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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人间丨 一间小书店的反复死亡
转自：mp.weixin.qq.com , 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 赵景宜 来源：人间theLivings
因为学校后勤部门的摇摆，他的小书店多活了一年；但因为想多赚点钱，“清仓打折”似乎又变成了一场情怀消费的欺骗。但没有人知道，这家书店藏着老板对现实的逃离和妥协。配图 | 单读视频-北师大男生澡堂下面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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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洲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人，穿着普通，肤色略微有些黑，讲起话来不急不慢，是那种看起来从不会发脾气的人。10年前，他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主修中国教育史。
同大部分北京海淀区的高校一样，北师大也有自己的“书店生态”，尽管不像北大周围有主打三联、商务等库存书的豆瓣书店或专注“思想、哲学”的万圣书园，但北师大周边的这些小书店也跟那些口碑在外的明星书店一样，承受着房租和电商的冲击，靠着各自不同的生存之道勉力维持着。
读研的时候，王洲曾目睹了学校周边小书店的衰落。那时北师大的校园里就开着4家书店，学校东门外还有“学而雅”和“盛世情”等几家大一点的书店，到如今只剩下“盛世情”还在，门面还被美甲店分去了大半。
“最先消失的是‘学品’，我在师大读了一年，他们就不干了，‘宏图’接了它的位置。后来一家叫‘淘书苑’的店也倒闭了”，等到王洲的墨香书店在校外开了一年多后，校园内的宏图、海琴两家书店接连倒闭，自此，“学校里一个书店都没了”。
不过这些书店的死去，并没有打击王洲的信心——他尝过甜头，大学时就爱看书的他，来到北京读研后经常去各处淘书看，在寝室里攒了两百多本书。他想到拿去卖，但又有点不好意思，同在北师大读书的女朋友知道后，便在国庆假期时，直接带着这些书在通往食堂的路上摆了个小摊。
“她很厉害，半天多时间，卖了700多块钱。”王洲想着两人在外面做家教，每小时也不过赚30块，干脆自那以后，专门抽时间去潘家园进二手书，再让女朋友摆摊卖。
32岁那年硕士毕业后，王洲找姐姐借了几万块钱，在北师大的北门租了个门面，成了书店老板，“只当是个小型创业，最多亏个房租钱”。那时候，他的“墨香书店”里，新书只是一部分，还都是三联、商务等出版社的库存书，剩下的“货”全都是各个年代的二手书，从历史、文学到生活常识、旅游地理——当然，也不嫌弃学科教辅。
“正规渠道进的库存书一般是五折，卖也只能按七八折卖。还是旧书利润高些，5块钱弄的书，10块钱卖也完全可以。”
王洲有自己的算盘，2009年10月，进好第一批书后，他就给远在宜昌的母亲秦明珍打了电话。用了两天时间安排好家里的事后，秦明珍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那之前，秦明珍没有出过远门，连省会武汉和临近的重庆都没去过。
大多数来墨香书店的顾客并不知道王洲，对于他们来说，秦明珍才更像是这家书店的“台前老板”——一年里除了春节那几天，都是她在书店照看。
秦明珍身材矮小，大半辈子都在湖北老家务农，皮肤黝黑，也不太健谈。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总是自嘲“我没有文化，和文盲差不多”。第一次从北京西站出来，透过车窗，她只觉得“马路上都是车，北京好大”。
“我们家在宜昌的一个山区里，离赶集的地方都很远”，家里有5亩地，秦明珍和丈夫一起种玉米、喂猪、养羊，紧紧巴巴地让王洲和他的姐姐念上了大学。
刚来北京时，她站在书店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理，“我儿子教我摆书，让我按出版社、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教材摆，我慢慢学着”。
往后在北京的10年，书店几乎是唯一和秦明珍有关系的事情，也隔断了她的过去，把她突然推进了新的生活，她过得寂寞又充实，“早出晚归，和儿子很少碰面”。她更愿意自己忙一些，因为闲下来时会想家。
其实，2010年春节，王洲的父亲曾卖掉了家里的猪和羊，地也给别人承包了出去，也来到了北京。王洲带父母去了长城，一家三口第一次在异地过年。
