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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立云：流亡藏人的政治社^：聚如一团火，散若满天星---达兰萨拉访问侧记
流亡藏人的政治社区：聚如一团火，散若满天星
—达兰萨拉访问侧记
立云
今年是达赖喇嘛尊者出走拉萨第六十年，3月10号是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
公民力量团队的几位成员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从世界各地飞到印度，一起来到了达兰萨拉，参加了西藏自由抗暴六十周年纪念会。
在萨兰达拉机场，看到的是连绵的雪山风景。
一下飞机，欢迎我们的是两位美丽的藏族姑娘。
到达的第一晚看了达兰萨拉藏族艺术团的表演。演出之前，藏族朋友说这里的歌舞比较朴素。看了之後，觉得很有民族气息，尤其有达赖喇嘛尊者的肖像挂在墙上，看着族人们载歌载舞的画面，显得那麽其乐融融。
3月10号，举行纪念典礼之前，达赖喇嘛尊者在他的小会议室，接见了所有的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华人团体。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听到达赖喇嘛尊者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静下来思考一下，我觉得这六十年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很感谢印度，这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信仰的社会，我在这里接触不同的宗教领袖，跟他们有了很多关於宗教的深刻讨论。
更有意义的是，在近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和很多世界上的着名科学家从开始接触到交流，再进行深入的讨论。有科学家提出，除了地球上的南极北极之外，青藏高原有着被称为地球上第三极的冰川，是亚洲许多河流的发源地，对地球的气候有着深刻的影响。”
然後尊者说到了台湾，说到了在华人社会中台湾民主制度发展的很好，是真正的按照民主的方向在发展，台湾人口众多，是一个比藏人社区大了很多的社会，藏人社区现在也在努力学习发展民主制度。但是跟中国大陆比的话，在海外的藏人社区还是进步了很多，因为在海外的藏人社区内真正的实行了民主。（此处得到很多掌声）
尊者接着讲到，“大家也知道北京当局一直说达赖喇嘛是分裂主义分子，但是实际上我们从74年开始就决定，从此之後不再寻求在联合国诉求西藏问题，也不寻求西藏的完全独立，因为未来的西藏问题的解决只可能是跟北京谈判协商来解决，唯一的道路是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下，寻求西藏民族的真正自治。我们希望这样的自治权利可以在所有的藏区，而不仅仅是西藏自治区的藏区，实行这种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权利。”
“我在74年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决定，因为寻求西藏独立的话，这会变成一个历史问题，如果是历史问题，也会牵涉《十七条协议》，那麽可能只是藏区的一部分，也就是西藏自治区，这只是整个藏区的三分之一，只有两百万人，我们所提出的寻求真正自治，是包括了所有在中华人民国合国宪法规定之下明确确认的包括在康区，安多等地区成立的藏族自治州藏族自治县，我们的诉求是这些所有的藏区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环境保护自己的宗教，以及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如果只按照历史的角度对待西藏的问题，那麽我们的司政，他来自四川理塘，包括我自己，是来自青海，都不在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内。所以，我要求的自治，是一个完整的民族自治。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完整的想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藏族来说，是一个双赢的互利双方的想法。一是，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下，对藏人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如果能够在物质方面发展西藏，对西藏人而言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从另一方面来说，西藏保留了上千年的传承，继承了印度那烂陀的古文明，是一种内涵非常丰富的文化，可以对华人有精神上的利益，有利众生。所以我认为这对汉藏双方而言是一个双赢互利的想法。”
小小的见面会，达赖喇嘛尊者保持了一贯的谈笑风生，思维敏捷，甚至在翻译说错了一个关键词的时候，他立即纠正澄清。
听完达赖喇嘛尊者的这番讲话後，我们去室外的礼堂参加了正式的西藏自由抗暴60周年的纪念会。而尊者没有出席这个纪念会。整个纪念仪式是由藏人行政中央主持的。
