下面引用其中片断，听听周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自我表白。（以下所引均出自祝世平之《反思录》下卷第228、229页，而祝氏则注明引自衷剑强主谝的《历史大趋势》一书的第318至322页。有人试图否认日记内容的存在，但当局不敢公开解密以正视听，我们便只能认为它确实存在。）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周对自己曾经数次为毛抬轿子、保“皇”位的一丝悔意。
1975年11月17日《日记》记载周之自白：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徳、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又通过决议：得票最高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1975年11月19日：
“1962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笔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的灾难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意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唯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其次，是对毛的所谓“革命路线” 的质疑和否定：
1975年5月10日：
“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的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
“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075年9月12日：
“这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1975年10月3日：
“我曾总结自已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的目标。建国26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1975年12月3日：
“一场政治风暴就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时方休呢？共产党的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是靠斗争建成的吗？”
1975年12月28日：
“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6亿人饭也吃不饱（当时全国8亿人一引者），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的败笔。“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周的反应是：
“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最后，是对后事的交待，表现了对毛政权的极度灰心和与之决裂的决心：
1975年9月12日：
“我快走了，走后，（你）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住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以放下些心。”
1976年1月2日，周再次交待妻子：
“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周恩来。我们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终于养成了毛泽东这个空前独夫民贼的同时，也看到了他身上残存的一丝人性。所以，我们仍然应该把他列为不同于毛的一类人。
邓的日记未见原件或影印件，中共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只是一些人以个人名义出来“辟谣”。这是毫不奇怪，可以理解的。李志绥的书出来后不是有更多人集体“辟谣”吗！我们是决不会相信这类“辟谣”的。又有人说那段时间守候周的值班医生未听得周、邓之间的交谈。但是，夫妇二人的临终交谈，难道医生也要——也敢在场监听吗？
当然，我们也没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日记》是真的。总之，在没有更确凿、权威的信息披露之前，我们只能录之以供读者参考。同时期待早日获取真相。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