“他耳朵不好，腰疼，顾不了店，但炒菜、洗衣服能帮帮我。”秦明珍说丈夫容易晕车，但很喜欢步行去天安门、动物园、北海公园这样的地方游玩，“去的地方比我多”。老头还结交了几个朋友，每天上午一块下棋。
但两年后，王洲的父亲还是无法适应北京的生活，选择回老家独自一人生活去了，“他嫌这里住的地方太小，也没什么事做，花的也是儿子的钱，在老家，自己能管自己，过年还能带点腊肉来”。往后，王洲的父亲也会偶尔在空闲时到北京来，有一次他跟儿子讲，这10年来，他一共来过7次北京，每次坐在火车上，“都感觉只有我是最老的”。
丈夫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买菜，秦明珍几乎每天24小时都是一个人待在那个几十平米的书店里——那个由单元房改成的门面，吃住都在里面。中午做饭时，她怕油烟呛走顾客，就把门关起来。
这10来年，王洲得到了很多的自由和闲暇，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是母亲给她的。这些年，秦明珍只回过两次老家，都是跟着王洲回去的，其中一次是2013年88岁的母亲过世，直接晚班飞机到武汉的机场，那是她第一次“路过省会城市”。有时候她也会想女儿，自从2009年送秦明珍来北京后，女儿再没到过北京，“想的时候就视频，太远了，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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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洲的朋友圈里，你很难判断出他是一个小书店的老板，因为上面没有一条和书店相关的动态。
许多高校附近的书店老板都会加教授和学生的微信，平时就在朋友圈分享些稀有、“有意思”的书，吸引顾客来买，但王洲从没和店里的顾客们交过朋友，也认不出哪个顾客是教授学者，“人家来买书，不可能说自己是教授呀”。
比起同行，王洲似乎也并没有把太多心思放在书店上，除了每年北师大开学时发发传单，书店很少做什么营销活动。在工作日晚上和周末，王洲都要去一家培训学校给小学生们讲奥数题，靠自己本科时的专业，赚着每月一万多块的收入。他也考虑过开个培训机构，“但家底太薄了，亏了的话承担不起”。有不少学生家长介绍孩子给王洲，想让他私下“带带”，“这样确实收入会高点，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私下和别人收费也很麻烦——不能总考虑自己利益，你要是这个时间不能安排、那个时间不能安排，学校就会怀疑你了。”
王洲有很多空闲的白天，每周他都要带着七八个编织袋，坐地铁和公交去北京的远郊，有时是去物流仓库，有时是去书商的家里。每个袋子能装一百多本书，选好书后，再叫一辆货车把书拉回书店。这么多年，他和妻子既没有考驾照也没有买车，“有台小汽车在北京更麻烦，还要交停车费，没有打滴滴方便”。
几年下来，王洲认识了几个固定合作的书商，别人去进货时永远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你说10块钱，他说不行，得15，只能慢慢谈拢价钱”，但王洲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一般会直接把选好的书进行分类，直接给出单本价格，“我跟他（书商）说，这一堆可以出每本10块，这一堆15，你觉得哪本书卖不了，就收走，不讨价还价，这样非常节省时间”。
时间长了，书商都跟王洲达成了默契，“做生意，总有人希望自己得到好处越多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要公平，每次好处都在你那边，别人自然不高兴。价钱，主要是看旧书品相，还有发行量多少，偏学术、且发行少的，（价格）自然高，过去人手一本的《沉思录》这种，自然就便宜”。
偶尔王洲也给自己淘些书，他的阅读趣味并不专注，更偏向某种好奇的探索。前段时间，他去潘家园收了一本安·兰德《源泉》的英文原着，“我刚从今日头条知道这个人，美国的一个女哲学家，我一问价格，才10块钱，网上可能要买到100”。（编者注：安·兰德，即艾因·兰德，俄裔美国人，20世纪着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回到自己的书店，王洲便用经验给这些旧书定价，基本上也就是随行就市：“这本书你原来定10块，一弄来就被买走了，再很难进，那下次就定贵点；要是有五六本都卖不出去，你就可以考虑定低一点。”
自己开了书店以后，王洲很少再去别的书店，只是偶尔去下野草书店——这家书店和墨香书店一样，于2009年在北师大周边开业，期间也数次因为租金问题传出要闭店，“野草的老板来过我的书店，买过电影方面的书，那个书店真正卖书的是他父亲，我们搬进北师大校内后，他父亲还来看过，但我们也只是普通的打招呼，没深谈”。