这个纪念自由抗暴六十年的仪式在很多媒体上都被称为抗议活动，对我而言，看到的是这个“抗议活动”平和而安静，老人们举着雪山狮子旗帜，有不少人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同时有很多学生席地而坐，孩子们生气勃勃，好奇的看着，听着。
从每一个成年人的脸上和沈默中，都能看到，对故乡的深情和不屈服的诉求。
在这一回的纪念仪式上，博茨瓦纳的前总统先生出席了仪式。另有几位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印度的议员发表了演讲。
司政洛桑森格先生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讲。
他说「分布世界各地的西藏兄弟姐妹们；尽管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我们精诚团结，并克服各种困难已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在过去六十年的历程是充满抵抗，充满活力和充满希望的六十年。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西藏东部，中国的每一项暴力政策都遭到了坚决的抵抗。 1959年3月爆发的西藏自由抗暴运动；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藏人在监狱和集中营的勇敢抵抗；20世纪80年代在拉萨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等，都充分表明西藏人民共同争取自己的权利，以及坚持和扞卫正义及自由的斗争意志。
2008年，全世界目睹了新一代藏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和平抗共运动，世人见证了境内藏人的勇气和决心。他们追求自由和尊严，并宣称：“我们的声音无法被压覆； 我们的承诺不会动摇”。这种坚定不移的抵抗仍在继续着。
同样，在流亡中，我们不仅要重建自己，重建一个成功和繁荣的社区。当我们的前辈在60年前首次抵达印度时，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陌生的的环境里，一切从零开始。尽管如此，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卓越领导下，经过不断努力，重新建立了流亡藏人学校，寺院，定居地。他们在玉米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流亡藏人还不分男女更新了他们的技能，发展手工艺编织地毯，为他们的下一代铺平了更美好的未来。
通过这些机构和社区，我们设法恢复我们的语言，文化，以及我们的精神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份。西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宗教哲学文化，使我们能够从受害者转变为幸存者。几十年来，西藏的正义事业及我们有效和成功地实施各项发展计划的能力，赢得了全球朋友，援藏团体等的不断支持和钦佩。
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下，藏人行政中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法治，性别平等，积极普选的强大流亡民主政体。 2011年，尊者终止西藏政教合一制， 将他的政治权力下放给民众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今天的藏人行政中央代表了境内藏人和分布在全球40多个国家的流亡藏人。我们在13个国家分别设立了驻外西藏代表处，这些已成为官方办事机构。
藏人行政中央还监督管理71处流亡藏人定居地； 275座寺院和尼姑院，69所学校，学生人数近达20,000人，流亡藏人识字率高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部分国家。针对流亡藏人的需求，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境内还建立了医院，诊所和养老院。」
。。。。。。
杨博士应藏人行政中央的邀请，在纪念会上代表华人发表了英文演讲。表达了对藏人行政中央的支持，对藏人中间道路的支持。
他说「为了自由与尊严，六十年前，尊者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前后几万人追随达赖喇嘛的脚步，跨越雪山，踏上离别之路，很多人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对流亡藏人来说，这场灾难让他们陷入复杂而凶险的境地，但凭着坚韧的信仰，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他们没有让灾难成为灭顶之灾，反而使之成为藏民族凝聚共识、拥抱世界的契机。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无法团聚在一起，虽然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警察，但在尊者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下，遍布几十个定居点和世界各地的十多万流亡藏人仍然在维护他们的共同记忆和信念，构建起一个令人敬重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精神之国，这也是属于全体藏人的精神之国，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典礼之後，我们拜见了桑东仁波切。桑东仁波切曾於2001年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第一次直选的首席部长（噶伦赤巴）。
