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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卷入六四陷囹圄张铭投身创业忘酷刑

2019年05月14日 21:15 PDF版 分享转发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张铭额头上两个大大圆圆的紫红色瘀青是「拔罐」留下的,这是唯一能减轻7年牢狱留给他剧烈的方法。(林慕莲提供)

张铭已习惯他那副长相会吓坏小孩子。他瘦骨嶙峋、两颊深陷,额头上有两个大大圆圆的紫红色瘀青,各在一只眼睛上方。「小孩儿都觉得我有四只眼」,他说着淘气地露齿一笑。

这两颗显眼的圆包看起来出乎意料地很对称,这两个瘀青是「拔罐」留下的,对张铭来说,这是唯一能减轻牢狱留给他剧烈头痛的方法。

中国政府在「六四」后公告的21名通缉学生名单里,张铭排名第19位。讽刺的是,他曾自认是最不可能参与的人,因为他其实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

张铭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要求确认1989年5月7日在寓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确切时间,这场关键性会议作出实施戒严的决定。

他想搞清楚,同一天他帮忙写的一份批评邓小平的声明,是否可能是促使邓小平作出戒严决定的因素之一。多年来,张铭不断地怀疑,「如果我们没有把邓小平推到我们对立面,可能会有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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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初,张铭在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工程,即将毕业。他期待派发到汕头的工作,在那里可以享有更多自由;当学生开始成群结队悼念,张铭心里挂记的则是那份工作,他打定主意要远离麻烦。

直到4月18日,他被说服陪同一位朋友去一趟。张铭对示威者的抗争方式以及缺乏策略感到失望,所以他介入了,希望采取更有策略的方式。

各校大学生游行至广场。(档案照片/美联社)

接下来几天,张铭协助组织大型学生游行以及罢课行动。随着运动势头越来越强,这些组织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到最后,内部的阶级制度变得相当根深蒂固,最着名的学生领袖驻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此为中心,由志愿者手拉着透明的钓鱼线,围成一个个的同心圆。

为保护这些自封的学生领导不受普通群众的干扰,每一个小圈圈都有自己的检查哨,西方记者就碰过6个。学生的内部斗争发展到一个疯狂的境地。据说有一个小组在几天内就换了182次组长。

这场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发生在4月26日,政府在「人民日报」一篇头版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中,概述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当张铭看到这篇社论时,他知道自己在汕头的前途无望了。

随着学生运动的壮大,张铭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努力让事情不要闹大。他倡导推动具体且有成效的学生诉求,他的克制遭来其他学生的批评,有人骂他是卖国贼、叛徒,这个骂名一直延续到广场外、监狱里。

25年后的今天,他仍会被自己曾见过的情景触动而流泪,例如一个年轻人被抬到广场外的救护车上,一朵红花在他的胸膛绽放开来。「我原来以为死是很恐怖的,但他就像睡着了一样。」

那个晚上没有一个学生领袖死亡。6月4日那天,绝大多数被杀的都是普通旁观者,他们在坦克为保卫广场而驶过城市的时候,探头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采取清场行动,造成大批北京市民伤亡。(档案照片/美联社)

张铭成为第一批因参与所谓「反革命暴乱」而被起诉的学生。他因煽动颠覆人民政府和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被判处3年徒刑。他记得,自己当时对受到的刑责比预期轻而感到惊讶。

关于在秦城监狱里的遭遇,张铭没什么印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马桶!」他大笑说:「领导坐监狱就不一样,他们是有马桶的!」

一切都在1991年改变了,当时他和其他10名政治犯被移转到东北的凌源监狱,其中包括研究生刘刚,他在天安门头号通缉犯名单中排名第3,被判处6年刑期。

凌源是一个广大的流放地,对外以凌源汽车工业企业集团着称。监狱工厂专门生产出口用的公车、卡车、拖车和汽车零件。同时这里因为关押相当多的天安门活动人士,又以「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做出了巨大贡献」闻名。

张铭不愿意再回到那个世界,他连谈都不想谈。那些时日已经过去了,再去回顾没有好处。「事实就是事实。」他坚定地宣称。「谈论过去对我影响更多的人并没有帮助。」张铭对凌源时期的事闪烁其词,显然曾在那里受到极其恶劣的待遇。

获释后,张铭决定将自己重塑成一位商人,藉由投身于经济领域来改变中国,而非透过政治。毕竟,1989年留给世人最重要讯息是:政治是危险的,最好闭上嘴,尽管赚钱。

以后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消失了,所以他们竭尽所能去赚钱」,中国着名作家余华说,「现在变成了一个疯狂的,逐利的物质时代。就像钟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致富是一件令人光荣的事,张铭为了让自己远离头号通缉犯恶名,他甚至改了名字。他的首次商业尝试相当成功,也或许是太成功了,他决定暂且冒险回到政治舞台,结果是因「职务侵占罪」再次入狱。

尽管前后入狱两次,也失去他协助建立起来的两笔财富,张铭却不认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很痛苦。至于是否后悔当年参加学生运动,他摇了摇头说:「你甚至连想都不能想!」

这几年来,张铭的人生之路就是一直在放弃东西。他放弃了政治,放弃了生意,放弃了领薪的工作,最后甚至重回当年牢狱的绝食抗议、不再吃东西。

中国的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曾说:「绝食所隐含的消极抵抗,与另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传统认为,如果一个正直的官员不同意统治者,他应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不直接采取行动,也不是去成立反对党来公开煽动叛乱。」

今日的年轻人会对天安门的抗议活动有什么想法,张铭并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太太和其朋友们对1989年丝毫不感兴趣、也不喜欢谈论1989;不是因为这是个政治敏感问题,或是感到不舒服。而是这些事根本没有记载。

资深记者林慕莲「重返天安门」一书。(八旗文化提供)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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