有一次去公园逛书展，王洲看到了自己过去常去的盛世情书店也在摆摊，这家在北师大东门外的“老牌”书店，一楼卖打折图书，地下室卖学术书籍。王洲在摊位上认识了老板，“我们就聊聊你卖什么书、他卖什么书、什么样的书好卖。他家书店以前生意很好，现在差了一点，能做这么久，也是因为老板很喜欢这行，又比较有经验。但最后，书店可能都是亏的，只是赚到了书。”
在北师大校外的那个门面房4年的合同到期后，房东告知王洲，房租要从每月6000多元涨到1万多块。
“那时书每天卖得好的时候流水2000多块，差的时候才几百块。书店每年的利润，账面上大概两万多块，这个价，肯定租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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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王洲一度决定关掉书店，开始做“清仓活动”，却意外地吸引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这是王洲第一次亲身了解到媒体和舆论对销售的帮助——当然，等到4年后，这家小书店在反复“开张—倒闭—又开张—再倒闭”的循环被顾客们判定为“欺骗营销”后，王洲又感到荒唐和疲惫：“遗憾？说不上。要关门，很早就在意料之中——书店本来就是夕阳产业。”
那时候，北师大的许多学生得知墨香书店要关，帮忙联系了学校和媒体，希望能在校内找个闲置位置容纳这个小书店。最终，北师大后勤部将位于“学一”教学楼地下室的“职工之家”腾了出来，“免租金”供书店使用——后来书店的门口，还一直保留着“职工之家”的招牌。
王洲说：“我们去之前，那里面就放了一张台球桌，两张兵乓球桌，很空，也没什么人来打球。”作为交换条件，王洲的书店每年要提供1万本书送给北师大的新生，同时，这里也要作为后勤员工的阅览室——北师大有1000多个后勤职工，他们是无法进入学校图书馆的。
| 王洲的书店每年要送1万本书给北师大的新生（作者供图）这个优惠条件着实让不少人羡慕不已，妻子给王洲建议，逢年过节可以给后勤部门送些礼物表示一下，但王洲拒绝了：“合约怎么说，就怎么做，送烟和酒，这种事情我不愿意干，反倒会出问题。”
也是在书店搬进学校之后，秦明珍才终于开始和儿子媳妇同住。每天早上7点多，她都会从家里出来，从大钟寺站坐30分钟的公交去北师大，这段通勤是她难得见到日照的时候——从她走进地下室打开灯的那一刻，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在北京，秦明珍没有熟人，不知道该如何搭乘地铁，她只生活在书店和儿子之间。唯一日常能讲话的人，就是常来买书的顾客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会跟眼前这位脾气好的老人聊聊自己近况，讲些最近听到的新闻。秦明珍也很喜欢来书店的学生们，露着笑脸听他们讲话。
没人光顾时，秦明珍会整理书架，或从库房拿书出来“上新”。干活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拿本书出来看，“看看书名，想看的话翻翻，看得进去就看，看不进去就不看，反正书也多”。不过，秦明珍很少和顾客们说自己也爱看书，她还记得年轻时看过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以前我喜欢看侦探类的书，什么吸引我？那些人物脑筋特别灵活，从各方面分析、破案，太精明了”。
地下室入口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挂书店的招牌指引，除了开学季，书店几乎无人问津。大多时候，地下室的书店里很安静，让秦明珍躲掉了很多烦恼。在学校北门开书店的那几年，她的心里总是没底，最怕工商来人检查。对方会问书店有没营业执照，刚开始，她打电话向儿子求助。对此，王洲倒是很直接：“就算来查，我也理直气壮——不是我们不办，是他们说旧书店办不了。你没有道理，我怕你什么？”
但秦明珍很难像儿子一样坦然，只有赔着笑脸跟工商装糊涂：“我说会去办的——其实心里不踏实，房子还在租着，总没有底。有时他们一个月来几次，真的有点烦。”
搬进学校地下室后的几年时间，一直平安无事——但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2018年4月，学校后勤部的老师跑来通知说：“学校准备改造这个地下室，你们要做好搬走的准备。”