桑东仁波切与杨博士有了亲切而深入的交谈。
叙旧部分，杨博士问他是否还对中国的局势保持密切的关注，他说从退休之後他就不关注了，潜身作他的佛学研究。他无法停止佛学研究的脚步。
然後，作为曾经是首任直选的首席部长，谈到对继任者,谈到交接工作时，他对他的下一任说“不要问我建议，我不会给你指导，新一代人有新一代的作法，权力从宗教领袖转移到世俗的人的手中，从老一代转到新一代的人的手中，从接受旧式教育的人转到接受新式教育的人的手中，新一代有自己的想法，只管大胆的去做。唯一的，是由达赖喇嘛的智慧决定的中间道路必须坚持下去，如果你们偏离了中间道路我会提出反对，其他的只管去做。”
接着谈到了对未来的担忧，大家都认为“在一个民族遇到危难的时候，一定需要有达赖喇嘛这样一个领袖存在。”桑东仁波切有些担心民主的社区也会带来纷争，担心如果未来达赖喇嘛尊者不在了，在藏人社区会如何。虽然他很担心的，但他也说，该发生的事情也只能看着它发生，万事随缘，作为僧人他相信因果。
同时谈到，西藏问题一直都有急迫性存在，尤其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年纪渐大，每个藏人心里都有担忧，一旦达赖喇嘛尊者不在了，西藏问题会变得更加麻烦。但是这个问题的对於藏人而言的迫切性，另一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若无睹。
谈及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事，有消息说达赖喇嘛尊者今年会宣布自己转世的地点。桑东仁波切表示，他很不希望看到转世制度的结束，因为这是一个传承千年的制度，不能断灭。特别是这样一个千年不断的宗教的积累，不能因为一个不到百年的共产党的打击就此断灭。
同时他也很庆幸，藏传佛教的经院制度在达兰萨拉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只要达兰萨拉的藏传佛教经院庙宇能够持续发展，传承下去，也就为藏人们，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准备好了一个信仰的精神家园。在此话题上，杨博士问“有没有可能把眼前的达兰萨拉更好的发展成为藏传佛教的世界圣地？”桑东仁波切饶有兴趣，微笑道：“确实，在达兰萨拉，不仅仅有达赖喇嘛尊者，还有很多跟随他修行的大德仁波切，我们有最完整古老的经书，传承有序的藏传佛教文化传统，我们也在培养很多博学且具有现代知识的年轻喇嘛。。。。。。”
桑东仁波切是一位庄严睿智的喇嘛，对人亲切平和，我们围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喝着奶茶，听着他缓缓而冷静的话语，话中的信息是惊心动魄的，仁波切说得平静真诚而清晰，彷佛说着刚刚发生的一桩平常事。
3月10号这一天，我们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和桑东仁波切，作为藏人们曾经的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及管理具体事务的首席部长，从他们的话语中，可知达赖喇嘛尊者和桑东仁波切对中间道路有长久以来的深思熟虑，他们对此道路的坚持是真诚实在的。这些话戳破的中国共产党宣传的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是分裂的第一步等等谬传。就我们听到的这两位老人家的言词，都是极其真诚而执着的坚持着他们提出的中间道路的理想。这一天是再一次的证明，我们都是证人。
在达兰萨拉的几天行程，我看到了这里的街头乾净卫生，井然有序。
纪念典礼举行的日子里，上达兰萨拉的建筑上的随处可见飘扬的雪山狮子旗帜。
我们参观了藏人社区的行政中央充满民族风格的建筑。
特别参观了藏人社区的图书，艺术，档案中心
这里的内部装修虽然简朴，但当年达赖喇嘛尊者带出来的西藏文化瑰宝得到妥善的保存。
书库里有全世界所有语言的对西藏文化的研究书籍。
在档案中心，古老的佛经资料在进行数字化处理，修护，和保存。
小小的扫描仪上都可见尊者亲切和蔼的微笑。
这就是达兰萨拉，随处可见尊者的照片和形象，他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象徵，他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族群的角角落落，他的慈悲佑护着所有的人。令整个社区气氛祥和宁静。
同时街上也贴有这些印刷物，表达了六十年来整个族群的每一个人都不曾放弃他们的信仰和希望。
很偶然的，看到街头开过一辆黄色校车，我追上校车，看到穿民族风格的校服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拍下了属於达兰萨拉也属於世界的家常风景。
在达兰萨拉，我们也看到了杨博士和他的藏人兄弟。
离开之前，杨博士在聊天中谈了对达兰萨拉的感受：
“我已经来了很多次了，这回来发现在达兰萨拉的藏人变少了，这一回看到参加庆典的藏人数量变少，但同时，看到各地新闻，看到在全世界各地举行和参加纪念活动的藏人增加了，在达兰萨拉长大的一些藏人去了其他的地方，毕竟在这里的就业方面可能有一些限制，可能对年轻人来说机会没有其他地方那麽多。