王洲第二次将“清仓打折”的消息贴在了书店的墙上，北师大校园论坛“蛋蛋网”有人找了过来，帮忙做了一篇书店清仓的报道。帖子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王洲从外面上完课后来到书店，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书店里面都挤不进去了。”
那天是4月2日，作家马伯庸在上午光顾了这个小书店，发了9张带图的微博，说书店将在下月关闭，“虽我已发誓不买书了，家里摆不下，可还是没忍住……”
于是，那天店里一下卖掉了几万块钱的书——自打书店搬到地下室后，除了开学那几天学生们来买旧教材一天能有上万块的流水，日常一天只能进账几百块。
“墨香书店即将关闭”的消息从校内传播到社会，人们关注着这家地下室书店的死亡倒计时，很多人都来书店买书支持。
在马伯庸那条微博发布后的半个月，有政府文化部门派人到书店检查，查封了书店，以发现几本圣经和宗教类书籍为由，要求书店停业整顿两个月。两个月后，书店重新开张，王洲主动找到蛋蛋网，又请他们帮忙做了次“清仓”宣传。
清仓时，店里的新书显然比二手书更受欢迎。然而，那段时间里，很多学生都看到，一辆货车停在地下室的入口，王洲从外面进来的新书一件又一件从车厢里搬进了书店，这让大家颇感愤怒：“不是在清仓吗？怎么还在进货？”
这件事情在校园内引起里不少学生的不满，质疑老板用情怀做销售的手段。
到了2018年的10月，还有热心的学生在蛋蛋网微信后台留言，希望能继续帮助墨香书店做清仓，而蛋蛋网的编辑则直接回复：“地下室兼具消防安全功能，那里本不该做书店，有火灾隐患。他不愿出钱租地面上的房子，嫌贵，这不值得同情。”
书店还在照常营业，这更让很多人认定了，这家二手书店在“一年一度的表演”。支持书店的顾客也觉得这是某种程度作秀，不过“也不需要指责，现在实体书店本来就不容易”。
“当时进了5万块的货，配着卖，他们说我‘表演’，和这个有关系。”王洲坦然承认自己那时的所作所为，但他的不解释，让“清仓”变得暧昧起来。
不过，王洲却把导致这场闹剧的原因推给北师大后勤部门的摇摆——因为“一下有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那时书店又留下来了”，“当时他们没有很明确说什么时候要我搬走，只说做好准备，后来才说的时间，可最后又没让我走。也许他们一方面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做别的用途，另一方面又觉得书店留在这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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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仓风波后，王洲在书店里留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有100多个顾客加了他的好友。
2019年4月，王洲又一次在店里贴了清仓告示，还用微信群发给了那些顾客，说5月底书店将彻底关闭。这个群发公告作为消息源头，口口相传，让许多人加入转发行列，其中包括冰心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吴青，这一度让网上开始误传：墨香书店是吴青开的“理念书店”。
| 以讹传讹的信息让墨香书店再次引发媒体的关注互联网上的信息流再一次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网络上的回响带来了线下的人流。清仓那段时间，我去了北师大时，书店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几十个选好书的顾客在蜿蜒排队等着结账。外面还在不断有人涌入，但也有被里面的场景惊住的，说：“平时没这么多人，过下再来吧。”
王洲坐在收银桌上，一本一本地算价钱，似乎一点也不急躁。秦明珍无事可做，有些慌张地穿行在人群中，面带微笑，偶尔帮人找找书。我在等待结账的间隙，对王洲表明了来意，他马上就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聊聊。”说罢，他唤来母亲过来收银，把我带到了后面。
我们向后走的时候，时不时有人喊他：“老板你快来，她做不了主。”这样的状况大多是如买一套《资治通鉴》，但少了几册，或者有的旧书没写上价钱。王洲告诉我：“因为我在，我妈就想以我的主意为主，我不在的话，她也可以说个价，别人能买就买，不愿意就留下。”
这一次的清仓让更多人觉得他是作秀，一个ID为“蛋蛋网主编”的微博主页上对这件事愤愤不平：“如果这次（书店）到期还没搬走，我就打电话举报。”
4月3日，蛋蛋网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篇明文《亲，这么久了，您还没搬呐？》文章，里面写道：“今天下午，又看见了学一楼地下室二手书店的宣传。如果你在师大的日子够久，其实也用不了多久，应该能感受到这个消息似曾相识吧？”
“我们不禁好奇想问，这么多次的deadline，是不是学校真实下达过的？”
……
质疑声音又一次涌现，王洲淡淡地跟我说，他看过声明：“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我们这样拖来拖去确实不好，有人觉得被欺骗了。”
我问他：“这次新书快卖完，你打算怎么办？”
“去年是5.6折卖的，其实有赚头，今年是5折卖。我们的人气是靠新书，新书没了旧书也很难处理掉。其实这次我有的时候也犹豫，要不要再进一些……”
“那你如何向人证明这次是真的关门？”
“这个不用解释，到时间我关不关，大家自然知道。”
王洲的回答听起来像是一种话术，他称自己不太会交际，对于因为清仓特意而来的顾客，他也没有太多的表情。有个中年男人看到网上消息专程第一次赶过来，买了50多本书，算完总价2000多元，问王洲能不能优惠一点，“可以便宜10块钱。”说完这句，王洲就没再说话了。
那天是清明节前的工作日下午，王洲不停走出地下室，不断向新来的人解释“现在进不去了”。
清明假期的第二天，4月6日，下午1点多，按照王洲的计划，墨香书店正式停止对公众开放。当时在里面的顾客还非常多，秦明珍独自一人坐在收银桌边，直到3小时后，最后一位顾客才结完了账单。在这之前的3天里，这家地下室书店因为“清仓”涌入大量人流，卖出的书共计约14万元。
王洲此前已经和北师大后勤部门商量好，书店从这天开始不再对公众销售，剩下的库存只给大批量买书的顾客去选。
然而，墨香书店的倒计时最终却因为文化部门又一次检查而提前。4月8日，王洲被叫去谈话，当场写了检查，“就一句话，承诺不能无证经营。我很配合，不想给学校添麻烦”。那之后的几天，通往地下室的大门就被锁了起来，连王洲和秦明珍也进不去了。那天之后，还有很多不知情况的顾客来书店，“听说地下室大门的锁，被撬过一次”。
往后好几天，王洲的手机一直在响，他选择了沉默，“一个也没有接”。
后来在书店锁起来的铁门上，孤零零地贴有一张手写的告示：“书店已于上周六关门，我们联系店主未果（店主一直不接电话），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请店主看到后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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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关门后，我去了一次王洲的家，那是一个老式6层小区的顶楼，离大钟寺地铁站不远。出租屋装修简陋，但很干净，在主卧房间入口有个空空的婴儿床，靠窗户地方放了张双人坐的沙发，两个小书柜靠在墙面上。
“如果你今天不来找我，我准备上午去西山的，香山在春天和秋天有红叶时最好看。”他告诉我，这些年起码去了西山二三十趟。
在同龄人看来，王洲多少有点乏味——从不会见到他发脾气，不抽烟不打牌，除了在家翻翻书，为数不多的消遣就是一个人去北京西郊爬山。
| 书店关闭以后王洲在家中看旧书（作者供图）大多数时间，王洲都会待在家里，躺在沙发和床上看书，在房间的书柜里能看出他内心有丰富与冒险的隐秘一面——不到200本书里，大多是不同的人物日记和外文原版的探险故事。
他向我介绍起柜子里的书：“这是讲达伽马的环球旅行……这本是凯尔达尔，他从南美洲一直到南太平洋……德索特，最先占领了美洲的佛罗里达地区……达尔文探险时的船长……涅瓦尔斯基，俄罗斯军官，在中亚探险，他很有名的……贝格尔号搞科学考察……我一般看纪实、探险的东西，也喜欢看日记，从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比如知青这代人在人类历史中很独特，很少有人像他们一样，在荒野中度过青春，到老了也有很深的影响。”
他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应该选择读文科，而不是学数学。很多空闲时间，他都泡在了图书馆，他称自己那个时候是个愤青，“对社会现状不满，想要改变，常和同学对发生的事，高谈阔论”。在本科毕业前，他想从海南岛，一路骑自行车去拉萨，在那里工作几年，“再出来，可能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可家人对他的计划强烈反对，在林业局工作的姐夫为此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让他放弃这个“危险的想法”，最终，他留在海口做了老师——那个海岛刚结束房地产危机没几年，有大量的空房，而比起家乡来说，也是个繁华的都市，可他“对于当中学老师很厌恶，想考研，读法律系，结束感觉没有希望的生活”。