同时想到，在达兰萨拉长大的藏人他们接受了非常完整的藏族传统的薰陶和培养，他是按照你是一个藏人，接受了完整的藏人的教育系统的培养。这样他们无论去世界的哪里，他们和所有的藏人都有一体感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这样的人们虽然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却因由网络的联系，在无形中形成一个有高度认同感的人类政治社区。”
“在达兰萨拉，这样的安详平和的地方，很多事很多人都引发思考，这或许是一个奇蹟，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的实践，虽然人们没有聚集在一起，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有高度认同感的人类政治社区存在。这个是其他民族不曾做到的，而藏人们做到了。藏人们做到的事，又有跟其他的民族不同的背景，为什麽藏人们做到了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事情呢？”
“首先，因为他们有达赖喇嘛尊者，有这样一个至高无上，受人尊敬，非常智慧，充满慈悲，的一个宗教领袖。他是一个巨大的向心力。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向心力的因素存在，所以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向心力没有之後，这个社区还能存在吗？这次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到为什麽达赖喇嘛尊者非常坚持的在众多的藏人反对的情况下，他也要把自己的政治权力推掉，从政治上退休，同时，一步一步的在藏人社区把民主制度建立起来，让流亡藏人能够进行民主的实践。尽管当时的藏人们说我们不需要选举，我们都信任你。在很多国家或者地区的民主都是自下而上的，但是在流亡藏人社区是自上而下的，从这里可以感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他有常识，他知道他个人的影响力随着他走，可能不会轻而易举的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他必须在有生之年用他的威望和智慧建立一个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的政治制度，让所有的藏人都认同。人类社会已经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才可能有序有合法性的持续下去，而在过去几十年内，藏人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把民主社区建立起来了。达赖喇嘛尊者把他在政治上的权威慢慢的移交给了一个制度，而不是仅仅给了个人，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高瞻远瞩的智慧。而我相信尽管很多人离开了达兰萨拉，但在人们的心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政治社区，这个政治社区因为发展了民主制度，可能在达赖喇嘛尊者圆寂之後，哪怕人们担心的很多问题可能会发生，但是处理起来会方便一些。因为有一个民主机制已经形成并且发展了，比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突然离去後形成的政治真空的情况，会好一些。这是这次我来想的比较多的事。”
“我常常在想那些离开了达兰萨拉的人们都去了哪里，他们之间形成的认同感是否会随着他们的离开而消失？我觉得自己得到的结论还是很正面的。”
“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更多的体现在他的慈悲心怀上，而且他在努力的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因为我们一谈到政治，不免会想起那些负面的印象，欺骗，暴力，逼迫，很多官僚体制性的东西，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在做另外一种政治，我觉得他在做一个人类的非常艰难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实验，人们会问这样的政治可行吗？他的基础思想是慈悲，尊重，责任，和平，对话（不是对抗）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政府常常讲「要对话不要对抗」但是他们一直的行为都是在制造矛盾在搞对抗！他们倡导的政治跟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政治是不一样的。”