几年后，他最终打算回宜昌考公务员，姐夫又告诉他，正好有个教师考试——于是他又在家乡教了几年书，但中学教书依旧让他感到厌烦，最终，他考研来到了北师大，选了一个文科专业。
原本王洲打算以后继续读博，未来能在大学里教书，可读研时，他在课堂上碰到过学术期刊的编辑，直接推销说给多少钱就能发篇论文，“说实在的，就感觉做学术也意义不大了”。
让他最终动摇的原因是经济原因，那时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对方的父母因为家境条件反对他们的婚姻，毕业后他们拖了好几年才结婚，“如果读博士，经济会有点困难”。
有一点像是西西弗斯式的玩笑，做老师本来是王洲花了近10年的时间想要逃避的东西，可毕业后，他只能选择兼职小学奥数培训老师。
“读研究生，了解教育思想，觉得当老师也挺好的，和孩子接触要单纯点。” 王洲说，现在社会对于鼓励“快”有些过头了，“我不鼓励快”。在课堂上，提问时碰到有孩子抢先答题，他会说：“这些题目，数学家根本不需要做，他们一道题目做好几年，对问题思考更深刻才最厉害。”
“那开了10年书店不好吗？”我问。
“这有什么，和开10年的超市有什么区别？一种循规蹈矩的人生。”他说。选择开一家书店，看起来更像是王洲的一种逃离，也是一种与现实的妥协。
谈到书店关闭，王洲说“事情有点巧”，也许正好可以化解一场可能发生的家庭矛盾。
今年，他的女儿出生，养育下一代是北漂家庭的棘手问题。在北京的10年中，他们一共只搬过两次家，其中一次是房东要卖房，但王洲的妻子一直觉得在北京没有安定感，“她觉得生活有漂泊感，有个房子起码有个退路”，毕业后，妻子先去了天津工作了两年，贷款买了套很小的房子，王洲也落户到了天津。
但他们不可能离开北京。2015年，王洲妻子在网上看了各类型楼盘信息后，一周之内，去了廊坊、燕郊看了几套房子，最终决定买下一个在廊坊“小三居”，“在一个配套很好的小区，未来会有学校、医院、公园”，好为生孩子做准备。
可如果去了廊坊，北京的书店也成了问题。一直以来，妻子对于王洲开书店从没有反对过，但也不去店里，对账目也不多过问。王洲说：“我爱人有想法，她想租个小房子，让我妈一个人在这里住，我偶尔回来进货，可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但最后可能也只能这样，因为不管收入多与少，书店对我们家的经济肯定是有帮助的。”
在廊坊的家去年就装修好了，房价已从8500元到了1万多元。妻子想让自己的母亲来廊坊带孩子，王洲有一些为难，“岳母到廊坊照顾我家小孩，但我爱人的姐姐也有两个小孩，这样的话岳父就要辞掉工作，去她姐姐家里，但岳父不想去”。
书店的关闭、女儿的出生，大钟寺的出租房在8月份到期，好在这些事情都凑到了一起，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了。
等书店关闭后又过了几天，王洲才回到店门口，贴了一张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有200多人加他，“大多数想买书，有的询问书怎么处理。我就回复，有了消息会通知他们”。
最后，书店剩下的4万多本库存，“成本大约30多万，找到些合适的买家，大概都购500多本以上”。
王洲和妻子打算租的房子到期后就搬到廊坊生活，买一台车，然后在北京的通州找工作，“我还是做培训，她做幼儿教育，北京这样工作挺多的，小孩没必要在北京上学，基础教育在哪都一样，家庭教育更重要”。
没了书店，王洲没有理由只做兼职老师了，只得当全职老师，上课之余还要“帮忙编课程，接待家长”。他设想过人生的两种结果：“不考研就一直在那教书了，就按部就班。在宜昌，无非和别人一样，买个房，结婚养孩子——在北京也是这么回事，人生大方面都是一样的。至少现在，我的未来说不清楚，可能10年后，我不做奥数老师了。”但北京确实给了他很多机会，至少北京的薪水，能让他购买廊坊的房子，并担负20年的贷款。
这几年，秦明珍的腿得了风湿，偶尔隐隐作痛，“他们说是我长期呆在书店里的原因”。说话时，她不经意叹叹气——突然停下了书店工作，她的生活一下没了方向。今后，她要在廊坊的三居室里照顾孙女、负责家务。她有些担忧自己育儿理念会和儿子他们不同，“我怕自己带不好，过去带儿子、女儿，那时候穷得根本饭也吃不饱，现在的小孩，天啊……但带小孩是我们的义务”。
对于未来，刚过68岁生日的秦明珍有自己的想法——眼前的新生活与她无关，那是属于儿子、媳妇，还有尚不会讲话的孙女的，她属于过去，属于那个离集镇都很远的老家，“待多久要看我身体，现在也不太好，再过几年，我就要回家，和老头一起生活”。
编辑 | 许智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