“这几十年来，我们从事人权民主工作的，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如果中国不能够接受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的话，不接受一个新政治所奠定的一个新的普世价值政治的话，那麽中国的灾难就会不断的重复。所以，从刘晓波到很多民运中的推动民主进步的朋友，都非常坚信这样的政治是我们要实践的，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很多指标上说我们都是失败者，从俗世上看从传统政治的角度看，达赖喇嘛尊者都是失败者，六十年的流亡，没有自己的家园，他要求的追求的政治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还要花多长时间能实现不知道，从很多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失败者，在追求新政治实践新政治可能都是失败者，可能会一生都看不到结果，但是呢，我们坚信，只有新的政治才会给中国带来未来，才会有希望，也许我们未来的路还会走很远，像达赖喇嘛尊者已经有六十年了，我们也许要走的路更长更曲折，关键是信念，没有信念，路会走不下去，我觉得过一段时间跟达赖喇嘛尊者这样的智者交流一下，看看藏人经历的苦难，和他们做出的抗争，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鼓励新的灵感，那就是用阴谋的办法，用险恶的办法，用暴力的办法去实现你的目标的话，可能整个人类都会没有希望，在达兰萨拉，与藏人们的接触会坚定我们的这些信念。”
杨博士也谈到了这次纪念活动的观後感：
观感一，外宾,主要的民主国家来的嘉宾不多，遗憾看不到很多国会议员的身影。有些悲哀，当人从事一种并不能给人带来直接利益的事业的时候，现实世界常常是不关注的，冷酷的，这些他已经看到很多了，作为一个人权工作者他本以为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会做到更好。
观感二，他看到了很多学生，年轻的一代，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很成功的地方，尊者到达印度建立起流亡政府，首先着手的就是教育，为藏人们做好了完备的教育系统，让这些藏人的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了全面的藏人教育，让孩子们知道西藏亡国的历史，知道民族面临的危机，不丧失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不丧失自己的民族尊严，这一点非常重要，看到在典礼上无数年轻孩子闪闪发亮的眼睛，代表了无限的希望。
我的後记
六十年前，只有24岁的达赖喇嘛决定从罗布林卡出走的时候，「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我的国家。。。我能做的只有前往印度，请求印度政府的庇护，在那儿竭尽全力让各地的西藏人民继续保持希望。」（来自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後，大约有八万左右的西藏人离开家园追随尊者来到了印度。
1960年9月，西藏流亡议会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
1963年，颁布《未来西藏民主宪法》（草案）。正式确立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
在70年代，流亡藏人的定居工作就基本完成，藏人行政中央在所有的藏人定居地都建立了寺院，学校，医院，和行政管理机构。
1990年5月，达赖喇嘛进一步推动民主制，议会席位由原来的12席增加到46席。颁布《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噶厦政府的噶伦（部长）由议会选举产生。
2001年，根据达赖喇嘛尊者的建议，议会修改《宪章》，规定噶厦政府的首席部长（噶伦赤巴）由流亡藏人直选产生。
2011年8月，达赖喇嘛尊者将其政治权力正式移交给民选的政治领导人，从而结束了自1642年以来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最高领袖的历史。
（以上来自《西藏手册白皮书》）
在我收到的《达赖喇嘛尊者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讲话全集》的书中，收录了尊者自1960年到2011年每一年的演讲词，他的演讲止於他移交了政治权力的2011年。
现在，六十年过去了，根据《西藏手册白皮书》的记载，流亡藏人大约是128000人，其中在印度94000多人，尼泊尔13500人，不丹1300人，在欧美等国的定居点有19000人左右，在各个定居点的就业率很高，并且适龄学童的入学率有85～90%。
在海外的藏人几乎都是居有定所，安居乐业。
而达赖喇嘛仍然保持着希望，说「作为一名藏人和达赖喇嘛的转世，特别是境内外同胞对我抱持的信任与寄托，关心西藏的命运，解决西藏问题，是我的使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印度的最後一天，在达兰萨拉的罗布林卡，我给两位负责接待我们团队的藏族姑娘拍下了这张合影。
她们俩一位出生於达兰萨拉，一位出生於拉萨。出生於拉萨的姑娘在13岁那年跟随父母，步行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穿越喜马拉雅山，最终来到了达兰萨拉接受了藏人教育。她们在完成学业後，先在藏人行政中央做了一段时间的实习义工，然後正式入职为行政中央的中文部门工作。
她们俩自然流露的美丽自信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她们都成长於达兰萨拉。
在达兰萨拉的生活是简单朴素的，但人们团结一致，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拥有表达自己那份属於藏人的政治诉求的勇气。
达赖喇嘛尊者在每一篇演讲词的最後总会说“愿诸众生吉祥安乐”。三十年来，他把藏传佛教发扬光大到世界的范围，并带领着族人孜孜以求整个民族在人间的吉祥安乐。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